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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低级庸俗的趣味。其中仅有一点文化参考价值的是他对芭蕾舞剧院的一次拜访(这使他十分厌烦)。事实上，隆美尔是一个专心致志，全神贯注于军队生活的军官。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副官西奥多·威尔纳写道：“在部下面前，他的话语不多，我想不起在我们之间是否有过关于宗教和哲学的讨论。”然而，那些文件作为传记性的材料却毋庸置疑的。其中对同时代的人有许多不慎重的，草率的评价，有些内容是用一种随便而无视机密的态度写成的。总之，作为原始资料，它们是可靠的，在这一范畴，战争日记显然无法代替。日记往往可以回溯或改变作者的观点，而信件一旦投入邮箱，就不可能在事后加以修改。　　研读一个人在三十年中写给自己妻子的全部信件，是可以洞察这个人的内心世界的——他内心的烦恼和雄心壮志；他的喜怒哀乐和他内心深处的信仰。一些屡次在隆美尔信中出现的思想，是了解他个性的内在法则的向导。这些信件表明，他身上具有一切斯瓦比亚人的传统特征——节约、俭朴、忠诚，勤奋。这些信件揭示了他渴望承担责任，迷恋勋章和希望得到别人的颂扬。隆美尔乐于竞争，他不愿轻易抹掉宿怨，不想恢复破裂了的友谊。他对特权阶级和贵族怀着一种常有的轻蔑。当获悉一位贵族骑兵将领卷入一桩贪污丑闻时，他在给露西的信中得意地写道：“此人还和一位伯爵夫人结过婚！现在C同意我关于贵族的看法比他的更为准确。”　　 1936年9月，在希特勒真正注意到隆美尔之前，他已被任命指挥希特勒的警卫部队了。当时纳粹党正在纽伦堡举行集会。这种正常的例行公事，使隆美尔担负着比一般安全警卫更大的责任。一天，希特勒决定乘汽车兜一兜风，并指示隆美尔，他的车后最多只许跟六辆车。到指定的时间，隆美尔发现，在希特勒公寓的路边挤满了部长、将军，省长和他们的汽车，这些要员都争着想在希特勒的这次出游中占一个席位。隆美尔让前面六辆车通过后，便站在路当中命令其它的车子停止前进。纳粹党的要员们大声诅咒：“真是无法无天！上校，我们要把这事报告给元首。”隆美尔回答说，他已经在前面路口停了两辆坦克，把道路堵塞了。当天晚上，希特勒派人把隆美尔叫去，赞赏他执行命令坚决果断。　　不久以后，另一件事又使希特勒再次留意到隆美尔。在波茨坦担任高级课程教官期间，隆美尔整理了他的讲课记录，然后又戏剧性地把它们用现在时态写成一部井井有条而又激动人心的书，并把它交给当地的一个出版商沃格赖雷特。1937年初，这本书以《步兵攻击》为题问世。希特勒肯定读过这本书，而且它可能是一部有关步兵教程的最好的书。它受到了广泛的赞扬，并多次再版。隆美尔对他的同行教官瓦尔特·汉斯吐露说：“实在令人惊讶，这样的书竟赚了这么多钱，我真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些滚滚而来的钱，我根本不可能把它们全部用光，我现在所拥有的东西就已经使我感到够幸福的了。写那些好人怎样丧失生命，并以此作为赚钱的手段，我是不喜欢这种做法的。”　　另外，也因为税收的缘故，版税是一桩令人为难的事。1976年，斯图加特税务局把隆美尔的旧税务档案归还了他的家属——这些文件揭示了他是如何设法隐瞒从帝国财政当局那里得到的大笔稿酬收入的。或许这完全是出于无知，但更大的可能则是显示在隆美尔身上的那种斯瓦比亚人出类拔萃的狐狸似的狡诈。他单单指示沃格赖雷特每年从积累的财产中付给他一万五千帝国马克，其余的给他记账，累计利息，至于税务申报表，隆美尔只报一万五千帝国马克。　　由于隆美尔的著作成了畅销书，德国青年开始崇拜他，而他也很喜欢得到别人的崇拜。“在这里和小伙子们一块工作，使人感到莫大的快乐。”1931年他从德累斯顿给自己的助手的信中这样写道。有一次，他对在山上滑雪时遇到的一位军官说：“我把同当代青年的思想情况作斗争看作自己的义务。他们反对权威，反对他们的父母，反对宗教，也反对我们。”这一态度赢得了军校监察员格奥尔格·冯·库希勒中将的欢心。他写了一个报告，特别提到埃尔温·隆美尔中校是“一个对青年有着特殊影响力的最优秀的教官”。显然这句话传进了某些人的耳朵。1937年2月，他被指派了一项新的异乎寻常的工作——担任希特勒青年团的领袖巴尔杜·冯·席腊赫的作战部特别联络官。　　二十九岁的席腊赫已经是五百四十五万青年的领袖。他这个组织负责传授青年体育、文化和纳粹哲学方面的知识。作战部还决定青年们必须接受半军事训练。难道科尼格拉兹战役的胜利不是在普鲁士的初级青年学校的教室里赢得的吗？元首在自己的《我的奋斗》一书中写道：“军队应该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重要的学校，”并且宣称，“在这所学校里，青年将变成堂堂的男子汉。”　　联络的使命是注定要失败的。席腊赫比隆美尔年轻十一岁，他英俊，而且更加西方化(他母亲是美国人)。隆美尔的普鲁士味太重，以致4月份他们第一次在青年团领袖的湖边住宅相遇时，席腊赫听到他用斯瓦比亚方言谈话，不禁大吃一惊。“隆美尔一直呆到吃晚饭，”席腊赫回忆说，“我妻子想把他的注意力引向窗外巴伐利亚山脉的美丽景色上去，可这对他丝毫不起作用。‘谢谢您，我对山非常熟悉。’他说，对窗外的景色甚至不屑一顾。赫伦蒂 [ 注：赫伦蒂是巴尔杜·冯·席腊赫的妻子。 ] 无意中给了我们的客人一个暗示，因为隆美尔在1917年曾因攻克阿尔卑斯山的某个山峰而荣获功勋奖章。他顿时滔滔不绝地就这个话题讲了两个小时。我觉得他的故事非常有趣，然而对赫伦蒂来说，所有军事上的事情她都感到讨厌，听得几乎要睡着了。”一个月后，席腊赫在魏玛 [ 注：魏玛现在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南部的一个城市。 ] 的一次野营时勉强地把隆美尔介绍给三千名希特勒青年团的领袖。　　大约就在这一时期，隆美尔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计划：德国军队里的未婚青年中尉应该担负培训希特勒青年团的工作。席腊赫说，他十分怀疑那些青年军官在空闲的周末会无事可做，情愿来教这些毛头孩子怎样稍息、立正。隆美尔回答说：“只要下命令，他们就会服从。”席腊赫随便搪塞了一下隆美尔。“隆美尔为此感到不安，”席腊赫说，“后来他在全国来来往往地作了许多次旅行，在我那些青年团的头头中间发表演说。他的演说内容几乎总是一样，诸如他如何攻克蒙特山等等……尽管青年们乐于崇拜英雄，但我手下更为明智的头头们都为此感到恼火，并向我提出了抗议。此外，隆美尔还宣传开展初级军事教育，这就很可能会把我的希特勒青年团改变为一种初级德国军队组织。”　　事实上，1938年3月，隆美尔在写给一位将军的私人人信件中多次承认道：“我主张入伍后的训练主要应该留给那些冲锋队(褐衫党员)的头头，他们的服役记录将表明，为了祖国能经受住最严峻的考验，他们已经做好了种种准备——我指的是战争。”　　席腊赫后来并未给隆美尔少带来一些痛苦。一次，在戏院举行庆祝晚会时，他自己坐在第一排，而把隆美尔安排在第二排。隆美尔直接了当地移到他旁边的一个空位上坐下，并大声宣告：“我代表着德国军队，在这个国家里，军队应该是第一位的。”德军国防部部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在自己的日记里伤心地写道：“席腊赫企图利用隆美尔上校来拆散德国军队和希特勒青年团之间的紧密合作。”　　最后，席腊赫取得胜利。然而与希特勒的宠儿席腊赫的顶撞并没有毁掉隆美尔的前程，正好相反，他突然被提拔为元首大本营的临时司令官。9月30日在慕尼黑，列强迫使捷克斯洛伐克把有争议的边界领土苏台德地区 [ 注：苏台德地区在第一次大战前属于德国领土，大战后根据凡尔赛条约划分给捷克斯洛伐克。 ] 割让给德国，希特勒决定到那几个古老的德国城市去游览一番。隆美尔的任务是指挥警卫部队。作为一个雄心勃勃的军官，这一任命真是天赐良机——这机会在一夜之间竟把他捧到了首席陪同的地位。后来在华盛顿特区缴获的希特勒私人影集里有一些隆美尔和党卫队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在希特勒的专车里同坐在一张桌子旁捧腹大笑的照片。　　纳粹的这些不流血的胜利给隆美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如它们在于百万德国人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一样。他亲眼目睹了被解放了的德国阿什埃格尔和卡尔斯巴德团体当时出动成千上万的人为元首欢呼的情景。一次是3月份在奥地利，而9月份的此刻却在这里。这位“善于行动”的人被证明是正确的。总参谋部的悲观主义者感到惶惑不安。毫无疑问，到1938年底，希特勒已经成了隆美尔心目中最完美的人物了。当许多他的同行军官还在对纳粹哲学感到无所适从的时候，隆美尔的转变无疑是十分彻底的，如今，他甚至在写给朋友的私人明信片上也要签上“嗨！希特勒！你诚挚的埃尔温·隆美尔。”的字样。　　 1937年1月以后和第二年，他却出席了纳粹向军队进行思想灌输的九日课程。1938年12月1日，听完希特勒在作战部大厅里所作的秘密演说后，隆美尔十分赞许地记下了两句使他特别感动的话：“今天的军人必须有政治远见，因为他必须随时准备为我们的新政治而战斗”；还有，“德国军队是德国哲学生活所挥舞的利剑。”他献身于纳粹理想的程度已经是再明显不过的了。譬如，从他几天后呈送给柏林的报告便可看出——这是他应瑞士军官的邀请在瑞士许多城市演说他的战争功绩之后写的。“尽管瑞士军官在与我的谈话中强调他们期望独立并需要国家的防御力量，”隆美尔写道，“然而它却表明德国发生的重大事件给他们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尤其是比较年轻的军官表示，他们同情我们的新德国。在他们私下的谈论里，对于我们的犹太问题也是充分理解的。”　　现在，一个新的职务正等待着隆美尔。因为希特勒要吞并奥地利，于是决定让他到维也纳附近设在维也纳·诺伊施塔特的军官候补生学校任司令官。隆美尔于1938年12月10日到任——这日子刚好是全帝国迫害犹太人、进行*****并为之狂欢的第二天 [ 注：1938年12月9日，纳粹分子公开对犹太人进行野蛮的屠杀和抢劫。 ] 。隆美尔、露西、曼弗雷德住在离马利德希亚军事学院不远的一所迷人的平房里，四周是一个大花园，巨大的城堡式建筑便是学校的校舍。隆美尔的雄心是把这所学校办成全德国最新式的军事学院。　　尽管他远离柏林，却依旧摆脱不了来自希特勒总理府的吸引力。1939年3月间，元首曾两次派隆美尔去指挥他的流动司令部——一次是]5日占领布拉格；另一次是23日希特勒乘船到默默尔的波罗的海口岸监督立陶宛“自愿归属”德国的时候。　　三月中旬对布拉格的入侵向隆美尔表明，希特勒是个有胆识的人，从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年迈的捷克总统艾米尔·哈查——在空军轰炸的威逼下签署了邀请德国军队入境的协议——当希特勒动身到边境去的时候仍旧呆在柏林。在暴风雪中，隆美尔和希特勒在捷克边境相遇。党卫军警卫队来迟了一步，然而装甲军指挥官埃里希·霍普纳将军却提议希特勒驱车直入布拉格，以显示眼下谁是这个国家的真正主人。这主意使希姆莱和其他将军感到震惊。后来隆美尔对他的朋友瓦尔特·汉斯自夸说：“我就是那个劝希特勒驱车前往布拉格的人，在我的私人护卫下，我们一直驱车来到哈拉德克尼城堡。我告诉他，除了沿着这条路长驱直入这个国家的心脏——首都布拉格要塞外，他没有别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我使他顺从了我，他完全由我摆布，并一直没有忘记我向他提出的那个忠告。”　　那天夜里，隆美尔自布拉格给露西的信中写道：“结果好就证明一切都好，我们的大邻国对事态摆出一副恼怒的面孔。”对于波兰和法国，这是一个值得参考的内容，它们都失去了捷克斯洛伐克这样一个盟友。隆美尔接着写道：“谢天谢地，你为我准备了足够御寒的衣物。”　　现在，希特勒对波兰也提出了归还德国先前领土的要求。起初，隆美尔确信希特勒会信守自己的诺言。可是当他注意到纳粹报纸反对波兰的叫嚣与日俱增，而有关边境“事端”的报道也接二连三出现并看清了波兰的妥协态度时，他明白希特勒要对波兰开刀了。要在这一点上设想入侵波兰对隆美尔没有吸引力是说不过去的。每一个充满活力的德国军官都期望进攻波兰。对于有争议的但泽市，他和露西一样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许多世纪以来，甚至他们在那里相遇并热恋的时候，但泽是属于德国的，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才变成了“自由市”。隆美尔希望这次战争不致拖得旷日持久。　　 1939年8月初隆美尔打了斑疹伤寒预防针，从而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念。8月22日，他被传到柏林，事先已告诉他有新的任务在等着他。“我的猜测是对的。”他在一张留有柏林邮戳的明信片上简要地通知露西说。在进攻波兰期间，他被安排去指挥元首的战时司令部。第3章 希特勒的将军戴维·欧文 [英国][出自《狐狸的踪迹——隆美尔》]　　 “我穿着一身新的将军制服，作为一名新的将军离开了帝国总理府。”埃尔温·隆美尔在给露西的信中自豪地写道。　　 1939年8月25日下午3点45分，他作为元首司令部的指挥官正式向希特勒报到。整个柏林沉浸在酷暑的热浪中。仅在四十分钟前，希特勒和外交部长格特鲁德·冯·里宾特洛甫走出了会场，并宣布他将在拂晓时进攻波兰。　　下午4点45分，遵照希特勒的命令，隆美尔出动警卫营向巴德波尔辛推进，那是波美拉尼亚的一个小火车站，纳粹部队正在那里集结，准备发起进攻。警卫营共有十六名军官，九十三名军士，二百七十四名士兵。全营装备有四门三十七毫米口径的反坦克炮，二十门二十毫米口径的高射炮以及其他武器。　　那一天，隆美尔给当时已经十一岁的曼弗雷德坦率地写道：“你是怎么理解这一局势的呢？”后来的信件明显地表露出他那坚定的乐观主义。他相信战争只会持续十四天；相信希特勒正在做对德国最有利的事；相信英国和法国会对此不闻不问——即便他们想插手，德国也能轻而易举地对付他们。大概他由于自己得到提升而有些飘飘然了，但希特勒确实曾有过指示，隆美尔的提升应该从1月1日算起，这是对他宠爱的最大表示。“我觉得这很不错。”隆美尔写道，并对他在意大利战役中的对手舒尔纳仅被提升为“名誉”上校一事暗自庆幸。他在两星期后发出的一封得意洋洋的信使我们更为了解他的性格。“我经常和元首在一起，我们甚至进行十分亲密的讨论，更有意义的是，他对我特别信任，这远比提升为将军更为重要。”　　那天晚上，隆美尔到达巴德波尔辛时获悉，两小时前帝国总理府打来电话，入侵波兰的计划突然推迟了。隆美尔感到迷惑不解。现在我们知道，那天下午希特勒的全部政治设想都证明是错误的。英国坚定地批准了与波兰签定的条约，意大利拒绝站在德国一边进行宣战。一种离奇的僵持局面延续了一个星期，而希特勒却躲躲闪闪，犹豫不决。隆美尔的部队帮助当地农民进行收割，他和其他许多将军却感到有些焦躁不安。27日，他飞往柏林探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除去有和元首同桌进餐的特权外，“没有别的新消息，”他向露西透露说，“部队在焦急地等待前进的命令，然而我们军人需要的就是忍耐。意外的障碍是不可避免的，得花费一定的时间去加以清理。毫无疑问，无论元首做出什么样的决定都是恰当的。”四天以后，隆美尔谈得更加具体了，“我倾向于认为，这次进攻可能告吹，我们会象去年收复苏台德地区那样来了结收回(有争议的波兰)狭窄地带的问题。如果波兰、英国和法国真有勇气行动，那么最后这几天对他们采取这种行动无疑是最好的时间了。” [ 注：事实上英、法对德国入侵波兰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致使波兰在很短时间内便沦入纳粹德国之手，同时也宣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 ] 1939年8月31日，隆美尔接着又说：“等待令人心烦，但又不能不这样。元首知道怎样做对我们更有利。　　几乎就在同一时刻，电话来了，命令他准备行动。当天晚上，在他召集军官的火车站候车室里，电话铃又响了：“明天凌晨4点45分开始进攻。”　　第二次世界大战便这样揭幕了。没有任何人，至少可以说隆美尔本人就没有预料到，由元首在9月1日开始的充满咆哮和诡辩的演说所暗示的即将到来的军事行动，竟然会无情地把一个接一个的国家卷入漩涡，延续六年之久，使四千万人死于非命，整个欧洲和半个亚洲惨遭战火蹂蹒。最后以摧毁希特勒的帝国，大英帝国的崩溃，新式武器的涌现和新的世界列强的崛起，以及在国际事务中无视法律的局面的出现而告终。　　第二天，隆美尔兴奋地写道：“你是怎样看待9月1日事件和希特勒的演说的呢？我们能有这样一位人物难道不令人感到欣慰吗？”然而露西的感情却是暧昧的，这一半由于她是个女人，是妻子和母亲；一半由于她是希特勒的追随者。她曾在那个时刻问她的朋友和客人：“你们也每天晚上都为元首祈祷吗？”9月4日，她在从维也纳·诺伊斯塔特写给隆美尔的信中说：“不管怎样，我们所希望的最终结局是能够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愿那条理由 [ 注：即和平归还有争议的波兰走廊地带。 ] 能够说服英国和法国……元首昨天夜里已经动身到波兰前线去了。愿全能的上帝保佑他和你，我亲爱的埃尔温。”她信中提到，她和所有的朋友以及商店售货员都讨论了希特勒的演说，并且一致同意他的决定十分恰当。“他们全都求我转请你恳求他不要使自己暴露在不必要的危险中，我们这个民族经不起失去他这样一个伟人的打击。这种想法会使人不寒而栗！”　　 9月4日凌晨1点56分，希特勒的专用列车——它的代号很不合适地取名“美洲号”，谁也不知道是为什么——驶进了火车站。十五分钟后，希姆莱的指挥车亨利克号以及其他纳粹高级部长也到达了。隆美尔的部下戴上了“元首大本营”的臂章，整个车站布置了安全警戒线，高射炮士兵也已各就各位。　　隆美尔希望希特勒对前线只是作一次正式的礼节性的访问，然而这位纳粹独裁者却在那里呆了三个星期。希特勒几乎每天都要钻进一辆半履带式装甲车驾往前线，穿过仍旧有波兰狙击手出没的森林，沿着留有波兰人遗弃的军用物资的残骸前进，来到塞恩河岸观看他的闪电部队过河。隆美尔的视线同样接触到了每一个角落，他观察，评价，吸收——学习在自己过去的战绩中所不知道的那些战争装备和技巧，诸如快速运动的坦克群和突击部队的使用，以及对密集的后勤补给进行俯冲轰炸。　　希特勒对他下属所许下的秘密诺言一个接一个戏剧般地成为现实。正如他强调的那样，英国和法国根本没有为波兰开过一枪。　　 “我认为整个战争将会逐渐平息，一旦波兰完蛋，战争就不会再延续下去。”隆美尔在9月16日这样写道。三天后，他更是自寻烦恼地写道：“我相信在冬季来临之前就可以回家，战争正按照我们的计划进行。事实上它超出了我们最大胆的设想……俄国人或许会很快进攻波兰，有二百万人！……这里每天晚上都要召开一次冗长的军事会议，我被允许出席这些会议，并时常发表意见。能够亲眼目睹希特勒处理问题的那种坚决和果断，实在令人高兴。”在访问了华沙前线之后，他这样写道：“此刻可能是元首情绪最佳的时候，现在我时常都和他聊天，我们的谈话十分投机。”　　到9月19日，入侵波兰的战争实际上已经全部结束。希特勒声势浩大地进入但泽，并在十四世纪时由德国工匠修建的阿杜索夫·格尔德霍尔港大楼向德国和全世界发表广播讲话。“今天我们开进了宏伟的但泽城，”隆美尔草草地记道，“元首将向世界发表演说。昨天晚上我有幸和他就军事问题谈了两个小时，他待我极为友好……我十分怀疑，战争结束后我是否还会继续长期呆在军事学院。”　　当希特勒访问波兰的格丁尼亚港时，发生了一件小事，它在隆美尔的棺盖上钉上了第一颗钉子。经过一场激战，波兰最后的一个要塞被攻陷了。希特勒的随从决定把车子开到水边去。街道狭窄，坡度陡斜，隆美尔再次扮演了交通指挥的角色。他唐突地命令：“只有元首的车和另一辆警卫车可以开下去，其余的车辆在原地等待！”就象在纽伦堡一样，他站在道路当中确信别人必须服从自己的命令。第三辆车已经启动，但立即被迫停了下来。隆美尔看到坐在车上的是壮实的纳粹党魁马丁·鲍曼。鲍曼一边大声嚷嚷一边做着手势，可是隆美尔却一动不动。“我是大本营的司令官，”他声言道，“这不是幼儿园出外游玩，你得照我说的办！”在斥责声中，鲍曼气得涨红了脸，为了报复，他等待了五年。 [ 注：1944年8月密谋推翻纳粹政权，暗杀希特勒的阴谋败露后，隆美尔受到了牵连，马丁·鲍曼在促使希特勒作出让隆美尔自杀身死的决定中起了关键作用。 ]　　在胜利的喜悦中，隆美尔对波兰失败的许多极为残酷的现象熟视无睹。11日那一天，他无动于衷地观察着那些到处可见的穿着普通衣服的波兰人群。“他们大多数很可能是在战斗失利时穿上平民服装的军人。他们已经被我们的警察赶到一起，并一个个地放逐了。”几天以后，他详细地描述了他所目睹的一切：“在波兰，游击战争不会延续多久，所有体格强壮的人正在被集中，在我们的监视下从事繁重的劳动。”对于一旦被流放的波兰人的命运，他丝毫也没有想过。　　一次，露西写信给隆美尔，让他查一下失踪的特殊的波兰人的下落。他回答说，这一要求必须通过纳粹党适当的渠道才行。“我每天都收到同样的请求。”9月14日，他拜访了露西的叔叔，一个名叫爱德蒙·诺斯克兹尼西尔斯基的天主教牧师，他住在所谓的“解放”区。就在他拜访之后不久，这位牧师竟毫无下落地失踪了。1940年5月1日，隆美尔写信给希姆莱的副官询问这位牧师的下落，几个月后，党卫队来信说：“隆美尔将军，”信中措辞冷淡，有关牧师的情况杳无音信，“他很可能已沦为莫测的战争的牺牲品，或者死于严酷的寒冬了。”事实上，这位牧师和成千上万的波兰知识分子一样，被党卫队的“特遣部队”杀害了。这种恐怖行为隆美尔在四年之后才知道。　　到1939年9月23日，波兰已经差不多完全覆灭了，只有华沙还在德国空军残酷的轰炸和大炮的轰击下坚持抵抗。“元首情绪饱满，”隆美尔心满意足地告诉露西说，“现在我们每天都和他同桌进两次餐，昨天晚上我被允许坐在他的旁边，军人又重新有了自己的价值。”然而，他在希特勒心目中的崛起，却引起了这位独裁者手下人的嫉妒。鲁道夫·施蒙特——此人当了隆美尔三年的上司，并且是希特勒在军队里的主要助手——对此作出了公开的表示。9月26日，隆美尔随同希特勒一道返回柏林，第二天早上，他向露西透露说：“眼下我和施蒙特的关系很紧张，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显而易见，我在元首那里的职位太显眼了。在这个方面，情况将会继续发生变化，这是毫无疑问的……当然我想知道我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我不希望自己被那些比我年轻的人任意摆布。”　　他和自己的家人动身到维也纳·诺伊施塔特小住了几天。10月2日他飞往华沙去为希特勒的胜利阅兵典礼做准备。和露西在一起经过几天短暂的休息后，波兰的首都已经成了一个令人恐怖和讨厌的地方了。返回柏林的那天晚上，他在总理府和希特勒一道共进晚餐。“华沙已经残破不堪，”隆美尔给露西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