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价值观

《我的价值观》作者:潘石屹　　编辑推荐　　继《我用一生去寻找》大卖之后潘石屹2012亲笔力作 ，震撼上市！　　前卫潘石屹呈现最深沉最无私的告白　　用行为演绎着自己独具魅力的价值观 ！寻得信仰、入得尘世、得道多助、拈花微笑！　　潘石屹：我的价值观或隐或现，有时候写在填空，有时候潜入深渊，但我知道，它一直引领我在大地上行走！　　首次全面而深入地谈及个人信仰　　真诚畅谈大众话题：你幸福吗？　　首次深谈与张欣的爱情之路和矛盾冲突　　首次谈及父亲的生存哲学与父子深情　　首次系统回顾“万通六君子”创业之路　　首次深入剖析教育理念与环保理念　　潘石屹说，这就是我的价值观：　　信仰观：信仰能让心灵深处的美德发光。有了它，人生就有了方向；失去它，则容易堕入物质的泥潭不能自拔。　　道德观：一个人在世无论多有权力，多有财富，多么耀武扬威，但如果没有良好的品德，他的灵魂将“轻于鸿毛”，毫无意义。　　人生观：一个人的人生目标是帮助别人，是为社会服务，为社会创造价值。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让自己得到成长与进步。　　名利观：名和利是精神进步的两大障碍，它们就像臃肿的身体，让人变得不再轻盈，无法进步。　　发展观：把所有的问题都放在阳光下，坚持用公开、开放的方式去处理一切问题，　　“阳光”和公开是我们健康发展的有力保证。　　商业观：成功的商业模式应该是脚踏实地的：让脚坚实地踏在大地上，踏在中国的市场上，要“接地气”。　　内容提要　　本书内容基于潘石屹“价值观”的理念，从他对房地产市场的认知、商业模式的开发、做人做事的原则、对理想和信仰的感悟、成长中影响价值观的因素、对一些人和事的思考等等众多方面来全方位展现潘石屹的价值观。　　他在书中首次深谈与张欣的爱情之路和矛盾冲突，畅谈父亲的生存哲学与父子深情，系统回顾了“万通六君子”的创业之路，全面而深入地谈及个人信仰。　　潘石屹从物质到精神、从生活到事业等众多方面入手，通过真实的讲述展现出自己人生价值观的精华所在，带给大众无穷的榜样力量。　　作者介绍　　潘石屹：　　SOHO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联合创始人。　　一位被看作当今中国最活跃、最具有鲜明个性的房地产领袖，在中国商业地产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以前卫著称，被称为新一代创业先锋。他对待生活与事业的达观、机变与坦率，使他成为一个公众典范、媒体红人。　　在许多中国人眼里，潘石屹就是一个出身西部贫困地区的年轻人，他如何坚持梦想、展现商业才能与进取精神，最终抓住中国改革开放的好时机并跻身行业前锋的成功故事激励了无数年轻人。他一直用自己的行为演绎着他独到的价值观。　　自序 放空自我，留住本真　　自从出版了《我用一生去寻找》这本书后，总有人问我，你在寻找什么？找到了没有？　　我到底在寻找着什么？2008年6月，因为SOHO中国基金会准备在甘肃灾区建学校，我们几个人去实地了解情况，我又回到了老家天水。此行把我的思绪拉回到了童年。　　童年的我生活在偏僻的大山里，没有电，没有电灯，没有各种电动机旋转带来的噪音。宁静，是这座小山村的特点。这个小山村坐落在渭河边上，渭河对面的小镇在我小时候就通了电，夜晚远远望去有星星点点的电灯发出的光。多少个夜晚除了数天上的星星，听妈妈讲月亮的故事，还可以隔河看到对面小镇的灯光。　　偶尔去一趟县城，最吸引我的也是灯光，灯光是城市和乡村最大的区别。灯光把县城的夜晚照得和白天一样，没有了黑暗带来的恐惧。受光的吸引，我心中一直盼望着电能够早一天通到我们的山村，盼望着光明早一天来到我们的村子。　　今天，村里早通上电了，电灯亮了，各种电动机带着各种频率的噪音在不停地旋转。听村里的人说，宝鸡到天水的高速公路2009年已开通了，高速公路从我家门口经过，偏僻的山村也不再偏僻了。　　我的祖先们要走出大山很不容易，那是一大片连绵不绝的秦岭山脉，火车要穿越上百个山洞才能出来。我们这里的人们最向往的是陕西“八百里秦川”，我十五岁那年穿过秦岭走到西安西边的宝鸡时，一眼望去，没有大山遮挡的开阔视野让我心中涌起一种异样的感觉，这种异样的感觉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八百里秦川”是富裕、开阔、知识、文明的象征。家里的亲人鼓励我走出山坳坳里的小天地，到山外面更广阔的地方去，我艰难地走出来了，去寻找着亲人们和自己的梦想。一直在走，一直在寻找，走出了秦岭山脉，走进了陕西的“八百里秦川”，走进了大都市北京。然后又走过了亚洲的一些国家，美洲和欧洲的一些国家。用上苍在基因中赋予我们的方向和目标，用好奇的目光在世界各地不断寻找，寻找知识、文明、财富。寻找到了许多，但也有许多没有找到，寻找还在继续。　　受知识之光、智慧之光、美之光的吸引，发现我寻找的东西就在自己的心里。但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直到现在我都说不清楚，只觉得有一种朦朦胧胧的意识和感觉，以前它与我若即若离，现在虽然触手可及，摸得到，感受得着，却说不出，暂且称其为“真理”吧。　　而且，这个“心里”和自己还不是一回事，甚至是两个世界。有一些非常聪明的人在人生路上追求的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属于自己的“真理”了、找到了正义、找到了创造力，这时候其实处在一种非常危险的状况，如果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膨胀，就觉得他是这个领域里面的权威、是真理的化身、是正义的化身，就非常危险了。我感觉这个东西就像彼岸，需要不断去追寻，却不能到达，一旦到达，就意味着彼岸的消失，真理的破灭，攥在手里的，只是你自己的狂妄。因此，虽然有时候我觉得，这种真理体现在人身上就是智慧、是创造力、是公平和正义——这些只是我思想的感觉，可能我想的和感觉到的东西不是这三个名词涵盖得了的，我也不知道这些东西我追求到了多少，最重要的是它的源泉不在我的身上。任何一个追寻的人，不光是我，都要像竹子一样，变成空心的，才能够让创造力、让智慧、让公平和正义等这些力量从自己的身上穿过，在世界上发挥作用。　　于是我开始放空自己，反省自己，回味自己，我看到了儿时纯洁的梦想和记忆，看到了年轻时曾经躁动不安的内心，看到了迷茫时呆滞的眼神、探讨时与朋友的高谈阔论，我仿佛还看到了世界最初的本真，科学、宗教与艺术的年轮，看到了世上潜在的暗流翻滚……虽然不能阐释，但我可以记录，就像当年我们用文字记录下《披荆斩棘，共赴未来》的激情与抱负一样——那是我们共同思索的产物，这次，则是我心里的本真。　　CHAPTER ONE 要简单　　人的价值观是从小就开始建立的，生存环境、身边的人、事、物都会影响到价值观。我从小在西北农村长大，农村的艰苦环境对我的个人成长是最宝贵的一笔财富，它让我体会到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爱，什么是恐惧，教会了我诚实，教会了我简单，督促我从大山里走了出来……　　空荡荡的平原　　2009年，我在中央电视台参加《艺术人生》节目的录制。第一个环节是主持人朱军让马斌读一篇人民日报社的记者赵亚辉写的博客，是写甘肃的。朱军和马斌都是甘肃人，朗读了这篇博客后，他们都产生了共鸣，抢着说话。马斌讲到了他的老家甘肃民勤，可能不久之后这个地方将变成一片沙漠。马斌说他爷爷是骆驼客——甘肃人喜欢用“客”这个词，不是客气，也不是客人的意思，是一种工作，如割麦子的就叫“麦客”。他爷爷给他讲了许多从甘肃到新疆戈壁沙漠中赶骆驼的故事，许多甘肃人都是骑着骆驼走出来的。我真担心大家会以为我们甘肃人都是骑骆驼走出来的。　　在我小的时候，甘肃老家就已经没有骆驼了，但每户人家基本上都保存着一些驼毛，做褥子或棉裤用。听村上的老年人讲，以前我们村上经常有骆驼队走过，赶骆驼的就是像马斌爷爷一样的骆驼客。这驼队一般都是驮盐的，把青海湖的盐用骆驼送到西北每一个山村。有些季节正赶上骆驼脱毛，村上孩子就从骆驼身上抓一把，把抓下来的这些驼毛保存起来用来做被子、褥子之类的东西。　　听老人们讲，有一年驼队经过山村时，给山村带来一个很令人震惊的消息，说现在没有皇帝了，我想这可能是辛亥革命发生之后几年的事了。山村的人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没有皇帝的日子该怎么过。以后交通变得便捷了，在抗战时期，我们这里通了火车，山村的人能够走出来看一眼火车，回到村里后关于火车的各种演绎和感受得谈论好几个月。　　又有一天，天上有一架飞机飞过，山村里的人又惊恐不安，找了一位见多识广的人去问这到底是什么。那人想一想说，那是磨盘成精了，飞上天去了，让大家一起磕头烧香。还烧一种用国槐树籽染成的树纸，当地人叫作“标纸”……我是坐火车从甘肃走出来的，当时已经十六七岁了，火车穿过了几十个山洞，经过宝鸡，到达陕西时，我看到了传说中的“八百里秦川”，面对眼前看不到边的平原，心里感到空荡荡的。在甘肃的大山里长大，习惯了满眼的大山，习惯了在大山的怀抱里生活。我第一次看到平原的感受，就如同我们山村里的人第一次从驼队那里听到没有皇帝了，第一次看到天上飞的飞机还以为是磨盘成精了一样地恐慌不安。　　现在，我早已走出了秦岭大山，走出了小山村，在平原上生活也渐渐习惯了，但是从心里面还是喜欢山，喜欢大山。“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都是古代知识分子上层次的话，我喜欢山，却只是从小真正习惯了。每当看到了大山，每当听到了甘肃的乡音就感觉到安全、亲切，就像找到了自己的根一样。　　苦难中的幼小人生观　　农村的艰苦环境对我的个人成长是最宝贵的一笔财富，没有比这笔财富更宝贵的了。因为我小时候家里出身不好，西北又常干旱，吃不饱是常事。我记忆最深刻的是10岁左右时的一次旱灾。　　那一年可能是1971年或1972年，具体年份我记不清了，大概记得当时我正上小学二三年级，那年西北发生了一场很大的旱灾。我们全村的大人们都很紧张。大队刚在山头上装了一部新的广播，不停地在广播里传达各级领导的指示，有公社领导的，有县领导的。学校也停课了，我们小学生年龄大一点的用水桶，小一点的，像我们二三年级提不动水桶的就用瓦罐，从河里提水给地里的玉米浇水。　　那时我的年纪很小，还没有大人们的那种恐惧和紧张。浇完水回到教室后我写了一篇日记，那时我们刚开始学着写日记，我记得这篇日记还受到了老师的表扬，并且被贴到了教室后面的墙上。　　接下来河里的水也干枯了，有些水井也没有水了，吃水要到很远的水井里去挑。恐惧和紧张的气氛在全村里一天天地加重。　　有一天，我看到几位老人悄悄地进入我们学校旁边的寺院里，跪在菩萨面前祈求上天能给快干死的庄稼下一点雨，救救村里人的命。在平时总有武装起来的基干民兵来阻止这些封建迷信活动，那天我没有看到这些民兵。这几位老人走后，我在菩萨面前发现了一个大苹果，我拿走吃了，并把这事告诉了同班的另外一个同学。从那以后我们俩经常结伴守在菩萨面前，希望能再碰上菩萨给的好吃的东西。但再也没有了，就遇上这一次。　　等我们小孩感觉到紧张的时候，是真正到了没有饭吃的时候了。那时政府每隔几天发一些救济粮，救济粮不是面粉或者大米，而是一些发霉了的红薯片，很厚、很难吃，无论是煮着吃，蒸着吃，还是磨成面烙成饼吃都很不好吃。记得有一次，我实在吃不下去这红薯面烙的饼了，还受到过爸爸的训斥。有一天，生产队里又开始发救济粮了，但不给我们家发，说政府有规定，不给地主家发救济粮。爸爸听了很生气，说地主家的人也不能被饿死啊。妈妈忙阻止他，怕让村上的干部听到后会把他抓起来，送进学习班或者到街上游行。最后费了很大的周折，终于领到了救济粮，因为生产队终于搞清了政策的界限：不给地主分子家庭发救济粮；地主家是可以发救济粮的。这就是我在小学里学到的一些名词和政治概念。　　恐怖的事情还在后面。村上许多人家趁着黎明前天还没有亮，以黑夜做掩护，一家家地拖儿带女去外地逃荒要饭了。在我们村子里，去外地逃荒要饭是很不好意思的事情，所以逃荒要饭的家庭只能趁天没亮走，目标就是一直往东，据说前面就是陕西，八百里秦川，那里的土地肥沃，人心也好，不会看着人饿死。至于到底有多少户人家去逃荒要饭了，我的老师潘麟玉后来告诉我，全村一共有27户人家，有17户都去逃荒要饭了。　　遇到了饥荒，各家想各家的办法，我的小学同桌潘中勇，他妈妈每天晚上把高粱糠和烧碱放在一起，把高粱糠腐蚀烂了，第二天再给他们一家蒸着吃。　　烧碱是从我们村子附近的一家造纸厂里捡来的。烧碱这东西很厉害，放在衣服上衣服就破了，沾到皮肤上的话，沾到的地方就烂了。长大后才知道烧碱的名字叫氢氧化钠，是用来腐蚀麦草的，我们现在用的纸张就是用烧碱腐蚀过的麦草制造出来的。　　我们班上很多同学都严重营养不良，每个同学的脸上都长满了癣，老师说这是营养不良的表现。也有几位同学在这次饥荒中饿死了。小学的同学大部分都叫不出名字了，但饿死的这几位同学的名字和他们的长相至今我都记得很清楚。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位叫吴家喜的同学，那天学校开完了大会，他搬着一把椅子和我一起走，他走一走就歇一歇，后来他就坐在椅子上对我说：“这辈子要能坐在这样的椅子上该有多好啊。”我当时就想，全学校就两三把椅子，你哪能总坐在这样的椅子上呢？没想到这成了我和吴家喜同学最后的一次见面，这句话也成为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第二天，这个家庭中的独生子吴家喜就死了。　　当时我们家也没有吃的了，我的爸爸妈妈是十分坚强的人，一定要让我们一家活下去。　　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先把最小的妹妹送到别人家，找人家的条件只有一条，就是他家一定要有一头正在产奶的奶羊，让我妹妹能吃上羊奶，不然的话也会饿死。　　接着把二妹妹也送给别人家，条件是他们家要有粮吃。　　送出去一年后，我妈妈天天晚上做噩梦，想孩子，所以没过几个月又打发我把二妹妹背回来，我记得当时走了几十里山路，我的一只鞋底掉了，光脚在山路上背着妹妹回来了。我背到村口的时候，爸爸偷偷从农业学大寨基地上跑出来接我们。我那时年龄小还不太理解父母的心情，但当时的画面牢牢地刻在我心里，后来我每次回想起这些经历，就觉得跟父母的感情特别近，跟背回来的妹妹感情特别近……　　艰苦的年月教会了我爱，这种情感是一笔财富，一生都取之不尽。　　艰苦的年月教会我爱，这种情感是一笔财富，一生都取之不尽。　　小学生里的“反革命”　　小学同班同学的名字今天我大部分都记不起来了，但有三名比我高一两级的同学名字我却一直记得很熟，因为这三名同学曾经都是我们学校的“反革命”。我的小学是潘集寨这个村庄办的小学，村里大部分人都姓潘，所以学校大部分的同学也都姓潘。但这三个同学一个姓吴、一个姓李，只有一个姓潘。姓吴的叫吴拜堂，是这三个“反革命”之首，在批斗会时他总是站在中间，也总是表现出很坚强的样子。批斗会的时候，他脖子上会挂着一个大牌子，牌子上面写着“反革命吴拜堂”。让人看了最难受的是挂牌子的那根细麻绳深深地勒在他的肉里，好心的老师会帮他把麻绳从脖子的肉上移到衣领上，一会儿又有老师把这条细麻绳放在脖子的肉上。他的罪行是在旁边庙里写了两条带“打倒”的标语，一条是打倒他的班主任，另一条是打倒一位当时的伟大领袖。那些年学校常常开批斗会，他可受罪了。我当时一直在想，他的家长为什么不把他带回家去呢？那一年，他可能刚满十岁。　　姓潘的同学，叫潘嘉林，是我家的远亲，按辈分我应该叫他叔。他的罪名是唱革命歌曲时，把“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唱成了“最绿最绿的绿太阳”。在全校几十人的批斗大会上，批斗对象永远没有讲话的权利。在我的记忆中，他也总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批斗了几次，远房的爷爷就把这个小反革命带回到田地种田去了。那年，潘嘉林也是十岁左右。　　姓李的同学叫李亚洲。在我们小时候大家最爱讲的一句话是：“你能，来把我的鸡鸡咬掉！”这是威胁对方的一句话。一般同学之间只是说一说，不会真的去做，但李亚洲同学真的去咬别的同学的鸡鸡了，而且是贫下中农、大队干部孩子的鸡鸡。被咬的同学送到了村上保健站，李亚洲也因此成了反革命，整天挨批斗。但每次批斗会上主要是批斗前两位同学，李亚洲上台后就面色苍白，满脸泪水。同学们在私下议论说，是贫下中农的孩子主动要求李亚洲去咬的，李亚洲并没有错。　　这三位同学是学校级的反革命，班级有班级的反革命。一位同学把语文书撕了一张叠成了“三角”，“三角”是我们小时候唯一的玩具。班主任老师从他的口袋中拿出了这张纸，打开后发现正好在伟大领袖的像上，有叠三角时叠出的“×”的印痕，全班同学都惊呆了。老师没有把这件反革命的案件上报学校，只在班级开了批斗会。　　另一位同学，在学校集合时，站在高处的土坡上撒尿，班上组织批判，老师说是流氓罪。同学们不懂什么是流氓罪，老师说，和反革命罪一样严重。到底什么是反革命，同学们也搞不清楚。　　一次老师问同学们，我们革谁的命？同学们说了一大堆，全是反的。有位想巴结老师的同学说，革老师的命。老师说，不对，我们要革反革命的命。我还是没有想明白，为什么一位同学站在土坡上撒泡尿就要革他的命，把他的命要了。　　前些日子，我去孩子的学校参加家长会，看到现在的小学生们快乐、无忧无虑地健康成长，不由得想起我的小学，那座庙里的小学。想起我的同学，那些在贫困交加的岁月里，心灵受到极大摧残的孩子们。　　我的端午　　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端午节在童年里。　　童年的我生活在甘肃黄土高坡，这里缺水，一般种的庄稼都是耐旱的玉米、高粱和可以碾出小米的谷子，小麦生长时需要的水分多，只能种在水能浇灌到的平川地里，这些平川地在我的家乡很少。我们家一年四季主要以粗粮为主，小麦磨成的白面是细粮，只有在逢年过节或者家里来客人时才能吃上。我父亲下放到农村，却很有创新精神，他在我们家的自留地里种上了水稻。他说我们家自留地的地势低，旁边又有一个大跃进时挖好后来又废弃的鱼池，里面有水，可以用来浇灌稻田。我想象中的水稻碾成大米后应该是雪白颜色的，像小麦磨成面粉后一样白。但我家自留地里种出来的水稻碾成大米后却是红颜色的，像高粱一样的颜色。当时的我常常为不能碾出雪白的大米而感到非常遗憾。许多年后进了城，才知道这种颜色的米营养价值高，当年曾是进贡给皇上吃的。　　我们家当时是这个村子里最穷的一家，周围的邻居一直都在帮助我们，送给我们吃的和穿的，还经常帮助我们家干活。有时是干家务活，有时是干地里的活，有时他们偷偷地干完活，我们常常猜不出来是谁帮我们干的。直到今天，我们一家人还经常在一起猜测，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是谁在暗地里帮助着我们干活。　　记得有一年的端午节，父亲把自留地里打下来的水稻在几十里外的一个镇上碾成了大米，过节的前一天包成了粽子，端午节的早晨让我送给周围的邻居。我记不清楚当时有多大年龄，只记得我端粽子时总是端不稳，粽子总是掉在地上，从地上捡起来又放回盘子里，继续送。送给每一家人时，他们都说很多感谢的话，总会说：“你们家没有粮食，还给我们送什么啊。”回来时，他们还总是回送给我们一些馍之类的东西。而我也总是重复地说着谢谢的话——出门前妈妈反复叮嘱我：要感谢他们，再三地感谢他们，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们。这是给我印象最深的端午节，也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节日。至于端午节和屈原跳汩罗江的故事都是后来才知道的。　　现在，每当我们的国家遭受了大灾，许许多多的人如同当年我们家的邻居一样，也在帮助着那些受灾的人，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也有出了钱出了力不留名的，就像当年帮助了我们家也不留名的邻居一样。　　我想，在帮助别人时，也是别人最困难的时候，不能有的就是任何一点点的优越感，因为这种优越感常常会把爱心冲得烟消云散，还会让人很反感。我时时刻刻这样提醒着自己。财富是全社会的，今天在你的名下只是暂时的寄存。设想一下，几十年、一百年之后，这些财富又归在谁的名下？几十年、一百年之后，我们住的房子又会是谁住进来？今天的这些财富和房子都是暂时的，而唯一永恒不变的是爱，是我们精神的进步和成长。在任何时候，千万不能有道德上的优越感，每个人的力量都是很渺小的，不要让财富成为爱与被爱之间的藩篱。同样，在接受这些帮助时，也一定要心存感恩，哪怕是一元钱，一顶帐篷，一瓶水，一句祈祷和祝福的话，这背后都是爱心，千万不要用粗俗、恶劣的语言去伤害这些爱心。　　黄豆之妙　　甘肃人所说的黄豆就是普通话中的大豆，而甘肃人所说的大豆则是普通话中的蚕豆。黄土高坡因寒冷、海拔高、气候恶劣，所以能生长的植物种类不多，粮食的种类就更少了。为数不多的粮食中，最丰产的是玉米，所以为了解决吃饭的问题，田地里种得最多的就是玉米。可是大量的玉米尽管解决了吃饭的问题，但太单调了，玉米面就算是被做成各种各样的食品，在没有任何蔬菜和油水的情况下，也都把孩子们吃怕了，总盼望着什么时候能吃上一顿面条。小麦的产量在黄土高坡上不高，山地因为缺水又不能种小麦，所以一星期能吃上一顿细粮的面条就不错了。常常是到过节、过生日才能够吃到细粮。南方的主要粮食——水稻在干旱的黄土高坡上就更别说了。虽然如此，仍有两样东西给我们的饮食带来了丰富的变化：一是土豆，当地人叫洋芋——黄土高坡上最容易生长的植物；二是黄豆，就是大家说的大豆。　　70年代初我的老家经常干旱，又常常发洪水，原因是山上的树被砍光了，草根又被羊吃光了，生态环境受到了破坏。有点像今天的房地产市场：一边是房子价格暴涨，一边是空置率也在不断地上升，这也是市场环境被破坏了或者根本没有建立起来的结果。夏天发洪水时，河里总是漂下来一些上游村子的黄豆苗，这些未成熟的黄豆叫“毛豆”，我们常常把它们捞起来拿到家里，然后放在清水里煮，再剥开了吃，简直太好吃了。我现在还保持着爱吃毛豆的习惯，只要是在日本餐厅吃饭，餐前总喜欢点一盘毛豆，但永远也吃不出小时候从河里捞上来的那种好吃的毛豆的味道了。在黄土高坡上，厚厚的黄土和充足的阳光把营养都给了这小小的毛豆，所以才使它那样好吃。　　黄豆一般不单独种植，都是套种在玉米地里面，等到玉米成熟时，黄豆也熟了七八分了。在秋天的山野里面，捡一些柴火，点起一堆篝火，把未成熟的黄豆放在火上烤，我们把这过程叫“烧毛豆”，烧好的毛豆也是我梦里经常出现的好吃的东西，想起来直流口水。一般烧毛豆总有四五个小孩，烧完后大家会公平地分成四五份，其余埋在土里和灰里的就大家一起去捡，谁捡得多就归谁。毛豆虽然好吃但吃完后形象很差，因为满脸满嘴都是黑色的灰。黄豆成熟后还可以做成豆腐。过年对农村人来说尤其是件大事情，一家人如果有肉、白菜和豆腐那就是一个丰盛、圆满的春节了，所以收获后的黄豆每家都精心地保留着，春节前做成豆腐。如果黄豆太少，就几家人合在一起做豆腐，做好后再按照黄豆的比例分豆腐，但无论如何，每家人都会留一点点的黄豆在每年“二月二”过节时炒黄豆吃。没有黄豆的人家只能炒玉米过节了，但炒玉米的味道和炒黄豆相比差得太远了，孩子们一般都不愿意吃。每年“二月二”的早晨，带上妈妈炒的黄豆上学去，妈妈总是说：“一定要先给老师黄豆！”早晨，每个同学都会把从自己家带来的炒好的黄豆先给老师一小把，这也是我小学时期给老师送过的唯一的礼物，却和今天小朋友给老师送贺年卡一样有意义。　　黄豆对西北人来说，还有一个最大的用途，就是在做发糕时放上一小把黄豆面，这样原本粗糙没有任何弹性的玉米面发糕，就因为这一小点黄豆面一下变得酥软和富有弹性，口感也非常香甜可口。因为妈妈在做发糕时总要放一点黄豆面，所以我在学校带的午餐总比别的同学的好吃。　　三疑问　　我小的时候，在山上干活休息时，总是望着消失在山洞里的火车发呆：山洞那边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南山里是不是有神仙？上天有没有眼睛看到我们？　　关于山洞外的世界，总有各种想象在我脑子里闪现，不，不是在脑子里，这些画面好像飞出了身体，飞到山洞外面的那个世界……可是想完又要脚踏实地起来干活了，现实中，农活很累，山很高也很陡，背上的高粱秆、玉米秆、羊粪很重。　　后来，从地图上知道山洞的那边有陕西、河南、北京，还有天安门——在村上打谷场上放电影，电影里有一个镜头，许多人在天安门广场一边哭，一边喊着毛主席万岁。我知道了北京有个天安门，很遥远很神圣。　　村子的南边是更大的山，麦积山，仙人崖等，山里有许多著名的寺院。不同季节看南山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我尤其喜欢雨后天晴的南山，是深蓝色的。天晴时在山坡上放牛，可以隐约看到麦积山的山形，可惜我在老家时没有去过麦积山。　　村里的人在每年4月28日朝拜回来后，会讲许多关于佛和神的故事。我一直好奇地想南山有没有神仙呢？放牛的时候是最寂寞的，没有人，没有同伴，牛慢吞吞地有节奏地吃草，更增添了心里的寂寞。看到一只鸟、一只蝴蝶飞过，一只马蜂飞到花上采蜜，都会兴奋好一阵子。如果能遇上一条蛇从草丛中穿过，更能兴奋好久，会成为回家吃饭时与家人聊天时重要的谈资。　　冬天，村里年轻人玩一项游戏，也是一种体育活动——用一根长木棍把一小节木棍往远里打，算是一种比赛。这种游戏的名字，普通话我不知道如何说，方言我不知道如何写。这根长木棍比我还高，我试着用这根木棍够天，没有够得着，我想木棍再长一些也许能够着天空。但天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村上的人发生了悲痛事后，都在喊它，都在哭着喊老天爷？　　村子里没有电，没有电灯，到了晚上一片漆黑，奶奶或妈妈总是陪着我，一起数星星。后来才知道，这就是仰望星空。那时总把每颗星星都拟人化，心想，我看着它，它一定也看着我。夏天夜晚有蚊虫干扰，在仰望星空时边上会用麦秸秆生一堆火，不要火苗，只要烟，烟能驱赶蚊虫。一边数着星星，一边嗅着湿麦秆闷出的烟味，多少个夜晚就着这些味道进入了梦乡。　　走出小山村时，令我感到非常遗憾的是，没有从我每天好奇的火车钻出洞的那一边走出来，而是从相反方向——从更向西的兰州走出了我生长的村子，后来来到了北京，来到了小时候从电影里看到的天安门广场。但小时候的那三个问题，一直没有忘记。我相信，天外有天，有我们不知道的万千世界。我相信，山的那边住着神仙，他会给卑微者荣耀，给贫穷者富裕；我相信，老天爷长着公正的眼睛，注视着每一个人；我相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相信，赋予我们智慧力量的存在，并在永远护佑着我们，祂是神，是天，是老天爷。我们在脚踏实地行走的时候，时时仰望星空，它会让我们的脚步更宽广，让我们的行走更有力，同时也让我们懂得虚心、敬畏和节制。　　低过了海平面　　有一年，在外地工作的远房叔叔，来到了村里，给我们每个小孩发了一块糖。我在此前只是用舌头舔过白砂糖，从没有吃过糖块，我们山村里的供销社也没有供应过这稀罕的东西。不小心，也是没有经验，我把这块糖吃到气管里去了。据后来大人说当时我憋得全身发紫，再后来不知大人用什么办法取出了这块糖。这一年对我很重要，如果这块糖不能及时取出来，我今后的那些年就都没有了。糖果对乡下的孩子是很有诱惑的奢侈品，尤其是棒棒糖。我在四十岁之前从来没有吃过棒棒糖。我四十岁那年，两个儿子要吃棒棒糖，我买了三个，给自己也买了一个——之前我从来没有吃过棒棒糖，四十年来第一次吃，真甜。　　那一年，一天傍晚，村口土坡上一队年轻人又是敲锣打鼓，又是喊叫。我的父母急忙从屋里跑出去听，回来说是“九大胜利闭幕了”，妈妈对爸爸说，主席还是毛主席。爸爸没有表情地说，那当然。我在纳闷这样大的会，没有召开，怎么就闭幕了。没过多长时间，我们村里有了大喇叭，代替了人的喊声。但大喇叭里讲的话我听不懂。父亲告诉我，我们讲的是土话，大喇叭里讲的是普通话，听得多了，慢慢就听懂了。村里有了大喇叭是件很新鲜的事，他们天天在放。这一年很重要，我从此有机会听普通话了，这也是转折性的一年，如果这村里的大喇叭要晚安几年，我的普通话会更差。我工作后积累的第一笔钱，就给家里买了一台电视机。妈妈长年瘫痪在床，电视对她太重要了。三大件中的电冰箱和洗衣机是很后来的事了，没有多少食物要保存，也没有多少衣服要洗。从那以后，我的过年标志就是回到老家，在西北的热炕上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一年都没有落下。　　到了1990年春节，我在海口，没有路费回家。海岛上很凄凉，内地人基本上都回去了。腊月三十快到吃晚饭的时间了，街上的餐馆都早早关门回家准备自家的年夜饭去了，我与当时的同事和朋友祝军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大排档，我们俩一边吃着河粉，一边盘算着这年怎么过。祝军问我有钱没有，我说，没有钱了。而他自从放出来后就从来都没有过钱。祝军建议说，干脆我们俩扒火车，不花一分钱，看能不能到我们各自的老家，天水和南京。我没有同意，我想北方的天气太冷了，这没把握的事要搞不好会冻死在货车厢里。祝军最后说要去儋县的热带作物学院看他的女朋友，因为她晕车不能来海口。晚上祝军骑上自行车走了，从海口到儋县的距离是170多里，当时还没有高速公路。　　送走了祝军，我想要把自己的除夕夜安排好，最重要的是晚上能看到中央台的春节联欢晚会，这时家里的人也一定都在看这个节目，如果能看到这个节目，就像和自己家人在一起过年一样。我与我住的招待所二层的女服务员谈好，晚上在她的值班室看那台黑白电视。但节目看到晚上9点多，服务员说她要睡觉，不让我看了。我只好出来，自己一个人过了一个最孤独的除夕夜。　　过了这孤独的除夕夜，时间到了1990年，这是我最难忘的一年。海南建省的热潮过去了，经济停摆了，凑热闹的那拨人基本都返回大陆了。我当时管理着一个砖厂，砖是一块也卖不出去。砖厂的民工走得不到100人了，他们都是拿计件工资，没有活干，他们也就没有任何收入。过完春节，我去了砖厂，留下的近100人中大部分是四川人，也有一部分山东人，都没有饭吃。四川人饿得受不了就捉老鼠吃，山东人说，老鼠有毒不能吃。看到这种情景，我回想起半年前，我们还情绪激昂地要辩个是非出来，而如今眼前一切都变得平静，变得死一样地平静，可怕的平静。我走到民工的工棚里，问他们上顿饭是什么时候吃的，有人说是昨天，有人说是前天。饿着肚子的民工，也是一样地平静，静静地躺在那里。这是我度过的最低潮的一年，甚至感觉低过了海平面。在这一年看不到任何的希望和生机。也是这一年，经易小迪的推荐，我当上了海南省佛学会的秘书长，在一个无聊的年份，清谈一些有聊的话题和闲事。一次开清谈会，我叫上祝军和我一起去。自从认识祝军后，我们俩就经常一起切磋《易经》，他的头脑里有许多形而上的想法。开会时，祝军说，我不懂佛的事，但我想我的老祖宗是干这事的，你们看我的姓就知道了。会后大家埋怨我叫了这外行来胡说八道。这一年，就这样无聊地度过，像一粒种子在冬天等待春天一样安静。　　接下来的几年，就是伟人的南方谈话、房地产的泡沫等，我在匆忙和热闹中度过了几年。突然有一天想起祝军，从朋友那里打听到他已出家了。随后的几年中，我常常想起与祝军在海岛上共同度过的困难岁月，也想正是因为有一批像祝军这样的朋友，精神上才感到很充实。　　又过了几年，突然，有一天接到祝军的电话，说要来看我，我很高兴。见面后，祝军告诉我，不出家了，现在在搞IT，并告诉我，他的孩子已经和我的办公桌一样高了。　　CHAPTER TWO 要温暖　　人一生中，总有一些人、一些事、一些情印象深刻，岁月会流逝，记忆不会褪色，情感依旧温暖，每每触及，便在心头漾起醇厚的馨香。　　我们村里的那口井　　我们的村子在一条山沟里，不在沟口上，也不在沟底里，离沟口还有四五个村子。沟口是乡政府所在地，沟底离沟口还有十几个村子。每个村子都有一口水井，我们村子也不例外。这些村子叫什么名字很难说，有时叫潘集寨、韩家庄、董川子、吴家庄、孟家山等等，有时又改成红卫、永红、红旗、卫星等等。我们村子当时名字叫潘集寨，现在已经改了许多次，潘集寨变成别的村子的名字了。为了我心中的那份情感和记忆，我还是一直把我们的村子叫潘集寨。村上的水井都很古老，不知是什么年代，也不知道是什么人挖的。圆形井边是花岗岩做成的，上边有石匠刻出来的人字纹，防滑用的，尤其是冬天下雪结冰时，这些人字纹很管用。在老井边上有一个用花岗岩做成的“兑窝”，很大，有三四岁的小孩那样高，它和老井一样古老。村上的人常用它来杵谷物，特别每年过农历五月五、做甜粕之前都到这里来排队杵小麦或燕麦。平时它则是村上人的洗菜池，尤其冬天之前，每家每户都要腌酸菜，也是排队在这里洗菜，要把一冬的菜都在这几天洗出来。这兑窝用处可大了，还可杵五香粉，村上的人把五香粉叫“调和（huo）”。逢年过节，要煮肉了，村上人又排队在这里来杵调和，一边排队，一边说笑。也不断帮助别人干活，在老井边上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劲大了”，这句话代表着许多含义，有时是“对不起”，有时是“感谢你”。用家乡话说出来很有感情。　　人一生中，只有一些人、一些事、一些情印象深刻，岁月流逝，记忆不会褪色，情感依旧温暖。每每触及，便自心头漾起醇厚的馨香。　　每个村子井水的味道都不一样，最特别的是我们村上的这口老井，味道是咸的，当时人们都把这口老井叫作“咸井”，熬粥、喝水不能用这口井的水，最好是到河里去取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口老井让我们村上的人年轻时都很健壮，但到了中年之后，牙就发黄，到了老年牙就变黑了，女人们基本上都会得腰腿疼的病。不久前看我们的家谱，许多女人三十多岁就去世了。从路上走过的人和牲口要喝水的话，在井上挑水的任何人都会无条件地提供方便，这好像是大家天经地义应该去做的事情。尤其是牲口，只要走到这口老井边，就会像疯子一样跑到兑窝前面要喝水，村上的人就要腾出兑窝让牲口来喝水。老人们说我们村上的井水含盐分多，牲口喜欢喝。至于这口井里有什么秘密则无人知——这口老井在20多年前修公路时被填埋了，没有机会去做科学的化验分析了。　　当时村上的医疗条件很差，主要靠巫术逐鬼敬神来治病，用的办法各种各样，都很吓人。我上小学时，村上有位女人刚生完孩子，后来想可能是得了产后忧郁症吧，在一个冬天的早晨跳到这口老井去了。父亲下了井，看到水面上漂着头发，抓住头发才找到这位落井的妇人，井口上的几个人用绳子把她拉了上来，救了她的命。据说这妇人的孩子后来参军了，又上了军事学院，现在当军官了，不知道他知道不知道他刚出生时妈妈自杀这件事。　　现在村上都用上自来水了，我很怀念那口老井，那个兑窝。村上的人再也没有机会聚在老井边上说笑了。但村上的那句“劲大了”还是那样地亲切，那样地让人发自内心地感动。我最近常去村子，村上人常说“劲大了”，我的妻子和孩子听不懂，我有时翻译成“非常感谢你”，有时翻译成“对不起，让你费心了”。这三个字，好像不能用普通话的文字写出来，写出来后就不像要表达的意思了。　　陇海线　　从陕西到我家乡的铁路叫陇海线，这条铁路是在抗战后期才修通的。铁路没有修通之前，从我的家乡到陕西只有几条小山路，很难走，而且要翻无数座山才能出去。铁路修成后，从陕西到我家乡的火车要钻100多个山洞。2008年，我回到老家，在村里的学校看到了一份文字资料，说我爷爷第一次走出家乡是15年后才回去的。这期间我爷爷不断寄钱给学校，继续维持着我爷爷的爷爷创办的这所学校。据记载，村里这座学校的历史已经超过100年了。　　至于这条铁路，据说在抗战时期要把西北作为抗战的大后方，国民党一定要修成这条铁路，但山太大，施工起来很艰难，于是国民党派来了一个军官监督铁路的施工进程。为了抢工期，这位军官在施工现场把当地的一个镇长给枪毙了，十几天后才补发了审判、发布告等程序。我有一个远房爷爷叫潘锦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当时在相邻的元龙镇当镇长，听说此事后吓坏了，跑回了老家，镇长也不做了。我上小学时，这位远房爷爷就一直在给我们学校看管厕所，但他是我们学校里学问最高的人，老师有不懂的问题常向他请教。他也是我间接的老师。　　离我们村子最近的火车站叫北道，现在叫天水站；往东的小站是社棠站；往西的小站叫南河川站。这三个火车站的距离都很近。20世纪70年代，家乡大旱，闹饥荒。有很多人顺着铁路扒货车到陕西、河南一带逃荒要饭。据说，南河川有一家人把自己家里面大人小孩穿的衣服让他们的父亲带上，然后扒火车到宝鸡去换面粉。换好面粉后，又扒货车回老家。但这位父亲在火车上冻死了。车上的人把他的尸体抬下来时，这位父亲的手还紧紧地抱着那袋面粉，到死也没松手。我想这位父亲在临死前，一定还惦记着家里的老婆和孩子们……　　故乡疏离　　小时候，我觉得自己是村里的一分子，很自然。上高中的时候，我就已经觉得跟这个村子产生了距离。小的时候，父亲给我讲过外面兰州、西安的情况，他最熟悉的就是这两个城市。14岁之前，我从来没有走出过村子所在的山沟，最远的就是去了一趟县城，天水市也在这个山沟里面，还只去过一次。可是我上高中之后，高中的老师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他们讲普通话。我从上小学到初中都是乡下的老师教，上课的时候不讲普通话，都讲乡话。可是上高中的时候，我觉得一下进入了很陌生的环境，尽管离村子不太远，但语言不同，这些老师有从天津来的，有从天水来的，也有从兰州来的，这些老师讲的话都是普通话。那时候听普通话觉得距离很远，只有讲方言才熟悉，才有亲切感。我记得上高中第一个感受就是这普通话怎么听着这样别扭，我们讲方言很顺溜，可是讲普通话，好像舌头和嘴老不对劲。我在一本书里面提到过，我们村子里的人把所有的外地话都叫偏言，只有我们讲的话叫正言。所以我们村子里面都把普通话叫偏言。我特别理解，就是他们说话都是偏的，只有我们村子讲的话是正确的。　　高中打开了自己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很陌生的世界，一开始听讲，突然一下好多东西听不明白。我记得在高一的时候突然要上化学了，化学老师好像是天津人，一开始他的话我就听不懂，怎么都听不懂，看书我也看不明白。苦闷的我就问我叔叔该怎么办。我叔叔说，你现在学的东西跟原来普通人说的话不一样，讲普通话的人看化学上的东西也是一个新的语言，例如质子、离子等，原来上过学的、会普通话的人也得重新学，现在你也得重新学，质子、离子这些东西不是普通的家长里短的话。过了大概半年时间，普通话的关慢慢过了，最起码听的时候觉得比较顺了，可是仍然没有办法说。不仅听说普通话太痛苦，而且班里面一下子从初中十几学生到高中的六七十个学生，当时我就觉得这个班也大了。现在有人跟我说，我跟你是高中同学，我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了我说我也不记得，因为我以前坐第一排，从来不往后看。　　这时候，每一次回到村子里面之后，就觉得慢慢跟这个村子产生了某种特别的疏离感，觉得怎么这些人还这样落后，讲的话也是不太习惯，上厕所的习惯、吃饭的习惯也不对，不刷牙，也不洗脸。总之，这个村子里面，以前看都是特别熟悉的东西，现在看怎么看怎么不舒服。当然了，现在回想起来的话，还是能够理解的。　　我记得当时村子里面的老大爷们都要有一个炉子，这个炉子一定是他们自己用红颜色的泥做的，它就像每一家老爷子的工艺门面，为了做好这个炉子，他们费尽心思，比如在泥巴里面放上头发，炉子就不会裂开了。这个炉子就在炕上放着，烟熏火燎的。然后上面放一个陶的东西，我们叫渠罐，然后放上“茶叶”——像草一样的极苦植物便开始煮，煮上一罐倒上喝了，屋子里面都是烟，炕上面都是火星子。烟雾充斥着整个房间，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全家人喝这个“工夫茶”。上完高中，再看这种场景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当然人年纪大了，想法又不一样，像我现在常常回想起这一幕，一家人坐在一起，亲戚朋友坐在一起，一早上喝这个东西喝一两个小时，你一杯我一杯地喝，感觉还是很有家庭气息的。但当时作为一个高中生再回到这个村子里面来，看到的是满眼的愚昧。　　当时村子里的人坐在一起，喜欢谈鬼。谁家的鬼又把谁家的人抓住了，必须用一个法子给解了。最厉害的是李家的鬼，又把董家的人抓住了。基本上一半的精力就是谈鬼。　　我们家的邻居就说他们家有一个鬼，他们家的鬼是怎么来的呢？当年有一家人有鬼，就请阴阳先生把鬼收到一张纸上面，画了一个画，把这个纸装到被子里面，然后就把这个被子，想办法卖出去，卖给谁这个鬼就到谁家了。据说一个人就拿着这个被子从另外的村子过来，卖给了一家人。刚好这家里有两个小孩，调皮，他们在卖主还未走远的时候在被子上面跳，被子下面的鬼就叫，这家人吓坏了，就说这个被子肯定有鬼，结果就追上去把这个被子送还给卖主，钱也不要了。　　后来这卖主把被子卖给我们邻居家，邻居家没有小孩在被子上跳，没把鬼的声音跳出来。到晚上睡觉的时候盖这个被子越盖越重，最后觉得这个被子上面像一个人压着一样。说为什么买的这个被子这么重呢？第二天拆开一看，有一幅画。这个鬼已经出来了，到他们家来了，结果把他们家老婆抓住，一下子变成男人的声音，老公就拿鞭子打她，说你赶紧从身体里出去。我们家的院子高，他们家院子低，他们打着我们就看着，大人不让看就偷偷看。打完以后，他老婆说我要吃鸡蛋，你给我弄鸡蛋，我吃了就不闹了。他老婆吃了鸡蛋以后，突然一下昏睡过去，起来以后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情，她说不知道。后来他们家要了个孩子，是个女的，又让鬼抓住了，闹得翻天覆地，从此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些记忆就像忘不掉的电影一样，常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故乡的记忆也渐渐多了几分疏离的愁绪。　　县城　　15岁那年，一辆解放牌的卡车要接我们一家离开小山村。走之前，奶奶一早就来到我们家，她对我说：“现在就给你们送行，一会儿就不出现了，我怕村上的人哭。”卡车带着我们离开了村子，家里唯一的家具是爸爸自己做的一把椅子。汽车翻山越岭，弟妹们没有坐过汽车，他们全晕车。　　县城有电，每家都有电灯。除机关单位有自来水外，其他的人家都要去挑水。水源在西关山脚下，山上就是县一中，这里是自喷泉水，当地人叫“guān泉”，我不知道这字怎么写，水很多，也很干净，挤满了挑水、洗衣服、淘菜的人。这里是县城重要的信息中心。据说，这泉水养女人，看看这里的男人和女人，的确。　　县城当时没一米柏油路。路两边房子都七倒八歪的。县城东头有家回民卖馍的，西头有家汉民卖面的，整个县城被浓浓煤烟味包裹着。　　县城里我没有认识的人。爸爸的同事崔叔叔和爸爸一样，刚刚平反。他说，你看现在社会变化多大啊，以前搞阶级斗争，人的脸上没有笑容，现在都露出了笑容。可我在县城的街上看到赶集的人都像一根根的木头似的。另一位王叔叔很激动地对我说，组织现在给我写的材料中称我是同志了。　　县城过春节要挨家挨户地去拜年，一定要带五个油饼。送五个油饼，出门时又带走五个油饼，过年这五个一包的油饼在县城流转着。一天受爸爸委托去他同事家拜年。没有地图，那时也没GPS。快到时，我向巷子里一漂亮姑娘问路，她指了一方向。我走进去，一会儿这姑娘进门了，原来是他家的闺女。县城朝东十几公里有一座温泉，去洗一次澡是县城人的一件大事。许多人都是骑自行车去，也有开机关单位吉普车去的。一次在我家门口不知是哪个单位吉普车要开去温泉洗澡。邻居家的一位老大爷说，把我带上吧，我还是“文革”前洗的澡。　　县城的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都是外地人，像走马灯似的，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但县城有四大名人，人们传诵着四大歌谣。一悍妇、一疯子、一智障，还有一个是关系户。我只有幸见过后两位。生产队的人带着菜油和土特产走后门，找最后一位买手扶拖拉机。100里之外天水市的手扶拖拉机积压卖不出去。小时候，村上小伙子借一辆缠着花塑料条的自行车，带着女方去马跑泉乡买件花衣服，两人的关系就确定了。接下来就是骑着自行车带着未婚妻去公社领证了。这曾是我小时的梦想。　　我通过爸爸认识了他同事的儿子鹏飞，鹏飞和我同龄。他帮我找了一个给县革委会修厕所拉沙子的活，并借给了我一部架子车。从河里拉到县革委会的院子里，一路都是上坡，每次上坡时头都埋到了地上，拐着八字慢慢地往上拉。一次正在上坡，突然觉得轻松了一下，回来看有位姑娘帮我推车。　　我乃将门之后？　　父亲很严肃地找我谈了两次话了，是关于我们家族的事。因我写的所有文章中，只要提到我的出身，都说我是从西北黄土高坡贫苦农村家庭走出来的，父亲说这与事实不符，但我每次找个话题就岔开了。昨天，父亲让本家的叔叔写来一封信，好让我正本清源。　　潘石屹没有见过他的祖父，可能只有理性的了解，缺乏感性的体认。乐伯先生当年是东泉高小与胡文斗齐名的高才生，又有北京高等警官大学和黄埔军校第六期的双料学历。他为人忠厚，淡泊名利。1953年经邓宝珊提名与我父亲一同列入爱国民主人士的项列，纳入统战对象。然，天不假年，他却过早地逝世了。应提醒潘石屹要讲自己爱国民主人士的家世，是将门之后。强调自己出生地和家庭的贫穷是可以的，但不要忘了自己是从有文化素养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　　我没有见过爷爷，他20世纪50年代就去世了，我60年代才出生。但爷爷在家里的影响很大，奶奶、爸爸、叔叔和姑姑常提起他来。　　上小学之后，我就很少提起爷爷，也很少对外人讲爷爷的事。走出黄土高坡后，就更少提起他了。但我心里永远有一个解不开的结。　　记得刚上小学时，班上同学打我，说我爷爷是国民党军官，解放后被共产党拉到渭河滩里枪毙了。我很委屈，跑回家问奶奶。奶奶告诉我，爷爷不是被枪毙的，是病死的。但我去学校争辩没有任何用，班上同学都认定我爷爷是被枪毙的，老师也不同情我。　　记得小学三年级时，我在一位同学也是我好朋友的面前炫耀说我爷爷是国民党的军官，他去过外面许多城市。这位同学把我的话告诉了老师。老师在班上开我的批斗会，一连开了好几天，还让同学们往我脸上吐口水，女同学吐的是口水，男同学把鼻涕擦到我的脸上。我的脸像痰盂一样有泪水、有鼻涕、有口水。开完批斗会，我就在小河边上把脸洗干净回家。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家人。　　四年级时，我们学校里抓出了三个反革命的小学生，整天在他们的脖子上挂着大牌子开批斗会。我大伯也从村上被带到小学里批斗，批斗我大伯的理由也是因为我爷爷。爷爷留下了许多照片和黄埔军校的通信录，被大伯偷偷藏在我们邻村“华南埠”的一户贫下中农家里，结果被他家的女婿揭发了，这个女婿把照片和通信录都交给了公社，而我大伯因藏“变天账”整天被批斗。当时大伯一直没有承认是他藏的，说是爷爷藏的。其实据我了解大伯确实有藏点文物家谱的习惯。　　在老师和同学们批斗的发言中，我同时也知道了我爷爷和我们家族的一些事。我爷爷的另一个儿子也是一名国民党军官，与日本人打仗时，在山西中条山阵亡，没有找到尸首。爷爷在纸上写下他的姓名和生辰，然后把这张纸埋在了老家的坟地。其实这座坟是空坟。　　因为有这些经历，我很少提到爷爷。记得我的第一位女朋友曾问过我：你爷爷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没有见过，据说在国民党的军队混过几年饭吃。我爷爷的名字叫潘尔燊，字乐伯。燊字很难认，一般人读不出。但爷爷告诉爸爸说，他刚到黄埔军校时，蒋介石点名，把燊字读对了。　　一位研究抗日战争历史的朋友告诉我，我爷爷潘尔燊在1941年5月，参加中条山战役，为掩护全军五万余官兵的撤退，率165师986团和友军的两个团，在山西省平陆县张店镇阵地抗击日寇。像电影《集结号》的情节一样，最后只有7个活人了，爷爷的长子潘钟麟，也在中条山战役中壮烈殉国。　　石榴花开爱弥漫　　妈妈临终时对我说：“把我埋在北京郊区任何一个地方就行了，不要给你和别人添麻烦。”在整理妈妈遗物时，看到妈妈在小本子上记录下来的都是老家村里的事，谁家的孩子病了，谁家的老人无人照顾了，等等。她总是把我给她的生活费三千五千地寄给这些需要帮助的人。她的心与天水老家这块土地上的人紧紧连在一起。把妈妈送回去，我想这是妈妈真正的心愿，也是让她的爱把分散在北京及全国各地她的孩子们与天水这块土地紧紧地连在一起。　　妈妈的骨灰送到村口时，全村人都在等着我们。等我从车上端出骨灰盒时，全村人都哭了，哭声很大，听到这哭声，我的心和身上的肌肉像针扎一样疼。　　妈妈的墓地选在我们家的祖坟里，是渭河、牛头河、东柯河三条河的交汇处，背靠一座大山。其实祖坟只有奶奶的一座坟头，爷爷和他两个兄弟的坟都是平地，上面种满了玉米。我们临到天水的前一天，叔叔帮忙把玉米地的玉米都拔了。新鲜玉米成了接待我们这些从北京回来的客人的最好食物。下葬结束那天晚上回到饭店，大家一起商量，总感到妈妈的墓地太简陋了。再一想妈妈简朴了一生，把所有爱和关心都给了别人，她不会埋怨我们这些子孙们选择这样简朴的方式。张欣提议应该在墓地上种一些妈妈喜欢的树和花。大家都认为妈妈最喜欢石榴树。至于花，妈妈什么样的都喜欢，尤其是小小的淡紫色的野花。后来，我们请来天水园林公司，在妈妈的墓地上种了一些石榴树。　　葬礼上，有上千人来为妈妈送行，黄土高坡上站满了人。在肃静、圣洁的氛围中，我读了写给妈妈的话，弟弟妹妹读了《爱》的祷文，在上苍的启示和爱的音乐中举行了葬礼。　　几千朵洁白的玫瑰花撒满了墓地。妈妈强大的精神力量——爱，把我们大家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她的精神也在护佑着我们大家！　　下午我们与当地政府的工作人员一起商量如何把SOHO中国基金会资助的“儿童美德项目”更好地进行下去，我相信，家乡的进步和改变最终是人心的进步和改变。我们村前的路还是一条土路，来往的车辆很多，车辆过后有许多的灰尘，我们决定修好这条路。　　这两件事，是在妈妈葬礼的那天做的。我想这也是悼念妈妈活动的一部分，也一定是妈妈的心愿。　　明年春天，妈妈喜欢的石榴花会在这里开得更加漂亮。　　我父亲的生存哲学　　父亲给我的印象是知识特别渊博，从来没有难住他的问题，物理题、化学题他都会，村子里面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会，但他跟人比较疏远。现在看来，父亲身上的缺陷可以理解。他本来是一个大学生，在外面读书和工作，突然下放到一个特别封闭的农村里，干一些农活，让一些地痞、二流子天天领导他，对于他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我跟父母亲真正相处应该是在上小学、初中的时候，高中的两年时间我都在外面住校，每个星期只回来一天，那一天还要拼命地学习。　　我跟妈妈之间关系特别亲近，跟我爸爸则有些疏远。父亲当时跟别人不太一样。一直到上初中，我从心里面觉得我都是村里的一部分。可是我的父母亲，尤其是我的父亲，觉得我们不是这个村子里面的一部分，而且也不想我们成为村里那样的人，有些村里人能做的事都不让我做。例如像山村里面的人特有的脏话，我父母亲说这绝对不能讲，如果讲的话就受到惩罚。可是小时候我的同学都这样讲。　　另外，别人不用做的事我们却得做，这让小时候的我很痛苦。比如从没有换牙的时候就要刷牙，必须天天坚持。我们村子的人从来没有刷过牙，爸爸天天逼着我刷牙，就这些细节，我父亲跟村子中的其他人不一样。　　爸爸性格很开朗、很坚强，他觉得在这个环境中人一定要坚强，所以他反复跟我强调。他说，要在农村里面这样艰苦的环境中生活下去，人一定不能够太精致，你看村子里面多少女的祖祖辈辈都活得挺好、都很快乐，这样艰苦的环境下都活下去了，你看你妈妈这样温柔、这样漂亮、这样精致，结果一来这个农村，没有三五年时间就瘫痪了，一直瘫痪到去世。人在这样的环境中不能太精致，这是我爸爸在农村里面生存的哲学。　　正因为如此，我现在特别能够理解王石、任志强讲话、吃饭穿个衣服大大咧咧的，我从心里面能够理解他们这代人。　　面对任何事情，爸爸都能笑呵呵的。只有一次我看到了他吃惊的样子。我有一个堂哥，比我大一个月，是我大伯的孩子，叫克礼。大概五六岁的时候，克礼出了麻疹，导致并发症肺炎，突然就死了。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我妈妈让我赶紧到地里面告诉爸爸和叔叔。我们村子里的土话，小孩死了不叫死了，叫糟蹋了，死这个词在村子里面是特别忌讳的。我妈妈跟我说：“你赶紧去到地里喊你爸爸，就说克礼糟蹋了。”那时候我岁数比较小，一出去我就忘了，想了一路，直到找到爸爸，糟蹋这个词我还没有想出来，我就说克礼死了。爸爸和叔叔听说了非常吃惊，拽着我就往家跑。我第一次看到爸爸的神情是那样紧张。　　我们自留地里面种了很多的辣椒，要卖出去。天不亮的时候，我背个小背篓，爸爸背个大背篓，去集市卖辣椒。到了集市后，我们的辣椒卖得特别好。开始我们在路口卖，那里有县上唯一一个食堂，叫大众食堂。不一会儿，那食堂里出来个人，穿个白颜色的衣服，说你们让开，我们就让开。过了几分钟这个人又出来，说你们赶紧离开，我们说好好，这个人就进去了。后来他又第三次出来赶我们离开，我和爸爸只好把背篓和秤拿上，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另外一个地方有个卖白菜的姑娘，20岁左右，她嫌我们挡了他们的路，她爸就过来打我爸，我吓得哭了。卖白菜的姑娘一看，也过来劝她爸，我们四个人就纠缠在一起，衣服都打破了。这时围过来很多人，都说他们两个大人欺负小孩跟他爸，乡下人都不容易，所有人都谴责他们。这个姑娘说：“你们冤枉我了，我根本没打，我看着他们可怜，过来劝架的。”　　我小时候得过一种病，身上出现了大片大片的红点，全身都有，嗓子里面也有，感觉都快活不下去了。村子里有一些偏方，让我吃牛的苦胆，每天一勺，苦得要命，吃了半月，仍不见好。最后没有办法，用荆棘包在一起擦，擦得身上直流血。爸爸把我背到公社的卫生院去看，差不多十几里路，去了好几次，开一些药都不管用，回来以后越来越重，晚上睡不了觉，大片大片地红，人都不像样子了。最后快不行了，我爸背着我到解放军的133医院，一个医生过来一看，说肯定是对什么物质过敏，先什么药都别吃。最后查出我对磺胺类的药极度过敏，全身连嗓子里面都过敏，后来不吃药慢慢就好了。　　我爸带着我去看病的时候，要走很远的路，他来回背着我。爸爸个子不高，另外没有在农村里面劳动过，一直在外面读书，也没什么体力。我觉得爸爸背着我走这么远的路特别累。　　有一次我们从医院回来的路上，遇到村子里一个人，他要替爸爸背我一段，我爸答应了。这个人很好心，但他的衬衣从来没有洗过，熏得我快吐了，又不好意思说不让他背。好在后来我爸又从他背上把我接过来。那次以后，爸爸就再没有背过我了。　　上初中的时候，村子里的人喜欢听当地的戏曲——秦腔，一听到秦腔的调子，所有的人都如醉如痴，哪怕是村子里面的耳朵背的人也不例外。秦腔里面就是喊，我记得最著名的剧目有《三滴血》《十五贯》等，他们觉得这就是他们的文化生活。我爸爸说，你绝对不要听，也不要唱这个东西。他觉得天天那么喊太难受了。　　有一年，我们生产队的队长买了几张票，要到县城里面听秦腔，给我们家一张票，我们村离县城大概有20里路，我爸坚决不同意我去看。我妈说，你看周围的小孩都去看，你就让孩子去吧。爸爸说太难听，不让去，最后终究没去成。　　CHAPTER THREE 要有情义　　下面这些人，你可能听说过，他们或可爱，或严肃，或犀利，或幽默，都是些很棒的人，都是有许多故事和丰富感情的朋友。作为朋友，我很难完全地概括他们，只能通过一些小故事、小片段，给他们来一次素描，从一些侧面来粗线条地了解下他们的可爱与可敬之处。　　总要有未来　　前段时间有个电视剧《大时代》反响不错，有评论说剧中人有我们当年在万通时的影子，外界将我们六个合伙人称为“万通六君子”。现在看来，“万通六君子”只是那个年代的产物，我们当时的合作与发展，与当时的大背景息息相关。　　20世纪80年代我们开始下海，90年代开始经商，那个时候中国市场经济的环境基本上还没有形成，头脑中还没有所谓的商业理想。当时年轻人的理想无外乎两类。　　第一类理想是政治理想，尤其是经过1987、1988年，突然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打开了，也出版了一些中国人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书，例如《走向未来丛书》，这些对于年轻人来说会很新奇。那时开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关于人们异化的讨论等各种各样的思潮。其实这些东西在这个环境中好像是想抑制人们的思想，实际上反而刺激了人们不断探求真理的内心需求。比如我接触那些书，就是因为隔上几年反对一次自由化，在批判的时候读一下，那个时候不是单一地你批判说人家不好我就认为他不好，而是形成了一个想独立地探求真理、判断事情的心理。在这个大背景下，人们对中国的政治改革，包括借鉴一些西方的东西、社会上一些比较先进的东西，在政治上的观念上是年轻人的一个理想。　　第二类理想是技术理想。当时的年轻人更多的是对技术有浓厚的兴趣。我们上学的时候，有哥德巴赫猜想这样的宣传报道，觉得技术对一个国家的影响非常大，对技术的追求，实际上在当时年轻人中也是一个主要潮流。那个年代没有商人和企业家的概念，也没有像现在社会上说的企业家榜样的力量。技术方面的榜样很多，各种各样的科学家，国内的，国外的，有各种获奖的专家；各种活动和口号也不断出现，像召开科学大会，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政治方面的榜样就更多了，那个时候是注重政治的年代，最大的偶像就是邓小平。他三起三落的经历，人们耳熟能详，而且人们也看到这样一个政治人物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恢复高考，包产到户，让中国人都吃上饱饭，隔上一两年就出现一个大事件。这就是80年代整个社会的气氛。当时经商做企业家的最成功的就是像傻子瓜子这些个体户，根本没有什么榜样或偶像。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我跟王功权、冯仑、易小迪、王启富、刘军六个人聚在一起创立公司的时候，也并没有什么明确的商业目的。像王功权和冯仑这两个人，他们对钱没有概念，也不感兴趣，冯仑的衣服天天穿，从来不换，王功权更是这样。他们心目中伟大的理想就是能够推动社会，把个人的力量融入到社会里面去，推动这个社会进步、救国，他们更多的是提出这样的思想。他们也相信在政治背后有一个思想的力量、文化的力量在推动这个社会进步。而那个时候的氛围说靠经商、靠发展经济推动社会进步，觉得这些事情可能这个社会上有人去干，可是不应该是我们干的事情。　　但这里面有一个转折点，就是1989年那件事。这件事让一直朝着这条路上走的人，尤其是有政治抱负的青年，突然发现这条路行不通了，无路可走了，于是一下子就迷茫了。　　那个时候我们也都才20多岁，也迷茫了一阵子，并没有直接转到发展经济这上面，而是想着可以给别人打个工，能够养家糊口，以后买套房子、娶个老婆、生个孩子，让孩子上个好的学校……这就是那个时候在经济方面最大的梦想。至于成为中国企业家这种事情想都没有想过。　　那个时候在我身边的人更多的还是从政治方面转到思想文化上去。他们觉得这两个方面比较接近，没准能找到出路，于是不少人开始挖掘古代思想文化，谈佛论道，讲儒演易。但几经折腾，发现并没有什么能让我们思考明白的道理，反而是更迷茫了。毕竟，“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服”，那些东西太过时了。最后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就转移到经商上来。现在创办公司，可以参照的制度有很多，政府给你规定了各种制度，像劳动用工制度，跟员工要签劳动合同，公司承担什么责任、员工承担什么责任；像财务制度，钱怎么花的，利润有多少，交多少税，等等。但在那个年代，连公司法都没有。在没有公司法的情况下办公司，就是没有规则，没有方向，做事也比较迷茫。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几个人就商量着怎么办。有段时间天天就吃大排档，坐在一起边吃边聊。聊了几次，觉得有点方向感。有一次我对冯仑说，不能聊完了就没了，得写下来，冯仑很随和，说什么都答应，但是没有具体做。于是说了差不多一个月了，还没有一个文字性的东西能够指导我们的行为，最后冯仑建议六个人一人写一段，谁擅长写什么东西谁来写。当时没有电脑，连电都没有，空调也没有，大热的天，谁能静得下来写？没有人写！　　有一次正好公司也没有什么业务，闲着的时候，我跟王功权说了一下，王功权激情澎湃，说必须写，不能一人一段写，布置下去没有人写。最后决定我们聚在一起聊，聊的时候别吃饭，在办公室里聊，边聊边记。当时供电也是时有时无，一会儿灯亮了，一会儿灯灭了，最后点着蜡烛，一边聊一边写。写完以后改，改完以后我记得又搞了一两个月时间，最后说定稿了，就叫《披荆斩棘，共赴未来》，要我发表意见。我看了看，除了后面写得有点啰唆以外都挺好，尤其是王功权前面写的一段比较激情澎湃，先提出来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抱负，除了政治和科技以外，还有一条路就是办企业，为社会创造财富来推动社会的进步，为家庭创造财富来孝敬父母、养育后代，把这些都提出来了；冯仑写了一段在当时如何经商；后面还写了一些制度、我们做人的原则等。其实我们现在看有些提法还是有点问题的，在当时没有出路的情况下则是一条充满无限希望的路。这也是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在困境下的思考。　　挚友易小迪　　在创业初期，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是阳光100的易小迪。我们俩年龄相仿，经历也差不多，都是小地方出来的，思想、世界观都比较一致，遇到问题，无论是情感上面，还是创业过程中碰到的困难，跟他的交流是最多的。他可能从心里面把我作为他最知心的朋友，我也是这样看他的。　　易小迪这个人，正派——这是我交朋友最基本的原则，低调——几十亿的身家，生活极其简单，住的房子也不大，他觉得这样就可以了。　　认识易小迪是1989年9月的事，当时我们都在海南岛。易小迪在海南省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当时的体制改革研究所也快解散了。　　有一天，体制改革研究所的一群人来我们公司检查工作，易小迪就是其中之一，我就把公司的情况一点一点汇报，汇报到12点半，他们才离去。这是我第一次见易小迪，基本上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　　过了一段时间，我又见到了他。一聊天，我才知道他是人民大学的研究生，还没有毕业，利用实习时间从北京跑到海南岛来实习。易小迪跟我说，那天中午他们没有地方吃饭了，说去找潘石屹，来的时候就11点多了，结果我只汇报工作不提吃饭，他们只好去另一家公司“检查工作”，终于蹭上了一顿饭。我问他有什么打算，他说海南省体制改革研究所彻底黄了，人也都散伙了。他现在在做印刷方面的小本生意，这次来是想看看我这里有没有什么他可以做的业务。海南的天气热，我记得当时他穿着个背心、牛仔裤和大拖鞋，戴个眼镜，晒得黑黑的，就像农村的大学生。我说行，有印信封信纸的活，我找你印。从那之后，我们俩就成了最好的朋友。　　1989年年末，我还留在海南岛。那是一个很无聊的年代，内地人大部分都从海南岛回到内地了，留下的人很少，商业机会就更少了。易小迪性格很随和，所以在他身边总是聚着好多的朋友。他的印刷厂里总是朋友不断，各种各样的朋友都待在那里。吃饭时，大家就在印刷厂门口，用砖头支起一个锅，煮一锅米饭，大家边吃边聊，印刷厂成了那个无聊年代唯一“有聊”的地方。那时我们生活都特别节俭，我到他的印刷厂去，他请我吃饭，一般我们点上一个菜，来上两碗米饭，放上辣椒就可以了。他从五指山大厦跑到我这边来，我就请他吃饭，有时一人一碗河粉就行。有一次我提议说吃面条，他说行，我说咱们点个菜吧，他说吃米饭就点个菜，吃面条就不点菜了，一人吃一碗面条就可以。过了一段时间，易小迪和几个朋友一起成立了“海南省佛学研究会”。研究会的牌子就挂在五指山大厦对面印刷厂的外墙上。他们还给我封了一个头衔——“海南省佛学研究会秘书长”。我们开始一本本读佛经，读的时候基本上都读不懂，于是我们就读南怀瑾解读的佛经，读完以后我们之间在这方面的交流多了一些。实际上这个佛经是一个引子，通过谈佛经就把人的价值观、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谈出来了。我觉得这个朋友很难得，如果没有这个朋友，自己探索是非常孤独的，可能很快就放弃了，如果动不动找个师父就比较江湖了。如果两个好朋友，没有任何功利地去探讨，结果就全然不同了。现在回想起来我整个思想的成长，我庆幸走过这样一段路，有这么一位朋友相伴。虽然我悟性不够，没有长进，但是从此我的性格变平和了一些。　　当时我还管着一个很不景气的砖厂，在海口的秀英。在那一带，经常有“烂仔”骚扰我们——海南岛把当地的小流氓都叫“烂仔”。一次有一群“烂仔”拦住了我，不让我过去，说这路是他们修的，让我付钱才能过去。这群“烂仔”的头儿是一个个子很小、晒得很黑的小伙子。据说他在当地非常出名，当时他手里还拿着一把砍柴的刀。我心里知道，他们不敢砍我，所以我就没有理会他们，一直往前走，后来，这群“烂仔”看我没有理他们，骂了一顿也就走开了。走过去以后，我很郁闷，找到易小迪把这件事告诉了他，易小迪对我说，以后“烂仔”要找你的麻烦，你千万不要再找一群“烂仔”对付他们，要找派出所，找级别和境界比“烂仔”更高的。在易小迪的指点下，我去了秀英派出所，并认识了一位姓符的民警，我告诉符民警说经常有“烂仔”骚扰我们，请他们给予帮助，之后符民警也成了我的朋友。　　那时的海南岛非常缺电，照明用的电都是自己的发电机发的，一天晚上，我正在灯下看书，突然电灯灭了，我想肯定是小偷把我们的小型发电机偷跑了。出门一看，果然是。于是我们三五个人就一直追出一两里地，直到小偷放下小型发电机自己跑了。　　有一天晚上，我和这位姓符的民警在一起，一群小偷偷走了我们许多的塑料布，我们知道后，就一直追，追了差不多十几里路，终于抓住了一个小偷，符民警用手铐把小偷铐到窗户的铁栏杆上，铐了两个多小时，后来我跟这位民警说：“放了他吧，要不他没办法上厕所了。”　　我回到海口后，把这事又告诉了易小迪，这次易小迪没有给我出什么主意，只是淡淡地对我说：“我们一起念念佛经吧！”　　想起来，在我困难的时候，我最先想到的总是易小迪，他不一定会给我多少物质上的帮助，但他的讲话会给我力量，给我战胜困难的勇气。同样，在他最困难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也是我。　　记得1994年，阳光100在南宁拆迁一个糖果厂，许多退了休的老职工对这个工厂很有感情，不满意拆迁的情况，他们组织到一起，包围了阳光100的公司及商场。当时，易小迪打电话希望我去南宁帮助他，我马上坐飞机赶到了南宁，发现易小迪居然赶到机场来接我，我对他说：“你忙得焦头烂额，何必来接我呢？”我虽然赶到南宁，却没有帮上他任何的忙，只是默默陪在他身边。通过谈判，事态平息了，我劝他还是回到北京来开发房地产，他同意了。　　回到北京后，阳光100做得很成功。同时，他在全国的12个城市开发房地产也很成功。回想起来，从80年代开始，有多少商人起起浮浮，但阳光100在易小迪的带领下稳步地发展起来了。有什么秘诀吗？有一次我在《经济观察报》上看到易小迪引用的两句古话：“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我想，这可能就是他成功的秘诀吧。　　易小迪这个人生活很有规律，我们在海南研究佛经的时候，每天几点睡觉，几点打坐，几点起床，非常有规律。现在，易小迪虽然成了大老板了，但他的生活依然非常简朴。他经常出差，但坐飞机从来只坐经济舱，不坐公务舱和头等舱，他的心境一直是那样平静。　　人生难免有沉浮起落，该如何面对这些起伏呢？我想起来一个圣人说过的话：“Be generous in prosperity and thankful in adversity.”　　悍然王功权　　王功权是个性情中人，很真诚，情感非常地饱满。他身上有一股热情，说个什么事情，绘声绘色、头头是道。他的表达，不是为了说个东西而说东西，而是掏心掏肺的，无论是革命也好，谈女朋友也好，都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其中，常常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他就是这样一种性格。　　跟王功权在一起，很容易被感染。有一段时间，王功权对我的影响非常大。王功权是一个非常慷慨的人，但不能简单地用江湖义气来形容，他有一定的境界，很有追求。　　我们六个人成立公司时，实际上是王功权出的力更多一些。一开始还有另外几个筹备的人，后来因为观点不合退出了。他们琢磨开公司的时候，王启富跟我比较熟，他说我们成立这个公司一定要让老潘过来。我那时候才20多岁，特别瘦，满脸皱褶，头发也长，都可以拽到嘴里了，外人很难看出我的真实年龄。海南岛的人以为我50多岁，他们说老潘你50多岁了，保养得还是不错的，你们北方人就是会保养。　　于是，冯仑和王功权先找了我一次，说我们做了一个公司，合伙人都是几个好朋友，得把你请过去。其实当时我的状况非常好，在一个中外合资的企业里当部门经理，收入很稳定，有房子，有车子，发展得非常好，所以我有些犹豫。我说我想想，然后到他们成立公司的办公室去看了看，觉得乱糟糟的。当时我跟易小迪很熟悉了，他们就动员他请我过去，说我们六个人，不管年龄大小，不管出钱多少，我们六个人地位是平等的。我想了想，还是过去了。冯仑主要是打通关系，他认识的人多，具体做事就是我跟王功权。其实跟王功权在一起做事情还是非常愉快的。第一，这个人值得信赖，从心里面值得信任；第二，他没有躲躲藏藏的事情，合作伙伴做什么事情，如果心里面想什么事情不跟你说，就很麻烦了。王功权就从不这样，他心里想什么就一定要说出来，不管后果会怎样。　　有一次我跟他从海口坐大巴车到三亚，去东亚信托投资公司贷一笔款。当时贷了500万，我们办完手续以后，带上支票往回走。王功权说，咱们打个出租车回去吧。从三亚到海口有300公里路。我说公司刚刚开始，打出租车太贵，还是坐大巴吧，这样还有点时间可以吃点饭。他说行。我们就在那条路上——也就是现在最繁华的解放路——找餐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