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香港-领袖香港 - 天天读书网

从精英感悟历史与未来：领袖香港　　作者：李大宏　　领袖香港第一部分　　曾荫权：香港特区行政长官(1)　　曾荫权以游泳渡海的技巧，说明达到目标须顺应潮流，不可急功近利。他说，有经验的选手从尖沙咀游到中环，不会只看着中环为终点，而是视乎水流，向湾仔或西环方向进发，“如果不顺着水流方向前进，最终可能会被冲到不知什么地方，不能抵达终点……”　　专访：用心务实为香港　　您获得中央政府的任命之时，最想说的话是什么？　　首先要感谢各位选委和香港市民的信任，感谢中央政府的支持！我深知责任重大，在本届余下的二年任期里，我会做好行政长官的工作，不会辜负中央政府的重托。　　能够当选行政长官，我感到自豪。我来自香港一个寻常百姓家，与香港大多数的子弟一样，我曾经是香港一个平凡的学生、为生活而奔波的推销员，后来又成为市民的公仆。如果不是香港回归祖国，实现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如果没有中央政府和香港市民的鞭策和信任，我不可能在特区担当核心的职位。　　命运对我十分眷顾，我由推销行当转职到政府，由推销药品到弘扬一套管治理念，其中我与大多数香港人的成长经过一样，遇到过挫折，遭受过嘲讽和怀疑，但我坚持我的良知和原则，经历了40年来香港的风雨。　　40年前，香港由渔村逐步演变为商港，当年我不过是一个孤单的推销员，但今天我有机会在另一个层面服务香港市民，我深信我以后不会再孤单，因为我是香港人的子弟，因为我服务的祖国，今天拥有强盛的实力和信守契约的诚意。我相信国家将会一如既往地支持香港，我也希望香港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贡献中华民族的一份才智和心力。　　这是您第一次参加选举，是您毕生最重大的决定，也是您个人事业上的另一个转折点。您可否谈谈此次参选的感受？　　三个星期紧密的竞选过程，是我一生前所未有的经历，我感受殊深。在竞选过程中，除了选委们对我真挚的支持外，我在各地区与街坊父老恳切交谈，切身体会到选举牵动的期盼和市民的鼓励。选举过后，我还在思索多次亲身接触市民的经历，从中总结经验与教训。　　我面对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质询，回答每一句话，都战战兢兢，皆因片言只语，都会化成选举承诺，必须在未来两年落实。　　我到社区和市民实地接触，又是另一番感受。二十多年前，我曾当过沙田政务专员，体验地区工作。记得当年我在沙田发起过龙舟竞渡的地区节日活动，今年，在我的人生面临转变的时候，又正值端午佳节。我看见香港这艘龙舟，一直力争上游，有时是潜龙待发，有时是飞龙在天，我有幸一直是龙舟上的无数健儿之一，并且期待与香港市民一起继续努力。　　以前我以行政长官候选人的身份到社区接触社会不同人士。抱着“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心情，走入社区。老百姓热情地跑出来和我握手，主动和我谈话，一声“我支持你”，对我实是温情点滴，尽在心头。走在社区，仿佛回到家中，回到风雨同舟的旧时岁月。　　我深知当行政长官的前路艰难，如果没有香港各阶层市民和中央政府的支持，我将会一无所有; 如果没有市民来提点，我将会迷失方向。　　我记得在淘大花园访问时，有个十多岁的年轻人跟我打招呼，想跑过来和我握手，但我身旁的摄影师举机拍照时，她就害羞地跑开了。后来这个年轻人写信给我，说她其实很支持我，抱怨自己胆怯，还说希望日后再有机会见到我。　　就在和她的瞬间接触中，我深觉人间有情，我深信在广大市民的支持下，我不会孤独。我和这个年轻人萍水相逢，我相信她不单是支持我个人，而是支持特区政府，支持我们的公务员，支持一个共同的希望，就是一个美好的明天。　　您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哪些新的发现？　　在短暂的社区访问中，我发觉不同行业的香港市民，在自己的小天地中努力拼搏，对生活并不抱怨，对前景满怀乐观。我访问社福机构时，发觉很多人受助后，自己也变成义工，回过头帮助其他不幸的或需帮助的人。香港人永不言败，香港人在漫长的人生路上互相扶持提携，正好反映我们拼搏而且互助的香港精神。　　在竞选的时候，我也有幸和各个行业的代表见面，走访了不少在前线默默耕耘的工作者，他们都是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社会中坚分子，向我倾诉他们面对的局限与困难，令我决心支持他们在各行各业的努力。　　我和各阶层的市民接触，他们都传出一种声音，希望政府用心聆听，了解诉求，果敢行动，保护市民普遍信守的价值，协助他们处理日常生活的难题。我和各阶层的市民接触，他们都投射出一种香港人的形象——务实、理性、富同情心。　　对我来说，他们是“美丽的香港人”，并不要求政府解决所有问题，只要求政府创造环境，协助他们解决难题。这种“美丽的香港人”精神，值得发扬。　　学而后知不足。我和各界市民接触越多，越明白自己的局限、明白自己的不足。我静心省思，获益良多，更觉特区政府的责任重大，一定要缔造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让市民安居乐业。　　我十分感谢在今次选举能得到绝大多数选委的支持，得到大多数市民的认同，但我深明自己仍有很多不足之处，今后我会用谦卑的心，以实际的行动，去巩固既有的支持，去争取凝聚不同看法的市民，去维护香港的整体利益。　　您怎样实现“强政励治，缔造和谐，福为民开”的承诺？　　要搞好香港，不能单靠政府，也不能不靠政府，一定要由特区政府带头做好。过去有不少批评，说特区政府的管治能力不足。对此，我在竞选中承诺，一定会建构一个强有力、高效率的政府。　　我将推动特区政府决策明快、强力稳健的管治风格。　　我将推动特区政府务实施政。　　我将率领特区政府高效执行决策。　　我将推动特区政府惟才是用。　　我深信这个强有力的新政府，没有私心，只有一个信念:“强政励治”，为市民的利益施政。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也必须是一个谦逊的政府，要听取市民意见，“缔造和谐”，不可以自以为是，盲目施为。　　我们需要有良好的领导，看到市民的诉求，为市民谋安居乐业的福祉，时刻不忘香港只有一个“福为民开”的目标，分秒把社会彦达精英之士的勉励和创见，记挂心头。　　我们需要建立强健的行政机制，全面地、系统地、有效地吸纳民意，让市民能更多参与决策过程，剔除不受市民欢迎的政策建议，加插市民关心的议题。　　我们需要有监察机制，制衡政府。　　在发展经济，推动经济转型方面，有何具体措施？　　发展经济是市民的根本诉求，也是我施政的首要任务。　　只有依靠经济持续发展，才能处理一切其他社会民生问题，不能依赖政府直接出资，去解决所有失业和贫穷问题，政府资助的金钱源于税收，如果经济跟不上，政府收入不增加，就只能透过不断征税来补贴支出，结果只是恶性循环。所以政府要全力发展经济，才是改善市民生活根本之道，才是处理一切其他问题的根本前提。　　香港是个独特的城市，她足以与纽约、伦敦相媲美。在全世界24小时“财经时间”中，三个不同时区分别就是纽约、伦敦和香港。而香港区别于纽约、伦敦的一大优势是，香港周边环境经济差别很大，特别是有蓬勃发展的中国内地，这令香港有更大的潜力服务周边。由于亚洲金融风暴以及非典等导致的经济逆境，使市民产生怨气，信心减弱。但是，香港的优势还在，有成熟的经济体系，健全的法制，更有香港人的拼搏精神。我要做的就是，恢复民众信心，发挥香港的经济优势。　　香港经济要持续增长，关键是强化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旅游、物流、信息等中心地位，强化香港在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关键角色。国际资本要进入中国，我们要成为最佳桥梁，中国企业要冲出国际，我们要成为最佳跳板。　　我们要坚持“大市场，小政府”的基本纲领，实行“市场主导，政府促进”的方针，保持一个廉洁的政府，维持一个公平的营商环境，坚持低税制度，让世界各地的投资者都喜欢在香港投资。　　我们要发展本地的自由市场，政府不但要尽量避免干预市场运作，还要为灵活回应市场动向，为自由市场创造条件，我们要审视每个行业反竞争的行为，采取措施确保自由市场有效运作。　　我们要增强作为国家与国际经济体系的桥梁，提供优质、高增值、富创意的服务和产业，并以此为主要经济发展策略。　　我们要缔造有利的营商环境，大力吸引外来投资，大力吸引内地和外地公司来港发展。　　我们要稳定本地的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让世界各地和本地投资者，放心地把资金投放在香港。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上述几点，香港就有一个发展经济的良好基础，至于具体政策，主要还是在配合国家经济发展方面，多下工夫。　　我们要抓紧内地，特别是泛珠三角地区经济迅速发展的机遇，加强和内地各省市的经济合作。　　我们将继续推动大型跨境建设，争取港珠澳大桥早日动工。今后香港的交通运输建设，都会从整个地区的角度筹划安排，切实纾缓过境运输的瓶颈，推动物流业的发展。我们会把和广东省基建协调发展的模式，推广至与泛珠三角区的合作。　　我们要进一步利用与内地“更紧密经贸关系”协定（CEPA）的优势，积极落实，并扩大“个人游”。要配合内地金融体系的开放步伐，进一步发展人民币业务。　　我们要鼓励香港的公司、专业服务行业和市民到内地发展，同时吸引更多内地和海外精英，来港发展。　　总括一句，我们要善用背靠祖国的优势，全面发展经济。　　要创造和谐及包容的社会，政府必须兼顾中下层的利益。请问怎样令中下阶层不觉得被忽视？　　每个社会都有穷人，但穷人不应该永远是穷人。香港要兼顾社会不同利益，营造和谐社会，最重要的是，提升政府管治能力，稳步发展经济，给更多人创造向上的机会。虽然不是每人都能致富，但每人都应有机会致富。　　我必须是代表弱势社群的强者。我必须为沉默的大多数大胆疾呼。我将努力为社会带来和谐。　　在黑暗中，与其许诺给予所有阳光，远不如只承诺一支蜡烛而送上两支。同时我们必须将希望赋予下一代，使他们相信，只要我们一齐努力，香港必有最美好的明天。　　大约20年前，我的儿子年纪还很小，我偶尔和他一起看电视，当时有一个儿童节目叫“我都做得到”，让小朋友实现自己的志愿，亲身试一试自己想做的工作，节目主题曲有一句，“原来只要努力做，我都做得到”。这不正是我们引以为傲的香港精神吗？　　怎样排除纷争，凝聚共识，构建起基本法所规定的、名副其实的行政主导体制？　　行政主导的核心力量是公务员团队，这个专业、非政治化的班子，在我们的政制中扮演关键角色，要保持他们的士气，让他们继续在体制内发挥稳定作用。　　特区政府还应逐步开放，让有志从政的外界人士，加入政府，实践理想，同时让有志从政的公务员，可以脱离公仆行列，投身政治。这样可以把政治性和非政治性的工作分离，让无意从政的公务员，毋须负责政治工作，更好地扮演政治中立的公仆角色。　　特区政府实行的主要官员问责制，是香港政制发展的新事物。任何一个新的制度执行时都会有磨合期，特别当原有制度已有一个长期的传统，磨合期会相当痛苦。我组成新政府后，希望经过几个月工作初见成绩之时，主要官员和公务员的合作加强后，日后的工作会更顺畅。我将以我做公务员的经验，在双方找到中间点，我相信我会做得到。　　在您的心目中，最理想的行政长官应是什么样的呢？　　香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做行政长官，我自己只是比较幸运而已。要做行政长官，最重要是勤干，有责任感，本身要有素质，要有诚恳、忠诚的态度，品格要好。我相信香港很多青年人都有此品质。　　而要成为一个好的行政长官，最重要的是心地要好，要有敏锐的耳朵听取市民诉求，还要有决心做事，并有魄力坚持做该做的事。一个最理想的行政长官应该具备的经历是: 首先是一个在商界或者政府有六七年历练的大学毕业生，有热诚加入政府工作，几年后竞选立法会议员，再做局长、司长，一级级晋升，最后再做行政长官。　　我深知行政长官一职责任重大，出任此职的人，务必是一个高标准的爱国者，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我们国家正处于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又面对反分裂、促统一的重大历史任务，对行政长官的要求更高。　　您在行政长官的任上，如何继续加强特区与中央的关系，促进香港与内地的合作及交流？　　我必须郑重指出，香港无论在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推动经济转型发展建设和谐稳定社会，以及逐步发展民主政制，都离不开各方面的互相尊重和信任，当中最关键的是中央和香港要有高度的互信。中央对香港的关怀和支持，正是香港实践“一国两制”的最大保证。　　感情上，我们和祖国血脉相连，我们会因为国家成功送人上太空而兴奋莫名，会因为国家队在奥运夺取金牌而欢呼雀跃。经济上，我们和祖国唇齿相依，我们会因为与内地经济融合而受惠，我们会因为国家经济快速增长而获益。香港和国家的关系，已经密不可分。　　我将促进市民对国家和香港的自豪感和责任感，促进市民对国家现状及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加强市民对《基本法》的了解，增进港人和内地同胞的交流和感情。　　香港背靠内地和面向世界，应该并行不悖，香港既要接通内地，也要走向世界。香港要贡献国家，也要充分利用“一国两制”的优势，维持本身制度的特色，既深化和内地的融合，也强化和国际的联系，帮助外国企业到内地投资，同时为内地企业提供具有国际水平的服务，协助他们走向世界。　　2005年6月24日上午9时整，北京人民大会堂香港厅，61岁的香港特区新任行政长官曾荫权，面向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监誓下，举起右手，用带着香港口音的普通话庄严宣誓:　　本人曾荫权，谨此宣誓，本人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定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尽忠职守，遵守法律，廉洁奉公，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服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　　宣誓仪式结束后，温家宝总理随即会见了曾荫权，他在开场白的最后说: “我想借用《论语》中的一句话，作为对曾先生的勉励:‘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会见曾荫权时，语重心长地说:“我送你一句话，希望你不负众望，恪尽职守，奋发进取，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和发展做出新贡献。”　　时隔4天，6月28日下午，曾荫权在香港特区政府总部接受本书作者专访时，回想国家主席和总理各在一个多小时里的会见，仍然心潮澎湃。他说:“这对我是很大的鼓励。”他表示，“在未来两年任期里，有些计划要在其间开始，但还不能完成; 有些已经开始，我们继续; 有些则要营造一个开始的势头。”　　高度支持下自动当选　　2005年3月12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因健康原因向中央请求辞去行政长官职务并获得批准。按照基本法和香港特区有关法律规定，香港特区须在当年7月10日前选举新的行政长官。　　5月25日，香港特区立法会三读通过《行政长官选举修订条例》，规定7月10日举行行政长官补选。曾荫权当天宣布参加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的补选，并依法向国务院请辞政务司司长职务，即时开始休假，把署理行政长官的担子转交给财政司司长唐英年，以便为参选做准备。他在当晚向新闻界发表声明强调，他无所畏惧，也没有私心，为市民服务不会计较个人得失。令他参选的惟一动力，是为“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和香港的成功出一份力。他希望市民能以作为国家及香港的一分子而自豪。　　在董建华宣布辞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2个半月后，6月2日，国务院根据基本法有关规定，批准曾荫权为参选特区行政长官辞去政务司司长的职务。曾荫权随即宣布: 他参选行政长官的选举工程正式启动。　　从6月3日至6月16日行政长官补选接受候选人提名期间，曾荫权出席公开论坛，接受市民现场质询，亲自到访香港18个区，分别和市民直接对话，做出庄重承诺，举行造势大会，力争“一票都不能少”。他表示，我面对的不仅是800人选委会，而是700万香港市民的期望。我要让市民清楚知道，我如何去做，为什么去做，为什么能做得到。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由工商、金融界，专业界，劳工、社会服务、宗教等界，以及立法会议员、区域性组织代表、香港地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地区全国政协委员的代表等各界人士组成。按照规定，获提名的人士必须取得至少100位选举委员会委员的提名。最终，3名参选人中，只有曾荫权一人成为有效提名的行政长官候选人，得到674位选委的提名支持，自动当选为行政长官人选。根据2005年4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有关条款的解释，他的任期是第二届行政长官余下的任期，到2007年6月30日为止。　　成功经历折射香港精神　　曾荫权的人生经历，折射出香港由一个寂寂无闻的小渔村，演变成举世知名国际大都会的成功故事。他的经历所体现的，是一种刻苦耐劳、勤奋拼搏、开拓进取、灵活应变、自强不息的香港精神。　　曾荫权生于1944年10月，祖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回龙新基村。作为一个警察的长子，他难以忘怀没裤子穿、一家8口住在警察宿舍的童年。虽然生活十分穷困，却苦中有乐:“我们有一个时间，那是50年代，住很小很小的房间，但一家人在一起，没有感觉缺乏什么东西。”曾荫权回忆说，邻舍生活，其乐融融，兄妹结伴“打球、捉迷藏、踩单车”，就这样度过了快乐的童年。父亲曾云信奉“棍棒出孝子”，身为长子的曾荫权经常挨打，但这无损他对父亲的敬爱。他曾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自幼被严父管教:买了隔夜的面包要打，买了发馊的豆腐也要打，可能因此养成了处事谨慎、坚毅刻苦的性格。　　长兄如父，能够统领四个弟弟一个妹妹，与特区首长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有些不谋而合。曾荫权为此笑言:“有势力、有权力，但也有责任。我们家不富裕，我和大弟没有机会读大学，赚钱供老三、老四他们读大学，但我并不觉得我和老二少了什么，香港给了我们机会，在努力下，实现自己的梦想。这个香港梦，不是我个人的，而是香港每个市民都有的。”　　由于幼年的经历，曾荫权一向相信努力会有回报。中四那年，由于中文不合格，被从B班降到D班，他视之为“奇耻大辱”，于是奋发图强，于中五时再升回A班。1964年，20岁的曾荫权预科毕业被香港大学建筑系录取，但他本人的兴趣在机电工程，加上自己是家中长子，需要先工作挣钱帮父亲供养弟弟妹妹。他开始走向社会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现时以生产“伟哥”闻名的辉瑞制药当推销员。回忆这段经历，曾荫权说，乐于求学和时刻反省是为人处世的重要原则，学习别人的长处，可以弥补个人的短处。“当年做推销员对我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吃的白眼、碰的钉子不少，但练就了我今天的耐心及与人沟通的技巧，还有每天都做自我反省的习惯。”　　1967年1月，曾荫权考入港英政府工作。尽管没有大学文凭，但他却靠勤奋刻苦在公务员队伍中得以快速提升。两年后他升任二级行政官，4年后成功转职政务官。1981年，港英政府送他到哈佛大学攻读公共行政硕士学位，他以9A的出色成绩毕业，成为港英政府内首位毕业于哈佛大学的高官。对此，他谦虚地表示:“我珍惜每个机会，对每一门课程我都全力以赴，我很喜欢学习，但有这样好的成绩，我也很意外。”当年身在美国，曾荫权几度午夜梦回，只想吃一碗香港的云吞面:“那年冬天，外面下大雪，我的思乡病很重，我想念的不止是一碗云吞面。我的老家是香港，国家是中国，我知道，我一定要回来的。”　　学成归来，他很快成为当时布政司霍德的主要助手。1985年香港随着《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进入过渡期，曾荫权协助霍德处理有关香港前途的问题，初露头角，并赢得“难题杀手”的美誉。之后他在港英政府长期负责财经事务，1993年5月任库务司，两年后成为港英政府首位华人财政司。香港回归后，他在特区政府继续执掌财政大权，2001年2月被国务院任命为香港特区第一届政府政务司司长。2002年，他因“多年来竭诚服务香港，成绩超卓”，荣获特区政府颁授的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　　曾荫权最为人熟知的，是香港回归之初面对亚洲金融风暴冲击，力主特区政府入市狙击“大鳄”。当时有人批评此举违反香港市场经济一贯的做法，为日后开了一个“坏先例”。不过事后的大量事实证明，若非政府入市，香港的经济将会被进一步拖垮。那阵子曾荫权办公桌上放着一个武士杀死类似鳄鱼的动物的雕像，他直称这鳄鱼就是“索罗斯”。他在事后承认，为应对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他曾在夜半时分两度落泪，“哭了两次，两个晚上。”既是为香港忧心，也因入市决定事关紧要，不能错，“做错了，受苦的不是我一个人，而是所有香港市民。用的储蓄不是我自己的钱，而是香港市民汗水的结果，用得不对那该怎么办？”言及于此，他仿佛仍心有余悸:“对付炒家是应该的，但对我自己的经济信仰而言，入市是不对的，我支持自由经济，但当时市场已经完全被破坏了，我们不能不做事。”一经决定，便要勇往直前，“决定了就不怕，一定要做好！当时外国人欺负我们，但我们经济基础很好，没有贷款，有充裕的储备……”1998年9月底，曾荫权前往欧洲和美国访问，利用出席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周年会议的机会，详细解释了香港特区政府入市干预的原因。他以扎实的金融功底和经济学素养所做出的阐述，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同和支持。　　在曾荫权的办公桌面上有两件特别的物件：一张餐单及一本书的封面。曾荫权说，1996年，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东京一个宴会上，特别为他在餐单背后写了“港人治港，一国两制。江泽民”11个字，这张餐单他一直珍而重之地保留着，镶起来放在桌上。“另外一件是Fortune出版公司1996年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发行本，当时有个资深的作者写了篇文章叫作 THE END OF HONGKONG，《香港的末日》。那个封面我也镶起来放在面前。对我来说，这两件事从不同的角度，对我来说都是很大的启发。”　　恩爱鲍笑薇　　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女人的支持。曾荫权的经历典型地印证了这句名言。当年正是太太一次又一次的鼓励，曾荫权才加入政府工作，开启了从政之门。　　“孤单的推销员”是曾荫权参选行政长官时对当年境况的自我比喻。几十年后他对这段经历仍然记忆犹新:“刚毕业找工作不容易，从7月一直找到11月才找到工作，做推销员。我挺喜欢做推销员的，那间公司很好，对我又好，但太太一直都不中意，说我成日东奔西跑，又要抽烟。我跟着人学抽烟，呛得要死。她、我阿妈、我姑妈，叫我一定要考入政府做事。如果不入政府，我想都结不了婚。”　　在太太曾鲍笑薇看来，“推销员这份工作不适合他的性格，当推销员必须面面俱‘圆’，但他为人却比较耿直。”她笑言，自己当年鼓励曾荫权打政府工，还因为打政府工稳定。而曾家一直都是公仆，公公曾云是警察，弟弟曾荫培也是警察。所以她在谈恋爱期间，就鼓励曾荫权投考政府的行政主任(EO)。虽然第一次名落孙山，但在太太鼓励下，曾荫权终于1967年考到行政主任。二人婚后，她鼓励曾再考更有前途的政务主任（AO），结果于1970年考上了，从而打开了迈向特首之路的大门。　　曾鲍笑薇形容，曾荫权性格踏实，做政府工作比较适合。但政府工作忙碌，回到家难免会心事重重，全靠太太体谅。“原因是我自己的工作，我自己有压力，又不想在家说，因为我清楚，一件事就是说出来，太太也帮不了忙。那是办公室的事，有时复杂的背景、很多资料要解释给她听，又没有这样的需要，而且多数是机密的资料，我又不能说; 有时候是解决不到的，解决不到的事，不如放在心里。”曾荫权这样解释。　　曾鲍笑薇也从不过问丈夫的公务，即使像曾荫权在金融风暴中入市狙击“大鳄”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她事前也是一无所知。“（1998年）那个夏天，我和他（曾荫权）到九寨沟。当时他已经不断打电话回港。当我和他随后到伊斯坦布尔时，我只觉得他一直在准备一些紧要的事，行程走到一半，他忽然说有些重要事赶回香港，只剩我一个人留在伊斯坦布尔，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回港后，我才知道他已经做了入市的决定了。”　　由基层公务员到首位华人财政司司长，再接掌政务司司长，现在再成为行政长官，曾太说，曾荫权善于以平常心看待升迁，“升迁像是一种荣耀，事实上却是一种责任，一个承诺，每一次升迁对他都是一种新挑战。虽然开心，但也担心: 能否胜任做到最好，要不要再接受挑战呢？每一次我和他都有些挣扎。”　　香港有人形容特首办主任为“大内总管”，不过，这称呼似乎送给特区“第一夫人”曾鲍笑薇才更加当之无愧。因为曾太不单是将曾荫权推上特首宝座的背后助力，更将全部家务理得头头是道，是令曾荫权无后顾之忧的幕后功臣。　　曾太回忆说，曾荫权初入政府时，“经常带公务回家，一看他一脸严肃，是他要静、要思考、要做事的时候，我便让他静静做事，除非他肚饿啦，我才出场打点吃的”。要好好照顾丈夫的脑子，还要好好照顾丈夫的肚子。曾太“十多岁时连煲水也不会”，刚结婚的时候“对烹调毫无头绪”，婚后便努力向婆婆学习料理家务，买菜煮饭。“他（曾荫权）喜欢吃清淡的东西，我便学着做。”曾太透露自己如今最拿手是蒸鱼和煲汤，而这些都是丈夫最喜爱的。曾荫权当上政府高官后，有很多政府官员、外国使节、议员到官邸做客。“我每天要决定菜单，记住每位客人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菜式要尽量多变。”　　虽说如今身份已然不同，但曾鲍笑薇仍然希望当一个家庭主妇，一切从简。每天，她第一件要做的工作，便是与厨师商讨当日的菜肴，若有朋友前来探访，她还要安排宴会的座位。曾太爆了一个小秘密，原来在朋友到来探访时，曾荫权不太喜欢坐在家里的长桌上吃饭，然而若有十七八人，长桌就是惟一的选择了。　　除了打点家内的细节，曾太喜欢到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购买合心意的海鲜。她每星期会来这里一次，虽早已是这里的“熟客”，但她一般不会只光顾一个鱼档，“哪个合心意，就在哪里买”。鱼贩称赞这位新的特首夫人全无架子，“好似平常人一样”。由于鱼市场内十分湿滑，有时曾太会穿上水鞋。对此她并不介意:“这个是香港特色，只要买到靓海鲜，就无所谓。”因为一直喜欢过低调的生活，假若在街上没有人认出她是特首夫人，她反而觉得是好事。　　平时在家，曾太还要为丈夫打理至爱的锦鲤:”每条锦鲤都有名，最肥的那条叫‘杨贵妃’，有好多斑点的叫‘樱花’。”另外，她还要照顾丈夫的“煲呔”:“他有几百条煲呔，我会将不同颜色、款式分开，以配合不同场合。有时我会建议他如何衬衣服。”而闲时，曾太还会剪下关于曾荫权的报道。她能讲一口比较标准的普通话，是曾荫权的普通话老师。　　曾荫权这次参选期间，曾太有更多机会与丈夫出席公共场合，她也很喜欢这样的安排:“同他一齐出席活动，可以多点时间在一起，这样的机会好难得，我好想大家总在一起。”当丈夫遇到示威者不友善的对待时，曾太却不觉得十分特别。她认为:“有不同意见很平常，要用平常心看待。”对于传媒批评她的衣着外形，曾太并不在乎，她更笑指传媒至今对她“仍很仁慈”。　　已随书法家戚谷华学习书法10多年的曾太，认为自己借此培养刚柔并重的性格，但她却不喜欢为人题字，因为“这是一种压力，不会得到乐趣，况且自己还未达到那个层次”。和曾荫权结婚后，曾太一度在香港法国文化协会学法文，“现在还可以说几句”。曾荫权在美国哈佛大学修读期间，曾太也带着儿子去。不过，她并非整天关在家里，而是趁时间在哈佛读有关室内设计及公关的校外课程。曾太还酷爱音乐，多次举办慈善钢琴演奏会; 1995年曾荫权升任财政司后，她担任香港女童军总会副会长至今。　　在外人眼中，曾荫权夫妇非常恩爱，两人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每天一起到教堂祈祷，经常一同散步谈天，每逢假日，夫妇俩常牵手到湾仔街市买菜，去餐馆就餐。但很少知道他们“青梅竹马”的故事。　　曾太的父亲是澳门3大饼家之一“元记饼家”的老板鲍元羲，与曾家属远房亲戚，也是世交。曾荫权至今仍清楚地记得与太太初识时的情景。“我13岁时，我爸爸第一次准我跟我舅父去澳门，我妈妈在澳门住了很多年，有个表亲在那里，我的表舅父家有个表姊妹是太太的同学，就认识了她。她那时是个很特别的女孩，第一次见她来的时候，她是梳很短头发的，因为她成日游水。另外呢，蹦蹦跳跳的，有点假小子的感觉，对我来说是很特别，很新鲜的感觉，对我吸引力很大，所以一见面就中意她了。”曾荫权毫不掩饰对曾太的“一见钟情”。　　“他到澳门探舅父，一班男孩踩单车，好开心，后来两家人经常见面，我和他时常通信，这些信我现在还保留着。”曾鲍笑薇也对自己的初恋记忆犹新。外表贤淑的曾太，当年在澳门读书时，喜欢打篮球、跳高和跳远，在疲累时，大家便坐到大菠萝树下，有时还会一起吃树上掉下来的大菠萝。　　曾鲍笑薇记得曾荫权送她的第一份礼物，是一个珍珠链坠，“虽然很便宜，但我很感动，一直保留到现在。”不过，她最爱的是一只镶钻的劳力士手表:“我和他在数年前曾到澳洲公干，当时他晚我一天回港。他一回港，便送我这只手表，原来他是待我回港后特地去买的礼物。”　　鼓励每个家庭最好生三个小孩的曾荫权，只有两个儿子。他曾自爆当初夫妻二人曾为“生不出孩子”而感沮丧，甚至萌生领养小孩的念头。“1969年结婚，结婚之后就想二人世界，不想生小孩，差不多三十岁了，准备生小孩，又生不到，什么办法都想尽了。有一段时间我们真的挺沮丧，生不到小孩，怎么办？想不如我们去收养一个吧，谁知道没多久太太就有了身孕。”2004年8月，曾荫权夫妇带着已成年的儿子专赴山东省嘉祥县，冒着大雨到曾庙和曾林祭祀先祖曾子。　　曾荫权虽然贵为香港的首长，但在家中，事无大小，却是太太做主。“比如她去买菜，我帮她拎着个袋，她逛商店我也跟着逛一阵，不过我没什么耐性，她很多时都怕跟我一起去。因为我要买什么，见一样我买了就走，她看完一次去第二间又看一次，回头再看一次，再往返一次都不买，第二天再回去买，这样真的很麻烦。”他自言，根本不想管家务事，“否则，用我的思维，两人就有可能闹别扭。因为我自己用的方法很不同。”　　“所以我终于是赢的，家里我说了算！”曾太笑着说。换言之，家庭的管治权在曾太？曾荫权回应:“起码家里的钱、什么事都是太太管，不关我事，也不需要管，她管得很好，以前未结婚时我财政困难，结婚后没有财政困难，所以她管得挺好！”他还透露一个秘密:“我的银行户口是联名的，我太太的银行户口我没有名的。”　　曾荫权承认，自己的性格刚烈，发脾气的时候，多数要太太迁就，“这方面很多谢太太，她做得最棒，每次我发脾气，她总是先不出声，等我一静下来，再同我理论。”　　总结二人的相处之道，曾太一语道破:“（发脾气）是人性的一面，是一个人的真，喜怒哀乐是日日都发生，不可以要一个人全日都和善的，你要接受这件事。”在曾鲍笑薇眼中，“他（曾荫权）对我十分重要，我的一生一世，都是因为这个好的决定，就是有我好好的丈夫。他很踏实，有上进心，好关心我和我家人，是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他表面严肃刚烈，内心很浪漫、善良、有激情。大概是因为他很早便承担家庭责任，而且父亲管教很严，所以把两兄弟训练得很有纪律，克制内敛。” 她这里说的曾荫权的弟弟，指的是曾任香港特区警务处处长的曾荫培。　　曾鲍笑薇如今每个月都会回澳门探望99岁的母亲。对于已过世的父亲，她至今仍旧很崇拜:“他人缘很好，是一个很成功的人，与世无争，好善心，个个当他是好朋友，我也要向他学习。”虽然已贵为香港特区“第一夫人”，但在家人心目中，曾太却仍是一个需要照顾的“BB”:“家人都当我是小朋友，要我保重，早点睡觉。“妈妈也不知道特首夫人是什么，我只告诉她，(曾荫权)又升了一级。”　　道是无情却有情在香港政界，曾荫权心直口快是出了名的，有人形容他“语不惊人誓不休”。在一个公开场合，他忆起1998年击退国际炒家的往事，竟脱口而出，说港元与美元联系汇率一旦脱钩，“犹如失了处女之身，一次贬值后，以后就什么都可以做”，令听者大吃一惊。但在过去几年面对外界关于竞选行政长官的各种猜测和传言，曾荫权的嘴巴却一直很严。　　曾荫权十分重视自己的形象，2001年香港一家周刊访问他的一名前任厨师，内容提及曾的私生活。曾荫权认为该文章内容完全失实，就自付律师费用，向该刊发出律师信，指出有关报道涉及诽谤成分，最后以该周刊被迫刊登整版道歉启事而告终，创下了香港首位高官就诽谤向传媒采取法律行动的记录。　　曾荫权的“煲呔”情结多年来成了他的性格标志，但许多人并不知道，快人快语的急性子是他打“煲呔”的主因之一。他指着自己的“煲呔”哈哈笑着对本书作者说:“打领结效率最高，领带很漂亮但很长，越贵的领带弄脏的机会越高。而且我生得个子小，较矮，打领带，一边要比另一边长，每天那样比对，花很多时间，蝴蝶结没有这个问题。”　　他坦率地总结自己的优缺点，尤其对自己的“坏脾气”直认不讳:“认识我的人，都说我有30多年的行政经验，相信我做事有承担，尊重香港人的能力和理想。当然我的脾气是比较大的，现在收敛了一些，因为吃了些苦头。”他笑说，同事与朋友都知道他是对事不对人，若真的怪错了别人，也一定会道歉:“他们对我很好，也很理解我！特别是太太很包容我，但过后，哈哈……她会提醒我！”曾与他开过闭门会议的立法会议员透露，曾荫权为人执着，发火时拍过桌子，不过怒气过后就会握手言和。　　曾荫权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曾太回忆说:“我们的长子13岁时，送他到英国约克郡的一所天主教寄宿学校读书。孩子一直表现得很坚强，但在我们将他交给监护人，说再见那一刻，他忍不住哭，我和先生也流眼泪，二人开车回伦敦，几小时路程，轮流开车轮流哭。”　　曾荫权是传媒的“宠儿”，连带家人也逃不过被追访的命运。谈及这一问题，他说:“这对他们（儿子）不公道的，不关他们的事，也影响到他们的生活习惯。比如小儿子，他毕业那年是全球经济低迷，找工作不是很容易，但他很走运，在香港找了一份工作，在英国找了一份工作，在美国找了一份工作。香港的工作薪水是最高的，也是他最有兴趣的，对他来说也很方便，可以在家住，但因为他怕人家说工作一定是爸爸裙带关系找的，最后只好决定在美国做事。我们的儿子是有无形的额外负担，因为爸爸是新闻人物。”　　……　　独特的“曾荫权风格”在他上任行政长官伊始便可见一斑——第一个工作日: 上午召开行政会议，中午会见传媒，下午探望遭受暴雨侵袭的地区; 第二个工作日下午，出席立法会答问大会，促进行政与立法的首次沟通……　　对于自己的两年工作效绩，曾荫权充满期待，也十分具体: 香港现在的失业率是5.7％，虽与高峰期的8％相比明显下降，”但我还希望可以继续下降”。　　“我期待和所有香港人一道分享‘香港之梦’！”曾荫权坚定地说。　　曾荫权简历个人背景:1944年生于香港；哈佛大学公共行政硕士，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家庭状况:妻子曾鲍笑薇，育有两子曾膺殊荣:2002年获香港特区大紫荆勋章，1997年获英帝国爵级司令勋章(KBE)任职履历:1965-1967年，西药推销员1967年加入政府任二级行政主任；1971年考获政务主任1974-1995年，任职财务科、铨叙科、沙田政务专员、副贸易署长、副常务司、行政署长、库务司1995年任首位华人财政司2001年接替陈方安生出任政务司长; 2002年任新问责制下的政务司司长2005年3月12日，担任署理行政长官2005年6月16日，当选行政长官2005年6月21日，国务院正式任命曾荫权为行政长官，即日就职　　唐英年：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1)　　唐英年在香港经历非典疫情的洗劫之后，接替梁锦松成为特区政府第三任财政司司长。临危受命，他以“脚踏实地”四个字表达自己的信念。他经历了香港经济从低谷到复苏的全过程，香港人的脸上也挂上了“唐司长式”的笑容。　　专访：理财要“以民为本”　　两年多来，您在这个位置上经历了香港经济从低谷到复苏的全过程。有人说您是福将，您怎样看待这个说法？　　我2003年8月接任财政司长的时候，心情是战战兢兢的。我是香港土生土长的，清楚地知道香港经济当时正处在最困难的时期之一，除了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又加上非典疫情打击，真是雪上加霜。许多市民心情是很沉重的，对整体经济环境的失望，对政府的怨气，都是非常之大的。　　过去两年多来经济明显复苏，主要得益于中央政府和全国13亿同胞的关心和支持，同时还有香港人逆境自强的努力。中央政府不断地鼓励我们，当中签署和实施“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开放内地居民来港“个人游”，以及简化内地企业来港经营的程序、批准香港银行开办人民币个人业务等，都对香港经济从低谷中迅速复苏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从巩固复苏成果和着眼经济的长远发展来看，特区政府是否应着力推动经济尽快实现转型？　　我们本着两句话，一是“背靠内地，面向世界”，另一句话是“市场主导，政府促进”。　　“背靠内地，面向世界”，是我们独特的优势。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我们既有“一国”的优势，也有“两制”的优势。我们维持一个法治、高度自由和多元化的社会，以及货币自由兑换、自由贸易的市场经济体系，政府廉洁、高效，税制简单而且税率较低。香港背靠内地庞大的市场，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济快速增长，给香港各行各业带来无限商机。环顾全球，只有香港具有以上这些优势。香港将充分发挥这些优势，建设一个提供优质服务的国际都会，为内地、亚洲以至全球提供服务。　　“市场主导，政府促进”，就是我们以市场经济为主体，政府积极促进主要经济支柱的发展和壮大，致力为经济持续发展创造最有利的条件。一是金融服务。配合国家快速发展的需要，香港在金融服务方面是可以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的。香港资本市场在过去10年为内地企业融资1100多亿美元，内地超过40％的境外直接投资来自香港，香港在为内地服务的同时也巩固了自己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5年前根本不敢想像香港能超过东京和伦敦，但香港已在2004年成为全球第三大融资中心。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开放市场，不断改善金融体制，保持在金融创新和监管方面的领先水平，并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结合起来，吸引更多资金转移到香港管理和投资。二是旅游。在发展旅游业方面，我们有两点想法。首先，发展旅游可以带动运输、零售、餐饮和酒店等行业，创造很多就业机会，为那些不能适应经济转型要求的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其次，希望内地同胞多到香港来。他们第一次来，就像小平同志说的那样，是在结束了150多年的英国统治之后，来到香港这块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以后再来，我希望他们可以感受一下香港国际大都会的氛围，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多姿多彩的社会，可以吃全球各地的美食，看很多很前卫的文化项目，还可以买世界名牌。所以，我们这几年投放了大量资金于许多旅游基建项目，如迪斯尼主题公园、大屿山缆车、湿地公园等，希望能吸引内地和全球各地的游客。　　能否介绍一下您的理财哲学？　　在多种不同的需求方面取得一个适当的平衡，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问题，的确有很大的难度。我们坚持一个基本思想，就是“以民为本”，把钱花在那些对香港长远发展和市民福祉这两方面都能取得实际效果的项目上。　　在我所做的两个财政年度预算案中，我都确保在教育方面的投资不断增加。因为我们的竞争不光是在香港700万人口的范围内，更重要的是要面对包括内地13亿同胞在内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之下的竞争。所以，一定要不断提升我们的教育水准，提高香港人口的素质。到2004－2005财政年度的年底，我们的专业教育可以达到65％，超过特区政府此前定出的60％的目标。1996－1997年度到2005－2006年度政府总体开支增长34％，而教育投资增长54％，足见我们对教育的重视。另一重要方面，是社会福利的开支，香港有一部分人如孤寡老人、残疾和智障人士、失业人士和单亲家庭等，政府有责任扶他们一把，让他们的生活有着落。我们还有46％的劳动力，是在初中或以下文化程度，他们不能适应知识经济的挑战，我们一方面要照顾他们，一方面要培训他们。在1996－1997年度到2005－2006年度，福利开支（不包括社会保障计划）的增长幅度达82％，是特区政府总体开支增长的两倍还多。　　加税、节流、减薪、削减综援等，都是不讨好的事情。当您受到责骂和攻击的时候，有没有灰心或想到过退却？　　我想全世界做财政部长的人都可能是政府里最不受欢迎的一个。因为钱是永远不够用的，就算经济增长很理想，各方的需求也是水涨船高的，分的时候还是不够的，何况香港经济几年来一直十分严峻，怎么达到财政平衡的目标，需要大家共同一致的努力。所以，我上任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把这个故事开诚布公地讲给大家听，让大家知道财政状况是怎么样的，我问大家，要不要做到收支平衡？主流意见都认为我们应该有一个目标去消灭财政赤字。从“以民为本”的原则出发，我定了一个比较温和的方案，就是2008－2009财政年度可以达到收支平衡。　　您对2008－2009年度消灭财赤的信心何在？　　定这个目标的时候，考虑到几个因素。第一，要定一个目标，让整个社会都朝这个目标努力;第二也是更加重要的一点，是市民能承受得了，方案太激进了群众承受不了，就不是“以民为本”了，就算实现了，对市民的影响也太大;第三，必须以经济发展作为我们解决所有问题的根本途径，这样，才可能在比较平稳的状态下实现收支平衡，市民的生活也可以好一点。　　要实现上述目标，社会一定要稳定、和谐，必须要有这个大的前提条件。经过过去几年的风风雨雨，群众对吵吵闹闹的事已经很厌倦了，希望多花一点时间和精力去搞经济。有中央政府和内地的支持，还要有港人自己去抓住机遇，两方面结合起来，香港经济才会逐步好起来。　　您关于2005－2006年度的财政预算案，被认为是受欢迎的预算案，但也有人批评忽视了中产人士的税负。您接受这一批评吗？　　全世界每一个人大概都有这样一个心理，口袋里留多一点钱总是开心一些。但我觉得，目前经济刚开始复苏，情况还不太稳定，所以我不打算在这个财政年度减税，再看一年，如果经济持续复苏，下个财政年度减税的空间就比较大了。这个思路也得到了大多数市民的认同。　　香港经济最好的时候，失业率是百分之二点多，现在与您刚出任财政司长时的百分之八点多相比下降很多，处在40多月以来的最低位，而总就业人数则达到历史最高位。您如何看待可见将来的就业形势？　　我常常用2003年8月接任财政司长后就业数字的变化来评估经济的情况。从那个时候到2005年5月，总的就业人数增加了16万人，但总的失业的人数却没有下降那么多，原有30.9万人，现在还有20.5万人失业，只下降了10.4万人。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随着经济好转，有更多的人进入了劳动市场，劳动力不断增长，2003年8月总的劳动力是350.7万，但到2005年5月增加到356.3万人，总的劳动力增加了5.6万多人。　　2005年下半年就业情况将会有改善的空间。因为有很多旅游项目如迪斯尼主题公园等可以投入使用，全香港新增加了一万多间酒店客房，加上其他相关服务如餐饮、零售等，就业的机会将会随之增加。在2008年之前，还将有一大批新酒店陆续兴建，在建造过程中和落成启用后，可以吸纳相当数量的劳动力就业。　　在经济全球化和香港经济转型的形势下，失业问题有结构性的成因，人力资源出现严重错配的现象。所以，未来的挑战仍然相当艰巨。有关评估显示，到2007年，香港需要的高学历人才估计将短缺10万人以上，而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劳动力则多出23万人。前瞻就业市场的变化，我们要通过各种培训和提升途径，并改善经济，鼓励投资，尽可能提高就业率。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将怎样协助内地企业打入国际市场？　　香港已经成为内地企业首要的国际融资中心，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的市值已占香港股票市场总市值的三成。过去10年最大型的上市集资，如中国联通、中国移动和中国人寿保险等，均是来自内地的企业。除了筹集资金，内地企业也可以通过在香港上市，提升企业管理水平。　　内地企业在香港融资的渠道非常多元化，除了股票市场，还有贷款、债券、创业基金等。其中债券市场是一个有效的融资渠道。香港债市已经逐渐成为区内流通量最高的市场之一。香港以往发行公营机构债券的经验证明，香港具有必要的专业能力和基础设施推行大型债券发行。　　有人担心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和国家首选的资产管理中心，会成为一些人“洗黑钱”的地方。这个担心有道理吗？　　香港打击“洗黑钱”的力度和成效在全球都是有名的，是认真、有力的。我们不断加强和改善银行的监管，资金在流通的过程中，始终处在银行的严格监管之中;打击“洗黑钱”要有一个网络，全球化地联手，而我们和世界各地许多机构保持着密切的合作，不断交换资讯。所以，当立法会上有一位议员提出这个问题时，我马上以事实予以强烈的反驳，这个说法是完全不负责任的。　　您对推动CEPA和“9＋2”非常积极。但听到香港有人讲，特区政府在协助工商界更好地利用CEPA和“9＋2”的机遇方面，角色过于被动，令商界只能自己“摸着石头过河”。您怎么看？　　特区政府的投资推广署、驻京和驻粤的办事处等机构和贸发局等，不断地在做促进工作，但单靠这些部门、机构的能力终究有限，而且我们国家很大，情况千差万别，也有做不到的地方，今后还要不遗余力去做。政府和民间的团体特别是工商界团体目标是一致的，今后应携手开拓。　　您曾经提出，香港与内地合作应由“原设备制造”走向“原设计制造”和“原品牌制造”，如何推动这一理念有效实行？　　根据其他地区的发展经验，以劳动密集模式生产的产品发展到某个阶段后，便不能继续单靠价钱便宜与新崛起的对手竞争，而是必须走向资本密集，提高生产力和产品附加值，建立新优势，开拓新市场。在两地仍然拥有各自优势的今天，我认为双方优势互补仍然是最佳出路，问题是我们要更清楚认识、更全面发挥彼此的优势，在设计和品牌方面取得“1＋1＞2”的效果。　　在特区政府官员中，您给公众的印象都是笑口常开。这是您的个性作风，还是您亲民的需要？　　这是我个人的习惯。　　我的生性一向是乐观的，就算有时碰到挫折和困难，我都是从积极、正面的角度去看。但同时我也要审慎，在期望好的结果时还要有危机意识。　　您出身世家，家族有庞大的企业。您是如何了解基层市民的生活和感受的？又是如何领导扶贫委员会工作的？　　我来自企业界，是从企业最基层一步一步做起来的。1991年进入立法局后，我有很多基层和工会的朋友，我常常和他们交换意见，了解各阶层的问题。我也有很多机会在不同地方走动，通过不同的方式了解民情民意。我不敢说我对各阶层的问题很了解，但我认为最主要是要有一定的认识。　　作为扶贫委员会主席，我深知社会的期望。基层人士的生活面对不少困难，希望能有所改善。虽然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和内地不是同一层次，但在一个国际大都会里却显得特别突出，贫富之间的差距显得很悬殊。扶贫委员会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面对，首先是致力促进经济增长，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其次是通过教育和培训，让每个市民都有机会发挥所长，提升自己，摆脱贫困。同时，在公共房屋、医疗、教育和福利等方面投放资源，编织可靠的社会安全网，给有困难的市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我们通过地区的人士了解不同的需要，以不同的方式加以解决。作为扶贫工作的第一步，我们选了三个地区，是香港平均收入最低、也是贫困人口最集中的三个地方，希望通过地区人士和政府、商界携手合作，逐步消除贫困问题。我们还设立了2亿元的携手扶弱资金，用来推动政府、商界和社会福利界三方合作，建立伙伴关系，共同扶助弱势社群。　　2003年8月，唐英年在香港经历非典疫情的洗劫之后，接替梁锦松成为特区政府第三任财政司司长。临危受命，他以“脚踏实地”四个字表达自己的决心和打算。　　2004年1月，唐英年宣读就职后的首份财政预算案。在这份引人注目的预算案中，他引述市民的意见，强调要量入为出、力求收支平衡;他批评过去5年，以本地生产总值平均物价指数计算的累计通缩达到20％，但政府经营开支却增加了2％;他提出要消灭财政赤字，政府必须“先节流，后开源”。这种“以民为本”的理财哲学，让人们具体感受到了他“脚踏实地”的为人和作风。　　唐英年是企业家出身，当过香港工业总会主席。在他看来，政府的账目犹如一个超级企业的账目，除了控制内部成本效益和经营开支，最主要的还在于增加收入，而财政收入离不开整体社会的经济增长。财政司长的最大职能，就是促进市场发展，活跃投资气氛，提供一个有利于营商的有鼓励政策的营商环境。为此，他提出给创意工业提供税务优惠，并开征与环保工业有关的税收以利推动汽车轮胎的循环再用。这种以税务优惠推动特定工业发展的措施，在香港有史以来是第一次。　　唐英年目光敏锐地看到CEPA带给香港的巨大商机，并且认为要把机遇转化为实际的经济利益，政府就要给予香港商人和专业人士良好的“装备”。第一，让企业招聘到各种人才。第二，提倡人流、物流、资金流双向流动。香港要大力发展物流业，在大屿山兴建物流园，发挥供应链的优势。第三，他希望发挥香港金融服务的优势，成为内地企业集资的中心，成为债券中心、资产管理中心。要形成这些中心，香港一定要融入内地，吸引更多内地企业和游客到香港，充分利用CEPA的机遇推动服务业和高增值产业转型。第四，把政府的资产盘活，为更大的基建项目筹措滚动资金，把桥梁、隧道、机场和铁路等资产债券化。　　两年多来，唐英年在财政司长这个位置上，经历了香港经济从低谷到复苏的全过程。他把经济复苏的原因，归结为中央和内地同胞的关心和支持，以及香港人自己的努力。他就任以来，每推出一项举措，事先都要广泛征求各界别、各阶层人士的意见，事后通过电台和政府网页向市民解释;他还首创了一个预算案网页，任何人都可以就此在网上发表自己的诉求或意见。可说是恪尽职守，做足了“功课”。　　唐英年平稳、务实的作风，深受父亲唐翔千的影响。唐翔千一次对媒体透露:“我对英年说，做任何事情都一定要脚踏实地，付出一分劳累，得回一分甘荣，没有取巧的。现在他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还要参加各种活动和应酬。”原来唐英年“脚踏实地”的座右铭是源自于父亲的。　　唐翔千是香港著名工业家、曾任全国政协常委。上个世纪70年代，他打破美国棉花垄断的局面，成为第一个大胆使用国产棉花的香港厂商并获得成功;1979年，他在新疆投资创办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建起当地第一家合资企业;两年后，又在上海投资建成第一家合资企业，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之一。　　如今已经83岁高龄的唐翔千仍然是除了工作，还是工作。他是香港赛马会会员，但他养的马夺冠时却没空去拉马头;他是香港高尔夫球会员，但入会50年，每月按时交会费，却从未去打过球。“人家告诉我，黄山和泰山如何宏伟、桂林如何美丽，我一次都没去过。”他这样教导员工做生意的诀窍:“如果哪家公司的总经理11点钟才上班，还带着小秘书回来，这样的公司，千万别跟他做生意。”在他看来，只管享受，这公司迟早垮台。　　唐翔千没空游山玩水，但每年总要回到江苏省无锡市严家桥镇祭祖，这种家乡情怀对唐英年有着很深的影响。唐英年虽然出生在香港，但履历表上的籍贯从来都写着“江苏无锡”。他坚持唐家对家乡的约定:“凡严家桥镇的公益事业，无论大小，唐姓负责一半。”多年来扶助家乡的教育、老人和残疾人福利事业，从不间断，如今成为家乡人的美谈。2004年9月，唐英年出席江苏太湖博览会之余，还顺道回到故乡探亲。他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一定要爱国家，只有这样才能把自己的一份感情完全与国家的兴衰联系在一起。　　唐英年小时候的家教很严。唐翔千绝迹马场，很大程度是为了给唐英年立好榜样。“英年11岁那年，一天我从马场回家，一进家门，英年就迎上来说，‘爹爹，今天你养的马跑不出，是因为马姿不好。’接着他说出了一大串道理，让我听呆了。他为什么这样熟悉？我一下子警觉了。原来我去马场看，他伏着电视机旁看。从此我再不去看跑马了。”曾经当过教师的唐妈妈回忆说，唐英年兄妹四人读书的年代，“都自动自觉温习功课，成绩也总是名列前茅”，而放在桌上的大戒尺“也只是做样，未用过”。如今的唐家四兄妹都分别学有所成。　　唐英年十多岁就留学美国，从小就培养起很强的独立性，也很有主见。1975年获得密西根大学文学士学位后，他返回香港帮助父亲打理家族纺织生意，从最基层做起，一步一步管理企业。加入政府前，他是半岛针织和美维科技集团主席。作为一个企业家，他是成功的。他在1989年获颁“香港青年工业家奖”，1993年获世界经济论坛选为“明日全球领袖”。在1995至2001年间出任香港工业总会主席，并曾任香港总商会理事会委员及香港赛马会董事。他在2000年获颁香港特区金紫荆勋章。　　1997年起唐英年担任行政会议成员。他还曾参与多个政府委员会及公共机构的工作，包括香港贸易发展局、城市规划委员会、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香港城市大学校董会及电子和纺织服务业推广策略小组。2002年7月，唐英年获委任为香港特区政府工商及科技局局长，负责处理与信息科技、电讯、广播、电影服务、创新及科技、对外贸易关系、工商业支持、保护知识产权及促进外来投资等有关的政策事宜。　　与唐英年有过接触的人，都称赞他“脾气好，没架子，非常亲切，容易相处”。他出任临时建造业统筹委员会主席时，经常致电工会负责人，向他们了解实况，“完全没官僚作风”。他还会主动与其他人打招呼，并习惯“只唤名字不唤姓”。在公开场合见到他，他总笑容满面，透出儒雅、平和之气。　　唐英年与太太郭妤浅青梅竹马，感情甚笃。有人曾问她是否支持丈夫做“财爷”，她义无反顾地回答:“他做什么我都支持。”身兼多职的唐英年，经常被工作占据私人生活空间，但忙碌工作并未阻碍其享受家庭乐。他非常疼爱孩子，对太太也呵护备至，不单常为四名宝贝子女推掉应酬，每逢周末还会尽量抽空与家人相聚，做“24孝”老爸陪子女逛街玩乐。　　唐英年最为人熟悉的是其对红酒的着迷。据说他每年都亲自飞到欧洲四处搜罗红酒，还持有私人贸易酒牌，可直接从法国进口红酒。他每年买入当年新造的葡萄酒，每次买够一年的分量，存放海外，等够日子可饮用时再运回香港。他现在饮用的都是二三十年前买的。他在香港住宅的地库建有恒温酒窖，并把资料输入电脑研究分析，在英国也有相同的设备。香港媒体报道说，他仅在外国的藏酒就数以万支计，市值在100万港元以上。唐英年是个“美食家”，但他讲究之余并不挑吃。唐氏伉俪也非常好客，经常设宴款待友人，有时还在席间送出红酒，与客人分享饮红酒的情趣。　　香港的酒税按出厂价征税，分烈酒（100％）、葡萄酒（80％）和淡酒（40％）三类，餐饮界、酒商最近几年一直希望政府取消红酒税，使香港发展成为酒类饮品的展销和批发中心。但直到2005年唐英年宣读他上任后的第二份预算案时，仍然决定不做任何调整。唐英年曾对媒体坦言:“红酒税是我上任后最棘手的一个问题。我一半酒已经课了税在香港，另一半在英国。如果我减红酒税，有人就会讲我想低税入口红酒;如果我加税，有人会讲我想藏酒升值。无论怎样做都会被人批评，所以这是一个包袱。”　　唐英年几年来也是公认的特首人选“黑马”之一，他曾对做此猜测的人笑称“我养的马正好也是黑色的”。他对媒体表示，一个行政长官要具备五个基本条件:第一是要得到中央政府的信任;第二当然是对香港要有承担与抱负;第三要得到多数人的认同;第四，是要有办事的能力;最后一点，因为香港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所以作为特首要有一定的包容。　　当媒体指出“这五个条件您都具备”时，唐英年马上一本正经地说:“香港很多人都是可以达到标准的！”　　唐英年简历个人背景:1952年生于香港；1975年获美国密西根大学心理学文学士家庭状况:妻子郭妤浅，育有一子三女曾膺殊荣:1989年获“香港青年工业家奖”，1993年被世界经济论坛选为“明日全球领袖”，2000年获香港特区金紫荆勋章任职履历:1976年加入父亲创办的半岛针织，加入政府前是半岛针织和美维科技集团主席1991年起曾任立法局（会）议员、行政会议成员、工商及科技局局长、香港工业总会主席、香港总商会理事会委员、香港赛马会董事2003年8月，出任财政司司长，后兼任经济及就业委员会主席、扶贫委员会主席　　领袖香港第二部分　　李国章：香港特区教育统筹局局长(1)　　贵为香港教育行政主管的李国章坦言：最怕老师罚。因为当年他在课堂上总忍不住与同学交谈，结果经常挨罚，有时候甚至被轮流罚。“当年觉得读书很辛苦很枯燥，还要默书考试，觉得人生无乐趣……”　　专访：求学不是求分数　　您上行后推出一系列改革举措，您为什么要做这些在许多人看来既困难又有风险的事情？　　教育关乎一个社会的未来。港英统治时期一直把教育看得很重，样样都控制得很紧，但是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却不再重视教育了，只关心政治。香港教育因此在20年多年里没有任何变动，与时代严重脱节。我当教育统筹局长后的第一年，也就是2003年，高中会考有2万多学生所有科目都不合格，第二年这样的情况有1.6万人。连续两年共有3.6万中学生所有科目都不合格，对我们的社会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再不改革，香港的未来将不可想像。　　我们的下一代如何认识国家，怎样具有国际眼光，以及培养自我学习的能力，对于香港是十分重要的。教育在这些方面责无旁贷。　　在这一系列改革中，哪一项承担的压力最大？有没有失败的心理准备？　　哪一项都有压力。由于20多年里都没有任何变动，所以一旦改起来难度自然很大。我的出发点就是为我们的未来和后代着想，如果对学生好我就做，反之我就不做。　　我没有想过失败。因为我不能失败，只能成功。　　改革推动至今，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香港人很聪明，一旦看到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学生好时，他们就会认同。比如“三三四”，也就是把现行的“3＋2＋2＋3”即七年中学课程、三年学士学位课程的学制，改为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这件事讲了20年都没有人做，现在都觉得是一件好事。首批高中生将于2012年升读大学四年制的学士学位课程。换言之，目前就读小学5年级的学生，将是新学制下首批修读高中课程的学生。　　现在还谈不上满足感，因为所有的改革都要在若干年后才能看到成绩，不过我有信心——不只是说我对自己有信心，更重要的是我对香港有信心，对我们的下一代有信心。　　您曾经是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和大学教授，如今却由于出任政府官员而舍弃了专业，不觉得可惜吗？　　我很怀念我的病人，这是我最大的遗憾。但与以前相同的是，都是在为人服务，只是服务的对象不同而已。　　您在立法会上直指“民主派压制民主”、“为反对而反对，为破坏而破坏”，给市民留下很深的印象。您为何不怕“引火烧身”？　　因为我知道很多市民都支持我，他们为终于看到有人敢于站出来讲出他们心里想讲的话而高兴。他们看到了有的议员是从自私的角度来反对的。许多民意调查都显示，市民对一些议员的做法是很反感的。政府有人能站出来讲真话，对市民大众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您推动“求学不是求分数”、“专题研习，启发思维”、“给我空间，发挥潜能”等教学新文化的动因是什么？成效如何？　　我们东方人很注重教育，但传统的方法是死记硬背，很乏味，很难让学生有兴趣;而西方教育下的孩子不需要做什么功课，学得很轻松愉快。其实这二者都不全面，应该结合起来。特别是在现今资讯爆炸时代，学校课程并不可能将所有知识包含在内。所以，我们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改变我们传统的教育文化，让我们的孩子具有自学的能力和真正“乐于学习”的心态，不以上学为苦，不以读书为忧，多一点空间创新，多一点时间实现自己的想法。　　当然，不是听任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适应学生不同能力、兴趣和需要，我们开设应用学习科目，如职业导向课程，为那些对学科缺乏兴趣的学生找“出路”，让他们重拾学习兴趣并为将来就业做好准备。　　根据我们最近调查所得，有七成小学生说，比以前更喜欢上学了，也学得更轻松愉快;很多教师表示，在课堂上与学生的交流多了;还有更多家长表示参与了学校事务。这些都显示改革的成效。　　母语教学受到欢迎也受到非议，您是如何看待那些非议的？　　我了解有关的意见。所有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受最好的教育，但是政府是帮助所有的孩子，而不是只面对少数人。有的人认为英语教学很重要，也有人认为普通话教学很重要。在我们看来，普通话和英语同等重要，推动“两文三语”（即中文和英文，广东话、普通话和英语）是我们的方向。你是英文中学，普通话一定要教得最好;你是中文中学，英语一定要教得最好。最关键的是我们的老师要跟上，当务之急是提升他们的水平。　　您说过，“必须了解国情，才会对祖国产生感情”。教统局在推动爱国教育方面有何具体、有效的措施？　　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愿意做中国人。但只有了解国情，才会从心里对国家产生感情，而不是口头上讲爱国。由于100多年的殖民教育，香港不少人对国家缺乏认识。20多年来，我们国家发展很快，在国际上的分量越来越重，但对此真正了解的人还不是很多。有调查显示，至今还有六七成的香港人从没有到过内地，来来去去的都是那三成人。如果对自己的国家没有认识，他们怎么会发自内心热爱自己的国家呢？　　为提升香港学生的国民意识和增加对国家的认识，我们在2004年9月全港小学常识科的课程内，加设了“国民身份认同与中华文化”的内容;所有初中学生都必须学习中国历史;新高中课程通识教育科的必修和选修部分，加入了国民教育的内容。教育统筹局每年投放300万于“认识中国文化活动资助计划”，协助学校推行相关活动。我们每年暑假还组织学生到中国人民大学参加国情教育课程研习班，让他们实地认识国家，亲身接触祖国。我们有一批中学已经同北京、上海的学校结为姊妹学校，两地的孩子每年有两周时间“同住同食同上课”，通过直接的交流增加了解。很多去过内地的孩子回来都说，他们的看法改变了。当有人说这是“洗脑”时，我们的同学听了很反感。他们说，说这种话的人看低了我们。我们还经常邀请内地的专家、老师到香港来上课，让更多的孩子受益。未来三年我们将安排9个交流团，到北京进行国情教育学习课程，学员回港后在校内推动国情教育。　　您如何看待两地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前景？香港对此有什么具体的推动措施？　　近年来，许多内地学子十分愿意到香港高校求学，越来越多的香港学生也十分希望到内地院校就读。但是，此前内地对香港大学生学历没有明确的认可规定，香港学术评审局也从未就各内地高等院校所颁授的学历是否等同本地的有关学历做全面评估，也没有认可内地高校学历的相关规定。两地学历“门槛”的取消，使两地学生今后不用再担心毕业证书的“信用度”。　　这份文件明确，由认可的内地高校颁发的学士学位获得者，可以申请到香港高校攻读研究生学位和进行职业学习;内地硕士学位获得者可以申请攻读香港高校的博士学位。同样，由认可的香港高校颁发的学士学位获得者，可以申请到内地高校攻读硕士学位;香港硕士学位获得者可以申请攻读内地高校的博士学位。内地与香港的高等学校在课程学分认可领域开展合作也在协议中得到了鼓励和支持，这将有力推动内地高等学校与香港地区高校利用各自优势，培养符合两地需求的人才。　　未来“三三四”学制实行后，我们的学生将有更多机会到内地实习;我们鼓励香港的大学招收国内的学生，现在的招生比例已经提高到10％，这个比例今后还有望逐步增加。将来条件许可，香港的中小学也可以招收内地学生。　　特区政府主要官员问责制推出后，有关管治团队合作和问责官员与公务员合作的负面说法一直不断。您对此有何看法？　　我与公务员的合作非常之好。首先，我尊重他们，因为他们很专业;其次，他们知道我是有能力的，也很尊重我。双方互相尊重，我们共事不是问题。　　特区政府主要官员问责制是一个新政制，有的人一开始不大习惯。英国人管治时，说什么香港只管做就是了，公务员不用自己做决定;现在不同了，港人治港，我们随时要对香港的内部事务做出决定，管治班子要适应这种变化。　　您十分注重通过媒体和各种场合做公关工作，与公众和家长互动，这对您推动教育改革有怎样的作用？　　我坚信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推动过程又是很艰巨而复杂的，一定要花时间来解释政策的好处，同时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有很多时候市民反对不是因为他们想反对，而是因为他们不太了解，当他们觉得你听到了他们的意见，就算最后没有得到采纳，他们心里也会觉得很舒服。在教育的问题上，每一个家长都是专家，每一个市民都是专家，他们有权利发表意见，所以一定要多一些沟通。　　幽默、生动，加上恰当的事例，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您为何能在应对攻击和解释政策时做到这一点？　　你骂一个人，如果他对你笑，还讲笑话，你恐怕就很难继续骂下去了。所以，面对攻击，我常常采取幽默的办法来对付。李柱铭议员前不久对我说，天主教香港教区的主教陈日君对你有很多批评，你应该向他让步了。不然的话，你将来死了他不给你上天堂。我就对他说，我不介意下地狱，因为我可以在地狱跟他们相见。　　您如何看待年轻时的个人经历对您人生的影响？您如何评价如今香港的年轻一代？　　我初到英国念书时，全校就我一个中国人。那时候英国人觉得自己了不起，中国是落后的，他们看不起我们，我深受种族歧视。但我坚信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我们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凭着聪明苦干，总有一天我们中国一定会强大起来，不能让人把我们看作“东亚病夫”。　　香港的年轻一代是很能干的。最重要的是不要眼中只看到香港，更要看到背后有我们日益强大的国家。我们是中国人，无论做什么都要想到国家。我希望香港的学生将来能为国家做出贡献，这是很重要的。同时，还要看到与国际社会的联系，视野一定要开阔。年轻时候要有理想，不要做权力和名利的奴隶。　　您曾讲过，新的特首如不重视教育，您就不会在政府继续工作下去。能否就此谈谈您对新特首的希望？　　董先生在任时，非常关心教育，即使在政府财政面对严峻挑战之下，仍坚持以投资教育为首要任务，看作是对整个社会的长远投资。曾荫权先生告诉我，他将会和董先生一样重视教育。他重视教育，就是重视香港的未来，重视我们国家的长远发展。所以，我很高兴跟他工作。　　您每次与学生交流时都很真诚，与小朋友游戏时也很投入，您怎样能做到这一点？　　很多人说我就是一个大的小朋友。我很多时候都很天真，样样事情都向好的方面去想。小朋友个个都很天真，跟他们一起是很开心的事，自己也变得快乐年轻起来。　　您是在怎样情况下促成《董浩云日记》在中文大学出版的？　　我做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的时候，董建华先生的妹妹金董建平跟我说，他爸爸董浩云先生生前有记日记的习惯，她希望把这些日记出版出来。我很敬重董浩云先生，他是一个民族实业家，一手提升了香港航运业的水平，对国家有贡献。所以，他记下的日记、思想是有价值的，能够有机会出版让公众看到，是一件好事，我就在2000年引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2003年5月10日，是香港非典疫情肆虐差不多两个月的日子。这一天，一篇情真意切的文章给多日来本书作者极度压抑的心以几分慰藉。那是香港特区政府教育统筹局局长李国章教授在香港电台《香港家书》节目的发言。从那天起，笔者就开始对这位经常借助媒体和市民沟通的局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及登门拜访的强烈愿望。　　这篇《香港家书》是一封写给他患病中的夫人的信。信中写道:　　近日的报章和电台节目有不少针对我的批评，让你觉得很不好受，令我万分过意不去。　　其实，与你做夫妻差不多30年，你岂会不知我的脾性？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是尽了一己之力，无愧于心，我总是笑骂由人的。如今给人骂的是我，感到难受的却是你，对你真是不公平。　　在这次因非典型性肺炎而引起的停课或复课的争论上，我确实有从多个角度去考虑问题，尽量将心比心，令各方面的忧虑减到最低。　　比如说，如果时光倒流，我们自己的孩子在香港念中学小学，我们会放心让他们上学吗？怎样才会令我们放心呢？我们会期望学校做些什么？我们自己又准备做些什么？又会要求孩子们做些什么呢？我会先从为人父母的角度出发，设身处地考虑家长的担忧和诉求。　　……　　这一个多月来，我与我的同事是如何忧心忡忡，无论做了多少准备工夫，都担心会挂万漏一！因为只要有一个人不合作，不做好本分，随时都可能出乱子。我们口中常说“一个也不能少”，就是这个意思。可幸的是，直到今日为止，我们看到的，是大部分香港人都显示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凝聚力。市民虽然身处极大的困厄，仍发挥同舟共济的精神，深以身为香港人而自豪。你随我返港定居已有20年了，可有哪一次事件，较今次更能让你清楚看到香港人的素质？　　……　　你可记得曾有朋友向我们慨叹，香港的下一代，是过分受保护和溺爱的一代？他们从小到大，事事靠父母长辈的照顾和安排，长大之后，遇到变故，就往往会怨天尤人，不会反求诸己。当时我们都认为:永远活在保护伞下的孩子，长大后就会丧失了抗逆和应变的能力;永远不承担责任的孩子，长大后就不会有责任感和公民意识。　　这次的世纪疫症，也许正是香港年轻一代转向成熟和负责的关键。在病毒肆虐之下，就连年纪幼小的学生，都意识到自己有独特的抗炎任务和岗位;年纪稍长的，更开始明白小我的每一个行为，都可能影响大我，而做好自己的本分，就是向大我负责的开始，也是贡献社会的开始。　　另一方面，非典的全面侵袭，经济活动的大幅萎缩，加上病毒的长期威胁，都会加深年轻一代的忧患意识，磨炼他们对抗逆境的能力。社会上各个阶层的抗炎表现，更让他们知道什么是专业的精神，什么是无私的奉献，什么是知识的力量，什么是公民的责任。如果这场疫症有助扭转某些少年自我中心和缺乏承担的心态，令他们开始懂得要多为他人设想，凡事从自己做起，那就真的是“祸兮福所倚”了。　　……　　时隔10天，2003年5月21日，本书作者又看到一个为殉职学生忍不住洒下男儿泪的李国章。那天，在为救治非典病人不幸殉职的“香港之女”谢婉雯的葬礼上，作为谢婉雯的恩师、曾任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院长的李国章专程前往吊唁。他抵达现场即在留言簿上以英文写下对学生怀念的字句，中文大意是:“亲爱的婉雯同学:你的奉献、专业精神和对病人的爱护，我深感骄傲。对于你的牺牲，我悲痛不已。我将永远怀念你！”然后默哀一分钟，继而在遗照前三鞠躬。李国章最初时仍能平静地回应记者，说印象中谢婉雯是一名很乖的学生，但很快就悲从中来，情绪更开始激动，其间不断流泪，令眼镜也变得白蒙蒙。他呜咽着说:“我心情有点矛盾，一方面为教到这么好的学生感到好骄傲，但又好心痛，失去一位英勇的医护人员，好可惜（已泣不成声）！Sorry，我无什么讲啦！”　　在后来采访李国章局长的过程中，本书作者又听到许多有关他的故事。　　李国章在出任教育统筹局局长前，是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更是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并曾在香港中大医学院执教10多年，在国际肝癌治疗领域首创了“李氏疗法”。据他的一个学生回忆说，年轻时代大部分时间在西方社会生活的李校长，对中国国粹“麻将”不大了解。他在中大医学院工作时，为了与同事搞好关系，周末时曾和同事“打麻将”。李国章当了中大校长后，虽然日理万机，仍然安排时间回医学院教书。由于听校长教书的名额只有30个，但每次希望听课的学生很多，所以每组学生只可轮流派一人上课。曾听过李国章授课的学生说:“李校长是一个甚具吸引力的老师，上课好似讲单口相声。”　　当了教统局局长的李国章经常到学校与学生真情对话。一次，10多名来自小三至小六的学生向他请教怎样才算成功时，他以一个故事回应:“五个指头有一天吵架，争着说自己最有用。拇指说人们说好时都举起它，食指说人们最常用到它，中指则说自己最长，无名指说人人结婚时都把戒指套在它上面，尾指说人人祷告拜神时自己最接近神。这故事告诉我们，每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只要善加发挥就能成功。”还有学生问他第一份工作做什么，他告诉他们，自己第一份有收入的工作，是在剑桥大学读医时在工地当散工。当时他是学校划艇队队员，教练要他增加体能训练，于是他就选择去工地抬砖，练体力的同时还可以赚外快，一举两得。当有学生问他小时候怕什么时，他说最怕老师罚。因为他在课堂上总忍不住与同学交谈，结果经常挨老师罚，有时候甚至被老师轮流罚。“当年觉得读书很辛苦很枯燥，还要默书考试，觉得人生无乐趣……”　　李国章当年留学英国还是“李同学”时，曾经遇到一位对他影响至深的好老师:“我以前很顽皮，差不多给每个老师都起了外号，现在只记得他们的外号而忘了他们的姓名了。不过，有一位老师对我影响很深。这位老师天生有个遗传病，到了中年就失去听觉。他考进了医科，但知道自己中年以后就不能行医，就转去读化学，取得了博士学位。而他始终喜欢医学，就转读病理学，那就不用给人看病，不怕受听觉影响和病人的沟通。当时学生们都不知道这位老师的这个情况，只知道他书教得好，是个有名的教授。他又很幽默，他听觉虽不好，但又不是完全失聪，总之他不想听的，他就听不到;他想听的，他就当你说了。医科毕业那一年，可以去伦敦接受临床训练，但我又想留下来做博士研究生，跑去告诉这位老师说我想留下来，但他却不停地说:‘我很高兴听到你去伦敦，去伦敦好得很！’说来说去他都说我去伦敦好，我赌气说我一定要留下来做研究生，他才告诉我，他是因为听觉不好所以才做不了医生，否则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做眼下这份工作。那样高高在上的一位教授，也坦白说自己当时做的其实不是他最想做的工作，他想做的却因为条件所限而做不到。这真是很感动我的一件事。”　　2004年3月19日台湾陈水扁“枪击”丑闻刚事过几天，正好李国章有机会和媒体相聚，大家就向他请教对于陈水扁的受伤照片怎么看？李国章十分风趣地说:“作为一个外科医生，很多情况我觉得惊讶。一般来说，如果腹部有半寸深长达4寸的伤口，一定流很多血，若伤了大血管，血流得更多，流血15分钟，严重失血会使人昏厥。陈水扁有医生在场，不立即采取急救措施止血，不上担架，不坐轮椅，是医学常识以外的事。”他说，以陈水扁在台湾的身份，若遇行刺，一定有安全机制，到了医院一定采取最高级、最紧急的抢救措施，腾出最好的手术室，使用防止任何感染的安全措施，调派最好的医生。但令人奇怪的是，照片所见，两个医生很随便地只戴上胶手套为陈水扁缝合伤口，没有戴口罩，没有戴头套，没有穿手术袍，没有进入无菌手术室，也没有手术灯，陈水扁还穿着外套。如此抢救一个“总统”，实在太儿戏。他回忆在美国行医的时候，多次为受枪伤者做手术，“枪弹进口的地方伤口很细小，但出来的地方伤口很大，流血很多。而且人中弹之后，因为子弹的冲力很猛，整个人如受到轰击一样倒下，根本不可能如陈水扁那样中枪很久才发觉。如果枪械有来福线，子弹还会旋转，撕出一道不规则的伤口，不会像刀切一样整齐。何以陈水扁挨子弹可以像利刃剖肚，却打不穿薄薄的外衣？” 李国章当年在美国曾遇到一个在几年之中连续三次被手枪击伤的江湖人物，经抢救之后，翌日到医院巡视时与他聊天，问他:“你中三次枪，可说是经验丰富，可否告诉我，中枪一刹那，感觉是怎样的？有没有想过反击？”这个江湖人物说，你不要相信电影的情节，中枪的时候，会一下子被打倒在地上，周身瘫软，根本来不及反应。这人接着还幽默地问李国章:“你有没有要报仇的对象，多谢你救了我，我帮你搞定。”李国章忙说:“我的朋友个个都是好人，千万不要帮忙。”　　话题转到“台独”问题，李国章认为文化的纽带很重要。两岸个个都是中国人，我们有同样的遗传特征，我们是一样的。现代台湾青年对中华文化缺乏归属感，他们对大陆的认识存在片面性。所以，一定要重视加强两岸之间的文化交流。香港中文大学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起就与内地大学有交流。那时候港英政府对中文大学的做法不太满意，说我们不应该与内地有交流。但我们的名字就是中文大学，不可以不与内地接触。我们没有听政府的话，所以当时香港殖民政府对我们就不太好了。但我们觉得我们是对的，所以我们坚持做。到八十年代内地开放的时候，我们在内地已经有很多朋友了。最近二十年我们有更多交流，如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京大学等十所大学组成了“中国大学校长联谊会”。与香港的其他学校不同，在我们中文大学里讲普通话不是一个问题。香港回归前，学校里教中文时要用英语，例如唐诗、宋词、元曲等等都是用英文来教的。香港中文大学1963年建校时，校长李卓敏提出来，虽然现在由英国统治，但是我们还要延续中华文化，要让中文在教育中合法化，当时这件事在社会上引起轰动。他是香港有史以来第一位担任本地大学校长的华人学者，一个杰出的教育家，他为了倡导与中华民族根根相连，把大学的名字也定为中文大学。　　李国章和立法会议员、香港东亚银行主席、曾荫权选举办公室主任李国宝是亲兄弟，而特区终审法院首席大法官李国能则是他们的堂兄弟。李氏家族一门三杰，横跨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大领域。他的父亲李福树先后出任港英政府立法局、行政局议员;叔父李福善是香港高等法院的首位华人法官，参与起草香港《基本法》，是第一届特区行政长官三个参选人之一;堂妹为香港大律师公会前主席李志喜。难怪许多人认为他在香港的背景雄厚。据香港特区政府15名问责官员2005年7月的利益申报资料，李国章以拥有80多项物业第四次蝉联“楼王”。　　李国章的夫人戴安娜（Diana）是英国人，夫妇两人十分恩爱。李国章曾自爆“永远都是带着三分饥工作”。原因是夫人为了他的健康，不让他吃得太饱，每天给他预备的“爱心健康饭盒”只有生菜、牛油果、几只虾或带子，连面包也没有。难怪李国章常笑说希望有人请他吃顿饱饭。　　李国章简历个人背景:1946年生于香港；1969年毕业于剑桥大学医科家庭状况:妻子戴安娜（Diana，英国人），育有两子任职履历:1982年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外科学系创系主任及讲座教授1987-2002年历任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副院长、院长，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外科学系讲座教授先后服务于医院管理局、香港医务委员会、香港医学专科学院及基督教联合医院医务协会董事会等；曾任教育统筹委员会委员及科技委员会委员、香港科技园及香港应用科技研究有限公司董事、中国大学校长联谊会副会长2002年8月，出任教育统筹局局长　　何志平：香港特区民政事务局局长(1)　　何志平从步入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局长办公室那天起，已预计到未来的日子将波澜起伏，绝不可能再有自己过去在眼科医生诊所那样的平静舒适。他强调自己的职责是“为小市民解决小问题”。　　专访：为政不在多言　　在2003年初我访问您时，您就提出促进香港与内地进一步融合的观点，您如何评价两年多来这方面的进展？　　那时候，香港与内地进一步融合的问题，还只是香港一部分人的想法，社会上既没有深入的讨论和比较一致的认识，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声音支持这件事。当时，香港还处于非典肆虐的时候。非典之后，随着签署CEPA和开放“个人游”，不但为香港带来了经济复苏的推动力，也带来了文化的交流。以前香港人同内地的接触，仅限于一些个人到内地旅游、办事，但现在香港各阶层、各行业的市民，都有机会直接接触来自内地不同地方和民族的同胞，是全面性的接触和了解，全方位的融合，从中了解到我们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很强的包容性。更重要的是，这种紧密的关系和直接的接触，受到广大民意的支持，也促进特区政府对两地融合的重视，积极性之高是前所未有的。　　两地的融合，最终是文化的融合。这需要一段时间和过程，通过广泛接触，增加了解，进而互相尊重，最后才能逐步融合。只有达到全方位的融合，香港才算实现了真正的回归。　　您怎样看待香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比较独特的文化？　　要恰当理解香港文化，需要一个时代脉络，一个地域脉络。时代脉络就是中国近代史，地域脉络就是中国的岭南地区。香港是近代中国的一个奇迹，因为香港在主观和客观的机遇下，有幸可以分期分段地累积现代化经验，成为第一个实现整体现代化的中国地方。　　观察香港文化，起码要有150年的历史视野。这150年，是以大约50年的时间跨度，将香港的现代文化发展史，分成三部分。第一个50年是1900年到1950年。那段时期香港与内地文化相连，香港市民与广东一带的居民可以自由来往，香港发挥向内地引进现代化制度与文化思潮的角色。第二个50年（大约50年），是1950年到1997年，因为罗湖设立了关卡，香港与内地隔断，独自展开现代化过程，加上随着1970至1980年代香港经济的高速发展，许多香港原有的中国文化传统逐渐退减。到了内地开放改革的80年代开始，香港才重新恢复对内地现代化的影响。第三个50年，是1997年之后“一国两制”的50年，是香港与现代化之中的中国内地的融合期，是带第一个50年的故国感情与第二个50年的现代化成就，作新时期的文化回归。这第三个50年期，香港是扶摇直上，还是急转直下，就在我们的当下。　　由于这第三个50年的香港社会文化的独特性，自香港回归以来，香港人的国民意识，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成为社会关注的课题。民政事务局2005年中完成的全港性公民教育意见调查显示，香港市民具有相当高的国民身份认同感和国家自豪感;另一方面香港社会也具有颇高的世界公民意识，很支持一些国际社会上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如人权、平等机会、民主等）。这充分反映香港市民的国民意识，是建基于香港作为多元、自由和开放社会的基本价值。普遍来说，香港市民的爱国精神是倾向自由和理性的。这独特的社会文化，可以说是香港重要的文化资产。香港的前途，香港的命运，在于我们如何珍惜和发扬这独特的文化资产，推动社会的整体发展。　　您如何看待青年一代在促进两地融合中的角色和作用？　　香港今后与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可谓息息相关，连成一体。今时今日的年轻人，如何看待自己，才能在香港与中国现代融合变化的过程中，发挥推动甚至带领的作用呢？　　在这方面，我认为有三个重点。　　其一，年轻人要认识历史，正视历史，承传文化，继往开来。现代化的香港背后，是150年英国殖民地统治的历史。在早期的典型殖民主义统治下，中国人抬不了头;但经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经济发展，社会制度逐步完善，香港人的自我身份得以提升，造就了现代香港人感到自豪的核心价值体系。香港新一代的青年，应该尊重这个独有的香港历史，继承已有的文明制度与价值体系，并以广阔和深远的世界视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我们的文化价值体系。与此同时，我们要努力认识中国文化传统，了解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并与内地其他区域尤其是珠三角的人民交流和联系，以寻找中国传统文化的动力根源，也为香港的多元文化找到自身的定位。这样，新一代的年轻人方能参与推动香港的社会发展，以至推动中国的进一步现代化。　　其二，年轻人须认清个人在社会和国家担当的角色，从而将个人的发展与社会与国家的整体发展结合起来。换句话说，每个年轻人，都应走出装备自己为改善个人生活或满足个人愿望的框架，重新着眼如何成为独立自主、乐于助人、有责任感、勇于为社会承担、为国家贡献的年轻人。这并不是因为内地商机无限这个实际因素，而是只有这样，年轻人在个人的学业、事业方面所做的努力，才具有更深层的社会价值和意义;也只有这样，才能令中国以至全球的经济、文化及社会制度可以持续性地发展。　　其三，年轻人须培养多元包容的胸怀，多与不同背景人士交流，以促进共融的社会。一个有文化修养的城市、有文化内涵的国家，应当可以容纳不同的思想、意见和批评，从多元化中取得创新与凝练。　　在现今个人主义高涨的新一代文化中，如何促进年轻人积极参与社会事务，从而扩阔视野、提升对社会的承担感，是香港特区政府整体青年发展策略的重点目标。因此，政府和所有关注青年发展的团体，不断开拓青年参与社会的渠道和空间，目的是让年轻人透过参与青年团体和社区组织的活动或社会服务，与不同背景、不同才能、不同识见的人士相处和合作，接触社会上的不同社群，尤其弱势社群，从而亲身感受社会上的各种情况，激发热诚、启发思考。　　您如何看待香港与内地文化产业合作的前景？　　香港作为一个自由贸易区和独立关税区，加上自由的市场政策、独立的司法制度、自由流动的信息网络、国际化的生活方式以及丰富的海外市场开拓经验，一定可以在内地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独特的作用。而内地各地拥有不同的优势，包括丰富的文化资源、巨大的市场空间、丰富的人才储备以及雄厚的文化产业基础，也是发展文化产业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我们两地互相合作、结构互补，一定可以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拓展新的领域，增添新的内容。　　在全球化形势下，中华文化必须寻找新的扩展方式。文化产业是一条流动而开放的产业链条，可以将各地的文化创意、生产要素和销售市场连接起来。中华文化区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包容性强，每个地方都有独特的文化色彩。我期望我们中国人可以利用创意产业的金色链条，将整个国家各方面的优势都结合起来，再将中国与周边的区域市场结合起来，进而与世界连接，发展中华民族的先进文化，也让世界分享到中国的先进文化，从而增进区域和平，确保中国的长远利益。　　您曾经讲“一国两制”是香港进步的最大动力，但这个动力仍未开发出来。如何理解？　　中国是个大国，在开放政策方面必须要考虑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因此开放需要有秩序地逐渐进行，例如货币改革和金融市场开放，必须审慎而行。香港则历来是自由社会，而且是城市经济，没有太大顾虑，可以全方位对外交流。然而，香港缺乏经济腹地，而且对外谈判等国际角力，则需要国家在背后支持。　　香港回归后，正好解决了国家和香港以上两方面的问题。这就是“一国两制”的优越性和威力。目前只是在金融合作等方面较能展示，其他方面仍有潜力，需要时间来摸索工作的模式。　　《心系家国》播出之初听到一些反对声音，经过几个月后市民似乎接受了，您如何看待这种变化？　　香港回归后，各界相当关注如何在香港推行国民教育的问题。为此，公民教育委员会联同青年事务委员会于2004年中成立了“国民教育专责小组”，目的是制订在学校以外推广国民教育的策略及计划。专责小组于2004年国庆节开始推出“心系家国”电视宣传短片，每天在各大中文电视台的主要新闻前播放一次。这是香港首次贯以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宣传短片。　　短片的主题，即“心系家国”，旨在表达国民关心家庭和国家这份自然的情怀，我们希望藉着短片提高市民的国民意识及对国民身份的认同感。　　短片推出初期，我们收到不少市民的意见，当中包括赞赏及批评的意见，其中较多人提出的意见是在短片中加上国歌的歌词。因应市民的诉求，国民教育专责小组于2004年底为短片配上了国歌歌词，让公众更熟悉国歌的内容。　　为进一步提高市民对国歌的认识，国民教育专责小组于2005年5月底开始加强改进“心系家国”短片的内容，由嘉宾讲解有关国歌的历史、制定的时代背景及歌词的精神等资料。　　“心系家国”短片自推出至今已有大半年，我们收到的公众意见数目逐渐减少，显示市民逐渐理解播放短片的目的，也普遍接受我们因应市民的意见对短片做出的改动。我很高兴现时我们收到的意见,较多是有关对国歌歌词及背景的查询，可见短片引发了市民进一步了解国歌的兴趣。我们现正制作新一辑贯以国歌的电视宣传短片, 短片将以《祖国近貌》为题，预计于2005年下半年推出。　　这个过程给我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即如果你坚信一件事情是对的，是应该做的，你就要坚持到底，不怕批评。只要本着爱国之心和大多数人的利益，就一定可以逐步得到认同。　　您说过您是民政事务局局长，也是香港的文化局长。在文化政策方面，您的夫人对您有过怎样的影响？　　我们在家里不谈政策方面的事，我不把公事带到家里去。但我的工作受到她默默的支持。由于夫人以前工作的关系，我同电影界很多导演、制片、演员以及其他方面的文艺家很熟悉，使我有机会深入了解文化事业，以及他们的需要和想法。　　作为香港主管文化的机构，民政事务局在振兴香港电影业方面有何举措？　　香港曾有“东方好莱坞”之称，港产片曾是香港欣欣向荣的标志，也是香港文化的最佳展示平台。发挥和利用这一优势，可望为香港经济注入新动力。　　我们希望透过CEPA，为香港电影业打开国内(尤其是珠三角)的市场。　　通过康文署电影资料馆举办的各项活动，提高市民对电影欣赏的兴趣，并突显电影作为本土文化的重要性。每年拨款超过100万港元，资助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香港国际电影节在添马舰举行的户外播影活动，其中包括一晚播映港产电影，向市民推介本地的优秀电影作品。　　康文署辖下的电影节目办事处，为推广香港的电影和录像文化，常年举办和赞助约900场电影和录像节目、工作坊及研讨会等，并通过举办各种专题电影节目及相关活动，例如“世界电影经典回顾”、“儿童电影合家欢”、“微波国际媒体艺术节”等，以推动本地电影及媒体艺术的发展。　　我们还积极寻求与各领事馆、文化机构及电影组织合作举办不同类型的电影节目，以提供公众欣赏多元电影文化的机会，并促进文化交流。2005年的节目包括“中国电影展”、“德国电影精选”、“南非电影节”和“法国电影节”等。　　通过香港演艺学院的电影课程，为电影界提供技术人才。举办“第三届大中华地区大学生影视奖”及青少年讲座等推广活动，提高香港作为亚洲影视娱乐中心的地位。　　香港艺术发展局屡获民政事务局辖下艺术及体育发展基金拨款进行独立电影拍摄计划，鼓励创意，发掘并培育有潜质的本地电影制作人，提高电影工业的艺术素质。　　您经常以孔孟老庄的思想，阐释您对社会问题的见解和政府的政策，显示出宽阔的胸襟视野和学问修养。这种功力是怎样培养出来的？　　我早年在私塾读书，接触中国经典文化，而且香港旧时的基本教育，也沿用往日的文选，因此只要用心，都能有一定的国学知识。平日我也注重阅读经典，也喜欢和学者、文化人在一起，无所不谈，交流知识。　　中国自从周朝以来就是文明大国，很多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古人也曾面对，也有概括性的论述。现代的中国人必须继承这些知识，面向现代社会才有根底，也才有自己的民族视野。　　香港成功争得协办奥运马术比赛，是特区政府和有关方面努力的结果。您说协办马术比赛“有危也有机”，为什么？　　能够有一个奥运项目在香港举行，就算不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至少也可说是百年难得一遇，至少在我有生以来，是第一次以主人翁的身份协办一个奥运项目，也是将奥运精神、体育精神带来香港，我希望能做到全城沸腾、全城投入这个项目，凝聚社会的力量，也可向国际社会显示香港作为国际城市的气魄，以及我们做主人翁的好客活力。这个对提升香港的国际地位很有帮助。当然，国家能够举办2008年奥运，我们能够分享其中的光荣，这种参与感和投入感更是不用说的了。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香港可藉着举办马术比赛的项目，将体育政策的发展提升至另一台阶，使香港市民都关注香港体育发展，关心我们的运动员，使我们这些站在运动员一边负责体育政策的官员能大声点讲话，争取资源，为体育发展谋求更长远、更有力的推动，为精英运动员和普及化的运动项目，能大声讲话。这个对体育发展来说是莫大的裨益。　　现在距离我们举办赛事还有三年光景。在这三年内，我们会尽量推动、推广及宣传马术。由于现时马术在香港仍然是一个小众活动，所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也希望香港马术联会能够把握今次机会，将马术这个项目推广给香港市民认识。我知道亚太区、澳大利亚，甚至日本及马来西亚均对马术非常有研究，市民对这方面也很热心，所以我们有很大发展空间。这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会。　　民政事务局的工作涉及面广且不容易显出政绩，您可否讲讲上任三年多来的感受？　　《论语·学而》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开首就是这三句话，都是讲做人如何达到心境愉快的。首两句意思都知道，第三句是别人不了解自己，也不恼怒，不也就是一个有德的君子吗？作为政府官员，有时候要做一些艰难的工作，能够与民众或者传媒沟通，得到宣传当然好，但在香港目前的氛围里，往往不能尽如人意。不被别人所了解，或被人误解，甚至遭受不公正的对待，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依法施政，以民为本。　　《论语·里仁》还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意思是不怕没有职位，怕的是自己没有能够任职的才能;不怕人家不了解自己，问题是要使自己有可以为别人知道的才能本领。　　政绩，不是我一人的功劳，是整个特区政府的同事和相关民间团体的合力。做必要的政治宣传，不是要为自己争取政绩，而是要肯定整个团队的努力，提升士气，令施政畅顺。　　“为政不在多言”，政绩不政绩，宣扬不宣扬，要看政策的本身需不需要民众理解、或者谅解，需不需要支持。个人荣誉是其次，重要的是基于工作性质的考虑。我是抱着这个务实态度的，心安理得。　　您舍弃自己的专业和优厚的收入来为政府服务，每天还要处理复杂的人事关系，甚至还要面对责难和攻击。您有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绝对没有后悔！我反而觉得非常幸运，有机会为更广大的人民服务。我曾经希望做个好医生，对人民有一定的贡献，但后来我感到靠自己的一双手，每天最多也只能治好20个病人，因此我就决定在医学院教书。我回到香港后就加入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成为该院第一任眼科教授，希望把我的技术和经验传给更多的人。如果培养出10个学生，每个人每天能为20个病人解除痛苦，每天就可以为200个病人服务，有更多的人可以受益。但后来我了解到，这个过程还是太漫长了，我就思考如何尽快地把我的知识让最大量的人可以受益，最好的途径就是参与政策的制订。这就是我为什么加入政府的动因。　　加入政府以来，有过挫折感的时候。做医生毕竟你是专业人士，病人都是听你说的;作为政府官员，最好是多听多做少讲。同事们给了我很多意见，我从他们身上也学到了许多。　　2002年7月18日，何志平第一次步入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局长办公室。从这天起，他已预计到未来的日子将是波澜起伏，绝不可能再有自己过去在眼科医生诊所那样的平静舒适。他强调自己的职责是“为小市民解决小问题”，将“尽心尽力，无怨无悔”。　　何志平弃医从政前，1988年就成为全港首位眼科全职教授，曾任香港眼科医学会会长，拥有英美等国的专业资格，并就“玻璃体切割手术治疗视网膜脱离”著书立说，是国际公认的眼科权威。他曾为邓小平诊治过眼病，1989年还亲自操刀为前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姬鹏飞摘除白内障。　　在出任民政事务局局长前，他担任的公职不仅限于医疗方面。他曾任香港特区筹备委员会和选举委员会委员，临时市政局议员，香港艺术发展局主席，香港政策研究所副主席，他还曾服务于香港中医药发展筹备委员会等机构，是2001年董建华竞选连任助选班子的成员。1993年至今，他连续三届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何志平上任后的政绩，仅从立法会的记录中就可见一斑。《香港康体发展局（废除）条例》、《2001年赡养费欠款利息条例》、《村代表选举条例》、《种族歧视条例》以及《赌波（球）规范化条例》等，这些争议多年、分歧颇大的法例，均在何志平与同事们的努力下，赢得议员和社会的支持。　　何志平笑称他所承担的工作就是深入地区基层，举凡文化、艺术、康乐体育、基础设施、博彩、人权、绿化工程，等等，都是在地区层面落实、推行，旨在提升市民生活的质量。百溪成河，润物无声，潜移默化之功，却对香港社会的稳定和谐大有裨益。　　赌波（球）规范化是何志平一上任就接到的烫手山芋，社会上反对、支持的声音各有理据，难分高下。他深知一些团体最担心病态赌徒和赌波（球）规范化后可能引起的青少年赌博问题，就频频现身各大团体，与教育界、宗教界、区议会和社会福利界深入讨论，并向市民清楚解释政府政策的立场和方向。为体察社会福利界的忧虑，他还在深夜造访戒赌中心，了解病态赌徒的情况，为日后设立专门为之支援服务的“平和基金”打下基础。　　村代表选举改革阻力重重，对何志平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他走访各区居民，进行解释游说。他说，“民政工作就是要做人的工作，就要与人多接触，建立更多更广的社会网络，与居民建立伙伴关系。”虽几经波折，《村代表选举条例》最终顺利通过，正是何志平与同事们做足工夫的结果。　　地区工作具体烦琐，市民的需要也很细微。何志平不厌其烦，微中入手，为市民做了一件件实事。振兴粤剧、筹办2009东亚运动会、成功争取协办北京奥运马术比赛、解散康体发展局成立体育事务委员会、保护文物古迹、恢复抢包山民俗活动和国际龙舟赛等，看起来虽多少有些庞杂，却无一不是市民关心的话题。　　何志平是特区政府中最早力主推动与内地融合的主要官员之一。他上任以来，不仅与泛珠三角地区签订了一系列文化体育合作协议，而且与国家体育总局就体育合作达成协议，还与内地许多省市建立了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关系。　　中学时代一起就读香港男拔萃书院的同学说，何志平是个奇才，他是读完音乐再读医的，居然成了眼科权威。何志平学生时期曾醉心小提琴，中六时夺得电台举办的音乐节奖学金，1968年赴美国进修音乐，其后改念化学、物理，最后在田纳西州温德宝大学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博士学位完成后，他在美国当了一段眼科医生，之后在哈佛大学任教，1984年返港在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当教授，1994年起私人执业。据他当年的助手说，他把音乐融入医疗，“同病人做手术时一定会播古典音乐给病人听”。　　而音乐还使他体悟到如何从政:“初期接触时可能感到辛苦、气馁或艰难，但只要坚持下去，就会有不同的体会。”在九龙油麻地板房里长大的何志平，12岁那年在学校第一次观看管弦乐表演，就爱上了小提琴。但由于家景不宽裕，当他提出想学小提琴时，遭到了妈妈的反对。后来，在他的苦苦哀求下，妈妈终于答应他借学校的琴来练习。当时的何志平个子小，手也小，拉弓时很吃力。几经辛苦，才找来一把相当于成人用琴四分之三大小的小提琴来练习；等到长大后改拉成人小提琴，又要重新调整所有的姿势。“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当时确实吃了不少苦头。”　　弃医从政，何志平失去的不仅是丰厚的收入，还要承受从专业权威到每天面对责难甚至人身攻击的落差。但对他来说，最大的损失莫过于冷落了家中至爱的妻小。2005年6月18日父亲节前夕，他在题为《寄女儿》一文中写道:　　我并不是一个很成功的父亲。最失败的就是没有很多时间陪伴我5岁的女儿。有时候半夜回家，带着内疚静静地倚在床边，看熟睡的女儿，是那么美丽，一日的疲累减去大半，更会决定明天一定要抽时间陪她玩，但这是一个很难实现的承诺。　　……　　因为公务繁忙，很多时候都觉得对不起她们。但太太非常支持我的工作，我要向她说一声多谢。可能只有零碎的时间在一起，所以更珍惜每一分每一秒的相聚时间，彼此的感情都显得特别浓烈。每天最快乐的时间，就是早上上班之前与太太和女儿围在一起的时光，在完全属于我们的私人空间里谈谈情，说说笑。　　多年前，何志平与前妻生下一子一女时，正专心为事业冲刺。“当时还年轻，以为还有很多日子，对与子女的相处没有现在这样珍惜，心思也没有花那么多。”1997年他与影星胡慧中结婚并生下爱女后，一家三口非常恩爱。笔者2003年初第一次采访他时，他特意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和太太及女儿的影集给笔者欣赏，还一边不停地介绍拍摄的时间和地点。如今，有心多些时间陪伴妻女，却由于公务繁忙成了奢望！“现在要为整个香港服务，加上民政范畴很广阔，特别是周末社会活动特别多，差不多一星期要做足七天。”话语中带着莫大的遗憾和歉疚。　　2005年7月，在香港一份时常对政府官员很不客气的报纸上，一天竟破天荒登出了一篇赞扬何志平的署名文章，基本上如实反映了他的情况和特点。兹摘录如下:　　我对何志平的直觉感受，是善良有诚意的人，我觉得一个新时代的中国高官，最主要的是具有品格和文化内涵，而不是像西方政界那种无人格又满口正义的政客。何志平起码在先决条件上，似是具备这些特质。过去我只和他下属高官交往过，发觉均能开明而听民意，对海外关系也做得不错。　　最近因一个巧合，却有机会认识这位香港高层人士。……他的太太胡慧中走过来介绍我们认识，就是如此会面了。　　与何太胡慧中已有多年未见面，从前在艺人之家认识，她曾和我讨论《左传》与四书，使人惊讶这位艺人的才学知识与众不同。后来一别多年，知她嫁了何医生，如今再见面，风采依然，而其先生亦非等闲之辈。与何志平谈，发觉没有官僚味，似乎甚有真诚而不具心机，像朋友多过高官。　　在特区政府高官中，何志平也是一位敢于公开表明自己政治观点的人。2005年母亲节，他在香港媒体上有感而发撰文说: “亲恩如大地，宽厚慈祥，不论你如何作为，大地都支持你，包容你，不计较你坐在肩上，踏在身上。一家如是，一国又何尝不是如此？祖国在香港回归后，何尝与香港计较过？香港的吵闹喧哗，只要是儿女发出的声音，我想国家都不会觉得难听，都会包容，毕竟是刚回家的孩子，欢喜还来不及哩。孩子病了，或者生活有了困难，国家马上出手援助，救子女于水火脱离灾难……”　　在香港多元化的环境里，为官不易。对此，何志平有自己的认识:“不被别人所了解，或被人误解，甚至遭受不公正的对待，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依法施政，以民为本。”　　何志平简历个人背景:1950年生于香港；赴美留学获医学博士学位家庭状况:妻子为息影女星胡慧中，育有一女任职履历:1984年，回港任教香港中文大学；1988年任眼外科教授，其后历任国内多所著名大学眼科医院教授曾任香港特区筹备委员会和选举委员会委员、艺术发展局主席、管弦乐团监察委员会委员；曾服务于中医药发展筹备委员会及临时市政局等机构2002年7月，出任民政事务局局长　　马时亨：香港特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长(1)　　马时亨出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不到一个月，就碰上了香港有名的“仙股事件”，成为首位问责制下在镜头前“鞠躬谢罪”的局长，其民望一度跌至三司十一局的倒数第一，创下特区政府官员支持度的最低记录。“出师不利”，使他更加勤勉努力，如今他已成为民望最高的问责高官之一，金融界对他多有褒扬。　　香港更上层楼　　您在2002年7月上任之初，提出致力推动香港债市发展的目标，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债券市场是一个有效的融资管道，国际上其他的金融中心如纽约、东京和伦敦等都有蓬勃的债券市场。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在这方面的发展可以加大一点力度。亚洲的公司，包括香港公司，过去习惯于向银行借贷，很少通过债券市场取得长期的资金，所以在亚洲金融风暴受到的冲击很大。香港在发展债券市场方面拥有很多基本优势，也有充足的流动资金支持债券市场的发展。债券市场发展起来了，香港的公司就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去筹措长期的资金，对他们的稳定发展有好处。　　香港人口持续老化，令香港有需要发展债券市场。现时的人口多属二战以后出生的，总体比较年轻，因此过去几十年里普遍对投资股票兴趣较大。但随着人口慢慢老化，就需要选择一个长期、稳定的投资机会。像我一样，20多岁的时候，喜欢买股票，到了40岁以后，因为要安排家庭的各种需要，不可以冒太多风险，就侧重选择债券了。发展债市可以给投资者多一个选择。　　从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角度看，香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发展债券市场，可以为亚洲特别是内地企业提供融资的平台，并有利于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您推动发展债券市场的成效如何？　　特区政府过去两年透过提供金融基础设施、简化发行程序、提供税务优惠、鼓励公营机构发债等，为债券市场营造了有利环境。一些过去从未发过债的机构和企业，纷纷开始发债；银行看见有商机，也加大力度向公司推广；另一方面，投资大众对债券的认识亦加深了不少。特区政府2004年发行的“五隧一桥”证券化债券和200亿元政府债券的零售部分，受到老百姓热烈欢迎，认购超额多倍。　　“五隧一桥”债券和200亿元政府债券也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反映了国际市场对香港未来的信心，也显示香港已具备必要的专业技能和基础设施，成为亚洲的发债中心。我非常高兴见到内地企业踊跃到香港发债。到2005年7月，已有超过20家内地企业在香港发债并将债券挂牌上市，筹集约560亿港元的资金。更令我们鼓舞的是，当中300多亿是在最近一年多集资的，为市场发展增添了动力。　　您怎样看待香港资产管理业在内地的商机？　　香港资产管理业在内地的商机庞大。内地近年来储蓄率高，有相当庞大的资金可引向海外投资。我们也见到内地开始采取措施，逐步容许内地资金，包括保险公司和社保基金到境外投资。可以预计，越来越多的内地资金将会转移到海外投资以分散风险和争取更好的回报。　　香港的资产管理业务在亚洲区内名列前茅。2004年年底，在香港管理的资产达3600多亿元。香港在这方面的发展潜力很大。我们将把握内地的机遇，配合国家的政策，互惠互利，达至双赢。　　香港在争取成为国际和国家首要的资产管理及金融服务中心方面，具备哪些条件和优势？　　香港金融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拥有多方面的优势。　　在制度方面，香港多年获选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例如我们没有外汇管制，资金可以自由进出香港，外币自由兑换。此外，香港的金融体系灵活稳健，市场在有效和具透明度的监管下自由运作，监管制度达国际水平。　　在人才方面，香港拥有国际级的金融专才，包括银行家、会计师、律师、基金经理、分析员等，他们具备相关的专业资格、国际视野和丰富的经验。相比其他国际金融中心的金融服务从业人士，香港的专才过去多年服务内地，与内地有共同文化、共同语言，更容易掌握服务内地企业的学问。　　香港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汇聚了全球最大的金融机构。以银行为例，香港是全球第十四大、亚洲第三大的银行中心，全球最大的100家银行中有70家都在香港有办事处。我们的股票市场以市值计算，全球排名第九，在亚洲是第二。在2004年，以集资额计算，香港的股票市场更超越伦敦，位列全球第四，全年集资超过360亿美元。在保险业方面，香港是全球最开放的保险中心之一，到2005年3月底，香港共有180家保险公司，当中87家是来自海外的。　　香港的金融市场还成功吸引大量海外投资者和资金。在2003年到2005年7月，海外投资者占香港股票市场总交投量35%～40％。2004年，香港基金管理业的资产总值中，来自外地投资者的资金占63％。这充分反映海外投资者对香港的认同和信心，也使香港有充足的资金支持金融市场的发展。　　为了更好地服务内地，我们将在现有的基础上不断精益求精，以巩固香港作为内地企业融资和投资平台的地位。　　内地企业利用香港股票市场融资的前景如何？　　香港的股票市场属于国际级，发展成熟。香港股票市场的市值到2005年7月已经超过7万亿港元，是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5倍多。这个比例高于英国的1.3倍、美国的1.4倍和日本的72%。香港的股票市场近年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内地发行人。自1993年首家内地企业青岛啤酒在香港上市以来，内地企业已在香港集资超过9000亿港元。到2005年7月，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内地企业超过300家，占在港上市公司总数的28%(在香港总共有1100余家上市公司)；总市值占香港股票市场总值约三成；2005年首六个月的成交额占香港交易所总成交额的四成。内地企业的参与，深化和扩大了我们的股票市场：香港的股票市场以往一直倚重地产类股份，内地企业的参与使我们上市公司的类别多元化，有能源、电讯和工业等。在此，我特别感谢国家及各省市对香港金融市场的支持，让不少内地企业利用我们的股票市场集资。　　事实上，相比其他海外市场，香港股市对内地企业更有吸引力。香港的投资大众对内地企业的认识较海外投资者为多，兴趣也较浓。因此，内地企业在港上市的流通量，远比其他国际金融中心高。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中，只有少数同时在其他海外市场挂牌，而这些企业的股份交易，多达七成是在香港进行的。　　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除了可筹集资金以促进企业业务发展外，更可向国际投资者作“质量保证”，显示他们已达到国际金融中心的上市标准。更重要的是，企业可透过市场力量，更有效地推动企业化改革和完善企业管治，为企业打好基础，走进国际市场。我衷心希望有更多内地企业利用香港股票市场集资，将企业做强做大。　　香港在证券市场方面的经验，对内地来说有哪些借鉴意义？　　投资者的信心，是维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首要条件。记得2002年7月我初上任时，香港股市很差，每日大市成交曾低至40亿元，与现时每日成交超过200亿元比较，当时的市场可以说是处于谷底。曾有记者问我，香港是否应学习有些国外市场的做法，将公司上市的门槛降低一些，让更多公司在香港上市，以此搞活市场。我明确地告诉他。香港必须保持市场的高素质，而降低上市的门槛，对长远只有负面影响。香港采纳的信条，是政府、法定规管机构、交易所本身以及其他执法机关共同携手努力，建立公众对市场的信心。　　除了国际水平的规管外，香港也可与内地企业分享企业管治方面的经验，一起进步。　　马时亨也是从社会底层打拼出来的。　　马时亨幼年时代，家境与当时香港大多数人一样——“很穷”。一家６口蜗居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板间房里，与好多户邻居共享一个厨房和浴室。“当时大家都有君子协定，谁家几点用厨房、几点用厕所，都要预先约定。最难以忍受的，是住户将盛粪便的马桶放在厨房里，但当时许多香港人都是这样生活的。”　　由于居住环境很差，“连看书的地方都没有，要上床钻进被窝里看书，考试要去图书馆温习功课。”和那个年代的许多学生一样，马时亨曾经沉迷金庸的武侠小说，“可惜生活迫人，看课外书的时间并不多”。为了补贴家计，他很小年纪就在香港文华酒店一间鞋铺当杂工，月薪180元，负责每天将客人订做的尺码、式样送到工厂，再将做好的鞋送回铺面。当时还没有海底隧道，他每天就在天星码头过海，有时一天要搭十趟八趟船，在炎热的夏天，衣服一天到晚都像在水里泡过似的。　　读中学时，马时亨曾因交不起16元学费，一度几乎无法继续学业。“我惟有硬着头皮向校务主任求情，最后学校破例容许延迟交学费。”这件事在马时亨心里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时隔30多年，回忆起来还如同发生在昨天。　　在香港大学读书时，虽然有政府贷款，但日子一样难过，马时亨平时只能在学校吃一元一餐的快餐，只有当自己考了好成绩时，才到大学附近的“莎厘娜餐厅”掏四元吃一餐当作庆祝。为筹得学费，他替人补习和代课，最“高峰”时竟有两份补习、两份教书。“当年还没有地铁，我在油麻地授课后，搭船过海，再转巴士去太古城补习，很浪费时间。如此条件下怎能安心读书？我能以荣誉学士学位毕业，很幸运。”1973年，马时亨从港大文学院毕业后，很快在一家美资银行找到一份见习生工作，月薪1600元，当时已算高薪。在兄妹四人中排行老大的他，挣来的工钱大部分用来养家，其余的用来偿还学费贷款。因为时时担心失去这份工作，所以他特别卖力，屡获上司的赞扬，在事业上也开始步步高升。　　谈起这段难忘的人生经历，马时亨感慨万端：“现时不少香港人叫穷，那个年代的港人更穷。而他们不但挺过来了，而且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香港各行业都有很多白手起家的成功人士，这正好说明了香港是一个充满机会和希望的地方。”　　一般人总认为，因为当年香港经济起飞，很多港人才得以脱贫。但马时亨却从不同角度看：“香港经济能够起飞，是港人前仆后继地拼搏来的。港人只有保持这种逆境自强的精神，并在教育方面做好准备，才会有发展和成功的机会。”　　凭着这种人生经历和体验，马时亨无论在商界还是在政坛，也无论遇到怎样的挫折和压力，都坚信“不经历风雨，就不会有彩虹”。2002年他初入政坛的经历就是一例。　　2002年，在香港交易所关于细价股的一份公众咨询文件公布后，二三线港股全面下挫，不少小股民损失惨重，这就是香港有名的“仙股事件”。当时出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还不到一个月的马时亨根本不知情，但因为是政府主管官员，一时成为各方批评的主要目标。最后，他不仅成为首位问责制下在镜头前“鞠躬谢罪”的局长，而且其民望一度跌至三司十一局的倒数第一，并创下特区政府官员支持度的最低记录。　　虽然“出师不利”，但靠着勤勉努力和显著政绩，加上其后香港经济逐步回升，如今马时亨的民望已显著上升，金融界对他也多有赞扬。忆述这段“官场辛酸”，他豁达地说：“我永远是个survivor（生存者），过去曾遇到过无数逆境，我都是从逆境中找出路。事情发生后，我不会停留在那宗事件中回想自己是否无辜，相反，我会想办法继续尽力服务市民，让时间去证明我真的可以奉献给香港。”　　有29年商界生涯的马时亨，早在1990年出任熊谷组（现名香港建设）董事时，就已是年薪超过千万的“打工皇帝”，并在英国和加拿大等地拥有物业。2001年转任电讯盈科集团财务总裁时，获李泽锴主席赠送的电盈股票当时市值就达2300万港元。只是出于“一种无法言喻的使命感”，他毅然放弃了高薪厚禄，走到政治舞台的最前沿。谈及商场和官场的不同，他坦言做官较从商难。“在商界工作，面对的只是股东和上司，只要做好业绩便可以；但做官面对的却是全港六百多万市民，时刻要处身市民的角度看问题，有时就算做对了，也可能会挨骂。但服务社会就要有挨骂的准备，只要对市民大众有益的事情，就要一往无前去做，并尽力做到最好。”　　虽然表现得笑骂由人，但从以往高高在上的“打工皇帝”，变为经常被责骂的政府官员，马时亨承认“有好大压力”。酷爱打高尔夫球的他，便借此减压。“我40岁开始打高尔夫球，从此就爱上了这项运动。因为高球场有山有水，又不用讲公事，感觉非常的好。”高尔夫球不但令他减压，也让他领悟到人生的道理：“打高球不能用盲力打，击球不是斗高斗远，而是要讲策略，否则你要经常在水中找球。即使开出好球，也不能因而自满、松懈，否则最终会被对手追过；相反，即使开球之初打得不理想，只要抱着不认输的心态，坚持到底，很大机会反败为胜，就算跌入丛林的球也能救出来。”　　谈到为官之道，马时亨认为，重要的是要有一颗真心、具诚信、谦卑、智慧、宽恕、坚持和慎言。为官不应有个人偏见，要真心为人民服务；不应自以为高人一等，自诩为王；不仅要宽恕攻击自己的人，还要宽容持不同意见的人，和自己所不喜欢的人——即使自己是真理在手，绝对正确；而慎言并不是要谨小慎微，有话不说，藏在心里，而是在面对攻击和批评时心平气和，不说“过头话”。　　在特区政府高官里，马时亨人缘好是出了名的。他2002年7月出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以来，在加强同各方沟通方面下了很多工夫，证券业界和监管机构之间的矛盾比以前大为减少，他还十分注重和传媒的关系，连续两年自掏腰包举行“烤羊大会”，让财经事务及库务局旗下的高级官员与传媒见面与沟通。他的办公室里，除了夫人和女儿的一幅幅照片引人注目外，还醒目地摆放着参加部门内部活动时同事赠送他的纪念品：一件是下属创作的花鸟画，一件是用彩纸精心折叠的孔雀。他这个外来的问责局长与公务员同事的融洽关系由此可见一斑，也足见他对这份情意的珍重。　　对于有人说他“圆滑”，他这样回应：“我的成长经历，令我自小就要学习如何生存，对任何人都抱以谦卑之心，在任何时候都待人以诚，为人着想。我做人的哲学如此，绝对不是刻意的。”　　在马时亨看来，投身政府令他损失最大的，不是丰厚的收入，也不是每天要面对攻击和责骂，而是“不能去台湾”。而令他恋恋不舍的，不是台湾的风景，也不是台湾的食物，而是台湾的一个亲人——他的舅舅。“（著名艺人）曾志伟的爸爸是我舅舅，志伟是我表弟。我们家境不好，多亏舅舅帮我们，病了都是他给钱看医生。所以，我们家人一直很感激他，与他的感情也很深。他后来去了台湾，我没有加入政府之前，经常去看望他。自从加入政府后，就不能去了。”　　马时亨1979年与大学同学王培琪在加拿大结婚，20多年来夫妻非常恩爱。太太是多年的基督教徒，马时亨则于2003年受洗。马时亨夫妇有一对非常引以为傲的女儿。小女儿是英国会考十Ａ状元。2005年她前赴北京参加一个交换生计划，立志要学好普通话。大女儿在英、美两地完成学业后，在港大攻读教育学博士。问及他有何“秘方”，能够教出这样两个出色的女儿？他轻松地说，其实他一直没有给她们压力，最重要的是灌输他们正确的思想、价值观。鼓励她们，总好过敦促她们，也不会将他们与别人比较。言谈中，他也透出当中玄机，就是太太对女儿的培育。“这全是太太的功劳。学校的功劳也很大。”　　马时亨读过不少名人传记。“我是读历史出身的，读传记可重温历史，温故而知新；也学习伟人们的处世素质。”这些伟人，有公司总裁、外国领导人，如英国“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和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等，也包括中国领导人。“我读了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胡锦涛等领导人的治国心得。他们的高瞻远瞩、胸襟广阔，令我衷心敬佩。”　　认识马时亨的人都异口同声地称赞他记忆力过人，很多与他只有一面之缘的人，下次见面他都能说出那人姓啥名谁。他当年在商界的朋友则称他为“超级太傅”，赞扬他知识“十分广博”。　　谈及成功之道，他认为一个人要成功，必须具备“3A”:Aptitude（热忱）、Ambition（抱负）和Attitude（态度），其中态度最重要。人生好多事情，都是不如意、不理想的，最紧要的是时刻保持积极态度。　　马时亨简历个人背景:1952年出生于香港；1973年获香港大学文学士，主修经济及历史家庭状况:与妻子育有两女任职履历:先后任职于摩根大通私人银行、美国大通银行、熊谷组（香港）及加拿大多美年证券，并曾在纽约、多伦多及伦敦工作近十年曾任香港联合交易所理事、香港证监会收购及合并委员会成员、港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地产代理监管局委员，电讯盈科财务总裁、执行董事兼执行委员会成员2002年7月，出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　　领袖香港第三部分　　梁振英：香港特区行政会议成员(1)　　梁振英34岁当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秘书长，42岁任香港特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45岁就当上了特区行政会议召集人。　　面对外界持续不断的关于他将成为未来特首的传言和猜测，他以孙中山的名言：“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作答，强调自己只想恰如其分地当好行政会议成员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