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投资银行史：华尔街金融王朝的秘密-3

到了1977年，当科恩-娄布与雷曼兄弟合并之后，终于丧失了独立性。商号的营运资金规模相当低，甚至低到了束缚企业生存所必需的运作规模的程度。雷曼兄弟的总裁彼得·皮特森(PetePeterson)策划了这笔交易。兼并娄布-罗德斯之后的科恩-娄布也曾考虑与圣福德·威尔领导下的希尔森商号合并，但是，科恩-娄布的合伙人们却觉得与其被自负的威尔和他的希尔森商号所兼并，还不如被另一家犹太裔商号所吸纳。毕竟，希尔森与雷曼商号比起来，更加接近于一家零售商号。但是，威尔并没有从这场战斗中退出，雷曼本身正是他收购名单上的下一个目标。雷曼兄弟被罗伯特·雷曼(RobertLehman)统治了40多年。作为菲利普·雷曼(PhilipLehman)的儿子，罗伯特负责制定雷曼兄弟在20世纪的发展计划。1928年，罗伯特领导商号组建了雷曼公司(LehmanCorp.)，这一年恰好是股灾发生的前一年。像塞里格曼商号一样，雷曼商号也将他们的基金管理生意安排到了新成立的公司。虽然从雷曼兄弟商号的母体中脱离了出来，但是，雷曼公司仍然依赖母公司来运作基金管理业务。在罗伯特的领导下，雷曼兄弟的运作仍然类似一个封建小王国，合伙人都拥有独立的经营项目，各自经营。在商号中，惟一的统一性元素就是对利润的渴望。罗伯特从行政上管理、运营着这家商号，并且少量地发放每年的红利。一位合伙人说，罗伯特经营企业的方式就像是一名黑手党，而他的专长就是使人们扼住彼此的咽喉。作为一家老式的犹太裔商号，雷曼能够在没有罗伯特那套管理哲学的情况下正常运作，直到二战之后的岁月亦是如此。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管理上的宽松以及对商业细节的忽略造成的危害日益暴露。70年代早期，雷曼曾经由于后台操作的懒散迟缓而受到非难——这也正是严重影响科恩-娄布，并且将数十家商号逐出证券业的难题。1969年，当罗伯特去世之时，商号进入了一个黑暗的时期。余下的合伙人之中，没有人拥有罗伯特那样的威望，因此，一场权力之争开始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加入雷曼商号的弗雷德里克·L.厄尔曼(FrederickL.Ehrman)接管了主席职位。他试图建立起内部控制制度，但却不了了之。在4年内乱之后，厄尔曼被乔治·波尔(GeorgeBall)发动的一场"宫廷政变"踢了出去。乔治·波尔是肯尼迪政府的副国务卿兼联合国大使。但是，乔治·波尔却并没有成为雷曼商号的主席。这个工作留给了前商务部长彼得·G.皮特森(PeterG.Peterson)，他在"政变"之前几个月才刚刚加入商号。皮特森的父母是20世纪初的希腊移民，在定居内布拉斯加之后，他们生下了皮特森。年轻的皮特森还清楚地记得3K党在他父母开的小餐馆外面游行示威以抗议他们这些外国人的情形。皮特森没在内布拉斯加待多久便被麻省理工学院录取了，然后，他又去了西北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学习工商课程。在为贝尔-霍韦尔(Bell&Howell)工作之后，他于1970年加入了尼克松政府的班底，成为国际经济事务的总统助理。后来，由于多次与财政部长约翰·康那利(JohnConnally)发生口角，他被调任为商务部长。接下来，厄尔曼给他打了电话，力邀他前来为雷曼兄弟效力。不到两个月，厄尔曼就出局了，而毫无投资银行经验的皮特森接替他成为了雷曼的掌门人。对于他的任命，雷曼兄弟商号的许多资深合伙人都颇为不快，但是，他以自己的实力说明了一切。正如雷达飞瑞的菲力克斯·洛哈汀(FelixRohatyn)所说的，"他接管了商号，并且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干出了绝对漂亮的活儿。"但是，即使皮特森拥有作为贝尔-霍韦尔公司首席执行官期间磨练出来的管理技巧，在这家杂乱无章的投资银行里，他的管理技能仍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尽管有他的努力，这家商号仍然在不久后丧失了自己的独立。第三部分 17.改变潮流（3）雷曼反映出来的问题在正在尝试适应新金融环境的老式投资银行中间很常见，那就是，在它的生命里，它开始进行证券交易的时间相对而言太晚了。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雷曼兄弟才建立了自己的商业票据部门，但该部门对这家合伙制企业的盈亏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刘易斯·格鲁克斯曼(LewisGlucksman)是一位与大多数雷曼合伙人不睦的交易商，也是皮特森的宿敌，这个商业票据部门就是由他领导的。他的个性极为火爆，又极端地直言不讳，这些性格都是雷曼的合伙人努力避免在公众面前暴露出来的。但是，他的部门创造的利润在整个商号所占的比例却远远超过了它的人员比例以及它在雷曼合伙人委员会中所占代表席的比例，结果这为刘易斯招来了嫉妒，在合伙人和员工之间造成了更多的内部矛盾。在雷曼兄弟商号里，这种交易商与投资银行家在文化上的裂痕十分明显，它正在侵蚀这家商号进行长期计划的能力。在皮特森掌权的日子里，雷曼兄弟商号单纯依靠自己的力量显然已无法生存。格鲁克斯曼在担任副主席之后，成功地迫使皮特森于1983年提前退休，并接替他成为了雷曼兄弟的首席执行官。格曼克斯曼在后续的运作中采取了红利与补贴等对交易员倾斜的政策，从而进一步惹怒了投资银行业的合伙人，激起了极大的不满和一些人的抵触。有谣言称雷曼兄弟将与A.G.贝克尔(A.G.Becker)、S.G.华宝(S.G.Warburg)、保德信(Prudential)等投资银行，或者康格拉(ConAgra)这样的农产品公司合并。但在最后，雷曼的合伙人们还是认识到合并并不是一个好办法。1984年，雷曼兄弟和希尔森-美国运通公司(ShearsonAmericanExpress)进行了谈判。这家规模巨大的投资银行兼交易行公司是1981年的一次合并的产物。那次合并计划是由圣福德·威尔发起的，当事方包括希尔森-娄布-罗德斯(ShearsonLoeb，Rhoades)和美国运通公司。雷曼的产品系列弥补了希尔森的不足，经过紧锣密鼓的谈判之后，一桩并购案问世了。新公司名为希尔森-雷曼-美国运通(ShearsonLehmanAmericanExpress)，它立刻成为华尔街第二大的证券公司。收购雷曼让希尔森掏出了超过3.5亿美元。雷曼的合伙人们从这笔购买款项中分走了90%，平均每人带回家400万至1000万美元。高昂的购买价格是促使合伙人们做出并购决定的强有力的推动因素。这笔买卖成为了格鲁克斯曼的遗赠，因为它是在皮特森离开之后议定的。内部自相残杀的争斗威胁着雷曼商号的生存，并且最终导致它的招牌被出卖给他人。雷曼合伙制企业最终向经济压力屈服了，它没有能力适应这个不断变化的市场。这个市场已经变得越来越以交易为取向了，不再像以前那样依赖与客户的人际关系。到20世纪70年代末，雷曼兄弟其实已经开辟了垃圾债券市场，它帮助信用评级低于投资级的企业进入市场发行债券，这些企业包括LTV公司(LTVCorp.)、福夸工业(FuquaIndustries)和扎帕塔公司(ZapataCorp.)。此后不久，它却将这项业务放弃给德雷克赛-本海姆(DrexelBurnham)。德雷克赛-本海姆继续做着这一行，并且成为了华尔街以垃圾证券业务为基础的主要承销商。雷曼合伙人们并不认为承销垃圾债券是一个可靠的业务，尽管格鲁克斯曼支持这项业务。显然，合伙人们认为垃圾债券是没有前途的，并且不愿意与其扯上任何关系。对垃圾债券缺乏热情致使雷曼损失了数亿美金的承销收入，并且使德雷克赛乘虚而入，进入了垃圾债券的发行市场。当时的德雷克赛正迫不及待地需要一种新的产品系列。雷曼的一位雇员是这样为这个决定盖棺定论的，他说：所有功成名就的商号都迟迟不愿进入这项业务中来，因为它们希望保护自己与蓝筹公司的特许权。而德雷克赛毫无特权可以保护。重生之后的雷曼成为了新金融超市皇冠上的明珠。20世纪80年代，金融超市开始成为金融舞台上占主导地位的力量。这些商号集多种功能于一身，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可以提供包括投资银行和经纪服务在内的多种金融服务。但是，最近与希尔森-美国运通公司的合并却注定不甚成功。与这家新兴交易行公司之间的文化差异又一次成为了矛盾的根源，继续折磨着母公司。10年之后，也就是1994年，在遭受财务亏损之后，美国运通开始重组。一年以前，它已经着手分拆这家金融超市，将它的零售经纪业务出售给史密斯-巴尔尼商号。接下来，它又将雷曼兄弟分拆出去。雷曼兄弟的名字再度重现江湖。不过此一时非彼一时，雷曼兄弟已经不再是一家合伙制企业，而是一家公众持股公司了。新的雷曼公司继续从事着自己几十年来一直在做的许多业务，并购顾问、为零售业服务仍然是公司的主要经营项目。华尔街的抢座位游戏(musicalchairs)引领着雷曼进入了21世纪，但是，这张椅子未必那么舒服，新的世纪未尝不是充满矛盾与冲突。第四部分 1.浮华的银行家：布朗兄弟-哈里曼…J.P.摩根是19世纪最著名的银行家，但在1890年以前，他却并不是纽约城里最受人尊敬的人物，那份殊荣属于19世纪初来到美利坚的另两位银行家。接下来的100年里，在这些移民和他们的继承人中出现了若干银行家、一位外交家、一位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以及许多公益事业的捐助者，这一切都将两位银行家的社会地位推到了与阿斯特家族(theAstors)和范德比尔特家族(Vanderbilts)相同的高度。他们的后代将以自己的方式继承、发扬家族的传统。并且，像这个世纪的许多著名的金融家一样，两家银行商号通常都能够躲过丑闻揭发者的攻击。这些丑闻揭发者将华尔街上的名人视为他们频频攻击的目标，尤其是在南北战争以后。1837年，罗斯柴尔德家族将奥古斯特·肖恩伯格(AugustSchonburg)送到了纽约，担任他们在美国的代理人，他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奥古斯特·贝尔蒙特(AugustBelmont)。亚历山大·布朗(AlexanderBrown)是一位年轻的亚麻布商人，他于18世纪末从北爱尔兰移民到美国，在巴尔的摩开了一家织物店。两人都迅速发财致富，并且小有名气，于是，他们接下来将触角伸向了其他感兴趣的领域。布朗兄弟所创办的银行(BrownBrothers)成为了华尔街上首屈一指的私人银行，虽然在大萧条期间，它也曾经迫不得已地与哈里曼商号(Harriman)合并，并且至今保留着这种关系，但它仍然是华尔街上为数不多的几家幸存下来的真正的合伙制企业之一。贝尔蒙特家族作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利益在美利坚的首席代理人，同样为纽约的社交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且因此而为人们所称道。很久以后，他们又在沙皇被推翻之前做了几笔神秘的俄罗斯货币交易，这也成为了人们记住他们的原因。他们的银行商号存在了几乎100年，直到最后屈从于20世纪的商业压力，奥古斯特·贝尔蒙特商号才被迫解体。两家银行商号都赋予了华尔街在南北战争之后迫切需要的精神力量。杰伊·古尔德的诡计以及格兰特家族的不幸，都加深了人们对华尔街作为证券价格操纵者的战场的印象。在这里，有人不顾一切地抬高股价，也有人把宝押在企业的不幸上，不计成本地抛空股票。在两股势力的斗争下，华尔街变成了世界上最激烈的没有硝烟的战场。成功的华尔街交易商可以赚得盆满钵满，但是，他们仍然被上流社会瞧不起，被视为俗不可耐的暴发户。贝尔蒙特对此洞若观火。很短的时间内，他就积累起了一笔小小的财富。然后，他迅速打入了纽约社交界，其速度之快、运气之好，令其他的犹太移民嫉妒不已。布朗家族成为了纽约最成功的银行世家，他们成功地渡过了3个世纪中大大小小的劫难，尽管他们从来没有从事过传统的华尔街投资银行业务。在20世纪30年代新政扼杀了绝大多数私人银行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们仍然是典型的私人银行。富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布朗和贝尔蒙特成为了华尔街上两个最著名的名字，但是它们当中哪一家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传统的华尔街商行(house)，因为它们两家都从来不曾成为股票的"动力厂"(powerhouse)。第四部分 2.从亚麻商到投资商（1）布朗商号是按照典型的19世纪初的模式建造的，这种模式后来被雷曼兄弟、塞里格曼商号、科恩-娄布商号所效仿。亚历山大·布朗于1764年出生在爱尔兰安特里姆郡(CountyAntrim)的巴利美那(Ballymena)。在移民美利坚之前，布朗是贝尔法斯特麻布市场的拍卖商。1800年，在随兄弟斯图尔特(Stewart)来到美国之后，亚历山大·布朗在巴尔的摩开了一家织物店。短短5年的时间，布朗的业务就扩大到了包括烟草贸易、其他农产品贸易以及外汇交易在内的许多领域。他的儿子帮助商号进一步扩张，在费城开办了一家分支机构，不久以后又在纽约开了一家分店。最初的布朗银行是1818年在费城建立的，当时的名字是叫约翰·A.布朗商号(JohnA.Brown&Co.)，是以亚历山大一个儿子的名字命名的。最终，布朗兄弟商号(BrownBrother&Co.)在纽约应运而生了，那是由亚历山大的另一个儿子詹姆斯(James)建立的，主要从事与布朗家族在利物浦设立的那家英国商行之间的贸易往来。在后来的岁月中，布朗兄弟的众多办事处最终缓慢地被整合进了纽约的办事处。最初的巴尔的摩商行——阿历克斯·布朗商号(Alex.Brown&Co.)，是一家区域性的投资银行兼股票商。在其他的布朗商号纷纷合并之时，它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维持着自己的证券业务。亚历山大充分利用自己的儿子来谋取巨大的商业优势，在巴尔的摩开办布朗商号之后，仅仅用了25年的时间，他就亲眼目睹自己最初的商号成长为顶尖的国际贸易商号之一。1810年，这家商号的资本金只有12万美元。不到20年的时间，它的资产规模就超过了300万美元，远远超过了当时其他的一些美国本土银行商号。1834年，当亚历山大·布朗去世时，布朗商号早已成为美国顶尖的国际银行商号之一。尽管亚历山大更加愿意留在巴尔的摩做生意，宁愿永远不要离家太远，但是，他在他所选择的城市里的表现仍然是后来的银行家们学习的典范。虽然亚历山大是一个职业商人，他却在办公室里放了一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成为时间许可条件下涉猎经济学的第一批商业人士之一。在英国市场上，他非常辛勤地营销着马里兰州政府债券。在数次金融危机之中，他更是无私地为巴尔的摩提供着强大的精神支持。1834年，就在他去世前一个月，马里兰银行(BankofMaryland)倒闭，从而在这个州引发了一场恐慌。马里兰银行的倒闭紧跟在安德鲁·杰克逊(AndrewJackson)拒绝延长第二美国银行的特许权，从而导致该银行倒闭之后。人们发现，马里兰银行的职员有贪污渎职的行为，挪用银行的现金进行投资。布朗挺身而出。"巴尔的摩的商人，只要还有偿付能力，就不允许破产倒闭，"他如是宣称。此后不久，危机便告消除了，因此，布朗被视为这个城市的救命恩人。当他去世的消息传来时，在巴尔的摩港停泊的所有船舶都主动降半旗以示哀悼。布朗成为其他杰出银行家的榜样，尤其是J.P.摩根，在19世纪下半叶，他将在美国的政治经济大舞台上施展自己的平民外交手段。数年以后，危机再度爆发。事实证明，1837年的大恐慌对于华尔街的发展是一次严酷的考验。布朗兄弟商号的命运悬于一发。使商号的生存受到威胁的并不是投机，而是随之而来的商业环境的急剧恶化。在接下来的经济减速期，交易量明显下降，布朗家族在美国和英国与其他商人的代理业务也受到影响。在恐慌的袭击下，约瑟夫·施普莱(JosephShipley)迅速开始掌控利物浦商号的业务运作。施普莱是一位来自特拉华的教友派银行家，多年以前，他就已经是利物浦商号的合伙人了。布朗承担的业务量迅速萎缩，施普莱很担心利物浦商号能否从恐慌中幸存下来。施普莱写道："我们并没有从任何投机之中遭受损失。我们没有涉嫌任何投机，是我们曾经授予信用的其他人的不幸和草率的行动拖累了我们。"利物浦分号急需注入临时的流动性资金。如果没有救急资金的话，大西洋两岸的整个布朗商号都将陷入崩溃的危险之中。施普莱写信给英格兰银行(BankofEngland)请求临时援助。具有嘲弄意味的是，由于美国银行(BankoftheUnitedStates)不再承担在银行急需临时资金的时候提供信用支持的职责，所以，布朗被迫从"线轴街的老小姐"(theOldLadyofThreadneedleStreet)——那是英国中央银行的绰号——那儿寻求资金支持。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英格兰银行的管理者们决定采取措施，为利物浦商号的债务提供临时的资金融通。另一家盎格鲁-美利坚银行——皮伯第商号(Peabody&Co.)也为这次融资提供了保证。整个事件圆满结束，但是，却反映出了美国银行在没有最后贷款人支持的情况下身陷金融危机时所处的脆弱境地。在大恐慌余波未尽时，布朗在纽约的办事处开始寻找新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华尔街和汉诺威街拐角处的那座在大恐慌之前为J.L.&S.约瑟夫商号(J.L.&S.Joseph&Co.)建造的大厦成为了候选对象。大恐慌之前，在新建筑倒塌之后，约瑟夫家族将这座建筑又卖回给了原来的开发商，于是，开发商又将它修缮一新，并且于1841年底卖给了布朗家族。显然，布朗家族压根儿就不信邪，他们迫不及待地将这座宅邸改造成了他们的新家。大恐慌爆发后，老布朗的两个儿子——约翰和乔治，将他们在布朗商号的股份卖给了威廉和詹姆斯。詹姆斯最终成了布朗商号美国业务的掌门人。虽然有许多银行家涉足证券业，但是，遍布各地的布朗商号却仅仅借助自家的力量来从事证券交易和运输业的投资。巴尔的摩的亚历山大·布朗商号对船舶运输的投资极大，这些船舶承担着联结美国东海岸和不列颠之间贸易往来的重任。其他的布朗分号也在不同程度上涉足航运业。航运业、银行业、商品贸易的结合继续为布朗家族创造着源源不绝的丰厚利润。第四部分 3.从亚麻商到投资商（2）当1857年的大恐慌爆发时，布朗商号的金融实力得到了很好的自我展示与证明。一些美国合伙人写信给约瑟夫·施普莱，警告他纽约的情况正在不断恶化。虽然已经退休多年，施普莱仍然以布朗商号的事业为己任，准备向英格兰银行寻求支持与帮助，就像20年前他曾经做过的那样。与美国的情况一样，1857年的大恐慌在英国同样引发了严重的经济问题。1857年10月14日，纽约的银行暂停支付黄金。人们聚集在华尔街诸多银行大厦前，随着恐慌的扩散，街头暴乱的威胁也让银行家忧心忡忡。但是，布朗兄弟却仍然保持着良好的状态，毫发未伤，也从未向英格兰银行或者美国的任何一家银行伸手求助。布朗商号的利物浦分号，现在名为布朗-施普莱商号(BrownShipley&Co.)，还在伦敦开了一家办事处。事实上，布朗-施普莱甚至为英国的乔治-皮伯第商号(GeorgePeabody&Co.)发放了一笔预付款，使其得以继续营业，以此回报1837年大恐慌时他们对布朗兄弟的信用支持。此外，英格兰银行也拨款超过100万美元以确保皮伯第商号渡过难关，巴林兄弟(BaringBrothers)也做出了贡献。当时，皮伯第商号的管理合伙人是朱尼亚斯·斯潘塞·摩根(JuniusSpencerMorgan)，他后来成为了纽约最著名的银行业世家孕育的一系列传奇银行家之首。在私人银行业界，他们那种知恩图报的良好品质一直为人们所称道。布朗商号从1857年的大恐慌中走了出来，仅仅遭受了极小的损失，风暴过后，它们又以良好的状态出现，欣然迎接着未来的挑战，就像过去那样。1857年大恐慌以后，另一位颇负盛名的银行家开始了他的事业生涯。南北战争结束后，亨利·克鲁斯及其商号亨利·克鲁斯商号(HenryClews&Co.)成为了华尔街的代名词。这家商号的赫赫声名很大一部分都是来自于它的创始人亨利·克鲁斯，他曾经在纺织品生意中摸爬滚打，然后才转向华尔街寻求职业发展的。他花了100美元，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买下了一个席位，又开了一家名叫利维摩尔-克鲁斯(Livermore&Clews)的商号，后来这家商号又改了名字，干脆就以自己的名字克鲁斯命名，也就是众所周知的亨利·克鲁斯商号。像他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经纪人一样，克鲁斯最初是一个银行家兼经纪人，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经纪业变成了他的商号惟一的主业。他的商号一直维持到20世纪30年代，那时出台的新银行法和证券法开始对像亨利·克鲁斯这样拥有悠久历史传统，资本金却捉襟见肘的商号产生深远的影响。他是华尔街上对资本主义赤裸裸的无耻形态最直言不讳的人之一，总是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阐释自己对经济和社会的看法。南北战争使得遍布各地的布朗商号之间的关系变得异常紧张。纽约商号竭力支持北方的合众国政府，而英国和南方的分号则倾向于南部邦联。那个时候，除了巴尔的摩以外，布朗商号还在萨凡纳(Savannah)、莫比尔(Mobile)、新奥尔良(NewOrleans)设有分号。战争严重破坏了棉花等商品贸易，导致许多渊源古老的商业关系变得紧张。作为对敌人的反击，布朗商号关闭了南部的分号，直到战争结束后才重新开张。尽管战争期间有钱人可以花钱找人顶替自己服兵役，但是，布朗家族还是有不少成员报名参军，为美利坚合众国而战。战争期间，各家办事处都迅速地从银行业务中抽离出来，并且，他们从受苦受穷的顾客那里讨回债款的能力也降到了最低水平。他们将自己的业务范围扩展到了外币汇兑领域，并且从事代理业务，这两种业务都不至于为他们招惹什么政治上的麻烦。与许多纯正美国"血统"的同行们不同，在战争期间，他们并没有参与美国财政部债券的销售工作。事实上，布朗商号对美国财政部债券所做的一笔投资被早早结清了，以便使商号看上去不至于像是在为林肯政府提供金融支持。他们得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其他盎格鲁-美利坚银行商号经常遭受的政治攻击，尤其是那些涉嫌同情南部邦联的英裔美国银行商号，比如皮伯第商号的朱尼亚斯·摩根。但是，在不断寻求丰厚利润的新业务的过程中，布朗商号却常常踩痛同行的脚趾头。第四部分 4.魔鬼的演讲（1）布朗兄弟发现谨慎以及正直的名声并不一定能够使自己免受攻击，尤其是在战后的岁月中。像那个时代的许多银行商号一样，在19世纪下半叶，他们也开始涉足铁路融资，尽管航运业仍然是布朗兄弟最主要的业务。负责管理"北冰洋"邮船的那家公司，就是由布朗兄弟部分控股的。这家公司拥有北大西洋沿线的邮件运送特许经营权，并且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与补贴。卡那海运公司(CunardLines)从英国政府那里接受津贴，它负责英国那边的邮件运送业务。后来，布朗兄弟甚至涉足了太平洋邮船公司(PacificMailSteamshipCompany)的运营。这家邮船公司拥有对加利福尼亚和中国邮件运送的特许经营权。这两层关系都使布朗兄弟商号受到了严格的审查，这种审查比它历史上任何其他业务所带来的检查都要严格得多。太平洋邮船公司在后来的许多年中一直新闻不断，最后更是招致了严厉的批评，因为它后来的主人变成了杰伊·古尔德。布朗商号与这两家航运公司的关系被一家名为《革命》(TheRevolution)的改革派报纸披露出来。这家报纸的老板是苏珊·B.安东尼(SusanB.Anthony)，编辑是伊丽莎白·卡蒂·斯坦顿(ElizabethCadyStanton)和帕克·皮尔斯伯利(ParkerPillsbury)。在1868年的一期《革命》报上，刊登了一篇指责布朗兄弟商号对这两家航运公司进行了掠夺的文章，文章显然带有政治含义。报纸还宣称，正是布朗商号对公司的错误管理，才使得卡那公司最终接管了北大西洋航线。如果卡那海运公司或者说欧洲贿赂了布朗兄弟商号以便将美国的船队从大西洋上赶走的话，他们已经达到了目的。布朗兄弟商号的管理层通过他们的政策和对柯林斯航运公司(CollinsLine)的管理成功地使得美国航船从大西洋上消失了，这是为什么?这番言论尤其惹恼了詹姆斯，他已经在几年前的北冰洋惨剧中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儿媳和孙子。当时，北冰洋航线上有一艘船不幸沉入海底，造成了惨重的人身伤亡，其中就包括詹姆斯的亲人们。按照这家报纸的说法，正是由于布朗家族的管理失当才使得美国丧失了对海洋的影响与控制，并且这种影响力一旦丧失，就难以轻易地挽回。对于布朗商号对太平洋邮船公司的所有权，文章同样提出了批评。在对航线的财务报表进行了仔细检查之后，文章得出以下结论：像柯林斯航运公司一样，太平洋邮船公司在一些"医生"手中也已接近解体的边缘，他们就是布朗兄弟商号那些杰出的银行家们。实质上，这篇文章在直截了当地指控布朗兄弟商号挪用了两家公司的现金，使它们陷入财务混乱的境地。但是考虑到布朗兄弟的声誉，这番指控被间接地表述出来。虽然这篇文章的语气有些可疑，但是，它说的事实却是明摆着的，尤其是关于太平洋邮船公司糟糕的财务状况的报道。1870年，布朗商号将自己的资金大把大把地投入到太平洋邮船公司之中，却在1873年被杰伊·古尔德夺了过去。但是，故事本身却比报纸报道的更加复杂一些。政府提供的补助每年几乎是40万美元，这正是股东们真正的目的之所在。按照数年之后一位充满责任感的记者的说法，布朗商号拥有为太平洋邮船公司提供锅炉和钢铁的工厂，再加上政府的津贴，这才是他们真正的利润来源。这种说法转弯抹角地传到了法院，基于这个事实，他们受到了检查。在布朗商号退出后，津贴的数额再度提高，从而为这家公司吸引了新的企业家前来创业，其中包括拉塞尔·塞吉(RussellSage)。在古尔德的任期内，塞吉成为了太平洋邮船公司的总裁。虽然表面上古尔德和塞吉是冲着交通运输业前来投资创业的，但真正的原因恐怕还是政府津贴的存在使得这个企业对他们而言有利可图。如果没有政府津贴的话，这家公司只怕早就无以为继了。1854年，北太平洋航运公司给布朗家族带来了严重的打击。9月，一艘横跨大西洋的班轮"北冰洋号"在纽芬兰附近不幸沉没。这是1912年泰坦尼克号沉船之前美利坚历史上最惨重的一次海难。在这次沉船悲剧中，詹姆斯·布朗痛失6位家庭成员，包括他的儿子威廉·B.布朗(WilliamB.Brown)，他刚刚成为布朗兄弟商号的合伙人。詹姆斯简直是痛不欲生。这次由冰山引起的沉船事件之中，几乎有半数的船员和官员都幸免于难，却只有大约15%的乘客死里逃生，没有一位妇女和儿童生还，因此，这个事件颇有些丑闻的意味。后人提道这次事件时，最常用的短语就是"妇女儿童垫底"(womenandchildrenlast)。像60年后泰坦尼克号的悲剧一样，对于纽约社会和华尔街来说，这次沉船事件也是一次严重的打击。詹姆斯·布朗还由于在1869年古尔德-费斯克(GouldFisk)轧空黄金市场时抛出大量卖单平抑黄金市价而声名远扬。正如那个时期的一位评论家指出的那样，许多空头最后都吓坏了，现在都一窝蜂地涌到史密斯-古尔德-马丁商号(Smith，Gould，Martin&Co.)的办事处，杰伊·古尔德是这家商号的合伙人之一。他们在这里清算着成百上千万美元的契约。但是，重量级的外国银行家仍然坚定地站在布朗兄弟、邓肯、施尔曼、塞里格曼以及其他众多知名商号一边。第四部分 5.魔鬼的演讲（2）当黄金价格如古尔德预期的那样暴涨时，布朗商号发出了以升水162(相对于平价100而言)的价格卖出价值100万美元黄金的指令。这道指令以及其他类似的委托指令打破了黄金逼空者的后路，使得黄金恢复到了一个更加合理的价格水平。国会银行和货币委员会主席詹姆斯·A.加菲尔德(Rep.JamesAGarfield)在1870年的一份报告中写道，所有这些合法企业对买入黄金的需求情况是极其关键的，他们当中最勇敢的那些，在布朗的带领下，反击一大帮多头投机分子，希望通过大量抛售黄金来打破阴谋，平抑黄金价格。作为华尔街上诚实正直的银行家之一，布朗商号的声誉大大提高，他们急于使华尔街成为一个不能轻易容忍轧空的地方。围绕在私人银行家周围的一些精明的铁腕人物也被布朗慷慨捐助协和神学院(UnionTheologicalSeminary)的义举所感动，多年以来，他们也为联合神学院无私地奉献了大量的时间与金钱。1870年之后，就像绝大多数华尔街银行家一样，布朗商号沉迷于铁路融资。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布朗的纽约商号就已经为零星的铁路债券提供承销服务了。这种做法常常引起英国分号的不满，因为英国那边希望布朗商号集中绝大多数资源从事盎格鲁-美利坚的贸易和航运业务。伊利诺斯中央铁路(IllinoisCentral)债券是布朗家族投资的第一批铁路债券之一。接下来，在1887年，布朗们被召到J.P.摩根在纽约的办公室开会，那就是后来纽约主要银行家就铁路的困境问题召开的颇有影响的会议之一。对于那些每逢华尔街重大转折关头都能嗅到勾结串谋味道的"反贪卫士"们来说，这次会议也不例外。在南北战争结束以后的那段时间，铁路工业迅速扩张。但是，它们的财务状况却往往不容乐观，许多铁路公司的财务状况不是赤字就是少有或没有盈余。更加糟糕的是，国会于1887年创立了州际商务委员会，以处理铁路对客户的收费问题。对于那些尚未适应政府对他们自己的事务严加干预的铁路所有人和银行家来说，创立一家拥有监督权的联邦委员会的主张着实为他们敲响了警钟。J.P.摩根在他纽约的家里召开了几次秘密会议，以讨论这个问题，并且提出了自己的一项补救措施——即组织一个由铁路所有人和金融家组成的卡特尔，由它在全国范围内制定收费标准，这样州际商务委员会也无法从表面上找出任何干预的理由。不过，在一个反垄断的情绪极为强烈的大环境下，仅仅是关于这样一个利他主义集团的建议，就招致了来自华尔街和铁路行业的严厉批评。应邀参加J.P.摩根秘密会议的，无一不是美利坚铁路业和金融界的名人，而且涵盖的范围颇为广泛。代表铁路方面出席秘密会议的有密苏里-太平洋铁路(MissouriPacific)的杰伊·古尔德、宾夕法尼亚铁路的代表、芝加哥铁路的代表、密尔沃基-圣保罗铁路(Milwaukee&St.Paul)的代表、芝加哥-圣保罗-堪萨斯城市铁路(ChicagoSt.Paul&KansasCity)的代表以及联合太平洋铁路(theUnionPacific)的代表。出席会议的银行家则包括来自德雷克赛-摩根商号(Drexel，Morgan&Co.)的代表、基德-皮伯第商号(Kidder，Peabody&Co.)的代表以及来自布朗兄弟商号的代表。虽然布朗兄弟商号对于铁路的兴趣并不如基德-皮伯第或者德雷克赛-摩根那么强烈，但是，由于他们在纽约银行界的影响力，摩根仍然邀请他们出席了会议。摩根为这个话题组织了数次会议，但是，却无法使各集团对任何实质性问题取得一致性意见。在1890年的最后一次秘密会议上，摩根是如此精力旺盛，以至于他真的说了一段名言，为记者提供了富有新闻价值的内容，这着实不太符合摩根一贯的作风。"想一想吧，"摩根宣称，"芝加哥西部和圣路易斯所有道路被控制在大约30个人手中。"这番话引起了众人的注意。很快，《纽约先驱报》就刊登了标题为《铁路王国组成一个巨型托拉斯》(RailroadKingsFormaGiganticTrust)的文章。事实上，这个集团从未就这项行动计划达成过一致意见，因此，这家报纸在称它为一个托拉斯的时候，有点操之过急了。但是，无论如何，这个观点摆出来了。金融家与铁路大王们结成联盟，而布朗兄弟正是其中之一。与后来在20世纪早期被人们戏称为"金钱托拉斯"(moneytrust)的集团结为联盟，对布朗兄弟商号的影响不太明朗。布朗兄弟商号从未深入地涉及投资银行业——也就是说，它从未过多地从事证券承销业务。在这个世纪中，布朗兄弟商号的合伙人大多是布朗家族成员，他们当中绝大多数在处理家族生意的时候都非常保守，无论何种境地，只要可能，他们更愿意回避证券。多年以来，他们的确建立起了一份小小的投资管理事业，但是却并不十分重视它。在世纪之交，布朗兄弟商号仍然为布朗家族成员所主宰，他们占据了半数的合伙席，并且更加乐于集中精力从事自己的传统业务。但是，斗转星移，时光流转，布朗商号必将被其无法控制的力量推入20世纪。第四部分 6.铁路遗产（1）在布朗兄弟商号未来的岁月中，铁路将会扮演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角色——但在世纪之交时，却无人能够想像它会以怎样的一种方式展开。早在他们成为美国贸易融资的重要力量之前，这位来自纽约的名不见经传的企业家是通过营运铁路段为生的。他的做法与先前那些伟大的铁路巨头们几乎一模一样。最后，他成为了所有铁路大王之中最成功、最伟大的一个，并且建立了自己的家族王朝。这个王朝人才辈出，包括金融家、政治家、外交家、社会活动家。但是，在1880年铁路向西部扩张的时候，E.H.哈里曼(E.H.Harriman)的名字却鲜为人知。直到20世纪，布朗兄弟商号仍然遭受众人非议。不过，合伙人们会反驳说他们只是追求着他们最了解的业务。在安德鲁·卡耐基以大约5亿美元的价格将卡耐基钢铁卖给J.P.摩根的4年前，就有传言说安德鲁希望与约翰·克罗斯比·布朗(JohnCrosbyBrown)谈一笔大买卖。约翰是布朗兄弟商号的管理合伙人。但是，布朗对于与卡耐基进行有关销售新股票或者筹借新债券的交易没有任何兴趣，因为他感觉卡耐基已经借了太多的钱，够卡耐基消化一阵子的，进行新的交易着实没有什么可行性。结果，卡耐基只好另谋他途，转身去找摩根，由此诞生了美利坚历史上最大的并购案。那是1901年，以卡耐基的公司为基础，摩根组建了美国钢铁公司。直到1909年约翰·克罗斯比·布朗去世的时候，布朗商号还是相当保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年中，布朗兄弟商号已经开始感受到来自20世纪的经济压力。国际贸易的数量继续攀升，而且国际贸易本身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了。虽然布朗商号拥有足够的资金，但是，在这个崭新的金融环境里，合伙人的资金变得有点捉襟见肘了。于是，布朗兄弟商号引入了5位新合伙人，其中没有一位是布朗家族的成员。但是，作为一种从新合伙人那里吸引新增资本的办法，其本身是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的。家族中一些年轻的成员早就已经在寻找潜在并购伙伴，不过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或许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金融复兴来到之前，布朗家族真的开始急切地寻找起并购伙伴来。到1930年的时候，布朗与哈里曼商号最终合并了。自从19世纪80年代E.H.哈里曼买进然后又卖出了他的第一条铁路——梭达斯湾南部铁路(SodusBay&SouthernRailroad，那是一条为纽约州南部服务的小线路)开始，哈里曼对铁路的兴趣呈几何级增长。E.H.哈里曼的背景与那个时代的许多铁路大王非常相似。1848年，哈里曼出生在长岛，1870年，他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买下了一个交易席位。在他最初的合伙制商号里，他的合伙人名叫詹姆斯·利文斯顿(JamesLivingston)，是纽约最古老家族之一的后裔。哈利曼很快买下了利文斯顿的股份，凭自己的力量单打独斗闯天下。在为杰伊·古尔德以及范德比尔特家族成功地做了几笔股票交易之后，他迎娶了玛丽·阿维里尔(MaryAverell)。玛丽的父亲运营着纽约市外的一条铁路段，正是在岳丈的帮助下，哈里曼才成功地买下了梭达斯湾铁路线。此后不久，他又成功地纠集一群华尔街上的"死党"买下了另一条纽约市北部的小铁路"南安大略湖"(LakeOntarioSouthern)铁路线，并且对其进行了修缮，使它重新焕发出生命力，得以再度高效而安全地投入运营。接下来，哈里曼又将它转手卖给了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现在，哈里曼已经拥有了足够多的资金以继续他的冒险事业。他购买了大量的伊利诺伊斯中央铁路债券，从而引起了伊利诺伊斯中央铁路的主要投资人之一斯图伊文森特·费希(StuyvesantFish)的注意。到19世纪80年代末期的时候，他已经成为美利坚铁路业公认的重要人物了。当然，不止一位政治漫画家将他描绘成这样一位实力派人物。他间或造访一下杰伊·古尔德，就他们共同参与的一些大生意提供一些建议。作为一位铁路大王，他的声望已经广为传播了。到19世纪末期，更大宗也更闻名的交易被搬上了舞台。在古尔德对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施行松散的统治之后，哈里曼重新建立起了跨州的联通网络，以便重新获取在东西交通运输方面的超级霸主地位，这是联合太平洋在南北战争结束之后梦寐以求的目标。接下来，他开始对华尔街的顶尖金融家发起挑战，并且屡屡获胜。为争夺联合太平洋铁路的控制权展开的战争就是其中值得大书一笔的案例。1895年，J.P.摩根拒绝了重组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主张。多年以来，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一直在倒闭的边缘徘徊，难以摆脱困境。财政部也釜底抽薪，要求联合太平洋铁路归还南北战争结束之后的借款。因此，就谁能够最终赢得权利，使得联合太平洋铁路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竞争。哈里曼与科恩-娄布的雅各布·希弗进行了较量。希弗也就联合太平洋铁路的重组问题进行了设计，提出了自己的重组方案。但是，哈里曼证明自己可以以一个比希弗能够提供的更低的利率筹集到联合太平洋铁路重组所必需的资金。最终，科恩-娄布做出了有条件的让步，按照哈里曼的计划对联合太平洋铁路进行了重组。哈里曼本人被提名为联合太平洋董事会的董事主席，后来被任命为该铁路的总裁。1901年，当北太平洋铁路再度受到重视的时候，利益的竞争再度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从杰伊·古尔德的时代开始，北太平洋铁路的历史可谓多灾多难。哈里曼开始购入北太平洋铁路的股票，以便与该公司的大股东詹姆斯·J.希尔(JamesJ.Hill)一争高低。希尔是摩根的大主顾。在科恩-娄布对他的冒险事业的资金帮助下，哈里曼成功地躲过了摩根和希尔的耳目，从而买下了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大量股票。哈里曼的买入行为在华尔街掀起了一场狂潮，两股势力的较量结果是双方买入的股票数量远远超过了实际存在的股票数量，促使股票价格以天文速度暴涨，超过了每股1000美元。在短短一周的时间里，股价上涨幅度竟然高达900多美元。然后，市场开始崩溃，因为卖空北太平洋股票的投机者被迫平仓，他们不得不以协定价格平仓出局，清算交割完毕后，他们损失惨重。《纽约时报》在报道这个故事的时候，赋予了更多的戏剧性色彩。文章是这样写的，第四部分 7.铁路遗产（2）昨天，股票市场爆发了华尔街有史以来最大的公众恐慌，在恐慌结束前，无数财富——有的甚至是人们多年的积累——被一扫而空，一个子儿也没落下。事实上，这场恐慌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市场很快便又止跌回稳。但是，这场股票大战却勾画出了铁路的重要性，并且凸显出了金融在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当然，它也告诉了世人，在对市场价格推波助澜方面，关键性人物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股权之争的结果是战争双方互相妥协，组成了一家控股公司，名叫北方证券公司(NorthernSecuritiesCompany)，其控制权由哈里曼和希尔共享。这种组织形式正是摩根多年来一直在考虑的，但是，随着州际商务委员会的成立，新成立的这家控股公司立刻引起了反垄断派的注意，他们抓住了这个反面教材，打算把它作为切入点。美利坚合众国随后就此事向法庭提起诉讼，宣称这家控股公司是一家铁路事业的垄断企业，最高法院也认同了这种看法，将这家企业视为旨在阻碍贸易的非法结合体，对该公司进行了严厉打击。哈里曼丝毫没有气馁，他勇敢地继续着自己的铁路建设事业，义无反顾地制定了周密的计划，在美利坚以外拓展自己的铁路王国。这个计划中的王国规模空前强大，从西伯利亚一直延伸到满洲。但是，哈里曼的伟大计划由于他的去世而被迫中断，那一年是1909年。这位伟大的美国铁路大王没有等到亲眼目睹他的国际计划梦想成真的那一天就走了。所幸的是，他的后代以自己的方式成为了能干的金融家，在他们的努力下，家族的传统得以延续。第四部分 8.走向合并像19世纪许多伟大的金融家一样，哈里曼的名字并没有因为他的去世而为世人所淡忘，他的子孙继承了他的伟大事业，并且将其发扬光大。尽管哈里曼本人早在19世纪就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声望，但是，直到20世纪，他的家族作为银行世家的显赫声名才得以确立。他最大的儿子威廉·阿维里尔·哈里曼(WilliamAverellHarriman)于1919年创建了W.A.哈里曼商号。到20世纪20年代，他和他的弟弟E.罗兰德·哈里曼(E.RolandHarriman)共同创办了哈里曼兄弟公司(HarrimanBrothers&Co.)。两家商号都属投资银行，它们积极地从事着老哈里曼生前规划构建的各种交易。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使得许多新公司进入市场，这种趋势使得布朗家族急需并购伙伴。要想在新的环境下保持卓越有效的竞争力，就必须引入新的资金。在股灾发生之前的岁月中，纽约所有的大银行都将投资银行业务纳入自己的业务范围之中，当然，它们通常都是通过附属的证券部门来经营此类业务的。对于银行来说，股票承销并不像债券承销那样受欢迎，包括布朗兄弟商号在内的许多银行都在账面上积累了大量的债券，直到股灾发生时，这些债券都还在账上，没有卖出。一旦经济活动开始萎缩，债券就变得难以销售，账面上大量销不出去的债券严重影响了合伙人的资金流。布朗兄弟商号积累了数量巨大的南美债券，事实证明，这些债券的确难以售出。合伙人意识到，他们接手了一只烫手的热山芋。数年以前，布朗兄弟商号的伦敦分号就由于南美债券而遭受了滑铁卢式的惨败，几近崩溃，不得不向总部寻求紧急财政援助。布朗兄弟商号意识到这次股灾并不是另一次市场"休整"(这是20年代的行话)，看来，与哈里曼商号的合并越来越有现实意义了。布朗家族与哈里曼家族友好相处了几十年，两个家族的成员曾经同在耶鲁大学读本科。两家商号合并的消息是由布朗兄弟商号的管理合伙人撒切尔·布朗(ThatcherBrown)和E.罗兰德·哈里曼一起宣布的。两家的联姻使得布朗长期以来保守的传统与哈里曼注入的新鲜资本相结合。富有讽刺意义的是，就在两家宣布合并的同一天(1930年12月12日)，在《纽约时报》上宣布了纽约的美国银行倒闭的消息，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宗商业银行破产案。这家银行因涉嫌欺诈和贪污而倒闭，损失的客户存款金额高达3亿美金。如果没有及时寻求合并的话，这两家商号的命运会很不一样，因为许多银行家和券商都饱受了股灾的折磨。其中，有一位来自哈里曼兄弟的合伙人加入了新成立的银行，他的名字叫普里斯科特·布什(PrescottBush)，他就是后来的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乔治·H.W.布什(GeorgeH.W.Bush)的父亲。显然，哈里曼的财富与地位是隐藏在这桩并购案背后的首要动因。在并购案宣布的时候，哈里曼家族在华尔街是一支正在成长的力量，却并非主要力量。但是，并购完成之后的商号却立即成为了华尔街的实力派商号，作为投资银行，其地位堪与科恩-娄布商号和J.P.摩根相媲美。然而，当国会在福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就任的第一个100天里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时候，实力派商号的地位必然会发生变化。《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将投资银行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分离，银行有一年时间可以用来做出选择，究竟是从事哪种业务。布朗兄弟商号选择了商业银行业务，这倒并不是一个匆忙做出的选择，因为它不过是对布朗商号19世纪根基与本源的自然回归罢了。按照《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要求，证券业务从布朗兄弟商号分离出来。布朗商号的一些合伙人加入了新的商号——布朗-哈里曼商号(Brown，Harriman&Co.)，这是布朗商号特意创造的证券部门。国民花旗银行(NationalCityBank)的证券部门——国民花旗公司(NationalCityCompany)的一些成员也加入了新成立的布朗-哈里曼商号。当情形变得明朗化之后，华尔街已经明白，《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和罗斯福政府并不是转瞬即逝的流星，金融改革将是永恒的现实。于是，布朗-哈里曼商号于1938年与一家规模较小的经纪商约瑟夫·P.里普利商号(JosephP.Ripley&Co.)合并了，于是，商号的名字又变成了哈里曼-里普利商号(Harriman，Ripley&Co.)。布朗兄弟-哈里曼商号再度成为了一家商业银行，并且仍然保持着合伙制的企业组织形式。布朗兄弟-哈里曼商号获准保留了它在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席位，因为它只通过该席位从事代理业务，为它的客户充当经纪人，而不是交易的主体。布朗兄弟-哈里曼商号也是惟一一家获得此种特殊资格的银行。其他的私人银行全都选择了投资银行业，因此，新法律迫使它们离开了商业银行业务领域，而商业银行也不得不将自己的证券业务剥离出来。华尔街的改革完成得很彻底，布朗兄弟商号再度回复了自己19世纪时候的模样，只不过这一次的资本由于新鲜血液的注入而今非昔比了。在华尔街发展的关键时刻，总会在历史上留下引人注目的故事。当《格拉斯-斯蒂格尔法》通过时，情况尤其如此。每当确定新法的冲击力和影响力的时候，国会都会仔细审查私人银行家和证券商号的记录，尤其是在考虑像1933年和1934年通过的《银行法》和两部《证券法》这些较为激进的新法律的影响时，更是如此。银行家的历史记录往往决定着关键时刻它们将受到什么样的处理，是严惩不贷，还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布朗兄弟商号的良好声誉，加上它融资时采取的非强制性的方法，使得国会在列示需要加以约束的银行家名单时将布朗兄弟商号的名字排得相当靠后，在那个名单上，J.P.摩根的名字排在最前面。因此，立法，尤其是《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对J.P.摩根的银行影响也最大，远胜过华尔街上的任何一家银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同样是一部卓有成效的反托拉斯法，尽管当时它从未被冠以这样的名字。20世纪初期曾经大大激怒改革派的金钱托拉斯被有效地瓦解了，不过，由于布朗兄弟商号的良好记录，在当局精心列示的名单中并没有将它放到首要位置。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布朗兄弟-哈里曼商号继续从事着商业银行业务，同时也为它的客户提供投资管理服务。作为后一种服务的组成部分，它也提供证券的"买方"研究，这种做法很像是塞里格曼商号脱离私人银行业务之后的做法。这些年里，它仍然是一家私人银行，它在市场中的所作所为总是用以保持私人银行性质，并且为资本基础较小这样的事实所左右，因此，它仍然是华尔街上较为保守的机构之一。2000年的时候，布朗兄弟-哈里曼商号宣布，它将停止提供自己早在80年代和90年代就开始为客户提供的经纪服务，因为它已经意识到其他规模更大、服务更全面的投资银行提供的经纪服务更优秀。这种宣告，早在一百多年以前就本该为亚历山大或者詹姆斯·布朗所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