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买市议会的议员Suresh B. Thankur就是贫民窟出身。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贫民窟的选票，对任何一个政治家都有决定性的意义。任何拆迁的推土机来碰一碰贫民区，那就先得从我身上轧过去。”不仅如此，他推动市政府，在印度最大的私人航空公司飞机库边上几米的地方，为贫民窟修建了公共厕所。 贫民窟为孟买提供了司机、保姆、技师等等日常服务人员。没有贫民窟孟买就不能运转。但是，给这些人提供住房却非常困难。因为有严格的房租管制和建房规则，给低收入的人口建造住宅没有什么油水可赚。同时，富裕的中产阶级开始买房、买车、买手机，2005年孟买的地价狂涨40%。开发商们饥渴地盯着贫民窟占据的土地，愿意投入几百万卢比重新安置这些居民。 但是，真做起来又非常不易。1996年，政府许诺在城市不同的地区给那些长期的贫民窟居民建225平方英尺规格、有卫生间、厨房、电力供应的公寓。但印度效率奇低的官僚没有能力实现这样的诺言。印度贫民窟居民协会不久前在孟买建成了贫民窟居民的新公寓，目的是为走出贫民窟提供样板。但是，为了搬进这样的新房，人们往往要在临时营地中等11年，有的甚至等20年。所以老百姓变得谁也不信。 如今孟买机场的扩建，是一个15亿美元的发展计划的一部分，事关重大。印度航空部长Praful Patel自信能够解决贫民窟的问题。只要开发者能够提供更好的选择，给足补偿，居民们会走。但问题是，如今房价攀升，贫民窟内的生活质量也越来越高，要补偿的金额飞涨。截止到2002年，92%的贫民窟居民有了电力供应，而10年前的数字仅为75%。三分之二的居民有了公共厕所。Pawar家前的小巷，已经铺上了平整的路面，算是国大党对自己选民的一点“小意思”，虽然这个地区全是即将拆迁的“违章建筑”。更重要的是，居民们建起了印度教的神庙。这不仅是为了他们的宗教信仰，而且也是向政府和开发商发出的信息：敢碰碰这个地方，就得面对印度民族主义的报复！ Pawar和3500名机场职工（许多是和她一样的贫民窟非法居民）展开了罢工，抗议把机场卖给私人投资者，以保护自己的工作和住房。罢工引起暴力冲突，警察抓着她的头发把她从地上拖走，但她第二天又回来了，并且有着抗争到底的更大决心。第21节：财富态度：怎样对待穷人(3) Pawar的家，堵住了印度经济起飞的跑道。这不是个形象的比喻，而是个不折不扣的事实。因为她那个不断改善的小家，距机场跑道仅100米远！她和她的邻居、同事，向政府和企业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息：“要想发展，先改善我们的生活。如果你们不能改善我们的生活，那就别来碰我们，让我们自己来照顾自己的利益！”他们并非希望永远住在贫民窟、在垃圾里生活。但是，住在垃圾里的人不是垃圾，不能说清就清掉。用我们现在时髦的话来说，他们在这里已经住出了“既得利益”，对这种“既得利益”必须“补偿”、“赎买”，而且定价的权利，有他们一份。 比起金碧辉煌的北京、上海来，孟买不仅像个大垃圾场，而且像是在中世纪。西方的旅行者感叹，你不用出机场，就会感受到印度和中国的不同，就会明白为什么印度比中国还落后一大截。同样是经济起飞，中国好像开着豪华车飞奔，印度则还是老牛拉破车。但是，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令人惊叹的是印度而不是中国。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达到9%以上，印度如今也达到8%左右了。老牛拉破车居然和开豪华车的速度差不太多。人家一旦上了豪华车，岂不轻松地把中国甩在后面？ 印度许许多多Pawar们的经历，正说明了印度的力量。Pawar比起中国的民工来，起步虽低，却幸运得多。她不用受农民在中国所受的各种歧视，而是享受着各种政府服务。她这么一个一贫如洗、低种性出身的人，竟能够从银行要来贷款在机场为自己盖“违章建筑”，奠定了自己一家在孟买生活的起点，并操纵政治家为她的利益说话。她的收入水平，即使在中国也达到了小康。她有能力为她的两个孩子提供基本的教育。她二楼新建的卧室，以相当于7美元的月租金，租给贫民窟的孩子上学前班，见证着贫民窟里的教育热。贫民窟的下一代，恐怕不会重复她的命运。 黄亚生教授不久前在《金融时报》撰文，对比中印的发展模式，特别是发展的硬件——基础设施。他极富洞见地指出：中印作为发展中国家，钱就那么多，投到这里，就少了那里。中国把钱都拿去盖了那么多高楼大厦，中国的城市恨不得比美国的城市看上去还要富丽堂皇，这说明在别的地方的投资不足。相反，印度城市破败，钱没有用在盖高楼上，却大力投到了教育上。其实，更为本质的问题是，印度小民百姓拥有的政治权利，使他们在经济发展中有了讨价还价的武器，能够把资源配置权留在自己手里，改善自己的生活、教育自己的子弟。中国的发展是推倒民房建高楼，小民百姓为大资本让路；印度则是把可以用于盖高楼的钱贷给了Pawar这样的民工，让他们在贫民窟中改善自己的生活。由于印度穷人有权利要求利益补偿，并且要价很高，不像中国老百姓那么容易打发，贫富之间讨价还价的时间要长一些。但是，交易终归会达成。有朝一日，政府和开发商们，会给他们更大的补偿让他们搬出贫民窟。印度的基础设施不仅会稳健地改进，贫困阶层在他们的政治权利的保护下也会变得更有力量：他们教育了自己的孩子，他们投资改善了家庭内的“人口素质”，他们为印度提供了丰富的训练有素的劳工。到那时，印度的经济会转入快行道。印度的小民百姓，也会在发展中分享他们的“民主红利”。 拆迁中的中国经济 不久前《新京报》报道，因为顺义新城新环城路的修建，在顺义区马坡镇东风乐村的一家农民的山鸡养殖场遭到野蛮拆迁，致使万余只山鸡遭哄抢，主人损失50余万元，几年的心血一夜之间化为灰烬。 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各地颇有普遍性。小民百姓的利益和权利得不到保护，甚至有意为了追求“发展”而被牺牲，这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的一个深重的社会问题。但是，除了道义之外，这样的“发展”模式给中国经济将带来什么影响？却很少有人讨论。 如今世界崛起的经济，当属中国和印度。中国经济改革先行一步，近二十多年来的强劲发展有目共睹。相比之下，印度似乎远远落后了。但是，最近越来越多的经济专家，开始看好印度。而中国经济的问题，也暴露得越来越清楚。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看两国发展的几个面向。第22节：拆迁中的中国经济 中国的经济发展，常常被经济学家归功于先进的基础设施建设：公路、电力系统发达，行政效率也比较高。但法治不健全，民间企业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印度则正好相反：基础设施落后，官僚系统效率低下。但是法制较完备，小民百姓的利益得到有效的保护。因此，印度的民间企业比较有创意，已经形成了一些国际一流的企业。 为什么有些人看好印度而不是中国？这些人的看法不一定对，但他们的道理却不能不察。中国基础设施建设雷厉风行，发展起来自然先声夺人。但是，这种速度，常常是建立在牺牲老百姓的权利的基础上的。比如，领导大笔一圈，一个区就得拆迁，用不着当地的公民投票，老百姓也没有地方上诉。这么干起来，扯皮自然少，效率自然高。再看看印度，官僚行政效率本来就低，如今计算机化了，结果是把农民各家的一亩二分地输入电脑，农民自己可以随时把有关地权的法律文件从电脑中印出来，保护起自己的权利更有根有据。你修路要穿过他的一亩二分地吗？人家不干，你就没有办法。随便一个小民就可以挡你的路，发展起来当然慢了。 但是，从长远看，前景就不同了。大刀阔斧的拆迁、发展，不受其他社会力量的限制，等于很多成本没有计算进去，容易出现基础建设过热的现象，造成巨大浪费。而农民守着自己的一亩二分地，权利有保障，精打细算，小本买卖就会慢慢做起来。假以时日，就会成气候，基层社会就会有创意。 看看山鸡场的例子再清楚不过。中国的农民多么苦，这里已经不用多说了。人家在这么穷困的条件下，白手起家，经营山鸡场，从2001年至今，已经有万余只鸡、几十万元的规模。这是什么？这就是中国的民间企业！这样的成就，是了不起的智慧和奋斗的结果！想想看，如果中国的农民都这样干，几百万、上千万这样的企业崛起，中国的发展，难道不会比现在更快、更健康吗？我们的发展，就是应该建立在他们的成就的基础上。可是看看如今，我们为了修条马路，一夜之间就把人家几年奋斗的果实抹掉。以后谁还敢再想这样的买卖？谁还会冒险创业？这样的经济有前途吗？ 我们推倒这样的小本买卖，常常是为了基础建设、“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总之代价是要这些小老百姓付。大家谈起这样的受害者，觉得他们可怜，但很少意识到我们是在摧毁最有希望的企业，摧毁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外资来了，厂房、公路修了，产品都运去出口了，大部分利润被外国老板赚了。我们的贸易盈余大增，日子似乎蒸蒸日上。但是，出口多了，不管钱是谁赚的，在人家进口国迟早会触发贸易保护主义。一旦国外市场不保，就必须靠内需来刺激经济。但是，我们把山鸡场这种小企业都推倒了，小老百姓发不起财来，哪里有“内需”？ 中国这么大的国家，经济自立性应该很强。如今对外资的依靠，已经到了值得警觉的地步。要长期立于不败之地，还要靠自己，靠老百姓富裕。 最近读罗马史，讲到奥古斯都。此君在罗马共和国后期凯撒被刺后的内战中崛起，缔造了罗马帝国，权力到达顶峰，被封为神灵，整个世界握于掌中。为了彰显自己的业绩，他在罗马大兴土木，自己吹嘘说他把用砖建造的罗马变成了用大理石建造的罗马。当年一位朋友游欧洲，行前听人说：“巴黎是欧洲之都，但罗马才是世界之都。”他本来对此不解，到那里一看才明白是为什么。罗马的辉煌，2000年的岁月都磨不掉，这在很大程度就是靠奥古斯都用征服得来的财富缔造的。但是，他位极人神之间，已经成了“世界之君”，却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在法律之下虔卑的公民。他建了那么多纪念建筑，最上心的还是作为罗马政治活动中心的公共广场（forum）。但是，因为他不能说服当地的土地所有人卖出土地，竟不得不委屈自己，结果广场东角被迫修成不对称形。这大概是历史上记载下来的最早的拆迁之一了吧。他很明白：宁可广场缺个角，也不可挖帝国的墙角。他为罗马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和平和繁荣，也就不足怪了。第23节：美国工人怎么下岗 顺义的野蛮拆迁，拆的不是一个山鸡场，而是我们社会常治久安、繁荣富强的根基。 美国工人怎么下岗 2006年3月22日，经过极其艰苦复杂的谈判，美国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 Corps）、生产汽车配件的Delphi Corp.和“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 Workers）达成了历史性的协议，以“赎买”（buyout）的形式，请在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和Delphi Corp.工作的工人们自愿“下岗”。这次行动，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赎买”计划之一，所针对的是13万多名的工人。其“赎买”的金额，也大得惊人。工作不足10年的工人，下岗将获得7万美元补偿，工作10到26年的工人，下岗将获得14万美元补偿，不过他们都将放弃退休后享受的医疗保障。工作27到29年的职工，如果同意在工龄达到30年时退休，就将在剩下的年份中得到双倍工资。工龄30年的工人，由于接近退休年龄，下岗将获得三万五千美元的补偿，同时享受原来的一切退休待遇。我们还必须注意：这只是资方的出价，工人是否接受，完全出于自愿。这也难怪为什么下岗的条件看起来这么“肥”。比如你工作10年出头，不过30多岁，年轻力壮；目前美国经济正在往上走，失业率很低，再找工作并非难事。这样下岗，一张14万美元的支票到手，可以支持一个三口之家过三年的。这三年，也足够一个毫无技艺的人学些谋生的本事了。 这一事件，标志着美国制造业黄金时代的终结，也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企业如何“体面地衰落”、在危机中保障劳动者的基本利益，对转型中的中国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二战以后，美国一跃成为超级大国、“世界工厂”，其高度自动化的制造业统治全球。美国的工人，由于新政以后福利有了种种保障，得以从制造业的繁荣中分得大块的“既得利益”，成为世界的“贵族工人”。一个普通高中毕业生，受了12年义务教育后，就可以在当地的工厂找到一份基本上是终身的工作，收入福利加起来足能维持一个中产，甚至中高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到了1970年代，这一繁荣的制造业受到以日本为首的东亚经济的强烈挑战，许多领域丧失了优势，不得不进行产业重构，向高端的技术领域发展。1990年代后，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进一步瓦解了美国制造业的传统优势，企业纷纷“外包”，用第三世界的廉价劳工降低成本。蓝领在美国颇有些江河日下之势。汽车制造业以及汽车工人的待遇，正是反映美国制造业兴衰的一个经典案例。通用汽车曾一度占据了将近50%的美国汽车市场，名列美国最大的企业。美国的三大汽车公司，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Chrysler），在工人的工资、福利、医疗等方面，奠定了“贵族工人”的标准。其中一大原因，是这些公司的工人组成了“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 Workers），势力甚大，不仅集体和资方讨价还价，甚至可以影响选举、塑造美国的政治权力的分布。从1960年到2002年期间，这三大汽车公司的工人的收入，一直明显高于美国工人的平均水平。比如，这三家公司工人在2002年每小时工作的报酬为将近26美元，比美国制造业的平均工资水平高出69%。他们的退休金、医疗保险等等更是优厚。如果把工资福利全加起来，通用汽车的工人每小时的劳动力成本2005年竟高达将近74美元。美国人平均年工作时间大致是1777小时，以这个标准算，通用汽车一年平均13万多美元才能养一个工人。这样的工人，明显属于中高产阶层。 如今，通用汽车仅占美国市场分额的27%上下，而且这一萎缩的份额还在下跌。每个汽车工人每小时的劳动费用，日本是24美元多，韩国还不到16美元，美国的平均数，也在34美元以下。在国别中劳动成本最高的德国，则为44美元。将近74美元的小时劳动成本，使企业无法竞争。难怪通用汽车已经陷入破产的边缘。不改革，断无生存的能力。要改革，就得触动既得利益。谁拥有既得利益？工人。通用汽车的工会成员，享受着前所未有的工作保障，即使企业没有活儿给他们干，也得支付接近全薪的工资。如今市场丢了，车卖不出去，唯一的活路，就是收缩生产规模，让大量工人下岗。第24节：蔑视穷人的代价(1) 但是，工人的劳动权利是有工会与资方的协议保障的。企业无法随意解雇员工。万般无奈，资方也只有采取“赎买”策略，以一张大支票诱惑工人下岗。这种“赎买”政策，自本世纪以来频频被美国企业界使用。2001年6月，Lucent Technologies就宣布对13000非工会职工进行“赎买”，请他们提前退休。2001年10月，Merrill Lynch也宣布请其65900职工的大部分通过“赎买”下岗。2003年11月，Verizon的22万多名职工中的10%接受了公司的“赎买”提前退休。2004年5月，西南航空公司用现金、旅行特权和其他福利试图“赎买”其3万多名职工下岗。2005年，Safeway对其58000名文秘职工提出“赎买”计划。2006年3月，BellSouth宣布要通过自愿的“赎买”计划削减1300个管理层人员。通用汽车这次不过是掀起了另一个“赎买”潮而已。这次通用汽车能否通过“赎买”逃过破产这一关，现在还不得而知。因为其2005年的亏损已经达100亿美元以上。不过，从这件事例可以看出，虽然美国的劳动市场是西方发达国家中最灵活的，老板解雇工人是相对容易些，但是，工人的基本权利还是得到了严格的保障。表面上看，这样严格的劳动保护，使企业的运营不灵活，丧失了竞争力。但是从长远看，这一整套制度从根本上保障了国家和社会整体的竞争力。试想，经济衰退时，许多企业裁员，如果对工人毫无补偿，几十万，乃至上百万家庭可能一下子断了生计，不仅劳动者的技能无法维持，其子女的教育也难以保证。几年的短期经济危机，就会打断了许多劳动阶层一生的职业生涯。等经济复苏，企业则又找不到训练有素的人干活了。因此，保障工人的权利，就是禁止企业在困难时把负担甩给社会，使其进行负责的经营。企业不能靠压榨工人来赢利，这样其实也提高了企业管理和技术更新的标准，刺激企业变得更有效率，使在这方面不能竞争的企业自然被淘汰。中国对工人的保护不足，企业一有问题就想着怎么从工人身上省钱，这无疑会惯坏了企业，使其在经营管理和技术更新上不思进取，最终只能在低端的位置上徘徊。 蔑视穷人的代价 房地产大亨任志强公开说他就不该给穷人盖房。此言虽然引起公愤，但许多人普遍认为他不过是讲了一句“可恶的真话”。其实，这句话，不仅描述的是房地产，而且也概括了大部分中国企业家的心态：穷人手里有什么钱好赚的？要发财，还得伺候富人。我们这几年搞的，实际上是富人经济。就连缝鞋做袜子这类最低端的产业，也是瞄准发达国家的市场。这确实给一些企业和个人带来了巨大的利润。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种富人经济正在腐蚀中国的整体竞争力。 我在《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一书中提出的一个核心观念，就是生活方式的发展直接塑造着经济的创造力。中国富人的生活方式，实际上就是在模仿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生活方式。人家开车，他们也开车。人家住独门独院，他们也住。这种生活方式的模仿，必然带来经济上的模仿，最后总处于一种跟着人家屁股后面走的状态。因为这种生活方式毕竟是人家的。而企业是否能够创新、是否能够占领市场，就看谁能及时捕捉这种生活方式的变化，并为之提供产品。在这方面，美国的企业比我们总是近水楼台、领先一步。比如汽车文化，本是美国生活方式中的核心部分，美国人了解得最透。我们充其量只能效颦而已。前几年人家流行SUV越野车，过几年中国跟着模仿起来。可是人家的企业，在这种车刚刚流行甚至没有流行之前，就捕捉住了风头、设计出了产品。如今，美国又流行混合型节能车，而且发展出了技术（这方面对美国生活方式了如指掌的日本产家贡献尤大），我们这里则还在禁小排放量车型。总之，我们要这样跟着人家屁股后面亦步亦趋，就永远无法领先市场一步，发展出具有垄断性利润的技术和产品，只能等着人家把一些相对过时、无法获得垄断利润的东西“外包”给我们。麦当劳在中国风行时，在美国国内则处于四面楚歌的地步，成为不健康食品的代表。万宝路的名牌烟成为中国的行贿通货之时，美国的烟草公司正在国内面临打不完的官司。SUV在中国有人气之时，在美国则开始卖不出去了。我们这样跟着模仿，常常发展一些“撞墙产品”，最多有几年钱好赚。第25节：蔑视穷人的代价(2) 我们为什么不想一想怎么为中国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提供产品？中国有13亿人口，8亿农民，大部分是穷人。穷人兜里没有钱，但也得消费，人数一多，市场规模就不小。更重要的是，他们早晚会渐渐富裕起来。西方发达国家不管有多少技术优势，中国底层的这种生活方式是离他们最远的，他们对之缺乏理解力，很难及时为之提供产品。我们中国的厂家，在这方面真正是近水楼台。 可惜，我们的富人经济，已经培养了富人文化。大家都像任志强那样对穷人嗤之以鼻，眼睛全盯着富人需要什么，甚至以富人的标准，给穷人的生活定规矩。比如，某个城市领导看着满街低档的出租车不够风光，觉得影响城市形象，竟一纸命令，把低档出租禁了，全换成豪华型。2005年还在禁的小排放量车型，则又是一个例子。后来虽然解禁，但对于电动自行车，有许多地方还是禁的。为什么？许多地方政府骨子里的概念还是：人家发达国家没有，这东西就落后；中国老百姓愚昧，就知道胡来，不管就乱了套。其实，电动自行车恐怕是最适合中国人目前的生活方式的交通工具。许多人上班要一个多小时，公共交通总是堵；自行车虽然灵活，但一个多小时的旅行未免让人精疲力竭。电动自行车不仅为老百姓的交通提供了一个两全的解决方案，也为我们的厂家创造了一个庞大的市场。我们中国的企业，对这种骑自行车上班购物的生活方式理解最深，设计的产品容易合乎需求，占领这个市场的可能性最大。不仅如此，电动自行车的发展还会刺激对小型充电电池的开发。因为电池的效率，关系到这种自行车的速度、负载量和行驶距离。而电池技术的突破，可能给节能技术带来跃进，带动中国其他相关工业领域（包括汽车业）的发展。弄好了我们就会有几张王牌和人家竞争。但是，许多地方政府，却以富人的文化观禁了这种产品的使用。中国的企业，还有什么发展的空间呢？ 由于政府和企业被这种富人文化所笼罩，对小民百姓的生活指手画脚、管得严严实实，中国本土的生活方式，就失去了创造力。美国今天用什么，我们明天就用什么。美国的工厂今天做什么，我们明天就把人家已经懒得做的过时产品接过来。眼睛越是盯着富人，我们就越看不起穷人，低估穷人的才智。我过去就曾指出过，我们的大学，只看分数，根本没有意识到，一些穷学生尽管分数低些，但对穷人的生活更有理解力。以后进了企业，在帮助开发针对穷人的市场方面，有极大的优势。而我们正在大量浪费这样的人才。 不立足于本国大多数老百姓的生活方式的经济，很可能就是一个泡沫经济。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正视穷人的需求、发展为穷人服务的产品，我们就会为我们的富人文化付出惨重的代价。 富人要有什么派头 富人总是要有些派头的。但是，不同的富人，会选择不同的派头。房地产大亨任志强最近成了中国知名的富人。他号称房地产业就是暴利产业，他就是不给穷人提供服务。当记者问他能否不开奔驰500、低调一点时，他蛮横地说：“你们这个都是谬论，你跟人家谈合资，人家说你连奔驰都开不起我凭什么跟你谈合资。你们都是从贫富角度想，都没有从工作角度想，没有这个奔驰车，我可能谈不成合资，不很简单吗？我见的外国人都是上亿资产的人，我让他坐一个小破车能行吗？谬论。这有什么好讨论的？”记者也只好转移话题了。 大概任先生没有和Azim Premji做过生意。人家是世界第25号富翁，拥有133亿美元的资产，把父亲留下的一家生产植物油的公司，改造成世界IT业中的一流企业，被称为印度的比尔·盖茨。此公不仅穿国产衣、戴国产表、出差坐经济舱、下飞机后赶不上机场免费客车时甚至会坐便宜的三轮摩托、自己开旧福特（即任志强所谓的“小破车”），而且要求手下人也效法，甚至会亲自检查自己的雇员出差坐什么舱。照任志强的说法，Azim Premji大概是把公司的牌子都给砸了，没有人会和他做生意了。第26节：富人要有什么派头(1) 可是，Azim Premji不仅没有破产，反而成了财富增长最快的世界巨富之一。 把两者对比之后，你不能想象，如果有一天任志强富到Azim Premji的程度，他会坐什么车出门。同是富人，为什么行为举止如此不同？这大概还不能仅要怪个人。还要看看社会。 中国有句老话：“马不吃夜草不肥，人不发横财不富”。当经济体制不健康时，勤勤恳恳、日积月累是发达不了的。必须进行掠夺式的经营才行。所以任志强敢公开说自己就是搞暴利的。你真到市场经济的国家，几个大老板敢这么说呢？比如在美国，不要说你自己不敢这么说，一旦指责你赚取暴利的人多了，国会马上就可能开听证会。暴利几乎是不公平竞争的同义词。也怪不得，18世纪时中国的GDP世界第一，非常富裕。但是市场经济的祖师爷亚当·斯密预言：中国富到头了。再发展没有潜力。他提出两条理由。第一，中国的市场不开放。这是为主流经济学家们津津乐道的。但他们常常忘了亚当·斯密讲的第二点：中国的富人（包括官僚和商人）享受着种种财富和权力，穷人缺乏基本的保障。这样的国家，好日子长不了。 其实道理很简单：一个充分市场经济的国家，资本竞争非常激烈。哪个行业利润高，资本马上就涌过去，顷刻间高利润就被竞争砍下去。所以当年亚当·斯密谈论英国的优势，特别强调英国的利率低，而中国的利率非常高。在他那个时代，西方世界利润最高的地方大概属于北美殖民地（即美国的前身）和加勒比岛上的蔗糖种植园了。 在北美殖民地，资源丰富、工钱高，而且靠和英国的贸易，许多人富起来，有了奢华之风。不过当时的买卖人警告年轻一代店主：别穿得太招摇。因为你一奢侈，英国的供货商就觉得你有的是钱，所以该付欠款了（当时流行的是从英国供货商那里贷款开店）；而你的邻居马上觉得：你这个人不诚实，一定从我们身上赚了暴利，于是人家砍价更凶了。这样两头夹击，买卖就危了。 这种故事说明了什么？说明市场经济建立在平等的社会之上。暴利是为社会所唾弃的。勤勤恳恳、日积月累，才是发达的正途。像富兰克林，从一个小学徒，干到北美殖民地最富的人之一。他的哲学还是“省一分钱就是赚一分钱”，“时间就是金钱”。他家换餐具，还是他夫人偷偷购买，搞了一场“家庭政变”逼他接受。这种精神，用韦伯的话来说，就是理性化。这样的社会，才能成功。 如今进入高技术时代。像比尔·盖茨、Azim Premji这样的人，都可以在技术和管理上遥遥领先他人一头，保持相当的垄断优势，创造巨额利润。但是，他们都是对人慷慨，自己克勤克俭。这不仅反映了健康的人品，也反映了健康的社会。如果我们的社会让任志强这种提倡暴利、炫耀暴利的人横行，我们就要好好想想：我们的社会出了什么问题？ “仇富”是仇什么 在当今的改革辩论中，颇有些人人喊打的既得利益者出来责怪大家“仇富”。然而，听听他们的讲话，往往让人想起“何不吃肉糜”的晋惠帝。 张维迎和任志强，是出来反对“仇富”的哼哈二将。张维迎举出的例子是外企工作的白领：看看，因为人家的存在才有外资呀。人家年薪上百万，普通工人一年工资不到一万。这样的贫富差距是大，但是，这是全球化的必须。全民因此还是得了好处。房地产大亨任志强更绝，他说姚明的工资超过全国篮球运动员的总和，何错之有？再看超女，一夜之间成了千万巨富，难道不应该吗？任先生亲笔撰文，题为《并不富有的中国富人》，列出响当当的数据：中国城乡最富的5%，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仅14018元，城镇最富的5%，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仅31194元。难道中国的富人太富了吗？没有。中国的贫富悬殊，比美国低多了！ 可是，这两位为什么不问一问，在中国，有谁恨姚明？有谁恨超女？有谁恨外企的白领？又有谁恨年薪不过3万上下的“富人”？这二位虽然在中国谋生，但和中国的老百姓似乎完全不是生活在一个世界里，乃至老百姓恨谁也搞不清楚。第27节：富人要有什么派头(2) 姚明一个二十多岁的毛小子，是中国首富，但也是中国人最喜欢的偶像之一。外企白领收入高，在社会中仍然受到普遍的尊重，很少有人觉得他们的收入不合理。一句话，在人家发达国家的制度里工作发财的，中国的老百姓只有羡慕，并不恨。因为大家知道这些人是在合理的制度中靠自己的本事挣的钱。超女属于另一例。她们可以说一夜暴富。但看看她们的粉丝，大家爱她们爱得发疯，钱大把大把往她们兜里塞。这谁能说什么呢？既然两厢情愿，人家当然富得合理。你不服气，也去“超”一个试试。再看年收入一万五到三万的人，他们是大家“仇”的富人吗？他们能算“中产阶级”就已经不错了。在北京、上海，拿这样的年薪还是得过小老百姓的紧日子。张维迎和任志强举出的所有例证，都不足以说明中国人“仇富”。恰恰相反，这些例子说明中国人尊重财富，尊重创造财富的个人。 大家恨的是什么？大家恨的是一个大学教授，靠校外的“油水”，年收入上百万甚至几百万，钱来得不清不楚，还出来给富人说话，教训大家不要“仇富”。一位朋友告诉我，他和北大一位有“油水”的系的教授吃饭，对方酒过三巡，声称进了他的系当个讲师，年收入不过百万就只能怪自己了。对这样的教授，老百姓能看得顺眼吗？ 如果你是个部长副部长的儿子，并没有发明或掌握什么垄断性的高技术，经营一个国营企业，年薪七百万，还有底气骂别人看着你的钱眼红、“仇富”吗？这个数已经超过了任志强自己数据中最富的5%的阶层的平均收入的200倍以上！这规矩在哪个国家行得通呢？就看看贫富悬殊的美国吧。美国年度平均家庭收入（注意：不是人均收入）在5万美元上下。拿纳税人的钱干事的人挣多少呢？美国总统也不过年薪40万，是普通老百姓家庭收入的8倍而已。经营国营企业，收入哪怕超过老百姓的十几倍（也就是几十万人民币），大家要过问一下也纯属常情。想赚大钱就自己开买卖。拿着国有资产发财，收入超过老百姓收入的几百倍，还骂人家“仇富”，这脸皮也是真够厚的了。 另外一点更重要：在美国这种贫富分化的国家，不管一个人怎么富，谈起穷人来，口气都会放尊重些。因为富人们知道，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除非你去黑社会当个黑老大，只要想通过正常的渠道致富（科学研究等除外），就得靠社会，包括靠穷人。公共形象不好，生意很难兴隆。特别是房地产这样的买卖，要依赖消费者、要有人气，否则竞争者就会出来把你打掉。再看看任志强，居然被评为人们“最想打的人”。这样一副公共面孔，在一个正常的、自由竞争的社会，是很难做大生意的。可是他居然还能照旧对穷人用污辱性的语言讲话，生意照做，而且大概不会因为公共关系危机而受什么影响。这本身就说明我们的社会不正常。 任志强应该反省一下，为什么中国人不恨最富的姚明，而恨包括你在内的房地产商？姚明的本事大家是看得见的：他能把球装到篮子里。你可以说这个本事没什么意义。但是，只要他能装而别人不能，只要大家还热火朝天地看他装，他就该这么富。而且你要向这个论岁数可以当你儿子的人学学，看看人家是怎么对待弱势阶层的。你更应该想想大家对你为什么不服气。 你口口声声什么叫“房地产的品牌应是暴利”，房地产不是IT高科技，谁还不会盖房子？这并不是说房地产业不能富。但一般而言，房地产业很难成为最有暴利的产业。看看美国富豪的排名，有几个是房地产商呢？你要是真能当盖茨，中国老百姓肯定还觉得你挣少了呢。问题你不是。在老百姓眼里，这世道经营房地产，有关系、有靠山、能叫谁拆迁谁就得走人，狗都能赚钱。你要是真清高，为什么不下海换个计算机或生物工程之类的玩玩，看看你到底值几个钱。 我还是重复我过去说过的话：你只要在中国和美国都生活一段就明白，中国的老百姓比起美国的老百姓来，在工作伦理上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只是比人家更能吃苦，更能接受低薪而已。中国和美国差在哪里？从人的素质上说，就差在精英这个阶层上。美国的精英富，你不能不服。看看盖茨就知道，人家确实高出别人一大截，就像篮球场上的姚明。中国的精英则净是一群菜货。乃至一些数一数二的主流经济学家，竟连理性的有限性都搞不清楚，所以这次闹出这么大笑话。最近20年中国经济奇迹的首功，当属于劳动阶层，属于那些民工。看看中国经济增长，血汗的含量明显高于技术和管理的含量。凭什么你任志强分那么多？凭什么你能这样骂穷人？希望你们这些占了大家便宜的人还是好好想一想自己的财富是建筑在什么上面。中国的老百姓，对你们实在是太厚道了。第28节：穷人凭什么给富人腾地方 穷人凭什么给富人腾地方 任志强先生最近说了“可恨的真话”：开发商就应该为富人服务，穷人富人分区天然合理，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一时间网络、媒体为之沸腾。 任先生的话确实有不少“真”的成分。可惜他有两个问题。第一：他只讲了一半真话，另一半藏着。第二，他似乎把现实的都看成是合理的，话里话外，贫富分区成了一种理想，而不是病症。 先说他那一半真话。不错，只要富人钱来得正当，当然有权在市场上买自己喜欢的住房、住好一点的区。其实老百姓对这一点并没有什么异议。以我的孤陋寡闻，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穷人区富人区一直是有的，但成为爆炸性的媒体热点，如今似乎还是第一次。这说明大家过去对这种现象还是基本接受了的。为什么现在开始辩论这个问题？关键不在于富人愿意住自己的区，而是富人抢了穷人的地方。任先生没有提的另一半真话是，许多开发商的财富，是建筑在拆迁的基础上的。许多富人区，是在把穷人赶走而没有进行适当的补偿的情况下建造的。这才是民愤汹汹的一大原因。 20年前我住在北京安定门立交桥和地坛公园之间的地方。那里有许多民房。老百姓临街开店，生意火得很。可是，后来先是因为亚运会，上面觉得破旧的民房碍眼，就盖了一堵墙，把民房封在里面。墙外侧粉刷成红色，上面还加了琉璃瓦，颇为可观。但内侧连基本的粉刷也没有，老百姓原来临街的门窗，对着一面劣质砖头，一点阳光也没有，可谓“未敢出门已碰头”。更糟的是，这一堵墙，把一条街个体户的生意都给封了。亚运会开完，连墙带民房一并拆掉。许多人家在那里住了半个世纪以上，说走就走。我听见他们在骂，但无可奈何，他们一点权利也没有。 你可以说穷人应该希望富人都住上好房，这样缴税多，国家用来补贴穷人住房的资金也多。但是，穷人也不是要饭的命、只配等人家施舍。当年地坛一带的居民，个体户甚多，许多人仗着他们居住的风水宝地，不少赚钱。等几年人家也成了富人了。 而我们今天这里拆迁，明天那里拆迁，把穷人都挤走，把人家致富的机会给砸了，腾出地方给富人盖房，然后再说穷人唯一的指望是等富人都住上好房、缴了税后，国家可以给他们一些救济。这是否有些太傲慢呢？ 老百姓恨的不是富人，他们恨的是掠夺致富。房地产开发商，实际上都欠着这些被赶走的穷人的债。我并非反对市场竞争。相反，我主张在保障每一位竞争者权利的前提下的充分市场竞争。用拆迁把老百姓赶到远郊区，这是市场竞争吗？再有，贫富分区虽然各国都有，而且永远无法根除，但发达国家大都把这种分区看成社会问题。任先生忽视了这一点。比如他讲到洛杉矶贫富区之判然可分，字里行间，透露出赞赏之意，仿佛这就是天理。他似乎忘记了，十几年前洛杉矶大骚乱时，美国媒体连篇累牍报道当地的社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这种贫富分区。2005年年底法国骚乱，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因为贫富分区。在西方国家，很少有人天真到认为这样的问题可以得到根本救治，但也很少有人玩世不恭到认为全社会不值得努力缓解这样的问题。 任先生作为一个开发商应该明白，城市规划、住房建设，塑造的是一种凝固的社会架构。如果这种凝固的架构是以贫富分化为前提，那么就可能把已有的贫富差别固定下来。这对一个社会而言，是莫大的威胁。所以，房地产开发商必须承担社会责任。如果他们拒绝承担，社会就要强迫他们承担。比如我居住的大波士顿地区，几乎每个镇都有义务在新建的住房中建一定比例的经济适用房。更有专家讨论如何建设贫富混居的住房体系，在凝固的架构中创造社会流动的“动感”。我的隔壁邻居，就是一位靠给人家看孩子度日的穷人，几乎很难维持自己的生活。但另一个邻居则是位富人，女儿几乎一天公立学校也没有上过，一路私立贵族学校上下来，今年哈佛毕业。有一次听《纽约时报》一位女黑人专栏作家讲，她刚搬进一栋公寓楼，第二天一位白人家庭主妇就来敲门，问她能否能给他们家看孩子。这位作家的主旨是说，因为她是黑人，白人天然就认为她是个保姆，想不到她也属于纽约的上流社会。不过，她无意透露出来，这栋公寓“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住，大概保姆们也有住过的。否则她也不会一搬进来就被盯上。第29节：流浪人员是人，不是病毒(1) 过去这些年，我们的城市是如何发展的呢？我们常常把大片老百姓的居住区拆迁，然后建豪华住宅和豪华办公楼、购物中心，不仅不限制贫富区的分化，而且人为助长了这种分化。这是老百姓愤怒的原因。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如何通过住房建设连接而非分化不同的阶层。社会对房地产开发商应该提出更高的要求。比如，所建的20%的住房，必须以低价向低收入家庭出售，而且地点就要在“富人区”内；当不得不拆迁时，必须就地给被拆迁户盖新房。如果这样的规则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照样有市场竞争。聪明的开发商会想出解决不同阶层人需要的办法。这样当然提高了开发商的成本，不过这种成本最终会部分转移到富人头上，让他们买房贵一点而已。而如今赶走穷人盖富人区的做法，实际上是让穷人补贴富人。这不叫市场经济。 流浪人员是人，不是病毒 钟南山院士近日在广州街头被抢，于是公开主张恢复收容制度。在他看来，“偷窃与抢劫的人，和城市流浪人员只有一水之隔。”“尽管有不該收容的人被收容了”，但不能一下子否定和废除收容制度。“在设计法律制度方面，我们应以什么人为本？就是应以好人为本﹐而不是以坏人为本﹐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残酷。” 虽然他声称“我不是法律方面的专业人士”，是作为“普通市民”跨行说话，但是他的话绝非一个普通百姓的言论可比。这样荒唐的言论出来后，我们只听到些客客气气的“商榷”。很少有人出来谴责，或表达自己的道德义愤。我担心有关部门真会根据他的建议采取行动。 钟市民可以跨越专业说话，但不能跨越人性，更不能跨越宪法。请问钟市民：广州有多少偷窃抢劫案？有多少是流浪人员所为？又有多少流浪人员？平均多少流浪人员中才有一个作案分子？证据在哪里？什么叫“好人”和“坏人”？什么叫“敌人”和“人民”？ 以钟市民的年纪，他应该知道当年饥荒之时，许多农民因为不被容许逃荒，活活饿死在家里。他也应该知道，在历次不幸的政治运动中，许多人被定为“敌人”，被“人民”“残酷地”剥多了基本的权利，甚至丧失了生命。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都在一个宪法的保护之下，享有平等的权利。公民就是公民，有罪的判罪，并不能事先以好人坏人来加以区分，更不能把公民分为“人民”和“敌人”。破坏了这种基本的宪法精神，过去的悲剧就会重演。 钟市民不过是丢失了一台价值万元的电脑，警方悬赏提供线索的赏金就两万。钟市民说自己的电脑特殊，无法和老百姓的电脑相比，不能用钱衡量，因为许多重要的研究资料都在那里。把自己看得如此特殊，还好意思自称是“普通市民”，脸皮实在够厚的。搞学术的人有很多。大家都知道，重要的研究成果，要拷贝几份，以备不测。他不采取这样的防范措施，当然有他自己的失职之处。可他硬要把这一万块的东西炒作成国宝，而且仅因为这宝贝丢了十天就主张要不惜迫害流浪人员来维持他所谓的“秩序”。 钟市民，那些流浪人员是人，不是病毒！ 纪念911 纪念911——美国怎样补偿那些死难的孤苦无告者 一个在美国的外国人需要纪念911吗？在中国城市里干活儿的民工们和911有关系吗？我需要找出写这篇文章的理由。 最近，在《纽约时报》上看了三个911遗属的故事，终于有了动笔的冲动。这三个遗属的特别之处是：他们是非法移民，没有工作签证，即没有我们所谓的“暂住证”。他们的亲人在世贸中心干活，本身就是非法的，按法律要被递解出境。但是，911发生了，三人死于非命，留下了在贫困中挣扎的配偶和孩子。美国社会怎么对待他们，不仅关乎他们的命运，而且也界定着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911后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受害者进行补偿。联邦政府迅速建立了“受害者赔偿基金”，给受害者的家属慷慨的赔款，条件是他们不再没完没了地打官司起诉失职的航空公司和政府等相关机构。国会通过法案，决定那些受害的外国人，包括非法移民，同样会得到补偿。结果，11位死难的非法移民的家属得到了补偿。这11个人都是在世贸中心的餐馆中打工的。他们的家属，由于非法身份，东躲西藏，目前尚无完全的信息。但是，至少有三位在911发生时还没有来美国，有三位则一直住在纽约。不管人在哪里，他们得到的款项，从87?5～410万美元不等，可谓一夜暴富。第30节：流浪人员是人，不是病毒(2) 然而，说服这些人出来领钱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一位厄瓜多尔来的寡妇听到这笔基金时，认为这是移民局为了抓她设下的圈套。她和她丈夫1992年非法进入美国，为此支付给蛇头11000美元。她丈夫最后在世贸中心的供货室工作，死后留下了孤儿寡母。她居住在漏水的地下室中，儿子得着哮喘病，但她已经支付不起房租了。 这时，工会出面，安排她见了一位律师。律师说服她，受害者基金的执行人Feinberg是有诚意帮助她的。最后，Feinberg给了她160万美元的补偿。她被这笔巨款吓坏了。她是在贫困山区长大的，一顿饭只能吃点米和半个鸡蛋。她祈祷上帝：主啊，请不要改变我，让我还是原来的我。 这位38岁的单身母亲，把这笔钱看做是死去的丈夫给他们的儿子的礼物，以此获得内心的安宁。她仍然过着节俭的生活。租两居室的公寓，房租仅1200美元。不过，钱确实改变了她的生活。她把钱投进风险低的股市中，靠利息就过得相当舒适。17岁的儿子也在纽约一家私立学校读书。 另一位墨西哥单身母亲，丈夫在世贸中心当厨师。她和她丈夫2000年回国参加婚礼，再入境时被截获，正等着将他们遣返的法庭听证。但是，911发生了，丈夫死了，留下了4岁的孩子。如今，这位30岁的妇女已经又有了男友，并与之刚生了个女孩儿。但在律师的帮助下，她最后得到了220万美元。 第三位受害者遗属是位35岁的厄瓜多尔男子。他在建筑工地打工，挣不过在世贸中心厨房打下手的妻子。911妻子死时，他们的孩子才8个月。当他的律师告诉他可以领一笔巨款时，他简直觉得受辱：堂堂男儿，怎么能从妻子的死来变成巨富！但当他的律师委婉地提醒他这笔钱可以帮助他们的女儿时，他软化了。他最后也得到220万美元左右。但他还坚持租一间窄小的公寓。用他的话说：“钱永远无法把我女儿的妈妈买回来。” 这些非法移民，在理论上都还有被遣返的可能，而且也确实惧怕被遣返的命运。当然，根据有关法律，他们即使被遣返，钱也是他们的。但是，他们都决定留下来。“纽约时报”的文章，也不是讲述他们的“幸运”，而他们的不幸，是在为他们鸣不平。因为没有合法身份，他们不能堂堂正正地过自己的日子，甚至驾驶执照也领不到。国会曾有动议，要给这些911受害者家属绿卡，可惜至今未能通过。但是，不管这些人如今多么压抑，他们最大的期望是留在美国。因为他们知道，没有打工证，暂住证，偷偷摸摸地给人家干活，碰到这样的事情，在大多数社会，你也只能认倒霉了。而他们的经历则说明，在这个社会，人们对弱者有着最基本的尊重。 世贸中心当年是世界财富的中心。死难者中许多都是富人。但是，在补偿这些受难者时，死者生前的财富和地位却不重要。一个非法移民的厨师和一个企业总裁是平等的。美国是世界上贫富分化最大的国家之一。但是，这种平等的精神，却没有被财富所淹没，仍然是这个社会立足的基石。这也是911值得我们纪念的地方。 全球化中的贫富 据说全球化会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不管在发达国家还是第三世界，这都是不可避免的趋势。然而，最近美国的数据，却开始让人们对这个问题再思。 美国自1960年代末以来，贫富差距就逐渐扩大，这个趋势持续了30多年。一般的解释，是科技的发展对教育的要求提高了。在1960年代末以前，受过12年义务教育的高中毕业生，可以轻松地在工厂里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收入达到中产阶级甚至中高产阶级的水平。等到信息时代来临，美国把制造业的工作渐渐移到国外，本地的技术产业急剧扩张。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奇货可居，干体力活的找不到事干。于是，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全球化加速了企业“外包”、全球大分工，这一趋势，也就愈演愈烈了。 然而，根据联邦储蓄银行2001～2004年美国家庭收入的数据，这个媒体不停炒作的大趋势实际上开始发生了逆转。在这段时间内，美国最穷的20%的家庭收入增长，而最富的20%的家庭收入减少。总而言之，穷人占有社会总财富的比例上升了！这一点，还直接反映在教育的价值上。根据人口统计局的数据，2000～2004年间，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口的实际平均收入降低了5?2%，而那些按说该被淘汰的高中毕业生们，实际收入提高了1?6%。这一来一去，贫富差距就缩小了。第31节：全球化中的贫富(1) 这个发现，让许多专家、媒体人士大为吃惊。不过，再想想另外的因素就更令人吃惊了。这几年，大批墨西哥非法移民涌入美国，墨西哥裔马上要成为美国最大的少数民族，人口达几千万。这些人几乎全是干粗活的。他们因为身份不合法，常常拿市场价以下的工资，把劳工的薪金水平拉下来了。如果没有他们，劳工的收入提高速度肯定会快得多。 为什么在全球化的高科技时代会出现这种“脑体倒挂”的趋势？最近这三四年是否只是贫富分化、知识升值的大潮流中的异常现象？大家还很难形成一个共识。不过，这个数据，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全球化的影响。换个新角度看问题，发现这未尝就不是个新的大趋势的开端。 人人都说，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企业外包，制造业和干粗活的劳动阶层是直接受害者。其实未必。比如，衬衫、玩具这种好运输的低端产品可以由中国来制造。但私车这种运输不便的产品，在靠近市场的地方生产还是有相当的优势。最近美国汽车业被日本打得节节败退，日本、韩国的汽车公司纷纷跑到北美建厂。因为美国是最大的汽车市场，在本地生产，近水楼台，可以及时捕捉消费者的时尚、及时供货。所以，最近美国的制造业创造了许多工作机会。 更重要的是，许多体力活是无法外包的。比如卡车司机、搬运工、建筑工人、清洁工、售货员等等，必须留在美国。反而是受过教育的人的工作最容易外包出去。如今的互联网已经把全球的办公室整合在一起。从金融分析、工业设计、软件制作、医学研究，几乎无所不能外包。美国的受教育阶层，比劳动阶层更容易受全球化的冲击。上述的变化，无非是反映了从蓝领全球化到白领全球化的转型。 以这个眼光再看看外包的接受地中国和印度，不免不寒而栗。中国这几年已经成了世界工厂，印度则是世界办公室。但世界工厂的潜力已经被开发得差不多了。而世界办公室则刚刚开张。从大学培养的人才来看，印度明显优于中国。在白领全球化中，印度的现在和未来都压中国一头。可见，全球化的好风水，正在从中国移向印度。我们已经不是什么居安思危的问题，而是要居危思危：我们的好日子，是否已经快过到头了？ 两位美国穷人的命运 最近有些“经济学家”讨论先富的如何带动后富的问题，中心还是落实在公平优先还是效率优先。仿佛效率和公平根本无法相容。“主流经济学家”们早就为我们塑造了这样的思维定式。比如张维迎说最低工资制度会伤害经济，这一规律放之四海而皆准。张五常则说，福利不是说搞就能搞的，美国的福利制度祸害很深。当他不得不面对美国所创造的世界最高的劳动生产率时，竟狡辩说那是因为美国地大物博，可以瞎折腾。好像福利不那么好的俄罗斯就不是地大物博。 最近“时代周刊”的一段报道，颇能帮助我们理解福利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该报道描述了两个清洁工的命运，以及背后的制度，为我们提供了非常直观的例证。 一个清洁工叫Craig Jones，在辛辛那提工作。他的职务是清除垃圾。这在清洁工中也是最脏最累的活儿，只能晚上出工。他一晚上工作四个小时，一周工作五天，一小时挣6?5美元，一个月五百多美元。他找到最便宜的房子，一个月租金215美元。把电话和水电费支付以后，剩下的钱够吃饭就不错了。他的小房间无任何家具，只有一个床垫。他已经几年没有买衣服。另外，他没有任何福利，没有休假，没有病假。不管什么原因，只要不干活儿就没钱。他当然买不起车。深更半夜下班后在危险的街道上步行回家。最近他被抢劫，并遭枪击，但包扎好伤口还得和臭气熏天的垃圾打交道，根本顾不上考虑伤口是否会感染。 在300英里外的匹斯堡，则有另一个清洁工，叫Robyn Gray。她负责的是一个会议中心的卫生，工作环境干净得多。她一周工作40个小时，一小时12?52美元，年收入两万六。同时，她享受健康保险，三周的年假，三天的个人假期。她用她和她丈夫类似的收入，不仅买了房子，而且把两个女儿都送进了大学。第32节：全球化中的贫富(2) 这两个工人的命运为什么如此不同？因为Craig Jones背后没有工会，Robyn Gray则是工会会员。在匹斯堡，强大的清洁工工会集体和雇主讨价还价，要求他们所谓的“生存工资”。其哲学是任何干全职工作的人都应该有能力养家糊口。结果，Robyn Gray的小时工资比Craig Jones高一倍，再加上各种福利和稳定的工作时间，其真实收入比后者高六七倍！ 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看到这样的情况肯定会出来叫喊：高薪伤害经济！那么让我们看看高薪是如何伤害经济的吧。在Robyn Gray生活的匹斯堡，清洁工聚居区的住房拥有率和高中毕业率在最近二十年稳定上升。到2005年为止，这个穷区的57%的家庭自己购买了住房。在过去三年，匹斯堡的中等家庭年收入，在扣除通货膨胀的影响后，从39643美元上升到40699美元。 再看看Craig Jones住的辛辛那提。几年前的辛辛那提骚乱震动了世界，相信中国的电视观众还记忆犹新。Craig Jones所住的城市西部地区，犯罪率奇高，毒品贩子遍地，乃至像Craig Jones这样一文不名也会遭抢劫。76?5%的五岁以下的儿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均收入仅9759美元。 老实说，我并不那么同情美国的穷人。人均9759美元的年收入并不值得抱怨。我们一家曾在那样的水平上生活过，艰苦确实艰苦，但过得很幸福，孩子也教育得很好。这样的贫困不是犯罪的理由。但是，像Craig Jones这样的人，一年收入也就六千多美元。如果两个这样收入的家长养一个孩子，人均也就四千美元，很难维持。他们面临的根本不是先富后富的问题，而是根本富不起来。当一个人在现有的游戏规则下根本没有前途时，他凭什么要尊重这样的游戏规则呢？ 与此相对，Robyn Gray和丈夫的收入加起来，快五万美元，接近美国的平均家庭收入。结果是孩子都上了大学，下一代不会当清洁工，两代之间完成了产业提升。再看看这种高工资对企业的影响。在辛辛那提，清洁工年周转率是300%，也就是说大家干几天就走。在匹斯堡，清洁工的年度周转率仅是上一个数字的十分之一。大部分人愿意留在任上。结果，清洁公司用于招聘和培训工人的钱就少得多。 更重要的是宏观的经济效益。匹斯堡的清洁工区已经基本上是一个中产阶级社区。孩子能读完高中，不少上了大学。治安好，警察需要得少，进监狱的也少。要知道，美国一个低级警官的收入至少也得四五万，高级警官常常挣到十万上下。监狱里关押一个犯人，年消耗也要两万多。在辛辛那提Craig Jones住的区，一半以上的黑人没有全职工作。许多人进了监狱。那年骚乱时，暴民与警察对打，该市警方不得不要求增援。还谈什么经济效率。 我从来不怀疑，主流经济学家们总会计算出许多数据，证明最低工资的法律要求对经济有害。但是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和社会，大多是有最低工资的法律条款的。那里的老百姓不唯经济学家是听，觉得自己日常的生活经验更靠得住。经济学家定义的效率，往往过于狭隘，只局限于就业率等几个最常规的数据。他们很少考虑犯罪，辍学率，毒品，乃至公开的骚乱对社会的消耗。这就是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 我并不认为通过最低工资等行政命令手段能解决贫困问题。但是，职工组成工会，集体和雇主讨价还价，是保障他们权利的有效手段。政府的职责，是提供这样一个人人都能维护自己权利的竞争秩序，使每个人都觉得为了自己的利益应该维护现有的游戏规则。 这才有所谓社会稳定。当大多数社会成员不希望维护现有的游戏规则时，所谓经济效率最终不过是镜花水月。 中外富翁的财富观念 中国的富人为什么不捐钱 中国的富人不像西方的富人那样捐助社会公益、扶植弱势阶层，这已经成为时下公共讨论中的一个重要课题。遗憾的是，人们在讨论这样的问题时，多从文化的角度着眼，很少涉及制度安排对富人行为的影响。去年吴敬琏等主流经济学家发表宣言：“不要向富人开枪”，把老百姓对富人的怨恨归结为非理性的愤怒。这充分体现了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对健康的市场经济运作背后的社会、政治过程的无知。第33节：中外富翁的财富观念 不错，西方的富人，许多都是慈善家。这确实和他们的文化，特别是基督教的传统有关。他们总体上的个人品性高于中国的富人，基本上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他们特有的“慈善心肠”并不能解释他们所有的行为。比如在美国，慈善的富人捐款，不慈善的富人也捐款。光用人家制度上对慈善事业的税收优惠也不能解释这些行为。因为捐出去的钱，毕竟比因此在付税时省下来的钱要多得多。 几年前随着安然倒闭，曝出了美国历史上一系列罕见的金融丑闻。随即我们有机会观察美国社会如何惩办这些涉及金融欺诈的老板们。其中对安然总裁的正式司法审理现在也才刚刚开始。你只要追踪这一漫长的过程，就会明白人家为什么捐款了。大家都知道，生意场是是非之地，纠纷不断、官司不断。你当一个老板，家财万贯，可以自己过自己的好日子，觉得拥有的一切都是合法所得，犯不上操心穷人的事情。美国的法律，也保护你这样做的权利。但是有一条：你不要出事。一旦出事，有人告你，法院一受理，你的命运，就常常会交给12个由平民百姓组成的陪审团。当人家在决定你是该蹲20年监狱，还是从轻发落，或者无罪释放时，你恐怕会巴不得有机会把每个陪审员都打点一下。可惜，真要到这个时候就太晚了，法律不可能给你这种机会。 富人们很聪明。他们不会等到这个时候。他们会提前打点自己的潜在陪审员。所以，他们一旦发财，先是要给当地的社区做各种好事。这几年涉嫌金融欺诈的案子看了不少。这些白领罪犯，不知卷走了多少民脂民膏，其罪行令人发指。你要是说他们有慈善心肠，无论如何也是说不通的。但是，这些人大多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行善。比如安然公司。当地从芭蕾舞团、学校，到孩子的游乐场地，都是该公司捐的。许多犯罪的富翁，自己掏腰包给当地社会提供无微不至的福利，乃至老百姓在电视上看到他们带上手铐脚镣时才大吃一惊：想不到这样的好人居然也犯罪！你如果是个陪审员，面对这样的罪犯，许多事情会影响你的决定。比如，如果你的一个邻居的孩子，当年得到这个罪犯提供的奖学金上了大学，你们家边上的便民桥也是他出钱修的，你天天在用，那么你对他就难免有些心软。如果他是个只顾自己发财、对社会一毛不拔的人，你判他重刑，心里就痛快多了。道德和价值观念固然塑造着富人的行为，但是他们归根结底还是一个“理性人”。他们赚钱后心里会有所顾忌，如果赚了来路不正的钱，就更得留后路了。所以，美国的富人，好人因为慈善而捐款，坏人因为恐惧而捐款。老百姓手里握有的权力，对任何富人都有威慑力。许多社会问题，特别是扶助弱势阶层的问题，不用政府介入就这么自动解决了。 当年我有一个农村的表兄，在“先富起来”后对我说：“中国的农民真愚昧，自己没有出息，又看不得别人成功。见你富了，就到你家要钱。你不给，就坐在你家炕上不走。”其实，这种红眼病，是普遍的人性，西方的富人也必须面对。比如在古希腊的雅典城邦，穷人经常看着富人眼红，社会几次因为贫富分化走到崩溃的边缘。自梭伦改革以来的一系列“民主化”的制度安排，其核心的一点就是均贫富。老百姓在经济上可能是一无所有，但是有选票，可以惩罚自己看不顺眼的人。况且当时城邦规模很小，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人家的穷人，也未尝不可以“坐在富人家不走”甚至赖账。所以，富人必须说服邻居：我致富对大家都好，而且好处来得立竿见影。这也怪不得，当时的雅典有着希腊城邦中最豪华的公共设施。这些设施，一部分来自附属城邦的上供，一部分来自富人的捐助。 我们都知道西方是个高度个人主义的社会。但我们却不太容易理解，人家那里有一个社会共同体的概念。一个人发财后，要在促进共同体的利益后，自己才可以安心享受自己的财富。富人不仅要懂得如何赚钱，而且必须会玩儿财富政治，把那些看着自己眼红的人给摆平了。人家那里并非没有“对富人开枪”的事情。相反，人家已经把这种“对富人开枪”的行为给制度化了。第34节：好事自己做 对照一下，我们中国的富人怕谁呢？除了不得不听从的行政命令外，他们凭什么捐款？减缓贫富分化，约束富人的行为，光靠道德说教是不行的，必须进行制度建设、给小民百姓真正的政治权利。这一点，正是那些主流经济学家所不懂的。他们总是在那里设计如何对有权有势的人进行“赎买”，殊不知，在健康的市场经济中，常常是强势阶层要对弱势阶层进行“赎买”。他们甚至连老百姓在互联网上发发牢骚都难以接受，忙着给富人们当保镖。这样的市场改革，会把中国带到什么地方去呢？ 所以，我把我的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理念，定义为“小民百姓的经济自由”。我们的社会和政府，必须保证他们获得这种自由的基本权利。否则，我们就无法应付市场化以后的各种社会危机。 好事自己做 好事自己做——新大亨的慈善观巴菲特把310亿美元的巨资捐给了盖茨基金会，让世界跟着颤动了至少一个月。他的行为，实际上代表了新一代富人的慈善观：好事自己做。趁着自己还活着，要亲眼看着一辈子挣来的钱以最有效率的方式花在最有意义的事业上。 如今美国有68000个基金会，比1990年代初期多了一倍。年捐助额达到2600亿美元，达到美国GDP的2%。按联邦政府的法律，基金会每年至少必须花掉总资产的5%。老式的基金会大多花到刚刚超出这个最低限额为止。这样细水长流，基金会的资产在金融市场上增值率高于其花费率，基金会就成了其施主的一个永恒的纪念碑。但是，基金会真正做的事情则非常有限。因为扣除日常的行政经费，最后给到需要资助的人手上的钱往往低于基金会总资产的5%。比如福特基金会是美国第二大的基金会，资产116亿美元，2005年的年度开支为6?22亿，即其总资产的5?7%。但这笔钱中，13%是行政经费，只有87%（也就是5?4亿美元）是其慈善资助款项，低于其总资产的5%。考虑到福特基金会每年要颁发200笔左右的资助款项，维持世界各地的十几个办公室和设在纽约的总部，这笔行政经费还是相当有效率的。其实盖茨基金会也大同小异。该基金会2005年总资产为291亿多美元，花掉17亿多，占总资产的5?8%强。但花完后，总资产到了2006年反而涨到306亿美元。 如今许多新富人，则出手不凡。他们一是花钱快，远远超过了年5%的比率；二是对自己的钱盯得紧，慈善捐助就像股市的投资，钱一定要交给最有效率的人去经营，花钱和挣钱同样要有市场竞争，所以并不一定以自己的名字立一个基金会。根据波士顿学院财富与慈善中心的调查，65%的富人计划在有生之年捐出比自己的遗产要多的财富。比如Sandler夫妇都是他们所拥有的Western Financial Corporation的总裁，经营储蓄与借贷业务。他们最近决定把公司以20亿美元的价格卖给Wachovia Corp.。他们对传统基金会5%的花钱比率表示不耐烦，认为那样会把基金会变成一个官僚机器；如今他们追随盖茨，大笔捐助关于第三世界疾病的研究。Sandler先生声称要在死前把最后一个百万花完。 盖茨基金会虽然花钱慎重，但由于有效率，在这一新的慈善热中先声夺人。第一，盖茨注重第三世界的贫困问题，这是新富们关注的中心。第二，盖茨花钱如挣钱，分分两两地计较，不仅捐钱出去，而且还追踪这些钱的使用效率。于是，巴菲特这样的巨富，索性把钱都交给盖茨经营。有人估计，在巴菲特之后，特别是在盖茨宣布淡出微软，集中精力经营基金会后，将有更多的富人会到盖茨基金会来入伙，使盖茨基金会进一步膨胀。 盖茨基金会这样超级的慈善组织，能够发挥规模经营的优势，承担一些全球性的责任。比如预防和治疗艾滋病，要覆盖整个世界，非要有这么大规模的基金会才能胜任。有人指出，即使巴菲特加盟后，盖茨基金会对第三世界的资助，平均到世界贫困人口中，每人还不足一美元，所能干的事情还是非常有限。不过也有人担心，慈善业的市场竞争，造就了盖茨基金会这样的巨无霸，最后形成慈善垄断。这种慈善垄断可能有两种结果，一些目标接近的小基金会将从盖茨基金会覆盖的领域抽身，因为自己已经变得无足轻重。这将妨碍慈善业的多元化，最终也消除了慈善业的竞争。第二，有盖茨基金会这种势可敌国的财富在，政府就会逃脱自己的责任。比如布什政府被财政赤字困扰，无法向保守派交代，对防治艾滋病这样的事情，能躲避就躲避。美国政府用于HIV的预算，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持续上涨，到2003年后处于平稳状态。但是，布什政府正在谋求削减2007年度HIV的预算。这是自197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削减。第35节：卡耐基与美国的慈善传统(1) 如果慈善事业促使政府从自己的责任中抽身，慈善业就可能与其原初的目标背道而驰。美国的慈善业，是在小政府的制度框架中起步的。现在则是大政府的时代，慈善业的威力相对减小，无法代劳政府职能。比如，卡耐基基金会在1911年成立时，资产1?35亿美元，相当于2006年美元价值的28亿，但相当于当时政府开支的19?5%，GDP的0?4%。盖茨基金会2006年虽然拥有资产306亿美元，但仅相当于同期政府开支的1?3%，GDP的0?2%。政府的责任显然大多了。 慈善业并非没有可能培养不负责任的政府和不负责任的选民。比如这次伊战，许多士兵缺胳膊断腿地回来，根本无法维持自己的生活，乃至父母和配偶要辞掉工作照顾他们一生。但是，政府给这些人的钱，还不够自己过日子，结果一家人陷入极度贫困。媒体看不过去，把这些人的惨状在电视上播出，要大家捐款救救人家。事实上，要充分补偿这些士兵，一个人至少要几百万美元。这就是战争的代价。大家投票选了总统，把这些人送到战场上去，那就应该为自己的选择埋单，多交税让政府照顾这些付出牺牲的人。把这样的责任推给慈善业，最终会娇惯出越来越不负责任的选民。 卡耐基与美国的慈善传统 不久前巴菲特对盖茨基金会310亿美元的捐赠，提出了一个我们并不经常思考的问题：慈善事业对于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乃至民主社会究竟有什么意义？正在走向市场经济，并且经历着历史上最急剧的财富增长的中国社会，必须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深入的理解。为此，我们不得不回到一百多年前美国的慈善事业之父卡耐基。 卡耐基对巴菲特和盖茨的影响，处处可证。当年巴菲特特地送给盖茨一本《财富的原则》（The Gospel of Wealth或可译为“财富的福音书”），显示了卡耐基精神对这两位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的指导意义。这次巴菲特宣布自己捐赠的场所，正是由卡耐基捐赠修建的纽约公共图书馆。再看看卡耐基120年前的言论：他激烈攻击那种相信自己有权利把所拥有的财富花在自己身上或者传给后代的人。他认为一个人如果把一生都浪费在积累数百万美元的财富上，而不将之贡献于社会，那简直就是近乎犯罪：“那些在身后留下数百万美元的财富的人，死去时将没有人为他哭泣，没有人给予他荣誉，没有人为他唱挽歌。公众对他的判决是：这个人富裕而可耻地死去！”也正是如此，卡耐基后半生献身于慈善事业，把自己的财产一分不留地捐了出去。 卡耐基是资本主义的代言人，是市场经济的化身。他这样诅咒个人财富，岂不否定了市场经济的基石——产权？不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就无法理解市场经济的理想。 卡耐基是个赤裸裸的资本家。他曾毫不留情地破坏罢工，驱除工会，降低工资，把工作时间增加到了一周七天，一天十二个小时。有人说他后半生投身慈善，是对发家时期残酷剥削工人感到良心不安。这实在是误解了卡耐基。卡耐基自己就是干童工出身，把玩儿命工作视为天职。他认为市场的逻辑必须尊重，他挣的每一分钱都是市场对他所创造的效率的正当奖赏。在他看来，大多数人不可能有效率地工作，除非懂得效率的人指定给他们从自己的劳动中所应该享受的果实和积蓄。多给工人一点钱，结果多半是用于吃喝等物质享受上，无法用来增进人的精神成长；还不如通过市场竞争的手段，让他这样最能创造效率的人把财富集中起来，以最优的方式重新分配。比如他大建公共图书馆，就是这一哲学的体现。 卡耐基代表着一些学者所谓的“自由慈善主义”（liberal philanthropy）。这种慈善精神，认为某种特殊的道德品性在维持美国的自由主义政体中扮演了关键性的作用，使美国能够在赤裸裸的物欲个人主义和强制性的国家社会主义之间走一条中间道路。这种自由慈善主义是从韦伯所谓的清教的理性精神中演化而来，并不主张为了捐赠而捐赠；也不是尊从上帝的旨意或社会习俗而捐赠。捐赠不是为了有钱人精神上的救赎，而是为了改善受惠者的品性。所以，任何捐赠都要精心计算其后果，高度理性化。不智的捐赠害多益少，助长懒惰和依赖。如同富兰克林所说：“慷慨并不是意味着多多地捐赠，而是明智地捐赠”（Liberality is not giving much but giving wisely）。第36节：卡耐基与美国的慈善传统(2) 也正是在这个前提下，卡耐基阐述了他的财富理念的两大原则。第一个原则最为基本。那就是财产所有者有道德义务把他们合法拥有的一部分财产交还给社会。这部分财产，叫做“剩余财富”。众所周知，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的观察中提出了“剩余价值”的概念。这种剩余价值，主要是用于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的。在卡耐基看来，剩余财富是一个人在私有产权的保护下合法获得的财富。不过，和剩余价值不同，这种财富不是用于投资，创造新的经济资源，提高就业的“资本财富”；也不是维持家庭生活的基本财富；而是超出家庭需要又不用于扩大再生产的闲置财富。当然，家庭需要在不同社区有不同的标准。但基本的原则是要回避以铺张的生活方式冒犯中产阶级的习俗。在卡耐基看来，“剩余财富应该被看做是其拥有者为了社区的利益所接受的神圣信托，”在道德上不应该被其法律上的所有人所拥有。 第二个原则涉及到如何执行这一“神圣信托”。这一原则要求那些富裕的人必须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把所拥有的财富为了社会的利益而散尽。为此，他们必须在专家的帮助下系统研究自己的捐赠对受惠者的品性的影响。这样的捐赠不能以遗产的形式留给社会。因为掌握这样的财富的人，是接受了神圣的信托来照顾社会的利益。他必须亲自履行这一责任，使每一分钱的捐赠都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的利益，而不能死后把这样的责任推给别人。 正是根据这样的原则，卡耐基的前半生是接受“神圣的信托”的过程。他是一个苏格兰的破产纺织匠的孩子，以近似逃荒的方式随父母兄弟来到美国，从童工干起，靠着惊人的才智和勤奋变成了世界钢铁大王。最后他所拥有的工厂的钢铁产量，比英国的全国产量还高。而他的后半生，则是执行这个“神圣信托”的过程。他明确指出，“财富主要不是个人的产品，而是社会的综合果实”。没有19世纪末美国人口和经济的高速增长，卡耐基名下的财富也就无从谈起。所以，他的产权之下的财富，是社会通过市场竞争的方式聚集起来，并以同样的方式选拔他来监管。他必须在有生之年，把这笔钱以最有效率，最有竞争性的方式还给社会。他和他那一代慈善家，捐赠都非常专业化。目的就是保证捐赠的效率。比如有人为了医疗卫生向他要钱，他马上说：“去找洛克菲勒，那是他的领地。”因为他本人最懂得怎么兴办教育，建立公共图书馆，洛克菲勒则更专攻于资助医院。行善不是通过花自己的钱让自己心里感到舒服，而是像企业竞争一样，把社会信托给自己的钱经营好。 如果我们观察盖茨迄今为止的一生，他正是遵循着卡耐基两原则：他年轻时经营微软，成为世界首富，即世界最大一笔财富的信托人；年过五十，则宣布淡出微软，专心经营自己的慈善事业，执行信托人的责任。巴菲特也是如此。他把钱给了盖茨基金会，是因为盖茨基金会是最有效率的慈善机构。这和他做股票生意的逻辑一样：一定要把钱交给最称职的经营者。在他看来，这不是他自己的钱，这是社会的钱。花得没有效率，等于自己渎职。 这样的慈善传统，当然受到来自左右两翼的挑战。右翼认为，这种慈善伦理，不尊重产权，容易创造一个保姆式的福利社会。左翼则认为，既然财富属于社会，那么要重新分配给社会，为什么不让民选的政府来承担责任？也就是说，政府应该通过高税率把钱从富人手里拿走，以选民认可的方式重新分配。 自由主义慈善传统对右翼的回答是：产权有道德和法律两个层面。这两个层面的关系，多少和西方法律传统中自然法和成文法之间的紧张有些类似——自然法代表着成文法之上更大的正义。自由主义的慈善传统，深合托克维尔所描述的美国的民主精神。托克维尔认为，美国与欧洲最大的不同，在于美国老百姓能够处在大致相同的起点上竞争，没有欧洲那种世袭贵族的统治。从卡耐基到盖茨和巴菲特，都认同这种平民主义的社会理想。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这样的人都把财产留给自己的子孙，美国马上会通过财富的继承而形成一个世袭贵族阶层，并使之统治整个社会。美国的民主精神就会丧失。他们所信奉的，是能者优胜的精英主义社会。比如，卡耐基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甚深。他自己就是在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游戏规则中竞争优胜出来的。在他看来，财富可以继承；但是，一个人的管理天赋却没有办法传给下一代。一个最有竞争力的社会，必须保证让那些最有天赋，最有工作伦理的人成为优胜者。而财产继承则把一些没有经过竞争的弱者指定为优胜者。从长远来看，这将损害一个社会和种族的进化。第37节：巴菲特为什么要把财产给盖茨(1) 自由主义慈善传统对左翼的回答，则是以多元主义拒斥国家社会主义：即使在民主政治中，由民选政府主持财富的重新分配也远不如由那些在市场竞争中证明了自己的效率的人来主持财富重新分配更优越。政府行为的最大弱点就是其非歧视性。比如，政府一旦决定资助贫困家庭，就必须对所有收入低于法定收入指标的家庭一视同仁地发放救济，无法区分负责的贫困（既愿意努力但没有机会）和不负责的贫困（如因吸毒而荡尽家产）。私人的慈善事业，则可以选择资助的对象，重点帮助那些愿意自助的人。这样，慈善捐赠就提高了受惠者的品格，而不是像福利国家那样鼓励懒惰和对政府的依赖。这既保护了弱者，又鼓励了竞争。这也是为什么卡耐基把大部分钱花在教育和公共图书馆上；洛克菲勒把钱重点花在医疗上。盖茨最大的慈善开支，是花在第三世界的健康和卫生方面（如预防和治疗艾滋病）；其国内项目的款项，大多花在弱势阶层的教育上。很明显，他们认为，自己的钱应该用来解决那些个人无法负责的问题（如疾病），或者帮助那些愿意努力但没有机会的人。 以这样的眼光看，巴菲特对盖茨基金会的捐款就有特别的历史意义。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两次经济增长，一次就是19世纪末卡耐基的时代。美国正是在那个时代跃居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另一次则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盖茨和巴菲特的时代。在这期间，美国的经济总量几乎是另外五大发达国家经济总量之和。每一次急剧的经济增长，都产生了高度集中的财富，挑战着美国的民主理想。而每一次都有市场经济最大的赢家（如卡耐基，盖茨和巴菲特）通过慈善事业来回应这样的挑战。他们很清楚：如果他们不出来负责地重新分配自己受托监督的财富，那么美国要么选择由国家来进行财富重新分配，走向国家社会主义；要么建立一个由世袭贵族所统治的等级社会。那种小政府治下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就无法维持。他们所捍卫的，不仅是个人的道德情操，而且是一种文明的理想。 巴菲特为什么要把财产给盖茨 当世界第二大富翁巴菲特宣布把自己大部分的财产（310亿美元）捐赠给盖茨基金会时，《经济学人》杂志用戏剧性的语言评论道：“如果你是世界第二号富人，那么，在这个星球上，看护你辛辛苦苦挣来的310亿美元财产的唯一理想的人选，莫过于那位事实证明比你还会挣钱的人。” 这是世界第二大富翁向世界第一大富翁“进贡”的简单的硬道理。但是，要了解这个简单的硬道理，却并不那么容易。世界头两位富翁突然决定合资行善，是基于他们共同的财富理念，以及围绕着这个理念而形成的长期友谊和合作关系。 先看看具体的数据。巴菲特的捐赠使盖茨基金会成为世界第一大基金会，总资产将达到600亿美元。在没有这笔捐赠之前，盖茨基金会是世界第二大的，共有资产将近300亿美元。最大的是瑞典的家具王朝IKEA所拥有的Stichting Ingka基金会，资产达350亿美元左右。巴菲特的捐赠数量，超过了原来盖茨基金会的资产总和，比美国第二大的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的资产也多出将近一倍。用这笔钱成立一个自己的基金会，巴菲特无疑就成了美国第一大慈善家。另外，巴菲特的三个孩子，各自经营着自己的基金会；另外他的亡妻名下也有基金会。但是，他给这几个基金会的钱，加起来不过是给盖茨基金会的零头。 为什么他放弃了自己的基金会，甚至轻视自己家族的基金会，而把钱给了盖茨？这首先在于他深信他个人和他的子孙后代没有权利享受自己合法挣来的钱。他必须把钱用来回馈社会。第二，回馈社会不是施舍，而是义务；一定要忠于职守，像挣钱那样兢兢业业，负责地回馈。 巴菲特一生的钱，主要是通过股市挣来的。他著名的哲学是：发现那些有潜力但尚还不被承认的公司，发现那些最优异但还不被注意的经营者，然后买他们公司的股票，从他们的卓越表现中分得红利。也就是说，他成功的奥秘，在于会把钱投在最有效率的公司和人的身上。挣钱是如此，花钱也一样。必须把钱交给最能创造效益的人。-第38节：巴菲特为什么要把财产给盖茨(2) 巴菲特非常清楚，美国的慈善事业资金雄厚，但是浪费也很大。许多人搞慈善事业是图个人的名声，而不是受益者的利益。捐赠变成了炫耀性的烧钱。许多募捐活动本身就耗资甚巨。而捐赠款项的支出也缺乏有效的监管。由前参议员Bill Bradley领导的一项研究表明，仅改善慈善事业的经营，在美国就可以节省几百亿美元。也就是说，慈善浪费恐怕超过了美国最大的基金会的总资产。 巴菲特把钱交给盖茨的最直接的理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他比我花钱更有效率”。根据他的考察，若以每一美元的效益衡量，盖茨基金会是最高的。捐赠和做股票买卖一样，钱就应该交给最有效率的人来经营。 作为世界第一大富翁，盖茨早已证明了自己创造世界最优效益的能力。他的基金会也同样如此。盖茨本身生活非常有节制。他的基金会花钱，花得也十分小心谨慎。他不会在著名的大学一掷千金地盖个气派的建筑，给自己竖立一个纪念碑。他的钱，全花在扶助弱势阶层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基金会，大部分是资助国内项目。盖茨基金会则侧重于资助第三世界。2005年盖茨基金会在全球的卫生与健康上的花费达到了8?44亿美元。而在发达国家的国际援助金额的排名表上，美国以275亿美元列第一，日本以131亿美元列第二，芬兰以8?97亿美元列第17。盖茨基金会的上述花销，紧随芬兰之后，势可敌国。而这种针对第三世界的慈善事业，在美国还没有受到充分重视。所以盖茨基金会正好合乎巴菲特选择投资对象的原则：效率卓著，但还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 当然，把一生的巨额所得用于这样长期的慈善投资，光看基金会过去的业绩是不够的，还必须对其未来的经营有十分的把握。这就要依靠巴菲特对盖茨个人的了解和信任了。75岁的巴菲特和50岁的盖茨，已经有了15年以上的忘年之交，两人常常一起度假，又是桥牌的对手，即使天各一方时也不忘网上打桥牌。1994年，当盖茨和当时的未婚妻Melinda定婚时，这对新人飞到坐落在Nebraska的Omaha的巴菲特家中。在那里，大家在巴菲特拥有的一家珠宝店里见面。当时巴菲特教训盖茨：“比尔，我当年结婚时，花了我总资产的6%买戒指，我不知道你有多爱Melinda。”其时盖茨的资产已经有几百亿了，当然不可能按这个比例卖个订婚戒指。其实，巴菲特本人也个人生活也很节制。他一直住在1959年以30多万美元买的房子中。 当然，这样的私交也不可避免地延伸到生意上。巴菲特掌握着微软大量的股份。同时，他也邀请盖茨在自己的公司Berkshire Hathaway中当董事。不过，这次慈善合资，绝不是生意的合作，而是理念上的共识。1991年，是盖茨的母亲说服埋头于微软事物的盖茨参加一个有巴菲特和已故的《华盛顿邮报》出版人Katharine Graham出席的会议。当时盖茨对这一会面没有兴趣，期待的不过是一些金融问题的枯燥讨论。没想到，他和巴菲特一拍即合。大家从解析IBM的前景开始，一直讨论到社会问题。盖茨公开承认，在1990年代初，巴菲特给他的一本世界银行出版的世界贫困问题的报告，激发了他对慈善事业的兴趣。巴菲特还给了他一本卡耐基的“财富的原则”（The Gospel of Wealth）。 要知道，卡耐基生前把自己的财富如数捐出，一个子儿不留。巴菲特和盖茨都接受了卡耐基的社会理想：一个伟大的社会，不是世袭财富的社会，而是要大家在一个起点上竞争，让最有能力的人获胜。把财产传给后代是不道德的。所以，巴菲特和盖茨要联手一些富翁，反对布什政府推动国会取消遗产税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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