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一特定集团内的工人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在不同集团的工人之间却不存在竞争。换言之,工人可以在某一种特定职业内自由流动,却不能在不同职业间自由选择。这些从事不同工作的集团便叫作非竞争集团。例如,管理人员与专业人员,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等等。造成职业差别和非竞争集团存在的原因,一般认为是教育机会的不均等。货币的时间价值相同的一元钱在今天和将来的价值是否相同?经济学家说:不同。为什么?回答是,因为人们具有时间偏好——人们在消费时总是抱着赶早不赶晚的态度,认为现期消费产生的效用要大于对同样商品的未来消费产生的效用。因此,即使相同的一元钱在今天和未来都能买到相同的商品,其价值却不相同——因为相同的商品在今天和未来所产生的效用是不相同的。正是人们的时间偏好使货币具有了时间价值。利息当我们把钱借出去时,对方不但会承诺一定在将来归还这笔钱,而且通常会答应付给我们一些“额外的报酬”,也就是所谓的利息。借钱的人为什么要支付利息?答案在于货币的时间价值:今天的一元钱要比未来的一元钱有更高的价值,或者说,今天的一元钱同未来的更多一些的钱具有相等的价值。因此,我们收到的利息并不是什么额外的报酬,它们仅仅是我们应该得到的补偿。租金对固定供给的要素所支付的报酬就是租金。大多数篮球运动员只能挣取工资,因为训练出一名球员并非难事,但迈克·乔丹赚到的就是租金,因为乔丹只有一个。一个人能达到收取租金的地位,无疑是非常幸运的,因为租金是容易赚到的钱——它们是完全由需求决定的收入,这种收入大大超过需付出的努力。时间的价值人们对于时间的价值有着清醒而直接的认识:时间就是金钱。时间的价值取决于我们到底花费时间来做些什么。一些人会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做饭、洗碗、收拾房间这些家务上,而另一些人则会雇佣家政公司的专职人员来做这些事情。前者或许会嘲笑后者在花钱上的大手大脚,后者则可能惋惜前者在花费时间上挥“金”如土。迂回生产方式我们的祖先早就知道,在捕鱼时,不是简单地直接用手去捞,而是先结网和造船,然后再用船和网捕到更多的鱼。显然,聪明的先辈在捕鱼这种生产活动中不是直奔目的,而是迂回前进:为了捕鱼而先积累船和网这类资本,之后再用它们达到目的。与此相同,使用资本进行的生产就被称为迂回生产方式。迂回生产显然可以提高生产的效率——在我们的现代社会里,它不但意味着更多的鱼,而且意味着几乎全部的产品都能因此而生产得更多。资产专用性鱼网一旦织成,它就只能用来捕鱼而别无其他的用处,这就是所谓的资产专用性。资产专用性是迂回生产的必然后果,它带来的问题是,投资于一项资产的风险变得非常大。假如你织了一张网捕鱼,当你找到更好的工作时,除非你能够把网卖掉,否则你的投资就白白浪费了。资本资本是人类生产出来又投入到生产中去的东西。使用资本进行生产,极大地提高了对自然资源利用的广度和深度,使人类获得更多、更好、更丰富的产品成为可能。工业革命之后,在生产中大规模利用资本成为生产的主要特色,“资本”甚至享有了与“主义”并列的殊荣。固定资本像厂房、设备等可以长期有效使用的资本就被称为固定资本。其实,固定资本并不完全固定。厂房、设备在使用时肯定有磨损,它们最终也一定有寿终正寝之时。在经济活动中,固定资本的性能既反映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又会对此后生产力的提高产生重要影响。?流动资本在生产中只能使用一次或在短期内就被消耗掉的资本,像原材料、燃料、半成品等被称为流动资本。用流动来形容资本真是再形象不过:它们总是被源源不断地投入生产,以致生产线干脆被一些人称为流水线。人力资本日本和德国的经济为什么能够在二战的废墟上奇迹般地起飞?一些经济学家回答,虽然战火摧毁了几乎全部物质资本,但人力资本——体现在人身上的知识和生产技能却保存了下来。有了人力资本,生产的恢复就不再是个问题。人力资本对于生产的重要意义逐渐被人们认清,连比尔·盖茨都承认,他一半以上的工作时间花在了招聘人才上。人口红利某个国家如果正处在劳动年龄人口最充分的阶段,经济增长就会获得额外的供给源泉,这就是人口红利。由于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目前正在收获人口红利: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负担低,储蓄率也高。根据学者蔡昉建立的模型推算,中国经济增长中的1/4可以归功于人口红利。可是人口红利终归要结束,如果到那时我们还没能进入富裕社会,谁来负担养老费用?“国未富,民先老”将是中国在未来三四十年时间里面临的高度风险。资本形成资本形成是增加未来生产的手段。无论是哪一种资本形成,都意味着对当前消费的某种放弃或节制,这是为了在将来生产出更多的消费品。不过在技术水平不变时,资本形成提高未来生产的能力将是递减的。对于大多数具有正的增长率和时间偏好率的经济来说,只有当资本形成达到这样一个临界点:在该点递减的资本边际净产品刚好下降到为维持资本—劳动比率所需的边际投资量上,社会才能实现未来消费最大化,即满足积累的“黄金规则”。在市场经济中,利润动机未必能容易地保证企业的资本形成达到最优规模。而宏观经济的停滞或衰退又会导致企业资本形成的大量减少。因此,为利润导向的私人企业提供一个普遍的繁荣气候以便使其资本形成达到最优规模,便成为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资本利用程度资本利用程度表明了资本生产能力的实际利用状况,通常用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率来衡量。一个年生产能力为 200万辆的汽车制造厂如果在某一年只生产了100万辆汽车,那么其资本利用程度就是50%。企业显然不愿资本利用程度小于1,整个经济也是如此。如果经济中总的资本利用程度小于1,那么不但意味着有资本在“赋闲”,还意味着有人没有活干,这是一个社会难以忍受的。排队配给在市场经济中,物品会被最愿意支付和最有能力支付的人获得。因此,市场经济被称为价格制度。但价格制度不是分配资源的惟一制度。社会也可以把物品给予那些最愿意排队等待的人,这种制度被称为排队配给。票证——不管是电影票还是火车票,常常用排队的方式来加以分配。价格是确定的,不管多少人排队买票,票的价格不变。排队配给是一种分配资源的低效方式,排队等候的时间就是一种资源的浪费。歧视在市场上,当个人所面对的贸易条件是由个人特征来决定,而这些特征看来并非与交易直接相关时,我们可称这种情形为歧视。歧视不但会使市场效率受损,而且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它意味着某些人把自己的受益建立在他人受伤害的基础上。当代社会存在最广泛的歧视大概是对妇女的种种歧视,它既使男人在工作中获得了比妇女更多的报酬,也使丈夫在家庭里拥有了对妻子的更大权威。因此,有人说,性别歧视是男人为了维系男权而世代相袭的一种阴谋。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是人们创造的、加给自己的制约,其作用是提供一个人们相互作用的稳定的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制度是正规的还是非正规的?二者兼而有之。从那些印在纸上的成文法,到人们世代相袭的风俗、习惯,在制度框架里,一切形式的制约都被包括。经济学家之所以关心制度,是因为他们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度是重要的:制度是市场运行的背景,它构造了人们进行交易的激励结构,从而决定了一个经济的绩效和发展方向。交易成本进行交易需要当事人投入时间、精力和金钱:人们要在市场上搜寻以了解行情,要讨价还价以争取更大的便宜,甚至有时还要承担对方违约的损失。因此,交易是有成本的。这种成本就被称为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存在是如此广泛,以至于有经济学家说,交易成本是在鲁宾逊的一人世界中所不能想像的一切成本——在那个世界里,根本就没有交易。激励激励就是为行为提供的动机。在人们一切行动的背后一定有其如此行动的激励。如果雇员的努力工作能够给他们带来提薪或升职,那么可能所有人都会埋头苦干;相反,若是雇员总是偷懒,那么激励机制一定出了问题——此时,重要的不是指责他们懒惰,而是赶快改变让他们懒惰的激励。这里的教训是,如果一个社会有懒汉,一定是社会培养了懒汉。产权一个人拥有一项财产的产权意味着他可以使用它、通过它获得收益或者转让它。产权是不完备的。即使一个人拥有一座漂亮大宅子的产权,他也不能阻止路人驻足观赏。产权不是描述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描述由物的存在与使用所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鲁宾逊的世界里,产权是毫无价值的。公地的悲剧公地的悲剧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一块草地为一个村社所共有,村社的每个成员都可以在上面自由地放牧。这时,每个人都看到,尽量多地放牧对自己是有利的——如果别人不这样做,自己就占了便宜;如果别人也这样做,自己也不会吃亏。结果不难想像,过度放牧会毁掉这块草地,甚至使之变成不毛之地。这就是公地的悲剧。不难看出,悲剧的根源在于产权的不明确。如果草地为某人或某些人所有,他(他们)就会考虑如何长期有效地利用它,过度放牧就可以避免。公地的悲剧是产权不明确造成资源无效使用的一个经典例子。类似的例子还有公海的过度捕鱼、道路拥挤等等。路径依赖1993年,道格拉斯·诺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原因在于,他成功地运用“路径依赖”理论阐释了经济制度的演进。诺斯认为,“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事物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请看下列等式:两匹马屁股的宽度=罗马战车的宽度=英国马路辙迹=马车轮距=电车轮距=铁轨距离=火箭推进器=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这就是“路径依赖”。博弈论又名对策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博弈论考虑游戏中的个体的预测行为和实际行为,论述决策者的行为的互相影响,并研究它们的优化策略。像在无对手干扰的决策论中那样,分析的出发点是理性的,而不是心理的或社会的角度。博弈论是当代经济学流派中的显学,建议你经常在文章和谈话中夹杂诸如“动态博弈、囚徒困境、纳什均衡、占优策略”的字眼。困境囚徒困境的故事讲的是,两个嫌疑犯作案后被警察抓住,分别关在不同的屋子里接受审讯。警察知道两人有罪,但缺乏足够的证据。警察告诉每个人:如果两人都抵赖,各判刑一年;如果两人都坦白,各判八年;如果两人中一个坦白而另一个抵赖,坦白的放出去,抵赖的判十年。于是,每个囚徒都面临两种选择:坦白或抵赖。然而,不管同伙选择什么,每个囚徒的最优选择是坦白:如果同伙抵赖、自己坦白的话被放出去,不坦白的话判一年,坦白比不坦白好;如果同伙坦白、自己坦白的话判八年,不坦白的话判十年,坦白还是比不坦白好。结果,两个嫌疑犯都选择坦白,各判刑八年。如果两人都抵赖,各判一年,显然这个结果好。但这个帕累托改进办不到,因为它不能满足人类的理性要求。囚徒困境所反映出的深刻问题是,人类的个人理性有时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聪明的人类会因自己的聪明而作茧自缚。集体行动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如同其他人一样,往往想当然地认为,一群有共同利益的个人常常会自愿采取行动以促进其共同利益,就像个人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采取行动一样。近来,经济学家对此提出了质疑。如果某个集体中,确定个人分享某种共同利益,那么,促进这种共同利益就将自动有利于集体中的每一个人,而不管他是否为此作出了贡献。这时,理性的个人有什么理由不选择搭便车呢?因此,除非集体很小,以至于其中的个人无法搭便车,或者给予那些行动者以额外的好处,否则集体行动就不会发生。这正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不确定性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意外:吃饭时或许会咬上沙子,洗澡时或许会赶上停水,走在路上或许天上真的会掉下100元钱……经济学家把这种意外情形称为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常常与信息不完全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知道饭里有沙子,如果我们知道什么时候会停水,如果……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就不会有意外,也就没有不确定性了。风险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人们追求收益的行为常常可能带来损失,这就是风险。人们通常都厌恶风险,总是试图规避、转移或转化风险。然而,经济的发展却需要人们去冒险——不吃螃蟹是决不会知道螃蟹好吃的。作为对冒险的补偿,高风险总是伴随着高收益,这就为那些勇于冒险的人提供了激励。保险人们因为厌恶风险而规避风险,保险就应运而生。保险是人们为了对付由意外事件——疾病、事故或其他不幸——引起的财务风险而购买安全性。人们向保险公司支付保险费,换回一个承诺,即如果所保险的事件发生,保险公司将进行赔偿。保险并没有消灭风险,而是转移了风险:风险原来由投保人自己承担,现在由保险公司承担。预期每个人都永远活在“现在”,但没有人不为未来打算。未来是不确定的,人们要对未来进行预期。明天是晴是雨?股市会涨会跌?不同的预期会使人们作出不同的决定,从而直接影响人们的行为。适应性预期人们怎样建立预期?一种看法是,人们的预期是适应性的,他们根据过去推断未来。在他们眼里,过去昭示着未来:如果股市在今天涨了50点,明天它还会涨50点。对这种看法的批评是一针见血的:在人们都清楚“历史不会完全重演”时,他们怎么可能如此机械?理性预期如果人们利用可利用的一切资料来建立预期,那么他们所形成的预期就是理性预期。由于人们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作了周密的思考,又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他们就会事先采取预防性措施,诸如“留一手”、“打埋伏”,把“保险系数”搞大一点等,以免自己吃亏。所以,他们在决策时就可以较少地犯错误,至少可以避免连续犯错误。搜寻很多买主在出门前并不知道在哪里能买到称心如意的东西,于是,他们经常做的是“货比三家”,去和尽可能多的卖主打交道。经济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搜寻。搜寻是有成本的,人们要为此花费时间和精力,或许还要付出交通费。搜寻成本的存在意味着在市场上进行彻底的搜寻可能是得不偿失的。所以,人们的经验是货比三家,可能仅仅是三家而已。信息不对称在交易中,常常是一方拥有某些信息但另一方却不拥有,这种情形被称为信息不对称。比如,在劳动市场上,关于应聘者的“质量”信息往往是不对称的:应聘者当然知道自己有多大的本事、人品如何,但当他向雇主推销自己时,雇主却并不确切地了解这一切。这种信息不对称显然会给双方的交易带来不便:要么雇主过低地评价应聘者,愿意付给他的工资也过低,给他带来损失;要么雇主过高地评价应聘者,愿意付给他的工资也过高,结果给自己埋下损失的隐患。雇主正确地评价应聘者当然也有可能,但我们只能说那是误打误撞的奇迹。?委托人与代理人在原始意义上,委托人指把事情托付给别人办的人,而代理人则是替别人办事的人。因为代理人是实际办事的人,他就可能比委托人更清楚事情办得怎么样,换句话说,他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具有信息优势。于是,经济学家就广而言之,把所有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拥有私人信息的一方称为代理人,把不拥有私人信息的另一方称为委托人。逆向选择美国总统克林顿曾经为很多美国人支付不起医疗保险费而感到不可思议。然而经济学家说,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因为在保险公司与投保人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保险公司并不像投保人自己那样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因此,尽管保险公司清楚一些人患病的风险比其他人高,但是它仍然无法向这些人收取更高的保险费,因为它不知道他们是谁,它只好按照投保人患病的平均风险收取保险费。那些患病风险较低的人因而会觉得保险费过高,他们就会退出保险。其结果是投保人患病的平均风险升高,保险公司为了不亏本,只能跟着提高保险费,于是就会有更多的人退出保险,直至市场崩溃。这就是逆向选择效应:投保人的构成随着保险费的升高而发生逆向变化。逆向选择不仅仅在保险市场上存在,在很多信息不对称的场合都会出现。道德陷阱保险公司经常面临的一个困扰是,保险降低了人们避免事故的积极性。购买了汽车保险的人很可能不再像以前那样总是小心地锁好车门;给住房保了火险的人很可能就不再购买烟尘报警器和家庭灭火器。这种现象就被称为道德陷阱。当然,在经济学家看来,需要解决的问题与道德无关,而是事关动机。保险改变了投保人保护自己财产的动机:小心是一种成本,购买烟尘报警器更要花钱。在保险后,他们为什么一定要付出这种成本?除非不给他们全额保险,让他们为自己的行为至少承担部分责任——在实际中,保险公司正是这样做的。信号显示信息不对称危害了双方的交易,那么有没有办法消除这种危害?有。如果拥有私人信息的一方通过某种途径把信息传递给对方,问题就解决了。比如,在劳动市场上,能力高的人接受更多的教育,拿到更高的文凭,这样,雇主只需看看每人的文凭就可以清楚他们的能力,交易就会顺畅得多。这就是所谓的信号显示。欺骗欺骗在我们的世界上并不稀罕。经济学家们说,欺骗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存在信息的不对称。当一个代理人歪曲他所掌握的信息,以便说服委托人来选择如果他掌握适当信息后就不会选择的行动时,这个代理人就被认为是已经进行了欺骗。欺骗并不总是一件坏事。企业对消费者的欺骗固然会给后者带来损失,并且会降低市场效率,但是勾结在一起的企业相互欺骗则会使勾结破产,这有助于提高市场效率。正因为如此,人们对待欺骗的态度总显得暧昧:尽管欺骗从来没有被视作一种美德,人们却不得不时时感激它的存在。?外部性当个人或企业在行动时并不付出行动的全部代价或享受行动的全部收益时,经济学家就认为存在着外部性。公共物品公共物品是这样一类物品,当它被生产出来后,增加一个人对它的分享并不需要花费额外的成本,而排除一个人对它的分享却需要花费巨大的成本。公共物品的典型例子是国防。即使国家遭到攻击,它也不必在保护新生婴儿上额外花费什么。而且,它实际上也不可能排除某个新生婴儿享受这种保护。引航的灯塔、路边的公园也都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搭便车公共物品一旦生产出来,想要排斥一个人对它的消费就非常困难。于是每个人都希望别人来提供公共物品而自己则免费享用它,当一个人真的这样行动时,他的行动就被称为搭便车。市场失灵在存在外部性的场合,“看不见的手”会将市场引入歧途:污染可能被过多地制造,而灯塔却可能没有人去建。这就是所谓的市场失灵。市场失灵再次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十全十美的——“完美”根本就不在造物主的词汇里。政府失灵在市场失灵、经济衰退或分配不公的时候,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求助于政府。但经济学家提醒人们,政府同市场一样,也是有缺陷的。政府是一群人——被选上的、被任命的、被雇佣的——一起组成的复杂机构,这些人并不能保证自己比其他人更有眼光,也不能保证自己没有私人利益。政府不是超人,总会绝对无私而且正确,实际上它常常犯错误,这就是政府失灵。管制管制是政府对企业经营的干预,包括经济管制和社会管制。经济管制指的是政府干预某一产业或某些企业的价格和产出水平。社会管制指的是政府规定绩效标准、工作场所健康和安全标准、排放标准等。管制的理论依据来自经济学,但经济学家们对管制的效果争论很大,例如管制通常是寻租的土壤。上世纪末以来出现了解除管制的世界范围的潮流。? 第三部分?寻租为了形成垄断以获得垄断租金,一些企业家愿意把资源投于非生产性活动,比如贿赂政府官员以得到政府的默许或帮助,这就是寻租。不可能只有一个人试图这样做,也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成功。最终结局可能是只有少数几个甚至只有一个企业家获得成功,其他人则宣告失败。可以看出,寻租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因为它使许多资源用于非生产性活动并扰乱了资源配置。最终产品与中间产品最终产品是卖给消费者的产品,中间产品则是用来生产其他产品的产品。为什么要区分最终产品与中间产品?因为在核算GDP或GNP时,不是把所有产品的价值都包括进来,而是只计入最终产品的价值。这样做是为了避免重复计算。当一块面包卖五元钱时,这五元钱里有一部分一定是面粉的价值,这时若把面粉的价值再单独计入GDP或GNP,显然就会造成重复计算。收入循环流量经济活动主体之间收入与支出的流量就叫收入循环流量。在只有厂商和居民户的两部门经济分析中,居民户向厂商提供各种生产要素,并从厂商那里得到收入;厂商利用各种生产要素进行生产,并向居民户提供产品和劳务。因此,居民户为购买厂商提供的产品和劳务,让手中的货币流向厂商;厂商为支付居民户提供的生产要素服务,又让货币流向居民户。在这里,居民户收入的货币价值必须等于厂商产出的货币价值。如果居民户把收入的一部分用来向厂商购买产品与劳务,而把另一部分存入金融机构,而厂商在居民户的消费支出之外又能从金融机构获得投资资金来源,那么在金融机构把全部储蓄都转化为投资资金的情况下,收入流量的循环仍可正常进行下去。在这里,储蓄是一种漏出,导致收入循环流量的减少,而投资是一种注入,导致收入循环流量的增加。在均衡条件下,漏出必须等于注入。?财富财富的概念像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一样古老。自古以来,人们就将土地、牲畜、工具、黄金等称为财富。但是,经济学家对财富感兴趣的,并不是哪些东西可以称为财富,而是寻求一个计量财富的标准。在普遍的推理中,这个标准是货币。然而,货币并不能反映财富的本质或原因,它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不稳定性。因此,经济学家需要寻求反映财富的本质或原因的更深层次的标准。古典经济学家试图为其设定一个客观标准,如土地或劳动,但它们仍然不是一种不变的价值尺度。经济学的“边际革命”发生后,财富的主观概念开始盛行。边际主义经济学家认为财富在本质上是人们从商品中获得的满足或效用,可以用商品的边际效用所确定的价值来计量财富。但是,边际效用是人们的主观感觉,同一商品对不同人的边际效用是不同的,因而这种标准也因其不确定性而招致批评。国民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是按所谓的国民原则核算的。在一定时间里,不管一个国家的生产要素流入哪个国家,只要它们仍然为该国的个人或法人所有,那么用这些要素生产出来的最终产品或劳务价值就称为该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可口可乐在它的中国分公司所获得的利润是一定要计入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可支配收入并不是所有的GNP都能进入公众的个人口袋。企业要进行折旧并保留一部分利润,政府要征税,剩下的才是实际进入公众手里的任其支配的收入。最后这部分就是可支配收入。经济学家之所以会关注可支配收入,是因为他们认为消费者会“量入为出”——正是可支配收入决定了他们的消费水平。生活费用通常用于说明为维持一定标准的生活而购买以现行价格计算的消费品所支付的费用。生活标准是人们想要达到或努力争取达到的生活状态。在该状态里,人们对所拥有的生活必需品、奢侈品和舒适 (或闲暇)的水平感到满意。生活标准不同于生活水平,后者是指人们实际的生活状况。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人们的生活标准与生活水平的差距恰好反映了他们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恩格尔系数食物在总支出中所占比重称为恩格尔系数。食物在总支出中所占比重与家庭收入(或衡量家庭总资源的某种其他尺度)成反比,就是著名的恩格尔定律。一个国家或家庭生活越贫困,恩格尔系数就越大;反之,生活越富裕,恩格尔系数就越小。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超过59%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基尼系数意大利经济学家科拉多·基尼提出的判断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数。实际基尼系数总是大于零而小于1。基尼系数越小,收入分配越平均;基尼系数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均。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警戒线,大于这一数值容易出现社会的动荡。帕累托最优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对经济学的最大贡献,它的定义是:对于某种经济资源配置,如果不存在其他生产上可行的配置,使得该经济中的所有个人至少和他们在初始时严格地更好,那么,这个资源配置就是最优的。当有人劝说你作出某种牺牲时,你往往会听到这个词。意思是尽管不能令人满意,但它就是最好的结果了。领先与滞后人们常常听到,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这其实是说,股市行情反映了未来经济的行情,股票价格的波动要先于经济周期的运行并反映其运行的未来趋势。在这里,股票价格就是一个领先指标。同领先相对应,如果一个经济指标的变动落后于经济周期的运行,它就被认为是滞后的。总需求与总供给为了分析经济的总体运行情况,单单考察面包市场或股票市场或别的什么市场是不够的。这时,经济学家只会注意总量而忽略不同市场之间的差别,他们关心的是总需求与总供给。总需求是对生产出来的所有商品和劳务的需求,总供给则是所有厂商供给的总和。劳动力在一个社会里,所有愿意工作并且有能力工作的人被称为劳动力。于是,很自然地,一些人被排除在劳动力大军之外,他们是未成年的、上学的、操持家务的、没有劳动能力的、退休的或者放弃寻找工作的人。?外包20世纪90年代,增长最为迅速的是那些向企业提供承包服务的行业。它以以下三种形式出现。其一,自外界供应商购买零部件供应公司生产过程之用。这在计算机和其他家用电器生产中是常见的安排。其二,发包一些劳务。许多公司发现如用外界资源的话,它们能更有效地掌握技术和后勤运作。其三,一般家庭,尤其是双职工家庭,外包情况也日益增加。家庭犹如企业一样,也将照顾孩子、家庭清洁和庭园整理等服务包出。做这些工作的机会成本——损失工资——使工作外包成为有效选择。失业如果劳动市场没有出清,经济学家就说存在着失业。失业是相对于劳动力而言的:并非所有没有工作的人都是失业者,只有那些没有工作的劳动力才是失业者。换言之,失业者是那些没有工作但寻找工作的人。自愿失业很多找工作的人都会给自己定一个工资的最低标准,只有达到这个标准,他们才会在聘书上签字。于是,人们也往往有这种体会:自己看好的单位去不了,看好自己的单位不愿去。如果他们真的不看好他们的单位,显然就会处于失业状态。但是,这种失业是“自找的”。其原因不在于他们找不到工作,而在于他们不愿在现行市场所能提供的工资率下工作,因此被称为自愿失业。非自愿失业工资率是劳动的价格。当工资具有向下的粘性时,工资率的下调就会很困难。这会给劳动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当劳动市场供不应求时,倒不会有什么问题:工资率将上调,促使劳动供给增加,市场仍能出清。但是,当劳动市场供过于求时,问题就凸现出来:因为工资率不能下调,多出的劳动供给就不能被市场吸收,一些愿意在现行市场工资率下工作的人就找不到工作——他们失业了。这种失业就被称为非自愿失业。充分就业由于季节性失业与摩擦性失业总会存在,我们不可能指望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时间里都有工作。只要不存在非自愿失业,经济学家就说经济中已经实现充分就业。所以,当一个政治家许诺他的目标是百分之百就业时,他要么是无知,要么是存心欺骗。季节性失业如果你听说一家雪糕厂在寒冬也能开足马力生产雪糕,或者一个人在6月份还能卖出圣诞卡,你一定会觉得这是奇迹。的确,一些工作是有季节性的,随着季节的交替,这些工作机会也会周而复始地出现、消失,于是就会产生季节性失业——随季节变换而变化的失业。摩擦性失业大部分人一辈子不会只干一种工作。为了追求更高的工资或别的什么东西,诸如权力、好的工作环境或者仅仅是一种新鲜感,人们常常“跳槽”。一些人失业正是因为他们在跳槽——从一个工作换另一个工作一般是要花时间的。这种失业就被称为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当新兴的计算机产业大力招兵买马时,炼钢工人却可能因为钢铁工业的衰落而面临失业;同样,当繁荣的特区虚位待人时,老工业基地的许多工人却可能正在丢掉饭碗。这种由于经济结构变动而引起的失业被称为结构性失业。这样的失业者往往要忍受长时间的失业痛苦——一个炼钢工人很难在短短几个月里被培养成计算机程序员。结果他们可能会丧失再就业的信心,放弃寻找新工作的努力。这是一个社会不能坐视不顾的问题。周期性失业当衰退袭来时,企业的产品就会在仓库里堆得越来越满,经理的脸色就会一天比一天难看。直到有一天,他面色沉重地宣布:为了捱过危机,企业不得不忍痛裁员。不是只有一家企业的经理会这样做,相当多的经理都会如此。于是,一个失业者可能会发现,他的邻居和他有一样的命运。像这样由于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而导致的大范围的失业就被称为周期性失业。就业不足拥有熟练技术的劳动者或只需支付正常费用就可掌握熟练技术的劳动者,从事不需要熟练技术的工作,就叫就业不足。说白了,就业不足实际上就是大材小用。通货膨胀价格的普遍上涨即为通货膨胀。如果你走进市场,发现大米或者猪肉的价格上涨了,你不能说已经发生了通货膨胀;但是当你环顾四周,看到绝大部商品的价格都上涨了,你就可以断定通货膨胀确实发生了。人们通常都不喜欢通货膨胀,因为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变得不值钱了——尽管在通货膨胀时,人们往往赚得更多。需求拉动通货膨胀总需求超过充分就业产量水平或经济现有产出水平而导致的一般价格水平上升。经济学家认为,按照需求拉动通货膨胀是始于实际因素还是始于货币因素,它又可以分为由实际因素引起的需求拉动通货膨胀和由货币因素引起的需求拉动通货膨胀。凯恩斯学派一般强调需求拉动通货膨胀是由实际因素引起的,但要伴之以适应性的货币政策;货币主义者强调货币供给初始的非均衡是造成需求过度的原因。通货紧缩通货紧缩意味着价格的普遍下降。消费者或许应该喜欢通货紧缩,但前提是他们的收入不会同时“紧缩”。不幸的是,通货紧缩常常与经济衰退相伴而来。于是,人们的收入要下降,甚至有很多人还会失业。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一样,都不招人喜欢。投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买股票无疑是一种投资。但是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投资总是意味着实际资本的形成——只有新的房屋、设备或存货出现了,他们才会说投资已发生。在他们看来,就买股票这一行动而论,它只不过是购买者资产构成的变化,投资并没有增长。一个问题是,人们为什么要进行投资?因为人们希望借此在未来得到更多的消费。所以,投资可以看作是以牺牲当前消费来增加未来消费。人力资本投资经济学家之所以把人力看作资本,是因为它几乎具有资本的一切性质。它不是天然附着在人身上,为了得到它,人们要进行投资。教育就是这种投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里,教育对于人类生产的意义被直接地表达了出来,经济学家的研究为“尊师重教”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本能冲动投资是经济活动中最难以捉摸的变数。在一些时候,它异乎寻常地膨胀;而在另一些时候,它却又少得可怜。于是,一些经济学家只好认为投资行为是非理性的,它出自于人的本能冲动:当人们有了钱的时候,就会去投资,就像动物要把吃剩的东西埋起来一样。示范效应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人们的消费行为不但受收入水平的影响,而且受其他人——主要是那些收入与其相近的人——消费行为的影响。这些人的行为具有示范效应:当消费者看到这些人因收入水平或消费习惯的变化而购买高档消费品时,尽管自己的收入没有变化,也可能仿效他人扩大自己的消费开支,或者在收入下降时也不愿减少自己的消费支出。示范效应甚至可以跨越国界,当某国居民接触到别国居民购买高档消费品时,他们可能会仿效别国居民从而改变自己的消费习惯。于是,消费的示范效应会造成低收入水平国家居民的消费需求远远超出他们正常的水平,从而导致储蓄不足和国际收支严重逆差等问题。被迫储蓄非自愿的储蓄。当消费者不能把他们的货币收入花费在他理想的消费品上时,被迫储蓄的现象就会出现,因为消费者难以得到理想的消费品。另外,大公司将较大部分利润保留下来而不分红,使各个股东不能花费他在公司所得中占的份额。在这种情况下,股东也是处于被迫储蓄的状态。被迫储蓄还可能出现在通货膨胀时期。当消费者的货币收入保持不变而商品价格上升,或消费者的货币收入的增长赶不上商品价格的上涨时,消费者的实际消费下降,被迫储蓄现象就会出现。经济周期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种经济能够始终维持繁荣,每种经济都要品尝复苏的甘甜与衰退的苦涩。这种经济从繁荣走向衰退、再从衰退中复苏而反复出现的现象多少带有些规律性,因此被称为经济周期。经济周期一般反映在GDP增长的波动上。经济学家很早就注意到了经济周期的存在,但直到现在他们似乎仍然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对经济周期作出的层出不穷的解释就说明了这一点。所以,如果有人告诉你,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周期与太阳黑子的活动有关,你不要感到太惊讶。?节俭悖论节俭是一种传统美德。然而,一些经济学家却声称,在经济萧条时期,古老的美德会成为现代的罪恶。他们的逻辑是,萧条意味着萎缩的总需求不足以使GDP达到其潜在水平,此时的节俭会减少消费支出,从而使总需求进一步萎缩,GDP会下降得更多——节俭的结果是萧条的加剧,它不是使人们的日子更好过,而是恰恰相反。大萧条如果经济在周期谷底陷得太深,就会从衰退进入萧条。大萧条通常专指美国1929—1941年所经历的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萧条。对大萧条的最好描述来自当时一位失业者的名言:我们已经穷困潦倒,我所能看到的惟一好事就是我们的处境不可能更糟。大萧条是自由放任思想的一次重大失败,此后,政府干预在美国开始大行其道。凯恩斯革命在大萧条的水深火热之中,经济学家也对自己所信奉的自由放任的思想产生了怀疑。这时,凯恩斯登场了。他的《就业、货币和利息通论》选择在1936年出版真是恰逢其时。更重要的是,它第一次向古典思想发起挑战:因为价格是粘性的——价格不能迅速调整以适应供给和需求的变化,所以市场不会自动出清,失业与衰退会长久地存在,没有任何自动机制可以保证经济会迅速复苏,除非政府进行干预。凯恩斯的研究深刻地改变了经济学观念,开启了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新的时代,因此被称为经济学的凯恩斯革命。菜单成本价格为什么是粘性的?经济学家给出的一种解释是,当企业改变价格时,必须打印新的菜单和价格表,或者向其顾客传达价格变动的信息。这样做是有成本的,这些成本就被称为菜单成本。菜单成本似乎微不足道,但其倡导者指出,即使这些成本很小,它们累积起来所产生的效应仍然很大,足以导致强有力的价格粘性。财政幻觉当一个城市修建新的广场时,这个城市的居民大多会拍手称快。他们的脚踏在广场上时,也常常感念政府的善举。他们似乎忘记了羊毛总要出在羊身上:政府用来修广场的钱正来自他们所纳的税。在他们以为可以免费地踏上广场时,真正的事实是他们早已经为此付了费。诸如此类,人们只看到政府的财政支出所带来的好处而忽略了自己因而付出的代价的情形就被称为财政幻觉。预算平衡如果政府的收入等于其支出,那么政府的预算就是平衡的。如果政府入不敷出,它就出现了预算赤字;若是相反,它就有预算结余。人们常常听到这样的告诫:量入为出。这个告诫对政府也适用吗?人们有必要为政府出现了预算赤字而忧虑吗?一些经济学家声称,政府惟一不能做的就是量入为出。在衰退年份,政府的收入会因税收的减少而减少,这时政府若是为了平衡预算而增税或减支,就会使总需求进一步萎缩,最终导致衰退的加剧。而在经济高涨年份总会伴随着通货膨胀,政府的税收会增加,为了平衡预算,政府只有减税或增支,结果会扩张总需求,进一步加大通货膨胀。因此,明智的政府应该选择在经济衰退年份接受预算赤字,在经济高涨年份创造预算结余。人们也不必为预算赤字担心,只要它不是年年都有。宏观调控是指整顿过热的经济、改革银行体制(如收缩投机信贷和压抑发展过快的基建和房产贷款)、停止进一步开放物价与稳定货币汇率的金融措施。这些措施既非抑制经济的行政指令,也不是紧缩经济政策,因此正常的经济活动基本上不受影响。转移支付政府或企业付给个人的不以产品或劳务交换作补偿的一种支出。转移支付包括社会保险福利、失业补助及救济金、医疗照顾方案的福利支出等等。政府的大多数转移支付都具有福利支出的性质。政府的某些其他补贴,也被认为是转移支付,如农产品的价格补贴。企业的转移支付通常包括赠款或捐款,如公司对非赢利性组织的赠款。公共财政研究政府收支预算的经济学门类。政府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之一,马斯格雷夫认为政府的主要作用有三个方面:(1)提供公共物品、提供资源配置过程中“市场失灵”的矫正手段;(2)调节收入分配以在社会成员中求得达成公平的社会产出分配;(3)在适当稳定的价格水平下运用凯恩斯政策求得较高水平的就业率。以上三项作用可以归结为配置功能、分配功能和稳定功能。布坎南则着重指出了政府“失灵”及其对社会的危害。福利国家在福利国家里,政府要有意识地对经济进行干预,在某些方面压制市场的力量,以求消灭贫困,降低社会意外事件 (生病、失业等)带给公民的不安全感和伤害。福利国家通常存在一套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其支持者认为,福利国家不但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还有助于经济的稳定。而批评者则声称,就增进公民的福利而言,政府并不能比个人更出色。免费午餐这是19世纪西方国家的饭店为招徕中午的顾客而打出的广告,但如果某人吃了免费午餐却没有买饮料,他立刻就会发现所谓的免费午餐并不好吃,他将被粗暴地轰出去。这个词进入经济学里,是用来表明福利国家只是一种幻想:政府自己并没有钱,它左手甩出去的钱不过是右手通过征税收上来的。公民从政府那里不会免费得到任何东西,迟早他们都会收到一份一文不少的账单——此所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赋税归宿赋税无疑要由纳税人来承担,但是,并非每个纳税人都只从自己的口袋里掏钱来纳税,他们常常要把税负转嫁出去。赋税归宿就表明了赋税最终由谁承担。几乎全部的赋税都要或多或少地被转嫁。比如货物税,企业可以通过提价把它转嫁给消费者,这就是所谓的向前转嫁;此外,企业也可以用降低工资的方式把它转嫁给工人,这就称为向后转嫁。财产税属于地方财政范畴。在许多西方国家中,财产税是地方政府税入的重要来源。广义上财产税指对所有财产包括土地、土地上的任何建筑物、生产和消费的耐用品、商品存货以及持有的政府债券和现金的价值进行课税。它实际上是指对资本或非人力资本形式的财富进行课税。但在狭义上,它指的是对土地和建筑物(或不动产)所课征的税。个人所得税一种对个人征收的直接税,以收入为计算依据。大多数国家实行累进税率,收入高的人要多缴税,也有一些国家实行单一税率。在中国,个人所得税占国家税收总收入的比例从1994年的1.4%增加到2004年的6.8%。增值税对商品和劳务的增加值所课征的一种税。增值税的税基是由所有厂商总的增加值构成的。简单地说,产品或劳务的销售价减去购买其他厂商产品或劳务所花费的成本之后的余额,都属于增值税课征的范围。按照增值税的征收原则,厂商在购买产品或劳务时支付了税款,但在出售产品或劳务时又收回了税款,二者相互抵消后,只有余额才被课税。货币货币是我们孜孜不倦地追求而又很少想一想它究竟是什么的东西。其实它不过是能够被人们接受的、充当交换媒介的东西。或许,它的价值仅限于此。即使你有一亿美金,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岛屿上,你也是个不折不扣的穷光蛋。货币流通速度如果一个国家在某一年的GDP是5000亿美元,那么投入的货币总量也需要达到5000亿美元吗?并不需要。因为货币可以在一年里周转好几次。货币供给量每年周转的次数就叫作货币流通速度,它等于GDP与货币供给量的比率。假如5000亿美元的GDP对应的货币供给量为1000亿美元,那么货币的流通速度就是5。货币需求人们为什么对货币有需求?显然,这种需求与对面包和电影的需求不同,没有人指望直接消费货币,人们想持有它是出于三种动机:一是交易动机,也就是日常支付的需要;二是预防动机,是为了应付不时之需;三是投机动机,这涉及一个重要的理财观念: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人们应持有多样化的资产(包括被认为具有安全性的货币)以避免风险。货币幻觉货币幻觉描述了这样一种现象:人们往往只注意货币的面值而忽视其实际的购买力,因而也往往不能察觉货币实际上是升值还是贬值。中央银行是“国家的银行”,是国家货币政策的执行者和干预经济的工具,它的职能包括稳定本国货币和管理国家储备、利率、汇率和金融市场。中央银行家们的发言是金融市场上最响亮的声音,对一国的经济运行有着重要的影响。债券是一间机构筹集资金时所发出的借贷契约,发行者以固定息率向认购者借取一笔资金,并承担着按期付息、到指定日期还款的责任。债券的息率以其票面价值计算,例如一种年息8厘的美元债券,投资购入100美元面值的债券,每年便可以获得8美元的收入。股票表示对公司具有权益或所有权的证券。股票一般分为两类:普通股和优先股。作为一种信用工具,股票的作用在于,它能够把储蓄者与投资者紧密连接在一起,扩大公司的资金来源,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套利指在一个市场买进外汇、商品或证券的同时,又在另一市场以高于前一市场的价格卖出的行为。套利行为的基本诱因是两个市场间的价差超过了买进与卖出的交易费用,而套利活动的结果则使在这些市场交易的相类似的商品的价格保持在买进与卖出所确定的范围内。任何价格如有偏离由交易费用所确定的范围的倾向,都会诱发套利行为,从而迫使价格重新返回到这一范围内。假设某一时期一英镑在伦敦与美元的兑换率低于一英镑在纽约与美元的兑换率。如果两个市场上汇率之差超过了交易费用,套利者就会用英镑在伦敦市场买进美元,然后在纽约市场卖出美元换回英镑。两个市场的汇率之差减去交易费用即为套汇者的净收益。但套汇行为将提高买进市场即伦敦的英镑兑换率,降低卖出市场即纽约的英镑兑换率,直到套汇者不再能够获得净收益为止。期权是一种合约,赋予持有人一种权利。在一段时间内,以某指定价格(行使价)买入或卖出指定的金融工具。使持有人有买入权利的称买入期权,有卖出权利的则为卖出期权。由于期权只是一种权利,因此,期权持有人亦有权不履行合约。举例来说,当某一种股票的市价低于买入期权的行使价时,持有该股票买入期权的人,因为可以在市场上以较低价格买入股票,他们有权利不行使股票买入期权。金本位制如果一个国家的货币与黄金挂钩,货币可以根据需要按法定比率兑换成黄金,那么这个国家的货币制度就称为金本位制。由于黄金在悠久的历史中都扮演着硬通货的角色,所以金本位制最容易为公众所信任。但是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货币并没有黄金作担保,人们也同样照用不误——黄金不过是人们的一种心理依托。复本位制同时以金银作为本位货币的货币制度就是复本位制。它在西欧资本主义发展早期阶段较为流行。复本位制的最大问题是,这种制度要求金银有一个确定的比价,但在市场上,金银的比价要受供求的影响。于是,一座新的金矿的发现就足以改变金银的市场比价,从而给整个货币市场造成混乱。这是复本位制难以为继的根本原因。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所生产的物质产品和劳务,即实际总产出在长时期内的持续增长。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并不存在明显的经济增长。直到“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的生产能量才突发性地释放出来,并在短短200年里取得了前人不能想像的成就。现在,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更重要的源泉。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于1972年提出的一份极有争议的报告即以“增长的极限”冠名。该报告指出,追求持续的高速增长会带来一系列恶果——资源被耗尽,环境被污染,人口膨胀,粮食不足——人类会因过分的私欲而毁掉自己的文明。这份极度悲观的报告遭到众多经济学家的抨击。他们认为,报告所指出的问题固然很尖锐,但是其结论未免太过于危言耸听。人们追求好日子并没有错,世界末日也不会那么快就来到:即使某些资源被耗尽,但人们一定能够找到或制出其替代品;污染已经逐步得到控制;世界粮食供应的增加从未低于人口的增长。种种迹象表明,增长的极限似乎并不存在。零经济增长与增长的极限是相辅相成的。正是由于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增长存在极限,他们才提出应实现零经济增长,即在长期内保持实际总产出不变。他们建议,为了避免人类经济的崩溃,应停止人口增长、停止资源的过度耗用、降低污染、增加粮食生产等等。零经济增长的观念并未深入人心。乐观的人们相信,即使不实现零经济增长,人类也不会遇到增长的极限。工业化工业化是一个历史过程,指工业的发展过程成为总体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工业化的基本特征:(1)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不断下降,工业或制造业的比重不断上升;(2)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不断下降,工业部门劳动力比率不断上升;(3)整个社会人均收入水平持续增加等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认为,工业化是改变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面貌的最有前途的道路。基础设施通常指运输、电力设备、通讯系统等决定国民经济活动水平并构成发展基础的公共设施。在广义上,还包括银行系统、教育和医疗保健及政治设施。它具有较高的固定成本和相对较低的可变成本,而且它所带来的利益分散于不同的利益集团。因此,基础设施的价值难以准确衡量。由于基础设施不适于正常的市场投资,因此,有关基础设施的建设项目通常由政府来完成或由政府帮助来完成。多边贸易我们时常会听到这样的声音:贸易不是单行道,中国若向美国出口50亿美元的衣服,就必须从美国进口50亿美元的飞机、汽车或别的,否则,两国间的贸易就是不公平的。这种自以为是的腔调忽略了一个简单事实:绝大多数的国际贸易并不仅仅局限在两个国家之间,而往往要将许多国家都牵涉进来——这种贸易不是双边贸易,而是多边贸易。一个简化的例子是,日本要从阿拉伯国家进口石油却把汽车卖到美国去,而美国要向阿拉伯国家出口它们所需要的粮食。这其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同另一个国家的贸易是平衡的,但是很显然,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受到损失。所以,在这种多边贸易中,我们只要注意进口与出口的总体平衡就可以了。国际贸易差额指一个国家出口与进口之间的差额。当一国的出口大于进口时,其贸易余额为顺差,顺差意味着一个国家又收入一笔外汇;相反,当出口小于进口时,其贸易余额为逆差,逆差意味着一个国家要流失外汇。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外汇是“紧俏货”,所以它们总是力争在国际贸易中实现顺差。绝对优势如果一个国家生产某种商品的成本低于另一个国家,那么,它在生产这种商品上就具有绝对优势。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绝对优势是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具有某种绝对优势的国家输出该种商品,而处于劣势的国家则输入该种商品,这对双方都有利,所以国际贸易才会存在。在他们眼里,处于劣势的国家向处于优势的国家输出产品是不可想像的。比较优势如果一个国家生产任何一种商品的成本均高于另一个国家,那么它是否还能通过向后者出售商品来获益?经济学家说,能。假设A国1单位劳动可以生产1单位布料或1单位小麦,而B国1单位劳动可以生产4单位布料或2单位小麦,那么显然B国的生产具有绝对优势。但是,A国用劳动生产1单位小麦并出口到B国,可以换回2单位布料,这比它用1单位劳动生产布料划算。而B国用1单位劳动生产4单位布料并出口到A国,就可以换回4单位小麦,这比它用1单位劳动生产2单位小麦划算。两国分别进行专业化生产,然后相互贸易。这种贸易是建立在每个国家各自都有相对成本较低的产品生产的基础上,或者被称为是源于比较优势。中国价格美国《商业周刊》在2004年12月报道说,“中国价格”是美国企业最害怕的字眼。“要么削价30%,要么丢掉生意”,这就是中国价格。相对于另一个热门词中国制造,中国价格一词在经济学意义上更综合、更准确地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背后各要素间的互相作用的内涵以及对于全世界的影响。中国价格是中国经济研究的一大热门,也是国际间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热门话题。有一些人喜欢从负面看待中国价格,这两年出了不少针对中国商人的烧鞋子、砸铺子的事情。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是经济学中最古老的也是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所谓自由贸易指的是没有国家干预的国与国之间自由进行贸易的政策。而保护主义正相反,它指的是在国际贸易中由国家通过各种手段进行干预的政策。自由贸易对交易双方都有利,对此经济学家并没有什么争论或异议,那么,为什么还有人提倡保护?因为在某些条件下,保护可以使本国在国际贸易中形成某些垄断权力,从而可以以牺牲外国利益为代价进一步提高本国利益。不过,保护的好处并不确定。保护可能引来贸易伙伴更大程度的保护,其结果究竟是福是祸实未可知。关税一般指对进口商品入关时所课征的税。由于关税是由外国人来支付,所以,人们常常想当然地认为关税是多多益善。他们忘了,征收关税是对自由贸易的干涉,这毫无疑问使人们能享受到自由贸易的好处减少了。关税的消费效应经济学家认为,国内进口品消费者的利益会由于关税的课征而受到损害,关税因而具有强制干预消费者选择自由并降低他们福利函数的负经济效应。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由于发展较晚,费用较高,国外商品如果不加关税直接进口会对本民族的工业带来强大的冲击,有时甚至是毁灭性的。因此,发展中国家政府就对一些进口产品提高关税。然而这对消费者是非常不公平的,因为他们为了本民族的利益牺牲了他们实际应得的好处。发展中国家的幼稚产业,请你赶快成长起来吧!限额也称配额,在国际贸易中,当一个国家政府认为国外商品进口太多了,或者认为本国的初级产品出口实在太多了时,它就会对进口或出口数量加以限制,这个限制就叫作限额。限额是与关税相类似的贸易保护措施。贸易补贴国家对进出口贸易给予的津贴就是贸易补贴。补贴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直接贸易补贴简单来说就是负税,其后果与税收正相反。间接补贴则一般采取放宽信贷、廉价使用能源或免费使用基础设施等方式。补贴量可以与贸易量保持某一固定比例关系,称为从量补贴;也可以与贸易值保持某一固定比例关系,称为从价补贴。自给自足当一个人(或一个国家)完全依靠自己的生产来满足自己的需求,而不与外部世界发生任何贸易关系时,这个人(或这个国家)就是自给自足的。在现代社会里,如果哪个人试图自给自足,他一定会被视为社会的异类。但同时,却常常有声音要求发展中国家自给自足,这些人真应该读读中国近代史,看看清政府闭关锁国的结果是什么。商品倾销指一国在国际市场中以低于它在本国市场中的要价来大量地推销商品。经济学家们通常认为,一国对外实行商品倾销,必须具备如下两个条件:首先需要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关税制度,否则该国无法利用关税制度来限制倾销商品向国内市场的回流,以低价倾销来占领海外市场的目的就无法达到;其次要拥有国内市场中较大的垄断力量,不然,国内价格就会因激烈的竞争而被压低,使其对外倾销的实力大受影响。进口替代在一国实行关税和进口配额的保护措施下发展本国工业及制成品生产,从而用本国生产的产品替代原来需要进口的商品即为进口替代。选择进口替代战略的出发点是,由于国内市场得到保护,就可以把工业在本国市场范围内的扩张作为占领出口市场的跳板。主张实行这种战略的经济学家认为,如果通过贸易保护避免国内需求的扩张流向海外,那么国内的储蓄和财政收入就会为国内投资和财政支出提供资金来源。国内生产者因得到保护而有利可图,会刺激进一步投资。结果,这个扩张过程会自我保持和加强,而免受国际市场变幻莫测的影响。法国和日本就曾选择进口替代而取得明显成功。经济一体化在经济学里,经济一体化既被定义为一个过程,又被定义为一种状态。作为一个过程,它是指各国民经济消除彼此间的歧视;作为一种状态,它表示各国民经济彼此间不存在或较少存在歧视。经济一体化程度意味着国际贸易的自由程度。经济学家们之所以愿意在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是因为他们坚信:自由贸易对每个参与国家都是有利的。所以,如果哪个经济学家建议中国取消所有的关税,你不要认为他是在说疯话。关税同盟关税同盟通常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所组成,在这些国家之间没有关税壁垒,对于同盟以外的国家则实行统一关税。关税同盟是经济一体化的一种表现,当各国就在全球范围内取消关税问题难以达成一致时,在更小的范围内建立关税同盟就是一种替代选择——这至少可以让参与国家部分地享受到自由贸易的好处。一个世界贸易俱乐部,其职责是监督实施成员国之间达成的贸易协议;为解决成员国之间发生的贸易争端制定规则,以及定期聚会商讨进一步的贸易自由化行动。中国是WTO的前身关贸总协定(GATT)的创始成员国,但由于在1995年WTO成立时没有完成复关谈判,因此中国在WTO中只是一般成员。汇率或外汇汇率,又称“汇价”、“外汇行市”,指用本国通货来表示的外国货币的价格,或用外国通货来表示的本国货币的价格。它代表一种货币与另一种货币相交换的比率。汇率或者由政府来规定(例如在钉住的汇率体系中),或者由市场力量和政府政策的结合来确定(像在浮动汇率体系中那样)。汇率的高低一般以各种货币代表的交际价值为基础,并根据外汇市场上的供求状况而变化。作为一个重要经济变量,从微观方面看,汇率的变化将会严重影响到一个开放经济中的相对价格;从宏观方面看,汇率的变化还将对通货膨胀、失业、国际收支等等产生重要效应。世界银行世界银行亦称国际重建及发展银行,主要为发展中国家的建设计划提供贷款。世界银行并不会和商业银行竞争,但参与商业银行的贷款。而世界银行的贷款必须由借款国的政府担保。世界银行成立于1944年,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常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维持紧密联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货币基金是一个国际性的贷款组织,专门负责消除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屏障及稳定货币汇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偿还外债时,每每附加严格指引,目的在于降低通货膨胀,减少进口,增加出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于1945年,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华盛顿共识由前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于1989年提出,总结了以华盛顿为组织总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向许多发展中国家及经济转轨国家硬性推出的一套经济改革政策,包括严格财政纪律、谨慎的公共开支、税收改革、开放进口和投资、金融市场化、国营部门私有化等等,这些政策建议得到美国财政部和华尔街的大力支持。这一基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政策是醉心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国际金融机构与全球金融势力的时髦意识形态。欧洲美元市场1957年,英国政府为促进国外资金流入,规定各银行大力发展外币存贷业务,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国际借贷资本市场,而存贷的外币中以美元为主,因而得名。目前欧洲美元市场亦包括加拿大、日本、德国、巴拿马等,但仍以伦敦为中心,但在亚洲进行交易的美元数量日渐增多,亦产生了以新加坡为中心的亚洲美元市场。热钱在固定的汇率制下,资金所有者会利用各国汇率的变动或利率的差异进行投机,在国际间掀起大规模的短期资本流动,这类流动的短期资本通常称为热钱,或者游资。用游资或热钱来形容这些资金是非常恰当的。游资意味着它们没有根,今天进入一个市场,明天就有可能退出。而热钱则表明它们有些烫手,它们的流入或流出往往会突发性地造成一个国家货币形势的紧张,甚至引发金融危机。当然,“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热钱扑向一个地方,就说明这个地方存在让它投机的空间。所以,热钱的流动反过来也有助于一个国家发现其汇率制度或金融市场的漏洞并及时加以弥补。风险资本为创办公司及为私营研究与开发项目提供基金。许多私人投资者、投资公司以及有限合伙(limited partnership)提供风险资本。由于创办公司要冒风险——失败率高达80%,因此,风险资本寻找高回报率,通常在25%~40%。但是,初创公司很少能产生足够多的现金流入来支付这样高的收益率,因此,投资者便把所获得的新公司的股票当作他们收益的一部分。他们希望当公司成为上市公司时,出售所持股票获得利润。“人的一生中有两个时候不应该投机:在买不起的时候,以及在买得起的时候。”马克·吐温如是说。泡沫一般的看法是,一种或一系列资产在一个连续过程中陡然涨价,开始的价格上涨会使人们产生还要涨价的预期,于是又吸引了新的买主。这些人一般只是想通过买卖牟取利润,而对这些资产本身的使用和产生赢利的能力不感兴趣。涨价之后便是预期的逆转,接着就是价格的暴跌,最后以金融危机告终。对泡沫的定义,理论界尚未达成一致的意见,对它是否可能发生,也没有一致的看法。但人人都认为自己懂得什么是泡沫并且频繁地使用这个词,在经济学界,这并不是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