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启示

战争启示 战争启示作者 柳溪录自序１．　　１９９４年７月２１日黄昏，这部长达８０万言的长篇小说《战争启示录》终于最后完成了。我今年已７０高龄，象这样的长卷，恐怕是最后一部了。这部书稿和我有着共同的命运，跟我经历了一次漫长的苦难，它终于要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和广大读者见面了。　　４０年代初，当我还是一个刚出大学校门的青年学子的时候，我便怀着抗日爱国的热情，在沦陷区的北平，参加了党的城市地下工作。那时为了减轻革命根据地的负担，自己维持生活，同时也为了有一个公开身份便于掩护，我就在敌伪一家刊物谋得一个助理编辑的职务，从此便和编辑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我自小受家庭影响，喜爱文学，１５岁上初中二年级时，便开始写小说，并在报刊上发表。１９４５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后，我们的小组被国民党的特务用“打红旗”的手段，即冒充进步青年混入我外围组织，使我们暴露了目标，幸好我们发现得早，我和哥哥杨溢连夜撤回解放区，幸免于被捕。这以后，根据革命的需要，我当过编辑，军区司令部的秘书、中学教员、文工团演员。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始了，我成了一名土改队员。当时康克清大姐就是我们的小区委员，她常给我讲述自己的苦难家史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时的英勇斗争故事。后来，为了更好地深入生活，搜集材料，我主动要求留在基层，当了区里的教育助理员。三年的基层生活锻炼，是我日后成为作家的基础。１９４８年，我到解放区后的第一篇小说《挑对象》，就是我伏在老乡家的窗台上写出来的。全国解放后，我进了保定，分配到河北省文联，并且在这里组办了《河北文艺》，由编辑、组长到副部长，培养和结交了一批很有才能、日后很有成就的文学青年。５０年代开始了我文学创作的勤奋与旺盛的时期，连续在《人民文学》发表了一些短篇小悦，得到当时主编茅盾先生的鼓励和沙汀、秦兆阳等文学前辈的帮助。正当我孜孜不倦向文学高峰攀登之际，只因写了一篇小说《爬在旗杆上的人》和两篇杂文《要有这样一条法律》、《摇身一变》而被当时那阵极左的反右风暴，坠入了政治深渊。从此，我由一个响当当的革命者、共产党员变成了革命政权的“敌人”、“革命对象”。丈夫和我离了婚，因怕政治上受牵连，我的一儿一女也由我的前夫带走。我的好端端的家庭拆得东离西散。我变成了孑然一身，受到的是“监督劳动”的处分，每月只有三十元生活费，还要养活我八十多岁的老父亲。我被轮番下放到工厂、农村、农场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老实说，这些残酷的作法都未能摧毁我生存的坚强意志。我当时就深信，这种失误终将得到纠正，正像雷阵雨之后必然是晴天一样。信心使我增强了力量，就在宣布我戴帽、开除党籍的会议后，我面对着拆散家庭后的冷落空屋，认真地思考着我今后要怎样生活。我决心即使用行政命令剥夺了我的写作权利，我今生今世还要继续写小说。我下决心割舍我所热爱的短篇小说的写作，确定了写长篇小说的计划。在等待上级批示和下放期间，我偷着起早贪黑开始了长篇小说的写作。在节假日，同志们都回家团聚，我孤身一人偷着在农村和农场空寂的屋里埋头写那部小说。不幸的是，１９６０年我的写作被机关中一位女同志侦知，马上汇报给支部。他们认为我“不好好认真改造，偷着写小说，幻想东山再起”而加重我的行政处分，降级，送发场“监督劳动”。“文革”时这部写了上百万字的小说差点遭到洗劫。如果不是被我的好邻居黄文声同志帮我用塑料雨衣包好，埋在他家床底下的煤球堆里藏匿起来的话。“文革”后期，我结束了干校“牛棚”的生活，又被“战备疏散”到农村安家落户。一辆“东风”小三马，拉着那点可怜的家当，三筐煤球和那部经过伪装的小说原稿，一同来到农村。我在独流咸河边一住就是八年——一个整个抗日战争的历程。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的一声春雷，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倒台，也结束了我２１年的劳改生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治上得到改正，恢复名誉、职务、党籍，重新恢复了我的写作权利，我重新拿起笔，日夜奋战，希望以我超常的努力，来夺回无谓牺牲的时光。这时我光明正大地打开那部尘封的原稿，进行修改创作。１９８３年整理出版了一部６７万字的长篇小说《功与罪》（上、下卷），它描写的时代是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一二九”学生运动到１９３６年的学生大军南下宣传团的故事。我这次写的《战争启示录》，是《功与罪》的姊妹篇，人物是统一的，但有它的独立性。也就是说，不看《功与罪》也完全可以读这部长卷小说。它所写的时代是从１９３６年的绥远红格尔图的抗击战开始，经历了１９３７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到１９４５年“八一五”日本投降。也可以说，这部小说写的全部内容就是八年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２．　　如前所述，由于我有几年抗日战争时期的城市地下工作经历——它不是一般的经历，而是一段奇特的生活经历。为了生活，我去投考“华北食粮公社”，又因为我是清朝朝礼部尚书、协办内阁大学士、《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晓岚）的六世女孙，不想我这个“书香门第”的出身，一下子被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荫泰看中，这个华北头号的大汉奸当时兼任着“华北食粮公社”的理事长，他不但录取了我，而且还聘请我为他的家庭教师，教授他德国老婆所生的三个女儿（一共六个女儿）中文和古典诗词，有时还兼做一些文字工作。这一特殊的职务，很快就得到我的地下领导人和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的批准，于是这儿就成为我的一个保险的隐身处——我在这里建立了一个交通站，接待根据地来往的同志、往根据地输送知识青年、大学教师、搜集敌伪各种情报、散发传单以及发展工作对象等等的工作，又由于我有三年解放区战场的战斗生活，从司令部到平津战役的前线战勤工作，更重更的是在这些惊险的战斗生活中，我结识了不少英勇无畏的战友，勤恳工作的同志，他（她）们有的已壮烈牺牲，有的或已生病死去，但他（她）们的业绩和光辉的形象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中。他（她）们的音容笑貌，平凡而伟大的道德品质，便成了我笔下活起来的人物形象。我对他（她）们无限怀恋，当我把他（她）们的故事写进我的小说时，自然也掺进和追忆了我无悔的战斗的青春。　　例如我书中所写的女主角方红薇，就是有其生活的原型的。我遇到她时，是在１９６０年自然灾荒后，我被加重处分送往农场执行“监督改造”的时候。我和她编在一个组里。她比我大几岁，是个进城老干部。我刚见她时，她不和任何人接触并总是躲着人。在学习小组会上一言不发。她被批判为“改造态度最坏的典型”。不久，我和她在挑担粪，一个阳畦面对面地拔草，我俩很快就熟悉起来。不久我就了解了她全部奇特的历史和丰富惊险的战斗经历。她虽然和我是同时代人，但和我有着完全不同的境遇。她是遵化县大山里一位贫农的女儿，这里是属于美国基督教北美美以美教会的传教势力范围，许多衣食无着穷困潦倒的山民便成了向教会承租土地的“教民”，这种人家被称做“饭碗教徒”。她的家庭就是一户“饭碗教徒”。在她八岁那年，她在河边给她妹妹洗尿布，被那位来遵化收租的美国传教士偷走，把她带到北平传教士的家中，成了传教士的一名养女。这位传教士的老婆不能生育，他便抱养了四个中国孩子——两男两女，她就是其中之一。她不再是普通山民的女儿，而是美国传教士的养女了。这就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传教士是属于富裕阶层。在她上北平教会慕贞女子中学时，她赶上参加“一二九”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成了民族先锋队员。“七七”事变后，随着邓华支队开赴抗日前线，以后留在冀东革命根据地，成为真正的女八路。转战南北，东挡西杀。１９４７年５月２１日，身为冀东区党委组织部长的丈夫，在赴赤峰开会途中宿于柴火栏子为叛徒出卖，遭国民党匪徒袭击，在激战中壮烈牺牲。全国解放后她进城天津，分配在天津农林局做一名副处级干部，专管农场工作。１９５７年在鸣放提意见时，只因她对局长提了一点意见就被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送到农场进行劳动改造。１９６３年她摘掉了右派帽子，分配在一家牛奶站卖牛奶。１９６６年“文革”时她被揪斗得很厉害，脖子个挂着破鞋，因她幼年缠过足。造反派故意不让她穿鞋光着脚走，拿她取乐，这种失掉人的尊严的野蛮批斗，使她无比气愤，在她生病期间又因她是“专政对象”而不允许她住院治疗。１９６８年她病逝于天津。她的侄子把她的遗体葬于遵化老家她抗击日寇时的山上。１９７８年我落实政策后，到她的住处去看她。新房主冷淡地说：“她早死了！”于是我赶到遵化，在大山里寻找到她的老家，迎接我的只是山上她那座冰冷的坟墓。我在她坟前心痛欲裂地大哭了一场。当地的老乡，给我讲了许多她英勇战斗的故事。她能双手放枪，百步穿杨，日本曾以高额金票悬赏她的人头，以致乡亲们不得不做一个假坟头来欺骗敌人。像这样的英雄人物没死在抗日前线，而惨死在“史无前例”的政策失误上。真令人痛心啊！我坐在她度过童年的那间石屋里，泪流满面地在心里发誓，我一定把她的光荣业绩写进我的小说里去，以此来安慰她的英灵。否则就对不起这些牺牲于九泉之下的同志。我从遵化返回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求农林局为她落实政策到坟头。她终于得到了平反改正，单位专为她开了追悼会。我的这两部长书，就是以她为生活中的主要模特而加以综合、概括典型化的。《功与罪》写的是她的童年被拐骗和青年搞学生运动的生活经历，而《战争启示录》则是写她抗日战争中在战斗里成长和她的恋爱、遭受非人磨难的故事。由于她的经历奇特，她的遭遇也奇特。　　至于书中的男主角的模特原型，是我在军区部队时的一位作战英勇无畏的参谋长。“文革”时他被搞成“军内一小撮”而被批斗，他的妻子或由于害怕政治上受牵连，亦或由于攀附权贵向上爬而跟他划清界限。……为什么对一个抗日战争时期有功的英雄会有这种惨痛的命运？想一想，真令人悲愤。当然我也综合了更多的我熟悉的人物，形成了这个典型人物。我对他（她）们是如此地有感情。当我写他（她）们的时候，他（她）们的音容笑貌是那么栩栩如生地活动在我的眼前。我仿佛又和他（她）们生活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峥嵘时代了。　　苦难生活是培养作家的温床。它给我们这一代作家以毅力、勇气和思辨的能力。我只想说明，我依然深信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我个人的经历，对当时历史时代的感受、思考以及我所熟悉的人们的各种遭遇，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这部小说的基础。因此，这就决定它先天的一个特点：生活是真实的，人物和事件是真实的，时代背景也都是真实的。用的是我一向喜爱的现实主义手法。我深刻的体会是，有时生活中发生的真实奇遇，比我们编撰的故事要生动和感人得多。啊！感谢生活，给我以能力，让我把他（她）们惊天动地的事迹表达于万一吧！３．　　那场旷日持久、残酷无比的抗日战争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它不仅带给中国人民和亚洲许多国家的人民以巨大的灾难，同样给发动战争的日本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按照我最初的构想，只想和过去有人写抗日战争的文学作品那样，写出战士如何英勇抗击敌人，人民如何支援战争的生动故事就可以了。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前进，我意识到，仅仅这样的构想，已经远远不够了。我应该站在９０年代的历史高度上，多角度，多侧面，全方位地回顾、展示这场宏伟的战争，展示这场战争给人民带来了什么……　　俄国文豪雷翁·托尔斯泰在写《战争与和平》时，曾经阅读了四年的有关资料，帮助作家拓宽眼界，思考更深刻的历史内涵，不仅充实了作品的内容，重现那段历史真实的进程，刻画了无数典型人物，从而从广度和深度上增加了对主题的开掘和强化，使这位有过战争经历、在自己庄园住着写作的伯爵写出了这部辉煌巨著，使他一跃而成为俄国乃至世界的文学杰作。　　大师的这种事先有充足创作准备的写作方法，给我们后世提供了艰苦工作的榜样，我们当今的晚辈作家，完全可以向这位大师学习这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于是在１９８３年《功与罪》出版后，我改变了我最初的那种构想，拿出我最大的毅力，决然放弃了这部已经写成的小说原稿，重新结构、重新写作。　　那场昨天的战争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许多指挥那场战争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不少战争亲历者在上断头台或病死之前，有很多人写了日记、回忆录等文章，还有当时的各种出版物，以及历史学家们所写的长卷教科书，还有我国的老帅们也留下了最宝贵的回忆文章，现实已具备了打开我狭窄思路的广阔历史知识，于是我掉进这个资料海洋达四五年之久，它使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重要的是使我站在历史的高度，看到这场战争的全貌，重大历史事件的详细情节，国际国内复杂的政治关连，以及当时进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中国战场的影响，等等，从而打开了我的视野，开拓了我的心胸。尤为重要的一课是我在１９８７年重新结构和写作这部小说时，又重新回到当年的根据地进行较长期的采访，并和许多当年我的老领导、老首长进行了访问座谈。例如吕正操同志、孙毅同志（他俩是冀中军区司令员），史立德同志（现为国务院离休领导干部）、赵亚平同志（冀中军区第一任妇会主任），高崇信（原炮兵司令部领导人之一）、李健（北京军区参谋长）、高墨华、王程远（原抗战时高阳县委书记，当时领导了抵制敌人的“新国民运动——反共誓约”的战斗），成学俞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教部部长）、刘广钰同志（原海军司令员）、李运昌同志（原冀东军区司令员）、还有刘秉彦同志（原河北省人大副主任）他原是冀中军区十分区的司令员，而十分区地临平津保三角地带，是当时敌人兵力最强、环境最为残酷的一处地方，在他的指挥下，不但坚持了地区、而且还创造了“红色的苇塘”。我在冀中军区工作时，就认识这位老诚持重、指挥若定的司令员，他被普遍认为是“欧格涅夫”式的思想先进的军事指挥员（苏联剧本《前线》中的人物）。在军区开会时，他给我的印象是精明、富有朝气、年轻而潇洒。四十多个春秋过去，这次我有幸又与他重逢，并进行了采访，这时我才在崇敬之外更加深了对他的了解，原来事变前他是北京大学数学系的学生，难怪他的头脑那么清晰、理解能力那么强。每次战斗之前他都精心研究策划战斗，他亲自在集上打死了一个牵着洋狗外号“大下巴”的日本队长，威震四方，立刻就打开了局面。这不过是他身经百战中的一个事例而已。这次除了回忆一些战斗情节外，他又读了许多有关战争理论的思考。例如他说：“如果你没有实践经验，光看《论持久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毛泽东说：‘平原游击战坚持有季节性’，而我们都坚持住了。平原游击队的坚持，已越过了毛的论断”，他又说：“在敌人猖狂时，主要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执行的好，转入地下，休养生息，并没减。”“游击战主要是依靠人民。人民从儿童团到老人、从男到女，每个人都在生死前经历了考验。”而他这位真实人的形象，多么坚实地开辟了我创造男主人公的道路。最后是那时的晋察冀军区政委程子华同志，他听说我要写一部有关抗日战争的作品，正在采访和搜集材料，他就通过成学俞同志把我接到他的家里，和我做了长时间的谈话，关心我的作品主题思想落在何处。我做了回答后，他微笑着说：“你这样思考就对了，很对头，要知道描写那场战争绝不能只写某个指挥员或几个英雄人物，最主要的是写人民对战争的支援，没有那么好的人民，我们就不可能赢得那场战争的胜利。”我过去只能远远地看着这位有威望的领导者，今天我就坐在他的对面，我看到他的胳膊、手腕、肩胛多处有枪伤的疤痕，有的至今还带着子弹片，身体很瘦弱，说话声音低微，但他的精神却依然那么矍铄，当时他的情绪很好，并和我合影留念。可是没过多久，就从电波中传来他病逝的消息。想到他对我这个晚生后辈如此谆谆善诱、真挚指导，对他的逝世，我的悲悼是可想而知的。总之，我所采访的这些人物，都是抗日战争中敌人闻风丧胆的英雄人物，他们的光辉形象和杰出的业绩，对于蕴育我作品的新胚胎，起了极大的充实作用。我再一次印证了“生活是我们的教科书”这一真理没变。从这以后，我又用了七年的时间才在原来稿本的基础上重新写出了这部小说，除了１９５７年至１９６６年的零碎写作时间不算，从阅读大量资料、看同类参考书（如战争风云、战争与回忆等）到写作完成共用去我整整十年的时间。４．　　１９８３年《功与罪》出版时，我曾请左联老作家骆宾基老师审阅并作序。因为从１９５３年我和他在电影剧本创作所一同当编剧，有着很好的友谊关系，如果不是１９５５年来了个反胡风运动，我差点成了他的入党介绍人。他审阅稿件后，对我夸奖了一句：“你很注意结构，你的结构很有功力。今后也应保持这种特点。”可惜，前不久老先生因脑栓塞病逝世，我这部《战争启示录》小说，他再也看不到了，我为失去这位文学导师而悲痛不已，因此序言也只好由我自己写了。　　我不是理论家，我本想把我要向读者说的话，提高到理论上来发挥，可惜我的水平办不到。只好请看我的书加以评判吧。我不能肯定我的艰辛尝试是否成功。　　明年——１９９５年是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在这个富有历史意义的纪念时刻，我愿意向广大读者献上这部书，书中所描写的许多人物的原型，有些早已长眠地下，但当我写他们的时候，他们又回到了我的眼前，我愿通过我的笔，把他们的心魂和理想留下来，以示对他们在那场惊天动地的战争中所做出的无私奉献，表示永久的纪念。　　此书出版时，正值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在我国首都北京召开，我的书以很大的篇幅描写了我国妇女在那场战争中所发挥的杰出作用。借此机会，我愿将此书献给我们妇女自己的大会，做为一件可资纪念的礼物。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责编吴光华同志，是他在溽暑之际，冒着酷热审阅我那么冗长的稿件，并给我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借此机会表示我的谢忱。　　　　　　　　　　　　　　　　　　　　１９９４年７月２６日津门酷暑时节第１章　寻觅一　　凛冽的寒风呼啸着，摇晃着光秃的枝杆，卷着残梗枯叶，飞旋着扫过１９３６年被冻裂的中国北方冬天的大地。从燕山主脉刮来的迷眼沙尘，像雨点般敲打着北平居民用高丽纸糊的木窗，横扫过碎石铺就的街道。　　寒流是从子夜开始的，而从南苑那边传来的枪声，一夜也没有间断，这是驻在那里的日本兵在打靶演习。天气越是恶劣，他们越干这种扰乱民心的事情。自从五年前日军占领了东北全境，便越过山海关，跟中国军队寻衅滋事，三年前他们又突破了长城各口，人们早就听惯了这糨粥开锅似的枪炮咕嘟声。浓烈的战争气氛，笼罩着北平这座燕赵古城。　　黎明时，实行宵禁的岗兵，荷着实弹长枪正在撤岗；重要街道的十字路口，都堆着沙袋的街垒架着铁丝蒺藜的鹿寨。上早班的工人和市民，小心翼翼地走过这里，听着渐渐稀疏下来的枪声，心里不约而同地罩上一个可怕的阴影：“他妈的，小日本儿又要进关打仗了！”　　就在这时，坐落在西城灵境胡同的一处宅院里，响起一阵闹表的铃声，把宿在南屋的方红薇叫醒了。这个在五年前被爱斯理堂会督、美国美以美会的传教士理查德·麦克俾斯从他的教区遵化县饮马河畔偷来的女孩儿方红薇，如今已经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女。昨晚她刚从“南下宣传团”的目的地保定回来，没敢回理查德的景山公馆，就借宿在她的同学王淑敏这个家里。她悄悄起床，用冷水洗把脸，拉开门栓，走出门去，她是怀着一腔的热情和渴望，想去会见她梦寐中的情人李大波。她走的很急，丝毫也没注意到后边跟着一个盯梢的人，更不知道这个人就是王淑敏的继母汪家桐。这个生长在东北黑龙江翠峦一家小地主的大妞儿，昨天夜里猫到王淑敏的窗根底下，听了这两位少女的私情话，得知今早红薇要去看望她多少年一直在追踪的那个共产党员李大波，她高兴得一夜也没有睡好，她决定跟着方红薇，探实这个她追踪了好几年的“共党份子”现今隐藏的下处，以便下手擒拿这条在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夜发生“柳条湖”事件后的第８天便逃进关内的“漏网之鱼”。当红薇匆匆走进阜成门大街宫门口头条那间“德成”家庭公寓后，汪家桐便急不可耐地甩起大脚板，一口气朝离这儿不远的白塔寺兵马司胡同跑去。她是到汤玉麟①的北平别墅找她表哥曹刚去逮人。　　红薇含着少女的娇羞，走边账房，这是她第二次到这里来了，上一次她来看李大波的时候，就听见那肥胖的女店主，在她身后说些不堪入耳的村话，这一次她很怕再招惹这个女店家说出更难听的亵渎她纯洁心灵的话来。果然，不出她所料，女店主穿着大棉坎肩，手里托着白铜的水烟袋，上下打量了红薇一遍，用奚落的口吻说：　　“嗬，天还不大亮，就堵热被窝儿来啦？哼，八成你还不知道吧，王先生②他不在了！”　　--------　　①汤玉麟：１９３３年长城抗战时，他为热河省主席，日军向热河首府承德进攻时，他一枪不发，弃城而逃，但事先押运二百辆卡车家私细软运回天津寓所。随后投降日寇，进攻吉鸿昌的抗日同盟军。　　②这是李大波的化名，在这个店里登记的名字是王万顺，故而店家称他为王先生。　　红薇以为女店主故意开玩笑，便急切地问：　　“怎么会不在了？！”　　女店主拉长脸，瞪着大眼珠子说：　　“我说你这位小姐！出了这么大的事，你愣是不知道？王先生前几天就让一群大兵给逮走了，如今，还下知关在哪个监狱里啃窝头哩，嘿嘿！”　　听了这话，红薇的头顶好像打了一个霹雳，一阵晕眩几乎摔倒。她想打听一下详情，女店主摆着手轰她：“你快走吧，别在这儿招是惹非的啦！”她只好走出公寓。刚拐进一条胡同，就听见一阵警车喇叭的怪叫声，一辆铁闷子车戛然停在店门前，从车里跳下三四个身穿黑色警服的人来。　　“啊？！是他！”红薇躲在墙角里，看见最先跳下来，穿着一身黑呢大衣的曹刚，她惊愕了，“哎呀，我上了女店主的当，现在才是来逮人哩！”她真想扑上去，去救也许还在睡梦中的李大波。她的心峨怦怦狂跳，她正要冲过去，只见那群警探架着一个蒙了面的人出来，红薇看出那人不是李大波，而是太阳穴上贴着橡皮膏的男掌柜，她惊讶地睁着大眼站下了。　　女店主发疯似的追出来，抢夺着她的男人。曹刚伸出高靿皮靴，把她踹了一个跟斗，她爬起来，抓挠着双手，骂着：　　“你们这群遭天杀的、挨千刀的！凭什么抓我男人？他又不是共党份子，快还我的人，啊呀，啊呀……”　　曹刚把男店主扔上汽车，捋着袖子骂着：“妈拉巴子，鳖犊子，你这是窝匪，人跑了，要去顶帐！”　　这辆北平市警察局侦缉队的囚车，颠颠簸簸地冲出胡同口，一路怪叫着，朝西四牌楼那边驶去了。　　红薇跌跌撞撞地在大街上走着，一股巨大的悲哀和困惑，使她失魂落魄。她不知道此刻她该到哪儿去！回景山公馆吗？不！理查德一定会把她叫到他的工作间，叫她坦诚地忏悔，说出她的去向；这一次她偷着南下，真是冤家路窄，偏巧在固安县辛立庄被军警围困的时候，碰见了前来诱劝学生解散的乔治，他一定会把她当众辱骂他的行为告诉理查德。　　她在街上踯躅了很久，还是打定主意先回王淑敏家，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她，看她有什么方法打听李大波的下落和营救他。她心焦如焚地加快了脚步，赶回灵境胡同。　　吴妈给她开了大门，她问吴妈王淑敏是否去了学校，吴妈告诉她，“早走了。”她急得直在过道里捶拳跺脚。　　刚从“德成”公寓回来的汪家桐，听见叫门跟吴妈搭话的人是红薇，她忙不迭地一步就从屋里窜到走廊上。这次她给曹刚送信，让她表哥去逮李大波扑了空，正心里纳着闷儿。她想弄明白这其中到底出了什么差头儿，所以她不想丢掉好容易才笼络住的这个小鸟囮子。于是她赶紧站到檐前的石阶上招着手喊道：　　“吴妈，请方小姐快进来！喂，红薇，外边怪冷的，快进来暖和暖和。淑敏不在家，你就不进来啦？”　　红薇勉强压抑着心头的焦急，脸上露出一点笑容，解释着：“伯母，我不进去了，我想马上到学校去找她。”　　“哦，看得出来，你心里有着急的事儿，唉，什么事情把你急得像火上房似的呀，……进来，我问你几句话。”　　红薇无可奈何地走进院子，汪家桐满脸堆笑，热情地挽着红薇的胳臂，把她拉进客厅里来，按到沙发椅上，“坐吧，看把你的手冻得冰凉，”她转过脸对正在用抹布擦拭桌椅的女佣人说，“吴妈，去给方小姐沏一杯热咖啡来，让她暖暖肚儿。”她把吴妈支使走，便凑近红薇小声地说：“我还以为你跟淑敏一块上学校了呢，这么早，你上哪儿去了？”　　“我去散步了”。”红薇低下头，不得已地说了谎话。“噢！”汪家桐突然笑起来，“哈，你真是好兴致呀，”她笑得往后扬了扬脖子，然后用发现别人秘密的那种狡黠的目光盯着红薇的眼睛，又紧着问道：“我跟你一样，也散步去了，我看见你急急惶惶地往阜成门白塔寺那边走，对吧？”　　红薇心跳着，不由得睁大了有点惊恐的眼睛，呆了一会儿才说出话来：　　“是的，我是往那边蹓跶去了。”　　“说是散步嘛，还走得那么快，我看见你简直是连跑带颠的。”　　红薇暗吃了一惊，倒吸了一口冷气，只得敷衍着说：　　“伯母，我自小在老家爬山，走山路惯了，说是散步，可也不像咱城里人似的，一走起来，由不得就像竞走似的了。”　　好你个死丫头，还跟我玩这花胡梢，转影壁呢，”汪家桐在心里这么捣咕着，咒骂着红薇。她站起身，走到食品柜前，抱来一只像壳牌石油筒那么大的“泰康”饼干铁筒来，抓了一把黄油酥饼干，放到一只玻璃果盘里，推到红薇的脸前。　　吴妈用木托盘端来一杯热气腾腾的牛奶咖啡，放到小茶几上，看见女主人让她回避的暗示，便赶紧退出客厅。“别忙，这大冷的天，又刮着西北风，肚里没食哪行呀。”汪家桐坐下来，两肘拄在膝盖上，两手托着腮，摆出要长谈的姿态，“我说红薇，这一程子，怎么也看不见那位李先生来咱家了？听他的口音，他是东北人吧？”　　红薇端着茶杯的手，颤抖了一下，几乎把咖啡奶茶泼洒出来，她那颗焦灼和疑虑的心，像有一个铅坠儿往下沉。她低下头，吹一吹杯子里的热气，尽量延缓一会儿时间。才呐呐地说：　　“伯母，我不知道，我说不清……”　　“你个丫头片子，还怪精呢，”汪家桐心里想着，不得不引诱着红薇往深里说，“真怪，我看着他倒挺面熟的，好像在哪儿见过，……后来我忽然想起来，那是在我东北老家。那时候，我也像你跟淑敏一般大，中学生，又是个‘反满抗日’的学生，‘康德’①元年，我再也不愿意成天价唱‘天地间有了新满洲’的歌曲了，便偷偷地逃进关来。现在我做了家庭主妇，成了希特勒‘妇女应该回到厨房去’的牺牲品，看着你们蓬蓬勃勃地闹学运，我真是羡慕啊！”　　--------　　①康德是清逊帝溥仪当伪满皇帝时使用的年号，汪家桐于不知不觉中说出这个年号，露出她伪装“反满抗日”的假面孔。　　听了汪家桐这番充满激进意味的话语，红薇刚才那种担惊害怕的心情便稳静下来，她抬起低垂的眼睛，看见汪家桐那白皙的脸颊上，布满了一种悔艾的神情。　　汪家桐双手托腮，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转动着她那一对有着“二毛子串儿”的俄国混血情调的大眼睛，默默地望着红薇吃早点。　　“红薇，你知道我的心情很复杂，”汪家桐在心里做好了进攻的谋略，便用推心置腹的语调说着，“你不知道，我一方面羡慕你们，一方面又为你们担心……”　　“是呀，是够让人担心的。警察局跟踪我们，宪兵三团逮捕我们，国民党特务暗察我们，……”红薇热情地说着，加紧喝热咖啡。　　“当然这是一种担心，我说的是另一种担心。”汪家桐边说，边用大眼睛在红薇的脸上扫描。　　“另一种担心？那是什么呀？”果然，红薇的好奇心被勾引出来了。　　“那是呀，嘿，男女之间的那种恋情。这也很可怕。我是过来人，说句实话吧，你们正是豆蔻年华，情窦初开，跟一群也正是青春年少的男青年在一起，难免不发生爱情。最要命的是那些年纪较大一些、有些修养、有点风度的成熟男人，他更能使女孩子迷恋，你说实话，是不是？”　　红薇的脸颊蓦地通红了，两片红霞飞上她的腮颊，想起她对李大波的那种神圣而纯洁的感情，她的心头突然涌过一阵热辣辣的暖流。为了掩饰她的害羞，她点了点头又迅速地低下头去。　　“人生最甜蜜的，也是最难忘的，那就是初恋，但是我的初恋却是充满了痛苦的悲剧，”汪家桐这时想起了她早年跟她表哥曹刚的恋爱，眼里突然涌满了一包热泪，“我爱过一个比我年纪大的男人，那时，我如醉如痴，我们海誓山盟，他说‘非我不娶’，我说‘非他不嫁’，他为此还改了我的姓，叫汪家驹，他还说：‘我是你的小神马，一辈子任你骑来任你打’，他说这话的时候，笑得像个淘气的大孩子，可是后来他进了关，我等啊等啊，妈妈看我太苦了，便叫我进关来找他。哦，我千辛万苦地找到他的门上，听差的一通报，把我带到客厅，他才若无其事地给我介绍他的太太。原来，他早就结婚了，他找的是一位有门第的阔小姐，他攀上高枝儿，爬上去了。啊，我受骗了，骗得我好惨！我是哭着跑出那座豪华阔气的公馆的。”她边说边委屈地哭起来。　　红薇本来心急火燎地很想走，见汪家桐这么痛苦地抽泣起来，她动了恻隐之心，便劝慰着她说：　　“伯母，别难过了，您的归宿不是挺好的吗？”　　“是的，达智是位名医，有学问、有技术，对我也不错，可是，如果那时我不上当，何至于拿着个黄花女儿给人家当续弦呢？”汪家桐止住了流泪，反问着，“我不是嫌淑敏——这孩子挺听话，我的意思是说，别上当。你年纪小，还不懂事，如同一个中学女生，最容易爱上她的男老师。因为崇拜。这也最容易上当，爱上比你年龄大的男人，最危险。他们花言巧语的，可会哄人骗人呢。……”忽然她把话锋一转，使红薇猝不及防地问道：“告诉我，你跟淑敏，都背着家里大人，偷着恋爱了吧？”　　红薇的脸一下子变得像红布。赶紧摆着手说：“不，没有，没有。”　　汪家桐摇着一头卷发说：“你哄弄不了我，你是找你的心上人——李先生去了吧？”　　红薇脸上发起烧来，她放下茶杯，急忙站起身，连忙说着：“真的，伯母，没那回事，我走啦！”便像逃跑似的冲出了上房。在门洞里，她还听见汪家桐的声音：“有事儿再来呀！”　　她答应着，好容易迈出了大门。　　大街上已经热闹起来，开始了北平的一天生活。从店铺和小摊上传来一阵阵的喊叫声：“杏仁茶！”“炒肝儿！”“炸套环儿，豆汁儿辣咸菜！”　　天空阴沉，布满浓厚的云，仿佛在孕育着一场大雪。红薇的脸被冷风一吹，已不再发烧，只是焦急地惦念着李大波的事，急于要找到王淑敏。　　她挤上一辆开往东城的有轨电车，直奔王府井附近那处有名的教会学校慕贞女中。　　校园里异常寂静。操场上连一个人影也没有。原来是学校为了防止学生闹学潮参加游行示威而采取了提前放寒假的措施，现在还没有开学。她跑到教室，那儿还十字花插地贴着封条，她又拐到寝斋那边那间学生自治会的小办公室，那儿也锁着门。到处找不到王淑敏，使她心里急得像油煎一般。她匆忙地跑向训导处。离着好远她就听见从那间大办公室里传出了嗡嗡的人声。于是，她隐在门前花畦中那片茂密柔枝的丁香树从里，朝玻璃窗里望。　　办公室里正在开会，铺着绿呢的长桌两侧，坐着学校训导处的管理人员。校长叶海亚妮坐在长桌一头主持人的席位上。这位年轻时曾经跟理查德在纽约神学院同窗、并有一段风流韵事、至今还是老处女的美国女人，正不遗余力地为这所教会女校，贯彻教育局最近下来的一份指令。指令里规定了两件事：一是如何继续贯彻蒋介石亲自提倡的“新生活运动”；二是怎样开展尊孔读经的工作，再一个议题是怎样挑选参加“献剑团”①的学生代表人选问题，和进京“聆训”②的问题。　　--------　　①献剑团，这是由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头子组织的一次活动，向蒋介献剑表示对他的拥护和崇拜。　　②这是与“献剑团”同时进行的一次活动，由复兴社头目贺衷寒、刘健群建议组织反动教授、大学生到南京听蒋介石讲演，故名“聆训”。　　文件由训导主任宣读完，就引起一阵蛤蟆吵坑般的喧嚷，大家提出了疑问、建议，都想在这位美国校长面前表现点积极态度，但是也正因为人们抢着说，所以吵嚷了好半天也没能听清楚一句完整的话语。　　叶海亚妮挑着她那两道小麦色的淡黄眉毛，耸耸肩，摊开两只苍白的瘦手说：　　“各位，对不起，能不能一位说了一位再说，我听不清你们的具体发言呀！”　　会议室沉静下来。静默了一会儿，训导主任白文奎咳嗽了几声，便争先说道：　　“我先说说，算是抛砖引玉吧。自从贯彻蒋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以来，成绩斐然。例如规定都要‘靠左边走’，……”　　话刚说到这儿，就有一位教尺牍和古文课的老先生，眼睛上挎着一副深度的花镜，举起一只手说：　　“白主任，您说到这项成绩，我倒要向您请教一下，如果人们都靠左走，那右边谁走呢？”　　人们被这愚顽的甚至有点滑稽的问题弄得哄堂大笑起来。叶海亚妮不得不用铅笔敲着茶杯，使大家沉寂下来。“我说，大家要认真严肃一些。自从我父母１８５６年随着美国海外开拓布道团乘玛丽皇后号飞剪船来到中国传教，我诞生在中国通州教区，从懂事的时候起，我认为目前才是中国最危险最严峻的时刻，日本军队已经开到了廊坊、丰台，但我认为这并不十分要紧，也不可怕，可怕的是，青年人都在‘爱国主义’的口号下，背叛了上帝，而涌向了盅惑人心的‘共产主义’，呸，这是一个幽灵，一个撒旦，正在中国大地游荡，这才是真正的危险所在！所以，我们应该认真贯彻蒋的‘新生活运动’，贯彻‘尊孔读经’，我认为洗涤出一个彬彬有礼、能够忍辱克己的儒雅灵魂，正符合上帝的意志。”说到这里，她停顿了一下，用她那钴蓝色的眼睛，环视了周围一遭，她见到人们满脸带笑，还在注视着刚才闹了笑话的那位冬烘先生，便咳嗽一声说：“请诸位注意听我的话。我要说的是，现在也正是宣扬‘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①精神宗旨的时候，这是我们‘北美协会’②的宗教领袖穆德③老先生所领导的，大家知道，他被英美各国的宗教界，誉为‘世界的公民’、‘基督的大使’和‘近代的保罗’，宣传他所倡导的伟大和平精神，正好和蒋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不谋而和，做为我们的教会学校，不是应该借着这个机会，双管齐下地大大宣扬一次吗？好，最后一个问题：献剑代表，大家推举谁？我想推荐咱们的会督、本教区最有声望的李查德④先生的养女李蓓蒂⑤，怎么样？”　　--------　　①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是美国于１８９５年发起的一个专做青年思想的宗教组织。　　②北美协会，１８８９年由美国与加拿大青年会联合组成，把青年会向外扩展至亚、非、拉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　　③穆德（１８６５—１９５５），是１８８９年美国和加拿大联合成立的基督教北美协会的头子。１９２６—１９４７年充任青年会世界协会的会长，他环游世界６８次，旅程达一百七十万里，到处宣教，曾获１９４６年“诺贝尔奖金”，那年他已８１岁高龄，他仍在忙于策划一切战略，他曾指示教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基督教面临着向世界扩张的大好机会。中国是具有很大的战略意义的。”他到过中国六、七次，他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传教工区。　　④李查德是理查德以中国姓氏起的名字。　　⑤方红薇被理查德带到北京后为她所起的名字。　　叶海亚妮的话音刚落，立刻就引起了一阵强烈的反对：　　“她是去年‘一二九’学潮的头目，有什么资格参加‘献剑团’呀？”　　“是呀，听说李蓓蒂这次又参加了‘南下宣传团’，上一次她失踪偷着跑回老家，后来闹了半天是参加了‘南下’，到保定那边折腾去了，这是一个不稳份子，如果她不是李会督的养女，恐怕这个学生早就该开除了吧？”　　“是的，我也不同意，我倒要建议学校当局对她别心慈手软！”　　“难道，凭着她是李会督的养女，就能宽恕她违背校规、违背基督的轨外行动吗？”　　叶海亚妮敲了一阵茶杯，乱乱哄哄的声音才静止下来。　　“依我之见，”她扫视一遭，用提高的尖厉刺耳的噪音说道，“既然是共党操纵的学生会那边极力地笼络她，使她因年幼无知而误入歧途，那么，我们‘基督教学生同盟’就不能用基督精神把她争夺过来吗？先生们，女士们，要懂得使用软化和分化的武器呀！”　　又嗡嗡一阵。训导主任站起来，带头鼓着掌说：“我完全同意叶海亚妮校长的高见。我也认为当今是争夺青年的时代。因此，用软化和分化的手段，实属非常之必要。但这种转化工作需要等待，不能心急。所以，我同意让李蓓蒂做‘献剑团’的学生代表，好让她到首都南京受受熏陶，得到感染，我相信她是会转化的。同意我这个意见的请举手。”　　与会的人们，慢慢地都把手举了起来：　　躲在丁香柔枝丛中的红薇，把训导处的会议发言，听得清清楚楚。自从叶海亚妮上回亲自收回布告栏里已经贴出的开除红薇的决定以后，她就痛切地感到这位美国海外布道士对她采取的是软硬兼施的两种交替手法。现在她又无意中听到叶海亚妮提议选派她为“献剑团”代表，觉得简直是受了莫大污辱，心里涌上一股愤懑。便离开了丁香花丛。　　她走到街上，感到茫然若失。她几乎不知道还要到什么地方才能找到王淑敏。她会到哪儿去呢？昨天晚上她俩谈说私房话，彼此吐露内心的隐秘，她才知晓王淑敏是那样地崇拜和爱慕着杨承烈，正像她自己热爱着李大波一样，此刻她会不会去找杨承烈了？可是，杨承烈的行踪不定，按组织纪律规定是单线联系，她既无法知道他的地址，也不允许那样联系，她失望极了。但是在她无处可去的时刻，她依然不想回景山公馆。她踌躇着，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踽踽独行。临近年关，商店门前都出了货摊，喊着兜揽年货。她听着嘈杂的叫卖声，心乱如麻。突然，她站下了，灵机一动，一个主意猛然袭上心头：到陆小昭家去，也许陆秀谷教授能告诉她一点有关李大波的消息。她清楚地回忆起，去年有一次在陆教授家开读书会，李大波就是在这里跟她见的面，那一次陆教授还专门留下她跟李大波一块儿吃的晚饭。　　主意打定，她立刻就登上开往北城的电车。二　　陆教授家的小院，自从学生参加了南下宣传团，就变得静悄悄的。虽然还有一些“不速之客”在门前转悠，但比起去年冬季学潮时期宪兵三团和警察局侦缉队的便衣人员的穿梭来往，已差得很多了。本来没有人注意到，这个钻研历史，整天抱着书本啃的教授，是那样机密地参加了北平图书馆的“共产主义小组”活动，只是由于他果敢地参加了为张作霖下令绞死的李大钊收尸，才引起了官面上对他的注意。自那以后，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他又参加了许多抗日活动，他就被警方列为最危险的“特监”人物。　　正在家里度寒假的陆秀谷，戴着一顶黑色的毛线帽，穿一身大棉袍，从清晨就坐在后院他的书房专心致志地整理资料。他在编纂一部有关日本帝国侵略东三省以来直到最近发展的史料书籍。桌上堆着报纸，地上铺满剪辑下来的废报。陆小昭在另一张小桌上帮着她父亲用糨糊往一个大本子上粘贴。父女俩聚精会神的工作，竟没有听见前院的门铃声。　　正在前院东厢房刷洗碗筷的陆太太，听见有人按铃叫门，便用围裙擦着手，前来开门。这个粗通文字的乡下女人，既是陆教授的管家婆娘，又是他的保镖、岗哨。只要有人叫门，她就有点心惊肉跳。她习惯地隔着门缝儿往外看，见是小昭的要好同学红薇，她才把大门开了一扇。　　“陆妈妈，您好！小昭在家吗？”红薇鞠了一躬，彬彬有礼地问。　　“在。她爷儿俩正鼓捣报纸呢。”陆妈妈回答着，又唠叨着说：“好好的报纸，全铰碎了，连个铰鞋样儿的整纸也落不着。怪冷的，快进来吧！她在后院书房呢。”　　红薇直奔后院。小昭从窗子里望见她，便高兴地窜到屋外，把红薇拉进屋来。　　“爸，你看谁来了？”　　陆教授从老花镜上抬起眼睛，他看见红薇一脸疲惫的样子，便关心地问：“南下回来，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还没有歇息过来吧？”　　红薇笑了笑，腼腆地摇摇头。她真想立刻向陆教授打听李大波的消息，但是一种少女的娇羞又使她缄默了。　　这时，陆教授正从当天的报纸上看到一件令人兴奋的重大新闻，他“啪”地拍了一下桌子，高兴地宣布着：　　“听着！中国守军不是饭桶，到底摆脱了蒋光头的不抵抗命令，给日本军队一点颜色看看，东北军按着‘铣’电命令，把武器存入库里，结果东三省白白地拱手丢了，这一回抗日同盟军不听蒋介石、何应钦这一套，啊，连克沽源、康保、多伦，三座城市，把日本打得落花流水，哼，日本兵不可抵抗的神话，这回可是破产了！”　　红薇看到陆教授这么热情地谈说着国家大事，尽管她心里有多么焦急，也只好坐下来，不敢马上询问有关李大波失踪的事情了。　　陆教授在一堆整理出来的剪报中，挑出一张，又拍着桌子连连叫好地说：　　“你们听着，这是冯玉祥将军为克复多伦给前线总指挥吉鸿昌的嘉奖电报，悲壮至极，真让人痛快啊！欣悉……”　　“爸，你先别念了，”陆小昭打断了她爸爸的话，扭过脸看了看红薇那副焦急的模样说：“红薇！有什么要紧事吗？”　　红薇只好说出她惦记的那件事：“伯父，我想打听一下，您知道不知道李大波是不是被捕了？今早我……”　　“是吗？！我不知道呀，”陆教授被这消息震惊了，他有两个月没到我家来啦，你快说，到底出了什么事！”　　红薇把今早去“德成”公寓的事学说了一遍。“女店主说，一天早晨忽然来了一伙军人，开着汽车，把大波架走了。又说：还把行李也装到车上，既没给他戴手铐，也没用绳子捆，您说，这事有点怪不？这能是哪儿把他逮走了呢？”　　陆教授紧皱起眉头，寻思了一会儿，才说：　　“捉摸不透，这事还真有点蹊跷。”　　“伯父，更让人觉着蹊跷的事还有哩！我刚要离开店门，这时又开来一辆铁闷子车，这才是逮李大波的，他们扑了空，最后竟把店掌柜逮走了，说他‘窝匪’我闹胡涂了，难道他们官方还不通气儿吗？难道宪兵三团跟警察局侦缉队还没有联系？！您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红薇说着，控制不住地流起眼泪来。　　“是有点奇怪，按常理说，狐狸总是跟獾通气的。你别哭，一让我们想办法打听大波的下落。”　　红薇得到劝慰，稍好了一些。她才对小昭说：“今天去逮人的，你猜是谁？——哼，第一个跳下铁闷子车的，是曹刚，就是咱们这回南下，在保定死盯着咱们的那个狗特务！”　　小昭气愤地咬着嘴唇说：“是他？这个缺德的坏小子！把你从老家接回北平的不也是他吗？”　　“嗯哪。”红薇满以为在陆教授这里可以得到一点消息，现在这个希望也落空了。泪珠顺着她的脸颊轻轻地滑动，她怕他们洞察到她内心的秘密，便解释着说，“小昭，你知道，李大波对我就像亲哥哥一样好，最奇巧的是，美国毛子从老家把我偷来的那天夜里，走到半路上遇到了两个搭车的青年，其中一个就是李大波，他就坐在我的身边呢，我那时已经被‘安乐静’药片麻醉过去，呼呼地睡着了。后来，我被蛇咬伤，在天津转盘村养病，就是他教我读书识字，补考上中学，再后来他又告诉了我的老家地址，帮我逃回老家……这是我的恩人哪！参加学运，这你知道，他是我的引路人，如今他出了事，我能不关心、不惦念着吗？呜呜呜……”她索性放声地哭起来了。　　陆妈妈这时正好端进一盘小茶食来，见红薇哭泣便劝慰着她。还是陆教授说了一番话，才使她止住了哭泣。　　“红薇，我是这么想，凭李大波那样精明的人，懂得隐蔽的招数，又富有跟特务斗争周旋的经验，是不大会出事故的，像你刚才说的那种情形，其中就大有文章，说不定那也是他逃避即将要逮捕他的一种巧妙办法呢！你仔细想想，别光傻着急，是不是这样呢？”　　红薇听了陆教授的分析，又仔细想想，果然有道理，她那一颗忧愁而又悬揣的心，总算释然了一些。她开始有点转悲为喜了。　　陆妈妈看见红薇脸上虽然挂着泪珠儿，可是也浮上了笑模样，便乐着往她手里塞油酥小茶食：“来，快别难过了，吃点小零嘴儿，解解闷儿。”　　陆教授很想转换一下书房的沉郁气氛，便拿起刚才要念的那张来自张家口抗日同盟军的剪报，清清嗓子，扶了扶滑下来的老花镜，宣读起来：　　“欣悉多伦业于今晨为我军完全克复。计自北征以来，我官兵壮怀奇节，奋不顾身，逐北追奔，节节胜利。兹更神武焕发，克复各城，壮色山河，增光民族，卓绝坚苦，扫逆迹于边廷，拉朽摧枯，振国威于荒塞，从知人心不死，事尚可为，既愧卖国之奸佞，尤给逆贼以教训，是非我将士指挥有方，我弟兄万众一心，不克臻此。特电嘉慰，兹并勉筹奖金五万元，聊资犒劳。”　　红薇的心思，已经确被这封嘉奖电报牵动。她忽然记起李大波告诉过她，他在张家口张北的土儿沟，跟着吉鸿昌将军当副官的事，一直到这位将军被何应钦下了北平陆军监狱壮烈牺牲。所以她此刻听着抗日同盟军的消息，倍感亲切。“多伦之战，我们的伤亡也是很大的，”陆教授来了兴致，继续说下去，“同盟军的枪支破旧，弹药缺乏，更没有高射炮配备，全凭活人死拼。日军武器精良，且有战马，又有飞机轰炸助战，所以每占一道战壕，都要用血肉之躯换取，真可谓血战。你们看这段报道，我一定要把它收在《抗日备忘录》中，‘十二日子刻起，乘天色昏黑，敌机敛迹之际，复续行全线猛攻，吉氏亲率各部，袒臂冲锋，呼号之声，震动天地’……‘吉氏为扰乱敌军后方计，曾暗遣副官及精兵四十余挟枪潜入城内，至是，突在城中鸣枪响应。敌恐抗日军已入城，咸惊惶无斗志。及五时，遂纷纷向经棚方向溃退。抗日军于九时四十五分许，分由南西北三门攻入城内。复经巷战肉搏三小时，日伪残部，始由城东门仓皇窜去。失守七十二日之多伦，经五昼夜之鏖战，卒于悲壮景色中，被抗日军光复。’这一仗，我们的抗日军一共伤亡一千六百多人哪！阵亡了三百一十二人，重伤四百五十三人，轻伤九百二十七人，这代价不小哇！冯玉祥给吉鸿昌打了电报，让把伤员转到北平医院，阵亡将士瘗埋烈士墓内。电文写的极其悲壮，值得给你们念一念。”　　陆教授喝了一口茶水，清了清嗓子，继续念道：“今日之事，进则俱生，退则俱死。死固有轻于鸿毛，有重于泰山者。为国而死，其死也荣，忍辱偷生，虽生实死。忆文天祥过零丁洋诗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小昭，红薇，你们既然参加了‘民先’①，我希望你们要牢记这些话，这会指导你们的一生……”　　--------　　①即抗日民族先锋队，为共产党外围青年组织。　　两个小女伴都认真地点点头，她们知道这也是这位著名的政治上左倾的历史学家对她玫慕痰肌Ｂ叫≌押芟敫燹彼档闾寮夯岸闳鼋康囟月浇淌谒担骸鞍郑掖粢换岫侔镏烧庥桑乙燹鄙塘康闶露北憷藕燹钡氖郑艹隽耸榉俊?　　她俩来到前院西厢房。一溜三间房是这个独生女儿自己的宿舍和书房。窗前有一棵殷红树干的海棠树，支蓬的枝柯，把卧室那间屋子影得有点光线发暗。屋里靠墙摆着一张老式的铜床，一张帆布的躺椅。一进屋小昭就把红薇拉到床上，关心地说：　　“看你眼睛上那两个黑眼圈儿，一定是还没有歇息好，怎么，你还没有回家吗？”　　“没有，我还住在王淑敏家。”　　“你也是，放着我们家你不住，为什么非住王淑敏家呢？　　哼，就凭她后妈那个‘大洋马’，你惹得起吗？”　　“是呀，真怪，今天大概是她跟踪了我，一个劲儿地套问李大波……”　　“是吗？她一个‘家蹲大学’，打听这些事儿干什么？……真怪！”陆小昭气呼呼地说着，“要不，你不愿意回家，就住到我们家吧，咱俩住这儿，彼此有个伴儿多好，快别走了。”　　“不行，我还是要找到王淑敏，学校里没有她，可是我又不愿再到王家去，……”　　小昭想了想说：“这样吧，在我家吃完饭，我陪着你去。”　　吃罢午饭，小昭跟着红薇，乘上白牌环城的电车，向西城驶去。在缸瓦市那一站她俩匆忙下了车，一进到灵境胡同，远远地望见挂着“医士王达智”木牌的王家大门，红薇就停下脚步说：　　“你去吧，如果王淑敏在家，你就把她叫出来，我在这儿等着。”　　“那也好。省得又被‘大洋马’缠住，问个底儿掉。”　　陆小昭快步向前走去。红薇躲在一处墙山的砖垛子里边，呆了一会儿，就看见陆小昭拉着王淑敏有说有笑地走过来。　　红薇噘着嘴冲着王淑敏说：　　“哎呀，都快把人急死了，你还龇着牙乐呢，淑敏，我到学校找你一通，你倒是上哪儿猫着去啦？”　　王淑敏收敛了笑容，压低声音，在红薇耳畔说：“傻丫头，咱刚南下回来，我不向学联汇报行吗？我是找吴伟民去了。”　　红薇把早晨发生的事情又向王淑敏详细地重说了一遍，她不仅像红薇一样地着急，而且还皱着眉头，咬着下嘴唇说：　　“红薇，你提供的情况很重要，怪不得我继母她对你忽然热情起来，说不定她是窝在我们家的一个暗探。以后，绝不能再到我们家来聚会、开会了。”　　“淑敏，那你能不能带着我找找人，再去打听打听李大波的下落呢？”　　“是的，不仅仅是打听，既然发生了这个情况，我们应该向组织汇报，你知道这个规矩、这个纪律么？”　　红薇用两只睁大的眼睛，望着王淑敏，又惭愧又惊异地摇了摇头。　　王淑敏思考了一会儿，果决地说：　　“小昭，你先回家吧；我带她一个人去。”　　在北城交道口一条僻静的小巷里，有一处破旧的、用碎砖和青灰抹过的小院，两扇木门紧紧地关闭着。这就是北平市学联委员董建华和吴伟民的住处。　　小院里有两棵枣树，三间小房。屋里没有陈设，只有两张单人床、一张水板搭成的桌子。地上堆满了书籍、报纸，显得很凌乱。　　拍门声响起的时候，他俩正在研究着如何动员学生到绥远进行宣传和支援参军的问题，因为那边的战事，入冬以来突然紧张起来。拍门的声音打断了他俩的谈话，他们侧耳谛听了一会儿，听出是按着暗号在拍门，吴伟民便站起身来开门。　　“怎么，你刚走就又来了？”吴伟民把门关上，问着王淑敏，“有什么情况吗？”　　“让红薇自己说吧。”　　他们一同进了屋。等红薇刚向他俩学说了寻找李大波未遇的情况，董建华就微笑着说：　　“你不用为他着急，更不用惦念他，你本来就不该随便到他住处那儿去。”　　红薇听着这语气生硬的话语，很不习惯。她不由得张大眼睛，惊奇地望着莫测高深的董建华。　　“还有一层意思，李大波是做党的秘密工作的人，他的任务重，使命大，所以他的行踪既不定又保密，你懂吗？……”董建华又接着说了这番话，在一旁的吴伟民看出红薇有点茫然，便用鼓励的话开导她：“红薇，这一次你南下表现得很好，你在固安、宛平站岗的时候，警惕性很高。你是民先队员了，往后你应该记住，凡是你不该知道的事情，千万不要到处打听，你懂吗？这不是不信任你，而是因为白色恐怖太厉害，不得不采取严格的保密纪律。……”　　红薇半懂半痴地答应着，也许正因为她不完全懂得他俩说话的意思，她的心里突然涌上一种空落落的凄凉之感。“淑敏，那咱们走吧，他们还要忙正事哩！”　　她俩来到街上，红薇挽起淑敏，边走边学说着一早从学校偷听来的话。“推举我当‘献剑团’代表，给蒋光头献剑，我才不去呢！”　　“对，当然你不能去，咱们是学联骨干，正跟他们唱着反调呢。说欢ㄕ庥质抢聿榈赂逗Ｑ悄萆柘碌娜μ装桑磕悴换匚壹易×寺穑俊?　　“不了，陆小昭没对你说你后娘对我的追踪和套间吗？”　　“说了，这个坏女人，还盘问了我一顿呢，她转弯抹角地问我是不是在外边交了男朋友，哼，她总是用坏心眼猜度人。……得，别说她了。她是破鞋踏拉儿——提不起来了。现在，你既然不愿意回我的家，你到哪儿去呢？要不，你就先到小昭家躲两天，怎么样？”　　红薇咬着嘴唇，思谋了一会儿，才下定决心说：　　“不啦，总躲着也不是个常事儿，今天我就回去，看乔治和理查德能把我怎么样喽！”　　在小巷子口，她俩分了手。　　红薇在景山公园那一站下了电车，慢慢地朝景山后街走去。午后天气转晴，微弱的阳光，穿过欲雪的云层，正在那座高大的煤山顶上的黄亭琉璃瓦上跳跃。从早晨起，她经过了多么复杂多变的感情历程，又东奔西跑地走了多少路，现在她真感到一种失望后的身心交瘁。虽然陆教授给了她不少教诲，吴伟民、董建华又给了她许多思想启迪，但她对吴伟民董建华那种模棱两可的解答，仍然不能使她对李大波的安危和悬念从心底深处完全消失。又想到那个她憎恨的景山公馆，还不知在怎样迎接她，所以她的两腿酸软无力，心里真像装着一团理不清的乱麻。好容易走完了那段寂静的柏油路。　　她抬眼望着不远处的那处镶有鎏金饕餮门环的大红漆门时，吃惊地站住了。往日是双门紧闭，现在却是大敞四开着，门前还停了三辆小轿车。她看见门洞里正站着穿天蓝色号衣的仆人爱狄。她疑讶着，不知道理查德这座规模宏大的公馆里，出了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　　爱狄正在张罗着客人，他的眼尖，一眼就看见了正在门前踯躅不前的红薇，他颠蒜儿一般跑下石头台阶，满脸堆笑地喊着：　　“嘿哟！这不是蓓蒂二小姐吗？怎么还不快点家来呀？老爷撒下网去，到处寻找您呐！”　　红薇没有回答他，望望门前的汽车问道：　　“怎么，家里有宴会？”　　“哎呀，二小姐，咱公馆什么时候白天举行过宴会？”他放低了声音，凑近红薇，做出极其诡秘的样子说：“二小姐，您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家里都翻了江啦！老爷发了脾气，太太又哭又闹，连玛丽大小姐也呜哇喊叫着，您可不知道家里折腾成什么样儿啦，还不都是因为您在固安乡下闹学潮，把咱乔治少爷吓出一场大病，您倒愣是不知道？”　　“噢。”她用下巴点一点汽车，“那是谁来了？”　　“有老爷请来的协和医院的雷曼医生，大少爷父亲乔泉荪先生还有他请来的王达智医生，巧不巧，正商量着大少爷住院的事儿，那位社会局的曹刚先生也来到了，正在书房里跟老爷嘀咕事儿哪！”　　红薇的确心里一惊，由不得说溜了嘴：“他来干什么？！”“嘻嘻！”爱狄奸笑了一声，用讨好的口气说：“嗐，那还不是小秃儿脑袋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儿吗？我看八成是要给您二小姐来个‘三堂会审’吧？您可得小心着点儿呀！”　　红薇从爱狄嘴里探听到这些消息是很重要的。她必须对这些新发生的情况，有所了解和有所准备，特别是李大波不在她身边的时候。她不再跟爱狄闲扯，便走进公馆的大院。　　一阵当当的钟声，从餐厅里传出来。有长长钟摆的猫头鹰大挂钟，正敲四点。这是理查德公馆法定的用茶点的时间，餐桌上已摆好银质餐具，可是还没有一个人。这时，理查德家的人们——莱斯蕾·爱弥丽太太、玛丽和她的男友法国人凯勒，还有乔泉荪、王达智、雷曼，都聚在北屋的大客厅里，围着还在发高烧说胡话的乔治周边。医生们正忙着给乔治试体温，往头上放冰袋；乔泉荪只顾摇头叹气，而爱弥丽却抑制不住感情冲动，一个劲地喊骂着：“哦，这是狄克①干得好事！从河滩上拣来这么个撒旦②来，搞得全家日夜不得安宁！　　上帝啊，您来惩罚这个没有教养的魔鬼吧！……”　　--------　　①狄克，是理查德·麦克俾斯的爱称。　　②撒旦，“圣经”中所说的魔鬼。　　红薇在窗外听到了爱弥丽对她的咒诅，但是她此刻不愿意冲进客厅，去和这群人辩理。她现在最惦念的还是想知道曹刚的造访，是不是与李大波有关。于是她趁着人们无暇看到她，她便猫下腰躲闪开那一溜落地窗，很快地穿过一道有花墙的月亮门，朝第二进院子走去。这道院平常异常冷清、寂静，可以说是理查德的工作地带。有他两间客厅，一大一小，兼作书房，还有一间是特殊的工作间，布满了能够微缩的照像器材、显微镜、密写液和破译密码的各种小本子。这是一个禁区。平时房门总是紧锁着。　　大书房里没有一点声息，和大书房毗连的小书房，却拉上了窗帷，她判断理查德跟曹刚一定是在小书房里密谈。她蹑手蹑脚地轻轻旋开大书房的门把手，走进书房。　　一道从窗里斜射进来的西照的夕阳，正投影在墙壁上悬挂的那张２４寸的华尔的大照片上。他身背两支洋枪，一张瘦长的脸，似乎正冲着红薇得意地笑着。这是当年华尔送给理查德的父亲俾斯·麦克柯尔的纪念品，所以像片下面还有两行流利的英文题词：　　我说啊，俾斯！我们从没有玩过今天这样的游戏呢！　　这是一个大抢掠、大杀戮的光荣日子啊！　　敬爱你的伙伴　　华尔　　１８６２．４．１３上海①　　红薇非常讨厌看这张照片。这照片常常刺激着她想起自己那分充满仇恨的家史，想起她的祖父方泰是怎样被理查德的父亲麦克柯尔下了大狱，并点了天灯的。现在她顾不得想这些，便沿着入冬刚铺上的纯毛地毯，无声地走到书房的尽头。那里原有一道小木门，和小书房相通，后来理查德为了会客方便，才把那个小门锁住。她正好在那里偷听。　　她从钥匙孔里张望了一下，不错，小书房的紫檀木太师椅上坐的正是曹刚，理查德坐在他的对面。　　“李先生，我的时候②，是郑重地向您提起注意，您的教女蓓蒂，此次随着南下宣传团，可有越轨行为啊！”曹刚挤着那对小眼儿，皮笑肉不笑地说，“说实话，要不是冲着您的面子，我早就把她‘猴’起来啦！”　　--------　　①１８６２年华尔洋枪队扩编为“常胜军”，配合英法联军在上海、宁波与太平军作战，到处屠杀抢掠，残害中国人民。５月，华尔被太平军打败，９月，在浙江慈溪城外被太平军击毙。　　②这是曹刚的口头语。　　理查德揉搓着白皙多毛的长手，感激涕零地说：“非常感谢你的关照。不过，这次国府指令学生提前放寒假，我怕她出去跟着那些疯狂的学生闹学潮，特意放她回遵化老家去了，是我的仆人亲自送她上车的呢！”　　“哎呀，理查德先生，我的时候，您可让我说您什么好呀！您传教传的都传傻啦，她是有胳臂有腿的活人，就不会半路下车吗？”　　“啊！是呀，是呀！”理查德半张着嘴巴。　　“据我们侦察，她是在固安城外赶上宣传团的。嘿嘿，不是兄弟我曹某人吹牛，这件事瞒不了我，她们那个队伍里，有我安插的人，我的时候，能不知道么？”　　红薇隔门听到这里，浑身激灵了一下，心里一惊，差点碰出声响来。她不由得想起那次在宛平城外站岗时，正好碰见李大波的表弟艾洪水挽着娇小玲珑的丁孟秋在月下散步，是不是他？她又记起，在前门外大栅栏飞行聚会那次，李大波对他的表弟是多么冷漠，又是怎样的躲避着他。　　“我的时候，还要通报给您一个最严重的消息，”曹刚的话，打破了红薇的思绪，“最致命的是，您的教女背后联系着一个我们要追捕的共党要犯！”　　理查德吃惊地伸长了脖子，急切地问着：　　“什么？共党要犯？！我的上帝啊！”　　“不仅如此，我的时候，已经调查清楚，您的教女跟那个共党要犯还有私通的奸情，……”　　“真的？！”　　“那还假的了吗？今天早晨……”曹刚压低了声音，凑近理查德的耳根，嘁嘁喳喳地说着。　　红薇听不见曹刚说的话，但她推测得出来，一定是在说今早在“德成”公寓发生的事。　　“所以，”曹刚的声音忽然放大了，而且还用一个指头敲着用螺细镶嵌的大理石桌面的黑色硬木桌边，来加强他的语气，“我郑重地通知您，经查询，那个共党要犯，并没有被我侦缉队逮捕，宪兵三团也追查过，这人没有在押。因此，我的时候，强烈地要求您跟我们配合，从您教女那里，找出线索。我想，您是乐于协助官方的吧？”　　“当然，当然，我的态度您是知道的，仅从我这次去江西蒋总司令围剿的地区，去配合宣传蒋先生的《证道谈》和宋美龄女士用英文写的《我的宗教经验谈》，就可以证明我是站在哪一方了。”　　曹刚站起来，握住理查德的手说：“这我们一点儿也不怀疑，只是向您提出这个请求。”　　“好吧，我一定设法把她找回来，并追问她有关那个共党的下落。”　　小书房的屋门开了，理查德陪着曹刚一前一后地走出来。红薇趁着他俩还没有走出来，赶紧猫下腰，蹲到窗户底下，拉着一垂到地的紫绒窗幔的一角，遮影着她的身子。她看着他们的身影，转过花墙朝前院走去，她就一溜烟儿小跑着，到后院去找王妈妈了。　　这小后院是仆人居住的院落，有几间小平房。东西厢房各两间，是护院、厨师和花匠、司机住的，北房两间是王妈住，外屋一间大澡盆，专供王妈洗衣服用，屋子中间搭着一张大案子，是在上面熨衣服的。去年夏天，有一次学联委员们在北海五龙亭聚会，被曹刚盯梢，李大波巧妙地逃进小西天，躲在神山后面，闪过他的监视跟踪，就是躲在这间小屋，睡在这张熨衣的大案子上平平安安地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王妈给他开了后门，他才逃过了那场劫难。　　王妈妈停住了洗衣服，正掩门闭户地在里间屋跟她的儿子王万祥说悄悄话儿。王万祥是中共天津地下党组织的一个负责人，起先他以拉洋车为掩护和养家餬口的职业，在工人群众中做工作，自从国民党特务人员在天津近郊静海县破获了北方书局的党组织，逮捕了十九个人去，白色恐怖便笼罩了天津城。王万祥也脱下洋车夫的号坎①，改换了掩护身分的职业。如今，他是一名担着挑子，沿着大街小巷吆喝着“有破烂的我买”的小商小贩了。这一次，他是来参加中共北方局召集的一次秘密重要会议才来北平的。会议是在东四十二条胡同一处大宅门里召开。当然是以祝寿的形式。这是以天津市长萧振瀛秘书身价、隐藏在有花园的萧公馆里、专门搞上层人物工作的杨承烈，通过北平的军界宿将提供的这个场所。为了参加这次秘密会议，平时穿着破衣烂裳的王万祥，只得换了一身头天晚上杨承烈派人送来的湖蓝色团花寿字的丝绸棉袍，黑缎子马褂，戴一顶灰呢礼帽，一双皮底黑礼服呢圆口鞋。这是３０年代中国上流社会男人最流行的考究服装。会议散了，由于会上传达了许多重要的文件，所以他怀着激动的心情，在回津之前，来看看好几年不见的母亲。为了家境贫穷和他所从事的神圣工作，他既不能奉养老母，也不能常和她见面，他为此不仅心怀惭愧不安，而且他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他那年轻就守寡的母亲。四年前理查德夫妇带着乔治、玛丽和红薇到他主持的爱斯理教堂过耶酥复活节，红薇唱完了圣诗，偷着跟小牛子他们到教堂后院的阁楼去掏鸟蛋，不幸被蛇咬伤，以后又转了伤寒病，理查德怕传染，曾让王妈妈带着红薇回到天津新开河的转盘村，住了好几个月，那是他们母子在一起团聚最长的时间。一晃四年又过去了。在转盘村的日日夜夜，李大波有一段时间化名王万顺，说是万祥的弟弟，王妈妈的小儿子，住在那个狭小的对面的茅屋里，跟着在铁路上被轧断腿的搬道岔挂车钩的工人郑大河住在一条土炕上。从那时起，王妈妈不仅理解了儿子所从事的工作的伟大意义，而且也从此为儿子的安危日夜悬心。每当街上过铁闷子车，响起一阵阵警笛的怪叫声时，王妈妈就双手合十地祷告着说：“菩萨保佑他平安无事吧！”　　--------　　①号坎，“七七”事变前，为了统治洋车夫，车夫都要穿政府发卖的一种蓝布坎肩：背部印着号码，洋车夫都简称它为“号坎”。　　王妈妈的这份心思，只有红薇知道。她下学以后，总要跑到后院去看一看王妈妈。有时她就从自己的卧室里偷偷地溜出来，陪着王妈妈在小屋里一块儿过夜，她们脸对脸地躺着，她总安慰王妈妈别为万祥和万顺提心吊胆，她会给老人解心宽地说：“说不定他们哥俩这时正驾着小船儿在新开河网鱼呢！”　　每当这时候，她们这一老一小的两个女性，就都沉默下来，沉浸在自己追寻的思忆中：王妈妈想念着自己的儿子王万祥；红薇就思念着教她读书识字还给她讲笑话听的万顺哥——李大波。　　在理查德那处阔绰的公馆里，这奇异的一主一仆就这样相依为命地打发那令人愁闷的苦日子。　　红薇跑进小院，直奔王妈妈的下房。足有一个月的时间，她没有回家看王妈妈，一进小院她就倍感亲切，又像回到她红花峪山区的老家。她边跑边激动地喊着：　　“王妈妈，我回来了！”　　她跑进里屋，见到床上坐着一个穿长袍马褂的生人，她愣住了，呆了一会，她才认出是王万祥来，便高兴地说：“哎呀，是万祥哥呀？你这身打扮，我简直认不出你来了！怎么样，我凤娟嫂子好吗？鱼儿好吗？他没有喊叫着要找我吗？”一道欣喜的光，闪耀在她那美丽的脸上，在转盘村度过的那些值得记忆的美好时光，又油然地闪现在她的心头。她奔到床前，高兴地跳着双脚，拉住万祥的双手。　　“挺好，他们都挺好！”王万祥打量着穿着朴素、剪着齐耳短发的红薇，问着：“听说你这次随着南下宣传团，表现的挺好，我很高兴。……”　　“啊，你是听谁说的呀？”红薇惊奇地打断了王万祥的话，“你说，你在天津，怎么一来北平就听说我南下了呢？是谁告诉你的？”　　“是万顺告诉我的，”他们都还习惯地称谓李大波这个化名。　　红薇惊异地问道：“是万顺哥？！你是在哪儿见着他的？我今早去公寓……”　　王万祥拦住她的话，微笑着说：“昨天晚上，我们俩在一块儿宿的，他很夸奖了你一顿，说你这小小的年纪，被理查德偷了来，在这样一个培养洋奴的环境里能有这样的觉悟，很不容易，真是‘出淤泥而不染’呀！”　　一抹惊奇与喜悦交织的光束，点亮了她那乌黑的大眼，她又高兴又迷惘，简直被搞糊涂了。她急切地跺着脚问：　　“是真的，万祥哥？！这是真的吗？啊！早晨我到德成公寓去，那女店主说他早就被逮捕了。”　　王万祥笑起来：“没有。那是使用的一种巧妙的‘金蝉脱壳法’，为了不让当局再追踪他，我们就找学联一帮子人，化装成军警，假装逮捕了他，你放心，他很平安。”　　红薇欢愉地跳着，高兴地说：“天啊，早晨都把我急哭了！我为他今天流了多少泪呀，告诉我，他在哪儿，我多想去见见他啊！”她用两只手，扶着万祥的膝盖，一边推搡着一边跳着脚儿撒娇似地央告着，“快告诉我，万祥哥，他如今到底在哪儿？！”　　王万祥忍俊不禁地笑而不答。王妈妈在一旁假意嘿唬着说：　　“薇妮儿，那么大丫头啦，别跟你哥那么讪脸！”　　“红薇，我只能告诉你，他现在已经走得很远了，”王万祥看见红薇急得要哭的样子，便安慰着她说：“他现在有重要的大事要做，哪能像那年在转盘村时那么有闲工夫哄你跟鱼儿玩呀？得，别难过，这是他让我给你带来的一封信。”他从贴身的小褂口袋里取出来一张折叠成三角形的纸片。她急不可待地打开来，一目十行地看下去。　　小妹：　　请原谅我再一次和你不辞而别。我将远行，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去多少时间，不能预先确定。我能想象，当你找不到我的时候，会多么担惊害怕和忧郁难过。这是万不得已的。我希望你能够谅解。　　我无法形容我多么盼望能够重逢的那个时刻。我只能寄上我良好的祝愿：万望你继续进步。时局越来越紧张，我们彼此都没有理由不加紧努力工作。再见，不用惦念我，不要因为我而分心。如果有条件，我会随时写信给你。诸多保重。千万不要想念。紧紧握住你的手。　　万顺。即日。　　红薇读完这封信，真是如获至宝，大有“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之感。虽然她仍然不知道李大波如今身在何处，但知晓他平安无恙，就够使她满足的了。她小心翼翼地把信叠好，放进贴身内衣的口袋里。白天还那么苍白的脸色，由于兴奋、喜悦和娇羞，这时面颊升上了两片红云，显得那么光彩照人。　　“万祥哥，我真得谢谢你，你真好！”　　“好吧，小妹，我的任务算完成了，我得赶紧走了。”王万祥站起身，手里卷着那项呢子礼帽，“妈，给我开开后门，我从后门走吧，前门怕有蹲坑的。” 第２章　景山公馆一　　这一次是破例。理查德恭恭敬敬地把曹刚送到景山公馆的大门口。随着日本军队的铁骑在中国大地上的践踏和日本坦克向中国国土的纵深推进，理查德也不得不改变对曹刚的态度。去年，曹刚找上门来时，正是红薇失踪的时候，他不得不求曹刚亲自到遵化县去探访红薇的下落和逼迫着红薇回来，理查德始终没闹明白这个身为“北平社会局”科长的曹刚究竟是暗藏的日本间谍，还是国民党的特务？不过，有一点他心里非常清楚：在日本戮力向中国华北推进的时刻，绝不该得罪这个“两面”特务。　　看着曹刚的丰田牌汽车开走，他才轻松地舒了一口气，由不得在心里骂着：“这个坏东西，中国国土丢得越多，他倒越神气……”理查德望着汽车开走的背影，想起他头一次来公馆拜见时的情景：留着硬刷子似的平头，穿一身日本牛毛再生布的短西服，一副穷酸相。那一次他口若悬河地毛遂自荐，吹嘘和前吉林省东北军参谋长、“九一八”事变投靠日本的爱新觉罗·熙洽有亲戚关系、洮辽镇守使张海鹏是有两代世交之谊，还说那个裹胁小皇上逃亡长春的土肥原贤二是他父亲曹养浩的东京同窗。因为他攀上了北洋军阀做靠山，不几年的工夫就发了迹。“哼，这兔羔子，如果说‘时势造英雄’，如今的这个世道，也造就了这种两栖的鬼怪！”　　他正匆促地往大门里走，正好被穿号衣的张小八拦住。他是理查德最赏识的一名忠实仆人。他凑上去密报着说：　　“老爷，二小姐回来了。”　　这消息很使他吃惊又高兴：“是吗？”　　“真的，没错儿，我亲眼所见。”然后又用眼溜湫着周围，见没有人，更压低声音说：“王妈的儿子也来了，我觉着那穷小子有点不地道……”　　他睁大了那对蓝眼睛望着张小八，叫着他赐给的名字：　　“爱狄！怎么，不是那个拉洋车的穷鬼吗？”　　“嘿，老爷，这回不是了，阔起来啦，那神气可‘抖’哩！”　　这消息使他在门道里站了一会儿，引起了他一串新的思索。“现在是多事之秋，他阔起来倒不可怕啦，怕的还是乡下那些闹暴动的穷人……”“好的，爱狄，你告诉我这些很有用。”　　他拍了拍爱狄的肩膀，以示对他表扬。　　红薇回来既让他高兴，又使他气忿。但是他不能马上把红薇找到书房来询问和训斥，因为有两件当务之急的要事，缠住他的身子。一件是美国大使馆昨晚来通知：詹森大使要今天午后会见他，另一件是乔治的病情加剧，必须采取紧急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