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投资银行史：华尔街金融王朝的秘密-2

1872年，库克又参与安排了另一笔财政部债券的转换事宜。这一次，他在欧洲方面的合作者是罗斯柴尔德，在美国本土的同盟军则包括费城的德雷克赛·摩根(Drexel，Morgan&Co.)商号。这是库克与摩根仅有的几次合作之一，因为库克深感摩根是一个狡猾而难以应付的竞争对手。在所有的交易中，库克心中最牵挂的项目仍然是北太平洋铁路。这条线路将贯穿美利坚北方的各州——从明尼苏达到蒙大拿。普法战争给这条铁路的融资工作设置了第一道障碍，使得融资不能正常进行。现在，在美利坚国内，突然爆发了一场危机，对于库克野心勃勃的伟大计划而言，这场危机无疑敲响了最后的丧钟。这次爆发于1873年的恐慌把库克作为了主要的牺牲品。1869年的大恐慌已经严重动摇了华尔街乃至整个国家的信用基础。这次恐慌的源头是杰伊·古尔德及其同伙在黄金市场上进行的秘密操作。早在南北战争初期，投机分子和市场操纵者就已经对黄金和绿背纸钞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黄金的短缺迅速对证券价格产生了负面的影响。黄金短缺，意味着许多债券缺乏后备支持，同时也意味着货币供应的短缺，这将导致证券市场上的抛售行为。当绿背纸钞出现时，情况同样迅速明朗化——新纸币的短缺，同样会影响证券价格。通过短期囤积绿背纸钞，就可以在市场上引起通货短缺，这将迅速导致价格的下跌，使得对证券做空的短线客迅速获利。这种做法成为了一些著名投机者的惯用伎俩，他们当中最为知名的要数吉姆·费斯克(JimFisk)和古尔德，后者更是被新闻媒体描述为魔鬼的化身。在华尔街上，古尔德是如此不得人心，又是如此令人生畏。人们时常炮制出一些秘密计划，以打压古尔德所持证券的价格。有一位不满古尔德的高人找到了一个名叫山姆·列奥波尔德(SamLeopold)的经纪人，这个家伙长着一张酷似古尔德的脸孔。古尔德的敌人开价2万美元，让这位列奥波尔德先生假扮那位人见人怕的魔鬼，并且在他的脸上沾满了鲜血。按照计划，列奥波尔德将在百老汇街和华尔街拐角处满地乱滚，装作受伤的样子。接下来，救护车会迅速将他送进当地的医院。在那里，他将被隔离起来，因此，没有人能够接触到他。古尔德的敌人希望通过制造这样的坏消息使得人们大量抛售古尔德持有的证券，从而导致他持有的证券价格下跌，进而达到打击古尔德的目的。但是，这位名叫列奥波尔德的经纪人拒绝了对方的安排，因为他害怕这个计划一旦被其他经纪人知道的话，他们的反应将不堪设想。至于古尔德本人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更是一个令列奥波尔德望而却步的因素。逼空黄金价格的"魔鬼计划"极其高明，但是，计划本身与19世纪人们组织的那些逼空案例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规模空前巨大罢了。古尔德囤积了数量巨大的黄金，迫使黄金的价格上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160%(黄金的报价是以平价的百分比形式表示的——原注)。这迫使那些在黄金市场上持有空头仓位的人，尤其是那些在纽约市场上持有黄金空仓的人大量回补，反手做空，结果黄金的价格进一步向上蹿升。这时，市场上又传出谣言，说格兰特总统经过游说，决定暂不干预黄金市场，不会将国库的黄金拿出来平抑金价，这样一来，黄金价格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参与古尔德黄金大战的小集团中有个家伙名叫阿贝尔·科宾(AbelCorbin)，他是格兰特总统的女婿。人们普遍认为，正是利用他，古尔德才达到了牵制总统的目的。最后，当格兰特总统真的采取行动进行干预时，古尔德显然早就已经有所察觉，并且已经做好了应对的准备。国库的黄金流入市场以后，金价开始下降。但是，古尔德早已清空了自己的多头仓位，净赚了100多万美元，可谓获利丰厚，只留下那帮看空黄金的家伙伤痕累累地计算着自己的亏空。据说，库克就是那些倒霉的空头之一，他卖空黄金以压低金价，以便在对自己代销的财政部债券支付利息时，负担不至于过分沉重。当狼烟散尽后，古尔德大获全胜，可是华尔街上的许多商号仍然蒙在鼓里。随之而来的倒闭事件导致了新的金融恐慌。古尔德成为这个国家里最不受欢迎的人物之一，简直是千夫所指、万人唾弃。最重要的是，库克以及克拉克-道奇的金融地位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对于库克来说，这是一个不祥之兆，因为北太平洋铁路的建设不断地提出越来越多的资金要求。古尔德逼空美利坚黄金市场的计划成为19世纪金融传奇的一部分。1871年，就在事情发生不久，查尔斯·福兰西斯·亚当斯(CharlesFrancisAdams)以及他的兄弟亨利就在《伊利的花絮以及其他故事》(ChaptersofErieandOtherEssays)中对古尔德的"丰功伟绩"进行了描述。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揭露古尔德和费斯克的种种阴谋诡计——这两人正是纽约臭名昭著的伊利铁路欺诈案的始作俑者。第二部分 13."一次盛大的承销活动"（2）此后不久，国会启动了信用流动调查(CreditMobilierinvestigation)，调查的结果令人震惊，绝大多数国会议员以及参与铁路融资的绝大多数金融家都被投上了一道长长的阴影，他们全都成为了怀疑的对象。这一事件对库克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使得北太平洋铁路的融资活动变得更加困难。1873年，库克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如果没有新增资金注入的话，整个事业将迅速陷入困境，甚至遭到全盘否定。事情的结果表明，这两家金融机构的金融地位甚至比人们原来预料的还要缺乏稳定性。1873年年底，不可思议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值得尊敬的古老商行杰伊·库克关上了它那扇庄严的大门，或者按照股票交易所的说法，杰伊·库克"被迫暂停营业"。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杰伊·库克本人并不知道纽约分行被迫关张的消息。库克说自己在纽约分行采取的行动中没有扮演任何角色。这着实让人难以相信，因为从这家企业创业伊始，库克就一直大权独揽，对它实施严格的控制。接下来，犹如晴天霹雳一般，克拉克-道奇商行也关了门。听到这个消息，纽约、华盛顿、费城的老百姓们像潮水一样涌上街头，新的恐慌开始了。报纸马上为库克的失败发表了悼词，绝大多数报纸都以雄辩的语言肯定了库克对这个国家作出的贡献。但是，《费城问讯者》将问题彻底地推到了北太平洋铁路的建设上：不论谁说的，昨天的确有人这么说来着，这场灾难归因于黄金或者股票赌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家商行之所以暂停营业，是因为它的领袖企图帮助成就一项伟大的事业，那就是伟大的北太平洋铁路。南北战争以后的政治发展最终创造了一个过于巨大以致无法跨越的障碍。在过去的融资活动中曾经与库克联手的商号也倒闭了，包括利维摩尔-克鲁斯商号(Livermos，Clews&Co.)和费斯克-哈齐商号(Fisk&Hatch)。库克的分支机构也饱受挤兑和撤资之苦，很快就变得流动资金匮乏。在几大金融中心，银行挤兑事件屡见不鲜。为了解决这次的难题，财政部发行了更多的绿背纸钞，但已经为时太晚。1873年的金融恐慌令这个国家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直到若干年后，它才恢复健康的金融秩序。4年之中爆发两次金融恐慌，直到今天，这仍然是美国所面临过的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第二部分 14.与魔鬼的合约1873年杰伊·库克商号的破产至今仍然是美利坚金融史上最为残酷的事件之一。库克与他的合伙人之间的裂缝之大显然超出了老牌金融家的预料之外。商号破产倒闭后不久，就进入了破产清算程序，个体合伙人也开始进行破产清算。这时，人们发现有些年轻的合伙人显然早就已经预见到了现在的惨败，因此老早就已经打点好了自己的金融商号，一旦底牌被掀开，轮到清算债务时，他们已经"无力"偿付任何债务，毫发无损地从这场"彻底的失败"之中逃了出来。破产程序清算了这家商号以及库克的个人财产，自此，库克退出江湖，过上了隐姓埋名的平静生活。他搬进了一个小别墅，他的绝大部分财产都被充公。小杰伊·库克以及他的女婿查尔斯·D.巴尔尼(CharlesD.Barney)成立了新的杰伊·库克商号，这家商号的名称变为查尔斯·D.巴尔尼商号(CharlesD.Barney&Co.)。老库克已经脱离了这个行当，不愿意再回到费城或者华尔街的金融界。但是，他的商业兴趣却并未随着杰伊·库克商号的结束而消失。在一位朋友的介绍下，他开始参与犹他州高度投机性的银矿投资，并且亲自西行前往犹他州，以便了解有关这笔投资的第一手资料——事实上，他总共投入的资金也不过3000美元，并且购买了该银矿的控制权。但为了获取丰厚的利润，有必要在矿区修建一条铁路。库克在修建铁路方面是颇有一些经验和心得的，因此，他亲自前往矿区以勘察了解情况。他还顺路停留了一下，拜访了犹他州联邦太平洋铁路公司(UnionPacificRailroad)的经理。当库克向经理说明了自己的来意之后，经理将他介绍给了一个人，说他可以满足库克修建一条铁路干线的要求。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恶魔杰伊·古尔德。他当时也正在犹他州访问，并且，当库克造访时，他恰恰就在经理的办公室里。联邦太平洋铁路的总裁杰伊·古尔德与库克就修建这条铁路的交易达成了共识。尽管古尔德的名声如此糟糕，库克仍然建议他们无需签署合同，仅凭口头协议即可成交。古尔德同意了，并且果真修好了这条线路，还在这项风险投资中入了股。数年以后，当尘埃落定之时，库克已经从他那笔小小的投资之中净赚了100万美元。在后来的岁月中，库克恐怕是惟一一个会替杰伊·古尔德说好话的人，并且，他恐怕也是惟一一个真正愿意相信古尔德的口头承诺的人。最后，我们看到，库克与这个魔鬼订立的合约执行得很好。银矿投资获取的丰厚利润使得库克有能力重新买回他的皇宫——奥冈兹。岁月的侵蚀已经斑驳了它的装饰和家具，那是他在俄亥俄州的第二个家。在他的晚年，库克变成了一位兴趣广泛的风险投资家，对各种各样的事业进行风险投资。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那场将他毁于一旦的恐慌结束若干年之后，北太平洋铁路居然完工了，并且开始对它的股东支付红利。这家公司被亨利·维拉德(HenryVillard)接管了，在他管理了若干年后，被J.P.摩根从财务上搞垮了。在铁路建造业，北太平洋仍然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并且，在20世纪初摩根与哈里曼(Harriman)的利益之争中，北太平洋铁路将会成为一场规模巨大的股票市场恶战所争夺的标的。杰伊·库克于1905年离开了人世。他的儿子和孙子都仍然活跃在金融界。他们在查尔斯·D.巴尔尼的旗帜下，保持着库克这个名字所特有的生命力。库克，这个曾经帮助合众国筹集资金渡过难关的妇孺皆知的名字，将再也不会与任何一家华尔街的商号发生直接的联系。在杰伊·库克商号破产倒闭之后，该商号被库克的女婿查尔斯·D.巴尔尼接管，他同时继承了库克在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席位。后来的日子里，巴尔尼的商号成为了华尔街的主角。1937年，当商号面临财务困难，急需一位合作伙伴以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时，该商号与成立于1892年的爱德华·B.史密斯商号(EdwardB.Smith&Co.)合并了。巴尔尼出生于1844年，在他多姿多彩的一生中，亲眼目睹了华尔街上的许多意义最为重大的事件。1906年，他从商号退休，开始忙着为数不清的公司提供指导，并且忙于关心自己的家人。在他93岁听说了自己的老朋友约翰·D.洛克菲勒的死讯时，他对自己的医生说，"让我比洛克菲勒更长寿吧。"他活得太长了，以至于人们都忘掉了他是华尔街最年长的银行家之一。1945年，当他以101岁的高龄离开人世时，因为涉及司法部提起的著名的"华尔街17杰"诉讼，他的商号也受到了传讯。1993年，该商号被旅行家集团(TravelersGroup)买下，并于1997年与所罗门兄弟合并。今天，所罗门-史密斯-巴尔尼(SalomonSmithBarney，也译作"所罗门美邦"——译注)是花旗集团旗下的证券分部。库克开始其职业生涯的克拉克-道奇商号，一直以同样的名字干着同样的事业，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像其他许多功成名就的商号一样，在20世纪20年代，它也参与到投资管理业中，并且投入了相当可观的精力为客户提供咨询服务。岁月如梭，它的赫赫威名以及杰出地位也渐渐成为了过去。在后来的岁月中，人们之所以记得它，与其说是因为它在二战之后的金融巨人之中表现出了超凡脱俗的金融才干，不如说是因为它那段被人们口口相传的过去。最后，在20世纪70年代中叶，克拉克-道奇被基德-皮伯第(KidderPeabody)收购了，商号原有的业务被纳入了基德商号的投资管理部门之中。但是，如果追溯到艾伦兄弟和库克的话，克拉克-道奇可以被称为华尔街第一个真正的金融王朝。这三家商号的兴衰史证明，当其创始人的远见卓识被严格遵循之时，就能获得成功。相反，当它们偏离了既定的、早已设置好的轨道之时，它们便走向衰落。在后来的岁月中，其他那些在这一行里摸爬滚打的商行都将牢牢地记取这个教训。第三部分 1.塞里格曼、雷曼兄弟和科恩-娄布…虽然克拉克-道奇是与艾伦兄弟有着渊源的若干家银行之中硕果仅存的一家，却并不是它那个时代最成功的银行。艾伦和库克的商号没能够像其他那些传承久远的家族那样对自己的企业实施铁腕控制，从而未能使自己跻身成功的家族王朝。克拉克家族和道奇家族相对而言更加成功一些，但是，这两个家族以及他们创建的商号之中却并没有任何一个在奠定基业的创始人让位给新一代之后，仍然能够成为金融市场上的重要力量的。先辈的那些杰出才能看样子都留给了另一些过去的小商小贩们，使得他们能够一代又一代地统治美利坚的金融界。与杰伊·库克不同，那些在南北战争期间开始组建的犹太银行选择了一种低调的生存方式，它们在任何时候都尽可能避免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它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显然可以追溯到犹太裔在美国的人口中占据的比例过小这一事实。但是，它们这样做也有来自欧洲的渊源：绝大多数早期就目光宏大、胸怀抱负的犹太裔银行家都将罗斯柴尔德家族作为自己的榜样，而这个源远流长的伟大的欧洲家族正是良好判断力的最佳典范。这些犹太银行不为自己提供的服务做广告，不像库克和克拉克-道奇那样喜欢宣传，只是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会想到这么做。对于绝大多数年轻的祖籍德意志的美国银行家来说，罗斯柴尔德这个著名的金融世家的行为准则也就是他们的参考大纲，只要有可能，不论什么时候，他们都非常热衷于模仿他们名满天下的榜样。传统的海外资本供给者主要是英国人，也有一部分资金来自德国人，只是规模较小。当这两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将资本抽离美国时——就像1812年美英战争时英国所做的那样，后果就不堪设想。失去了原有的引进资本，新的投资项目就会资金枯竭，经济发展陷入停滞，直到外来资本重新进入，情况才有所改观。但是，在南北战争期间，英国人却表现出了与南方邦联的亲密团结，这一现象尖锐地反映出了下面这个事实——美利坚再度受到海外资本的控制。犹太裔商行与德国金融家们联系密切，他们都同情废奴事业。犹太裔银行家与德国资本的联结为美利坚带来了好处，使美国减少了对英国的依赖。19世纪奠基创业的绝大部分银行都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取得了成功，塞里格曼恐怕是最好的例子。他们在全国各地铺设网点的经营策略是他们成功的关键。杰伊·库克和克拉克-道奇利用他们遍布各地的网点在辅助财政部发行债券和交易黄金的时候占用在途资金，赚取了大量"无本之财"。犹太裔银行家则利用他们的分支机构辅助商品和农产品交易。艾伦兄弟最初曾经利用他们的分支机构来销售六合彩。这些分支机构也提供了美利坚所缺少的另一样非常重要的东西——一个可以在全美各地的客户以及全世界客户之间交易汇票的金融基础设施。南北战争以前，由于战乱不断，政府本身无法取得美国银行提供的基础服务，从而只好由私人银行家代为提供了。受杰伊·库克的成功的启发，另一位移民也迅速意识到了这个机会。约瑟夫·塞里格曼是一位来自德国的移民，他很好地利用了他与祖国的联系。塞里格曼出生于1819年11月22日，是11个孩子中的老大。在考进埃尔兰根大学(UniversityofErlangen)之后，他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巴伐利亚。塞里格曼家族居住在巴伐利亚的拜尔斯多夫(Baiersdorf)一条名叫裘登加斯(Judengasse)的街上。这个街名字面意义是"犹太街"。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自法兰克福，他们最初居住的街道也有类似的名字，这说明犹太人的确在家乡被限制聚居在特定的区域，塞里格曼家族下定决心要脱离这种环境。约瑟夫17岁的时候学会了数门语言，那一年他离开德国，去了美利坚。经过长达一个月的横渡大西洋的航行，他于1837年，也就是发生大恐慌的那一年，来到宾夕法尼亚，与一位家族成员会合。他在阿沙·帕克尔(AsaPacker)的公司找了一份工作。这是一家制造在运河行驶的平底船的企业。后来，帕克尔创建了里埃山谷铁路(LehighValleyRailroad)，并且出资捐赠了里埃大学(LehighUniversity)。但是，在1837年的时候，运河专用平底船还是一种创新的交通运输形式。年轻的塞里格曼在这家欣欣向荣的商号里拿着年薪400美元的高薪。然而，帕克尔却未能挽留下这位博学多才的年轻助手。很短的时间里，塞里格曼就积攒下了一半的薪水，购买了一些杂货，开始了自己走街串巷的小贩生涯。不到一年，塞里格曼就已经积蓄了足够的钱，还清了母亲为他这次远行而借给他的100美元，并且给他的两个弟弟寄去了一些钱。尽管塞里格曼王朝的出身非常卑微，但已经稍具雏形了。在兄弟威廉和詹姆斯过来投奔约瑟夫以后，他在宾夕法尼亚的兰卡斯特(Lancaster，Pennsylvania)开办了一家日用品商店，塞里格曼的"王朝"正式诞生了。此后不久，他们将经营根据地搬到了阿拉巴马州的赛尔马(Selma)，因为他们发现南方是个潜力巨大的市场。他们一直扎根于阿拉巴马，直到1846年，才又在曼哈顿的威廉街开设了一家商店。家族的其他成员陆续到达，在这个不断成长的合伙制企业里，男人们刚一来就立刻有活儿干。另一家商店在纽约的沃特镇(Watertown)开张了，由塞里格曼家的另一个兄弟杰西(Jesse)照管。这家商店有一位常客，那是一位年轻的陆军中尉，名叫尤利西斯·S.格兰特。尤利西斯与这个商人家庭迅速建立起深厚的友情，这友情持续多年，并且在格兰特当选总统后，为这个家庭带来巨大的收益。第三部分 2.塞里格曼、雷曼兄弟和科恩-娄布…在南北战争爆发之前，塞里格曼家族又在旧金山开设了一家分店。塞里格曼家族仍然从事纺织品生意，但是，这种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纽约和旧金山的商店接到了大笔订单，为陆军供应制服和饰带。战争爆发时，政府的财务状况就已经风雨飘摇了。很快，盟军欠塞里格曼以及其他供应商的货款就拖着不还了，这种拖欠行为使得塞里格曼们非常被动，财务状况陷入危险之中。约瑟夫·塞里格曼写信给自己在华盛顿的商业代理人，要求对方支付欠款：在严峻的财务压力下，我们同意你做出以财政部7-30s债券支付总金额40万美元货款的安排……如果我不能立刻确认这笔金额的话，我将别无选择，只能暂停营业，这将拖垮其他20家商号，并且将导致400名员工失业。在代理人的敦促下，账单得以如期支付。更重要的是，这些原来只会做纺织品生意的商人发现了著名的7-30s国债的价值，并且立刻喜欢上了财政部债券。杰伊·库克商号的行动甚至给他们留下了更加深刻的印象。约瑟夫·塞里格曼主动请缨，愿意帮助政府在欧洲销售债券，但遭到了萨尔门·柴斯的拒绝。后来，在美国财政部长助理、杰伊·库克的竞争对手约翰·思科(JohnCisco)的支持下，他们最终取得了成功，获准代销7-30s国债。塞里格曼商号获得的佣金甚至比库克的更低，只有2‰。但是，这次国债销售使塞里格曼商号走上了崭新的轨道，改变了他们的事业，并将他们引入证券销售的崭新领域。他们的想法是利用原来的老关系在德国销售债券，因为德国素来同情北方而不是南方。约瑟夫离开美国，动身前往欧洲销售债券，并且很快又获得了代销库克的5-20s债券的机会。过去，在开辟新市场和建设新的纺织品商店的时候，塞里格曼家的兄弟是相当富有冒险精神的。但是，证券业对他们而言毕竟有些陌生，与经营纺织品生意相比，从事证券业所涉及的金额当然也大得惊人。与库克不一样，塞里格曼家族不会承诺包销特定数量的债券，因此，他们也不得不满足于充当库克的销售代理军团中的一部分。不过，他们成功地分销了价值1亿多美元的债券，并且引起了财政部的注意。小试牛刀获得的成功令约瑟夫更加确信自己应当向银行家的方向发展。南北战争对华尔街来说必将是一次严峻的考验，而且考验的方式也是人们无法预料的。塞里格曼家族谨慎地保留了原来的纺织品生意，与此同时，也积极地组建着新的银行。1864年5月1日，J.&W.塞里格曼商号(J.&W.Seligman&Co.)成立了，并且在纽约的交易大厦(ExchangePlace)开设了事务所。1869年，当纽约证券交易所允许个别会员加入它的政府债券部的时候，詹姆斯·塞里格曼成为了交易所的一名债券会员。后来，塞里格曼商号也作为一名股票交易会员加入了纽约证券交易所，但是却从来没有哪位合伙人代表商号出现在交易大厅内。与前一代的艾伦兄弟不同，塞里格曼兄弟意识到冒冒失失地从一行转到另一行是一种冒险。他们在慢慢地从商业生意中抽身而出的同时仍然保留了他们原来的办事处。在南北战争的后期，塞里格曼家族的利益大大受惠于他们与林肯最后任命的财政部长胡佛·麦卡洛奇(HughMcCulloch)的亲密关系。像他们的偶像罗斯柴尔德家族一样，他们也很快地认识到了政治纽带的重要性，意识到与政界实权派人物的交往将会有利于他们的商业利益。在美国，杰伊·库克是那个时代最好的榜样。塞里格曼意识到，多年来，同经常喜欢打抱不平的萨尔门·柴斯的合作，已经创造了可观的收益。但是，他们向金融领域、向华尔街的进展却很慢。他们满足于当时开展的贸易融资业务、票据贴现业务和黄金交易业务，没有立即投入到证券业务中。随着天边两片恐慌性的阴云忽隐忽现，事实证明了这种选择是较为稳健的。但是，他们仍然开始向证券行业迈进。等到战争一结束，他们在新奥尔良和巴黎开设了新的办事处。他们同财政部的关系仍保持良好，尽管他们经常对财政部的一些官员抱怨说自己已经沦为了政府的托管机构。他们的业务进展一直顺利，特别是在美国南方，棉花生意对票据业务有着旺盛的需求。尤里西斯·格兰特显然功不可没，作为总统，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使塞里格曼获得一个显赫的地位。与塞里格曼打交道的多是些商人银行家，除了正宗的"美国佬银行"之外，还有几家非常活跃的犹太裔银行商号。像塞里格曼一样，高盛、雷达飞瑞以及雷曼商号都认识到了这个难得的机遇，并且为这项业务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这个国家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各个地方的商品价格差异相当大，头脑精明、在做买卖上有天赋的生意人很快就通过搞批发赚差价发财致富。要想获得持久的成功，坚不可摧的商业敏感、快速反应和与高层的联系是必不可少的要素。格兰特总统可以为他们提供与高层的联系，不过，这种联系的价值最终被证明是靠不住的，因为格兰特的政府名声不够好，素有渎职之名。第三部分 3.塞里格曼、雷曼兄弟和科恩-娄布…在玛丽·托德·林肯的丈夫被暗杀之后，塞里格曼兄弟们对她的福利问题甚是关心。林肯夫人行为乖张怪异，这使她名声不佳。那个时候，总统的遗孀尚不能享有政府发给的养老金，因此，林肯夫人打算拍卖她的私人物品以便为自己及儿子筹措生活费。她在纽约的报纸上刊登广告，称将拍卖自己的私人物品，此举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她的困境引起了塞里格曼兄弟的注意，他们热心地代她向格兰特总统请求一笔养老金，但国会并不愿意颁发这笔养老金。尽管林肯夫人是一个相当奢侈的女人，花钱大手大脚，塞里格曼兄弟们还是掏钱将她送到了德国，并且支付了她在德国居留期间的部分费用。他们慷慨大方的义举引起了众人的注意。林肯夫人实际上已经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了，政府也不必因为她身陷贫困却坐视不管而招人非议、陡添尴尬了。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的丈夫为她留下了一笔价值约为10万美元的不动产。国会最后还是为这位前第一夫人发放了一笔3000美元的养老金。人们总是认为塞里格曼家族的慷慨是源于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操，源于他们对自己新祖国的热爱。对于这家新的银行商号来说，这也创造了无法估量的公共关系价值。就在战后不久，约瑟夫荣幸地邀请到尤利西斯·S.格兰特和南方邦联的P.G.贝尔加德(P.G.Beauregard)将军到他家赴宴，从而为他的公共关系又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塞里格曼是一位慷慨而细心的主人，无论从哪个方面，这两位将军都获得了彻底的满足，不过格兰特显然喝得太多了。事实证明，对于这家羽翼未丰的银行来说，交际手段和交际策略都是非常宝贵的财富，并且在将来也会得到很好的运用。在这家商号涉足证券市场时，这些东西就显得格外有价值了——在那里，政治与商业的联系正是成功的关键。19世纪60年代末，塞里格曼们开始承销新发行的证券。他们的第一单承销业务是纽约共同煤气照明公司(NewYorkMutualGasLightCompany)，那是第一批为纽约市提供煤气照明的公司之一。这些早期公司债券发行的承销费自然要比财政部债券高一些，塞里格曼纽约商行的收入开始大规模增长。塞里格曼家族也间或参与铁路债券的发行，但是，约瑟夫并不十分满意这项业务，因此，商号对该类业务的参与相当有限。源源不断的巨额利润帮助他们更加积极地活跃于政治舞台，全心全意地支持格兰特竞选连任。丰厚的利润也为意外事件提供了缓冲与准备，1873年的恐慌并没有对他们的财务状况造成严重的损害，他们毫发无损地从这场危机中幸存下来。在恐慌最严重的时候，约瑟夫写信给伦敦分部说：华尔街上一片恐慌，商号纷纷倒闭，而且，至今仍在继续。昨天下午，杰伊·库克商号暂停营业了……让我们感谢上帝吧，保佑了我们幸免于难。能够从大恐慌中幸免于难使得塞里格曼家族大为受益。他们很快将参与财政部债券的再融资——杰伊·库克和罗斯柴尔德家族分别在大西洋两岸为这次以新换旧的发行做着准备。然而，他们与格兰特政府以及财政部的关系却有点紧张了。最终，他们同意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一道参加年利率为5%的新财政部债券的分销工作。最初，罗斯柴尔德商号的伦敦分部并不希望将塞里格曼纳入分销商的队伍，他们仍然考虑着那些功成名就、声誉卓著的银行家的加盟。但是，约瑟夫态度很坚决，在他的一再坚持下，塞氏最终从这项业务里分了一杯羹。约瑟夫说道：我们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关系将会给我们带来多得数不清的好处，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可能为我们带来更多的生意……对于我们得到这笔债券的分销资格，摩根(德雷克赛-摩根商号的J.P.摩根)嫉妒得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摩根的许多金融界的敌人，后来都成为了公司债券辛迪加承销团的伙伴，他们都心知肚明，这位法力无边的银行家试图将他们摆在次要的位置上。在1877年的一次债券发行业务中，摩根竟然明目张胆地企图将罗斯柴尔德家族撇在一边，他的做法引起了纳塔尼尔·罗斯柴尔德的不快。纳塔尼尔声称自己"拒绝加入任何美国银团，听任他们驱使或命令，除非我们受托以领导者的身份出现，与我们的一群朋友们一道，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来从事(辛迪加贷款或者债券发行)业务，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才有可能接受加入美国辛迪加财团的邀请。"第三部分 4.塞里格曼、雷曼兄弟和科恩-娄布…但在那个时候，人们普遍认为，塞里格曼对格兰特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关于格兰特和塞里格曼的关系，J.P.摩根的一位合伙人评论道，只要他(指格兰特)"在总统的宝座上坐一天，塞里格曼就能够插手任何一宗财政部债券的操作，而任何一个希望或者试图从公债融资中分一杯羹的人，或者任何一个企图加入公债承销辛迪加的人，将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老老实实地与塞里格曼共事。"在J.P.摩根取而代之以前，格兰特总统与塞里格曼兄弟之间的感情堪称19世纪政客与银行家的友谊之中最为持久的范例之一。格兰特与塞家的友谊既增添这个家族的声誉，又从某种程度上损害了家族的声誉。尤其令塞里格曼家族声誉败坏的是塞家的几个兄弟与杰伊·古尔德及其家族的关系也相当友好。1868年，当古尔德由于伊利铁路诈骗案而被捕入狱时，是塞里格曼兄弟为他交纳的保释金。1869年，当古尔德一手策划的黄金阻击战打响时，在财政部出面干涉并迫使金价走软以前，金价曾经一度高达平价的160%。就在黄金价格达到巅峰之后，约瑟夫·塞里格曼发出了第一笔卖出黄金的指令，此后金价即开始向下盘跌。尽管古尔德相信华盛顿尚未发令向市场投放黄金，但是，一听到塞里格曼抛出黄金的消息，古尔德还是决定在黄金价格崩溃之前抛掉自己手头的存货。他后来解释说，我只能说，这是一个人凭借直觉做出的决定，它们本身是正确的，然而，一旦你费尽心机地搜寻证据以搞清自己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却没法说出个所以然来。古尔德所说的可能只有一半是事实。就在卖出黄金的指令发出之前不久，约瑟夫刚刚拜访了格兰特总统位于新泽西州长岛的避暑别墅。在格兰特的询问下，约瑟夫报告了黄金市场上的投机活动。约瑟夫准确地从中推导出格兰特总统将会采取行动平抑金价的结论，并且告诉女婿阿贝尔·科宾(AbelCorbin)——他是古尔德的支持者——清空多头仓位，赶快出场。向后推测一下，很显然要么是科宾要么是塞里格曼本人或者是两人都有份，告诉了古尔德这个消息，使得古尔德能够在格兰特干预市场之前全身而退。但是，那些在每个角落都能看到犹太式阴谋的人们还是相信正是塞里格曼家族给古尔德通风报信，才使得古尔德在黄金价格暴跌之前获利出场的。杰伊·古尔德的名声也危及到了他的继承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战争中的一场非同寻常的纠纷将古尔德家族中的一名成员牵连进来。杰伊的小儿子弗兰克·杰伊·古尔德的妻子，婚前闺名唤作弗洛伦斯·拉凯兹(FlorenceLacaze)的，透露了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她披露，1945年的时候，她曾经向蒙特卡洛的一家银行支付了一笔巨额赎金，以阻止纳粹绑架她的丈夫。德国人在古尔德位于里弗利(Riviera)的家里拜访了他，但是"从未骚扰过他"。显然，他们认为杰伊·古尔德是法国人，而不是美国人，因为他在法国已经生活了30多年。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HenryMorgenthau)在华盛顿宣称，一位不知名的美国人连同他的妻子由于向纳粹控制的银行支付赎金，涉嫌与纳粹同流合污而正在接受法国政府的调查。摩根索后来承认他指的就是古尔德氏。他声明，"我希望证实他们的所做所为是在法国政府掌控之中。"当时，美国军队正在法国扫荡纳粹残余，而法国人则竭力重申对这个国家的控制权。古尔德夫人不仅承认自己曾经支付赎金以便使自己的丈夫逃脱被抓进集中营的噩运，而且还策划让法国政府在她支付赎金给纳粹之后将她丈夫绑架起来，她希望确保在这笔交易之后纳粹不再将黑手伸向她的丈夫。"在这笔钱付出去之后，我压根儿就不相信这帮家伙，因此我策划让人把自己的丈夫抓起来。"古尔德夫人如是说。她同时还承认，事件发生后不久，她就已经将两条珍贵的法国挂帷捐赠给了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使它们免遭赫尔曼·戈林(HermannGring)的毒手。事实证明，杰伊·古尔德的财富对他的后人而言，实在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正当约瑟夫怀疑罗斯柴尔德家族妒忌自己在美利坚日益增强的金融势力的时候，反对犹太主义的思潮开始抬头了。尽管犹太人在美利坚的总人口中只占很小的比例，但是，这种思潮已经非常明显了。在约瑟夫去世之前，他和他的家人决定前往纽约的萨拉托加温泉区度假，那是他们常去的休憩之所。但是，在他们前往自己最钟爱的旅馆住宿时却被拒之门外，理由竟然是他们的犹太血统。他们遭到冷遇的消息不胫而走，绝大多数重要的银行——包括摩根、奥古斯特-贝尔蒙特以及纽约第一国民银行都站出来抗议这种公然挑衅。由于这次的怠慢，萨拉托加温泉区本身甚至出现了社会动乱，然而，奇怪的是，人们的激愤之情还没有迅速消退，阿迪朗达克斯(Adirondacks)的许多旅馆就开始公然拒绝犹太人入住。南北战争结束之后，一位刚刚从哈佛大学毕业的雄心勃勃的年轻作家来到纽约，为塞里格曼家族工作，担任他们家孩子的家庭教师。他能够亲眼见证那些使约瑟夫·塞里格曼变得如此著名且富有的工作伦理。在功成名就之后，塞里格曼家的人喜欢反复讲述"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之类的故事，尤其是在面临J.P.摩根的挑战之时更是如此。众所周知，J.P.摩根继承了自己家族的银行事业，并且将其发扬光大。当这位家庭教师——霍雷肖·阿尔杰——最终转行撰写儿童小说时，他为自己那些白手起家的创业故事找到了完美的典范。他的《破衣狄克》(RaggedDick)以及其他数十篇关于男孩子如何努力奋斗、最终功成名就的故事使他成为那个世纪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在这个国家闯荡了40多年，约瑟夫可以满怀豪情地指出自己在美国社会中已经取得了崇高的地位。但是，旅馆的遭遇却使年迈的他蒙受了巨大的耻辱。1880年4月，当61岁的约瑟夫离开人世后，人们很快便为他唱起了颂歌，称他为美国首屈一指的银行家和慈善家。至少在美利坚，人们普遍认为，他所缔造的银行商号为他赢得了这个非官方的称号——"美国的罗斯柴尔德"。他家孩子的家庭教师霍雷肖·阿尔杰亲眼目睹了约瑟夫的成名史，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以老塞里格曼的生活故事为原形，创作了一批白手起家、脱贫致富的故事。他的发家史成为美国银行界的一个传奇，并且，他的成长与崛起也为世人清楚地解说了如何在19世纪的美国获得成功。不过，人们没有料到的是，在约瑟夫的手里，塞里格曼商号已经达到了自己权力的顶峰，在新世纪即将到来时，塞氏的商号遭到了其他犹太裔银行商号的激烈竞争。雷曼兄弟、高盛、雷达飞瑞早已与塞里格曼站在相似的业务领域之中，并且在塞氏进行分散化、多元化的时候也采取了相似的行动。"我们的伙计"事实上正在变得越来越多。第三部分 5.雷曼兄弟的崛起（1）与塞里格曼和杰伊·库克不同，雷曼商号是在梅森-狄克逊线(MasonDixonline，美国南北分界线——译注)以南起步的，并且在那里发展了相当长的时间。然而，它与塞里格曼商号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商号的创始人名叫亨利·雷曼(HenryLehman)，于1821年出生于德国，直到进入21世纪，这个商号还继续沿用着他的名字。1845年，他移居阿拉巴马，在蒙哥马利市(阿拉巴马州首府)开办了一家日用品商店。像塞里格曼家族一样，雷曼也是从做棉花和日用品生意开始发家的。在他事业步入正轨之后，他的两个兄弟伊曼纽尔和梅耶也被他召到阿拉巴马。在南北战争爆发之前，亨利·雷曼不幸因黄热病去世了，年仅33岁，他的商号顺理成章地由他的两个兄弟继承了下来。雷曼兄弟的事业越来越兴旺，财源滚滚而来，在南北战争之前已经跻身到奴隶主阶层。1858年，伊曼纽尔在纽约城里开办了一家办事处，因为他认识到绝大多数的棉花交易，尤其是与欧洲的棉花国际贸易，都是在纽约成交的。在南北战争开始后，与南方的棉花贸易被迫封锁，这严重地影响了雷曼兄弟的生意。但是，他们成功地帮助南方逃避了这种封锁，这种勇敢的行动使得他们深受南部邦联政府的敬重，梅耶从而与里士满当局发展起亲密的关系。虽然他的身份只不过是一位新公民，却成为了当局颇为信任的交易顾问。就在塞里格曼家族想方设法与尤利西斯·S.格兰特套近乎的时候，阿拉巴马政府也请梅耶·雷曼北上，代表州政府请求救援。带着杰斐逊·戴维斯(JeffersonDavis)的一封信，梅耶希望能够游说格兰特将军同意由他组织一个南方战俘的救援使团。阿拉巴马的官员单独写了一封信，将梅耶描述成"一位品质卓越的商人，南方最优秀的爱国者之一。"梅耶虽出使北方，但是，他却未能与格兰特见上一面，更别说对格兰特进行宣传游说，他的使命泡汤了。他当时的声望和交际手段与约瑟夫·塞里格曼相比还有一段差距，直到战后重建，雷曼商号的声誉才开始广为传播。战后，伊曼纽尔·雷曼在中断3年之后重新恢复了商号在纽约城的生意，南方的棉花生意也强劲复苏，雷曼商号的生意迅速振兴。在接下来的15年中，雷曼商号一直将业务重心放在以商品为基础的交易上。在1880年，亨利的大哥梅尔·雷曼(MeyerLehman)作为一名初来乍到的合伙人加入了雷曼商号。几乎与此同时，梅耶的长子西格蒙德·雷曼在从康奈尔大学毕业后也加入了这家商号。雷曼家族的第二代开始以自己的方式蓬勃发展，为商号在未来岁月中的成功提供了一种至关重要的要素，那就是延续性。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雷曼兄弟一直是一家以商品交易为主的商号。雷曼商号是纽约的许多期货交易所的创始会员，其中包括纽约棉花交易所和咖啡交易所。1887年，雷曼兄弟又加入了纽约股票交易所。当这家商号不再交易商品或者为其提供融资的时候，它将业务重心转移到了南部的棉花种植业、采矿业以及房地产投资方面的商人银行业务上。像那个时期的许多商人银行一样，它也参与了数不清的铁路风险投资。银行业也同样引起了雷曼兄弟的注意，在商号的帮助下，许多银行在纽约城里及周围建立起来。其中最为著名的银行或许要数1899年建立的美国信托商号(TrustCo.ofAmerica)。随着雷曼家族的第二代在商号的事务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家族生意中与商品有关的业务越来越少，并且最终关闭了南方的分号。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铁路投资仍然在继续，但是，新兴工业也正在不断涌现，尤其是在交通、制造业和燃料业。这些新兴行业为新的证券承销以及资产重组提供了机会。新行业的发展速度远远高于传统产业，年轻的一代立刻认识到了潜在的机会。年轻的雷曼家族成员也利用家族日益增长的财富和地位与纽约其他富有的犹太家族联姻。有的时候，他们甚至表兄妹联姻，这样的联姻确保了商号在未来的岁月中能够处于家族的牢固掌控之中。他们也与其他犹太裔美国商号的伙伴们建立了战略性的友谊。尤其是菲利普·雷曼，他与亨利·古尔德曼(高盛创始人之子)建立了亲密的联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岁月中，雷曼商号和高盛在许多投资银行交易中都有合作，其中最著名的恐怕要数希尔斯-罗巴克公司(Sears，Roebuck&Co.)股票的首次公开发行了。两家商号共同拥有大约60位投资银行客户，当它们分道扬镳之后，这些客户被两家瓜分，结果高盛分去了绝大部分。两个商号约定彼此之间不进行过激的商业竞争。就雷曼商号在投资银行业最初的成功而言，两家商号的联盟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这种联盟对于雷曼后来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些岁月里，家族对商号拥有绝对控制权。直到1924年以前，没有任何一位外部人士获准成为合伙人。在这些年里，10位雷曼家族的成员构成了商号的全部合伙人，其中最负盛誉的要数赫伯特·雷曼(HerbertLehman)，他在1908年成为雷曼商号的一位合伙人，1928年退出雷曼，加入了公务员行列。最终，赫伯特获选出任纽约州长和合众国参议员。在他晚年的时候，最为人们所关注的是他与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SenatorJosephMcCarthy)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就共产主义在美国政府中的影响所进行的一场激烈辩论。他成功地断言麦卡锡对一份文件的虚张声势中包含着"大逆不道"的内容。1953年，麦卡锡向雷曼提出了挑战，先是指责他的办公室滥用了发言权，进而对他在某些法律方面的看法进行了更为广泛的声讨，对他是否适合担任公职提出了质疑。雷曼坚决地做出反击，丝毫没有被麦卡锡的攻势所吓倒，并且拒绝将参议院的发言权拱手相让，使麦卡锡没有机会在参议院对他进行恶毒攻击。这段情节最为人们津津乐道。这位前投资银行家对细节的敏锐观察、对影射和夸张的辨别力都得以充分表现。在那场特殊的战争中，雷曼轻松取胜。第三部分 6.雷曼兄弟的崛起（2）1900年以后，雷曼兄弟的注意力转移到了投资银行业。在19世纪，投资银行这个术语尚未被人广泛使用和理解。像杰伊·库克商号、克拉克-道奇商号这样的银行商号以及其他投资商号都在从事这种业务，它实际上就是商人银行业、证券交易业和风险投资业的融合，是这三类业务的集大成者。像罗斯柴尔德和巴林这样的欧洲商号也提供同样的银行业服务。伊曼纽尔的儿子菲利普·雷曼将雷曼商号引入了投资银行领域。1897年的电力交通公司(ElectricVehicleCompany)股票发行使得伊曼纽尔开始成功地将商号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雷曼与约翰·雅各布·阿斯特(JohnJacobAstor)、P.魏德那(P.Widener)一起，帮助建立起了电力交通公司，该企业后来为汽车制造技术的进步做出了贡献。此外，他们还参与了几家橡胶公司的创建，这几家公司为新型机动车制造轮胎，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橡胶轮胎公司(RubberTireWheelCompany)和联合橡胶轮胎公司(ConsolidatedRubberTireCompany)。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辛迪加承销团经常参与新的证券发行承销。自从杰伊·库克发明这种承销合作形式以来，辛迪加承销团的技巧已经得到了显著的提高，现在已经成了向市场推广、发行新证券的约定俗成的方法了。在许多重要的辛迪加承销团中都有雷曼的身影，此外还可以见到基德-皮伯第商号、克拉克-道奇商号、J.P.摩根、高盛和科恩-娄布商号(KuhnLoeb)。考虑到雷曼早期作为一家商品交易商号的历史，雷曼商号能够取得现在这样高的地位是相当迅速的了。人们普遍猜测它的声誉主要是来自商品市场。战前的岁月中，辛迪加承销团主要的特征就是强调声望和耐久力，直到20世纪20年代仍然如此。不幸的是，这种关系对于外部世界而言却意味着垄断。在1912年关于金钱托拉斯的国会听证会上，主要的投资银行家们都接受了有关他们如何组成证券承销辛迪加的调查。纽约第一国民银行的乔治·贝克尔(GeorgeBaker)在作证时说，当需要邀请其他银行加入一个承销辛迪加的时候，他的银行总是"与我们的朋友而不是那些我们不认识的人"打交道。科恩-娄布的雅各布·希弗(JacobSchiff)的回答较之乔治更多了一分机巧："我们在这种时候会结成同盟，"他说道，"但我们没有固定的同盟。"在承销业务方面，犹太裔的商号必须"笨鸟先飞"，才能不被自己非犹太裔的美国兄弟们甩在后面，因此，它们通常不会参与彼此组成的承销辛迪加。不过，雷曼家族的赫赫声名并不意味着他们保守。菲利普·雷曼多次成功地辨别并确认了尚处在萌芽阶段的美国商业大趋势——其中有些趋势是其他投资银行家未能看出或者拒绝承认的。雷曼商号为盎德伍德公司(UnderwoodCorp.)、斯都德贝克尔公司(StudebakerCorp.)和F.W.伍尔沃斯公司(F.W.WoolworthCorp.)新发行的证券担任了承销商。所有这些公司都是新行业中的新企业，像J.P.摩根这样的传统投资银行商号都不愿意承销这样的公司证券。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摩根忽视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汽车工业，就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使得摩根的年收入损失数百万美元。与目光短浅的摩根家族形成鲜明对比，雷曼兄弟赢得了人们的一致赞许，认为他们目光远大、见识超群。伍尔沃斯是连锁式商店扩张新趋势的最佳典范，雷曼们认识到了在全国范围内到处拥有分店的巨大潜力，这正是他们的上一辈祖先在规模尚小时采取的经营原则。塞里格曼家族在19世纪末的历史与雷曼家族的历史惊人地相似。他们与格兰特总统的友谊一直保持到总统离开白宫以后，尤其是在格兰特最艰难的时候，他们仍然与这位老友保持着联系。1884年，华尔街上的一家商号破产了，而这位前总统不巧正是这家商号的合伙人，他为此损失了大约25万美元。这家商号里的一位正式合伙人费迪南德·沃德(FerdinandWard)从商号侵吞了200多万美元公款，导致商号破产倒闭。这一事件对华尔街造成了不利影响，消息一公布，市场随即应声而落，跌幅巨大。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格兰特的财政状况极度恶化，而他家族的声誉也笼罩着一层厚厚的乌云。杰西·塞里格曼(JesseSeligman)提出要为格兰特提供财务上的帮助，但是被格兰特拒绝了。就如同在担任总统期间常做的那样，格兰特总是很容易信任周围的人，尤其是在金钱的问题上，但是，沃德这个无耻的骗子却以他的高明骗术把格兰特总统置于岌岌可危的境地，并且从根本上加速了他的死亡。在南北战争结束后，伴随着塞里格曼商号的不仅有幸运，还有不幸。1880年，塞里格曼商号的巴黎分号要求纽约分号与他们一道参与对一家法国公司的风险投资。这家公司由费迪南德·马里·德列希普斯(FerdinandMariedeLesseps)领导，业务是修建巴拿马运河。塞里格曼商号立刻同意了，并且与德雷克赛-摩根商号、温斯罗-兰尼尔商号(WinslowLanier&Co.)一道组成了一个承销辛迪加，试图筹集一亿多美元。不幸的是，这项风险投资于1889年半途而废，工程不仅没有完工，还大大超过了预算。十几年后，在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执政期间，这个项目才重获新生，这次参与承销的又是另外一批银行了。此后又花了12年时间，项目才算完工。此时正遇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巴拿马运河作为一条举足轻重的海上交通要道适时开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巴拿马运河全部竣工的时候，巴拿马已经宣布脱离哥伦比亚独立，于是，巴拿马运河就变成了纯粹的美国事务。经过这番折腾，塞里格曼家族的投资已经损耗殆尽，但是，历史即将再度影响到这个家族。在杰西·塞里格曼晚年的时候，反犹主义再度抬头。杰西的儿子西奥多·塞里格曼(TheodoreSeligman)被纽约联合协会(UnionLeagueClub)拒之门外。由于杰西曾经多年担任这个俱乐部的副主席，所以，西奥多理所当然要获得会员资格，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在以后的岁月中，塞里格曼家族不再与这家声望颇高的俱乐部发生任何联系。像先前的约瑟夫一样，这种冷遇对西奥多的打击非常之大，他从此郁郁寡欢，直到1894年离开人世。由于许多新的公司正在不断地走向市场化运作，尽管反犹主义日益抬头，商号的投资银行业务仍然在继续开展。塞里格曼商号承销了野牛煤气公司(BuffaloGasCompany)的股票，并且与J.P.摩根一道参与了美国钢铁公司的组建工作。这家公司前身是卡耐基钢铁公司。1900年，摩根以创记录的5亿美元将它从安德鲁·卡耐基(AndrewCarnegie)手中买了下来。多年以来，塞里格曼既与其他犹太裔商号合作密切，又与J.P.摩根、奥古斯特·贝尔蒙特(AugustBelmont)保持着亲密的工作联系。在20世纪的头10年里，塞里格曼商号已经成功地跻身于纽约投资银行业的第一梯队。负责调查美利坚金融力量集中程度的国会议员们将这个小集团戏称为"金钱托拉斯"(moneytrust)。在托拉斯统治的时代，人们普遍认为在美利坚存在着一个金融托拉斯，它主宰着美国的银行业，如果没有这个托拉斯的话，就不可能筹集到贷款，也不可能发行新的债券或者股票。事实上，这种托拉斯更加类似于一种寡头垄断(oligopoly)，今天我们也称之为"分享的垄断"(sharedmonopoly)。大约10家纽约私人银行以绝对优势控制着可以用于资本投资的资金，而塞里格曼商号当然是其中一家。在银行圈里，能够被纳入金钱托拉斯显然是一种荣耀，当然也是一种骄傲的资本，它意味着这家银行已经达到了这个行业的顶峰。第三部分 7.雅各布·希弗和科恩-娄布（1）就在塞里格曼和雷曼们正在建设自己的家族王朝的时候，另一家银行正在形成。科恩-娄布向纽约进军的道路与塞里格曼和雷曼家族都不相同。亚伯拉罕·科恩(AbrahamKuhn)和所罗门·娄布先前一直在辛辛那提发展着自己的纺织业和服装业，并且积攒了一笔小小的财富，然后才移师纽约，开办商号。他们最终成功地开办了一家纽约银行，这是娄布的第二任妻子竭力敦促的结果——她再也不能忍受辛辛那提的枯燥生活，而且除了纽约，她哪儿也不想待。1849年，所罗门·娄布(SolomonLoeb)从莱茵兰(Rhineland，德国莱茵河以西地区的通称——译注)的沃姆斯(Worms)移民来到美利坚合众国。他的母亲将辛辛那提选为最后的目的地，因为他们的一房远亲住在这个城市。亚伯拉罕·科恩早已定居于此，并且在这儿拥有一家生产裤装的工厂。两人一拍即合，在纽约的拿骚街开办了一家纺织品商店，以便在东海岸建立一个急需的出口。娄布成为了纽约的合伙人，而科恩仍然待在辛辛那提，操持着他们的制造业务。不久，他们各自迎娶了对方的姊妹，结成了姻亲。由此，家族王朝诞生了。当娄布的妻子在为他生第二个孩子而不幸去世的时候，命运看上去似乎会有所变化。但是，作为一个来自德国犹太人那个狭小、封闭圈子里的人，娄布自然摆脱不了这种较为封闭的禀性，因此，他回到德国寻找他的第二任妻子。他很幸运，在他求婚之后不久，贝蒂就嫁给了他，并且陪伴他回到了辛辛那提。但她很快便厌倦了这个城市，连同这个城市的两项主要产业——纺织和猪肉。几年以后，合伙人们已经考虑退出的事情了。这时，贝蒂·娄布才意识到自己的丈夫拥有大约50万美元的资产，这些全都是他在前20年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当她意识到丈夫堪称小富之后，立马建议他们应当迁往纽约。娄布同意了，于是，娄布的资产成为了科恩-娄布商号的启动资金，那一年是1867年。商号又补充了两位合伙人——亚伯拉罕·伍尔夫(AbrahamWolff)和刘易斯·赫尔什摩(LouisHersheimer)。此后不久，亚伯拉罕·科恩决定退出商号，返回德国，因为银行业不是他的兴趣所在，况且，他也非常思念他的祖国。命运之手再度发挥了作用，就在这个时候，亚伯拉罕遇上了一个名叫雅各布·希弗(JacobSchiff)的年轻银行家。科恩对这位年轻人的金融才能深为信服，于是，他建议希弗给纽约的娄布写信，谋求一份工作。娄布接受了希弗的求职申请，于是，希弗动身乘船前往纽约。当他于1873年抵达纽约时，希弗年仅26岁。那个时候，他将加入的商号只有6岁，迫切需要一双强有力的大手为它指引方向。在希弗的领导下，到19世纪末的时候，科恩-娄布商号成为雷曼兄弟和塞里格曼商号的强劲对手，希弗本人也将会成为知名度仅次于J.P.摩根的纽约银行家。通往荣耀的道路主要是通过铁路融资实现的。与通常的看法相左，科恩-娄布从未担任过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纽约的代理人，只不过与这家传奇的欧洲银行商号发生过有限的一些业务往来。它在纽约的财富纯粹是作为一家美国银行商号积攒起来的。希弗前往科恩-娄布的旅程就像科恩自己的生涯一般曲折迂回。与塞里格曼们和雷曼们不一样，希弗出生于1847年，家族背景高贵，是一个富有、交游广泛的法兰克福家族，家族成员包括银行家、经纪人和学者。他们家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共同住在犹登加斯(Judengasse)街边的一幢住所。雅各布是一个身材弱小的青年，只有大约5英尺2英寸高。他的父亲是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的一位股票经纪人。当雅各布16岁的时候，他的父亲便"聘用"他和自己一起工作了。但是，年轻的雅各布有着自己的想法。他摆脱了家庭的束缚，逃到了纽约。新的关系圈建立起来之后，他开始打算创立自己的商号了。对他和他潜在的合伙人而言，有件事情实在是太过不幸——他还未到法定年龄，不能开办自己的商号。于是，他回到德国，在一家商业银行找了一份工作。在这里，他很快便厌倦了，梦想着有一天能够回到美利坚。据娄布的推测，就在这个时候，他遇到了退休后返回故里的亚伯拉罕·科恩。如果说有哪个德国移民配得上"美利坚的罗斯柴尔德"的称号的话，那一定是非希弗莫属了，因为只有他的社会地位和聪明才智堪与罗斯柴尔德相提并论。他参与的无数计划与项目都需要出类拔萃的聪明才智。在19世纪末的最后几年中，科恩-娄布商号的主要项目就是为联合太平洋铁路融资。南北战争以来的铁路史充满着艰辛与遗憾，尤其是在杰伊·古尔德掌控铁路融资的时期更是如此，铁路项目已经败落失宠了。像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铁路一样，联合太平洋铁路要求征用数以百万英亩计的土地，以及大笔政府交通建设补助。他们筹集了超过6000万美元的资金，在这笔巨款中，公众支付的只有50万美元，其余的资金都是联邦政府通过发行政府债券向公众借贷而来的。第三部分 8.雅各布·希弗和科恩-娄布（2）希弗认识到，在这个过程中，他既有机会为政府服务，又有可能攒取一笔可观的投资银行费，就像以前杰伊·库克和塞里格曼兄弟们曾经做过的那样。1893年的大恐慌结束之后，威廉·麦金利(WilliamMcKinley)当选美国总统，而这个国家亦经历了一段繁荣时期。在此期间，发生了第一次大兼并的浪潮，成百上千家公司合并起来，构成了共同的美利坚。除了美国钢铁公司以外，还出现了其他许多声名显赫的大公司，随便举两个例子，如通用电气、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西屋电器制造公司等等。现代投资银行业也应运而生，银行家们不仅从证券承销中收取大笔承销费，而且还从新公司的股权投资中获益匪浅。结果，科恩-娄布的合伙制企业迅速扩张。1897年到1903年之间，科恩-娄布商号接纳了他的一些最为知名的合伙人，包括菲力克斯·沃尔伯格(FelixWarburg)、奥托·卡恩(OttoKahn)、摩尔提默·希弗(MortimerSchiff)以及保罗·沃尔伯格(PaulWarburg)，这些合伙人都与所罗门·娄布或者亚伯拉罕·娄布有着直接的亲戚关系或者间接的姻亲关系。这种结合进一步保证商号一直处于雅各布·希弗的领导之下。做交易特别适合希弗的天性，契合得简直天衣无缝。自从十几岁起，他就对平淡乏味、日复一日的琐碎日常工作非常反感，而重建铁路的工作却是他乐于沉浸其中的那种。自从1887年州际商业委员会(InterstateCommerceCommission)成立以来，纽约的主要投资银行家进行了白热化的激烈竞争，争相垄断铁路工业。就在州际商业委员会成立后不久，J.P.摩根企图整合铁路建设业的计划泡汤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恩-娄布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功，与它在融资安排方面熟练的技巧密不可分。进入20世纪，包括宾夕法尼亚铁路、南太平洋公司、皇家荷兰石油(RoyalDutchPetroleum)、壳牌交通与贸易公司(ShellTransportandTrading)在内的几项重大债券发行项目使得科恩-娄布在投资银行业继续享有盛誉。这些债券发行不仅向美国国内出售，而且向海外出售，从而帮助商号赢得了国际声誉。不过，虽然商号在国内市场上非常成功，但合伙人们并没有完全放弃对国际银行业的拓广。希弗还成为了西奥多·罗斯福的一位顾问，他们俩都对缺少中央银行的银行体系所固有的缺陷深感担忧。他们尤其担心货币缺乏弹性，这意味着货币供应量对市场状况并不特别敏感。在恐慌期间，尤其是1907年的大恐慌期间，货币缺乏弹性的弱点暴露得尤为明显，影响也尤为重要，因为流通中的货币短缺可能加速银行的破产倒闭。那个时候，J.P.摩根动用了大量的备用资金，与财政部的资金一起渗入银行体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资金也都慢慢地消耗殆尽，毕竟是杯水车薪。资金筹集起来也越来越困难了，因为进步分子批评华尔街一手策划、制造了许多恐慌，以便从它帮助提供的"保释金"中赚取好处。但是，希弗也认识到建立一家新的中央银行的计划为时尚早，这件事情不能操之过急，必须有策略地进行。尤其在当时，国内仍然存在着一股强大的反犹潜流，科恩-娄布以及其他犹太裔美利坚银行家们都不愿意公开鼓吹将外国的思想引入美利坚的银行业。雅各布·希弗的姐夫保罗·沃尔伯格刚刚从德国移民来到美国，他的英语带着一种简短顿挫的英国口音。1910年，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岁月中为数不多的几个主张成立一家中央银行的犹太裔美利坚银行家之一，保罗受到邀请，参加了由罗德岛的尼尔森·阿尔德里奇(NelsonAldrich)参议员组织的，在佐治亚州的杰克里岛举行的秘密会议，讨论组建一家新的中央银行的可能性。那时候的保罗甚至还不是美国公民，直到1911年，他才加入美国国籍。保罗·沃尔伯格热情地支持建立联邦储备体系(FederalReserveSystem)。1914年，在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的提名下，保罗最终在联邦储备委员会获得了一席之地。由于保罗仍然是科恩-娄布商号的正式合伙人，雅各布·希弗经常告诫保罗对自己的主张三缄其口，因为希弗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不是经济上的原因，对建立中央银行的主张持反对态度。沃尔伯格不久前写了一篇主张建立一个中央银行的文章，并且送了一份副本给纽约国民花旗银行(NationalCityBankofNewYork)的主席詹姆斯·斯蒂尔曼(JamesStillman)。此后不久，他就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遭到了斯蒂尔曼的诘问："你难道不认为花旗银行已经运作得很好了吗?……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撇在一边呢?"沃尔伯格的回答以他对过去恐慌的理解作为基础，他回答道："你的银行是如此之大，又是如此威力无比，以至于下次恐慌来临时，你将期望自己的责任更小一些。"对于国民花旗银行而言，沃尔伯格的话可谓未卜先知，虽然1929年的大崩盘尚远在十几年之后，国民花旗银行成为那次大崩盘最惨的牺牲者之一，在那次股灾中，它失去了自己的首席执行官以及它那利润丰厚的投资银行事业。第三部分 9.雅各布·希弗和科恩-娄布（3）像斯蒂尔曼和国民花旗银行一样，纽约的绝大多数私人银行商号都反对建立一家新的中央银行，因为它们不用中央银行的参与就可以赚到大量的金钱。在美国财政部需要发行债券以便为战争或者储备筹集资金的时候，私人银行家们巴不得参与其中，为政府提供帮助——当然这是有代价的。成立一家中央银行意味着它们将不得不最终放弃对货币的部分控制权，以及在资本市场的部分特权。这是美国银行特有的顾虑，因为欧洲银行对于中央银行的经验比美国同行们要丰富得多，它们用不着担心自己的权力被中央银行削弱。美国人民还清楚地记得安德鲁·杰克逊执政期间由于第二美国银行(TheSecondBankoftheUnitedStates)的破产倒闭所引起的混乱，他们都不希望同样的惨败场面再度重演。但是，希弗对更加富有效率的银行业的宣传并不意味着他公开支持金钱托拉斯的所有活动。虽然科恩-娄布已成为银行业的领头雁之一，但是，对于原则性的问题，希弗是不会妥协的。1915年，J.P.摩根帮助安排了到那时为止规模最大的单笔融资项目，被称为"1915年盎格鲁-法兰西贷款"(theAngloFrenchLoanof1915)的一笔巨额债券发行。发行债券筹集的款项被用来帮助反抗德国的战争。所有的大银行商号都被邀请来参加这次发行，包括科恩-娄布，但是，雅各布·希弗反对参与。他希望得到保证，筹集的资金将不会被送给俄国，因为苏俄有过反犹的历史。当然，他不可能得到这样的保证，因此，科恩-娄布没有作为承销商参加这次债券发行。不过，商号的合伙人却以私人名义大量地参与了这批债券的认购。人们并没有忘却反犹主义盛行的年代。在投资银行业交易中，很少出现像这个例子中原则受到干涉的情况，但是，媒体并不认为这是一个与原则有关的事情。有一些报纸打出醒目的标题——《德国银行家科恩-娄布拒绝帮助盟军》来报道此事。这篇报道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德国人也同样攻击科恩-娄布，他们认为商号的合伙人以个人名义购买了债券，为反德提供了资金。为了挽救商号的形象，希弗于是倡导承销一笔比利时债券，尽管他的合伙人都很担心筹集到的资金可能会落入德国人手中。南北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期对于投资银行商号而言，利润和风险同样十分巨大。从1869年、1873年、1884年、1893年、1903年和1907年的历次恐慌之中历经磨练的投资银行商号(且不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时，纽约证券交易所曾经关闭数月，给众多商号带来的考验了)，在南北战争之后的经济繁荣之中发现自己的定位甚为有利可图。经济体和市场变得越来越壮大，合伙制企业也需要扩大规模，以提供必需的资本和额外的人力资源。尽管有1914年的《克雷顿法》(ClaytonActof1914)，许多投资银行还是尽可能多地将自己的合伙人安排在各公司的管理层中。J.P.摩根商号是其中最有实力的，它的合伙人在各种各样的商号之中掌握着数百个领导职位。但是，"我们的伙计"落后得并不远。尽管他们的合伙人数目不如摩根那样多，但是，塞里格曼家族、雷曼兄弟们、科恩-娄布们以及希弗们都被巧妙地安排在上市公司的董事会里，以便尽可能多地把握商业机会，谋取商业利润。尽管有国会的调查，"金钱托拉斯"仍然非常活跃，运作得也很成功，并且顺利地从罗斯福、塔福特(Taft)和威尔逊(Wilson)总统在任期间严格的反托拉斯运动中幸存了下来。第三部分 10.新时代（1）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悲惨岁月的洗礼，20世纪20年代成为了许多评论家们称为的"新时代"(NewEra)。消费者们可以用来支配花销的钱多起来了，工厂也为消费者们提供了许许多多可供消费的新产品、新服务，收音机、汽车、新房供给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着。1920年到1921年之间短暂而又严重的经济衰退只不过稍稍推迟了美利坚历史上最为伟大的繁荣罢了。绝大多数投资银行商号都在致力于传统业务的同时积极参与零售经纪业务，分享了大繁荣的丰硕成果，赚取了丰厚的利润。其他投资银行商号却对向公众出售股票没有信心，因而没有参与这项业务。在3家主要的犹太裔美国银行商号之中，塞里格曼商号正走在通往新业务的道路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他们开始与李·海琴森商号(LeeHigginson&Co.)和科恩-娄布商号一道受命于通用汽车公司的创始人威廉·C.杜伦特(WilliamC.Durant)，为通用汽车公司融资。这是威廉第一次失去对公司的控制。在进入20世纪20年代之后，威廉·C.杜伦特将会第二次失去对公司的控制，并且是永远失去对公司的控制。塞里格曼商号同时还继续从事传统的金融咨询业务。他们与历史悠久的纽约银行商号——布朗兄弟商号(BrownBrothers&Co.)一起担任尼加拉瓜政府的金融顾问。但在20年代，投资银行商号面临着新的挑战，塞里格曼商号开始改变自己的传统业务，以便取得优势。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由于几位合伙人以及几位长期雇员都退出了商号，塞里格曼急需补充新鲜血液。塞里格曼的一位名叫阿尔伯特·施特劳斯(AlbertStrauss)的合伙人留在联邦储备委员会担任着职务，在进入最繁忙紧张的20年代之后，他也是商号剩下的惟一一位德高望重的资深合伙人。商号迫切需要新合伙人的加入，于是众人决定由商号的法律顾问卡拉瓦什(Cravath)和亨德森(Henderson)负责招募新人。新合伙人的加盟促使塞里格曼商号逐渐发生了变化，业务方面也逐渐转型。从一开始，J.W.塞里格曼就主要从事债券承销，偶尔也会担当优先股的承销商。但是，新时代并不是以保守的投资作为特征的。华尔街上一次小小的改革将许多新投资者带入了市场——这些投资者以前一直习惯将钱存入银行，而不是投放证券市场。经济的再度繁荣使得证券市场吸引了更多的投资者。塞里格曼商号认识到了这个趋势，开始承销越来越多的普通股。1924年，它承销了自己战后第一笔普通股，那是布里格斯制造公司(BriggsManufacturingCo.)的普通股发行。此后，塞里格曼商号又接连为道奇兄弟(DodgeBrothers)、康那德汽船公司(CunardSteamshipCompany)、联合艺术剧院(UnitedArtistsTheater)以及舒伯特剧院公司(SchubertTheaterCorp.)承销了普通股发行项目。1927年，在一位从另一家以零售业务为主的商号跳槽到塞里格曼商号的销售人员的主持下，商号的零售部门开张了。除了纽约以外，塞里格曼商号又在阿尔巴尼、芝加哥、费城、匹茨堡、旧金山以及华盛顿特区开设了办事处。到20年代末，J.&W.塞里格曼商号已经拥有10位正式合伙人，其中资格最老的要数亨利·塞里格曼(HenrySeligman)。弗雷德里克·施特劳斯(FrederickStrauss)也是一位资深合伙人，从许多方面来说，他也是这艘舰艇的船长。在他的同事和朋友圈中，汇聚了许许多多成功的企业家和政治家。一天，办公室里一位新来的接待员向他通报"有个自称约翰·D.洛克菲勒的笨蛋想见您。我该怎么打发他?"就这样，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Oil)的创始人被领进了施特劳斯的办公室。在1929年大崩盘以前的岁月中，塞里格曼商号的公司股票承销业务一直在马不停蹄地进行，其中最著名的项目或许要数明尼波利斯-霍尼韦尔调整器公司(MinneapolisHoneywellRegulatorCompany)的承销项目了，这家公司就是后来名闻遐迩的霍尼韦尔公司的前身(HoneywellInc.)。接下来，在1925年，塞里格曼商号的另一位合伙人弗兰西斯·兰道尔夫(FrancisRandolph)提出了一项计划，该计划对塞里格曼商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按照他的计划，塞里格曼将发起成立一家投资公司，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共同基金"。数年之后，这个项目再度被人提起。在此期间，华尔街上已经诞生了数以百计的基金，并且仍在增长。基金的定位并不是针对小投资者，而是那些拥有相当规模的资产却缺乏投资经验的投资者。新的投资基金刚一诞生便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新基金被命名为"三大洲公司"(TriContinentalCorporation)，因为它并不局限于美利坚，而是同时在三个大洲的不同市场进行投资。塞里格曼商号雇佣了全职员工和分析师来管理这只共同基金，而并非单纯地将它营销给投资者。第一只基金迅速销售出去了，于是，他们很快又组织了第二只基金投放市场。不幸的是，他们的第二只基金成立于1929年8月15日，刚好是10月份致命的市场崩盘发生之前的两个月。不过，在夏天的时候，市场仍然非常强劲，人们普遍看好后市。富于讽刺意味的是，这家新基金的第一笔投资就是买入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在后来的市场下跌中，这家公司的股票一落千丈。同样是这家公司的股票，当市场崩盘时，J.P.摩根曾经试图要求纽约证券交易所总裁理查德·惠特尼(RichardWhitney)下达买入指令，以便促使该公司的股价上升。第三部分 11.新时代（2）对于这家传统规模较小却有很大影响力的犹太裔美国合伙制企业而言，1929年的崩盘可以说是一次痛苦的经历。道-琼斯工业股平均指数缩水了10%，是到目前为止最大幅度的下跌，标志着美利坚合众国证券市场结构的改变，并且也将引导美利坚进入一个崭新的政治纪元。从这个方面来说，1929年崩盘的意义远远不同于以往的历次恐慌，它充分表明了美利坚社会结构即将发生深刻而激烈的变化。虽然合伙制企业之间小团体式的团结气氛还将在下一代中延续，但是，投资者乃至整个证券市场沾沾自喜的态度将会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直到1929年，塞里格曼仍然是最高贵的商号之一。10月28日，就在市场崩盘的那一天，杰弗逊·塞里格曼第一次造访了纽约证券交易所。塞里格曼商号在交易所的席位被指派给杰弗逊负责，但是，他此前从来没有在交易所出现过。事实上，在商号的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哪位合伙人真正造访过交易所的交易池，尽管它早在成立之初就已经买下了交易所里的席位。《财富》杂志评论杰弗逊之所以大驾光临交易池，是"为了见识一下市场崩盘是何种情形"。虽然市场就在他的周围一泻千里，塞里格曼看上去却颇为茫然。他穿着一件僧袍似的外衣，条纹长裤，领带上还有一朵鲜艳的花——正是他通常的着装风格。纽约的一家晚报牵强附会地评论道：塞里格曼的出现对市场发挥了宣判的作用，因为资深银行家的造访不可能比J.P.摩根的买入信号更有能力阻止市场的下跌。就在市场下跌的这一天，整个社会以及华尔街的心态就迅速发生了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说，合伙制商号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尽管它的生命周期还有额外的50年。虽然塞里格曼商号在这次股灾之中大伤元气，但是，冲击的实质性影响并没有看上去那么严重。合伙人决定采用一种长期策略，寄希望于市场将来的反弹。他们整顿了员工队伍，裁减了不少员工，可是不久又将其中许多人重新聘请回来了。但是，从1929年底直到1930年，投资公司股票的市场遭受了严重的冲击。高盛推出的投资信托遭到的重创最为典型，但并不是惟一的例子，在市场下跌之时，基金表现恶劣的例子数不胜数。战后的岁月里，雷曼兄弟采取了一种比塞里格曼更加积极的策略，从而财源滚滚。大约从1906年开始的公司承销活动在战后如火如荼，兴旺非常，但是，雷曼同样面临着人才凋敝的难题。在战争结束时，雷曼兄弟商号只有5位合伙人，包括菲利普(Philip)、赫伯特(Herbert)和阿瑟(Arthur)。1924年，雷曼商号接纳了第一位非家族成员作为合伙人，他就是约翰·M.汉柯克(JohnM.Hancock)。此后不久，另一位非家族成员合伙人保罗·马泽(PaulMazur)也加入了进来，他后来由于对零售业的研究著作而闻名遐迩，这一点与商号做承销业的历史非常匹配。菲利普·雷曼继续像战前与高盛结成非正式同盟时那样，做着同样规模企业的融资业务，从而成功地使得商号稳健地前进。零售商与汽车制造商、食品公司的承销项目一项一项地被引入了市场。虽然塞里格曼商号更加偏好债券承销业务，雷曼商号却是以承销普通股和优先股为主。直到1922年，雷曼兄弟才成立了一个债券部。20世纪20年代的市场繁荣并没有完全扼杀债券发行，事实上，有许多承销业务都是与债券有关，而不只是为股票服务的。但是，在普通股发行中，却常常可以获得数额惊人的巨额承销费，而那正是吸引雷曼的地方。日益增长的利润最终令雷曼拥有足够多的资金，在威廉街拥有了自己的豪宅，并且配备了全套的娱乐设备和餐饮设施，据称是华尔街上最奢侈的宅第。科恩-娄布却在战后遭遇了最悲惨的一段时光——它的指路明灯熄灭了。1920年，雅各布·希弗以73岁高龄与世长辞。他的去世在纽约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主要报纸的头版都刊登了这条消息。葬礼那天，街上站满了来自下东区(LowerEastSide)的贫苦犹太人，他们不能参加希弗的葬礼仪式，只能站在道路两旁为他送行。纽约市市长及阿尔·史密斯州长也参加了希弗的丧礼。到他去世之时，希弗拥有的财产价值约为3500万美元，还不到J.P.摩根的一半，尽管后者8年前就撒手人寰了。希弗去世后，科恩-娄布只剩下4位合伙人了。像塞里格曼一样，科恩-娄布在承销方面的业务纪录确实耀眼醒目，但是，承销的对象绝大多数都是债券，而不是普通股。科恩-娄布并没有逐项清点自己一年到头所做的承销业务，更没有拿自己与别的商号滥加比较，它只是每过10年或者20年加总统计一下自己的业务量。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科恩-娄布一贯强调的与合伙客户保持长期记录的特色。希弗逝世之后，商号最著名的合伙人奥托·康恩(OttoKahn)是这样概括科恩-娄布从事投资银行业务所秉承的长期方法的：我们一直以此为策略，并且以此来赢取客户：我们不追求、迎合他们，也不炫耀吹嘘我们自己，而是努力建立自己的声誉。第三部分 12.新时代（3）在这个方面，他的哲学与塞里格曼们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他们共同模仿的对象却是J.P.摩根。面对1912年国会组织的银行业调查委员会的盘诘，摩根坦言，如果信不过某个人的品格，他绝不会借给他一个子儿。许多投资银行家都对事业有着不懈的追求，他们也借此赢得世界的信任，但是，他们无一例外地积极追求、探寻着每一个机会。像其他金融家一样，科恩-娄布商号的奥托·康恩早就对20年代末期价格炒作过头的股票市场忧心忡忡。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Baruch)、约瑟夫·P.肯尼迪(JosephP.Kennedy)以及查尔斯·梅里尔(CharlesMerrill)都能够准确地预见到市场的崩盘，并且选择防御性的头寸，以便他们的资金和他们的商号都能够幸免于难。经济学家兼统计学家罗杰·巴伯森(RogerBabson)也曾经预言，牛市已接近尾声。显然康恩认同他的观点，但是并没有公开表态。科恩-娄布的前合伙人保罗·沃尔伯格(PaulWarburg)早先曾经担任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会员，年轻时曾与康恩在伦敦同住一个屋檐下。他不断警告康恩，证券市场存在着巨大的隐患，而康恩亦很认真地听取了他的意见。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科恩-娄布一直保持着相当保守的防御性头寸。当市场真的崩盘时，这些保守性头寸使商号避免了重大损失。但是，康恩在公开场合针对市场状况发表的言论还是相当循规蹈矩的，与整个华尔街的调子保持着和谐一致。直到1928年，他仍然声称市场走势"会曲线向上，并且这种向上的趋势仍将持续许多年"。关于巴伯森，康恩评论他像其他许多专注于统计研究的人那样犯了错……在当年的商业世界里，没有任何基本面的情况暗示出我们的市场有任何问题，一切迹象都表明我们的经济将保持持续的繁荣。对市场讳疾忌医是以市场为生的许多人的通病，他们通常都缺乏直面市场的勇气，不过，当国会召集听证会调查这次股灾的时候，他们的神态就显得有些暧昧了。尽管雷曼兄弟和科恩-娄布商号都严格恪守自己的商业哲学，但仍然努力与公司客户保持着愉快的合作关系。两家商号都对电影制片厂的承销项目非常热心，它们的合伙人都与电影制片厂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科恩-娄布的康恩就与好莱坞结下了不解之缘，虽然他遵守着严格的工作道德，并且在来到美利坚之前，曾经考虑过为国会效劳的问题。康恩也从电影工业提供的世俗愉悦中获得了快乐。1928年，他在派拉蒙的经理人面前发表了一番讲话，他宣称这个工业"以浪漫和美丽、新意与刺激打开了人们沉闷狭隘的生活，带来了一派新气象"。好莱坞也非常乐于接纳严肃的金融家，因为这会为它增添一种庄重的氛围，一道荣耀的光环。康恩向西部的好莱坞探险，与他做伴的是艾维·李(IvyLee)。艾维是公认的公共关系行业的创始人，也是约翰·D.洛克菲勒的顾问。康恩希望实地考察这个他情有独钟的行业的真实状况。他成为了那个时期许多著名演员的好朋友，包括查理·卓别林(CharlieChaplin)。他很快便发现了这个行业是多么激动人心，于是，他乐意为一些女演员提供资金，资助她们去欧洲学习。好事的报纸迅速抓住了这个传闻，而康恩却断然否认，不过，他的确难以完全否认这个传闻，因为，早在他开始这趟旅行之前，便发了一封电报给一位派拉蒙的经理人员，要他安排一次有相当多异性参加的接待会，"虽然她们不一定要是百分之百的美女，却必须有各自不同的品味与风格"。华尔街与派拉蒙及好莱坞之间延续数十年的暧昧关系由此开始了。康恩也是大都会歌剧院的主要捐助人。在20世纪初歌剧院公司刚刚创建后不久，康恩便成为了大都会歌剧院的一位大股东。他与大都会的联系持续了30多年，投入了数百万美元，使其进入世界最著名的公司之列。他同时还拥有这个国家最早拍摄严肃电影的公司，该公司致力于创作严肃的艺术类影片，而非通俗的好莱坞式的制作。像"我们的伙计"之中的许多成员一样，他对艺术的参与使纽约获得了与伦敦、巴黎相同的地位。这种贡献非常引人注目，因为早在数代以前，杰伊·古尔德和吉姆·菲斯克(JimFisk)就曾经以演讲的方式赞助过艺术事业，那是一家毗邻伊利铁路(ErieRailroad)办事处的歌剧院。菲斯克与该公司的一些女演员过从甚密，直到她们之中某一位的男朋友将他枪杀，成为纽约的一桩重大丑闻。现在，艺术在纽约已经成为了受人尊敬的职业，艺术本身也成为了令人骄傲的资本，而不再仅仅是展示富有金融家梦想的粗俗橱窗。科恩-娄布的奥托·康恩是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赞助人，曾经多年担任该歌剧院的总裁，并且试图引进当时人们视为过激的改革。1929年，他帮助编排了一出德国歌剧《JonnySpieltAuf》，这是一部与传统歌剧截然不同的作品。作品的绝大部分都呈爵士风格，并且还包括一幕舞台上的撞车事件。歌剧的老观众们大为不满，尤其因为剧中还采用了萨克斯风作为乐队的一部分，而萨克斯风并非传统的管弦乐器。20年代末，康恩还计划在曼哈顿的市中心建造一座新剧院，剧院的建筑风格和内部装修将更加平民化，他希望以此来反映时代精神。为富人准备的包厢数量将被削减，以便能够增加更多的乐队坐席。这种设计同样招来了其他保守派的不满，包括小J.P.摩根。反对之声如此强烈，以至于康恩不得不放弃了这个计划。康恩还赞助过早期的电影和演员们。他曾与克拉伦斯·狄龙(ClarenceDillon)一道，被某部影片提及，由此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传奇人物。甚至有一部电影以狄龙的绰号为名——《华尔街之狼》(TheWolfofWallStreet)。范妮·布莱斯(FannyBrice)在她的第一部有声片《我的男人》(MyMan，1928年)中，演唱了一首为康恩而作的歌：是与奥托·康恩有关，还是与我有关?我给他写了一张字条，告诉他我将会成为一位怎样的明星。他将它送了回来，批了一句"开头就错了"。终其一生，康恩一直是布莱斯的忠实影迷。而这首歌也使他的知名度大增。第三部分 13.保守派的逝去（1）尽管三大合伙制企业都从1929年的股灾之中幸存了下来，但是，在接下来的4年里发生的事情仍将大大改变它们的商业哲学和未来。1932年底，赫伯特·胡佛(HerbertHoover)发起了对股票市场的调查，这一调查最终导致证券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刚开始的时候，调查工作还如牛入泥潭，没有头绪，更别论进展。但是，到了1933年，当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Roosevelt)等着发表就职演讲、入主白宫的时候，调查人员却积蓄了巨大的能量，开始同与1929年股灾有关的股市官员和投资银行家进行面对面的谈话。这些调查活动被称为皮科拉听证会(PecoraHearings)，这是以调查小组的首席法律顾问费迪南德·皮科拉(FerdinandPecora)的名字命名的。数十名证人被召来作证，包括J.P.摩根以及那个时代闻名遐迩的其他资深投资银行家。听证会的焦点与上次听证会十分相似。纽约的顶级投资银行家主宰着华尔街，并且对他们的承销客户收取着高昂的承销费。皮科拉是纽约一位有着进步思想的律师，他喜欢投资银行家们为新的证券发行进行竞标，而不愿看到通常的标准做法——协议确定承销费。事实表明，他的听证会引起了轰动。这次听证会发生的时间刚好就是新上任的罗斯福政府在大萧条最黑暗的日子里不得不处理银行业危机的日子。结果，听证会对国会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与冲击，促使国会通过了《1933年证券法》(SecuritiesActof1933)和《1933年银行法》(BankingActof1933)，后者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GlassSteagallAct)。皮科拉毫不费力就搜罗到了足够多的证据证明投资银行家们的行为是以自己免受损害为原则的，他们总是将自己的利益放在客户的利益之上。他论证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20世纪20年代变得如此热门的投资信托。经历股灾的洗礼之后，绝大多数投资信托的价值都大打折扣，有的甚至变得一文不值。高盛基金表现很差劲，结果被皮科拉单独点名，指责它是在推销熊市中毫无价值的骗人玩意儿。塞里格曼商号旗下的基金没有受到批评，但是，科恩-娄布的行为却遭到了贬斥，这使得科恩-娄布的合伙人们大为沮丧，因为他们压根儿还没有习惯接受外来的批评。皮科拉对宾州铁路公司(PennroadCorp.)的组织和融资尤其感兴趣。这家控股公司成立于1929年大股灾之前一个月，组建该公司的目的是为了使宾夕法尼亚铁路(PennsylvaniaRailroad)获取扩张所需的资金。事实上，它不过是一个专门用来对付阿里范尼公司(AlleghanyCorporation)的工具。阿里范尼公司是J.P.摩根出于侵占其他铁路财产的目的而组建的一家控股公司。宾州铁路公司的股票(绝大部分是由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现有股东提供的)被委托给铁路的董事们，并且被锁闭起来长达10年之久，致使真正的股东对宾州铁路的事务丧失了投票权。皮科拉抓住了问题的要点，那就是宾夕法尼亚铁路股东的不可统计性，以及有新股被分配给科恩-娄布商号的朋友及优先客户的事实。有人披露，这家公司是科恩-娄布一手设计的，并且，科恩-娄布要对这项融资计划承担相当部分的责任。商号从这次承销项目中赚取的利润高达100万美元，通过出售股票选择权，它甚至赚得更多，超过了300万美元，这些利润由它自己保留了下来。所有这些都是在国家处于萧条的水深火热之时发生的。在四处蔓延的失业大潮以及经济崩溃的大环境下，投资银行业的利润看上去尤其显得污秽和肮脏。奥托·康恩证实，自从宾州铁路公司成立以来的4年中，他对公司的组织核心进行了改革。他意识到股东被置于一个不利的地位，因此，他声明这个组织的许多细节都是"恶魔的造物"。或许，他说这话时在内心深处是有双重意义的，尽管作为铁路融资大师的杰伊·古尔德已经过世40年了，皮科拉还是揪住了康恩的其他把柄。审问官指出康恩在1930年至1932年之间没有缴纳所得税，并且涉嫌与他的女儿从事秘密股票交易，以便他可以声称自己在股票交易中遭受损失，从而逃避纳税。康恩以他那简短铿锵的不列颠口音指出他并不知晓这样的事情，这些事情一直都是交由他的会计师处理的。他的确花了大力气，努力斥责卖空行为，以此向委员会澄清自己与赫伯特·胡佛、皮科拉所指出的市场上最自我毁灭的设计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当委员会的注意力转向市场操作之时，他向皮科拉宣称："股市投机行为造成他人财产剧烈地上扬与下跌，在我看来，就是一种社会罪恶。"虽然这番评论在当时是经过刻意修正的，但是，它仍然在不经意间反映出私人银行家努力使自己与市场的剧烈波动保持相当的距离。最后，康恩和科恩-娄布商号都逃过了皮科拉的严厉指责，但投资银行家明白，他们的操作已经不再是神圣高贵的了，他们现在在公众眼中早已不再像20年以前人们所想像的那样了。皮科拉听证会也使得康恩能够描述科恩-娄布开展银行业务的方法。直到20世纪20年代，老派的投资银行显然都有着各自不同的轨迹。塞里格曼商号走的是投资信托的路子，雷曼走的是承销中小企业的路子，而科恩-娄布仍然走着为大公司提供咨询服务的老路，这种业务后来被人们称为"关系银行业"(relationshipbanking)。当康恩被问及他的商号如何开展业务时，他回应道，我们一直以此为策略，并且以此来赢取客户，我们不追求、迎合他们，也不炫耀吹嘘我们自己，而是努力确立自己的声誉，这种声誉将使我们的客户感觉一旦他们在金融方面有什么问题的话，科恩-娄布医生是他们看病的一个理想选择。第三部分 14.保守派的逝去（2）他的这番话不仅与J.P.摩根当年在听证会上的发言从基本概念上而言是相同，并且，这番话与皮尔蓬特·摩根在20年前普约委员会听证会(PujoCommitteehearings)上的证词非常相似。白手套投资银行(whitegloveinvestmentbanking)意味着这是一家德高望重的投资银行，仅凭它的声誉，就足以使它超越凡夫俗子，不必像他们一样蜂拥而上争取生意。摩根和科恩-娄布是这种方法的最佳实践者，尽管基德-皮伯第和狄龙·瑞德也自认为他们之所以有生意做是因为他们声誉不凡。关系银行法此后继续运行了40多年，直到最后由于竞争压力而不得不放弃。20世纪30年代，人们只间接承认，将关系看得比证券发行的竞标更加重要、更有价值的金钱托拉斯仍然能够存在。但是，正如康恩描述的那样，在那个时代，能够成为金钱托拉斯的成员令人羡慕。但是，对老式的合伙制商号而言，最令他们感到痛苦的不是皮科拉听证会，而是国会1933年通过了《证券法》，一个月之后，又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对于投资银行家而言，《证券法》尤其令他们烦恼不堪，因为它要求那些希望出售股票的公司首先在一个政府代理机构进行注册登记。一年以后，这种特权被转移给刚刚成立的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andExchangeCommission)，并且要进行充分完全的信息披露。没有哪位投资银行家喜欢这部法律，许多投资银行家甚至组织起来反对它。当《格拉斯-斯蒂格尔法》通过后，对于它的主要条款，投资银行家们已经怒不可遏了。在12个月之内，银行家们必须做出决定，选择自己希望继续从事哪一部分银行业务。它们要么成为投资银行，要么成为商业银行，但不可以两者兼营。该法案还有一个条款专门限制了一家商业银行能够从证券交易中赚取的收入不得超过总收入的10%。国会卓有成效地将银行业的两个业务分割开来，遗留给银行的惟一问题就是选择自己的方向。对于雷曼商号和科恩-娄布而言，这个惟一需要解答的问题实在是相当简单。它们两家本质上都属于投资银行，只不过兼营存款业务罢了。因此，当做出抉择的时候到来时，存款业务显然没有证券业务来得有吸引力。它们很快便认识到，即使不开展存款业务，它们也能够生存。这两部证券法的本意是希望将存款从市场风险之中分离出来，但是，理论与实际之间却有着天壤之别。绝大多数从事证券承销的银行都以一种颇有传奇色彩的方式从1929年的股灾之中幸存了下来，而且它们的存款客户也没有遭受任何严重的损失。但是，这种立法使得投资银行家失去了控制信用业务的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事实上，这项法律与过去的立法和惯例之间有着过于激烈的分歧。1934年以后，私人银行家的概念几乎消失了。现在，银行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证券商号则从事证券的发行和分销。这两个部分此后一直井水不犯河水，直到20世纪末才有所改变。但是，对于合伙制企业的命运来说，这是一个重要变革的开端。有史以来，合伙制企业第一次发现自己受到了严格的约束。塞里格曼同样发生了变化，但却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通过三大洲投资公司实现的向投资管理方向的转变，使得塞里格曼商号的合伙人们相信基金管理才是他们未来的方向，而不是投资银行业务。他们将证券业务剔除出去，并入新成立的联合证券公司(UnionSecuritiesCorp.)，就这样，塞里格曼商号成为了专业的基金管理人。三大洲投资公司的总裁弗兰西斯·兰道尔夫(FrancisRandolph)简明扼要地表达了这种意向，他说道，突然，联邦政府向河里投了一块巨大的岩石，将水流一分为二。起初，潮流试图诅咒这块岩石，但是，我们不久就意识到，作为投资人士，我们的工作不是对转向做过多的说明与评论，而是找出水流的方向。从那一刻开始，塞里格曼商号便不再是华尔街上"卖方"阵营中的一分子了。他们现在将成为"买方"的重要选手。联合证券公司继续从事投资银行业务，直到1956年被伊士曼-狄龙公司(EastmanDillon&Co.)兼并成为伊士曼-狄龙联合证券公司(EastmanDillon，UnionSecurities&Co.)。惟一看好商业银行业务的传统私人银行家惟有J.P.摩根和布朗兄弟-哈里曼商号(BrownBrothersHarriman)两家。从摩根商号中分离出了摩根士丹利(MorganStanley&Co.)——一家新成立的投资银行，它的领导者是J.P.摩根的儿子和他先前的银行雇员。摩根长期以来的附属企业德雷克赛商号(Drexel&Co.)也作为一家独立的投资银行分拆出来。摩根显然相信《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以及罗斯福政府本身都将会是短命的，一旦国家重新清醒过来，银行业的这两个方面必将重新合为一体。不幸的是，对于摩根合伙制企业而言，他的这两种预测都落空了。自从他的父亲以及原来的合伙人拒绝认真考虑汽车工业以来，这是摩根最为失算的一件事。事实证明，罗斯福在华尔街上进行的改革是1837年大恐慌以来影响证券商号组织结构的最有力的因素，也是整个20世纪影响华尔街的最有力的因素，这在几年之后就可以清醒地认识到。第三部分 15.改变潮流（1）总体而言，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是较为平静的两个10年。大萧条之下，当然没有多少暴富的机会，而接下来的战争同样相当平静。在战争期间，绝大部分的融资活动都是围绕美国财政部债券的发行展开的。在两条战线前沿，都需要耗费大量资金，为此，财政部花了大量精力来筹措战争所需的巨款。华尔街的商号当然为此也出了不少力气，但是，它们从承销政府债券中收取的佣金却是相当微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绝大多数商号帮助财政部发行债券纯粹出于爱国主义热情。华盛顿的政治家们还对杰伊·库克以及南北战争融资的故事记忆犹新，他们当中有许多人都亲身经历过这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饱受批评与指责的投资银行家进行的融资活动。与那些先前的矛盾比较起来，反对日本和德国的战争融资受到的批评要少得多。战争刚一结束，繁荣便又重现——与之一同降临的是华尔街合伙人的财运。但是，一个新的现象出现了，并且，正是由于它的出现为合伙制企业的解体埋下了伏笔，尽管还要再经过一代人的时间，它的这种作用才最终显现出来。20世纪50年代，出现了大量的散户，这批小投资者的数量是如此庞大，与之相比，20年代的证券市场简直是风平浪静。不断上涨的工资以及对各种消费品和证券的不断增长的需求，使得零售商应运而生。希尔斯·罗巴克(SearsRoebuck)、马修·菲尔德(MarshallField)和派拉蒙影业(ParamountPictures)与通用汽车、通用电气以及美国无线电公司(RCA)的产品一样，大受欢迎。但是，多年以前将许多零售商引入市场的银行却并没有这么幸运，因为，零售的理念在华尔街上并没有获得充分的发展。专门从事向公众销售证券的商号仍然为老派的投资银行家所不屑。华尔街将不得不学会如何把握美国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脉搏。"我们的伙计"之中进入投资银行业较晚、规模也较小的一些商号对变化的适应能力比老派商号更强。娄布-罗德斯商号(Loeb，Rhoades&Co.)成立于1931年，当时华尔街的前景尚不甚明朗。卡尔·娄布(CarlLoeb)退休前是美国金属公司(AmericanMetalCompany)的总裁，后来成立了娄布-罗德斯商号。他的儿子约翰娶了阿瑟·雷曼的女儿为妻，并且负责商号的日常运作。新商号刚一成立，就兼并了一家较老的商号——罗德斯商号(Rhoades&Co.)，并且迅速发展成为了一家中等规模的商号，拥有相当规模的零售业务。纵观其短暂的历史，约翰·娄布一直牢牢掌控着商号，他的手段与雅各布·希弗和J.P.摩根颇为相似。他那父亲似的态度和他对最喜爱的事业的慷慨都颇具传奇色彩。但是，他显然属于上一代人，他反对华尔街上正在开始成型的一些变革，较为显著的一个例子就是纽约证券交易所会员商号提出的向协议佣金的转变。他同样反对投资银行在他们自己内部出售股票然后公开上市，这是很久以后帝杰(Donaldson，Lufkin&Jenrette)和美林在70年代早期完成的举措。他的商号从事商业的风格显然更像是一家20年代的企业，而不像是一家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企业。但是，投资银行业和经纪业务对于娄布而言都是很好的业务，他在位于韦斯彻斯特的家里骄傲地陈列着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Dali)为他画的肖像。虽然这家商号是许多公司的承销商，但是，经纪业务仍然是它收入的重要来源，这个事实是以一条简单的原则作为基础的，那就是销售自己承销的证券是为公司客户提供的服务之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这家商号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幸存下来的话，它的地位无疑将会更加伟大。它本可以轻松地与塞里格曼商号或者科恩-娄布商号一比高低，因为它的客户——不论是零售客户还是机构客户，都是来自富裕阶层。在娄布的领导下，娄布-罗德斯取得了相当的成功，直到70年代初期，它才开始走下坡路。娄布本人被《时代》杂志称为一位"荣誉的美国人"(honoraryWASP)，这个称号足以令前几代的塞里格曼们眼红不已。但是，商号的倒霉也是由60年代的牛市以及它所吸引的所有客户造成的，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20世纪60年代末，许多经纪商号经办的委托数量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委托的后台处理陷入了严重的混乱局面，有许多商号根本无法应付。问题变得如此糟糕，以至于证券交易所以及会员公司不得不在工作日宣布临时放假，试图结清所有的委托。结果，计划并没有完全成功。事实上，许多公司最后不得不在损失的压力以及未记录的客户委托的压力下屈服，关门大吉或者向运作良好的公司寻求合并。娄布-罗德斯商号也在这次事件中翻船，因为它的管理层没有重视这样的"小事"，结果损失惨重。由于这次事件，它被迫于1977年向另一家中等规模的商号霍恩布劳尔-韦克斯-诺依斯-特拉斯克(Hornblower，Weeks，Noyes&Trask)寻求合并。合并完成之后，情况却变得更加糟糕了，因为人们这才发现霍恩布劳尔的后台状况甚至比娄布-罗德斯的更加糟糕。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9年，这时，商号被希尔森·海登·斯通(ShearsonHaydenStone)收购，成为了希尔森-娄布-罗德斯(ShearsonLoebRhoades)。这笔交易是由圣福德·威尔(SanfordWeill)一手策划的。圣福德从康奈尔大学毕业之后就来到贝尔-斯蒂恩斯(Bear，Stearns)当了一名代理人，由此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像华尔街上的许多人一样，圣福德也曾经在寻找第一份工作时历经艰辛，最后才得以找到自己的位置，由此开始学习华尔街的运作模式。并购是希尔森公司的长项，却是娄布-罗德斯商号的弱项。娄布-罗德斯总是将自己视为传统的、有些傲慢的投资银行业传统的化身，这种传统源自上个世纪。这次并购是华尔街上一长串并购案中的一例，正是通过这一系列并购，传统商号纷纷从华尔街大树的顶端坠落下来，几乎没有几家传统商号仍然能够在树顶栖息。对于许多拥有特权的商号而言，最富讽刺意味的是虽然它们在市场上的勇猛毋庸置疑，但是，它们的自有资本却是有限的。它们所从事的某些活动，例如对兼并和收购提供顾问服务，要求丰富的市场知识以及强有力的企业关系，反倒不需要什么实际的资本。科恩-娄布商号和雷曼兄弟商号在担任兼并顾问方面非常在行。当美利坚的企业正在以创记录的速度进行整合的时候，担任兼并顾问是它们的一种自然选择。但是，在对资本要求较高的领域，诸如承销和交易之类，事实证明，合伙制作为一种企业形式存在明显的缺陷。商号必须在账面上拥有足够多的资本，以满足银行家的需要，并且为应付规模不断扩大的交易做好充分的准备。第三部分 16.改变潮流（2）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新的股票和债券发行项目不断地创下融资金额的新高。随着收入的增长，人们越发迫切希望在市场上兑现时走好运。从传统上来说，当合伙人退出的时候，他们可以从企业中提取现金或者有时候也可以直接从合伙制企业的资金库中提取现金。战争结束之后，雷曼停止了合伙人提款的惯例，转而要求合伙人在退出之前不得从企业账上抽取资本，并且，即使是退出之后也只能定期提取部分资本。显然，在一个交易规模日益庞大的世界上，合伙制作为一种企业组织形式越来越不合时宜。企业需要永久性的资本。在战后的岁月中，科恩-娄布开始经历风雨变化，这种变化对于科恩-娄布而言比对其他规模更大的企业而言要剧烈、迅速得多。虽然科恩-娄布仍然是华尔街上最有威望的商号之一，但是，与那些规模更大的同行们相比，它的主营业务要狭隘得多。这家商号从来不直接向公众出售证券，它更愿意将它所承销的证券分配给销售代理人——那些没有能力承销新证券或者有能力也不做新证券承销的华尔街商号。对于绝大多数公司证券的承销项目而言，金字塔的顶端仍然是为一小圈商号所垄断的，局限于摩根士丹利、科恩-娄布、雷曼兄弟、基德-皮伯第等屈指可数的几家，其他那些商号就只有为他们担任销售团队以分销证券的份儿了。就像杰伊·库克的时代那样，这种销售团队的收费比承销人要低得多，不过，他们也认了，有饼干渣总比连渣儿都没有要好。但是，在华尔街的食物链中部发生的令人震惊的变化却开始缓慢地向食物链的顶端蔓延。拥有大规模销售能力的投资银行正在赢得越来越多的敬意。由于它们有能力向公众发售证券，所以，越来越多的企业邀请它们参与证券的发行。而那些没有能力向公众发售证券的商号则发现自己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越来越孤立，很快它们就需要寻找并购伙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