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学》池田大作-3

7)辨认“诚实”的人的眼力——柴田胜家和毛受家照看穿人的真实。再也没有比这点更加重要、更加成为一切事物的关键了。但是同时，也没有比它更难掌握、更难指望十全十美的了。被人们认为是天台宗中兴之祖的妙乐大师说过：“障未除者为怨，不喜闻者为嫉。”我想特别提出“不喜闻”这件事。正像世上所说“忠言逆耳、良药苦口”那样，不愿意听到不合自己心意的话，不愿听到刺耳之言，这是一般凡夫俗子的常情。反之，奉承和甜言蜜语，就极易听得进去。如果是这样，就不会有自身的成长，也不会有相互的进步。只让那些与自己气味相投的人围绕在自己周围，肯定会自掘坟墓。造成领导者“不喜闻”的骄傲与怠慢，是失败的重大原因。《新编太閤记》①（吉川英治著，讲谈社版）里边，描写了一个名叫毛受胜助家照（在历史上名叫庄助或胜介）这样一个人物。他原是柴田胜家背②的侍从头，虽然年纪很轻，却极有见识。有一次，他看到柴田胜家的举动过于粗暴，他为了唤起胜家的注意，把胜家要看的书某一页折叠起来。胜家打开一看，那折叠的地方写的是暗暗规劝胜家的一段文字。胜家看后很不高兴，自那以后，就疏远了毛受家照。据说，在柴田的亲随当中，再没有比他更受到胜家冷淡待遇的了。 　　①《新编太閤记》——“太閤”是指丰臣秀吉，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写丰臣秀吉一生的故事。②柴田胜家（1522—1583），日本战国末期，织田信长麾下有名的武将。但是时间会证明谁是忠臣。后来，柴田胜家，在“贱岭”一战中，遭受了丰臣秀吉大军的致命打击，当时从死中救出胜家的，正是毛受家照。“秀吉攻来了”——一听到这个报告，胜家军就阵势大乱，许多人吓破了胆，装病的，逃跑的，相继出现，甚至胜家平时信任的人都呈现逃跑的丑态。当时，有一员武将，向败退的胜家再三请求将表示主帅所在的帅字旗交给他，这就是毛受家照。目的是为了做胜家的替身去死。当他终于得到了帅字旗后，便率领少数的几名亲兵回马驰入秀吉军中，壮烈地战死了。当胜家看到毛受家照来要求接过帅字旗时，翻然悔悟，但悔之已晚。而且据传，打了胜仗的秀吉，也厚葬了毛受家照的首级，找来毛受家照母亲，郑重地进行了吊问。人是无法从表面现象来理解的。平时寡言少语、性格温和、面孔白皙的毛受家照。——在我们身边肯定也会有像他那样忠诚的勇者。是让这样的人发挥作用呢，还是让他白白死掉呢？而且要知道，如果让一个“毛受家照”白白死掉，就会使许多有心的人大为寒心。8)背叛者的心理结构——隐藏在虚荣与骄傲后面的“卑怯的心”这里有一段关于丰臣秀吉和明智光秀的有名的故事。秀吉与光秀都是战国时期有名的代表武将，他们两人的性格却完全不同。其最明显的差别，据说在于他们侍奉其主君——织田信长的态度不同。信长气性刚烈，主张才干决定一切，而且是个唯理主义者。因此，在对待家臣们的失败上，其人纵然以往有过很大的功劳，也立即以严厉的态度没收其所封的领地。据说由于他的这种冷酷的做法，使得家臣们心里总是战战兢兢。秀吉与光秀都是信长依重的部下，他们对其主君感到一种畏惧心理。但是，对于秀吉来说，无论信长是个多么难以伺候的主君，和自己过去穷困时期相比，他觉得侍奉信长还是要好些，所以他一直忍耐着。但光秀则不然，据说光秀在战国武将之中是个难得的具有最高文化的人，擅长和歌，文化修养在当时算是数一数二的，作为武将他的才能也很出众，是个智勇双全者。但是，光秀对自己的才干和修养很自负，而且又出身于名门，因此对信长的做法往往不以为然。在光秀的观念里，总觉得比起信长自己是名门出身。因此，他总是不能心悦诚服地跟从信长。不满和反感郁积在他的心中，终于造反，发动了“本能寺之变”①，导致了他的悲惨的末路②。关于光秀谋反这件事，有人说是出于对信长的粗暴处置的怨恨和对前途的不安；有人说是出于光秀的个人野心钻了信长疏于防备的空子。许多研究，说法各有不同。但不容否认，起因于像上边所说的光秀本人的性格，或者往更深一层说，起因于光秀的生命的倾向性。 　　①本能寺之变——天正十年（1582）明智光秀发动兵变，杀死驻军在本能寺中的织田信长的事件。②明智光秀发动兵变后，只过了十三天，即为丰臣秀吉所败，逃跑时为土民所杀。历史告诉我们，人与人在人生中相互遇合，形成了很深的关系，而要终生保持这种美好牢固的情谊是十分困难的。许多时候，人的许许多多叛逆与背信弃义的行为，反映的是人的微妙的心理活动。古代中国就不消说了，就是在日本，也有一部政治必读书《贞观政要》，作为政道及帝王的指针之书，这是将唐朝皇帝——太宗（七世纪）和群臣的问答，由史家吴兢辑录下来的一部书。日莲大圣人也在《佐渡书简》的“又及”项下，请求将《贞观政要》寄往他的流放地佐渡，据说这成了他座右之书。在这部书中有如下一段插话（守屋洋编译，德间书店版）。——一次，太宗问其臣下：“宇文化及和杨玄感都是隋朝的大臣，蒙受天子的厚恩而最后都反叛了，这又是何故呢？”对此，臣下岑文本答道：“君子一旦蒙恩则终身难忘，而小人却与君子不同，很快就会忘掉。玄感、化及之辈，无非是小人而已。古来，贵君子而贱小人，其理由正在于此。”据说太宗听了这个解释后，频频点头称是。不消说，这段插话是要人们提防“忘恩的小人”。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两个人都是隋朝功臣的子孙这一事实。很可能由于这个缘故，这两个人都是年纪很轻就受到重用的。但是，乘隋朝末年混乱之机，这两个人都反叛了。而最后，其中一个被杀，一个自杀，都落得个悲惨的结局。这就告诉人们一个历史的教训，即：功臣的子孙很容易受到重视、受到骄纵，堕落为任性骄横的人，最后终于为了保全自己，走上反叛的道路。背叛者的心理，很可能代表人的动摇不定的心理的一个断面。但说到底，恐怕还是出于傲慢与虚荣，出于怯懦。由于怯懦，即使在微小的事情上也要用傲慢来装样子吓人；由于怯懦，以羡慕虚荣的心理来逢迎世上的权威。日莲大圣人在世时，由于权力的不断镇压和迫害，他的弟子中也连续出现了许多脱退者。在这些脱退者中，也有少辅房、能登房、名越尼这些人的名字。日莲大圣人在讲到他们脱退的原因时说：“这些具有怯懦、不辨事理、欲心太重、多疑等弱点的人，就如往涂好的漆上泼水，自然流走。”“怯懦”、“不辨事理”、“欲心太重”、“多疑”——当然从外部而来的权力压迫是它的导火线，而更应指出的是，这是由于他们缺少探求信仰的真正勇气，由于他们并没有从本质上了解佛法，由于受名利的支配，由于愚昧，从而走上了脱退的道路。这种人不去和盘腿自己内心的“怯懦心”搏斗，而是任凭“怯懦心”的摆布，沿着颠落的轨迹滑下去。而结果，作为人世之常，无非是变成可悲的失败者，谁也不会信任他们。另一方面，在出现了背叛、出卖者的营垒，虽然一时陷于困难的境地，但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那种沿着信念走下去的“心”，却会经过锻炼变得更加坚强。这样看来，可以说，背叛者最后招致的悲惨结局，是在人生分歧点上为潜伏在人的生命中的“怯懦心”所支配的必然结果。9)正确的情报是决定胜负的关键——马拉顿与桶狭间战役一般人常说：“人生如同马拉松竞赛。”的确，开头虽跑在最前边，有时又会被后边的人超过。有时，在起跑线上虽然跌倒，但逐步追上，终于获得最后的胜利。人生也是如此，在长期的比赛中，会发生种种悲喜剧。马拉松之获得高度的赞扬，其秘密之一正在于此。作为马拉松的起源而著名的是“马拉顿战役”。公元前四九○年，爆发了第一次波斯战争。波斯的大军从雅典的东北方约四十公里的马拉顿登陆。当时，在雅典内部，很有出现波斯内应的危险，因为有些人认为与强大的波斯帝国结盟比较有利。雅典根据将军弥尔蒂厄迪斯的建议，迎战了登陆军。经过激烈的战斗，雅典胜利了。厄乌科列斯（一说称费迪庇迪斯）作为传令兵，带着这个胜利捷报，拼命地奔跑，最后他向群众呼喊了一句“祝贺吧，我军胜利了”，便气绝身亡。他之所以这样拼命奔跑，急于报信，是有原因的。当时在雅典，抗战派和投降派争得难解难分，正处于一触即发的危机之中。假如没有他死命奔跑传来的“我军胜利”的捷报，很可能出现无法收拾的混乱。从这种意义上说，他送来的捷报具有万金难买的价值。比任何一点都重要的是，一定要懂得时机，在每一瞬间怎样去抢先。一旦落在时机后边，那么不管怎样力量雄厚也会输掉的。更何况现代社会是信息化的社会，是速度的时代。获取正确的情报、联络与报告绝对守秘，这可以说是取得胜利的根本铁则。“桶狭间战役”——这是织田信长打败今川义元①、改变历史进程的著名战役。今川方面的军队二万五千，而织田信长的军队不过三、四千。这次对今川的战役，似乎是大胆的和孤注一掷的，但实际上人们都知道，它是在信长充分计算之后进行的军事行动。 　　①今川义元（1519—1560），日本战国时期的武将。在东海地方称雄，与织田信长争霸，“桶狭间”一役与织田信长交战，兵败而死。今川义元的大军，怀着击溃织田军易如反掌的信念，在进入尾张平原之前，在桶狭村一处叫做“田乐狭谷”的、为丘陵所围绕的小盆地中休息，这对织田信长来说，真是求之不得的绝好机会。据信长看来，进入平原的战斗是绝无打赢的希望的。除了在丘陵当中攻打义元，此外一切均毫无胜利之可能。只有在宽窄只能容纳三千人的“田乐狭谷”中作战，实力才各占一半。不，形势对于攻击方面更为有利。信长就在这关键的瞬间，把他的全部力量都投入到这上面去了。“今川义元的大营，正在桶狭间休息！”——梁田政纲向信长传来了准确的情报，信长立即挥军直入。信长取胜的原因，当然会有人从种种角度加以评论，但正确的情报，不失时机地迅速传递过来，是他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原因。这点从信长本人称赞政纲的功勋为第一来看，也足资证明。无论任何时代，“情报就是力量”。而且正确的情报，并不只限于来自专家或中枢部的人们。织田信长在攻打岐阜的稻叶山城的时候，引导从间道进军的，是樵夫之子堀田茂助，反过来说，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一个牧童向普鲁士军指明了正确的行军道路。从这种意义上说，民众是否站在自己这边，是作战的生命线。同时，只有在最前线的现实当中，了解真实的、活生生的情报，才是一个杰出的领导者必须具备的条件。10)关于疏忽大意——伊藤一刀斋的“剑道极致”山本有三①的随笔中曾经写过一段很令人感动的“心的集注所在”的小故事。公认为一刀流开山之祖的伊藤一刀斋和他的弟子小野二郎右卫门（使一刀流臻于大成，将其流传于后世的人）师徒两人在全国进行“巡游练武”的时候，一天二郎右卫门向其师傅询问“剑道的极致”。当时，一刀斋是这样回答的：（《山本有三集》第十卷，新潮社版）“没有什么称得上是极致的东西，只不过，最紧要的，是不粗心大意。” 　　①山本有三（1887—1974），现代有名的小说家、剧作家。这话听起来似乎很平凡，但我觉得这是最能释明真理的、一句了不起的名言。据说一刀斋几乎没有教他的弟子练武，但是走路时也好，坐下来也好，一旦二郎右卫门有所粗心大意，他就立刻毫不容情地责打二郎。这可以说是，他进行的是严格的训练，不是从理论上让其弟子懂得什么是每一瞬间的疏忽大意，而是在实践上使其弟子从实际感受中去深刻体会。少年时期，我读过的书中，有一篇文章是专讲“油断大敌”的气①的。文章中讲了“油断”这个词的由来。古时印度的一个王让他的家臣手中捧着一个盛满了油的钵往前走，并命令说：“如果溅出一滴油就断尔的命”，在捧钵的家臣身后紧跟着一名拔刀监视的人，因此这个家臣即使一瞬之间精神也不敢放松。 　　①“油断大敌”——意谓稍一疏忽，就会招致失败，所以“疏忽”是最可怕的敌人。“油断”即疏忽的意思。“油断大敌”的出典，据说出自佛经《涅槃经》。在从事某种工作时，瞬间的疏忽大意、微小的失误，都会有很大影响。而且在历史上，由于中心人物的疏忽，导致整个事业失败的例子，也是举不胜举的。人的心是极其微妙的。正因为它微妙、极易动摇，所以对于“心”的锻炼是不可缺少的。我的恩师户田先生就曾严厉地告诫我们说：“人生，由于一点小事会酿成大事，万不可疏忽大意。”逆境时还好说，特别越是顺利的时候，越是一帆风顺的时候，就越要自戒，这是非常重要的。人生，经常是“失败时积下胜利之因，胜利时积下失败之因”。考察一下许多事故的原因，大多可以防患于未然，在绝大多数的情况，都可以说是“人灾”。如果追问一下它的根源，那么许多情况下，最后都应归因于精神的懈弛、只往好处里设想、判断或认识的肤浅、由习惯产生的疏忽大意、惰性、怠慢等等人本身的“心”的问题。所以告诫人们不可疏忽，不应只停留在“不可丝毫放松注意”这一层次上，更重要的是，从平时起不断锻炼自己的内心世界，养成对待小事也绝不轻率从事的心理准备。真正的勇者，对细小的事都一一加以注意，达到好像是胆小的程度。这可以称得上是“胆小的勇者”。经常有这样的人，他可能明明觉察出全体都缺少认真的态度，或整体的气氛出现松弛，却不加以制止，袖手不管，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危险的征兆。正是在这种时候，领导者的使气氛为之一变的决心是最重要的。我经常这样想：一旦遇上紧急关头，最重要的是领导者必须具备能够毅然打退乘虚而入的敌人或阻力，必须具备如同绷得紧紧的表面张力一般的紧张感和冲上前去的气魄。山本有三在上述随笔中还写下如下的话：“所谓疏忽，不是说‘心’中空无所有，而是说‘心’为其他事物所夺。人一般总是一旦手中有把刀，心就只注重在刀上，做学问，心就只放在学问上，受到夸奖，就会为受人称赞而得意忘形，这就是‘疏忽大意’”。人由于弱点而遭致失败的例子并不太多，更多的情况，毋宁是在自鸣得意的领域内自掘坟墓的。山本有三的这段话，真是把人生的深层的内心世界说透了。11)人才的“城堡”——天台大师的《摩诃止观》的教诲我出于所从事的事业的需要，经常外出旅行。在繁忙的日程当中，总要挪出一些时间和青年或大学生们一起去访问当地著名的城堡、古迹，以增长见识。日本有许多有名的城，大阪城、江户城、名古屋城、姬路城、熊本城、冈山城、和歌山城，等等。当时的著名武将们集中了所有的智慧和谋略，修筑了战略用的城堡。如今有的只剩下城址，有的已经修复。总之，这些城堡，留下了日本文化和历史的印痕。而且即使经历了几百年后的今天，这些城堡所在的地方，大多仍是中枢之地。有形的城堡也许总有一天会倒塌，但是它的历史的重量却会长存的吧。我曾经有一次和户田先生一起去访问过仙台的青叶城城址。当时先生站在城址上所说的话，至今我记忆犹新。他说：“不管修建多么牢固的城堡，几百年后就会像这样变成废墟。筑起永不倾颓的人才的‘城堡’才是重要的啊。”的确，人才是一切的关键，一切发展都取决于此。因此，户田先生集中全部力量培养人才。我也深信除此之外别无他途，竭尽心力为培养青年而奋斗着。那种以为只要人多，人才就会自然培育出来的想法，未免过于天真。如果不是倾注心血，通过实践来激发青年，是培养不出真正的人才的。我想，为了筑起“人才的堡垒”，那么领导者仔细去识别每一个人，培育每个人的这种头脑清醒的行动，是必不可少的。天台大师在阐释《法华经》奥旨的《摩诃止观》中有一节说：“如城主刚烈，则守者强；如城主怯懦，则守者恐，心是身之主。”说到“城”，一个组织是一座城，一个工作岗位也是一座城，自己的家庭也是一座城。而自己本人则更应当是牢牢修筑起来的一座重要的城了。作为“城主”的领导者，如果是个勇者，那么守卫它的人也自然坚强，如领导者懦怯，那么守卫它的人也必然胆小。这向我们说明，在“人才的城堡”这一问题上，领导者的念头决定一切的道理。而且，正像“心是身之主”所说的那样，以我身、我的生命作为城的时候，领导者的“一个心思”、“一个念头”，就是城主。为了确立自己，在自己的深处确立不会倒塌的牢固的“芯”，是至关紧要的，这里边也蕴含着信仰的力量。城之强弱不在于外表上的豪华绚烂。它集中表现在构造这个城的人才的结合和人的质量上，而且说到底，它最终取决于领导者的一念是否坚毅，取决于领导者生命内部的强韧程度。12)维系组织的“信”与“诚”——苏格拉底的“对话”现代被称为组织的时代——人不可能离开组织而存在。那么使得组织能够成立的，又是什么呢？创价学会的第一代会长牧口常三郎说过：“信是组织的核心力量，诚是组织的推动力量。”话虽简短，却是意味深长的。这就是说，对组织说来，形成其核心要素的是“信”，也就是广义的信任。而推进组织的力量则是“诚”，是真诚的心。它绝不计较利害得失、名声和毁誉褒贬。为社会，为人，真心实意地服务。——这对组织说来，是至为紧要的。而且他还说：“小船装载大石则必沉。因此，那种肤浅的、低水平的、缺少领导者的宗教，不能使苦恼的人获得幸福。”就宗教来说，教义的高低深浅固然是它的根本，但同时也说明领导者的为人如何，同样也是十分重要的。这当然不只限于宗教。即使是一般的领导者，如果他是个私心颇重、一味考虑自己的飞黄腾达，缺乏坚强的信念、为人浅薄可鄙的话，那么也不会使人们信服。这里当然不会产生“信”与“诚”。那么，究竟是什么才能够作为“信”与“诚”的媒介呢？最主要的是心心相通的对话。现在，对一个组织说来，也强烈地要求在组织之中能做到一定的自我实现。据说，如今是在社会最尖端的企业中也会进行这样要求的时代。一切团体或组织，都努力使自己的组织能充满活力，能不断跃进。为此，尊重每个成员的个性，鼓励每个成员发挥出他的主体的能力。从而，组织的方向也在发生变化。在梅泽正先生的著作《从组织文化的视角来看》一书中指出当前的许多变化：例如，将统制从“依靠指示、命令”朝向“依靠传播媒介”的方面变化。而且将权限从“根据上级的赋予”朝向“根据受集团的支持”方面变化。领导方式也从“根据权限”朝向“根据情报”方面变化。同时将意向的决定，也从“集权化的个人决定”朝向“根据总的意见定下来的、符合情况的决定”方面变化。领导者是否弄清这种时代潮流，恐怕是最重要的。同时，正确地掌握情报，倾听一切人的意见，也就更加成为重要的了。我由于所处的地位，经常接到各方面的来信，通过这些来信，我把每一位来信人的想法和意见铭记在心，认真地思考各位会员“希望什么”“我怎样做才好”，每天都在分析，摸索。而且我对“对话”也倾注全力。牧口先生曾经说过：“关于人生的问题，如果不进行对话，那么不可能说服对方。如果只是讲演，听的人只能感觉与己无关。就以日莲大圣人的《立正安国论》来说，不也是使用问答的形式吗？”我想，这的确是说穿了人性本质的名言。日莲大圣人除了《立正安国论》之外，还以问答形式写许多《御抄》。说明他充分了解唯独对话才是深深进入对方生命的最好途径。杰出的哲学家、教育家都深明此理并付诸实践。对此，现代的学者、名人，如果每当讲演，自己竟讲些难懂的内容，以为这样就能事毕矣，那只能证明知识分子的自以为是，缺乏对民众的诚意。这种人不能不说是已经落后于“民众的时代”。因为只有在民众之中才能感觉出时代的脉搏。最懂得“对话”“问答”的作用的人，大概要数古代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了。活跃于公元前五世纪的他，据说到了晚年，他把关心集中于人的问题，反复进行了探索。他每天从清晨就到雅典街头、市场或体育馆等处可以会见许多人的地方去，和人们不知疲倦地进行问答。苏格拉底人格高洁、善于使用温和的幽默和敏锐的说理。他是个充满魅力的对话的名手。据说有许多青年人都是受他的开导的。对于苏格拉底来说，“对话”是“把灵魂向对方敞开，使之在裸露之下加以凝视”的行为（《变得年轻美好的苏格拉底》，竹林二著，田畑书店版）。总之，对于发问，把自己所想老老实实地说出来，就是“灵魂裸露”的意义，这里边似乎还蕴藏着一种愿望：通过这种坦率的对话，来验证人的最宝贵的真实。苏格拉底采用的方法——这种重视相互“灵魂的对话”，实在是意味深长的，有着与现代相通的重要意义。同时，德国的哲学家、教育学者O．F．卜尔诺强调“对话”对人的形成的重要性时，说过这样的话：“对话给生活带来新鲜的活力。因为它把人从白昼的痛苦和夜间的孤独拯救出来，不断引向新的生命，引向慰藉的源泉。由对话中产生的真理，不是残忍的、可怕的、强制的真理，而是可以给人以慰藉、支持人的生活的真理（《语言的力量》，李奎浩著，丹羽笃人译，成甲书房版）。时代明确地取向于“人的组织”。组织从个人出发，又归结于个人。始终保护个人是它的原点，“人的组织”必须彻底尊重每一个人。那种满足于由上边强加组织权威的做法，早已行不通。即使是小规模的集会，恐怕也必须是能使对方满意的对话。不应该是使人感觉有某种威压或强制味道的命令式的东西，而是必须以对话为基调，这种对话能给对方以心理上的安心与勇气，认同基于生活的真理。总之，如果领导者决定一切，那么由于领导者的优劣，许多后辈既可以振奋也可能垂头丧气；既可能幸福，相反也可能不幸。同时，既可能走向胜利，也可能向失败的方向后退。牧口第一代会长的名言，是以佛法为基本的组织论。我想，一个领导者的态度、做法是极其重要的，这是适用于一切的真理。13)引发一个人无穷力量的组织——微粒子的世界“生命遇上生命就会发出光耀，带上磁，而一旦孤立，磁就消失。生命越是和自身不同的生命交杂在一起，就越增加与他者存在的联系，增添力量、幸福和丰饶，变得活生生的。”法国的历史学家密修莱，在其所著《民众》（大野道译，篠竹书房版）中做了如上的论述。他在这里清晰地说明了人与人彼此集合起来的意义。有人反对说，有了组织，就要受组织的束缚，失掉自由。但是，这只是片面地理解组织。就以人的身体来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组织体。目、耳、鼻这些器官，手、足以及心脏、肝脏、胃等等内脏，一方面相互辅佐、相互补充，一方面各自发挥最大的作用，形成一个完整的生命体。如果丧失了各部分的组织的联系，那就不可能完成作为生命体的整个机能。人类社会也是如此。尤其现代是个组织的时代，如果没有国家、企业以及各种团体这些组织的存在，那么任何前进与发展都是不可想象的。就从宗教界而论，姑且不论它是否起着有效的作用，几乎所有的宗教也都具有组织形态。最近，似乎在科技领域被称为超微粉的超微细的粒子引起人们的注意。将金属粉碎，使之成为直径百万分之一厘米的超微细的粒子。这样一来，据说构成粒子的元素，原来的块状并无变化，但性质却大不相同。根据专家的研究，超微粒子的性质变化，其一被称为“大小”效应，与粒子本身的“大小”（size）关系非常之小。同时还可以举出它与块相比，表面积相对增大——也就是说，出现在表面上的原子，其粒径越小也就越随之变大，由于表面的原子的性质，产生种种具有特性的变化。具体的例子，据说每一个小粒子的表面张力（缩小表面积的力）很强，内部产生数十万气压的高压。而且，在低温域，比原是块时比热变小，化学性质的“活性”很强，作为催化也很有前途。正如应用在音响装置、录像机的磁带上那样，铁系合金的超微粉末，由于它的“大小”，比起块来，表现出很强的磁性，等等。以上说的是物理性质的领域，如果将组织与构成其组织的每一个人的关系加以对照的话，那就会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发。也就是说，只有把每个人都照亮，才会让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具有前所不晓的非凡的力量。组织绝不单只是具有“个”的总合的力量。细致去观察“一个人”“一个人”，激励他们，培养他们，同时使每个人潜伏着的、无法估量的力量，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乃是关于组织的发展极其重要的关键所在。如果只是用“大家纠合在一起”的观点来谈论或发指示的作法，那么每个人所具有的真正力量是不会发挥出来的。这也可以用人的生命和细胞与分子加以比拟。在主体的生命本身所具有的发动力或发现力的触发下，构成生命体的细胞与分子，作为调和的统一体，生气勃勃地将生命的活动持续下去——这种伟大的生命活跃本身可以说是活动着的组织的象征。整体各自为政，当然不会发挥出组织体的力量，并且也发挥不出个人的真正力量。可以说时代越来越要求人的组织。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个”与作为组织的“全体”调和起来，使两方面的长处都很好地发挥出来，这是组织应该努力追求的最理想的目标。14)没有“死角”的组织——五棱郭的筑城法一九八七年八月，我访问函馆时，和青年们一起去参观了五棱郭，五棱郭是戊辰战争①最后激战之地。畑本武扬率领的旧幕府军据守在这里，向萨长的政府新军进行对抗。五棱郭又是以日本最初的西洋式城郭而著称。幕末的一八五七年（安政四年）开工，一八六四年（元治元年）竣工。它所以叫五棱郭，意谓它是一座“从平面看，形成五角形的城塞”，设计者是伊予大洲藩（爱媛县大洲市）出身的荷兰语学者武田斐三郎，他以法国筑城书译成荷兰语的文本为依据，担任了设计工作。 　　①戊辰战争——明治元年（1864）明治新政府的军队与旧幕府的军队进行一系列战争的总称。这座五棱郭的筑城法，是伴随着大炮的发达，在法国等地经常使用的一种独特的方法。平地上挖掘五角星形的壕，用这些土筑起土垒，在每个向外突出的星角（棱堡）上设有炮座。然后围绕上外壕。日本十七世纪中叶在兵书上已记载了这种棱堡式的筑城。同是幕末筑造起来的长野县南佐久郡的龙冈城，据说也是属于同一类型的。当时，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筑城法呢？这是因为从城内向外发炮“没有死角”的缘故。这种形状的城堡，对前来攻打的敌人，能够浴以二层、三层的炮火。“不留死角”——这对于组织的构造上也是个非常重要的视角。我的恩师户田先生，时常从各种角度，向我讲述怎样搞好组织。关于组织和“死角”的问题，他也是通过“经营论”等论述，向我进行了如下的教导：“经营公司，要像银行那样，使职员都在一个大房间里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搞一些小房间或用屏风围成办公的地点，就会促成出现暗处的结果。这点必须注意。重要的是，总经理必须一眼就能看到全体职员的工作情况。”任何组织，这一原理恐怕都是相同的。一旦产生不易看清的“死角”，从中心人物看来，出现难以弄清的部分，那么在那里肯定会发生问题。所以领导者必须使组织成为一个能展望全体的“明快”而“清晰”度很高的组织。为此，中心人物充分听取成员的意见，充分理解他们，就变成十分紧要的事了。而且，造成“死角”的可怕后果，不只限于组织。对人也是如此。一个人总有些不透明的部分，或者无法了解其内心的想法，领导者就应当充分加以注意。一个人背叛他人或者做坏事，那么他总要有某种不透明的部分。不进行汇报，很少碰头，交谈时缺少明快，总要留下一些不透明的部分，这时就应当看成是进入危险水域。全体成员都在领导者的一望之下，齐心合力地前进——这样充满活力的明快的组织，才可以说是向前迈进的组织。同时，我还要提醒这一点：五棱郭是“平地城”。这当中也蕴含着组织的视角问题。组织也可以比喻为一座城。不管什么样的组织，都不应该是构筑好多层次的“耸立”着的那种“城”，组织也应该是站在同一层次上，人们共同积累经验，共同前进的“公平”而“平等的”“平地城”才行。如果组织变得像山地城那样高高耸立在山顶上，那么领导者就望不见下方，很容易出现“死角”。“不造成死角”——这是如何处理好组织及人心的要害之点。我深深感到，五棱郭以它静静的风貌，告诉我们组织的要害和人的要害在哪里。---我的人学第三章　从文学凝视人生第一节　《新·平家物语》1)“苦彻成珠”我从很年轻时起，就偏于喜好写东西。我身体不太健壮，也无特殊才能，青年时代也曾想过，如果能以文笔立身那就求之不得了。在这样情况下，户田城圣先生经营一家叫日本正学馆的出版社，他招聘我，我高兴地参加了出版社，做了杂志的编辑。时间虽不很长，但值得高兴的是，我认识了许多著名作家。这成为我的经历中很值得怀念的一段往事。有诗人西条八十、幽默小说作家佐佐木邦、历史小说作家山冈庄八和山手树一郎及其他许多先生，此外，还见到过许多位作家。当时，我最希望能有一次见面机会的，是吉川英治①先生。但遗憾的是，我终于未能得到见面的机会。我当了会长的两年后，昭和三十七年（一九六二），吉川先生去世了。这是我在熟识的理发师那里听来的：吉川先生在庆应医院住院时期，也是请那家理发店给他理发的，听说他在理发时，曾讲过他对创价学会很关心之类的话。据说从他的语气中可以听得出他好像也读过创价学会出版的书刊，他的朋友也好像给他讲过学会的事情。我也曾遐想过，假如我和他有一次交谈的机会，我们会谈些什么呢？——当我一想到这里，就感到未能和吉川先生相见，实在遗憾得很。 　　①吉川英治（1892—1962），现代作家，擅写剑侠小说及历史小说。但是，我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去访问过现在的吉川英治纪念馆，这座纪念馆原是吉川先生昭和十九年（一九四四）为了躲避战火，来到吉野村（现在的青梅市），在那里住了整整十年的草思堂。提到吉川英治先生，首先使我想起“苦彻成珠”这句话。在吉川英治纪念馆里，引起我注意的，也是先生本人“苦彻成珠”的墨迹。不用说，这是先生自己喜爱的作为“修行箴言”的词句。先生常写了赠送给人的，我也在墙上挂过它。这次对纪念馆的访问，实现了我多年的愿望，下述《富士高耸》这首诗，是我根据参观纪念馆当时的感情，为了追怀这位稀有的文豪的为人及其作品写下的诗句：清风拂面绿荫里，草思堂前瞻遗迹。一生孤高文豪路，泛澜心中久难已。著作青春思索书，吾师与我共研读。文豪笔下心之粮，想见风采梅林圃。波澜起伏度一生，十一岁时家飘零。命途酷苛多试炼，学徒路上秋晨冷。向学之志转炽烈，月下读书吟俳谐。青春胸中永沸腾，创作情热无休歇。病弱父亲久卧床，昼夜做工在幼龄。糊口之资仍难继，伫立海边看黎明。骨肉离散各分手，薄命小花任飘流。可怜弱妹婴疾归，连呼阿母在弥留。仰望瘦削慈亲容，船坞做工为营生。一朝坠下脚手架，灾难临头几丧命。天佑大任在斯人，死亡深渊幸逃生。心怀苦学凌云志，踏上旅途赴东京。男儿一旦立志坚，刃折矢尽不返顾。碎骨粉身何所惧，“苦到尽头自成珠”。耿耿深忧忆亲人，生计无着念在心。此身惶惶勤学苦，紧贴怀中阿娘信。（中略）山河破碎国事非，枯荣盛衰民心悲。吉野山乡避战祸，年来绝笔心欲碎。世人骨肉自相杀，幸福何处难救拔。贪欲织成人间愚，拭泪写下《新平家》。飞扬权势似狂涛，涛底庶民自乐生。平凡愿望无多求，此生尊贵息竞争。殿堂虽高地平坚，真诚夫妇凯歌侣。正义之路在前方，烂漫樱花浑如许。魔性权势迷世间，惯习杀人实堪悲。生命之渊暂伫立，独有孤影深思维。诸行无常花落去，佛法妙花永鲜妍。上下求索常住法，文章大道永幽玄。文如其人寄托深，史观澄澈且深沉。描绘时世栩栩生，我师盛赞君文心。（中略）噫嘻温煦奥多摩，久久伫立多摩岸。无限思念随流水，碧波依稀君笑颜。与众为伍同众在，文笔滋润众心田。荒凉旷野独有见，野梅馥郁一枝妍。文章大业造峰巅，宛如富士耸云端。呜呼旭日光芒耀万丈，呜呼光芒永劫照人间。正如这首诗所写，吉川先生从幼小时期起就饱尝艰辛。十一岁时家运衰败，从小学退学，到刻字店去做学徒。不久父亲染病在床，一贫如洗，出现了骨肉分离的惨状。他为了帮助家计，隐瞒年龄做了一名船坞的工人。又遭到了在工作中从脚手架上坠下的事故。以后到东京去“苦学”，一边在螺丝钉工厂劳动，一边苦练写文章的才能。但是我并未听说过吉川先生叹息过自己的苦辛，也未听说他自鸣得意地向人夸耀他艰辛的身世。即使读他写的《四半自叙传》，也绝无炫耀或自负之意，而是用淡淡的笔致写了他的苦难时期。吉川先生曾写下这样的一段话：“大抵自称是‘再也没有比我更多地经历过苦难的了’这类人，百分之百并未遭受过苦难。”“那些真正遭受过名副其实苦难之人，都是些心胸豁达的、温和的，看不出曾经像似和苦难搏斗过的人。他们就好比一朵花曾经受风雨洗过一般，以他淡淡的姿态，呈现出一种无所芥蒂的人品。因为对于一个真正经历过劳苦、能真正取得胜利的生命，当然要在这人身上体现出高尚的风度和襟怀来”（“焚毁故纸之记”，收于《吉川英治全集第五十二卷》，讲谈社版）。这一揭示是十分尖锐的。我觉得，一个人如何对待苦辛，决定他以后自身的发展。一种人的情况是：瞧不起自己，变得卑屈，以悲观的态度来看待一切事物。这是对当前抱有不满，认为他的苦辛未得到报偿的人容易陷入的倾向。在他的言谈话语中流露着灰暗、牢骚和挑剔，也有的人则一贯悲观绝望。另一种人的情况是：他傲慢地认为自己比别人受的苦难多得多，因而看不起别人，这类人大多属于事业有成者。他们喜欢夸耀、吹嘘自己的苦难经历。然而实际上他们对未来想尽量回避苦辛的愿望极强，驱使巧妙的处世术，一味致力于保身。不能不说这种人即使已经功成名就，苦难并不能成为提高人格的养分。对此，有的人由于经历过苦难，人格得到磨练，人品变得宽厚，增加了做人的深度。这种人绝不自吹自擂自己的苦难，即使讲，也带上明朗的味道。不，有的甚至本人并未把它当作苦难。他会说“自己经受过来的还不能真正算作苦难，在人世上还有更多更多历尽辛酸的人哩。”这说明这种人是极其谦虚的。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差别呢？无非是在于其人的人生观的深度和所持的生活态度，在于其人是否能够自觉地、能动地对待每件事物，是否能认识到“苦辛是将来的财产”和“没有劳苦，也就没有成长，没有巨大成就”的道理。“苦彻成珠”的“苦彻”，也就是说“主动迎接苦到极点”，可以说，这存在于一个人始终抱有的精神准备之中。2)在“无常”之世寻求“常住”吉川英治先生在草思堂起稿，发表后成为他的代表作的《新·平家物语》，是在战败的伤痕尚未愈合的昭和二十五年（一九五○）春到三十二年（一九五七）春天止，在《周刊朝日》杂志上用了七年时间连续发表的。吉川先生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战争终了之日以后，足有两年时间停止执笔，正如吉川先生自述的那样，当时的现实是人与人仍在重复着互相残杀的愚行，因此这时吉川先生肯定正处在以悲痛的心情，正视着历史、现实和他自己，进行着深刻思索与洞察的时期当中。同时，这也是吉川先生对于军国主义将时代与民众一齐卷进去的巨大的历史轨迹当中，进行反省作为文士的自己的存在，思考着人应该怎样生活，并为此而深感苦恼的时期。可以说，经过他的深思熟虑，其成果就是《新·平家物语》。而且，据说以后直到他开始动笔的、长达三年左右的时间，他都一直为这部作品反复进行构思。吉川先生身体虚弱、胃肠不太健壮，在开始连载之前还特地为此做了盲肠手术。可见先生是如何将巨大热情倾注在这作品里的。故事是从平清盛青年时期开始的。很快平家就进入极盛时期，但这种荣华转瞬即逝，为举事的源氏所灭。同时，讨伐平家的总帅源义经，也在其兄源赖朝的命令下被杀掉，而源赖朝本人不久也因坠马负伤，悲惨地死去。著者在本书的“代序”中引用了《平家物语》开头的“祇园精舍钟声，发诸行无常之响；娑罗双树花色，显盛者必衰之理。……”的语句。的确是这样，诸行都是无常的，个人也罢一族也罢，这种荣华都不过是风前的尘芥。尽管如此，人还是想要争当“盛者”，不知为什么还要不断地重复着这种愚蠢的争斗。——这就是贯穿这部作品的主题之一。人，生在无常之世，除了处理好这有限的此生之外便无其他可想。那么，人又应当怎样活下去呢？在这部书里，吉川先生通过平清盛的知交——因犯有过失曾一度想要自裁的远藤武者盛远之口，流露出如下意味深长的感慨。“在具有‘生生不息’之美与光的日轮面前，所有的烦恼、困惑、痛苦，没有一件令人觉得是有价值的东西。——甚至使人觉得好笑。但是，人毕竟是存在的，而且一代一代无限地生育下去。如果只用严冷的宇宙观来毫不容情地加以解释的话，那么，所谓人，是太藐小、太可怜了。至少，是不是在人这个范围内，彼此找出活下去的价值，才可以称得上是这些虚幻的人们的人世呢？——当他想到这里，他就产生了一种想法，他想他自己要作为在这个世上能找出某种价值的人。他想，比起‘生’的愚蠢来，‘死’是更大的愚蠢”（“地下草之卷”，以上引文均摘自《新·平家物语》，讲谈社版）。即便将虚幻的权势与荣耀，看成是悠久的东西，拼命去追求，但到头来人生还是落得个春梦一场空。和大宇宙相比，人的种种行为，都是微不足道的。不过，如果只看成是那样，那就丝毫也未超出可怜的厌世观一步。正像盛远这个人物所说，吉川英治先生强调了正因为人的存在是虚幻的，所以在这有限的“生”当中，找出某种价值，不断创造下去，才是紧要的。这可以说是吉川先生对人的生命主题进行的自身探索：在无常的人世中到底什么是常住的东西。这里，请允许我谈谈我自己。我十七岁时战争结束，东京化为焦土，我的家也遭遇了战火，失去了我亲爱的兄长，在几乎是一片焦土的街道上，秋色已浓，随后冬天降临。这是一个对于遭受战火无家可归的人极其难挨的漫长的严冬。但是，冬天终于为春天所代替，立起了一排排简易木板房的市街，色彩鲜艳的樱花在争芳竞艳。我看着在废墟上开放的樱花不由得想：樱花是那样的美，它好像要把自己的生命全部用尽似的，拼命地开放，以供人赏心悦目。这样，我感到不正是有限的东西使出它的全部力量，来完成它在这个世上享有生机的使命的吗？不久，我邂逅了我的人生之师户田先生，使我懂得了这一佛法。这件事无疑是我向着常住的世界迈出坚实的一步。使我下定决心要对战争这个“人间恶”进行斗争，将自己的一生按自己的意愿支配下去。我完全了解这是个极其困难的、遥远的道路。但我深愿我也能成为为发现“生命价值”而活下去的一个人。这就是说，我决心从卑近的日常生活出发，在每天的现实生活当中按照自己认为满意的信念，发现、创造人生的途径，沿着不为任何外界干扰所动的、满足的人生道路走下去。3)一生为贫者之友在《新·平家物语》中，正如作者本人所说，没有特定的主人公。吉川先生说：“我是想写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时间的推移’。”清盛、赖朝、义经、义仲这些人物，都难说他们是整体故事的主人公。但是全书中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人物，这就是阿部麻鸟和他的妻子阿蓬。他们从清盛的青年时期直到源赖朝死去的半个世纪当中一直活着，是目睹了这一时期一切事件的一个庶民。这一对夫妇，可以说是隐藏在这部作品背后的主人公。阿部麻鸟最初是作为上皇的“看庭院的人”，开始人生道路的，不久，他想到要为他人服务，便开始自学医术，他的愿望是，“住在陋巷中，与贫者为友，一生平凡地活下去”。麻鸟后来得到名师的指点，医术大进，专去拯救那些病苦的穷人。在庶民之间，他威望很高，名声大振，平清盛及其他公卿们也常请他治病。他还做过源义经的随军医生。在做随军医生时，他对伤者，不问其是源氏这边的人还是平氏那边的人，都不加区别地一律给予精心治疗。看来，作者似乎把理想的人生道路放在麻鸟这个人物身上。这个人物明明具有名医的才能，却一直与庶民为伍。他丝毫没有取悦于公卿贵族，获取名声、地位和财富的想法。他只按他的信念行事。这点招致了他的妻子阿蓬的一些不满，向他发出埋怨。对于阿蓬来说，不顾家庭、淡泊寡欲的、老好人的丈夫，当然使她不太满意。麻鸟对于妻子的埋怨或牢骚，根本当成耳旁风。他有自己的信念，那就是要为百姓们的平安尽力。的确是如此，除了在民众之中，是不会看到人类社会的真实的影像或实相的。而且如果忽视民众这一现实，那就不可能说明任何历史。但是，人往往忘掉民众这一大海，不，甚至背向民众去追求自身的荣华富贵。还不止此，还有许许多多的权势者力图牺牲民众、以民众为工具来满足他们一己的野心。而且如从民众这个海洋看来，这一小部分的权势者或英雄不过是大海中小小的一点浪花式的人物，而现存的许多历史，却神乎其神地将他们当成历史的主角来大肆描述。看来，吉川英治先生在这部《新·平家物语》中，并没有只从高踞权力宝座者的视角来描写，而是力图从当时确凿无疑的时代和社会的呼吸者——庶民、民众的角度，重新生动地写出人类社会的前进道路。在这里现实的生活者——民众的目光，才是能够写出一切的、最澄澈的、最公平的、最确切的“观察的眼睛”。从这里使我们深深感到这里边蕴含着吉川先生基于自身波澜起伏的人生体验而得出的信念。从这种意义说，麻鸟的信念也可以说就是吉川先生本人对人生的高洁的信念；同时，也可以说，这是著者通过整个作品想要向读者说明：在那种以平凡的庶民终老一生，只以百姓安稳为念的麻鸟的生活道路当中，存在着处于无常之世、而能与“常住”接近的、人的普遍价值。与此同时，还可以感到，麻鸟并不只是否定那像朝露一般转瞬即行消失的“殿上的价值”①，而是在追求“作为‘地下人’②的生活价值”上，有着他的主张：有在现实中活下去、活下去，彻底地活下去，才能获得作为“人”的人生的证明。在当时，与荣华富贵及争权夺利划清界限，追求真实人生之路的人，一般都出家遁世，然而麻鸟却扎根于现实，绝不企图逃避现实。 　　①“殿上的价值”——“殿上”指公卿贵族、身份特别高贵的人。②地下人——指一般庶民。当出现社会矛盾或社会混乱时，人们采取置之不理或采取逃避的态度是容易的。由自己去切断与社会的联系，构筑一个自我满足的世界，也是可能的。但是，麻鸟是在现实世界当中，在有妻子，和为孩子的前途操心的情况下，一方面苦恼着，一方面作为精力旺盛的生活人，坚强地生活着。在这种情况下，他照管了京都中的数十名弃儿，在荒芜的京都，动员人们去种田地，自己也率先在田间劳动。如果离开现实，逃避现实，那么即使追求任何理想，那毕竟也不过只能是一场梦想而已。如果不是每天浸透汗水与泥土，继续走自己理想的路，那么任何建树也是不可能出现的。麻鸟说：“在这种时候，除了一心一意、振奋精神、能劳动的劳动、扶助弱者、彼此互助以等好日子的到来之外，更无其他活下去的办法。”“虽说是饥荒年月，有智慧，有双手的人，怎么能坐以待毙呢？”（“俱棃伽罗之卷”）这里边可以使人感受到那种自己既要拼命活下去，也要使别人活下去的人的精神。对他来说，不是空泛的理论而是行动。因此，在他的话语里人们发现了勇气，跟在他的后面。这是因为人们知道他是一个和人们同样作为生活者饱尝过辛酸、在苦恼中生活过的人。人，说到底，是不会跟权威走的，而是要跟在一个真正的“人”的后边的。作为一个人的品格，诚实、真挚，以及由这些产生出来的激发别人的力量和唤起别人的共鸣，才是吸引他人的力量。麻鸟——这个在现实的激流中一步也不退避、站在人群当中，和民众在一起，永远和贫苦的朋友承受着同样的苦难，沿着自己的人生行路正正堂堂、一无悔恨地走下去的麻鸟——我认为这才是最值得尊敬的、人生应该走的道路，我愿为之热烈鼓掌。4)以平等的“眼色”看人麻鸟曾经作为“看庭院的人”服侍过崇德上皇。崇德上皇以谋反的罪名，被流放到赞岐去以后，麻鸟想起了过去上皇曾经对他说过“真希望在月明之夜听你吹一次横笛”的话，于是渡海去见上皇。他还给平清盛治过病，也为源氏的大将源义经出过力。而对于无名的百姓，则更是不辞劳苦。他的行为是不能用世间的既成观念来框住的。当然他并不惧怕权势和权威，也不适用亲“平家”或亲“源氏”这样的框框。同时，他的行为也不受“权势者对民众”这一类公式化的束缚。麻鸟对妻子阿蓬是这样说的：“富人或穷人，源氏或平家，从医生的眼里看来，都不过是平等的人。……不必讲其他，就是咱们这个小家庭，夫妻或孩子们之间，既不分什么源氏，也不分什么平家，我们只不过是一心想每天这样和和睦睦、高高兴兴地过日子的一家人罢了（“三界之卷”）。他从不理会什么官位，什么立场，他把所有的人都看成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人。他不和任何势力站在一起。如果勉强地说的话，可以说他是对每个人都亲近的“人派”，和所有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站在一起。不管对方是谁，对于那些痛苦的人、苦恼着的人，或希望他帮助的人，他都绝不袖手旁观，而是以极大的诚心诚意来对待。这真是再清楚不过的立场，是作为人的心之所安的行为。我也早就作为一个佛法者，以“人党”作为我的信条，对于这种立场我是完全赞成的。因为我相信：作为一切事物的前提，必须首先将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存在放在优先地位加以考虑，然后再来从事各项工作。——只有这样的“尊重人主义”才是一切事物的出发点。但是，这种尽人皆知的、似乎也可以说是“自明之理”的道理，一旦作为现实问题，人们却很难从这一出发点去采取行动，仍然要困在现实的羁绊当中。人离开了人本身，结果往往要按照自己所属的小集团的利益或立场，或按照意识形态，分成壁垒。有时以某一方为善、而以另一方为恶。换句话说，他们不是去看人的真实，而往往是用他们所处的社会内部加给他们的框框，也就是说，是用某种现成的虚构，来识别“人”。尤其是当时代、整个社会，都陷于派与派之间的对抗与纠纷的时候，这种趋势就更加严重。阿部麻鸟眼睛中所映出的时代，不消说是源平抗争、全国分裂为二的时代。在这样形势当中，作者使麻鸟不偏向源平任何一方，而且超越源平之争，大胆地使麻鸟采取以人为出发点的行动，这可以说是作者吉川先生通过太平洋战争，作为文人不断经历了思想上的斗争与苦恼之后的视角。而且这种视角，可以说，多半是与佛法中所说的“中道”一脉相通吧。佛法所说的“中道”立场，并不是中间的或折衷的东西。这是对事物坚持二者择一的看法或逻辑，所采取的批判立场；不是从已有的逻辑、观念、范畴来看待事物，而是一种对现实的独自的行动原理——即从整体的或个别的、实事求是的角度，来看待事物并付诸行动的原理。为了说明“中道”，这里有个有名的比喻，即“毒箭的喻话”。一个人被射了一只毒箭，人们会怎样行动呢？——恐怕是先要把一切事物都放下，去拔那只毒箭的吧。对这种事，假如不弄清他的身份、他的思想、他的立场，就不采取行动，那么那个人肯定会立即死掉的。所以释尊解说所谓“中途”，就存在于首先拔除毒箭救人的智慧与行动当中。在这里蕴含着释尊对婆罗门情况的深刻批判。当时印度思想界分为九十五派，这些婆罗门们各自以脱离现实的观念与逻辑，互相争论不休。释尊还同时晓喻世人：在面临处于濒死的“人”这一最严肃的现实时，已有的逻辑、观念、权威以及从其中派生出来的种种约束，是何等的无益！而且，现实的人间社会的实相，从佛的眼光看来，恰恰是和被毒箭射中的人相同，是处在痛苦、懊恼之中的“生命的病人”，都是一些刻不容缓、必须给予救济的众生而已。因此，从这里边便产生了必须首先去解除盘踞在人身上的苦恼的“人主义”的实践。麻鸟所说的“富人与穷人、源氏与平家，从医生的眼光看来，都是一样的人”，就不期而然地同佛的慈眼——以生命的耆婆（医师）自任的慈眼，具有相应的一面了。不过，关于这种事，麻鸟所说的：“在这个小小的家庭里，夫妇彼此之间，和孩子们之间，都无所谓源氏与平家，希望的是，只不过这样每天亲密地过着快活的日子”的这些话，倒真是令人回味无穷。如果从殿上的世界，换句话说，从权势方面来看，源氏或平家可能是天下的大事。不过，从地下人的世界，也就是从一般民众的立场来看，源氏也好，平氏也好，都与我无关。余下的无非是希冀幸福的人的群体与家族。这才是从民众的目光，吐露出来的历史实相，而且也是麻鸟始终与民众站在同一立场上才能发现的贵重的真实人生。由此使我联想起恩师户田先生提倡的“地球民族主义”。在今天，这句话，正如大家已普遍使用“宇宙船地球号”一样，人超越自己的民族、国家、人种、意识形态这些小圈子，从整个地球的观点一致团结起来达到共存共荣的目的，这种愿望已逐渐成为当然的常识，而我的恩师所提倡的这种从整个地球的观点出发的“地球民族主义”，却早在三十多年前朝鲜战争勃发时就已经提出来了。当时，正值刚刚开始战后的冷战时期，东西方对抗，逐日激化、孕育着再度燃起巨大战火的危机。因此恩师的这一远见卓识，只被当成荒唐无稽的“飞跃论”，但户田先生却十分达观，对此毫不介意。同时，对于当时认为是冷战时期的热门话题“或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这种二者择一的舆论动向，他作为一介庶民，也不认为是与切身有关的问题。他带着幽默的口吻说，如果民众问我：“你拥护哪方面？”那么我就会回答他们说：“我拥护吃饭，我站在养家糊口的人的方面。”任何时代，民众总是“生活派”，总是像麻鸟所说的，祈求幸福与和平的“家族派”。为政者、权势者如果忘掉了这种庶民的现实感觉，往往就会出现悲剧。战争，不管提出什么样的大义名分，也是绝不能容许的。《新·平家物语》的魅力之一，正如以麻鸟的生活道路为象征那样，在作品中到处都可看到著者以平等看人的“目光”。平清盛的出身不明。一说是白河上皇的私生子，一说是一个无耻僧人的罪恶之子，很难确定到底真相如何。年轻时的平清盛，很为此苦恼。那时，他的一个年老的家臣、对清盛说来是个“顾命之臣”的木工助对他说：“不管您的生身父亲是谁，总之，您是个男子汉嘛。……您应当放开心思，将天地当作您的父母！”（“地下草之卷”）人对自己，总是要考虑自己的血统、门阀、社会经历、地位，或考虑自己财产情况乃至国籍、人种等等，从而或产生优越感，或产生劣等感。清盛也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的家臣告诉他的“是天地所生的一个‘人’”这句话，深刻地打动了清盛的心。他受这句话的鼓舞，在这上边立定脚跟，从此以后，他胸怀大志，走上了称霸天下的道路。从这种意义说，木工助的这句话，可以说是清盛人生道路的基石。此外，还有这样一个情节：麻鸟的儿子，脱离家庭，随即成了一家染房的工人，阿蓬不放心地说：“如果咱儿子一辈子是个染工，摆弄蓝染缸，成了个两手黢黑的人，那会被人耻笑的。”对此，麻鸟义正词严地说：“作为一个人，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中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分，由这种天分决定的一生，担负起来的职业啦、使命啦，自有所不同，这是无办法的。不过，只要是在职业上尽心竭力的人，都是好样的。作为人，并没有什么两样啊”（“吉野雏之卷”）。社会是由从事形形色色职业的人组成的。如果大家都从事同样的职业，那就构成不了社会。从这种意义说，职业不同倒是当然的。这里边本无上下贵贱之分。总之，重要的是，把自己的职业做好，在职业上能出人头地。这样，在《新·平家物语》中树立了一种牢固的观点：人既不是隶属于职业、门阀的，也不是隶属于党派、国家的。它首先是尊严的人，这点才是人的社会最应该尊重的出发点。5)“没有迎不来早晨的暗夜”平清盛也好，源赖朝也好，他们的青年时期都是在不遇的状态下度过的。清盛是在父亲忠盛极其零落中长大的。他们全家被称为“穷平氏”，甚至遭到本族人们的轻视。他替父亲奔走借贷，在家庭内部夫妻不断争吵，他到劝学院①去读书，但他内心空虚失意，不久就辍学了。①劝学院——平安时期大贵族藤原氏建立的教育本族子弟的教学机构。不久，清盛进入了上皇的“武者所”①，和父亲一起服伺鸟羽上皇，在睿山的法师们强来请愿的时候，上皇把镇抚法师们的任务交给了他们父子，他们箭射法师们的“神舆”，把法师的行动压下去了。但是，偏袒源氏的“左府”（左大臣）藤原赖长，掌握着实权，不但没有给予他们任何奖赏，而且毋宁是认为他们的行为越轨，停止了清盛到上皇处出勤，甚至连他们的亲族都受到了处罚。 　　①武者所——院政时期，警卫上皇住处的武士机构。再也没有比生活在无论怎样卖力也不会得到报偿的机构之下，更使人感到绝望的了。但是，清盛毫无怨言，并公然说：“这有什么？太阳落山，月亮就会升起。月亮西沉，太阳又会出现。明天的太阳，总不会不升起的”（“九重之卷”）。源赖朝也说过同样意思的话。“平治之乱”①源氏失败时，赖朝十四岁。不久，他被流放到伊豆的蛭小岛，以后，到他举兵的二十年间，他一直在严密的监视之下度过他的青年时期。 　　①平治之乱——平治元年（1159）发生的宫廷内乱，这次内乱，两大武士的代表平家与源氏作为宫廷两派的武力，进行了斗争，结果源氏惨败。而且在举兵后不久的石桥山一役中他遭到了惨败。当时，赖朝对自己这样激励地说：“不错，打败了，你是打败了”，“也许将来会说，这次惨败是件好事。如果没有命了，那就真的完了。可是，我的这条命还在，等着瞧吧，我还活着！”这是打了败仗以后，失掉了一切的赖朝，可是，当他一想到自己三十四岁、依然身体健壮精力旺盛，就感到喜悦。他说：“等待黎明吧，天不亮，挣扎也没有用。”他的臣下回答说：“您说的不错，没有迎不来早晨的黑夜，……不过，早晨来得多么慢啊！”这是陷入困境的主君与从者的回答（“断桥之卷”）。漫长的人生中会有挫折，也可能不得不遭受失败。人在陷入苦难的狂涛，饱尝失败之苦时，往往自己就先陷入绝望的境地。其实，这种绝望之时，正等于是用自己的手摘掉一切可能性的幼芽。时移事迁，必然产生事态的变貌。暗夜也正在一刻一刻地改变它黑暗的程度，终于黎明降临，这是自然之理，也可以说是必然的规律。如果缺乏这种认识，就会在关键时刻陷入失望，将一切机会轻易放过。重要的是，相信未来，保持希望，自会从中出现再生的道路。清盛、赖朝都没有丢掉希望。当然，即将出现的未来也不一定都是顺利的。但是，它会使人等待时机，产生“不久，总会有一天……”的想法，在胸中燃起希望之火。这可以说是“在信念下的乐观主义”。一个悲观者的想法，也许会起到防止安逸、排除疏忽大意的作用，但它不能成为脱出窘境的动力。因为它往往使人减弱迎接挑战的气力，使人怀上断念的想法。那么，只要乐观就好吗？这也不一定。肤浅的乐观主义，会使人在应该尽力的地方，不去尽力，很可能形成不努力去为未来做准备的根源，最后驱使人走上绝望的道路。在牢固的信念之下，做好充分的努力与准备，在内心里描绘着在黑暗的彼方将会旭日东升，奋勇前进——怀有这样信念的乐观主义，才是开启闭锁着的暗夜门扉的锁钥。清盛、赖朝，可以说都是因为能做到这点，才得以在生死关头打开窘境，实现自己的巨大愿望。我希望青年们不管遇上什么样的困难，都是个勇敢的人，都能按照“没有迎不来早晨的暗夜”的信念生活下去。6)忍耐是大成的必要条件赖朝举兵——这一行动，就像迸发的山泉，从山上滚滚流下，穿山越谷，变成浩淼的大河一般，开辟出一股把历史引向转折的巨大洪流。在这一背景中，有一名老将，仿佛在源氏一族这一枯竭的泉水中，深深通向水脉，蓄着水源，等待喷出的时机。这人就是源三位赖政①其人。 　　①源三位赖政（1104—1180），平安末期的武将。“源赖政”中间插入的“三位”是他的位阶。关于源赖政，有种种不同的历史评价，有人将他作为美谈中的人物，有人将他作为变节汉。对于这个人物的生平似乎还有许多不明之点，不过，吉川先生却把源赖政的形象做了如下的刻画。——源赖政在“平治之乱”时，本属源氏一族，他认为这次动乱不过是为公卿利用作“实现野心的工具”，因此他没有参与战斗。为此，他被源氏一族斥为叛徒，终于使他加入到平氏一边。随后进入平氏称霸的时期，他并未受到任何封赏。平氏轻侮他，认为他是为了保全自己而倒戈投降的胆小鬼。他忍受贫困和人们的毁谤，作为一名普通战士，默默地担任着警备的任务。不久，平氏出于怜悯，使他获得了位阶，他虽被允许升殿①，但是人们轻视他，异口同声地呼他为“禽兽”，“平家的鹰犬”。 　　①升殿——平安贵族达到一定位阶，被允许享有在宫中清凉殿南厢祗候的资格。但是，他对平氏的效忠受到平清盛的赏识，交给他监视源氏的任务，为此，在伊豆赐给了他一块领地，他成了东国的监察官。源氏一族，无不憎恨赖政，甚至连他的孙子都憎恨他。赖政衣服破旧，连武士应有的马匹都没有，只好骑驴。他的这种穷酸相，又成了嘲笑之的。他踡伏在家中，也会有人向他投掷小石块。周围所有的人，都把他看成是个只考虑安稳度过余生的老废物而已。但是，他实际上怀有很大的目的。那就是打倒平家，建立源氏的天下。他把一生都放在这一赌注上。他的穷困，是为了准备弓箭、大刀、马具、轻甲、大铠等等这些一旦赖朝举兵时必不可少的作战用具和粮秣，从而他把生活缩减到最低限度。而且也是为了用他平时的这些行径来欺骗平家使之不提防他。这一切都出自他的老谋深算。他遭受人们的唾弃，宛如在地上爬行一样，足足忍耐了二十年。在这期间，他私下里和志同道合的人取得联系，一步一步完成了准备，等待着时机。赖政七十七岁时，起事的时机终于到来。这是指他成功地拥立后白河上皇的第二皇子以仁王，使以仁王发出了讨伐平家的“令旨”。赖政和以仁王同去奈良，计划在那里设立大营，以专等各地源氏的起义。但是，这原本是众寡悬殊的战斗。他这样想：“反正我的余生无几，但是整个源氏一族都正处在年富力强的兴旺时期，我死了，源氏一族不会死，这就满足了。我起了点燃火种的作用，就心满意足”（“轮回之卷”）。赖政在奔往奈良的路上，和清盛听到他造反消息后派来的军队进行交战，这是对方大军比自家兵多十倍的一次会战，经过激烈的战斗，最后赖政的军队惨败，以仁王自杀，他也奋战而死。但是，赖政深深相信这样一个事实：以仁王死了，自己也死了，但以仁王发出的讨伐平家的“令旨”，肯定会给各地的源氏以新的希望……。事实上，住在伊豆的赖朝在得知赖政得到了以仁王讨伐平家的“令旨”已经起事后，便立即揭起了反平家的大旗。举兵所需要的武器、马具、食粮等等，赖政早已在三岛的官仓中储备好了。这是他“一生淡饭粗粝自甘，悄悄积蓄好”的东西。这样，源氏称霸天下的序幕揭开了。赖政的一生，要说悲惨也真算得上悲惨到了极点。而且，他的目的也只是在于源氏一族的再兴，并非为全民的幸福与繁荣而战。但是，他那为了一个目的所怀抱的信念与高度的忍耐，是值得称道的。对于一个想做出番大事业的人来说，不管什么事，忍耐是不可缺少的条件。一时的感情冲动，这很容易。从忍受各种苦难活下去的角度来看，就是豁出性命去战斗，也是容易的。因为这只是转眼就可以完成的事。在漫漫长夜中隐忍地活下去，是极其艰辛的，只有能战胜它的人，才能贯彻初衷，完成大业。忍耐也可以说是生长在地下的树根。这种根在地下深深地延伸，一层又一层地交叉伸展，这才能成为绿叶纷披的大树。不能忍耐而要完成大业，那和希望得到无根的大树没有什么不同。青年时期，从某一方面说，也可以说是未来的梦与现实产生矛盾的季节。心里跃动，希望与不安交错，将他人与自己比较，往往产生焦躁不安的情绪。抗拒这种不安与焦躁，进行自我抑制，朝向自己所定的目标每天每天默默地向前突进——这种勇气就是忍耐。如果换个说法，那么，所谓忍耐，也可以说，就是那种能够非使目的达到不可的人，所采取的行为。为了实现其目的，不惜彻底丢掉一切虚荣、耻辱、悔恨、悲伤，下定决心，无所悔恨——这样的心态才是“忍耐之母”。而当自己实际感受到：朝向目的的一切计划正在缜密地布置、一切准备工作正在暗地里逐步进行，这种实际感受，就会进一步加强忍耐的力量。源赖政不只是遭受敌人——平家的轻蔑与憎恶，而且也从同是自己一族的源氏方面，受到同样的对待。但是赖政之所以能忍所不能忍，是因为他下定决心为讨伐平氏这一目的而献身，尽管谁都没有发觉，但他自己却深深感受到他为实现这一目标所进行的每一步骤，都显示出明显的成果。确立豁出自己一切、誓死不悔的目标，然后，为了实现目标、对每个课题每个课题进行挑战——这就是使赖政二十年的忍隐成为可能的重要因素。我常听人讲起现代的青年人缺少耐力。当然，回避艰苦、只想获得好结果这样的时代风气，不能说没有。但是，我觉得更为重要的是，缺少能使自己不惜为之豁出一切的人生目标，可能是缺少耐力的更重要的原因。而且，源赖政虽死，但他的死却使源氏一族开创了基业。他虽被咒骂为“走狗”，但他的死，对源氏一族说来，绝不是“轻于鸿毛”的。人生的意义，由生存意义来决定。生存意义又和死的意义互为表里。对自己的死，发现出对未来的巨大意义，从而甘愿就死的赖政的一生，也许可以说是一个盖棺论定的人的生存意义吧。7)义经身上的“温情”与“刚毅”在《新·平家物语》的登场人物中，不能不提及的人物是源义经。这不只是因为他的人生道路大起大落，充满了波澜变幻，也不只是因为他的人生乐章的最终一曲极为悲惨，而是因为在他的人生道路中所流露出的人性本身，给许多人以感动的缘故。特别是在《新·平家物语》中，作者所塑造的义经形象，似乎是寄托了作者吉川英治先生的理想的领导者形象，义经这个人物的魅力被描绘得栩栩如生。凝缩在义经的短促一生中的戏剧性，是尽人皆知的。他的一生可以说是色彩极其绚烂的。在平治之乱中，他的父亲源义朝败亡，他被寄养在比睿山的末寺——鞍马山鞍马寺中。他十五岁时，在即将剃发为僧之前，从寺中逃出，奔往平家势力所达不到的陆奥。当他听到赖朝起事之后，他率领和他结成主从关系的“草实党”的年轻武士们，去参加了赖朝的队伍，兄弟得以相见。以后，他作为源氏的一员勇将，在一谷、屋岛、坛之浦等战役中英勇战斗，灭掉了平家，但并未得到任何勋赏，相反，由于其兄赖朝为谗言所动，义经四处逃匿，最后在衣川结束了他的一生……。在悲剧性的波澜中执著地活下去，智勇兼备、情深义厚的义经形象，既是可悲的，又给人以极强烈的感动。其中尤其使人深为感动的是，他与“草实党”等他的这些部下结成的牢固情谊。这种人的结合的牢固纽带，使赖朝深感畏惧，也深感不快，这最终成了义经之所以被放逐的重要原因。而这种主从的深厚情谊，很可以说明什么是人与人的纽带的内容。在小说中有一个场面：那个曾经射中扇靶子的那须与一宗高①与其弟大八郎宗重，时隔十年再会，两人进行交谈。 　　①那须与一宗高——镰仓初期源氏方面的武将，以射中平氏在舟中揭起的扇靶子，博得源、平两军的喝采。那须资高之子，“宗高”是他的本名。大八郎是义经的部下，与一是赖朝的宠臣梶原景时的部下。与一的第一句话就说：“弟弟，你真幸运，难道你不感到幸运吗？”大八郎问道：“为什么？”与一回答说：“你在判官①身边嘛。同样是部下，遇上好的主君那就太好啦”（“八岛之卷”）。 　　①判官——指源义经。对于臣下说来，义经的确是为源氏的臣下所羡望的。那么义经之所以如此受到臣下的爱戴其原因何在呢？义经本人所具有的魅力虽然很多，但一言以蔽之，可以说是他善于体贴人，他爱部下情深意重。他对辩庆①的母亲、原是他的奴婢的阿雨婆的爱怜，可以说是这方面的象征。当他和阿雨婆相会时，送给她旧里衣和点心，象对待母亲一般尊敬她，庇护她。而且答应了阿雨婆把她一起带到京都去的迫切要求，把自己的马让给阿雨婆乘坐，甚至他自己要为阿雨婆牵马。这本是一次十分危险的行旅，带着老媪同行，该是甘冒多么大的风险与苦辛啊。 　　①辩庆——原为僧侣，后为义经的家臣，立有许多战功，成为日本历史传说上有名的人物。我感到在义经这种温情与诚实的背后，隐藏着无限的刚毅精神。一般认为，温情与刚毅总是相对立的，温情倒是往往与柔弱联系在一起。但是，真心实意使温情与刚毅成为表里一体，最大的温情只能蕴含在最大的刚毅之中。下边的故事最能具体地说明这点。——义经的叔父新宫十郎行家，人们都知道他是个策略家。为了使平家所统治的京都治安陷于混乱，想出了放火等等奇计，带领其子行宗和“草实党”中一些年轻人，真的实行起来。结果行宗和十几个年轻人被平时宗捕获。这一事件本来与义经毫无关系，但是他不能坐视伙伴陷入窘境而不管，为了救出他们，他决心牺牲自己，只身到敌人中去。为了伙伴能平安地被释出来，自己付出牺牲也在所不辞——这可以说是最大的温情或体贴。这绝不是心理怯懦的人所能做到的行为。人，一般地说，大都是在自己有余力、自己安全的限度内，才会同情他人，才会以温情来对待他人的，而一旦自己陷入穷地，为了保存自己，就顾不上同情他人了。但是，真正的温情、体贴、诚实、人情，从这里才看出真假。因为这是不顾个人安危，为别人所做的行为，所以才可贵，才使人感动。这可以说是作为人、或作为领导者超越“利己”的最重大的“利他”行为所发出的闪灼的光辉吧。人，谁都是爱自己的心十分强烈的，在这样情况下决心转为利他行动，至少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以利他精神来规范自身的哲学和精神的支柱。而另一条则是付诸行动的勇气和强韧的意志力量。对于义经来说，构成他的哲学基石的，是他十六岁那年决心作为武门一员的时候，他母亲常盘对他所说的话：“这是宿命，又有什么办法呢。不过，你一定要做一名不欺凌无力的百姓的好武将。作为你母亲的我，带着你们几个幼儿，忍饥挨饿，对于战争的残酷我自己体会得太深了。而且对于和我同样陷于悲惨境地的人，我也看得太多了。”“如果，你的武门，是保卫世上安稳的弓矢之道，是从人世上消灭那种令人酸鼻的景象，那么母亲我，该会多么高兴呀！”（“吉野雏之卷”）“保卫世上安稳的弓矢之道”——这正是义经受母亲深切嘱咐的“武门之道”。他虽然为此不得不走上动用武力打倒平家之路的矛盾，但他始终把母亲的这个训诫铭记在心，极力避免无益地残害生灵，希望和睦，对每一个人都倾注了最大的真诚。也就是说，作为保卫世上安稳的具体行动，他对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十分尊重。义经对人的体贴，在他临死前表露得再清楚不过。在他即将自尽之前，他思念起他的爱妻静御前的不幸、想到在平家中也会有许多和静御前同一处境的极度痛苦的人，对于自己过去的武勋，毋宁感到羞耻，感到悲伤。而且，在他将死之前，还劝说他的忠实部下逃亡，劝说他们不要再产生复仇的念头。他说：“希冀一个人的幸福，祈求所有的人幸福，都是出于同一善意的。因为我相信，只有这种善意，世上的和平才会实现。更何况，你们今后如果产生为旧主报仇的想法，那么我义经的死就成了轻于鸿毛、毫无意义的了”（同前书）。这真是令人感动的一个场面。希望自己的妻儿子女、自己所爱的人幸福的心情，必须和希求全人类幸福的心情合为一体。如果只是口头说什么人类爱或世界和平，而对自己周围的人，不关痛痒，或使他们陷入不幸，那么这只不过是观念的游戏，只不过是假象而已。同时，那种只希望自己所爱的人幸福，而不管他人、不管全体是否幸福的生活方式，是离不开自私的领域的。所谓和平，要从身边开始，将在自己身边努力创造起来的幸福、人与人的和平，尽量扩展到社会去，尽量扩展到全世界去，这种努力才是最重要的。义经的另一个魅力，他始终是个“苦恼的武将”。由于赖朝的奸计，他被迫与野百合结婚，他虽然对赖朝有着耿耿的忠心，但却一直被误解，一直受冷酷的待遇。但是他决心不怨恨其兄赖朝，尽管他遇到过别人无法尽知的种种矛盾，但他自己仍然决心按“武门之道”生活下去。一方面和种种悲伤、痛苦进行搏斗，而同时又决心坚强地活下去——人们正是对这种人生之姿产生共鸣。如果是在优越的地位或顺利的环境当中，堂堂去进行指挥，那当然是容易的，也会受到人们的尊敬。但是，尽管处在困难的境遇当中，仍能不屈不挠地贯彻初衷，这才能够和人们的心灵深深相通。义经的臣下越是了解他痛苦的心情，就越加强对他的尊敬心，加强对他的忠义之心。这样，义经在与每个人的接触当中，扩展了共感的领域，形成了超越主从关系的一种伙伴式的情谊。这就是为什么他的臣下在作战时能发挥出那么大的力量的缘故。赖朝和义经——历史以极残酷的形式将这两个兄弟的情谊撕碎了。从某种意义说，这也许就是志在夺取天下的冷酷的权势者与受到人们爱戴的、富于人性的、优秀的领导者之间一种必然的趋向与结局。这样，赖朝驱逐了他自己对之怀有恐惧心的弟弟，他本人则作为历史上第一次武家政治的奠基人，在历史正面舞台上留下了他的显赫的名字。但是，从某种意义说，以悲剧结束一生的弟弟的名字，却使人们怀念他胜过其兄千倍万倍，永远活在人们心中的这一悠久历史的画卷当中。当然，我并不打算在这里评论哪种生活方式为好。而且，也许《新·平家物语》中的义经形象过于理想化了。不过，对于吉川英治先生从追求理想的领导者形象出发、力图塑造出一个使人深深为之感动的义经形象这一点来说，我是完全理解的。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一个领导者，为了使民众过上安稳的生活，理当奋不顾身、具有为他人而献身的勇气与坚毅的品质；同时具备这种男子汉的坚毅品质和温情两个方面，才是领导者的重要条件。而且，作为人，一个真正伟大的人，应该是纵然不给予任何奖赏，而犹能默默坚守自己的大义，为大义而死的人。义经的一生，发出了只有无私的人才能具有的光辉。而且如历史所示，任何时代，民众都是热爱这种直行我是的“义经型的英雄”的；相反，权力者由于不相信这些英雄们会无私，所以猜忌他们，害怕他们，然后出于嫉妒，把他们排除掉。这点，从某种意义说，可以说是每个人的人性的分歧点——是相信人的终极的善性呢还是不相信。8)幸福在自己的心中《新·平家物语》的最终章，是以生活在波澜万丈的半个世纪中的麻鸟与阿蓬这对老夫妇在观赏着吉野山的美丽樱花，沉浸在幸福的气氛当中，相互交谈的场面而告结束的。阿蓬不胜感慨地想道：“我真是个幸福者。比起以往我在世上看到的所有荣华富贵的人都幸福……而且也比任何高贵的、美貌的女子还要幸福”（“吉野雏之卷”）。阿蓬曾经服伺过义经的母亲常盘御前。这位常盘，失掉了丈夫源义朝，三个幼子也被带走，不得不过着艰难凄苦的生活。阿蓬像大多数的世人一样，也很希望丈夫能功成名就、积蓄一笔钱财、过上富裕安定的日子。她对置家庭不顾、一味为穷人服务的丈夫，也生过气和发出过怨言。但是，阿蓬在连续看到人世的枯荣盛衰的过程中，她回想起麻鸟对她说过的话，于是她讲了如下这番话：“荣华也好，权势也好，都不过是身外之物。住在九重天上的人和生活在陋巷的人比较起来，穷人生活的地方反而要比公卿社会富于真正的人情，具有人的美。……我深深感到的确是这样的”（“常盘树之卷”）。就这样，她感受到了自己的幸福。人的真正幸福绝不是依靠财富、权势这类表面的条件所能获得的。我过去也曾和许多领导者或有识之士会面过，也曾和许多无名的庶民交谈过。的确，社会的地位并不就一定意味着幸福。有的人虽然获得了大量财产与名声，但为家庭不和而烦恼、缺少宁静与彼此的慰藉，只能闷闷不乐地度日。也有的人，既无推心置腹的朋友，又汲汲于维持自己的地位，整天陷在猜疑与孤独之中。同时，也有不少的人，生活算不上富裕，既无名声也无地位，只是一介平凡的庶民，但却家庭美满，充满对人生的希望，享受着充实的人生的欢乐。而且，像这样的人毋宁说人数要多得多。在考虑人的幸福时，最重要的是，内心的满足、内心的丰饶。只是从财产、地位、名誉这些表面的东西中去追求幸福，那就永远得不到心的满足。这是因为财富、地位，越是追求就越无止境。而且如果总是追求下去，那么内心就永远脱离不了“饥饿的泥沼”。为了使内心得到满足，恐怕只有在自己的内部能有个“欢喜之泉”“感谢之泉”才行。麻鸟夫妇的一生，可以说是在极度劳苦的波澜起伏中度过的。阿蓬有时会对这种劳苦感到无法承受，向他的丈夫发过牢骚。但是，她为这样的自己感到羞愧，眺望着樱花，悄悄地向她的丈夫认错。因为和常盘这些成为权势牺牲的人们相比，和父子、兄弟骨肉相残的那些人相比，她感到她自己该多么幸福，她感到应该感谢她获得的幸福。就麻鸟说来，对于“并未给她像样的欢乐和生活安定，像用旧了的抹布一样的妻”（“吉野雏之卷”），对于能跟随自己的妻，他很想向她道谢和致歉。这种双方都产生的感谢之情，在双方内心深处奏出了体贴与幸福的乐曲。我认为应当记住：不管遇上什么样的困难或考验，都不忘记感谢的人们，是会获得欢乐与幸福的。麻鸟夫妇的幸福，它的基础是建立在一生不为利己着想，而专为穷人、专为利他尽力的人的喜悦之上的。专为利己而活着的人生，不管获得多大财富也还是空虚的，是不能获得真正的充实生活的。反之，为利他而活着，则纵然有所劳苦，但自身心地开阔，自会获得一种愉快的充实感。幸福并不在遥远的、不可企及的地方。它就存在于自己的生活当中，存在于自己的生活道路当中，存在于自己的心中。麻鸟夫妇的情况，正证明了只有在人生最后能实际感受到幸福的人，才是真正幸福的。他俩连住的房子都由于战火被烧光了，他们也为儿子不成器而苦恼过。也经历过许许多多可怕的事情。但是麻鸟并未抛弃他的信念，到了老年，真正体会到了人生的幸福。在人生的半途上，不管看起来多么幸福，如果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是不幸的，那就会留下悲哀与悔恨。所以最好是做个最后的胜利者，做个坚持信念，每时每刻都无所悔恨的、在自己的人生路上勇往直前的竞走者。第二节　《浮士德》1)深化“原点”的崇高精神人们认为歌德的《浮士德》与但丁的《神曲》一起，高踞于世界哲理性文学的顶峰。这部作品很难懂，我年轻时也漫然地把它作为我爱不释手的“一部书”。众所周知，《浮士德》是一部以戏剧形式写成的作品。令人惊异的是，歌德着手写这部作品到全部写完，花费了六十年的岁月，在他死前不久，还在继续写这部作品。中间有一段时期，大约二十年之久，他为其他工作——如歌德作为魏玛公国的大臣从事政治活动等等——奔忙，无暇执笔。即使如此，这部作品也还是他非凡的持久力的结晶。《浮士德》从艺术上有力地证明了“坚持就是力量”这一今古的铁则。《浮士德》是以“献词”、“舞台的前戏”、“天上的序曲”作为它的序幕，然后由“悲剧·第一部”、“悲剧·第二部”组成。浮士德是和路德等人生于同一时期的实有人物。据说他是一个学者，研究医学、艺术、数学、哲学的传说上的人物，尽管这些传说并不完全可靠。在歌德之前，英国的戏剧家马罗等人写过这个人物，不过据说作品内容还有许多不足之处。只有到了歌德，才正式以浮士德传说为素材，加以开掘，给这个人物赋予了艺术性的和哲学性的形象。我想，这是歌德把自己的全部思想感情都寄托到主人公浮士德博士一直到死所经历的灵魂历程之上的一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