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才是主流

草根才是主流作者：薛涌第1节：主流经济学家批判　　主流经济学家批判　　再论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　　两年前，我写了一篇题为《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的文章，在《南方都市报》发表，但标题被改了。后来，这个标题，成为我新著的书名。　　2005年出现过郎顾之争，人们对以产权为核心的改革越来越怀疑，自由派经济学家的名声越来越不好。其实，我是信奉新自由主义的，对自由派有天生的同情。不过，我对中国的自由派，一直有着强烈的批评。他们不听我的批评，也是陷入今天的困境的原因。我希望我的新书对他们的理论有所修正，使得自由派能够重新出发。　　记得两年前，陈志武先生在纽黑文请我和国内自由派经济学家的一位代表人物吃饭。这位自由派是厚道真诚之士，所以大家废话没有，很快进入了观点的交锋。我当时提到自己的文章《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他马上直言不讳：“这种话我一听就烦。不打工怎么办？美国人不打工吗？”我说中国的发展过分依赖外资，对工人的权利保护不够，老百姓挣得太少，自己无法发展，除了永远给人打工外别无出路，等等。他马上驳斥：“打工是老百姓愿意。他们不打工能干什么？打工是发展的开始。工资那么高，还有什么竞争力？”我问美国人工资高，怎么还有竞争力呢？他随口就说：“你看看美国，根本没有竞争力。你回来看看咱们的企业。美国争不过咱们才说咱们工人的工资低。”　　这次饭局上的辩论，最清楚地体现了我这个海外自由派和国内自由派的不同。我的基本信念完全是新自由主义的：充分的市场竞争，是发展的基础，也是社会公平的基础。但是，最充分的竞争，是排斥垄断的竞争，是使最小的经济体有参与机会的竞争。要想保护市场的充分竞争，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就必须保护这些最小经济体的利益。为什么？因为“小的是美好的”：最小的经济体最有效率。　　那么，什么是最小的经济体呢？最小的经济体就是个人，就是家庭。社会要保证这些经济体得到公平的报酬，挣得足够的资本提升自己的层次。比如，一个工人家庭，挣的工资不仅要能维持基本的生活，而且还可以投资子女教育，使下一代“产业升级”。这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长远保障。如果都像我们这样，民工有时甚至拿不到工资，子女入学也受歧视，那么民工的孩子就永远是民工，盲流的孩子就永远是盲流。即使中国未来想发展高端产业，民工的子女连受教育的机会也没有，你哪里找未来高端产业的劳动力？这样的发展，无异于杀鸡取卵，因为眼前的利润牺牲长期的发展目标。　　我不妨举个活生生的例子。福特汽车公司最近陷入大危机，裁员3万。以后说不定会倒闭。这大概证明了那位自由派经济学家的话：“美国根本没有竞争力！”试想，工人的年薪五六万美元，外加一大堆福利，退休人员优厚的退休金也扛在肩上，还怎么和我们年薪不到两千美元的工人竞争？这话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就是真理。当时有眼睛的人就能看明白：美国的家用电器，美国的汽车，早晚要被日本打败。高工资伤害竞争力，似乎成了不争的事实。　　但是，随着美国的家电市场、汽车市场纷纷被日本和韩国占领，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美国国力和经济效率的直线上升！这二十多年，美国从劳动生产率、人均收入等指标上看，都明显高出日本和欧洲一筹。为什么？家电工厂倒了，今后汽车厂也会倒，但是，这些企业虽然瓦解，美国最小的经济体（即个人和家庭）的竞争力却是有保证的。人家有高工资，高福利，人家送孩子上大学，下一代摇身一变成了软件设计师、医生，家庭作为一个经济体升级了。全社会都这样，经济当然就有后劲。　　这次福特的危机，尤其让人感慨万千。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福特正在考虑，给几个工厂被解雇的工人提供上大学的学费，15000美元1年，保证4年的大学学费！人家企业火都上了房，还不得不花这个钱。你还指望这个企业能生存得下去吗？但是，人家的市场经济成熟了。在大企业和社会的最小经济体之间，有制度保证小经济体的利益。人家怕的不是一个福特公司的破产，怕的是成千上万工人、家庭的破产。只要这些小经济体能存活，保持竞争力，国家就会有竞争力。毕竟后者才是社会的细胞。第2节：从世界史看经济与民主　　所以，我在书中提出的，是一个新自由派的理念：中国的未来决定于充分的市场竞争。这一竞争的基础，就在于最小经济体（个人和家庭）的基本福利和素质。倒几家大企业没有关系，GDP上涨慢一点没有关系，但是，老百姓在医疗、教育上的基本需求必须满足。一个民工，必须有足够的能力投资于自己的孩子，使之长大后不再是民工。以牺牲这些小经济体为代价发展大企业，无非是一种变身的计划经济。　　从世界史看经济与民主　　最近又有一位“主流经济学家”李稻葵出来说话，称印度的经验证明：在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民主制度应该缓行。此论已经受到许多人的驳斥。不过，人们很少论及经验性的证据。既然经济学家是最讲究经验和实证的，我们就有义务检讨一下他们的结论的证据。　　只要看一看世界各国人均GDP的排名就知道，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民主国家。中国排在第118位。在这个位置之后的主要民主国家，大概也只有印度了。面对这样的经验事实，不喜欢民主的人自然要解释：那些民主国家发达证明民主只适合发达国家，而并非它们因为民主才发达。印度这一孤证，也就使这样的人如获至宝：看看，民主了半天，怎么还那么穷？　　李先生要把自己的话说圆，至少应该论证一下：那些人均GDP排名靠前的国家，是否都是先发达后民主的？这就不得不看看历史。事实上，人类历史的经验表明，民主常常在落后地区发展，并后来居上。如今的世界格局，只能证明民主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制度优势。　　先看民主的发源地希腊。希腊文化发达，经济繁荣。但是真论财富，则比不上东方。这一点希腊人自己也明白。希罗多德在记述雅典的立法者梭伦和东方君主Lydia国王Croesus的对谈就很说明问题。当时Lydia是最富有的国家，Croesus向梭伦炫耀自己的财富，并问梭伦谁是世界最幸福的人。梭伦举出的两个最幸福的人，都是希腊人。Croesus火了：难道我拥有的一切都不算数？梭伦意味深长地说：你还没有到你人生的尽头，我怎么可以下结论？梭伦的话，不仅预言了Croesus的个人命运（他不久就成为别人的阶下囚），而且也预言了他所代表的制度的命运：专制会一时聚敛财富，但其繁荣却不可长久。　　如果这样的例子太遥远，我们不妨看看导致如今的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历史分途的18世纪。当时的中国，是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之一。这一点，连亚当·斯密也没有置疑。不过，亚当·斯密做出了预言：中国只要制度不改革，其发展就已经走到头了。结果几十年后，他的话就应验了。率先崛起为世界帝国的，是英国。其繁荣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君主立宪制。在这个制度下，靠选举产生的议会，逐渐控制了政治权力。没有议会的同意，国王不能加税。比如，国王打仗需要经费，但议会不同意加税，国王只好借债。同样是因为君主立宪的制约，国王借钱后不敢赖账，必须偿还。结果，虽然王室债台高筑，财政信誉却比其他政府高，商人愿意把钱借给英王。这就出现了18世纪的奇观：最缺乏敛财能力的英国王室，是最有钱的王室。大家打仗打到最后都没有钱了，只有英王还能借来钱。英王的财政信誉和借贷，创造了现代的金融结构（包括股票市场），奠定了大英帝国崛起的基础。　　民主的好处，就是限制政府绝对的权力。这种受限制的权力，在短期内当然可能不如不受限制的权力有作为。比如，在16、17世纪，西班牙从美洲掠夺白银，英王着急，但无法加税敛财，没钱修军舰，争不过人家。结果呢？到18世纪，白拣了银子的西班牙帝国衰落，政府手头拮据的大英帝国反而崛起。美国的兴起何尝不是如此？当年的北美殖民地，很难算是经济发达地区。但最后还是民主制度造就了这个世界第一经济大国。　　可笑的是，李先生在一次讲话中还特别举出了美国的例子：你们看看，克林顿要搞医改，既得利益那么多，都出来讨价还价，改得动吗？布什搞社安改革，改得动吗？还是我们有优势。他也不想想，当年克林顿的医改计划谁来埋单？账不算清楚就改，国家财政怎么承受？美国有句笑话：18世纪的一位医生，每年冬天休假打猎，不看病人。而这也是唯一一个他没有杀死人的季节。政府有时也是如此。什么都不干反而更好。民主制度限制政府的莽撞行动，因为那太危险。这并不说明民主没有效率。如今，麻省就开始实施类似克林顿构想的医改了。成败目前虽未可知，但局部实验会为全国提供经验。这样慢慢推进，并不说明民主的荒唐，而恰恰说明民主的优越。第3节：产权不对称　　再看看印度：如今基础设施那么差，外资仅相当于中国的零头，但GDP的增长率已经接近中国，世界上许多经济学家现在更看好的是印度。《华尔街日报》不久前还特别发表社论，提醒中国不要从印度学错了经验。事实上，民主制度正在帮助印度的经济起飞。印度的法制，不管多么缺乏效率，目前也已经成为印度对中国的一大优势。也正是在这样的法律制度的保护下，印度才能发展出中国还没有的世界一流企业。　　也许，我们应该感谢李先生无意中的“真话”。看看如今的主流经济学家，他们反感互联网、反感媒体、反感“投票”、反感老百姓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李先生对印度的蔑视也就不令人奇怪了。不过，我还是要搬出希罗多德的老故事，请他们记住梭伦对Croesus讲过的话：第一，财富本身并非是幸福的尺度，我们不能用经济发展衡量一切；第二，即使谈经济发展，也应该耐心一点，看看谁笑在最后。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最终还是民主给人们带来的利益最大。　　产权不对称　　产权问题，是当今改变大辩论中的一个核心。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遭到网民的炮轰。如果孤立地看，他们的主张并不一定错。比如，国营企业确实要经历一个私有化的过程。不过，界定产权有两个面向。一个是狭隘的经济面向，孤立地针对企业，确认企业归谁所有；另一个则是社会的面向，即产权不过是公民基本权利的一个延伸：企业的所有权要界定，老百姓的所有权更要界定；没有后者，就谈不上前者。　　“主流经济学家”的失败，主要在于他们只从第一个面向来理解产权，只站在企业的立场说话，似乎企业的利益就是老百姓的利益。这样片面强调企业的产权，忽视老百姓的产权，就会造成一种“产权不对称”。　　真正的市场经济，是一个论功行赏的经济：谁的贡献大，谁的收益就高。我曾反复强调，比较中美经济，美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其技术和管理优势，因此在这两方面能力突出的精英阶层收入大大高于他人。反观中国近20多年的经济成就，简单劳动力的含量最大，管理和技术上的含量非常低。可见，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一般劳动阶层贡献最大，精英的表现乏善可陈。但在分配上却反过来，精英太富，老百姓太穷。这里体现的不是什么市场经济的竞争，而是“产权不对称”的结果。　　中国最没有产权的是谁？是农民。他们至今还没有土地所有权，乃至一纸拆迁令，就得眼巴巴地看着大公司在自己的土地上盖楼。当他们丧失了基本的产权后，只能进城给企业打工，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筹码。结果，他们的廉价劳动力刺激了低端制造业的发展。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于是欢呼：这是自由经济的胜利。其实仔细一分析，这哪里是什么自由经济的胜利，这分明是不自由经济的暴利。这种暴利，在短期内可以创造令人眼花缭乱的经济繁荣，却给中国的长期发展留下一个硕大的陷阱。应该说，任何后发型国家，都必须从低端产业干起，利用自己劳动力便宜的优势。但是，这些国家同时也必须面临另一个挑战：一旦经济起飞、生活水平提高，在劳动力成本上的优势就会丧失；所以必须及时利用初期发展的积累，提高产业层次，向高薪社会过度。从日本的经验看，这个“机会窗”不过就20年的时间。1950年代初期，美国明确告诉日本：你们太穷太落后，根本不具备为美国市场提供产品的能力，还是盯着便宜的亚洲市场吧。但到1970年代初期，一系列的日本公司成为国际一流企业，日本人的工资也很快接近了欧美的水平。中国改革了二十五六年，我们起步在低端上，如今还站在低端上。甚至还很难想象再过10年中国会出现几个像索尼、丰田这样的品牌。为什么？一大原因就是“产权不对称”。在中国的企业，有不少（如外资）是有明确的产权的；即使许多国内企业，理论上没有明确的产权，实际上还是拥有一些模糊的产权。但老百姓特别是农民，产权得不到最基本的保护。这样，有产权或模糊产权的企业，可以从丧失产权的民工身上牟取暴利。这种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暴利，惯坏了企业。结果大家不操心改善管理，不认真更新技术。这样下去，哪里还会有世界一流企业？第4节：你是改革还是反改革　　这也是我不久前和周其仁辩论的一个焦点。他概括出一个“衬衫经济学”，满眼春光地歌颂大好形势：“不能不看好中国”。我则要揭示这种貌似自由竞争之下不自由的现实，以及下层社会失去经济自由的危险后果。如今，中国经济起飞20多年，沿海大城市生活费用高了。从今年开始，中国年轻人口的总量开始下降了。企业一下子面临着民工荒。在“产权不均衡”的条件下成长的企业，没有想过节省人工的问题，无法跳出劳动力密集型的低端产业。当我们的劳动力少了、费用高了以后，外来制造业自然会移师印度、越南。而我们长期对民工的歧视，使其子女很难接受良好的教育，没有供应高端产业的充足人才。在未来20年，靠什么和人家竞争？　　所以，即使是抛开人人平等的价值，就经济谈经济，那些“主流经济学家”们也不应该忙着给几个大型国有企业当独董。真正需要他们帮助的，是农民。产权最需要被界定清楚的，也是农民。如果农民有了土地所有权，如果我们的法律能够保证他们的这种权利，就等于给了几千万家小企业启动资金。这些农民可以经营自己的土地，也可以把地卖掉，带着所得的款项进城创业。中国社会一下子有了几千万甚至上亿的小业主，而不是廉价的打工仔。他们会拉动内需，他们会刺激私营企业的创意；未来世界一流大企业，也可能从他们中发展起来。保证他们的权利，才是产权改革的最大胜利。　　张维迎：你是改革还是反改革　　张维迎教授曾经在会上即兴发言，说改革中既得利益受损害最大的是干部，应该进行补偿，引起媒体的轩然大波。这些言论是根据未经本人过目的记录，无法严格地算做他的思想。如今，他在《经济观察报》接受记者采访，而且亲笔写了“改革中的利益补偿问题”，总算为我们了解他的立场提供了一些根据。　　许多人说话时嘴没有把门的，但下笔时有许多“政治正确”的考虑，谨慎得多。从张教授这篇四平八稳的文章中，看得出他也不是例外。不过，即使是四平八稳，他的文章基本上还是证明了他那些引起人们争议的言论并非媒体炒作的谣言。张教授的核心观点是厘清改革与革命之分：“革命是通过暴力和强制手段将财富和权力从一部分人手里剥夺后转移给另一部分人”，“改革必须尊重原体制下形成的既得利益”，“不应该使任何人比原体制下生活得更坏”。“按照这个原则，如果具体的改革措施会带来社会总财富的增加，但同时会导致社会中一部分人利益受损，此时，受益者有责任从自己所得的增加中拿出一部分补偿（“赎买”）受损者，否则就不能称其为改革了。”最绝的是下面一段：“计划体制下，相对于农村的人，城市人就是既得利益阶层……所以，当提高农产品价格时，就必须给城市人副食补助，而当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升时，政府并不补贴农民，因为农民不是计划经济的既得利益者。”接着他进一步论证：对政府官员的既得利益应该补偿，否则就会以“暗补”（包括腐败、子女经商等）来代替明补。　　是谁告诉张教授改革“不应该使任何人比原体制下生活得更坏”的？比如在中世纪，欧洲的领主对其庄园中的未婚女子享有“初夜权”，这个规矩被“改革”掉了后，领主是否比原体制下生活得更坏？美国的种族隔离制度被改革掉后，许多白人丧失了过去的既得利益，人家得到补偿了吗？从另一方面说，黑人不是原来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按张教授的推理，在取消种族隔离制度后，他们还应该继续受种族歧视而得不到任何补偿，因为他们反正过去也没有既得利益。张教授的话无非是强调，改革要补偿过去不合理制度下的强势集团，而不是弱势集团。比如，干部应该得到补偿，否则人家就该腐败了。那么请问，难道你补偿了这些干部，他们就不腐败了吗？再往前推一步，现在许多干部已经腐败了。一旦改革这种滋生腐败的制度，这些腐败的干部就丧失了既得利益。比如贪污500万的干部，比贪污100万的干部丧失的既得利益更大。我们是否应该按照他们贪污的程度计算他们丧失的既得利益，在改革后对他们进行“补偿”、给最大的贪污犯发最高的奖金呢？与此同时，农民反正不属于既得利益集团，不该得到补偿，要永远低人一等。农产品价格上升，城里人要得到补偿，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升，农民不该得到补偿，因为他们不属于既得利益。请问，计划体制下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相对稳定，怎么就不算是农民的“既得利益”呢？农民要是让张教授这样的人计算他们的利益，靠得住吗？第5节：自由经济还是寡头经济(1)　　张教授口口声声把“尊重原体制下的既得利益格局”作为改革的基本原则。请问：如果不触动原有的既得利益格局，还谈什么改革？张教授忘了最关键的一点：改革要对利益受损者进行适当的补偿，但必须是合理的补偿。什么是合理的补偿呢？比如一个工人，一生勤勤恳恳为一家国营工厂服务，没有犯任何错误。但是，改革中这家没有效益的工厂必须关门，他是因为官僚管理的错误而非自己的错误丢了工作，所以应该得到补偿。再看看干部，虽然现在不能垄断软卧待遇，但是，每次招聘公务员都人山人海，乃至参加应聘本身还要花钱买票。在这种情况下，你连下岗工人还打发不了，怎么一天到晚想着给干部补偿呢？　　张教授反复讲改革和革命之别，无非是想说，改革是避免革命或者动乱的一个有效手段。但是他忘了，历史上的革命，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因为弱势阶层的生活状况恶化，他们权衡了采取各种行动的“机会成本”，觉得革命是一个“理性选择”。相反，在改革中，过去的既得利益集团大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但很少造反。原因是，即使在改革后丧失了许多利益，他们在社会上还属于强势集团。比如在18世纪的英国，掌握土地的绅士贵族还是控制了各种政治权力。后来工商阶层崛起，挑战他们的权威，但是他们的回应大致有二：一是呆在原来的位置上，因为那虽然不是唯一的垄断性统治集团，至少还是统治集团之一；二是利用原来的优越地位和新兴的集团通婚，或转到新兴集团中。他们最反对的就是革命，因为那会毁了他们所拥有的一切。　　俗话说“有恒产者有恒心”。那些有既得利益的人，是最不愿意革命的。一个社会要稳定，就必须给所有人（至少是大部分人）一些既得利益，使他们愿意捍卫他们所获得利益的社会。这是对当今改革的一大挑战。如今中国的干部，大部分还是希望留在原来的位置上。另有不少下了海，生活得也不错。一个头脑正常的人，恐怕不会担心干部出来闹事。相反，一些弱势阶层，到了一无所有、一无所失的地步，最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我读不懂张教授的学问，更不明白他的心态。不知道他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怎么一天到晚担心不尊重强势集团的既得利益就会出事，对没有既得利益的人竟可以不管不问？他到底是在改革，还是在反改革？　　自由经济还是寡头经济　　有人把当今关于改革的大辩论定为“姓资姓社”之争，我看未必。我们这些从20世纪80年代过来的人都还记得当年的“姓资姓社”之争。现在许多因为没有能够充分享受经济起飞的红利的愤怒青年，当时还不懂事。看看大家网上的争论就知道，“姓资姓社”根本不是争论的核心。这场争论，实际上反映着改革在新阶段中所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选择：是要小民百姓的经济自由，还是要由既得利益集团所把持的寡头经济？　　所谓自由派经济学家的代言人张维迎提供了一种选择：正确的观点不需要投票。也就是说，关系老百姓根本利益的经济政策，不需要征求老百姓的同意，只要几个懂“科学”的专家、独董们搞定了就可以。他非常坚定地说：“民众可以发泄情绪，这是他们的权利，但学者必须理性，不能被大众情绪左右；政府的政策必须理性，不能被民众的情绪所俘虏。”言下之意，民众所能表达的，只能是“情绪”。民众不具备精英阶层“理性思考”的能力。民众必须被排除在经济决策之外。改革的目标，是“用企业家代替政府官员制定经济政策”。这是一个典型的由市场精英来把持政策制定过程的寡头经济模式。这种模式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前途？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追溯一下市场经济的历史，看看从中能够学到什么教训。　　寡头经济，特别是由市场精英所把持的寡头经济，在特定的情况下，能够创造惊人的经济效益。但是，最终这种经济会被更充分的市场经济所击败。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世纪意大利的城市国家的兴衰。第6节：自由经济还是寡头经济(2)　　在世界市场经济史中，13到15世纪的意大利北部城市国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经济奇迹。著名历史学家Braudel声称，所谓马克思、韦伯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在文艺复兴的意大利城市国家中就已经诞生了。当时的欧洲，还处于封建制度的统治之下。这些意大利城市，利用各封建王侯之间争斗相持不下的机会获得了独立。起初阶段，它们在封建制度的夹缝中求生，其政治野心没有生长的空间，只是一门心思地赚钱，经营城市，就像经营一个超级公司，贸易船队遍布欧亚，财富迅速积累，实力很快超过了周围的封建王侯。曾显赫一时的拜占庭皇帝，由于财政破产，跑到威尼斯借钱。可是，在威尼斯人眼中，这位皇帝不过是一位借钱不还的债务人，于是正当行使自己的债权人的权力，将其下了狱，等帝国凑够了赎金，才肯放人。意大利城市国家之气焰，由此可窥一斑。在那里，一切都是生意，都是市场，大家不在乎什么意识形态，实现了真正的由企业来经营国家。　　但是，这种由企业经营国家的城市，最终在和由政治经营国家的“民族国家”的竞争中输得一干二净。最后世界还是由大英帝国领导进入了现代社会。为什么呢？解释这么大的历史转型，当然原因有方方面面。但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些企业经营的国家，权力过度集中在市场精英手里。他们的垄断，窒息了城市的活力。当别人不搞“市场经济”时，他们的生意眼还有相当的优势。但当资本主义经济在其他国家崛起时，他们因为固守原来的既得利益，不能与时俱进，最后在国际竞争中坐失良机。　　在这些城市国家中，权力全由行会精英们控制。这些行会精英，是天底下最精明的商人。商人的本能就是垄断。精明的商人往往能把垄断的游戏玩得最漂亮。在这些地方，几大商业家族把持着一个城市的主要贸易，不许别人插手。他们彼此通婚，强化家族纽带，形成一个封闭的小圈子。在政治上，也只有进入这一个圈子的人才能获得权力。结果，城市国家内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形成了一种自我交易的格局。比如国家要把一块公用的土地拍卖，对土地进行估价的和最后买下这块土地的，常常是一个家族。　　这样高度垄断性的政治与经济体系，一度给各城市带来了惊人的利润。但是，随着国际竞争环境的变化，城市国家的自我交易模式就无法适应新的挑战。比如纺织之都佛罗伦萨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佛罗伦萨的丝绸业，本来统治着欧洲。欧洲最好的工匠，全在佛罗伦萨为几家垄断性的行会服务。有些小本的下层工匠，曾试图生产低档的丝绸，立即被这几个垄断行会禁绝。这一低档丝绸之禁，在经济上并非没有道理。第一，低档丝绸利润低，而且有碍佛罗伦萨优质丝绸的声誉。第二，低档丝绸和高档丝绸抢原材料、抢市场，甚至会拉下高档丝绸的价格。可惜，计划赶不上变化。后来欧洲经济萧条，高档丝绸卖不出去，低档丝绸虽有市场，但在佛罗伦萨一直被压制，最后只能把机会拱手让人。更重要的是，商人们由于垄断贸易，倒来倒去赚钱快，很少投入农业生产。所以当时城市虽然繁荣，周边地区的农业技术却基本没有进步。　　在英格兰，完全不同的变革发生了。14世纪的黑死病后，人口减半，人变得更有价值了。过去的农奴，利用统治集团的矛盾，和领主讨价还价：我只愿意付现金地租，不愿意来服传统的劳役。领主不同意，他们就跑到别的地方。反正人口减半之后，地有的是，种地的人不好找。最后领主只好投降。由于人少劳力贵，以现金地租代替劳役便宜了农民。更重要的是，现金地租是固定的，几代不变。以后人口增长，物价飞涨，地里产的粮食卖得贵，固定的地租因为通货膨胀则变得几乎一钱不值，许多农民等于白用领主的地，最后发展成大型的商业化佃户。其土地利润，刺激了农业革命。从16到18世纪300年间，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翻番。不要忘记，当时的社会，农业是主要经济部门。农业革命，当然使英国国力大增。最后以英国为代表的民族国家，取代了城市国家成为世界的主宰者。第7节：“自由派”为何失去民心(1)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意大利的工商寡头垄断了政治和经济权力之后，权力被锁定在精英阶层，他们短期可能获得巨额利润，长期则必然衰落。但英格兰的小民百姓从统治阶层争取到了一定的权利后，他们的创造性就会充分发挥出来。权力的下移，导致了国家、社会的强盛。　　中国目前的发展，有走向寡头经济的危险。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已经公开提出让企业来代政府进行经济决策。我们有把一个县当成个大公司经营的地方官。我们到处建开发区，说征地就征地。小民百姓几乎没有任何权利抵挡这一切。于是，高楼大厦一栋栋拔地而起，高速公路四通八达，中国的基础设施过硬！外商赞不绝口。这一由企业来主持规划的新式计划经济，确实相当有效率。但是，这一切成就，都是建立在丰富低廉的人力资源的基础上的。15年后，中国进入老龄化，人力资源不足，外资跑到别的地方怎么办？那一栋栋高楼大厦，万一空下来怎么办？小民百姓基本的经济利益得不到保障，家庭内部没有积累，无法对下一代进行教育投资、提高人口素质。到时候想提升产业结构，瞄准高端企业，我们哪里找高端的劳动力？　　寡头经济收益快，不必过多操心技术更新，更不会管提高人口素质这样长期的目标。寡头们喜欢利用垄断权力，倒来倒去挣快钱。这样的经济，即使能够创造短期的繁荣，从长期看也是没有前途的。所以，改革当今面临的挑战，是让更多的人分享经济起飞的红利，防止财富过度集中在少数寡头的手中，更要防止这些寡头过多地把持资源配置权。小民百姓的利益应该有基本的保障，应该在经济决策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立一个保护每个竞争者的市场体系。中国的改革，才会有后劲儿。　　“自由派”为何失去民心　　中国经济学界主张市场化改革的“自由派”，在推广和普及市场经济的理念方面有相当显赫的功绩，如今却几乎成了过街老鼠。我批评张维迎、周其仁的几篇文章，登在网上后竟引起压倒性的欢呼，以及读者对他们极度情绪化的愤恨，弄得我自己都不好意思，觉得自己仿佛变成了个煽动家了。也许这些自由派人士会说：“那是老百姓的情绪，没有价值。我们掌握着不需投票的真理、科学。”可惜，经济学，特别是涉及具体政策的经济理论，不是量子物理。没有老百姓的支持，你的理论不管多么完美，也可能要输。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就深知此道。他的教育券的主张，就是基于他最基本的经济学信仰。但是，他并不是守着理论的正确就完事，而是自己和夫人一起在基层社会操作推动，在报纸上写文章。如今这一概念越来越得人心，他被老百姓的“情绪”鼓舞，觉得民意证明自己在赢。　　一个有志于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的经济学家，在处于人人喊打的被动局面下，愤怒没有用，自我安慰、说老百姓只知道发泄情绪更没有用。因为老百姓的情绪，本身就会成为经济改革的一个变量。作为经济学家不考虑这个变量是不称职的。最好的态度，还是承认失败，认真反省。我自2005年就看到了自由派的失败，特地写了《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一书，不过是希望帮助他们走出当前的困境。可惜，他们似乎并不去读。周其仁先生还在鼓吹其衬衫经济学时把我的说法放到一个不相干的背景中，好像我是在支持西方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　　然而，正是我这本书，点出了他们根本的理论阙失。这一阙失，不仅窒息了他们在理论上的创造力，而且也导致他们失去民心。那么，他们的理论阙失是什么呢？用张维迎自己的话可以最好地概括出来。他说：“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配置的权力集中在政府部门，民间不仅没有财产权，甚至连最基本的选择工作的权利都没有，改革实际上就是要把资源配置的权力由政府转向民间，用企业替政府官员制定经济决策。”　　这些话前面说得都对，但最后一句错了。改革的实质，不是用企业替政府官员制定经济决策，而是让老百姓替政府制定经济决策。你看看世界上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就知道，政府的经济决策，是老百姓通过自己的代理人来制定的。如果哪个政府说我的经济政策是企业来代行制定的，那几乎就是自己骂自己。这种话，大概在艾森豪威尔时代还有人敢说，以后（至少以我孤陋寡闻的观察）就再没有政府官员敢这么讲了。第8节：“自由派”为何失去民心(2)　　为什么经济政策既不能由政府定，也不能由企业定，而必须由老百姓来定呢？这就涉及到我在书中要阐述的两种计划经济的观念。　　简单地说，计划经济的本质，就是把个人或家庭的资源配置权力集中起来。这种集中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集中在政府手里，这就形成了我们都知道的传统的计划经济；一种是集中在企业，特别是垄断性的大企业手里，这就形成了一种寡头经济。两者都是计划经济，都扼杀个人的创造力。但是，自由派经济学家们，受尽第一种计划经济之苦，一心想着怎么去摆脱，却不明白第二种计划经济也是一个莫大的陷阱。所以，张维迎才会把“企业替政府官员制定经济决策”当成了改革的目标。老百姓说他们为大企业代言，为既得利益说话，也就不冤枉他们了。　　为什么说要老百姓替政府制定经济政策？仅从经济学的角度上看，这样最有效率。用“新古典主义”的话来说，“小的是美好的。”家庭、个人是最小的经济单位。当资源分散到他们手中时，往往被运用得最有效率。比如家长投资孩子的教育，就属于一种广义的小企业行为。保证这种家庭、个人的基本利益，是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　　张维迎说“企业替政府官员制定经济决策”，这在改革初期是没有错的。因为政府大，企业小，“企业替政府官员制定经济决策”就是以小计划经济代替大计划经济，多少是个进步。不要觉得老百姓不讲理、只有情绪。老百姓其实很聪明，明白这一点。所以，改革之初要给企业松绑、给企业自主权等等，老百姓都支持，自由派经济学家人气也很旺。现在则不同了，老百姓要进一步从小计划经济中解脱出来、掌握本来应该属于自己的经济资源及其配置权，有时还要向企业要经济自由。而他们一旦成功，中国的经济制度就会更健康。所以，我一再强调要保障工人的基本权利，要让工人劳作之后，家里有点剩余，可以让下一代享受更好的教育机会，这样民工的孩子才不会永远当民工，盲流的孩子才不会永远是盲流。即使从宏观的经济上来考虑，他们这样花钱本质上就是经济投资。而这种投资，比大企业的投资要有效率得多。　　自由派却看不到这些，一味强调工人工资高了就没有竞争力。这分明是把个人的资源配置权集中在几个大企业，由企业“计划”使用。老板们一顿饭能砸了一个职工给孩子一年的教育投资。你真信奉自由主义经济学说，怎么可以往企业一头站？吴敬琏先生竟义愤填膺地质问记者：“你说我是属于哪个利益集团？！”理由无非是他给几个大企业当独董，这几家都是国营的。他不说我还不知道。知道了更觉得他属于人家的利益集团了。黄亚生教授早就指出过，这些国有企业，别的不说，贷款就享受各种优惠。贷款全给了他们，老百姓手中就拿不到，无法创业，只能给大企业打工了。你不是叫“吴市场”吗？为什么非给这些国有企业当独董呢？　　我曾经提到过一件事：一对农民夫妇，到一个大城市边上经营养鸡场，几年下来有几十万的资产。但上面一纸拆迁令，鸡场被推倒给“开发”让路。财产一夜之间就被抢光。你很少见主流经济学家从经济学的立场为这些小民百姓说话。这笔资产，按生活水平换算，在美国至少相当于一两百万美元规模的小企业。你看人家竞选，候选人往往面对面向这些小企业许诺：我上台后，你这种家庭小企业，会在医疗保险上省多少钱，会在税收上有多少优惠。人家还会跑到工人那里许诺：我上台后，你孩子上学会有什么优惠。这是人家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有几个把农民老大妈的小小鸡场当企业的？难道人家养了几年鸡，挣了几十万，还不算有“既得利益”，还不应该受到尊重并且必要时得到“补偿”吗？　　中国的自由派必须明白，小民百姓的基本经济自由，是改革的核心。不去保护这种自由，“自由”派就会被历史所淘汰。　　不理性的“理性思考”第9节：不理性的“理性思考”　　张维迎在《经济观察报》上发表长文：《理性地思考中国改革》，第一节就来教训大家“学会理性思考”，“必须摆事实，讲道理”。可惜，细读他这篇“理性”满天飞的文章，联系他以往的言行，发现他既不摆事实，又不讲道理，自己和自己矛盾。他的“理性思考”，是在最不理性的前提下展开的。　　按他的说法，理性的思考“必须尽量超脱于自身的地位、身份、利益，必须讲公共理性”。也就是说，医生不能只考虑医生的利益，农民不能只考虑农民的利益，“否则，就谈不上学者的独立性”。我想，只有对人性的“幽暗”面缺乏基本的“理性”认识的人，才会讲出这种话来。看看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的公共决策过程，哪里有这么进行的？大家都是各讲各的利益，最后把各自的利益摆到桌面上，互相博弈。越是发展得比较好的国家，这方面就越透明。比如，美国人几乎在各种场合，都警惕“利益冲突”。有利益冲突的人，不能参与有关决策。具体而言，你有某家公司的股票，就不能参加政府涉及这个公司利益的经济决策。这就说明，人家根本不相信人能“超脱于自身的地位、身份、利益”。理性的思考，必须建立在对人性的这种“理性”的认识之上。这也是一个良好制度的“理性”基础。　　以张维迎个人来说，他能超出自己的利益或利益集团吗？老实说，对张维迎的许多自由主义的信仰，我是认同的。比如，他强调缩小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角色，这应该是我们的共识。可是，他鼓吹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个结果就是政府给北大、清华的大笔拨款，强化了政府的角色。我为此写了一本书“谁的大学”，专门批判这个运动，提出政府必须切断对大学的财政拨款，把钱直接用奖学金的方式分给学生，让学生在市场上决定去哪个学校花这笔钱。这样，北大和新东方这样的民办学校就可以在一个平台上竞争。这样竞争出来的大学，才是一流大学。美国大学的成功，就建筑在这个基点上。张维迎口口声声地要学美国大学模式，口口声声地要市场竞争，我谈的思想按说正应该是他所信仰的。可是，他对这样的理念有所回应吗？没有。他宁愿装聋作哑。因为真切断了北大的经费，他本人的既得利益就受到损害。他巴不得我这样的主张自生自灭。　　我这里并不是谴责他因为一点既得利益而背叛自己的信仰。换我处在他的位置上，也不可能表现得更好。人都会为自己谋利嘛。应该容忍人有这么点幽暗的私心。他的问题是，他不够坦率，他不愿意承认他是为北大的既得利益说话，而是摆出一副“超脱于自身的地位、身份、利益”的架势，一再声称自己代表“公共理性”，甚至一味为高学费辩护，说什么“学费虽高但有机会上学比学费虽低但没有机会上学更好”。他根本不愿意面对的事实是：他自己掀起的大学寻租运动，就是抬高学费的一个罪魁祸首。　　把自己说成代表“公共理性”，小民百姓都是自私自利，他就更有理由无视老百姓的心声了。用张维迎自己的话来说：“民众可以发泄情绪，这是他们的权利，但学者必须理性，不能被大众情绪左右；政府的政策必须理性，不能被民众的情绪所俘虏。”言下之意，他根本就反对一人一票式的博弈，老百姓的声音全是情绪发泄，读书人才掌握真理，就是应该比老百姓发言权大。你张教授不是要摆事实、讲道理吗？为什么不做一些经验性的调查和分析，看看当今世界最发达的几个国家，哪个政府不是“被民众的情绪所俘虏”？在那里你要是凑不够一定的支持率，就别玩儿了。张教授为什么不好好研究研究，为什么这些“被民众情绪所俘虏”的政府，往往执行的是比较理性、成功的经济政策，国家也比较繁荣？中国古代的政治理想，不管离现代的民主政治多么遥远，至少“明君”还要派人下去“采风”，要从民谣中了解老百姓的情绪。“诗言志”，诗就是发泄情绪，所以决策者要倾听。张教授却口口声声要防止“多数人的暴政”。请问你摆出的“事实”在哪里？中国从古至今，什么时候有“多数人的暴政”？张维迎话里话外，仿佛中国的老百姓，都要先像他那样到国外拿个博士，然后才有资格对支配自己生活和命运的经济政策发言。第10节：精英的理性和小民的直觉(1)　　由此我们难道还看不出来：我们最大的传统，乃至对我们当今社会最大的威胁，恰恰是少数人的暴政吗？如今有些主流经济学家，学了几个西方的词汇，翻云覆雨，把大家都当傻子糊弄。他们可以刚刚讲过什么“信息的不均衡性”，然后转过脸就反对“将利益群体矛盾公开化”，要大家不要跟着老百姓的情绪走。请问：如果什么都不公开化，信息怎么达到最大限度的“均衡”？老百姓的情绪，而且是那么多人、那么强烈的情绪，难道不是决策者应该考虑的“信息”吗？不考虑这些情绪，决策时信息能够“均衡”吗？如果你张教授在书斋里想出一个“理性”、“科学”的政策，然后在全民的反对下要政府强行施行，这难道也是“理性”？这难道也是你所谓的“可行性”？　　张维迎的悲剧在于，他学了一大堆自由经济的教条，但对自由经济运行的基本政治、社会与文化的原则出奇的无知。其实，中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倾向自由经济理念的群体。这从孟子的经济观，一直到明清江南社会经济的具体运行中都能真切地体会出来。但是，张维迎们的“理性”的傲慢，使他们用自己一知半解的自由经济的理论，破坏了自由主义的信誉。我在这里告诫中国知识界：中国走到当今这一步，向左转是没有出路的。但是有志气的年轻一代，应该踢开张维迎这样苏联式的自由派，为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另起炉灶，开出一条新路。　　精英的理性和小民的直觉　　这次改革大辩论，有所谓理性和直觉之争。对张维迎的“理性”，或者说“公共理性”，我已经在《不理性的“理性思考”》一文中进行了批判。鄢烈山则发表了《将“理性”请下神坛》的文章，认为人们日常的直觉常常比学者们高高在上的“理性”更有洞见，“里根经济学”就是出于这样的直觉。袁晓明认为鄢烈山未免矫枉过正，写文细述“里根经济学”并非来自直觉，背后有“供应学派”的一整套经济理论作为基础。　　应该说，袁文写得十分精细，有许多洞见；不过仍无法颠覆直觉对理论的指导。这里涉及的问题，远非一个细节上的是非，而关系到知识与权力的大问题，值得深究。　　关于里根的经济理念，在2004年里根去世时美国媒体有不少讨论。记得《华尔街日报》曾刊登一篇文章，说里根上大学时，凯恩斯那一套还没有流行，他没有中毒，信奉的是更传统的自由经济的理念，这是“里根经济学”的根基。这样的说法，未免想当然。里根不是个“读书种子”，上的是当地一个不知名的小大学。在学期间，他心思主要在橄榄球和演戏上，很难想象课堂里讲的某个经济学理论会对他产生长久的影响。“华尔街日报”上那篇文章不过是个学究以己度人的书生之见，不值得认真。　　真正塑造里根思想的，是他作为小民百姓的生活经验。我在《右翼帝国的生成》一书中曾有介绍，里根出身于一个穷困潦倒的小职员家庭，上高中时就靠当救生员打工为生，1周干7天，挣区区15美元。他是一个典型的从底层奋斗上来的人。他的经历坚定了他这样的信念：一个自尊的美国人，不必靠政府，只要自己勤奋、节俭，就会开拓一个生机勃勃的生活。他毕业后当体育播音员，后来为GE工作，走遍全国给GE的员工“励志”，所靠的也正是这种生活信念。　　因为生活的直觉给了他这种信念，而他又不断靠这种信念和普通老百姓沟通、互相激励，这就使他能够把许许多多像他这样的老百姓的心声清晰有力地表达出来，为这些人代言，“让政府从人民的生活中滚开”。在美国的政治结构中，只要你能够用人人都听得懂的话，把大家想说又说不出来的心声用最大的嗓门喊出来，你就有了权力，被你打动的人就会把你选上至关重要的位置。这个过程，是直觉和直觉的碰撞，信念与信念的交通。这也难怪，许多评论家说，老百姓选政治领袖，就要选“我们中间的一个”，而不是比我们高出一头的人。第11节：精英的理性和小民的直觉(2)　　当里根这样成为政治领袖后，那些气味相投，或者被他的魅力所打动的经济学家，就会自然在他身边汇集，把他的直觉，把他粗犷的、指导性的大想法细致化、系统化、可操作化。当然这不排除里根的直觉在形成过程中受到某种理论的启发，但总的来说，直觉在先，理论在后。老百姓的直觉之间的共振产生了政治力量，把里根推上历史舞台，然后一些学者才能指望获得他的青睐，使自己的理论有施行的机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历史跟着直觉走，而并非跟着理论走。　　其实美国从建国开始，就不断证明了这一点。传统的教科书总是告诉人们，美国开始时是由追求宗教自由的清教徒开拓；独立战争，也是受到英国启蒙主义的知识传统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比如洛克的政府理念，无代表不纳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等等。如今的研究表明，这些精英的理念固然重要，但无法解释为什么许多下层人士（包括许多识字不多或在当地也根本没有选举权的人）也参与了美国革命。当时弗吉尼亚和波士顿完全是两个世界，文化上波士顿更接近英国而不是弗吉尼亚。大家怎么突然能够一下子同仇敌忾？关键在于，殖民地的小民百姓，日常生活严重依赖进口的英国货；而且在这种高度自由的贸易中，大家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共同的直觉和信念：贸易带来的繁荣，建立在自由之上。这已经成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所以，英国议会一旦要控制这种贸易，要在上面抽税，大家就反了。光靠几个精英的理念，无法掀起这样声势浩大的革命。　　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挑战了自柏拉图以来精英主义的社会理念。这种挑战是如此深刻，乃至许多自由主义者，也搞不懂自己实际上是在挡着自由经济的道。市场经济，是小民百姓自由博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政府变得多余，知识精英的理论也变得多余。理论只有给博弈中的小民百姓的直觉充当润滑剂，才有意义。　　在一个建立在稳固的宪政基础的市场经济中，那些有直觉、会表达、能够把自己放在小民百姓感情和直觉的共振点上的人，是最有力量塑造历史进程的人。学者可以关起门来说“正确的观点不用投票”，但说这种话就不用想把自己的理念在现实中落实。　　从这个角度看，“主流经济学家”的失败，主要在两点上。第一，他们缺乏直觉，不知道自己的知识在市场经济的自由博弈中是多么多余，不知道如何和老百姓的心声建立“共振”关系；第二，中国有几千年的王朝专制传统。老百姓不算数，算数的是皇帝听哪个“为王者师”的士大夫的话。由此也培养了精英对老百姓的蔑视，以及社会对精英的崇拜。事事要听大学教授怎么说。　　其实，这些教授们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贡献甚少。真正创造历史的，还是小民百姓。比如当年饥荒中的村民，冒死签血书、分田单干，引起伟大的制度创新。这里没有经济学家什么事情。并非你有理性，老百姓只有情绪。最近20年，媒体中的意见领袖在和老百姓的直觉发生“共振”方面，远比“主流经济学家”高出一筹。所以，我希望媒体更自信一些。因为媒体的意见领袖们更具有社会理想和远见，更有能力领导社会。大学里的教授，如果不能自己成为意见领袖的话，就应该跟随那些能够塑造公共意见的人。这才是自由市场上公共话语的常规。　　“自由派”经济学家为什么怕“自由”　　“自由派”经济学家似乎比谁都怕“自由”，这也许是只有在中国才能看到的奇观。在近来炒热媒体的改革大讨论上，张维迎昂然宣称：正确的观点是不需要投票的，否则谈不上尊重科学。李稻葵干脆说：“以互联网为代表，出现了大辩论、大批判形式的讨论。这种讨论实际上历来对改革帮不了忙，反而起了负面的作用。”似乎在改革的问题上，不仅不应该投票，而且连讨论都不应该了。　　不错，科学确实不用投票，但难道科学家不需要讨论问题吗？张维迎更是犯了一个小学生的错误：改革涉及的是政策乃至政治的问题。谁也不能把一个具体的政策定义为“科学”。比如，在一般意义上说减税有助于刺激经济发展。这也许是“科学”吧。但是，布什的减税是不是科学呢？美国国会投票对这样的经济政策进行表决，是否就是不尊重科学了呢？请你们再回到世界各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走一圈，看看哪个国家的重大经济政策可以不经过投票？第12节：自由派经济学家怕自由　　张维迎也许对经济学有敬业精神，不屑于和没有基本训练的公众讨论自己的专业。这当然无可非议。不过，真若如此，他就应该呆在书斋里，不要直接卷入公共政策的讨论，更不要担任重要的行政职务。观察一下西方的经济学家就明白，有些经济学家永远呆在书斋里，不和公众对话。但是，一旦经济学家卷入公共政策的讨论和决策，就常常变成一个优秀的“沟通者”和公共关系专家。左派的例子是克林顿的劳工部长Robert B.Reich。他上电视、写畅销书，简直成了克林顿的经济事务宣传部长。右派的例子则当属诺贝尔奖得主弗里德曼。他常常在报纸上写小豆腐块的文章，“直话直说”，把自己的经济学智慧对全无专业训练的“白丁”解释得一清二楚。教育券的改革，就是他这么一手推动的。　　张维迎的问题不在他的思想，而在于他作为一个死读书的人对付不了活的社会。除了经济学，他对别的事情似乎了解不多，没有制定和解释社会政策的高瞻远瞩的领袖才能。比如两年前他参与推动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运动，把一流大学当成研究性大学，把博士课程看做衡量一个大学的尺度。这无非反映了他自己出去时关在研究院里死读书、对人家的本科生教育一知半解，只能抱着“研究”不放。现在他又来了，企图把博士班里学来的东西用在政策制定上，还自以为是“科学”。别冒傻气了。这不叫“科学”，这是“政治”！可惜，后面这一点，他的博士课程里没有教，他也不知道怎么办好，只有一肚子委屈：自己占理怎么不得人心？　　张维迎报怨“主流媒体对不同意见完全不报道，一点不同的声音都没有！”却不想想：你这么个大名鼎鼎的人物自己在那里干什么？你写稿找不到地方登吗？为什么不费点心思对公众解释自己的主张？这次他放出“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其次是工人，接下来是农民”的话来，其骇人听闻的程度和何祚庥的“谁要你不幸生在中国”几乎可以同日而语。但他至今不屑于解释澄清。那你还指望公众支持你的改革吗？　　怀念“不争论”、“多实践”的日子是没有用的。“自由派”的牢骚，其实反映着他们的一个根本困境：他们自以为要建立一个自由度越来越高的社会。但是，他们的心理积淀，还是苏联极权体制下的知识精英主义和中国传统“为王者师”的士大夫精神的混合物，并对此没有自觉。在西方社会，再伟大的经济学家，如果介入社会政策的决策领域，马上会想想如何说服老百姓接受自己的主张。张维迎等在计划经济中当惯了精英，自以为手里掌握着“真理”、“科学”，往上面递个本子、提个方案，掌权的人接受就行了，和老百姓有什么好商量的？老百姓有什么资格说话？所以互联网实在讨厌，把他们不想听到的老百姓的心声都释放出来了。这样的心态，使他们不适合在一个大众化的自由平等的社会中生活。随着改革的展开，他们必然感到自己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所以才恨不得要有些言论管制，为他们的知识特权“圈地”。　　可惜，天下没有强迫的“自由”。自由市场，是建立在大多数人自愿参与的基础上的。如果你不能说服人们按你制定的游戏规则来玩，乃至必须使用强制手段，这还叫什么自由经济呢？　　张维迎们应该想一个基本问题：是用自己的经济学训练参加公共政策的制定，还是回到书斋当一个纯粹的经济学家、搞“科学”研究？如果选择后者，我相信张维迎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毕竟现在中国几乎已经没有老老实实呆在书斋里的经济学家了。如果选择前者话，那就要学学怎么跟公众对话。如果既不懂得如何跟公众对话，又不肯老老实实回家做学问的话，那么给改革帮倒忙的，就恰恰是你们。　　改革需要理念的撞击　　最近关于改革的大讨论席卷媒体。这本来是件非常必要的事情。但是，有些人却因此恐慌。2月24日，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公开说：“以互联网为代表，出现了大辩论、大批判形式的讨论。这种讨论实际上历来对改革帮不了忙，反而起了负面的作用。”他进一步批判了将利益群体矛盾公开化的做法，认为解决利益群体矛盾的时候，并不是让矛盾公开化，相反是制定一些措施，否则可能会起到负面作用。第13节：改革需要理念的撞击　　当然，还有张维迎教授的著名宣言：正确的观点不需要投票。简单地把这话翻译一下，就是涉及老百姓生活的重大经济政策的实施，只要几个专家觉得正确就行，并不需要经过老百姓同意。　　一位叫王正鹏的先生甚至在其财经评论上这样写道：“民粹主义已经完全抬头，以互联网为平台的电子民主机会，如果一旦打碎精英的理性话语关照，公众就会在到联网这样一个情绪的媒介上形成票决的共识与合谋，即而将之票决为一种社会思潮，并且可以大范围流行。在上个100年中，1930年的代欧洲纳粹主义（一种民族主义思想）与中国的复兴社思潮如出一脉；1960年年代的中国红海洋与德国校园运动、法国红卫兵与南美的革命理想主义不约而同；1990年代的所谓的恐怖主义在欧美世界的斗争棋出一手。”请看，有人竟用“恐怖主义”来形容老百姓的意见！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许多声称要坚持改革的人对改革的大讨论不是感到兴奋，而是感到恐惧。他们不是热切地寻求和对手辩论、在交流中获得启发，而是把各种不同的对手都归结为反改革的人士。吴敬琏先生就提出“什么人可能反对改革？”的问题，称反对改革的一个是既得利益集团，一个是贫困群体。他们可能在反市场体制上结成联盟。也就是这样，改革的辩论，被这些人简单地化约为“姓资姓社”的辩论。甚至约我写稿的媒体，拒绝刊登我批评自由派人士的文章；另有些编辑私下和我沟通：“薛先生不了解国内的情况。这里有些特别的脉络您不清楚。”一句话，他们希望这场论战不要这样进行下去了。否则，我就会卷入“姓资姓社”的争论，就会被反改革的人利用。　　对于这些好心的朋友，我必须说：我从小受“警惕不要被阶级敌人利用”的教育长大，我还没有那么弱智。我见过“姓资姓社”的争论。我批评自由派的文章放在网上，每篇都上百条甚至几百条读者留言。从他们的留言中，你很难找到“姓资姓社”的主题。这并不是一场简单的“姓资姓社”的争论。这是老百姓向精英集团要自己的经济自由。对改革大辩论的恐慌，特别是对互联网的恐慌，更多地说明了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感到他们丧失了话语的特权、必须以相对平等的身份面对平民百姓。想想看，这些养尊处优的知识特权阶层，从来就不知道怎么和老百姓说话，更不屑于向老百姓解释涉及大家根本利益的经济政策。这是他们在民意面前大败的原因。互联网一下子使老百姓有了发出自己声音的工具。尽管这种工具还十分有限，但多少削弱了他们的特权。也许，按张维迎的逻辑，他们正等着人家来“赎买”他们的这些特权呢。　　看看历史，精英怎么失去了自己的特权？不错，有些特权是被“赎买”走的。但是，这些往往是一些不赎买也守不住的特权。能够永久把持自己特权的人又不是傻子，他们怎么肯卖？真正使他们失去特权的，常常是因为精英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在精英之间的争斗中，不同的利益集团为了增强自己的力量，不停地在弱势阶层中寻求支持。由此弱势阶层获得了一些讨价还价的筹码，最后赢得了相当的经济自由。　　西欧从中世纪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许多面向都可以这样解释。吴敬琏先生说反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可能和贫困阶层结盟，这没有什么可怕。相反，如果历史能告诉我们什么的话，这可能对改革有好处。要知道，当今中国社会的既得利益集团，有反改革的，有到处给人家当独董的，还有玩弄着手中的权力等着人家高价“赎买”的。这些人之间如果争斗起来，相持不下，就会到弱势集团中寻求支持，甚至展开“竞价”，看谁能拿出更优惠的条件来。在这个过程中，是强势集团不得不对弱势阶层出让自己的某些特权以“赎买”后者的支持，而不是相反要弱势阶层去“赎买”他们的特权。　　如今的互联网话语结构，恰恰给中国的老百姓创造了这样的机会。那些精英在进行政策设计时，必须考虑、包容老百姓的利益，否则人家就跑到对手那一边。我的《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一书，就是要在新左和自由派之外，创造一种小民百姓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在一场理念的竞争中赢得老百姓对改革的支持。改革不一定需要精英之间的共识，真正需要的是精英之间的争斗。但是，改革要求精英学会怎么和小民百姓达成共识。可惜在这方面，主流经济学家们目前连北也找不到。第14节：高学费真对穷人有好处？　　如果以“互联网为平台的电子民主机会”真能够“打碎精英的理性话语关照”，这岂不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有些人一听到老百姓发出声音，就惊恐地大叫“民粹主义”，甚至说这就是纳粹、“文革”、恐怖主义的前兆。我劝这些人读一读杰佛逊，难道人家不是“民粹”吗？难道这种“民粹”精神，不能成为一个国家发展的健康传统吗？　　高学费真对穷人有好处？　　张维迎一句“高学费对穷人有好处”的话，引得网络沸腾。在我看来，他是有意捅一下“民意”的马蜂窝，彰显自己作为经济学家的品格：我掌握着真理，就是不会向公众的“非理性”屈服！　　本来，对这种作秀式的言论，我是不想再理会了。但是，人在美国的袁晓明先生撰文，“禁不住要为张教授的这番话拍案叫绝”，称“这句话点出了当今美国大学招生的本质”。这就让我不得不有话要说了。　　所谓“高学费对穷人有好处”的理由，据张教授的解释，是为了让学校能从学费收入中拿出一笔钱来，给穷学生发奖学金。这话出自经济学家之口，实在有些让人吃惊。我们这些不懂经济学的人，见了经济学家总有些自卑感。原因是经济学家懂数学，账算得清楚。可是，“高学费对穷人有好处”背后的账目是什么呢？　　根据张教授自己的说法，北大培养一个学生成本是25000元，国家仅给6000元。高学费的根据，大概就是剩下的这19000元北大必须自己承担的成本吧。按这个成本核算，学费３万元，才能产生大笔超出成本的收入来给众多穷学生发分额不等的奖学金。比如，最穷的学生不仅学费要全免，生活费也要全靠学校。这样，三万奖学金加一万生活费，一年就是四万元。国家给六千，剩下的三万四千就算由三个缴足高学费的学生扛了起来，也还有一千元的赤字（因为一个学生三万学费，仅高于北大负担的教育成本一万一千，三个学生的学费只能有三万三千的盈余）。也就是说，收一个拿全奖的穷学生，至少要招三个付得起超过成本的高学费的富学生。这样，就只能逼着北大在少数有这种支付能力的家庭中扩大招生。结果是富裕家庭子弟进北大位置多而且竞争者少，甚至录取的学术标准也不得不降低。北大学生的贫富比例不维持在一比三或四的水平，就无法经营。这难道是对穷人有利吗？　　袁先生说美国大学就是这样经营，其实是一种误解。哈佛，耶鲁这种一流名校，学生在画廊中对着几百万，上千万美元一幅名画上艺术史课，就算缴足了四万多美元的费用，恐怕也很难支付这样的精英教育的成本。这些学校靠的不是学费，而是捐助资金。我曾经总结，一流大学的经济模式是投资型而不是销售型。学校不是靠收取学费把自己的教育卖给消费者，而是像投资银行一样，看准哪个学生出色，就把钱投到他身上（包括给贫困生提供全奖）。日后这些学生成功了，会感念学校的培养，大笔大笔给母校捐款。　　像我执教的萨福克大学，是普通私立学校，没有太多捐助基金，表面上看似乎主要靠学费经营。但是，仅靠学费来“劫富济贫”，就像我刚才给北大算账一样，无论如何也玩不转。学校一年学费两万美元以上，加生活费达到三万多。美国的平均家庭收入，则是五万上下。有多少能付得起这样昂贵的费用？事实上，学校的学生，大部分是中低收入家庭出身。他们不靠奖学金根本无法生存。　　奖学金从哪里来？看看2003～2004年度的数据就明白：美国给大学生的财政资助达1220亿美元，大致相当于中国的ＧＤＰ的8?6%。在这笔钱中，有将近815亿美元来自联邦政府，另有66多亿来自州政府。可见各级政府承担了大部分学生的财政资助。　　美国是世界上最喜欢捐款的国家。但即使如此，仅靠私人捐款也远不能解决学生的奖学金问题。中国富人捐款比起美国还微不足道。靠捐款接济贫苦生是九牛一毫。靠收学费来劫富济贫更是痴人说梦。出路在哪里？最好的出路，还是要抑制教育成本的上涨。我为此曾提出了大学教育券制度：政府断绝给大学的直接财政拨款，把钱以教育券的形式送到学生手中，以支付其教育费用。大学招到了学生，把从学生那里收到的教育券从政府那里兑换成现金，由此获得教育经费。这样，就等于在教育市场上增加了消费者（即学生）的购买力。比如一个学生拿着面值一万的教育券，就会找学费一万上下的大学上。各学校为了吸引学生，就会竞相降低学费，抑制教育成本的增长。第15节：网络民主与群体智慧　　如今北大已经把培养一个学生的成本抬到了25000元的水平。100个学生就是250万！雇四个教授，平均年薪7万，也才消耗28万。剩下200多万是怎么花的？要是以教育券的办法让私立大学和北大公平竞争，许多大学能以人均一万以下的成本，提供比当今的北大更好的教育。更有许多普通学校，可以把成本降到五千以下。这样符合张教授的自由市场原则的简单道理，他为什么搞不懂？并不是他经济学上不过关，而是他属于北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政府断了给北大的直接财政拨款。所谓“高学费对穷人有好处”，不过是他为北大寻租，为北大哭穷的新努力。这再次证明了主流经济学家是如何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出卖了学术良知。　　网络民主与群体智慧　　网络民意，已经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比如网络舆论与主流经济学家的对峙，就是经典的一例。由此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网络民意是否高于专家的意见？未经训练的大众是否比经过专业训练的学者要聪明？　　主流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非常清楚：网络民意代表着非理性。或用张维迎的话来说，“正确的观点用不着投票。”精英的个体智慧高于群体智慧。然而，从人类民主的历史来看，群体智慧高于精英的个体智慧。　　这一群体智慧优越论，源于古代的雅典，后来也成为现代民主制度的基本预设。说群体智慧优于个体精英的智慧，并不是所谓“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也不是说几亿大众就比爱因斯坦更懂相对论。许多知识，必须是从经过长年训练的专家那里产生的。在这方面，群体的优越性在哪里呢？那就是判断力。不管专家的学问多么艰深，都还是可以向公众解释清楚的。而且，关于一个事物可以有许多专家的意见。究竟哪个正确？从群体智慧优越论的观点看，在这方面公众是有良好的判断力的。这当然并不是说公众不会犯错误。但是就整体而言，没有比公众的判断更好的判断。现代的陪审团制度，也是建筑在这样的信念的基础之上。主流经济学家显然不知道这个民主的规矩。公众本来是陪审团，需要你去说服，需要你在他们面前展开辩论，击败你的论敌。如果把陪审团视为自己的敌人和非理性的愚众，不屑一顾，那么除了借用政治权力压制异己之外，也别无他途了。　　不过，互联网的繁荣，又从另一个层面提出了群体智慧优越的问题。即群体智慧不仅有最好的知识判断力，甚至在知识创造上也有独到之处。网上的免费百科全书Wikipedia就是一例。这一百科全书，完全是群体智慧的产物。所有辞条都由网友义务撰写和修正。当网友发现某个辞条不全面或有错误时，马上可以上去修改。整个百科全书维持着一种匿名，义务，开放的系统。最近有媒体将这一百科全书和世界上最有名的几部百科全书比较，发现Wikipedia的质量基本不让于人。要知道，百科全书是一个大买卖，只有最有实力的出版社才敢操办，而且每次投资甚巨，要请在特定领域最有权威的专家撰写。然而，世界学术权威的全明星队，和一群名字也没有的网友竟打成了平手。群体智慧之厉害，可窥一斑。　　当然，Wikipedia只代表着群体与专家平起平坐而已。那么，匿名的群体比专家优越在什么地方呢？这一问题已经成为网络文化的热点。显而易见，群体因为人数众多，比专家更有精力，更敏感，视角更丰富，覆盖面更广。一些专家没有想到的问题，先是被网友炒热。在这方面，专家比不上群体。更重要的是，匿名的群体，可以大胆地提出和讨论许多有名的专家所忌讳的问题。　　世界上所有专家都生活在复杂的人际脉络和利益关系之中，有些话不便明言。以我个人经历而言，我虽然不是专家，却是一个有名有姓的撰稿人。我提笔撰稿之时，给自己提出一个要求：一切以公众利益为基准，不考虑个人情面。这些年，被我激烈批评过的人，有一起吃过饭的“朋友”，如甘阳、周其仁等等；也有在社会上声誉甚好的名士，如贺卫方、钟南山等等。由此在朋友圈内得了“恶名”。一次有位熟人见面竟直言不讳：“听说老兄见谁都咬呀。”我自信是属于把公众利益看得比较高，把朋友的交情看得比较淡的。不过说老实话，我也不可能不受人脉和利益的限制。关系太近的人，一起吃过太多饭的人，就不好批了。曾炮轰大陆经济学家的丁学良说过句大实话：在他炮轰之前，到大陆的高校，大家对他很礼遇。但放了炮之后，想当个挂薪的教授则不可能了。个人的损失是实实在在的。在美国也同样不能免俗。比如当个助理教授，如果总对终身教授说三道四，在这么小的学术圈子里，以后还怎么混呢？第16节：不要以文革心态对待公共辩论(1)　　在大陆，知识圈子同样是非常小的。我去国十几年，大部分主流经济学家都不认识。但是即使如此，我也能找到一些和那些主流经济学家有个人交情的朋友。换句话说，我们的社会是个背对背的，匿名的大众社会。但是垄断话语特权的人，却生活在一个面对面的小圈子里。当他们对大众说话时，必须顾及这个小圈子的利益。做得不好的，会迎合小圈子的利益，说一些伤害公众利益的违心话。做得好一点的，则会把一些明明对公众有利，却伤害了这个小圈子的利益的话藏起来不说。　　主流经济学家对网络民意最恼火的地方，就在于网民把他们描绘成既得利益的代言人。其实这也正说明网络民意击中了要害。群体智慧对精英话语中的缺失非常敏感，会一针见血地提出来。互联网所创造的舆论，超越主流经济学家和我们这些知识人生活的小圈子，逼着大家面对本不愿意面对的问题，拓宽了公共话语的领域。这也是群体智慧的优越之处。在这方面，我个人开了半年多的博客就受益匪浅。不久前我就麻省理工的所谓版画辱华事件发言，基于的是错误的信息。文章发表后，在博客上遭到匿名网友的炮轰，最后逼得我展开调查，澄清真相并且认错。群体智慧迅速修正了我个人的知识。这在网络时代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读书人原来那个面对面的温馨小圈子已经失去了；新的时代已经来临；旧的游戏规则已经失灵。还是让我们以开放的心态，迎接公众的审视吧。　　不要以“文革”心态对待公共辩论　　最近展开的改革大讨论，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有关键性的意义。而与以往的讨论不同的是，这次由于有了互联网这样的公共平台，普通百姓积极投入，表现出了觉醒中的政治参与意识。这是中国走向一个更开放、民主的社会的重要一步。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一些过去有“自由派”声誉的学者和媒体，对有广泛参与的公共讨论不仅不欢迎，而且恐惧，甚至试图以“文革”式的手法来封杀不同意见。其中这方面表现最突出的，就是《经济观察报》。　　在整个讨论中，大多数媒体，不管自己的立场如何，都刊登各种意见。“经济观察报”则几乎只登一面之辞。该报刊载张维迎的长文《理性思考中国改革》，打印出来竟达七页半之长；最近又发表他的长篇采访，辩称他不是“主流经济学家”。一人独占一家报纸的言论空间到了如此程度，还说自己不是“主流”，这本身就已经具有莫大的讽刺意义。但关键还在于：该报对待不同意见的态度，已经让人想起“文革”时的“两报一刊”社论。我不妨引用一下该报在张维迎的长篇采访前加的编者按：3月3日，本报发表张维迎署名文章《理性思考中国改革》……该文引起了积极的反响。但也有人表示，“普通人的直觉判断有可能比专家学者的实证数据和逻辑推理更接近于真相”。在一些网站的“网友评论”中，人们对该文的理性逻辑不予置评，而是继续断章取义，恣意谩骂围攻，非理性的狂欢和喧闹被发挥到了极致。事实上，在这些“声讨”张维迎、嘲弄“理性思考”的人中，除了自我加冕的“民意”代表和挥舞着意识形态大棒打击他人的人，更多的是一些缺乏历史知识的年轻人。他们不仅没有经历“三反五反”、“反右”、大饥荒、“文革”等一系列的荒诞与扭曲，即使对改革的来龙去脉，也并不十分了解，对当下改革中出现的种种复杂的、综合的问题，自然说不清是非与祸端，于是，“情绪发泄多于理性思考，直觉判断压过逻辑分析”。　　张维迎的文章引起了什么样的“积极反响”，人所共知，该报有享受“阿Q精神胜利法”的自由。但是，说反对张维迎的人要么是“自我加冕的‘民意’代表和挥舞着意识形态大棒打击他人的人”，要么是“一些缺乏历史知识”、“没有经历‘三反五反’、‘反右’、大饥荒、‘文革’”、“即使对‘改革’的来龙去脉，也并不十分了解，对当下改革中出现的种种复杂的、综合的问题，自然说不清是非与祸端”的年轻人，则未免有些“文革”笔法了。许多批评张维迎的人，对“三反五反”、“反右”、大饥荒、“文革”等不仅有知识，甚至有记忆。恰恰是该报这种“挥舞着意识形态大棒”把持不同意见者不分青红皂白地打死的做法，让人想起了那个血腥的年代。要知道，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张维迎的批评者，是抱有自由主义的理念的。我在“不理性的理想思考”一文中指出，人不是活在真空中，都有自己的利益。把自己的思想描述为超越个人利益的“公共理性”，把对手的意见都说成是由个人利益出发，这本身就是不理性。自由经济的宪政基础，实际上就是对这种纯粹的“公共理性”代言人的不信任，所以哪怕对民选的政治领袖，也有权力制衡的制度安排。第17节：不要以文革心态对待公共辩论(2)　　左大培先生则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的“有限理性”说起，指出张对这些经济学的最新发展还很无知。特别是张一方面说民众只知道发泄情绪、没有理性，一方面又把自己微观经济学的分析建立在“理性的经济人”的预设之上，显然不能自圆其说。这种批评是否有道理，大家可以见仁见智。但怎么能够把持有这些观点的人说成是“挥舞着意识形态大棒打击他人”呢？到底谁在“挥舞着意识形态大棒”？对于年轻的网友，该报则以不值得理喻的口吻否定掉，干脆搞起“年龄歧视”来。　　不错，许多批评张维迎的网友是20多岁的年轻人。但当今经济改革的走向，涉及他们的切身利益。而且，未来20年，中国主要必须依靠这些人来承担经济发展的重担。他们的劳动所创造的财富，是张维迎等“主流经济学家”日后养老的基本资源。谁有权力剥夺这一代人的发言权？在美国一个高中生可以当选市长，而在我们那些不堪回首的年代，你过了40还是个“青年”，一有不同意见，长辈们就来教训：你们这些“娃娃”没有打过仗，不知道中国过去是什么样子，年幼无知，等等，等等。我作为张维迎的同代人，就是这么长大的。当时听这样的教训不耐烦时，心里曾暗暗发誓：等我长到了可以教训下一辈的年纪时，一定要对年轻人厚道些。然而，《经济观察报》似乎还坚守着几十年前的“主流”意识形态。　　更可笑的是，在刊登张维迎的文章前，该报曾经刊登了周其仁的一篇文章，不指名地批评我的《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我打电话给该报编辑，指出周引用我的文章时曲解了我的意思，希望能做一个简短的回应，并随即寄去了稿子。几天后编辑回信，礼貌地说，编辑部经过讨论，认为敏感时期不宜讨论这样的问题，无法刊登。我当时满腹狐疑，但还是尊重该报的立场，把稿子送到《东方早报》刊载。想不到，过不了多久，正是这家以“敏感”为借口拒绝我的文章的报纸，居然刊登了一篇批评我批评周其仁的文章，搞起缺席审判来。这不禁让我想起“文革”时报纸上批判封资修的阵式：我们饱读了没完没了的批判稿，但被批判的人到底说了什么我们是从来看不到的。　　任何报纸，都有自己的立场。但是，坚持自己的立场并不等于拒绝甚至封杀不同意见。比如美国的《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乃至CNN、FOXNEWS等电视新闻网，虽然有自己的政治倾向，但都要从自己的对手的阵营中请专栏作家或主持人，保持意见的基本平衡。用“主流经济学家”挂在嘴边的时髦话说，这就是避免“信息不对称”，这也是市场经济中的媒体保持自己信誉的基本手段。所以，我希望“经济观察报”的编辑们在教训没有经过“文革”的下一代的同时，自己也反省一下：你们是否已经陷在“文革”的心态中不能自拔了？　　市场经济中的伪君子　　最近张维迎发表演讲，题为《理性思考中国改革》。这让人想起他不久前在《经济观察报》上发表的长文《理性地思考中国改革》。在这两次“理性思考”中，第二次比第一次更不讲“理”，充分证明了他是个市场经济的“伪君子”。　　有下面这段话为证：　　“学者不应该迎合任何人，包括大众。学者不是民意代表，不能用公众投票的办法评价谁是真正的学者。那些号称自己代表多数人利益的学者，实际上是最不独立的学者，是典型的投机分子，是被学术界所不齿的。哗众取宠，像商人一样，别人想要什么就兜售什么，尽管个人可以出名，但对社会的损害是非常大的，需要大家高度警惕。”　　读罢此段，我大吃一惊。这难道是说“要善待企业家”的张维迎吗？所谓“企业家”，大部分都是“商人”。他们的本领，就是“迎合”市场需要，“别人想要什么就兜售什么”。这怎么伤害社会了呢？一个以市场经济代言人自命，口口声声要“要善待企业家”的张维迎，怎么突然把描述市场行为的词汇都变成了贬义？难道商人就是“哗众取宠”，就应该为人所不齿？第18节：市场经济中的伪君子　　学者当然和商人有不同之处，也不应该“迎合”任何人。但是，学者难道不应该“满足”公众的需要吗？难道不应该有“说服”公众的义务吗？实际上，张维迎对市场经济，不过是叶公好龙而已。在他口口声声的“西方”的“理性社会”中，市场经济有两个面向。第一是产品在市场上自由竞争。第二是思想在民主制度的框架中自由竞争。理解第一点容易，理解第二点却难。但是，不理解第二点的社会，对第一点也难以落实。　　这第二点的要义是什么呢？Josiah Ober在《民主雅典中的大众也精英》一书中讲得很清楚：精英必须通过向大众兜售自己的主张来获得政治权力，来实现其政治理想。大众也许并不具备精英所掌握的知识，甚至有非理性的本能；但是，大众有判断能力和最终的选择权利。不同的精英可以把自己的主张摆在他们面前，每个人都声称自己代表公众利益，就像厂商兜售产品一样，每家都说自己的东西最好，而且借助了种种调动人们非理性情绪的手段，包括耸人听闻的广告，华而不实的包装等等。但是，民主社会的公众，就像市场经济中消费者会选择最佳的产品一样，最终还是有能力选择最能代表自己利益的主张。Ober的结论也很清楚：就像消费者会受骗一样，公众也有上当的时候。但是，一个市场竞争的社会，最终能做到优胜劣汰，让最好的产品胜出。同理，一个民主社会，也最终会通过思想竞争，让最符合公众利益的主张得胜。精英与大众的沟通，也就成了民主社会的基石。　　看来张维迎并不懂这个道理。他懂的是中国皇权时代的规矩：大众不是思想竞争的仲裁者。迎合大众会为人所不齿。那么，谁掌握着真理，占据着道德高地呢？那就是通过了科举考试，被皇帝赏了官的人。在今天，则是那些拿到了某些学科的学位，比如经济学博士，并且成为教授，院长的人。这些人叫“学者”。他们的主张就是真理。老百姓懂什么？还不赶快闭上嘴巴，让学者来给大家来洗脑！　　这也难怪，张维迎竟公然宣称：“当我们评价一个学者的时候，不能用代表哪种利益的标签——只有对政客才能问这样的问题。”在皇权时代，一个考中科举，饱读诗书，而且被皇帝老子任命为某品官的士大夫，即使自己受贿走私，奏上去的折子也绝对是代表“天下”的利益，而不是既得利益。你要没有读过书，就没有资格质疑他这一点。而在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规矩就不同。比如，哈佛著名的经济学家Andrei Shleifer受命设计俄罗斯的私有化计划，自己同时在俄罗斯投资。结果怎么样？人家不像张维迎所说的那样去看他的方案是对还是错，而是马上把利益集团的标签贴在他头上。美国政府也立即对之进行起诉，最后他赔了200万美元了事。连雇用他的哈佛，也跟着赔了2650美元。几年前在华尔街由安然倒闭引发的一系列丑闻也不例外：所有从陷入丑闻的公司的拿了钱的政客，都要退款，洗清自己。那些拿了钱的学者，也要一样行事。什么叫“只有对政客才能问这样的问题”？如果一个学者拿了人家的钱，又不许别人问自己是否代表了给他钱的人的利益，这是不是有点太无耻了呢？　　张维迎引用杜维明先生的话说：“一个理性社会的形成，从西方的经验看，要靠一些思想家、学者引导，传递给公共知识分子，再通过媒体走向大众。如果倒过来就难形成——大众左右着媒体，媒体左右着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左右着学界，就很危险。”如果张维迎还觉得自己是个学者，并且一定要顶着学者的头衔发言的话，最好不要在没有接受历史训练之前就修改历史。理性社会的形成，不是靠思想家或学者的理念的实现和普及，而是靠越来越多的大众能够参与权力博奕。因为能够参与博奕的人越多，形成的游戏规则就越有普遍性，越能为大家接受。正如Richard Lachmann在Capitalists in spite of Themselves一书中所指出的，近代欧洲的起源，在于旧时代的统治精英发生冲突，使越来越多的下层集团借机参与博弈，表达自己的政治利益。那种“要靠一些思想家、学者引导，传递给公共知识分子，再通过媒体走向大众”的“理想社会”，常常是从事各种社会乌托邦的实验的疯狂社会。你就是不读历史，但只要在20世纪中期出生，也应该能闻到这种精英主义的血腥。第19节：财富态度：怎样对待穷人(1)　　财富态度：怎样对待穷人　　垃圾中生活的人不是垃圾——Pawar女士与印度的崛起　　印度的崛起，如今已经渐渐压倒了中国的奇迹而成为国际注目的中心。许多经济学家预测，印度将很快超过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但是，描述印度的经济起飞，却比描述中国难得多。中国有邓小平，印度没有这样决定性的人物。用谁的具体业绩来直观地说明印度的成就？我找来找去，终于发现了Pawar女士。　　Pushpa Ramesh Pawar，一位49岁的清洁女工，她的头像和故事最近出现在《华尔街日报》的头版头条上。她身上反映着印度发展的复杂轨迹。从一个角度看，她是印度经济起飞的绊脚石。她这样的人的存在，说明了为什么印度最近二十多年远远落后于中国。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她的个人生活，却比她在中国的同类小人物要更有希望：她从一个低种性的农民变成了国家雇员，她的孩子的教育得到了保障。从她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印度有可能最终会超过中国。　　1989年，作为一个低种姓的妇女，Pawar为了逃避贫困，离开她所生长的农村，来到130英里以外的大都市孟买谋生。她，就是印度的一个农民工。当她来到孟买时，无处可去，就在孟买机场边上的贫民窟里安营扎寨，一呆就是十几年，成了那里的“永久居民”。如今，她面临着许多中国的贫困阶层都面临的问题：拆迁。随着印度经济的高速增长，孟买机场已经严重超负荷，必须扩建。但她和许许多多她这样的人，顽固地挡住了发展的路：她就是不走。而她手里有着捍卫自己权利的武器：选票。她对印度的经济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个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怎么敢推倒挡了经济发展的路的选民的房子？　　Pawar刚刚来孟买时，一无所有，只能在机场边找了一块空地，和丈夫、女儿在露天过了几周。后来终于凑够了点钱，用几块塑料布搭起一个破帐篷作为自己的家。她每天在那里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如何对付蛇、各种昆虫和疾病上面。一到雨季，她的“家”顿时就变成了一个臭水坑。她找到一个临时的清洁工的工作，但那点工资根本不够养家，即使为了吃饱肚子也得借钱。家里的照明只能用羊油灯。她酗酒的丈夫很快就死了。她和她女儿在帐篷里足足挣扎了5年。　　她在这里居住，完全是非法的。因为她占用的是机场的地。机场方面对付不了这些潮水一样的穷人，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条件是这些非法占地居留者必须给机场签一个书面的承诺：一旦机场需要用这块地，他们必须立即迁走。　　但是，她却摆出一副安营扎寨的架势。印度的穷人即使是一无所有，手里还有张选票，政府虽然没有效率，但不敢对他们太坏。也正是因为如此，Pawar穷得不能再穷，根本没有依靠，但还是能从银行拿到一小笔贷款。用这笔钱，她慢慢地盖起自己的房子。　　为了生存，她卖菜、卖饭、刷盘子，什么都干。到了1990年代中期，她和邻居们一起凑钱，接通了公用自来水管道。不久，她家里接通了电话。虽然她的居住是非法的，但她还是可以享受这一切服务。　　九年前，她的生活出现了重大的转机：她在机场找到了一个固定的清洁工的工作。这是属于印度航空管理局的一份政府工作。这份工作，给她带来了相当于大约285美元（接近2300人民币）的月薪，无限制的医疗保险、免费午餐、印度教节假日津贴、每月相当于15美元（120多元人民币）的交通费。这在一个生活水平比中国低得多的国家，已经是相当小康的日子了。这也怪不得，她在自己的房子上又加盖了二楼卧室，买了彩色电视、DVD，楼下铺了白色大理石地板，房后还修了一个洗澡间。她和她的邻居们，还把自己的代理人送进了市议会。好处马上就来了。虽然他们是非法居住，但政府给他们建立了公共厕所。不过，贫民窟的生活还是艰苦的。她每天要排队等着用厕所，排队等着接自来水。这里没有清理垃圾的服务，垃圾到处乱扔。边上的河水已经发臭了。第20节：财富态度：怎样对待穷人(2)　　不要忘记，这样的脏乱和无序，发生在孟买机场的领地上。印度今年的经济增长率高达8%，空客在过去几年的年增长率是20%。孟买作为印度的商业中心，承担着全国三分之一的载运量。然而，孟买机场只有一个主跑道，飞机经常在天上盘旋40分钟才有机会降落。包围机场的，是9万户的贫民窟居民，他们非法占据着机场的160英亩的土地。一些动物动不动就从贫民窟里蹿到飞机的柏油跑道上，机场不得不组织一支特别卫队射杀流浪犬。孩子不时翻过栏杆，进来捡球、放风筝，大人也跟着进来捡破烂。去年夏天雨季的大水淹了机场，就是因为贫民窟的垃圾堵住了下水道。等水退了，人们发现，唯一的国际航班的跑道上，丢满了水牛的尸体和石块。　　如今，印度大量引进外资，加速私有化改革。机场获得大量私人投资，急待扩建，因而首先要清理这些非法居留者的贫民窟。如果是在中国，这个过程会在一夜之间完成。但是在印度，哪怕机场有着所有的法律权利和依据，这样的拆迁却触动了最敏感的政治神经：孟买的1200万居民中，有一半是贫民窟居民，他们选举时投票，比中产阶级还踊跃，被称为“选票银行”。谁敢动他们？孟买铁路的主干线，一度被棚户区包围。这些棚户居民因为离铁路太近、太拥挤，火车不得不减速。但是，为了清理一万户棚户居民，足足花了五年时间。对付长期占领机场的9万户，谈何容易！　　去年，国大党（Congress Party）主席Sonia Gandhi因为考虑到选民的不满，出面干预停止了孟买的拆迁。她今年再次出现在孟买，监察当地的情况。Pawar永远投国大党的票，因为国大党是最亲贫民窟的党。她自豪地说：“那些住在高楼里的人不投票，但是我们每次都会去投。”也正是他们的选票，使国大党在上次的选举中意外地获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