蓬皮杜早年就读于巴黎著名的路易勒格朗中学（Lycee Louis le Grand），与塞内加尔后来的开国总统桑戈尔（Léopold Sédar Senghor）是同窗挚友，与大名鼎鼎的盖·罗斯柴尔德也是校友。盖·罗斯柴尔德后来成为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的掌门人，继承祖业成为法兰西银行的董事，执掌中央银行的大权，同时拥有法国工业领域众多公司的股权，是法国金融与工业的巨头。 蓬皮杜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后来成为一名中学教师。二战爆发后，蓬皮杜曾一度当兵参战，法国战败后，再度回到学校教书。1944年，当蓬皮杜得知自己的一位同学已经是戴高乐身边的幕僚长时，立刻给他写信，希望能谋得一官半职。在同学的引荐下，蓬皮杜最初的工作就是将法国所发生的各种政治事件加以总结，并形成一页纸的情况概述，每天发给戴高乐供其参考。很快，蓬皮杜对复杂事件的深入剖析能力，高度精准的语言风格，都给戴高乐留下了深刻印象。1946年，戴高乐组建了自己的政党法国人民联盟，而蓬皮杜就成为已经辞职下野的戴高乐与他的政党之间的主要联络官，1948年后蓬皮杜还兼任戴高乐私人办公室的主任。 戴高乐1946年下野后，一直在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结果他等了整整12年。在这段时间里，蓬皮杜一直是戴高乐无话不谈的心腹重臣。尽管不在台上，但戴高乐在法国人民中的巨大声望，使他随时有可能再度掌握法国的命运。 从来就笃信“永远与国王散步”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烧着当权派的热灶，同时也没忘了戴高乐这一潜在“优质股”的冷灶。法国海外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危机日渐严重，而法国驻阿尔及利亚的军队首领们，几乎都是戴高乐当年搞“自由法国”流亡政府时的老班底，危机恶化到一定程度时，恐怕法国只有戴高乐，才能控制得了法国的政局。 1954年，盖·罗斯柴尔德找到了他从前的私人导师，此人不仅与蓬皮杜是老朋友，而且就在罗斯柴尔德银行工作，罗斯柴尔德希望将戴高乐的心腹蓬皮杜挖过来。最初，蓬皮杜有些犹豫，毕竟他只教过中学，对银行业务更是一窍不通，到罗家的银行恐怕难以胜任。不过，蓬皮杜转念一想，自己苦等戴高乐上台已经8年了，天知道最终会不会有结果，不如到大名鼎鼎的罗家银行开辟一条未来人生的光明大道。 不能不承认，蓬皮杜具有非凡的智商和学习能力。他本来在银行中只是一个闲职，罗斯柴尔德也并没有希望他在金融业务中能有什么重大成就；但是，蓬皮杜在短短两年内，从一个看不懂资产负债表的门外汉，逐渐介入核心业务。正如戴高乐对蓬皮杜留下的深刻印象一样，罗斯柴尔德对这个校友，也不得不刮目相看。蓬皮杜不仅能够迅速抓住生意中的要害，而且往往能迅速找到问题的突破手段。结果，蓬皮杜在罗家银行中的地位与日俱增，深得罗斯柴尔德的信任。从1956年到1962年，蓬皮杜当上了罗斯柴尔德银行的总经理，并且受罗斯柴尔德委派，担任了另外几家大公司的董事，代表罗家银行发号施令。 1958年戴高乐果然东山再起，蓬皮杜奉召参与了第五共和国的宪法起草，并继续为戴高乐出谋划策。此时，他的建议中已经很自然地考虑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利益。1962年，戴高乐总统力排众议，举荐从未有资深政绩的蓬皮杜出任法国总理。以往历任法国总理要么是在选举中叱咤风云的人物，要么在政府部长的位置上从政多年，而蓬皮杜却是从罗斯柴尔德银行总经理的位置上，一步登上了法国总理的大位。从此，蓬皮杜成为了戴高乐主义的重要执行人，在总理位置上一干就是六年，创下四代法国政坛总理的任期之最。在这六年中，蓬皮杜不动声色地选拔和安插自己的人脉，逐渐控制了法国政府的主要核心部门。 当1968年“5月风暴”来临时，戴高乐突然发现，各部部长对总统居然群起而攻之，他已经无法控制政府，而蓬皮杜则大权在握。惊慌之余，戴高乐只能玩“失踪”，不敢让部长们知道他的行踪。他跑到法国驻德国的军事基地，就是想看看法国军队到底支持谁，再定进退。当获得了法国军方的支持后，戴高乐重返巴黎，宣布举行6月议会的重新选举，结果戴高乐主义者大获全胜。在重获支持后，戴高乐立刻罢免了蓬皮杜的总理职务。法国政坛一片惊呼，大家原以为蓬皮杜是戴高乐主义最坚定的支持者，两人关系一向很不错，只有戴高乐心知肚明，究竟是谁搞出“5月风暴”，以及风暴的原因。 对于自己被解职，蓬皮杜“委屈”地声称，这是戴高乐犯下的一个错误。此时，在法国人心目中，和平解决了“5月风暴”的蓬皮杜，忍辱负重，忠诚坚定，不计个人得失，在形象上已经超过了老迈固执的戴高乐。 尽管戴高乐主义赢得了议会选举，但胜利者却不是戴高乐。法国人已经开始呼吁进入一个没有戴高乐的“戴高乐主义”时代。1969年，戴高乐的改革议会和地方政府的主张被全民投票否决，心灰意冷之下，只有宣布辞职。 蓬皮杜自然成为法国人万众期待的新总统。他的隐忍和策略，赢得了民心，也迎来了自己的时代。 蓬皮杜所推行的“戴高乐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抽去了“法兰西至上”精神核心的“修正主义”。他和“莫内圈子”中的同道者们，在摆脱了戴高乐的掣肘之后，开始大踏步地推进欧洲合众国的进程。 对于蓬皮杜和他背后的金融势力集团而言，废除主权边界，资本自由流动，金融不受管制是最大的理想！让资本来控制国家，而非国家控制资本，是最重要的核心理念！超主权的一切目的，就是为了废除主权！欧洲人联合起来，共同反抗美国的压迫，则是最能打动人心的口号。 此时，欧洲政治舞台中心的三个人物，法国总统蓬皮杜，德国总理勃兰特和英国首相希斯，全部是“莫内圈子”的积极分子，推动欧洲整合的政治时机，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 1969年4月，戴高乐刚下台，欢欣鼓舞的英、德、法首脑就在12月齐集海牙，召开欧共体峰会，会议决定加速欧洲一体化的进程。 英国突然受到欧洲大陆的热烈欢迎。1973年，欧共体一下子吸纳了英国、丹麦和爱尔兰加盟，从初创时的6个国家，变成了9国联盟。 在海牙会议上，另一项重大举措就是设计欧洲经济货币联盟（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的战略框架，并最终形成了1970年IO月推出了《维纳报告》。皮埃尔·维纳（Pierre Werner）是卢森堡的首相兼财政部长，受欧共体执委会的委托，由他出面组织各国专家成立欧洲货币联盟委员会，提供一个综合性的货币战略，旨在保护欧洲利益，以对抗美国对欧洲利益的漠不关心，甚至是刻意对抗，同时也是为了平衡德国的经济与工业实力。 《维纳报告》中提出，要建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成员国的一些关键权力（包括财政预算和货币政策），将最终从各国议会、政府和中央银行手中，向欧共体内部成立的新机构进行转移。 报告建议分三个阶段来实现经济货币联盟。第一步就是稳定汇率，为各成员国经济确立共同的指导方针，协调各国财政预算政策。最后一个阶段的任务也很明确，就是永久固定各国汇率，成员国实现一致的经济政策，建立欧共体统一的中央银行。但是，如何实现中间的过渡阶段，报告中却语焉不详。 英格兰银行在研究了《维纳报告》之后得出的结论就是：“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方面，欧洲货币联盟计划都具有深远的革命性意义。简单地说，它就是要以单一货币为杠杆，来创建一个欧洲联邦。成员国经济管理的所有基本工具，包括财政、货币、收入分配和地区发展政策，最终都要移交给欧洲联邦权力机构。” 这就是目前新闻中被大肆炒作的“欧洲经济政府”或“欧洲财政部”的设想源头，其实，这根本不是欧债危机爆发后出现的新想法，而是40年前早已制订好的计划！ 正当“莫内圈子”欢欣鼓舞，欧洲整合加速升温的关键时刻，美元与黄金脱钩，由此带来了全面的经济混乱。欧洲整合的进程被迫发生重大调整。 【美债帝国开张不利，卖粮草“赔了夫人又折兵”】 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元“篡金自立”，开启了美债帝国的货币大贬值时代。 随着“美金”变成了“没金”，世界货币市场陷入了空前混乱。人们争先恐后地逃离美元，资本大规模涌向德国马克和瑞士法郎寻求避难。为扭转美元信心濒于崩盘的危险局面，尼克松宣布了减税，冻结工资和物价90天，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的临时关税，“以确保美国商品不会因不公平的汇率，而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 由于美元超发造成的大幅贬值，进而导致全球汇率紊乱，在尼克松的嘴里，却变成了其他国家在刻意操纵汇率，在贸易中试图夺走美国人的饭碗。看来，美国颠倒黑白的汇率操纵指责，并非今日的发明！但是，这样本末倒置的逻辑，连美国人自己也觉得不太好意思。当美联储主席伯恩斯警告美国财政部长康纳利，美国的贸易伙伴可能会报复的时候，康纳利轻蔑地回答：“随他们去吧，他们能怎样？” 但是，来自欧洲的愤怒是明确而坚定的，欧洲人毫不含糊地表示，欧洲的中央银行们已经很不情愿持有美元，如果美国不同意重新确立稳定的汇率机制，同时取消莫须有的进口附加税，欧美紧张的情绪将演变为对抗。 美元一步到位彻底踢开黄金的意图，遭到了欧洲的激烈反弹。美国不得不采取了缓兵之计。1971年12月，在华盛顿召开了各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参加的会议，形成了“史密森协议”，美元与黄金从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贬值到38美元，美元对世界主要货币贬值10％。 世界货币市场恢复了短暂的平静。1972年，美国故态重萌，毫无捍卫“史密森协议”之意的美国，继续降低利率刺激经济，美元再度陷入被大规模抛售的危机。到1973年2月，美元进一步贬值10％，美元兑黄金贬到了42.22美元。世界再一次陷入了混乱。 为了缓解世界对美元的恐慌情绪，美国急于扭转国际收支逆差的窘境。在德国和日本强大的工业竞争力面前，美元大幅贬值了23％，仍然稳不住贸易溃败的阵脚。1972年，苏联农业面临着灾难性的收成，美国暂时顾不得冷战的对立了，慌忙中抓住了向苏联出口农产品这根救命稻草。 1933年美国《农业调整法案》以来，为了保证农场主的利益，政府常年倒贴农业，大量高价收购农产品，用于对海外提供美国援助。苏联的农业歉收，正值美国农产品出现了过剩，结果双方一拍即合。1972年7月8日，美苏发布了农业交易声明，苏联将在3年中向美国购买7.5亿美元的农产品。 苏联的农业问题根深蒂固，由来已久，1972年的农业灾难，远比政府的估计更为严重，仅在当年夏天，苏联就向美国大举购买了10亿美元的农产品，其中小麦的购买量相当于美国全部产量的1/4！ 美国人原来有自己的小算盘，苏联没有多少外汇储备，因此如此大规模的粮食购买，必然迫使苏联像20世纪60年代中那样大举出售黄金。按照苏联人对粮食的需求来看，起码需要在市场上抛售800吨以上的黄金。如此一来，世界黄金价格必然暴跌，美元地位将大为强化。所以，苏联的农产品购买量是多多益善。 但是，美国人没有料到，苏联人进口美国农产品的惊人胃口，对美国国内市场价格造成了远超过预想的巨大冲击。美国的粮食价格开始飙升，物价指数节节上扬，席卷全国的通货膨胀骤然来临。 更让美国人懊恼的是，苏联人没有如美国人期盼的那样大量抛售黄金，而是转而取道向欧洲美元市场借钱。欧洲人此刻正为拿着太多美元这个烫手的山芋而闹心，苏联人来借，真是大喜过望，条件自然是大大的优惠。1972年2月，苏联向意大利大举借贷7年期的6亿美元，利息仅为6％，5月再向欧洲银行借贷10亿美元，利息仅比伦敦市场利息高3/8个百分点。欧洲美元，本来就是美国的通胀输出工具，这一次被苏联人巧为利用，玩了个美元通胀回流，以欧洲美元支付了美国的粮食。结果，美国陷入了粮少钱多、通胀加剧、美元疲软加剧的恶性循环。 美国人向苏联出售粮食，居然变成了以粮食回笼过剩美元的“义举”，这引发了国内通货膨胀倒灌效应，美国经济承受了巨大压力。这可是“负责任的大国”才会采用的利他行为，但这绝不是美国政府的初衷！1973年6月，美国的综合物价指数上扬了15％，食品价格飙升了50％！“赔了夫人又折兵”的美国政府，被迫开始管制农产品出口，农业部下令，所有7月3日以后的出口粮食订单，将无法获得出口许可证，何时恢复出口需等待后续通知。 这一下，世界粮食市场开始沸腾了。粮食价格的暴涨，终于引发了更严重的石油危机！ 【1973年10月，石油危机让工业国家脱轨】 美元贬值和粮食价格上涨，启动了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粮食进口国，也包括石油输出国组织，都被通胀的冲击波震得天旋地转。 1973年美元再度10％的贬值，造成了阿拉伯国家3.5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损失，通货膨胀吃掉了他们储蓄中5.25亿美元的购买力，1973年石油输出国遭到了8.75亿美元的财富掠夺。 石油输出国被激怒了，他们不甘心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储蓄被通货膨胀所生吞活剥。10月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更增加了石油输出国对美国和以色列的愤怒。他们断然对美国、荷兰和丹麦进行石油禁运，直至这些国家不再公然支持以色列，同时宣称，凡是给美国军事基地提供支援的欧洲国家，也将被列入石油禁运的黑名单。于是，英国只让美军的飞机从基地起飞，但不能再降落；德国不让运送美国军火的轮船靠岸；意大利要求以色列退还所有占领地区。在欧洲的美军基地遭到了全面冻结。 西欧需要石油，而中东国家需要工业化，两者的经济进行深度整合完全合乎逻辑，这样一来，欧洲就会逐渐脱离美国设定的经济行星的轨道。当欧洲经济逐渐与中东石油输出国和非洲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进行深度整合，实现自主发展的时候，一个比英镑当年割据更具危险性的货币势力范围，将出现在美国的面前。美国的战略目标是，欧洲与中东、非洲都直接依赖美国，而他们之间的任何相互依赖，都在一定程度上妨害了美国对世界的控制。 英帝国当年的阴影对美国的影响实在太大，当意识到欧洲独立发展的潜在可能性后，基辛格于1973年12月匆匆赶往欧洲。基辛格不希望欧洲与中东之间发生超越它们和美国的关系，因而强烈要求“联合应对能源危机”，而且在欧洲与中东协商任何议题之前，美国都必须拥有“参议”权。 欧洲人并没有买基辛格的账，而是强调“世界发展将越来越集中的权力和责任，交到了少数强权国家手中，这意味着欧洲必须团结起来，对外发出一种声音，只有如此，才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恰如其分的角色”。 为了将欧洲拉回美国的轨道，美国在石油危机后4个月就启动了国际能源署（IEA），在美国人的设计中，这一机构相当于“石油进口国组织”，以抗衡“石油输出国组织”对石油价格的影响力。如果政治和经济手段都不能达到目的，美国甚至准备动用战争手段来对付中东石油输出国。中东国家则警告欧洲和日本，如果遭到军事打击，它们将破坏油井、输油管道和港口设施，确保西方石油中断至少一年。欧洲国家大惊失色，这对美国影响虽大，但美国自己也有大量油田可以开发，另外可以在中南美洲、非洲和其他地区增加石油进口，弥补能源缺口。但严重依赖中东石油的欧洲经济就惨了。因此，当美国国防部威胁如果石油禁运持续下去，美国可能动用军事力量打击中东国家时，欧洲各国立刻跳了出来进行斡旋。 不仅如此，法国人还来到科威特，以援建石油化工和炼油项目为交换，确保法国的原油供应。在沙特，法国人与沙特政府签署了未来20年56亿桶原油供应的协议，交换条件仍然是石油化工与炼油厂项目。法国人的石油外交搞得有声有色。 当美国人提出“新大西洋伙伴关系”，试图继续将欧洲限定在美国设计的轨道上时，欧洲再度发出统一的声音，将与阿拉伯国家进行广泛的合作。美国人气得大骂欧洲人背叛。 石油危机将欧美战后同盟关系撕开了一道深深的裂缝。 比石油禁运更持久的经济影响是油价。石油输出国将油价从1971年初的1.8～2.48美元一桶，提高到年底的10美元一桶，这并非完全因为制裁西方，同时也包括了对美元贬值，特别是粮食进口价格暴涨，所造成的外汇储备缩水进行补偿。 石油早已不仅仅是一种能源，更是工业化国家新的经济增长基础。石油价格的四倍上涨，将大幅提高石油化工行业的原料价格，同时石油化工的原料产品，又是汽车、电子、电器、纺织等几乎一切最终消费品的原材料来源，石油的突然短缺和价格的大幅暴涨，对已经变轨到石油工业经济的发达国家，顷刻间造成了破坏力极大的经济内伤。就像粮食危机对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工业化的冲击一样，石油危机将迫使工业和交通的燃料成本飙升，石油化工产业萧条，轻工业原材料价格暴涨，最终传导到市场上的结果就是商品价格上涨，通货膨胀加剧，经济发展停滞。70年代全球出现的滞涨，正是石油工业经济遭遇瓶颈的后果。 越是重化工产业发达的国家，在石油危机中所承受的打击就越严重。美国是石油化工最早和最大的工业国，在危机中，美国工业生产下降了14％。60年代实行“国民财富倍增计划”的日本，将石油化工业列为重点发展的战略性产业，在以出口为导向的消费品生产中，在国内遭遇了原材料瓶颈，而在国际上则面对消费市场不振的困境，结果，日本工业生产下降多达20％。所有的工业化国家，同时进入了衰退或低速增长阶段。战后西方国家的高速增长和经济繁荣，遭遇到工业化变轨以来的第一次重大挫折。 石油危机逼迫各国去寻找替代石油的清洁能源，实际上，仅仅是能源突破，并不能化解西方经济增长的原材料瓶颈，这就是轻工业对石油化工原料的依赖。原子能、太阳能、风能、水能或潮汐发电，仅仅从能源入手，企图替代石油，引发一场新的经济革命，可惜这种尝试不会获得经济增长的重大突破。从7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整整20年中，欧美日等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都陷入了低增长的困境，主要原因就是缺少重大和根本性的技术与原材料的突破，缺乏类似四五十年代石油的巨大发现所带来的强烈的经济刺激。 人类的工业革命，其实仅仅是将能源从木材转化为煤炭和石油，将原材料从土地上的农产品和天然材料，转变为以石油为主要基础的合成材料而已。而新的经济爆发力，正孕育在新的技术革命之中。 【欧洲汇率求稳定，美元浮动掀波澜】 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频频出现的粮食问题、通货膨胀、石油危机、经济衰退、美欧裂痕，从本质上看，都是美元贬值惹的祸。 美国人终于明白了，即便废掉了黄金的王位，美元仍然受到黄金潜在的威胁。有黄金作为参照，美元的贬值在世人面前将暴露无疑，一次次对黄金的价格下挫，将美元疲软的窘态反复昭示于天下。稳定的汇率机制，让美元贬值的真相无所遁形，让偷奸耍滑的伎俩难以藏身。因此，美国决心不仅要永远“圈禁”黄金，而且必须彻底废掉固定汇率制度，让世界货币市场彻底混乱起来。浮动汇率所产生的更加复杂的经济乱象，将分散大家对美元贬值的聚焦，起到扰乱视听、趁乱突围的作用。 美国此时要的就是一个乱字！以货币的大乱，求美元的突围！ 美国求乱，而欧洲求稳。 汇率的自由浮动，使欧洲共同市场的各国货币上蹿下跳，贸易和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干扰。为了稳定局势，欧共体依据《维纳报告》的精神，于1972年4月推出了著名的“蛇形汇率机制”，它规定了欧共体内部任意一对货币的汇率所允许的浮动上限。1971年12月的“史密森协议”中规定了非国际储备货币相对于美元的浮动空间，由布雷顿森林时代的1％扩大到2.25％。如果以图形展现，欧共体内部的汇率波动犹如一条蟒蛇，游移在这条“史密森协议”的隧道中间。但是，当1973年美元开始自由浮动后，欧共体的“蛇形汇率”不再是游走于隧道之中，而是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沉浮。 欧洲人希望在“蛇形汇率机制”的阵法面前，美元贬值的冲击力能被大大削弱。但在美元眼中，欧洲货币摆出的“一字长蛇阵”，不过是“一字挨打阵”。美元忽高忽低，上下翻飞，何时出拳，何时踢脚，完全掌握在国际投机资本手中；而欧洲货币的长蛇阵就像死板的阵地战，只能被动防守，摆出的正是一副挨打相！ “蛇形汇率机制”最大的毛病在于，它只锁定了欧共体内各国货币的比价关系，但各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却各行其是，这就好比用铁索套住9艘在波浪中起伏的大船，但每艘船的发动机动力，甚至船舵的方向都彼此不同，一旦共同航行起来，必然会相互碰撞，难以协调。当美元的投机大浪猛烈袭来之时，铁索将被庞大而剧烈起伏的船体轻易挣断。 1973年，德国马克是“蛇形汇率机制”的旗舰，法国、英国则是主要的护卫舰。1972年夏美国卖给苏联粮食，原本指望苏联抛售黄金来支付，以造成金价下跌、美元信心增强的趋势，结果苏联借欧洲美元的东风，把通胀的大火送回了美国。到了1973年初，越来越大的通胀压力，迫使美元难以再固守“史密森协议”的贬值限制。结果在2月中，当德国央行在7.5％的通胀压力之下被迫加息时，美元贬值的潜流，终于演化为汹涌的美元资产抛售巨浪。 英国曾于1972年短暂加入过“蛇形机制”，但很快就被投机资本给打了出来。1973年，英国首相希斯来到波恩，再度要求英镑加入“蛇形机制”。德国自然表示支持，有了英镑和法郎这两只左膀右臂，抗击美元投机资本巨浪的能力就会更强。但是，英国人提出的条件，却让德国人踌躇，当英国政府试图与欧洲货币汇率挂钩时，都屡屡失败，而且历届政府由于支持类似政策也被连累垮台，因此，希斯提出德国必须提供无限制支持英镑的承诺。在德国人看来，这等于要求德国人用自己的外汇储备，为英国人开出空白支票，而英国人拿到这道护身符，很可能会在财政赤字方面失去约束。德国人不愿直接回绝，就提出反报价，建议英国先加入“蛇形机制”，以背水一战的心志，表明捍卫欧洲汇率稳定的决心。结果，英国人退缩了。 法国本想借英国人重新加入“蛇形机制”的时机，从德国人口袋里掏出那诱人的外汇储备，建立一个类似稳定汇率的基金池，以便在法郎支撑不住时，用德国人的银子来分摊一些压力，但随着英国人的退缩，法国人的梦想也破灭了。美元投机大浪铺天盖地般砸了过来。 1973年3月1日，“史密森大堤”崩溃了，布雷顿森林所残留的固定汇率体系土崩瓦解。世界进入了一个货币自由浮动的混乱时代。 当美国砸碎了套在脖子上的固定汇率枷锁之后，开始准备永远“圈禁”黄金这一货币之王，完成以美国国债替代黄金，成为国际货币储备的核心资产的收官之举。 到1976年，世界各国政府所持有的美国国债已高达900亿美元，如何将这笔负债彻底赖掉呢？这可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战略难题。美国人的思路是，将这些债务变性为国际货币储备，就像支撑本国货币的国债不必偿还一样。 1974年6月，美国建议在IMF中设立所谓“替代账户”（Substitution Account），这个账户的主要功能就是将各国所持有的美债，兑换为特别提款权（SDR），从而完成把美国国债变成国际货币储备资产的飞跃。变性后的美债，已经不再是美国的国家债务，而成为国际货币储备中的核心资产，它们将被永久嵌入国际货币运作体系之中，永远不必被偿还！ 美国将“圈禁”黄金的行为，分成四个步骤展开：第一，所有IMF成员国的中央银行，不允许制定黄金的官方价格；第二，黄金与特别提款权之间的价值联系必须被切断，这样黄金在中央银行的货币储备中，将失去法定价格依据，成为“价值游荡”的资产；第三，美国财政部将举行黄金拍卖；第四，IMF将配合美国财政部压低世界黄金价格。其核心宗旨就是：让黄金的价格越不稳定越好，不稳定就难以成为财富储藏的工具，并且降低黄金作为货币储备的吸引力。 在美国政府的强烈要求下，IMF成员国同意了将黄金从特别提款权的价值基础中驱逐出去，特别提款权不再与黄金价值挂钩，而是被重新定义为“一篮子”16种国家货币的参照。紧接着，为了与美国的精神保持一致。IMF决定卖掉1/3的黄金储备，其中一半还给各国中央银行，另外一半则在市场上公开出售。 固定汇率废除了，黄金被“圈禁”了，美国人眼中最扎眼的问题，就是石油危机以来，由于油价暴涨而获得巨大石油美元收入的中东国家。 欧洲和日本的国家收支顺差被石油价格上涨所吃掉，1974～1976年，400亿美元的石油红利，源源不断地涌进了中东国家的荷包，中东一跃而成为资本输出的大国。如果中东向欧洲靠拢，用石油美元的资本积累，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那么欧洲将成为工业设备和技术的最佳提供者，而中东则在石油供应和消费市场方面向欧洲敞开大门。这样一来，美国的利益将被边缘化。关键的问题是，美国如何将丰沛的石油美元，从中东导流回美国，削弱中东与欧洲接近的内在动力。 美国的打法还是用美国国债，去导流中东的石油美元，让中东接替欧洲和日本从前的角色，为美国的赤字继续提供融资。为此，美国首先警告欧洲的银行，不得接受超过它们目前持有的150亿美元的储蓄规模，从而切断了中东石油美元的去路，再以军事合作、安全保障为诱惑，胁迫沙特将石油美元投向美国国债。 美债帝国在“篡金自立”之后，经历了浮动汇率、石油危机、中东美元回流等剧烈震荡，终于站稳了脚跟。在混乱中，欧洲的货币联盟却受到了严重冲击。 【“莫内圈子”解体，欧洲联盟徘徊不前】 戴高乐下台，对于“莫内圈子”是一个极大的利好，借着这股东风，莫内的老战友，德国总理勃兰特和英国首相希斯，与法国总统蓬皮杜一道，一鼓作气地完成了欧共体扩编和《维纳报告》两件大事。 但是，接踵而来的中东战争和石油危机，却打断了欧洲战后长期经济增长的势头，浮动汇率时代的来临，又将欧洲抛入了更大的经济与政治旋涡。欧洲的政治家们被国内的经济衰退和政局动荡，搞得疲惫不堪，在国际合作方面的意愿和热情，都显著减弱。德国关注通货膨胀，法国担心经济增长，英国对“蛇形机制”热情有余担当不足，意大利等其他欧共体国家看到领头羊们争执不下，群龙无首，只好各扫自己的门前雪，难顾他人瓦上霜了。 面对欧洲整合丧失动力的困局，莫内提出建立“欧洲资源基金”，希望从货币联盟再次突破僵局，但德国财政部长反对这项提议，认为经济整合应该优先于金融整合。石油危机爆发后，莫内又提出欧共体应该建立一种合作机制，以便在区内国家中分配石油供应，结果德国同意，而英法反对，只得作罢。 1974年5月，“莫内圈子”的德斯坦，在蓬皮杜去世后，当选为法国总统。已是80岁高龄的莫内，开导着不到50岁的新总统，“欧洲事务最为缺乏的就是权力。讨论有规矩可循，但决策却没有。”这句话对德斯坦的启发很大，他原来就有类似的想法，在莫内的鼓励下，德斯坦在12月的巴黎欧共体峰会上提出了一个重大计划，这就是“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制度。 “欧洲理事会”由欧共体的各国首脑组成，相当于欧共体最高的战略决策机构，虽然它并没有立法的权力，但负有指导欧洲重大政治议题的方向，和制定政策优先顺序的责任。面对严峻的经济衰退和汇率危机，欧洲迫切需要各国首脑定期会晤。“欧洲理事会”的建立，意味着主权国家的首脑，有义务为超主权的欧共体，提供政治服务。 此时，欧共体已经形成了欧洲合众国的原始雏形，原来由莫内担任第一任主席的煤钢联盟“最高理事会”（High Authority），在《罗马条约》后，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并存，后来这三大超主权机构合并为“欧共体”（European Community），各自的权力机构整合为单一的“欧共体执委会”（European Executives），这就是现在的“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的前身。它相当于一个国家的内阁政府，负责欧共体的日常运作。 莫内设计的煤钢联盟“共同议会”（Common Assembly），演变成了“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相当于国家的立法、监督和咨询机构。 这样一来，“欧洲理事会”、“欧共体执委会”、“欧洲议会”就构建起未来欧洲合众国大厦的三大支柱，而这些机构的原始雏形，几乎全部出自“莫内圈子”，未来莫内等人，必将被誉为欧洲合众国的奠基人。 1975年，“莫内圈子”组建的“欧洲合众国行动委员会”，已经运行了整整20个年头，莫内本人也已87岁高龄。他没有想到欧洲合众国的道路会如此漫长，在戴高乐当政的10年里，莫内在法国失去了影响力，不过他仍然在欧美各国享有崇高地位。在莫内的心目中，欧洲合众国的基础，是与英美的联合，大西洋两岸的伙伴关系是其核心宗旨，创建欧洲合众国的目的，并非是挑战美国的霸权，而是与美国分享权力，共同主宰世界。70年代以来的石油危机、美元贬值、欧洲汇率混乱、工业国家经济衰退，造成了美欧之间的关系紧张，甚至情绪对立，莫内对此深感失望。欧洲内部整合力量的涣散，更使他忧心忡忡，年事已高，精力不济，莫内感到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他曾一度希望德国总理勃兰特来继承他的衣钵，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 在跟随莫内多年的职员中，他的秘书林格女士，是完全不拿薪水义务服务。她白天为罗伯特·罗斯柴尔德男爵工作，下午5点以后，到莫内的办公室继续工作。罗伯特·罗斯柴尔德男爵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员之一，他没有选择家族的老本行银行业，而是积极投身于外交家的事业之中。他正是1957年《罗马条约》的主要起草人，因此堪称欧共体的缔造者之一。在漫长的岁月里，莫内与罗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通过私人秘书的联络，莫内的欧洲合众国行动委员会的每一项具体步骤，都能及时准确地传递到罗家的耳朵里，并能得到及时的反馈和建议。 当莫内最终向圈子里的所有同伴宣布，他决定退休并解散欧洲合众国行动委员会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极度震惊。欧洲合众国运动在丧失了精神领袖之后，在失落和迷茫中徘徊了整整10年。直到1985年，莫内的左膀右臂们再度拉起大旗，开始积极活动之后，欧洲经济货币同盟才再次骤然加速，并直接导致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订。 在莫内退休的日子里，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唯一的重大进展，就是1979年欧洲货币体系（EMS，European Monetary System）的建立，这也是1970年《维纳报告》的具体成果。 欧洲货币体系的中心就是欧洲货币单位（ECU），这个货币单位最终演变为现在的欧元。德法围绕着货币单位，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吵。按照法国人的设计，欧洲货币单位由“一篮子货币”根据欧共体各国货币加权平均来构成。 在欧洲货币单位的基础上，任何一国货币相对于欧洲货币单位的浮动，不应超过2.25％，意大利的里拉偏软，被允许浮动的范围扩大到6％。这基本上就是“蛇形汇率机制”的翻版，唯一不同的是，浮动参照的基准变成了ECU。新的欧洲汇率机制被称为ERM（European Exchange Rate Mechanism）。 法国人的这个设计相当高明，在马克强大而法郎弱小的情况下，欧洲货币单位的“一篮子货币”的思路，对法郎有利。因为在“篮子”中的货币比例固定后，每5年才调整一次。其间，如果德国马克升值过快，为了保证“篮子”中马克的价值不能越界，德国将不得不首先拿出自己的外汇储备干预市场，降低马克汇率。这样，马克就成为其他国家货币的挡箭牌。同时，ECU将成为各国干预外汇市场的工具，并且最终实际上是由本国货币来偿还汇率波动造成的外债。 德国人强烈反对这种安排，认为这将“迫使德国马克货币的创造，完全失去我们的控制”。德国人明白，当贬值的美元涌入德国，德国将被迫增发马克来购买美元，才能保证马克不升值，而货币增发却失去了控制。同时，在稳定欧洲汇率市场的干预中，货币投机商打击弱势货币时，显然只有用强大的马克才能拯救这些国家，而他们偿还德国时，却可以用本国货币通过ECU来支付，这等于变相迫使德国增加了马克供应。 因此，德国人坚持汇率稳定操作，必须承袭“蛇形机制”，各国货币浮动不能相对于ECU，而是任何两组货币的相对汇率不能突破上限，这样，各国就只能用自己的外汇储备来调整汇率。这一招，将马克做挡箭牌的计谋，破解得干干净净。另外，虽然干预外汇市场的短期借贷额度大幅增加了，但德国坚持偿还借贷时，必须使用美元、马克或黄金，这就断了其他国家试图从马克身上“揩油”的念头。最后，德国也不同意建立共享的“外汇储备库”。 在启动欧洲货币体系的过程中，法国貌似取得了理念上的胜利，特别是ECU的推出。但是，德国在核心原则上，半步不让。新的汇率机制，不过是将“蛇形浮动”加以法律化，德国人的负担并没有增加，马克一家独大的局面，也没有出现任何变化。 欧洲货币体系建立的，其实是一个马克货币区。 【再举莫内精神大旗，“欧洲行动委员会”在行动】 “莫内圈子”在1975年散伙之后，推动欧洲合众国的精神驱动力处于瘫痪状态，大大延迟了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进程。不过，“莫内圈子”中的核心骨干们，并没有意志消沉，他们在等待合适的时机，再度组建一个新的圈子，继续推进欧洲统一的大业。 20世纪80年代初，莫内原来的副手，荷兰人麦克斯·科斯泰姆（Max Kohnstamm），逐渐成为新的凝聚核心。他曾长期担任“欧洲合众国行动委员会”的副主席，1973年成为洛克菲勒资助的“三边委员会”欧洲分支的首任主席。科斯泰姆尽管没有莫内那样的号召力，但他长期从事联络与协调的具体工作，与欧洲重要人物的关系熟稔，他自告奋勇地承担起新圈子的发起工作。众人本来就迫切需要一个交流与讨论欧洲问题的私密圈子，科斯泰姆登高一呼，老圈子的人立刻就像找到了精神家园一般，纷纷投奔过来。 1982年10月，科尔取代了施密特成为西德新一任总理，科尔也是莫内委员会的前成员，他一上台就宣称欧洲事务和欧洲政治联盟是新一届政府的优先政策。科斯泰姆觉得重新建立“新圈子”的时机终于成熟了。他开始四处联系老战友们，刚从德国总理位置上退下来的施密特和比利时总理廷德曼斯，作为莫内委员会的前成员，在科斯泰姆的影响下，也开始给从前圈子里仍然活跃在政治和贸易领域的老友们写信，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参加新的圈子，以“确保让·莫内的思想和方法继续作为欧洲联盟的精神指导”。 为了在1984年重新组建新圈子，科斯泰姆开始环游欧洲，逐个拜访准备前来参加会议的新老朋友，并带去会议的主题和未来的纲领。 1984年3月13日，科斯泰姆在布鲁塞尔正式启动了新圈子，参加会议的有比利时总理廷德曼斯，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各国金融与贸易领域的权威人士也纷纷赶来。德国总统卡尔·卡斯腾斯（Karl Carstens）虽然没有到会，但他表示卸任之后就会参与新圈子的讨论活动。会议达成共识，在新的形势下，恢复莫内精神，重建一个新的委员会。施密特认为，委员会应该“制定总体战略，来唤醒沉沦的欧洲”。会议还建议由施密特对欧洲货币体系（EMS）提出战略报告，其他成员则分别负责起草欧共体、统一市场、安全与防卫、西班牙葡萄牙加入欧共体等专题报告。施密特最后特别强调：“必须意识到尽管（法国总统）密特朗将欧洲问题置于考虑的中心，但是法国社会党内却没有这样的共识。”因此必须找到“一些能给密特朗留下深刻印象的人参与进来，以获得密特朗的战术性支持”。 这个最佳人选就是法国财政部长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科斯泰姆与德洛尔第一次见面是在1976年，之后两人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莫内的思想和势力强大的圈子，对初出茅庐的德洛尔，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德洛尔曾是法兰西银行的高官，自信而常常直言不讳，他的能力有目共睹，连密特朗也对德洛尔格外看重。 1984年6月，德洛尔通知科斯泰姆，密特朗已经同意让他参加科斯泰姆发起的新圈子活动，科斯泰姆惊喜之余，建议德洛尔将重新启动欧洲一体化作为一个主要的工作目标。后来，德洛尔在密特朗的支持和德国总理科尔的认可下，当选为“欧洲委员会主席”，这一职位相当于欧共体的内阁总理。对于密特朗而言，德洛尔是他在新圈子里的代理人，而德国人拉拢德洛尔进入新圈子的主要目的，正是为了影响密特朗全力推动欧洲整合。双方的默契就是将德洛尔放在“欧洲委员会主席”这一关键位置上，以便共同发力推动欧洲的经济货币联盟。 “新圈子”对德洛尔上任的消息自然是喜出望外，在关键岗位上安排了自己人，欧洲货币联盟的速度将大大加快。可是，德洛尔出任“欧洲委员会主席”后，新圈子就需要再安排一位法国社会党的人选，来填补德洛尔的空缺。作为临时措施，德洛尔将以“客人”的形式参与“新圈子”的所有活动。当德洛尔来到布鲁塞尔就任“欧洲委员会主席”后，“新圈子”立刻积极为他推荐欧洲委员会的组成人选。 1984年9月，“新圈子”被正式命名为“欧洲行动委员会”（The Action Committee for Europe）。80年代中期的欧洲与世界，已经与50年代莫内委员会成立时的国际形势大为不同。苏联的威胁正在逐步解除，欧洲与美国联合起来对付苏联的内在基础日渐瓦解，西德与东德重新合并的可能性，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幻想，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德国将再度出现在世界的舞台之上，不仅欧洲内部的法国和其他欧共体国家感到心理压力加大，就连英国与美国也都顾虑重重，欧洲货币体系早已成为马克的天下，如果德国统一实现，领土被肢解的德国将重新成为政治巨人。此时此刻，由德国人发力推动的“欧洲合众国”运动，将促使美国产生对另一个超级大国出现的猜忌，而且欧洲内部也将被激发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因此，“欧洲合众国”的刺眼字样，被笼统的欧洲所取代。 在欧洲整合的过程中，心理最为纠结的还是法国。日耳曼民族的彪悍，法国人早已深有体会。50年代法国主导的“煤钢联盟”，对于法国人而言是宽容和仁慈的美好感觉，欧洲联合代表着欧洲团结一致，在美苏两霸之间争取独立地位的大义行为。可是，80年代的法国，经济实力已经难与德国抗衡，法郎更成了马克的跟班，当想到一个8000万人口、政治统一、经济强大、货币坚挺的德国再次出现在法国边境时，法国人就会从骨子里透出阵阵寒气。 法国总统密特朗的应对之道，就是将德国的经济与货币实力，与法国的军事和政治地位整合起来，实现一种对法国和欧洲都更为平衡的态势。德国有马克，而法国有核武器，进一步联合，则双方共赢，退一步分裂，则后患无穷。当法国人想明白这个道理，德国人信服这一动机之后，双方强化合作的动力获得了一个新的突破。德洛尔正好扮演了这种突破的关键角色。 就在德洛尔准备代表“欧洲委员会”，第一次向欧洲议会发表演说之前，科斯泰姆给德洛尔写了一封长信，就这次重要演说的内容，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德洛尔对此心领神会，在1985年1月的演说中，他正式提出到1992年，实现欧洲单一市场的重大目标。几个月后，“欧洲理事会”的各国首脑们正式批准了德洛尔的目标，并责成他完成实施时间表的细节报告。欧洲一体化立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85年6月6日，在“新圈子”的第一次正式会议上，德国总统卡尔·卡斯腾斯主持会议，德洛尔提出了未来强化欧洲货币体系的计划。午餐会上，德国总理科尔对“新圈子”寄予了厚望，他认为“欧洲行为委员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将欧洲统一过程的历史重要性，传递给年轻的一代人。只有我们不断继承这一精神财富，才能够使欧洲统一的过程不可逆转”。 1986年，德洛尔与“新圈子”的关系更加紧密，他让同是社会党人的好友亨利·拿列特，接替他在“新圈子”中的位置，亨利·拿列特一直是密特朗的农业顾问，后担任农业部长。在“新圈子”的各次会议上，德洛尔将欧洲委员会的专家团队，甚至翻译人员都“借给”了科斯泰姆，以提供欧洲经济货币领域的最新动态。除此之外，德洛尔每年由欧洲委员会给“新圈子”提供22000欧洲货币单位（ECU）的活动经费。 到1988年9月，“新圈子”已扩大到92名成员，他们来自各国政府、各国政党、商业协会、银行金融业和欧洲议会。其中13名成员是莫内时代的老人。“新圈子”形成的决议，可直接送达德、法、英、意、荷、比和欧洲委员会主席的手中，这些决议，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变成了政治家们在欧洲舞台上的台词。政治家们在外交场合所难以肩齿的玄机，在私密的小圈子里反倒能够畅所欲言，充分交流。“新圈子”主要从幕后推动欧洲一体化的步伐，而很少在媒体上公开宣扬他们的汁划，这样使得政治家们在国内政治舞台上，有足够的表演发挥的余地。这些同道中人，由于精神理念高度认同，很多人又是从50年代就开始共同奋斗的老朋友，相互信任，共同借力，彼此忠诚，绝不泄密，形成了坚不可摧的欧洲合众国的信念圣地。 【德洛尔委员会，欧洲货币联盟的临门一脚】 1988年，欧共体作为一个国家雏形的政治基础架构已经俨然成型，“欧洲理事会”、“欧洲委员会”、“欧洲议会”构建起未来欧洲合众国大厦的三大支柱。但是，要建成一个真正的国家，缺了中央银行这根最核心的柱子，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功的。 货币联盟作为撬动欧洲统一的主要杠杆，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发挥重大作用，稳定欧共体内部的汇率关系，始终是促使欧洲各国合作的持续动力。 1970年的《维纳报告》，确立了货币联盟将从汇率联盟起步，1972年的“蛇形浮动机制”正是这一战略的具体表现。1979年启动的欧洲货币体系，最重要的突破就是形成了欧洲货币单位（ECU），建立起欧洲的货币本位。然而，最终建成货币体系的关键部件——中央银行，迟迟未能获得重大突破。 谁掌握了货币发行权，谁就事实上控制着一切！ 在这一关键权力的较量中，形成了德、法、英之间国家利益的外部博弈，以及各国财政部与中央银行之间的内部争斗。 如果从德国战后谦恭卑微的外交姿态与和平主义的国际形象，就判断德国人已经永远放弃追求世界霸权理想的话，未免也太低估了日耳曼民族的强悍意志。德国仅仅是学乖了，而不是变乖了！ 德国支持欧洲统一的目的，是希望建立一个由德国驾驭的欧洲大陆。在军事上跛脚，政治上装孙子的窘境中，德国人手中唯一的重武器就是货币！德国人对于自己所需要得到的东西，异常清晰，始终如一，前后连贯，毫不动摇。欧洲的货币大权，必须也只能由德国中央银行进行实质控制。时间的优势在德国一边，欧共体事实上已经是马克货币区，德国经济凌驾于所有欧洲国家，国家统一即将实现，政治侏儒时代已日渐远去，苏联与东欧的衰落，为德国势力向东扩张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在德国领导下的欧洲大陆，必将成为一个世界超级强权。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德国人吃够了急躁的苦头，这一次，它将以超级的耐心和毅力，去赢得属于自己的未来。 法国永远是理想远大，计划宏伟，但执行力不足。在它每一次与德国激烈争吵之后，德国人在面子上总能让法国感到些许宽慰，但仔细评估下来，却发现德国人其实没有作出任何实质性的让步。法国人对荣耀和拥有权力象征的快感，远胜于对权力执行中所产生的琐碎烦恼。法国想让未来的欧洲中央银行对它惟命是从，但它既缺乏实力，又没有耐心。 英国在心态上始终没有走出“伟大光荣”的过去，在英国人的眼中，20世纪的欧洲大陆，与19世纪没有什么区别。英国幻想着自己仍是当年那个举足轻重的欧洲砝码，偏向德国，则法国的雄心壮志不得不折戟沉沙，而滑向法国，日耳曼帝国的梦想就会烟消云散。没有英国的介入，欧洲大陆必然乱成一团。作为两个世纪欧洲的货币权力中心，伦敦岂能容忍由巴黎或法兰克福来决定自己的命运？ 当各怀心腹事的欧洲大国们，参加1988年欧洲货币联盟峰会时，一出精彩纷呈的大戏上演了。 在1988年6月的德国汉诺威欧洲峰会上，德法正式启动了欧洲央行这一货币联盟赛事中的冠军决赛。峰会决定成立一个专家小组，来提出货币联盟的最终路线，这个小组成员中包括了12个欧共体国家的中央银行行长，谁来领导这一专家小组的工作，成为了峰会瞩目的焦点，这个人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冠军杯最终花落谁家。德国科尔总理最后亮出了底牌，他举荐的正是“欧洲委员会”主席，法国超级红人德洛尔！法国总统密特朗含笑点头，英国首相撒切尔在茫然中追随。 德国人这一招走得相当高明，科尔深知法国人非常看重声誉，由德国人出面领导专家小组来制定一个对德国中央银行有利的方案，注定会遭到法国人的坚决反对，而由法国人来领导，则可以充分满足法国人的虚荣心。只要实质上对德国有利，科尔会满脸微笑地将桂冠戴在法国人头上。这也正是德国人在“新圈子”里，格外卖力地去笼络德洛尔的根本原因。 对于德洛尔的任命，并非皆大欢喜。德国央行行长波尔就满腹牢骚。很明显，波尔认为自己才是货币专家小组的天然领袖，在12个央行行长中，他是理所当然的老大。再说，货币问题是央行的拿手好戏，财政部长出身的德洛尔，居然要领导央行行长们搞货币研究，既留下财政部指挥央行的恶劣印象，又是外行领导内行的糟糕先例。他还抱怨撒切尔夫人没有敏感的政治洞察力，“她竟然欢迎成立以德洛尔为首的专家小组。她应该知道这个安排有政治上的特别考虑”。波尔一度甚至拒绝参加德洛尔委员会。 在这一问题上，波尔对委员会的强烈反感，与他后来对委员会报告的赞赏之间，多少有些让人生疑。老辣的撒切尔正是看到波尔对德洛尔委员会的坚决抵制，才没有否决对德洛尔的任命。英国不愿意看到欧洲央行的出现，但也不想单枪匹马地挑战整个欧共体。但后来撒切尔却因为轻信了波尔而后悔不迭。 德洛尔委员会成立后，将主要工作全部移到了瑞士的国际清算银行中进行。国际清算银行，设计初衷就是中央银行们的中央银行，它从理念到氛围，从辅助团队到核心专家，当然都是严重倾向中央银行独掌货币大权的方案。谁是欧共体央行中的老大呢？当然还是德国央行。其实，欧洲中央银行垄断货币发行权，就是德国央行独霸货币大权。 不出所料，1989年4月，德洛尔委员会提交的《德洛尔报告》明显倾向于欧洲未来的中央银行将获得甚至比德国央行还要大的“独立性”。报告指出，欧洲央行“应该采取联邦形式，我们可以称之为欧洲中央银行体系（ESCB）。这个新的体系，应该被赋予完全独立自主的地位，它是欧共体的机构，而不隶属于任何国家。新的体系由一个中央机构（拥有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和各国中央银行共同组成。新的体系的职责是维持物价稳定。该体系的理事会必须独立于各国政府和欧共体的权力部门”。 《德洛尔报告》中还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指导，如资本流动自由化、金融市场整合、永久性货币自由兑换、永久性的固定汇率等。但这些内容不过是老生常谈，并无新意。最具爆炸性的还是“联邦制”的欧洲中央银行体系，它不仅代表了央行的彻底独立，更意味着各国将放弃“货币主权”。这个报告所产生的震撼力，远远超过了1970年的《维纳报告》。 《德洛尔报告》一经发布，立刻在各国激起了激烈争议，法国内部更是吵翻了天。法国总统密特朗看到报告后，才开始意识到欧洲中央银行的权力之大，远远超过了他的设想。他的焦虑和纠结溢于言表： 〖我并不反对中央银行，却反对它的某些运作模式。德意志联邦银行完全不受政府控制。我们的中央银行即法兰西银行虽然也有独立性，但决定经济和货币政策的却是政府。要如何做才能促使法国人共同推进货币联盟进程呢？我的印象是：如果德国人相信货币联盟不会影响他们良好、健康的经济状况，他们就会愿意推进货币联盟。然而，我却不是很愿意承诺这一点。没有政治权力的约束，欧洲中央银行将拥有国家主权的权力，那是很危险的事。欧洲货币体系已经是一个马克货币区了。目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还没有权力管理我们的经济。但是一旦欧洲中央银行建立，它就会获得这个权力。〗 参加德洛尔委员会的法国央行行长德拉罗西埃，在法国政府内部变成了千夫所指的“罪人”。不仅因为法国政府从来就坚决反对法国央行的独立，更是由于他将法国经济的管理权拱手让给了德国人。回忆当时的情景，他认为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最严峻的一次考验。 〖财政部收到德洛尔报告的最终版本之后，我就被召唤到财政部会议室。贝雷戈瓦（财政部长）、特里谢和其他几个官员坐在会议桌的一边，我孤零零地坐在另一边。贝雷戈瓦表情非常冷淡。他说财政部对德洛尔报告的结论非常震惊、非常不满。然后他就让财政部副部长特里谢讲话。 特里谢的讲话要点是：德洛尔报告中所建议的欧洲中央银行独立性实在太过，比德意志联邦银行的独立性还要大。他说我在德洛尔委员会的讨论里，肯定作了过分的让步。 贝雷戈瓦接着就问我：‘你想要说什么？’我说我听到了‘让步’这个词。这是说我在德洛尔委员会达成货币联盟协议的过程里，我屈从了某些观点或者对某些观点作了让步。这不是事实。我是坚持中央银行独立性的，但这绝不意味着是一种让步或者牺牲法国的利益。只有中央银行及其附属单位拥有独立性，未来的货币体系才有可能运行。任何其他制度安排都是不稳定的。没有谁强迫我这么说，也不是因为这是德国人的观点，我就这么说。〗 这无非就是中央银行家们早在20年代就玩熟了的把戏。中央银行家们彼此先达成默契和共识，然后回头去游说各自政府同意他们的政策。在政治权力与金钱权力的游戏中，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们自以为玩了银行家，最终却是银行家们玩残了政治家。 当英国看到《德洛尔报告》后，撒切尔夫人气急败环，她开始意识到了让德洛尔领导货币小组是个可怕的政治失策，而德国央行行长波尔坚决反对德洛尔委员会的态度，让她产生了后果严重的错觉，她承认“最大的损害是，波尔反对货币联盟的立场本来众所周知，却完全没有在德洛尔委员会里表达出来”。不过，英格兰银行行长彭伯顿则兴高采烈地表示： 〖我认识到，从现实的角度看，建立和扩展单一货币是一个完美的计划。我要让人们知道我支持货币联盟计划。它将帮助英格兰银行重新赢得独立性，帮助英国建立更稳定的货币制度。撒切尔给我的简短指示是跟随波尔（德国央行行长）。我给撒切尔写了一封信，说万一波尔同意签字，我就找不到任何理由不签字了。如果我是唯一一个不在德洛尔报告上签字的中央银行行长，那我会显得极其荒谬可笑，我看起来就像是撒切尔的一条哈巴狗。〗 德国在大功告成之际，对撒切尔展开了软磨硬泡的游说攻势。但是，撒切尔在吃了波尔的大亏之后，已经不再信任德国人。于是，德国的盟友荷兰出手了。荷兰人在货币问题上，从来就是马克的应声虫。当荷兰人来到英国，撒切尔立刻就明白了他们的来意，这是德国人派来游说英国接受欧洲央行的说客。荷兰人苦口婆心一番开导之后，撒切尔坚持认为，英国加入欧洲货币联盟将使英国丧失灵活性。荷兰人巧舌如簧地回应，加入欧洲货币就好像开车带上安全带，并不会影响速度，而且安全更有保障。会后，撒切尔对荷兰人的评价就是，“夸夸其谈什么欧洲汇率机制，简直就是垃圾！”当英国财政大臣建议英国确立一个加入欧洲货币的时间表，铁娘子勃然大怒道：“那是一个特别有害的建议。你们永远不要再提这个话题，必须是我说了算。” 政治家与银行家的斗法，在欧洲起码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代，但是各国政府像这样彻底地将货币主权这一国家主权中最核心的部分，拱手让给银行家，在欧洲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金权与政权的较量中，金权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在欧洲，已经不是国家在控制资本，而是资本控制着国家！ 【两条战线：德国统一与货币联盟】 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了，东德立刻就要投身于西德的怀抱了，巨大而突然的德国统一压力，使科尔从欧洲一体化的发动机，一下子变成了刹车。 在战争中，德国人吃够了两条战线同时作战的苦头，现在，在货币联盟与德国统一这两个战略方向上，科尔宁愿先专注于德国统一。这不仅仅是德意志民族百年大计的核心问题，更是未来在货币联盟的战场上，赢得更大支配权的关键筹码。法国、英国，甚至德国的跟班荷兰，无不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和时不我待的急迫感。 1948年，法国就曾经将德国鲁尔工业区进行国际共管（实际上则是将其置于法国的控制之下），作为西德联邦政府成立的交换条件。现在，法国人故技重施，密特朗强烈暗示科尔，德国统一的先决条件是放弃马克，接受欧元，加快货币联盟的步伐。否则，法国人将端出一盘令人望而生畏的大菜，德国有可能会面临“法、英、俄三国同盟”的包围和孤立，就如同一战和二战前夜那样。面对如此极端的威胁，科尔不得不让步。 德国被迫再度陷入两线同时作战的困境。欧洲货币联盟与德国统一，已经被法国人捆绑在一起。统一道路上的每一寸进展，都得在货币联盟问题上作出分量相当的妥协。德国统一的代价，就是放弃马克。密特朗将这一让步视作法国的巨大胜利，而科尔更是把德国人民被迫割舍马克的悲情，演绎到让所有观众耸然动容的境界。在德国央行主导欧洲央行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德国真正的损失，并非放弃马克，而是失去了赢得法国更多让步的机会。 还是撒切尔看得更透彻。1990年3月，她在伦敦宴请法国10大产业巨头时说：“德国已经是欧洲经济的支配力量，统一后又将成为欧洲政治的支配力量。”她认为：“欧洲一体化不是制衡德国的办法。法国需要和英国联手来对付德国的威胁。”铁娘子再次重申她的一贯观点，欧洲一体化是“把铁板一块的欧洲，拱手奉送给了德国”，这将增强德国的支配地位。 撒切尔确实不愧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她非常清醒地看到了欧洲统一未来的趋势，将是德国势力日益壮大，英国对德国的防范远比法国更具有战略远见。在撒切尔看来，法国不过是在为德国做嫁衣裳，最后会落得连人带财宝都送过去的结局。然而，她也是一位超级的现实主义者。她一方面绝不会容忍德国人通过欧洲央行来管理英国经济，另一方面却想得到欧洲货币体系中汇率机制的所带来的好处。用她的话说，就是“英国期望加入欧洲汇率机制，以便利用德国马克的地位，创造某种类似金本位的机制，来帮助英国控制通货膨胀”。换句话说，铁娘子拒绝了欧元的婚约，却渴望得到汇率稳定的聘礼。 1990年10月，英国决定加入欧洲汇率机制。德国人真是双喜临门，统一大业于10月3日正式完成，英国又收下了汇率机制的聘礼。再往前迈一步，连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搞定的大英帝国，将会在德国的主宰下被整合进欧洲。德国驻英大使兴冲冲地来找撒切尔，既然英国收下了聘礼，德国自然希望趁热打铁，尽快促成英国嫁给未来欧元的婚期。 〖撒切尔：“现在德国已经统一了。科尔一定非常高兴。他现在可以实施更多的国内政策了。” 德国大使：“科尔总理将继续推进欧洲一体化，包括创建欧洲货币联盟。” 撒切尔：“你说什么？你想让我去找女王陛下，向她解释说，再过几年，她的头像就不会再出现在我们的钞票上了？”〗 撒切尔冷酷的现实主义风格，堪比当年的丘吉尔！在捍卫大英帝国的国家利益方面，没有半点含糊和游移。英国人与德国人确实有一拼，他们都是高度理智，目标清晰，坚忍不拔，绝不动摇。法国在自制力和判断力方面，与英国和德国还是有差距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的200年中，法国只有在拿破仑时代风光过一阵子，在余下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被英国和德国不停地推来搡去。 无论如何，科尔此时堪称欧洲最得意的政治家，在他的手中完成了德国统一的历史大业，志得意满之际，却大大低估了统一的困难。在德国统一的过程中，科尔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东西德马克之间兑换比例严重失衡，不仅为德国造成了20年的经济后遗症，还差点颠覆了欧洲货币体系。 1990年2月6日，科尔在没有征求德国央行、财政部和国会的意见，也没有通知欧共体其他国家的情况下，突然宣布西德马克将向东德供应的惊人消息。世界舆论为之哗然，马克早已不再是德国人的货币，它更是欧共体货币稳定的基石。这个消息一方面掀起了货币市场的惊涛骇浪，另一方面，却几乎立刻平息了东德混乱的人心。 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之后，东德的局面基本失去了控制。人们在欢呼声中，大规模涌入西德“旅游”，不到2000万的东德人，竟有多达1000万人跨过边境来参观心仪已久的资本主义“天堂”，东德人被西德的先进与繁荣所深深震撼。东德的社会舆论形成了一边倒的声音，那就是加速实现与西德的统一。在这样的氛围中，东德政府一切旨在改造现有社会机制的努力和尝试，立刻被淹没在一片否定的浪潮中。人们已经无心工作，各种游行示威此起彼伏，政府濒于瘫痪，东德人陷入了一种普遍的狂热，他们恨不得立刻过上西德人那样富裕的生活，而似乎只要统一，富裕和繁荣就会马上自动降临。 1951年以来，政府一直坚持东德马克与西德马克等值，尽管双方的生产力差距日益扩大。到1989年，根据双方贸易指数折算下来，东西德马克比值为4.4：1，11月柏林墙倒塌之后，东德马克直线贬值到20：1。对社会制度信心的崩溃，直接反应在货币的黑市价格中。后来，人们承认，东德的外债规模被夸大了，经济状况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不过，人们信心的崩溃，加速了东德马克的贬值，也破坏了东德经济的基础。 为了稳定东德马克，1989年11月，科尔与东德政府达成协议，西德央行将提供38亿马克，供东德的旅游者们兑换，兑换比价为3：1。由于这一比价远比黑市价更优惠，巨大的套利诱惑促使更多的东德人来到西德，他们以3：1换取西德马克，回去以更高的价格抛出。结果，西德的马克供应，遭遇了东德人疯狂地“需求”，这也许是科尔的“货币计谋”，当西德马克在东德大行其道时，德国将事实上先完成“经济统一”，其他国家再坚持反对德国统一，也不能逆转坚强的货币利益纽带捆绑下的国家统一进程了。 东德人陷入了一种货币误区，他们把西德马克想当然地当成了财富本身，却没有意识到货币的价值在于其背后的生产力。放弃努力工作，只想靠拥有货币而致富的思想，弥漫在整个东德社会之中。东德自身的经济，在这样的普遍心态下，日益沉沦。同时，对西德的马克需求量却越来越大。实现货币统一的呼声，在东德形成了巨大的社会问题。东德人高呼，西德如果不把马克送过来，我们就搬到那边去！ 这也正是科尔迫不及待地推出马克兑换的压力所在。 1990年7月1日，科尔宣布的马克兑换比价不是大家猜测的4：1或3：1，而是惊人的1：1！东德人当然喜出望外地实现了“立刻富裕”的梦想，但是，德国的财政和货币，则背负起难以承载的巨大压力。如果东德人能够开始勤奋地工作，那么西德经济的负担就会逐步减轻，但后来的情况远非如此。当“货币富裕”骤然来临时，东德人远不像西德人战后20年那般吃苦耐劳。德国马克的辉煌，在欧元诞生之前，都没有彻底恢复元气。 德国被迫靠印钞票来填补东德的经济窟窿，结果必然是通货膨胀。到1991年8月，德国的通胀已逼近罕见的5％。央行被迫大举提高利息。仅仅在三年前，德国的利息比美国低3％，德国统一之后的一年多里，利息竟然比美国高出6％！这是二战以来，大西洋两岸最大的货币态势逆转！ 德国的利率飙升，造成了欧共体各国货币的一片混乱。各国被迫跟着德国提升利率，结果导致20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的进一步恶化。刚刚加入欧洲汇率机制的英国，还没来得及摸到汇率稳定的好处，却在德国升息的压力下，让英镑遭到索罗斯等人的饱和攻击，被迫退出了欧洲汇率机制。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也接连遭到汇率投机暴徒的血洗。 1991年12月，在衰退和危机中，欧洲的首脑们齐集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共同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共体变成了欧盟。根据《德洛尔报告》的调门，以德国央行为首的中央银行家们，起草了欧洲中央银行章程。《马约》将货币联盟的最终完成时间定在了1997年或1999年。各国的财政赤字、通货膨胀、利率、债务等各项指标，将变成能否迈入欧元帝国的门槛。 欧元的诞生，终于进入了倒计时。 【欧元帝国创世纪】 尽管欧洲央行理论上属于超主权机构，但在实际运作中，却很难摆脱主权意识的渗透。1994年，围绕着欧洲央行的筹备机构——欧洲货币局的成立，德法之间再度爆发争执。 首先是欧洲货币局的地址问题，这将意味着未来欧洲央行处于谁的势力范围之中。德国当仁不让，提出法兰克福作为最佳选择，这里是德国央行的所在地，欧洲央行设在德国央行的眼皮子底下，便于施加有形和无形的影响。这是一个实质性的安排，德国总理科尔毫不妥协地拒绝考虑伦敦、阿姆斯特丹、波恩等其他城市。法国人最终还是没能守住底线。 在欧洲货币局的运作方式上，德国人坚持货币局必须拥有公开市场操作的职能，实质上发挥着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的作用，但法国人却担心大量的外汇交易将使法兰克福取代巴黎，成为欧洲大陆最大的金融中心，因而建议用欧洲央行与各国央行联合操作的模式，试图对公开市场操作进行“分权”。不过，由于德国人提供了货币局的主要货币储备，最终还是钱说了算。 1995年，希拉克在法国总统大选中获胜，戴高乐主义再次获得了政治影响力。希拉克虽不如戴高乐那么具有鲜明的法兰西主义色彩，但对法国主权问题还是非常敏感。他虽然不是欧元的反对者，但至少称得上是个怀疑者。尤其对欧洲央行的巨大权力，希拉克始终忧心忡忡。欧洲央行一旦开始运作，法国在货币、汇率、利率方面的国家主权，将丧失殆尽，法国经济的命运将由法兰克福那帮人来决定，对于笃信国家主义的希拉克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纠结的局面。在希拉克的支持下，法国财政部长卡恩（Dominique Stauss - Kahn）建议成立一个欧洲的“经济政府”，以便在政治上对欧洲央行进行制衡。这个卡恩就是后来担任IMF总裁，因绯闻事件被美国拿下的那位著名人物。 在这一非关键问题上，德国人倒是愿意作出让步。这就是1997年成立的“欧元集团”（Euro Group）。“欧元集团”由欧盟的财政部长们组成，他们定期与欧洲央行的官员一起讨论经济问题，尤其是汇率问题。法国人希望利用“欧元集团”，将国家主义的政治势力，渗透进国际主义控制下的货币权力核心。卡恩表达了法国对于加强政府对欧洲央行进行监管的政治必要性，“如果没有实质且合法、正当的政治机构的存在，欧洲中央银行很快就会被公众当作是负责宏观经济政策的唯一机构。” 德国人紧紧抓住货币发行实权，“欧元集团”对欧洲央行的所谓制衡，仅仅是没有约束力的“定期交流”。而德国人却实际得多，他们不仅嘴里吃着货币发行权的“肥肉”，还把筷子伸向了锅里的“财政大权”。 1995年，德国人建议搞一个《稳定公约》，对于那些财政赤字超过GDP3％的国家进行罚款。这下可惹恼了法国的希拉克，什么？德国人居然还要觊觎法国人的财政预算大权？罚款制度，不仅会使法国无法再动用财政力量去刺激经济，改善就业，而且会让法国在不得不这样做时，将被欧盟国家和世界舆论贬损地体无完肤，在欧元启动之前，法郎还得承受投机资本在汇率市场上的血腥屠杀。在希拉克的尖叫声中，德国人降了一些调门，把《稳定公约》改为《稳定与增长公约》（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严厉惩罚的效果被削弱了。 在欧洲央行行长的任命上，德国与法国的争执达到高潮。1997年11月，欧盟的成员国的央行行长们，一致提议欧洲货币局局长杜森贝赫，担任即将诞生的欧洲央行行长。但是，实际上决定行长人选的最终权力，仍然掌握在法国和德国的政治家手中。杜森贝赫是荷兰代表，而荷兰从来就是德国人的小跟班。其实，在欧洲央行的“宪法”中，已经将德国央行的制度全面进行了贯彻和强化，无论是谁来坐这个位置，执行的只能是德国央行的政策。这不仅是德国经济与货币的力量决定的，而且也被法兰克福所提供的一切软性辅助体系所强化。但是，法国人咽不下这口气，执意要将法国央行行长特里谢推到这个位置上。 所谓超主权的国际主义，从骨子里就弥漫着国家主义的色彩。权力只有一个，争抢的人却有一大帮，而且竞争者都是主权国家所推荐，这就形成了一个无法逃避的逻辑陷阱。 1998年5月，欧洲的首脑们为了欧洲央行行长人选，争执不下，几乎不欢而散。德国和法国各不相让，法国人坚持，如果杜森贝赫担任行长，那么他必须在2002年7月离职，也就是启动欧元纸币的半年之后。在12个小时的辩论之中，德、法、英、荷首脑们滑稽可笑地互相吐口水。 〖希拉克：“是谁让我们必须把所有的时间都浪费在讨论他能多工作几个星期上？” 科尔：“你问‘是谁’，他可不是刚从街上随便冒出来的人，你心里清楚。” 希拉克：“他（杜森贝赫）是牛！” 科尔：“我不喜欢大家这么说他。我相信他德才兼备。我们有必要以尊敬的态度来讨论这个问题。” 希拉克：“是媒体这么叫他，我们才知道他有这个外号的。我可不能让媒体这么叫我。我们已经接受了欧洲央行设立在法兰克福的事实。” 布莱尔（英国首相，主持会议）：“我们这次讨论没什么意义。” 希拉克对布莱尔：“也不严肃些。你是个这么明智而严谨的人，但这个程序一点都不明智和严谨。”〗 希拉克以否决杜森贝赫的候选人资格相威胁，科尔则宣布德国已准备好提前离开，结果又是一番争论，最后终于达成妥协。1998年5月3日，官方正式任命杜森贝赫为欧洲中央银行行长。杜森贝赫则立即发表声明，如果他不能完成8年的行长任期，那完全是出于“自愿”，至少在欧洲纸币引进之前，他不会辞职。 1999年1月1日，万众瞩目的欧元，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难产后，终于诞生了。可笑的是，人们仍称欧元为“体弱多病的早产儿”。 欧盟各国货币，以欧洲货币单位（ECU）为1欧元基准，按照1998年12月31日的市场汇率，进行货币兑换。此时的欧元，还是一种抽象的无形货币，主要用于金融市场、银行业务和电子支付领域。直到2002年1月1日，新的欧元纸币和欧元硬币启用，欧元正式成为了欧元区的法定货币。 欧元源于欧洲货币单位，而欧洲货币单位则是由“一篮子”欧洲国家货币所组成，每种国家货币背后的货币储备，主要仍是外汇和国债，因此，欧元从本质上看，就是以成员国的国债与外汇储备为抵押，所发行的货币。 这就形成了欧元内在的一个问题，成员国的国债与各自的经济发展和财政政策密切相关，因而，欧元价值的根源，来自各国经济和财政的健康。无法控制各国的经济与财政，就无法保证欧元的价值。欧元目前的困境，症结正在于此。 欧元已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欧洲统一的财政部是确保欧元继续发展的前提。目前的欧元危机，提供了一个“危机倒逼改革”的机遇。从欧元的发展历史中，可以得到明确的答案，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力量早已树大根深，欧洲财政部的建立，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什么时间的问题。 当统一的欧洲财政部最终出现在地平线上，欧洲合众国的诞生还会遥远吗？ 第七章 债务驱动，美利坚盛世的脆弱 【本章导读】 1971年“美债帝国”建立以来，美债作为核心资产，被植入到世界各国的货币体系之内。当美债输入德国、日本和法国，这些国家的真实储蓄则流向了美国。当美元对各国货币大幅贬值时，这些储蓄遭到了洗劫。德国人和日本人发现后，他们只有哑忍，因为他们需要美国强大的军事保护；法国人发现后，戴高乐暴怒，发誓要挤垮美元体系；最终欧洲人都搞明白后，大发石油横财的中东人顶了上去；当中东人的储蓄被吸得差不多时，美国又将美债这一“储蓄吸血”的针管，插到了乍富还穷的中国人身上。 全球的过剩美元逐渐在国际上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金融异度空间”。这些“无根”的美元，四处游荡，缺乏监管，它们以惊人的速度用钱生钱，以巨大的泡沫置换有形的资产，以高倍杠杆豪夺社会财富。 金融全球化本质上就是美元债务的全球化，它导致了金融资产的增长速度和规模都远大于实体财富，这意味着相当一部分资产，由于缺乏财富的对应物，其实只是巨大的债务。世界经济的停滞，会使支持这些债务的现金流逐渐枯竭。当违约风险加剧时，大批资产持有者必然集中抛售以套现，这将导致资产价格跳水，金融体系瘫痪，实体经济随之衰退。1990年美国的经济衰退，2008年全球的金融海啸，2011年欧洲的债务危机，都是债务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崩溃的必然结果。 【债务货币，经济增长的“癌变基因”】 货币的流动，意味着其背后资产的转移。在1971年之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与商品的交换，最终将以黄金资产转移的方式体现出来，这正是美国愈演愈烈的国际收支赤字引发了美国黄金储备枯竭，美元在全世界遭到挤兑的根本原因。 1971年美债帝国建立后，美元背后的核心资产变成了纯粹的美债，美元流动，仅仅意味着美债资产的转移。美债，事实上变成了国际市场上主要商品与服务交易的最终支付手段！ 对于美国和整个世界而言，这种货币机制的重大变化，必将引起经济增长模式的异化。 在金本位的时代，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来源于国民储蓄中所积累出来的投资，而在美债本位时代，经济扩张的本能冲动，逐渐由投资向负债过渡。资本和信用的核心理念，已经从储蓄积累，异变为债务创造。 投资推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与债务驱动模式，体现着在经济世界观上的天壤之别。1990年美国的经济衰退，2008年全球的金融海啸，2011年欧洲的债务危机，其根源就是1971年以来，世界走上了一条脆弱的经济增长道路。当前的世界金融危机，是一次对40年来债务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总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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