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Edward S. Mason and Robert E. Asher，The World Bank since Bretton Woods，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Washington，D.C.，1973. p29． [2] George F. Kennan，George F. Kennan Memoirs 1925-1950，Pantheon Books，New York，1967. p292-295． [3] Michael Hudson，Super Imperialism - New Edition：The Origin and Fundamentals of U.S. World Dominanc，Pluto Press；New Edition edition（March 21，2003），Chapter 6． [4] Ibid． [5] George F. Kennan and John Lukacs，George F. Kennan and the origins of Containment，1944-1946，Universiy of Missouri Press Columbia，1997. p9-10． [6] Armand Hammer，Hammer，G.P. Putnam's Sons，New York，1987，Chapter 12． [7] [英] 毛里斯、柯立斯，《汇丰银行百年史》，中华书局，1979年，第109页。 [8] 徐向梅，《俄罗斯银行制度转轨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第33-37页。 [9] Armand Hammer，Hammer，G.P. Putnam's Sons，New York，1987． [10] Carroll Quigley，Tragedy and Hope：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Our Time，The Macmillan Company，New York，1966. p392-402． [11] League of Nations Treaty Series，Volume 19 327L 1923． [12] Wheeler-Bennett John，The Nemesis of Power，London：Macmillan，1967，p133． [13] Ibid． [14] Michael Hudson，Super Imperialism - New Edition：The Origin and Fundamentals of U.S. World Dominanc，Pluto Press；New Edition edition（March 21，2003），Chapter 6． [15] Howard K. Smith，The Rubble War：A Study of Russia's Economic Penetration versus U.S. Foreign Aid，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Inc，1958． [16] Ibid． [17] Ibid． [18] Ibid． [19] E.T.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四章。 [20] Ibid． [21] CIA，Intelligence Memorandum：The Impending Soviet Oil Crisis，March 1977． [22] 徐向梅，《俄罗斯银行制度转轨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第26页。 第四章 合纵连横，欧洲货币的崛起与困惑 【本章导读】 今天，欧元的问题令人眼花缭乱，欧债的问题此起彼伏。中国人需要拯救欧元吗？美国金融家对欧元是何种态度？欧元会解体吗？我们会看到一个欧洲合众国吗？人民币到底应该的欧元和美元之间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人们的困惑往往对于历史纵深缺乏了解，研究历史的目的，不是为了死记硬背已经过去的人和事，而是在这些过往的历史经历中寻找活着的智慧。 要洞察今天的欧洲，就必须知道过去的德法；要知道欧元的未来就需要回顾欧洲货币联盟的起源；要明白今天欧洲央行的举措，就不得不单独研究德国央行的来龙去脉。 二战后的欧洲一直存在所谓的影子政府，没有他们的推动就不会有今天的欧盟和欧元，欧元的诞生不是欧洲整合的结果，而是建立世界经济的手段，他们的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欧洲合众国”。目前我们看到的欧元或欧债危机，都是建立这个合众国所必须经历的过程。 美国对于“欧洲合众国”（至今为止还为完全实现的）在不同的时间段内态度完全不同，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力支持到，到逐步防范。美国需要利用欧洲的力量围堵苏联，美国同样需要欧洲市场的力量来促进出口，但前提是欧洲必须是听话的小跟班。戴高乐正是不满于美国的霸道，才可以联合其他国家攻击美元，最终掀翻了整个布雷顿森林体系。 1971年之后，世界货币进入美元本位时代。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全汇兑本位制一样，美元本位制同样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 历史是今天的现实，现实则是明天的历史！着眼于现实就是为了塑造明天的历史。 【德国工业险遭“阉割”，罗斯福之死挽救了德国！】 1945年，就在战争即将结束之前，有一件事情一直困扰着罗斯福，这就是战后究竟如何处置德国，才能确保未来“美利坚治下的永久和平”不会遭遇德国再度崛起的挑战。 无论是曾经的英国霸主，还是后起的美国领袖，在保持他们统治下的世界秩序时，最担心的就是像德国这样蒸不熟煮不烂，而且脑后生有“反骨”、极具爆发潜力的“和平破坏者”。从1914年到1939年的25年里，德国两次挑战世界秩序，两次都让全世界伤筋动骨，罗斯福不得不仔细掂量，会不会有第三次呢？如果前两次拖垮了大英帝国，第三次可就是冲着美国来的了。一战之后，德国被戴上几乎永远挣脱不了的战争赔偿枷锁，《凡尔赛条约》严苛的限制更是紧紧地绑住了德国军事工业的手脚。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德国竟然用了仅仅20的时间，就再次打得英法老牌殖民帝国满地找牙，想起来就令罗斯福心惊肉跳。 在罗斯福的战后设计中，大英帝国将被肢解，而苏联会是美国的贸易伙伴，而这个爱闹事的德国呢？最好是进行“工业阉割”，永绝后患。正如曹操当年在白门楼擒住吕布，吕布大叫绳子绑得太紧，曹操回道：“缚虎不得不急也。”在罗斯福的授意下，财政部长摩根索制订了“摩根索计划”，将德国的重工业基础彻底摧毁，使德国经济退回到100年前的农业时代。 罗斯福1945年4月突然去世后，杜鲁门总统和一大批反对罗斯福战略的人，联手推行战后的“修正主义”，颠覆了罗斯福的战后方略，开始步步紧逼苏联，迫使斯大林放弃了与美国合作的希望，拒绝加入布雷顿森林主导下的美元体系，从而被逼上了冷战的道路。 谁是美苏对抗战略的主要推手呢？显然是英国！丘吉尔始终是反苏的急先锋，因为他明白，如果罗斯福执意要肢解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的话，那么英国的势力将被压缩回英伦三岛，世界霸权谈不上了，甚至连欧洲盟主的地位也难保。简单地说，英国将被彻底地边缘化。如果将苏联树成了美国的主要靶子，用苏联置换德国的位置，那么英国就将成为美国最重要的盟友，英国的利益就好商量了。 丘吉尔的如意算盘是借美国之手铲除德国，接着就像一战之后那样，再逐渐排挤美国的势力。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凭借庞大的英镑区资源，英国最终会缓过气来，到那时世界照样还是大英帝国的天下。至少在1941年，丘吉尔看到的战后世界应该是朝这个方向发展的。 罗斯福岂能看不透丘吉尔肚子里的小九九。1941年8月13日和14日，此时美国尚未参战，罗斯福与丘吉尔在阿根廷讨论《大西洋宪章》时，双方就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焦点就是英国的帝国特惠制所形成的英镑区。罗斯福之子艾略特·罗斯福对双方争论的记录栩栩如生： 〖丘吉尔严肃地说：“英帝国的贸易安排是……” 罗斯福立刻打断了丘吉尔，“是的，帝国特惠制就是一个例子。那些在印度和非洲，乃至整个近东和远东的殖民地人民，（正是由于帝国特惠制）仍然处于目前的落后状态。” 丘吉尔的脖子涨得通红，探出身子质问：“总统先生，英国目前并不打算讨论帝国体系内的特惠制问题。贸易使英帝国强大，这一政策应该继续，这也是英国的部长们开出的条件。” 罗斯福慢慢地回答道：“你看，在这一问题上，我们的看法是不同的。我坚信如果我们要取得稳定的和平，就必须促进落后国家的发展……而18世纪（殖民主义）的办法肯定行不通……无论你的部长们建议什么政策，那种从殖民地掠夺原材料，而拒绝提供给当地人民回报的办法是行不通的。20世纪的方式是帮助那些国家进行工业化……” 丘吉尔恼羞成怒地咆哮起来：“你指的是印度！” 罗斯福淡定地说：“是的。我不相信我们能够进行一场反抗法西斯奴役的战争，同时不解放被落后的殖民政策所奴役的全世界殖民地的人民。”[1]〗 事后，罗斯福教导自己的儿子：“我们要从一开始就向英国人表明，我们不打算做那个‘爱帮忙的查理’，被英国人用完就永远抛在脑后的傻瓜。” 罗斯福明显感到他的对英和对苏政策一直受到国务院的强烈抵制。1943年底他曾这样透露了自己的疑惑：“我发现许多次国务院的人试图藏匿给我的信息，或是拖延，或是阻拦，因为这些职业的外交家们并不认同我的看法。他们应该去为丘吉尔工作。事实上，长久以来，他们确实是在帮英国人……6年前就有人建议我彻底清洗国务院。它太像英帝国的外交部了。” 罗斯福死后，英国人得逞了！杜鲁门在国务院势力的推动下，终于将苏联锁定为美国的头号敌人。 德国人却意外地获得了重生的机会。从1945年到1946年，美国驻德国的占领军正在陆续执行“阉割”德国工业的“摩根索计划”，涉及被拆除的工厂多达1600余家，军事基地被美军装好了炸药，沉闷的爆炸声此起彼伏；大量工厂正在被拆除，设备被运走；汉堡的码头，克虏伯的军火产业，奔驰的汽车工厂，容克的战斗机生产线，IG法本的化学基地，甚至整个鲁尔工业区都危在旦夕。摩根索计划远比盟军的重型轰炸机对德国工业的摧毁更加彻底。 1947年，美国对德国的政策发生了突变。拆除德国工业设施的工作基本叫停，甄别原政府官员中纳粹分子的“去纳粹化”工作，转变为吸纳第三帝国统治精英进入新政府的选拔程序，对德国战犯的惩罚被大大弱化了，克虏伯等军火大佬们被特赦，沙赫特等金融骨干被包容，马歇尔援助计划的滚滚美元将替代摩根索摧毁德国工业的阵阵硝烟。 那么，在饱受战火摧残的德国，特别是在盟军连续大轰炸的断壁残垣中，德国到底还剩下多少工业实力呢？ 盟军在进行对德国的战略轰炸中，将轰炸的主要目标锁定在交通运输方面，而不是德国的工厂本身。这是因为希特勒已经将德国工业的生产能力进行了充分的疏散，最后只需要集中组装就能使军事装备有效地投入战争。盟军发现分散轰炸成本过高，效益极差，而只要炸瘫德国的交通运输系统，就能阻止德国军事工业的最终输出能力，而这些交通目标是显而易见和容易摧毁的。 据美军轰炸司令部的估计，轰炸使德国钢铁生产能力遭到破坏的只有6％，煤矿减产仅2％，焦炭4％，机器制造15％，金属加工机床被破坏了6.5％。1945年12月12日，伯思斯坦上校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一个小组上报告说：“德国工业75％安然无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很容易恢复的。” 以大众汽车为例，希特勒曾高度关注“国民汽车”项目，甚至亲自参与设计了“甲壳虫”汽车，它们在战争中并未大量生产，但耗资20亿马克的工厂规模及设备先进程度堪称世界之最，它比福特汽车公司的战时工厂还大50％。 1939年底，大众公司完成了第一阶段80％的厂房、机械和设备投资。尽管德国政府从财政上全力支持该项目，但如此巨大规模的投资仍然显得财力不足，政府不得不强制要求1/4的德国人每月支付25马克来分期购买尚未生产的“国民汽车”。到二战结束时，33.6万德国人已经预付了26.7亿马克，却没有拿到一辆汽车，因为大众被迫转向军用汽车的生产。以这样惊人的投资所兴建的超大型工厂，在整个欧洲甚至包括美国在内，都是企业家们难以想象的。 盟军的战略轰炸对大众巨型工厂的破坏被大大高估了，生产能力的损伤并不严重。盟军没有拆除这家工厂，结果，大众的汽车生产能力迅速恢复。它在1946年和1947年平均每天生产近30辆“甲壳虫”汽车，1950年每天已经超过300辆，1955年为1000多辆，而到了1960年底达到整整8000辆。此时，大众汽车已向美国出口了近50万辆汽车。如果没有这座战前就投入巨资、历时5年兴建的现代化厂房，德国人不可能在战后几年内修建如此规模和装备精良的工厂。无论是马歇尔计划，还是牛歇尔计划，没有德国积累多年的强大工业实力，所谓经济复兴根本无从谈起。 摩根索计划对德国工业的伤害并不严重，主要是美国占领军要承担修复城市基础设施，清理废墟，救助平民，维持秩序等繁重的日常工作，还没有腾出足够的人手来拆除德国的工业设施。据估计，在1600多家上了黑名单的工厂中，只有很小一部分工厂遭到了无法修复的损伤，大部分企业在几个月的维修之后，即可投入正常生产。最终，德国工业被拆除的部分不及生产能力的1/10。 这样，德国在战争中和战后，保留了大约70％的工业实力，从生产组织体系到工程师和技术工人都未受重大损失，他们在吃饱了肚子，补充了原材料库存，有了足够的能源供应，只待订单的出现，就随时可以开动机器设备，重新生产出技术先进、质量优异的工业产品。 这才是德国复兴的真正基础！ 在德国经济走向正轨之前，还需要解决一个迫切的问题，这就是货币的困境。 【马克变天，苏联变脸】 当美、英、法占领了德国西部地区时，苏联则控制着德国的东部，四个大国分区管制德国领土，首都柏林为四方共管。苏占区是德国传统的粮食供应基地，东德地区的日常生活还算过得去。由于美国的步步紧逼，冷战的阴云已经逐渐笼罩在德国的上空，苏联为了反击美国的咄咄逼人，开始紧缩东德向西德的粮食输出，这下西部地区陷入了艰难的困境。 1946年2月，凯南在莫斯科病床上起草的“冷战电报”，不仅在华盛顿和莫斯科刮起了对抗的旋风，连带着德国人也跟着挨了饿。鲁尔工业区工人每天的食物定量仅1000大卡，不到正常标准的一半。1946年的冬天又是20世纪最寒冷的冬天，在冻饿交加的日子里，德国人终于体会到了列宁格勒人民长达900天被饥饿与寒冷围困的滋味。 如同苏联1921年初的情况一样，1946年的德国市场上商品奇缺，甚至连商品短缺的原因都一样，这就是基本生活用品的配给制和严重的货币贬值；同时，货币贬值更加重了配给制的困难。在战后的经济短缺中，商品与食物之所以从货架上消失得干干净净，并非是由于它们已不复存在，而是被人囤积居奇。所谓居奇，就是追求暴利，而在货币严重贬值的环境下，居奇者将绕开货币，直接进行物物交换，以获取最大的利益。 于是，黑市成为了配给之外最活跃的交易方式。 在西德，粮食毫无疑问是最稀缺的商品，与饿着肚子相比，一切财富都是浮云。受战争伤害较少的农民，家中尚有余粮，自然成为黑市交易的大赢家。城里的富人和中产阶级蜂拥而至，他们用家中的金银财宝、油画，甚至家具和衣物，来换取面粉、鸡蛋、肉类与黄油，农民们突然奢侈地用起了金贵的瓷器、高档的家私。而城市中的黑市同样极为发达，连盟国占领军也兴致勃勃地投身到人气旺盛的交易之中。美军的物资由政府提供，而这些香烟、肥皂、刮胡刀、咖啡、罐头、巧克力都成为市场中的抢手货。在这些商品中，以香烟最为夺目，它具备了通货的接受度高、流动性好、易携带、易分割、高度均质的特点，在帝国马克形同废纸的时代，开始正式充起当货币的角色。美军自然成为这一最稀缺的货币商品的居奇者。他们以一美元一条香烟的价格从军队供应社购买，在市场上可换到价值上千帝国马克的各类金银珠宝。 美军以廉价的香烟换取了德国人贵重的莱卡相机和三角钢琴，这与今天美国用比香烟更不值钱的美元纸片，来换取各国宝贵的商品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当年，美国占领军竟然有些不好意思了，毕竟这种掠夺式的交易，使得纽伦堡对纳粹战犯庄严的审判，看起来更像是胜利者们的分赃。 要在德国重新建立正常的市场秩序，显然无法依靠“香烟本位制”，而帝国马克又已彻底丧失信用，所以币制改革就成了重中之重。仍然同苏联1922～1924年的货币改革思路一样，要用更加稳定的新货币去取代旧的货币，但当年苏联有5000万英镑的黄金储备打底子，切尔文和金卢布以少换多，顺利地取代了苏维埃纸卢布。麻烦在于1948年的德国，经济早已破产，黄金没有，美元未到，第三帝国倒是留下了大笔国债，其数额高达1939年德国GNP的400％！ 1948年的货币改革，再度面临着1923年沙赫特所遭遇的窘境，新的马克改革将再度唱一出货币储备的“空城计”，不过这一回的总导演换成了美国人。美国人在货币领域的造诣已在德国人之上，所以他们没有去请前德国的“经济沙皇”沙赫特。美国人制定的方略包括三个法案，这就是货币法案、发行法案和兑换法案。 通过“货币法案”，建立德意志马克（DM，Deutsche Mark）的法定货币地位，以取代帝国马克（RM，Reichsmark）；“发行法案”奠定了西德联邦银行（Bank Deutscher Lander）的中央银行地位，1957年后，变为大名鼎鼎的德意志联邦银行（Bundesbank）；“兑换法案”则需要解决新旧马克的兑换比率，以及执行细节。 货币改革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以什么样的新旧马克兑换比率最合适。美国人翻出德国银行体系的资产负债表进行了一翻研究，发现在1935～1945年的十年中，德国的现金流通量和活期储蓄的总额（Ml）增长了500％，而战争导致德国GNP同期下降了40％，这意味着在货币超发了5倍的同时，市场上的商品和服务总量却缩水了近一半，里外里算在一起，货币对商品与服务的比例出现了接近10：1的超发规模。因此，如果将物价指标定在1935年的战前水平，货币流通量需要缩水90％，所以美国人决定将新老马克兑换率定在1：10。 关键的问题在银行系统。银行好比一个扁担，一边挑着老百姓的储蓄，另一边挑着放出的贷款，储蓄对银行而言是一种负债，因为当人们取钱时，银行有义务提供足额的现金。贷款才是银行的资产，贷款会产生利息收入，银行因此而赚钱，赚来的钱成为了银行的资本金。银行家们就像挑夫，资产与负债要两头平衡，口袋里装的是自己的资本金。经营好了，就从资产那头取些银子放到自己的口袋里，要是亏损了，就从口袋里抓出一把银子放到负债那头去。总之，扁担两头始终要平衡。货币改革之后，储蓄那边10个旧马克换1个新马克，缩水了90％，扁担失去了平衡，因此，放贷那边也得缩减，比例相同才行。这里面存在着一个大问题，银行的放贷在战争中很多是借给了纳粹各级政府，现在这些政府都没了，贷款也无法收回，结果是负债多而资产少，银行的扁担无法平衡，这意味着整个银行体系可能因资不抵债而破产。美国人说，不要紧，给纳粹政府的放贷全部作废，中间出现的资产窟窿由未来新成立的联邦政府的国债充抵，保证大家的扁担平衡，口袋里还有些余钱。于是，美国人与银行家皆大欢喜。 按照要求，老百姓必须在限期之内将全部旧马克现金存到银行储蓄账户中，过期作废。银行家们将每个储蓄账户一分为二，一半的储蓄以10个旧马克换1个新马克立刻兑现，另一半要等90天后视物价情况再决定怎么兑换。另外，为了保证商业和生活的正常进行，占领军当局向德国人提供日常生活所必须的新马克，每人可将40旧马克按照1：1的兑换率换取新马克，雇主为每个员工可换到60新马克的基本生活费。 看不懂奥妙的人，可能会觉得这套办法很公平，其实，这里面掠夺财富的学问深了去了。 德国的富人和有产阶级，其主要财富形式是股票、房地产、金条、珠宝、油画和其他形式的实物资产，而穷人和中产阶级的主要资产全在银行储蓄里。你要是富人，恭喜你了，你的购买力不会因货币改革而受损，如果你是工业家或大商人，借了银行的巨额贷款，购置了土地、房产、商品或原材料，那么更要恭喜你了，你的负债已经减少到10％，其他部分将由穷人帮你偿还。如果你是穷人和中产阶级，抱歉了，你的财富绝大部分被转移给富人了。在市场商品、房地产和资产价格很高的情况下，货币改革一把抢走了穷人和中产阶级90％的购买力，实际上这是一次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通过掠夺穷人和中产阶级来增加富人的财富。 难怪沙赫特闻讯大叫狠毒：“这是蓄意破坏德国的社会结构，造成的后果比1923年的超级通胀更加邪恶……这是一种包藏祸心的企图。”不知老沙是不是因为参与谋杀希特勒被纳粹打入大牢，没收了家产，只剩下退休金的储蓄，才如此痛彻心扉。 在执行过程中，占领军当局为了迫使囤积物资的企业向市场尽快出售产品稳定市场，因此只为企业提供了相当于发放给民众17％的新马克，这一招的确起到了增加市场供应、巩固新马克信用的作用。 当新旧马克兑换完成后，货币流通总量缩减了93.5％，与设定目标略有偏差。 很多人将1948年6月的货币改革和推行自由市场经济政策，看成是德国经济起飞的主要原因，其实，现代工业体系的复杂程度并不是像摆地摊自由交易那样简单，市场原则只需要较短的时间就可建立，但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却需要漫长的积累。自由贸易的经济环境决不可能替代生产力经济的基础。 德国工业奇迹的根本原因是其强大的工业基础实力尚存，货币稳定、市场经济和马歇尔计划则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即便具备了这些条件，经济奇迹仍需强有力的外部机遇。1949年，德国再度出现了38％的严重通货膨胀，迫使新成立的中央银行紧急刹车。到1950年初，德国的国际收支逆差严重恶化，美国不得不率领经合组织（OECD）对德国进行救援。真正促使德国经济崛起的强大外部机遇还是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持续三年的巨额军用物资订单，才启动了德国工业机器的满负荷运转，最终将德国经济推入了高速起飞的轨道。否则，德国工业只能依靠本国和欧洲市场的缓慢复苏。 1948年6月20日，当美国人正式在西部德国启动新马克时，苏联立刻意识到美国试图单方面分裂德国的意图。尽管西德尚未成立联邦政府，但新的货币和新的中央银行已经标志着新的政府即将产生。 至少在此之前，苏联对美国仍然存在着合作的幻想，在经历了4年残酷的战争之后，苏联急需休养生息，没有能力也没有欲望去再次投入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斯大林并非一个想在全球搞“输出革命”的狂热分子，而是冷酷的现实主义者。斯大林的一贯主张就是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与托洛茨基恨不得全球一起爆发革命的思维有着本质区别。斯大林也支持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但出发点是为给苏联创造更大的战略安全缓冲区，而并非在全球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现实主义使他认识到，在西方更为先进和发达的生产力优势面前，苏联必须在战略上采取守势，先自保，再发展，而后图强大。 罗斯福对苏联采用怀柔策略，斯大林则报以合作态度；罗斯福承认苏联的势力范围，斯大林就答应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斯大林始终将苏联的国家利益放在了社会主义的使命之上。他在20世纪20年代出资3000万金卢布资助蒋介石北伐，并培植西北军冯玉祥的势力，就是为了削弱中国北方的亲西方军阀和东北亲日的张作霖，缓解苏联远东所面临的帝国主义压力。在1918～1921年苏联国内战争期间，日本和西方帝国主义军队正是从东部打进了西伯利亚，对苏维埃政权的生存构成了巨大威胁，这一凶险的景象在斯大林的脑海中仍然历历在目。他在支持国民党的同时，却始终压制共产党发展自己的军事实力，就是担心破坏了他的整体战略。张学良兵谏蒋介石，斯大林从中国抗战能够拖住日本，而使其无力北进的考虑出发，力主放蒋回南京。即便是到了解放军即将渡江解放全国的前夕，斯大林仍然在意当年对罗斯福的承诺，建议中国划江而治。 斯大林如此冷酷的现实主义，使他并不想成为挑战美国霸权的急先锋。但是，斯大林却也不是消极的防御者，他坚信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在杜鲁门步步紧逼之下，苏联的防御本质体现在强硬的进攻态势之中。 德国的货币改革，事先并未同苏联达成共识，这种单方面的行为破坏了罗斯福与斯大林所达成的默契，如果任由杜鲁门胡来，将使苏联在东欧越来越被动。因此，斯大林必须对杜鲁门给予迎头痛击。 对于美国在西德开始发行新马克，苏联立刻发出抗议照会，指出西方实行单独币制改革旨在分裂德国。当西德开始发行新马克时，旧马克在苏占区仍是法定货币，于是旧马克铺天盖地地涌入东部德国，苏占区人民的储蓄顷刻化为乌有，通货膨胀立刻飙升，市场秩序大乱。几天后，苏联驻德军事长官索科洛夫斯基宣布，苏占区和大柏林区实行币制改革，发行东部德国的带有特殊标志的马克，以保护苏占区经济免遭西方占领区币制的破坏。德国出现了两个占领当局发行的两种马克，国家的分裂已成必然。 就在美国进行西德货币改革之后的第四天，苏联宣布了震惊世界的“柏林封锁”计划，从1948年6月24日起，全面切断西德和柏林之间的水陆交通。在具体做法上，苏联留有余地，仅切断水陆交通，从汉堡、汉诺威、法兰克福通往柏林的3条空中走廊仍保持畅通。 德国的货币战争，终于引发了真正的冷战。 【煤钢联盟，欧盟与欧元梦想的摇篮】 1949年5月柏林危机结束后，德国经济开始加速运转，此时一个越来越紧迫的现实困境制约着工业生产的急速扩张，这就是德国工业的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出现了巨大缺口。 德国的工业能源主要依赖煤炭，同时工业发展又急需钢铁，没有煤炭和钢铁，德国工业就不可能发展，而煤钢主要来自德国鲁尔和萨尔两大地区。萨尔早在1947年就被法国夺走，鲁尔又成了法国急于下咽的肥肉。但是，美国人不能允许站在冷战最前沿的德国出现经济崩溃。于是，各方利益妥协的结果就是鲁尔工业区由盟国成立的IAR（International Authority for the Ruhr）共管，由它来制定德国能够得到多少煤炭和钢铁份额。如此一来，德国经济的命脉就被死死地卡在法国人手中。 德国当初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尽快成立自己的联邦政府，没有政府，不结束占领军主宰德国一切事物的局面，德国的一切发展就无从谈起。而法国将鲁尔共管作为同意联邦德国建国的重要条件，德国人不得已只得被迫接受。随着德国经济实力的日渐壮大，德法之间的矛盾逐渐被激化。人们仿佛再度闻到了一战之后德法紧张关系的气息。 法国对德国的忌惮之深，根源就在于1870年以来的70多年时间里，法国三次被德国入侵，而且从来没有单凭自己的实力打败过德国。法国的工业革命起步远比德国更早，但由于频繁的革命和战乱不断地打断法国工业的发展，致使德国工业后来居上。德国人的严谨刻板似乎比浪漫随意的法国人更适合于从事大工业严密、复杂而精确的运行工作。虽然两次大战的结果都是法国人以政治和军事上的胜利者自居，但在经济上，法国很快再度成为德国的手下败将。法国再也没有拿破仑时代叱咤欧洲大陆的雄心胆略，如果没有英国和美国的同盟，法国人与德国这头猛虎做邻居，时刻都会提心吊胆。 法国极力支持永久“阉割”德国工业的摩根索计划，并且亲自操刀割去了萨尔与鲁尔两个心头大患。但是，随着冷战氛围渐浓，美国开始对德国更加倚重，反倒是看法国越来越不顺眼，特别是在法国盛行的“戴高乐主义”，更令英美反感。戴高乐主义的核心就是，法兰西的命运必须由自己操盘。 随着美国的政治天平渐渐滑向德国一边，法国单独面对日渐强大的德国感到越来越吃力。法国必须想出一个周全之策，既能永绝战争后患，还能有效地控制这头猛虎。苦思冥想之下，法国人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这就是“舒曼计划”！ 1950年5月9日，法国外长舒曼在记者招待会上，出人意料地提出建立一个“超主权”经济实体，将法国和德国的煤炭和钢铁生产能力置于该实体之下，共享资源，共同发展，共同管理，而且这一架构完全开放，任何欧洲国家都可以申请加入。这就是后来的“煤钢联盟”（ECSC，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由于煤炭和钢铁都是国家发动战争不可或缺的资源，而将煤钢交由超越德法国家权力之上的新实体进行管理，将从根本上消除双方发动战争的意图与能力。难怪舒曼欢呼煤钢联盟“将使战争不仅无法想象，而且在物质上也绝无可能”。 舒曼计划首先获得了美国的大力支持，为了对付苏联，西方阵营的德法重归于好，拔掉了欧洲未来战争的导火索，煤钢联盟所形成的共同市场，也有助于欧洲经济的复苏，整体上有利于美国的战略目标。1950年的美国，正是国力如日中天的时代，它此刻急的是欧洲经济复苏不够快，美国出口的商品不够多，欧洲抗拒苏联的实力太薄弱。美国还不曾想到60年后的欧盟及其货币欧元，将对美元构成什么样的挑战。 法德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民意也是一片叫好之声，本来法国民众在1950年已经普遍担心德法未来必有一战，现在一切云开雾散。德国人原本对法国强夺鲁尔和萨尔地区愤愤不平，法国人主动提出的煤钢联盟，一下子使德国人的心气儿顺畅多了。德法和好，使欧洲人对和平与繁荣的前景信心大增，只有英国在一边冷冷地旁观。 1951年4月，《巴黎条约》正式签署，煤钢联盟横空出世。除了德法之外，意大利、比利时、卢森堡、荷兰也加入进来，形成了“六国命运共同体”。6年之后，六国在罗马又签署了《罗马条约》，在煤钢联盟的基础上成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奠定了未来欧盟的基础。 煤钢联盟不同于任何一种以往的国际组织或者公司的形式，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超主权”。所谓“超主权”，就是主权国家将部分经济乃至政治的最终国家决策权，让渡给新的实体，而这一实体在相当程度上将拥有国家的性质。 煤钢联盟的权力机构就是“最高理事会”（High Authority），它由1名主席和8名成员组成，这些人虽然来自各国政府，但并不代表本国的国家利益，他们就职宣誓维护的是“共同体”的利益，而非国家利益。最高理事会可以行使三种权力：一是作出具备法律效力的“决定”；二是提出最终目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建议”，但各国可以灵活处理实现方式；三是表达不具法律意义的“意见”。 煤钢联盟还设有“共同议会”（Common Assembly），监督“最高理事会”。它的“议员们”必须经由各国选举产生，同样，这些人只“代表人民”，而不能“代表国家”。在类似三权分立的架构中，煤钢联盟还成立了自己的“仲裁法院”（Court of Justice），用以仲裁成员国不守规矩时发生的法律纠纷。 如果煤钢联盟与成员国之间发生争执，将由具备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来加以规范。这一形式的实质就是国中之国。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煤钢联盟，就不会有现在的欧盟，也不会有今天的欧元。正因如此，欧盟将5月9日“舒曼计划”的宣布日期定为每年的“欧洲日”。 其实，“舒曼计划”并非是舒曼的手笔，而是出自另一位高人，他就是被称为“欧洲之父”的让·莫内。 【“欧洲之父”身后的“影子政府”】 在法国的政治舞台上，总统到处有，总理满街走，仅仅是在法国第四共和国时代，1945～1957年短短的12年中，就出现过24届政府，平均每半年换一次。如此频繁和混乱的政治局面，很难想象政府会有能力和时间去推行任何经济战略。不过，在公众视线之外，一些真正运作国家大政方针的人往往并不是那么耀眼。让·莫内就是一个法国最重量级的战略运作高手。著名的煤钢联盟也正是在他的运作下才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被后人公认是战后欧洲一体化的总设计师。 莫内出身富商家庭，人脉资源丰富。早在一战爆发前，年仅20出头的莫内就在父亲的帮助下结识了许多重要人物。其中包括： 〖凯德斯雷爵士（Lord Kindersley）、英格兰银行董事、朗热兄弟公司的合伙人、哈德逊湾公司的董事会主席。朗热家族是最古老的投资银行之一，哈德逊湾公司更是世界最早的一批公司，曾在北美代表英王统治大片领土，其地位相当于东印度公司； 后任国联秘书长的德拉蒙德伯爵（Eric Drummond），英国上议院的领袖之一； 后任美国国务卿的约翰·杜勒斯和中情局局长的艾伦·杜勒斯兄弟； 后任美国财政部长的道格拉斯·第伦（Douglas Dillon），第伦家族在美国金融界也是声名显赫； 后任世界银行行长、美国驻德国最高军事长官、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会主席的麦克罗伊（John J. McCloy）； 还有就是美国最古老的阿斯特（Astor）家族成员。〗 可以说莫内结交的都是英美最核心的统治精英。一战刚爆发，莫内就被“重量级朋友”介绍给法国总理，年轻的莫内提出应该加强英法之间战略物资统一的调度与运输，于是被派往英国，成为国际物资供应委员会法国代表，常驻伦敦，代表法国进行组织协调。在英国与他共事的英国代表就是他当年的老朋友亚瑟·索特（Arthur Salter），后来他们又共同参与了《凡尔赛条约》的谈判和国联的创建，正是这个亚瑟·索特提出的“欧洲合众国”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莫内的人生轨迹，亚瑟·索特也是英国罗兹会社（Rhodes Society）的核心成员之一。 一战后，在凯德斯雷爵士的提拔下，年仅31岁的莫内就被任命为国联副秘书长，帮助打理秘书长凯德斯雷爵士的日常事务。国联本来就是罗兹会社一手策划出的产物，罗兹会社的终极目标是“将大英帝国的统治扩展至全世界；完善大英帝国向外扩张的体系；由英国国民对所有可资生存的地方进行殖民……在帝国议会实行殖民地代表制度，将分散的帝国成员统一起来，从而奠定永无战争，符合人类福祉的世界。” 罗兹会社在美国、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等英帝国自治领地、殖民地和前殖民地遍设分舵。声名远扬的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FR，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就是罗兹会社在美国的分支。罗兹会社在英帝国的各个自治领地不定期地秘密集会，统一规划部署，从幕后对政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施加影响，操控新闻、教育和宣传机构，首要目标是由英国以联邦的形式统一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国家，最终建立某种形式的世界政府，实现“天下大同”。 莫内作为一个法国人，积极投身到英帝国的统一大业中，当然备受重视。他频频代表国联四处活动。1935年，受国联的委派，莫内来到中国，担任蒋介石的财政顾问，对中国的经济及财政情况进行考察。当时蒋介石正在进行法币制度改革，中国的银本位崩溃后，法币到底是倒向英镑还是美元，这是英美都非常关注的问题。结果蒋介石选择了脚踩两只船的策略。 就在莫内仍在中国上海之际，后来朗热兄弟的合伙人乔治·摩南（George Murnane）拉莫内入伙做生意，与瑞典的沃伦伯格家族（Wallenbergs），德国的博世家族（Bosch），比利时的索维斯家族（Solvays），美国的杜勒斯兄弟、洛克菲勒家族建立起商业往来。 20世纪30年代末的莫内，被认为是同时代最具国际人脉关系的法国人。 二战爆发后，眼看法国兵败如山倒，莫内向丘吉尔建议，将法英两国合并成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议会和一支军队，集两国之力对付德国。丘吉尔代表英国政府接受了这一想法，甚至当时走投无路的戴高乐也同意两国合并，但因法国总理贝当元帅坚决反对而作罢，后来贝当向德军投降，当起了维希政权的傀儡皇帝。法国沦陷后，他被丘吉尔任命为英国战争物资委员会的高级成员，前往美国求助。在美国，莫内又成为罗斯福的顾问，他建议罗斯福改变传统观念，不要根据已有的资源来决定需求，在欧洲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美国应该去寻找资源以最大地满足战争需要。为此，罗斯福开始了“胜利计划”的军事生产总动员，莫内在其中发挥了连英国人自己都难以实现的重要作用。战后，凯恩斯认为莫内使美国认识到了军事工业总动员的重要性，在1941年五六月份，莫内对英国的贡献是极其重要的。 在广泛的英、美人脉的基础上，莫内获得了马歇尔计划在法国监督实施的权力，戴高乐不得不借重莫内的人脉关系去打通美国的资源，并委派莫内制订法国战后的5年经济恢复计划。尽管戴高乐与莫内存在着国家主义和国际主义价值观的根本区别，但法国太需要美国的援助了。 战后初期，莫内沿着美国人的思路梳理出来的“莫内计划”，在对德国的问题上其实就是“摩根索计划”的翻版，主张彻底“阉割”德国工业。随着美国调门的转变，莫内开始筹划煤钢联盟的“舒曼计划”。当莫内兴冲冲地拿着“舒曼计划”来找英国当盟主时，英国的态度却非常冷淡。英国人心想，煤钢联盟将强化德法的利益关系，削弱英国在欧洲大陆的影响力，英国人没这个心情去成人之美。莫内不得已掉头回来支持法德主导煤钢联盟，并出任煤钢联盟第一任“最高理事会”的主席。 德法之间的核心人物也逐渐形成了一个小圈子，他们包括法国方面的前总理安托万·比内（Antoine Pinay）、法国情报部门的头头让·万雷特（Jean Violet）、莫内和外长舒曼。德国方面参加的有德国第一任总理康莱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原奥匈帝国的王储、哈布斯堡王朝的掌门人、泛欧联盟主席奥图·哈布斯堡（Otto von Habsburg），后来加入的还有与梵蒂冈银行关系密切的意大利银行家卡洛·培森提（Carlo Pesenti）。 洛克菲勒家族的掌门人戴维·洛克菲勒在自传中描述了这个比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更具争议性的欧洲核心圈子。“1967年10月，卡洛·培森提，一个拥有意大利许多重要公司的银行家……把我介绍给他的小圈子，在那里大家主要讨论欧洲当前的趋势和世界政治……让·莫内、罗伯特·舒曼和康莱德·阿登纳都是这个圈子的发起人……讨论用法语进行，通常我只是参加会议的唯一的美国人，不过有时这个小组在华盛顿开会时，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也会前来一起吃饭。培森提圈子的所有成员都是欧洲政治和经济整合的积极推动者。” 毫无疑问，莫内是这些人中最卖力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在煤钢联盟的“经济超主权”首战告捷之后，他又开始推出更大的动作，将欧洲各国的防卫也搞成“军事超主权”。一个主权国家，如果没了经济自主权，再没了货币自主权，最后搞得连国防的自主权也丢了，主权国家也就完蛋了。莫内搞的欧洲防卫共同体（European Defense Community）最终被法国的戴高乐主义者们否决了。欧洲各国仍然保留在国家之间的防卫合作层面上，这就是当时刚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 莫内干脆辞去煤钢联盟主席的职务，开始加倍努力地筹建一个相当低调的“欧洲合众国行动委员会”（ACUSE. Action Committee for the United States of Europe）的组织。这一组织在与美国国务院的密切配合下，在幕后对各派组织强力游说施加压力，最终促成了1957年《罗马条约》的签署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诞生。 “欧洲合众国行动委员会”的副主席麦克斯·科斯泰姆（Max Kohnstamm），1973年成为洛克菲勒资助的“三边委员会”欧洲分支首任主席。 莫内圈子最终的目标非常明确，这就是建立一个“欧洲共和国”。这一“国际主义”的主张，势必同各国坚持主权观念的“国家主义”发生激烈冲突，如果在20世纪50年代就公开宣布他们消灭主权国家的政治主张，显然会激起欧洲各国从政府到民众的尖锐矛盾。所以，莫内圈子里的精英们只能悄悄地推动这一进程，在遭遇主权国家、社会民众的强烈反弹时，甚至需要借助重大的危机来“倒逼”改革，迫使各国政府不断交出工业、贸易、货币、财政、税收，乃至国防主权。 煤钢联盟仅仅是开了一个头，目前正在发生的欧元危机也不过是个“危机杠杆”，好戏还在后面。 这样一圈能量非凡的银行家、政治家、舆论家、学术家、情报家们所组成的超级豪华阵容，正在幕后不动声色地推动着光怪陆离的国际政治舞台的旋转，他们与台上的政治家们时而配合默契，时而磕磕碰碰，台下的各国百姓看得云山雾罩、激动疯狂。 难怪1969年美国《时代》周刊将莫内圈子称为“欧洲的影子政府”。 1963年12月，莫内被美国总统约翰逊授予“总统自由勋章”，以表彰他的“杰出贡献”。莫内于1979年去逝。1988年莫内的遗物被法国政府“请进了”先贤祠（Panthéon），世代享受香火。 【美元从稀缺到过剩，金权的天平向欧洲倾斜】 战后初期，美国贸易持续顺差，各国美元和黄金不断涌入美国，美国一度拥有高达世界黄金储备总量的2/3。美元源源不断地回流美国，而欧洲却陷入严重的美元短缺危机。这可愁坏了美国。 设计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目的，就是希望美元流出美国，涌向世界，在国际贸易的大循环中为美国带来潜力无限的财富和控制力。输出美元事关美国货币战略的全局，为此美国制订了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援助日本的道奇计划，以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等众多经济重建计划。更为重要的美元输出手段，还包括了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直接投资，汹涌而来的海外投资美元大潮，在资金匮乏的战后欧洲横冲直撞，攻城略地兼并资产，引发了欧洲人的惊呼。美元此时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一时间美元权倾欧洲。 20世纪50年代以来，欧洲经济正从战后的废墟里渐次复苏。马歇尔计划带来了滚滚的美元，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起稳定的货币环境，煤钢联盟形成了欧洲共同市场，在这一切基础之上，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如雪片一般飞来的军品订单，使得欧洲经济开始满负荷高速运转起来。从1950～1953年，美国在朝鲜战争中耗资约300亿美元，虽然远比不上二战的规模，但也足以让欧洲和日本发了一笔小横财。 对于朝鲜战争的融资，美国并没有采用大幅增强税等传统办法，而是更多地采取了“印钞票”来解决。由于美元独特的世界储备货币地位，美国在进行朝鲜战争时，再也不必像当年大英帝国在一战和二战中那样向美国大举借债，而是由美联储出面将国债“货币化”，向世界经济注入美元纸币，然后再竭尽所能地赖掉债务。 国债货币化所制造出来的大量“劣质美元”，开始随着美国在海外每年高达30亿美元的军事开支，以及跨国公司在欧洲的并购投资，而将通货膨胀的种子撒遍欧洲大地。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也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只要他持有美元，他就是为美国战争债务提供融资的倒霉蛋。 一切仿佛又回到了20年代，金汇兑本位制内在的双重信用创造的痼疾，在布雷顿体系下被扩张到了全球。正如1947年经济学家特里芬所发现的那样，美国向全球提供两种货币储备资产，黄金与美元，而且以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固定价格将两者绑死在一起，黄金供应慢而美元增长快。美元扩张的内在原因在于，当美元被输出到德国，德国将由于外汇储备增加而不得不增加马克供应；同时，德国又会自动将美元再存入美国的银行系统，而美国由于回流的美元可在本国进行再度信用创造。这一过程还可以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经济顾问吕夫，曾用更形象的例子来描述这一过程，美元反复的信用创造就如同“在舞台上行进的一队士兵，他们可以在台前幕后反反复复地出现”。结果必然是美元越来越多，流动性越来越泛滥，债务泡沫越吹越大，经济危机的后果越来越严重。20年代的金汇兑本位制所造成的债务泡沫破裂，导致了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五六十年代盛行的布雷顿体系所形成的美元泡沫，结局是70年代肆虐全球的美元危机和恶性通货膨胀。70年代后建立的美元本位制，在全球经过30多年的信用扩张和债务催生，最终导致的就是现在世界范围的主权货币危机！ 由于金汇兑本位制的遗传毛病，美元的增长必然超过黄金，而维持美元与黄金之间的锁定价格，也就成为一个从逻辑上看根本无法持续存在的幻觉。特里芬在1947年发现的这一问题，在美元极度短缺的时代，在美国拥有世界黄金储备高达2/3的情况下，基本没有引起政治家们的关注。人们仅仅是把所谓的“特里芬难题”当做一个“有趣”的学术“脑筋急转弯”。 作为国际货币储备资产，美元必须持续不断地输出，以满足各国经济增长对本国货币扩张的需要；同时，世界经济的发展也要求美元输出的规模不断扩大，以保证国际贸易结算的进行。瓶颈在于当美元的输出规模大于自身的黄金储备时，就会自动引爆全世界用美元纸币去挤兑美国黄金储备的危机。 当60年代初，欧洲各国手中的美元第一次超过了美国的黄金储备总量时，美元在欧洲严重过剩的问题就变得异常刺眼。如何应付过剩的美元呢？欧洲60年代所碰到的问题，恰如中国现在所面临的处境。 【欧洲美元，一片金融的新大陆】 美元从稀缺的宝贝，变成了烫手的山芋。面对日益膨胀的贸易盈余和国际资本大规模涌入所带来的大量美元储备，欧洲各国政府的选择，除了买美国国债，就是兑换成黄金了。但是用美元兑换黄金的行为，在美国人看来类似敌对行为，在欧洲除了吃了熊心豹子胆的戴高乐，其他人并不太敢公开跟进法国的做法。但是手持巨额美元，却坐困美国国债，欧洲国家怎肯甘心。 这时，银行家们灵光闪现，他们发现了一块金融新大陆，这就是欧洲的美元市场。所谓欧洲美元，最早就是指的流入欧洲并在那里四处游荡的美元，它们金额巨大，缺少监管。后来苏联、中东等国将石油出口收入的美元也存放在欧洲的银行体系，它们也构成了欧洲美元的组成部分。再往后，凡是美国境外的美元，统统被称为欧洲美元。 如此庞大的一笔“闲钱”，除了购买美国国债，获得很少的一点利息收入，竟然在投资方面处于走投无路的窘境！国际银行家西格蒙德·沃伯格决心要撬开这片广袤肥沃的金融新大陆。 西格蒙德乃是沃伯格家族的后起之秀，他主要出没在伦敦和纽约，曾担任华尔街最富盛名的投行“库恩雷波公司”的高级合伙人。20世纪上半叶，库恩雷波公司威名之显赫，堪比当今的高盛。沃伯格家族曾经人才鼎盛，笑傲华尔街。上一辈的麦克斯·沃伯格，乃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金融顾问，代表德国参加凡尔赛和谈，一战后主导德国财政金融大权，作为德国帝国银行的犹太人董事，在纳粹上台后曾与希特勒在中央银行对峙了5年；保罗·沃伯格，美联储的总设计师，美国金融政策的核心决策者之一；菲利克斯·沃伯格，也是库恩雷波公司的高级合伙人，华尔街大佬之一；弗里兹·沃伯格，德国汉堡金属交易所主席，一战后期曾代表德国与沙俄秘密媾和。可以说沃伯格家族的势力遍布德国、英国、法国和美国。 西格蒙德同样是欧洲一体化的信奉者，与莫内圈子关系深厚。作为国际银行家，资本自由流动是永恒的理想，减少政府干预是起码的主张。他在20年代就认识到民族主义在欧洲已经逐渐过时，甚至建议泛欧运动应该从裁军开始，将各国的军事主权集中起来，由一个仲裁法院来处置分歧。二战爆发后，他又到处活动，希望建立欧洲的政治同盟，将英法先联合起来，再建立以英国为核心的欧联邦国家同盟，这个同盟应将军事、货币、交通、通信等主权纳入一个“最高权威”的统一管理之下。 二战后，他曾力谏英国政府加入欧洲共同市场，并向莫内和阿登纳阐述应将伦敦作为欧洲共同市场的金融中心，在欧洲金融整合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当“煤钢联盟”建立后，他又主张由伦敦城来提供金融支持，可惜未被采纳。西格蒙德对莫内和阿登纳等人非常失望，“如果在战后的头几年，他们所领导的欧洲统一计划由伦敦作为其资本中心，他们后来一定会对英国感激备至。”在他看来，要进行欧洲的统一，唯一的出路就是从金融整合入手。 在对美国的问题上，他认为与美国的合作与欧洲一体化并行不悖，为了加速欧洲一体化，甚至可以借用美国的金融力量迫使欧洲的受援国放弃贸易壁垒。 与莫内等人相比，西格蒙德更具备银行家的专业深度。他看到了莫内推动经济整合的煤钢联盟的重大意义，并能从具体的金融运作入手去解决实际问题。他长期不懈地建议煤钢联盟进入国际资本市场进行融资，一方面扩大其资源和规模，另一方面吸引美国的私人投资者加入重建欧洲的进程。经过长期努力，他的想法终于开花结果，1957年、1958年、1960年和1962年，煤钢联盟先后在纽约资本市场发行了超过1.2亿美元的债券。 当欧洲市场淤积的美元规模越来越大时，西格蒙德猛然意识到，欧洲企业的美元融资为什么非要去纽约呢？欧洲美元不是近在眼前吗？ 当欧共体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货币联盟之时，西格蒙德则在考虑如何将欧洲的资本市场进行整合。在纽约库恩雷波公司的第一线，他亲身体会到华尔街强大的金融辛迪加是如何组织协调大规模的债券承销的，但巴黎和法兰克福显然不具备这样的金融战略远见。 四次为煤钢联盟在纽约资本市场的大规模融资实践，坚定了西格蒙德在欧洲组建强大的金融辛迪加的信念。困难是显而易见的，欧洲各国虽有共同市场，但那主要是贸易市场，而不是资本市场。各国对资本管制和汇率调整的政策千差万别，货币金融的法律规定也各不相同，要在欧洲发行前无古人的美元债券，必须在法律上绕开如此之多的监管暗礁，才能实现在欧洲资本市场上的统一发行，这决不是件简单的事情。西格蒙德正在做的，其实是将整个欧洲分割的资本市场，联结成为一个共同的资本市场！ 要建立一个以美元计价的欧洲债券市场，最重要的就是必须有足够的美元掌握在欧洲的手中，这一点在美国输出美元的战略中，已经由欧洲贸易盈余、跨国公司投资、美国海外军事基地支出来提供了。另外，大批欧洲富有的个人手中也有巨额美元存款，还有就是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外汇存款，由于担心在极端情况下会遭到美国银行体系的冻结，因而也主要存放在欧洲。这些美元分别掌握在大公司、欧洲商业银行、各国中央银行和国际组织（如国际清算银行）的账户上。 人们可能会问，为什么这些美元不直接存到纽约的美国银行户头上去呢？除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担心之外，美国大萧条时代保留下来的金融业的“Q条款”，严格限制了美国金融机构的利息支付上限，如30天短期储蓄利息支付不得高于1％，90天的利息上限为2.5％。 下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哪里开始欧洲美元债券的试点呢？西格蒙德首选了伦敦。这不仅是因为伦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历史，更是因为英格兰银行对于欧洲央行们谈虎色变的热钱，采取了较为开明的政策。这些热钱，其存款时间较短，银行无法或不敢进行长期放贷，同时大进大出极易冲击外汇市场的稳定，故而央行们视之如洪水猛兽。但英格兰银行以国际银行家自居，哪有钱来了拒绝存款的道理？关键是如何处理好短存和长贷之间的矛盾。英格兰银行的应对之道就是建立国内与国际资本流动的防火墙，简单地说，就是类似“保税区”概念的金融特区，当然这是一个抽象的特区。英格兰银行规定，英国人不得购买外国债券，除非是严格意义上的“真实投资”用途的美元债券：在这一严格隔离的两个市场中，英国人所持有的英镑和外国人所持有的美元，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外国人尽可以在完全不受管制的美元资本市场上随心所欲，而这一市场的所有活动完全不会影响英国国内的资本市场。这种安排比较类似于中国股票市场上A股和B股分别面向本国投资人和外国投资人。 西格蒙德为了说服英格兰银行支持欧洲美元债券在伦敦的试点，也是采用了威胁加诱惑的方式。他声称如果英格兰银行不取消对外国债券投资收益的高额印花税，那他就将欧洲美元债券转到政策更宽松的卢森堡或其他市场去发行。但是，他又强调，一旦伦敦成为欧洲美元债券的中心，那源源不断的美元就会流向伦敦城，它将重新成为世界金融的中心。这后半句对英格兰银行来说实在是诱惑难挡。就在好事将成的时候，伦敦证券交易所又跳出来横插了一杠子，拒绝欧洲美元债券在证交所挂牌交易。如果不能挂牌交易，那债券在交易后的交割结算是个大问题。后来交易所作出让步，但坚持美元债券必须以英镑标价，而且还是以战前英镑对美元的汇率为准，债券的真实购买只能在卢森堡进行，所用美元必须从政府控制的外汇额度中申请。西格蒙德郁闷地质问，金融创新咋会这么难？ 在选择哪家公司进行试点时，西格蒙德倾向于为煤钢联盟发行美元债券，这不仅是为了赚钱，更是为了他多年笃信的欧洲统一的梦想。在给英格兰银行的说明中，他提到：“这将是一个简单的美元债券，并不附带任何货币期权。对于英国的外汇管制而言，它是一种外币债券，英国居民将会支付额外费用才能购买。因此本国居民不会认购。不过，他们将在伦敦得到报价，这一价格将是整个欧洲市场的基础价，这样会鼓励他们通过伦敦进行交易。” 就在即将水到渠成之际，英国外交部又出面干涉，他们认为在英国被欧洲共同市场拒之门外的时候，在伦敦发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债券，帮助它们进行融资，显得不太妥当。英格兰银行倒是很支持，虽然债券并不是以英镑计价，但是交易是在伦敦进行，这不正说明伦敦又开始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了吗？ 就在西格蒙德说服了英国监管部门，准备开张时，又碰到了新问题，欧共体的全体成员必须一致同意才能获得发行批准，但这一过程将耗时几个月。结果，第一单欧洲美元债券并不是西格蒙德心目中的代表作煤钢联盟，而是一家意大利的公司以1500万美元6年期债券，票面利息5.5％，发行价格为票面价值的98.5％，创下了首发记录。西格蒙德率领欧洲金融机构成功实现债券销售。从此，欧洲美元债券市场轰轰烈烈地拉开了序幕！ 欧洲美元终于在美国国债微薄的收益之外，找到了一个巨大的投资空间。它的重大意义在于，欧洲人开始利用美元资源，借力打力，在发展自己的同时，并未落入美元国债的低收益陷阱，成为美国赤字财政融资被动的埋单者。这一点，对今天的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巨大美元储备，提供了一个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的出路。 西格蒙德的尝试，使其成为当之无愧的“欧洲美元债券”之父。 【货币同盟：欧洲整合的起点，还是终点？】 在整个20世纪五六十年代，莫内毫无疑问是推进欧洲整合运动的灵魂人物，他所建立的“欧洲合众国行动委员会”，吸纳了欧洲众多的精英人物。在统一欧洲的活动中，莫内逐渐意识到经济一体化必须先行，而建立欧洲货币同盟则是撬动经济整合最强大的杠杆。 对于货币同盟，欧洲内部则存在着两种思路：一种就是莫内圈子极力主张的货币联邦，即各国交出货币主权，由超主权的机构执行各国经济发展统一的计划；另一种则是坚持搞货币联盟，各国只是建立稳定汇率的永久性机制，但货币发行大权仍然属于国家所有。从本质上看，这两种思路代表着欧洲内部的两派力量，货币联邦势力代表着欧洲的国际主义意识形态，他们最终的目的就是废除各国主权，建立统一的欧洲合众国政府；而货币联盟的支持者则是国家主义的坚定信奉者，坚信国家利益是最终的价值取向。货币的国际主义与国家主义之争，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一直是欧元问题争执的核心。在今天的欧元危机中，这两种力量博弈的最终结果，将决定欧元的命运。 以美元为核心的布雷顿王朝存在着“遗传性的癌变基因”，这一点到60年代中已经显露无疑。美元不断贬值的破坏性冲击，构成了建立欧洲货币同盟的外部压力。在欧洲人眼里，美元已经从欧洲经济健康稳定的保护伞，蜕化为贸易动荡、货币危机的肇事者。1933年伦敦经济会议是美国与欧洲较劲的中心，现在仍然是双方难以破解的难题。欧洲经济要发展，货币稳定是前提。这是因为欧洲各国人口规模偏小，经济纵深不足，市场容量难以承载经济持续发展的压力，所以欧洲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共同市场的扩张就成了欧洲人最大的希望。但美元不负责任的政策，既威胁着欧洲人的外部贸易环境，又破坏了内部共同市场的秩序。欧洲人反复与美国人交涉的结果，得来的就是美国财政部长康纳利的一句名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的问题。” 美元贬值对欧洲造成的冲击，首先波及了德国。 1948年德国货币改革创造了一种独特的中央银行制度，这就是德意志联邦银行的独立性模式。美英中央银行在本国都很难奢望的超越国家政权制约的理想，在战后一片废墟的德国终于有了一块理想的试验田。所以美英设计的德国中央银行，早于西德联邦政府的诞生，这一违反世界所有国家建国原则和先例的做法，就是为了确保德国央行彻底独立于政府。 德国央行建立之初，既无黄金也无外汇，信用仍是一张白纸。面对国内全面破产的银行体系，在新马克以1：10兑换旧马克的同时，必须彻底清理银行的资产。在纳粹德国统治时期，国民经济全面军事化，经济资源大幅投入战争机器，致使私人经济所需贷款甚少，同时德国战时经济实行配给制，人民有钱也买不到东西，这就造成了银行积累的居民储蓄无处放贷的窘境。银行无处放贷却又不能不放贷，否则银行就会失去收入来源而陷入亏损或倒闭，纳粹政府则充分利用银行的储蓄过剩，大量推出各级政府债券，银行在别无出路的情况下只能用人民的储蓄来购买政府债券，间接为战争融资。战后，德国纳粹政府没有了，银行持有的政府债券也就成了坏账。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央行规定凡是纳粹政府所欠银行的债务，一笔勾销。银行所蒙受的重大资产损失，由央行与未来的联邦政府分摊部分亏空，办法就是用央行发行的“平衡票据”（Equalisation Claims）来补充银行的资产损失。“平衡票据”类似于中国人民银行的“央票”，它以未来新政府的信用担保，由央行自身的利润来还本付息，而央行则相应减少向未来政府应上缴的利润部分。从本质上看，“平衡票据”就是用未来德国新政府的国债去置换纳粹政府的老债务，只不过在政府尚不存在的情况下，由央行代为发行而已。 因此，德国的中央银行和整个商业银行体系的资产，在战后初期是建立在纯国债基础之上的，1948年德国马克堪称世界上最纯粹的“国债本位制”。 其实，国家货币的信用基石，既不是金本位，也不是国债本位，而是“生产本位”！只要这个国家具备强大的生产能力，能够创造出丰富的商品和优质的服务，那么国家货币的信用自然就是强大坚实的。金本位或国债本位只是“生产本位”的一种象征形式！一个国家货币的实力，归根结底是由该国创造财富的能力决定的。 当德国满负荷地开动工业机器，巨大的社会财富被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优质的商品海量涌进美国市场和欧洲共同市场，滚滚的美元和黄金则涌入德国的国库。1950年德国尚无任何黄金储备，仅仅用了6年时间，德国央行的黄金储备就轻松超过了历史上的黄金大国法国，同时还积累了巨额美元储备。 当德国马克被世人们啧啧称赞争相拥有的时候，德国的中央银行家们开始趾高气扬起来，他们以马克的捍卫者的身份出现，频频与德国政府发生争执，总理阿登纳曾高声抗议德国央行“是一个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既不需要对议会负责，也不需要对任何政府负责的机构……（货币政策的）铡刀却落到街头每一个人的头上”。阿登纳的愤怒是有道理的，马克坚挺的后盾不是央行的利率政策，而是千千万万的德国工程师和技术工人所创造出来的强大工业实力。 由于德国工业的竞争力，美元开始大规模涌入德国，这里面既有贸易导致的顺差美元，也有外国直接投资对德国的偏好，同时还有日益膨胀的热钱也开始进入德国。60年代初，马克开始面临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为了维护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各国货币汇率稳定的要求，德国央行开始被迫“印刷马克”来买入大量流入的美元，以遏制马克对美元升值的压力。这与中国目前为了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而不得不增发人民币买入美元是同样的问题。由于马克增发形成了德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到底是以加息反通胀，还是以马克升值反通胀，引发了德国央行和政府的激烈争执，加息对经济不利，而升值对出口不利。1961年马克升值5％，修改了布雷顿体系，马克的崛起动摇着美元体系的大厦。 有一点需要明确，马克升值反应了德国工业实力的增长现实，布雷顿固化的汇率体系代表着1945年前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当德国经济从废墟中崛起为巨人之时，再用8岁小孩的鞋子给20岁的棒小伙子穿，尺码显然不会合适。但是，升值对德国的货币储备，特别是美元储备会造成相当程度的潜在损失，虽然在美元与黄金价格锁定的年代，这一损失并不会表面化。所幸的是，德国的货币储备中，黄金占的比重超过了美元，因此美元储备损失的程度会大大减轻。由于在30年中，德国马克的价值曾两次遭到摧毁，所以在德国央行的货币储备中，黄金始终占据着相当的份额。 但是，马克升值却在欧洲造成了一系列连锁反应。随着马克升值，荷兰盾也随之升值。法国和其他欧共体的国家开始担心共同市场国家之间的汇率动荡，将会影响区内的贸易经济平衡，最终破坏政治平衡。因此欧共体在1965年建议，欧共体的发展趋势必然需要形成一个货币同盟，先以汇率稳定为目标，再逐步过渡到欧洲单一货币。 由此引发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两派争议，以德国为首的一派认为，统一货币是个漫长的过程，各国经济的整合是前提，必须先有共同的贸易政策，共同的财政税收政策，共同的经济政策，共同的民生政策，才谈得上统一的货币。德国人并不认为超越主权的货币联邦存在着太大的可行性。以法国为首的另一派则坚持，货币整合就是经济整合的出发点，没有稳定的汇率就不会有欧洲经济的发展。其实双方争论的实质就是，货币同盟究竟是实现欧洲统一的起点还是终点，是手段还是目标。 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美元贬值严重加剧，在急转直下的货币危机中，欧洲推进货币同盟的紧迫感大大强化了。 【黄金大决战】 〖法国除非站在最前列，否则就不称其为法国；法国如果不伟大，就不称其为法国。使法国伟大是我心中唯一的目标和我生命中最崇高的目的。 ——戴高乐〗 1958年戴高乐上台，法国进入第五共和国时代。可以说戴高乐身上集中体现了法国人的特质：激情奔放、高傲冲动、充满理想主义的狂热。拿破仑时代以来，法国人的心理一直很不平衡，光荣与辉煌的时代似乎已经永远逝去，冰冷的现实则时时刻刻压抑着法国人恢复其伟大国家的渴望。法国是胜利者，却胜得缺乏荣耀；法国是强国，但强得不足以称雄欧洲。心比天高的戴高乐决心要重振法国的威风。 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怀，毫不掩饰的国家主义倾向，使得戴高乐与莫内圈子毫无共同语言。欧洲人常拿莫内开玩笑，说他是“除在法国以外，最有影响力的法国人”。戴高乐与阿登纳重归于好，并不是出于莫内圈子所主张的“放弃法兰西的主权”去搞什么欧洲合众国，他需要的是一个法国领导下的强大欧洲联盟，目标是挑战美国的世界霸权，在这样恢弘的构想中，甚至苏联都是戴高乐准备用来制衡美国的棋子。在戴高乐的心目中，“欧洲联合将由法国和德国完成，法国是赶车人，德国是马”。 戴高乐最耿耿于怀的就是美英称霸世界的格局。在二战中，罗斯福不喜欢戴高乐，因为戴高乐也想自己牢牢地控制自己的命运，如果大家都像戴高乐这样，那美国还能去控制谁呢？丘吉尔也很讨厌戴高乐，即便是在逃到了英国的情况下，戴高乐那种傲慢、固执以及毫不妥协的倔强，丝毫不像在别人家吃白食的架势。而戴高乐则最痛恨盎克鲁－撒克逊人试图主宰法兰西的命运，特别是在雅尔塔会议上，戴高乐遭到英美的排挤，没有搞到这次重大会议的入场券，更使戴高乐骄傲的心受到痛击。 在戴高乐掌权后，两次将英国挡在欧共体的大门之外，英国首相痛斥“欧洲大陆国家已经集结成为一个气势汹汹的经济集团。拿破仑战争以来，这还是第一遭”。戴高乐则当着官员们的面嘲笑英国首相是“一个可怜的人，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他”。 对布雷顿王朝，戴高乐更是从心眼儿里往外地看不惯，凭什么盎克鲁－撒克逊人的货币在那里当柱子戳着，而其他货币只能看着它们的脸色行事？只要能将美元掀下马，哪怕惹上一身剐。戴高乐不仅这么想，而且也是这样干的。 经过1957～1958年两次法郎贬值，法国的出口好转，美元储备激增。戴高乐在高参吕夫的指点下，已经瞧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命门死穴就是黄金，只要抓住这个要害往死里打，美元的江山必然坍塌。到那时，群雄并起，豪杰四出，法郎带领着马克、里拉等众兄弟抢上货币金銮殿，试看天下谁能敌？ 从1958年到1966年，法国平均每年用美元储备向美国要求兑换黄金的规模高达400吨，法国的黄金储备重新超过了德国。其他欧洲国家在美国财政部的压力之下，不敢轻易要求将美元换成黄金，美国给出的理由是，这样会破坏世界的金融状况，美国的潜台词很明确，谁拿美元换黄金，谁就是破坏世界金融秩序的“潜在敌人”。当然，美国对法国的行为恨到了牙根儿里，只是一时拿油盐不进的戴高乐没办法。60年代初，美国强迫欧洲央行掏份子建立起了“黄金互助总库”，共同抛售黄金以稳住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底线。然而美元泛滥之势却有增无减。 1964年美国总统约翰逊上台之后，非但没有拿出削减财政开支改善国际收支平衡的具体办法，反而提出了一个耗资靡费的“伟大社会”计划和烧钱烧到手软的越南战争升级方案。约翰逊的“伟大社会”内容包罗万象，从创造美好城市环境，到治理污染；从向贫穷开战增加就业机会，到强化社会保险和救济；从普及教育，到公民权利；从开发农村，到修筑高速公路；从“抚育孤儿”，到关爱老人等115项立法。仅卫生、教育、落后地区发展三项经费拨款，就从1965年的81亿美元增加到1966年的114亿美元。越南战争的升级更是烧钱的无底洞，从1965年开始，美国飞机开始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同年3月8日，美军地面部队在越南登陆，加快了越南战争的步骤，到1968年越战高峰时期，越南美军人数多达53万人。本来一个“伟大社会”就将耗尽美国的经济资源，而越南战争最终竟耗资4000亿美元！约翰逊既选择了大炮，同时还要黄油。他自信满满地认为：“毕竟，我们的开国先辈就是一手拿枪打敌人，一手拿斧头建设家园，让全家温饱。”其实，约翰逊并不担心他的财政支出的来源，因为美国可以印钞票，让欧洲人去帮助美国埋单赤字。 美国财政毫无节制地花钱，最终激怒了戴高乐和所有欧洲国家。1965年，法兰西银行公然宣布，法国准备将所有新流入的美元储备和现有的部分储备，向美国政府要求兑换黄金。法国人以前拿美元兑换黄金，都是悄悄地做，不愿太让美国没面子。这一回，完全是当众抽了美国一记响亮的耳光。欧洲手持美元储备的债权国们，无不私下拍手称快。戴高乐还提出一项全球货币改革方案，加强黄金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作用，取缔美元和英镑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直接号召欧洲国家夺权。 在法国的视野中，英美占据大西洋两岸，同气连枝，互为犄角。欧洲集团欲破美元强敌，必先打垮英镑，断其臂膀。 而此时的英国，已是危机四伏。 战后，英国一直力图恢复英镑区的努力，却不断遭到美国的严厉打压。特别是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中，英国遭到了美国断然的金融制裁，彻底断了恢复殖民帝国的念头。 二战中，英国的殖民地向英国提供的大量出口，形成了巨大的英镑储备。美国人迫使英国在1947年解冻这些英镑储备，结果触发了严重的英镑危机，使得英镑信用扫地，前殖民地国家纷纷投靠美元。英国被迫再次冻结英镑储备，这笔巨大的英镑外债负担一直压得英国财政喘不过气来，只要世界经济稍有波动，英镑就会产生信心危机。从1948年到1982年，英国资本账户的赤字状况在34年中出现了32次，以至在战后各国工业设备更新、技术飞速进步的繁荣时期，英国却由于历史遗留的英镑储备、外债的压力和庞大的海外军事开支，始终处于资金拮据的状态，经济发展落后于主要欧洲国家。到1960年，英国的货币储备为10亿英镑，但所欠的英镑外债却高达30亿，到60年代末，外债更高达60亿英镑，成了欧洲经济中的“英国病人”。 法国不仅用黄金攻击伦敦的英镑储备，猛击英国的痛处，而且还动用法国国家传媒工具来削弱英镑。法国持续将英镑兑换黄金的做法，造成了美国等“十国集团”和IMF组织的贷款，用以保卫英镑的努力化为乌有。德国在关键时刻，拒绝发表声明支持英镑，理由是“德国各界坚信英镑应该贬值”。1967年11月，在进行了艰苦的3年英镑保卫战之后，英镑宣布投降，贬值达14.3％。英镑的贬值立刻刺激国际市场大规模抛售美元，抢购黄金。 1968年3月17日，美国苦心经营的“黄金互助总库”垮台了。3月底，数百万美国人在电视上听到约翰逊总统宣布他将不再竞选连任。同时，美国对越南发动的新年攻势也无疾而终。《华尔街日报》哀叹道：“欧洲的金融家们正在将和平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欧洲的债权人，已经迫使一位总统辞职了，这是美国历史上破天荒的事情。” 就在法国大获全胜，准备向美国的黄金储备发动总攻的关键时刻，一个突发的颇具戏剧性的事件扭转了整个黄金战争的进程。就在美国3月17日“黄金互助总库”垮台的5天之后，巴黎一所大学的学生们于3月22日突然占领校园，越来越多的大学陆续参与进来，并演变成了巴黎的“5月风暴”，整个社会一度瘫痪。 虽然人们不清楚事件的原因，但结果却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法国从美国运回的黄金，又被迫老老实实地还给了美国。连戴高乐本人最终也因此丢掉了总统的宝座。 “5月风暴”在外汇市场上掀起滔天巨浪，法郎被大规模抛售，引发了雪崩式贬值。5月29日，法兰西银行行长向美联储打电话求救，美国人回答：“美元怕是不好白借，法国不是有黄金储备吗？可以卖出换美元啊。”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法国人愿意以35美元的平价卖给美国财政部，美国其实极度短缺黄金，而且黄金价格正在上扬，美国财政部却要求法国人降价10％。其实，IMF和其他许多买主当然都愿意以35美元的价格买入黄金。双方最后达成妥协，美国财政部以35美元价格出钱购买，法国人在巴黎向IMF交割黄金，IMF在纽约把自己的黄金交给纽约美联储银行。1968～1969年，法国被迫以这种方式向美国平价出售了9.25亿美元的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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