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静的位置》周国平哲学视角追问人生-2

闲是福气，无聊却是痛苦。勤勤恳恳一辈子的公务员，除了公务别无兴趣，一旦退休闲居，多有不久便弃世的，致命的因素正是无聊。治狱者很懂得无聊得厉害，所以对犯人最严重的惩罚不是苦役而是单独监禁。苦役是精力的过度释放，单独监禁则是人为地堵塞释放精力的一切途径，除吃睡外不准做任何事。这种强制性的无聊，其痛苦远在苦役之上。在自由状态下，多半可以找到法子排遣无聊。排遣的方式因人而异，最能见出一个人的性情。愈浅薄的人，其无聊愈容易排遣，现成的法子有的是。“不有博弈者乎？”如今更好办，不有电视机乎？面对电视机一坐几个钟点，天天坐到头昏脑涨然后上床去，差不多是现代人最常见的消磨闲暇的方式，——或者说，糟蹋闲暇的方式。时间就是生命。奇怪的是，人人都爱惜生命，不愿其速逝，却害怕时间，唯恐其停滞。我们好歹要做点什么事来打发时间，一旦无所事事，时间就仿佛在我们面前停住了。我们面对这脱去事件外衣的赤裸裸的时间，发现它原来空无所有，心中隐约对生命的实质也起了恐慌。无聊的可怕也许就在于此，所以要加以排遣。但是，人生中有些时候，我们会感觉到一种无可排遣的无聊。我们心不在焉，百事无心，觉得做什么都没意思，并不是疲倦了，因为我们有精力，只是茫无出路。并不是看透了，因为我们有欲望，只是空无对象。这种心境无端而来，无端而去，昙花一现，却是一种直接暴露人生根底的深邃的无聊。人到世上，无非活一场罢了，本无目的可言。因此，在有了超出维持生存以上的精力以后，这剩余精力投放的对象却付诸阙如。人必须自己设立超出生存以上的目的。活不成问题了，就要活得有意思，为生命加一个意义。然而，为什么活着？这是一个危险的问题。若问为什么吃喝劳作，我们很明白，是为了活。活着又为了什么呢？这个问题追究下去，没有谁不糊涂的。对此大致有两类可能的答案。一类答案可以归结为：活着为了吃喝劳作，——为了一己的、全家的或者人类的吃喝劳作，为了吃喝得更奢侈，劳作得更有效，如此等等。这类答案虽然是多数人实际所奉行的，作为答案却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它等于说活着为了活着，不成其为答案。如果一切为了活着，活着就是一切，岂不和动物没有了区别？一旦死去，岂不一切都落了空？这是生存本身不能作为意义源泉的两个重要理由。一事物的意义须从高于它的事物那里求得，生命也是如此。另一类答案就试图为生命指出一个高于生命的意义源泉，它应能克服人的生命的动物性和暂时性，因而必定是一种神性的不朽的东西。不管哲学家们如何称呼这个东西，无非是神的别名罢了。其实，神只是一个记号，记录了我们追问终极根据而不可得的迷惘。例如，从巴门尼德到雅斯贝尔斯，都以“存在”为生命意义之源泉，可是他们除了示意“存在”的某种不可言传的超越性和完美性之外，还能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往往乐于相信，生命是有高出生命本身的意义的，例如真善美之类精神价值。然而，真善美又有什么意义？可以如此无穷追问下去，但我们无法找到一个终极根据，因为神并不存在。其实，神只是一个表示神秘莫测的记号，记录了我们追问终极根据而不可得的迷惘。摆脱这个困境的唯一办法是把一切精神价值的落脚点引回到地面上来，看作人类生存的工具。各派无神论哲学家归根到底都是这样做的。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又陷入了我们试图逃避的同义反复：活着为了活着。也许关键在于，这里作为目的的活，与动物并不相同。人要求有意义的活，意义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因此，上述命题应当这样展开：活着为了寻求意义，而寻求意义又是为了觉得自己是在有意义地活着。即使我们所寻求的一切高于生存的目标，到头来是虚幻的，寻求本身就使我们感到生存是有意义的，从而能够充满信心地活下去。凡真正的艺术家都视创作为生命，不创作就活不下去。超出这一点去问海明威为何要写作，毕加索为何要画画，他们肯定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人类迄今所创造的灿烂文化如同美丽的云景，把人类生存的天空烘托得极其壮观。然而，若要追究云景背后有什么，便只能堕入无底的虚空里了。人，永远走在从生存向存在的途中。他已经辞别兽界，却无望进入神界。他不甘于纯粹的生存，却达不到完美的存在。他有了超出生存的精力，却没有超出生存的目标。他寻求，却不知道寻求什么。人是注定要无聊的。可是，如果人真能够成为神，就不无聊了吗？我想象不出，上帝在完成他的创世工作之后，是如何消磨他的星期天的。圣经对此闭口不谈，这倒不奇怪，因为上帝是完美无缺的，既不能像肉欲犹存的人类那样用美食酣睡款待自己，又不能像壮心不已的人类那样不断进行新的精神探险，他实在没事可干了。他的绝对的完美便是他的绝对的空虚。人类的无聊尚可药治，上帝的无聊宁有息日？不，我不愿意成为神。虽然人生有许多缺憾，生而为人仍然是世上最幸运的事。人生最大的缺憾便是终有一死。生命太短暂了，太珍贵了，无论用它来做什么都有点可惜。总想做最有意义的事，足以使人不虚此生、死而无恨的事，却没有一件事堪当此重责。但是，人活着总得做点什么。于是，我们便做着种种微不足道的事。人生终究还是免不了无聊。1991.1没有比长途旅行更令人兴奋的了，也没有比长途旅行更容易使人感到无聊的了。人生，就是一趟长途旅行。一趟长途旅行，意味着奇遇，巧合，不寻常的机缘，意外的收获，陌生而新鲜的人和景物。总之，意味着种种打破生活常规的偶然性和可能性。所以，谁不是怀着朦胧的期待和莫名的激动踏上旅程的？然而，一般规律是，随着旅程的延续，兴奋递减，无聊递增。我们从记事起就已经身在这趟名为“人生”的列车上了。一开始，我们并不关心它开往何处。孩子们不需要为人生安上一个目的，他们趴在车窗边，小脸蛋紧贴玻璃，窗外掠过的田野、树木、房屋、人畜无不可观，无不使他们感到新奇。无聊与他们无缘。不知从何时起，车窗外的景物不再那样令我们陶醉了。这是我们告别童年的一个确切标志，我们长大成人了。我们开始需要一个目的，而且往往也就有了一个也许清晰但多半模糊的目的。我们相信列车将把我们带往一个美妙的地方，那里的景物远比沿途优美。我们在心里悄悄给那地方冠以美好的名称，名之为“幸福”、“成功”、“善”、“真理”等等。不幸的是，一旦我们开始憧憬一个目的，无聊便接踵而至。既然生活在远处，近处的就不是生活。既然目的最重要，过程就等而下之。我们的心飞向未来，只把身体留在现在，视正在经历的一切为必不可免的过程，耐着性子忍受。列车在继续行进，但我们愈来愈意识到自己身寄逆旅，不禁暗暗计算日程，琢磨如何消磨途中的光阴。好交际者便找人攀谈，胡侃神聊，不厌其烦地议论天气、物价、新闻之类无聊话题。性情孤僻者则躲在一隅，闷头吸烟，自从无烟车厢普及以来，就只是坐着发呆、瞌睡、打呵欠。不学无术之徒掏出随身携带的通俗无聊小报和杂志，读了一遍又一遍。饱学之士翻开事先准备的学术名著，想聚精会神研读，终于读不进去，便屈尊向不学无术之徒借来通俗报刊，图个轻松。先生们没完没了地打扑克。太太们没完没了地打毛衣。凡此种种，雅俗同归，都是在无聊中打发时间，以无聊的方式逃避无聊。当然，会有少数幸运儿因了自身的性情，或外在的机缘，对旅途本身仍然怀着浓厚的兴趣。一位诗人凭窗凝思，浮想联翩，笔下灵感如涌。一对妙龄男女隔座顾盼，两情款洽，眉间秋波频送。他们都乐在其中，不觉得旅途无聊。愈是心中老悬着一个遥远目的地的旅客，愈不耐旅途的漫长，容易百无聊赖。由此可见，无聊生于目的与过程的分离，乃是一种对过程疏远和隔膜的心境。孩子或者像孩子一样单纯的人，目的意识淡薄，沉浸在过程中，过程和目的浑然不分，他们能够随遇而安，即事起兴，不易感到无聊。商人或者像商人一样精明的人，有非常明确实际的目的，以此指导行动，规划过程，目的与过程丝丝相扣，他们能够聚精会神，分秒必争，也不易感到无聊。怕就怕既失去了孩子的单纯，又不肯学商人的精明，目的意识强烈却并无明确实际的目的，有所追求但所求不是太缥缈就是太模糊。“我只是想要，但不知道究竟想要什么。”这种心境是滋生无聊的温床。心中弥漫着一团空虚，无物可以填充。凡到手的一切都不是想要的，于是难免无聊了。舍近逐远似乎是我们人类的天性，大约正是目的意识在其中作祟。一座围城，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如果出不去进不来，就感到无聊。这是达不到目的的无聊。一旦城里的人到了城外，城外的人到了城里，又觉得城外和城里不过尔尔。这是目的达到后的无聊。于是，健忘的人（我们多半是健忘的）折腾往回跑，陷入又一轮循环。等到城里城外都厌倦，是进是出都无所谓，更大的无聊就来临了。这是没有了目的的无聊。超出生存以上的目的，大抵是想象力的产物。想象力需要为自己寻找一个落脚点，目的便是这落脚点。我们乘着想象力飞往远方，疏远了当下的现实。一旦想象中的目的实现，我们又会觉得它远不如想象。最后，我们倦于追求一个目的了，但并不因此就心满意足地降落到地面上来。我们乘着疲惫的想象力，心灰意懒地盘旋在这块我们业已厌倦的大地上空，茫然四顾，无处栖身。让我们回到那趟名为“人生”的列车上来。假定我们各自怀着一个目的，相信列车终将把我们带到心向往之的某地，为此我们忍受着旅途的无聊，这时列车的广播突然响了，通知我们列车并非开往某地，非但不是开往某地，而且不开往任何地方，它根本就没有一个目的地。试想一下，在此之后，不再有一个目的来支撑我们忍受旅途的无聊，其无聊更将如何？然而，这正是我们或早或迟会悟到的人生真相。“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万物之灵也只是万物的一分子，逃不脱大自然安排的命运。人活一世，不过是到天地间走一趟罢了。人生的终点是死，死总不该是人生的目的。人生原本就是一趟没有目的的旅行。鉴于人生本无目的，只是过程，有的哲人就教导我们重视过程，不要在乎目的。如果真能像孩子那样沉浸在过程中，当然可免除无聊。可惜的是，我们已非孩子，觉醒了的目的意识不容易回归混沌。莱辛说他重视追求真理的过程胜于重视真理本身，这话怕是出于一种无奈的心情，正因为过于重视真理，同时又过于清醒地看到真理并不存在，才不得已而返求诸过程。看破目的阙如而执著过程，这好比看破红尘的人还俗，与过程早已隔了一道鸿沟，至多只能做到貌合神离而已。如此看来，无聊是人的宿命。无论我们期待一个目的，还是根本没有目的可期待，我们都难逃此宿命。在没有目的时，我们仍有目的意识。在无可期待时，我们仍茫茫然若有所待。我们有时会沉醉在过程中，但是不可能始终和过程打成一片。我们渴念过程背后的目的，或者省悟过程背后绝无目的时，我们都会对过程产生疏远和隔膜之感。然而，我们又被黏滞在过程中，我们的生命仅是一过程而已。我们心不在焉而又身不由己，这种心境便是无聊。1991．1人生有许多时光是在等中度过的。有千百种等，等有千百种滋味。等的滋味，最是一言难尽。不过，我不喜欢一切等。无论所等的是好事，坏事，好坏未卜之事，不好不坏之事，等总是无可奈何的。等的时候，一颗心悬着，这滋味不好受。就算等的是幸福吧，等本身却说不上幸福。想象中的幸福愈诱人，等的时光愈难捱。例如，“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自是一件美事，可是，性急的情人大约都像《西厢记》里那一对儿，“自从那日初时，想月华，捱一刻似一夏。”只恨柳梢日轮下得迟，月影上得慢。第一次幽会，张生等莺莺，忽而倚门翘望，忽而卧床哀叹，心中无端猜度佳人来也不来，一会儿怨，一会儿谅，那副神不守舍的模样委实惨不忍睹。我相信莺莺就不至于这么惨。幽会前等的一方要比赴的一方更受煎熬，就像惜别后留的一方要比走的一方更觉凄凉一样。那赴的走的多少是主动的，这等的留的却完全是被动的。赴的未到，等的人面对的是静止的时间。走的去了，留的人面对的是空虚的空间。等的可怕，在于等的人对于所等的事完全不能支配，对于其他的事又完全没有心思，因而被迫处在无所事事的状态。有所期待使人兴奋，无所事事又使人无聊，等便是混合了兴奋和无聊的一种心境。随着等的时间延长，兴奋转成疲劳，无聊的心境就会占据优势。如果佳人始终不来，才子只要不是愁得竟吊死在那棵柳树上，恐怕就只有在月下伸懒腰打呵欠的份了。人等好事嫌姗姗来迟，等坏事同样也缺乏耐心。没有谁愿意等坏事，坏事而要等，是因为在劫难逃，实出于不得已。不过，既然在劫难逃，一般人的心理便是宁肯早点了结，不愿无谓拖延。假如我们所爱的一位亲人患了必死之症，我们当然惧怕那结局的到来。可是，再大的恐惧也不能消除久等的无聊。在《战争与和平》中，娜塔莎一边守护着弥留之际的安德烈，一边在编一只袜子。她爱安德烈胜于世上的一切，但她仍然不能除了等心上人死之外什么事也不做。一个人在等自己的死时会不会无聊呢？这大约首先要看有无足够的精力。比较恰当的例子是死刑犯，我揣摩他们只要离刑期还有一段日子，就不可能一门心思只想着那颗致命的子弹。恐惧如同一切强烈的情绪一样难以持久，久了会麻痹，会出现间歇。一旦试图做点什么事填充这间歇，阵痛般发作的恐惧又会来破坏任何积极的念头。一事不做地坐等一个注定的灾难发生，这种等实在荒谬，与之相比，灾难本身反倒显得比较好忍受一些了。无论等好事还是等坏事，所等的那个结果是明确的。如果所等的结果对于我们关系重大，但吉凶未卜，则又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这时我们宛如等候判决，心中焦虑不安。焦虑实际上是由彼此对立的情绪纠结而成，其中既有对好结果的盼望，又有对坏结果的忧惧。一颗心不仅悬在半空，而且七上八下，大受颠簸之苦。说来可怜，我们自幼及长，从做学生时的大小考试，到毕业后的就业、定级、升迁、出洋等等，一生中不知要过多少关口，等候判决的滋味真没有少尝。当然，一个人如果有足够的悟性，就迟早会看淡浮世功名，不再把自己放在这个等候判决的位置上。但是，若非修炼到类似涅的境界，恐怕就总有一些事情的结局是我们不能无动于衷的。此刻某机关正在研究给不给我加薪，我可以一哂置之。此刻某医院正在给我的妻子动剖腹产手术，我还能这么豁达吗？到妇产科手术室门外去看看等候在那里的丈夫们的冷峻脸色，我们就知道等候命运判决是多么令人心焦的经历了。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难免会走到某几扇陌生的门前等候开启，那心情便接近于等在产科手术室门前的丈夫们的心情。不过．我们一生中最经常等候的地方不是门前，而是窗前。那是一些非常窄小的小窗口，有形的或无形的，分布于商店、银行、车站、医院等与生计有关的场所，以及办理种种烦琐手续的机关衙门。我们为了生存，不得不耐着性子，排着队，缓慢地向它们挪动，然后屈辱地侧转头颅，以便能够把我们的视线、手和手中的钞票或申请递进那个窄洞里，又摸索着取出我们所需要的票据文件等等。这类小窗口常常无缘无故关闭，好在我们的忍耐力磨练得非常发达，已经习惯于默默地无止境地等待了。等在命运之门前面，等的是生死存亡，其心情是焦虑，但不乏悲壮感。等在生计之窗前面，等的是柴米油盐，其心情是烦躁，掺和着屈辱感。前一种等，因为结局事关重大，不易感到无聊。然而，如果我们的悟性足以平息焦虑，那么，在超脱中会体味一种看破人生的大无聊。后一种等，因为对象平凡琐碎，极易感到无聊，但往往是一种习以为常的小无聊。说起等的无聊，恐怕没有比逆旅中的迫不得已的羁留更甚的了。所谓旅人之愁，除离愁、乡愁外，更多的成分是百无聊赖的闲愁。譬如，由于交通中断，不期然被耽搁在旅途某个荒村野店，通车无期，举目无亲，此情此境中的烦闷真是难以形容。但是，若把人生比作逆旅，我们便会发现，途中耽搁实在是人生的寻常遭际。我们向理想生活进发，因了种种必然的限制和偶然的变故，或早或迟在途中某一个点上停了下来。我们相信这是暂时的，总在等着重新上路，希望有一天能过自己真正想过的生活，殊不知就在这个点上永远停住了。有些人渐渐变得实际，心安理得地在这个点上安排自己的生活。有些人仍然等啊等，岁月无情，到头来悲叹自己被耽误了一辈子。那么，倘若生活中没有等，又怎么样呢？在说了等这么多坏话之后，我忽然想起等的种种好处，不禁为我的忘恩负义汗颜。我曾经在一个农场生活了一年半。那是湖中的一个孤岛，四周只见茫茫湖水，不见人烟。我们在岛上种水稻，过着极其单调的生活。使我终于忍受住这单调生活的正是等——等信。每天我是怀着怎样殷切的心情等送信人到来的时刻啊，我仿佛就是为这个时刻活着的，尽管等常常落空，但是等本身就为一天的生活提供了色彩和意义。我曾经在一间地下室里住了好几年。日复一日，只有我一个人。当我伏案读书写作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在等——等敲门声。我期待我的同类访问我，这期待使我感到我还生活在人间，地面上的阳光也有我一份。我不怕读书写作被打断，因为无需来访者，极度的寂寞早已把它们打断一次又一次了。不管等多么需要耐心，人生中还是有许多值得等的事情的：等冬夜里情人由远及近的脚步声，等载着久别好友的列车缓缓进站，等第一个孩子出生，等孩子咿呀学语偶然喊出一声爸爸后再喊第二第三声，等第一部作品发表，等作品发表后读者的反响和共鸣……可以没有爱情，但如果没有对爱情的憧憬，哪里还有青春？可以没有理解，但如果没有对理解的期待，哪里还有创造？可以没有所等的一切，但如果没有等，哪里还有人生？活着总得等待什么，哪怕是等待戈多。有人问贝克特，戈多究竟代表什么，他回答道：“我要是知道，早在剧中说出来了。”事实上，我们一生都在等待自己也不知道的什么，生活就在这等待中展开并且获得了理由。等的滋味不免无聊，然而，一无所等的生活更加无聊。不，一无所等是不可能的。即使在一无所等的时候，我们还是在等，等那个有所等的时刻到来。一个人到了连这样的等也没有的地步，就非自杀不可。所以，始终不出场的戈多先生实在是人生舞台的主角，没有他，人生这场戏是演不下去的。人生唯一有把握不会落空的等是等那必然到来的死。但是，人人都似乎忘了这一点而在等着别的什么，甚至死到临头仍执迷不悟。我对这种情形感到悲哀又感到满意。1991．11823年夏季，拜伦从热那亚渡海，向烽火四起的希腊进发，准备献身于他心目中圣地的解放战争。出发前夕，仿佛出于偶然，他给歌德捎去一张便函。歌德赋诗作答。拜伦还来得及写一封回信。这样，19世纪的两位诗坛泰斗，诗歌奥林匹斯山上的酒神和日神，终于赶在死神之前沟通了彼此的倾慕。当时，歌德已是七十四岁高龄，在马里耶巴德最后一次堕入情网。德国魏玛小朝廷的这位大臣一生中不断恋爱，又不断逃避。他有许多顾忌，要维护他的责任、地位、声望和心理平衡。但是，他内心深处非常羡慕拜伦自由不羁的叛逆精神。这一回，他手中拿着拜伦的信，在拜伦形象的鼓舞下，决心向年仅十九岁的意中人求婚。可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那位使他鼓起勇气走向爱情的英国勋爵，此时尽管正当盛年，只有三十五岁，却已经厌倦了爱情，也厌倦了生命，决心走向死亡。不到一年，果然客死希腊。歌德是个老少年，而拜伦，如同他自己所说，是个年轻的老人。临终前，他告诉医生：“我对生活早就腻透了。你们挽救我的生命的努力是徒劳的。我来希腊，正是为了结束我所厌倦的生存。”在拜伦的个性中，最触目惊心的特征便是这深入骨髓的厌倦病。他又把这个特征投射到创作中，从哈洛尔德到唐璜，他的主人公无一例外都患有这种病。他的妻子，那位有严格的逻辑头脑、被他讥称为“平行四边形公主”的安娜贝拉，关于他倒下过一句中肯的断语：“正是对单调生活的厌倦无聊，把这类心地最善良的人逼上了最危险的道路。”他自己也一再悲叹：“不论什么，只要能治好我这可恶的厌倦病就行！”为了逃避无聊，他把自己投入惊世骇俗的爱情、浪漫的旅行和狂热的写作之中。然而，这一切纵然使他登上了毁和誉的顶峰，仍不能治愈他的厌倦病。他给自己作总结：“我的一生多少是无聊的，我推测这是气质上的问题。”气质上的问题——什么气质？怎么就无聊了？无聊实在是一种太平常的情绪，世上大约没有谁不曾品尝过个中滋味。但是，无聊和无聊不同。有浅薄的无聊，也有深刻的无聊。前者犹如偶感风寒，停留在体表，很容易用随便哪种消遣将它驱除。后者却是一种浸透灵魂的毒汁，无药可治。拜伦患的就是这么一种致命的疾患。叔本华说，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满足便痛苦，满足便无聊，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他把无聊看做欲望满足之后的一种无欲望状态，可说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因为，即使酒足饭饱的无聊，也并非纯粹的满足状态，这时至少还有一种未满足的欲望，便是对于欲望的欲望。完全无欲望是一种恬静状态，无聊却包含着不安的成分。人之所以无聊不是因为无欲望，而是因为不能忍受这无欲望的状态，因而渴望有欲望。何况除了肉体欲望之外，人还有精神欲望，后者实质上是无限的。这种无限的精神欲望尤其体现在像拜伦这样极其敏感的天性身上。他们内心怀着对精神事物的永不满足的欲求，由于无限的欲望不可能通过有限的事物获得满足，结果必然对一切业已到手的东西很容易感到厌倦。对他们来说，因为欲望不能满足而导致的痛苦和因为对既有事物丧失欲望而导致的无聊不是先后交替，而是同时并存的。他们的无聊直接根源于不满足，本身就具有痛苦的性质。拜伦自己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在《恰尔德 ·哈洛尔德游记》中写道：“有一种人的灵魂动荡而且燃着火焰，它不愿在自己狭隘的躯壳里居停，却总喜欢作非分的幻想和憧憬……这种心灵深处的热狂，正是他和他的同病者们不可救药的致命伤。”我相信这种形而上的激情乃是一切天才的特质，而由于这种激情永无满足的希望，深刻的无聊也就是一切天才不能逃脱的命运了。表面看来，歌德的个性和拜伦截然相反。然而，只要读一读《浮士德》便可知道，他们之间的相同处要远比相异处更多也更本质。浮士德就是一个灵魂永远不知满足的典型。“他在景仰着上界的明星，又想穷极着下界的欢狂，无论是在人间或是天上，没一样可满足他的心肠。”歌德让他用与拜伦描述哈洛尔德极其相似的语言如此自白：“我的心境总觉得有一种感情，一种烦闷，寻不出一个名字来把它命名。我便把我的心思向宇宙中驰骋，向一切的最高的辞藻追寻。我这深心中燃烧着的火焰，我便名之为无穷，为永恒。永恒，这难道是一种魔性的欺骗？”毫无疑问，在浮士德和哈洛尔德的灵魂中燃着的是同一种火焰，这同一种火焰逼迫他们去作相似的求索。在“子夜”这一场，匮乏、罪过、患难都不能接近浮士德，唯独忧郁不召而来，挥之不去，致使浮士德双目失明。歌德的这个安排是意味深长的。忧郁是典型的拜伦式气质。歌德曾经表示：“我们需要刺激，没有它就不能抵御忧郁。”但是，一切不知满足的灵魂终归都逃脱不了忧郁，歌德通过浮士德的结局终于也承认了这一点。那么，什么是忧郁呢？难道忧郁不正是激情和厌倦所生的孩子吗？在拜伦身上，激情和厌倦都是一目了然的。歌德不同，他总是用理性来调节激情，抑制厌倦。不过，在他不知疲倦的广泛卓绝的活动背后，他的厌倦仍有蛛丝马迹可寻。他在七十岁时的一封信中针对自己写道：“一个人在青年时代就感到世界是荒谬的，那么他怎么能再忍受四十年呢？”据说全凭他有一种天赋，即愿望。可是，“愿望是个奇怪的东西，它每天在愚弄我们。”难怪在他最亲近的人心目中，他是个厌世者、怀疑主义者。其实，老年歌德由衷地同情拜伦，同样透露了这一层秘密。然而，最有力的证据还是要到他的作品中去寻找。在我看来，浮士德和靡非斯特都是歌德灵魂的化身。如果说拜伦的主人公往往集激情和厌倦于一身，那么，歌德却把他灵魂中的这两个方面分割开来，让浮士德代表永不满足的激情，靡非斯特代表看破一切的厌倦。浮士德和少女跳舞，迷恋于少女的美，唱道：“从前做过一个好梦儿，梦见一株苹果树，两颗优美的苹果耀枝头，诱我登上树梢去。”靡非斯特便和老妪跳舞，把这美的实质拆穿，唱道：“从前做过一个怪梦儿！梦见一株分杈树，有个什么东西在杈中，虽臭也觉有滋味。”浮士德凝望海潮涨落，偶然注意到：“波浪停止了，卷回海底，把骄傲地达到的目的抛弃，但时间一到，又重演同样的游戏。”对于这无意义的重复，浮士德感到苦闷，遂产生围海造田的念头，决心征服“奔放的元素的无目的的力”，靡非斯特却嘲笑说：“这在我并不是什么新闻，千百年来我已经把它认清。”浮士德不倦地创造，在他徒劳地想把握这创造的成果的瞬间，终于倒下死去，此时响起合唱：“已经过去了。”靡非斯特反驳道：“为什么说过去？过去和全无是同义词！永恒的创造毫无意义！凡创造物都被驱入虚无里！已经过去了——这话是什么意思？那就等于说，从来不曾有过。”对于浮士德的每一个理想主义行为，靡非斯特都在一旁作出虚无主义的注解。从靡非斯特对浮士德的嘲讽中，我们难道听不出歌德的自嘲？过去等于全无。生命一旦结束，就与从来不曾活过没有区别。浮士德式的灵魂之所以要不安地寻求，其隐秘的动机正是为了逃脱人生的这种虚无性质。“永恒之女性，引我们飞升。”那个引诱我们不知疲倦地追求的女性，名字就叫永恒。但是，歌德说得明白，这个女性可不是凡间女子，而是天上的圣母、女神。所以，我们一日不升天，她对于我们就始终是一个可望不可即的幻影。精神一面要逃避无常，企求永恒，另一面却又厌倦重复，渴慕新奇。在自然中，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绝对的变注定了凡胎肉身的易朽。相对的不变造就了日常生活的单调。所以，无常和重复原是自然为人生立的法则。但精神不甘于循此法则，偏要求绝对的不变——永恒，偏难忍相对的不变——重复，在变与不变之间陷入了两难。其实，自然中并无绝对的重复。正如潮汐是大海的节奏一样，生命也有其新陈代谢的节奏。当生命缺乏更高的目的时，我们便把节奏感受为重复。重复之荒谬就在于它是赤裸裸的无意义。重复像是永恒的一幅讽刺画，简直使人对永恒也丧失了兴趣。对于那些不安的灵魂来说，重复比无常更不堪忍受。精神原是为逃脱无常而不倦地追求永恒，到后来这不倦的追求本身成了最大需要，以致当追求倦怠之时，为了逃脱重复，它就宁愿扑向无常，毁灭自己。歌德在回忆录里谈到，有个英国人为了不再每天穿衣又脱衣而上吊了。拜伦指出有一些狂人，他们宁可战斗而死，也不愿“捱到平静的老年，无聊而凄凉地死去”。许多大作家之所以轻生，多半是因为发现自己的创造力衰退，不能忍受生命愈来愈成为一种无意义的重复。无聊是比悲观更致命的东西，透彻的悲观尚可走向宿命论的平静或达观的超脱，深刻的无聊却除了创造和死亡之外别无解救之道。所以，悲观哲学家叔本华得以安享天年，硬汉子海明威却向自己的脑袋扳动了他最喜欢的那支猎枪的扳机。但是，我要说，一个人能够感受到深刻的无聊，毕竟是幸运的。这是一种伟大的不满足，它催促人从事不倦的创造。尽管创造也不能一劳永逸地解除深刻的无聊，但至少可以使人免于浅薄的无聊和浅薄的满足。真正的创造者是不会满足于自己既已创造的一切成品的。在我看来，一个人获得了举世称羡的成功，自己对这成功仍然不免发生怀疑和厌倦，这是天才的可靠标志。1991．2自古以来，人一直在向世界发出呼唤，并且一直从世界得到回答。事实上，人是把自己的呼唤的回声听成了世界的回答。可是，直到一个多世纪前，人才对此如梦初醒。于是，一个新的历史时代拉开了帷幕。一个能够回答人的呼唤的世界，实际上就是一个上帝。现在，世界沉默了，上帝死了。当人的呼唤第一次得不到世界的回答，世界第一次对之报以毛骨悚然的沉默的时候，人发现自己遭到了遗弃。他像弃妇一样恸哭哀号，期望这号哭能打动世界的冰冷的心。但是，覆水难收，世界如此绝情，只有凄厉的哭声送回弃妇自己耳中。这时候走来一位哲学家，他劝告人类：命运不可违抗，呼唤纯属徒劳，人应当和世界一同沉默，和上帝一同死去。另一位哲学家反驳道：在一个沉默的世界上无望地呼唤，在一片无神的荒原上孤独地跋涉，方显出人的伟大。渴求意义的人突然面对无意义的世界，首先表现出这两种心态：颓废和悲壮。它们的哲学代言人就是叔本华和尼采。还有第三种心态：厌倦。如果说颓废是听天由命地接受无意义，悲壮是慷慨激昂地反抗无意义，那么，厌倦则是一种既不肯接受、又不想反抗的心态。颓废者是奴隶，悲壮者是英雄，厌倦者是那种既不愿做奴隶、又无心当英雄的人，那种骄傲得做不成奴隶、又懒惰得当不了英雄的人。厌倦是一种混沌的情绪，缺乏概念的明确性。所以，它没有自己的哲学代言人。它化身为文学形象登上19世纪的舞台，这就是俄国作家笔下的一系列“多余的人”的形象。“多余的人”是拜伦的精神后裔，这位英国勋爵身上的一种气质通过他们变成了一个清楚的文学主题。我把厌倦看做无聊的一种形态。这是一种包含激情的无聊。“多余的人”是一些对于意义非常在乎的人，但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他们所寻求的意义。当世人仍然满足于种种既有的生活价值时，他们却看透了这些价值的无价值。因此，他们郁郁寡欢，落落寡合，充满着失落感，仿佛不是他们否定了既有的意义，倒是他们自己遭到了既有意义的排斥。这个世界是为心满意足的人准备的，没有他们的位置。所以，他们觉得自己是“多余的人”。从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出版、第一个“多余的人”形象毕巧林诞生之日起，恰好过了一个世纪，加缪的《局外人》问世。如果把默尔索对于世间万事的那种淡漠心态也看做一种无聊，那么，这已经是一种不含激情的无聊了。从“多余的人”到“局外人”，无聊的色调经历了由暖到冷的变化。人一再发出呼唤，世界却固执地保持沉默。弃妇心头的哀痛渐渐冷却，不再发出呼唤。这个世界不仅仅是一个负心汉，因为负心犹未越出可理解的范围。这个世界根本就不可理解，它没有心，它是一堆石头。人终于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荒谬的世界。笼罩19世纪的气氛是悲剧性的，人们在为失落的意义受难。即使是叔本华式的悲观哲学家，对于意义也并非不在乎，所以才力劝人们灭绝生命的激情，摆脱意义的困惑。然而，悲观主义又何尝不是一种激情呢。到了20世纪，荒诞剧取代了悲剧。对于一个荒谬的世界，你有什么可动感情的？“局外人”不再是意义世界的逐儿，他自己置身于意义世界之外，彻底看破意义的无意义，冷眼旁观世界连同他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遭际。不能说“局外人”缺乏感情，毋宁说他已经出离感情范畴的评判了。试以毕巧林和默尔索为例作一个比较。爱情从来是最重要的生活价值之一。可以相当有把握地断定，厌倦爱情的人必定厌世。毕巧林确实厌倦了。他先是厌倦了交际场上那些贵妇人的爱情。“我熟悉这一切——而这便是使我感到枯燥乏味的原因。”后来他和一个土司的女儿相爱，但也只有几天新鲜。“这蛮女的无知和单纯，跟那贵妇人的妖媚同样使人厌倦。”他在爱情中寻求新奇，感到的却总是重复。他不可能不感到重复。厌食症患者吃什么都一个味。然而，这个厌食症患者毕竟还有着精神的食欲，希望世上有某种食物能使他大开胃口。对于毕巧林来说，爱情是存在的，只是没有一种爱情能使他满足而已。默尔索却压根儿不承认有爱情这回事。他的情妇问他爱不爱她，他说这话毫无意义。毕巧林想做梦而做不成，默尔索根本不做梦。毕巧林对于爱情还只是厌倦，对于结婚则简直是深恶痛绝了：“不论我怎样热烈地爱一个女人，只要她使我感到我应当跟她结婚——再见吧，爱情！我的心就变成一块顽石，什么都不会再使它温暖。”这种鲜明态度极其清楚地表明，毕巧林还是在守卫着什么东西，他内心是有非常执著的追求的。他厌倦爱情，是因为爱情不能满足这种追求。他痛恨结婚，是因为结婚必然扼杀这种追求。他终究是意义世界中的人。默尔索对结婚抱完全无所谓的态度。他没有什么要守卫的，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他的情妇问他愿不愿结婚，他说怎么都行，如果她想，就可以结。情妇说结婚可是件大事，他斩钉截铁地回答：“不。”由于他否认爱情的存在，他已经滤净了结婚这件事的意义内涵，剩下的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空洞形式。在他眼里，他结不结婚是一件和他自己无关的事情。他是他自己婚姻的“局外人”。其实，何止婚姻，他的一切生活事件，包括他的生死存亡，都似乎与他无关。他甚至是他自己的死的“局外人”。他糊里糊涂地杀了一个人（因为太阳晒得他发昏！），为此被判死刑。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他觉得自己在看一场别人的官司，费了一番力气才明白他自己是这一片骚动的起因。检察官声色俱厉地控诉他，他感到厌烦，只有和全局无关的某些片言只语和若干手势还使他感到惊奇。律师辩护时，他注意倾听的是从街上传来的一个卖冰棍小贩的喇叭声。对于死刑判决，他的想法是：“假如要死，怎么死，什么时候死，这都无关紧要。”他既不恋生，也不厌生，既不惧怕死，也不渴求死，对生死只是一个无动于衷。毕巧林对于生死却是好恶分明的。不过，他不是贪生怕死，而是厌生慕死。他的朋友说：“迟早我要在一个美好的早晨死去。”他补上一句：“在一个极龌龊的夜晚我有过诞生的不幸。”他寻衅和人决斗，抱着这样的心情等死：“我就像一个在跳舞会上打呵欠的人，他没有回家睡觉，只是因为他的马车还没有来接他罢了。”对死怀着一种渴望的激情，正是典型的浪漫情调。和默尔索相比，毕巧林简直是个乳臭未干的理想主义者。毕巧林说：“一切在我都平淡无味。”他还讲究个味儿。他心中有个趣味标准，以之衡量一切。即使他厌倦了一切，至少对厌倦本身并不厌倦。莱蒙托夫承认，在他的时代，厌倦成了一种风尚，因而“大多数真正厌倦的人们却努力藏起这种不幸，就像藏起一种罪恶似的。”可见在“多余的人”心目中，真正的厌倦是很珍贵的，它是“当代英雄”的标志，他们借此而同芸芸众生区别开来了。这多少还有点在做戏。“局外人”则完全脱尽了戏剧味和英雄气。默尔索只是淡漠罢了，他对自己的淡漠也是淡漠的，从未感到自己有丝毫的与众不同。“多余的人”厌倦平静和同一，渴求变化和差异。对于他们来说，变化和差异是存在的，他们只是苦于自己感觉不到。“局外人”却否认任何变化和差异，所以也谈不上去追求。默尔索说：“生活是无法改变的，什么样的生活都一样。”本来，意义才是使生活呈现变化和差异的东西。在一个荒谬的世界里，一切都没有意义，当然也就无所谓变化和差异了。他甚至设想，如果让他一辈子住在一棵枯树干里，除了抬头看流云之外无事可干，他也会习惯的。这棵枯树干不同于著名的第欧根尼的桶，它不是哲人自足的象征，而是人生无聊的缩影。在默尔索看来，住在枯树干里等白云飘来，或者住在家里等情人幽会，完全是一回事。那么，“局外人”是否就全盘接受世界的无意义了呢？在他的淡漠背后，当真不复有一丝激情了吗？不，我不相信。也许，置身局外这个行为把无意义本身也宣判为无意义了，这便是一种反抗无意义的方式。也许，淡漠是一种寓反抗于顺从的激情。世上并无真正的“局外人”，一切有生终归免不了有情。在一个荒谬的世界上，人仍然有可能成为英雄。我们果然听到加缪赞美起“荒谬的英雄”西绪弗斯以及他的激情和苦难了。1991．2除夕之夜，鞭炮声大作。我躲进了我的小屋。这是我最容易感到寂寞无聊的时候。不过，这种感觉没什么不好。我的趣味一向是，寂寞比热闹好，无聊比忙碌好。寂寞是想近人而无人可近，无聊是想做事而无事可做。然而，离人远了，离神就近了。眼睛不盯着手头的事务，就可以观赏天地间的奥秘了。人生诚然难免寂寞无聊，但若真的免去了它们，永远热闹，永远忙碌，岂不更可怕？现代人差不多是到了永远热闹忙碌的地步。奇怪的是，寂寞无聊好像不但没有免去，反而有增无减。整个现代生活就像是一场为逃避寂寞制造出来的热闹，为逃避无聊制造出来的忙碌。可是，愈怕鬼，鬼愈来，鬼就在自己心中。看到书店出售教授交际术成功术之类的畅销书，我总感到滑稽。一个人对某个人有好感，和他或她交了朋友，或者对某件事感兴趣，想方设法把它做成功，这本来都是自然而然的。不熟记要点就交不了朋友，不乞灵秘诀就做不成事业，可见多么缺乏真情感真兴趣了。但是，没有真情感，怎么会有真朋友呢？没有真兴趣，怎么会有真事业呢？既然如此，又何必孜孜于交际和成功？这样做当然有明显的功利动机，但那还是比较表面的，更深的原因是精神上的空虚，于是急于找捷径躲到人群和事务中去。我不知道其效果如何，只知道如果这样的交际家走近我身旁，我一定会更感寂寞，如果这样的成功者站在我面前，我一定会更觉无聊的。人活世上，有时难免要有求于人和违心做事。但是，我相信，一个人只要肯约束自己的贪欲，满足于过比较简单的生活，就可以把这些减少到最低限度。远离这些麻烦的交际和成功，实在算不得什么损失，反而受益无穷。我们因此获得了好心情和好光阴，可以把它们奉献给自己真正喜欢的人，真正感兴趣的事，而首先是奉献给自己。对于一个满足于过简单生活的人，生命的疆域是更加宽阔的。曾经有一个时期，人类过着极其平静单调的生活。用现代人的眼光看，一定会认为那种生活难以忍受。可是，我们很少听说我们的祖先曾经抱怨寂寞，叹息无聊。要适应简单的生活，必须有一颗淳朴的心。我承认我也是一个现代人，已经没有那样淳朴的心，因而适应不了那样简单的生活了。不过，我想，我至少能做到，当我寂寞无聊的时候，尽量忍受，绝不逃避。我不到电视机前去呆坐，不到娱乐厅去玩电子游戏，不去酒吧陪时髦的先生或小姐喝高级饮料，宁肯陪我的无聊多坐一会儿。我要尽量平静地度寂寞的时光，尽量从容地品尝无聊的滋味，也许这正是一个回归简单生活的机会。照理说，生命如此短暂，想做的事根本做不完，应该没有工夫感到无聊。单说读书，读某一类书，围绕某一个专题读，就得搭进去一辈子的光阴。然而，我宁愿少读点书，多留点时间给无聊。一个人只要不讨厌自己，是不该怕无聊的。不读别的书，正好仔细读自己的灵魂这本书。我可不愿意到了垂暮之年，号称读书破万卷，学问甲天下，自己的灵魂这本书却未曾翻开过。如果那样，我会为自己白活一场而死不瞑目的。新年伊始，我只有一个很简单的愿望。我希望在离城市很远的地方有一间自己的屋子，里面只摆几件必要的家具，绝对不安电话，除了少数很亲密又很知趣的朋友外，也不给人留地址，我要在那里重新学会过简单的生活。至于说像梭罗那样在风景优美的湖滨筑屋幽居，那可是我不敢抱的奢望。1991．2那支一眼望不到头的队伍缓慢地、肃穆地向前移动着。我站在队伍里，胸前别着一朵小白花，小白花正中嵌着我的照片，别人和我一样，也都佩戴着嵌有自己的照片的小白花。钟表奏着单调的哀乐。这是永恒的仪式，我们排着队走向自己的遗体，同它作最后的告别。我听见有人哭泣着祈祷：“慢些，再慢些。”可等待的滋味是最难受，哪怕是等待死亡，连最怕死的人也失去耐心了。女人们开始结毛衣，拉家常。男人们互相递烟，吹牛，评论队伍里的漂亮女人。那个小伙子伸手触一下排在他前面的姑娘的肩膀，姑娘回头露齿一笑。一位画家打开了画夹。一位音乐家架起了提琴。现在这支队伍沉浸在一片生气勃勃的喧闹声里了。可怜的人啊，你们在走向死亡！我笑笑：我没有忘记。这又怎么样呢？生命害怕单调甚于害怕死亡，仅此就足以保证它不可战胜了。它为了逃避单调必须丰富自己，不在乎结局是否徒劳。哲学家爱流浪，他的妻子爱定居。不过，她更爱丈夫，所以毫无怨言地跟随哲学家浪迹天涯。每到一地，找到了临时住所，她就立刻精心布置，仿佛这是一个永久的家。“住这里是暂时的，凑合过吧！”哲学家不以为然地说。她朝丈夫笑笑，并不停下手中的活。不多会儿，哲学家已经舒坦地把身子埋进妻子刚安放停当的沙发里，吸着烟，沉思严肃的人生问题了。我忍不住打断哲学家的沉思，说道：“尊敬的先生，别想了，凑合过吧，因为你在这世界上的居住也是暂时的！”可是，哲学家的妻子此刻正幸福地望着丈夫，心里想：“他多么伟大啊……”西绪弗斯被罚推巨石上山，每次快到山顶，巨石就滚回山脚，他不得不重新开始这徒劳的苦役。听说他悲观沮丧到了极点。可是，有一天，我遇见正在下山的西绪弗斯，却发现他吹着口哨，迈着轻盈的步伐，一脸无忧无虑的神情。我生平最怕见到大不幸的人，譬如说身患绝症的人，或刚死了亲人的人，因为对他们的不幸，我既不能有所表示，怕犯忌，又不能无所表示，怕显得我没心没肺。所以，看见西绪弗斯迎面走来，尽管不是传说的那副凄苦模样，深知他的不幸身世的我仍感到局促不安。没想到西绪弗斯先开口了，他举起手，对我喊道：“喂，你瞧，我逮了一只多漂亮的蝴蝶！”我望着他渐渐远逝的背影，不禁思忖：总有些事情是宙斯的神威鞭长莫及的，那是一些太细小的事情，在那里便有了西绪弗斯（和我们整个人类）的幸福。“先生，我的命真苦，我这一生是完完全全失败了。我羡慕您，如果可能，我真想和您交换人生。”“老婆总是人家的好。”“您这是什么意思？”“听说你和你老婆过得不错。”“我们不比你们开化，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好歹得过一辈子，不兴离婚的。我不跟她好好过咋办？”“人生就是一个从一而终的女人，你不妨尽自己的力量打扮她，引导她，但是，不论她终究成为什么样子，你好歹得爱她！”诗人想到人生的虚无，就痛不欲生。他决定自杀。他来到一片空旷的野地里，给自己挖了一个坟。他看这坟太光秃，便在周围种上树木和花草。种啊种，他渐渐迷上了园艺，醉心于培育各种珍贵树木和奇花异草，他的成就也终于遐迩闻名，吸引来一批又一批的游人。有一天，诗人听见一个小女孩问她的妈妈：“妈妈，这是什么呀？”妈妈回答：“我不知道，你问这位叔叔吧。”小女孩的小手指着诗人从前挖的那个坟坑。诗人脸红了。他想了想，说：“小姑娘，这是叔叔特意为你挖的树坑，你喜欢什么，叔叔就种什么。”小女孩和她的妈妈都高兴地笑了。我知道诗人在说谎，不过，这一回，我原谅了他。我梦见上帝，他刚睡醒，正蹲在一条小溪边刷牙。这使我感到狼狈，因为白天我还对学生们发议论，说上帝并不存在，他是人的一个梦，没有这个梦，人生就太虚幻了。可现在他明明蹲在那里刷牙。我想躲开，不料上帝已经瞥见了我。“小伙子，别溜，”他狡猾地一笑，说道：“仔细瞧瞧，我是你的一个梦吗？”看我不开口，他接着说：“正相反，这个世界，你们人类，连同你，都是我的一个梦！”这话惹恼了我，我鼓起勇气反驳：“现在你睡醒了，不做梦了，怎么我还在？”“我还没太睡醒，”他边说边直起身来，伸着懒腰，“等我全醒了，你看还有没有你……”我忽然觉得我正在变得稀薄，快要消失，心里一惊，从梦中醒了。第二天上课时，我告诉学生们，幸亏上帝是人的一个梦，如果他真的存在，人生也太虚幻了。宙斯得知普罗米修斯把天上的火种偷给了人类，怒不可遏，决定惩罚人类。他下令将女人潘多拉送到人间，并让她随身携带一只密封的盒子作为嫁妆。我相信新婚之夜发生的事情十分平常。潘多拉受好奇心的驱使，打开了那只盒子，发现里面空无一物，又把它关上了。可是，男人们却对此传说纷纭。他们说，那天潘多拉打开盒子时，从盒里飞出许多东西，她赶紧关上，盒里只剩下了一样东西。他们一致认为那剩下的东西是希望。至于从盒里飞出了什么东西，他们至今还在争论不休。有的说：从盒里飞出的全是灾祸，它们撒遍人间，幸亏希望留在我们手中，使我们还能忍受这不幸的人生。有的说：从盒里飞出的全是幸福，它们逃之夭夭，留在我们手中的希望只是空洞骗人的幻影。宙斯在天上听到男人们悲观的议论，得意地笑了，他的惩罚已经如愿实施。天真的潘多拉听不懂男人们的争论，她兀自想道：男人真讨厌，他们对于我的空盒子说了这么多深奥的话，竟没有人想到去买些首饰和化妆品来把它充实。基里洛夫自杀了。据说他在自杀前曾经宣布：“人为了活下去，不自杀，发明了一个上帝。可是我知道并没有上帝，也不可能有，现在我怎么还能活下去？”这么说，他是一个形而上的自杀者了。然而，我不相信一种哲学认识能够摧毁一个人的求生本能。而只要求生本能犹存，在这世界还有所爱恋，一个人就不会单单因为一种哲学原因自杀。即使对终极价值的信仰已经破灭，他还会受求生本能的驱使，替自己建立起一些非终极的价值，并依靠它们生存下去。那么，基里洛夫究竟为何自杀呢？我以法官的身份传讯了此案的唯一证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法官先生，”陀思妥耶夫斯基作证道，“我承认基里洛夫只是我的虚构。可是，难道您不认为，生命若没有永恒作担保，它本身是不值得坚持的？”“那么你为什么不自杀呢？”“基里洛夫已经代我这样做了。”我恍然大悟：原来，一切悲观哲人之所以能够在这个形而下的世界上活下去，是因为他们都物色替身演员代替他们在形而上的舞台上死了—回。一个农民从洪水中救起了他的妻子，他的孩子却被淹死了。事后，人们议论纷纷。有的说他做得对，因为孩子可以再生一个，妻子却不能死而复活。有的说他做错了，因为妻子可以另娶一个，孩子却不能死而复活。我听了人们的议论，也感到疑惑难决：如果只能救活一人，究竟应该救妻子呢，还是救孩子？于是我去拜访那个农民，问他当时是怎么想的。他答道：“我什么也没想。洪水袭来，妻子在我身边，我抓住她就往附近的山坡游。当我返回时，孩子已经被洪水冲走了。”归途上，我琢磨着农民的话，对自己说：所谓人生的重大抉择岂非多半如此？一个老实汉子进城，正遇上警察抓小偷，被误抓了起来。审讯时，法官厉声喝道：“你犯了什么罪？从实招来！”汉子答：“小的不曾犯罪。”法官冷笑道：“你不曾犯罪，为何偏偏抓你，不抓别人？”汉子无言以对，于是被定罪，判了一年监禁。刑满释放后，汉子回到村里，依然老实种地。但他从此遭到了众人的唾弃，连小偷见了也要朝他的背影啐一口唾沫，骂道：“呸，罪犯！”一个热爱生命的人患了绝症，只有三个月活了，但他不甘心。第一个月，他怀着一线希望去找医生，因为他首先是一个相信科学的人。他恳求医生运用最先进的科学手段挽救他的生命。医生照例开了药方，并直言奉告，说这些药只能暂时止痛，不能治病，因为他患的是不治之症。第二个月，他怀着一点侥幸去找巫婆。既然科学不能救他，他就只好指望他一向斥之为迷信的巫术创造奇迹。巫婆口中念念有词，举手在他头顶上比划一阵，然后预言他必能渡过难关。可惜这预言没有灵验，他的病愈发严重了。第三个月，他自知大限临头，难逃一死，便怀着一颗绝望的心去找佛陀。在这个没有奇迹的世界上，除了哲学和宗教，还有什么能安慰一个濒死的人呢？听佛陀宣讲了一番四谛、八正道的教理之后，他终于在似是而非的彻悟中瞑目而死了。一个婴儿刚出生就夭折了。一个老人寿终正寝了。一个中年人暴亡了。他们的灵魂在去天国的途中相遇，彼此诉说起了自己的不幸。婴儿对老人说：“上帝太不公平，你活了这么久，而我却等于没活过。我失去了整整一辈子。”老人回答：“你几乎不算得到了生命，所以也就谈不上失去。谁受生命的赐予最多，死时失去的也最多。长寿非福也。”中年人叫了起来：“有谁比我惨！你们一个无所谓活不活，—个已经活够数，我却死在正当年。把生命曾经赐予的和将要赐予的都失去了。”他们正谈论着，不觉到达天国门前，一个声音在头顶响起：“众生啊，那已经逝去的和未曾到来的都不属于你们，你们有什么可失去的呢？”三个灵魂齐声喊道：“主啊，难道我们中间没有一个最不幸的人吗？”上帝答道：“最不幸的人不止一个，你们全是，因为你们全都自以为所失最多。谁受这个念头折磨，谁的确就是最不幸的人。”夏天的傍晚，一个美丽的少妇投河自尽，被正在河中划船的白胡子艄公救起。“你年纪轻轻，为何寻短见？”艄公问。“我结婚两年，丈夫就遗弃了我，接着孩子又病死。您说，我活着还有什么乐趣？”少妇哭诉道。“两年前你是怎么过的？”艄公又问。少妇的眼睛亮了：“那时我自由自在，无忧无虑……”“那时你有丈夫和孩子吗？”“当然没有。”“那么，你不过是被命运之船送回到了两年前。现在你又自由自在、无忧无虑了。请上岸吧。”话音刚落，少妇已在岸上，艄公则不知去向。少妇恍若做了一个梦，她揉了揉眼睛，想了想，离岸走了。她没有再寻短见。命运如同一个人的影子，有谁能够摆脱自己的影子呢？可是，有一天，一个流浪者对于自己的命运实在不堪忍受，便来到一座神庙，请求神允许他和别人交换命运。神说：“如果你能找到一个对自己命运完全满意的人，你就和他交换吧。”按照神的指示，流浪者出发去寻找了。他遍访城市和乡村，竟然找不到一个对自己命运完全满意的人。凡他遇到的人，只要一说起命运，个个摇头叹息，口出怨言。甚至那些王公贵族，达官富豪，名流权威，他们的命运似乎令人羡慕，但他们自己并不满意。事实上，世人所见的确只是他们的命运之河的表面景色，底下许多阴暗曲折唯有他们自己知道。流浪者终于没有找到一个可以和他交换命运的人。直到今天，他仍然拖着他自己的影子到处流浪。在众多的兔姐妹中，有一只白兔独具审美的慧心。她爱大自然的美，尤爱皎洁的月色。每天夜晚，她来到林中草地，一边无忧无虑地嬉戏，一边心旷神怡地赏月。她不愧是赏月的行家，在她的眼里，月的阴晴圆缺无不各具风韵。于是，诸神之王召见这只白兔，向她宣布了一个慷慨的决定：“万物均有所归属。从今以后，月亮归属于你，因为你的赏月之才举世无双。”白兔仍然夜夜到林中草地赏月。可是，说也奇怪，从前的闲适心情一扫而光了，脑中只绷着一个念头：“这是我的月亮！”她牢牢盯着月亮，就像财主盯着自己的金窖。乌云蔽月，她便紧张不安，唯恐宝藏丢失。满月缺损，她便心痛如割，仿佛遭了抢劫。在她的眼里，月的阴晴圆缺不再各具风韵，反倒险象迭生，勾起了无穷的得失之患。和人类不同的是，我们的主人公毕竟慧心未灭，她终于去拜见诸神之王，请求他撤销了那个慷慨的决定。生和死是一对孪生兄弟。死对他的哥哥眷恋不舍，生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可是，生却讨厌他的这个弟弟，避之唯恐不及。尤其使他扫兴的是，往往在举杯纵饮的时候，死突然出现了，把他满斟的酒杯碰落在地，摔得粉碎。“你这个冤家，当初母亲既然生我，又何必生你，既然生你，又何必生我！”生绝望地喊道。“好哥哥，别这么说。没有我，你岂不寂寞？”死心平气和地说。“永远不！”“可是你想想，如果没有我和你竞争，你的享乐有何滋味？如果没有我与你同台演出，你的戏剧岂能精彩？如果没有我给你灵感，你心中怎会涌出美的诗歌，眼前怎会展现美的图画？”“我宁可寂寞，也不愿见到你！”“好哥哥，这可办不到。母亲怕你寂寞，才嘱我陪伴你。我这个孝子怎能不从母命？”于是生来到大自然母亲面前，请求她把可恶的弟弟带走，别让他再纠缠自己。然而，大自然是一位大智大慧的母亲，决不迁就儿子的任性。生只好服从母亲的安排，但并不领会如此安排的好意，所以对死始终怀着一种无可奈何的怨恨心情。某机关有一个小公务员，一向过着安分守己的日子。有一天，他忽然得到通知，一位从未听说过的远房亲戚在国外死去，临终指定他为遗产继承人。那是一爿价值万金的珠宝商店。小公务员欣喜若狂，开始忙碌地为出国做种种准备。待到一切就绪，即将动身，他又得到通知，一场大火焚毁了那爿商店，珠宝也丧失殆尽。小公务员空欢喜一场，重返机关上班。但他似乎变了一个人，整日愁眉不展，逢人便诉说自己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