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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支援下，赫尔弗决定第二天清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驻守隘口的英军发起进攻。“5月27日清晨4点30分，天一亮我们便开始行动，”赫尔弗说，“6点15分时隘口已控制在我们手中，英军沿着海岸平原逃往锡迪-北拉尼。我们缴获了大批的战利品，首先是大炮(九门)，坦克(七辆马蒂尔塔式，其中有三辆还能工作)，以及我们急需的卡车。”　　这对提高隆美尔的声望是十分有利的。他写了一封踌躇满志的信以回答勃劳希契的电报——这封回信没有存放在档案里，然而毫无疑问，他这一举动是想摆脱非洲在他的名誉上留下的污点。5月29日，他在写给露西的信中曾讥讽：“我遭到总司令的一顿狠狠的斥责——我认为这极不公平——出于万幸的是，我们取得了胜利。对此，我决不会等闲视之，我已经写好一封如何回答冯·勃劳希契的信。”几天以后他又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我与总司令之间的分歧仍在扩大，要么是他们信任我，要么是与之相反。如果他们不信任我，我已经请他们对此做出恰当的结论。我怀着极大的兴趣等待着事情的结局……如果你没有在这里付出过辛劳，无端的抱怨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　　在帝国内部，隆美尔的声誉正在扩大……这一切均出自新闻大军和他手下摄影师们的辛勤鼓动。并非由于巧合，他的主要副官就是三十六岁的阿尔弗雷德·伯尔恩德中尉，一如他的前任卡尔·汉克，他也是纳粹宣传部的高级官员之一。伯尔恩德粗壮结实，一头卷发，皮肤黝黑，有着熊一般笨重的步态，是个生理上畸形的人——一只脚上有六个指头。但他风度翩翩，善于舞文弄墨，四处伸手。他的职务是负责保管隆美尔的日记。在他加入隆美尔部下作为一名党的“政策”之前，就已经是个顽固而又野心勃勃的纳粹狂热分子了。伯尔恩德的性格急躁直率，仿佛不那样就会怠慢了自己的感情。譬如有一次在4月里，伯尔恩德曾厚颜无耻地笑着劝隆美尔说：“将军阁下，如果我是您的话，我就不再向前推进！”作为回报，伯尔恩德巧妙地给隆美尔的神话添枝加叶。当有什么不愉快的事要禀告阿道夫·希特勒的时候，隆美尔便把阿尔弗雷德·伯尔恩德派去，因为他是个勇敢的人。1945年伯尔恩德在匈牙利的阵亡便证明了这一点。　　信件象雪片似地飞向隆美尔。纳粹妇女组织寄给他许多巧克力，——尽管在沙漠的酷热中吃这样的食物是难以想象的。一个十岁的小女孩在新闻纪录片中看到她的这位偶像后，从奥格斯堡写信给他：“我并不害怕象别人一样，从您那里得到冷淡的回答。对于您——隆美尔将军，我可以从心底倾吐自己的语言，我非常崇拜您和您的非洲军，并热切地希望您赢得最后的胜利。”隆美尔，这位将军，用同样的热情回答了这个孩子。　　然而，他明白胜利还十分遥远。空军正在竭尽全力摧毁托布鲁克的供水系统和阻止英军给养船只进入该港。他承认非洲军碰上了真正的对手：“澳大利亚士兵打起仗来十分惊人，他们远比我们的士兵训练有素，”他私下告诉露西说，“就我们的现状而言，用武力是不能征服托布鲁克的。”于是他设下一个长期的令人疲惫的包围圈，并开始让他的部队运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在同样情况下取得成功的“旧式”步兵战术。他教自己的部下怎样挖壕固守，怎样避免不必要的流血牺牲。　　 “他是个搞蒙蔽和伪装的老手，”伯尔恩德在一次广播宣传讲话中说，“他总是干那种很少有人意料得到的事。倘若敌人认为我们在某地的兵力最强，那么你可以肯定那里恰好是我们力量最薄弱的地带。而当敌人认为某处是我们的弱点并冒险接近的时候，我们又会变得确实十分强大。‘和你们这位将军打交道，我们简直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这是一位英军俘虏所发的牢骚。如果他发起的进攻同时又有佯攻伴随，敌人就总是把假的当成了真的，并把他们的炮弹全部倾泻到佯攻的地方。如果敌人根据判断，认为是典型的佯攻而采取行动的话，那么下一次的情况就很快会发生变化，他们接着又得上当。如果他们把这些进攻看成是摆样子而加以忽视，而实际上这却是真正的进攻。”　　 “有一次，”伯尔恩德接着说，“我们把托布鲁克的敌人惹恼了，他们用炮火轰击了我们的观察哨。于是隆美尔命令架设观测塔。所有的电线杆都被锯倒，一夜之间在托布鲁克周围竟出现了三十个这样的塔楼，而且都有全副武装的假人在不停地细致观察着敌人，不时地顺着楼梯上上下下——这些假人由躲在防空洞里的士兵用绳子操纵。敌人感到十分迷惑，向这些观测塔射出一连串猛烈的炮火，在以后的几天，他们把自己的全部炮弹都射向这些观测塔，有些塔楼被炮火打塌了，但有些依旧伫立在那里。过了不久，英军放弃了这种尝试——而就在这时，我们把假人换成了有血有肉的真正的观察兵。”　　隆美尔在北非取得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虽然是个天生的沙漠勇士，并且找到了他先前就不曾怀疑过的自己身上的那些才干。在缺乏界标的地带，他发明了一种离奇的定位方法，在他的记忆里似乎登记着每一个空油筒，圆锥形的石堆和铺满砂石的被烧毁了的坦克。他还获得了沙漠居住者的第六感官。一天，他和他的参谋长驱车驶过远处的沙漠，突然，他叫道：“赶快撤退！半小时内敌人将到达这里！”不一会儿，在远处的地平线上便扬起了一片尘土，敌人的装甲车正在向这里推近。　　在这个新的环境里，他创造了一种新的战斗指挥风格。他喜欢把混合作战部队放在后方，让意大利高级军官及下级指挥员之间保持着一种永久的联系，然后率领指挥部的一小部分成员乘坐几辆敞篷车离开部队，后面跟着无线电流动卡车，以便和作战部以及部队之间保持联系。这种做法自然会带来许多问题，因为电台在异常的气候条件下经常失灵，同时电池也会很快耗光。由于在汽车的挡泥板上插有黑、白、红的三色指挥旗，他那乡间马车式的“吊桶”汽车就显得十分惹眼，从这辆车上他制定进攻的方位和速度，如果他的车子被打中或碰到地雷，他又去指挥另一辆。这样他可以在任何一个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出现，并亲临现场，这就不用花费大量时间等待别的指挥官——尤其是敌人——所相信的情报。　　一旦战斗打响，隆美尔就很少睡觉和吃饭，他只要几片面包或是勤务兵赫伯特·根特尔下士给他预备的一份冷餐，就能一连维持好几天。坚定、顽强，实际上是他的本能，同时他也要求自己的指挥官们具有坚毅和勇敢的品质。一次，他发现一位将军在清晨6点半钟的时候还在用早餐，于是便怒气冲冲地对那人嚷道：“你应该回德国去！”起初，达不到他的要求的指挥官人数很多，随后便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由他指挥的意大利部队也逐渐崇拜起他来了，这些士兵和军官很少看到哪一位意大利将军会出现在战场上，因而乐意看到他对待那些顶撞他的脑满肠肥、无所用心的意大利将军们的粗暴态度。隆美尔意识到意大利人有他们的局限性，把难以应付的战斗任务交给他们是缺乏同情心和愚蠢的。“他们在生活中的优点远比做一名士兵多得多。”那年夏天他这样提醒他的副官伯尔恩德中尉。1943年10月，德国情报局的一份报告记录了这样一个惊人的事实，意大利士兵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意大利应该由“象戈林或隆美尔”这样有才干的德国人来领导。　　 1941年6月的上半个月，隆美尔撤换了他的指挥官，并准备应付更为严重的挑战。第十五装甲师的其余部队也已到达，在年轻的瓦尔特·纽曼-西尔科上校的指挥下被派往萨卢姆前线。在第五轻装甲师里，隆美尔采取了严厉的措施，以排除他称之为“来自军官中的危机”。他曾对一名坦克营指挥官进行军事审判，指控他在向托布鲁克发起的一次徒劳的进攻期间——5月1日——大流眼泪，并拒绝对“坚不可摧”的马蒂尔塔坦克发起攻击。在奥尔布雷克上校称病以回避他描述的对隆美尔的“进一步奉承”之后，他任命厄恩斯特·波尔布林克少校担任坦克团的新指挥官。同时他还抛弃了施特莱彻。5月底的一天，他给施特莱彻的指挥车打了个电话。　　 “施特莱彻，”他说，“我已经让别人来替换你的职务不过，在替换人到达之前，你仍旧继续担任指挥。”　　 “将军阁下还有什么别的吩咐吗？”施特莱彻冷冷地问道，不等隆美尔回答，他便挂断了电话。　　隆美尔之所以要撤销施特莱彻的职务，原因在于他对隆美尔的命令提出过许多质疑，并进行过“冗长的辩论”。他的继任是琼汉尼斯·冯·腊芬斯坦少将，他于5月31日到达。此人出身名门，瘦削而且英俊，有一点纨绔子弟的味道，不过他和隆美尔一样，也曾荣获过功勋奖章。利比亚蒸气浴似的气温对他那脆弱的体质来说实在够呛，初到的头几天，他一直是精疲力尽地躺在帐篷里的床上度过的。　　几天后，施特莱彻离开了非洲，他的军人生涯由于和隆美尔之间存在着争议而累遭挫折。当他们分手的时候，隆美尔粗暴地训斥他说：“你未免太关心你的士兵的身体了。”　　施特莱彻生硬地敬了个礼说道：“我可以想象得到，对一名师指挥官你是不会有什么赞扬之辞的。”　　当他的指挥车颠簸摇晃着行驶在沙漠上的时候，隆美尔本能地感觉到，英国人将要发起一次更大规模的进攻。他告诉意大利人，他已经有了“一种预感”——事实上，他的电台监听员已经截获了足够的情报。6月6日，监听员预先通知他：敌人的部署有了变动。除了萨卢姆和哈勒法亚之外，哈巴达是坦克能够爬上利比亚沙漠高原的唯一途径。隆美尔给露西写道：“英军已经进入沙漠纵深四十英里，我不知道他们是在撤退呢？还是在组织新的进攻？对这两种可能性我们都已做好了准备。”　　这就是英军的“战斧”行动计划。根据丘吉尔的命令，这次行动将一举消灭隆美尔。英军的一支运输船队已经驶过地中海，在亚历山大港卸下了二百三十八辆新坦克，从而大大增强了英军的兵力。英军西线沙漠部队的司令官诺爱尔·贝雷斯福特·佩尔斯决定迅速发起进攻。　　 6月14日，隆美尔的监听员获悉，每一支英军部队都从电台里接到“比特”将于第二天开始的通知(这一相同的代号在5月中旬英军进攻之前也同样使用过)。于是当天晚上隆美尔令萨卢姆前线的部队处于战备状态，并命令机动后备部队做好行动准备。　　翌日清晨4点半钟，英军的两翼进攻沿着海岸平原和高原展开了。9点，一切已经一目了然，这是敌军的一次主要进攻。隆美尔和他的非洲军——确切地说，整个现代化的纳粹军队——一第一次真正地遭到了进攻，同时也是第一次不得不进行一场以防御为主的战斗。全世界都在注视着隆美尔，他本人也确实意识到了这一现实。　　 1941年6月15日，在第一天的战斗里，坦克和步兵猛烈而残忍的厮杀在灼热的高温和令人窒息的尘雾中，席卷了整个沙漠。隆美尔的前景并不乐观。他的坦克比敌人少——大约是一百五十辆对英军的一百九十辆——而且只有九十五辆是真正的3型和4型战斗坦克。而英军大约有一百辆凶猛的马蒂尔塔坦克——装甲的厚度是德军的两倍，37毫米的反坦克炮对它们无可奈何。第八机枪营的日记描述了那一天八辆马蒂尔塔坦克是怎样发起进攻的：　　我们的37毫米反坦克炮又一次失去了威力。炮弹被坦克厚厚的装甲弹回来，只有幸好命中履带或炮塔时才能有一点作用。于是这些坦克隆隆地滚动着冲进我们的阵地有一百码，然后停下来，一门接一门地摧毁我们的反坦克炮。我们伤心地看着一门门大炮接二连三地被打哑，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勇敢也无济于事。第七连的炮手布朗克在五码之内还在向马蒂尔塔坦克射击，然而丝毫不起作用，庞大的钢铁怪物从他身上和大炮上碾过。他的战友把这位勇敢的小伙子带回来交给我们，外科医生不得不在战场上锯掉他的双腿，因为两条腿已被压成肉酱，后来这个战士由于伤势过重死去了。　　类似的事件充分说明，隆美尔业已把这种精神灌输给非洲军的全体将士。然而精神是不能代替一切的。自从托布鲁克的战斗打响以来，他就没有休息过，他知道只有88毫米的高射炮能够对付马蒂尔塔坦克，于是隆美尔在哈勒法亚布署了五门这种稀有的武器，同时又在哈菲德山脊安置了四门，把余下的另外四门交给守卫萨卢姆前沿后的第十五装甲师。沿萨卢姆前线的其它战术据点，他布署了一种新的38型反坦克炮，这是一种把37毫米反坦克炮改装成50毫米的武器。在这次战斗中，整条战线只有一半部队能得到弹药、粮食和水的补给。然而北非最不屈不挠的人物之一，威廉·巴赫上尉却坚守住了这条战线。他是第一百零四步兵团第一营的一位个子瘦长，爱抽雪茄烟的指挥官。巴赫过去是个牧师，他举止文雅，说话和气，在士兵中激起了一种独特的情感。　　 6月15日的战斗毫无结果，然而那天晚上隆美尔却很乐观。德军不仅守住了哈勒法亚隘口，而且十二辆从高原一侧进攻的大型马蒂尔塔坦克，有十一辆被巴赫隐蔽得很好的88毫米高射炮击中，另六辆从海岸一侧逼近的马蒂尔塔坦克，也有四辆在隆美尔的主要阵地前被击毁。那天夜里，瓦尔特·纽曼-西尔科上校报告说，第十五装甲师摧毁了敌军六十辆坦克。这时他开始计划进行反攻了。隆美尔克制住自己急切想冲入萨卢姆战场的心情，一直呆在一百英里外的军指挥部里，用无线电下达了进攻令，随后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这场战斗将由今天激烈的争夺决定胜负。”他在凌晨两点半钟给露西的信中这样说。　　纽曼-西尔科的坦克于6月16日拂晓开始反攻。他的计划是冲过卡普诺的废墟，——英军头天晚上已占领该地——跨过前线的铁丝网，再向敌军漫长的侧翼进攻。然而他的进攻却没有多大进展。上午7点45分，隆美尔的电台监听员报告，一场激烈的坦克战正在进行。那天早晨的晚些时候，第十五装甲师被迫退出战斗，因为八十辆坦克仅剩三十五辆可以运转了。中午过后不久，第五轻装甲师在靠近锡迪-奥马的边境地带，又遭到英军强大的坦克火力的阻击。　　毫无疑问，正如隆美尔后来所描述的，这是这场战斗的转折点。如果英军这时不顾一切地集中兵力紧逼过来，那么他就不得不放弃包围托布鲁克的计划。因此他作出了一个决定——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之一。他把赌注押在英军对自己侧翼明显感到不安这一点上。晚上12点35分，他电告第十五装甲师撤离卡普诺，与第五轻装甲师的前沿平行向南推进。拂晓之前，这两个装甲师必须插入敌军侧翼，然后冲向哈勒法亚海岸。这样既解除了敌军对巴赫上尉的包围，也切断了英军的整个远征部队。与此同时，他派出一架战斗机给哈勒法亚的守军散发了激动人心的消息：“我军的反攻正在西线取得节节胜利，敌军被迫处于守势，整个胜利取决于你们能否守住哈勒法亚隘口和海岸平原。”　　第五轻装甲师在清晨4点半钟准时出发，6点便到达了第一个目的地锡迪-苏莱曼。第十五装甲师也同样抵达指定位置。截获的无线电情报告诉隆美尔——他仍旧在一百英里外的指挥所里——敌军遭到了挫折，举止失措，陷入一片恐慌之中。上午7点45分，电台监听到英军第七装甲旅报告弹药告罄，“形势危急”，并听到一名坦克指挥官请求塔曼尔·贝雷斯福特·佩尔斯爵士由开罗前往战场。隆美尔把这些重大消息反复地通知他的坦克师指挥官们，催促他们迅速行动。正午，他们隆隆地驶过哈勒法亚隘口，从而结束了巴赫经受的严峻考验。就这样，隆美尔赢得了坦克激战第一个回合的胜利。　　第二天，6月18日，隆美尔离开指挥部，驱车前往看望他那些精疲力尽的德国和意大利士兵，并向他们致谢。看着这些喜气洋洋的面孔，他不由得感到欣慰，受到鼓舞。在这次战斗中，他仅把每天的战斗情况向柏林做一次扼要的报告，而现在他可要沾沾自喜地宣告自己这一难忘的胜利了。他声称自己的部队摧毁了敌军一百八十到二百辆坦克，几天后又把数字改为二百五十辆。然而，真实的数字远比上述两项都少得多。不过，由于他仅仅损失了二十辆坦克，所以他认为，自己获得的胜利是不能低估的。“英国人，”他向露西夸耀说，“尽管拥有四百辆重型坦克，并且在兵力上大大超过我们，而我们又没有能与之匹敌的重型装甲，但我们德、意军队的战斗部署和顽强抵抗——虽然它被切断了好几天——却使我不致把我的全部机动部队投入严酷的战斗。让敌人再次发动进攻吧，他们将遭到更加惨重的失败！”　　隆美尔以卓越的战斗和严格的训练赢得了胜利，他用反坦克炮引诱敌军的装甲部队，然后进行伏击。他在夜间进攻敌军的侧翼，并且制服了马蒂尔塔怪物。(一名被俘的英军少校要求看一看摧毁他坦克的大炮，当88毫米高射炮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说：“这太不公平了，竟然使用打飞机的高射炮来打坦克！”)不知道这一秘密的英军猜测，这是3型和4型坦克发射的一种令人震惊的炮弹。于是国外每每谈及隆美尔和他的坦克时，都不免流露出敬畏的神情。　　在国内，隆美尔的声誉也同样达到了顶点。而在1941年4、5、6这三个月，隆美尔的声望在沙漠上曾连续三次一落千丈，但每次都终于证明他比敌人更有能耐。当宣告隆美尔胜利的嘹亮的喇叭声仍在帝国广播电台里回荡时，许多人认为，现在可以给隆美尔写一部完整的传记了。“我想着手写一部有长远价值的作品，”一位上校写信给他说，“它将表现我们时代一位典型的年轻将军，要把他作为后代子孙的榜样，为激励尚武精神高潮的到来提供一个起点。”　　希特勒提议把隆美尔晋升为坦克上将，但总参谋部对此坚决DI制。隆美尔在两年之内已从中校提升为中将，这种迅速的提升大大激怒了他们。在过去几个月里，他们对隆美尔的忌恨丝毫没有减少。哈尔德对过去长期结下的宿怨仍耿耿于怀。5月，他在自己的日记里叙述道：“隆美尔没有应付复杂局势的能力。”他还私下建议勃劳希契对隆美尔的行动进行严密控制。哈尔德曾建议把第二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高斯中将派往利比亚的意大利最高统帅部，同时还谈到有必要在利比亚设立一个由陆军元帅威廉·李斯特指挥的总司令部，此人是希腊战场的胜利者，也是隆美尔在德累斯顿时的上司。　　然而，无论怎样密谋策划，命运之神再次照顾了隆美尔。设立总司令部的建议没有得到批准，而高斯将军却被派到了非洲。事实上，高斯是个沉默寡言、态度和蔼的人，他不仅没有难为隆美尔，反而成了个相好。他碰巧于6月12日到达隆美尔的活动住房——这是萨卢姆战役开始的第一天。他对隆美尔控制战役的能力感到惊异，认定非洲军的司令官“很能应付复杂局势”，并立即把他部下的四十三名军官，二十个侨民，一百五十名普通士兵和四十六辆运输车全部交给隆美尔指挥。哈尔德把高斯召回柏林进行磋商，然后对高斯的报告作自己的评语：“由于隆美尔将军的怪癖和病态的野心，人事关系搞得相当复杂，”哈尔德声言这是高斯如此说的，“隆美尔的错误使他表现出一种异常令人讨厌的性格，由于他那种蛮横的方法以及得到最高阶层的支持，没有一个人敢和他争论。”将军们对隆美尔能轻易接近希特勒是多么的嫉妒！　　然而最终的结果是，陆军统帅部决定设立一个“隆美尔装甲兵团。”装甲兵团在建制上仅次于军团，它的设立除了把隆美尔晋升为上将之外，再无别的选择。他将指挥其旧部非洲军和由几个步兵师组成的意大利第二十一军。几天后他才知道，正是他的一位很有影响的副官通过“最上层”的关系帮他取得了这次晋升。他给露西写信说：“我刚从伯尔恩德中尉那里弄清楚，他曾拜访元首和戈培尔，对最近的这次晋升，我所应该感谢的只有元首……你可以想象我是多么高兴——我所做的一切以及我做这一切的方式得到了元首的认可，这远远超出了我的梦想，”　　一个只有四十九岁的人成了一名上将！这就意味着，尽管在托布鲁克的那几个星期有过难堪的争论，但隆美尔确实已经象玫瑰花一样芬芳了。“这么年轻我就被提拔到了如此高的地位，这太令人高兴了，”这是他在晋升令生效之后的想法，“然而如果可能的话，我将在自己的肩章上添上更多的星。”　　与此同时，隆美尔也获悉希特勒已入侵苏联，他的指挥官们都不免大吃一惊，施维林私下对自己的部下说：“没什么可说的，这场战争我们是输定了！”隆美尔还是一如往常那样乐观，他巴望能尽快取得胜利，并为挫败丘吉尔的打算而欣喜。当然，他向露西承认，这意味着他回德国的打算要推迟了，“目前我带着这么多的问题是无颜在元首的大本营里露面的。”　　过去希特勒和总参谋部何以拒绝把大批装甲师、重炮和给养运往北非，现在终于很清楚了。实际上，希特勒、德国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正在企望“巴巴罗沙”之后的纪元——随着俄国人的失败，希特勒的不可战胜的德国将沿着亚历山大大帝的远征军两千年前的进军路线 [ 注：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323)，马其顿国王，曾率领大军进行征服欧洲和世界的远征。 ] ，开始一次征服世界的战役。早在6月初，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在元首重兵防守的巴伐利亚山间住所伯格霍夫，希特勒就曾对自己的密友们宣布：“俄国人在西部前线已经集结了他们的全部力量，这在历史上是最大的一次兵力集结。倘若巴巴罗沙行动出了乱子，我们就会彻底完蛋。这场战争一结束，伊拉克和叙利亚便得考虑自己的出路，这样我便可以腾出一只手来，一直向土耳其挺进。”这些梦想于三天后直接秘密地传到最高统帅部，然后就制定成具体的草案。这份草案将隆美尔在利比亚的任务正式纳入这一远景规划。首先，他必须占领托布鲁克，然后弄清从西线入侵埃及的道路，德国军队在征服高加索后，将南下从东线入侵埃及。6月28日，哈尔德指示隆美尔为此拟定一个草案。“我们在俄国正取得巨大的胜利，”隆美尔30日写信告诉露西，“或许比我们料想的还要快得多。从我们这里来说，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一直坚守到俄国的战役结束。”隆美尔是否过早地露了马脚？现在他终于明白，他在春季时的许多设想都是不着边际的，因为他没考虑到进攻苏联的战役。　　这一时期，在柏林隆美尔的个人档案材料里，尽是些其他军官们充满愤怒的信件和各种埋怨。许多军官在返回非洲之前曾私下与总参谋部的人员有过交谈，这些人当中，有性情温和的施特莱彻将军，寇彻海姆将军，奥尔布雷克将军，隆美尔的参谋长冯·德姆·波恩上校，还有一名坦克营指挥官科恩少校，以及格哈德·冯·施维林。施维林警告总参谋部说，托布鲁克正在堕落为“一个小小的凡尔登”，并呼吁在别的地方组织一个有活动力的团队。他讥讽地写道：“在这里，将军和指挥官们的浪费如此惊人，以至我可以计算出我的归期将在什么时候到来。”冯·赫尔弗上校批评隆美尔的“错误指挥”和“荒唐的决定”，以及他那种随意把自己认为行动欠果断的军官送上军事法庭的不受欢迎的作法。他说：“这在德国军队的历史上是不曾有过的。我们全都为此感到惶惶不安。”施特莱彻把这种作法称之为“彻头彻尾的专制独裁”。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在希特勒的大本营里问施特莱彻：“难道那里的气候真热得使你们一个个都心烦不安了吗？”将军回答：“不，绝非如此，元帅阁下。但有一件事必须讲清楚——作为一名勇敢无畏的连队指挥官与作为一名杰出天才的战地指挥官，两者之间的差异是巨大的。”　　陆军人事部长鲍德温·凯特尔将军极为温和地指责这种草率地在背后诋毁每一个坦克指挥官都必然面临的非洲那种折磨人的气候和紧张战斗的做法。“然而，”6月间他在一份机密的备忘录中说，“非洲军还有另外一个相当沉重的负担，这就是那位将军的人格问题，以及他的个性表现和下达命令的方式。”确实，隆美尔时常下达一些不着边际的命令——这种命令任何人也无法认真执行——然后又立即撤回。他毫不考虑侮辱诸如寇彻海姆这样的高级指挥官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受命于隆美尔的军事法庭几乎每一次都宣告他指控的军官无罪。“第五装甲团一名营指挥官的案件尤其能说明问题，”鲍德温·凯特尔说，“授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