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学》池田大作

《我的人学》作者：[日]池田大作===我的人学中文版序言中国——她是“人学”的宝库。《中庸》云：“道不远人。”自古来，人们认为，在中国，真理不远离于人。对人，始终寄于莫大的关注，并致力于人的探索。综观中国历代王朝的“正史”，唯始于司马迁的《史记》，竟以全书一百三十卷中的七十卷，用于撰写个人的人物传——“列传”。而且，收录在书中的人物，并不限于帝王，从哲人、商贾，直至游侠、刺客。正如司马迁本人所记：“述以往，思来者。”本书汇集各种人物传记的目的，可以说：是在于后世的人们，可从先人的事绩中发现人的普遍价值，并当作人生之龟鉴吧。这正是“人学”的先觉者。这种着眼于人的探索的传统，同样显示在《资治通鉴》、《十八史略》等史书和稗史中，而且它也为盛于明代的历史小说所继承。尤其是《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在日本早有刻本，并出版了据此改编的小说等。这些书籍，深受广大民众的欢迎，遂成为他们人生的精神食粮。我的人生导师——创价学会第二代会长户田城圣先生，常以《水浒传》等中国历史小说为教材，给青年们讲述人学观和人生观。通过由众多富有个性的英雄、豪杰交织而成的人物形象，学到了人应如何生活的道理。这种领悟后的喜悦，与恩师的慈颜一起作为青春时代的令人怀念的回忆，至今仍深深地铭记在我的心中。在这可谓“人学”故乡的中国，出版拙著《我的人学》，真是惭愧之至。本书，是以近年来在各地恳谈和演讲时作为话题的历史人物和小说的主人公、轶事等为中心，从 “人应如何处世、生活”这一视点出发，将其要点加以重新整理而成。今天，即将步入二十一世纪。时代和社会，都发生巨大的变化；人的意识和价值观，也呈现出极其纷乱、多样的景象。但，在这千变万化的人世间，不是有一条普通而永恒不变的人之道吗？正是这条人之道，将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证明吧。这对于在战败和处于混沌状态的一片焦土中，度过那青年时代的我来讲，也是一个不断自问、探索的人生课题。我，作为一个祈求和平的佛法者，在实践中自我思索、断断续续记下——我青年时代读过、并深藏在心中的书的一节；先人的至理名言；以及与世界领导人、有识之士、市井庶民们接触中的实际感受。若本书能成为诸位向新的未来、不断探索人的内面世界的永恒旅程的一个道标，则将十分荣幸。于中文版《我的人学》付梓之际，由衷地向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麻子英及其他先生，和担任本书翻译的铭九、庞春兰和潘金生三位先生表示深切的感谢。池田大作一九八九年十月二日---　　序言尽管肉眼无法得见，但是鸟有鸟飞之道，鱼有鱼游之道。自然界精妙的摄理，具有超越人智、俨然的律动与法则性。在这千变万化、生成流转的人的相貌中，在其无限变化的深处，也同样会存在着一条俨然不动的道。古来圣贤的垂教自不必说，就是史上有名人物的轶事，甚至平凡庶民的日常片言只语，也会在瞬间放出珠玉般的光彩，闪烁着给波澜迭起的人生指明道路的、朴素的智慧。本书是以我近几年在各地恳谈时作为话题的历史上一切人物及其轶事为中心，将其要点加以重新整理，辑录而成的。当然，我既非文史方面的专家，也非学者，只是作为一个平凡的人，站在祈求和平、以佛法为基调而行动的立场上，思考和谈论如何坚强地对待人生。对我个人来说，我是始终遵循恩师户田城圣的“青年人一定要在精神境界里辟出读书和思索的余暇”的教诲，尽量利用寸阴来读书、和人们交谈，尽量在人生通路上贯彻自己的理想。在每时每刻与现实搏斗当中，有时深切体会到前人智慧的闪光，有时鲜明地反思恩师的教诲，这使我不由得感觉到：在岁月流逝中，我多少触及到了这个不可思议的人生。本书作为话题所介绍的人物、史实，乃至文学作品，由于涉及面十分纷繁，很可能有些地方，未能一一掌握准确。同时，某些根据记忆写成的地方，或根据过去零星写过的东西编入本书的部分，也请一些年轻朋友重新加以核对，尽可能使之精确。此外，本书中有部分文章，系录自过去已发表的论文及应各方面要求的寄稿，这里特予以说明。在写作本书时，使用了各方面的许多文献资料，在此，谨向提供这些方便的诸位先生，致以衷心的谢忱。如果本书能给读者提供思索人生的机缘，尤其是如能成为青年读者们的“人学”的序章，则将是著者最大的欣慰。---我的人学第一章　思考丰富多彩的人生第一节　创造自己、忠实于自己1) 热情才是创造的源泉——胡福王的金字塔一提到金字塔，就会使人想起古代埃及那种神秘的气氛和异国的情调。我在年轻三十几岁时游历过金字塔，它的雄伟的气势，宛如“永恒的时间”结晶化了的一般，真可称得上是俯视着历史悠久的人类的伟大纪念碑。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得如此精巧牢固、永远不坏的建设成为可能的呢？——从那时以后，当我致力于持久和平时，对我来说，这个疑问也一直深深藏在心底。为建造金字塔而耗掉的大量劳力与费用，恐怕是无法想象的。说到对它旧有的看法，一般总是在脑海里首先浮现出这样一种景象：在灼热的沙漠里，搬运沉重石材的奴隶们形成绵延不断的一字长蛇阵，民众还受着法老这种王权的虐待——大概就是这样一种象征性的光景吧。但是，根据最近经过严密调查建立起的学说，实际上似乎和这种想象多少有所不同。我曾经和法国考古学（埃及学）的最高权威约翰·鲁克兰教授交谈过这个问题。这位教授所讲的，对我多年的疑问给予很大的启示。我的坦率疑问是这样的：人们在外力强迫下勉强从事的东西，能长期保存得如此完好吗？根据教授讲：其他许多金字塔，有的倒坏，有的严重毁坏，唯独“胡福①王的金字塔”其原形保存得最为完好。这个金字塔似乎不是由奴隶之手，而是由农民和严格挑选出来的技术者之手建造的。教授说：“我想，他们有着一种要使王的荣光和金字塔的荣光永垂不朽的使命感，同时他们也确信通过建造金字塔，可以将人类的悠久性传给子孙后代。” 　　①胡福——埃及古王国时期第四王朝的第二代法老，以埋葬他的金字塔规模最大而著称于世。同时，根据勘察报告，也说从采石场发现了石工们雕刻的劳动歌、对法老的赞歌以及石工们自己班组名等文字。这使人感到，从这上面表现出来的人们的真实之姿，说明他们并不是被强制征集来的工人，而是使人觉得他们似乎是以从事金字塔的建造作为自豪和欣快的技术者。因此，是否可以这样认为：他们是想要以他们的技术贡献于亘古未有的这一伟大事业，从而在“悠久不灭的时间”当中，留下足以证明他们自身曾经生活过来的痕迹呢？从这里，仿佛使我们看到了：以生存于有限时空为宿命的“人”，力求超越自身所被给予界限的巨大热情。这种感觉，也许不单纯是我个人的感觉吧。胡福王的金字塔，它的名字就被称为“热情的金字塔”嘛。教授就金字塔悠久性的理由得出结论说：“它是巨大的热情、精确的计算和长时期锲而不舍、精心构筑的成果。是以信仰与正直的精神建造起来的巨大的建筑物。”不管做任何事，为了创造新的事物，完成伟大的业绩，“热情”是必不可缺的条件。比如，即使他是个具有非凡智慧的人，如果缺少人的感情跃动，恐怕也不可能将其智慧用于伟大价值的创造上来。而且人生的幸与不幸，绝大部分是根据是否具有刚强不屈的热情来决定的。和永劫宇宙相关涉的人的精神，是无限扩展的。从其深层迸发出来的、不可抑止的热情，才是可以激荡人心、激励人们走向崭新创造的源泉。只有那种不知疲倦的热情，才是真正将人们的知识、技术、经验等等所有力量统合在一起的原动力。正是这个抵抗时间流逝的金字塔，告诉了我们这个永远不变的真实。2)一定要活在巨大的希望中——亚历山大的出征亚历山大大帝给希腊世界和东方、远东的世界带来了文化的融合，开辟了一直影响到现在的丝绸之路的丰饶世界。据说他投入了全部青春的活力，出发远征波斯之际，曾将他所有的财产分给了臣下。为了登上征伐波斯的漫长征途，他必须买进种种军需品和粮食等物，为此他需要巨额的资金。尽管如此，他为了斩断一般将士都必然怀有的儿女私情，轻身出发，将所有的王室财产，从珍爱的财宝到他领有的土地，几乎全部都给臣下分配光了。群臣之一的庇尔狄迦斯，深以为怪，便问亚历山大大帝说：“陛下带什么启程呢？”对此，亚历山大回答说：“我只有一个财宝，那就是‘希望’。”据说，庇尔狄迦斯听了这个回答以后说：“那么请允许我们也来分享它吧。”于是他谢绝了分配给他的财产，而且臣下中的许多人也仿效了他的做法。我的恩师，户田城圣创价学会第二代会长，经常向我们青年说：“人生不能无希望，所有的人都是生活在希望当中的。假如真的有人是生活在无望的人生当中，那么他只能是败者。”人很容易遇到些许的失败或障碍，于是悲观失望，消沉下去。或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失掉活下去的勇气；或恨怨他人；结果落得个唉声叹气、牢骚满腹。其实，身处逆境而不丢掉希望的人，肯定会打开一条活路，在内心里也会体会到真正人生欢乐。保持“希望”的人生是有力的。失掉“希望”的人生，则通向失败之路。“希望”是人生的力量，在心里一直抱有美“梦”的人是幸福的。也可以说抱有“希望”活下去，是只有人类才被赋予的特权。只有人，才由其自身产生出面向未来的希望之“光”，才能创造自己的人生。在走向人生这个征途中，最重要的既不是财产，也不是地位，而是在自己胸中像火焰一般熊熊燃起的一念，即“希望”。因为那种毫不计较得失、为了巨大希望而活下去的人，肯定会生出勇气，不以困难为事，肯定会激发出巨大的激情，开始闪烁出洞察现实的睿智之光。只有睿智之光与时俱增、终生怀有希望的人，才是具有最高信念的人，才会成为人生的胜利者。3)第一流的人物——“专心于诗道”的北原白秋人们常说某人是第一流的人物，或反过来说，某人是“二、三流人物”。那么，他们的差别究竟在哪里呢？北原白秋是以为庶民所喜爱的童谣《待君久不至》、《这条路》等等歌词作者而知名的。在他五十七岁逝世之前，度过了他“专心于诗道”的一生。在所有的诗歌领域中留下了许多杰作，为文学界带来了无限的新风。他的著作达二百种之多。白秋的原籍是福冈县的柳川。我在数年前也曾去访问过柳川，那种飘散着诗情的街市的风貌，至今犹使我难以忘怀。当时，它诱发了我的诗思，曾咏过几首和歌，这事想起来，也使我不胜眷恋。白秋深受民众的喜爱，发表了许多杰作，被称为“语言的炼金师”。也可以说他称得上是一位天才吧。表面看来他的一生，似乎在悠哉游哉中度过，自由自在地发挥着他的丰富的诗人才干。其实，他是经过呕心沥血不断努力的。关于白秋如何在诗歌上“呕心沥血”的，在他的著作《诗歌修业》（《白秋全集24》，岩波书店版。以下同）中，曾有如下一段逸话。有一次，他受到急进派的批评。“你的和歌，还是‘三十一文字’①的旧格律，即使说，歌的内容是比较新的现代歌，其实不是和以前的旧派歌所差无几吗？” 　　①日本古典和歌，由三十一个音节组成，称“三十一文字”，这里的“文字”是指 “假名”文字。日本的词汇多为复音词，以三十一个音节构成的和歌，表达的词汇有限，所以又称“短歌”。对此，白秋回答说：“是的，是所差无几。但是就为了这所差无几，使我三十几年的漫长岁月，一直是为此而苦心过来的。”而且，他还以游泳比赛做比，说：为了创造新记录，争一秒的几分之几的微小差别，必须不分昼夜地进行艰苦卓绝的训练，“诗歌修业也是一样的”。为了争取这“所差无几”的进步，争得你死我活，必须进行艰苦卓绝的训练——不管在哪一领域中，这恐怕都是当代社会中严酷的现实吧。关于“修业”的问题，白秋进一步说：“突然的大飞跃这类事，是不会轻易产生的。企图突如其来地发表绝世的名作或杰作的想法，是从根本上就弄错了修业之道的。所谓修业，以石头为喻，那就必须一块一块地把石头垒起来，同样也必须以极大的耐心一点一滴地积蓄工作的才能和数量。任何事，都是从训练和时间的积累中产生出光辉和喜悦。不管如何享有天赋之才，如果放弃平素的努力，那么任何事业恐怕都是难以出色地完成的。”“努力，只能是努力。”任何事情，只有在“尽量努力向前迈出一步迈出两步”的决心下，经过不断创意与苦斗，才能获得胜利的桂冠。说到底，缺少努力和向上精神的人，只能是一个懦弱的、怨天尤人的人，一个悲惨的失败者。被称为“近代雕刻之祖”的罗丹，关于艺术上的努力，曾说过这样的话：“（人——引用者）总得有种力量，就像水一滴一滴浸蚀进石头里去那样缓慢而沉稳的力量。”（《罗丹艺谈抄》，高村光太郎译，岩波文库版）一滴又一滴浸蚀进对象中去的努力，这就是所有技艺上获得不朽成功的铁则。一天一天、一刻一刻着实而孜孜不息的努力，再努力，如果不是在这样积淀上建立起来的战功，那就不是真正的成功，只能说是一种空中楼阁般的荣誉。我每次会见各界被称为“第一流”的人物，使我经常感到钦佩的是，每个人都是十分谦虚的。以北原白秋来说，他在《我与“和歌”》（《白秋全集17》）中，讲了他作歌的苦恼，甚至流露出想要停止和歌创作。但他又说：“正由于我要比专门的歌人多几倍的苦恼，正由于我是和歌的门外汉，所以我总是能够对和歌保持一种初学写作者的新鲜感。这使我深感被称为歌人而当之有愧，从而更激起我的发奋心。”这样他决心在 “歌道”上不停地前进。他自认为是“初学写作者”，从而十分珍惜“初学写作者的新鲜感”。的确如此，如果一个人满足于现在的水平，认为“这已经满不错”，那就不会再有长进。而经常回到初学者的感情上去，总想着“再努把力”、“再成长一点”、“留下再好一些的作品”这样不断奋进的人，才能不断进步。同时，我认为这种谦虚的态度，才是使他的天分得以开花结实的最重要之点。“除了通过艰苦的道路，是不可能取得艺术的进境的”——白秋怀有这样明确的哲学，同时也怀有孜孜不倦的“发奋心”。从这里可以窥见他之所以取得非凡成就的秘密。白秋在三十二岁时，写了《听钟声有感》（《白秋全集16》）一文：“细想起来我的人生也过半了。”“必须以冷静的心，切实考虑一下自己的生命落着之地。”生命落着之地——这恐怕是白秋在进行自我省察，希望获得某种明确的东西吧。第一流的人物总是在真挚地探求着更高更正确的东西啊。白秋还继续说：“我是人之子，是酿酒业者之子，是柳河地方的ton－ga－jon（柳河方言，“大的婴儿”之意——引用者）”，“所以我经历过人所能有的快乐，也经历过人所能有的痛苦，我也做过人总要做的那些事，我希望能做个名副其实的人，在人里边交往，死在人当中。”不管是什么样有名的人，有权势的人，都是人，不会有什么特别的人。忘掉 “是人”这一本质，拘泥于阶层及其他表面的差别，是愚蠢透顶的。白秋并没有忘记 “是人”这一出发点，绝不尊大。他说“我是酿酒业者之子”，显示了他那澹泊的襟怀。像世上的宫殿这类的富贵尊荣也好，名声也好，都不是永存的。如果思考真正的幸福，毋宁说，这些都是虚幻而藐小的事情。重要的是要打开“胸中的宫殿”，唯独这一点，才是通向悠久的人生的要谛。而且只有在人与人的交际之中，才会现出人生的妙味，才会出现人的成长。不管你表面上是多么了不起，如果是孤家寡人，那种生活只能说是孤独地狱。白秋还进一步说：“于是，我希望能将自己的灵魂磨得像玉一般洁白。”将自己的生命，像玉一样磨了又磨，以此来终了这一生，除此之外，别无他求——不管有名也罢，无名也罢，这才是作为人的本来的希求。而且作为艺术家来说，自己生命的完成，只有向着这一点接近，才使得一切修业与精进具有确实的“骨格”。现在是恶缘不绝的社会，即使清净的生命，也会立刻受到污染无光。因此，就产生了讲求不断磨练生命的修业的必要。正像清净而光洁的镜子能够清楚映出所有的物像一样，磨练过的生命，能够洞见世上所有的现象。同时，磨练过的生命，就会闪烁出智慧的光辉，而智慧就会成为引导人生走向胜利之光。总之，作为一个人，应如何真挚地对待自己的人生的完成，也许这就是第一流人物与其他人的分歧所在吧。4)对“生”的执着——寻求仙药的秦始皇两千数百年前，在中国，战国七雄互相使用武力，不断进行战争。雄据西方的秦，人才济济，国势日盛。于是秦始皇结束了二百多年群雄割据的局面，统一了全国，时间是纪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是个严格的唯理主义者，以法治主义来治理整个中国，建立了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他手中掌握着史上空前的巨大权力。他拥有一百几十万的军队，为了建造自己的陵墓骊山陵，动员了几十万民工。同时搜集了几千名美女，营造了阿房宫。他还行幸全国，企图巩固秦的几百年基业。就是他，最后所希求的是自身的“长生不死”。在秦的基业彻底巩固之前自己决不死去！不，自己希望长久地活下去！这样，他为了祈求不老不死，将精于神仙之术的方士召集到一起来。秦始皇付出了巨大的费用，差遣他们到全国各地去寻找不老不死之药。齐地的徐福提出东海上有仙人居住的仙山，为了取得那里的仙药，由他率领数千童男、童女乘船出海。这类尝试，每次都以没有结果而告终。方士们的骗术并不巧妙，但秦始皇却仍然为求药而不惜投入巨大的费用。从这里可以看出：虽然秦始皇在权术的斗争中总是胜者，但在任何人也逃脱不了的死亡的面前，却意外地流露出弱点。畏“死”，可以说是人的本能。但尤其是秦始皇更特别怕“死”，更对“生”特别执着。这也许是因为他害怕自己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东西，一旦由于自己的“死”而整个土崩瓦解。不管获得什么样的财富、名声、地位，这些东西都不能给自己的生命添加永存的光彩，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执着于这些东西——就好像漂流在生命的大海中，为了不溺死，能抓到什么就抓什么一般。但是，毋宁可以这样说：财富越多，名声越高，害怕失去的恐惧也就越大。不管秦始皇如何权势在握，不可一世，也解决不了“死”的问题。秦始皇掌握着最高权力，世上的一切欲望他都能得到满足。但是，作为这种欲望终极的“死”，却成了他最大的 “不满足”，也可以说是他最大的不幸。哲学家三木清①，在他的《论人生札记》（新潮文库版）中这样写道： 　　①三木清（1897—1945），哲学家、大学教授，曾留学德国。“如果抱有虚无的心，对任何事物均无所执着，那么人是轻易不会死的。所谓有所执着而不愿死，实际是因为有所执着反而死得瞑目。一个有深深执着事物的人，有着死后自己可以归宿的地方。所以，所谓对死的准备，就是创造极度执着的事物。如果自己真有执着的事物，那么这种事物就保证自己的永生。”从三木的这个逆说中，使人感到一个哲人在锐敏地凝视人类生死问题时闪烁出的智慧之光。它说明一个人能否具有超越生死、使有限的“生”悠久地连续下去的某种东西。如果我们冷静地观察一下日常生活，那么就可以看出每一瞬间人心都会为形形色色的欲望或执着所驱动。在佛典中，有个“蚕与蜘蛛”的比喻。蚕自己从口中吐出丝来，用丝缚住自己，最后作茧自缚；蜘蛛吐丝，在丝上自由地来回走动。这个比喻表示了人所具有的执着与愿望，有时会成为束缚自己的枷锁，有时也会成为“生”的动力，促使人的向上与成长。佛法告诉我们：从日常生活中浅近的感觉方面的欢乐起，到实现自我的所有欲求止，驱使或推动人的行动的多层次的欲望和执着——毋宁说使这种执着升华为真正向往“生”的动力，使之转换成为追求深邃的“生”的活力，这才会给变幻不定的人生带来真实的充实之路。生命的年轮，并不只是靠年龄刻印出来。在这上边刻印了多少“生”的欢喜和无限跃动的充实感啊。是为所谓的欲望或执着驱使得团团转的人生呢，还是超越生死、向着真正应该执着的目的、完成了完全燃烧的一生呢？只有这后者才能使永远的生命显示出光辉的吧。5)人应有自己的坐标轴——斯托夫人年轻时的誓愿大地有地图，海洋有海图，在纵向坐标轴及横向坐标轴中，可以找出自己的位置，决定准确的方向。那么人生之旅又如何呢？斯托夫人写出刻画农奴制悲惨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是在她四十岁的时候。但创作这部小说的出发点，据说是她二十一岁的时候。那是她从东部迁到与南部搭界的辛辛那提来时的事。当时她实际看到了买卖奴隶的可怕景况，这个体验成了她写作的动机。（《斯托夫人的形象》，查尔斯·爱德华·斯托著，铃木茂茂子译）“奴隶法，对我来说，是难以置信的、令人吃惊的和可悲的。如能把这个罪行和不幸沉入大海，那么我会愿意和它一同沉入海底。”正像她说的这句话所表示的那样，这个冲击是太大了。但是，在那以后，她由于家务和抚育幼儿，一直没有工夫去写作。但是，即使当她给自己的幼儿喂乳的时候，只要一想到：肯定又会有多少可爱的孩子从做奴隶的母亲身边被夺走，她就坐卧不宁。“一想到我国的人们在对待奴隶问题上的残酷和非正义，我的心就痛苦得几乎破碎……。”从这样深刻的思想出发，她终于在四十岁时拿起了笔。这样，她给反对奴隶制的美国舆论点燃了熊熊烈火。作品引起了极大反响，甚至被认为是造成后来决定美国社会结构的南北战争的起因。据说第十六任总统林肯也接见了斯托夫人，并说过这样的话：“构成那次巨大战争（南北战争）导火线的，想不到竟是这位身材矮小的可爱的夫人！”的确，斯托夫人在社会上只是一个藐小的存在，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但是，她的人道主义的勇敢信念，构成了那次壮烈的历史大变动的原动力。这可以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当一个人的真挚的一念，捕捉到成为时代底流的“心”的时候，该发挥出多么大的力量！在人生遭遇到的事件中的某一场面，有时会像用照相纸洗印出来的一张照片一样，鲜明地刻印在胸中，超越时间的流逝，决定人生旅途的方向。当人们沿着某一信念所指引的道路前进的时候，通过与世俗价值观的对抗以及与种种考验的搏斗，就会加深原初的体验，升华成为从深层推动自己的“原动力”。在介于历史变动之间的人的行动的轨迹上，那经常构成原动力的“信念之核”，就会闪烁出光芒。那种为世上的评价或名声等等飘浮不定的价值观所左右的人生，总会有一天衍变为索然寡味的空虚的结局。而那种尽管经受着人生狂涛的播弄，但却始终凝视着自己的坐标轴——那宛如在苍穹中始终不动的北极星一样的坐标轴，径直按自己所信的道路前进的人生，肯定会获得真正满足和充实的荣冠。一个平凡的妇女，以她的年轻时锐敏的感受，在她的生命上打上牢固的烙印，在日常生活体验的积淀中，又是开掘又是磨练起来的自己的坐标轴的稳妥性——我认为，在这里边存在着斯托夫人改变时代潮流的强韧行动的源泉。如果这样看是不错的话，那么，在青春时期将什么刻印在生命上？应以什么为人生的坐标轴？——难道不是她的生活道路已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告诉我们了吗？一个具有人生坐标轴的人是强者。遇到什么情况也不会迷惑，也不会失败。不具备坐标轴的人，当他站在“人生十字路口”时就会变得软弱，是十分靠不住的。现代是容易为浮华所动的时代。而且任何人都有颗憧憬华丽世界的心。但是缺少坐标轴，就好像奔向漫长的人生幸福之路时没有指南针一样。我想，这种坐标轴，在真挚追求有意义的人生的道路当中，是会被发现的，是会被深深刻印在心底的。6)人生美好的晚年——鹤见祐辅的“人生观”“再也没有比伟大的人物的晚年更美的了，恰如秋日的余晖一样。”这是鹤见祐辅①先生说的话。鹤见先生还说： 　　①鹤见祐辅（1885—1973），政治家，著述家。“人的一生，就是走向人格完成的行程。人之最可贵的，是老年。因为只有这个时期是他的一生决算期。”他还说：“因为我们的一生说到底，是为创造出这可贵的老年所做的准备。”（《新英雄待望论》，太平洋出版社版）我时常到全国各地去，秋天，当我遇上满山似锦的光景时，我一面观赏着这美丽的红叶，一面和身边的朋友交谈着。我说：“人生的老年期，希望也能是这个样子，希望能在一生之中以这种最庄严最美丽的光景来装饰这人生。”我自己，就是以这种想法度过了三十几岁和四十几岁的。同时鹤见先生认为：从中年到老年这段期间，人才能找到内心的和平，才能和人生、和社会泰然相对。他还介绍了萧伯纳的一句名言：“六十以后才是真正的人生。”的确，人，伴随着刻印上人生丰饶的年轮，作为人的深度和人的美，才逐渐显现出来。对青年来说，总不免有由于某种不成熟而带来的“幼稚性”，而年龄大了，则趋于圆熟，私欲消失了，有些人会给你一种清纯的、很美的形象感。从这种意义说，“六十以后才是真正的人生”这句话，我认为的确是名言。我喜欢的歌德名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本源的光，所反映的各种各样的色彩，这就是我们的人生”（《浮士德》，手冢富雄译，中央公论社版）。二十几岁时有二十几岁的色调，四十几岁、或者六十几岁、七十几岁时，都会有各自的闪光方式。但是，一贯而不变的，则是自身的灵魂的光源。用树木来做比喻，则可以说是年轮在不断地刻印着，而永不会变的则是树木的“芯”。太阳总是每天每天忠实地、毫无变化地运行着，给人类送来光和热。和这种太阳运行相同，我们的人生轨道也在一天一天忠实地运行着，看去似乎是一种平凡的连续。但是时间准确地在移动，年龄在不断增长。正因为如此，使我们内部不灭的太阳继续不断地燃烧下去，这正是使“老境”得以走上人生的“圆熟”和“完成”的关键。总之，这一生，最理想的是，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场上，能放出符合自身的“生”的异彩，同时又能对自己的一生不感到悔恨，能说出“总算没有愧对这一生”这句话来！这样，我想，最好能如同完成了一天使命的太阳，以它庄严的姿态悠然没入地平线下那样，能够完结这美妙的人生剧。7)专心致志于自己所好——“画狂老人”葛饰北斋①我曾经会见过直到94岁还活跃在“现役”第一线上的作家里见弴②先生。我和这位在变动的时代里一直忠实于自己的里见先生从容地谈论过人生，谈论过世态，谈论过信仰。这事使我很难忘怀。我想，当时里见先生已超过八十高龄，仍然精神矍铄地说：“我希望能再多写点文章，也想登登山！”面对先生这种生气勃勃的精神风貌，使我非常钦佩。事实上，先生一直在坚持他的“真诚哲学”的信念，直到最后也从未放下他的笔。我认为先生的一生，是从未失去“生”之跃动的、了不起的一生。 　　①葛饰北斋（1760—1849），有名的“浮世绘”的画师。②里见弴（1888—），近代小说家，早期曾加入白桦派。谈到一个人在整个一生中专心于爱好的人，那么，浮世绘的大家葛饰北斋，也正是这样的。正像他自称为“画狂老人”那样，葛饰北斋对绘画的狂热是非同寻常的，在贫困的生活中，直到他享年九十高龄为止，他那青年人一般的热情，从来没有减退过。据有的人说，可以认定出自葛饰老人手笔的作品，多达三万五千余幅。据说柏拉图是在握着笔当中死去的，这已是脍炙人口的轶话。那么，说北斋也是直到临终从未放弃画笔，恐怕也非过甚之辞。就是这个北斋老人，在他那有名的版画集《富士百景》的跋文中，写下了大致如下的一段话。它的大意是：我从六岁就非常喜欢用画来状物，在五十岁左右，画出了许多受到世人好评的作品，其实我七十岁之前的作品，均无可取。到了七十三岁，才稍许懂得了一些要领，怎样去写鸟兽虫鱼的形态和草木生育的状态。由于这个缘故，我想，我如果到了八十岁时，我大概可以进境到某种程度，如果到了九十岁时，那么我可深究此道的奥秘，如果我到了百岁，可能超越人力之所及，达到神技之域。如果我活到一百一十岁，那么，我的写生可以做到不管怎样看，都会和原物维妙维肖，宛然如生的吧。据说这是他七十四岁时说的话，在通常的观念中认为“人生不过是五十年”的时代，而且已经是公认的画艺绝伦大家，而他还要说完成自己的画风须要一百一十岁，这正表明了他还要不断精进的态度。法国的大雕塑家罗丹深为北斋的这番话所感动，他赞叹地说：“一个具有优秀头脑的人，是能够做到直至生存的最末尾，始终培育自己、丰富自己的啊。”（《罗丹艺谈抄》，同前）不只艺术是如此，恐怕所有领域中的所谓修业，都可以说是永无“到此为止”的终点的。毋宁说越是不断努力，越会感到走向最后完成之域的道路更加艰险、更加遥远。这可以说是从事创造活动的严峻性，也是它的宿命吧。为了修业取得成就，在攀登这个刻苦训练的高峰的路途中，如果稍一松懈，滋生出“我已经差不多了”的一刹那，所指向的完成的顶峰，立刻就会隐藏到那种退步与安逸的云雾中去。据说北斋在临终之前，曾经吐露过深感遗憾的一句话：“如果天再借我以五年的寿命……”以创造为生命的人，永远是将自己的现状看成是“未完成”的，从而专心致志不断励精自勉。当然，后世的人很可能将他近似执念的精勤的轨迹，称为“完成”的吧。如果将人的一生看做是一个不容许他人模仿的作品，那么在有限的时间里，为了人格的完成，做了多少的努力，创造出什么样的价值，就成为决定他那个作品完成程度的基准。那种自安于自身的小天地里，错误地以为“我了不起”的人，就会失去做人的魅力，归根到底，终究是不可能获得真正幸福的自我满足的终点。人生，最理想的是直到最后的瞬间，仍是建设的连续。我甚至想，能否一生保持住这种心理准备，决定这个人一生的价值。由自己决定的信念，按照这一信念将自己的人生坚持到底，始终坚持人生的前进与人生的成长，只有这样，才可以配称为人，才能获得做人的尊严。8)高迈之心与高傲之心——笛卡儿的《情念论》“高迈之心”与“高傲之心”——在日语中这一字之差，它的实质却正好相反。这两者的对比，在法国的著名哲学家、科学家笛卡儿所著的《情念论》①（《笛卡儿著作集3》，花田圭介译，白水社版）中有详细的论述。这册《情念论》是笛卡儿逝世前不久写成的最后一部著作。正如书名所示，是以人的感情、即“心灵”本身作为论述主题的。 　　①本书中文译名为《论心灵中的各种感情》。据他的意见：所谓“高迈之心”，是建立在我们自身的内在的价值、即非常高尚的精神之上的。一个具有“高迈之心”的人，总是立足于牢固不变的决心，一定要实现自己认为最善的一切，在任何情况下也决不抛弃这种意志。同时作为它的特性，决不为 “欲望”、“执着”或者“羡慕”、“憎恨”、“恐惧”、“恼怒”等等感情所动。另一方面，笛卡儿认为，所谓“高傲之心”，是将自己内在的价值除外的、由于受 “才能”、“美”、“财富”、“名誉”等等的支配，擅自鸣高的一种卑鄙的感情。陷入“高傲之心”的人，总是拼命贬低其他的所有的人。他变成自己欲望的奴隶，不断受着“憎恨”、“羡慕”、“执著”、“恼怒”所驱使。这真不愧是敏锐地洞察了人的名言。他，正像黑格尔称之为“思想的英雄”那样，在十七世纪上半期的西方世界里，将过去的哲学方向，彻底地加以再评估，展示了近代的“理性”的曙光。这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把探索“理性”的主体的人本身，作为他毕生从事的目标。不难想象，他的这种探索，和他本人向人的完成所进行的挑战是密不可分的。这样说来，笛卡儿所指出的对具有高傲之心的人的特性，也是人谁都经常容易陷入的人生之路。那些从自己信念后退、出现转向的人，也似乎是出于这种倾向。而那些或者是由于懦怯，或者是出于利禄、名誉、体面的考虑，使自己的信念产生动摇的懦弱的生活态度，是不可能出现胜利的荣冠，不可能得到作为人的真正满足感的。从这种意义说，所谓“高迈之心”，也可以说就是为贯彻信念而生活的“心”。一个在高尚的理想下按照自己信念生活的人，当然不会为欲求、执著、憎恨等等低层次的感情所支配。同时，一个具有信念的人，有时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非难或遭到种种言行的陷害。但他决不会因这种干扰而举止失措，相反，他会把这些苦难、逆境作为深化自己的动力，他深知这才是做人的“王道”的道理。为信念而活的人生——这在现代，也许是十分困难的。但是，一味小心翼翼地对待周围或世俗的评价，为社会表层的价值观所左右，这种生活态度难道不是太无味了吗？自己对自己的人生应该如何评价，应该怎样引为自豪呢？即使被置于孤高的状态之中，作为一个赤裸裸的人，究竟能坚强地生活到何等程度呢？“当个人孤立的时候，强者才是真正的勇者”——这是席勒说过的话。我相信，只有对自己的信念是真诚的、是忠实的人生，才是幸福的，这里边才具有衡量有价值的人生的最终尺度。同时，笛卡儿作为《情念论》的结论，他还这样说过：“人生一切善恶，皆根据情念而定。”同时他还强调智慧的力量。也就是说，借助于智慧的力量，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情念。不只如此，“智慧”甚至还具有一种力量，它能将人从情念产生的种种邪恶，拉回到相反的“喜悦”方面来。在这里，一贯主张“所谓哲学就是研究智慧”的笛卡儿，可以说这是他付出毕生精力所达到一个总结吧。笛卡儿一贯主张发掘自己内在的“价值”，探索如何去发现丰饶的“智慧”力量。这样的笛卡儿，他的目光始终凝视着内心的世界。我想，他所追求的智慧之力，才是现代社会的要害所在。9)“不惑之年”以后坚持生活下去的力量——休伯查的原动力石川达三①的小说中有一部名为《四十八岁的抵抗》。这部作品，从某种意义说，表露了年龄在四十代的人的危机的一面。虽说“四十而不惑”，但到了四十岁以上的人，首先开始显露出肉体的衰老，生命力的下降。同时，子女也已长大，出现升学问题。经济上也是个紧张的年代。同时，在工作岗位上，也会出现一种前途业已定型的感觉，在家庭中妻子的地位也会加强，子女们也会变得强烈地坚持自己的主见，不那么听从做父亲的话。 　　①石川达三（1905—），近代小说家。也就是说，四十岁以后的这一代人，是在所有方面逐渐产生停滞，失掉对未来希望的“年代”①。伴随而来的是，他们已不同于一味追求理想、信念的青年时代，很容易陷入另一种圆滑的倾向，以便应付这错综复杂的现实。因此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这种最危险的年代，就是进入四十代这一时期。总括地说，二十代是清纯的年代。即使进入三十代，在许多情况下，也还保留着人的纯粹性。可是进入四十代，就面临着人生的一个歧路，在很多情况下，会产生混浊。而且，大多是自己也无法处理自己。 　　①这里所说的“年代”，是指划分人的年龄的几个年龄段，如二十年代，指从二十岁到二十九岁，三十年代指从三十岁到三十九岁，其他“四十年代”“五十年代”以此类推，有时也可简称“代”如“四十代的人”。阿尔巴德·休伯查从幼年起就处在优越环境之中。在哲学、神学及演奏大风琴等领域，他发挥了优异的才能。不过，他从二十代开头起，就对人生有了明确的志向。其内容是在二十代中埋头于学问和艺术，到了三十岁，就要专心从事于为人类服务的工作。在他迎接三十岁的时候，他已经取得斯特拉斯堡①大学神学部讲师的职位，作为音乐家他也博得了很高的名声。但他毫不踌躇地朝着自己的志向具体化的方向前进。其内容是学习医学来担任向非洲的黑人施行医疗和布教的任务。休伯查三十六岁时取得了医生的资格，一九一三年，他不顾周围的反对，来到了非洲这个未开发之地。当时他三十八岁，不久即将到达“不惑之年”。这以后，他的成就是众口皆碑的，他以演奏风琴及研究巴赫②和歌德而知名于世，还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①法国东北部与德国靠近的工业都市。②巴赫（1685—1750），德国有名的作曲家。对他历经的评价，现在有种种不同的意见。到非洲去访问过他的诺曼、卡冈斯在其著作《五百分之一的奇迹》（松田铣译，讲谈社文库版）中写道：“阿尔伯德·休伯查相信自己不管患什么疾病，最好的药剂就是在自己应做工作的自觉中再调合上幽默的感觉。”并介绍了休伯查向他身边职员说的话：“我是不打算死的——在我还能做工作的时候。而且一着手工作，也就没有死的必要了，所以我是会长寿的。”正像这句话所说的那样，他五十多年来一直为黑人治病，获得了九十岁的高寿。一定要把工作做下去！一定要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可能性去创造价值！——这不只是休伯查一人的信念，凡是具有这种气魄的人们，都会怀着各自所具有的信念，完成各自所要完成的工作。我们也希望自己的人生能永久像青年那样充满了清纯的、朝气蓬勃的生命的气息。人的存在，本来就应该是追求高度的自我完成和人的变革，而永远努力不息的。自己一旦失掉了向上心，惰性、老化就会开始。而且爱发牢骚与爱说小话的人，就不会有激情。会使自己的生命逐渐变得暗淡，整个封闭起来。这样的心胸是不会坦荡的，只不过是将自己复杂化，将其他人也复杂化罢了。必须抱有这样一种人生课题：怎样才会使自己无限地成长起来。同时，还必须抱有能产生原动力的生活意义。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因年龄增长而出现的停滞，产生真正将人生“有意义地活下去的力量”。只有那种具有能将生命深处的气息使之沸腾起来的充实的目标和目的观的人，或那种能具有富于丰饶的生命力与创造力这类境界的人，才可以说是一个幸福的人。10)心灵的容器——埃莱娜·罗斯福的光辉形象“判断伟大与崇高，须要与之有相同的心灵。否则，就会将我们自身中的缺点附加到它的上边去，一只笔直的桨，在水中看去，会歪曲变形。”上边是我年轻时作为座右铭的蒙泰涅①的《随感录》（《蒙泰涅1》，原田二郎译，筑摩书房版）中的一段话。他又说： 　　①蒙泰涅（1533—1592），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思想家、散文家。亦译做蒙田。“心灵的容器，是一切罪恶的原因，由于容器有缺陷，从外边放进来的东西，都会在里边腐烂的。”佛经中也说“我等之心如器”，而对于器的缺陷，则举出“覆（覆灭、覆盖）”、 “漏（泄漏）”、“污（不净、污秽”、“杂（夹杂不纯之物）”，并认为不论是什么样的真理，如果听的人本身的心灵是污秽的，或是他心灵像是个漏水的容器，那么就不会产生价值。细想起来，“人的心”是最奇妙之物。佛经上也说“心如工画师”（心像是个巧致的画师）。正像杰出的画家能将一切生物画得逼真那样，心也创造出善恶、美丑等一切之法。而且它会时刻累积起来，形成独自的人格。其作用之妙，毕竟是用现代科学无法解释的，用言语也难表现得尽善尽美。美国第三十二代总统E．罗斯福的夫人埃莱娜·罗斯福似乎不是个容貌超群的人。她做了总统夫人以后，在豪华的社交场中，一些见识浅短的人，看见她的容貌，开她的玩笑，或者以品评她的容貌作为谈助，但是，和我也谈过话的美国名记者诺曼·卡镇斯曾就她的印象做过如下的描述：“认识她的人——连同见过她的人——不管是谁，都会感到再也没见过如此美好的人了。我们从埃莱娜·罗斯福身上，的确学到了许多关于人的慈悲和怜悯的力量。”（《人的选择》，松田铣译，角川书店版）我个人过去也曾经会见过国内国外许许多多的人。其中，有的人蕴含着人格与教养的美，相反，也有人只是表面上的美，缺少内在的光辉，感觉不出他的品格和深度。经过人格磨练而取得的内在美，是任何东西都无法使之消解的。而且随着年轮的增长，更会增加它的光辉。美的心灵必然有美的人生，坚强的心灵则必然有坚强的人生。归根结蒂，人只能沿着与“心灵的容器”相称的人生活下去。作为人，可以说是反复去磨练自己最美好的“心灵的容器”、并掌握能够创造出这种最美好的“心灵的容器”的方法，才是至关紧要的。11)论嫉妒——三木清的《人生论笔记》我年轻时读过三木清的《人生论笔记》（出版社同前），其中有一段论嫉妒的卓越文字。我曾将它部分地摘录过，现在还鲜明地记得。“假如有使我怀疑人性善的东西，那就是在人的心中存着嫉妒。正是这个嫉妒，如培根①所说，具有恶魔般的属性。因为嫉妒总是要在暗地里狡猾地损害着善的事物。” 　　①培根（1561—1626），英国倡导“经验论”的哲学家。我的恩师户田城圣先生曾说过：“与释尊敌对的提婆达多的本心，是男人的嫉妒心理。”在佛经中，被称为“恶逆”的提婆达多，是斛饭王之子，是释尊的堂兄弟。他对释尊成为教团的中心人物，受到人们极大的尊敬，非常感到不快。本来就是野心家的他，出于高傲和嫉妒心理，极力想自己去做教团的领袖，想要陷害释尊。但是他敌不过释尊。他妒火中烧，拉拢大国“摩揭陀”的太子阿阇世。释尊看穿了他的阴险用心，有一天狠狠地责备了他。他怀恨在心，诸事皆和释尊作对，向释尊投掷大石企图进行暗害。通过这种行为可以说这是一个男人傲慢发作到了极点就会变为嫉妒，成为野心的俘虏，终于走上破灭的业果。三木清在上述书中写道：“任何情念如果表现为天真烂漫，总是具有某种美。而嫉妒中是不会含有天真烂漫的。爱与嫉妒，在许多点颇有些相似之处，但首先在下述这点上是完全不同的。也就是说，爱，可能是清纯的，而嫉妒则始终是阴险的，这点，即使是孩子们的嫉妒，也不例外。”他还说：“产生嫉妒，是针对比自己地位高的人、或比自己幸福的人。（中略）而且嫉妒，一般地说，并不是想把自己提高到被嫉妒者的地位上来，而是相反，总想把别人拉低到自己的同一水平上来。”三木清的论断，极其明快地揭露了“嫉妒”这一情念的本质。人的感情会有各式各样的表现。而且，当它确实“表露为天真烂漫时，总是具有某种美”的。但是嫉妒不同，它不是向“企图提高自己”的方向发展，而是向贬低他人的方向，向“企图将别人拉低到自己的水平上来”的方向发展。这点，正是“嫉妒”这种感情难以调理的地方。比如，假设有个人出于固执自己的立场，羡慕后辈的成长，干出阻碍后辈活动的事。这就不能不说是为嫉妒所支配的卑鄙感情。“怨恨”或“妒忌”，这种人的“嫉妒”心理，如果用佛法将生命分为十种范畴的 “十界论”来说明的话，应该说，它是属于心术不正的“修罗界”的范畴。根据天台大师①的《摩诃止观》，所谓这种“修罗心”是这样一种心理，即：每一瞬间总想要胜过他人，如果做不到这点，就把他人拉下来，轻视他人以便抬高自己。并说，这很像鹰隼飞向高处来俯瞰下方一样。而且外表上装扮成“仁”、“义”、“礼”、 “智”、“信”这类道德家的样子，其实，在内心里正燃烧着阿修罗的火焰。日莲大圣人②在他的著作里曾说过：“在人世中，争强斗胜，即使看来似乎像是贤人圣人的人们，也都是猜忌、嫉妒的，更何况平常人？”这可以说是道破了在“末世”中“妒忌”、 “怨恨”该多么流行，该多么残害、破坏人的心灵。卑鄙的、混浊的心，不愿意承认别人的正确与美好。这是一种总想吹嘘自己正确、自己比别人强的心理。同时也是一种不喜欢看到别人幸福，相反，喜欢看到别人不幸的心理。 　　①天台大师（538—597），我国隋代“天台宗”的高僧，法名智顗。②日莲大圣人（1222—1292），日本镰仓时期的高僧，“日莲宗”的开祖。社会上也的确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始终坚持欲念和保身，他们不但憎恨“善”，污秽自己的灵魂，而且还一味把拉别人到低水平上来作为他生存的意义。我们既然生活在“浊世”，有时谁也不可能不与这种人打交道。但是，最好能养成锐敏的眼力，以便清醒地看穿这种缺乏品性的人，看穿他们低劣的灵魂的本质。12)人与人的亲密无间的纽带——鲁迅和他的朋友人的宿命是作为“个”生存在有限的时空里的。而人与人相遇，于是产生深切的交流。伟大的灵魂与灵魂，有时会通过他们的深厚交往，相互沟通、相互连结，产生超越生死的人与人的亲密无间的纽带。这正是为青春添加光彩的、清纯的生命的旋律。是对无比美好的人生的赞歌。失掉人与人紧密纽带的人生，无疑是黑暗的。一个伫立在无边空旷的黑暗之中、孤独的生命，只能说是处在寂寞之中的一个僵死的灵魂。所谓人际的纽带，既有家族间的结合，或居住在同一地域的人们的相互联系，即所谓外力所规定的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也有自己主动地要求与人结合起来的关系。在多数场合下，这后一种关系，如果不互相尽力去加深它，就会逐渐淡漠，最后消失。但是，正因为如此，在这样情况下创造起来的友谊的强韧而美好的纽带，有时甚至会超越人种和国境，具有极大的广阔性。从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所谓交友关系是一面镜子，它赤裸裸地映写出人的生活深浅，映写出人的主体性与创造性。鲁迅在谈及朋友时，他写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同怀视之。”这是赠给同志瞿秋白之辞（《鲁迅全集9》，伊藤正文译，学习研究社版），意思是说只要有一个充分理解自己的真朋友就可以了。在艰难困苦之中，心灵深处的纽带牢固地连在一起，患难相扶，鲁迅这种对待同志的心情是极为感人的。“同怀视之”的友谊，意味着是同志、是最高尚的朋友。即使有很多朋友，但如果内心里杂有利害关系，那么到了紧要关头，就会显现出丑陋灵魂，也不在少数。相反，再也没有比共同奔向伟大理想、志同道合的同志更可贵的了。这个连结友情与友爱的纽带有时比亲兄弟之情还会加倍牢固。我想，只有这种宝贵的情谊的纽带，才是为青春和人生添加光彩的最宝贵的“瓖宝”。支持这种友情的，是尊敬和信任的感情，是永不背叛朋友的“真诚”。瞿秋白与鲁迅，两人都是为了叩开新时代的门扉，在遭受权力迫害之中生活过来的。虽然比谁都更了解对方灵魂的“支柱”，相互心许的同志瞿秋白，为了坚守自己的信念，已化为刑场之露，惨遭杀害了。但是，他的坚强的意志和与鲁迅深厚美好的情谊，却超越历史，永远放着不灭的光芒。深切的朋友情谊，当它一旦为追求某种崇高理想，和那种共同开拓苦难逆境的勇气连结在一起，就会具有金刚一般的坚强性。而且，只有当陷入艰苦环境时，才会看出真朋友。在顺境时那好说，只有当朋友痛苦的时候能以赤心对待的人，才是真正的朋友。人总是在情况恶劣时躲开，在情况顺利时靠近，这是常情。但是，越是处境困难，越不顾利害，保护朋友到底——这才是真正情谊的纽带。作为人，坚持这样的生活道路，该有多好啊。假如将为坚持信念而生活的行动轨迹作为人生纹样的经线，那么和心灵相许的人的友情纽带，就可以说是织成种种美丽图形的纬线。一个人的人生之所以会形成那样的丰富多采，会度过那样的色彩绚烂的人生，完全是这两种经纬线交织在一起的结果。从这种意义说，我真诚希望自己也能结成“美好的心灵的纽带”的啊。13)勇者——威廉·退尔的壮烈之死当人陷入危难关头，会如何行动呢？勇敢的人，胆小的人，卑怯的人，慈爱的人，真是千差万别，各人有各人的面孔，演出各自喜怒哀乐的人生剧。近年来，我曾回忆起一位可歌可泣的勇者的行为。我想的是一九八二年一月在美国华盛顿发生的一起空难事件。一架刚刚起飞的旅客机，撞到一座桥上，坠入结冰的波特麦克河里。为了救出落入河里的乘客，直升机赶来，将救命索降到河上。乘客中一位中年绅士，虽然他抓到了救命索，但他让给了一个女乘客，第二次他又让给了空中小姐，在这以后他终于精疲力竭，沉进水中——这一震撼心灵的光景，展现在酷寒的河上。这一事迹，作为勇者的行动，不只是美国，而且在全世界都引起极大的感动。我想，正像这个绅士那样，一个男人不管遇上什么情况，都决不应忘掉“骑士精神”的。文豪歌德，在魏玛时期的诗中，曾这样歌唱过：一个人在接受一切人生考验中，克服最大困难，征服自己时，我们主动把这人展示给世人，并能够这样宣称：“这才真是此人的骨气！”（《歌德全集第1卷》，片山敏彦译，人文书院版）再也没有比人毫不退缩地迎接对自己的考验，克服困难的环境更高贵、更美的了。我的心情是，如果我能亲眼看到这种人，我将高呼：“这才是具有真正做人精神的人！才是最伟大的人！”凛然面对困难，毅然超越困难，这种人性的光辉和真价——在这点上，我对瑞士的英雄威廉·退尔，也深为感动。退尔是十四世纪初的瑞士农民，他的事迹，由于德国的剧作家、诗人席勒的有名戏剧而为世所知。退尔还是个传说式的人物，传说是一名神箭手。据传他反抗当时统治瑞士的代理奥地利哈普斯堡家族的代理总督极其残暴的行径，因而遭到了逮捕，他逃脱了，并用箭射死了那个代理总督，解放了瑞士，最后赢得了独立。其中，残暴的代理总督给他出难题，命令他用箭去射掉放在他爱子头上的苹果，结果被退尔一箭射掉的故事，由于席勒写进了他的戏剧里而举世闻名。还有退尔去死的场面，虽不如这件事有名，但却更为打动人的心灵。十九世纪，瑞士人阿德利安·封·阿尔库斯曾写过一首题为《退尔之死》的诗。这首诗是这样写的（《威廉·退尔传说》，宫下启三著，日本放送出版协会版）：人群跪在河岸，面向苍穹，把心和手朝向前方，颤声喊道：“没有勇者出来，从咆哮的河水中——救出这个男孩吗？”但，人们颤抖着，只有胆怯，母亲绝望地仰视着苍穹，河上传来男孩微弱的叫声，声音逐渐减弱，最后消失了！八十高龄的英雄退尔站起来了，听到危急的呼喊，怎能坐视？绝大的勇气，他投身激流，大胆挥动双臂，在狂涛中前进。（中略）他紧抓住男孩，干得出色！但他感到，手臂最后的力量已经用尽，含笑的一瞥，投向故乡的土地，河水静静地带走了退尔的尸体。退尔就这样死去！同盟者死去了！在他的胸中，心脏曾经绝大地跳动过，为了摒弃一切虚伪，为了一切美，为了一切伟大的事物，曾经跳动过！不但这首格调高迈、韵律优美的诗使我难忘，而且在我的胸中也深深留下了这一难忘的场面。人的心是难以捉摸的。在面对生死的关键时刻，财富、名声均毫无作用。而人，到了此时此刻，既可能发挥出无限勇敢，也可能显露出丑恶，显露出卑鄙。一个真正的绅士，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决不为地位、体面所动。这完全取决于他面对紧要关头是否胆怯和贪生，是否能洁身自处。卑怯的人，即使他活着，也会“虽生犹死”成为可怜虫。在生死关头，最能表现出剥掉一切，显露出他个人自身的真“我”。退尔挺身去救助男孩的行为，可以说和佛法中讲的“菩萨”的生活态度一脉相通。退尔八十高龄，犹奋勇去救男孩的这种气概、这一行为给我们的生活态度，带来了一缕清纯的光辉。尤其是，现在是越来越老龄化的时代，我希望年纪大的人也不应变得软弱无力，不应变成绝望的人生。最好能像退尔那样，保持着做一番更大事业的气概，来实现“所愿满足”的人生。一旦立下信念和信义之道、立下做人的王道，就应当在一生中以气概凛然的态度径直前进，这样的人生才是无限美好的。14)忠实于自己——小林秀雄的“强韧精神”据说当前社会是“饱食时代”，是“余暇时代”，又是“泄气的时代”、“欺凌的时代”，同时又是“自私与不负责任的时代”。可以说现实情况是：一切方面都弥漫着放纵的时代风气。人的生活态度每个人都有所不同，我认为这样也未尝不可。只不过，一想到度过这漫长的人生，再也没有比无所作为的一生，更为空虚无聊的了。《涅槃经》中说：“人命之不停息，过于山水。今日虽存而明日难保。”这就是说，所谓人的寿命比山上的水滔滔顺流而下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转瞬间就会逝去。今天虽然平安无事，而明天的安稳，谁也难保。在《摩耶经》的一节中讲：人生的旅程是“步步近死地”。一天一天、一步一步和死接近，这就是人生的真相。同时《法华经》中也有一句有名的经文：“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畏怖。”所谓“三界”，如果简单地说，就是凡夫所住的这个现实世界，在那里就像失火时燃烧着的房舍一样，烦恼狠狠地在燃烧，充满了各种苦。正像这节经文所说，人生的确是离不开烦恼。子女的事，家庭的事，工作的事，细想起来，可以说，这一切都充满了烦恼。那么，这种被无常而又痛苦的烦恼所束缚、所玷污的人生，怎样才能使人转换到不变的“常乐我净”的幸福方向去呢？也就是说，怎样才能解脱对人生、对生命的悲观主义，遵循正确的法则和人生观、以强固的乐观主义来生活下去呢？这种由“暗”向“明”的转换，才是人生的最大事，我之立足于悠久的生命观，走上信奉佛法的理由也正在这里。从无常的世界向常住世界的转换——可以说这正是有史以来，人类所追求的最大课题。我曾经会见过文艺家小林秀雄①先生。小林先生对天台宗的佛法十分感兴趣，听说还读过《摩诃止观》。 　　①小林秀雄（1902—），现代有名的文艺评论家。小林先生的论著《莫扎特》（《小林秀雄全集第六卷》，新潮社版）中，曾写有如下的一段：“对于强韧的精神来说，即使恶劣的环境，仍然是实在的环境，这里边既不缺什么也不短什么”，“生命的力量当中具有一种将外的偶然看成是内的必然的能力。这种思想是宗教式的。但是，它并不是空想性的”。和环境搏斗，去战胜它的人的能力，将外的偶然看作内的必然的精神力量——在这种实际感受并加以发挥的、内在于自己生命之中的无限力量，真实的人之路，就存在于其中。使其成为可能，毕竟就在于贯彻自身的真挚的一念。以《罪与罚》而知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始终忠实于自己的。当时，俄国正受到法国的二月革命、德国三月革命洪流的冲击，对此，尼古拉一世对国内进行了残暴的镇压。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革命思想产生共鸣，被官宪逮捕。他度过了长达八个月的监狱生活之后，被判死刑，但在即将执行枪决的一瞬间，得到减刑，然后，四年的西伯利亚流放，又服了五年的兵役，这将近十年的期间，他遭受了失去自由的酷苛命运的播弄。虽然如此，但他并未向命运屈服，而且一直坚强地活下去，将那一时期的体验，尖锐地深刻地体现在自己的全部作品当中。这样，他自豪地说：“我整个一生，在任何的点上，不管什么事情都越过了界限。”就这样，不为任何环境所屈，总是忠实于自己，扩充自己，取得了人生的凯歌。从这里边我不禁感到人的伟大足迹。我经常想：假如这些古今中外被称为伟大的人物懂得了真实的佛法，他们又将会怎样说呢？佛法中有所谓“梅樱桃李”的原理。比如梅花吧，它领先于春光到来之初，开出气品高洁的花，然后是樱花开放的季节。樱花也使自己开得极其美丽。桃花、李花也是如此。同样，人也应当使自己的生命开出美好的花朵。不，生命本身内部就足有开出绚烂花朵的力量。赋与这种力量的，又是什么呢？这就是对自身的“使命”与“责任”的深刻自觉。一方面基于根源的“法则”，始终坚持走实现非自己莫属的使命和责任的生活道路。这样的人，就会和梅花或樱花总是要开出灿烂花朵、放出芳香一样，不断扩充自己的生命。这样，这个人就会获得发挥最大限的人生而感到骄傲、满足和充实。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在这个人世上都是带着某种使命而生的极其宝贵的人。而这种使命，并不体现在和外部的相对立的世界中，而是在和自己搏斗、战胜自己、贯彻自己的信念之中加以实现的。人生的一切，都是自己的生命现象的表露，是自己生命的映射，决不是为外界而活着。我的恩师户田先生经常教导说：“要为自己的生命而活下去”，这句话，具有深邃的内涵和千钧的分量，指出了人生终极目的的所在。15)生命力和幸福——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也许再也没有对这一命题的解答更多分歧的了。而且也许再也没有比这一问题更难做出明快的回答和难以做出根本性的回答的了。不过，从根本上说，可以说它的目的在于幸福。在佛法中，信仰的目的是“一生成佛”，这和意味着永不毁灭的“幸福”是一脉相通的。对于这点，我的老师户田先生认为：幸福也有“相对的幸福”和“绝对的幸福”，并说：“人生的目的就是确立绝对的幸福。”也就是确立不为情况或环境所左右的、坚定不移而且丰饶的境界。我在前些日子，以担负着下一代使命的高中生为对象，给他们写了一册小说《亚历山大的决断》，在其中提到了亚历山大大王的老师亚里士多德，他的幸福观是很有意思的，我觉得很有些地方与户田先生的教诲有一脉相通之处。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最优秀的学生，是精通逻辑学、政治学、诗学等各种学问的伟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讲义、由其子尼古玛古斯编纂起来的《尼古玛古斯伦理学》，被认为是世界上伦理学学科中第一部系统的著作。其中关于“幸福的实象”一节，含有许多发人深思的丰富内容。亚里士多德在本书中一方面指出：学问或行为的目的是最高善，即“人的善”（包括其他各种目的在内的终极的善），而这不外是幸福的实现；同时又详细论述了人的aretē（卓越性、美德）和“正义”的问题。现在根据《尼古玛古斯伦理学》（高田三郎译，岩波文库版），用我个人的体会加以表现的话，那么亚里士多德在书中表达了如下的意见，他说：——所谓幸福，可以这样认为，它是长期性的，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也不会轻易改变。但是，虽是同一个人也会有走运的时候和不走运的时候，而世上则把它有时认为是幸福的，有时认为是不幸的。这未免太奇怪了。如果我根据走运不走运来判断同一个人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的话，那么显然是要把幸福的人当成“一种变色龙，一种无法捉摸的东西”。走运与不走运，的确是相对的。而真正的幸福，按道理说则只能是绝对的。佛法教导的真正“幸福”，也决不是根据走运与不走运而可以任意变动的、那种低层次的东西。纵然遇上这样那样的苦难，仍能在自己的内部建立起悠然不为所动的超越境界，才是真正的幸福。也就是说，在各自的生命中建立起一种称得起“大丈夫的境界”的强韧的 “我”，就会去追求根本的幸福，确立起幸福。所以，我想，决不可为表面的幸与不幸所迷惑，万万不可看不到绝对的幸福的“实象”。亚里士多德还接着说：——应该说，这种根据走运与不走运来改变看事物的方法本身，原本就是错误的。决不应该根据走运不走运来决定我们的幸与不幸。在人的生活当中，之所以将“运”视为必要，只是附加的看法。对此，对幸福具有决定性力量，只能是按照aretē（卓越性、美德）而进行的活动。反过来说，决定是否不幸，也只能是根据这一准则。亚里士多德在走运、不走运或表面的幸、不幸这类“附加的”现象的深层，向我们提示出aretē（卓越性、美德）这一根本性的中心命题。而且，他认为“所谓幸福就是按照终极的卓越性的心灵的某种活动”，并解释说： “然而，我们所理解的卓越性不是身体的卓越性而是心灵的卓越性，关于幸福，我们也是把它作为心灵的活动来理解的。”既然幸福是绝对性的幸福，当然会有支撑它的东西，于是亚里士多德主张它应当是心灵的卓越性，这难道不是可以说他在追求佛法中所说的 “佛界”的境地吗？这样，在《尼古玛古斯伦理学》这本书中，详细论述了aretē（卓越性、美德）的内容，阐释了“伦理的卓越性和理智的卓越性”，同时还论及了与佛法中的中道的一部分相通的“中庸”。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卓越性（即美德）里边蕴涵着勇敢、节制、真实、亲爱等多种的内容。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正义，它认为只有正义才是最重要的美德、最完美无缺的美德。其理由是，因为正义不只局限在自己的行为上，而且它也能波及到别人身上。也就是说，他指出：给集体或同胞带来幸福或创造出带来幸福条件的行为，就是正义；因为虽在自己身上能发挥出美德，但在对待他人的事情上不能按美德行事的人是很多的。就这样，亚里士多德把作用于旁人的“正义”作为“完美的美德”，举了出来并在这点上认为人是“社会性的（有组织的）动物”。我认为在这点上显示了他的哲学的精髓。“社会的动物”——当然社会不会是只有一个人的社会，人与人的结合和协同行动才是社会。对社会，还有对群体的“最高善”的行为，当然成为最高“美德”的表露——这一主张，可以说是和大乘佛教中实践方轨的“自行”与“化他”的逻辑，是一脉相通的。如果从修行的观点来说，所谓“自行”是指自己为了接受法的利益进行的修行。而 “化他”是指为了使他人受到利益来传教佛法，也可称为“利他”。人，从与生存有关的、属于本能的欲望，到实现自我的欲望，这中间有种种不同层次的欲望。这种能量，在成为追求自身幸福的力量的同时，又会变为束缚自己生命的 “我执”。——为了摆脱这个“人”的生命的宿命式相互矛盾的枷锁，使生命获得无限解放，究竟应该抓住什么呢？其关键的一点，就是“利他”的实践。大乘佛教的睿智给我们指出了这点。我的恩师，关于“生命力与幸福”的问题，经常做过如下的教导：“能够感到幸福，过着幸福人生的源泉，是我们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和外界的关系的力量比，称为价值，这种价值就是幸福的内容。……如果，生命力只是解决家庭事件的一种生命力，那固然不会在家庭中遭到阻碍；但对于解决街道上或全市的事件，则会立刻受到阻碍。”在许多场合下，不管建成了什么样的家庭内部的幸福，但一遇上社会的惊涛骇浪，幸福就会立即崩溃。而且现实的社会生活，表面上看去虽似幸福，但从高层次来看，也许一种无法忍受的不幸在等待着你。如果获得了超越这一切的、为了具有阔大的境界及强韧的生命力所必须的原动力，那就有了构筑绝对幸福的基础。在自己的胸中建立一个能泰然超越一切事象的、形成为生命力的“中核”的实践。只有这种实践，才是将苦难变成飞跃和成长的动力的关键，它会使航行在人生大海中的船只，把苦难变为一阵强风来推动船帆前进。所谓幸福。并不是受每天现实所左右、所播弄的东西，也不是与之相隔绝的、超然的境界。我想，幸福只存在于：将人生中一件件偶然的事件，都能愉快地接受下来，作为前进的动力，充分加以玩味；同时，为他人，为社会，能做出有价值的贡献的生活当中。16)寻求“精神的确立”——献身于文化交流的勒内·儒格先生一九八八年五月，巴黎法兰西学士院热曼娜·安德烈美术馆，在举行“日本不朽的宝物展览”的同时，也举办了我个人的摄影展览。由勒内·儒格先生主持，他亲自担任了选择照片以及指挥如何配备镜框、如何陈列等等工作。对他这种深切的友谊，我充满了衷心的感谢。不待言，儒格先生是著名的美术史家，又是法兰西学士院的院士。曾历任过法兰西公学的教授和国立博物馆联合会会长等职。而且还发表过《与看得见事物的对话》、《艺术和人》等许多著作，是现代欧洲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之一。比起他的这些辉煌的阅历来，更使我感动的是他那极其重视信义的人格。过去在东京富士美术馆举办的三次法国绘画展览，也是全靠以他为首的法国美术方面有关人士的协助，使一向不许移向国外展出的许多名画得以在日本公开。我作为美术馆的创建者，为了报答儒格先生的情谊，竭尽了我的全力为绘画展览的成功做了一些工作。这次展览幸而获得了许多方面的反响，使我得以在日法文化交流方面多少尽了一点微薄的力量，这是我极大的喜悦。儒格先生结合一个插话，对我讲了他充满热情，献身于这些文化交流的原动力。在不幸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作为卢浮宫美术馆的绘画部部长，为了保护这些美术品不被德军掠夺，曾逃到卢瓦河流域去。而且同时又隶属于抵抗运动的参谋室，为祖国法兰西的自由而战。一天，他的朋友安德烈·马尔罗也隶属到这个部门来了。两人都是穿着抵抗运动成员制服再次聚到一起来的。在不断从事斗争的日子里，两人经常进行充满激情的交谈。据儒格先生说，他永远忘不了有一次和马尔罗的谈话。那是一个皎月当空的夜晚。儒格和马尔罗两人开着车子在夜间奔驰。突然马尔罗把车停了下来，说道：“让咱们散散步吧。”儒格感到十分担心，要知道这是在法西斯占领之下啊，说不定什么时候敌人就会出现在面前。马尔罗在月光如水的道路上悠然地走着，儒格紧随在后边。突然，马尔罗脸上现出充满了深思的表情，说道：“文明这东西，总是在海洋流域发达起来的。因为那里会产生信息。你想想，古代文明不是发源于爱琴海然后是地中海吗？然后波及到大西洋。想想今后的未来吧，我想一定会出现太平洋文明。”马尔罗在遍洒月色的道路上，谈论着宏大的文明论！儒格先生不由得瞠目相对。他说他对于这番话的内容深感吃惊。可是同时在人们正全力以赴地争取能多活下去一天的战争年代里，他对马尔罗展望辽远的人类未来的宏大设想，又深为钦佩。对于真正的文化人所讲的这段含义深远的逸话，我也深为感动。与法西斯强大政权进行着殊死搏斗，同志之间的真诚无私的情谊，而且在极其危险的处境中，居然从容不迫地谈论着宏大的未来的展望，这该是多么阔大和强烈的气魄！我也曾两次见过马尔罗先生，互相谈论过人类的前途。但是对于他们这两位先生置身于战争的最前哨，还要谈论宏大的文明论，我每一想起都不能不怀着深深的感慨来回想他们。战争这种不幸，也未能使这两个青年在内心里失去理想。不，正是在这种环境下他们仍在坚持他们的初衷，才使这两人得以成为欧洲伟大的知识阶层的代表。他们和那种苍白的知识分子完全不同。也和那些缺少行动的知识分子，或将行动作为招牌、待价而沽的文化人完全不同，在他们身上有着强韧理性和浑厚人格的闪光。儒格先生在向我讲述这段回忆的同时，还不断称赞四十年前马尔罗先生的先见之明。然后他向我说：“正是这个太平洋文明恐怕不久将会发展成为世界性的规模。而且处于这种东方西方两种文明对峙位置上的，则是欧洲和日本。尤其是巴黎，它是始于希腊终于罗马的西方文明的沉积地，而从佛教的传播来看，日本则是东方文明的归结。……假如，这样的日本和法国的联结能够加强的话，那么，东方和西方的文明的结合肯定会得到加强，肯定会对地球的未来做出重大的贡献，超越人种、国界，对促进‘合为一体的地球’的诞生，将会成为推动的力量。为了这个目的，进行艺术、文化的交流，同时，确立每个人的内面世界与精神世界，是极端重要的。”实现“合为一体的地球”——不应该忘记，马尔罗先生致力于艺术、文化交流的精神原动力，正是根据这种信念与理想。我也是站在确立精神世界这一点上，怀着使文化与和平能牢固树立起来而行动的一分子。关于确立这样的精神世界，儒格先生在记录和我对谈的《黑暗在寻求天晓》（讲谈社版）一书中，曾说过如下的意思：在为物质文明所笼罩的当今世界，“个人对人生的责任”这一概念早已消失。当今的世界是，人只是孤立地面对自己的欲望，只追求自身欢乐的满足。人们受眼前情况的支配，再也不问“为什么目的”和他们存在的意义，丧失了生命的原动力。这也就是说，儒格在忧虑着：从现代文明中已逐渐失去的那种无限提高人、使之向上的“精神的推进力量”。诚然，在受着享乐与欲望冲击的现代，人“为什么目的”而降生在人世？同时，从所从事的政治、经济、科学种种活动，其目的何在？——这种最根源的发问，早已变得越来越无人理睬了。相反，现实情况是，最重要的精神力量，正在消磨下去，人的生命力的衰弱、人变得日益被动化，现代的人们正面临着这样一些困难的问题。人类面临的危机，决不单只是来自外部世界。必须凝视来自物质文明的现代人的虚弱已极的精神的叹息，必须重新唤醒时刻不停地跃动着的清冽生命的喜悦。儒格先生以这样的时代特征为背景，指出了以往以“因果论”为骨子的所谓既成宗教，在现代人眼中看来，显得“已落后于时代”，不能捕捉人们的“心”。他衷心寄希望于佛法，认为它可以作为生命的巨大“飞跃”和“甦生”的源泉。不管好也罢，歹也罢，宗教的力量的确是巨大的。而且，不言而喻，宗教必须是使人的精神不断升华、不断克服苦难，在勇气与希望当中，向未来迈进。构成太平洋文化时代根基的精神是什么呢？显露出物质文明已走上死胡同的当今时代，朝着探索“精神”的复兴、生命的复兴的方向前进，那种竭尽全力正视、探索了内部生命因果关系的佛法的睿智，可以说，对这种佛法所寄予的期待，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强烈吧。17)从事“活学问”的道路——科赫对病原的探求这是发现了结核菌与虎刺拉菌的科赫①开始探索非洲睡眠病时候的事。当时英国探险队已经发现了睡眠病的病原体是“toripanozoma”②，科赫研究了它的传染途径，而且弄清了它是由“鳄蝇”传染的。他进一步深入研究，解开了“鳄蝇”是以血液为营养的，如果两三天之内不吸吮血液就会死掉的奥秘。 　　①科赫（1843—1910），德国细菌学家。一译柯赫。②此系根据日语外来词的音，改用拉字化的表记法加以表记的。科赫采集了一千多只“鳄蝇”，分析其胃中血液的结果，发现虽然也有少量人血，而大部分则是鳄鱼的血液。这点和“鳄蝇”生息在鳄鱼所栖息的河流、湖岸这一事实是一致的。基于这一发现，科赫建立了治疗睡眠病的对策。如果“鳄蝇”是睡眠病唯一的传播者，那么就没有必要将患者严加隔离或消毒，只要把患者转送到没有“鳄蝇”生息的地方，就会防止周围的人受到感染。但是，转地这件事意味着居民生活的重大改变。如果除了“鳄蝇”之外还有其他病原体的载体，那么可以设想，即使转地，传染仍会扩大。由于这种疗法直接涉及到居民的生活，如果不能确认“鳄蝇”是睡眠病唯一的传播者，那么就不可能下决心去这样做。为此，他在试验室内做了种种努力，想了许多办法来进行研究。但是一时很难找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研究陷入了死胡同。但想不到科赫率领的这个医疗队，以居民为对象进行应急疗法时，在使用“阿托奇希尔”药剂进行治疗的现象中，偶然发现了一个线索。在接受治疗的人当中，有些人是住在没有“鳄蝇”的、一个叫做津巴的地方。这个地方的患者只限于壮劳力的男子，他们都具有长期在卡翁达逗留过的经历。这些人平时和没有“鳄蝇”的津巴这个地方的家族生活在一起，而他们周围的人没有出现过睡眠病的感染者。这样，睡眠病患者不但只限于在生息着“鳄蝇”的卡翁达逗留过的人，而且把津巴地方所有的吸血昆虫全部顺次调查过，都没有发现任何一种昆虫是传播病原体 “toripanozoma”的。这样，以这种偶然的观察为契机，确定了“鳄蝇”是唯一的睡眠病的传播者，科赫疗法的正确性得到了证实。明治四十一年（一九○八年）科赫到日本来的时候，介绍了以上的情况，然后说： “传染病的研究，不应只是在实验室内进行，应当将实验室以外所发生的偶然事件一并考虑在内。”（《大日本私立卫生会杂志》明治四十一年三○四号）我想，人文科学也好，社会科学也好，自然科学也好，所谓活的学问是，学习者本人不断和社会、和民众交流，在联系现实中才会产生的。同时只有立足于现实，才会产生真正的设想。只有孕育现实的母亲——大地，采取不断虚心学习的态度，才是学问能否飞跃前进的关键。过去的治学之道，是将“追究真理”本身当做绝对价值，不容否认，这正是造成今天出现核武器、藐视人的生命、造成扭曲了的文明的原因之一。这是必须设法解决的当代的课题。我想，这里边存在着一个将学问底流向完成“人的回归”这一思想转变的问题。而且，在怎样使学问的成果反映现实生活这一阶段上，必须做出贤明的判断。学问底流这一层次和学问成果应用化这一层次，在这两个层次的过程中，必须纠正许许多多的扭曲，而且，我相信一旦真正能加以纠正的话，那么正如科赫所说，那将是研究者将精神倾注在“窗外”，走上与民众、与社会交流的道路之时。18)语言的伟大力量——林肯的著名演说历史，才是真实的证明人。而且，深深触及时代核心的一句话，就会将混沌的生成与流动的世界，整顿得十分有序，仿佛拨开云雾见青天一般。一九五七年九月八日发表的《禁止原子弹氢弹宣言》可以说是创价学会的和平运动的基点。也可以说是户田城圣第二代会长的“遗训”。这个《宣言》的意义，伴随时代的前进，更增加了它的重大分量，成为对历史的鲜明的印记。不，随着时代的推移，它的重要性将会更加得到证明，更会为人们所承认。“……禁止核武器或原子弹实验运动，现今，已涌现于世界，我要剥掉这里边所隐藏的魔爪。……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全世界的民众都具有生存的权利。威胁这种权利的东西就是魔鬼，就是恶魔，就是妖怪。……”将威胁生存权利的东西呼作魔鬼的这篇《宣言》，发表于约有五万青年参加下举行的“第四次日本东部体育大会‘青年祭典’”的大会会场上。会场是横滨的三泽体育场。顺便提一下，这次大会，是由我放了号炮，宣告比赛开始的，这使我现在仍感到记忆犹新。这一历史性的宣言，是在闭幕式上发表的。是个非常简短的讲演。这个简洁的演说，成了后来划时代的光辉的《宣言》。这件事发生在我的恩师逝世约半年前。那时恩师户田先生的身体已相当衰弱，在这种情况下所发表的宣言，实际是户田先生以浑身的激情对肩负着次代使命的青年发出的呐喊。当时，我本人也和我的恩师一样，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投入监狱、度过了一段狱中生活，被释放出来之后不久，我比任何人还要更深切地感受到恩师那憎恨战争、戳穿它的恶魔般性质的心情。在当时的日记中，我记下了如下的一段话：“出狱——已两月余。现在我深深体会到这段贵重的经验。总有一天……我决心将它留给未来。”的确，就是由于户田会长冲破时代黑暗的这一句话，在这三十年间，向着和平、向着世界、向着未来的世纪，我一直在奔驰着。核武器为什么说它是“绝对恶”呢？——这是因为不能把核武器认为是普通武器的延长，不，绝不应该这样认为，可以说它是命运性的武器，默示录式的武器。它要求我们必须以对待不同于普通武器的思维方式和对应办法。不过，在当时说来，能发现这个问题的人是意外的少。一般人都把核武器的巨大杀伤力和破坏力看成是普通武器的延长。在唯一遭受原子弹灾难的国家——日本，公然会流行着“干净的原子弹氢弹”、“为和平目的进行核试验”之类的说法，仅此也可看出一斑。户田第二代会长的思维，蕴藏着从根底推翻当时一般思考方法的起爆力量。正因为这样，所以在左的或右的意识形态式的和平论、经受不住时间的淘汰作用而逐渐黯然失色当中，《禁止原子弹氢弹宣言》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放出夺目的光芒。美国的一位富有才干的记者乔纳桑·雪尔在其所著《地球的命运》一书中，讲了核武器给人类带来绝灭的威胁。他说：“……人类的绝灭，是比每一个人的死，远为可怕的现象，它会带来激烈得多的破坏。因为在整个人类都不存在的情况下，不只是每个人每个人的诞生和生存不复存在，而且死这种现象也不再出现。每个人每个人的死只是单纯的死而已，人类的绝灭则意味着死的死亡。”（齐田一路、西俣总平译，朝日新闻社版）所谓“死的死亡”正好说出了核武器所具有的命运式的、默示录式的性质。发生大规模核战争终局之后的世界，只能是尸骸累累的、荒凉的无的世界，不，那将是连“无”这个词都不复存在的、对我们来说不再有任何意义的世界。因此，我们必须反复宣传这个《禁止原子弹氢弹宣言》中的思想，将它提高为这个时代的精神。因为《宣言》尖锐地揭露了这个命运性的武器所具有的恶魔般的性质。创价学会所进行的和平运动，就正是从户田第二代会长的这句话激发起来的奔流。当一个人真实的呼喊激荡着人们心灵的时候，真不知会产生多么大的价值，开辟出多么广阔的可能性！美国的第十六届总统林肯发出的箴言“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是非常有名的。但它实际上只是短短五分钟演说的结语。在今天，它作为表达民主主义基本精神的演说，受到所有人的赞成和高度评价，但据说在发表这个演说的当时，既有称赞的，也有人贬之为质量不高的演说。任何一件事总要出现一些风言风语，但是林肯的演说却在时间流逝中放出永远不灭的光辉。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演说，是南北战争进行中、一八六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在宾夕法尼亚州肯奇兹堡小山上发表的，这个肯奇兹堡是北军为阻止南军入侵的激战之地。战争结束后，出现了将这个激战之地辟为国家墓地来纪念战殁士兵的运动，这天正是它的落成典礼。但是这次典礼的主持人本来没有想把林肯的演说作为典礼的中心内容。事实上主要的演说是当时美国最大的雄辩家爱德华·爱贝列德（哈佛大学校长、前任国务卿）的讲演，那是长达两小时的一场大演说。林肯的五分钟讲演安排在爱贝列德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