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中的心理学_岳晓东__着

历史中的心理学作者：岳晓东《历史中的心理学》：作品相关前言：为古人做心理素描前言为古人做心理素描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性格铸造历史？本书试图为22位古今中外的著名历史人物做心理素描，勾画出他们突出的人格特征与情结表现，并对其历史功过做心理学的剖析。心理学是一门大众学科，可谓无所不见、深入人心。而写作此书，正是为了表明这一点。本书论及的心理学概念涉及人格心理学、变态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及精神分析理论等领域。笔者希望以此将心理学的种种抽象概念具体化、生活化、鲜明化，以使读者学会用心理学的眼光来剖析历史名人人生起伏的心理根源。本书涉及的人物有人格障碍者（如拿破仑、希特勒），也有人格完善者（如李世民、苏东坡），有自我认知者（如赵构、诺贝尔），也有人格缺陷者（如康有为、恺撒）。笔者之所以选取他们，是为了揭示这些广为人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一面。本书为了充实内容，选取了一批相关人物的图画，笔者尽量对引用的资料标明出处。如有疏漏，敬请原谅，并致谢意。同时，笔者也尽可能地对书中的参考文献注明出处，如有疏漏，也请原谅。我以本书献给广大的心理学工作者，希望本书能够提高您对心理学的领悟，并把这种领悟巧妙地运用于您的教学、研究与咨询实践中。同时，我也以此书献给广大的心理学爱好者，希望本书会提高你们对心理学的兴趣，并增长你们对心理学的见识。在本书出版之际，我深深地感谢我的助手梁潇，他为本书的整理、编辑和资料收集投入了大量的心血。没有他的这些投入，本书不会如此顺利地完成。同时，我也十分感谢华章公司的李欣玮编辑和宁姗编辑，她们对本书严格把关，使它避免了许多文字上乃至观点上的失误。最后，我想强调，本书中的观点当是一家之言或是一得之见。我不敢奢望它们会成为权威之见。充其量，它们只是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借此引起人们的关注与评论。所以，我衷心欢迎大家对本书提出批评建议，以在日后的写作中加以调整、修改。谢谢各位读者的赏识！也谢谢各位读者的批评！是为序。目录前言第1章人格障碍篇王安石：偏执型人格障碍 2朱元璋：焦虑型人格障碍 12尼禄：反社会型人格障碍 22拿破仑：自恋型人格障碍 28希特勒：攻击型人格障碍 36第2章认知障碍篇诸葛亮：云长-文长移情 44李鸿章：定式思维导致误国心结 55袁世凯：欺己盗国源自错误暗示 61海明威：挥之不去的自杀意念 69第3章人格缺陷篇诸葛亮：鞠躬尽瘁源自完美主义 80康有为：激进人格导致欲速不达 92恺撒：自负人格导致忘乎所以 101麦克阿瑟：表演型人格造就个人的誉毁 108第4章自我认知篇勾践：超强的防御机制导致卧薪尝胆 120曹操：豁达猜疑的双重人格 127赵构：生理阳痿导致人格阳痿 135诺贝尔：情场失意源于自卑情结 143斯大林：自我成效感带来的钢铁意志 149第5章人格完善篇李世民：自谦养就了虚心纳谏 158苏东坡：乐观者笑傲江湖 166林肯：幽默使自己活得开心 174曹雪芹：在写作中升华自己的反叛 181周恩来：南北互补达至人格完善 189参考文献 196《历史中的心理学》：第1章：人格障碍篇王安石：偏执型人格障碍（1）第1章：人格障碍篇人格（personality）是一个人具有一定倾向性的心理特征的总和，是个体特有的特质模式及行为倾向的统一体。而人格障碍（personalitydisorder）则是指从童年或少年期开始，并持续终生的显著偏离常态的人格。根据现代人格心理学理论，人格障碍一般可分为偏执型、情感型、分裂型、暴发型、强迫型、癔症型、无力型、反社会型和不合群型等。王安石：偏执型人格障碍王安石，是中国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他于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诏王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多年担任地方官的经历，使王安石深切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代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熙宁年初（1608年），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但是王安石的变法很快遭到保守派的抵制，并在其两次被罢相后失败。王安石的变法，除了体制等固有因素限制外，是什么个人因素导致了变法失败呢？对此，又该如何从心理学角度去解释呢？王安石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封荆国公。江西临川人，北宋政治家、思想家，同时也是著名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称赞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王安石亦擅长诗词，流传最著名的莫过于《泊船瓜洲》中的诗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1070年王安石升任同平章事（宰相），施行变法，由于新法中的土地改革影响到地主与相关官僚的利益，变法遭到他们的强烈抵制，在民间由于改革推行难度大，反而对一般民众的生活产生不利影响，因而又遭到知识分子的敌视，使得他在民间形象一直不佳。在1074年、1076年两次被罢免职务。宋神宗死后，原反对派司马光（曾因与王安石政见相左而被排挤）任宰相，几乎废除了所有法案。变法失败后，王安石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王安石：偏执型人格障碍（2）“熙宁变法”，王安石的两大失误王安石及其追随者在宋神宗皇帝的大力支持下，倡导变法，革除积习，这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可惜这次变法前后跌宕起伏极大，并使朝臣长期相互倾轧，致使改革成效大打折扣。这与王安石决策的失误及用人不当有着极大的关系。其实，王安石在没有受到重用之前，就已有才名。《宋史》说他“属文动笔如飞”，又“议论高奇，能以辩博济其说”。后来，文彦博和欧阳修极力推荐王安石，司马光、韩绛、吕公著等人又大力呼应，王安石得以出任朝廷命官。可惜王安石自1070年任同平章事（宰相）后，朝中大官能与他合作的只有韩绛一人，其他人除了逝者，皆与王安石决裂。不仅如此，王安石改革中用的人后来都被称为“熙丰小人”（熙宁是神宗的年号）。到1074年，神宗皇帝迫于众议，不得不将王安石罢免。虽然不到一年又被调回京城任相如故，但王安石再相一年九个月，终被罢免，不复启用。王安石竭尽全力变法，不惜与众多亲朋好友决裂，到头来却好心不得好报，备受后人指责，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变法过激令人无法适应；二是用人不当致使奸臣当道。变法步伐过快，导致民怨沸腾王安石搞“熙宁变法”，坚持“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在十多年间，以“急进”变法的形式，接连推出农田水利、青苗、均输、方田均税、免役、市易、保甲、保马等新法，并一口气裁并了全国一百几十个州县。这些举措虽一时减轻了国家的经济负担，但给各级管理带来了极大的混乱，最终使“熙宁变法”始而只进无退，终而大退少进。换言之，王安石实施变法，将固有体制进行彻底整改，加之过于急躁，安有不败之理？！与此相反，司马光等人则主张“渐进”的改革方法，逐步改变朝政。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变法之初，司马光也曾上疏神宗皇帝：“国用不足，在于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但就如何变法，司马光认为：“必须陛下与两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救弊之术，磨以岁月，庶几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减。”两朝元老富弼也曾劝神宗皇帝：“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苏轼则一开始就提醒神宗皇帝：“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可惜王安石对“渐进”的做法不屑一顾，此后，更将这批“反改革派”或贬为地方官，或致仕退休。王安石：偏执型人格障碍（3）王安石的变法不切实际，导致民怨沸腾，以至于东明县农民上千人集体进京上访，在王安石宅前闹事。熙宁七年（1074年），一个曾被王安石提拔的看门小吏郑侠，画了一张《流民图》进呈天子御览。郑侠还附了一道奏疏，说微臣在城门上，天天看见为变法所苦的平民百姓扶携塞道，质妻鬻子，斩桑拆屋，横死街头，实在是忍无可忍。因此恳请皇上罢废害民之法，“延万姓垂死之命”。这件事令神宗观后大为震惊，心如刀绞，两宫太后（太皇太后和皇太后）观后更是泣言：“安石乱天下。”其实早在熙宁二年，御史中丞（相当于监察部部长）吕诲就上疏宋神宗：“臣究安石之迹，固无远略，唯务改作，立异于人……人情未和，唯在澄清，不宜挠浊。如安石久居庙堂，必无安静之理。”不知宋神宗当时对此作何感想？管理学上有一条重要原则，“做对事，并把对事做对”（Dotherightthing,anddoitright）。王安石搞“熙宁变法”，无疑是在做一件对事，可惜由于他刚愎自用，独断专行，最终没将对事做对。由此，王安石上负神宗皇帝之圣恩，平愧同僚故旧之信任，下辜四海黎民之殷望。后人王夫之（明代）说：“熙丰新法，害之已烈者，青苗、方田、均输、手实、市易，皆未久而渐罢。”变法用人不当，终成小人乱政毛主席曾有一句名言：“正确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王安石变法不仅政策有误，用人更是有误，到头来是因人废事，前功尽弃。换言之，王安石变法失利，也在于他滥用亲信，排斥异己，启用了一大批虽顺从己见但阴险狡诈之徒，结果导致“小人乱政”，“奸人坏法”。何谓小人，以司马光之见，就是不论其才华高低，德行不立之人。小人通常有两个突出特征：为求功名可以不择手段；为泄私欲可以不计后果。王安石最重要的支持者与助手吕惠卿、章、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薛向等人，尽是后世声名狼藉之辈，绝大部分都被列入官修正史《宋史》的奸臣册中（见表1-1）。这些人初入官场时，大多做事尽心尽意，尽显才干，但时间久了，他们便以王安石为榜样，用人唯亲，排除异己，且做事急功近利，唯利是图，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做出种种为人所不齿的事情。王安石：偏执型人格障碍（4）表1-1王安石亲信一览表新党人物主要官职主要谗佞/反复举动吕惠卿（1032—1111年）参知政事（副宰相）为求自己的进一步升迁，竟离间宋神宗与王安石之间的关系，令王安石二次被罢免，难有作为章（1035—1105年）参知政事把司马光、苏轼、范纯仁等时下同平章事（宰相）名流一概打成“元佑奸党”，人数多达120人（以后又扩大到309人），并把他们的姓名镌刻在石碑上，遍布全国州县，其疯狂报复的程度空前绝后，令人发指蔡京（1047—1126年）参知政事积极参与并执行对“元佑奸党”四任同平章事的残酷迫害，晚年更是残害忠良、任人唯亲，导致奸臣当道，北宋灭亡蔡卞（1048—1117年）中书舍人迫害异己，残害忠良，谋取私利官尚书左丞蔡确（1037—1093年）参知政事迫害异己、诬陷贤良，谋取私利同平章事曾布（1036—1107年）尚书右仆射排除异己，谋取私利同平章事李定（生卒年不详）御史中丞迫害异己，诬陷贤良，制造“乌台诗案”文字狱，疯狂迫害苏轼，牵连欧阳修、文同等20多人邓绾（1028—1086年）御史中丞多中伤善类，奸恶甚于章，且厚颜无耻安（生卒年不详）吏部侍郎为了巴结章多次诬陷贤良，进谗言，弹劾邹浩、陈、江公望、刑部尚书任伯雨、陈次升、常安民等人舒（1041—1103年）知制诰迫害异己，诬陷贤良，参与制造御史中丞“乌台诗案”文字狱，疯狂迫害苏轼，牵连欧阳修、文同等20多人吕嘉问（生卒年不详）市易司提举依附章、蔡卞等人，滥杀无辜，户部侍郎焚去案牍注：1.本表所选之人皆出自《宋史》（奸臣册）。2.司马光曾将王安石的门生故旧概括为谗佞之徒与反复之徒，其中尤以吕惠卿为最。王安石：偏执型人格障碍（5）例如，吕惠卿曾是王安石最坚定的亲信，也是一位很有才干的官员。但他后来为求自身的升迁，竟设计陷害王安石，令神宗皇帝对王安石的信任大打折扣。章也是王安石的得力助手，可他后来在迫害“元佑党人”时，可谓穷凶极恶，空前绝后，毫无君子风度可言。王安石的另一得力助手邓绾更是做事不择手段，厚颜无耻，他曾说：“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这句话成为后世指斥官场厚颜无耻行为的专用语。至于蔡京，那更是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奸臣，搞得北宋末年的政场乌烟瘴气。宋朝自立国以来，就一直遵循执政大臣“异论相搅”的祖训，以防一家独大，权臣当朝。可惜，王安石为求变法速成，将不同己见的大臣一概逐出朝廷，破坏了“异论相搅”的优良传统。这不仅使王安石无法做到“兼听则明”，也为北宋末年蔡京等奸臣把持朝政埋下了祸根。变法初年，御史中丞吕诲就曾弹劾王安石：“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诈”，“罔上欺下，文言饰非，误天下苍生”。御史刘琦等人则指斥负责实行新法的薛向等人皆是小人。富弼罢相时也上疏宋神宗：“（安石）所进用者多小人。”可是王安石为执行自己的路线，未在德行上严格要求自己的盟友，致使他们大多都变成“子系中山狼，得意便猖狂”（《红楼梦》语）的佞人之辈，与“元佑党人”们的德行相差甚远。其中王安石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王安石的偏执型人格障碍分析王安石在“熙宁变法”中，独断专行，不容异见，导致变法严重受挫，其原因在哪里？史学界一向认为这是由于王安石缺乏变法谋略及宋神宗支持不足，但就心理学而言，这也是由于王安石人格偏执，不善团结各方人士，最终因人废事。偏执类型的人一般都具有强烈的自尊心，并十分敏感，固执己见，自命不凡。此外，一个人格偏执的人，还十分缺乏同理心，易将错误推诿他人或种种客观原因。凡此种种，都会使当事人在待人处事中表现出种种的偏向、偏见、偏信、偏好和偏激行为，并给其人际沟通及合作共事带来极大的阻碍。王安石由于其偏执人格，既不善于听取不同意见，也不善于团结各方力量，树敌过多，不但陷自己于不利境地，也累及神宗皇帝不能充分调动各方面力量来完成“熙宁变法”的大业（见表1-2）。例如，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一贯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导致朝中大臣多与他决裂。这当中有人曾是他的靠山，如韩维、吕公著等人；有人曾是他的荐主，如文彦博、欧阳修等人；有人曾是他的上司，如富弼、韩琦等人；也有人曾是他的朋友，如范镇、司马光等人。虽然他们都是一时俊杰，朝廷重臣，却因为不同意王安石的某些做法而被逐一赶出朝廷。表1-2王安石偏执人格行为表现及后果特征定义行为表现突出后果王安石：偏执型人格障碍（6）偏向不公正的认知自命不凡，一意孤行变法强制执行，缺乏宣传与尝倾向试，导致变法以小乱大，不得人心偏见不实际的认知不切实际，急功近利头脑发热，不思反省，改革步伐判断过快，导致事与愿违，民怨沸腾偏信带有个人成见偏听偏信，自以为是听不得不同意见，破坏了宋朝的判断倾向立国以来“异论相搅”的优良传统，为后来奸臣当道埋下了祸根偏好带有个人成见任人唯亲，排斥异己重用吕惠卿、章、安、曾的选择倾向布、蔡卞、蔡京、李定、邓绾、薛向等有才无德之徒，导致“小人乱政”，“奸人坏法偏激过激的行为举动刚愎自用，主观武断与司马光、苏轼、文彦博等稳健改革派决裂，变改革争论为党派倾轧特别是司马光，念在与王安石共事数年的交情上，他曾三次写信给王安石，劝其调整自己的治国方略。可惜王安石就是执迷不悟，看一条驳一条，最终导致司马光与他分道扬镳，终生不再往来，直到公元1086年两人同年去世。再如，熙宁四年（1071年），开封知府韩维报告，境内民众为了规避保甲法，竟有“截指断腕者”。宋神宗就此事问及王安石，不想王安石竟回答：“这事靠不住。就算靠得住，也没什么了不起！那些士大夫尚且不能理解新法，何况老百姓！”神宗皇帝听了颇为不悦地说：“民言合而听之则胜，亦不可不畏也。”王安石听了仍是不以为然，因为在他看来，就连士大夫之言都可以不予理睬，更何况什么民言！王安石如此极端，如此自以为是，难怪人们都称他为“拗相公”。王安石：偏执型人格障碍（7）王安石早年在《上仁宗皇帝万言书》中提出了“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的人才观，认为若“有一非其道，则足以败乱天下之才”。王安石还主张朝廷应对人才加以规划培养：“明诏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期合于当世之变。”可惜，王安石口头上称用人要从长计议，任人唯贤；行动上却急功近利，滥用亲信。这虽为他的政策执行带来一时的便利，却为他的变法失败埋下了祸根。后来，北宋的朝政已不再是变法与否的争论，而是疯狂迫害异己的斗争。北宋政权也就在这样的争斗中迅速衰落，以致灭国。想来这与王安石的偏执人格有着莫大关联！王安石的变法失利告诉后人：欲改变社会，必先改变自己；一个人格不完善的人，是不配也无法领导社会进步的。试问，一个性格“拗扭”之人，何以包容天下，礼服众心呢？！偏执型人格障碍的表现心理学中，偏执型人格又称妄想型人格。其特点是自我评价过高，好胜心强，固执己见，多疑敏感，过分警惕。常采取过分的探查与防范措施，易嫉妒，好争辩，听不得批评意见，做了错事总是推诿于客观或归罪于别人。临床心理学将偏执型人格的具体表现又进一步描述为六个方面：?极度的感觉过敏，对侮辱和伤害耿耿于怀；?思想行为固执死板，敏感多疑、心胸狭隘、爱嫉妒；?自以为是，自命不凡，对自己的能力估计过高，惯于把失败和责任归咎于他人；?总是过多、过高地要求别人，但从来不信任别人；?不能正确、客观地分析形势，有问题易从个人感情出发，主观片面性大；?在家不能与家人和睦相处，在外不能与朋友、同事相处融洽。朱元璋：焦虑型人格障碍（1）朱元璋：焦虑型人格障碍朱元璋是中国明朝的开国皇帝，又是少有的暴君。对他中晚年的一系列暴行，史学界对此主要有两种解释：一是“蜕化变质”论；二是“政治需要”论。作为前者，它强调朱元璋杀功臣是小农思想的局限，是帝王思想的堕落，也是农民义军领袖的蜕化变质；作为后者，它强调朱元璋杀功臣是帝王之术，是政客的一贯伎俩，也是政治斗争的必然结果。虽然这两种解释都有一定道理，但它们无法解释一个重要事实：同是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什么不可以像刘邦、刘秀、司马炎、李世民、赵匡胤等人那样雍容大度、善待功勋呢？其中，这又体现出朱元璋什么样的心理素质和人格特质呢？朱元璋朱元璋（1328—1398年），父母早逝，家境贫寒，年轻时曾入寺为僧。1352年率众投奔红巾军，参加元末的农民起义，攻下南京后运用“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方针，壮大军力，前后击破陈友谅、张士诚部，1368年建立明朝，定都南京，建元“洪武”。朱元璋称帝后半年，北伐军攻克大都，元亡。统一全国后，朱元璋采取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措施。改革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构。废除丞相制，设立六部，直接由皇帝负责。调整军事机构，推行科举制度，加强法制，巩固了皇权统治。朱元璋称帝后，开始大肆诛杀有功之臣，并大兴文字狱，对明初文化思想起到严重的束缚作用。朱元璋是最狠心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公元1328—1398年），幼名重八。他出身赤贫，早年被迫到皇觉寺为僧，曾饱尝世间冷暖人情，后投效郭子兴，很快成为一名战将。朱元璋很善于挖掘人才，很快就聚集了一批高级谋士，如李善长、宋濂、刘基（伯温）、朱升等人。他们为朱元璋出谋划策，使朱元璋在推翻元朝统治的同时，也逐一扫除了其他农民起义军，并于1368年建立了大明王朝。可悲的是，朱元璋在开创天下时，尚能广招天下文人贤士，并放心任用手下部将。一俟天下方定，他开始担心文臣们会鄙薄他的贫贱出身，武将们会篡夺他的皇位。朱元璋：焦虑型人格障碍（2）久而久之，朱元璋出现了典型的焦虑型神经症表现，如严重缺乏自信、疑神疑鬼、极度敏感、易生妄想等。公元1368年（洪武元年），朱元璋建立明王朝。为了缓解其焦虑，朱元璋以整肃朝廷命官及屠杀官民为乐，比如，他发明了庭杖的惩处手段，使人上自宰相，下至平民，没有人能维持人的尊严，很多人竟“立毙杖下”，没有杖毙者也落得一身残疾，被发往凤阳或其他边远州郡充军。他曾对皇太孙说：“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此外，他还亲自参与编写了《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等法外之法，规定了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肃贪法令：贪污60两以上银子者，立杀！对于那些获罪的官吏，刑罚的手段千奇百怪，无所不用其极，包括凌迟、抽肠、刷洗（用开水浇人，然后用铁刷子刷）、秤杆（用铁钩把人吊起风干）、阉割、挖膝盖等，让人不寒而栗。可朱元璋觉得不过瘾，还设置了一项骇人听闻的政策—贪官剥皮制度。他命令处死官员后，还要把官员的皮剥下来，然后在皮内塞上稻草，做成稻草人，并挂于衙门公座旁，供众人参观。这个稻草人不是用来吓唬鸟的，而是用来威慑贪官的。这些严厉的肃贪刑罚，让今日之人读来欷不已，不得不感叹朱元璋那种“要么不做，要做就做绝”的办事风格。洪武十三年，朝廷发生了胡惟庸案。胡惟庸本是开国功臣李善长的女婿，曾任左丞相。他在任期间结党营私，坑害异己，且贪污受贿，图谋不轨，所以被朱元璋诛杀，无可厚非。但朱元璋却借此行上下左右株连法，造成胡党大狱，延续十年，共诛杀三万多人，其中包括20多个功臣宿将及其家人，也累及李善长全家被杀，宋濂全家被贬，宋濂本人也死于流放途中。朱元璋对文人的猜忌也到了神经质的地步。浙江府学林元亮为人写《谢增俸表》中有“作则重宪”之语，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在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之语，朱元璋竟认为“光天之下”是喻自己是秃僧，“作则”是喻自己做贼，下令将两人处死。由此大兴文字狱，令大臣文人都小心翼翼，缄口不言，朱元璋却从中获得极大的心理满足！凡此种种都表明，朱元璋的心态极为扭曲，缺乏一代明君应有的胸怀。朱元璋因过分焦虑而人格分裂朱元璋神经症的根源是成就焦虑和皇位焦虑。心理学对焦虑的定义是因社会因素而引发的忧心忡忡、忐忑不安和极度紧张的情绪。它是对威胁性事件或情况的一种高度忧虑不安的状态，可导致精神过敏，高度紧张，严重者会出现生理和心理功能障碍。一般程度的焦虑情绪者，大多会产生痛苦、担心、嫉妒、报复等情绪，而且还会对自己产生怀疑；严重焦虑情绪者则往往非常激动，非常痛苦，他们喊叫、做噩梦、报复心极强、食欲不振、消化和呼吸困难、过度肥胖，而且容易疲劳。最严重时，生理也会受到影响，如心脏加速、血压升高、呕吐、冒冷汗、精神紧张、肌肉硬化。朱元璋：焦虑型人格障碍（3）朱元璋的成就焦虑表现为他想遥比尧舜，建立一个绝对平等的社会，其中没有任何豪族和贪官污吏；朱元璋的皇位焦虑表现为担心朝廷要员会逐渐架空他的权力，甚至蒙骗愚弄他。这两种焦虑的交互作用，使得朱元璋长期生活在高度忧虑与紧张的亚健康状态下，性格日益偏执，终而达至人格分裂。按理说，朱元璋由一个贫僧一跃成为一个庞大帝国的开国皇帝，他本该像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那样充满自信才是。但朱元璋的人格悲剧在于：他的急功近利的做法经常会在现实中遇挫，对此他非但没有自我反省，反而迁怒于属下，动辄杀人，株连九族，期望以严刑治乱世，到头来只能徒增挫败感。此外，朱元璋越老越自卑，他既不相信唐太宗的布衣宰相班子会善始善终，也不相信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可以令人高枕无忧。所以，臣下的成就越高，他的皇位焦虑就越高，这加强了皇权和相权的冲突，导致后来彻底废除相位。朱元璋在洪武十年前后有一个明显的人格断带，俗称“性情大变”或“判若两人”。在心理学上，这是典型的人格分裂表现，它泛指一个人的性格特点出现结构性转变。此时的朱元璋变得相当自恋，突出表现为缺乏同感、刚愎自用、偏执冷酷。这与早年的朱元璋可谓大相径庭！由此，朱元璋一生的焦虑走过一个U形轨迹—早年是生存焦虑，晚年是成就焦虑和皇权焦虑，它构建了朱元璋的一个个“心牢”，使他不断陷入庸人自扰的困境（见图1-1）。与之呼应的是，朱元璋一生的处事方法也有一个U形变化—早年用行伍方法消灭敌手，晚年也用行伍方法铲除对手，而将其所学到的仁、义、忠、恕等儒家治国理念尽抛九霄云外！（焦虑型神经症与分裂型人格障碍见表1-3，朱元璋一生的心理变化见表1-4。）图1-1朱元璋一生焦虑走势说明：朱元璋一生主要有三种焦虑，生存焦虑、成就焦虑、皇权焦虑。在这三种焦虑中，前者一度是真实存在的，却被彻底消除了；中者是在打拼天下中产生的，并塑造了朱元璋的历史形象和地位；后者基本上是虚幻妄想的，却被一再夸大。换言之，朱元璋的生存焦虑使他饱尝人间艰辛，并养成了疾恶如仇的性格；朱元璋的成就使他不断挑战自我，完善自我，达到了空前的自我实现；朱元璋的皇权焦虑使他极端偏执，猜疑成性，乃至滥杀无辜，不近情理。朱元璋：焦虑型人格障碍（4）表1-3焦虑型神经症与分裂型人格障碍的定义定义临床表现朱元璋的表现焦虑型神经症一种没有明确坐卧不安、紧张万分，猜疑、敏感、喜怒无对象或内容的恐伴有心悸、气促、多汗、常、动辄杀人，并伴有惧感眩晕、失眠、疲劳等心悸、气促、严重失眠等分裂型人格一种根深蒂固、感情冷漠，缺乏亲切感，性情暴躁、猜疑成性、障碍持续不变的人格缺乏同感，多疑冷漠绝情，早、晚年性转变情不一朱元璋的焦虑型人格障碍分析终朱元璋一生，其生活轨道是由卑贱走向富贵，但是其心路历程却是由自信走向自卑。这主要是因为其巨大的成就焦虑和皇权焦虑所致，前者给他带来了无比沉重的心理包袱，工作很少有成就感；后者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安全失落感，陷入怀疑一切的泥潭。可以说，这两种焦虑造成了朱元璋的人格悲剧，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暴君之一。朱元璋的个人悲剧在于：当他充满自卑的时候，还尚有几分自信，而当他应该充满自信时，他却尤感自卑。换言之，当朱元璋还叫朱重八的时候，他表现得相当顽强、自信、礼贤下士、恢弘大度，纵然只是红巾军的一方将领，却已是众望所归；但是自打朱重八改名为朱元璋之后，他便越来越敏感、脆弱、刚愎自用、残忍凶暴。由此，朱重八与朱元璋可谓两个截然不同的人格，是仁君与暴君的鲜明对比。这与其说是历代君王政治权术或皇权思想作怪的结果，倒不如说是朱元璋个人的人格悲剧！也就是说，朱元璋由仁君变为暴君，更多是心理作用的结果，而非简单是政治斗争的需要！朱元璋：焦虑型人格障碍（5）朱元璋的“重八-元璋人格分裂猜想”需要有大量史料来加以佐证，特别是史料中对朱元璋晚年健康状态的记录、对其用药疗养的记录、对洪武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间的天象记录等。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多元地、立体地看待朱元璋的晚年健康状况及其对决策的影响，也可以还朱元璋一个历史清白。朱元璋在临终前忏悔：“吾不及古人（指尧舜）。”这说明他自己开始意识到自己是其“心牢”的牺牲者。由此，我们在看待朱元璋的一生功过时，不仅要看其时代背景和事件变化，也要看朱元璋的人格变化。朱元璋想做“仁君”但最终成为“暴君”，是有其深刻的心理原由的。什么是焦虑情绪简单地说，焦虑是一切负面情绪汇合所产生的恐惧情绪。它是对威胁性事件或情况的一种高度忧虑不安的状态，可导致精神过敏，高度紧张，严重者会达到生理和心理功能障碍的程度。一般程度的焦虑情绪者，大多会产生痛苦、担心、嫉妒、报复等情绪，而且还会对自己产生怀疑；而严重焦虑情绪者则往往非常激动，非常痛苦，他们喊叫、做噩梦、报复心极强、食欲不振、消化和呼吸困难、过度肥胖，而且容易疲劳。最严重时，生理也会受到影响，如心脏加速、血压升高、呕吐、冒冷汗、精神紧张、肌肉硬化。根据不同的特征，细致划分起来，焦虑情绪可以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身体紧张。常常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放松，全身紧张，眉头紧锁，表情严肃，长吁短叹。?第二层：自主神经系统反应强烈。交感和附交感神经系统常常超负荷工作。易出汗、晕眩、呼吸急促，心跳过快，身体时冷时热，手脚冰凉或发热，胃部难受，大小便频繁，喉头有阻塞感。?第三层：对未来产生无名的担心。常常为未来担心，担心自己的职位、自己的工作、亲人、财产和健康。?第四层：过分机警。每时每刻都像一个站岗放哨的士兵，对周围环境每个细微动静和人类的言行充满警惕。尼禄：反社会型人格障碍（1）尼禄：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古罗马史学家塔西佗（C.Tacitus）在其著作《编年史》中曾有过这样的惊人记载：“在皇帝的私人竞技场上，一些基督徒被蒙上兽皮，让狼狗活活咬死，另一些人被紧紧地捆在十字架上，点燃后作为黑夜中的火炬。身穿驭手服装的皇帝和人群混在一起欣赏这一壮丽奇观。”谁是导演这场暴行的恶魔呢？就是恺撒的末代子孙—罗马皇帝尼禄。尼禄是罗马帝国历史上最年轻的一位皇帝，即位时不到17岁，以纵情声色、奢华无度、焚烧罗马城以及迫害基督徒而臭名昭著，是罗马帝国克劳狄乌斯王朝最后一位皇帝，罗马史上出名的暴君。人们好奇的是，尼禄的残暴从何而来？在这背后，心理学又是如何解释的？尼禄尼禄（37—68年），古罗马帝国皇帝，公元54年登基，是罗马最神秘的皇帝之一，关于他的传闻很多，他早期的统治是很仁慈的，罗马甚至相当于鼎盛时期。但59年起他变得残暴，滥杀平民，有传言说64年的罗马大火是他操纵的。尼禄爱好艺术表演，曾经试图以种种艺术文化表演取代传统竞技场的血腥大众娱乐。他禁止了竞技场的决斗，还因此引起了贵族、元老院及民众的不满。67年3月，高卢跟西班牙总督的反叛消息陆续传到罗马。尼禄虽掌控着大部分军权，但误信第二执政官谎言，以为几乎所有省总督皆在揭竿而起，于是最后逃到乡下。68年罗马发生叛乱，他被元老推翻后自杀，遗体以罗马皇帝身份厚葬。对亲人冷酷仇视，心狠手辣公元37年，尼禄出生在罗马附近繁华的海滨城市安齐奥。他的父亲是罗马帝国一个劣迹昭著的官员，曾杀死过许多无辜的百姓。尼禄3岁时父亲死去，母亲是喀里古拉皇帝的胞妹，叫阿格里庇娜，也是一个毒如蛇蝎的女人，专门以折磨杀戮他人为乐。她后来与克劳第厄斯皇帝结婚。她先说服了克劳第厄斯立尼禄为嗣，后来又劝说他让尼禄代替其亲生儿子布里坦尼克斯继承王位。趁克劳第厄斯没有改变主意之前，阿格里庇娜就用一盘有毒的蘑菇把他毒死了。她又用一大笔钱收买了宫廷卫队，然后正式宣布17岁的尼禄为新的罗马皇帝。尼禄：反社会型人格障碍（2）尼禄登上皇位后，担心自己14岁的弟弟会篡夺其皇位，因为他是母后与克劳第厄斯的亲生子。为此，他特命人研制了一种烈性毒药，一次在宴会中把它放进了弟弟的酒杯。当弟弟饮进毒酒痛苦地在地上打滚痉挛时，尼禄却若无其事地对他人说，弟弟只不过是在发癫痫病，一会儿就好。这令在场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害死弟弟后，他又想害死母亲，因为他讨厌母亲挑战他至高无上的特权。为此，他精心策划了一个残暴的计划，他在海滨举行宴会招待母亲，然后用一只特制的船送她回家，结果这只船在大海上破裂成碎片，但是他的母亲没有淹死，而是游到了岸边，并派人向尼禄求救。尼禄接见母亲的特使时，偷偷在地上放了一把匕首，然后脸色一变说，他母亲派人来刺杀他。就凭这条罪状，他便使母亲丧命。害死母亲后，尼禄又想对自己的妻子们下毒手。他15岁时娶了继父克劳第厄斯皇帝13岁的女儿奥克塔维娥为妻，但是他十分厌恶这个安详的女孩，不久就把她放逐到一个岛上，后来又命人去杀死她。此后不久，他又杀死了自己第二个妻子波比亚，原因是有一次她抱怨尼禄回家太晚。尼禄的第三个妻子是斯塔蒂丽亚，尼禄将其原来的丈夫杀死后才将斯塔蒂丽亚弄到手。此外，尼禄还无故害死了自己的姑妈，目的是要夺取她的财产，他的这些举动令他的家人、亲戚都对他畏之如虎，背地里无不期盼他早死。对社会统治残暴，异常恐怖尼禄不仅对家人残暴，他对罗马的统治也异常恐怖，公元64年7月18日夜晚，罗马城发生了大火。大火烧了整整一个星期，城中14个区有3个区全部烧光，7个区严重毁坏。据说此次大火就是尼禄亲自策划的，因为他要烧掉旧城，以便建造自己的新宫殿。有人宣称看见他站在高塔上穿着戏装，面对下面的一片火海，一边弹奏着里拉琴，一边演唱他那关于特洛伊陷落的民谣。面对这些指责，尼禄诬告是基督徒纵火，并指控他们“仇视人类”。因为当时的基督徒大都是穷人、奴隶和异乡人，迫害他们最容易得逞。而对于这些“罪犯”，尼禄施以最残酷的手段，“有些被用兽皮蒙起来，让群犬撕裂而死，有些则被缚在十字架上，黄昏以后点火燃烧，当做火把，照明黑夜”。尼禄的此番暴行，原意是想借此转移人们的视线，但其残杀基督徒的行径引起罗马人民的强烈反对。后来，尼禄对周围的人也不断产生怀疑，他认定有一个阴谋集团在反对他。在极度的疯狂和恐惧中，他宣布全国进入戒严状态，使整个罗马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中。只要他提出一个人的名字，就可以把他处死。许多元老院议员、名人和卫队官员都被处死了，甚至他的教师和顾问森尼卡也被他命令砍下了双手。尼禄：反社会型人格障碍（3）尼禄还时常不分青红皂白、随心所欲地滥杀无辜，且行为怪诞，狂耍恶作剧。尼禄曾设计了一种游戏：自己身披兽皮，从笼中窜出，扑向被绑在柱子上的男人或女人，乱抓乱咬。尼禄还曾阉割了一个名叫斯波鲁斯的少年，想把他变成一个女性，并按照通常的仪式与他结婚，让他穿戴上皇后服饰，乘马车招摇过市，待之如妻子一般。此外，尼禄十分享受在私服出访中与市民做各种各样的恶作剧。比如，他经常殴打赴宴后回家的人，把敢于抵抗的人打成重伤，甚至把他们扔进下水道。他还打砸、抢劫商店，在宫中建立小市场，在那里分赃和拍卖，然后把得到的钱财挥霍一空。夜晚，他常化妆走上街道，恣意地猥亵男子，强奸妇女，任何人若想反抗，就会被处死。尼禄的种种荒诞残忍之举终于逼得罗马人民起来推翻他，元老院一致通过决议，宣布他是罗马公敌，并要对他执行鞭死的处罚。尼禄得知这一消息后，仓皇出逃，最后自杀身亡。临死前，他还自叹道：“一个多么伟大的艺术家要死了。”尼禄的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分析根据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研究，产生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遗传，即先天人格异常，比如父母原本就是残忍之人；二是恶劣的成长经历，如早年受迫害、丧父丧母或双亲离异等；三是早年不合理的家教方式，如纵容溺爱等。尼禄的出生与成长环境包揽了上述三点—基因上遗传了父母罪恶的因子，自幼丧父，备受溺爱，并从小耳濡目染父母亲的罪恶行为。与他的父母相比，尼禄的罪恶行为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成为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者的代名词。在所有的人格障碍类型中，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是性质最恶劣、后果最严重的一种。因而它一直是心理学家、犯罪学家乃至精神病学家的关注焦点。据有关调查显示，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者分别占同一罪行屡犯中的1/3及罪行特别残酷罪犯中的2/3。其共同心理特征有：情绪暴烈，行为冲动，冷酷仇视社会及他人，缺乏同感和同情心，缺乏责任感，缺乏羞愧心。此外，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还会罔顾社会道德及法律认可的行为规范，经常发生反社会言行，不能从挫折与惩罚中吸取教训，缺乏焦虑感和罪恶感。所有这一切，都在尼禄身上有所见证。尼禄：反社会型人格障碍（4）尼禄作为一个帝王，不仅毫无爱民之心，而且毫无罪恶感与内疚感。他用自己罪恶的一生证明了一个道理：多行不义必自毙。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成因反社会型人格也称精神病态或社会病态、悖德性人格等。根据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研究的成果来看，产生反社会型人格的主要原因有：早年丧父丧母或双亲离异、养子、先天体质异常、恶劣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影响，以及中枢神经系统发育不成熟等。一般认为，家庭破裂、儿童被父母抛弃和受到忽视、从小缺乏父母亲在生活上和情感上的照顾和爱护，是反社会型人格形成和发展的主要社会因素。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患者对坏人和对同伙的引诱缺乏抵抗力、对过错缺乏内在怨疚心等现象，都是由于他人赏罚的不一致性、本人善恶价值的判断自相矛盾所造成的；他们的冲动性和无法自制某些意愿及欲望，都是由于家庭成员对于自己的行为无原则、不道德、缺乏约束机制等恶劣示范造成的。可见，反社会型人格的情绪不稳定、不负责任、撒谎欺骗，但又泰然而无动于衷的行为，与家庭、社会环境有着重要联系。拿破仑：自恋型人格障碍（1）拿破仑：自恋型人格障碍拿破仑，法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与亚历山大、恺撒齐名的军事天才。他是一位极度自信甚至自恋的人，不管在爱情方面还是在战争方面，他都有种发自内心的高度自恋。由于自信与卓越的军事才能，他率领的军队赢得了大部分战役的胜利，不过，他的自恋又让他兵败滑铁卢，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拿破仑一生大小征战百余次，大多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他曾被誉为有史以来的常胜将军。最得意时，他曾说：“在我的字典中是没有‘不’字的。”但拿破仑一生的悲剧就在于说了这句话。为什么拿破仑一生的悲剧就在于说了这句话呢？他与法兰西共和国一起沉浮的人生，又反映出他什么样的心理特征呢？拿破仑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年），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法兰西共和国第一执政（1799～1804）、法兰西第一帝国和百日王朝皇帝（1804～1814，1815）。生于科西嘉岛阿雅克肖城的没落贵族家庭，受启蒙思想影响，参加法国革命。雅各宾派专政时期任炮兵上尉。1793年，拿破仑出色指挥土伦战役，击溃王党军队，获少将衔。督政府时期因与雅各宾派关系密切，拿破仑一度被捕。1795年10月，任法军统帅，镇压王党军叛乱。1796年率军进攻意大利，1798年入侵埃及。1799年拿破仑回国，发动政变(11月9日，共和新历雾月18日)，成立执政府，自任第一执政。1804年拿破仑称帝，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颁布民法(即《拿破仑法典》)、商法和刑法，巩固资产阶级革命成果。对内镇压王党复辟势力；对外多次粉碎反法联盟，严重打击欧洲封建势力。1812年对俄战争失败。1814年反法联军攻陷巴黎，拿破仑被流放于厄尔巴岛。1815年拿破仑重返巴黎，建立百日王朝，滑铁卢战役失败后被流放于圣赫勒拿岛。1821年病死于圣赫勒拿岛。自信使拿破仑不断挑战命运自信，是一种对自我形象、能力和性格的积极评价。它是个人相信自己实现既定目标的心理倾向。自信是建立在对自己正确认知基础上的、对自己实力的正确估计和积极肯定，是自我意识的重要成分。但过分自信就有可能形成自恋型人格，自恋型人格障碍者常毫无根据地夸大自己的成就和才干，对权力、美貌或理想爱情有着自我陶醉式的幻想，要求别人持续地注意和赞美。拿破仑：自恋型人格障碍（2）以拿破仑为例，拿破仑从小就十分争强好胜。孩童时，他时常揍比他大一岁的哥哥约瑟夫?波拿巴，却先到母亲那里去哭鼻子告状，使约瑟夫再受母亲一顿训斥。有一次，小学教师把孩子们分成两组，玩罗马人打败迦太基人的游戏。拿破仑起先被分在迦太基人组，但他说什么也不接受这个分派，因为他不甘做失败者。他又哭又闹，使得游戏无法开始，直到约瑟夫（被分在罗马人组）答应弟弟调换位置才结束了这场风波。由于拿破仑勇猛好斗，他父亲在他十岁时就将他送到布里埃纳预备军官学校接受军事训练。初到军校时，拿破仑备受歧视。由于同学们都瞧不起他，拿破仑便与他们打架，直到那些同学不敢再歧视他。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拿破仑时任炮兵团少尉，他积极投入这场革命运动。1793年，面对王党分子的疯狂反扑，拿破仑被派往参加围攻土伦的战役。在战役中，他巧用炮兵，摧毁了敌军的工事，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与勇气，由此不断受到上级的提拔。后来他又奉命出征意大利和埃及，多次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战绩，获得了“常胜将军”的美誉。就这样，拿破仑很快从科西嘉的一个乡巴佬荣升为法国最受欢迎的人。拿破仑在早年生活中，相信自己胜过相信上帝，这为他后来的倒台埋下了伏笔。1799年10月9日，拿破仑率领五百精兵从埃及返回法国。他16日抵达巴黎，受到万人空巷的欢迎。这愈加增强了他对命运的要价与挑战。同年11月9日，拿破仑发动了“雾月政变”，解散了共和国的督政府，把权力交给以自己为首的三位临时执政。其中，拿破仑展现了钢铁般的意志和手腕。拿破仑在法国的崛起，极大地震撼了欧洲各国的王室。他们视法国大革命为洪水猛兽，不屑与拿破仑这样行伍出身的政治暴发户对话。1800年英、俄、奥等国组成的第二次反法同盟与拿破仑决战。拿破仑亲率两万兵马，出其不意地翻越了法国与意大利交界的羊肠小道，进入意大利境内，击败了奥军。同时，拿破仑又向沙皇保罗一世献殷勤，使他退出了反法同盟，最终使英国陷入孤立，最后不得不与法国签订《亚眠和约》，承认拿破仑在欧洲占领的疆土。这一系列胜利使拿破仑在国内的声望升至极点。他被推举为法兰西共和国终身执政。但这并不能满足拿破仑的胃口，他的梦想是成为法国的第一位皇帝。结果法国元老院于1804年5月18日正式授予拿破仑“上承天佑共和国法律制定的法国人的皇帝”称号。1804年12月2日，拿破仑在巴黎圣母院举行加冕盛典。当教皇庇护七世拿起皇冠准备戴在拿破仑头上时，他突然接过皇冠自己戴在头上，又将另一顶较小的皇冠戴在皇后约瑟芬头上。拿破仑这一举止震惊了所有与席的王公大臣。拿破仑视上帝如仆人，胆敢在加冕时自戴皇冠，打破君权神授的传说，他的野心已远远膨胀出欧洲的疆土，他要做这个世界的君主！拿破仑：自恋型人格障碍（3）自恋使拿破仑向欧洲宣战拿破仑的野心膨胀使他不满足于登上法国皇帝的宝座，他要令全欧洲服从法兰西的意志，由此他的自信越来越走向自恋。1805年第三次反法同盟成立。拿破仑挥兵多瑙河，将奥军主力围困在乌尔姆要塞，迫使他们投降。接着他率军攻占维也纳，逼得奥皇弗朗西斯出奔奥尔莫乌茨；拿破仑引诱俄奥联军在奥斯特里茨与他决战，结果大胜联军。由此，第三次反法同盟瓦解。拿破仑则乘机大肆瓜分欧洲领土。他把自己的兄弟与近臣们分封到这些地方去做国王大公，建立他的新欧洲秩序。对于拿破仑的这些侵略行径，欧洲列强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三年后，第五次反法同盟又告成立，结果再次被拿破仑率军摧毁了。到1810年，拿破仑不仅是法国的皇帝，还是意大利的国王、莱茵邦联的保护者、瑞士的仲裁人，以及西班牙、荷兰、那不勒斯王国、华沙大公国及其他附庸国的太上皇。为了进一步征服欧洲，拿破仑于1812年6月御驾亲征，率60万大军征讨俄国，他坚信战争会在1812年内结束。但俄军统帅库图佐夫元帅对拿破仑大军采取了主动撤退、坚壁清野的策略，在拿破仑逼进莫斯科时焚城三日，这使拿破仑陷入了空前的困境。五个星期后，拿破仑不得不下令撤军，没想到等着他的却是比库图佐夫更可怕的事情—俄国的严冬。在天寒地冻、风雪交加及俄国正规军与游击队的不断骚扰中，拿破仑的60万大军彻底崩溃了。他只率2.7万残兵败将退回巴黎。拿破仑征战俄国大败而归，敲响了他命运的丧钟。1813年春，俄、英、普、奥、瑞典等国组成第六次反法同盟。经过半年多的交战，拿破仑大军终于面临山穷水尽的局面。1814年4月6日，在众叛亲离、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拿破仑终于签署了退位诏书，被流放到地中海的厄尔巴岛。之后一年，他虽潜回巴黎，再登皇位，与联军作战，但这不过是英雄末路之举，只留下“滑铁卢”的败绩。此后，他被遣送到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度过他的余生。他在那里过了六年无聊至极的日子，不断反省他一生的功过得失。据说有人送了他一本中国的《孙子兵法》，看得他大为惊叹，后悔没有早得到这本书，那样他就有可能打更多的胜仗。拿破仑的自恋型人格障碍分析自恋一词在英文中为narcissism，直译成汉语是水仙花的意思。这来自一个凄美的古希腊神话：美少年纳西斯（Narcissus）在水中看到了自己的倒影，便爱上了自己，每天茶饭不思，憔悴而死，变成了一朵花，后人称之为水仙花。精神病学家、临床心理学家借用这个词，用以描绘一个人爱上自己的现象。拿破仑：自恋型人格障碍（4）拿破仑是一个典型的自恋型人格障碍者（自恋型人格障碍定义及行为表现见表1-5）。这使得他在为人处世时，盲目自信，为所欲为，并完全按自我意志行事，丝毫不顾及他人的感受。拿破仑的疯狂自恋使他陷入盲目自信的泥潭，分不清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梦想意志可以战胜一切。拿破仑在自己的生涯中，曾有许多亲朋好友都力劝他不要那么以自我为中心，但他一概置之不理，甚至不惜与其中的一些人决裂。表1-5自恋型人格障碍定义行为表现自恋型人格障碍一种由强烈的以自我强烈的自我重要感，高估自为中心的意识而产生的我的能力，缺乏同感，以自我人格障碍为中心，为所欲为拿破仑成也自信，败也自信。他用自己一生的兴衰告诉人们：过分的自信可以导致自恋。而自恋会使人贪婪得不知天高地厚。拿破仑是一个被自信惯坏了的孩子。他不明白成功可以使人变得自信，也可以使人变得自负，众望所归随时都可能变成众矢之的。所以，对于自己的屡屡得手，拿破仑没有丝毫的危机意识，有的只是冲击意识。其结果就是，他战胜他人的次数越多，输给自我的机会就越大。拿破仑虽曾建立赫赫战功，可他在历史上的最后记忆，却是“滑铁卢”败绩。拿破仑一生最大的悲哀就是他打了太多的胜仗，这使他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战争赌徒。拿破仑虽曾赢得好不痛快，最后却输得一干二净。这都是因为他太自恋了，恋到天昏地暗、不知好歹。拿破仑曾视命运为女人，殊不知，女人也不是好欺负的。拿破仑真正应该看的书，不该是《孙子兵法》，而应该是《道德经》啊！表1-6拿破仑的自恋名言在我的字典当中是没有“不”字的命运是个女人。她给我做的事越多，我对她的要求也就越大我不知道有什么极限，只向往一个世界帝国，世界要求我来统治它拿破仑：自恋型人格障碍（5）巴黎将成为世界的首都，法国人也将成为万国妒羡的对象我的原则是法国第一，绝不允许让一个天生要成为太阳的国家堕落成为一个卫星我不能以一个被侮辱者的姿态出现在我的人民面前。我必须仍然是伟大的、光荣的表1-7拿破仑亲朋好友对他自恋的评价姓名关系言语波拿马太太母亲如果我儿子能听得进去我的一句劝话，欧洲的地图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啦吕歇安二弟我恨拿破仑，他毁了我的人生长期与拿破仑决裂热罗姆三弟我恨他（拿破仑），他毁了我的婚姻幸福（续）姓名关系言语达乌元帅战友皇帝，请你在我死之前答应我，不要再发动战争了奥古斯特元帅战友陛下，是你毁了你自己的贝尔纳多特元帅盟友，后来背叛我们都无法打败拿破仑。幸运的是，拿破仑他自己打败了自己塔列朗部下（外交大臣）拿破仑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后来背叛拿破仑富歇部下（警务大臣）拿破仑的野心将毁坏法国后来背叛拿破仑自恋型人格障碍的表现根据中国精神障碍诊断与分类标准，自恋型人格障碍的主要特征有：夸大（幻想或行为）、需要他人赞扬并缺乏同感；起自早期成年时，前后过程多种多样，表现为下列五项以上。?具有自我重要的夸大感（例如，过分夸大成就和才能，在没有相应的成就时却盼望被认为是上乘）；?沉湎于无限成功、权力、光辉、美丽或理想爱情的幻想；?认为自己是“特殊”的和独一无二的，只能被其他特殊的或高地位的人（或单位）所了解或共事；?要求过分的赞扬；?有一种荣誉感，即不合理地期望特殊的优厚待遇或自动顺从他的期望；?在人际关系上是剥削（占便宜），即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占有他人的利益；?缺乏同感：不愿设身处地地认识或认同他人的感情和需求；?往往嫉妒他人，或认为他人都在嫉妒自己；?显示骄傲、傲慢的行为或态度。希特勒：攻击型人格障碍（1）希特勒：攻击型人格障碍希特勒是人类史上最大的战争魔王。他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61个国家被卷入，20亿人参战，5700万人死亡。他在政治上也好走极端，主张日耳曼民族优越无比，并顽固地反社会主义、反犹太主义；他曾想独霸世界，却最终自掘坟墓；他生前耀武扬威，到头来畏罪自杀。然而战争魔王的另一面，希特勒的早年梦想却是成为一名画家，他在绘画方面具有天赋，曾两次报考维也纳美术学院，但均告失败。当艺术梦想无法实现时，希特勒转而去寻求政治抱负，走上了另一条人生道路。然而，他的政治抱负却给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时代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什么是希特勒的政治抱负？他为什么要残忍地实行种族灭绝政策，疯狂屠杀犹太人？是什么样的心理因素促使希特勒走上妄想独霸世界的道路？希特勒阿道夫?希特勒（1889—1945年），生于巴伐利亚和奥地利的边界城市布劳瑙，卒于柏林。他被公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与罪魁祸首。希特勒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即纳粹党的总裁和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元首。早年曾因暴动入狱，并在狱中写下《我的奋斗》一书，表达了他多方面的观点，如兼并奥地利、反犹和独裁。1933年1月30日出任德国总理；通过“帝国大厦纵火案”打击异己党派。1934年8月1日德国总统兴登堡病逝，希特勒兼任德国总统，并将总统与总理两个职务合二为一，拥有无限的权力，他命令所有军队以及法官和政府官员向他宣誓效忠。作为元首和总理，希特勒成为国家政权的单独执掌者即独裁者，把军队和教会之外的所有政治社会机构都一体化。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兼任德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他执政期间的德国被称为纳粹德国或德意志第三帝国。希特勒早年艺术梦的破灭人们大多只知道希特勒是个疯狂的战争强人，不知道他还会画画。年轻的时候，希特勒的梦想是成为“素描画家和水彩画家”，他的美术功底不错，崇尚古典风格，他曾经为艺术创作而备受煎熬。可惜，历史给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他报考维也纳艺术学院落榜了。于是，他仿佛发现自己的才能应该用在政治上。如其所言：“1918年11月9日，我已下决心做个政治家！”（希特勒《我的奋斗》。）希特勒：攻击型人格障碍（2）希特勒曾经希望成为一个画家。他在中学时期的课业成绩，只有绘画一门是“优”，后来他立志研究“博大精深的德国艺术”（希特勒语），19岁时报考维也纳艺术学院，因为考试成绩差而未被录取。（其入学考试成绩评语是：“绘画成绩不够满意。”）希特勒对此一直耿耿于怀，认为艺术学院没有录取他，“世界肯定蒙受了重大损失”。当时，整个欧洲流行抽象派的艺术风格，而希特勒的艺术口味却相当保守。对于艺术越来越抽象化的倾向，希特勒感到极其反感，为此还专门发明了一个词：“黑鬼化”的艺术，矛头直指西班牙画家毕加索，并呼吁艺术界以希腊、罗马为准则，进行第二次古典文艺复兴。希特勒的绘画风格，也因此清晰地体现出他的传统和保守。例如，希特勒总爱把天空画成充满生气甚至是激怒暴动的，但同时又很少选用多元的颜色去表现。希特勒作品中的色彩大多暗哑和传统。另一方面，希特勒在画建筑的时候透视感非常好，他可以很细致地表达建筑，可是描绘人和动物就非常糟糕了，身体比例失调、关节部位僵硬、背景也有一些失真。希特勒画里的人物既不符合解剖学原理也没有人物应有的生气。这就是希特勒报考维也纳艺术学院名落孙山的主要原因。随后，希特勒也没有能被建筑师学校录取，因为他中学没有毕业，不符合该校的招生条件。尽管如此，希特勒仍留在维也纳直到1913年。他没有职业或就职目标，在用完他继承的遗产和起初领到的孤儿补助金之后，希特勒正式成为维也纳街头的一个流浪汉，住在贫民窟内，过着饱一餐饥一餐的日子。他后来回忆说：“那时我除了一身黑大衣和饥饿是忠实朋友外，什么都没有。”为了谋生，希特勒曾到铁路行李房扛包裹，也曾在街头给人画像，还曾在下雪天扫马路，实在没有活干，就到粥棚去蹭粥喝。此外，希特勒还利用这段时间毫无系统地阅读了大量书籍。他通过阅读这些书籍获得了不完全的教育。这段凄凉的生活经历深深地影响了希特勒的一生，他不但人格上变得更加刻薄冷酷，在政治上也好走极端。比如，希特勒主张日耳曼民族优越无比，并顽固地反社会主义、反犹太主义等。希特勒是一个充满复仇情结的人纵观希特勒的一生，他是一个充满复仇情结的人。在心理学上，情结是由一系列被压抑的无意识思想、感情、知觉、记忆等所组成的意念倾向。它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一个人的思维和情感方式，使人形成特殊的偏见或偏好。希特勒：攻击型人格障碍（3）希特勒后来因为“啤酒馆政变”而被捕下狱，他在狱中写下了臭名昭著的《我的奋斗》一书，其核心思想就是复仇与扩张。所谓复仇，就是再次与法国开战，从根本上解决德国与法国的领土纠纷，并提高德国的国家地位；所谓扩张，就是占领东欧的领土，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为德国人民取得每天的面包。他还狂言：“当不能用和平的手段解决时，就用拳头来说话。”希特勒上台之后，完全执行了其纳粹理念，撕毁了《凡尔赛和约》对德国军力的限制，疯狂地扩军备战。1939年9月，希特勒悍然发动了侵犯波兰的战争，由此拉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占领波兰后，希特勒把德国、波兰等国的犹太人都押送至设在当地的集中营。因为希特勒认为，犹太人的背叛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战败的主要原因，所以他要疯狂迫害犹太人，以泄当年之愤。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欧洲共有犹太人920万人，可到了1945年战争结束时，欧洲仅剩下犹太人310万人；同样，“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德国有犹太人20万人，可到1945年5月，只剩下1.2万人。希特勒的复仇情结完全背离了人性。这不仅体现在残害犹太人上，也体现在残害战俘上。按照国际法，军人一旦在战场上被俘，是不能受到虐待的。但是，希特勒根本不顾这一套。他曾下令：苏联军队中的政治委员一旦被俘后，一律枪毙。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红军的政工干部极少生存，因为大都被枪毙了，除非他隐蔽自己的身份。希特勒还曾下令：盟军的飞行员俘获后也一律枪毙。他的手下认为枪杀战俘不妥，不符合日耳曼精神，希特勒回答：“见他的鬼！如果我不体恤俘虏，不考虑战俘的权利，那么敌人在战场前就会好好地想一想了。”据说，希特勒还曾下令，如果德军攻占莫斯科，将彻底予以毁灭，以报其不投降之仇。希特勒的复仇情结使他对国人也十分冷酷。比如，1945年开春以后，德军的处境越来越不妙。3月19日，希特勒下令，在被盟军攻占之前，必须把所有的德国工业运输、设备、储备统统炸毁，不给敌人留一分。4月12日，希特勒又下令，将德军所有放弃重要阵地的指挥官立即处死。总之，希特勒的复仇情结使他做出了许许多多令人发指的事情，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恶魔。希特勒攻击型人格障碍的分析从心理学上讲，希特勒是一个严重的攻击型人格障碍者。攻击型人格障碍是一种以行为和情绪具有明显冲动性为主要特征的人格障碍。具有攻击性人格障碍的人情绪急躁易怒，存在无法自控的冲动和驱动力，行为上常表现出盲目的向外攻击性。他们的行动反复无常，行动之前有强烈的紧张感，行动之后体验到愉快、满足或放松感，无真正的悔恨、自夷或罪恶感。由此，希特勒做事极端蛮横而不计后果。希特勒：攻击型人格障碍（4）例如，希特勒在1939年8月22日与苏联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为的是避免两线作战。但当他在西线作战得手后，就立即着手进攻苏联，并很快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当时德军高层对此问题认识十分清楚，力劝希特勒缓攻苏联。但希特勒固执己见，他狂言：“我相信，苏联人在民族社会主义理念精神鼓舞下的德国士兵面前不堪一击。”对此，德军统帅部无可奈何，唯有执行。再如，1941年12月5日，苏军向莫斯科城外的德军发起总攻，在苏军强大的攻势下，德军伤亡很大。此时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博克元帅请求后撤。尽管后退会有利于部队补给，但是希特勒坚决不准。由于希特勒坚持己见，德军在苏军的反击中没有必要地伤亡了50多万人，最后还是后退了100～150公里。对此，希特勒没有丝毫的反省！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希特勒的某些盲目武断的决策曾一度给他赢得了辉煌，使人们错把他当做军事天才。“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希特勒坚持打破常规做法，以“闪电战”的方法大胆袭击波兰、比利时及法国等国，令德军统帅部的将领们对他刮目相看。在苏联战役初期，希特勒也以其极端的偏执，赢得了某些战场的主动。但没有多久，大家都发现，希特勒完全就是一个疯子，一切唯意志论，根本不考虑现实，令人无法忍受。德军元帅古德里安后来在回忆录中曾痛苦地写道：“元首这是在动员全世界力量要打败我们自己。”德军元帅鲍洛斯后来也在回忆录中写道：“为希特勒做事，毫无成就感可言！”可惜，希特勒对此毫无察觉！希特勒的中学老师爱德华?休曼曾说：“希特勒肯定有某些天资，但是他缺乏自制力，说得客气一点，他好强辩，刚愎自用，脾气暴躁，自以为是，不遵守课堂纪律，学习又不用功。”希特勒从小就是一个妄想成性的人，做事我行我素，随心所欲，颇具艺术家气质。希特勒：攻击型人格障碍（5）而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一个人处在精神亢奋的状态下可能会产生高度的突发奇想，据说凡?高的不少艺术杰作都是在这种状态下完成的。希特勒在情绪高涨时，也是灵感迸发，作画颇具原创性。可惜梦碎维也纳，使希特勒由追求艺术梦想而转变为寻求政治抱负，走上了另一条人生道路。可悲的是，他的政治抱负给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时代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反之，如果希特勒当初圆了艺术梦，进入维也纳艺术学院，并成为一个职业画家，那么他是否会将对人生的所有爱与恨都发泄在艺术创作上，成为第二个凡?高呢？这既是希特勒个人的悬念，也是世界历史的悲哀！主动攻击型人格与被动攻击型人格主动攻击型人格障碍主要呈现为较为持久的攻击言行，缺乏自控能力，有对他人攻击的冲动，其攻击性行为是外向的。还有一种攻击型人格称为被动攻击型人格，其主要特征是以被动的方式表现其强烈的攻击倾向。这类人外表表现得被动和服从、百依百顺，内心却充满敌意和攻击性。例如，故意晚到，故意不回电话或回信，故意拆台使工作无法进行；顽固执拗，不听调动。拖延时间，暗地破坏或阻挠。他们的仇视情感与攻击倾向十分强烈，但又不敢直接表露于外，他们虽然牢骚满腹，但心里又很依赖权威。《历史中的心理学》：第2章：认知障碍篇诸葛亮：云长-文长移情（1）第2章：认知障碍篇认知（cognition）是人脑反映客观事物的特性与联系，并揭露事物对人的意义与作用的心理活动，包括对事物的注意、辨别、理解、思考等。认知障碍通常影响到两个方面，即一个人对于自己的评价和其对社会的认识。一个人在自我意识的完善过程中，有时不能客观地认识和评价自我，就会出现自我认知障碍；而在认知过程中，个体的某些偏见影响认知的准确性，使认知发生偏差，就会出现社会认知障碍。诸葛亮：云长-文长移情在《三国演义》里，魏延是个排在关、张、赵、马、黄后面的小配角，最后还被定调叛臣，不得善终。可是看看史书所载，他跌宕起伏的一生，绝对算得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而魏延谋反案，更被称为“诸葛亮时代”三大疑案之一。众多三国史爱好者或认为是诸葛亮设计杀之，或认为是杨仪等人假借丞相遗命搞党派斗争。其实争议的焦点，就是诸葛亮要不要为魏延之死负责。诸葛亮总不能因为喜爱魏延才杀掉他啊，那是言情小说，不是历史。我们从史料出发来分析当事人的心理，可以发现，诸葛亮对魏延的确大有偏见。而二人个性上的冲突，也足以促使偏见不断被强化而成为杀机。因此，设计杀魏延一说是可以获得心理分析支持的。所谓偏见，就是说实际的魏延并不像诸葛亮心目中那么不堪。那么魏延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诸葛亮对他的偏见又从何而来呢？诸葛亮诸葛亮（181—234年），字孔明，三国蜀汉琅琊郡阳都人（今山东省沂水县）。少年时父母双亡，逐随叔父避乱荆州，隐居于南阳隆中，人称“卧龙”。娶黄承彦之女为妻。刘备屯兵新野时，徐庶为幕僚，向刘备推荐诸葛亮。刘备三访其庐，诸葛亮才与其相见，并立刻提出了著名的《隆中对》。深得刘备的赞赏，自此成为刘备的主要辅佐。后助刘备败曹操于赤壁，佐定益州，使蜀与魏、吴成鼎足之势。诸葛亮出任丞相，总理国家大事。章武三年（223年）春，刘备在永安病危，召诸葛亮嘱托后事。后主即位，诸葛亮受封武乡侯，建立丞相府以处理日常事务，又兼任益州牧。当时，全国的军、政、财，事无大小，皆由诸葛亮决定。8月，诸葛亮突患急病，暴卒于前线，时年54岁。蜀军全线撤军。诸葛亮在生前留下遗嘱：葬于汉中定军山，就在山坡中挖一个坟，坟坑可装下棺材便可。穿平常的衣服，不随葬器物。诸葛亮：云长-文长移情（2）魏延的跌宕人生首先说魏延是个有勇有谋的人才，一点问题也没有。他一生历任牙门将军、镇远将军、镇北将军、都亭侯、凉州刺史，一路做到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南郑侯。从官职上面就可以看出，魏延既做将军，又做军师，是个文武全才。一方面，魏延勇猛过人，他驰骋沙场，所向披靡，可以称为善战无敌。刘备命他为镇远将军守卫汉中的时候曾经问他：“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魏延答道：“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三国志?魏延传》）刘备对这样豪情满怀的回答非常满意，众人听了也觉得士气高涨。另一方面，魏延无论在战术还是战略上都很有见地。他镇守汉中期间，“皆实兵诸围以御外敌，敌若来攻，使不得入。及兴势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其制”（《三国志?姜维传》），汉中地区因而获得了长期的安定。他跟随诸葛亮期间，屡屡建言献策：“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三国志》卷四十）最为后人津津乐道的一计，是在诸葛亮北伐中，魏延提出的“子午谷奇谋”。虽然这一计策最终被诸葛亮否定，但是其中奇巧的思路仍然赢得了后世许多有识之士的支持。再说魏延是个赤胆忠心的臣子，也是有据可查的。《三国志?魏延传》说:“魏延字文长，义阳人也，以部曲随先主入蜀。”义阳县属东汉荆州之南阳郡。所谓“部曲”，据《后汉书?百官一》介绍：“其领军皆有部曲……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其余将军，置以征伐，无员职，亦有部曲、司马、军候以领兵。”东汉末年，以世家和豪族地主为社会基础的军阀割据形成，军阀采取“部曲”这种军事建制来组织自己的军队，于是部曲便成为豪强地主割据势力的私人武装。魏延以部曲身份随刘备入川，其地位虽然不高，但却是刘备军中的嫡系，而绝非《三国演义》中那个先弃刘表、后杀韩玄，献长沙投刘备的“背主”降将。因其“数有战功，迁牙门将军”（《三国志》卷四十）。刘备做了汉中王之后，对魏延更是宠信有加。当时要选一位大将镇守汉中，大家都以为非三将军张飞莫属，连张飞自己都这么认为。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刘备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魏延。“拔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刘备与张飞的关系可是“寝则同床”的铁兄弟啊！由此可见刘备对于魏延的信任程度非同一般。诸葛亮：云长-文长移情（3）魏延早年追随刘备，出生入死，后来效力于诸葛亮，南征北战。在讨贼兴汉这件事上，恐怕没有谁敢说比魏延更坚决。诸葛亮历次北伐，首先要求做先锋的总是魏延。在他听到诸葛亮死讯之时，还坚称“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甚至到他临死前仍然在大骂曹贼。因此，《三国演义》里的“脑后反骨”纯属子虚乌有。而罗贯中擅自贬低魏延提升赵云，与这位作家的老家紧临子龙故土不无关系。既然上司信任，也经常升职提干，魏延为何要谋反呢？可见，事件的背后存在很多疑点。陈寿在《三国志》里说：“本指如此，不便背叛。”即魏延本意就是这个（杀杨仪），他不是谋反。内地学者易中天先生也认为魏延谋反“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不合逻辑”。在我看来，魏延领兵南归造成蜀国内乱是不争的事实。用心理学的话说，一个有勇有谋的爱国将领，做出乱国之举，是一种情绪化的非理性行为。而魏延的不良情绪，多半是由诸葛亮对他的贬用导致的。魏延真正春风得意的时期是刘备在世之时。及至白帝托孤，他已经是蜀中当仁不让的一号将军。而到了“诸葛亮时代”，他表面上虽然拜将封侯，可是从实权上一直受到诸葛亮的限制和打压。位高权不重，这种状态无疑让人非常郁闷。据《三国志?魏延传》记载：“建兴六年，亮出军向岐山，时有宿将魏延、吴壹等，论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而亮违众拔（马）谡。”就是说，这个一号大将在关键战役中遭到诸葛亮的闲置。其实在历次北伐中，魏延的勇略足可以独当一面。但是诸葛亮最多命他做个先锋，就是我指哪儿你打哪儿。而且，“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亮制而不许。”作为一个将军，连调动一万军队的权利都没有，不能不让人感觉诸葛亮对于魏延的控制有些过于严格。我们可以用换位思考的方式感受一下，自视甚高的魏延，能力得不到表现和发挥，内心是多么的煎熬。诸葛亮对魏延的排挤，在他安排后事的时候尤为明显。“秋，亮病困，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使自发”《三国志?魏延传》。主帅病危，密谋退军，长史、司马、护军都到了，而任前军师、征西大将军、领汉中太守、南郑侯的魏延，职位仅次于诸葛亮，却被排除在外，无疑是诸葛亮有意而为之。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压制、排挤魏延呢？我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是性格冲突；二是移情因素。诸葛亮与魏延的性格冲突谈到诸葛亮和魏延，就不得不提到“子午谷奇谋”。诸葛亮：云长-文长移情（4）《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注引《魏略》：“闻夏侯（时镇长安）少，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唯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当时北出汉中越秦岭入关中有四条道路，即褒斜道、傥骆道、故道和子午道。子午道最为险远，但魏军在此设防松散，可以出其不意直抵长安。魏延建议诸葛亮亲率大军出褒斜道，自己率五千奇兵出子午谷偷袭长安。《三国志?魏延传》说：“亮以为此悬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用延计。”但后世众多有识之士都为魏延鸣不平，宋人陈造断言：“向令魏延之策见用，长安或为亮有。也有不少学者认为诸葛亮的担心很有道理。我们不妨罗列一下二人的理由做个对比（见表2-1）。表2-1魏延诸葛亮艺高人胆大，亲率精兵，势如破竹子午谷道路险狭，易守难攻，不宜冒进夏侯听说我突然来攻，一定会弃城而逃夏侯未必会弃城而逃攻下长安可守20多天，足够大部队赶来就算攻下长安，也未必守得住，守住20天也未必等得到大部队以寡敌众，应当出奇制胜以寡敌众，应当步步为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这个军事史学上的问题已经争论日久，我并不想再加妄断。我所关注的是诸葛亮和魏延迥异的观点所体现出的性格差异。诸葛亮对武将的顾忌跟其谨慎的性格有关。对于谨慎这一点，诸葛亮自己也从不否认，而且他知道，刘备之所以对他那么放心，就是因为谨慎。正如他在《出师表》里说的：“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以这样的性格，当然不喜欢锋芒毕露的魏延。而魏延那些激进的策略就算再高明，也注定得不到诸葛亮的赏识。所谓“子午谷奇谋”就是轻兵猛进，速取长安。而在诸葛亮看来，你区区五千兵，攻得下吗？你能保证按时攻下吗？你就算攻下来守得住吗？诸葛亮：云长-文长移情（5）而魏延恃才傲物的个性促使矛盾激化，令双方针锋相对。他越是受到诸葛亮的质疑，就越要自我表现。于是，魏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三国志?魏延传》）。诸葛亮此时在蜀国大权独揽，加之他凡事苛求完美，当然容不得有人对他治国治军的思想体系妄加质疑。追求完美，行事谨慎，使得诸葛亮根本不指望其他将帅，总觉得只有自己才能尽心尽责，只有自己才能担当起复兴汉室的大业，所以每每亲自在外统兵。当然，诸葛亮虽然追求完美，苛求既定方针的贯彻。但是他也并不是一个刚愎自用、不听劝谏的人。文臣武将众多，难说个个都能脾气相投，那么为何单单魏延屡遭打压以致二人嫌隙颇深呢？这里我们就要提到一个概念，叫做“云长-文长移情”。诸葛亮的云长-文长移情分析魏延悲剧的核心，是他自己也万万料想不到的。因此直到被设计斩杀，他都为自己命运的大起大落而迷惑和愤懑。透过心理学的分析，我们发现，魏延的命运其实已经因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而提前定调了。这个人就是三国时期大名鼎鼎的关羽。魏延实在和关二哥太像了！这先后引发了刘备和诸葛亮对于他的“云长-文长移情”。我们可以通过表2-2比较一下魏延和关羽。表2-2关羽魏延字云长文长外貌面如重枣，丹凤眼，卧蚕眉身长九尺，面如重枣，目若朗星（《三国演义》）（《三国演义》）兵器青龙偃月刀大刀个性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又性矜高，（《三国志?关羽传》）当时皆避下之（《三国志?魏延传》）在心理学中，移情是指将个人对生命中某个重要人物、事件或环境的爱与恨投射到他人他事的心理表现。主要表现为：无缘无故地喜爱或仇视某个人物、事件、地点、东西或环境等。刘备宠信魏延，是正向移情的表现，而诸葛亮反感魏延，则是一种反向移情的表现。诸葛亮：云长-文长移情（6）刘备与关羽“寝则同床，恩若兄弟”（《三国志?关羽传》），感情之深不必赘言。较之张飞，关羽不但武艺超群，胆识过人，而且行事颇稳重，有谋略，因此更为刘备所倚重。魏延出身于刘备的嫡系部队，可想刘备视察将士的时候，乍一看还以为二弟站错了队。回过头来念叨几次，这员猛将很快就能成为主公嘴边的红人了。魏延也不负刘备的期望，凭借出众的能力屡立战功。到刘备汉中称王的时候，甚至撇开三弟张飞而提拔魏延做镇远将军，可见刘备对魏延喜爱之深，已经同对待关羽无异。诸葛亮同关羽的关系可就不那么愉快了。诸葛亮出山辅佐刘备，注定是刘备和其兄弟之间的“第四者插足”。诸葛亮要辅佐刘备走自己设计的复国路线，就要让自己成为刘备最信任的人，但是争宠他是一定争不过刘备的结拜兄弟的，因此对于关羽，诸葛亮的态度一直比较谨慎隐忍，偶尔还拍拍马屁。关羽做襄阳太守时，马超来降，关羽写信给诸葛亮询问马超其人。诸葛亮回信说：“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三国志?关羽传》）很显然这话说得假惺惺，但是关羽本性高傲，尤其瞧不起诸葛亮这样的士大夫，看到诸葛亮这样低姿态，就故意将书信传视众人，炫耀一番。可见云长性格逞强好胜，刚愎自用，傲上而不凌弱。诸葛亮平生办事以谨慎为本，最忌讳那种口出妄言之人。关羽贵为主公二弟，是名震华夏的大将，诸葛亮不得不敬他三分。作为军师，可是该说的话有些不便说，有些不愿说，有些说了也白说，最终导致关羽误了大事，丢了荆州。诸葛亮死不瞑目之事就是未能克复中原，而克复中原未成的根源之一在于关羽失荆州所产生的连锁反应。所以诸葛亮对关云长有一股说不出的失望。导致关羽兵败身亡的几场战役的部署上，号称神机妙算的诸葛亮都不曾出手相助。关羽死后，刘备哭倒在地，诸葛亮却说“主上少忧。自古道‘死生有命’；关公平日刚而自矜，故今日有此祸……”为此，史学界对于诸葛亮的作为颇有微词。而我们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这场将相之争带来的压抑情绪，诸葛亮也是忍了好久无从宣泄了。巧在蜀营中有个魏文长，从相貌到性格都似极云长。加上文、云二字在古汉语中发音亦很相近，所以喊文长很容易使人想起云长。而魏文长是后来之人，诸葛亮断无敬他之理。所以诸葛亮有机会就打压魏文长的气焰，潜意识中是在宣泄对关云长的怨恨。关云长不贯彻诸葛亮“东和孙权”的策略，使之腹背受敌，失了荆州，使刘备和诸葛亮克复中原、匡扶汉室之大计受挫。诸葛亮：云长-文长移情（7）云长人之已死，不可追究，可文长说话办事有如云长复生，能不使诸葛亮心生厌感吗？特别是诸葛亮每每出川，都要远涉祁山月余才能抵达渭水一带，若荆州不失，蜀军由水道出川，不过十数日。可文长又偏偏不识相，屡屡提出要孤军奋入，且不谈其胜算把握如何，就是其粮草供给也难保障，这岂不又是关公当初动不动言以五百小校而取大城池之狂妄吗？想到这里，诸葛亮能不烦恼？关云长大意失荆州在先，魏文长欲轻进长安在后，诸葛亮怎能不防？诸葛亮之云长－文长移情就是这般形成的，其天长日久必然对魏延产生一股说不出的厌感。所以，诸葛亮打压魏文长，其实也是在打压关云长当初的自傲气焰。诸葛亮明知蜀军除了自己当数魏延最有智谋，却在临死故意推举魏延的敌对头杨仪做主帅，这分明是在逼魏延造反！纵观诸葛亮对于魏延的一系列不公平对待，回溯到其与关云长之间的矛盾，我们对于诸葛亮的移情表现是深有体会了。魏延这一生，真是成也云长，败也云长啊！正向移情、负向移情与反移情弗洛伊德是第一个发现移情现象并将它运用到精神分析与心理治疗的治疗师。他将移情定义为“患者在分析师身上看到了他童年和过去某个重要人物的复活，因此把适用于这一模式的情感和反应转移到分析师身上”。来访者将早年对父母的感觉、想法、情绪等，表现在与咨询者的关系上；或者将过去与重要他人的人际关系，重现在咨询者身上。正向移情与负向移情是互相对应的概念，描述的是移情的内容性质。正向移情是指来访者将咨询者视为以往某个给其快乐、幸福或好感的对象，对咨询者投射了正面的情感，包括好感、喜欢、爱慕、依恋甚至爱恋等。负向移情是指来访者将咨询者视为过去某个给其带来挫折、痛苦或压抑的对象，对咨询者投射了负面的情感，包括猜疑、不满、抵抗、拒绝甚至敌意。反移情则是与移情相对的概念，用以表示移情的方向。反移情指的正是咨询关系中咨询者对来访者的移情。李鸿章：定式思维导致误国心结（1）李鸿章：定式思维导致误国心结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的核心人物之一，他早年投笔从戎，屡建奇功，中年出任封疆大吏，推动洋务运动，晚年入值中枢，主持外交，活跃在晚清政坛上长达40年之久，超过了清朝立国以来任何一位首辅人物。但李鸿章一生虽有宠于朝廷，却有愧于国家，一生连签卖国条约，生前生后均遭世人唾弃。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曾写道：“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以中国当时的国势，“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辩之理，虽才十倍于李鸿章者，其对外之策，固不得不隐忍迁就于一时也”。无论后人对李鸿章的评价如何，李鸿章在与洋人打交道上，很有自己的一套外交手腕，但同时，他的很多做法也屡遭时人所弊诟。李鸿章何以可以忍受种种屈辱而完成自认为有意义的使命呢？其中，是怎样的心理动因支持着他的行动呢？李鸿章李鸿章（1823—1901年），字子黻、渐甫，号少荃、仪叟。安徽合肥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中进士。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从19世纪60年代起，李鸿章就积极筹建新式军事工业，仿造外国船、炮，开始从事标榜“自强”的洋务事业。1865年分别在上海和江宁创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制造局。1870年，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从此控制北洋达25年之久，并参与掌管清政府外交、军事、经济大权，成为清末权势最为显赫的封疆大吏。李鸿章从19世纪70年代起，进一步扩大洋务事业，因标榜“自强”进而“求富”，主要以“官督商办”的形式创办了一系列民用企业。同时，又着手筹办北洋海防，以外购为主，自造为辅，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建成北洋海军。为培养“自强”“求富”所需人才，还创办各类新式学堂，并派人赴欧美留学。所有这些洋务事业，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鸿章错在对洋人讲“诚”字李鸿章早年也是一条血性汉子，敢爱敢恨，敢做敢为。例如，他曾因为恩师曾国藩待友李元度不公而毅然脱离曾府，也曾因常胜军统领戈登（英国人）不服管治而力除其军权。面对外国列强对中国的欺辱，李鸿章早在1865年就在给朱九香的书信中疾呼：“外国猖獗到这种地步，吾辈如果不迅速求富求强，那么中国将何以自立！”李鸿章：定式思维导致误国心结（2）李鸿章之所以后来越活越窝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误信了曾国藩的一席话。一次，曾国藩问李鸿章怎样与洋人交涉，李鸿章回答：“不管洋人说什么，只同他打‘痞子腔’”（就是说虚夸大言，先声夺人的意思）。曾国藩沉默了很久说：“依我看来，还是在于一个‘诚’字。诚能打动人，洋人也是人，只要以诚相待，也一定会受感化的。”李鸿章听后顿表衷心接受，此后与洋人交往无不“诚”字当先。例如，李鸿章在任北洋大臣时，一位德国海军将领到访天津，邀请李鸿章参观他的军舰，李鸿章欣然同意。不巧参观那天刮大风，海上运行不便，那位将领就建议取消此次约会。不料李鸿章为显诚意，毅然携带一名翻译登上小艇到达德舰，令那位德国将领激动万分，对李鸿章说：“中堂真乃守信之人，如此坚毅，实在是可敬可佩！”李鸿章的种种诚信表现曾获得外国列强的广泛赞扬，他们一致视李鸿章为与大清谈判的唯一对手。美国总统格兰特对李鸿章更是惺惺相惜，声称他是远东第一名相。李鸿章自从念上了曾国藩的“诚字经”后，便一味强调对洋人讲诚信，却不力求洋人对他讲诚信，这是他最大的心误！从心理学角度讲，李鸿章的心误是定式思维的典型恶果！所谓定式思维，就是指个人十分明显的认知、判断导向。它会使人看问题十分狭隘、片面，人不惜否认或曲解事实来自我辩解，思维定式还会使人形成思想僵化，偏听偏信，甚至是自欺欺人。李鸿章对洋人讲“诚”字以便迎奉老佛爷李鸿章在主持晚清外交的20多年中，凡事以妥协为宗旨，公开声称：“办理洋务，以了事为要义。”例如，在处理1875～1876年的“马嘉理事件”中，李鸿章明知英国在整个事件中，不仅有违两国条约，也有悖万国公法，却为了“了事”而曲与周旋，签订了《烟台条约》，满足了英国10多年来扩大侵略权益的要求。在处理1885年的中法冲突时，李鸿章又不顾中国军队在越南大败法军的事实，一味妥协求和，甘心出卖国家利益，签订了《中法新约》，使中国虽胜犹败。而1895年签订的《马关条约》，李鸿章更是使中国尽失颜面，丢了台湾不算，还赔给日本两亿多两银子！对于李鸿章的绥靖政策，许多人都坚决反对过，这当中有他的政敌（如左宗棠）、下属（如刘铭传）和朋友（如曾纪泽）。特别是曾纪泽，他虽是曾国藩的长子，却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他于1880年出使法、俄，坚决抵抗外国列强对中国的欺压。在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他也坚决主张抵抗法国侵略，后来竟因此被撤去驻法公使职务。1886年回国后，他又遭受李鸿章的排挤打击，最后抑郁而死。李鸿章：定式思维导致误国心结（3）对于朝野的批评，李鸿章一向是既不退缩，也不辩驳，一切我行我素，因为他认定这都是必要的妥协。因为他认定这一切，都是为了老佛爷。就心理学而言，李鸿章能够一意孤行，是其合理化机制（rationalization）的作用。它泛指个人对不合实际或不符个人理念的事物加以歪曲，以去除焦虑，获得内心平静的手段。而李鸿章的合理化机制突出表现为竭力迎奉老佛爷（慈禧太后）的旨意，虽万死而不辞。由此，只要是老佛爷认可的事情，李鸿章就是再被辱骂，再被误解，也心安理得。这既是他合理化机制的根源，也是他心理素质之所在。由此，他与慈禧太后的关系远远超越了恭亲王、翁同、左宗棠、张之洞等人与慈禧太后的关系，却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因为慈禧太后并非一个英明的太后，她为满足私欲而再三扰乱晚清的政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