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大势：未来30年-3

这也就是为什么，尽管中国社会的改革在转型，但中国社会的改革依然是一脉相承。未来30年 第二部分 中国亟需社会重建（1）孙立平（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是要一种更强有力的权力来包打天下，还是形成一个政府、市场和社会各司其职而又互相配合的多元社会治理模式？这个问题无可回避。改革走到今天，有一个问题已经提出来了，就是重建权力还是建设社会？这已经成为中国今天一个重要的抉择。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原因在于，改革已经走过30个年头，从理论上说，应该形成了一个政府、市场和社会相互配合的治理体系，但从现实角度看，似乎是一种相反的趋势，国进民退、强化权力的迹象依稀可见。这种权力的强化，很多时候是以扭曲市场和打压社会为代价的。而目前对于金融危机的错误反思似乎又为强化权力提供了新的论证。究竟怎么选择，是要一种更强有力的权力来包打天下，还是形成一个政府、市场和社会各司其职而又互相配合的多元社会治理模式？这个问题无可回避。如何面对难以克服的悖论中国社会出现权力强化的趋势，不能仅仅看作是某种思潮推动的结果。根本原因在于经济社会生活变化的本身。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化，经济生活的市场化，整个世界全球化过程的加快，大众社会消费的来临，还有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些因素都使得我们现在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空前的复杂化。我们刚刚经历的这场经济危机以及我们正在经历的种种社会矛盾冲突，其实与这种复杂化有密切关系。它提出的一个直接的要求就是，用一种什么样的治理结构来应对它，这个治理结构有没有应对它的能力。换句话来说，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复杂化，要求一种更强的社会治理。但是，如果没有其他的相应机制，这种对更有效治理的呼唤，很容易转化为对更强大的权力的呼唤，为对权力的呼唤提供正当性。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种情况下，甚至会要求一个比计划经济时代更强大的权力来治理这个日益复杂的社会。所以，在改革30年走到今天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值得我们思考。我们过去说，只要有了市场经济，有了产权的多样化，权力就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限制和削弱，但是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可能会形成一种更强大的、更无孔不入的、更精致的全能性的权力？有没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权力对市场因素和社会因素进行重组，市场和社会都成为强化权力的因素？如果这样一个趋势变成现实，将会形成一个难以克服的悖论。现在我们的社会中，实际上并存着两个东西：权力的强化与权力的失控。一方面对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治理，需要更强的治理机制，而在市场和社会力量都很弱小的情况下，这实际上意味着需要权力来包打天下；另一方面，在缺少其他机制，尤其是缺少社会充分发育的情况下，权力会因为缺少有效的制约而越来越失控，并最终失去治理的效能。这两个东西的并存，无疑是我们现在面对的困境之一。比如说在这次应对金融危机和在应对自然灾害上，强化权力模式的动员能力会显得更为有效，但在处理常规化的经济社会生活时，如果仅仅依靠这样的权力，而没有发育的市场和社会的配合，这种权力往往会捉襟见肘。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如今在社会生活当中觉得权力过分强大，而在治理社会的时候，又觉得权力不够用的原因。未来30年 第二部分 中国亟需社会重建（2）在这种情况下，以勇气和魄力重建社会，形成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并在这个基础上强化权力的治理能力，应当是我们明确的目标。中国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我觉得社会进步这个概念，应当成为我们今天一个重要的社会发展理念。但是，社会进步多少年没人讲了。我们讲发展，我们讲改革，没人讲进步。在发展主义的话语下，社会进步成为一个被遗弃的理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今天的中国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应当有一个非常响亮的社会进步的口号。这一点美国对我们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启示。美国能够走到今天，和两件事情直接有关：一件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社会进步运动；另一件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搞的建设伟大社会。在这里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美国的社会进步运动。当时美国社会进步运动发生的基本背景，跟今天的中国有着非常类似的地方。当时美国刚刚经历了一场快速的工业化和快速的经济增长，但政治*、大财团垄断下的不自由的市场、权利和资本的勾结、贫富悬殊分化，社会动荡频仍，社会道德堕落等等，这些事情在美国当时可以说是非常明显的现象。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由不同力量共同发起了一场内容广泛的社会进步运动。落实公民权利、限制垄断、提高政府的效率，增强政府的公正性、扶持弱者、张扬正义，成为这场运动的重要内容。这个社会进步运动持续了二、三十年的时间，对于改造美国的社会，对于遏制那些恶的东西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个社会进步运动对我们应该有直接的启示。今天中国可能面临的情况和当时的美国不一样，如果说今天中国也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的话，那么这个社会进步运动的目标，应当是制约权力、驾驭资本、制止社会溃败。因为我是搞社会学的，尤其强调后一点。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对中国最大的威胁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社会动荡更多的是来自于外部，就好像一个人被别人打了一拳一样；而社会溃败是什么？是你自己的细胞坏死、烂掉，对于中国来说，最大的威胁是这个。但是我们现在把社会不稳定当做主要威胁，为了维护稳定，我们自己能够治愈细胞坏烂的措施都被束之高阁。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有一个新的思路和新的思维方式。需要魄力和智慧来重建社会社会建设到现在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我个人的看法，社会建设至少要包含以下六个方面的重要内容。第一、一个好的社会、一个相对完善的社会，应当有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的机制。我们这个社会在过去的一、二十年的时间里，利益关系失衡的现象越来越严重。问题就在我们建立了市场经济这样一个体制，但是和它相配套的利益均衡机制没有建立起来。而这个利益均衡的机制是以公平的利益博弈为核心内容，需要有一系列的制度建设，包括有相关信息的获得机制，有关利益要求的表达机制，施加压力的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矛盾解决机制或者叫终结机制等。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得有一个利益均衡的机制和它配合。在目前的情况下，退回到过去的旧体制不能够成为我们的选项，唯一的出路就是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的机制。未来30年 第二部分 中国亟需社会重建（3）第二、一个社会应当有一个比较合理的社会结构。用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来支撑一个相对理想的社会，同时支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这个社会结构至少包含四点：中产阶层规模的扩大；保护抑或是改善底层、穷人的社会生存生态；要有一个起码的社会流动渠道；在不同阶层之间形成互惠共生的关系。第三、促进公民权利的落实，促进NGO组织的发展，增强社会的自我组织能力。但是我们知道，在中国，NGO组织的处境非常艰难。NGO组织的发展需要相应的法律制度环境。第四、要形成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制度化方式。我说的制度化方式至少包含两点：一是这个制度具有能够容纳冲突和矛盾的能力。我经常举一个例子，美国打伊拉克时，国家处于战争状态下，几百万人上街*，美国人没觉得这个社会要天下大乱。而为什么我国在和平时期，几十个农民工上街讨要被拖欠的工资，政府就如临大敌。我们这个制度太脆弱了，要使我们这个制度坚强起来。二是增强我们这个社会用制度化的方式解决矛盾、解决冲突的能力。越是压制利益的表达，利益关系越是失衡；利益关系越是失衡，社会矛盾越是尖锐，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方面，我们似乎走向死胡同。第五、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一个好的社会，应当给人们提供基本保障。这个保障不仅仅涉及公平问题，也是经济上一个台阶的重要条件。但是，我们无论强调社会保障也好．强调社会福利也好，强调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也好，在权力不受制约，财政不受监督情况下，会不会出现这种现象：给你一件体恤，从你身上扒下一件羽绒服。政府是不生产钱的，羊毛还得出在羊身上，拔下十根给你一根？我觉得这是未来一个非常大的隐患。第六、一个好的社会，需要有一个好的基础秩序。这些基础秩序当中最重要的是那些基础制度。比如说规范的现金管理，国民收入即入的制度，规范的票据管理和账目管理等等，这对于一个社会非常重要。这些东西有点类似于城市当中的基础设施，马路、桥梁、管道、输电线路。但是，现在社会生活当中的很多现象实际上处于不可治理状态。你想解决它，却觉得有点“老虎吃天，无从下口”。为什么？因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基础不复存在了。*问题、贫富悬殊问题、假冒伪劣问题，都是因为我们已经缺少了解决问题的基础。所以要重建社会的基础秩序，使得社会生活中不可治理的状态转变为可治理状态，你才有解决它的可能性。在缺少治理可能的情况下，我们通常的办法就是加大打击力度，但是不起作用。而当你能够把这些基础恢复，其实正常的力度就够了。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网上的帖子说，“中国足球为什么就踢不好，因为缺少足球最需要的东西，足球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自由的意志与舒展的灵魂”。在这样一个历史的关键时期，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这样一种舒展的灵魂，“走出体制性拘谨”。未来30年 第二部分 美国的教育不是为了考试，而是让人有头脑陈志武（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面对很多挑战，现在提的较多的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建设创新型国家为什么艰难？产业结构升级为什么难以实现？原因当然包括法治制度、产权保护及国有制问题，但也与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问题紧密相关。从历史来看，产业结构的变化与教育方式、教育理念和教育结构的变化总是相辅相成的。如从某种意义上，科举考试对于专制的农业社会是行得通的。在“小政府”的专制统治中，当官的也用不着宏观调控经济。时代前进，教育也应与时俱进。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变为世界工厂前，几乎所有的美国州立大学和工程学院都侧重于技能型的工程系科。但经济发展促成了教育的全面转型，目前美国服务业占GDP的85%以上，美国教育体系已经转为侧重通识教育，培养通才。也基于此，耶鲁制定的对本科生的培养理念是：如果学生在大学从耶鲁毕业后，在某一领域投入极深，而忽视更广泛的做有思辨能力的公民的机会，那将是耶鲁的失败。产业结构升级绝对是受教育约束的。中国的教育则侧重硬技术，由此产生的人才结构，使中国即使想实现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转移也非常困难。从上幼儿园到读研究生，中国教育一直强调死记硬背应对考试，强调看得见摸得着的硬技能。科学和工程几乎被所有家长、老师所认同，这样的教育体制使中国差不多也只能从事制造业。建立创新型社会必须侧重思辨能力的培养，也必须重视综合人文社会科学的训练。只看重硬技术、偏重训练工程思维，这样离开市场和人性的研究，难以建立价值。为了支持以服务业为主的创新型社会，美国在小学、甚至是幼儿园时期，每年都会安排涉及科学、一般人文社会、语言方面的课程，每门课程完全由授课老师决定教材和内容。以人文社会课程为例，可能先是重点了解亚洲不同国家的历史和现状，然后是非洲、拉美等等。从幼儿园到小学，讲的深度会慢慢上升，但差不多每年或者每两年就会绕着五大洲讲一圈。但就是这种非常广泛的了解，从小培养了美国孩子“全球化”的视野与思维。在美国，思辨能力的训练自幼儿园开始就是教育的重点。具体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课堂表述和辩论，老师给孩子们很多表述的机会，让他们针对某个问题各抒己见或辩论。其二是科学方法的训练，多数校区要求所有学生在小学四、五年级掌握科学方法的实质，这不仅为学生今后的学习、研究打好基础，而且为他们今后作为公民、选民做好思辨方法论的准备。而现在为止，我接触的一些国内博士研究生、甚至科学家，从他们研究、思考和做论文的方法上，很难看出他们理解科学方法的本质。美国的教育不是为了考试，而是让人学会思辨，培养头脑，避免被愚弄。思辨能力的培养，让学生听到任何话都自然去怀疑、审视，然后去寻找证据证明这个话逻辑上、事实上或数据上是否站得住脚。这种习惯看起来简单，但却是培养自主思考非常重要的开端。同时，还能够把思想表达得很清楚，给人以足够的说服力。在目前，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产业结构升级、创新型国家建立等多方面愿望和渴求迫切时，实现这种教育转型尤其重要。高等教育大规模发展带来的可能不是社会科技和生产效益的全面提高，而是社会性的过量教育和就业困难。医改篇未来30年 第二部分 医改方案重在落实宋晓梧（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新医改方案有重大突破新医改方案第一次明确提出，建立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医疗保险和服务制度，我认为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历史性突破。新的医疗保险明确了三个主要方面：职工医保，居民医保，农村医保。这是对的，过早提出建立统一的医疗保险制度，时间还不到，需要在此基础上逐步往前走。将来变成统一的医疗保险制度，这需要一个过程。从中国实际情况看，这有待于二元经济结构的消除。中国城乡的社会经济背景差别还很大，因此，尽管目标是建立覆盖城乡的统一制度，但现在却可以先用不同制度把不同的群体覆盖进来。制度不一样，说的是不同医保水平有差异，医改制度本身并没有差异。比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城市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显然是两个制度。有学者希望将这两个制度尽快统一，这不现实，太理想化。作为一个重大的社会政策，医疗不能脱离它的经济基础。现在医保已经覆盖了90%多，但城乡不要变成一个统一的缴费、收费管理制度，目前还是三个制度并列。有一些发达地区，比如上海近郊，城乡差距已经很小，可以把农民纳入到城市居民一体化管理，但还是两个制度。也就是说用一个管理机构、两种制度来管理，这是完全可以的。这次医改既有一个长期目标，又有近几年需要解决的问题，应该说考虑得还是比较周全的。医生可以多点择业，这也是很大的突破。过去我做医改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医生怎么管理是个很大的问题，多点择业以后，他就不再依托于某一个医院，他的发展方向会变成自由职业者。这种发展方向有点像发达国家的医院。医生本身是自由职业者。医院无论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医生跟医院就是契约关系。不像现在，好像医生就是公立医院的人，医生就是依附于公立医疗机构，像国家行政工作人员。我认为，在这方面继续探索下去，可能会对我们国家的医院管理体制产生很大影响：医疗资源将更好地流动起来，医院之间会在医疗资源方面产生竞争。再有一个突破，政府三年投入8500多个亿，这个投资力度是过去所没有的。过去政府财政收入没这么高，认识也不像现在这样到位，拿点钱很困难。好像以经济建设为主，医疗保险就应尽量少花钱。地方医院甚至还要向财政交钱，这也是医院企业化的一个诱因。尽管中央政府从来没有提出过要把医院像企业那样推向社会，但也造成了以前医改那种受人诟病的市场化。新医改要制止这种现象，明确公立医疗机构的公益性质。这次医改重申了过去正确的原则。有些过去虽然提出来却没有做到的问题，这次又明确提出来要进一步去做，这些都是很好的进步。还有一些突破，比如，把公共卫生提得很高，对药品谈得比过去更明确，包括基本药物目录。而且，此次医改方案广泛发动社会各界来讨论，这也是以前没有过的，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医改方案重在落实我想强调的是，医改方案重在落实。以前医改也提出很多很好的设想，但落实起来比较难。此次医改应该说得到中央、国务院各方面的高度重视。以前地方官员的精力主要集中在GDP上，现在确实要把社会事业跟经济事业和谐发展，达到最有利于落实的条件。但是难点在于公立医疗机构的改革，在于以药养医机制的解决。从目前看，这依然是一个还需进一步探讨、研究的问题。公立医疗机构改革，受到整个社会环境的限制。比如，事业单位怎么定位，怎么改革，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怎么搞，现在争议很大，没完全解决。医疗机构过去都是作为事业单位，在这个大环境里公立医疗机构改革有一定难度。而以药养医的机制如何转变？在我看来，目前的实际情况还没根本改变，下一步怎么改，路径还不是非常清晰。根据世界各国以往的经验看，韩国、日本过去也是医药混在一起，后来施行医药分开，也经历了比较复杂的过程，甚至“医闹”非常厉害，韩国医生上街*等等。公立医疗机构改革，真正落实起来还是很困难的。这次医改方案，没有明确公立医疗机构改革，只是让各地医院去试点，让各地去探索。但是，医改现在提出的目标很高，也很好，如果说三、五年没有真正落实，人民群众就会失望，失落感就更大了。因此，医改方案重在落实。同时，有一个倾向值得注意：现在各地都强调医改好，是民心工程，有些地方干脆就施行全民免费医疗。不要说在中国当前的历史条件下，即使发达国家也没有敢这么做的。比如英国，它的公费医疗也是按照标准理论搞，而且还有很多限制，它的医保水平也是很低的。这个现象一定要注意，有的媒体还在广泛宣传，好像是配合新医改，掌声一片，我认为这是很危险的。要谨防地方官员脑袋瓜儿发热，把医改当成政绩来做。我认为，医改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整体规划去做。比如，中央说坚持国家筹资、单位缴费、个人三者合理分担的原则，比如医药费用的原则，这就是医改方案的原则。你怎么可以让单位也不交了，个人也不交了？如果这样一放开，医疗费用立马是无底洞。历史经验证明，这种做法是对医疗资源的巨大浪费。医改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好像过去看病难，看病贵，现在干脆就敞开了。这种解决民生问题的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医改已经启动，没有回头路。这是巨大的进步。未来中国一定是各地方走出自己的模式，最后来推动全国的医改。扩大医疗服务的开放，可能是今后在贯彻执行中央政府新医改方案当中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未来30年 第二部分 加快医疗服务开放（1）周其仁（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从目前医疗改革形势看，我们要加快医疗服务的开放。为什么？很多人认为政府增加了投入以后，医疗的看病贵、看病难会很大程度得到缓解，这个前景是存在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医疗服务供求不平衡的格局形成了很多年。我做过一个调查：1978年至2005年，中国的GDP（现价算）增加了50倍，社会医疗卫生服务总支出增加了78倍，其中，个人医疗开支增加了200倍。从需求看，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远远高于GDP的增长。从供给方面看，从1978年到2005年，中国各类医疗机构增长76%，其中医院增加了一倍多，诊所增加了不到两倍，公共卫生机构增长得很慢。医护人员增加了75%，其中，护士人数增加了倍，医生人数增加不到一倍。如此快速增长的医疗需求追逐如此缓慢变化的供给，看病既贵且难，还有什么奇怪的？2005年开始医改讨论，讨论了三年。这三年中国的GDP增长更快，都在11%、12%这个水平，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非常快，基本上跟GDP增长同步，也达到了11%、12%的水平。其中用于医疗卫生开支的需求增长也没有下降，而这三年改革由于医疗体制的未来方向不清楚，我们对医疗方面的各种机构、社会资本、医院改制差不多都停下来，等着这个未来方向的明确，所以这三年我看到的是看病贵、看病难的情况没有明显的缓解。2009年4月份，*中央、国务院出台了新的医改方案，特别部署了2011年之前这三年的行动方案，在这三年的方案中，*总理宣布要增加8500亿元，这是在4万亿元以外要增加的投入。这个投入的方针是吸收了医改讨论当中很重要的意见，2/3补给了需方，1/3补给了供方，补给供方的部分主要用于组建基层社区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所谓的“需方”，就是病患方。“三分之二补需方”，就是未来三年将有6375亿元用于扩大城乡医保的范围与财政支付的比例，从而增加了需方的财务支付能力。“三分之一补供方”，则是未来三年政府要拿2125亿元来搞医疗机构的建设（包括城乡基层的社区医院）。不论其他，单看这三分之二对三分之一，供不应求就是明显的。还要考虑，除了少部分人可享受的公费医疗，当今城乡医保，没有百分之百报销这回事，患者一定还要自付部分医疗费用。这就是说，补需方的那个三分之二，实际形成的医疗需求一定大于6375亿元。同时，补供方的那个三分之一，因为包括了基建和设施的投资，所以，形成的医疗服务能力，又一定小于2125亿元。如果中国的医疗服务已属“产能过剩”，那么，以上未来三年的供不应求，还不会酿成大麻烦。可惜，实际情况是中国早就出现了医疗服务的供不应求。这也是前几年笔者讨论医改的基本出发点。那这是什么局面呢？1/3补给供方，2/3补给需方，就是原来需求增长更快的力量上又追加了新的力量，把原来不看病的很多人覆盖到看病这个范围内来，那么就诊的需求比过去将会有一个爆发式的增长。谁给他们看病？给他们看病的力量在什么地方？医疗服务供应不到2－3倍的增长，要满足就医需方78－200倍的增长，缺口将可能进一步加大。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已经解决很多难，如吃饭难、出门难、住店难等。但现在看病难还继续存在。尽管未来两三年投入8500亿元，但我的看法未来几年供求之间的压力不会缓解，而会加大。因为1/3投入很多是设备，设备不等于医疗服务能力，投资一个房子不等于看病力量的增加。要形成看病的力量，招募有经验的人员，训练提高服务都要有一个过程。未来30年 第二部分 加快医疗服务开放（2）所以尽管中央政府已经史无前例地在医疗方面增加了开支，剩下几年在医疗供求、解决看病难的问题上，还将面临巨大的挑战。挑战的出路在哪里？扩大医疗服务的开放非常重要。从2005年到2009年新医改方案出台，四个年头又过去了。期间，“市场化医改失败论”来势汹汹，谁也闹不清医疗服务体制的未来走向。大家观望、等待，当然谈不到扩大医疗服务能力。可这几年居民收入还在增加，城市化还在推进，老龄化也没有停止步伐——这些都指向医疗需求的更高增长。这样来论医疗服务的供求形势，当然是供不应求，加供不应求，再加供不应求。医疗问题是一个保障问题，这个保障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医疗的财务保障，是指怎样经由多种方式为患者筹措看得起病的财力；第二个层面是医疗的服务保障，是怎样动员人力、物力、技术和组织资源，通过增加医疗服务能力来满足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很遗憾，我们到目前为止，在公众的认识，包括专业的讨论当中，这两个层次分得不清楚。发达国家与我们不同，因为发达国家长期没有管制医疗服务的价格，医生的收入非常高，所以医疗服务的供给是充分的。发达国家的医疗服务资源过剩，所以他们医改主要解决的是医疗的财务保障问题。而中国除了财务保障，还有服务保障的问题。新形势是，在政府花财力大手补需方之后，本来就供不应求的医疗服务面临更严重的供不应求压力。除非放手开放准入、采用针对性强的刺激医疗服务供给的措施，否则，“看病难”的现象不但难以缓解，甚至还有可能加剧。由于医疗服务费用高，很多中低收入的人群看不起病，所以财务保障是医改的第一位问题。中国不但有财务保障问题，也有服务保障问题。我们国民的收入高速增长，人民群众对医疗需求迅猛增长，城市化在推进，这些变化提高了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我们有很多医学院的学生，不愿意去医疗机构，因为合法的收入偏低。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未来的三年当中，医疗服务供需平衡会遇到很大的问题。那么，哪些医疗服务领域扩大开放呢？一是要加快改革。最重要的改革就是让已有的医生和医护人员能够充分地发挥服务的潜力，这方面有巨大的余地。我们医疗卫生服务的结构布局不合理。人口在流动，医疗人员配置还是按照原来不流动的格局配置，医院服务的网点要重组，也要流动。新医改方案里明确要让那些有品牌的大医院通过连锁提高医疗服务供给能力，这个政策要很好贯彻。同时特别鼓励社会各种资本，包括境外的资本进入中国的医疗服务行业，扩大开放。在其他领域的开放充分证明，在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的情况下，开放可以大大增加我们利用世界资本、技术和管理。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中央制定了吸收全球各种人才的计划。我认为应该高度注意吸收医疗卫生服务人才，吸收有品牌的机构到中国来。在医改讨论当中我们就注意到，中国在很多领域开放很到位，比如，台湾王永庆企业如果到大陆来，在任何地方办个工厂，从中央到地方都欢迎。但要办一个医院，从1999年申请到现在都没有批下来。因为医院高度依赖于品牌，如果我们内生的品牌医院资源不会一下子那么多，可以通过开放去解决。各个地方要像招商引资一样地招医引医，否则现有的医疗服务肯定难以满足老百姓日益增长的就医需求。有很多疾病不是一两天可以消失的，环境改善了，疾病不会很快消失。而且人们收入提高后，大家对疾病的敏感程度会提高。过去认为不是病的，现在则认为是病；过去认为不需要花很多力量治疗，现在需要治疗。随着收入的增长，医疗服务的需求还会快速增长。所以扩大开放以增加医疗服务供给非常重要。未来30年 第二部分 加快医疗服务开放（3）扩大开放还需认真面对对内开放问题。我们现在发展基层卫生组织是对的，但是自1978年以来，当年的赤脚医生转为乡村医生，他们多年在地方、村庄里面经营、开业，获得了老百姓的承认，他们的服务能不能纳入医保的领域里面来？一些地方是开放的，他们的服务只要老百姓愿意选也可以拿到医保新农合里报销。但是一些地方试图重新垄断起来，只有政府办的机构才能纳入医保。这要调整，高端、中端、低端医疗服务机构都要开放。价格政策非常重要，基本医疗服务的价格，新医改方案里明确，要在财政出资的前提之下，按照成本价的原则定价。但是在基本医疗服务以外的部分，应该也必须让市场的价格机制发挥作用。我们应对金融危机加大了投资力度，这个货币量在未来的两到三年当中会起到作用，也可以说过多少年后，就不能用1块钱买到2009年1块钱可以买到的东西。那么哪些领域会更加买不到？一定是供给不足的那些领域。当物价指数总水平往上走的时候，哪些领域物价指数会走得更快呢？一定是供给不充分的。所以我们不要让医疗服务变成未来几年当中供给不充分，相对价格涨得更快的部分，就应该注意扩大对医疗服务的供给能力的动员，要让更优秀的人学医，要让有具备资质的机构开办各种各样的医疗服务机构。包括对境外，要鼓励身体可以、经验丰富的退休医务人员开诊所，执行新医改方案里讲的可以多点行医。在医改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慎重——怎么样以医养医？不要在以医养医没有解决之前，就轻易地改变以药养医。因为以药养医毕竟还在养医，如果以药不能养医，以医不能养医，那最后谁来养医呢？医生没人养，新的优秀人才怎么可能进入这个行业？这样，医疗卫生服务就会陷入长期供给不足。医疗卫生服务相对灵活的定价机制非常重要。我不认为价格制定部门可以对医疗服务这么多样的项目，可以按成本定价的原则制定反映供求的价格。过去的经验是一轮价格调整十年，而十年当中市场的价格全变化，相对的价格根本追不上市场变化的速度。医疗服务领域的改革，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关于公立医院的改革，一些医院院长有点意见，说这么大的医改方案，对公立医院没有明确到底怎么改。我在座谈中问他们，这个新医改方案里面有没有说大公立医院不准改？没有明确说哪些地方不准改，这就是好文件。没有说不准改，你就可以改。中国的实践不是先写清楚才把它做清楚的，中国的实践从来是先做清楚再把它写清楚。总之，我们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估计到形势的重大变化，扩大医疗服务的开放，可能是今后在贯彻执行中央和国务院这次医改方案当中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未来30年 第三部分 我亲历的三个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不寻常的一次会议，在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特别重要，因为它实现了我国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当时的背景是什么？从国内情况看，第一，思想理论的拨乱反正。通过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打破了“两个凡是”，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当时真理的标准讨论是耀邦同志组织的。原来是在南京大学胡福明和中央党校孙长江两位教授的文章的基础上形成的，1978年5月10日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发表了，11日在《光明日报》又以特邀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新华社当天就在全国转发，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全文转载。在全国引起了讨论的热潮。5月17日，一位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的领导指责说，这篇文章“思想上是反动的，理论上是荒谬的，组织上是砍旗的”。所以这给耀邦同志很大的压力。后来小平同志出来讲话了，他说：我原来没有注意这个文章，后来听说不同意见，我看了一下。看了以后我觉得这篇文章是*主义的，现有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小平同志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上又高度评价了这场大讨论，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讨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了，他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的确是一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问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18-31页。]。第二，*了冤假错案，端正了组织路线。耀邦同志后来当了中央组织部长，准备了大量的材料，在中央开会的时候给大量的干部*。这就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组织上的准备。第三，经济上的左倾路线使我国国民经济处于停顿状态。拿农业来说，万里同志当时是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他说：我当第一书记的时候，安徽省28万个生产队中能够维持温饱的只有10%，65%的生产队人均收入低于60元，25%的生产队人均收入只有25元。安徽省是农业大省，但为什么出去要饭的人最多？非正常死亡300多万人。过去左了那么多年，几乎把农民的积极性打击完了，不肃清左的问题，农业永远不能翻身。安徽的小岗村农民冒着生命危险去搞包产到户，效果很好，解决了温饱问题，出去要饭的人也回家了。民间流传说“要吃米，找万里”。从外部环境看，当时国际上兴起了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但是我们却停留在阶级斗争，经济没有发展，而且到了非常困难的边缘。台湾的朋友说，你们搞*的时候我们在搞建设，所以台湾变成了“四小龙”之一。现在反过来了，你们在搞改革开放，我们在搞“*”了。因此台湾经济没有发展，人民生活没有改善，竞争力大大下降了。人民得不到实惠，*下台是必然的。未来30年 第三部分 我亲历的三个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我先后参加过六个中央文件的起草，其中三个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一个是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二个是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三个是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三个*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对推动中国改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改革的决定，我有幸参加了这个《决定》的起草工作。当时解放思想冲破了“左”的干扰，农村改革取得了突破，农民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了，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1984年农业生产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粮食增产达到4070亿斤，创造了历史最好水平。过去搞计划经济，农民没有积极性，农民的劳动跟自己的收入没有关系，所以农民说，插秧一行是七棵，前面六棵不知道给谁插的，最后这一棵才是给自己插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解决了这个问题，交了国家的，留了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产品丰收了，要有市场、要有销售渠道，同时也要求交换农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所以就迫切要求城市改革。但是城市还是原来的那套体制模式，还是计划经济那一套，有以下几个弊病：一、政企不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经济部门直接管理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企业失去了自主权和活力，结果宏观经济决策没搞好，微观经济活动又管得死，严重压抑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二、条块分割。把完整的国民经济分割为众多的部门所有制和地区所有制，造成了部门壁垒、地区封锁，限制了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横向联系，影响了行业之间、企业之间的专业化协作，使企业的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合理地发挥。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沈阳有两个厂，一个是变压器厂，旁边一个是冶炼厂，变压器厂由机械工业部管，冶炼厂由冶金部管，结果变压器厂需要的铜由机械部从云南等地大批量运来，而冶炼厂生产的铜由冶金部分配到全国各地。一墙之隔的两个企业不能横向联系，造成了大量的物质和时间上的浪费。部门之间缺乏联系，扯皮很多，“九龙”治水，对权力抓住不放，而对责任往往一推了之，这种权利最大化、责任最小化的弊病很突出。三、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来管理经济，主要不是商品生产、价格规律和市场在起作用，使企业缺乏竞争力和应变能力。四、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很严重。分配没有真正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干好干坏一个样，形成了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的局面，严重地压抑了企业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以上弊端使社会主义经济失去了活力，严重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在这个阶段，也受到了极“左”思想的干扰，一位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曾经在一封信里批判了经济学家关于利用价值规律，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观点。他说，这些主张“必然会削弱计划经济，削弱社会主义公有制”，势必“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1982年9月《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批判了主张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观点，说这些观点是否定计划经济。1983年在清除“精神污染”的背景下，在党报上对“减少指令性计划、增加指导性计划”的看法，开展了有组织的批判，强调指令性计划是计划经济的标志，还把商品经济、指导性计划作为精神污染来清除，可见这一年思想理论界很紧张，理论上很混乱。未来30年 第三部分 我亲历的三个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接近六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基础上，党在十二届三中全会认真总结了经验，1984年10月20日通过了《*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阐明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规定了改革的性质、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在理论上和政策上也有许多重大的突破。其中一个重大的突破就是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决定强调，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益、灵活经营，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改变了原来十二大提出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同志对这个《决定》予以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1008页。]这一论断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其实早期在理论界争议是比较多的。人们对于原来计划经济的弊病早有认识，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但是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却不清楚。当时计划经济“一统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又乱，一乱又统”的恶性循环。只是在你管、我管上做文章。我在1956年就提出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的建议，在1956年12月6日《人民日报》第二版上发表了，当时认为这种体制不行，造成了官僚主义，限制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计划经济部门怎么管理呢？一个是靠开会，一个是发文件。那时已经出现“跑部前进”了，企业缺电要找部里；缺煤了，没有任务了，要找部里；没有人了，也要找部里。因为企业不是一个企业，而是一个部门管理下的车间。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都没有自主权。当时认识到这种体制是不行的，但是不知道改革的方向。当时人们的思想当中，认为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是对立的，互相排斥的。这有其历史原因。因为*、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是相互排斥的。列宁起初也坚持这个观点，后来遇到了困难，他就实行了包含商品经济内容的“新经济政策”，但只是作为暂时的政策，没有在理论上加以说明。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有不正确的认识。特别是1957年以后“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认识处于僵化状态，有的地方甚至在理论上出现倒退，把商品经济完全归属于资本主义的范畴。所以在实践当中，限制、扼杀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步建立起高度集中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要进行这样的改革，首先必须要在理论上突破，理论上怎么突破？要解放思想。我记得当时首先提出商品经济理论的是广东一位叫卓炯的经济学家。1979年在无锡召开的社会主义经济价值规律讨论会上，也有人提出商品经济的意见，还有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改革小组也提出类似的意见。这些见解没有被中央采纳，没有进入到中央的决策，但是这些意见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未来30年 第三部分 我亲历的三个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写出一个如小平同志所说的“一个政治经济学初稿”，原因就在于党中央集中了全党的智慧。开始讨论十二届三中全会究竟开什么内容时，小平同志说最理想的是要搞一个改革的文件，十一届三中全会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起了很好的作用，这次三中全会能不能搞一个改革文件，这个文件将对全党起到巨大的鼓舞作用。他说就搞这个文件，别的不搞了。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中央成立了以*、*、胡启立、胡乔木、姚依林、田纪云同志组成的文件起草领导小组。从1984年5月份开始组织一些同志对文件的起草进行酝酿，先后找有关部门、有关省市的领导开座谈会。起草小组在第五稿的时候把草稿发到中央各个部门、各个省市自治区征求意见，各个部门和地方都认真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修改意见。比如说当时国家体改委提出，文件在讲到过去的经济模式时，必须明确它是限制商品经济发展、排斥价值规律的。在讲到改革要建立新的模式的时候，应当明确提出我们的经济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4年9月10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给中央常委写信，提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三点意见，指明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陈云同志在他的信上画了圈表示同意。9月11日，中央召集了在京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纪委委员、中央各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各省市区、各大军区同志，以及26个大企业的负责同志共约1500人，认真讨论了征求意见稿，通过讨论加强了对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城市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的认识，同时把原稿第四部分“改革计划体制、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标题改为“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有什么重大突破和创新呢？过去大家知道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决定》第一次提出了“商品经济”这一概念，这很不容易，是解放思想的结果。在稿子起草过程中，党中央和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先后八次和起草小组进行了座谈，共同修改这个决定。在起草过程中，我提出，改革就是要为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扫清道路。从我们改革试点的实践经验来看，什么时候我们比较注意发展商品经济了，什么时候经济就比较繁荣。哪个地方重视商品生产，那个地方经济就比较有活力。这是我经过多次调查得出的结论。包括广东，就是因为先搞了商品经济，才有了活力，老百姓的日子就比较好过。所以可以这样总结，在“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这句话之外，还要加上一句“只有发展商品经济才能富中国”。但是，我的意见提出来以后，起草小组就有人不赞成把商品经济写入《决定》，主要担心是什么呢？害怕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混同起来，怕变成资本主义。我认为，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第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的，和资本主义是有区别的；第二，商品经济和计划经济并不是对立的，商品经济越发达，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高，就越需要在宏观上加以指导。但是当时在起草小组通不过，因为反对的人官都比我大，所以我没有办法了。后来我建议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名义，于1984年9月初在北京西苑饭店召开理论研讨会，请了20位学者专家参加会议。在会上，我首先提出：应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这是当前改革要求在理论上的一个关键性突破。大家一讨论，思想都比较解放，意见很一致，认为“商品经济是个必然的途径和资本主义制度并无必然联系，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范畴”，“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商品经济同计划经济不是对立的”。另外，我们也讨论了另一个问题，就是过去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提法问题。为什么提出要以计划经济为主呢？因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制度，是必须要坚持的，市场调节只能作为辅助作用。一个是社会制度，一个是手段和方法，这两个东西不对称的。要么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要么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要么计划与市场。我们把讨论的结果给中央写了报告，时任总理的*阅后批示给起草小组，并说“马洪同志也有这个意见”。因此在十二届三中全会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写到决定上去。但是当时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人们在理解上却不同，有人侧重于“有计划”，是有商品的计划，有人说重点是要发展商品经济，争论还没有停止。关于计划与市场，已在世界范围内争论了近100年，我国理论界的争论也没有停止过。什么是市场？我曾经在多种场合讲到，哪里有商品交换，哪里就出现了市场，它不是社会主义特有的，也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它自古就有了，古文中有“日中为市”的提法。一个地方有了市场，就会繁荣起来，城堡加市场，就出现了“城市”。资本主义国家叫“城市”，社会主义国家也叫“城市”，并不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就叫“城计”，也即“城市加计划”。由此可见，计划与市场这两个概念是一种手段，一种方法，不是社会制度的特征与属性。未来30年 第三部分 我亲历的三个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第二个*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根据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精神，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明确了，怎么建立？当时心中没数。所以中央专门在十四届三中全会研究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过讨论，认为必须建立五根柱子。第一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第二要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第三要建立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第四要建立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第五要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在起草这个《决定》过程中我负责市场体系这部分，当时一起参加的有郑新立、张卓元同志，我们三个人是一个小组。在这个《决定》中，第一次把资本市场写上去了，这不容易，因为解放以后不能提“资本”两个字，怕“资本”和“资本主义”相联系了，所以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只能叫“资金”，“资金利用”、“资金周转”，不能提资本。其实，资本是生产要素，不是与资本主义相联系，我们社会主义同样要利用资本这个要素。关于提“劳动就业市场”还是提“劳动力市场”有不同意见。我坚持要理直气壮地提出劳动力市场，但有人说：劳动力怎么进入市场呢？劳动力进入市场就影响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所以不赞成劳动力市场的提法。为了使我的建议得到高层的支持，我曾分别征求薄老和李岚清副总理的意见，他们的反应很积极。薄老的回复是，“尚全同志：我对这个问题没有做过深入研究，在目前我们实行市场经济或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劳动力市场是自然而然的。因此，我同意你的五点论述，但我觉得目前不必多争论，多看几年自然而然（或顺理成章）的解决。”李岚清同志的回复是：“我原则赞成这个意见，但劳动力一般理解为体力劳动，劳动力市场应为广义的概念，应包括脑力劳动，因此，提法上还值得推敲。”后来中央常委专门开会讨论《*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我有幸列席参加了，我当时心血来潮发了言，我说：必须明确提出“劳动力市场”。我一口气讲了五条理由：第一，劳动力的价值只能通过交换才能体现出来。劳动力进入市场是劳动的能力进入市场，而不是劳动者本身进入市场，不是把劳动者去作交换。劳动的能力有大小，贡献有大小，因此反映他的价值也是有大小的。第二，确立劳动力市场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我们要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就必须使要素进入市场，如果劳动力这个最活跃的要素不能进入市场，那么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就很难建立起来。第三，我们现在就业压力那么大，不开放劳动力市场，就业压力解决不了。第四，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已经有了劳动力市场。第五，我们提出“劳动力市场”不会影响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我记得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先生说过：你们的汽车司机服务态度不够好。因为司机认为我是工人阶级，我是主人，你坐车的是仆人。主人怎么给仆人服务呢？所以心态不平衡。工人阶级是一个整体概念，而具体到每个工人的是局部概念，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会议没有继续讨论，*总书记只说了一句：提出劳动力市场，社会上能不能接受？第二天我找了主持起草小组的*同志，我有点内疚，我说：昨天我不应该发言，但莫名其妙我发了一个言。家宝同志很敏锐，他说：我赞成你的意见，但能不能上中央文件我也没有把握。家宝同志为了把“劳动力市场”写到《决定》上去做了很大努力。起草小组要讨论，他说：不要讨论了，这是中央决策的问题。他怕一讨论就七嘴八舌的又报不上去了。后来他把我关于劳动力市场的材料报送给总书记，*同志又批转给各中央常委，各常委表示没有意见。所以把劳动力市场写进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三个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就是2003年10月*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当时有人认为，我们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搞得差不多了。中央及时指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任务。这个《决定》有几个创新点：第一，提出了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第二，要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机制，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更多地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第三，提出大力发展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是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原来在重要力量后面还有“和生力军”四个字，后来我提出来“重要力量”就可以了，“生力军”就可以不写了，因为有些领域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了主力军了。例如就业问题，五分之四是靠非公有制经济解决的，最后就把“生力军”删去了。第四，提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第五，最重要的是，《决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论断。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提“以民为本”还是提“以人为本”，起草小组作过认真的讨论。我赞成提“以民为本”，因为我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中华人共和国”。毛主席提到“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人服务”；*同志的“*”中，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锦涛同志提出“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都讲的是民。所以我主张提“以民为本”。当时家宝同志反应很敏捷，立即用了一句古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会上，郑必坚同志提出“以民为本”带有政治的内容，因为有些不是“民”，是不是可以扩大到“以人为本”。最后中央文件上用了“以人为本”。以上回顾了*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三个决定。*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都对经济体制改革作出了重要的论述，都有许多理论上的创新。譬如，十三大，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而且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十三大我没有参加起草，但是有一个建议，登在1987年8月20日国家体改委的一个简报上，题目是《希望十三大在理论上要有重大突破》，我讲了三点意见：第一，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是一种手段和方法，不是社会制度的属性，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第二，用经济合同逐步替代指令性计划；第三，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发展，计划与市场结合的形式发生变化，从指令性计划向政策性计划转变，是经济发展和改革的需要。当时国家体改委主任李铁映在简报上批了“送总理参阅”几个字。总理看了以后于1987年8月30日批示：“要把指令性计划改为经济合同制的观点反映到报告中去”。用经济合同制逐步取代指令性计划，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突破。现在看来不觉得什么，但当时是一件大事。因为国家体改委有一个委员考察了匈牙利回来说：匈牙利取消了指令性计划，后来受到了猛烈的批判：“指令性计划怎么能取消呢？取消指令性计划就是取消计划经济，取消计划经济就是取消社会主义”，上到这么高的纲来批判。我在1986年带了一个18人代表团考察了匈牙利，为什么带那么多人去考察呢？因为匈牙利是第一个搞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央派人，地方派人，企业派人，到处派人去考察，匈牙利这个小国有点应接不暇了，他们说：我们的牛都认识你们中国人了。大家都重复地去考察，问的问题也差不多，考察的资料由各单位分别封锁起来，别人不能分享。我当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下决心要改变这种状况，做深入的考察，要弄清匈牙利到底进行了哪些改革，哪些改革成功了，哪些改革不成功，有什么经验教训？而且在考察过程中的重要问题通过使馆用密电发回来，分发中央各有关领导。后来把考察的结果汇编成册，书名叫《艰难的探索》，资料大家可以共享。在考察中我问了匈牙利主管经济的副总理，“你们为什么要取消指令性计划？”他说：“我们根据平衡表编制计划，计划执行的结果就是有的完成500%，有的只完成4%，但谁也没有责任，所以就取消了指令性计划。”后来我又考察了捷克斯洛伐克，副总理见了我，让我到两个大学发表演讲。捷克这个国家本来“拔佳”皮鞋是名牌，解放以前上海有这种名牌的皮鞋。但是后来搞了计划经济没有名牌了，因为计划部门根据当时捷克斯洛伐克人口一千六百万人，计划部门按每人两双皮鞋作计划，总共三千二百万做皮鞋，然后把计划指标分到各皮鞋厂。计划执行结果，生产出来的皮鞋往往人家不要，而人家要的却没有生产，一方面大量积压，一方面又大量短缺。为什么？因为皮鞋这样的东西需要是个性化的，男人跟女人不一样，城里人跟农村人不一样，收入高的跟收入低的不一样，大人跟小孩不一样，你千篇一律一人按两双来做计划，是对资源的极大浪费。他们都明白过来了，很自然地就取消了指令性计划。但我们还在争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特征，取消指令性计划就是取消社会主义。未来30年 第三部分 我亲历的三个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起草十五大报告时，我负责所有制改革部分。十五大在所有制理论上有创新，创新点是什么呢？第一，提出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过去讲是方针，但十五大报告作为基本经济制度，而且跟初级阶段相联系，就是一个长期不能随意改变的制度。第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应该而且可能多样化。第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讲是有益的补充。第四，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我讲过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百分之百的国有，另外一种是国有的在每个企业只占20%。哪一种模式的控制力强？我认为是后一种控制力强，因为前者控制一个企业，后者控制五个企业。第五，提出国有经济的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社会主义性质。在讨论十五大报告时，内地的一些代表提出，“我们的国有经济比重比沿海的高得多，为什么经济发展不如沿海快？为什么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如沿海快？”过去认为，搞社会主义国有经济比重越高越好。第六，各类企业都是同等竞争，一视同仁。另外，十五大也提出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这部分由另外两位同志负责起草。我提出“这一部分怎么没有把‘自由'和‘*'写进去？”他们说：“没地方了。”后来起草小组开大会的时候我发了言，我说：“我建议要把“自由”和“*”写到十五大报告中去。”我讲了三条理由：第一，我们每个人都想一想，问一下自己，你要不要自由？要不要*？我相信如果不说假话的话都要，都要*，都要自由。说假话是另外一回事。第二，《宪法》上讲到有这样那样的自由，为什么十五大就不说呢？第三，*、自由、*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我们不要回避它。要老百姓继续跟着共产党走，就必须把这个旗帜举得高高的。这个建议得到了主持起草小组工作的*同志的赞同。所以他亲自在十五大报告中写上了“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大家记得，2007年开两会的时候*在回答记者说，*、法制、自由、*、平等、博爱，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这是他多年来形成的重要观点。权力没有制衡必然要*，这点大家有共识。但怎么样制衡，建立什么样的机制？一直没有很好的解决。这次十七大里头提出，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这三者既要相互协调又要相互制衡。过去，有人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现在理直气壮写到中央文件上了，这是思想解放的结果。以上是我参与中央一些重大《决定》过程中的体会。总结起来，三十年改革开放有什么特点呢？我体会最深的有四点：第一，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也就是解放思想的过程。每次改革开放的重大突破都是以解放思想为先导。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实现体制创新和理论创新。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主义。”“事实雄辩的证明，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个巨大变化来之于改革开放，来之于解放思想。第二，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同志和他的理论起了关键的作用。例如，当有人严厉批判市场化改革，计划经济回潮时，*同志大声疾呼：“谁不搞改革谁就下台”[这是*南巡讲话中份量最重的一句话。中央将*在视察南方期间的谈话要点作为1992年第2号文件下发，此句话改为：“谁不搞改革开放，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是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459-460页未来30年 第三部分 向着最有希望的30年（1）——2009中国改革十大“关键词”中国改革杂志社魏群、韩雪古称三十年为一世。《说文解字》中有：革，道之变也。经历建国六十载，走过改革开放三十年，2009自然成为下一个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新起点。岁末之际，中国改革杂志社根据这一年发生的改革热点梳理出十大改革关键词，发现新的改革元年是那样急切而严肃地呼唤着继续深化改革，改革仍将是未来中国发展的主旋律。正如资深媒体学者杨继绳先生所写文章《最有希望的三十年》中分析的那样，建立新制度的航程进行了三十年，对经济制度进行了根本性改革。中国虽然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很不完善；政治虽然比过去有进步，但离*政治还有相当长的距离。由于行政权力过度扩张、政治过度干预经济，权力进入了市场交易，最明显的后果是社会不公正。改革期间社会不公正的表现是，对改革的代价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错位。改革中出现的既得利益群体形成了社会强势，改革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而对改革的成本和风险的付出，后者比前者大得多。社会不公正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贫富差距过大；官员*严重；国企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住房改革某些方面失当，甚至损害了底层群众的利益。改革中，一方面不断强化和扩大党政机关的利益，另一方面却在有些领域推卸国家财政应当承担的责任。这种制度性弊端使社会不公正问题更加严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群体事件越来越多。当今，中国人不得不面对两个现实：权力没有被制衡的上层建筑；资本没有被驾驭的经济基础。中国当前有两个尖锐的矛盾：官民矛盾和劳资矛盾。官民矛盾是权力没有制衡的结果，劳资矛盾是资本没有驾驭的结果。在这个制度下，权力的贪婪和资本的贪婪势必恶性结合，这是当今中国一切社会问题的总根源。以上问题不是改革产生的，而是改革不到位产生的；不是市场化的结果，而是市场规则受到没有改革的权力体系破坏的结果。这些问题只有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解决。又一个三十年来了，它的目标是什么呢？当然，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进一步完善，在政治上加快*进程，尽快建立宪政*制度。也就是说，新的三十年的目标是“*政治加完善的市场经济”。在这种制度下，权力和资本将有新的面貌：为社会造福功能会得到更好的发挥，危害社会的弊端将受到限制。显然，将威权政治改变为宪政*政治，是风险较大的制度转型，可能有曲折，但最终还会达到彼岸。这个转型是中国近代社会制度转型的继续。下一个三十年，是中国最有希望的时期。“保八”——在应对危机中成长2009年中国经济先冷后热，最终成绩：GDP增速。人民日报评论说，保八完美收官，我们信心倍增。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自身周期性调整双重影响，中国的出口、用电量、中央财政收入同时出现负增长，工业增速、企业利润等指标大幅下挫。沿海外向型加工经济下众多企业破产，上千万农民工提前返乡，这些都曾一度让民众对经济的未来充满不确定，甚至是恐慌。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果断出台一揽子计划。于是，“8”这个在中国文化中代表吉祥的数字，就成为2009年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关键词。未来30年 第三部分 向着最有希望的30年（2）以“4万亿”刺激计划为主导的一揽子措施，是中国政府为应对百年一遇的全球经济危机而下的一剂猛药，核心之一就是“增加投资、扩大内需”。而对于经济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反弹，“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功不可没。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中国以更加积极和开放的姿态参与全球经济，而中国经济的走势和力量也备受世界注目。据联合国预测：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世界经济增幅可能仅为1%；而中国经济增长率将达到，并由此明显拉动全球经济增长。据此，一些西方知名经济学家和国际媒体称：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引擎”，是引领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引擎论”、“威胁论”和“大国崛起”的讨论，遍布海内外。从海峡两岸代表团的多次互访到国际社会对中国高级智库成立的评论，从达沃斯论坛到G20峰会，从多哈回合谈判到中美战略对话都表明着一点，世界在关注着中国的声音。但中国并没有为此沾沾自喜，官方清晰的看到并且不断的强调我们仍处在发展中国家行列的事实。同时，在这场复苏盛宴的背后，繁荣的股市、疯狂的楼市、闻所未闻的天量信贷以及大量泡沫的风险已经摆到眼前。于是业内开始关注重启的央票发行、银监会更为严厉的监管要求、各地各种形式的融资狂潮及其利弊，民众们则注目着政府在房屋、汽车方面的信贷政策是否会持续不变。为平息各界对政策转向的猜测，官方曾在年中表示“经济企稳但基础未牢，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核心目标是保增长、保就业”，但对此各界评论不一。支持者认为，经济尚未回稳，贸然紧缩不仅会使经济失去动力、刺激措施前功尽弃，不连贯的政策取向也会使人们的预期混乱，沉重打击市场信心，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批评者则表示，当前的银根过于宽松，将导致越来越大的资产泡沫，重蹈美国次贷危机的覆辙。然而两种意见都充分肯定了一个矛盾的现状：收紧货币政策，有很大可能发生“二次下滑”；继续执行宽松政策，新一轮资产泡沫也许并不遥远。只是两害相权，各有所取。这背后反映出所有人的思考，“保八”之后呢？种种迹象表明，美欧的就业状况很可能将继续恶化，经济学家分析国外市场的需求在2010年仍难有明显反弹，加之近期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举措不断抬头，2010年中国出口前景仍不乐观。4万亿投资结构中，基础设施占整个投资的三成以上，比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民生工程、社会事业三项之和还高出个百分点。目前计划已近收官，但外需不足、内需拉动无力；钢铁、水泥、多晶硅、风电设备等行业产能过剩，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过于依赖消耗资源而非技术创新，过于依赖一般加工制造业的扩张而非产业升级，转变发展方式进展仍不理想；甚至于资产泡沫、银行坏账等更大的考验已摆在眼前。似乎正在经历一场“寒热症”的中国经济，仅靠政府投资，路还能走多远？现行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物质资源投入的回报率递减，资源短缺制约经济增长，有些地区的环境已不适合生活，出口不能支撑，投资率的不断提高造成劳动者贫困化，阶级矛盾对立。中国经济亟需培育起新的增长点。未来30年 第三部分 向着最有希望的30年（3）必须让“保八”的过程成为中国对经济危机、经济发展模式和现代化反思的过程，这是各界的一致意见，“以产业结构调整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作为未来的指引，寻求突破和发展。”国务院常务会议在部署2009年四季度经济工作时对结构调整作出了明确部署：要求继续落实、完善促进消费和提高居民收入的各项政策，积极推动最终消费；抓紧出台鼓励和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办法；坚决抑制部分产能过剩行业新上项目。“大危机之下的大机遇，让我们有信心去期待中国经济的一次‘华丽转身’”，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说，新的经济发展方式要求有好的体制环境，办法就是坚定不移地推行改革。专家观点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到目前为止我国的通货膨胀还没有到来，大局比较稳定，至少到2010年“两会”前，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能改变。吴敬琏(国务院发展中心研究员)：短期政策的力度足够大，依靠财政和货币政策来提振经济增长的目标已经实现，当前应及时将政策重点转向长期问题的解决上，从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转向靠效率提高和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式。林毅夫(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2010年积极财政政策还有必要维持，但货币政策可以稍微稳健一点。通过金融机构的调整，促进企业结构的调整，从而收入分配结构就能调整。具体就是建立更多地区性中小银行，加强对中小企业和农户的融资支持，真正促就业，提升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实现收入分配结构的平衡。秦晓(中国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借助财政固定资产投资，推动经济快速大幅反弹，对中国并非好事。经济轻度减速并不可怕，货币政策决不能忽视资产价格走势。中国的货币政策立场迫切需要从宽松转向中性。“群体性事件”——“县政危机”迫使基层政府走上改革前台2009年，“突发公共事件”绝对可居于社会领域关键词的榜首。从湖北石首的“抢尸暴动”到湖南邵阳的“护尸行为”，从西宁及重庆等地的出租车罢运、会宁警民冲突、巴中公交车司机停运、南康征税到郑州民办教师*、韶关旭日玩具厂群体性斗殴事件、通钢事件，一桩桩的群体性事件接踵而来，民众似乎一直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消化释怀。这些事件背后虽然有民众的非理性因素，但更直接的原因是干群关系的日益恶化。知情权不对等、缺乏有效利益表达渠道和公平博弈机会使得“不明真相的群众”与公信力受损的政府之间，形成一种对立关系，纯朴的基层官民关系正在崩塌。2009年9月，《党的建设辞典》时隔20年后再出版，“群体性事件”被收入其中。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今天，道德一直是政权的基石，甚至比政府的政绩更重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官员的道德也应该是商业信誉、公民诚信的典范。总是出现的“躲猫猫”、总是发生的“处女卖淫案”、多次被证实的“警(官)匪一家”传言，让民众失去往日的信任，而被迫质疑政府和官员的言行。更可怕的是，邓玉娇案以及更令人发指的贵州习水大规模性侵*案、浙江丽水数十名中学生遭*案等事件的发生，让民众赫然发现本应行使保护职责的县干部、村主任、党支部书记等，反而成为危害一方的主犯。未来30年 第三部分 向着最有希望的30年（4）犹记得“云南孟连事件”发生后，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愤慨的形容当地官员，“说话没人听，干事没人跟，群众拿刀砍。”民众对政府和官员已表现出不信、不满、不服，在这样高度紧张的关系下，任何一个偶然事件，都有可能导致民众和社会情绪的“井喷”，酿成群体性暴力或非暴力事件。基层矛盾的日益尖锐和频繁，加剧了“县政危机”，这无疑是经济体制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后，对社会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需求。“县政危机”迫使基层政府走上改革前台。2009年的6月，来自河南新密市的农民工张海超成为全中国的焦点。被多家医院诊断出患有“尘肺”，但由于无法拿到法定诊断机构的诊断结果，不能享受国家明文规定的职业病病人待遇，张海超“挺胸走险”，选择“开胸验肺”，只为一纸证明。与之极为相似的是，黑龙江省嫩江县一个名叫代力的普通女子，在胞妹代义离奇死亡后，面对司法机关“药物中毒死亡”的鉴定结论，只能“以身试药”换得一次阳光鉴定。代力的多次极端行为也使当地政府、公安部门下属鉴定机构、民办鉴定机构、多位知名司法鉴定专家，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鉴定争论中。开胸验肺、以身试药，这一个个新词汇的背后，是中国普通民众和弱势群体之殇；兰州老人砖拍违章车辆，八成接受调查的网民(总数超过20余万)表示赞同，这种“替天行道”是法治社会的悲哀。作为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的孙东东，用一句“老上访专业户……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激怒了公众。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孙教授此言不但罔顾基本法律常识，同时也是对公民权利诉求*裸的歧视。但这句话从某种角度上也“诚实”地道出了中国信访制度背后的艰辛。一位多年上访无果的网友在博客中写道，“在冷漠、无助、歧视、失望、绝望、打击、恐惧、寒冷、酷暑、饥饿、疾病、伤痛、愤怒、仇恨、衰老、死亡的威胁与折磨”之中，中国的99%的“上访专业户”都成了“精神病人”！当上访日渐成为各级政府最棘手的公务时，息访就“天然”地成为一地和谐的重要考量。11月，深圳列出十四种非正常上访行为，争论之声四起。这引人瞩目的“钢铁十四条”是否为营造社会和谐提供了最大可能？身处“官出数字”的时代，数字成为一元粗暴的衡量标准，在这种评价体系下，上访率的减少成为众多为官者追逐的目标。“维稳”绝不是一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临时性措施，上访也不是民众的最终目的。执政者必须明白，民众所追求的是政府在拘留“非正常上访”前，结束那些“非正常行政”，这才是和谐的本意。“县政改革”——郡县治，天下安2009年，被视为群体性事件的多发年。而群体性事件多发生在县域基层，在县政问题上，人们看到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中央政策落实上的扭曲、服务型政府目标与掠夺型政府现实的背离、信息不对称和沟通渠道的堵塞造成基层矛盾的群体化和多发化，以及“一把手”权力的失制。为此，“县政改革”成为2009年政改关键词。*中央一号文件再度锁定“三农”，文件提出：要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财政体制改革，将粮食、油料、棉花和生猪生产大县全部纳入改革范围。未来30年 第三部分 向着最有希望的30年（5）到了七月，改革的方向更加明显。财政部公布的《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意见》中写明，“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将在2012年底前在中国大部分地区推行。2009年9月16日，作为全国县域经济的标兵，顺德雷厉风行的推出了《佛山市顺德区党政机构改革方案》，2/3的原党政机构被精简。此举是在经济领先之后的政治试验，如其成功将为全国县域单位提供模仿经验。中国有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很多县的人口超过100万，比世界上的很多国家还要多；西部有的县尽管人数少，但地域广袤。所谓“扩权强县”核心是通过扩大县一级政府的相关权力，以使其具有更大的自主权，从而为实现县域经济发展和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实施奠定基础。目前，从率先推行“扩权强县”改革的浙江来看，能下放的经济管理权限都下放了，强县扩权也似乎走完了应走的里程。因此，取消省、县之间的地级市，实行“省直管县”体制，成为“扩权强县的嫡传”，专家称其“肯定是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的大势所趋。”但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在对广东省进行调研后表示，“几乎所有官员都说现阶段县域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是没钱、没权、没人、没地。从省到地级市到县(包括县级市)都是如此。”“没钱”，就是缺乏资金。按照分税制，税收的75%归中央财政，县域至多只占25%。很多县级财政都处于破产状态，更不用说乡镇政权的财政了。同时国有银行在县域内的网点很多被裁撤，县中小企业和农民贷款困难。“没权”，就是缺乏行政资源，行政体制上许多部门实行垂直管理，县级政府缺乏综合调控能力。“没人”，指的是缺乏人才。按照国家人事制度，高学历者均为城市户口，再加上市场机制的作用，人才向大中城市集中，县城以下地方人才资源濒临枯竭。“没地”，则是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的，现在国家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不仅农业用地数量有限，对于迫切希望发展县域工业的地方官员来说，建设用地更是发展的瓶颈。四个“没”，概括起来就是，县级政府在县域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中“主导乏力”。于建嵘表示只在省市县三者的职权关系上做文章，很难取得真正的成效。体制性的突破，是要把县政自治作为县政改革的目标，做实县级人大代表选举制度和监督功能，以司法制衡行政，并开展试点，逐步推行。这似乎也为我们理解中央政府主推“省委任命县委书记”的人事权体制改革、“省财政与县财政直接联系”的财政体制改革和“县级政府将拥有更多市级政府权力”的扩权改革的含义，多了一份诠释。如此全方位的规划“县政蓝图”，所指之意已十分明显。郡县治，天下安。而治郡县，制度以外，人是关键。于是，2009年“县政改革”的另一重点即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为了强化县级领导力量，解决县级党政正职变动频繁的问题，部分地方开展了“高配县级党政正职”的探索和尝试。同时，中组部主推将“一把手”培训工程设定为干部培训工作的重点工程之首，2009年全国2000多名县委书记、县纪委书记均接受了“跨级直训”。两年内，政法系统将完成对全国3080名县级公安局长；3500余名基层检察长；所有中级法院、基层法院院长；包括新任司法厅(局)长、监狱局长、劳教局长，全部监狱长、劳教所长、县(市、区)司法局长，甚至部分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在内的司法干部培训。未来30年 第三部分 向着最有希望的30年（6）除此之外，中组部还颁布了《关于加强县委书记队伍建设的若干规定》，这是建国以来第一部专门关于县委书记的中央文件，其将县委书记选拔管理升格为干部工作的战略重点工程。基层官员对于应对群众上访、突发事件、抓农村工作等方面的工作比较熟练。但在加快发展县域经济被提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的大背景下，改革和发展对县域官员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官员轮训到县官高配，这一系列措施和尝试是否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还有待实践检验。但至少让人们看到了中央对县政问题的关注和改革的希望。专家观点周天勇(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一个好处就是避免“市刮县”，进一步改革，地级市的区也要精简机构、精简人员。可能的一个方案就是把区一级政府逐步的改革为派出机构，有的地方可以与乡镇合并，把这级政府取消。改革的远期目标也是逐步的将乡镇这一级政府改为派出机构。总体上就是最后压成中央、省、县市三级政府。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如何建立和中央的直接关系，就要考虑县政主要领导人谁来任命的问题。县委书记和县长数千人，中央政府要把这些人从选拔、管理、和培训等任务担负起来并不是一件难事。近年来中央党校开始培训县级领导人是一个积极的发展，但还是不够。党的主要领导人需要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培训和直接领导，犹如当年的黄埔军校那样。引入*因素进县政也非常重要。也可考虑是否在县政，必须具备现在的六套班子。党政关系问题、行政和立法关系等都可以进行开放式试验。“钓鱼执法”——拷问公权力2009年，一篇名为《无辜私家车被以黑车罪名扣押，扣押过程野蛮暴力》的网帖将“钓鱼执法”问题推到公众面前。白领好心帮载自称胃痛要去医院的路人，结果却被城市交通执法大队认定为载客黑车，遭扣车与罚款1万元。帖子发表后，相似遭遇的人越聚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