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学》池田大作-8

2)人的诗、生命的诗——与亚历山大博士的谈话维克多·雨果①说：“有比大海更辽阔的景色，那是天空。 　　①维克多·雨果（I802—1885），一般称“雨果”。法国著名诗人、小说家、戏剧家。著有《巴黎圣母院》、《九三年》等。有比天空更辽阔的景色，那是灵魂的深处。”（《悲惨世界》，佐藤朔译，新潮文库版）今天，确实是个科学发达，物质丰富的时代。但就在人们为这种绚丽、豪华的现实而感到眼花瞭乱，忘却了向往那心之豁达、无限深奥的意念中，我以为：存在着现代的莫大的谬误。若不深入到“心的深处”去进行探索，无论“生存”的真正意义，或人生的真正价值均难以了然。从根本上说，社会上的所有活动，都必须是使人的“心”充实、闪光生辉的手段，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科学、经济和政治才成为极其重要的人的活动。但是，现代似乎过分地偏重于物质至上主义。因而，今天的人们正迫切地期待着庄严的“人”的复权，“心”的复兴。当务之急，不仅要为科学家、经济学家、政界人士，还要为诗人、哲学家、宗教家等，提供充分发挥其才智的舞台，开辟新的时代。否则，无限憧憬未来的使者——青少年的心，将日益萎缩；时代，也定会转入那失去人心的丰满和安宁的黑暗的舞台。一九八七年秋，我和罗马尼亚诗人，布加勒斯特大学教授伊凡·亚历山大博士，进行过一次亲切的短时间交谈。一九八三年我曾访问罗马尼亚，此时于这位博士所在的大学，做了题为“站在文明的十字路口”的纪念演讲，并结识了他。在第二次见面时，我们都为久别重逢而感到无限喜悦，谈话是从自然、诗之心、诗的真实的力量以及人的“心”等主题逐一展开的。我并非职业诗人，但每当我接触到他们的目光——那一边与人生苦难作顽强的搏斗，一边默默地开创自己的道路，信心百倍地寄希望于明天的青年们的炯炯目光时，油然地产生一种应给予他们某些鼓励的心情。于是，我便作诗，分别寄赠。年轻时，我也常去听诗歌的朗诵。在那战争刚刚结束不久，动辄被那黑暗窒息的年代里，这些诗篇，在当时滋润了多少年轻人的心啊！一幅幅动人心弦的场景，至今仍萦迥在我的脑际。我还记得在结束一天活动，迈步回家的路上，一边仰望着满天闪光的星辰，一边朗诵着诗篇，此情此景令人难忘。直至今天，我仍怀有那种——只要遇上青年人，便想与他们一起朗诵诗篇的激情。然而今天，那促使“人”和“社会”日益复苏的，洋溢着无限深奥的生命激情的诗篇，似乎已不多见；而且活跃在各界的人士中，具有“诗心”的人也在日益减少。对此，许多人由衷地感到遗憾，我便是其中之一。我总以为：“诗心”，就是将展现在人的生命深处，充满着无限光芒的“心”，和谐地、激动人心地与大宇宙、大自然融合为一体，一边歌唱那辉煌的人生，一边讲述人生的真诚，向着幸福的方向奔去。唯有在这个意义上，“诗”，才带有为人的复兴而进行启发和熏陶的重要使命。据亚历山大博士说，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①在去世前曾留下这样的遗言，即希望在他墓前朗诵荷尔德林②的诗篇。这些诗是《寄德意志人》、《宥和者》、《面包和葡萄酒》等。其子遵照遗言，在父亲的墓前朗诵了荷尔德林的诗篇。尤其最后一首《面包和葡萄酒》的诗篇，使人倍受感动。应该说，这是一则描述大哲学家心灵的，美丽而动人的故事。 　　①海德格尔（1889—1976），德国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著有《存在与时间》、《形而上学是什么？》等。②荷尔德林（1770—1843），德国诗人。毕业于杜宾根大学神学院，著有书信体小说《许佩里昂》，诗作《自由颂歌》、《人类颂歌》等。诗，并非所谓感伤，也并非宽慰，也不只是感情的吐露。既不是批判，也不是评论。我以为：只有将下述“三者”联结起来的“心”，才称得上是诗。所谓“三者”，是肉眼不可见的大宇宙的法则；贯穿这个变化的现实世界——社会的法则；人的心的节奏。也就是——在悠远的时空中，一边相互交融、律动，一边搏动着的“人”、“社会”和“宇宙”。这样的诗，也必然成为不断提高和开拓“三者”的力量。那些被誉为世界大诗人的诗篇，无不具有这种力量。正因为此，诗才闪耀着“人类的宝石般的光辉”。亚历山大博士说，他巡游各地，向青年人朗诵诗篇。我仿佛从博士的朗诵声中，看到充满自信的青年们的身影，不禁感到万分激动。据说，博士通过这样的朗诵会，窥视到：闪耀在侧耳倾听的青年们眼中的那忽亮忽灭的“人的痛苦”，不觉十分痛心。诗人的感受是何等敏锐啊！实际上，没有“苦”的人生是不存在的，如何解脱这种“苦”，才是人生永恒的课题。从古至今，东西方的哲人们为回答这一问题，是如何低徊呻吟、苦思冥索地予以阐明的啊！哲学是为了消除人的“苦”，创造“幸福”而产生的，思想和宗教亦然如此。社会上的政治、经济、科学等所有活动的一元的目的，也应在于此。可以说：诗、文学、艺术等都是人追求幸福、美的一种天性的自我表现吧。当人们在真挚地追求“幸福”的时候，最终不能不深入到人的精神世界——“心”为何物？“生”为何意？等问题，进行认真的探索。佛法以慈悲为本。所谓“慈悲”，系“拔苦与乐”（去除他人的痛苦，给予快乐）之意。如上文所揭示，在今天，自觉地将他人之事视为己事的人日益减少，缺乏“同苦”、“共感”之情。“慈悲”，并非仅仅是一种安慰。可以说：“拔苦”（去除痛苦）远远超越“同苦”、“共感”之情，是作为人的一种最崇高的积极的行为。“苦”，与人生共存，决不会消失。但是可以将“苦”转化为“欢喜”。佛法，不只是停留在观念性的理想上，其中还蕴藏着实现思想上的巨大转化的力量。佛法上称之为“烦恼即菩提”。若简单明了地予以解释，“烦恼”，则为“痛苦”、“作恼”；“菩提”，则为“领悟的欢喜”。这可比作烧柴取火，并非为了去“苦”，毋宁说，倒是烧却“烦恼”之柴，生出“菩提”之慧火，使“苦”向“欢喜”的方面进行质的转化。这犹如飞机，正因受到气流的冲击而得以升空似的，“苦”也成为向“欢喜”方向转化的动力。因此，“苦”越深，则“欢喜”越大。这就是佛法的教诲。但是，将“烦恼”转为即“菩提”的根本关键，仍在于人。为“苦”而呻吟的是人；以这种“苦”为媒介，毅然打开“欢喜”之门的也是人。佛法之慧眼，总是不断地凝视着人。正因如此，可以说：在如何变革作为一切主体的人的伟业中，存在着佛法的睿知。若再进一步探求“人”的本质，则必归结于人的“心”，“生命深处之一念”。因而，唯有在如何锤炼人的“心”，不断地使它坚韧的过程中，才能发现解决“苦”的关键。我以为：诗也是充实、丰富人的“心”，并使其坚韧的一种手段。据佛法阐释，人，原被所谓烦恼、业、苦的云彩所覆盖。因此重要的是：一边俯视覆盖着的云彩，一边矢志不渝地追求那能在云彩之上悠然翱翔的境界，即应向那不为“云”和“风”所干扰的更高的境界升华。只有这样，才不至于沉入那茫茫的苦海的吧。为了向高层次的大空飞去，就需要有信仰、祈祷、无比正确的佛法。我还期望着诗之“心”，也有助于推动这种力量的增长。而最重要的：还是一边将悠远的大空及人诞生于世的深刻意义，牢牢地铭记在心，一边以朝雾般的爽朗的“诗心”，去创造美好的生活。3)克服精神紧张状态——塞里埃①博士的学说和菩萨的生命①塞里埃（1907—），加拿大著名医学家。长期从事内分泌学的研究。于1936年提出“应激反应学说”后为世人瞩目。凡人都希望度过“安乐”的一生，平平安安的一生。一提“安乐”，也许有人认为只是指沉湎于眼前的享乐，或指毫无波折的平稳的一生吧。实际上，即便今天很幸福，也不能保证明天依然如此。因为世界或自身，均处在瞬息万变之中。所以，世上根本不存在那种悠然闲适的安乐境遇。也许这就是人生的实相吧。佛法所竭力追求的，并非这种肤浅的、表面的“安乐”，而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更为持久的“安乐”。今天，可以说是这样的时代，即是一个正如人的肉体、精神以及社会等，均处于紧张状态中似的，一切都受到紧张的威胁；人为了生存而疲于奔命的时代。加拿大著名医学，应激反应学权威塞里埃博士说了以下的一席话：“比如说，在二、三百年前，并没有核战争的威胁，但发生过几乎毁灭全体国民的，非常可怕的鼠疫病灾难。人生的一切，是无法预料的，偶发性的。今天是富翁，明天也许变成穷汉；今天十分健康，明天如何，却不得而知。人类的全部历史就是如此。而我们的时代，在社会生活中，还多了一个被人称为是额外增加的‘精神紧张状态’。所谓‘人丧失了能动性’，就是指它而言。”为此，博士提出以下三点，作为最佳对策的处方。第一，清楚地了解自身对紧张状态的承受能力，并在生活中注意调节。第二，确定自己的目标，切实保证这并非他人所强加，而是完全出于自身的需要。第三，所谓利他主义的利己主义，就是一种在考虑到他人需要的前提下，谋求自己利益的处世方式。（《读者文摘》，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号）据说，这个结论——“生命，只有在最原始的水平上，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才得以平衡”，是博士从作为一个科学家的研究和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人，只要活着，就会感到精神紧张。但据说，生命在不感到精神紧张的环境中，是不能完美无缺地存在的。对此，塞里埃认为：从一切紧张状态中解放出来的本身，便是死。还说：可将精神紧张状态，比作一种调节人生的调味品。这在广义上讲，人唯有在适度的刺激、紧张中生活，才会使“生”变得更富有创造，更有意义的吧。博士在文章结束时所写的一段话，使我颇感兴趣。即：应努力做到更有利于他人，有益于社会。这是一个不需冒险，而以毕生精力孜孜可求的目标。它将会使你从现代社会中最严重的，使人“丧失目标”的紧张状态中，得到保护的吧。这可以说，与佛法所阐释的菩萨的处世方法，也是一脉相通的吧。众所周知，佛法将那使人的身心烦躁、作恼的诸种精神作用，总称为“烦恼”。上述现代的所谓“精神紧张”给人们造成的身心痛苦，也应属“烦恼”这一范畴。从宏观上看，在一瞬间、一瞬间地流逝着生命所呈现出来的“形象”或“境界”中，有十种范畴。佛法上称其为“十界”。简单扼要地说，任何人都有“地狱”、“饿鬼”、“畜生”、“修罗”、“人”、“天”等人所共知的“六道轮回”的境界。还有“声闻”、“缘觉”、“菩萨”、“佛”等称作“四圣”的更高层次的境界。在日莲大圣人的《观心本尊抄》这部佛书中，这样写道：“屡见他面，或时喜，或时瞋，或时平，或时现贪，或时现痴，或时谄曲也。瞋者，地狱；贪者，饿鬼；痴者，畜生；谄曲者，修罗；喜者，天；平者，人也。”在这六道之先的“声闻”、“缘觉”、“菩萨”，可称为反省的自我。这一“九界”与诸种外境相对応，各自或显现，或冥伏。但可以说九界的范畴，尚未脱出烦恼的境域。佛法的眼目，总是置于如何显现这具有尊严、无限威力的“佛界”这一生命的实存上。在佛典上，也将佛称为“自在王”、“世雄”、“能忍”、“如来”等。简而言之，所谓“佛”，就是通观三世，通会万法的真正圆满的境地。据此十界论，可以说以往的人类历史，尚未超越六道轮迥之流转。所谓“地狱”之地，系表示最低之意；“狱”者，乃被束缚之谓。任何时代，只要不切断这种“束缚”，人自身不能升华到更高的境界，则人和社会也无法实现根本的复苏。佛法，在充满着所谓精神紧张的纷扰不堪的社会中，还发现了打开“佛界”这一最高、最尊严的生命的可能性；并提示了为它的显现而需领悟的具体的“法”和道。于瞬息间，显示出“十界”中的某一界的生命，犹如同是一人，却时悲时喜似地处于变化之中。在下一瞬间，又因何缘而显示出“十界”中的某一界，可谓瞬息万变。佛法的直观智，极其准确地以“十界互具论”，把握了这一生命的能动性。塞里埃提出的应对精神紧张的方法，不禁使人感到：“似乎竭力遵循佛法的大乘的处世方式。”在九界之中，菩萨是“求无上菩提（佛果）的人”，也是指“以利他为本的大乘之众生”。所谓无上菩提，乃佛所得到的最高的觉醒；为悟得此道而悉心修行者，乃菩萨。此种修行的核心，在于“以‘大法’为根本，于有限而无常的世界中拯救人”这一利他的实践；自身也通过此为佛果之心所悟。而且，感得了的佛果，也将会在现实世界中，作为菩萨的行为表现出来。菩萨，欲普救众生，必置身于充满精神紧张的世界之中。岂止如此，普济一切众生的大誓愿，还将会使自己的生命，陷于无数烦恼的困扰之中。菩萨之所以为菩萨，正是由于能积极地面对现实中的种种困难和障碍，而且还会因此而遇到无数的烦恼。现实的烦恼无穷无尽，多到甚至被称作“尘沙惑”的程度。再说各人的烦恼也是千差万别。因此，在应对这些烦恼时所产生的烦恼，更是多不胜数了。也就是说：菩萨一方面厌忌逃避于空，积极地注视着那使人精神感到十分紧张的社会的动向，另一方面，在求得菩提的过程中破除“尘沙惑”，不懈地修得佛果。所谓菩萨行，不仅是以佛性的强大威力，使“尘沙惑”等所有烦恼的猛势得以不断地减弱，而且使它向质的方向，即朝着在使那坚强的生命波及其他的过程中，讴歌“生”的智慧和生命的方向转化。在今天这样动荡不安的现实中，体现智慧和慈悲力量的实践，才能使自身更接近于对佛果的感得。也许可以说：塞里埃博士的学说，正是对那些因偏重于自我本位主义的处世方式，而缩小自身价值的现代人所敲起的警钟吧。若在盛满水的杯子里，滴上几滴蓝墨水，水立刻呈现出蓝色。而在海中却不同，即便搀入少量蓝墨水，其色也完全被消失在大海之中。正如上例所示，重要的是：自己在追求无限深奥的境界时，纵然遇到艰难险阻，也能从容不迫地泰然而过。诚然，现实的苦恼是决不会消失的，但我以为：不要因为它的干扰而陷入不幸，应更加充满信心地去战胜它，这才是至关重要的。4)民众知识化时代所需的智慧——知识的个别性和智慧的整体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也被称为“民众知识化时代”。在这种信息化的社会中，民众逐步成为前所未有的，具备高度知识和信息的“知识民众”。而且，人的“知”①，越来越显出它的巨大作用。由于这样时代的到来，社会上提出所谓“知识价值革命”的口号，并一度成为公众议论的话题。 　　①“知”，此处包含知识、智慧等意。人们对于“应从今天偏重物质价值的时代，向重视‘知’的价值的时代过渡”的这一揭示，是不会产生异疑的吧。但我以为：必须铭记在心的倒是“知”本身所包含的内容。事实上，即便如何拥有“知识”，并收集到无数的信息，若为那庞大的信息量所困扰，反而使自身湮没在信息的海洋之中，那信息，也就失去其利用的价值了。也就是说，“知识”并不等于“智慧”。只有十分熟练、运用这些“知识”的本身，才是“智慧”；“知识”，可谓进入“智慧”之门吧。在今后的时代里，唯有人的智慧才是最重要的。今天，这信息化社会，已逐渐陷于知识泛滥的困境；若运用、汇集整理它，开拓其新局面的人的“智慧”，日益枯竭下去的话，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因而，我以为：决不可忽视——科学文明，需有一个不断开拓人的丰富内在价值的明确方向和力量。一般认为近代科学方法论的特征，是以要素来说明诸多现象的“要素还原主义”和计量的“分析加算主义”。因而往往由此失去整体性。实际上，那产生于我们周围的事件或事物，没有一个是孤立存在的。世上一切事物，都是以某种形式保持着关联，构成一个整体。就以我们人体为例吧，它可分为头、手、躯干、脚、五脏六腑，甚至还可分为更细小的部分，如每一个细胞等。但这些部分，作为人体是互相关联的。当然我们也决不可忽视身与心的关联。正如最近的深层心理学和生态学的成果所示，若沿着人与人，人与自然、宇宙的关系去探索，则它的相互关联将会无限地扩大。可以说，小宇宙（Mikro·Kosmos）和大宇宙（Makro·Kosmos）两者密不可分，建立在绝妙的协调的基础之上。唯有真正感受到它的整体性——作为由那不可见的协调的“线丝”，联结起来的生命体的整体性，才是为古今称道的人的智慧。近代文明，一直不断地将整体分割成一个个细小的部分。若从人的智慧日趋发达的角度观察，在某种意义上讲，也许是必然的趋势。但从它的反面看，尽管在物质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就，而人本身却陷入这样一个境地——即岂止自然，连人与人之间的联系都被切断、封闭，不得不在那仅存自己的孤独的空间，低声呻吟的境地。我想在学术和教育的领域内，也需对那忽视“智慧的整体性”的“知识的个别性”的畸形发展，作出应有的评价。可以说，以往的知识，是与人的“幸福”，为了更好生活所需的“智慧”和价值等毫无关系，而是独自发展，日益庞大起来的。明治时代，正是日本的近代化开始起步之际，福泽谕吉①似乎早已察觉到上述的现象。 　　①福泽谕吉（1835—1901），日本明治时代启蒙思想家、教育家。著有《劝学》、《文明论之概略》等。“彼万事通者，仅知物而不知物与物之间的缘，仅知限于一类事物，而不知其他事物彼此间关联之理。学问之要，唯在于知事物相互关联之缘而已。若不知事物间之缘，学问则无任何价值可言。”（《福泽谕吉全集第4卷》，岩波书店版）他甚至还说：“仅知物而不知物之缘者，无异于辞书也。若强述其所异，则纸之辞书不进食，而人之辞书进食而已。”猛烈地抨击了那些一知半解，无所作为之辈。福泽谕吉著《劝学》一书，旨在广泛地促进人们钻研学问，其本人也身体力行。他抨击的，并非学问和知识本身，而是指为学问而学问，为知识而知识的一种社会弊端。我们切不可单从效用主义、实用主义的观点去理解福泽谕吉的这一席话。众所周知，如“缘起”和“因缘”等的语源所明示，“缘”，本为佛教用语。此处暂不论述它的深奥含义，而福泽所说的“缘”，乃表示“关联”之意。这是指物与物之间的“缘”，也是指事物与自身间的“缘”吧。我们应该对这一整体性的问题——“学问和知识是如何与自身相关联，具有什么意义”进行探索。在回顾近代科学发展的始末时，会发现：人们对知识的追求，确实起过推动科学发展的作用。但其结果，却出现了核武器，多种有毒物质到处制造公害，从而不得不追究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所以必须再次明确：知识与人类、自己的命运，究竟具有什么“缘”、什么“关联”。只有依照“自己”，或“自己的生活态度”，去主动地探求知识体系，才是智慧的力量。而且，唯有探求它的“关联”，把握“整体”，使人们勇于创造价值的才称得上是智慧。可以说，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力量吧。近代科学，运用西方独特的，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谓宿命的方法论，以人外在的构造，外在的约束力竭力地予以发展，而对丰富、充实那最紧要的人内在价值的本身，却未起过什么作用。当然，其责任并不在于近代科学，而在于人未能揭示这种科学方法论的局限性，并过分相信它的这一错误上。假如人们因自己有知识而变得傲慢起来，那倒是最无知、最浅薄的表现。我不禁感到：唯有从这个角度去把握“民众知识化时代”，才能发现它的深刻意义。是否可以这样说，即问题不仅仅在于获得知识，而是提出如何开发智慧的方法，并逐步地具体地加以完善。这才是时代对我们的要求吧。5)计算机和人——人工智能开发和生命的尊严当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的时候，人们不禁为从月球地面发回的图像而感到惊叹，而今天——约二十年后的今天，据说，当时把人类送上月球的计算机的性能，现在已聚集在被称为“VLSI（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手指般大小的“小石子”似的零件上了。确实，科学、技术的进步，岂止“日新月异”，简直已进入以分秒计算的时代了。我总想：若能为和平、为人类更充分地发挥人的聪明才智的话，那该多……。计算机，已飞速地深入到人的日常生活；社会也日益进入信息化时代。这种进步，的确给人类带来莫大的恩惠。但是，若一任科学、技术的进步，并日趋商业化，那人们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能保证合理化、高度化和简便化吗？可以说，信息化社会和人的关系问题，是当前亟待解决的紧急课题。现代，计算机正向人的智能发出挑战。几年前，开发“人工智能”一事已成为议论的话题，这可以说，正反映了计算机所竭力追求的最终理想。不少人从中看到：若这种“人工智能”，得到不断地开发，则被认为当前只有人才能完成的，那些智能性工作中的相当一部分，将由计算机来承担。若论数据的存储量，或计算处理的速度等，计算机在这方面确实比人要出色得多。实际上，在产业的所有方面，计算机已取代了过去人所承担的工作，而且效率也很高。它还渗透到——从电讯电话等一类通讯设备和管理银行的存款，到订购车票等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样的事例，可谓举不胜举。原来，计算处理数值化的对象和处理数据，为计算机的主要功能；根据符号化的知识和规则进行推论，而是“人工智能”的特点。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半期起，由于研究“人工智能”的科学家们的努力，那种被称为专家系统的，富有智能性的系统，现已得到逐步开发。据说，之后的计算机，除在原有的领域外，还在医疗、科学、军事、经营中的“决策支持系统”等各个领域中，辅助人进行智能性工作，其中也有显示出超越设计者的推论和分析能力的事例。应该说，计算机确实在某一方面，具有任何聪明的人脑所难以企及的优点吧。但是，当计算机的功能，渗透到人的个人生活中去的时候，人的价值便变成数值化，得以承认的人性的基础，定将被这个社会夺走。这就成了所谓“计算机公害”，它将使人失去人所具有的生命。这样说，不谓危言耸听吧。在目前的阶段，应该说，一旦以人性为计算机的对象，将其结果用于决定人的命运时，那其中必定潜藏着使人日益奴隶化的危险。人们曾为过去那种还不懂得合理使用机器时，却盲目地任其发展的状态而不胜感叹。今天，这种忧虑，似乎由于计算机的出现而日益加深。美国哲学家西巴托·L．道莱依福斯，二十多年来一直批判“人工智能”，但他认为：“只要适当地使用计算机，人的直观，由于合理的思索而变得更加准确。”（《批判纯粹人工智能》，椋田直子译）而且还指出：真正的问题是“百分之一百地借助计算机的思考，那未能形式化的，人的精神功能的部分将被忽视。”实际上，在研究人脑功能的科学家中，似乎有不少人认为：“人工智能”，即便可理解为有规律的智能性行为，也不可能代替经验性的智慧和直观性的智力功能吧。若以浅近的事例而言，文学和艺术的世界，人的爱情和美的意识等，就是一个根本无法用数值来表示的，各具特点的领域。问题不在于计算机技术的发达，而在于人自身如何理解这个事实——由于“人工智能”的开发，加速了人对合理思索的追求，人的思考方式本身变得单一，充实而丰富的人性也有丧失的危险。因此，那偏重于科学技术的倾向，甚至会使“人学”本身失去其重要意义。康德①认为：人应该为其本身所具有的目的而受到尊重，不应作为单纯的手段来对待，他说：“把这样的尊严和价格相提并论；或与其相比较，这都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样的行为，可以是会亵渎尊严的神圣性吧。”（《道德形而上学原理》、篠田英雄译、岩波文库版），人自身，没有像现代这样，更需要这种自觉的了。我过去与汤因比②博士对谈时，博士曾说了以下一席话： 　　①康德（1724—1804），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创始人。著有《自然通史和天体论》、《实践理性批判》等。②汤因比（1889—1975），英国历史学家。著有《历史研究》、《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等。“我们的技术和伦理，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存在着如此大的差距。这不仅仅是屈辱，可以说是一种致命性的危险。所以必须更加努力地确立——若没有它，我们的生命便毫无价值，人生也无幸福的这种尊严性。”（《展望二十一世纪对话录》，讲谈社学术文库版）博士说这番话时的严肃神情，至今历历在目。随着技术的高度发展，不断提高人的精神力量，才是至关重要的。所谓技术高度发展的时代，说到底就是——最需要人从根本上领悟到“生命的尊严性”，提高人自身力量的时代吧。汤因比博士还说：“人持有的力量，越是增大，对宗教的需求越是强烈。”（同前书）。我一直认为：这是一句探求新科学时代的生命的哲学、宗教的箴言。恩师户田先生也曾多次说过：“那科学越是进步，佛法越易于理解的时代即将到来。”因而，在以计算机的发展为代表的科学技术进步，包含着人性变质等诸多问题的今天，对于能恢复人的整体性，并使其丰富的价值得以生辉的宗教的需求，无疑将更加迫切了。我以为：唯有飞速发展的科学时代，才是最需要建立一个使“科学”和“宗教”相融合，共同为人类作出贡献的可贵的基础。6)轻生的时代和生存的力量——柏格森的“创造的欢喜”人都希望使有限的一生获得最高的价值。然而，在某种意义上也许可以说：人的生存没有像今天这样，使人感到如此艰难的了。人，随着社会的发展，终于获得了长寿，但遗憾的是：对现代人来讲，最重要的“生”的力量，似乎没有更多的增长，甚至有人指出在青年人中，已丧失“从挫折中振作起来的力量”。另有不少人认为在现代人中，出现生命力衰退的迹象。而且，人们还为这一事实——正如自杀者超过交通死亡人数的一倍所示，轻生的倾向日趋严重而感到不安。同时，不仅仅是事故和疾病，还有精神上的压抑、疏远感、虚脱感等一类社会现象，正在人们周围不断地蔓延、扩展。今天的时代，与“生”的力量相比，削弱“生”的力量，几倍、几十倍地增长。这决非我一人的感觉吧。当前最重要的，是正视这样的现实，再次细细咀嚼一下“生存”的根本意义。据说，人在临死的瞬间，一生所经历过的事情，像走马灯似地在人的头脑中迴转。既有人因悔恨的泪水而使迴转在头脑中的情景变得一片模糊；也有人由衷地感到无上的满足，在无限的欢喜中迎接人生的终结。我以为：其中俨然存在着——人生成败的分歧点。对于那些即便如何富裕或身居高位，度过无真诚可言的一生的人来讲，当然没有真正的人生胜利之感，想必仅有痛苦的回忆吧。而那些不管他人如何评价，诚实地奋斗一生的人；为主张、主义艰苦地拼搏一生的人，在迸发出欢喜之潮的急流中，迎接临终。这些人的实际行动——自己的生命、人生所取得的胜利；以强有力的步伐抵达生命的终点等，毫无遗憾地对社会、世界和宇宙的一切作出巨大的贡献。它作为人生的业绩，将在心中唤起无限欢喜的激情吧。为什么胜利地度过一生的人，能在迸发出的欢喜之潮的急流中，迎接他的临终呢？据柏格森的深邃观察，认为欢喜之潮，是由创造，即“生命”的创造所形成的。在他的著作《意识和生命》中，精辟地阐明了欢喜和创造的关联。概括地说，就是创造越丰富，生命得到的欢喜越多，以致从心的深处泛起感情的波涛。所谓创造，就是从过去确实没有的事物中，创造出新的东西；那么“生”的创造，该是新创造生命自身吧。我们现在所生存的这个大宇宙，正是创造的根源，它产生并培育着生命。宇宙犹如巨大生物似的，创造出生息于地球的所有生命。我们今天能如此享受生命的愉快，都应归功于这一可称作“宇宙生命”的，实存的无限的创造。我们人亦然如此，学者发现真理，并据此创造出知识的体系，艺术家创造出美。我以为：每天的行为，正是人参与宇宙的根本性创造的表现；它将不断地唤起激流般的喜悦。柏格森不仅对艺术和学问的创造进行了论述，而且还涉及到生命自身的创造：“若在所有的领域中，生命的胜利是创造的话，那在与艺术家和学者的创造不同，无论何时，无论是谁能追求到的创造中，人的生命才有存在的理由。难道不应这样认识吗？这种创造是自我创造。由于人们努力，从少数中引出多数，从无引出有，不断地给丰富的世界增添些什么，而使人格显得更为高尚。”（《柏格森全集第五卷》，渡边秀译，白水社版）换言之，所有的人，无论何时能追求到的创造，都是人自己实现的自我创造。“创造”一词的真正含义，是毫无遗憾地贡献出毕生精力，不断扩大自我生命作用的一曲凯歌；是用汗和泪浇铸成的结晶。所谓“创造的生命”，可以说，是呈现在人生经受不懈磨练的行动中的一种生命的物生论。人生，会有风暴，也会遭到豪雨，还会出现暂时的失败。但，深知创造喜悦的生命，是决不会因此而退却的。创造本身，也许是一场打开沉重的生命之门的最严峻的战斗，也可谓是最艰难的工作。确实，与打开宇宙的神秘的大门相比，那打开“你自身的生命之门”，确实是一件更为艰巨的工作了。尽管如此，它显示出作为人的骄傲，不，应该说，是作为有生命的人的真正意义，真正的生活态度。我觉得：没有比不懂得创造生命的“欢喜”的人，更为寂寞无趣的了。柏格森曾说过“由于努力给予丰富的世界增添些什么，而使人格更为高尚”的话，若将他的话归结到一点，那可以说是共同开拓境界，让生命变得更为丰富、充实吧。佛法的目的，正在于为人的自我变革、人的完成而不断地开辟创造之路。佛法敏锐地看到：作为人的成长的途径，只体现在与他人同甘共苦，强化他人生存力量的行为之中。那使人真正懂得：利他行为，就是通向自我完成之路；如不尽的泉水，涌现出的“生”的原动力的，正是佛法。在日莲大圣人的佛书中，关于“喜”做这样的解释：“喜者，乃共同喜悦之事。”因而可以说，唯有共同创造，共同唤起生命的欢喜，才是真正的欢喜。在处于轻视生命和生命力日益衰弱的今天，这样的实践——如何使所有的人显现出生存的力量，迸发出生命的欢喜，必将日益显示出它那重要意义。　　第二节　探索生老病死的深渊1)已为医学所证实的“永葆青春”——老化和头脑的活性化战后我国的平均年龄，在短时间内已接近世界最高水平，从昭和五十年①后半期起，真正保持了世界最长寿国的地位。 　　①昭和五十年——1975年。这一事实本身，虽然可庆可贺，但与此同时，对随着社会的高龄化而引起的，诸多结构性的变化也不容忽视。这必将成为今后的一大课题。其中之一就是“健康、医疗问题”。正如“WHO（世界保健组织）”的宪章所竭力提倡的，要建立这样一个，即不只是在肉体方面，还要在精神方面、社会方面，如何使人获得健康的长寿的社会。诚然，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考虑：在医学领域中，正大力开展的“老人医学”的研究和医疗制度的完善等事项，但我总以为作为它的前提，有必要对可称为“生存价值的哲学”、“老年哲学”的基本思想方法，加以整理、推广。最近报上连续发表这样一种见解——“在人脑的重要功能中，有人尽管年龄逐日增长，但由于其积极的生活态度而变得日益活跃。”我感到：在动辄便消极地理解“老年”这个概念的今天，这种见解，应引起社会的极大注意。在《朝日新闻》（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二日）上，曾引用《纽约时报》的科学专刊，介绍了以下的事例。从对二十一岁到八十三岁的男性头脑的断层摄影发现：按新陈代谢的测定值计算，健康老人的头脑，与年轻人一样富有活力。另据丹麦大学霍恩教授说：那种被称作影响判断事物和洞察力的“结晶型知能”的功能，与壮年、青年相比，有时在老人身上发挥得更为充分。老人医学权威赛依博士也曾指出：“一部分人的精神功能，在六十多岁时开始衰退，多数人是在八十多岁前明显衰退。但参加社会活动的老人们，有时不仅精神功能不见衰退，反而有所增强。”据说，那些与外界隔绝，闭门不出的老人，确实变得日益衰老。即便从我国进行的有关年龄增长的，发达心理学的最近研究成果看，“智能性功能”等不一定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衰退。据说，还发现这样的情况——其间虽也有变化，然而，毋宁说是属于增强方面的变化。而且，还证实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人间的差别”更加扩大。虽说这项研究刚刚起步，而那些被称为“长老”、“泰斗”的年长者在此关键时刻，以重金作出如此高明的决策，不是没有道理的。众所周知，任何人也逃避不了生理上的老化现象。医学上认为：人身体的成长，于二十五岁前后达到顶点；至于人的记忆力和学习能力，则过了四、五十岁后，便明显地开始衰退。但事实证明，那些精力充沛的、开创性地不断参加社会活动的人的头脑，要比自身的年龄年轻得多。由此可以看出，“永葆青春”一词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它将放出新的光芒。确实，经济的保障和环境的改善，是进入真正老龄化社会所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但与这些环境方面的问题相比，更为重要的还是自身的社会存在感。再没有比失去社会存在感，更使人寂寞、空虚的了。从下述的事实也可了然，即在曾被看作理想的北欧型的福利社会里，也出现了：如老人自杀人数的增加、劳动积极性的低下和意志消沉等诸多社会问题。因而，重要的是——高龄老人们，如何使自己的精神生活更加充实；满怀热情地从事于力所能及的工作。我觉得，这并非仅仅为了延长寿命，而且是创造富有生活意义和充满生命力的人生。可以说，“老年”，是人生的完成，是人生向更高境界升华的一种表现吧。虽说其中有着所谓各自不同的人生途径，但不容置疑地在他们的心中，蕴藏着努力为社会做出某种贡献的热情和追求更高境界的意愿。我以前曾有机会，与许多著名人士进行过令人难忘的交谈。其中不少是高龄老人，但几乎所有人都是怀有青年人般的热情，毫无遗憾地为事业奋斗终身的强者。欧洲最著名的美术家，也是法国优秀的哲学家鲁耐·由依库，也是我的挚友之一。在我们之间，有着以深切的理解和尊敬所结成的友谊。他已年逾八旬，仍精力充沛地工作着。我不禁为他那富有朝气的，真诚的人生而感动。应该说，对于满怀工作热情和具有强烈的进取心的人来讲，“老年”，应是“圆熟”的别名吧。那些积累了无数人生经验和充满朝气的人，即程度不同地受到人们信赖和尊敬的人，按照自我意愿完成了为人们所崇敬的一生。也许那些为开创使日后青年能充分发挥才智的“后辈之路”的人；满怀创造热情的人，将比年轻人更具有“青春之心”。这种“青春之心”，将永远不断地创造那光辉的人生。人生的价值于五十岁后才真正闪光生辉。因而，即便已是年迈高龄，也需有一种“永葆青春”的气概，以连续的“建设”和“创造”的业绩，去谱写自己真正的一生。2)医务人员应具备的条件——耆婆等名医的品性确实，以西方近代科学为基础的现代医学，对人类的幸福和繁荣作出巨大的贡献，如：因抗生物质的发现、公共卫生观的确立等使许多传染病得以防治；外科，随着输血技术的发展，甚至可以进行心脏和人脑的手术。这些成绩应予以大书特书。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这种医学发展的本身，也提出若干新的问题。美国优秀新闻工作者诺马·卡慈恩，尽管患有胶原病和严重的心脏病，但凭借其信念和意志，奇迹般地终于从死亡的边缘得以生还。这位著名的记者，意味深长地说了以下的话：“我们对微生物的战斗，虽大体取得胜利，但在为获得精神上的安宁而进行的战斗中，却不断地遭到失败。”（《人的选择》，松田铣译，角川书店版）他还对今天的医学教育应有的现状，提出意见，说：需要培养“品性完美的人；不仅对于人的疾病，而且还要关心人本身的人；不仅能发现疾病的征兆，而且还能理解病人实际痛苦的人；不开那种失去人情味的处方的人……。”在诊断和治疗人体疾病方面，确实取得惊人的成绩，但在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指出：对那为病痛折磨的人的生命深处的问题；涉及病人家属和社会应持有的态度等问题，总未予以足够的重视。这就是为什么医疗的现状被列为一大课题的理由。美国的路耐·底福斯博士是一位在细菌学上，留下许多业绩的著名学者。我曾在东京与他进行过交谈。他是一个人格高尚的人，虽现已作古，但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在底福斯和玛亚·柏英慈共著的《谈健康和疾病》一书中说：“（慢性的——引用者）疾病的比例，正大幅度地增大，随着长寿者的增多更是有增无减。因此不由地联想到，无论家庭，或医院，或疗养院里，那些康复无望的老人，肯定会日益增多。这是由于——即便能勉强地延长病人的生命，也不能使其恢复健康的缘故吧。”（《国际·时代·生活》，杉靖三郎日本语版监修）这席话，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医学的本质。确实，年轻人的死亡人数，虽在减少，但正如人们称现代为“半健康人时代”似的，因某种疾病而感到苦恼的人，却日益增多。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疾病的状况也在发生变化。据说，许多现代人动辄便失去身心的平衡。疾病的种类剧增，已多得几乎无法统计。由于现代社会日益复杂，尽管出现多种新的疾病，人们也不以为然。在人们看到疾病多样化的情况时，不禁感到：佛法对疾病的见解给予莫大的启示。佛法上说，病的数目，为“四百四病”，或“八万四千”。“四百四病”，乃“身病”之数；“八万四千”，系指“心病”。所谓“八万四千”，与其说是数值，毋宁说言其数量之大吧。顺便说明一下，在《大智度论》等佛典中写道：“贪欲之病二万一千”，“瞋恚之病二万一千”，“愚痴之病二万一千”，“持有（上述——译者）三毒的病二万一千”，总计为“八万四千”。在日莲大圣人的《治病大小权实违目》一书中，进一步予以说明：“人有二病，一为身病。所谓地大百一、水大百一、火大百一，风大百一，以上为四百四病也。”“二为心病。所谓三毒乃至八万四千之病也。此病二天、三仙、六师等也难治，何况神农、黄帝等之方药可及乎。又，心病因其轻重、深浅而种类繁多。”在佛法上，将这“地大”、“水大”、“火大”和“风大”等归为“四大”。若就我等身体而言，可将其理解为：“地大”，指骨和肌肉、牙齿、头发、指甲、皮肤等；“水大”，指血液和体液；“火大”，指维持生命的体温和消化作用；“风大”，指呼吸和新陈代谢的作用。佛法上说：以此“四大”概括地解释人身体上的“病”，即身上的“四大”，一旦产生不协调便得疾病。关于身体上的病，大圣人也曾教诲说：“此病即便不是佛也可医治。”但是，“三毒乃至八万四千”，即指来自“贪”、“瞋”、“痴”等人内在的烦恼的疾病，并认为这种疾病就是所谓圣人、大医学家——“二天、三仙、六师等”、“神农、黄帝等的方药”，也难医治。若心病不重，用对症的方药便可治愈。正如日莲大圣人的著作中所写：“人之烦恼和罪业之病，若轻，则智者的医师们予以医治，并对病施药。”但，若严重的心病，则任何方药也难以治愈。治这种心病，除服用使生命得以根本复苏，进一步体现新的生命力的“大良药”外，别无他法。佛法将这种最灵验的大良药解释为“妙法”。现代社会面临着不仅是疾病的多样化，而且还有直接威胁“人生命尊严”本身的人工授精、脑死问题等新问题。人们十分忧虑，唯恐略有失误，将会影响医务人员和病人间的相互信任。可以说，现代医学开创一个维护生命尊严的，“为人的医学”的新时代，才是当务之急吧。作为医师的著名始祖，在西方首推希腊的希波克拉底①和罗马的加莱诺斯，特别是前者提出的医师“誓言”，已成为有志于医学者所遵奉的信条。 　　①希波克拉底（约前460—前377），古希腊医师，被尊称为“西方医学之父”。编有《希波克拉底集》等。在佛典等东方典籍中，也可找到不亚于希克拉底的“名医”，如印度的耆婆①、中国的扁鹊、华陀等，可谓其最著名的代表。其中的耆婆生于释尊的时代，以释尊为师建立了佛教医学的基础。他的名字，长期来为东方民族所传颂。 　　①耆婆——古代印度名医，生于佛祖释迦牟尼时代。后归依佛祖，与中国名医扁鹊并称。据说，这位耆婆在幸遇释尊的当时，已是掌握一流医术的名闻遐迩的印度名医了。尤其他的外科技术，更是无与伦比。如为医治被认为是世界首例的脑肿瘤而进行开颅手术；对被认为患肠梗阻的孩子进行剖腹手术，并将其治愈等，在佛典上均有记载。但，耆婆也由于幸遇释尊，得其教诲后才发现：即便能借助医术治愈人的疾病，而要去掉内心深处的烦恼、业；解除潜藏在“生老病死”这个人生根源中的苦恼，也只有祈求佛教，别无他法。这是由于他那清晰、明智的头脑，立即领悟到——任凭你如何精于医术，若不深切地理解病人之心，对病人无丝毫慈悲之心，那就失去作为“名医”的资格了。可以说，他的这番领悟，远远超越时代，显示出医务人员应持有的姿态。以《医学概论》一书而闻名的泽泻久敬博士，关于人和医疗的关系，提出①人的身体由物质构成；②人是生物；③人是身心结合体；④人是独立的存在；⑤人是社会的存在等人所具有的六个方面后说：“作为医师必须全面观察人的六个方面。”（《何谓医学概论》，诚信书房版）。近代的医学，在医疗技术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常常忽视人生来“就是身心结合体，是独立的、社会的、自觉的存在”的倾向，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事实。为了完成“给病人以生活的信心和勇气”这一医学的根本使命，要求医务人员自身更为深刻地理解“人学”。从这个意义上也可看出：建立一种“不以医学为中心来看人，而是如何以人为中心来看医学”的观点。在今后社会中，这一观点将日益显示其重要意义。3)“延长寿命的医学”和人的幸福——应有深邃的生死观、寿命观在《每日新闻》的“余录”（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四日）上，提及京都召开的一次小型集会。在这个以“思考寿命的含义”为题的集会上，提出了发生在现实社会中的两种不同的“死”。我不禁感到：这一报导，尖锐地点出了现代人所面临的“生死”问题。据“余录”上说，死去的两个老人，均为八十六的高龄妇女，死因也都是衰老；而且在家属们发现病人异常时，两人都已处于意识昏迷状态。但是，医生的态度和家属的要求截然不同：“据医生方面的判断，即便采用一切维持生命的治疗手段，也只能延长一个月，已无恢复意识的希望。还是让她安静地死去为好。家属们竭力克制内心的极度悲痛，接受了医生的劝告。病人果然于一周后死去。”“另一家属方面要求采取近代医学最先进的治疗方法。后因堵痰，切开喉管。又因手术出血而予以输血；还为增进营养进行点滴。就在日夜守护着的儿女们疲乏不堪的时候，悄然死去。此时，一阵空寞之感顿时涌上心头。”在这次集会上，宗教人士和医学家等，联系将来的延长、保护生命技术的发展，对“寿命的局限”交换了意见。当时主张采取延长寿命对策的儿子，在会上作了以下的发言：“在最后的一、二天深夜，我确实看到那在痛苦中挣扎着的母亲脸上的肌肉，一下子放松了，露出真正的微笑。此时，想必那美好的回忆正闪过她的脑际吧。就在母亲脸上显露出微笑的一刹那，我终于得到了莫大的慰藉。”他的这一席话，不禁使整个“会场变得鸦雀无声”，沉浸在深思之中。这一报导，鲜明地反映出现代人所持的有关“死”的心态。对此，肯定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如持这种意见——“不必勉强地延长寿命，让她安静地死去为好”的，不乏其人；与此相反，对要求“在医疗技术允许的条件下，应采取最佳治疗手段”的人的心情，也应予以充分理解。由于各自的立场、情况以及生命观、寿命观、孝道观的不同，意见自然分歧，切不可一概而论。但，至少这一想法是共同的吧。即作为子女来讲，让生育自己的父母“长寿”和“安祥的临终”，是最大的愿望；也是应尽的孝亲之道。这从上述的报导中，也能深切地感受到这种真诚的祈求般的心情。确实，现代的医疗技术，在吸收其他各种科学成果的基础上取得飞速的发展。但，即便如何竭尽现代医学之精华，也未必能真正令人信服。若仅仅依靠科学，则作为儿女的，作为人的真切的愿望是实现不了的。其中确实存在着严峻的现实。因而，我们不应忽视这一现实——即便怎么使用精密的器械进行对症治疗，“人的温暖”，也会逐渐从病人周围的家属、亲友的心中消失。所以，医务人员必须牢记：医疗的机械化程度越高，越需要更多人的援助和护理。有人指出：在科学取得长足进步的今天，人类虽然在时间上使寿命得以延长，但对最重要的“人”本身，却未给予充分的关心。我以为：在这种意见中，包含着有识之士对现代医学的反思和对生命的万端感触。也许是基于这种反思吧，现在更加热烈地展开有关“生命伦理”的讨论。据说，“生命伦理”一词，最初用于本世纪六十年代后半期的美国，但它似乎在最近医疗事业中，即在技术上延长寿命已成为可能；诊断、治疗已达到操作遗传基因水平的今天，再次受到社会的重视。它将有助于人们如何克服以往“医学伦理”难以应对的，现实中的诸多问题。但，专家们认为，要得到关于“死”的一般性的共同意见是极其困难的。有人指出：因为“死”本身，可谓千差万别，而且研究死的问题，必须与医务人员、病人双方的生死观和宗教观联系起来。医疗技术的飞速发展，反而使医学难以完全解决的“死”的问题，进一步引起人们的注意。医学为治疗人的“病”，确实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研究这“千差万别”的死的问题上，需更进一步从主观方面积极地对待生命的本身。医学是以探究和治疗所谓生命表面的近因为目的，而佛法与此相反，也可以说是探讨、研究其渊源的原因、结果；创建富有价值的生命。我想是因为：在对医学发展，寄于无限希望的同时，其中还需要有比支持、指导其发展，更重要、更深刻的“生命观”和“宗教观”了。今天，医学虽然已经达到使人的寿命得以延长的水平，但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更加迫切需要——使医学、医疗更有利于人真正的“幸福”和“安静”的哲学和宗教的了。唯有树立正确的“生命观”，才能开辟一条广阔的，人们所向往的“孝亲之道”。我认为：我等以佛法为基础，积极开展运动的意义，也正在于此。4)“永恒的生命观”才是创建文明之路——日莲大圣人的“本有之生死”法国文豪维克多·雨果留下这样一句话：“人，都是迟早要被执行的死缓囚犯。”（《死刑囚犯的最后一天》，齐藤直正译，潮文库版）死，是任何人不可逃脱的生者的宿命。这个“生和死”的问题，是古今东西方哲人们作为毕生的命题，不断探讨、研究的一个最大的课题。恩师户田先生也曾说过：“百年后的日本，将多达一亿人不复存在。想起他们死后的去向不觉愕然。”忧伤之情溢于言表。可以说“生和死”，是不可思议的，极其严肃的生命的实相吧。很久以前，我曾与被称为“EC（欧洲共同体）之父”的可旦霍夫·卡莱洛其伯爵，进行过交谈。记得当谈话无意中涉及“生和死”的问题时，卡莱洛其伯爵曾指出：东方和西方对此所持的想法可谓大相径庭。“我觉得在东方，生和死，犹如书本中的一页。翻了就是，即新的生和死，得到不断的转换。但欧洲却认为：人生，好比一本书，有头有尾。”（《文明·西方和东方》，产经新闻版）。据卡莱洛其伯爵所说，在东方是基于这种思考方法——犹如翻书页，新的生与死，得到不断转换。与此相反，在欧洲一直认为：人生是“一本书”，作为人的生，与死同时消灭。因而，伯爵颇有感慨地说：欧洲人对死的恐怖心理，要比东方强烈得多。在印度，自古以来笃信“轮迴转生”，即认为：人，并非在今世消灭，而是通过“死”向新的“生”复苏。佛法是以轮迴说为基础，从更加深邃的永恒的生命观的立场，阐释“生死”这一根本问题。可以说，在比作书本中一页的，这种东方的“生和死”的生命观的深处，显示了佛法无限深奥的洞察力，而且这种生命观，能使“生”安定、沉着、充实。关于“生死”问题，在法华经的《寿量品》中，解释为“方便现涅槃”。若简明地将一生比作人生一天的话，则太阳冉冉升起，人从睡梦中醒来便是“生”。作为这种“生”的延长，开始了一天的活动。一天活动结束后便踏上归路。晚上，为了明天的“生”而上床休息，这就是一天的“死”。佛法所说的“生死”与上述相同，结束富有价值的一生活动后，为了获得朝气蓬勃的生命力，显示了“死”这一“方便”①的姿态。 　　①方便，佛教用语。犹云权宜。谓对各种不同程度的人，采取各种不同的教化方式使之生信，故名。佛法上还说：“生”和“死”，本与生命共存，“本有之生命”，乃生命之实相，生命是永恒的，无限地转换着“生”和“死”。而且，不仅仅限于人，就是世上森罗万象，也无不遵循着“成住坏空”的顺序发生变化。我所住的东京信浓町附近，于神宫外苑的街道两旁，种着银杏树。我常驱车经过那里。春天，树木吐出嫩芽；夏天则枝叶茂盛；一到秋天，树叶尽染，黄橙橙的一片；随着冬天的降临，枯叶飘落，空枝参天。我多次看到这四季不同的景色，总感到这是一幕描写生命深邃变化的戏剧。若以银杏树树叶为例，则可以说，春，为“成”；夏，为“住”；秋，为“坏”；冬，便为“空”了。我想在此与西洋哲学作一对比，探讨一下更为深奥的佛法实在论的思索。可以说，这就是“空”的法理，其中包涵着大乘佛教的真髓。所谓“有”，则无，“无”，则有。但，确实俨然存在着。佛法上称其为“中道一实”或“我”。这“我”的存在，作为某种具体的一个生命而出现、诞生。这称之为“成”。它不断地遵循着“住”、“坏”、“空”的顺序流转。日莲大圣人说：“若纠我之心性，无可生之始，故也无可死之终。”我之心性，即一念之生命。它无始无终，并不因为死，而从这个宇宙上消灭。生命，原为超越生死的永恒的存在。若比喻说，它不为烧尽全世界的大火所毁灭；也不因水灾而使其腐朽；刀剑砍不断；弓箭射不透。即便将其放入极其微少的芥子粒的微尘中，芥子粒也不见变大；即便将其布满在无边无际的宇宙中，宇宙本身也不会过宽。即一念之生命、“我”，是超越生死、生灭、大小、宽狭的，相对性的永恒不变的存在。可以说，这就是生命存在的证明；生命，就是“时间”、“空间”均由此产生的无始无终的实在。佛法上，论述它为“我”。论其结论，那便是：若领悟到自己生命的根源，则“生死”自然就不会使人感到恐惧。死，决不是“生”的失败，毋宁说，是使新的生命得到复苏的重要转机；是艰难地最终完成人生的宝贵时刻。站在那永恒不变的幸福境界，积累无量的“生命之宝”的同时，能实现转换无上幸福的生死之“大法”，乃佛法；具体地予以实践的，乃人的信仰。总之，不探求深奥的生命观，就无法确立从容、悠然的生活态度和真正的幸福观。一九八七年二月，我与诺曼·卡慈恩慈交谈时，他说：“‘生命的永恒性’的哲理，在‘和平’受到威胁的时代里给予极大的启迪。现代已是人类可能走向灭亡的最初时代。这种灭亡，既反映在人的肉体方面；也体现在创建崇高的人生的‘精神性’方面。我们必须竭尽所有的智慧和能力，摆脱肉体和精神两方面所面临的摧残的危机。我以为：‘生命的不灭性’这一佛法的教诲，具有一种从根本上重新认识那造成这种危机的，现代人错误思想的力量。”诺曼·卡慈恩慈的揭示，何等尖锐、深刻！佛法，是阐释那蕴藏在永远转换的“生老病死”、“成住坏空”深处的，常住不变的生命法则；并在此基础上，注视严酷的现实社会，由此出发的变革现实的哲理。这才是从根本上改变已陷入僵局的时代和文明之路。到那时，不用说生命观，连宗教观也会变，对人的看法也会变。它定将促使社会观、自然观、幸福观等一切文化、思想的基础，发生巨大的变改。5)死并非仅仅是“悲”——日宽上人的《临终用心抄》“在向死亡存在中，此在·对·它·本·身之为一种别具一格的能在有所作为。”（《存在和时间》，原佑、渡边二郎译，中央公论社版）——海德格尔的这段话，不仅指出：死，是难以逃脱的问题，而且还表明了在觉悟到人是“死的存在”之处，展示了人的“生”的深渊。实际上，即便是与死无缘的青年，也难以回避死的问题。若真想回避它，则人生将毫无意义。据说，作为佛法的一个观点——“人，生在对死的问题并不感到十分严峻的时刻，则反而会不幸。”这就是说，若人，生在能获得极其长寿的，所谓“长寿天”的话，则不会真切地感到死的无常。因此，总是无心希求无上菩提，得不到真正幸福的成佛的境地。有一著名“说话”①，便是讲述这“长寿天”是使人难以成佛的“八大难关”之一。当然，这并非否定“长寿”，而是显示了对佛法处世的一元的实相吧。 　　①说话——系流传于民间的神话、传说、童话等的总称。具有传奇性、叙事性和浓厚的佛教教训色彩等特点。著名说话集有《今昔物语集》、《宇治拾遗物语》等。可以想象：在人总不得“疾病”，非常“健康”的情况下；在几乎不懂得“死”的真正含义的“长寿”的条件下，是很难确立极其深刻的人生观的。我想，谁都不会否认——当前这种既不认真考虑“生存”，也不认真思索“死”的问题，毫无紧迫感，随波逐流的倾向的吧。人们可以从中感到：佛法的法则的伟大——一边正视“生”、“老”、“病”、“死”等不同的人生阶段，并将其看作推动一切的力量，一边从质和量两方面，提高对永恒的幸福的向往。因此，佛法，也是极其重视构成人生最后乐章的临终的状况。我时刻铭记在心的名言中，有这样一句话：“应先习临终之事，后习他事。”关于“临终”的教诲，相当于日莲正宗第二十六世的日宽上人，留下《临终用心抄》一书。日宽上人于本书中说：“临终之一念，归于多年之行功，也即归于不断之用心也。”此话表明了：那构成贯穿正法实践的“日常不断的宿业转换的良‘生’的行为，招致良‘死’”的法理。 但，关于这个生死问题和临终之际的痛苦，在佛教中详细地阐述了“断末魔”之苦。所谓“断末魔”的“末魔”，乃梵文marman的音译，为“死节”、“死穴”等意。在印度医学中，称体内的肌肉、血管、韧带、骨、关节等互相关联，浑然一体的小而致命的“穴位”称为“末魔”。若将其割断，即致人于死地。一说全身有六十四，或一百二十个末魔，它在临终之际，因被割断、拆离，故带来激烈的痛苦。这就是所谓的“断末魔之苦”。佛法认为人的身体，乃由“四大”（地、水、火、风）一时融合而成。“四大”在人体中各有对应，如“地”，具有“坚硬”的性质，相当于骨和肉；“水”，具有“潮湿”的性质，相当于水分；“火”，暖和，相当于体温；“风”，活动，相当于呼吸。在上述的《临终用心抄》中，解释这“四大”的结合为：“此四围卷虚空者，乃此身也。如板、柱等集而建屋也。”（即由地、水、火、风结合成的“四大”，围绕空的心法者是人的身体。这犹如汇集板、柱等材料建造房屋似的）日宽上人还教诲说：死时之所以痛苦，是由于构成身体的“四大”，犹如用铁锤砸屋，屋倒柱歪似地被拆离、支解所致。日宽上人关于如何才不为断末魔之苦而心烦意乱，并予以克服一事，举出三点，提醒人们平时多加注意。其一，平时需谨言慎行，不可有诽谤、欺侮他人，刺伤人心的行为。也就是说，诽谤等恶劣行为，会加深死的痛苦。其二，要告诫人们，充分理解“人的身体乃‘四大’（地、水、火、风）一时结合而成”的实相。即做好精神准备，不因自身的“四大”向宇宙法界的“四大”回归、结合时而感到惊讶。也就是说，因为有了这种精神准备，才不致使人临终时心烦意乱。其三，若悟得自己的“生命”和佛的“生命”，是同一“生命”，则不会出现影响临终安宁的恶业。这显示了满怀信心，勤于修行的重要性。即坚持正确的信仰和实践的人，于临终之际，能从容地告别人世，向毫无忧虑、疼痛、苦楚的新的“三世”①走去。日宽上人指出：其中贯穿了佛道修行的重要目的。在我们的周围，有许多人将这样的死，看作是人生的胜利的完成。 　　①三世——佛教用语。亦称“三际”。“世”是“迁流”之意。用于因果轮回，指时间过程的划分，即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佛教各派对此有各种说法，是业报轮回说的理论依据之一。相传撰写《临终用心抄》的日宽上人之死，就是十分庄严、安详。享保十一年（一七二六）三月，日宽上人结束在江户的布道后回到大石寺。之后一直感到身体不适，日益衰弱。同年五月二十六日，向日详上人嘱咐法灯，并委托一切后事。进入六月后，身体更为衰弱，但毫无病痛之感。在迁化的前一、二天，日宽上人穿上法衣，于卧室处坐轿外出告别。先去正殿，读经、唱题，然后参拜庙所。继而又顺道去隐居所的日宥上人（第二十五世）和住在学头寮①的日详上人处。据说，日宽上人坐在轿中，非常诚恳地向他们一一辞别。 　　①学头寮——“学头”，系司管一宗一派有关教学事务的僧职名：“寮”，寺院、学校等的宿舍。随后，日宽上人在三门前向师，日永上人之妹告别。当轿子经门前町回到大坊时，一路上，人们伏地表示惜别。上人回住所后，便命木匠、棺木工赶做丧事所需的棺木等，并在这具棺木盖上，亲笔题上一偈一首。至八月十八日深夜，在事先指定的壁龛前挂上大曼荼罗，献上香华、灯明，此时日宽上人对侍者说：“我即将离开人间。”并细致地嘱咐了临终时有关事项：需等我死后再通知周围的人；临终时一、二人守护即可；需读经、唱题等。此后，题写临终的一偈一首。写毕便立刻命侍者做他最爱吃的荞麦面条。少时，侍者将立即做得的面条端上。日宽上人吃了七口后，脸上露出莞然一笑，并说：“呜呼，美哉，寂光之都！”这正是通观“三世”的生命的境界啊。接着，他漱口，虔诚地向大曼荼罗合十，念经，于十九日辰时（上午八时），像睡觉似地半合眼半闭口地迁化了。读了有关日宽上人临终时的言行举止的记述后，不禁感到：“死”，究竟是“悲”，还是“喜”呢？在人世间，总认为“死”是悲伤的，痛苦的。但若以“三世”的生命观来理解，可领会到日宽上人的教诲——沐浴着佛法之光的“死”，总是与“喜”相伴。唯有在十分满足的境地，一边欢唱“生命的凯歌”，一边迎接“庄严的死”的心的深处，才能显示出最富有价值的人生及其最终的乐章。6)展现在心底深处的“九识”世界——弗洛伊德①、荣格②和佛法的直智观著有《精神分析引论》、《释梦》等。①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病医师、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②荣格（1875—1961），瑞士心理学家、分析心理学创始人。主要著作有《分析心理学论文集》、《心理学型态》等。关于人精神方面的自我意识的部分，很早以前已成为哲学领域的研究对象了。但据说，对人精神方面真正的探讨和研究，在西方始于十九世纪的弗洛伊德以后。之后，根据深层心理学的研究发现：意识不过是精神的表层部分，在其深处，潜藏着相当大一片无意识层。这可比作为浮在海中的冰山。具体说，潜在的无意识层，相当于冰山沉在海中的那部分；那浮在海上的，即可以看到的那部分，相当于表层的意识层。因而，只有对潜藏在人的具体行动、思考、欲望深处的无意识领域，进行深入探讨，才能辨明人的精神，乃至生命的全貌。只要看一看这样的事实——科学上的伟大发现，伟大的艺术创造的光辉，均由比意识活动更深的“直观”所完成的事实，也会对无意识层领域的研究，寄予更大的希望吧。过去的西方深层心理学，经过探讨和研究，大体上似乎发现三个层次。第一是上文将其比为“海中的冰山”的那个，“个人的无意识”层。这被认为是弗洛伊德本人发现的无意识层，其中潜藏着：为意识所遗忘的事物和受到压抑的心理上的内容。作为第二层，有索迪所提出的“家族的无意识层”；在其深处有第三层，此层展现出一片荣格所提出的“集合的无意识层”，并提示：在“集合的无意识”中，积存着种族和民族，甚至包括人类最古的祖先的所有经验，它从根本上，与宇宙自身相联结。在另一方面，先于弗洛伊德一千数百年前，佛教（唯识①学派），早以极其完整的体系探明了深层心理。这是多么惊人的洞察力啊。据此说，心，即识。它是从其表层部分向深层的五识、六识、七识、八识的方向深入扩展。它是一边把握识别事物的心的作用，一边力求接近生命的全体性。 　　①唯识——系指“唯识宗”。此宗也称“法相宗”。中国佛教宗派之一。出于古印度大乘佛教的瑜珈宗。因主张“万物唯识”而得名。总的讲，所谓西洋心理学，是比较客观地分析心的结构、功能，甚至对人的感觉、感情、意识、记忆等心的领域，也进行了探讨。与此相反，也许可以说，佛法是始终主动地将目光投向自己的内心深处。在佛法心理学上，有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等五种感觉的意识（五识）和掌管、合并上述（五识）功能的第六识，以及在相当第六识的“意识”的底层，还有第七识“末那识”，第八识“阿赖耶识”。笛卡儿①所提出的“考虑自我”，也可认为是基于第七识的末那识吧。但是，佛法尖锐地观察到：这一领域，属于深邃的理性范畴，同时常受烦恼的侵扰。而且还在那为烦恼所侵扰，狭小地限定本来自己的，自我意识（第七识）的更深处，发现第八识的阿赖耶识。这犹如被称作“含藏识”似的，潜藏着由一识到七识的行为所积存的一切结果，并逐渐成为产生七识等的根源。 　　①笛卡儿（1596—1650），法国哲学家、物理学家、生理学家。著有《方法论》、《形而上学的沉思》等。佛法还说，一识到六识，虽与死同时消灭，但末那识，阿赖耶识决不会消灭，从无限的过去一直延至未来的永远。索迪的“家族的无意识”和荣格提出的“集合的无意识”，似乎从西洋心理学的立场，窥视那广阔的阿赖耶识的领域。佛法对上述生命深层的观察更为深刻。中国的天台大师发现：在向宇宙生命，即向在第八识的深处，作为使那包括人身在内的森罗万象产生的，本源的宇宙生命移动的过程中，存在着第九识“阿摩罗识——根本净识”。日莲大圣人悟得此乃宇宙生命的本体，称其为“九识心王真如之都”。这“九识心王真如之都”的“心王”，乃心的作用的根本。“真如”，乃远离虚妄、不变、不改之意。“都”，为“心王”的住处，即无边无际的境界世界。在日莲大圣人的佛书上写道：“全勿用求助于他人。唯在那信奉我等众生的法华经，念诵南无妙法莲华经的胸中之肉团。此谓九识心王真如之都也。”也就是说，任何人的生命中，有着清净无垢、常住不灭的本体。而且还阐释了这一法理——在使那生命内在的宫殿闪耀光辉之处，能不断地创建永恒的幸福，开辟真正的伟大的人生。实际上，生命一边经常与外境因缘和合，一边通过“六识”接受各种信息。其中有不少也产生着种种的苦恼。但是，只要“九识”的太阳光在胸中闪耀，这些苦，犹如霜露一般全都消融。所谓信仰，也许可以说就是每一天，任何时候都使太阳在胸中的太空冉冉升起的连续作业吧。人们应一边使全身充满着如灿烂发光的太阳般的生命力，由衷地感受到无量的喜悦，一边从容地，不畏艰难地生活下去。总之，人，即便社会地位和声誉再高，也不会感到满足；即便财产再多，内心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充实。唯有彻底打开这无边无际的境界——自我胸中的“宫殿”，才能获得真正的人生价值，感到无限的幸福。这第九识，是一种自我本身与无限的宇宙生命相融合的境界；是产生生命在身体、精神方面的所有功能的根源；是创造力的源泉。在人的生命之中，理性之光所照射的范围是极其有限的。可以推测到：现代人在发达的西方近代文明中，削弱了把握世界——包含能尖锐地发挥正确功能的，超越理性的直观智和无限慈悲的身心内层世界的能力。我不禁强烈地感到：有心之人，已开始开发隐藏在生命内部的真正的睿智，希求为创造你我幸福所需的方法。7)战胜人生苦难之路——哥伦布、马奈①等非业之死①马奈（1832—1883），法国画家、印象派大师。曾受哈尔斯、委拉斯开兹等人的影响。作品有《左拉像》、《奥兰毕亚》等。约十五年前的事了。一次和汤因比博士对谈时，他以极其严肃的神情，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此话尖锐地揭示了世界上的领导人，总是回避“死”这一根本问题。“为政者，各界的领导人，都未向这个根本的命题挑战，而是采取避而不谈的态度。这是卑怯的、也是最可耻的。”汤因比博士本人虽面临老龄这一现实的苦恼，但仍对这个问题进行日益深入的探讨，似乎要从东方的佛法思想中找到它的答案。事实上，与我长时间的对谈中，他已被佛法所阐明的生命观的深奥所打动。当时那种惊叹不已的神情，至今历历在目。在历史人物中，有虽身处逆境，仍为实现自我信念、主义、主张而奋斗终生的人。但也有不少虽名声显赫一时，但在悲惨的晚年，悄然了却一生的人。哥伦布是发现美洲新大陆的著名航海家，毕生致力于寻找从欧洲到亚洲的西方航线。他的名字，将永被称颂，永垂史册。但是，他的后半生与其无数的美誉相反，陷入失意、绝望的深渊。他第一次出航时抵达巴哈马群岛中的一个岛屿，对古巴、海地等岛屿进行实地调查，以极大的成功返回西班牙，受到热烈的欢迎；其名声也传遍整个欧洲。但在第二次，尽管由十七艘船，多达一千五百人组成的大船队出海探险，可未得预想的收获。而且在以后的第三次、第四次航海中，均未取得理想的成绩，并招致众多不满。不料这种不满之声竟传至王室。他终于逐渐受到王室和社会的冷淡。哥伦布虽具有一个“开拓者”所必备的“先驱性”、勇往直前的“开创性”，但竟不能在他亲手开拓的土地上，发挥他那“领导”、“统率”的才干。为此，他怀有许多不满和不平，后为国王等人所闻，终遭致来自王室的冷遇。世上相似的事例，可谓比比皆是。譬如，过去在自己的岗位上充分发挥才智的人，当处于更高的地位时，也会因领导不力而失败；再如：在某地区是一个很有作为的领导者，在转至别的地区后，因其领导和统率的才干得不到充分发挥而失意。人才的合理安排和使用，是何等困难啊。晚年的哥伦布，对来自周围的冷遇十分不满，加之衰老之身又受关节炎和疟疾等病的折磨，后终在病痛和失意中了却了一生。名闻遐迩的法国画家马奈，以清新的风格开辟了通往印象主义的艺术之路。他曾在重重苦难中，以独特的笔触给众多画家以巨大影响，而自己却日益陷入极度苦恼的深渊之中。约于四十五岁前后，他感到左腿痛疼，然而不知病因；后一直也未予以对症治疗，病情自然日益恶化。这位甚至被誉为“印象派之父”，给绘画艺术带来巨大革命的马奈，后终因受坏疽的侵蚀，左腿不能动弹。在他死的前二年，政府授予“荣誉勋位勋章”①。而这种荣誉，与正悲惨地处于极度病痛中的马奈，究竟有什么意义！据说，后来尽管接受了左腿截肢手术，但仍气喘、抽风，在苦闷中悄然死去。 　　①荣誉勋位勋章——法兰西最高勋章。系拿破仑一世时代建制，分一级至五级。授予在军事上或文化上建立特殊功勋的人。只要读一读古今东西方的历史，便可了解到：人生有各种各样的结局，或被暗杀，或溺水，或自杀，或被押上断头台等。佛教解释人生为“无常”。也称其为“无常迅速”。所谓无常，即“变化”之意。“一切都在不断变化”，是佛教的根本认识。也可谓人生的严肃的真实吧。在哲学家、作家仓田百三的小说《出家及其弟子》（角川文库版）中，有这样一节：“这个社会真可谓无常迅速。这种无常，即便年轻人也能感到，但不到老年，似乎很难感到它的迅速。”也就是说，年轻人在观念上，也许不难理解一切都在不断“变化”的道理。但显示其变化速度的“迅速”，不到一定的年龄是很难体会到的。当人们回顾过去时，无论谁都会感到惊讶——与那比较悠然而缓慢地度过的儿童时代的一年相比，随着年龄的增长，感到一年过得很快。那一个月、一周更是飞一般地过去。前几天，一个熟人深有感触地说：“一周一周地过得真快啊！”他那不胜感慨的语调，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若漫不经心地对待无常迅速——人生，它便转眼即逝。即便青年，迟早也会深切地感到它的到来。因此，佛教所阐释的本来的“无常观”，往往受到歪曲，似乎多认为它是一种感伤的、消极的东西。世界上确实存在着——基于这种否定现实的、被动的人生观，加以联想的倾向。在日本的文学、艺术之中，深深地浸透着无常观的思想。而且，在文学中，不乏探讨有关无常观源流的研究。但，真正的佛法的“无常观”，并无这种感伤的意义，毋宁说，它是教导人们去创建一个坚强的、朝气蓬勃的、勇往直前的人生。确实，释尊曾说过：此世“无常”、“苦”、“无我”等。但只是对那些肯定沉溺于享乐和安逸的现状，不追求真正人生者的一种所谓“方便”的训教。释尊的这番教诲，是让人自觉到人生的无常，然后竭力使其认真地求得“常住”之法。在大乘佛典中，一下转至阐释“常乐我净”，就是为此。在受表面的无常观束缚的众多日本文人中，也有努力于接近佛法的真实的人。如高山樗牛①和姊崎嘲风②等人对法华经的理解，似乎已接近其字面上的意思。还有文艺评论家小林秀雄，使人感到他到底是个一流哲学家。其评论集《何谓无常》，别具一格，颇有见地。 　　①高山樗牛（1871—1902），日本评论家。著有小说《泷口入道》和评论集《论美的生活》等。②姊崎嘲风（1873—1949），宗教学者、评论家。著有《复活的曙光》、《法华经的行者日莲》等。总之，在变化中有常住之法，有永恒的生命。在不断移动着的云层的高处，有着不变的大空，闪耀着不灭的太阳。那些受“无常观”束缚的人生，似乎不知那宏伟辽阔的天空的高远，只是低头移步而已。从这样脆弱的人生观和消极、感伤的文化中，恐怕产生不了活跃于二十一世纪的著名国际人物的吧。不仅如此，甚至还会有这样的危险——培育的都是一些毫无建立坚定人格之“芯”的，稚气未退的人。我们决不为人生的无常而消沉；决不沉溺于感伤之中。譬如，客机在天上飞行。在抵达之前，需掌握气流及各种气象情况等的“变化”，迅速地采取对策。即必须一边看清所有变化，逐一解决，一边从容不迫地沿着航线，向目的地前进。与上述相同，人生也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即人生无常。任何人都是一样，在肉体和精神方面都在发生变化。环境在变，家族和社会也在变。没有任何东西能阻碍时光的流逝。人们应在这无限的变化中，作出最准确、最有价值的判断，向幸福的方向飞去。信仰，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原动力。这才是基于正确的“常住之法”的人生应持的处世态度。在妙法中，蕴藏着能将一切变化，不断地引向正确方向的力量。人生，如白驹过隙，瞬息即逝。就在你或踌躇逡巡，或抱怨，或批评他人而白白消磨时光，或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时候，人生早已飞一般地过去了。该是多么可贵的每一天啊。法国大哲学家帕斯卡①，将那些根本不正视人生真相的一切行为称之为“慰戏”。“慰戏”，乃单纯的逍遣、娱乐之谓，是一种于人生的创建无任何补益的，毫无价值的行为。苏格拉底②认为：人为了开觉其本性，必须从“有关自身的无知”中解脱出来。因为不幸的根源，皆产生于“有关自身的无知”。这一论断，可谓对人生创建的真知灼见。 　　①帕斯卡（1623—1662），一译“巴斯噶”。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著有《思想录》、《致外省人书》等。②苏格拉底（前469—前399），古希腊哲学家。其言行大抵见于色诺芬的《苏格拉底言行回忆录》等书中。我们要在现实的激流中，顽强地不畏艰难地生活下去的同时，于敬仰“大宇宙”，向往“永恒”的无边无际的境界里，度过那一日通千年、甚至千劫般的毫无悔恨的一生。第三节　宇宙和心的世界1)星辰和内在的道德律——康德、梭洛①等的至理名言①梭洛（1817—1862），美国作家。曾支持废奴运动；主张回归自然。著有《森林中的生活》、《郊游》等。“以考虑它的次数越多，时间越长，则越新，越发增强的感叹和崇敬，来充实内心的有二。那就是在我头上的星辰闪耀的天空和人内在的道德的法则。”这是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波多野精一、宫本和吉译，岩波文库版）中的一段话。它常引起我的深思。其中存在着：即便人凭借理性，也难以把握的悠远的大宇宙，和以内在的心灵为对象的深邃的精神。我不禁感到——那诗一般的心，与宇宙相对比的那种绝妙的意境。宇宙，具有无限而玄妙的广阔的时空。人的心，也具有对“内在的世界和宇宙”产生微妙变化的广阔天地。一方面它是对外的无边无际的广阔天地，另一方面有着内在的，深不可测的深远的天地，有时两者相联结。康德的这段话，在将隐藏在宇宙中的神秘的深奥，置于“我内在之心”的对照地位上，显示出它的伟大。我看到：在深为“星辰闪耀的天空和我内在的道德的法则”所打动的一念，即在为自己的灵魂和无限的苍空感动不已的，深邃的洞察中，对人的“生”的无限肯定。美国思想家梭洛，是爱默生①的朋友，对印度的甘地等以巨大的影响。他也志于自我“生命”本身的探讨，曾说过以下的话： 　　①爱默生（1803—1882），美国散文作家、诗人。著有《自然论》、《代表人物》等。“看看你的心吧。在你心中会找到过去未曾发现的一千地域吧。可以在那些地域中旅行一番，成为自己“宇宙杂志’的大家。”（《森林中的生活》，神吉三郎译，岩波文库版）我不禁感到：一流人物的思想，似乎总是与佛法一脉相通的。而持有那只看到事物表面现象的，浅薄的人生态度的人，是决不会发现它的。唯有真挚地追求事物内在的，深奥世界的人，才能认识这永恒而广阔无边的世界。梭洛说：“在生命的世界中旅行，成为自己‘宇宙杂志’的大家。”这才是佛法所阐释的生命的世界。我们不应悉心追求那种安逸而狭小的“人生杂志”，而是在生命这一广阔的宇宙中，不断地创建“通向幸福之路”。梭洛还说：“成为寻找诸君内在的，一切新大陆和新世界的哥伦布。但并非为了贸易，而是开拓思想上的新航线。”（同前书）即希望人们成为“内在新世界的探险家”、“新思想的开拓者”。梭洛非常准确地表达了“心中的一千地域”。他虽未能提示其具体的方法，而佛法上早已阐明了那深奥的“一念三千”，即在一念之中包含三千的世界、现象的法理。可以说，“生命旅行”中最重要的指南针，是佛法，是信仰。在人的生命的深处，有着比大海，比大空更辽阔的无限的世界。在穿过苦恼和痛苦的云层的对面，是一片无穷尽的蓝天。而阐释那甚至通向大宇宙的，生命这一庄严的实在，正是佛法。日莲大圣人说：“一心法界之旨者，将十界三千之依正色心、非情草木、虚空刹土等连尘土也无不收入一念之心；指此一念之心，布满于法界为万法。”也就是说，宇宙的森罗万象、万法，全包含在生命的“一心”、“一念”之中。现代，可以说是一个正失去为“天上闪耀着星辰”而激动的时代吧。也是一个难以接近生命深处的，缺乏对“我内在道德律”，予以真正肯定的时代。这也显示了是一个不可能发现人生真正的价值，同时缺乏指导人生准则的时代。但不应让这一毫无衡量价值标准的荒野永远存在下去。我不禁感到：正因为是喧嚣的时代，更需对生命和宇宙充满激情和持以真挚的态度。我们正处在时时刻刻都在变化的现实生活中，只有树立那不断地向社会，向宇宙无限扩大的“一念”，才能有助于建立心地充实而丰富的境界。我觉得：假如树立了无时不信奉这“一念”的坚定的人生观，则定能从容地闯过这怒涛般的社会。但不应仅从这个意义上来思考隐藏在宇宙中的神秘性。若回避人和社会所面临的乌烟瘴气的现实，只是一味地神秘地思考，那宇宙必定成为一个只能引起人们好奇的大舞台。当然，也不应只使宇宙成为一种可利用的工具。我们的人生，在永远保持对宇宙的敬畏和虔诚态度的同时，也必须对深奥的生命，进行不断地探讨、思索，于实践中不断加深理解。2)自然与生命的节奏——妙乐大师的“弘决之文”早晨，太阳冉冉升起。傍晚，夕阳西下，落日余辉染红了天际。夜空，无数星辰闪耀着银色的光辉。当人们想到自身和宇宙所在的，这个绝妙的舞台时，不由地思索起那深远的真理。昔日，人们与大自然浑然一体，自由自在地生活。不难想象：他们比忙忙碌碌的现代人，对于人自身的生命体和宇宙的生命体的感应，更具有超越理论、一般道理的丰富的直观智。也可以说，即便当时人没有科学知识，也可以从实际经验中，领会到每天升起的太阳所施予的恩泽和自然的规则吧。在宇宙中，确实存在着绝妙无比的本来的节奏。这自然的节奏、社会时光流驶的节奏，潜藏在人肉体内的生态活动周期，还有这个宇宙的节奏等，在不同层次所弹出的节奏，从根本上讲，它有着决非人的才智所能抗拒的东西。从近边的事例而言，就说音乐的节奏吧，若正在演奏某一曲子，忽然有一人表示反对。此时，即便心中竭力想试奏其他旋律的曲子，但总也不能改变。那是因为其中有着一种难以抗拒、不可违背的力量。宇宙和人的生命的关联是十分紧密的。譬如，人的血液，与环境的变化有着微妙的关系。血压在一天中，白天高，夜晚低。从季节上看，冬天高，夏天低。据实验结果的报告：仅从气温十九度的房间到只有八度的寒冷的房间，即便三十多岁的健康的人，由于自律神经所引起的血管收缩，血压上升到十——二十毫米。再看看人的睡眠，似乎与太阳和地球的运行有着紧密的关联。人们常说：“十二时前的睡眠，其熟睡程度，比十二时后要高一倍。”而事实上，人的熟睡程度，从下午至日落逐渐增高，在深夜十二时左右达到完全熟睡的状态。之后便急速下降，在早晨四时、五时日出前后降到最低。有时即便晚上熬夜，白天很想睡一睡，然而由于过分劳累反而难以熟睡。这不仅仅是因为习惯，或噪音，或白天光线强烈，而且还违反了本来的节奏。据说，激素的分泌也有规律，成长激素在人睡眠时分泌，副肾皮质激素保持二十四小时的周期。这种所谓概日性节奏，不仅限于动物，植物方面也常出现。因为无论宇宙或生命都能听到这样清晰、和谐的节奏。佛法称其为“依正不二”。简单地说，“正报”，乃主体；“依报”，为环境之意。这处于一种“不二”，即“二而非二”的关系。另在《一生成佛妙》的书中，解释为“于己心之外无法”。因此，佛法早已明确而具体地阐释了：从久远元初起，宇宙中存在着它自身的一切法则，同时在人自身内在的深处，也存在同样的法则。日莲大圣人引用了妙乐大师的《摩诃止观辅行传弘决》，在《三世诸佛总勘文教相废立》一书中说了以下这段话：“弘决之六云：‘知此身中具仿天地。知头圆仿于天；足方仿于地。身内之空种者，即虚空也。腹温，乃法于春夏；背刚，法于秋冬……。’”这段话，简单明了地借用显示古代中国的“阴阳五行说”的比喻，说明了“我即宇宙”、“宇宙即我”的关联。若从宏观上看，可将一一解释为：“头”圆，乃天；“足”，乃地；“身内”之空间，乃“虚空”。“腹”，常处于温热状态，为“春夏”；“背”刚，为“秋冬”。它们分别与一年四季相对应。日莲大圣人继而还说：“‘四体，法于四时；大节十二，法于十二月；小节三百六十，法于三百六十天；鼻息之出人，法于山泽溪谷中之风；口息之出入，法于虚空中之风；眼，法于日月；其开合，法于昼夜；发，法于星辰；眉，法于北斗；脉，法于江河；骨，法于玉石；皮肉，法于土地；毛，法于丛林……。’”这就是说，将头、手、身、足“四体”，解释为仿效春、夏、秋、冬的“四时”。还将双手、双足中的各三大节（合为十二），视为“十二个月”；将有小节的三百六十，视为“三百六十天”（旧历一年为三百六十天）。又将“鼻”的呼吸，视为“山泽溪谷中之风”；“口”进行呼吸，视为“虚空中之风”；“眼”，视为“日月”；“眨眼”，视为昼夜。又，“发”，为“星辰”；“眉”，为北斗七星；“脉”，为河流；“骨”，为“玉石”；“皮肉”，为“土地”；毛，乃树木茂盛的“丛林”。人的心脏、肝脏、脾脏、肺脏、肾脏——“五脏”，为“在天之五星”，也可看作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吧。在佛法上，将其理解为人与大自然、大宇宙，本是相互紧密关联的。世上任何生命，都与大自然紧密地连结在一起，在宇宙的律动中，创造着各自的“生”。世上万物，都是在那大宇宙的绝妙的节奏的支配下，不断地进行着生和死的转换。而且，大宇宙的这种协调，完全体现、凝聚在作为小宇宙的人的生命之中。这样说，不谓言之过甚吧。以往的西方近代的学术研究，由于过分偏重分析的方法，因而很难看到综合性的见解。与此相反，东方的思考方法，是从与大宇宙的关联出发，综合地阐明人的生命。我以为：这种方法，今后将产生更令人惊叹的真知灼见。关于宇宙与人的关联问题，在最近的物理界中，由迪维导·霍姆提出，并引起人们关注的“全息照相术模式”，似乎也提示了一种思考方法。所谓“全息照相术”，原指运用激光的一种立体摄影。霍姆将这些特征，即从干扰波集聚的全息照相中出现全体像；从被分割成一张张的全息照像的碎片中显出全体像等的特征，用于阐明物质现象。这一理论于现存的一切事物的背后，有着贯穿全体的秩序，以全体包含在部分中为其核心。当人们从作为个人的意识和大宇宙的关系，看这个颇具特点的理论时，就会感到：在我们头脑里的信息和宇宙全体的信息，具有极其紧密的关联。在当前的现代科学中，由皮思柯庞提出的，以宇宙的信息为基础，那无数星辰的诞生；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般的天体的出现；我们的身体、头脑、精神等的一切源泉均在其中，信息也收在其中。即便一个微小的人，从根本上讲，也是与无边无际的大宇宙紧紧相联的。若如此考虑，所谓节奏，可以说是在宇宙和人的生命相互运动中，发出的一种奇妙的共鸣。世上所有东西，归根到底都与其他生物相关联，与自然相关联，也与宇宙相关联。在文明的都市的一片喧闹中，也俨然存在着与自然界本身所持有的生命的相互关系，和循环的节奏。人的肉体方面的机能和精神方面的机能本身，原都产生于自然界的节奏，社会越复杂，越需用心注视这本来的节奏。而且应将使自身与它相一致的行为，视为“生”的根本。我以为只有生活在这种“一致”中，才能感到真正的安定和充实。追求所谓真理的人的智能和好奇心，一旦使人失去与自然的一体感，造成科学和人生命的断绝，这将带来莫大的不幸。科学，应永远从人的手中起飞，又回归于人间。而且，在不断地反复中，将树立起正确的科学观和生命观。无论医学也好，天文学也好，可以说凡是科学，原来都是从生命的故乡，不断向无限的、神秘的时空挑战的一种学问吧。不少人指出：“宇宙的科学，确实有很大的进步。但必须知道，哪些已被查明是可以依靠科学弄清的问题，和哪些是历来为人们所忽视的难以弄清的领域。”可以说，这些难以弄清的领域，正是生命内部深处的问题。在现代社会中，具有这种倾向——连明确解决生命奥秘的高等宗教，也与许多宗教相提并论；认为一切都是不合理的，连高等宗教也被视为多余之物。这是莫大的错误。以非凡的才智为人类作出巨大贡献的许多学者，最终矢志追求的，就是步入那所谓高等宗教的理想境地。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现已进入一个迫切需要对以大乘佛教为首的高等宗教，进行真诚地探讨的时代了。我以为：只要认识到这一点，才有可能得到最重要的人性的完全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