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才是主流-4

这次中国学生的抗议，实际上就是在关键时刻让“辩护律师”到场，挑战对方的说法。这其实很符合美国社会的常规。所以对方才会道歉。至于林达先生说此事对道尔教授造成了“不公正的”“伤害”，我看未免替别人操心过度。一个没有失去创造力的学者，会把这样的事件当成对自己学术的推动，借此来重新思考中日间的种种历史和感情上的问题。而这也恰恰是道尔教授比较弱的地方。当然我也有责任提醒中国同学，民族主义的牌不要打得过分。为自己利益辩护的同时，也要增进对他人的了解。抱着“不打不成交”的态度和别人互动，自己的努力才会有良性的结果。　　我错了　　不久前所谓麻省理工的“日本版画事件”，一度使媒体沸腾。但是，这一场喧嚣，是来自一些中国学生制造的“假新闻”。我作为长期从事时评写作的人，对这样大的新闻没有核实，甚至没有充分阅读在网上已经有的资料，发表了极不负责的言论。为此，我向所有读过我误导性文章的人诚恳道歉，并乞求公众的原谅。我更要向在这些事件中受到不公正对待的麻省理工大学的川茂教授和道尔教授表示深深的歉意。　　当我发现我文章所依据的事实可能有问题时，开始了两天独立调查。麻省理工大学有关人员，在这样极度敏感，极度繁忙的时刻，耐心回答了我一系列问题。在此表示由衷的谢意！同时，对一向尽可能给我提供场所改正自己的错误的《南方都市报》编辑部，也深表感谢！　　我这次犯的，是个很难原谅的错误。我的评论所依据的事实，全部来自中文报道。而这些中文报道，几乎都来自多维网最初的报道。事后我的调查表明，多维新闻网在报道这件事情上，只找了中国留学生了解情况，虽然也努力找了麻省理工大学有关部门，但最终没有能够取得联系，最后在新闻节奏的压力下，主要参照美联社的新闻稿进行了报道。我因为觉得多维的立场一向比较客观，也就未加批判地相信了他们的新闻。但是，事情发生在我居住的波士顿地区，我竟没有进行举手之劳的核实，甚至对网上已经有大量材料也没有充分阅读，乃至基本的是非判断失误。为了补救这样的错误，我将我的调查发表如下。　　我还必须强调，在我最初误导性的文章发表以后（见“日本版画事件”错在哪里），受到丁林先生，“问小薛”，云儿，芜湖人等素不相识的网友的猛烈批评。他们摆出了大量事实，使我意识到自己可能出现错误。特别是“问小薛”对我无情地、锲而不舍地抨击，逼得我不得不面对事实，面对自己。对此，我深表感谢。你们的批评，给了我一个自己改正自己的机会。否则日后真相大白，我将更无颜面对世人。第57节：拷问中国人的良知　　另外，老狼先生也一直对我“骂”声不停。对此，我也表示感谢。人错了，就要受惩罚，这样以后才会吸取教训。这就像砸了人家的东西要缴罚金一样。罚金太低，就无惩罚之效。老狼的“骂”，不过是提高罚金而已，会帮助我记住这次的教训。而他“骂”的一些话，我本人没有看到就被删除，这对他很不公平。对此，我表示遗憾。希望类似的事情不再发生。　　我还必须重申：这次事件表明，互联网上的观点交锋，言论自由，甚至“骂人”的自由，给我们带来的利益远远超过“网络文明”的语言格式。我呼吁大家平心静气讨论问题。但是，这必须建立在充分表达自己的基础之上，我们必须捍卫人们正当表达自己情绪的权利。这次没有“问小薛”网友尖刻的，似乎并不平心静气的攻击，我是不会认识自己的错误的。如果这次事件有个好的结局，他（或她）是最大的英雄之一。　　另外，我这次调查结果可能还有错误。希望继续监督批评。我特别要向麻省理工的中国同学说，如果我又错了，冤枉了你们，希望及时指正。如果一切属实，你们错了，那拿出做人的勇气，向给你们提供了这么优厚的待遇和学术环境的老师和同学道歉！　　日本版画事件拷问中国人的良知　　几天前，我在《南方都市报》发表的“‘日本版画事件’错在何处？”一文中，批评了林达先生在此之前写的一篇文章“应该对道尔教授说一声感谢”，提出中国学生的抗议有合理之处。基本的理由是，麻省理工网站在首页刊出了一幅日本军队在甲午战争中屠杀中国军民的木版画，有强烈的种族主义倾向。虽然此画是作为道尔教授和川茂教授主办的“视觉文化”专题网页的链接而刊出的，而展示这些画是批判性质的，但在首页刊出这样一幅血淋淋的作品，没有任何说明，至少对受害者的感情考虑不周。而林达先生说中国学生的抗议对道尔等教授造成了“不公正的伤害”，未免为别人操心过度。虽然我也警告中国学生不要过分打民族主义的牌，并且认为这一事件是个无意的小过失，但整个文章的倾向，是站在中国学生一边的。　　事实证明，我完全错了！我评论所根据的，主要是海外一家中文媒体的报道，后来经过调查，这篇报道又基本上是根据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的报道编译而成。而国内媒体几乎所有对此事的报道，都是根据类似的消息来源。我的文章发表后，受到丁林和几位网友的激烈批评（见我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 /m /xueyong）。我同时也开始了两天的独立调查。结果证明我所根据的报道有事实错误。鉴于这样的“假新闻”传播甚广，我作为受了误导并就此发表过不负责任的言论的人，有义务公布我初步调查的真相，并做出自己的反省。　　道尔教授和川茂教授主持的“视觉文化”课题已经进行了多年。麻省理工大学的网站不久前介绍他们的工作，在主页上建立了一个“链接”。这个链接的图像标志用的是日俄战争时日本的明信片，描绘的是街头卖报的场景，毫无血腥场面。读者通过点击，即可进入“视觉文化”的网页，查看其中的图像。其中，有一部分图像是描绘甲午战争中日军屠杀中国军民的木版画。这些画，有明显的妖魔化中国人的倾向。对此，道尔教授在附文中做了简短但明确的分析：这些画所表现的对中国人的蔑视，和当时白人种族主义对东方的蔑视几乎毫无二致。40年后日本对中国犯下的暴行，和这些画所宣传的意识形态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画被这样展现出来，构成了一个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证展览。但是，一位中国学生把其中几幅挑出来公布在网上，说这是在羞辱中国人。他在网上建立的链接（URL），全直接连到画本身，完全删掉了批判性的解说辞。于是此事愈演愈烈。中国学生迅速动员起来。更有人发现这个“视觉文化”的主持人之一原来是个日本人，就公布人家的电邮地址和电话，号召大家给这个日本“叫兽”写信打电话抗议。结果，这个日本教授前后收到大约两千仇恨邮件和死亡威胁。一时间，他个人和家庭的安全都受到了威胁。当他一再向中国人道歉时，有些中国学生在网上幸灾乐祸：哈哈，这个日本人给吓坏了，态度还不错。他们全不顾以下基本的事实：第一，展出这些画，目的之一是揭露日本对亚洲国家犯下的暴行的文化根源；第二，这位日本教授不是这一课题的首要主持人。仅因为他是日本人，就有人散布一个日本教授利用血淋淋的画面美化侵略战争的谣言。第三，这位日本教授，本人坚决反对当今日本政府对战争不反省的态度。他和道尔教授共同主持这一课题，多少也说明了他的政治立场。第58节：给媒体成长的时间　　可惜，事情还越闹越大。一些中国学生和麻省理工的中国校友向校方提出一系列无理要求，包括改写解说辞，取消有关的学术活动，甚至解雇两位教授等等。虽然有少数理性的声音在网上要求大家冷静，但还是理不压众。那些断章取义地传播这些被删掉了批判性解说辞的中国学生，至今没有出来道歉。而这么多中国学生每天打开计算机就会看到学校网站的首页，完全应该清楚首页上出现的是一个日本明信片的图案。但竟没有人站出来说明真相！　　我就此事所写的评论，是我媒体生涯中犯的最大错误。我轻信新闻机构的报道，并觉得那些能够进麻省理工的同胞，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基本的事实上不至于离谱地编造。遗憾的是，我错了。我现在终于明白林达先生所说的对道尔等教授（更重要的是对川茂教授）的“不正当的伤害”是什么。我为我自己对发生在同一个城市的事情如此粗枝大叶地“核实”感到无限羞愧。为此我已经向有关教授写信道歉。　　然而，事情并不应该这样过去。它拷问着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中国人的良知：我们抗议人家当年欺负我们，于是发动人海战术，对两位学者（特别是那位日本教授）进行近乎恐怖主义式的围攻。最后，两位教授在没有做错任何事情的情况下，为他们无意中对中国同学造成的“伤害”进行道歉。这是谁欺负谁呢？我们之中有谁向人家道歉呢？麻省理工的这些中国学生，以捍卫中国人的尊严开始，最后在美国高等教育的最高殿堂，演出了一场野蛮的恶作剧。他们欢天喜地地拿着人家给的优厚奖学金，把主人家里搅得天翻地覆，甚至竟要把主人轰走，悍然破坏基本的学术自由。自此以后，我们许多在美国工作和学习的中国人，都面临着一个如何洗刷自己的问题。我希望这种洗刷从我开始。我希望那些卷入这场可耻的闹剧的中国同学，向自己的受害者忏悔。我希望麻省理工的中国学生会，为此事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　　给媒体成长的时间　　不久前“主流经济学家”报怨网民“非理性”、进行人身攻击，最近几大商业网站也发起了网络文明的运动。李稻葵先生还撰写长文，要媒体负责任。他特别举出美国的例子，说美国的媒体非常自律，多为几家大集团把持，资本雄厚，报道很负责等等。话里话外，无非是说现在中国的媒体不负责任，需要些集中管制。　　这些议论，都未免避重就轻、似是而非。李先生举出的美国的例子特别具有误导性。第一，美国的商业媒体（几乎所有美国的媒体都是商业化运营），比美国作为国家的历史还长。在起步阶段并不具有现在的垄断性。第二，几家大集团垄断媒体，既得利益集团就会把持舆论，社会就会丧失言论自由。事实上，美国社会现在忧虑的也正是媒体的所有权过于集中、垄断的趋势太强。所以，媒体在美国如果并购太厉害，有时就会面对反垄断法，政府会干预。第三，美国媒体的概念早已经发生了变化，传统媒体的影响力日益衰落，网络、博客异军突起。把这些新生力量加进去，美国的媒体就远非李先生说的那样被几家大集团所垄断。事实上，美国媒体能发展到今天，也多亏了当年那种“没有规矩”的混乱格局。在殖民地时代，媒体都是小本经营，非常分散。有些简直不叫报纸，而叫broadsides（大概可翻译成大传单）。发行2000份，就已经成了大报了。其内容用今天的观点看，更无足可观。其中最吸引人的大概就是商业广告，另外是些从英国报章上抄下来、未经编辑的大杂烩，最多再加点地方社会的传闻。富兰克林当时买下的一家报纸，叫The Universal Instructor in All Arts and Sciences and Pennsylvania Gazette，其主要篇幅竟是照抄百科全书，从A抄到Z。富兰克林通过引进英国式的评论和讽刺文章对之改造，大获成功。　　殖民地媒体的一个跃进，其实还是评论的出现。自1765年英国议会通过印花税的法案开始，殖民地开始反抗一系列强加在自己头上的商业税收，抵制英国货，最后酿成美国革命。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人（大部分是用笔名）在报纸上写文章讨论公共事务。报纸也就成了一个公共领域。但还是评论多、消息少，造谣诽谤的事情也很常见。特别是在后来的总统选举中，政客之间常常在媒体上展开匿名的人身攻击。第59节：我们的母语变成了英文(1)　　讲这些陈年老账，无非是说，中国的媒体刚刚起步，开始时秩序乱一些是可以理解的。用所谓“成熟市场经济的媒体”要求不成熟的市场经济的媒体可谓驴唇不对马嘴。从管理的角度看，几家大集团控制了媒体似乎效率高一些。但是李先生忘了，这样的结果，只会让几家有财政资源和政治靠山的集团把持舆论，扼杀了商业媒体的活力。　　媒体在现代社会的功能，远远超出准确报道新闻。媒体所创造的，是一个“想象共同体”，使社会中形形色色互不相识的人之间，产生一种强烈的共同体的纽带。这是所谓“国家建设”的重要基础。否则，一个社会中大家形同路人、互不关心，成了孙中山所谓的“一盘散沙”，没有了聚合力。媒体要扮演凝聚社会的角色，就必须扩大社会各阶层的参与。当年北美殖民地的媒体突然活起来，就是因为“准入”的门槛特别低，平民百姓、家庭妇女，都可以在媒体上发表自己的声音。所以尽管当时交通不便，从波士顿到弗吉尼亚的风土人情、经济结构各异，但大家突然觉得自己属于一个共同体，要为一个目标奋斗。这也是美国革命最后成功的关键。如今中国商业媒体要发展，就必须让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必须降低准入资格。互联网正是因为准入的门槛低，容许普通百姓比较随便地发言，已经不知不觉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女童李思宜的悲惨故事、一系列矿难、大学招生丑闻所引起的公愤，到最近的虐猫事件，网络正在创造健康的公共舆论，使中国的社会变得更人道、更有同情心，也对各种过去见怪不怪的不光彩行为起到了威慑的作用。看不到这些，抓住一些枝节问题大作文章，试图堵住老百姓的嘴，实际上不过是一些知识特权阶层面对平民化现代社会的最后挣扎。　　我个人在新浪开博客，不久前因贴出的“假如明早醒来，我们的母语变成了英文”一文，遭到排山倒海般地谩骂，许多语言不堪入耳。对这样的语言，如果过分强调网络卫生，用行政手段禁止，只能使写这些话的人感到更压抑，进而寻找其他机会、用更脏的话表达自己。这样管下去，很可能越管事情越多。所以，我面对这些语言，严格坚持一字不删的原则。不仅如此，我还把这些帖子编辑出来，让写这些话的人面对自己：你们自以为在捍卫伟大的中国文化、美丽的中文，难道这就是你们捍卫的东西吗？结果，大部分人停止骂下去了。我相信他们会反省，会想出更有效的办法和我辩论。网络语言和内容也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改进。　　我希望一些习惯了精英生活的人，能够尊重那些批评自己，甚至骂自己的人。中国的媒体，也应该容纳更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大家在网上骂来骂去固然不好，但总比互相听不到对方的声音好。我相信，假以时日，即使是那些互相骂来骂去的人也会发现：尽管大家意见不同，但还是关心共同的社会问题，大家是在一条船上，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中生活，彼此之间还是要互相承担责任。而这也是媒体为我们的社会做出的最大贡献。　　假如明早醒来，我们的母语变成了英文　　如今到处听国人报怨：中文冷清，英语虚热，3亿人学英文，既是教育浪费，又是发疯。更有传统的卫道士，指责年轻一代崇洋媚外，生怕中国文化被英语所征服。　　于是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假如明早醒来，我们的母语突然变成了英文，后果是什么？我知道这是个不可能的假设，或者说是在做梦。但这究竟美梦还是恶梦？如果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中国的GDP增长率会高几个百分点，人均收入会大幅度提高。首先，靠英语的优势，中国会在全球化中最肥的产业——服务业中迅速崛起。许多美国人的工作，会“外包”给中国人。从电话服务、产品咨询，到财务管理、医学分析等等，中国人都可以通过现代电讯网络直接打入世界市场，像印度一样成为“世界办公室”。　　第二，中国的制造业，由于消除了语言障碍，对自己海外的主要市场会更熟悉，更容易摆脱靠海外厂商的订单过日子的局面，自己直接开发产品、跳出不得不“为世界打工”的境地。第60节：我们的母语变成了英文(2)　　第三，中国人会获得更充分的资讯，在文化上空前繁荣。比如，学术上的粗制滥造和抄袭变得越来越难，因为英文书大家都能读。由于不得不和英文图书市场在一个平面上竞争，书写得不好无法上市，这就逼着中国的学术文化界提高创造力。许多英文世界的学术文化精英也会把眼光投向中国，因为中国是世界上说英语的人最多的地方。中国会成为世界文化的一个中心。　　这一切，难道不比我们现在的日子好吗？　　大家都知道目前中国人学英语有问题，浪费了太多精力。但是，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这些问题的性质是什么。有些人觉得，过分重视英语本身就不对，特别是不能把英语摆得比自己的母语还重要。另一部分人则认为重视英语并没有错，错在用现在的方法学不会。上述两种立场，是对英语学习非常不同的报怨，会引导我们用不同的方法面对现实。　　在我看来，中国人并没有过分重视英语，而是没有足够的资源和手段来掌握这一困难的语言。语言是人际沟通的工具，贵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我们那种老师讲学生听的死记硬背的方式，不是掌握一门外语的好办法。另外，有效的语言教学班级要小，七八个人，十一二个人一个班最好。而我们的教育体制无法提供这样的条件。同时，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开放型的国家，但几乎没有英语的学校系统，即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的小学、中学和大学。而在日本这种人口仅为我们的十分之一的国家，这样的英语学校非常多。中国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在北京、上海等主要大城市也有不少这样的学校。在这方面，我们不进反退。换句话说，我们对英语不是重视过分，而是重视不足，在许多关键的环节上根本没有必要的投入。　　但是，现在许多人对英语产生了逆反心理，甚至民族主义情绪。他们到处嚷嚷：“那么多人学英语有什么用？中国人难道要放下中文来学英语吗？”当你没有学会英语时，当然觉得没有用。只有学会了，才知道用处在哪里。看看人家印度，如今成了“世界办公室”，把西方许多白领的工作抢到手里，其中的一个法宝就是英语。有人说，英语是印度的官方语言，在这方面有天然优势。这固然有几分道理，却未免夸大其词。印度民族、文化庞杂，英语基本还是上层语言。许多穷孩子，生活中根本不接触英语。我看了《世界是平的》的作者弗里德曼为CNN在印度做的现场采访，印度人学英语并不比我们轻松。另一方面，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比印度高出许多，有资源优势，学起英语来未必输于人。我们缺的，是人家的执著。　　为了掌握一门重要的外语，把母语暂时放一放，也未尝不可。我在“文革”长大，中文说和写错别字不断。但1989年决定走留学之路后，就把中文书收起来，只读英文。刚到美国时，给学术前辈邹谠先生打电话，问做学术的门径。他张口就说：英文第一。我当时问：“如果研究中国呢？许多英语系毕业的中国人出来，英文好，但对中国并不了解。”邹先生还是坚定地说：“那没有关系。英文好，学东西快。不懂的很快会懂。”这么多年之后回头一想，才明白其中的道理：英文里有多么丰富的东西，中文里除了几本古书，还有什么呢？读英文和读中文，吸收的养分不同，知识成长的速度当然就不一样。所以我劝上高中的侄儿：把英语学好，才是首要之务。我对媒体的年轻朋友也是同样的劝告：先把英语学好，不要听别人嚷嚷。那些不能快速阅读英文的人，尝不到甜头，根本没有资格对英语的用处说三道四。“英语红利”是不可忽视的竞争优势。日本虽然很为自己的传统骄傲，但一直觉得母语不是英文使自己在国际竞争中吃了大亏。所以2000年当时的首相小渊提出把英语变成官方语言的计划，作为日本21世纪国际化战略的一部分。这样的方案虽然未必可行，但足可以看出一个全球化的国家在这方面的决心。中国人不应该放弃在英语方面的努力，因为全球化使世界变成平的，英语则让我们和世界站在一个平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