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学》池田大作-2

听众有三万人左右。大家都在一直倾听着这位雄辩家的演说，其中也有的人对爱贝列德长时间的演说感到厌倦，中途退席了。与之相比，林肯的演说，十分简洁。据说由于它太短了，还没等到摄影师对好焦距，演说就结束了。虽然它很短，但这个演说却成为历史上著名的讲演，一直受到后世的称道。可见讲演的好坏并不取决于它的长短。这一道理适用于所有演说。当然有时长时间的演说也是必要的。但不能说长了就好。总之，必须充分考虑“时间”与“地点”，敏锐地察觉出在场群众的“感情”与“机微”，随时随地加以判断。再说，爱贝列德在两个月前就被邀请去讲演，为此他做了充分准备，相比之下，林肯只是在典礼的两星期前才接受讲演的邀请。但是，林肯毫未马虎从事，在繁忙的公务当中，对讲演的原稿做了精心的准备。而这期间，由于他的儿子发烧，闹得不得安宁，现实处境是非常繁杂纷乱的。就在这种情况下，他很好地考虑了演说的立意，并成功地完成了这场演说，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动摇的足迹。当时他五十四岁，是他被暗杀的两年前。林肯在肯奇兹堡的演说，如今，作为世界最短又最伟大的讲演，为人所极口称道。当天的听众，也毫不吝惜地尽情为他鼓掌和欢呼，表明了林肯的演说深深打动了他们。许多有识之士更是加倍赞扬。的确，这场演说，十分简洁，言词也经过千锤百炼，演说词从独立宣言中“所有的人都是被平等地创造出来的”的语句开始，然后明快地说明了所有活着的人都应该献身于美利坚合众国以及这个国家种种高迈的理想。爱贝列德本人后来在致林肯的信中谦虚地说：“我的两小时演说，如果能多少接近阁下五分钟演说的要旨，我将感到十分荣幸。”爱贝列德肯定也自豪地认为自己是美国最大的雄辩家，即便如此，他也不得不承认林肯演说的光辉成就。由此可见，充满人格和思想光辉的林肯演说，是何等的卓越了。言辞的力量是非常巨大的。这不只限于演说，在小规模的集会上或日常会话中都同样的。同时也不能以言辞的巧拙来评价演说的优劣。比如，言辞虽然不那么美，但受到多数人的信赖和尊敬的领袖是屡见不鲜的。相反，也有的人尽管舌如鼓簧，但却逐渐失去了周围的人的信赖。总之，问题在于是否能在言辞中具有打动人、使人信服的某种东西。紧要的是“体贴对方”和“诚挚”的精神，再有就是“高迈的精神”，以本人的人格或人性形成的明快的逻辑力量，感动对方，推动社会。人，是活在人与人之间的动物，联系其间的则是言语。我确信：在社会上发出的一句话——日常生活中的言语，也应包括在内——也会成为比林肯演说毫不逊色的伟大言辞，成为促使人的觉醒的“演说”。19)知识与无知的搏斗——先觉者布鲁诺对迫害和对人生的看法我在十几岁时非常喜爱我读过的西方哲学家所说的格言：“浪涛越是遇到障碍，就越增加它的牢固。”说起来，也未尝不可以这样说：我是在这个格言的激励下走进人生旅途的。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为了完成伟大的业绩，很难说就不会碰上相应的绝望与极限的时刻。肯定总会碰上许许多多大的障碍的。我想，正是在这个时候，才决不该忘记要更加信心百倍地接受考验。本世纪留下许多优秀传记的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①写过如下一段话： 　　①茨威格（1881—1942），奥地利作家，写过许多传记作品。“有谁曾经歌唱过赞美流刑的诗歌吗？在风暴中锻炼人的品格，在强制的孤独之中，将疲弊了的心灵力量进一步集注于新的秩序中去，也就是说，有没有人将作为开创命运的力量的流刑加以歌颂的呢？（中略）自然的节奏，要求这样强制性的断裂。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只有懂得深渊的人才能认识生活的一切。当一个遭遇到被排挤的人，才会获得整个突进的力量。”（《约瑟夫·福煦》，山下肇译，平凡社版）茨威格在这里举出释迦牟尼、摩西、基督、穆罕默德、路德等宗教家，但丁、弥尔顿、贝多芬、塞万提斯等艺术家为例，阐明了流刑和迫害怎样成为培育他们的“创造性天才”的肥沃土壤。的确是这样，苦难才是使人生或命运从黑暗到破晓、从混乱到秩序、从破坏到建设、向前飞跃的回转杠杆。当伽利略在宗教裁判法庭上，裁判者要求他撤回他的学说时，他回答了一句名言： “不过，地球正在运行啊。”而继承天文学“哥白尼革命”的布鲁诺（一五四八——一六○○）也是凛然面对遭受迫害的人生，英勇不屈战斗过来的一员。他生于著名的哥白尼殁后的五年。他十七岁时进入修道院，出于对待“真理”的诚挚态度和对“知识”的热情，终于对天主教的教义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这样，他被认为是个“异端者”。二十八岁时他脱离了修道院，从那以后他历时十五年巡游了瑞士、法国、英国、德国等欧洲各地，度过了他的钻研和研究的青年时代。作为研究的结晶，他提出一种近似“宇宙无限论”的设想。最后，布鲁诺回到意大利时被捕。一种说法是，在这以后的六年间，他被监禁在铁皮屋顶的阁楼里，过着孤独的生活。后来被送往罗马，在那里接受了两年的审讯，直到最后他始终没有放弃他的信念。终于在一六○○年由宗教法庭宣告判处火刑，结束了他的一生。他的死是极其悲壮的，他的思想的影响也是极其巨大的。法国的哲学家笛卡儿、荷兰的哲学家斯宾诺莎、德国的数学家莱布尼茨、德国的文学家歌德都接受过他的影响。关于布鲁诺的生平和思想，清水纯一先生曾进行过精细的研究。他的宇宙学说是这样的：“由于宇宙是无限扩展的，因此，一方面它包容无数的万物，万物在其中不断生成、变化，而另一方面，包容万物的宇宙则是永远不变的。在它展示出的外部形式上，尽管包含着种种差别和对立，而宇宙本身则作为‘包容着一切可能存在的物，同时又是对这些物毫不相关’的纯一而存在着。因此，宇宙本身既无上也无下，既无边际也无中心。既无消灭，也无生成。在无限的宇宙中存在着无数天体（世界），在其中无数的原子（atom）重复着集合离散。从而既可能存在着和这个地球（世界）同样的另外世界， ‘也有可能在某处存在着比我们人类更为优秀的外星人’。”（《乔鲁达诺·布鲁诺的研究》，创文社版）根据清水氏的研究：按照当时广为人们所接受的天动说，普遍认为宇宙的中心是地球，而地球的中心则是罗马（其反面的中心则是耶路撒冷）。因此认为天体中的各行星都是以罗马教会为中心来迴转的，同时也把它当作证实罗马教会的尊严性的一个证据。布鲁诺的这个理论不只是承袭了人们所坚决反对的地动说，而且以他自己建立的自然观与宇宙哲学为依据，主张生命的轮迴、宇宙的悠久性以及在其他天体上存在着和人类相类似生物的可能性。这种想法尽管和佛教一脉相通，但和当时的基督教的教义当然是不相容的。布鲁诺的宇宙说，被认为是对圣经所说的“拯救”教义的有害思想，从而受到了迫害。按照教会的教义，人是神所选择的存在，不可能化生为其他的物。同时对宇宙是无限的、除地球之外，尚有与之相同的许多星体的说法，也和基督教的“宇宙是由神之手为人类而创造的，而且是根据神的意志给予地球以特权的”这一教义相矛盾的。因此，布鲁诺的这些说法，自然被视为异端邪说，作为有害思想，遭到了镇压和迫害。布鲁诺坚守信念，继续了斗争。他这样说道：“为了尊重哲学的自由，我坚决保卫的是这样的教导：不要闭上眼睛，而是要睁大眼睛去看！”“正因为如此，我不想隐瞒我的眼睛所看到的真实，我不害怕把它赤裸裸地表明出来。正像光明和黑暗、知识与无知的斗争要永世继续下去那样，到处重复着憎恶、争论、骚扰和攻击，甚至连生命也经常受到威胁。这不只是来自愚蠢粗野的群众，而且也是由那些理应说是无知的元凶的学者们挑起的。”（同前书）这样，对布鲁诺进行了多达二百六十一项的涉嫌异端邪说的审讯。并认为关键的题在于他的“人观”。也就是说，他的“人观”是：“人只是人，决非人以外的什么”。他把基督只看成是彻底的“人”，而不是“神”。正像乔恩·德雷波在他写的《宗教与科学斗争史》（平田宽译，社会思想社版）一书中所指出的：布鲁诺为了维护他对“人的信仰”，向 “虚伪的信仰”开战，向“既无道德也无正义的正统派”开战。据说，在布鲁诺被宣告处火刑时，他无所畏惧地向审判官说道：“我认为您这次向我宣判，比起我接受宣判来，您的恐惧心还要大得多吧。”在这番话语中显示出一个为信念而生的人的生活态度，也显示出对其信念必有后继者的牢固信心。的确是这样，先驱者的历史就是光明与黑暗、知识与无知搏斗的历史。布鲁诺丝毫也不惧怕任何权势者和神学者的攻击。他的一生，是为坚守自己的信念和人类的睿智的一生，是坚定不屈的一生。历史性的巨大事业，决不会有平坦的道路。毋宁说，正是在这种迫害与苦难的恶劣气流之中，为历史、为后世留下的超绝想象的奇迹的纪念碑，才得以树立起来。年轻时代的尼采在《反时代的考察》一文中抨击了这种时代的恶劣气流。他说：“钝重的习惯、卑小的、低劣的事物，充塞着世界所有角落，作为沉闷的地上空气，笼罩着一切伟大的事物，阻碍、妨害着伟大事物朝着不死之路前进的道路，嘲弄它、窒息它、使它喘不过气来。”（《尼采全集》第四卷，小仓志祥译，理想社版）当我回顾历史性的伟大事业时，经常使我感到的是，总是那种以苦难为自身的动力，坚毅地在人生道路上活下去的、人的强韧的生命力。不只布鲁诺是如此，一个人的胜利，对别人来说，之所以也能使之深切地感到此人存在的力量，是因为当他贯彻自己的信念使之出现在地平线上时，它已经不单只是停留在个人领域里，而是已经深化到具有普遍的“生”的本质上来。而且，在人生中如果真会出现这样决定性的胜利的瞬间的话，那么它必然是和想要猛烈袭击自己的全存在，想要压倒自己全存在的苦难，以全生命来与之格斗，一心想要战胜它时，那种创造出使一切事物带上更新意义的瞬间。在这个瞬间，将会如同胸中升起辉煌的太阳一般，迸发出无限的喜悦，奏出任何人也淹没不了的凯歌。如果这个假设成立的话，那么对于一个始终忠于自己信念，在自己的生命中一直这样活下去的强韧人格来说，甚至可以说苦难才是向新的创造进行飞跃的跳板。总之，作为人的一生所放射出的光辉，肯定将以他的足迹——抵抗所有卑微的、低劣的事物，怎样从“不死之路”跋涉过来的足迹——更增加它的光彩吧。第二节　心灵瑰丽的青春1)关于际遇——罗曼·罗兰与托尔斯泰人生真是多姿多彩的“际遇”的连续。既有好的际遇，也许有令人悔恨的际遇。可能是朋友也好，可能是学问之师也好，或者也许是某项研究课题也好，这种表面看起来似乎无足轻重的际遇，常常会决定一个人的一生。而且形成人生根柢的、有意义的际遇，大多是在青春时期获得的。提到《约翰·克利斯多夫》的作者罗曼·罗兰，也是我所喜欢的文豪。决定他一生的，也是他年轻时和文豪托尔斯泰的“相遇”。罗兰当时二十一岁。他为某种怀疑所困惑，向全世界具有极高声望的托尔斯泰写了一封长信。但是，托尔斯泰是被当时欧洲的知识分子当作神一般尊敬的大文豪，所以罗兰当然没有指望托尔斯泰会给他回信。这只不过是在十九世纪末法国充满了颓废和危机的时代状况下，罗曼·罗兰为艺术与人生的矛盾深感苦恼，恰如为寻求心灵的救济一般，将他心中所郁积的想法，尽情地在这里倾泻一下罢了。但是，想不到托尔斯泰对这个无名的、又素昧平生的青年，居然郑重地写了一封长达三十八页的回信。也许是托尔斯泰从罗曼·罗兰来信的字里行间感觉出这个青年将来大有作为的缘故吧。充满了感激之情的罗曼·罗兰，他后来的思想和评价艺术作品的观点，虽与托尔斯泰不尽一致，但他总是把托尔斯泰作为一生的师长、父辈来加以敬慕。而且，据说当他逐渐知名于世以后，当有人来向他探索良心的问题时，他也总是仿效托尔斯泰，不管这人是谁，总是以自己的真心实意给来信的人作复。由于一个人向一个未知的青年发出了真心和诚意，结果帮助这个青年人建立了牢固不移的人格——“人生的精髓”。甚至也有人这样指出：“并不是由于托尔斯泰思想的影响产生了罗曼·罗兰，而应当看作由于托尔斯泰精神的触发，使得在他身上潜在性的东西得到了显在化。”（《罗曼·罗兰研究》，蚈E原德夫著，第三文明社版）这个插话，足以说明作为心灵与心灵的“相遇”和“触发”会产生多么美妙果实的例证，深深残留在我的心底。而且我觉得许多心灵与心灵的相遇，表面上看去似乎纯属偶然，而其实正是他们自身反复探求真实的炽热的心的结实，它的轨迹，从某种意义说，甚至呈现出必然的形态。好的“际遇”，总是作为美好的记忆，给享有这种际遇的人们的心里添上丰饶的色彩。反之，一次又一次坏的“际遇”，也会使人生笼罩上一层灰暗的悔恨的烟雾。可以说，对人生具有重要意义的，应该是有没有这种“际遇”，使自身中沉睡着的东西得到触发、受到磨练而显现出来。这要比是否具有才能或能力这类天赋，还要重要得多。在人生最多感的青春时期，某种美好的“际遇”，肯定会在他那清纯心灵的画布上涂上无比绚烂的色彩。我常想：只有那些不断有美好“际遇”的人，才是能获得最高的人生之光的幸福者。2)超越今天——《三太郎日记》所感所谓青春，从某种意义说来，也许就是“一往无前”的别名。如果失去了追求更高更深的热情，如果失去了那种真挚的奋不顾身、一往无前的热情，那么也就立刻失去了青春的闪光。在我年轻时，被认为是青年必读书之中，包括有阿部次郎①的《三太郎日记》。这本书作为具有优秀资质的一个青年内心生活坦率的告白之书，赢得了广大的读者。下边是其中的一节： 　　①阿部次郎（1883—1969），哲学家，曾任东北大学教授。“面对生活的焦点、寄希望于未来的人，经常在现实当中感到否定现实的力量。既活在现在的最佳状况当中，又对现实的最佳状况感到疑惑。感到在存在着的现实之中的高超与低下的对立。从而推动他的生活的力量，从某种意义说，总是要求超前。”生命不停地在变化。它或者是引向人的堕落，或者与向上的要求相连。道路只有这两条。认为没有变化，那是由于感觉不出是在后退的自身的停滞所致。区分这两种道路的，全在于是否能始终保持“超越自己”的决心。人是和凭本能生存的动物不同的，总是希望以某种事物为目标，多少有所前进和向上。而且能做到这点的，也只有人。更何况，构成人生框架的青年时期，最好是不顾一切勇猛前进。如果允许我使用极端说法的话，那么这一时期最好是埋头于某一事，连春去秋来这类季节的变化都无心去注意，把全部身心都投进去，前进再前进才行。像这样燃烧着热情的每时每刻，肯定都会作为生涯、生命的锻炼，被刻印下来，成为以后的人生之旅的步伐的支柱。丧失目的与向上心的人生是非常暗淡的，也是寂寞的。进而会不了解为什么目的而活着。不去创造必须由自己创造的人生价值，就会发出人为何生在人世的疑惑，充满了悔恨的疑问号，如果最终是这样的人生，那真是遗憾之极。今天的我和明天的我之间，如果没有某种“超越”，也就不会有所进步。正像沉淀不流的水必然腐臭、必然从中生出蛆来一样，所谓青春也会变得徒有其名，失去生命的 “紧张感”。我最希望的是，能排除这种惰性，变成日复一日地“超越今天”的、挑战的岁月。3)充溢着灵魂的青春——诗人撒弥耳·乌尔曼青春不是指人生某一时期，指的是心态，强壮的意志，巨大的创造力，火一样的热情，斥退怯懦的勇猛心，抛弃安稳的冒险心，青春就是这样的心态。年龄的增长不使人老，失掉理想，老就到来。岁月增加皮肤的皱纹，失掉热情时精神就会枯萎。苦闷、疑惑、不安、恐怖、失望，只有这些才像岁月积累一样催人衰老，使泼辣的心灵也会变为尘芥。（中略）人和信念在一起就会变得年轻，和疑惑在一起就会衰老。人和自信在一起就会变得年轻，和恐怖在一起就会衰老。希望存在则会无限年轻，和失望在一起则会老朽。（后略）据说这是占领日本的联合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爱诵的有名的诗《青春》的一节。这首诗经过种种传唱，最近，在社会上经过有人详细介绍，才知道这是根据一个叫做撒弥尔·乌鲁曼的诗改写而成的，从而引起人们对这首诗的极大兴趣。可见这首诗具有激动人心的情趣和格调（请参照《以“青春”为题的诗》，宇野收、作山宗久共著，产业能率大学出版部版。根据该书，上述诗的日译者一说是松永安左卫门，一说是冈田义夫）。这首诗虽然歌唱了许多方面，但总的说，它是在说明青春的本质是生命的跃动。青春的特点，即便它是未完成的，其中也具有伟大的生命的燃烧。对未知世界的挑战，泼辣的革新能量、正义感、激情等等，这些贯穿青春的特色，其色调是绚烂无比的。另一方面，所谓青春，也可以说它纵然是向往着未来的，但又是为自身的矛盾而苦恼的烦闷时代。内心总在不断变化，时而希望这样，时而又希望那样。要么是被心的激流冲垮，沉没下去；要么是在激流中挣扎着不断前进。这就是青春的搏斗。德国的作家、同时又是医生的汉斯·加罗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虽受着纳粹德国的压迫，但他在法西斯猖獗的黑暗年代中，竭力忍隐着，诚实地活了下来。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充溢着灵魂的青春，决不会是那样轻易地就死灭的。”（《指导与信从》，芳贺檀译）自由自在地、或从兴趣出发来讴歌青春也未尝不可。不过，那种向往正确的人生，为人们，为社会，去流汗，去做出贡献——应该认为，这样的青春的灵魂，才能使一生发出光辉。可以说这是“金子般的灵魂”。具有这样灵魂的人，不管处在什么样的境遇之中，也会使人发出光辉。反之，在青春时代，一个只有一副“死灵魂”的人，又怎么能活在伟大的人生当中呢？我自认为我在青春时代，乃至现在，总算是拼死命地燃烧起青春灵魂之火，度过了充溢着灵魂的青春。所以我并无任何追悔。当然，青年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不必强求划一。只不过，不管沿着什么样的道路，是否使青春时代真正忠于自己，是否使它得到彻底燃烧，还是在半途中，在未曾有过彻底燃烧之前就结束了呢？——这里存在着巨大的分歧。户田先生经常教导我们青年说：“伟大的事业，重要的是，要有耗掉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精力去做的决心。到了四十几岁以后，即使再想去做，也不可能有所成就了。”“青年，希望过大，倒是好事。在人生中得以实现自己的想法，不过是几分之一，如果从一开始希望很小，那就会一事无成。如果那样的话，人生还有什么意义？”二十几岁，三十几岁这种青春的时光，抱着什么样的“远大理想”去战斗呢？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才是为了将这个似长而实短的人的一生，用最大的“满足”和“充实”装饰起来的“成败的关键”啊。青春一去不再复返，如果人生是到了四十几岁、五十几岁，才体会到凄凉的“悔恨”，那就太不幸了。如果人生只是在不完全燃烧的、唠唠叨叨中度过，那就太可怜了。所以，充满健康活力、充分能做番事业的青春时代，才正是应该彻底燃烧起生命之火的时代。这样做也正是为了自己。青年们！在高迈伟大的理想中活下去吧，作为一团火来前进吧！——这是户田先生的教导。理想的峰巅越高，就越会得到无限的充实，就会迸发出激情，就会成长起来。始终有志于远大理想，使青春之火充分燃烧起来，使之一无余剩——这才是构筑不留悔恨的人生的最重要之点啊。4)研磨胸中的珠玉——赫尔曼·海塞发出的呼吁德国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赫尔曼·海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勇敢地发表了一篇论文《啊，朋友，停止你的论调吧》，从正面反对这次战争。这一时期，正是交战国双方的文化人，互相进行仇恨性的争论，每个国家都在举国一致支持战争的时刻。由于这个缘故，海塞遭到报刊的谴责，被斥为“卖国贼”，作品也受到群众的排斥。不久德国惨败，青年们陷入绝望的深渊，失去了生活的意趣。这时，海塞又奋勇写了题为《查拉图什特拉的再生——对德意志青年进一言》的文章，向青年发出呼吁（《海塞全集5》，高桥健二译，新潮社版）。“要学会自己的生活方式、学会认识自己的命运！”他呼吁青年们决不能为绝望、虚无、孤独所压垮，决不应企图逃避现实的苦恼。更不应该只是悲叹自己的命运，应该认清它、正面对待它、包摄一切地前进。我想这是海塞从内心深处发出的呼喊。正是他，和掀起战争的狂热战斗过，同时也和自己宿命的风暴战斗过。海塞还说过这样的话：“只有深深懂得什么是苦恼，才算得上是活得有一多半的意义，不，才算得上是活得有全部的意义。”他还说：“苦恼会产生力量，会产生健康的精神。……苦恼会使人变得强韧，得到锻炼。想逃避一切苦恼的人，是儿童！我当然热爱儿童，但我怎么能爱那种一生中都以儿童自居的人呢？”然后他呼吁说：“你必须是你自己，这样，世界就会变得丰饶而美好！”我青年时期很喜欢这句话。所谓青春时期，从某种意义说是苦恼的时期，也许苦恼就是青春的另一种称呼。你可能对异性产生憧憬，可能为与父母的关系而烦恼。走上社会，也可能为复杂的人际关系、社会的冷酷、不平等等矛盾而感到愤懑。越是纯洁，越是认真，就越会加深这种感觉。但是，重要的不是环境，一切问题均在你自身的内部。当遇上某种邪恶时，是和恶妥协、堕落下去呢？还是相反，把这种烦闷作为巨大的成长和幸福的跳跃台呢？不管怎样，一个人必须具备将一切环境当作磨练自己、锻炼自己走向人的完成之路的场所才行。只有当一个人敢于面对“苦恼”和“命运”，敢于向自身搏斗、进行挑战的时候，“胸中的珠玉”才会得到研磨，自身的人生才会开辟出坚实的道路。5)平凡与非凡之间——勤奋的人新井白石和北村西望新井白石①是江户时期著名的学者和政治家，他青年时期的刻苦自励是非常有名的。他九岁时，在冬夜里曾经用冷水浇头，驱散睡魔，进行学问的研究，这个故事脍炙人口。以后，他在《折柴记》（仁羽五郎校订，岩波文库版）中说过如下意思的一段话： 　　①新井白石（1657—1725），江户中期的儒者、政治家。“我之所以能如此刻苦自励，……是因为我总想着要耐得人所难耐，他人只做一次的事，我做十次，他人做十次，我做百次。”这该是多么超越“才能”的有无，向自身进行挑战的啊。真使人感到一种近似“执著的念头”的气魄。此外，我曾一度会见过活了一百零二岁高龄的雕刻家北村西望先生。这是他在制作长崎的“祈祷和平像”时的事。一天夜里，他在塑像的脚下看到了一只蜗牛，可是第二天早晨一看，想不到这只蜗牛竟然爬到了足有九米高的塑像的顶端。北村先生深为这只小动物孜孜不懈的精神所感动，他想：一点一滴的前进该多么了不起，人也应如此，于是他作了一首俳句：“不屈不挠步伐真可畏这小小的蜗牛！”北村西望先生于一九八二年十二月满百岁时，就这首俳句，写过如下一段话：“我非常喜爱这句。我不知不觉间已满百岁，这话仿佛在象征我自己走过来的脚步。百岁，说起来好像很简单，可自己的前半生，真不知是经历多少个刻苦自励的岁月啊……但是，现在回忆起来，只剩下令人怀念的往事了。”（《北村西望百寿谱》，新三多摩新闻社版）这首咏蜗牛的俳句，决不是出于一时的感动之作，而是体现了北村西望先生在回顾一生道路时，充满了自身满足感的感慨和他的人生观的啊。的确，他的人生道路，从某种意义说，也可以说是和蜗牛步伐相仿的。北村先生本人就说过：“年轻时，我有幸结识了朝仓文夫①、建顗大梦②两个朋友。我勉强追随二人之后，这使我不得不刻苦自励”（《我的履历书》，日本经济新闻社版）。在他这淡淡述怀中，不由得使人感到他那一步一步抗拒不断袭来的挫折和磨难的巨大而厚重的精神力量。 　　①朝仓文夫（1883—1964），有名的雕塑家。②建顗大梦（1980—1942），有名的雕塑家。从上，这两段故事，教导我们不断刻苦自励是多么的重要。任何时候，只要一点一点地前进就会达到目的地。当然，这也是尽人皆知的，如果一旦停步，那就绝对不会再有所前进。只要动就会多少有所前进。一个人，不管在任何领域，只要精通于某件事，而且做出了某种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就都是在同一条道路上前进。所谓“道路”就是永远不放弃刻苦自励的“努力之路”。如果缺少这点，就不会有作为灵魂结晶的人生的成就。不间断的“努力”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胜利等待着肯于“努力”的人。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努力”是从不说谎的、是无比正直的。不管具有何等天才的人，都是比别人加倍努力的人。从某种意义说，所谓才能不过是耐得住长期努力的一种力量，最后使你获得胜利的荣冠。所谓失败，意味着屈服于困难、自己抛弃了自己。所谓努力，也许是很平凡的。但是，能够将平凡的事孜孜不倦地坚持下去，那无疑又是非凡的。所以不要忘记，那些能在人生中获得真正胜利的人，并不是被赋予什么特殊才能的人；而是能够脚踏实地、沿着平凡而又非凡的道路始终走下去的人。可以说，能够在既平凡又非凡的路程中决不左顾右盼、终于走到底的人，才是最聪明的人哩。6)严冬的考验——周公的名言人既是自然的一员，那么自然中严厉的法则也必然会适用于人生。中国的思想家韩非，援用了周公如下的话：“冬日冰冻如不固，则春夏草木虽长而不茂。”这句话的意思是，在严寒的冬天，如果缺少牢牢使大地冰封的严寒，那么春夏之交草木的长势就不会茂盛。人生也是如此。不经过千辛万苦，就不能取得人生的胜利，不能达到人的完成。只有在年轻时饱经种种考验和苦难，才能获得胜利的荣冠，为整个人生添上光彩。青春时代是人生中“锻炼的季节”，也可以说是应该由自己主动去寻找严冬的时期。卢梭在他的《爱弥儿》（今野一雄译，岩波文库版）中写过如下的一段话：“痛苦这件事，是他首先必须学的事，因为只有懂得了它，对将来才是最必要的。”（今野一雄译，岩波文库版）不问古今，不问东方或西方，也不问历史上的人物，还是现实中的人，所谓能做出了不起事业的人物，一无例外的都是较之他人更加严格锻炼自己的人。不管是政治家、事业家，还是艺术家，道理都是一样的。同时，即便是朴实无华也好，能够深邃体会人生的人都是各自经受过各种锻炼的。只有彻底锻炼自身的人，才会得到相应的欣快与满足。在现代社会，到处蔓延着放纵的“快乐”。我并不主张禁欲主义，不过，我是为一味追求快乐的年轻人太多了而深感忧虑。在本该树立人生最重要基础的时期，既不努力，又不学习，明明如此，却又希求什么尽快成为伟大的人物，希求富裕的生活、希求能有个华丽的人生。这种低调的生活态度，该是多么空虚，多么无聊啊。假如人生只在青春时期就告结束，也许这种想法未尝不可，或者，混在这种低调的时代风潮中，也许能勉勉强强地活下去吧。但是，人很快就要进入中年、老年。能够在青年时期历经苦难、锻炼自己成长的人，很快他的力量就会开花结实。这是根据我的经验可以断言的。从长远看，只依靠小聪明，对人生，对社会，是不能取胜的。——这恐怕是每一个人的人生的共同结论吧。特别是青春时期所经历的苦难和泼辣的行动，这一切都会逐渐成为漫长人生的基石。只有不为任何艰难困苦所屈，勇敢地生活过来，这才是青春的勋章。因为如果不通过一生中获得的桂冠，是不会获得真正的人生价值的。现实的人生是严峻的。会有什么样的命运等在那里，是无法预测的。而且，不管是谁，在死去的时候只能是自己一个人，谁也不能给他以帮助。问题是能否以内心的“满足”与“安乐”、毫无悔恨地写完人生这最后的篇章呢？决不应忘记青春时代是人生当中迈出的极重大的一步啊。7)信用才是青年的财富——爱德蒙·邓蒂斯①的处世哲学①爱德蒙·邓蒂斯——法国小说家大仲马的作品《基度山伯爵》中的主人公。我的恩师户田先生经常教导我们说：“青年要树立信用，信用是青年的最大财富。”同时他还指出它的要谛是：“必须遵守诺言。”我年轻时，在先生的指导下，选取各种书籍作为材料，举行过读书会。这不是马马虎虎从事的读书会，而是每一部书都必须力彻纸背、读懂它的思想。先生严格要求说： “是你去读书，不要让书来读你。”因此这是一种如临大敌式的、充满了热情的集体活动。昭和二十九（一九五四）年三月，我们选用了《基度山伯爵》作为读书材料。“邓蒂斯在社交界取得成功的理由是什么？”——对这个质问，有的人回答说“是财力”，有的人则认为“是运用他的智慧和雄辩取得的胜利”。还有人说“是他一心要复仇的念头，他考虑了如何才能使他的复仇更有效，充分观察了他的对手，而且也研究了社交界的性质”等等。当时，先生说的一句话，使我至今难忘。先生着力地解释了青年人应如何处理社交的方法。他说：“青年朋友们不需要采取邓蒂斯的生活方式。我讨厌二十几岁的青年，就考虑和研究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如果这样，就失去了青年的纯真性。青年的财富是信用，而且获得信用的根本途径在于遵守诺言。自己做不到的事，就明白地加以回绝，反之，一旦承诺下来，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也要绝对遵守。”对于人来说，再没有比信用更重要的了。而且信用这种东西，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建立起来的。它积累起来很难，失掉却极容易。费了十年功夫积累起来的信用，在关键时刻，也会由于一件小小的言行而整个失掉。同时，利用小聪明搞成的表面镀金，到了紧要关头就会剥落。只有在苦难之中坚守自己的信念，认真地、诚实地坚守生活的人，才会最终获得一切人的信用。即使在无声无息的、无任何人监视的工作中，仍然重视这份工作，一步一步以极大的耐心始终坚持工作才是最重要的。决不可忘记，学识也好，才智也好，只有在信用的土壤中才能成为真正的力量。慨叹环境恶劣，是十分容易的。但是，真正应该做的是，将恶劣环境作为“锻炼的风暴”，通过坚毅的实践和努力，在各自不同的环境与立场上取得周围的信任。这个财产，肯定会比财富、比一时的成就、比任何事物，都更能随着时间的流逝变成人生的无价之宝。8)师弟之道和人生的王道——拉涅和阿兰的崇高情谊勿论是古今或东方西方，能有所成就的人几乎可以肯定说都有个伟大的“师”。不管明显也罢，或不明显也罢，牢固的“师弟情谊的纽带”，总是飞跃、成长和发展的动力。可以说，正是“师生情谊的纽带”才是促使有价值的人生得以完成的源泉和原动力。我自己，将户田先生作为我的人生之师，树立了信仰。坚持贯彻我的使命。十九岁时我和老师的邂逅——直到今天，我的人生轨迹，大都是从那时就决定了的。我之作为佛法者走上这条道路，也完全源于和户田城圣这样一个人格的遇合。实际上，我是认识了户田先生，才懂得佛法伟大的。由于我和户田先生始终维系着“师生情谊的纽带”，才有今天的我。即使现在，越是时间流逝，越使我深切地体会到师恩的高厚。法国的哲学家阿兰（一八六八——一九五一），作为代表本世纪前半期“理性”的人，与柏格森齐名。他的主要作品之一的《幸福论》，也是我年轻时期爱不释手的一部名著，至今思之，还使我念念不能忘怀。他是个受笛卡儿一派影响的、具有坚强信念的人道主义者，也被称为“当代的苏格拉底”。但他并不是大学教授。他作为高校的一名教师度过了一生。同时，他又不断进行文笔活动，在地方报纸上，将他每天的思索成果写成短文，题为“语录”加以刊出。这大概是因为作为教育家磨练了自己的才能以后，总需要有个在教育以外的领域作为锻炼自己场所的缘故吧。比如，作为一个宗教信仰者，在努力完成人的成长的同时，在很多情况下，总需要开辟出一条通往有力的教育家之路，作为“磨练”自己的重要手段。总之，从阿兰的课堂里，的确培养了作家安德列·莫洛亚、普雷沃、妇女思想家希蒙·维尤这些俊逸之才。作为高校的教师他也是远远出人头地的。就是阿兰这个人，在他八十二岁的一生中也有他所景仰的人。他说：“有一个我唯一遇到的伟大人物”（《回忆拉涅》，中村弘译，筑摩书房版）这就是他高校时期的恩师拉涅。拉涅（一八五一——一八九四）既是教师又是个卓越的哲学家。他本来满可以作为一名大学教授博得很高名声的。但是他并不想走这条博取名声之路，他把他的全部生命专心致志地奉献给“触发”和“培育”年轻的灵魂。他投入全部心血，把所有的岁月，都耗在培养不断走向成长的高校学生身上。他终于没有留下一部完整的著作。但是，他最大的“灵魂著作”，却稳稳地放进毕业学生们的“心灵的书架”上了。阿兰回忆说：“我的谦虚的老师，除了这种隐藏的荣誉之外，决不指望其他任何东西。”（同前书）的确，各种勋章或一时的名声，比起久远的“心灵财富”来，又有什么了不起的意思呢！他的学生阿兰，肯定也是在他那年轻的生命中，深刻印上恩师的不慕荣利的生活道路的。阿兰本人，一直到六十五岁退休为止，四十余年始终做着高校的哲学教师。大学的权威职位，并未能打动他的心。他一生中始终对高校教育抱着热情和自豪感。户田先生也曾对我们讲过：“为了能引率别人，就得舍掉名誉的欲望和金钱的欲望。越能舍弃这些欲望的人，越是强者。对于这种人，从好的意思说，是谁也奈何他不得的。”将“名声”或“财富”放在第一位的人，真正说起来，是没有做领导者的资格的。对教育家说来，也是如此。学生们敏锐的“心灵”，很快就能看穿教师的自我主义。在从事触发灵魂这种细腻的工作中，浮在表面上的名声，总是很快就会变成过眼云烟，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彻底抛弃世俗欲望的清纯高洁的热情，才会深入纯洁无垢的孩子们的心灵深处，在他们内心深处敲响感铭与共感的钟声。阿兰与他的老师拉涅的遇合是在十八岁时，他从拉涅那里学到了在现实社会中的 “活的”哲学。这种哲学才是“新的精神”的觉醒，是“新世界”的发现。对阿兰说来，这段时期正可以称为“青春黎明”的觉醒时期。他回顾这一时期说：“哲学家每天清晨经历着双重醒来。”这就是说，一个人每天清晨睡醒，这本身就意味着每天要接触新的世界。再加上从哲学的角度学习新的“观察事物的方法”，因此可以说具有双重意义的“醒来”。无疑，阿兰是在老师拉涅的指导下，经历着无数次新鲜的感触的。阿兰很喜欢“人生，是由清晨起开始形成的”这句话。可以说，他是个“清晨的哲学家”。据说他在教学生时，也经常重复这句话，他显然是十分热爱朝阳初升的“清晨”的那种印象的。至于拉涅，他把整个身心献给了高校的教育事业，四十二岁时，他逝世了。如前所述，他未能来得及写出什么著作。阿兰怀念他的老师说：“我的老师生前当然应当在现代的最深邃的哲学家当中占有一席地位。凡是敬爱老师的人，从老师那里学到全部思想的人，都必须努力使老师死后能占有这种地位。”（同前书）这样，阿兰这些弟子们言必果行，投入了全部精力，整理并出版了拉涅的讲义原稿。这真是可贵的师生之爱。学生敬爱老师的这种执著的念头，使我深深为之感动。阿兰的整个一生，反反复复宣扬了拉涅。因此，在今天，拉涅的名声和阿兰一起，在历史的花园中散发着馥郁的芳香。同时，著名的作家莫洛亚又是阿兰的学生，也就是说，是拉涅的再传弟子。而莫洛亚也怀着敬爱老师之情，写下了阿兰的传记。其开首是这样写的：“阿兰平时是伟大的，而当他叙说其师拉涅的时候，则比平时的伟大还要伟大。”（《阿兰》，佐贯健译，篠竹书房版）人生会有无数的“遇合”，会有无数的“人与人的情谊”。但我总觉得：在其中，“师弟的遇合”、“师弟的情谊”，才是最崇高的人生的 “精华”。9)命运之星——逆境时期的光源氏《源氏物语》据说是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小说。书中的主人公光源氏的大名，广义的说，他不管走向哪里，也不管他做什么，似乎都象征着他是个“光辉的存在”。《源氏物语》中的“须磨”“明石”两卷，描述了光源氏处于最逆境的时期。他的父帝——桐壶帝死后，源氏失去了他灵光的后盾，周围蠢动的嫉妒和阴谋，步步向他紧逼而来。这样，他终于在政治上失势，被迫离开都城，过起流离的生活。这是源氏二十六岁至二十八岁时发生的事。两年多的流放，可以说是和青春时期最严重的苦难相搏斗的日日夜夜。光源氏的人生，在失势之前，是极其一帆风顺的。作为天皇之子，他虽然被降为巨籍，赐姓源氏，但他资俊貌美，无与伦比。他走过一条备极荣华的道路。就是这个源氏迎来了最大的考验。为什么唯独自己必须经受这样大的痛苦呢？——他当时的心情，很可能面对人生的冷酷现实，这样自问自答。所谓人世难道是这样残酷的吗？他不知有多少次深深体会了悲哀和无常的滋味。任何人都会有逆境之时。人生，不会总是顺境的。假如真有任何时候都一帆风顺的人生，那就不会有人的成长。不懂得艰辛，就只能使人骄慢。未尝受过痛苦滋味的人，不会懂得伟大人生的深度。这是我经过观察许多人之后得出的结论。但是，如果一个人在逆境、苦难之中，一味意气消沉的话，那么作为人，就未免太浅薄了。如果一有事就为之惶惶不可终日，那么作为人，不能不说是毫无任何内容。光源氏的形象不同于一般意志柔弱的弱男子。他的精神世界里有着将逆境作为动力的某种东西。他通过在“须磨”“明石”所经历的苦恼，完成了精神的成长和锻炼。不久，源氏迎来了无罪还京的日子。在逆境之中，他虽然也曾一度悲叹过，但精神终于没有颓败。他忍隐着，新的进路终于打通了。“尔之命运之星，存于尔之胸中”这句话深深留在我的内心深处。当前的境遇好坏也罢，过去好坏也罢，开拓未来的命运之星，肯定只存在于自身的胸中。暴风雨袭来也好，惊涛骇浪逼近也好，只要自身总是煌煌发光就够了。向苦难挑战的人，能够在艰辛中锻炼自己，使自己成长起来。要紧的是，不管为多么激烈的波涛所拨弄，也不要丢掉对未来的希望，必须充满信心地前进。相反，牢骚满腹的人，关闭了自己，就会渐渐地无人理睬，终于陷入到处碰壁的结局。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既有晴朗的日子，也有烈风劲吹的日子。重要的是，人生最后的胜利，才是永远的胜利、真正的胜利。千万不应忘记：为了获得最后的胜利，不回避青年时期的艰辛，将这种艰辛作为自己成长的跳板，这种态度是万万不可缺少的。10)培育人——教育家的鲁迅我对鲁迅最感钦佩之点是，鲁迅又是个优秀的教育家。他作为教育家，在青年身上发现了无限的可能性。他为了建设新中国，对青年寄与很大希望，即使付出种种牺牲，也要全力去培养他们。因此，他不能容许教师利用学生们的纯真热情为自己保身。“学生们年轻，经验少，经常被冒牌的教师利用做跳板。再没有比冒牌教师更可恶的了。”——据说，鲁迅经常这样说。（《鲁迅与内山完造》，小泉让著，讲谈社版）在逝世的前十天，鲁迅去参观了“木刻展览会”。当时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衰弱，达到不允许他外出的地步。但是，版画运动这一领域是他一生中倾注心血的事业之一，他渴望看到这些青年艺术家的生气勃勃不断成长的姿影。他不顾病体，还是到会场去了。他对青年寄予的深切期望，终生没有改变过。他坚持教育家的道路直到人生最后的瞬间——下边的一段话，足以传出他的炽烈的精神面貌。“在我活着的时期中，我愿流出一滴一滴的血来培育人。我虽然感觉出我的身体已经衰弱，但又是一件乐事”（《鲁迅的生平》，石一歌著，金子二郎、太原信一译，东方书店版）。他的心情大概是这样的：不管我的身体多么衰弱，即使即将死去，但看到如早晨太阳升起一般的青年人成长的情景，就再也没有比这个更使我快乐的了。我对鲁迅的心情完全同感。青年才是开辟新时代的瑰宝。因此，为了开拓青年人活跃的天地，就是为了这个，纵有任何艰难困苦也要前进。一想到青年们那些活跃的情况，一切困苦也都成为快乐的了。教育许多的人，培养有用的人才，是非常重要的。那种不为下一个时代发现人才、不能培育人的人，不能说是真正的领导者。区分独裁者与领导者的界限，正在于此。而且，真正培育人，靠的是真诚的力量。如果有培育人才的真心实意，那么在十个人当中只要有三个人培育成才，这三个人也会起到三十个人的作用。这是我从经验中得来的实际感受。反过来说，如果靠玩弄手段，即使十个人当中培育出九个人来，那也不过只起九个人的作用而已。总之，发现人、培养人，这是从事一切战斗首先应该着手的根本。它是出发点，是向着无限未来茁壮成长、不断引向胜利的基础。11)后继者必备的条件——山崎丰子①的《暖帘》①山崎丰子（1924—），当代女小说家。昭和三十二年（一九五七）五月十三日（星期一）——这一天是阴天。根据我的日记，这天，我应恩师之邀，携同妻子到“艺术剧场”去观看由《暖帘》改写的戏。我在日记中写道：“《暖帘》……这是一出历史剧，写具有大阪人特色的、贩卖海带的店伙的一生。对于矢志不渝地维护家业的、严肃的剧中情节，惹得我流下了感动的泪水。”我记得这个剧是根据山崎丰子的原作，由菊田一夫改编并导演的。一直演了四个小时。它生动地描写了坚守作为商人的人生道路，是一出感人深至的戏。小说《暖帘》（新潮文库版），是写大阪的一家贩卖海带的老字号店铺，——“浪花号”的商人吾平从十五岁起到六十岁止的人生旅程。吾平出生于淡路岛，由店东从街头把他收养起来，当了小徒弟，虽然受到早就在店的掌柜们的欺侮和虐待，但他一直诚朴勤恳，最后由店东分给他一处支店。这以后他也连续遭受关西地方的洪水以及战争等天灾人祸，他克服了接踵而来的苦难，终于把他的店铺很好地复兴起来。初看去，这也许是个平凡的故事，但对吾平本人来说，却算得上是一出波澜起伏的人生剧。他在他的人生道路上最珍惜的又是什么呢？——大阪遭受空袭，位于船场地方的吾平的店也被烧光了。那时，他摘下暖帘①把它卷起来，从熊熊的烈火中拼命地逃出。在此之前，“浪花号”的本店遭受火灾时，也是他，首先把暖帘救出来的。 　　①暖帘——日本旧式店铺门前挂的布帘，上边染有店名。从这种意义，我在日记中写道：“暖帘是商家的生命。正因为如此，必须豁出性命去保护它。”我从这点上看出了大阪商人那种强韧的心态——将暖帘看成是商人自豪感的象征，从而深深为之感动。吾平本人也是对“浪花号”的暖帘抱着绝对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来做买卖的。他不管遇上什么样的困难，也决不肯陷进经商的“邪道”。他走着作为商人的正确道路，克服了许许多多的危机。这可以说是绝不可玷污暖帘的思想在支配着他。而且，在这部小说中也描写了儿子孝平接续父亲吾平之后的情况。在剧中，父亲训诲儿子一节描写得很好。记得扮演父亲的森繁久弥先生，将这种催人泪下的、近似严师对待弟子的父子关系，也演得十分出色。这位父亲直到临死，决不说自己的儿子已经成为一名合格的商人。但在背后却深为儿子能成为自己的后继者而由衷高兴。我的恩师当时身体已十分衰弱，因此，他自己已不能去观剧，所以提议让我们夫妇去看。我当时看了这个剧的内容，深深感到先生的良苦用心。这点使我至今记忆犹新。自然，对于暖帘的看法，父亲和儿子是各不相同的。在小说中，很好地守住这个店铺的儿子，是这样想的：“不错，暖帘是商人灵魂的据点。正像武士以家门、血统作为他们的据点一样，是决定商人思想的基础。但是，这不是一切。过去那种只要挂出老字号的暖帘，就可以万事大吉、老老实实做买卖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现代，暖帘的价值，全在于利用它的人手腕如何。如果只是一厢情愿地依靠顾客们对暖帘逐渐复活起来的怀旧之情，那就会照样没落下去。只有那种人，他从暖帘的信用和力量出发，能够忍受别人所不能忍受的困苦，能够做出别人做不出来的妙着，才算是能真正利用了暖帘。”这意思就是说，为了继承、发展暖帘，不应当躺在暖帘上。只有利用暖帘的人，他的才能、他所经历的苦难、他的不懈努力，才是决定最后胜负的关键。我觉得在这个故事中含有很丰富的内容。它给人们以启示：不管是企业也好，团体也好，应该如何加以继承和发展。那些准备继承前人的人，必须具有不断积蓄力量的意志。在顺境中万不可躺在已建成的事业上。为了更加成长，要敢于把自己置于严酷的环境中，与自身搏斗，使之向前发展，经受比前人更加重大的劳苦。总之，对这种人，无疑他必须具备这样的聪明才智和强韧的精神力量才行。逆境才是人的完成的严父，只有敢于置身于人的能力最大限界的位置上来，才能发挥出浑身的力量。最好能保持青年的精神，勇于承受后继者的艰辛劳苦，与之挑战。“能”①的大成者世阿弥元清②说过：“家，并非单纯的家，有真正继承家业的人，才成为家；人并非单纯的人，懂得艺道真髓的人，才成为人。”（《世阿弥艺术论集》，田中裕校注，新潮社版） 　　①能——一种传统的古老剧种。②世阿弥无清（1363—1443），“能”的名演员、剧作者、古典剧的理论家。不管是多么伟大的人物，只有既知己又得人，才能发挥力量。不管是什么样的名门之“家”，只有得到优秀的继承人，家的传统和财产才会发挥作用。后继者不得其人，必然导致一切均误，如后继者得其人，则会成为万事胜利的基础。12)立誓经受考验之路——须利耶苏摩、鸠摩罗什、僧肇越过漫长的丝绸之路，前来中国宣扬佛法的译经僧当中，其翘楚则是鸠摩罗什。日莲大圣人说：“唯独鸠摩罗什是位在教主释尊的经文中不搀杂个人私见的人。”他不只在翻译技术上，留下了优秀的译经典范，而且立足于大乘佛教正统派龙树的哲学，将佛教的精髓毫无谬误地传往中国，也是他的伟大功绩。正是有了鸠摩罗什的优秀译文，才使法华经、般若经、维摩经等经典得以流传中国全土。这就是为什么称赞他的功绩是 “光前绝后”的缘故。发祥于印度的佛教，不久传到中亚，传到中国，然后传到日本来，超越了国界，也超越了民族界限。在这背后，不只是鸠摩罗什，许许多多无名的求法僧都在挺身与困苦搏斗。佛教之所以能超越三千年的时空，成为世界宗教，我认为这是源出于人的不可遏止的求道激情和对布道的坚强信念。罗什的一生，的确是名副其实地充满了波澜万丈、艰苦卓绝的一生。但他有他的生活原点。那就是他少年时期在学佛学时他的师傅须利耶苏摩交给了他一册梵文的法华经，并对他说的一句话。“佛日没于西，其余耀将及于东，此典于东方有缘，汝其慎弘传之。”——这意思就是说这部经典是与东北之地有很深因缘的经文，你应当小心在意地去广加传布。鸠摩罗什生于四世纪中叶，界于月氏（印度）与汉土（中国）之间的西域北道佛教文化中心地的龟兹国。他的父亲鸠摩罗炎出身于天竺国的名门世家，他的母亲是龟兹国国王之妹——耆婆。据说罗什七岁时出家后很快通晓了传到龟兹国的一切佛法。九岁时，为了进一步专修佛道，由他母亲带领来到被认为是他父亲鸠摩罗炎出生之地的克什密尔的罽宾国留学。在那里，罗什以他的俊逸的才能钻研了佛法。十岁前后，他以沙弥的身份，留下了一段插话，说他当着国王的面驳斥了外道。他三年留学期满，几乎领悟了小乘经的说一切有部的教义。罗什与其师须利耶苏摩的遇合是在他的归国途中、母子访问沙勒国的时候。耶利耶苏摩作为当时西域的大乘论师，已经是非常有名的人物。罗什求道心切，与这位大论师认真地反复进行了讨论。而且他终于认识到：“余昔时所学小乘，宛如人之不识真金，而以鍮石为妙。”这样，他懂得了大乘经之可贵，心机一转，在苏摩的指导下，努力钻研起大乘教学来。须利耶苏摩也对当时只有十三岁的少年罗什，尽心竭力地传授他《中论》、《十二门论》、《百论》这些大乘佛教的精髓。最后终于向罗什嘱咐要把法华经的原典“传向汉土”。与这位师尊的遇合，而且由于这位尊师的一句话，决定了鸠摩罗什的一生。青年罗什的名声已广及中国，成为天竺、西域、汉土无双的大乘论师。现在只剩下等待去东方的中国的时机的到来了。但是，还有逆境的风雨在等待着他。前秦的国王苻坚听到罗什的大名，一心想把他接到本国来，于是派遣将军吕光去攻打龟兹国。龟兹的王城被攻陷了。但吕光将军不懂佛教，他把罗什只看成是个年龄不大的平常人。他为了使罗什堕落，离开佛教界，命令罗什破戒、娶妻饮酒。而且当吕光回中国的途中，不幸接到苻坚崩逝的消息，于是吕光在河西凉州宣布独立，建立了后凉国。由于这个缘故，以后十六年间，罗什只好在姑臧这个地方度过雌伏的岁月。三十几岁的后半到五十几岁，正是人生最能做番事业的时期。眼看所希冀的“长安之都”近在咫尺，而半是幽囚之身的罗什，内心该多么痛苦与焦急呢。但是，罗什并没有因此而颓唐下去，相反，他身处逆境之中，反而更坚定了必将有朝一日将佛教的正宗传到中国本土的信念，他一声不响，默默地坚持他自己的钻研和精修。这样，他学会了中国话，甚至能流利地写作汉诗。他这方面的才能对他后来的翻译所起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在这以前，据说到中国去的译经僧，几乎全是高僧，他们虽受到中国王侯贵族社会的欢迎，但很少有人深入中国民众中去，和他们一起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只有独自一人混迹在武夫当中、历经过战乱的罗什的翻译，才真正浸透到中国民众的心灵隐微之处，得以传布佛教的真髓。人生一定要有运命的考验。一切顺利的人生，是不会产生真正的胜利的，也不会取得成功。应该说，怎样去克服逆境，怎样去经受住命运的考验，这才是决定是否会走向大成的人生。罗什耐过了这个漫长的严酷时代，终于到达了长安之都。这是希望迎接罗什的后秦帝王——姚兴，打败了后凉军队的结果。姚兴招聘罗什的愿望，是出于他父亲姚苌的遗愿，也是他们父子两代人的悲壮的愿望。弘治三年十二月，已经是一个岁末迫近眼前的严冬日子里，罗什在盛大欢迎中进入首都长安。这距其师须利耶苏摩将法华经原文授给他的时期，四十年的岁月已经流逝了。就好像不断积蓄起来的力量一下子爆发出来一般，他以极端炽烈的气势，立即开始了译经工作。据说十二月二十六日开始的《坐禅三昧经》的翻译，到了第二年的弘治四年正月就译完了。在他进入长安到他入寂为止的八年间或一说十二年间，他翻译了三百数十卷的经典。即使简单计算，其速度也是一个月内就得翻译两卷或三卷的。而且，他还要面对八百名到两千名大群的年轻精英，使用着与翻译语言所产生的效果完全不同的讲解，来进行这次佛学研究活动。对于这一事实，不能不使人深为惊叹。就这样，他完成了可说是他毕生大作的《法华经》精妙的翻译。少年时期刻印在灵魂深处的师长的嘱咐，经历了四十多年的岁月，终于得到圆满的实现，履行了对其师长的誓言。据说那时罗什是五十七岁。我认为这是人生最终章中一出胜利的大逆转剧。罗什也有许多高弟。罗什门下精英们的活跃，对于以后中国佛教的兴隆，留下了极大的功绩。其中僧肇，还在十几岁的时候（一说是十九岁时）就不远千里从邻国来拜访正在后凉国陷于窘境的罗什，成了他的第一个弟子。因此可以说罗什与僧肇的师弟情谊，是从逆境时期开始的。很可能罗什居住在姑臧时就和弟子僧肇一起开始了汉译佛典的准备工作。当时，还不可能进入长安，不能不预想可能无所作为而死。对于在这样状况下的罗什来说，很可能向他的弟子留下了要他继承遗志的嘱咐吧。从那以后，在罗什进入长安到生命终了的八年间，僧肇以他那年轻的生命，一切为了协助其师罗什的伟大事业而燃烧殆尽。这才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弟子之道啊。他患有痨咳（肺病），在其师罗什死后，就仿佛要伴随其师而去的一般，过早地夭逝了。据说他死时只有三十一岁或三十七岁（也可能是四十一岁），虽是个短促的人生，但是，未尝不可以说僧肇的一生，是为罗什三藏而存在的一生。僧肇的著作有《注维摩经》、《般若无知论》、《不真空论》、《物不迁论》、《涅槃无名论》等。其后，将他这些著作总称为“肇论”，给予中国佛教史上以巨大的影响。此外，他还为罗什三藏翻译的佛典写序，如《百论序》、《维摩诘经序》等。罗什及其师须利耶苏摩之间许多美好的逸话，也都由这位再传弟子的僧肇记录下来了。佛法，就这样超越了时代，超越了国界，超越了民族，在这个崇高的“师徒”情谊中，得到了弘扬光大。同一志趣与使命感的师徒情谊——这种严峻的实践，才是使亘古未有的伟大事业得以完成的核心力量。　　---我的人学第二章　发挥每个人作用的“人的组织”1)一个人豁出性命可以战胜万人——“辉煌于加拿大史册上的英雄”赛柯德夫人“一个人豁出性命可以战胜万人”——这是我喜爱的一句名言。同时这也是我的真实感受。事情不问大小，在胜利与凯歌的背后，一定会有一个“豁出性命的人”。和这样的人会面，除了使我深受感动，同时也令我十分高兴。所谓这样的“一个人”，并不是什么著名人物。岂只如此，在纵观历史的进程时，每当大的时代变革，总会有许多无名的庶民、民众，进行献身的战斗。所谓“历史”往往忽视这点，往往成为“英雄史”，相反，我认为创造历史的，毋宁应该说是民众的力量。娄拉·赛柯德——后来被作为拯救加拿大危机的勇敢女性的她，也是这类无名庶民的一员。一九八一年六月，我访问了加拿大的多伦多，拜访了位于五大湖之一的安大略湖畔她的家。在周围为巨大的柳树、杉树及花草所环绕当中，有一座足以联想起赛柯德夫人一生的潇洒的小楼。一八一三年夏天，加拿大（英）军与美军展开了殊死的战斗。赛柯德夫人居住的科因斯顿也是激战地之一。她的丈夫已负重伤，她的房屋也做了美军的屯驻地。在这样情况下，一天，她在窗前偶然听到美军的军事机密。当她了解到情况的紧急，顾不得重伤的丈夫，单身向远离三十公里外的加拿大军的驻地奔去。为了躲避遭受狙击的危险，她必须绕道而行。而且那是一条不成路的路，她在丛林中一边分开草木一边前进。衣服扯破，手足伤痕累累，疲劳、困惫，即使这样，她还是一步一步地向前奔跑。她的这一豁出性命的穿越敌阵的行动，终于取得成功。为此，加军向美军发动了奇袭，取得了历史上辉煌的胜利。一女性所具有的这种坚毅性，推动了历史。而且据说在树立了这一功勋以后，她也毫不自傲，当战争中致残的丈夫去世以后，她仍然和两个孩子在一起和社会上的惊涛骇浪继续进行搏斗。功成而仍在无名的道路上前进，她的形象比起她的功绩来，还要崇高得多。她居住过的那座潇洒的白色小楼所散发出的氛围，正是她那高贵的人生的有力象征。“一个人”的存在，该多么伟大！任何伟大的事业，都不是可以依靠别人来完成的。更何况那种认为只有人多势众才能成功的说法，只能是廉价的、是傲慢的。那种缺少“豁出性命的个人”的团体，即使表面看去，一时有所扩大和发展，到头来还会走上衰颓之路。只有不断一个人、一个人地培育出严肃认真的个人，才能由一个中核，构成粗大的车轴，不断扩展，形成二波、三波乃至万波。2)领导者的责任——拉·康帕尼亚教会的大火关于“领导者的责任”问题，有一桩发人深省的事件。距今约一百二十年前，南美智利的教会曾发生一起巨大惨剧。我觉得，令人悲痛的这一事件，包括“错误思想、错误宗教的可怕性质”和“尊重人的信念”等等问题，给人留下了许多教训。一八六三年南美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拉·康帕尼亚教堂失火，发生了一夜之间烧死两千多名年轻妇女的惨剧。这一惨剧，详细地记载在第二年的《英国年鉴》（An－nualRegisAter，1864）上。根据这一记录——在十九世纪建造的这座拉·康帕尼亚教会，从十二月八日傍晚起举行盛大的宗教仪式。到场的人超过了三千人，其中大半都是属于圣地亚哥上流阶层年轻貌美的妇女。这次的仪式是为庆祝“圣母玛利亚无原罪怀胎”的教义而举行的。这天是长达一个月庆典的最后一天。管弦乐队、合唱队、馥郁的香料、豪华的装饰等等，据说这历时一个月的祝典，极尽奢华之能事。但是拉·康帕利亚教会的、名叫乌格鲁蒂的祭司，还不以此为满足。他宣称如果将供品和一封信合在一起交给教会保管，那么就可能和圣母玛利亚沟通。他想出了一个“通往天国邮局”的主意向信徒们散布。同时还开始发行了宗教性的“彩票”。这些做法，从天主教的教义说来，也显然是越轨的，不能不说它是与信仰者毫不相称的、追逐名利、走上堕落的一种行为。祭司乌格鲁蒂，显然希望夸耀这次祝典的装饰远胜过罗马的有名教会。为了筹措所花费的巨款，他甚至出售昂贵的入场指定券。教会内绚烂豪华的帷幕从高高的圆天井一直垂到地面上，祭坛的四周排列了两千只蜡烛。但是，除了这种豪华陈设，对于安全的考虑却未做任何准备。发生悲剧的十二月八日午后六点四十五分，教会内已经超满员。尽管如此，想要入内的群众，还拥在门口。在这种情况下，弥撒开始了。庄重的风琴声，飘浮着香料的温馨气味，整个会堂内为庄严的气氛所笼罩，侍祭的人们登上祭坛，两千只蜡烛挨次地点着了。就在这时，一名侍祭疏忽大意，点火的手没有把握好，将身旁的布幔燃着了。火焰眼看着增大起来，顺着布幔移向天井上的薄绢，也引着了悬挂着的数千盏石蜡油灯，爆出的雨点一般的火花，溅落到淑女们的身上。火势熊熊，发出可怕的声响，整个教会回荡着刺耳的悲鸣声。不过，据说起火后的最初一分钟，人们都丝毫未动。上述《英国年鉴》写道：“群众显然是在期待着富于慈悲的神能熄灭这场大火。”一般的说，信徒往往会抱有这种感情。不过，一个真正的信仰者对现实发生的事件，一味被动，不讲求相应的办法，决非应采取的态度。毋宁说，正因为有信仰，就更应当讲求仔细的对策。而且即使面临危难的时候，也要设法克服这种危难，开辟出一条希望之路，积极地想办法和危难进行搏斗。只有这种向前看的态度才是真正信仰者应该采取的。拉·康帕尼亚教会可以说事先完全没有考虑人们的生命安全。这样说的根据可举出如下几点：（一）教会建成后已过了大约一百五十年，而且屋顶是木造的，极易引火。（二）出入口非常之少，不但少，而且都被装饰的幔帐遮蔽住。（三）售出了超过定员的入场券，进不到里边去的人占据了出入口，妨碍了避难。不但如此，一些男人为了救出自己的妻子或女儿，拥到门前，将向外逃跑的妇女推回火中，成堆地跌倒，堵塞了整个出口。也就是说，这次惨剧完全是人为的灾难，是“疏忽”、“托大”和“不按常规”造成的。对点燃蜡烛的疏忽，建筑物在避难上结构的缺陷，过多的入场者，没有进行早期灭火及没有适当地引导人们避难。令人感到这一巨大悲剧完全被置于束手不管的状态之下。在当前，也出现过飞机、船舶的巨大事故或惨剧，追究起这些事故的原因，几乎可以说，一律都存在着暗中的疏忽或大意。从这种意义说，不能不断定由人灾造成的惨剧是太多了。“小事就是大事”。一个领导者必须深刻洞察灾难经常是由疏忽大意引起的这一事实。必须以最大的责任心和细致的考虑，日日夜夜为此操劳，这才配称为领导者。他必须是个防患于未然的人，在责任心的支配下，一旦觉察危险，立即采取措施以防患于未然。可是，拉·康帕尼亚教会的这场火灾，祭司乌格鲁蒂等人的举动是完全相反的。这不单只是他们事前毫未考虑过安全，而且他们在大火起来时偷偷地从“圣器保管室”的后门逃走了。而且从那以后慝迹潜踪，谁也不知道他们后来的动静。同时，摆放在祭坛上的贵重家具类，却由侍祭们搬运了出去，这种人该是多么卑鄙可耻啊。信徒们失去了他可依靠的中心，只能混乱一团。即使事故已然发生，如果立刻发出冷静的判断与正确的指示，也会防止这场大惨剧的发生。比如一方面发出明确的指示，立刻进行灭火，指引群众顺序地安静地从出口向外避难等等，同时鼓励大家沉着行动等等，这类可能做的事多得很。放弃这种责任，其罪行是极大的。太无慈悲了，太残酷了。本来圣职者是以救济人们为天职的，是首先应该救助人命的。对于他们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丑恶行为，民众发出了激烈谴责的声音：“为什么不在搬运家具之前，首先去救助贵重的人命呢？”这种愤怒是理所当然的。由于民众这种愤怒，智利总统终于发出了废止教会的命令。再也没有比民众的愤怒力量更强大的了。它推动了当时的权力者，使时代与社会走向进步。重要的是，青年们必须具有与卑劣的领导者进行战斗的“霸气”。对于社会的邪恶，如果只是背后不平不满，那不能不说是过于落后的、宛如处于封建社会中的态度。青年应该作为民众的先驱，勇敢地站出来抗争。这次事件仅仅在一个小时之内，圣地亚哥的“花”与“美”、青春与骄傲的象征，就化为一片乌有。它严峻地说明了“领导者的责任”多么重大。可以说是否具备领袖的资格，全在于有无责任心。这种责任心是否强烈，决定了他的品质如何。而且负有责任的人的品质，又往往是人们从内心里予以信赖的。一个以消极态度从事工作的人就不会有责任心。由于缺少责任心也就不会产生做番事业的热情和智慧。只是勉勉强强地担负责任，也就不会产生喜悦的心情。相反，具有责任心的人，智慧也会随之而来。“决不能使之发生事故”、“我要保护每一个人”——一个人有这种强烈的念头，那么对小事也会给予周到的注意，对平时不易发现的危险的事故隐患也会敏感地觉察得出。同时，所谓“一个人挺身而出”与发动大家，表面看来似乎是两回事，其实并非如此。正是由于有了自己担负起责任的“一个人挺身而出”，才为发动大家准备了基础。3)了解人心机微的领袖——项羽与刘邦在中国，从秦朝瓦解到汉朝建立的这段动乱时期，再也没有比项羽和刘邦激烈争霸的斗争，更能清楚地显示出是否起用人才关系到事业的成功与失败了。关于项羽，司马迁在《史记》中这样写道：“并无尺寸土地的项羽，乘势起于民间，三年之间，率五诸侯灭秦，分辖天下，封王侯，政令出自项羽，号称霸王。虽然未能始终保全他的地位，但近古以来是从未有过的。”①（《中国古典文学全集》第四卷，稻田孝译，平凡社版） 　　①《史记》原文：“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在农民起义当中，崭露头角的项羽，司马迁称之为前所未有的人物。“乘势而起”，正像司马迁所猫写的那样，在历史上总是可以感受到时代的活力，在争霸的当中，做到超越人智，顺应时势，如水之就下。不管做什么事，都不能缺少“时”与“势”，是否能洞察时势，是否能顺应时势，可以说，项羽也是在时代的浪潮中乘势兴起而又沉没在时代大潮中的一员。被称为天下第一勇士，具有鬼神般超凡力量的常胜将军项羽，最后败在飘浮在浪潮之中的刘邦手中，被迫自刎而死。这样，作为争霸中第一个英雄，越是把他的形象写得活灵活现，就越增添悲惨的色彩。司马迁在《史记》（同前书）中指出项羽虽有才气而终于在统一天下中失败的原因有如下几点：即是说：项羽（一）怀恋故土，放弃了关中（长安所在的要冲之地）。（二）放逐义帝而自立，结怨于诸侯王。（三）炫耀己功，只相信自己的智慧，不想吸取教训。（四）自称霸王，相信武力可以征服天下，任性而行，无所忌惮。作为一个领袖，如果感情脆弱，流于感伤，这是绝对不能夺得最后荣冠的。同时，不去吸取教训，不去倾听忠臣之言，不去冷静分析形势，当然不会取得胜利。而且更不应当存有“自傲”之心。项羽以人生的悲剧而告终，但是他不承认自己的过失，说什么“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所以司马迁在文末说“这该是多么错误”。司马迁不赞成把成败的原因归之于时运，归之于天。相反，他深深慨叹项羽存在着“骄傲之心”，这样的心性使项羽直到最后也不承认自己犯下许多过错，这必然使之变得愚暗，蔽塞了心的灵明。对项羽说来，他的自傲，除了他自恃才干和自恃出身高贵之外，还具有作为权力者的牢不可破的骄傲感。权力带来的这种恶魔般的性质，是任何时代都难以移易的。项羽和刘邦这两个人首先的差别就表现在用人的器量上。刘邦出身低微，性格也粗野，动辄骂人。项羽深爱部下，以礼相待。——在起事当初这两人性格上的对照，后来却逐渐发生了变化。项羽十分欣赏自己的异常才能。他对才能的自负，妨碍了他对部下的全幅信赖。同时还使他对部下建立的功勋过小的评价。一切功绩都是项羽自己的，很少奖赏部下的功劳。虽然他很爱部下，但显示不出对人情机微的理解，很少夸奖他们。表现在外面的，是严厉多于温情。人们对项羽的论功行赏十分不满。而且项羽的严厉使部下不敢轻易表示不同意见，加上部下窥伺他的颜色行事的功利主义，使得他周围的气氛日坏。他论功行赏，也只是片面地着重于在战场上建立殊勋的一些人，对那些在背后出过许多力气，或表面虽不明显但却制定了有效作战方略的人，缺少周到的考虑和给予必要的奖赏。这和刘邦虚心听取部下意见，委以大权，激励部下出力，恰形成鲜明的对照。同时，刘邦建立了“有功必赏”的原则，对部下的功绩，当场就慷慨地大加赏赐。统率小集团与指挥大集团当然有所不同。在战场上指挥士卒作战，项羽独自表现出英勇气概也许是可以的。但是在这场争夺广阔的中国沃野的争霸战中，是否具有收罗人才的气量便成为关键。比起个人才干来，恐怕气量大小才是决定成败的真正力量。在刘邦的手下，不但有智谋无双的张良、长于行政之才的能人萧何和战略的天才韩信，而且连盗贼出身的、善打游击战的彭越也得以充分发挥他的才能。可以说，项羽和刘邦在拥有人才多寡上就已经存在着很大差距。比如张良——他是建国的功臣。他原本企图暗杀过灭掉自己国家的秦始皇，但是，这一企图失败了。以后，他向黄石老人学兵法，做了刘邦的军师。刘邦在有名的“鸿门宴”上几乎遭到项羽的暗害，他巧妙地挽救了刘邦的危险处境。这是他遭际刘邦之前的事。对历史具有很深造诣的作家陈舜臣①先生在《小说·十八史略》（每日新闻社版）一书中写了张良之师告诫张良的话： 　　①陈舜臣（1924—），旅居日本的华人作家，以日语写作，擅长写推理小说及历史小说（以中国历史为题材）。“天下是广阔的”，“为了支配这广阔的天下，必须广集人才。孟尝君、平原君各有食客三千，收集了相当的人才，但还需要有培养这些人才的能力。”“所谓培养人才的能力又是什么呢？那就是要具备‘人’的魅力，然后是财力。……人才是收拢了，还必须懂得怎么使用他们。可惜的是，战国的‘四君’不懂得用人的方法。”只收拢人并无意义。如果不朝向专一的目的，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力的话，还是不能左右时代。战国的“四君”——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虽然收拢了许多人，但不懂得很好地使用他们，结果不过是乌合之众。只有能避免这种的缺点，懂得更好地发挥人才作用的人物，才是平定乱世、开创新的世界的人。——张良看准了唯独刘邦才是“这样的人物”。张良作为刘邦的军师，十分活跃。不过他所追求的是统一天下，决不是战场的眼前胜负。他向连续打败仗的刘邦军队反复晓喻地说：“连战连败……打九十九次的败仗，只要获得最后的一次胜利、决定性的胜利，那就大功告成。”（同前书）关键是最后一次的胜利。争取时间，积蓄力量，同时唤起将士们的“希望”和“信心”。他不愧被称为构筑汉帝国基石的名将。和张良一起受到刘邦重用的还有韩信。这是尽人皆知的故事：已当了皇帝的刘邦，一天，和韩信进行闲谈时，谈到了刘邦手下的诸将各能统率多少士兵。在评论了诸将以后，刘邦问道：“我能将多少兵呢？”于是韩信爽快地答道：“陛下最多也只不过将十万之众。”刘邦问：“那么你呢？”“我是多多益善。”听到这话后刘邦笑道：“既然这样，你又为什么被我这个只能将十万之众的人所擒呢？”韩信回答得很得体：“陛下虽不善将兵，但却具有将将的器量，我之被擒也是正由于此。而且陛下的才能是天授，非人力之所能为。”韩信对刘邦的这一评论是十分正确的。韩信原本是从项羽手下逃到刘邦这里来的。就是这个韩信，曾述怀说：“汉王（刘邦）对我言听计从，我不能背叛他。”这恰好道出了人的心理的一段机微。第二点是，一个领导者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了解“庶民的心”。在这点上，显然项羽输给了刘邦。比如，秦的首都——咸阳被刘邦攻占了。但是他没有掠夺财宝，从而安定了人心。可以说这是一种平稳的无血入城。人们自然对刘邦产生了信赖感。而项羽则把咸阳彻底破坏了。对于一直渴望消灭秦国的他来说，如果不把秦国的国都夷为平地，是无法消除灭掉自己祖国（楚国）的积恨的。据说项羽在咸阳放的火，长达三月之久，都未熄灭。关于项羽的行动，陈舜臣先生在上述著作中是这样描写的：“出生于楚国名门的项羽，对于自身这些贵族所统治的国家为秦国所灭耿耿于怀，相反，刘邦是庶民，所以对生活的困苦感受最深，这成了他判断一切的基础。”“假如百姓们居住的城镇一旦被焚，那么庶民们会立即流落街头，无法养活家口。——具有这样的生活感情，当然不可能做出焚烧的事来。”在《十八史略》（林秀一译，明治书院版）中，记载了目睹项羽的暴虐，“秦民大失所望”，说明民心已完全离开了项羽。不管什么样的战争，失掉了民心就只有失败。过去中国共产党统率下的红军也是贯彻了保护民众的政策从而取得胜利的。再也没有比庶民更重要的了。维护所有的庶民的幸福，才是最终的目的。政治、经济、科学、教育以及社会上的一切，都必须是为此而服务的。从这种意义说，再也没有比带着高等人意识、蔑视民众的领导者更可憎恶的了。庶民乃至青年，必须毅然决然地和这样的权威领导者进行斗争。从结果看，贵族出身的项羽受自己骄纵感情的支配，将庶民弃而不顾。他只是把“灭秦的英雄”这种“美名”和“形式”放在最优先的地位。不了解庶民的“心”，不能掌握时代底流的“动向”。这样的领导者往往陷入极坏的形式主义，缺少在未来力求实现庶民愿望的“责任感”。企图强行实现自己一厢情愿的理想的“虚荣心”，成了他们行动的原动力。项羽也正是这样的。在他的心里似乎经常有个秦朝以前群雄割据的时代。同时在他思想里所描绘的现实当中，难免有企图以实力来塑造现实的这样一种缺点。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当然不会跟着走。重要的是，必须始终重视庶民的“生活感觉”，经常从这种“生活感觉”来考虑问题。在这种做法当中，自然会产生走向未来的“创造”意欲，自然会产生不会行不通的“智慧”。虽然有力量又有才干，但却独断专行，招致了民心的离反的项羽；出身于无名的庶民，虽然粗野少文，但却深通人心机微，以宽大态度收拢民心的刘邦。——对于面向未来争取胜利的人来说，这个历史教训，的确提供了很多值得深思的东西。4)体察时代大势、具有先见之明的人——织田信长①把握时代的能力①织田信长（1534—1582），日本战国时期的著名武将。他对结束“群雄割据”的局面，很有作为，后被暗杀。“先见性”“时代感觉”“把握时代的能力”——可以说，在激荡的现代，这些都是领导者必须具备的条件。在恩师户田先生主持的读书会上，先生也是深刻教导我们要“探讨”作品的时代背景。恩师的话是在说：必须具备这样的洞察力，准确地把握住在时代深处激荡着的洪流的方向。他说：“任何人都离不开时代的动向。不可能走在时代之外。乱世英雄如果生于泰平时代，也可能醉生梦死、了却一生。和平时期的硕学如果生于乱世，也许作为一个流浪汉而了却一生。时代这个东西，它本身就具有可怕的力量。人即使对时代的激流进行抵抗，最终仍不免随波逐流而下。这种可以说是不可抗拒的时代力量，作为滔滔的底流支配着人间社会。”这就是说，一个做领袖的人，能否体察时代推移的动向，将会决定一切。时代总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过去取得的成功不一定就能保证下一次的胜利。那种经常捉摸时间动向，体察时代脉搏，具有先见之明的人，才能取得胜利。相反，那种固守过去的荣光或胜利的经验、被时代丢在后边的人，必然遭受悲惨的失败。织田信长根据“今后是枪炮的时代”这一对时代的洞察，在长篠会战中打败了以常胜自负的武田的骑兵队，就是有力的例证之一。织田信长的先见性到处可见。战国时期，许多诸侯国出于军事要求，大多将他们居城修筑成难攻不落的城堡，对此，信长很快就看出了只有人和财富和信息灵通的情报才合乎时代的要求，因此他把他的居城迁移到安土城等交通要冲之地，从这点上也表现出他的卓越的先见性。但是，该有多么多的人由于体察不出时代的动向，仍然固守老经验，终于从历史上消失了啊！就连拿破仑，都未能自觉到自己过去一贯的作战方式早已陈旧，终于从下坡路上，一路颠落下去。如果不是一个正确掌握时代变化、和时代共同前进的、进取的领导者，那就不可能有前途。而且他还必须是一个能敏锐地嗅出刚刚出现在表层的轻微变化的人。不囿于过去的固定观念、不阻碍担负着建设下一代使命的青年的成长，这样的领导者，和青年同命运共呼吸，那么肯定会有所发展有所前进。不只是看到显露在表面上的社会现象的变化，而且能察知隐藏在背后的民众的“无声之声”的呼喊，察知民众的“心的波纹”——一个领导者必须是具有这样的心思和感觉的人物。5)关于团结——美国独立运动的先锋“分兵”当“变革”掀起激浪的时候——在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深层，一定会出现无名的庶民、民众的活动。在美国独立革命时期也出现了站在最前列的庶民青年士兵“分兵”。所谓“分兵”，意即一旦遇到紧急情况，立即（ataminute’snotice）①出动之意。他们平时作为平凡的农民、小手艺人从事劳动，但一旦出现情况，立即集合、由全体来对处问题。而且团结起来互助、共同前进。 　　①此语原为英语minute－man，系称呼美国独立战争时，一声动员令下，立即快速出动参加战斗的民兵。“分兵”即据minute（一分钟）的意译。关于“分兵”，R．A．古洛斯的著作《“分兵”的世界》（宇田佳正、大山纲夫译，北海道大学图书刊行会版）中有详细的叙述。这些“分兵”们被称为“冬天是士兵，春天是农民”。冬季农闲期，在大地封冻的严寒中，接受严格的士兵训练，为了保卫祖国的独立，专心致志地锻炼他们自己。一七七五年四月，在波士顿近郊（康科德、列基希顿）殖民地军和英国的正规军开始了战斗。这是独立革命的开端。在这次战斗中作为先驱出动的是这些“分兵”们。挑开战端“为自由而战”的“分兵”们，他们几乎全是十几岁、二十几岁的青年。据上述书的记载，战斗在康科德地区的“分兵”的年龄，“不满二十一岁”者占百分之三十，“二十一岁至二十四岁”者占百分之二十八，“二十五岁至二十九岁”者占百分之十四。也就是说，十几岁至二十几岁的人占了百分之七十以上。青年的力量蕴藏着多么巨大的可能啊。我想，绝对不应忘记，应相信他们在任何领域中活跃的能量，使之尽量发挥出他们的这种能量。那么，给这些“分兵”青年提供英姿飒爽的活动舞台的又是谁呢？恐怕是那些经验丰富的前辈们吧。——康科德的人们在组成这个“分兵”队、为独立革命团结起来的过程中，是经历过种种困难的。根据著者R．A．古洛斯的记述，其主要困难是，居住地及财产的差异带来的障碍以及教派的分裂和对立，还有环境或看法不同招致的不和。克服这些困难，引导大家团结起来对付战争的，主要是六十几岁的老年人。其中心人物，一名年老的大尉，当时六十七岁。他分别走访了镇上的每一个家庭，和他们对话。他说服人们，使他们同意为独立而战。正是这些经验丰富、老实、稳健的老年人，最懂得如何说服分歧的市民、使他们同心合力的办法。这样，在青年人活跃的背后，还包括那些经验丰富、为人正派的年长者所起的作用。在胜利的基础中存在着这种老少团结的情谊。说到独立革命，这是推动世界历史的一次伟大的事件。但是，促成这次事件开端的人们的团结，却是靠一名年老大尉耐心的“对话”。真正的团结，只靠命令或靠权威的强制是不可能实现的。只能靠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的情谊，靠每个人都心服口服，把“心”与“心”连结在一起，才能做到。万众一心，则事必有成。纵然不能完全实现原来的计划，也必能找出意想不到的新路。一七七五年四月，康科德的大地上，草木萌动，春风在大地上吹拂。为了保卫这个可爱的家乡，“分兵”的青年们勇敢地进行了战斗。这次战斗，据认为实际上只是经过两三分钟的枪战就结束了。从某种意义说，可以说是一场非常小规模的、简单的战争。但是，这仅仅两三分钟的战斗，却作为“全世界都听到的枪声”，在历史上留下了它的名字。巨大事件，它开头并不一定总是轰轰烈烈的。表面上看起来很微末，很不显眼，但其中却包蕴着永远发出光耀的先驱的火焰，这种事例决不在少数。后来，与这个康科德有很深渊源的思想家爱默生称颂他们的英勇战斗，写下了如下的颂歌：“伟大精神使那些英雄们勇敢赴死为未来的孩子们留下自由”这一高迈的诗句，深深回荡在我的胸中。6)要深深理解“人”与“生命”——深通人心机微的文化人桑原武夫本年四月十日（一九八八年），法国文学研究家桑原武夫逝世了。享年八十三岁。桑原先生直到生命的最后，仍活跃在人生“第一线”上，留下了许许多多的优异的成果。作为日本人，他是稀有的卓识之士。可以说是与法国的人道主义者阿兰相仿佛的大知识分子。我曾经和法国的“行动知识人”安德烈·马尔罗举行过几次对谈，后来将对谈的内容，题为《人的革命和人的条件》的对谈集加以出版（潮出版社版）。那时，桑原先生给我写了一篇情真意切的序文，他的厚意使我永远难忘。大概是四十年前，我在青年时期就对桑原先生如下的一段话，深为感动。“现代的人道主义，是否名副其实，取决于是否心中有民众。”（“朴素的人道主义”，收于《桑原武夫全集5》，朝日新闻社版）真正的人道主义，的确应该立足于民众现实之上，具备贯彻理想主义的精神和态度。它应该是这样一种远见卓识：能够先期敏锐地觉察出强烈要求，以民众为主角的真正民主社会的时代大势。这也可以说是和佛法所追求的、以实现众生幸福为第一义的精神，一脉相通的吧。在桑原先生的巨大成就中，可以举出他在人文科学中开创了共同研究的道路。文学、哲学这类人文系统的学问，由于它的性质，几乎全是以个人为单位进行的。但是桑原先生在同一研究课题下，动员了济济多士的研究者，使之充分发挥出他们的力量，不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的确是划时代的创举。桑原先生之所以能开辟这样的道路，其背后存在着先生这样的一种信念：“如今，独创的行动，离开协作和组织起来是不可能实现的。”（“青年的冒险精神”，同前书）桑原先生之所以能吸引许多研究者，完成以共同研究为中心的任务，其秘诀究竟何在呢？这可能有种种原因，如他深厚的教养以及旺盛的好奇心等等。但是，我这里愿意特别指出的一点，那就是桑原先生是个具有人情味的深深“理解人的人”。先生自己也说：“在德语中不是有个menschenkenner（懂得人的人）的词语吗。……为了能成功地使大家携手并肩前进，主要的因素，是靠‘懂得人的人’。”（《人的史观》，潮出版社版）这是前辈的对人生的意味深长的金玉之言。对于共同生活，共同行动的伙伴来说，最重要的存在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最希望的领导者的形象应该是什么样的呢？那决不是单纯的技术者或单纯的有教养的人。也不是有名声的人、有财力的人。人们希望并欢迎那种深知人情机微、明白人的心理、能充分理解自己的领导者。能得这样的领导者，就会形成一个生气勃勃的集体。桑原先生深明此理。所以才强调共同研究中的“懂得人的人”的重要性。关于这点，不只关系到领导者，而且在整个人生中也是个重要的课题。桑原先生还说：“我想，在人生的道路上最重要的是理解人。……这不是指关于抽象的人的一般学理上的知识，而是指由自己去观察、理解每一个活生生的人，并根据和他们打交道的体验，得出的见识。”（同前书）这种对人、对人生的透辟的洞察——我认为桑原先生的伟大之处正在这里。桑原先生虽然年逾八十，仍然精神矍铄地从事各种活动。他的“懂得人的人”的底力，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加放出光采，更加生气勃勃地被发挥出来。集体组织这种东西总不免把人划一化。而且科学的知识也容易把人抽象化和一般化。这样，在观察人物时，大多只是以自己的好恶感情或先入为主来观察人。但是，这些做法，都不外是精神脆弱的表现，不能全面把握人而已。真正重要的是，如实地了解时时刻刻都在变化着的人的生命本身。那种时而苦恼、时而啼笑的活生生的人，才是真正现实中的人。关于这一点，一个领导者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具备高迈的人格，必须具备敏锐的、强韧的洞察力才行啊。佛法的伟大性就在于从现实出发来发现真理，一贯彻底地凝视现实中每个人每一件事物，从中发现真实。组织的成功与失败，完全在于是否热爱每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并从这里开始，作为人与人交流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