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郁》-3

乔·罗杰斯在医院里待了数年之后，从长期疗养机构转到佛罗里达州的中途之家，他在那里得到了更好的治疗与更合适的医药。“但我开始对自己有不同的认识——我开始把自己看成精神障碍者。他们说我无可救药，完全不认为我可以上学。那时我二十五岁左右。他们说我应该继续领社会救济金，留在中途之家里。最后我变得非常苦恼，完全失去了自我感。” 罗杰斯离开了医院，流落街头，这段时间对他来说反倒比较好过。“我愈是努力理清自我，自我愈是溃散。我尝试了迁移疗法，该是离开熟悉的地方与亲友的时候了。我猜纽约应该是不错的地方。我不知道到那里要做什么。后来我发现了一张公园的长椅，不算差——那时纽约没有很多游民，而我又是个外表和善的白人小孩。我很邋遢，但不肮脏，人们愿意关心我。”　　罗杰斯会对施舍小钱的陌生人谈自己的故事，但刻意不谈可能会让他重返医院的情节。“我觉得要是回去了，就再也出不来了。我觉得他们会把我送回去。我已彻底绝望，但因怕痛而不敢自杀。”到了1973年，“我还记得有一次听到喧闹声，人们都在庆祝，我问怎么回事，他们说越战结束了。我说：‘哦，那太棒了。’但不知道那是什么战争，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记得自己曾参加过反战游行。”然后天气愈来愈冷，罗杰斯没有外套。他睡在哈德逊河边的大码头。“我觉得我已经和别人太疏远了，要是接近别人，就会吓到他们。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洗澡和换衣服，可能令人很恶心。那些教会的人走过来，我知道他们注意到我在游荡，说要带我到东橘市的基督教青年会。如果他们是说要送我到医院，我就会逃之夭夭，让他们找不到。但他们没这么做，他们一直看着我，等到我有了准备，才让我做些我可以做的事情。反正我没什么可失去的。”　　罗杰斯的个人体验，后来成为他社会政策的基础。“孤立又失落的人通常渴望一点点人与人的沟通，”罗杰斯说：“向外扩展是有用的。你要有诚意，要吸引他注意，一直诱导他，直到他准备好要跟你走。”罗杰斯是忧郁症患者，但忧郁症是压在人格之上的病症，罗杰斯潜在的个性是十分坚毅的。“幽默感可能是最重要的东西”，他现在这么说，“在我最疯狂、最忧郁的岁月，我还是可以找到能开玩笑的事情。”罗杰斯搬到东橘市的基督教青年会住了几个月，也找到一份洗车的工作。后来他又搬到蒙特克莱尔镇的基督教青年会，在那里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婚姻“可使人大大地稳定下来”。罗杰斯决定读大学。“我们两人的角色好像轮流变换。她经历了一阵子忧郁发作，我得照顾她，然后是两人角色颠倒过来。”罗杰斯开始在心理卫生的领域里担任义工——“那时候我只懂得这些事情”——当时他二十六岁。虽然他非常不喜欢州立医院，“身处困境的人们极渴望帮助，我觉得我们可以改革医院，给他们更好的环境。我努力了好几年，但发现体制不会改变。”　　东南宾州的心理卫生协会是罗杰斯设立的非营利机构，该机构致力于提高人们对精神障碍的注意。罗杰斯使宾州成为全美心理卫生医疗最进步的一个州，他个人主张关闭州立精神病医院，提出建立顶级的社区心理卫生行动方案，这些方案目前得到每年约十四亿美元的经费。如果你精神不稳定，甚至濒临崩溃，宾州是最适合你的地方，事实上，许多邻州的人为了沾到这点好处而搬到宾州。游民向来是费城的大问题，现任的市长当选后，原先是想要重开已关闭的精神病院，并提供经费给仍在运作的精神病院。罗杰斯说服他关闭现存的机构，支持成立其他的医疗系统。　　现有的治疗机构(3)　　宾州医疗体制目前的指导原则是，病人不应该监禁在举目皆疯狂的医院，而应该生活在更大的社区里，处于对他们有益的健康环境中。宾州的重病患者住在制度化的长期疗养机构中。这些机构都不大，大多只有五十多张病床，机构提供扎实的协助、严密的照顾，他们支持严格的个案管理，允许心理社工人员与病人建立一对一的关系，并且介入治疗。“我们需要积极的制度。在事业刚开始时，我负责照顾的病人威胁要对我申请人身强制令。我不把他的排斥当一回事，还是依我的方式做，如果有必要，我会撞开他家大门。”这些机构也提供社会心理康复，目的是以“正常”生活的影响力来协助他们。在此环境下，宾州约百分之八十的入院忧郁症病患得到改善。有可能危及他人或自己的病人，可得到全方位的医疗——最严重者可强迫入院与治疗——因为这时候此人处于极危险的状况。唯一会持续抗拒这种治疗的人是有毒瘾的精神障碍者，尤其是海洛因毒瘾者，这种病必须先经过戒治，再接受州立心理卫生机构的照料。　　罗杰斯也建立了他所说的“即时服务中心”——街头服务所，通常是由从精神障碍中痊愈的人来进行服务。如此既让刚刚有能力面对特定环境的人有个就业的机会，也让心理状况不佳的人有地方可求助、逗留和得到有价值的建议。恐惧其他更积极的疗法的游民，只要来过这类地方，就会一再地上门。即时服务中心提供了介于心理孤立与交流之间的过渡区。现在宾州已建立像是警察国家的追踪系统，但这个系统的确可预防人们沦落至社会边缘的地步。他们的资料库内储存了州内所有医疗机构的处置，其中包括每一位进过急诊室的病人资料。“我输入自己的名字，”罗杰斯说：“跑出来的资料把我吓了一跳……”如果宾州有一个病人溜出医疗机构，社工人员会把他找出来，并持续定期调查他。除非你康复，否则逃不出这个体制的关注。　　整个制度的问题是太脆弱。在最实际的层次上，它的财政并不稳定：笨重如巨象的大型精神病医院可理所当然地得到大笔经费，而一些体制外机构的经费，在总预算不足的时候常常遭到删减。就算是在比较开放、富裕的地区里，把精神障碍者安排到社区里，也需要有宽容心。鲍伯·威斯议员说：“大家都是主张取消强迫入院制度的开明人士，但如果哪天有个游民跑到他家门口，情形就不同了。”对某些精神障碍者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在社区里，自主性与融入性太高了。有些人无法在医院这类完全封闭的环境之外正常生活。这种人总是会被驱赶到他们无法承受的世界里，这对他们，以及对不期而遇、施出援手的人都没有好处。　　这些问题都没有令罗杰斯感到气馁。他已经采用了“萝卜与大棒”的策略迫使医院关闭，逢迎位高权重的官员，并引用美国残障法案向官员提出集体诉讼案。罗杰斯模仿了西泽·查维斯的“农工联合工会”的运动模式，事实上，他企图让精神障碍者团结起来，让极为分散的弱势群体集体发声。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强制入院制度的全盛时期，费城附近的机构中收容了一万五千多名病患。罗杰斯关闭了其中两所，仅存的诺利斯医院收容了数百名病患。反对罗杰斯集体诉讼案的主要力量来自于医院的联合工会（大部分是为了生计）。病人一旦达到某种程度的康复，就转移至长期社区疗养机构，这促使医院关闭。罗杰斯说：“我们要让医院渐进地关闭和缩减。”如果大型医院已成为弊病重重、积重难返的地方，那么以社区为基础的制度就更是问题丛生的地方。制度中的审查和制衡很难维持。为数众多的官员与心理卫生人员所能掌控的范围很小，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范围内运作。监督者只是偶尔匆促地探访和视察，这种机构的运作方式如何能让监督者全盘掌握？在权力交接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使相关人员的警觉性维持在高水准？　　什么才叫精神障碍和谁需要治疗等问题，绝大部分要看大众对心智健全的认知。只要有所谓的心智健全，就有所谓的心智失常，二者在类型与程度的区别上，都有条件与范围。追究到最后，这是一种要求自己大脑与要求别人大脑的政治学。这种政治学本身没什么对错，它在我们的自我实现中十分重要，也是社会秩序的基础。我们不该对其背后的共谋做出妥协，除非我们相信，对于复杂问题可在不同流合污的情形下，产生全体一致的意见，否则我们就要小心地根据决定我们所有人的共同经历，并结合个人的意见，来处理这些问题。问题并不在于忧郁症引起的政治，而是我们无法认知到忧郁症之中有政治。我们不可能避开这种政治。没钱的人比财力优势的人更无法避开政治，忧郁症的政治反映了生活的另一面。病症较轻微的人比较严重的人更能避开政治，事实可能就是如此。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以拥护自杀权而出名的托马斯·萨斯，将他们的论点推进到反对使用药物治疗，他宣称精神科医师开处方给病人是干涉私人生活，违反自然法则。发现人有患忧郁症的权利是件很有趣的事情，就好像发现人在头脑非常清楚的情形下可以拒绝服药一样。但是萨斯逾越了他的职责，对他的病人散播他的信念，告诉病人他们有绝对的权利拒绝服药。这是一种政治行为吗？萨斯的部分病人相信那是政治行为。我们对精神科医师“负责任的态度”的定义，也是一种政治。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我们反对萨斯的观点，在他的一位病人以极为残酷又痛苦的方式自杀后，他必须赔偿该病人的遗孀六十五万美元。　　现有的治疗机构(4)　　维护一个人的生命，与维护他不接受治疗的公民权，哪个比较重要？这个问题更具争议性。最近，《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引起风波的专栏文章，作者是华盛顿保守派智囊团的精神科医师，她回应最新发表的《美国医师心理卫生总报告》，说该文指出治好轻微的精神障碍可避免严重疾病的发生，好像心理卫生医疗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她声称，病人不受监督根本不会服药，并认为最后被关在监狱里的精神障碍者，“包括阻碍型的疾病，如精神分裂和躁郁症”，可能本来就应该待在那里。她同时又说，百分之二十的美国公民有某种精神障碍的烦恼（显然包括重度忧郁症者），许多案例并无治疗的必要性，因此也不应该得到治疗。其中的关键字是“必要性”——因为“必要性”的问题重点在于生活品质，而不在于存活。许多人即使在忧郁症的摧残下的确也能过活，但打个比方说，他们可能是过着没有牙齿的生活。我们不能因为人类可以靠着吃乳酪和香蕉活着，而放任现代人过着没有牙齿的生活。腿部畸形的人也能活着，但他每天都梦想自己能走出门外。讨论到最后又回到了原点，这问题在精神障碍外的世界已经不知谈了多少回：一定要接受治疗的，只有会造成他人损失与给他人带来威胁的人。　　美国医药产业的现状(1)　　医生，尤其是不隶属于教学医院的医生，常可从医药推销员那里得知最新的医药。这是种多方面的福祉。它保证医生可以得到进修教育，让医生在新产品一上市就得知它的效用。但这还不够。医药产业重视药物胜于其他疗法。“这助长了我们对药物疗法的成见，”密西根大学的著名心理学与神经科学教授艾略特·瓦伦斯坦说：“医药是好东西，我们也感谢生产医药的厂商，但无限制依赖药物是一种耻辱。”此外，由于产业需要资金进行许多大规模与大范围的研究，因此，有专利权的研究比没有专利权的研究做得更好，像贯叶连翘即为一例；新药物疗法的研究比其他（像眼动心身重建治疗法这类）的新疗法还多。我们没有足够的国家研究计划可与药厂抗衡。权威医学期刊《刺胳针》最近登载了一篇文章，乔纳森·里斯教授对专利权的审查进行了全新思考，希望让目前无法获利的疗法更有商业性，包括他所说的“基因学与资讯学”。但在眼前，这个领域尚未出现获利的诱因。　　医药业者知道，在自由市场里，最好的药剂不见得是最成功的药剂。他们对理想疗法的追求，当然与对利润的追求分不开，但我相信，相对于某些玩弄伎俩的政客，医药界的人士不像其他产业的大部分人，那么狠心地剥削社会。只有在医药业投入大规模研究与开发计划之后，许多著名现代医药的发现才能成为可能，他们开发新产品所需的资金比其他产业多七倍。这些计划都是以获利为目的，但是从投资医疗中获利，怎么也比投资开发武器或出版色情杂志来得崇高些。任职于礼来大药厂，发明百忧解的三位科学家之一的大卫·周说：“产业才能成就这些发现。”曾任职于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如今在礼来大药厂的威廉·波特说：“百忧解是这里的实验科学家所开发出来的，重要的研究是由产业所投资的。这是社会的选择，使我们有个十分进步的体制。”要是医药业没有开发出救我一命的药，不知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想到这，我不禁打了个寒颤。　　虽然产业化有这么多好处，但只是产业化，终究会受到社会制度的限制。我曾参加过不少由医药公司所举办的、分成研究和利诱两部分的演讲。其中一场在巴尔的摩水族馆举办，你可以选择参加“躁郁症的神经生物与疗法”的演讲，或“嘉宾合家喂食刺魟与表演”等活动。我最后参加了重要抗郁剂的美国产品发布会，这项产品很快就占据了一部分的市场。虽然这项产品发表会是在负责管理所有这类产品的管制单位——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规范下举行，但它仍然是一种“飞天瓦伦达氏”（美国的杂耍家族）也规划不出来的马戏表演。而且，它还是不搭调的混乱庆典，充满了舞会和烤肉宴营造出的浪漫情怀。这是美国公司炒作商品的典型手法，在竞争激烈的美国市场里，行销人员对任何产品都是用这种手法打入市场，我觉得这种浮夸手段虽无伤大雅，但对于一种为饱受折磨的人制造的产品来说，其推销手段还是有点奇怪。　　为了参加正式的主题演说，行销人员聚集在巨大无比的会议中心。听众人数多得可怕——超过两千人。等我们一坐定，一座舞台升起，好像是歌剧《猫》一样，上面是一整个管弦乐团演奏着“摆开烦恼，迎向快乐”，接下来是“惊惧之泪”二重唱的曲子“每个人都想统治世界”。一位巫师站在背景前，欢迎我们参与这项神奇产品的发布会。大峡谷与森林小溪的巨型照片打在二十尺宽的银幕上，灯光亮起，显露出一座类似工地的布景。管弦乐团开始演奏“朋克弗洛伊德”乐团专辑《墙》中的曲子。一座巨大砖墙慢慢地从舞台后方升起，上面写着竞争对手产品的名字。一群戴着矿工帽和十字镐的舞者在电动舞台上奋力表演，击垮了其他品牌的抗郁剂，此时后方控制室打出的七彩镭射光，印出产品的标志。同时，显然是用布景石膏做的砖头散落一地，舞者踢掉工作靴，跳起不搭调的爱尔兰吉格舞。银幕上打出数字的同时，行销大军的头头高声欢呼着踩过这片废墟，他兴高彩烈地谈着未来的获利，好像刚赢了一场“家庭对抗”（美国老牌益智游戏节目）。　　这种荒唐的表演令我非常不舒服，但它的确鼓动了群众。中场出现的啦啦队更让观众无比兴奋。等到这些杂耍都结束之后，观众已迫不及待，望眼欲穿。开幕仪式之后，接着是对行销大军提出严肃的人道呼吁。控制室播放出专为这次活动所拍摄的短片，片中是在第三阶段研究中服用这项产品的人。这些影像有点朦胧，但都是真人真事，他们曾遭受极大的痛苦，有些人发现这项产品治愈了折磨他们半辈子的顽劣忧郁症。我发现代表们深深为忧郁症患者的痛苦经历所感动。人们离开巨大的观众席时，心中都带着一份使命感。接下来的几天，仍持续这种内容与风格相互矛盾的发布会，推销员的欲望与同情心都受到鼓舞。但是到了最后，每个人都拿到一大堆赠品：我带回家的东西包括汗衫、休闲衫、防风夹克、笔记本、棒球帽、手提袋、二十支笔，以及其他种种商标印得和名牌服饰一样醒目的玩意儿。　　曾任职“英国精神药理学协会”书记的大卫·希利质疑忧郁症治疗机构成立的批准程序。以他的观点，医药产业利用“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这个字眼，提出不合实情的机能简化。希利写道：“抑制血清素重吸收的药物可以做抗郁剂，选择性儿茶酚胺重吸收抑制剂也可以做抗郁剂。事实上，有力的证据显示，对于严重的忧郁症，有些作用在多重系统的老药剂比新药剂更有效。电气痉挛疗法几乎已确定是难以作用在特定神经传导物质系统的疗法，但许多医生仍相信这是目前最快速且最有效的疗法。这里要指出的是，忧郁症并非单一神经传导物质或特定受体的失常，忧郁症患者有许多生理系统因某种方式受损、关闭或失调。”他点出了这个问题，许多药厂宣传的药剂其实对使用的消费者并不特别有效。联邦于六十年代所实施的法规制度，是依据细菌疾病的模型制定的，假设每种疾病都有特定解药，而每种解药也用在特定疾病上。毫无疑问，目前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美国议会、药厂和一般大众的用词，正反映了他们对忧郁如何侵袭个人和哪种适当疗法可消除忧郁症的观念。专门针对“忧郁症”的“抗郁剂”——这种药剂是否有意义？　　美国医药产业的现状(2)　　如果忧郁症是侵袭全世界百分之二十五人口的疾病，那它实际上还算是疾病吗？它是取代罹患者“原本”人格的东西吗？如果我一晚只睡四小时，还能正常工作的话，就可以有多一倍的时间来写这本书。睡眠的需求大大削弱了我的能力。我无法担任州政府的官员，因为这需要一天工作十四小时还保持很旺盛的精力。我选择当作家的原因之一是我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时间，跟我共事过的人都知道，除非受到逼迫，否则我不会参加早上的会议。我偶尔会服用无需医生开处方的药物——这东西叫做咖啡——好帮助我撑过睡眠不足的时候。咖啡是不完美的药物，它对暂时治疗我的小毛病十分有效，但若是长期使用它来取代睡眠，就会造成焦躁、头痛、头晕和工作效率降低。正因为如此，咖啡不足以让我像州政府官员那样，把工作行程排得满满的。要是世界卫生组织可以进行一项研究，调查出每年因为某些人需要每晚超过六小时的睡眠，而损失的工作时间，那么睡眠造成的损失可能比忧郁症还高。　　我曾碰过每晚要睡十四小时的人，他们和重度忧郁症者一样，面临了在这个社会化与专业化的现代世界会遭遇的问题。他们遭受非常巨大的损失。这种疾病的界线在哪里？如果发明一种比咖啡因更好的药，那谁该被视为病人？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州政府官员的睡眠时间订为理想标准，并开始建议一晚睡眠超过十四小时的人接受药物治疗？这么做会有什么坏处？拒绝服用药物，每天仍旧自然睡眠的人会遭遇什么事？他们会落于人后，如果大多数人可以服用这种假想的药物，那现代生活的脚步会变得更快。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希利写道：“重度精神障碍开始被定义为单一神经传导物质系统与其受体的失常。虽然从来都没有证据支持这类论点，但是这样的语言却对精神病学造成重大的改变，从一个语言范围极为广大的学科，转变为只关心某一范畴的学科。”目前忧郁症的知识中，这可能是最值得警惕的事情：它拒绝接受连续体的概念，并假设病人不是有忧郁症，便是无忧郁症；若不是忧郁症患者，就是正常人。类型化的判断简单而迷人。在这个我们与自身感情愈来愈疏离的时代里，若医生可以用验血或脑部断层扫描来告诉我们是否得了忧郁症，和得了哪种忧郁症，会令我们比较安心。但忧郁是每个人都会有的情绪，人人都摇摆于掌控与失控之间，忧郁症是一般情绪的过度，而非异物入侵。忧郁症是人人各异的疾病。人为什么会忧郁？你也可以问，人为什么会满足。　　医生可以帮你控制适当的剂量，但或许到了哪一天，人们服用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就像服用抗衰老的维生素一样，长期服用不但有益，副作用小、不会致命，也容易控制。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对易受伤的心灵有好处，可保持心理的健康。服用的剂量不正确，或不规律地服用，会使药剂无法正常发挥作用，但就如同希利所说的，人们服用非处方药，会有起码的谨慎。我们很少会过量服用这种药。我们会不断尝试，找到最合适的剂量（比医生开的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多或少）。即使服用过量，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也不是致命或危险的药。希利相信，将抗郁剂列为处方药剂，很令人意外，抗郁剂的副作用相对上较小，它所治疗的疾病，是只有通过病人的说明才能判断出来的病，除了病人自己的报告之外，这种病无法以医学方法检验出来。只有询问病人，才知道他需不需要用抗郁剂，没有其他办法——而询问通常是一般家庭医生的责任，但他们对这类药剂的了解并不比门外汉多多少。　　现在我服药的方法有着精细清楚的计算，而要是不和有能力的专家面谈，我也没有专门的知识可克服前一次崩溃。但我认识很多服用百忧解的人，只是去找医生，然后拿药。他们已经有了自我诊断的能力，医生没有理由怀疑他们对自己心情状态的认识。在不需服用百忧解的状态下服用它，不会有特别的作用；而服了百忧解也没起色的人，可能就会停止服用。为什么他们不能完全依自己的意愿来做决定？　　我访谈过的人之中，有不少是在“轻微忧郁”时服用抗郁剂，并且因此更快乐，过得更好。我也一样。或许他们想改变的是自己的本性，就像彼得·克拉玛在《神奇百忧解》中指出的说法。关于忧郁症是化学或生物问题的新闻，是种公关手段：至少在理论上，我们可以找出暴力在大脑中的化学反应，要是我们喜欢，也可以照样操作。认为所有忧郁症都是侵略性疾病的观念，来自于对于“疾病”这个词的扩大解释，把所有特性（从嗜睡、惹人嫌到愚蠢）都算进去；要不就是来自于道听途说的现代幻想。不过，剧烈的忧郁症是有破怀性的，它现在已经是可以治疗的病症，而且要尽全力治好，因为你要为这个人人富裕健康的正常社会着想。保险业者应该提供忧郁症的健康保险，国会应该制订保护忧郁者的法律，卓越的学者应该将其当成影响未来的重大题目来研究。这里有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什么构成人和什么构成人的痛苦等存在主义的问题。我们生活与自由的权利是毋庸置疑的，而我们追求快乐的权利，却是一天比一天费解。　　有位老友曾对我说，公开讨论使性爱的乐趣荡然无存。她说，年轻的时候，她和初恋情人发现了新世界，在其中，只有最自然的天性教导他们怎么做。他们两人之间没有特别的期待和标准。“你现在读了一大堆文章，说谁会得到几次高潮，什么时候达到高潮和如何达到高潮，”她对我说：“他们教你该怎么做，哪种体位和如何感受。什么事都有对的方式和错的方式。那你现在还有什么好发掘的？”　　美国医药产业的现状(3)　　大脑的机能失常也曾经是秘密，历史在这里重演。人对忧郁无法预料，状况如何变糟，各人经验大不相同。你身边的人如何应付忧郁也是因人而异。现在我们精神痛苦时，手上已有指导方针，我们在人为的分类法和变化的公式中成长。当忧郁症冲出集体的隐私之柜时，它已经变成外表井然有序的连续事件了——这也就是政治遇上忧郁症的地方。这本书本身就不可避免地陷入这种疾病的政治之中。如果你仔细读过这几页文字，你就学会了如何面对忧郁：该如何感受、如何思考、如何行动。不过，每个人与忧郁症的搏斗过程，仍然不尽相同。忧郁症和性爱一样，保留了一种难以消灭的神秘氛围。任何时代的忧郁症，都是新的疾病。　　第十一章 演化　　忧郁的来源与进化(1)　　忧郁是一种类似癌症的机能障碍，还是像晕车一样可以预防?　　伴随忧郁能力的机能在某些阶段可能有助于繁殖。　　我们活在一个令人眼花缭乱、手足无措的科技时代，来自多方面的压力让我们随时可能陷入烦恼。　　以往关于忧郁症的“患者身分”、“发生于何处”、“特性如何”和“何时发生”的讨论很多，而今进化论者已经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为何发生”。“为何发生”一开始关心的是历史：进化生物学解释了事物如何变成现在的模样，为何令人痛苦而又没有好处的症状会发生在这么多人身上？它能带来什么好处？它是人性的弱点吗？为什么它至今还不曾被淘汰出局？为什么特定症状总是一同出现？这种毛病的社会与生物演化关系怎样？要回答这些问题，就不能不注意忧郁症以外的命题。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说，我们为什么会有情绪？我们为什么要有感情？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人类天性选择了伤心、沮丧和难过，而欢乐这么少？要思考忧郁的进化问题，就是要思考这些情绪对人类有何意义。　　情感型疾病显然不是简单、孤立、个别的状况。麦克·麦奎尔与阿方索所·特罗西在合著的《达尔文主义精神病学》中指出，忧郁症“不一定有引发原因，有时候是家族遗传，有时候则不是，同卵双胞胎的罹患率也并不一致。而病情有时候会维持一辈子，有时候又自然减轻。”此外，忧郁症显然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共同结果。“有些忧郁的人长大后会与社会环境不相容，有些人则相反；有些人生活在忧郁症罹患率高的家庭，有些人则相反；已知造成忧郁症的生理系统（如正肾上腺素、血清素）有显著的差异。而且，对某些人有效果的某种抗郁剂，对其他人未必有用；有些服用任何抗郁剂都无效的人，采用电气痉挛疗法却有效；有些人则是对目前任何疗法都没有反应。”　　这表示我们所说的忧郁症可能是一种没有明显界线的奇特病症。就像说我们有一种症状叫“咳嗽”，其中有些是要用抗生素治疗的咳嗽（肺结核）、有些是要用调整湿度治疗的咳嗽（肺气肿）、有些要用心理治疗的咳嗽（神经过敏）、有些要用化疗（肺癌）、有些可能无药可救。有些咳嗽不治愈的话会致命、有些是慢性、有些是暂时性、有些是季节性、有些会自然痊愈、有些与滤过性病毒有关。什么是咳嗽？我们把咳嗽定义为多种疾病的一种症状，而不是一种病症，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咳嗽本身所造成的后果：喉咙痛、睡不好、说话困难、喉咙痒得难受、呼吸困难等。忧郁症不是单纯的疾病，和咳嗽一样，它是会造成很多病症。如果我们不知道哪些疾病会造成咳嗽，就没有办法了解“难以治疗的咳嗽”，然后就会有各种咳嗽为何无法治疗的解释。现在关于忧郁症的多种类型，我们没法做出条理分明的归纳，这种病症似乎没有单一的解释。如果它是一系列的原因所造成，我们就得用多种说法来解释。目前的说法有点杂乱无章，要用一点精神分析的思想、一点生物学和部分外在环境因素综合来解释。我们必须要理清忧郁、苦恼、个性和疾病，才能真正搞清楚忧郁的心理状况。　　动物最基本的反应是感觉。对所有生物来说，饥饿是难过的感觉，饱腹是舒服的感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想要吃饱。如果饥饿不是讨厌的感觉，我们就会饿死。冲动让我们想要进食，若这种冲动得不到满足——例如找不到食物——我们会感到极端饥饿，会尽一切可能想办法解决。感觉会引发情绪：当我因饥饿而感到不快的时候，我会对这种感觉产生情绪反应。昆虫和许多脊椎动物都有感觉，并对感觉产生反应，在动物体系里，情绪从哪里开始很难说明白。情绪不是高等哺乳动物才有的特性，但情绪也不适合用来描述昆虫的行为。我们会因情绪而烦恼，有时用拟人的方法来看事情，例如说植物枯萎是它在为得不到水的滋润而难过——或是说，汽车老是出故障其实是它在闹情绪。我们很难说清楚这是心理投射还是自己的情绪。那一大群蜜蜂是在愤怒吗？鲑鱼是在坚决地逆流而上吗？受人尊敬的生物学家查理斯·谢灵顿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写道，他以显微镜观察叮人的跳蚤，“无论是否为反射动作，它似乎充满了暴力的情绪。在小人国世界里，这景象有如《萨朗波》（著名歌剧）里潜行的狮子。这一瞥令人联想到昆虫世界的浩瀚‘情感’。”从谢灵顿的描述可看出人类如何以其所见来投射自己的情绪。　　脾气是比情绪更复杂的概念。进化生物学家史密斯把情绪描述为天气（现在有没有下雨），而把脾气比作为气候（某区域是潮湿、多雨的地方）。脾气是影响感觉的持续情绪状态。脾气是由情绪所构成，有自己的存在状态，与眼前事件没有关系。我们会因为肚子饿而生气，产生易怒的脾气，即使吃了东西也不一定能缓解。许多生物都有脾气，一般来说，进化愈完全的生物，脾气愈是独立于眼前的外在环境。人类尤其如此。即使是没有忧郁症的人，偶尔也会有情绪低潮的时候，看到落叶就想起生命短暂，离去的人或逝去的时光突然涌上心头，发现我们活在瞬间即逝的世界而感到虚无。有时候人会毫无理由地悲伤起来。即使是经常感到忧郁的人，偶尔也会情绪高昂，阳光普照、事事美好、充满希望，觉得过去的悲伤只是光明的现在与未来的小序曲。为何如此，是生物化学与进化论的谜题。情绪也许适用于物竞天择的道理，但脾气在物种进化上却没有明显的优势，因此情绪可以随环境而改善，脾气却是很难改变。　　忧郁的来源与进化(2)　　忧郁是一种类似癌症的机能障碍，还是像晕车一样可以预防？进化论者认为忧郁十分常见，不能算简单的机能障碍。看起来，伴随忧郁的机能在某些阶段可能有助于繁殖。有四种可能性可证明这点。第一项是忧郁的作用在进化至人类以前有其功能，而现今这种功能已不再有用处。第二项是现代生活的压力与我们演化出的大脑相冲突，忧郁是我们的进化尚未赶上现实生活变化的结果。第三项是忧郁本身在人类社会有其功能，有时候人类会忧郁是好事。最后一项是基因和生物结构的结果，产生出忧郁，也与其他更有用的行为和感情有关——忧郁是大脑生理机能中，一种突变的附带结果。　　有些人是天生的领袖——没有领导者的社会将会一片混乱，很快就会溃散。人在团体中的地位通常会不断改变，领导者要对抗挑战者，直到被彻底打败为止。忧郁对解决这种社会的权力冲突十分重要。如果阶级低的动物不断挑战领导者，将会争斗连连，团体的功能无法正常运作。如果挑战者失败了，不再逞强，退缩到某种忧郁的状态（这种状态被认为是消极，而非生存的危机），由此承认了胜利者的成功，并接受权力结构。这种依顺当权者的屈从姿态，使他不致被胜利者屠杀，或被驱逐出团体。轻微到中等的适当程度忧郁，有助于阶级社会达到和谐一致。忧郁不断复发，表示这个不断战败的人应该避免再度争斗，以减少对自己的伤害。进化论者伯希内尔曾说，大脑会不断监视一个人与他人关系的地位，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是根据这种内化的阶级观念而进行的。大多数动物依争斗的结果来决定自己的阶级，若是没有实力提升自己的阶级，忧郁可以避免它们逞强。即使不是要改善社会地位，人们也常会遭受别人的批斗与攻击。忧郁会让他们退出遭受批斗的环境，摆脱之后才不会受到羞辱。忧郁中的焦虑成分就是来自于害怕成为猛烈攻击的对象而被赶出团体——此后果在动物社会和人类的狩猎与采集时代会危及生存。　　这种以进化的架构来解释忧郁的说法，与在拥有极多外在结构规范的社会中我们所感受到的忧郁，没有很大的关系。在原始社会里，群体的架构是以体力来决定，而体力是通过一个团体成功地消灭或击败另一个团体来表现的。拉塞尔·加德纳担任了“跨物种比较学会”（“精神病理学协会”）多年的领导者，他想找出人类忧郁症与动物模型的联结。他指出，对人类来说，成功不在于击倒别人，而在于完成了一件事情本身。当人类觉得自己成功时，通常是因为实现了目标，而不是因为阻止了别人成功。这并不是说人完全不会投入到竞争中去或是伤害别人，但竞争在大多数人类社会体制中，其建设性比破坏性更高。在动物社会里，最重要的成功目标是“我比你强”；而在人类社会中的成功，是较高等的“我真是太厉害了”。　　加特拿认为坚决的力量决定了动物社会的秩序，其中的弱者发展出类似忧郁的状态，而在人类社会中，公众的意念决定了社会秩序。所以狒狒会因为其他狒狒有能力打倒它而产生忧郁行为，人类则会因为不受他人欢迎而忧郁。现代的经验也证实了这种基本的阶级假说——失去社会阶级的人会变得忧郁，有时候这能让他们更能够接受较低的社会阶级。要注意的是，拒绝接受较低社会阶级的人，通常也不会被逐出现代社会——某些人居然还可成为受人尊敬的社会改革者。　　忧郁和冬眠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冬眠是指通过沉默与退缩来保存体力，减缓所有的生理机能——这似乎可以支持忧郁是不完全的进化的理论。忧郁症者渴望蜷缩在自己的床上，也不喜欢出门，令人联想到冬眠：动物不会在草原中冬眠，而是在较安全的温暖巢穴里。根据一项假说，忧郁是一种自然的退缩，只会发生于安全环境。“忧郁症与睡眠之所以有关，”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的托马斯·艾尔认为：“因为忧郁与睡眠的地方有关，与家有关。”忧郁症的发展也伴随着泌乳激素和荷尔蒙的变化，这也是一种退缩和休眠的形式。对于较温和的忧郁症，艾尔说：“某种生物中的某成员若是一进团体就感到焦虑、不敢登高、不敢进隧道、不敢独自外出、害怕陌生人、一感到危险就躲回家——可能会比较长命，多子多孙。”　　我们也不能忘记进化论假设的片面性。物竞天择不会消灭疾病或朝完美的方向演进。自然的选择比较偏好某些遗传基因。大脑的进化程度赶不上我们的生活，麦奎尔与特罗西称其为“基因落后假说”。现代生活的重担显然与我们大脑的进化相冲突。因此，忧郁症可能是我们在做我们进化程度所不能及之事的结果。“我觉得，如果有一种生物，在天性上要活在五十至七十个同类的群体中，”进化心理学的领导者伦道夫·内斯说：“它们要是活在几十亿个同类的群体中，大家都会很难过。但谁知道呢？或许它们的饮食，它们的活动率，它们的家庭结构、交配模式和性活动会改变，或许睡眠，或许必须面临死亡成为自身意识，也许都不是。”南加州大学医学院的詹姆斯·巴伦杰补充说：“过去都没有这种焦虑的刺激。以前你会呆在离家不远的地方，而大多数人能掌握一个地方。现代社会是令人焦虑的社会。” 进化论创造出一种模型，认为在特殊环境里的特殊反应有其用途；现代生活造成这些反应，这一堆症状在许多环境中没有用处。忧郁的发生频率在狩猎与采集或单纯农业社会中较低，在工业社会中较高，而在变迁中的社会中更高。这印证了麦奎尔与特罗西的假说。现代社会生活中要面对的困境成千上百，比传统社会多得多。不学习应付的方法，几乎不可能适应这些困境。在所有困境中，最麻烦的就是长期的压力。在大自然里，动物无时无刻不处于严酷的境地，随时都在生死关头。除了持续不断的饥饿外，它们没有长期的压力。野生动物不必干烦人的差事，不用强迫自己冷静地与人交际，年复一年地与讨厌的人在一起，不必为小孩的监护权打官司。　　忧郁的来源与进化(3)　　或许我们社会所产生的强大压力，其主要源头并非这些显而易见的折磨，而是自由，这种自由是由数不清的、无参考根据的抉择构成。曾于1961年发表著作《人性的变化》的荷兰心理学家范丹伯认为，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动机系统，每个时代都需要全新的理论——所以弗洛伊德关于人类的著作，在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的维也纳与伦敦是事实，但到二十世纪中期就不再正确，到了其他国也不适用。范丹伯认为在现代文化的生活中，没有所谓知情的抉择。他谈到专业的障蔽性，专业不断地多样化，造成一长串令人费解的可能性。在前工业社会里，儿童可以走遍他所住的村庄，看到成人在工作。他对所有可以选择的工作都有透彻的了解，并可以此为基础选择（选择在这里非常重要）他自己的工作——当铁匠、磨坊工或面包师傅。或许神父详细的工作内容不太清楚，但是神父的生活方式却众人皆知。在后工业社会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很少有人从小就知道避险基金经理人、健康保险官员、副教授到底是在做什么事情，或知道自己喜不喜欢。　　个人领域也一样。十九世纪之前，一个人的社会选择有限。除非是好冒险的人或是异教徒，否则人都在同一个地方生老病死。他们被稳固的阶级结构束缚。什罗普郡的佃农可娶的对象很少：他只能从门当户对的适龄女子中挑选。或许他无法迎娶心中的真爱，必须选择另一个人，但至少他已检视了可挑选的对象，知道自己以前做了什么，也知道自己眼前在做什么。上流人士占据的世界相对不受地理区域限制，但其中的人数不多。他们也有机会认识所有他们可联姻的对象，也清楚可选择的范围。并不是说跨阶级的婚姻关系不会发生，也不是说人不会迁移，但这种情形较少发生，当时的风俗习惯也刻意反对这类事情。机会有限的高度结构化的社会，形成一套大多数人都可接受的标准；当然，也有人是透过内心自省，形成自己的接受标准，但无论在哪个时代、哪种社会都不多见。随着交通运输的发展、城市的扩大和阶级的流动，婚配对象范围突然无止境地扩张。十八世纪的人可以自称他们了解过所有可能的异性对象，并选择了最好的一位，若他们到了近代，就不敢保证可以从所有认识的人之中挑到最适合的对象。我们大多数人一生中可以认识几千个人。所以，失去了最基本的把握——知道自己是否选对职业、找对配偶的确定感——令我们感到失落。我们无法接受我们不知如何是好的状况；我们无法抛开这种想法：人应该运用知识来做抉择。　　以个人的角度来说，遭受奴役和过度自由都是沉重的现实，当有些国家承受着难以摆脱贫穷的绝望时，较进步的国家则承受着人口的过度流动，当人们与传统的根不断松动、不断重新适应新工作与新人际关系的流浪生活时，他经受的压力更大。有位作家针对这个问题写了一则故事，说有个男孩在短时间内搬了三次家，后来他在自家后院的橡树上吊自尽，钉在树干上的遗书写着：“这里是唯一有根的地方。”平均一年要拜访三十个国家的忙碌官员；公司不断转手、部属与上司年年不同的城市中产阶级；或是每次上杂货店都碰到不同店员的独居者，他们一直都有种断裂的感觉。在1957年，美国超市的货架上平均有六十五种货品：购物者认识所有的水果和蔬菜，而且都品尝过。到了1997年，美国超市的货架上平均有三百种货品，其中有上千种货品的超市不在少数。即使在选择晚餐时，你也处于不确定的情况中。这种选择的增加不是方便，而是令人混乱。当各个方面都有类似的多样选择时——你要住哪、做什么、买什么、和谁结婚——结果就是一种集体的焦虑，我认为，这充分解释了工业化的世界忧郁症罹患率升高的理由。　　此外，我们活在一个令人眼花缭乱、手足无措的科技时代，我们无法清楚地掌握身边大部分的事物是如何运作的。微波炉的原理是怎样的？什么是晶片？如何用基因工程改变玉米？我的声音如何透过无线电话传到一般电话里？通过科威特银行到我纽约户头里扣的账是真的钱吗？这些问题任何人都可以找到答案，但是搞懂我们生活中所有小科学问题是庞大的工程。就算你了解了汽车引擎如何转动和电力从哪来，也愈来愈不清楚日常生活运作的机制。　　来自多方面的压力让我们随时可能陷入烦恼。尤其是家庭的崩溃，以及孤独的生活。职业妇女无法与小孩保持亲密是个问题，过着缺少运动与活力的职业生活也是问题，活在人工灯光里是个问题，失去宗教的抚慰是问题，跟不上资讯爆炸的时代也是问题。我们可以无止境地列下去。我们的大脑怎么有办法处理和容忍这所有的事情？我们的大脑怎么会不受伤？　　许多科学家赞同这种想法：时至今日依然存在的忧郁症，在我们的社会仍有其功能。进化论者希望看到忧郁对特定基因繁殖的正面影响——但若我们观察忧郁症患者的繁殖率，会发现忧郁实际上不利于基因的繁殖。忧郁和身体痛苦一样，是要我们摆脱某种危险活动或行为的警告，因为这样的活动或行为令人难以忍受，所以这就是拥有忧郁能力最明显的好处。进化精神病学家保罗·瓦特森与保罗·安德鲁斯，认为忧郁症其实是一种沟通方法，并拟出进化的概论，其中忧郁症是一种社会疾病，因人际关系的地位而得以存在。他们认为，轻微的忧郁症会促使人进行强烈的自省与自我检讨，在此基础上有可能会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根据自己的性格来做出复杂的决定。这样的忧郁是个秘密，也常处于隐蔽状态，它的作用是私密性的。焦虑——为未发生的事烦恼——常是忧郁的表现之一。轻微的忧郁——使内心产生与环境无关的低落情绪——可驱使我们找回一时不察而抛弃的东西，那些东西是失去之后才能感觉出价值。它使人为真正的过失而懊悔，不再重犯。人生的抉择通常依循着投资的老原则，冒风险可能会带来高报酬，但大多数人承受不了太高的代价。若是一个人拼命朝着全无希望的目标前进，忧郁便可解救他，强迫他退出。过于执著于追求自己的目标，无法放弃愚蠢透顶的念头，这种人特别容易得忧郁症。蓝道夫·内斯说：“他们试图在人际关系上努力，那是徒劳无功的，但他们不会放弃，因为他们投入太多感情了。”　　忧郁的来源与进化(4)　　忧郁帮我们规避掉一些风险和不利因素。例如，过高的压力会造成忧郁，忧郁可使我们避开压力。睡眠不足会造成忧郁，忧郁可让我们补回睡眠。忧郁症的重要功能之一是改变无生产力的行为。忧郁通常是投入资源错误，需要重新调整焦点的警讯。现代生活中有太多这样的例子。我听说有位女士想当小提琴家，但老师和同事都反对，她因而陷入严重的忧郁症，服药和其他疗法都只能稍稍缓和。当她放弃音乐，把精力放到更适合她能力的领域之后，忧郁症就不治而愈了。忧郁症虽然令人失去活动能力，但有时也是一种驱动力。　　更严重的忧郁可以唤起他人的注意与支援。瓦特森与安德鲁斯认为，假装自己需要帮助，并不能保证一定可以得到协助：大家都很聪明，不会被装出来的可怜相所蒙骗。忧郁是很省事的机制，因为有助于产生有说服力的事实：若你陷于忧郁，那你就是真的可怜；若你真的很可怜，那你就可以得到他人的帮忙。忧郁症是代价极高的沟通方式，因为它激烈的后果太过引人注目，所以代价高昂。瓦特森与安德鲁斯说，正是因为忧郁症太可怕了，才能驱使他人伸出援手；忧郁症发作所造成的机能障碍，在作为“诱发利他主义的工具”上是有用的。它也可能会使造成你困扰的人离你而去。　　我的忧郁症换来了家人与朋友的各种协助。我得到意想不到的关注，身边的人想办法缓解了我某些方面的负担——金钱上、情绪上与行为上的负担。我放下了对朋友的人情压力，因为我病重得没办法还人情债。我停止工作：这是不得已的选择。我的病甚至让我得以获准缓缴账单。讨厌的家伙也宽宏大量，不再来烦我。事实上，我因为第三次忧郁症发作，而要求宽延这本书的交稿日期，而且十分坚决；虽然我可能很脆弱，但我可以坚决地说不，我就是无法继续工作，别人只有同意。　　进化心理学家爱德华·哈根把忧郁症视为权力游戏：它可以把一个人的工作，转移到其他人身上，直到别人满足他的需求为止。我不同意。忧郁症患者对身边的人提出许多要求，但话说回来——要是他们没有忧郁症，就不需要提出要求。这些要求完全被接受的机会不太高。忧郁症可以当成有效的勒索，但一般来说，当这种勒索者太辛苦了，它的后果难以预料，也并非实现特定目标的好方法。虽然在痛苦的时候得到关怀令人愉悦，也可以形成爱的力量，但是最好是不要这么痛苦，也不要这么多帮助。不要有忧郁——我相信低落的心情有反映身体痛苦的功能，使人避开某些导致不快的行为，但忧郁是为达成某种社会目的的这种时髦说法，对我一点意义都没有。如果重度忧郁症是独立的个人寻求协助的自然策略，那最多也只是高风险的策略。事实上，大多数人会被忧郁症吓得倒退三步。虽然有些人会对显现忧郁的人表示同情和博爱，但更多人会觉得厌恶和排斥。陷入忧郁时，你常常会发现平时信任的人其实并不可靠——这种讯息虽然有价值，但你宁愿不要知道。我的忧郁症让我将朋友去芜存菁，但代价有多高呢？而且背弃那曾经给我带来快乐的友谊，只因为我在困难的时候发现这些人不可靠，这值得吗？我对这些人来说，又是哪种朋友呢？到底要有多少感情才能成为可靠的朋友？在危机中很难获得可靠的帮助，仁慈、慷慨或善良常常无济于事！　　爱的功能　　最常见的忧郁来自于悲愁，脱离常轨的悲愁。要了解忧郁症，不可能不谈到哀痛：悲伤是忧郁的基本模式。忧郁症可能是某种有用的机能受到了阻碍。我们的心跳速度会随着环境和气候不同而发生改变。真正的忧郁症就像心脏没办法把血液运送到手指和脚趾一样，是一种实际上没什么正面功能的极端状态。　　悲愁对人类有绝对的重要性。我相信悲愁最重要的功能是它教我们感受到情感的力量。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因太多的失去而感到痛苦，进而恐惧悲愁，那我们就不会更炽烈地爱别人。爱的经验将悲伤纳入到它的力量与范围之中。动物不会希望所爱的对象遭到伤害——实际上，帮助所爱的对象——也对物种的存活有助益。当我们发现这个世界的痛苦时，爱让我们得以活下去。如果我们培养出自我意识，但没有获得爱的能力，就无法忍受人生的风吹雨打。虽然没有见过这种对照实验，但我相信拥有最多爱的能力的人，比没有的人更能坚强地活着；他们也是最可能被爱的人，这也有助于他们的存活。“很多人把天堂想像成是一个充满无穷力量与变化的地方，”凯·杰米森说：“而不是没有烦恼的地方。你可能希望消除某些极端，但不会希望把介于两个极端的连续体从中间切下去，完全消灭其中一半。不让人们受苦，几乎等于希望人们的情绪范围不受到限制。”有爱就会有伤害，抗拒或责怪伤害就是拒绝爱。　　最重要的是，爱让我们不会太轻易放弃情感。拥有真心的爱，也常意味着烦恼。因为怕失去，所以我们十分珍惜手中拥有的东西。如果有人失去所爱之后不会感到沮丧，那他把时间、感情和精力花在某人身上，就只是为了好玩，绝不会多耗一分钟。“进化论”，内斯说，“一般被认为是种轻蔑的说法。进化生物学家把所有道德行为的复杂性，解释为不过就是一个人的自私基因系统在作祟。人大部分的行为当然有明显的目的，但人的举止时常超出这些因素。”内斯所研究的是约定。“动物不会对他者许下附带条件的复杂承诺。它们不会经过协商之后，说：‘如果你将来为我做了什么事，我就为你做什么事。’约定是承诺在未来去做你并不想做的事情。我们大多数人都靠着约定过生活。霍布斯（十六世纪英国哲学家）就发现了这点。他了解到，‘我们有约定的能力才使我们成为人。’　　世界上最早有情感的生物是爬虫类和鸟类。卧在蛋上以保持温暖的本能——而不是产下蛋就溜走，使蛋变冷、被压碎或被路过的动物吃掉——显然可增进繁殖力。大多数进化程度比爬虫类高的生物、会喂食年幼者的母亲，像鸟类，其后代存活者较多，这使小鸟长成大鸟继续生育的成功率增加。最早发生的情感，也明显是天择之下的情感，就是母亲与幼子之间，我们所称的母爱。爱可能出现在最早的哺乳类身上，驱使这些生物照顾它们的后代，不被险恶的世界所伤。紧紧陪在子女身边、击退掠食者、全心养育子女的母亲，比不在乎子女受攻击和被掠食者吃掉的母亲，有更多繁衍自己后代的机会。仁爱的母亲生下的子女，比冷漠无情的母亲生下的子女，有更多长大成熟的机会。物竞天择的规律使社会选择了仁慈的母亲。　　其他不同的情绪都各有其用处。充满怒气与仇恨的雄性，更能够有力地与其他雄性竞争，他会杀死对手，有利于让自己的性格得以繁衍遗传。会保护配偶的雄性也有竞争优势：把其他雄性赶走、不让他们接近其配偶的雄性，才有机会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的基因传给进入繁殖期的雌性。对产子数较少的动物来说，繁衍遗传物质胜算最大的配对，是充满爱与关怀的母亲，配上充满妒嫉与保护性的父亲（反之亦然）。多情的动物有更多繁殖的机会。在竞争激烈的环境里，可被怒气激励的动物胜算较大。爱——性爱、博爱、友情、孝敬、母爱，以及其他所有类似的情绪——以奖赏与惩罚的模型运作。我们会表现出爱，是因为可得到巨大的回报；我们不断表现出爱与保护性，因为失去爱是一种创痛。如果我们不会因为失去所爱而感到痛苦，如果我们只想享受爱的欢喜，但对所爱者遭到杀戮无动于衷，保护性就会远不及现在的我们。悲愁让爱变成自我防卫：我们会照顾所爱之人，以避免自己陷入难受的痛苦之中。　　忧郁的生理学进化(1)　　忧郁的生化演化与社会演化相关联，但不相同。现在建立的遗传图谱，还不足以让我们了解到底是基因的哪些作用会导致忧郁，但这种状态可能与情绪敏感度有关，情绪敏感度是有研究价值的特质，也可能是意识的结构开启了通往忧郁的道路。当代进化论者正致力研究大脑三分论（或三层次）。大脑最底层的部分，与低等动物爬虫类似的脑，是本能的中心。中间层是边缘系统，存在于较进化的动物脑中，是情绪的中心。顶层，只存在于如灵长类与人类等高等动物脑中，是感知的脑，与理智和高级的思考形式有关，也与语言有关。大多数人类行为都与这三层次的脑相关。以著名进化论学者保罗·麦克林的角度来说，忧郁显然是人类才有的烦恼。它是三层脑运作的集合：本能、情绪与感知同时进行的必然结果。三层次脑有时候对社会逆境无法协调反应。从理论上说，当一个人本能退缩的时候，应该会感觉到情绪的负面反应和感知的重新调整。如果三者同步运作，人会感受到正常、非忧郁的退缩，摆脱造成大脑本能钝化的行为或环境。但是有时候，大脑的理性会抗拒大脑的本能。例如，人的本能层次是退缩，但却感到激发的情绪与愤怒，这会造成剧烈的忧郁。或是说，本能层次是退缩，但却刻意决定抗拒原本的意图，因而使自己遭受沉重的压力。所有人对这类冲突都不陌生，这也的确会造成忧郁或其他失常。麦克林的理论，完全合乎我们所谓超乎大脑目前演化能力的说法。　　牛津大学的提摩西·克劳相信（但生理学家激烈反对）灵长类的大脑是对称的，而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物种形成的特点——就是大脑不对称（他根据X光片显示男性大脑的变化，以十分复杂的遗传论点为基础来提出这个观点）。在灵长类演化成人类的过程中，由于大脑的体积随身材变化而增长，这种变化让两侧大脑演化出某种程度的独立性。这开启了自我意识的发展，一种发现自身为自我的觉醒。许多进化论学者说，这原本只是小小的突变——与大脑两侧成长因素有关的突变——在持续演化的情形下变成深具意义的不对称。　　大脑的不对称性接下来成为语言的基础，左脑陈述或处理右脑的概念和知觉。语言能力位于大脑的两侧，这是从中风患者身上得到的证据。左侧脑中风的病人可以理解概念和察觉物体，但无法叫出任何东西的名字，也无法言语或获取语言的记忆。这不单单是发音的问题。左脑中风的聋者可以做出表情和手势（所有人类和灵长类都有这种能力），但他们无法使用手语，也无法理解我们将词语组织成句子、把句子组织成段落的复杂文法。另一方面，右脑中风的病人保有知性的能力，但失去了概念和感情这些平常可自然表达的能力。他们无法进行复杂的抽象思考，情绪能力也遭受严重的波及。　　什么样的解剖学结构使我们有情绪障碍的倾向？克劳曾指出，精神分裂和情绪障碍可能是我们为大脑不对称所付出的代价——他把人类的成熟、感知和语言都归于相同的神经演化结果。他接着指出，所有的精神障碍都是正常的左右脑互动变得混乱的结果。他解释说：“二者的沟通可能会太多或太少；如果有一侧大脑不一致，就会造成精神障碍。”克劳认为不对称性提供了“更高的互动弹性”、“更强的学习能力”，以及“更大的同类生物沟通能力”。但是这种演化结果减缓了大脑成长的速度，使人类的成熟速度比其他生物都缓慢。但成人大脑的可塑性也比其他成熟的动物高——年岁大的狗学不会新把戏，但老人可以学会全新的肌肉活动方法，适应行动不便的晚年。　　人具有自我改进和完善的能力，这使得我们可以学到新想法和新见解。但这也表示，我们会走极端。克劳认为，同样的弹性可以使我们的改变超出正常人格的范围，成为精神异常。这种改变可能是由外在事件触发的。以此模型来看，物竞天择所选择的不是弹性的表现，而是弹性本身。　　现今，大脑不对称性的研究不是热门主题，美国令人印象最深刻的研究是由麦迪逊的威斯康辛大学神经科学家理查·大卫森所完成。愈来愈进步的脑部扫描仪器，使大卫森的研究得以实现。现在科学家可以看到五年前看不到的东西，在未来五年之内，他们能看到的可能会更多。大脑影像专家结合使用正子放射摄影和核磁共振造影，可以得到每两秒半的整个大脑三度空间快照，空间资讯精确度可达到约三点五毫米以上。核磁共振造影的时间与空间解析度较高，正子放射摄影较擅长定位脑中的生化反应。　　大卫森先定位出大脑对“正常”刺激的神经化学的反应——当受试者看到色情照片或听到恐怖声音时，哪个区域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他说：“我们想观察情绪反应的特征。”一旦找到了大脑对特殊影像有反应的区域，就可以测量出大脑持续反应的时间，结果发现这因人而异。有些人看到恶心的照片会产生强烈的神经化学反应，又很快消失；有些人也会有相同的反应，但要花较长的时间才恢复正常。所有检测都证明这种事实：有些人大脑在某方面较活跃，有些人则较迟缓。大卫森相信，大脑恢复慢的人比恢复快速的人更容易患上精神障碍。大卫森在威斯康辛大学的研究团队已证明，服用六周抗郁剂的人，其大脑的恢复速度有明显的改变。　　忧郁的生理学进化(2)　　这项研究除了可显示情绪障碍遗传学取得的进步之外，其中也有许多有价值的推论。如果研究者可以精确定位出忧郁发生时脑部反应变化的区域，就可以开发出刺激或抑制该区域的设备。最近的研究发现，忧郁症患者的前额叶皮质血清素新陈代谢作用异常。大脑的不对称刺激可能是肇因于此，也可能是有些人的大脑在生理上不对称——例如，微血管的分布影响血流量。　　大脑特定区域的反应模式在人生早期就已固定，其他区域则会改变。我们现在已发现，成人大脑的脑细胞的确会再生。当我们自忧郁症痊愈时，我们大脑的某些区域的脑细胞可能会增加，或是别的区域脑细胞数减少。未来的新技术将可刺激或抑制大脑特定区域细胞的生长。有些早期的研究发现，穿颅磁振刺激疗法——以集中的强磁力增加特定区域反应的重复性可改善忧郁症的症状。或许有可能借由外部治疗或自己的努力，学习到如何活化左脑。复原是可实现的，尤其是年轻人。我们或许可以用脑部扫描，及早发现左脑前额叶皮质的钝化，并采取预防措施——“例如采取药物治疗，”大卫森说——提早协助人们避开忧郁症的万丈深渊。　　有些人左脑前额叶皮质较活跃，有些人右脑前额叶皮质较活跃，这与你左右手哪个较发达无关，那是大脑其他区域的工作。大多数人的左脑较活跃。右脑较活跃的人比左脑较活跃的人更容易产生负面的情绪。右脑活跃也表示这个人很容易忧郁。右脑活跃还与引起压力的荷尔蒙肾上腺皮质醇（可体松）的最低分泌量相关。虽然活化的固定模式在成年之前不会稳定，但右脑较活跃的婴儿，母亲一离开房间就会慌张；左脑较活跃的婴儿，可能会在房间里观望，没有明显的忧虑。不过婴儿的平衡性会改变。　　用这种想法来和克劳关于语言的说法相比较会非常有趣。“你注意看，婴儿开始用单音说的字，是他们所指的东西，”大卫森说：“一个音符是一个物体的标签。而他们一开始几乎都是用右手指东西。婴儿对这东西有正面的经验，完全是对它感兴趣，朝着它移动。对大多数婴儿来说，刚开始使用语言是非常好玩的事情。这是我的直觉，还没进行过有系统的研究：左脑语言能力其实是右脑正面情绪的副产品。”　　这种直觉看起来像是情绪发泄的神经解剖学原理。说话是正面的行为。说话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之一，每个人内心沟通的意志都十分强大（包括发不出声音的人，他们用手语、姿态或写字来表达）。忧郁的人不想说话，疯狂的人会不停地说话。无论是在哪种文化里，说话都是让人高兴的事。身陷困境令人痛苦，但是说出眼前的痛苦有助于舒缓。当我被问到，也是我最常被问到的问题：什么是治疗忧郁症最好的方法时，我告诉他们，就是说出来——不要歇斯底里地说，而是清楚地说出自己的感受。只要家人愿意听，就说出来。对朋友说，对治疗师说。大卫森和克劳对说话之所以有益的机制应该十分清楚：很可能是某种说话方式激活了左脑某些区域，这些区域若钝化就会造成精神障碍。说话作为抒发情绪的方法，对我们的社会非常重要。哈姆雷特感叹地说他“一定要像荡妇一样，用话语敞开心胸。”——虽然我们演化出罹患精神障碍的可能，但我们也有用话语敞开心胸（或者，在这里可以说是敞开左脑前额叶皮质）的能力。　　虽然我们尚未了解对疾病有效的疗法，但是弄清楚疾病的要素也有助于理解它直接的病因，然后对症下药。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什么是症状群，一个系统如何影响另一个系统。大多数疾病的解释方法——生化论、精神分析论、行为论和社会文化论——都残缺不全，很多地方还无法解释，而且即使是现在流行的综合式说法，也非常混乱和缺乏条理。为什么某些感情、某些行为与疾病相互联系，但与健康无关？“精神病学最急切要做的，”麦奎尔与脱伊西写道：“是拥抱进化论，并开始验证它所依据的资料，测试最近的解释疾病的方法。不先详细地了解物种，却要试图解释其行为，你的研究只会进入误区。”　　我并不完全相信，了解忧郁症的进化论对治疗它有什么好处。但进化论对决定如何治疗很重要。我们知道扁桃体的用途不多，我们了解它对身体的作用，我们知道治疗扁桃体感染比割除扁桃体还麻烦——割除它对身体没什么影响。我们知道盲肠可以割除而不必治疗。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知道肺炎需要治疗，因为若是摘除了某人的肺，他就活不成了。我们知道皮肤癌一定要割除，但青春痘不会造成全身性发炎。我们了解自己身体这些区域的机制，许多人也知道碰到机能障碍时，需要哪种和什么程度的治疗。　　关于何时该治疗忧郁症，显然没有一致的说法。忧郁症应该像扁桃体一样割除，或像肺炎一样接受治疗，还是像青春痘一样可以忽略不管？忧郁症轻微或严重是重要的事情吗？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得先知道为什么会有忧郁症。如果忧郁症在以狩猎与采集为主的原始社会有其功能，但在现在社会是不恰当的东西，那或许可以移除。如果忧郁症是一种严重的大脑失常，那就需要治疗。如果某些轻微忧郁症有自我调节的机制，那就应该忽略。进化论提供了统一的领域和理论，揭示了其他忧郁症研究的理论流派之间的结构关系，它让我们决定是否、何时和如何治疗这种疾病。　　第十二章 希望　　安琪的故事(1)　　我们向前走去，怀着大勇气与大智慧，坚决地去发掘美丽。美丽，将解救全世界。　　得以发觉人类拥有复原力、意志力和想象力，我们要感谢的不只是忧郁症的可怕，还有人类生命力的复杂。　　幽默感是走向复原的最好方法，保持幽默感，就会有希望。　　不看清恶，就不会懂得珍惜善；当你走过地狱，就能发现天堂。　　安琪·斯塔基童年时饱受折磨。她是家里七个小孩中最小的一个，家人很少拥抱她，后来她被学校管理员性侵害，十三岁时遭到强暴。“我三岁起就开始忧郁了，”她说。童年时期，她常把自己锁在楼梯下的柜子里，很小时候就在墙上画墓碑。七岁时，她父亲死于胰脏癌。直到三十八岁，“我有时还听得到他的狂喊。我躺在床上或只是坐在房间里的时候，耳朵里又会响起那声音，把我吓死了。” 很小的时候，她最好的邻居和朋友上吊自杀了，安琪敲她家大门时才发现。自从十七年前高中毕业后，她就开始断断续续接受全程入院治疗，有一小段时间搬入有人监视的社区住宅。她有情感型精神分裂症，这表示说，除了根深蒂固的忧郁症，她还有幻觉和能让她自杀的幻听。恐慌阻碍了她与世界的正常沟通。没有人知道她到底自杀过几次——但自从进入耗去她大半人生的收容所，她一次又一次地在危险中获救，连冲上大街撞汽车都能捡回一条命。她的手臂满是无数次割腕留下的疤痕，医生最近对她说，她已经没有柔软的肌肉组织了，如果还继续割伤自己，伤口就没法愈合了。她的腹部皮肤是一块块补缀起来的，因为她有好几次置身烈火中。她试过上吊（用塑胶绳、鞋带、量血压的带子）——直到“我脸都发紫了”——脖子上的痕迹就是证明。她的眼皮被香烟烫伤的地方起了皱。她的头发稀疏，因为她扯掉了头发，她的部分牙齿因服药的副作用而蛀烂——长期的口干会造成牙龈炎。那时候，她所服的药物处方是一百毫克的Clozaril，一天五颗：二十五毫克的Clozaril，一天五颗；二十毫克的Prilosec，一天一颗；二百毫克的Seroquel，一天两颗；五毫克的Ditropan，一天四颗；二十毫克的Lescol，一天一颗；十毫克的盐酸丁螺环酮，一天六颗；二十毫克的百忧解，一天四颗；三百毫克的Neurontin，一天三颗；二十五毫克的Topamax，一天一颗；以及两毫克的Cogentin，一天两颗。　　我在宾州拜访州立机构诺利斯镇医院时，第一次碰到安琪。她是那里的病人，我被她因药物而造成的臃肿身躯吓坏了。但在一群眼神涣散的病人中，她还算是比较专心的。“她非常贫苦，”一位护士告诉我：“但天性可爱。安琪是特别的人。”当然，每个人都有特别之处，但安琪有一种令人动容的无助感，以那样身世的人来说，她是其中非常特殊的。在苦难与其造成的后果背后，她是个热心、充满幻想又大方的人，可爱到会让你忘记残酷的表象。安琪的人格受到遮蔽，但尚未完全被疾病摧毁。　　我逐渐摸清楚安琪和她自残的模式。她最喜欢的割腕工具是铁罐盖。她曾经细细地割伤手臂，严重到要缝四百针。她对我说：“割伤自己是唯一会让我有快感的事。”要是拿不到罐头，她就把牙膏管拆开，用来将肌肉割成一条条。连因为自残烧伤自己而经过清创术（以手术割除腐败的肌肉组织）后，她都还要割自己。在诺利斯镇州立精神病院的小世界里，“我曾经进入五十号楼——紧急处理中心，”她对我说：“我一割伤自己就会被送进去。我原来是去十六号楼，但现在是去五十号楼。目前我住在一号楼，一般住院病房。休息的时候，我偶尔会去三十三号楼参加卡拉OK之夜。这个时候我得回医院，因为身体的恐慌会不断袭击我。我的心一直跳跃，停不下来，把我吓坏了，你知道吗？我不得不冲进洗手间——我整个身体对小小焦虑产生的反应非常敏感！昨天我们到商业区，那里好可怕，连小店都很可怕。我得吃一大堆劳拉西泮（情绪稳定剂）——就算吃了我也不敢上街。我害怕自己会发疯。昨天我很快走进店里，再跑出来冲进洗手间，来回十多次。我实在受不了。当我离开医院到那里时，我会很害怕，但要走回来时，我又害怕回到医院。”　　她一直不能没有身体的痛苦。“我告诉他们不要缝我的伤口，放着不用管，”她说：“让伤口烂掉就算了，那样会让我舒服一点。我宁愿承受身体的痛苦，也不愿再忍受精神折磨之苦。当我筋疲力尽、无法呼吸的时候，才能让我发泄一下。如果想扎自己的手臂，用订书机钉比用针缝好，因为那样比较痛，但痛得还不够久。当我割自己的时候，我真想死——等我把自己割成一片片再烧光以后，谁还会在乎我？看吧，我不是好人。”在最严重的三年里，安琪受到一对一的监视——连独自上洗手间都不行。她曾好几次被绑在床上，关在特别病房中，还曾被罩在网里—— 一种让有自毁倾向的病人动弹不得的大网子。她说那些恐怖的经验，无法用言语形容。她了解所有自己服用的药，是懂很多的病人。“你知道吗？要是再多吃一点Clozaril，我会全吐出来。”她还接受了多次电击治疗。　　安琪对我说，最近在诺利斯镇医院度过的时间里，每天都打电话给母亲，每月还有几个周末可以回家陪母亲。“全世界我最爱妈妈，爱她甚于爱我自己。我让她很难过。虽然有时候我觉得，她有七个小孩，还不如只有六个。但这不代表我应该离开她，让她孤独一人。我已经让她受尽了折磨，不能再伤害她了。我带给她很重、很重的负担和困窘。我的忧郁症、她的忧郁症、我姐姐的忧郁症、我哥哥的忧郁症，你知道吗？苦难永远不会停止，我觉得永远不会停止，直到我们死了为止。我真希望能找份工作，赚钱养她。别人说我过度担心她了，但她已经七十三岁了。我到她家帮她清理打扫屋子。我发狂地清扫屋子的每个角落。我对这种事情很热衷，我喜欢清洗东西。我妈很感谢这一点。”　　安琪的故事(2)　　第一次和我见面时，安琪非常紧张，她因长期接受电击治疗（已三十次）和服用高剂量的药物而造成的失忆，使她无法好好和人沟通，句子讲到一半会忘记。谈到令她稍稍有点宽慰的小事，“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对我这么好，”她说：“我时常痛恨自己，我恨自己做的所有事情。上帝应该帮我想想办法，我被车撞过两次，我割伤自己想把血放光，而我还活着。我很丑，我很胖。我不能思考——我的心混乱到偶尔想想事情都不行。医院就是我的人生，你知道吗？那些症状，忧郁和孤寂的感觉，不可能消失。”　　她敏感地注意到我们沟通不畅，于是在数周后写信来“讲清楚”。她在信中写道：“我做了太多残害自己的事情。所有的事情都变得令人厌烦。我觉得自己根本没有大脑。有时候我怕一哭起来就停不住，永无止境地失落再失落。我希望能帮助很多的人，就算只是一个拥抱也好，仅仅如此也会令我快乐。有时候我会写诗，诗让我知道自己病得有多严重，但是诗中有希望。爱你的安琪敬上。”　　接下来的一年，安琪搬出诺利斯镇医院，先住在一个有专人照料的地方，再转到宾州波城。她有十四个多月没再割伤自己的手臂。她服的药似乎有了作用，不再听到恐惧的声音。离开诺利斯镇医院前，她告诉我：“最让我害怕的是，我不能好好面对这些事情，像买东西、走三段楼梯，还有面对人群等等。”但是，她轻松地改变了。“现在”，离开后约一个月，她告诉我，“我表面上前所未有的正常。”而且之后愈来愈好，得到她以往从未有过的自信。她仍一直幻听到有人唤她名字，但不再是以往邪恶、痛苦的声音。“大部分时候，我不再有任何想伤害自己的冲动。完全不像以前那样，只要有人打喷嚏，我就会想割腕。现在我满怀希望，能好好走完人生！”她对我说。　　我很讶异地发现，安琪不像其他许多有自残倾向的病人那样会伤害别人——她从不伤害别人。在医院的那段时间，她从不打别人。她谈到有一次用火烧自己的睡衣，然后突然想到，自己烧起来可能会让整个建筑物起火，于是很慌张。“想到我可能会烧到别人，我很快就冲到户外。”她参加了诺利斯镇医院的“消费者保障小组”——院内鼓吹病人权利的团体。虽然心里害怕，但她会和医生一起到院外的学校谈医院里的生活情况。当我到她住的监护住宅与她碰面时，发现她会教其他人做事：她以无穷的耐心教别人如何烹饪（制作花生酱香蕉三明治）。“我要好好过日子”，她对我说，“我就是很喜欢帮助别人。我觉得，或许我终究也会为自己做点事。现在和我同房间的女士是个好心人。她有很多问题，连做饭和清理都不会。她不太做事，但是她很可爱，偶尔可以和你聊天，你不能对她太粗鲁。我已经花了差不多两个月教她削该死的小黄瓜，但她就是学不会。”　　安琪写诗，她的诗的确能细致地表达出她的经历：我希望我可以哭得像天空那般地随意。现在眼泪不会那么容易流下来。眼泪卡在我的灵魂里。　　生命好空虚，我好害怕你感觉得到空虚吗？我想那是来自内心的恐惧。我该振作起来，对抗恐惧但这场战争是多么地漫长啊。我好累。　　小孩在长大，我的泪在眼底流着。错过了他们的成长就像错过了四季的变换，错过春天的玫瑰花开也错过了冬天的雪花飘散。我还有多少年可以错过？　　岁月不曾为我停留也不愿停留，岁月为何不停留？花儿不断开了又谢开了又谢，而我的人生依然寂静如死水。　　安琪搬到监视相对宽松的住宅时，我去拜访她。她为我做了个礼物—— 一个天蓝色的鸟屋，背后钉着小纸条，写着：“租约到期。”我们一同到波城一家购物中心里的中国餐馆吃午餐。我们聊到她有一次去纽约看到的表演，聊到她找了份兼职工作，在小餐馆中帮忙做三明治。她曾遭到拒绝，心情沮丧；她曾为可以工作的想法而兴奋，虽然她害怕做收银员和要算钱找零的工作。“我的数学程度只有小学三年级，”她偷偷地说：“太可怕了。而且我能专心的时间很短，像三岁小孩。我想那应该是服药的缘故。”我们聊到她最喜欢的书——《麦田守望者》。我们聊到她曾有过的梦，“我一直梦到大海，”她说：“就像这个房间一样，有面墙。墙的背面是一片海洋。我总是无法跨过海滩，走进水中。我一直拼命走向水中，但就是走不到。有时候我在梦中感到热。太阳晒伤了我，我的头发烧了起来。我怕被太阳晒。你知道，即使是在真实生活里，在太阳下山变得火红时，我会试着找个没窗子的地方躲起来。我怕落日的光芒。”我们聊到一点她残破的记忆。“我是我一个侄女的教母，”她说：“我忘了是哪一个，又不好意思问。”　　后来的六个月我们断断续续地有联络，再度碰面时，安琪问到我的近况。我告诉她说我曾有过轻微的复发。那时我刚经过肩膀脱臼和第三次崩溃。我们又回到那家中国餐馆。安琪拨了拨盘中枯黄的白菜，“你知道吗，”一分钟后她接着说：“我真的很担心你。我的意思是，我觉得你好像会自杀或发生其他什么事。”　　安琪的故事(3)　　我试着安抚她，“哦，安琪，不是那回事。当时情况很可怕，但还不至于那么危险。至少后来就变得没那么危险了。你知道吧，我服过金菩萨还有其他一大堆药，作用很明显。”我笑着摊开双臂：“你看，我可不是好好的吗？”　　安琪抬起头，笑着说：“那太好了，我好担心。”我们低头吃饭，然后她断然地说：“我永远不会好起来。”我对她说，要慢慢来，她将来一定会非常好。我告诉她，她已经比我们两年前第一次碰面的时候好上一千倍。我说，看，一年前你还无法想象会出院，住到你将要搬去的地方。“也对，”她回答，一时间，她不好意思地自豪起来：“有时候我很痛恨那些药，但它们对我有帮助。”　　吃完冰淇淋后，我们逛了餐厅隔壁的儿童商店。安琪买了些咖啡和需要的东西，然后我们准备上车回到她住的地方。“真高兴你来看我，”她对我说：“我没想到你今天会来。希望你不会觉得是我把你拖过来的。”我说她的转变令我非常兴奋，看到她我也很高兴。“你知道，”她说：“如果我的状况好到能做点事情，我想做大型表演，可能像‘奥普拉’（由美国著名黑人女主持OprahWinfreey主持的脱口秀节目）那样。那是我的梦想。”　　我问她为什么想上脱口秀节目。“我只是想把讯息传达给人们，”上车时，她对我说：“我想告诉所有人：不要割伤自己，不要残害自己，也不要恨自己。你知道吗？这真的很重要。我希望将来能很快懂得更多。我想告诉所有人。”我们在车上沉默了一阵子。“你会在书里跟大家讲这些吗？……”她问道，有点紧张地笑起来。　　“我会把你说的告诉大家，”我回答。　　“你保证会吗？很重要哦。”　　“我保证。”　　后来我们抵达了她的新居—— 一所监视宽松的住宅，在里面参观了一会儿，看看窗外景色，我走上户外的楼梯，想看看大楼背后的院子里的景色。那里和她之前住处的荒芜景象大不相同。这栋大楼最近翻修过，外观像是间旅馆：每个双人间都有整片地毯、大电视机、一张扶手椅和沙发、一间小厨房。我说：“安琪，这里实在太棒了。”她回答：“对啊，真的很漂亮。这里比以前好太多了。”　　我们开车回到她即将要搬出的地方。下了车，我给了安琪一个拥抱。我祝她好运，她又一次感谢我来看她，还说我的造访对她有深远的意义。我感谢她送我的小鸟屋。“老天，好冷，”她说。我回到车上，看着她在雪中一步步慢慢从停车场走到大门。我启动车子，说：“安琪，再见。”她回头向我招手：“别忘了你的承诺。”我离去时，她这么对我喊着。　　这幅看起来无比快乐的景象，一直刻在我心里，但不到六个月，安琪割破了她的手腕和腹部，再度回到医院里，并接受严格的精神治疗。我开车到诺利斯镇医院看她时，她的手臂起了火山丘似的血脓包，因为她把沸腾的咖啡泼在伤口上，好缓解满溢的焦虑。我们谈话时，她坐在椅子上前后摇晃，反复说着：“我不想活了。”我努力想着这本书中有帮助的短语，“事情不会永远都是这样，”我这么对她说，虽然连我自己都怀疑，对她来说，情况似乎永远不会变。所谓的决心和意志对忧郁症来说都是不够的。我离开之前，一位接待员说：“你觉得乐观吗？”我摇摇头。“我也是”，他说，“我曾经很乐观，因为她的行为不像大多数人那么疯狂。我错了，她有时候与现实世界接触时表现很不错，但她依然病得厉害。”　　安琪对我说：“他们曾让我脱离最糟的状况，我猜他们会再度让我恢复。”不到半年，这阵风暴过去，她重获自由，回到美丽的小公寓里。她充满喜悦，后来得到一个工作——包装杂货——也非常自豪。中国餐馆里的人看到我们似乎很高兴。我们聊天时避免用到“永远”和“决不”这类的字眼。　　面对忧郁症患者　　一直有人问我，为什么你要写一本关于忧郁症的书？让自己卷入一个令人不愉快的题目，似乎让他们觉得很不可思议，我也必须承认，着手进行研究时，我常觉得选这种题目真是愚蠢。对于这种问题，我有一大堆因人而定的回答。我会说我觉得有些没人讲过的话我应该讲出来；我会说写作是一种社会责任，我希望让人们重视忧郁症，和了解如何用最好的治疗方法让患者走出忧郁。我承认我得到了一大笔预付稿费，我觉得这种主题可以吸引大众注意，而且我也希望成名，受人爱戴。但直到我写了大约四分之三时，才完全清楚我的目的。　　之前我没有预料到忧郁症患者极端、严重的脆弱，也不了解特殊的脆弱与人格的关系有多复杂。写作正在进行时，一位好友与某男士订婚，那位男士性情冷漠，排斥性行为；他要她帮忙提供食物和金钱，帮助他度日，因为他太痛苦了，担负不起责任；他以自己的忧郁症作为放纵粗暴情绪的借口，要求她原谅。当她温柔地再三允诺时，他忧心了许久——但想不起所有过去的细节，也不与她谈论自己的状况。长期以来，我都鼓励好友忍耐，想着他的病有一天会好起来，不要觉得世上没有法子可以把他变成另一个人。　　后来，另一位女性朋友说她丈夫对她施暴，抓着她的头去撞地板。他的怪异举止已经有好几个星期了——普通的电话都会让他疑神疑鬼，他还曾对狗施暴。他的暴行发生后，她吓得找警察，然后把他送进精神病院。虽然他的确有情感型精神分裂症，但还是该受到谴责。精神障碍常显露出人性丑恶的另一面。它不会让人完全变成另一个人。恶的一面是可怜、贫苦又饥渴的模样，悲惨但令人动容；但丑恶的另一面是粗暴又残酷的模样。疾病把人们藏在黑暗里的痛苦现实给挖了出来。忧郁使个性放大和极端化。长远来看，我觉得，忧郁会让好人更好，坏人更坏。它会摧毁一个人的内心平衡，使人产生妄想和无助的错觉，但它也是一扇通往真理的窗户。　　在写作这本书的前后，我碰到许多自己并不喜欢的忧郁症患者，我决定不提他们。我要写我崇敬的人。这本书中的人大多坚毅、聪明或顽强。我不相信有所谓正常人这种东西，或是有什么典型可以说明整个事实。大众心理学研究者总想找到一个代表所有研究对象的典型人，这真是可怕的灾难。得以发觉人类拥有复原力、意志力和想像力，我们要感谢的不只是忧郁症的可怕，还有人类生命力的复杂。我曾与一位患有严重忧郁症的老先生交谈，他对我说：“忧郁症患者没有故事，我们没什么好说的。”我们都有故事，真正的幸存者才有引人注目的故事。在真实生活中，每个人必须活在烤面包机与原子弹的喧嚣噪声之中。这本书是在保护患者隐私的条件下，说出值得注意的人和他们成功的故事——我相信对别人有帮助的故事，就像别人帮助我一样。　　有些人患了轻度忧郁症后就完全垮了，有些人患了重度忧郁症，依然可以为自己的生活找到出路。“有些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很好，”在哥伦比亚大学毒品戒治与研究部工作的大卫·麦克道尔说：“但这不表示他们受的苦比较少。”很难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不幸的是，”伦敦大学的儿童心理学家德博拉·克里斯蒂谈到：“世上没有自杀测验机、痛苦测验机或悲伤测验机这种东西。我们无法客观地测量出人得了什么病或病得多重。你只能听他们说，并相信那就是他们的感受。”疾病与人格之间有交互关系，有些人可以忍受摧残他们的症状，有些人什么都受不了。有人得了忧郁症就投降了，有人则奋战到底。由于忧郁对意志的杀伤力很强，所以有些痊愈者会失去动力，一再陷入忧郁，无法克服。幽默感是带你走向复原的最好方法，也常是使人们爱你的最好方法。保持幽默感，你就会有希望。　　走过忧郁(1)　　在忧郁时最重要的是记得：你无法挽回时光。你的生命不会更多一点，以弥补你受难的日子。无论忧郁症吞噬了多少时光，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你受疾病煎熬时逝去的时光，没办法再拥有。无论你的感觉有多糟，都应该尽力活着，就算只剩一口气也一样。等待它过去，尽可能努力让它快点过去。这是我给忧郁症患者最大的忠告。把握时光，不要求死。就算是觉得自己快要爆炸的那段时光，也是你人生经历中的一段。　　我们盲目相信忧郁症的生物化学作用。为了驱除忧郁症，我们自古以来便在激烈争论真正的忧郁与虚构的忧郁之间的界线。为了要把忧郁症和治疗法分门别类，我们把人内心的复杂感受层层拆解。“人类的生活，”托马斯·内格尔在《利他主义的可能性》中写道：“主要不是由被动的刺激接收、快感、不快、满足或不满足所构成，有很大的部分是由行动与追求构成。一个人的生活只有他自己才能过，别人没有资格帮他过，他也没资格帮别人过。”什么叫自然，或是真实？与其寻找真正的情绪、道德、痛苦、信仰与正义的化学作用，还不如去寻找魔法之石或永生之泉。　　这不是新问题。在莎士比亚的晚期剧作《冬天的故事》里，潘狄塔和波力克希尼斯在花园里争论着自然与仿造的界线——自然物与人造物。潘狄塔认为植物的接枝是“人工”胜过“天工”。　　波力克希尼斯回答：　　不过，那种改进天工的工具，　　也正是天工所造成的；因此，　　你所说的加于天工之上的人工，　　也就是天工的产物。你瞧，　　好姑娘……这是一种改良自然的人工——或者可说是　　改变自然，但　　那种人工本身正是出于自然。　　我很高兴我们已经用尽人工方法改造自然：我们发现了烹饪，于是逞能把来自五大洲的原料都做成一盘菜；我们培育出新品种的狗和马；我们把铁矿炼成钢；我们把野果培育成现在吃的桃子和苹果。我也很高兴，我们发现了如何制造中央空调和室内水管，如何建造大楼、船、飞机。快速的通讯方法令我振奋，我依赖电话、传真和电子邮件过活——虽然这让我感到羞愧。我很高兴我们发明了保护牙齿不至于被蛀坏的科技产品，保护身体避免患上某些疾病，使大部分人得以长寿。我不否认所有这些人工带来的负面后果，造成污染和全球温室效应、人口过多、战争与高毁灭性武器。但整体来看，人工让我们进步，当我们适应一项新技术，这项技术就愈来愈平常。我们都忘记了，我们喜爱的多瓣玫瑰曾经是对自然无耻的挑战，在农业技术介入之前，大自然的森林根本没有这种花卉。建造河坝或猴子用手剥香蕉皮，这是自然还是人工？上帝让葡萄发酵变成“麻醉剂”，这种迷醉是否也是一种自然状态？我们喝醉了就不是我们自己了吗？当我们饿了或吃撑的时候，我们又是谁呢？　　十七世纪人类发明了嫁接，二十一世纪则发明了抗郁剂与基因操作，这些都是人类侵犯大自然的缩影。四百年前的定律依然适用于今天，更改了事物的自然秩序总要付出代价。创造阿米巴原虫的原始生命力量，创造了可被化学作用影响的人类大脑，也创造了后来发现这些化学物质与其作用的人类。当我们修正自然或改变自然的时候，我们使用的是结合大自然的多方面灵感而得来的技术。谁是真正的我？真正的我活在一个任何人为操作都可能使用的世界里，也接受了某些人为操作。那就是我。生病也好，痊愈也好，并没有什么不同。　　保持健康是持续不断的奋战。或许我朋友的未婚夫不管怎样都只能像个废物一样生活，或许他的本性就顽劣不堪，或许他天生就是残酷的人。我觉得没有这么简单。我觉得任何人的天性里都有一个叫意志力的东西；我反对宿命论的说法，也反对以此为道德的借口。我们是谁、我们如何努力成为好人、如何丧失理智和恢复理智，其中都有着内在的联系。包括服药、接受电击治疗、陷入爱情、崇敬上帝和科学。安琪·斯塔基以坚毅的乐观，为诺利斯镇医院走入大众之中演讲：她以无穷的耐心花了无数小时教她的室友削黄瓜；她花时间写信给我说明她的想法，好帮助我完成这本书；她把母亲的家从头到尾清理干净。忧郁摧毁了她的行为能力，但没有损及她的个性和品格。　　或许有人希望清楚地划分自我的界线。事实上，在经验与化学作用之下，所谓的真正自我并不像金矿那样纯粹。人这个生物体是一连串自我，你必须选一个或换另一个。我们每个人的命运都是环境与特定选择的结合，世界与我们的选择结合为一个小空间，自我就存在于其中。我想到父亲，以及陪我度过第三次忧郁发作时的朋友。要是走进诊所，接受治疗，也会碰到同样的胸襟与温情吗？胸襟与温情需要耗费大量的精神、力气与意志力。想象一下，说不定哪一天这些特质可以任意取得，打一针就可以拥有那样的人格，我们就可以变成甘地或特里莎修女？伟人有权利拥有他们的荣耀，还是说那荣耀也不过是化学作用的结果？　　我满怀希望地阅读报纸的科学版，抗郁剂将被其他神奇的药剂取代。为某人治疗后，检视大脑的化学作用，使他在某种情境下与某人疯狂热恋，将不再是不可思议的事。再过不久，你可以选择是以谈话治疗解决恶劣的婚姻关系，还是用药剂师开的药让你回到初恋的感觉。要是破解了我们老化和缺陷的秘密，是不是就能创造出取代人类的神圣种族，他们永生不死，没有恶念、愤怒和嫉妒，为了宇宙的和平付出道德的热血，奉献一生？或许这一切都会发生，但以我的经验，世界上所有的药都只是提供一个重新打造自我的方法。药本身无法重塑个性。我们永远逃不出选择。人的自我就建立在选择——每一天的所有选择上。我是一个选择每天服用两次药的人，我是选择与父亲谈话的人，我是选择打电话给我弟弟的人、选择养一只狗的人、选择在闹钟声停下时起床（或不起床）的人，也是有时会粗暴、有时特立独行、有时又很健忘的人。在我写这本书的背后有着化学作用，我要是能控制这种化学作用，就可以支配它来写另一本书，但那也是一种选择。对我来说，选择是比思考更有说服力的生存证明。我们的人性特质既不是化学作用，也不存在于环境中，而在于我们的意志与现代科技的互动之中，这些科技遍布于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的环境，影响着我们的性格形成。　　走过忧郁(2)　　有时候，我希望可以看到我的大脑，想知道上头刻了什么痕迹。我想象它灰色、潮湿的模样。想到它栖息在我的脑壳中，有时候，我觉得有一个我活在里头，这个塞在脑中的奇怪东西有时候会运作，有时候不动，非常诡异。这就是我，这就是我的大脑，就是活在我大脑中的痛苦。瞧瞧，你会看到哪里被痛苦刮伤，哪些部位有纠结与肿块，哪些部位在发亮。　　我们可以说，忧郁的人比开朗的人更能够仔细看清身边的世界；觉得自己没人爱的人，可能比八面玲珑的人更接近自己的真性情；忧郁的人可能比健康的人更有决断力。研究显示，忧郁的人与开朗的人对抽象问题可以回答得一样好。但是问到他们对事件的掌控力时，开朗的人总是会高估自己的能力，忧郁的人则会仔细评估。在一项以电动游戏为方法的研究里，玩了半个小时候，忧郁的人很清楚自己击中多少小怪兽，开朗的人计算的数字会比实际击中的多四到六倍。弗洛伊德发现到，忧郁的人“比不忧郁的更能敏锐地看到真理”。太过乐观会鲁莽行事，但适度的乐观有物竞天择的优势。“正常的人类思维与感知力，”雪莱·泰勒最近在《美化的错觉》这本惊人的著作中说：“其特质不是准确，而是对于自我、世界与未来的自我美化的错觉。此外，这些错觉其实可能会培养人的适应性，有助于心理健康，而不会损害心理健康……轻微的忧郁可能比正常人更能看清楚自己、世界和未来…… ‘他们’显然没有正常人的那种有益心理健康与舒缓挫折的错觉。”　　重度忧郁太过严厉，无助于生活：你怕冻伤，但不必跑到撒哈拉沙漠。世界上的精神痛苦大部分是不必要的，有重度忧郁症的人，最好把病情控制住。但我相信，我们总会有一天能够全面掌握自己的情绪，将来可能会有一种情绪镇痛剂，可以像消除头痛一样地消除不必要的悲伤。完全消灭悲伤，就等于放纵恶劣的行为：如果不会为自己所作所为的后果感到懊悔，我们很快就会毁灭了别人和这个世界。忧郁症是一种大脑故障，如果肾上腺皮质醇失常，就应该让它恢复正常，但是不要被搞昏头了。要是没有了期望与现实的严重冲突，没有反映这种冲突与困境的沉郁心情——就等于失去我们之所以为人的理由，以及作为人的优点。或许有些人没有足够的焦虑与悲伤可以摆脱烦恼，这对他们似乎不是好事。他们太快乐、太无畏，也太不仁慈。这样的人怎么会需要仁慈？　　走出忧郁症、病情稳定的人，通常对内心的欢喜有着高度的自觉。他们随时会觉得狂喜，更知道珍惜人生的美好。如果他们本来就是热心的人，那必定会成为慷慨大方的人。其他患病痊愈后的人也适用同样的道理，但即使是奇迹似地从严重的癌症中痊愈的人，也不会有那样的大喜悦—— 一种可以感受和散播喜悦的喜悦，这样的喜悦能使走过重度忧郁的人，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艾蜜·加特的著作《有意义与无意义的忧郁》详述了这种说法，书中指出，忧郁症强迫人长期停止正常生活，期间会反复深思，可促使人以有利的方式改变生活，尤其是在失落之后。　　人类对于医药的标准并不明确。开发出可以舒缓忧郁，甚至可以消除悲伤的医药与技术有何意义？“我们现在可以控制大部分的身体痛苦”，进化心理学家蓝道夫·内斯说，“我们经历的痛苦有多少是必要的？可能只有百分之五吧？我们需要痛苦来警示伤害，但我们真的需要持续不变的痛苦吗？问问慢性关节炎、结肠炎或偏头痛的患者吧！因此，虽然这只是类推，但有多少我们经历的心理痛苦是真正必要的？多过百分之五吗？如果可以在母亲过世后服一剂解除悲伤的药，摆脱恼人又无意义的悲痛与苦闷，那难道不好吗？” 法国精神病学家茱莉亚·克莉丝蒂娃发现忧郁与深层心理的功能：“击垮我们的悲伤，以及阻碍我们行动的迟钝，也是一种对抗疯狂的防护盾——有时候是最后一层防护盾。”或许可以简单地这么说，我们对悲伤的依赖超乎我们想象。　　愈来愈多的人使用抗郁剂来让自己恢复正常，这种情形最近被视为偏离正途，玛莎·曼宁以流畅的文笔在她的书中写道，这是一种“大众化与寻常化”。1998年开出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的处方笺总计六千多万张——这还不包括数量庞大的非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现在已成为治疗思乡症、饮食失常症、经前症候群、家中宠物大肆破坏所带来的厌烦、关节痛等疾病的良方，其中最常用的在轻微的悲伤与寻常的烦恼上。它不只是精神科的处方，综合科与妇产科也会开这些药，我碰过一个人，他的百忧解是足科医生开的。当环球航空客机失事时，有关单位除了枕头或毛毯，还发百忧解给等待消息的家属备用。我对这种广泛的使用没有意见，但我觉得应该要小心、谨慎、经过考虑后再使用。　　有人说，每个人的缺点也是优点。如果消除了缺点，那还会有优点吗？“我们正处于医药蓬勃发展的时期，”内斯说：“开发消除不适情绪的新医药，使疗效越来越快速、简单、低廉和安全。我们应该可在下个世纪之前完成这个进程。我敢预测未来的发展，因为如果人可以让自己更舒服，他们就会这么做。我可以想象，不出几十年，这世界会是医药的乌托邦；我也很容易想到，人们会快乐到忘记他们的社会义务与个人责任。” 哥伦比亚大学的罗伯·克里兹曼说：“这是哥白尼之后，我们遭遇的最剧烈的改革。几个世纪之后，新社会的人类回顾以往，会把我们看成是无法驾驭和操纵情绪的残障者。”果真如此，那我们将会有所失，当然也会有所得。　　走过忧郁(3)　　走出忧郁症的时候，你会失去一些对危机的恐惧感。我有数不清的过失，但现在的我比患病之前好多了。我得先经过忧郁症才有意愿写这本书。有些朋友劝我不要和书中提到的人打交道。我很想说，忧郁症让我更无私，我开始爱贫困与潦倒的人，但实情不完全如此。如果经历过这种事，看到别人的生活出现同样的状况，你一定会感到惊骇。对我来说，让自己介入别人的悲伤比冷眼旁观更轻松。我讨厌无法与别人沟通的感觉。善良不见得会有回报，但是完全地爱别人，可以带来许多内心的平静。看到忧郁症患者受折磨，会令我骚动不安。我想帮助他们。这不难，就像在餐桌上看到别人打翻好酒一样。扶正酒瓶、清理干净，比故意视而不见令人舒服。　　走过地狱，发现天堂(1)　　忧郁症最可怕的是那种恐怖的孤寂感，我从中学到了亲密的重要性。母亲与癌症搏斗时说过：“大家为我做的事都很令我感动，但是孤零零活在这个跟我作对的身躯里，真是太可怕了。” 孤零零地面对心灵也一样可怕。看到别人被自己的心灵所困时，你会作何感想？你无法用爱让忧郁症者走出愁云惨雾，但偶尔可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有时候，你可以尝试到他的住处陪伴他。与沉郁的人相处不是件愉悦的事，但在一旁看着他衰弱下去更令人难过。你可以远远地站在一旁担忧，也可走近一点，更近一点，再近一点。有时候，接近他们的方式是保持沉默，甚至是保持距离。不是当事人的你无法决定，但是你可以观察。忧郁症的孤寂感大于其他情感，但它也造就与之相反的情感。由于得过忧郁症，我更爱别人，别人也更爱我，我可以说，许多这本书里提到的人也有一样的看法。所以，许多人问我如何对待身患忧郁症的朋友与家人，我的回答其实很简单：减少他们的孤立感。帮忙泡杯茶，促膝长谈，或是相邻同坐，保持沉默，或是其他适合当时状况的方法。但你一定要做些什么，而且要发自内心地乐意去做。　　曾与躁郁症搏斗的梅姬·罗宾斯说：“我时常变得非常紧张，会拼命说、说、说。后来我开始加入艾滋病之家的义工组织。我的工作是为病人准备茶、蛋糕和果汁，坐下来和他们聊天，因为他们中有许多人没有亲友探访，十分孤寂。记得有天早上，我坐下来，用七月四日国庆日他们做了什么作为话题。他们跟我说了，但完全不想把话讲完。我那时觉得这对他们不太友善或没有帮助。后来突然想到：这些人不想聊天。事实上，在一开始几次简短的谈话时，他们根本不愿说话。但是他们不希望我离开。所以我决定坐在那和他们一起。就是这样的聚会：我没有艾滋病、看起来很健康、不是等死的人，但却是可以容忍他们的人。所以我只要陪他们坐一个下午，不用讲话，就会令他们感受到一种温情，只要你愿意无条件地付出关爱。如果你觉得坐在那里很痛苦，他们也会很痛苦。你的状况就是如此：不要像疯了一样拼命想解决。我已经学会怎么做了。”　　康复的人持续服药、等待。有些人采用精神动力疗法，有些人接受电击治疗或手术。你无法决定自己要不要得忧郁症，也不能选择何时或如何好转，但可以选择用什么方法对付忧郁症，尤其是康复的时候更要好好想想。有些人复原了一阵子，又会陷落回去。但当他们康复时，会尝试用忧郁症的经验让人生更美好、更多姿多彩。对某些人来说，忧郁症是场灾难。忧郁症患者走出忧郁后，更懂得找到智慧的路。乔治·艾略特在《丹尼尔·德龙达》中，描述了忧郁症好转时那种神奇的感觉。蜜拉企图自杀，但被丹尼尔救回来。她说：“不过后来——昨天我想喝眼前那杯水的时候——我想到死亡是慈悲的最佳形象——温馨的感觉猛烈地向我袭来，我相信那种猛烈的感受。”温馨不会猛烈地袭击生活波澜不惊的人。　　我第三次崩溃是次轻微的崩溃，当时正写到这本书的最后阶段。由于那时候我无法进行任何形式的沟通，所以在电子邮件系统中设了自动回复，说我暂时无法回信，电话答录机也做了类似的设定。曾得过忧郁症的熟人知道这种留言是怎么回事，他们的反应很快。几十个朋友留言给我，尽其所能地提供帮助，十分热心。“若需要我陪你的话，打电话给我，”罗拉·安德森写信来，还送了一大把兰花：“只要你愿意，我会陪你，直到好一点为止，也欢迎你到我这来。如果想搬到我这里住一年，随时欢迎。我希望你知道，我永远支持你。” 克劳蒂亚·薇佛在信中问我：“找个人每天去看看你，情况会不会好一点？还是信太多，让你觉得有压力？要是觉得有压力，就不用回这封信，不过，只要有需要，不论白天黑夜，我随时等你的电话。”安琪·斯塔基从医院用公用电话打给我，询问我的状况。“我不知道可以帮什么忙，”她说：“但是我一直很关心你。请多保重。要是心情真的很糟，随时可以来找我。若需要什么，我会帮你想办法。答应我，不要伤害自己哦！”弗兰克·鲁沙可夫写给我一封感人的信，提醒我希望的可贵。他写道：“我期待得到你康复的消息，去开始另一趟奇遇。”最后署名：“你的朋友，弗兰克。”我和这些朋友在各方面都算有交情，但他们的真情流露还是令我大吃一惊。汀娜·索那哥说，若我需要帮忙，她愿意请病假过来——或者，她也可以帮我买票到某个地方散心。她对我说：“我很会做菜。”珍妮·班雪芙带了把黄水仙顺道过来看我，还从她喜欢的诗中，以优美的笔迹抄了几句乐观的句子，并且带来睡袋，好睡在我家的沙发上，让我不感到寂寞。这样的关怀令我惊讶和感动。　　忧郁者即使是喊出最绝望的请求——“为什么？”或“为什么让我碰到？”——也都种下了自省的种子，这个过程通常使人获益良多。艾蜜莉·狄金生谈到“苍白的滋补品——绝望”，说忧郁的确可以帮你看清人生，有益于人生。忧郁的人绝不会不知反省。或许，这就是我所得到的最大启示：忧郁症不是值得欣赏的事，但经历过忧郁症的人可能因它而受人欣赏。我希望这个基本的事实可以提供给深受忧郁之苦的人，并启发读者以耐心与爱对待身边受苦的人。那些没得过忧郁症的人，通常很自信，认为自己永远不会和这种病发生关系，我希望他们除了希望之外，或许还可以从书中的故事学到一点爱的方法。　　走过地狱，发现天堂(2)　　某些困境可带来好处，但没有人愿意用经历困境的方式来学习。我渴求安逸的生活，我愿意，也已经为此做出相当的妥协。但我发现，至少是在不被困境纠缠的时候，困境让我在追求过程中学到许多事，找到有价值的东西。　　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谈到，不看清恶，就不会懂得珍惜善。“因此，善良不过就是邪恶凝视的幼儿，若不明察罪恶对善良追随者的诱惑，并排拒罪恶，那么这种善良不过就是空白的美德，而不是纯粹的善良。这种善良的天真，也不过就是污浊的天真。”所以，彻底了解悲痛就成了彻底懂得珍惜欢乐的基础：所以，悲痛本身就会加强欢乐。三十年之后，变得更有智慧的弥尔顿在《失乐园》中写到，得到智慧的亚当与夏娃在被赶出天堂后，他们懂得了完整的人性：……自从我们的眼睛睁开以后，我们可以清楚看见，我们看到善与恶，失去了善，得到了恶——知识的恶果。　　在学到之后，有些知识还不如不懂。忧郁教你了解了什么是喜悦，同时也令你失去感受喜悦的能力。这就是知识的恶果，一种我宁可永远不懂的知识。不过，一旦得到了知识，就可以得到救赎。亚当与夏娃发现：喜悦是上天赐予的更大力量，从绝望中跃出的新希望。　　有了新希望，其他喜悦的人类开始过着他们短暂、甜美的生活：他们回首，从东边望着伊甸园，快乐已经远去。　　……　　他们流下天性的眼泪，但又很快拭去。　　世界就在眼前，他们选择休息的地方，也是上帝指引他们的地方：他们手牵手在黑暗中慢慢走着离开伊甸园走向孤独的路。　　所以，我们孤独地朝着眼前的世界走去，我们这些幸存者必定会学到无价的知识，这知识是费尽力气换来的。我们向前走去，怀着大勇气与大智慧，坚决地去发掘美。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美，将解救全世界。”走出绝望之域时，永远是神奇的一刻，美得不可思议。这种美几乎让你走这一遭的代价变得值得。忧郁的人格不是我们在天堂的摸彩箱里选择的，而是由上天所赐，幸存的人可以从中学到些什么。也就是了解自己是谁。海德格尔（二十世纪的德国哲学家）相信极度的痛苦是思想的来源；谢林（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家）认为，痛苦是人类自由的本质。克莉丝蒂娃向痛苦致意：“忧郁赐我至高、深奥的洞察力……从悲伤或哀愁精炼出来的是人格深刻的印记，那当然不是耀眼的特质，而是敏锐、随时可以起身而战、富于创造力的个性。”　　我常能感受到精神的温度，我改变了睡眠习惯，懂得毫不迟疑地放弃自己的所有，更能容忍别人，更能把握所有的快乐时光。有些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已不会像以往那样给我重大的打击，而且无路可逃，但也有一些转变像蛋壳一样地纤细、脆弱。现在，要是否定我的忧郁症，就好像要否定最重要的一部分自我。我太容易发脾气，也太常发脾气，别人不得不接受我这项弱点，但我觉得，我对别人已经比以前更大方了。　　“房子一团乱，”有位与忧郁症奋战一段时间的女士对我说：“我也无法阅读。忧郁何时会回来？何时再来打击我？小孩是我唯一活下去的理由。现在我比较稳定了，但是永远无法摆脱它。不管你在某些时刻有多快乐，你永远忘不了忧郁。”　　“我已经接受了要一辈子服药的事实，”在一次对谈中，玛斯·曼宁突然以热情的口气说：“我为此感到欣慰。有时候看着这些药片，心里疑惑着：隔开我与心灵折磨的就是这些东西吗？记得小时候，我不是快乐的孩子，但我会一直想着，我必须要活完一辈子，或许还有八十年。这感觉像是负担。最近我想再生一个小孩，但在两次流产后，我发现自己无法承受这种压力。我的社交生活太少了。你打不倒忧郁症，你要学会与它相处，与它妥协。你会一直试图摆脱它。你有一大堆问题要解决，在上头花费许多时间。你知道吗？如果重新找回自己的生活，最好努力把握。”　　教人努力挽回人生，这就是忧郁不可或缺的价值。弗兰克·鲁沙可夫在他的大脑手术治疗之后的几个月告诉我：“如果可以重来一次，我就不会这么做。”我与他、他的父母、医生共处了一下午，他们聊到残酷的事实：他的扣带回切除术没有成功，必须再做一次手术。他以高贵的勇气，用六个月时间准备重新进行手术。“但是我从中学到很多，也成长很多。我与父母、兄弟和朋友变得更亲近。我和医生相处的经验非常好。”这种得来不易的理智如此真实，令人感动。“忧郁症真的有好的一面，当你陷于其中时是看不到的。”之后，第二次手术产生作用，他在信中说：“我曾说过，要是能重来，我就不会这么做。我想我应该不会这么做。但现在，最糟的时刻已经过去，我感谢眼前的一切。我进医院三十次并接受手术还是明智的，我因此而认识了许多朋友。”　　“当我知道，这辈子我的心灵都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时，就觉悟了，”凯·杰米森耸耸肩说：“我无法告诉你，人格重建的过程有多令我厌烦，但我珍惜这样的我，爱我的人都喜欢我的这一面。”　　走过地狱，发现天堂(3)　　“数年前，与我结缡的妻子没见过我忧郁的样子，”罗伯·布尔斯汀说：“她没见识过，对此我不想多说，而是叫别人去跟她解释那是什么情况。我尽可能让她有心理准备，因为，我将来必定会再度陷入忧郁。在未来的四十年里，我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要趴在房间的地上。这令我非常恐慌。如果有人对我说：‘只要砍断你的一条腿，就能消除你的精神障碍’——我真不知该选哪样。但是在患忧郁症之前，我无法忍受任何不如意，自大得难以想象，也不了解人性的弱点。经过忧郁症之后，我性格变好了。”　　“我工作最重要的主题是救赎。”比尔·史丹说：“我还是不知道自己在事件中的角色。我受圣徒与殉教者故事的吸引，觉得自己不可能承受他们经历的事。我还不打算到印度盖医院，但忧郁症让我走向正确的方向。在认识的人之中，我知道他们不曾有过我那样的经验。经过剧烈的病痛，显然改变了我内心的模样。我一直朝着信仰与善意前进，但要是没有经过崩溃，我就没有动力和精神的目标。”　　“我们走过地狱，发现了天堂，”汀娜·索那哥说：“我得到的回报很简单。我现在可以了解以前不懂的事，而现在不懂的，只要是重要的事，我将来也会懂。忧郁症造就了现在的我。我们得到的东西微不足道，却又如此重要……”　　梅姬·罗宾斯说：“我们的渴求就是我们最大的财产。”如果我们的渴求就是我们得以了解自己、对别人开放自己的方法，那么匮乏就可以促进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因为人群中有我渴求的东西，所以我才能与人相处。我想我已经懂得去散播渴求的东西了。”　　“情绪是另一个未开拓的领域，就像深海或外太空，”克劳蒂亚·薇佛说，“多次情绪低落，会给你更多勇气，我觉得我比许多人都更能应付难熬的痛苦，因为我经历了太多伴随痛苦而来的感受。忧郁症不是人生道路上的绊脚石，而是人生中，伴随着我的一部分自我，而且我相信，它在许多时候对我是有好处的，为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相信我的忧郁症，和救赎它的力量。我是个非常坚强的女人，这有一部分是拜忧郁症所赐。”　　罗拉·安德森写道：“忧郁症给了我和善与宽容，这是别人不太懂得奉献出的东西——我愿意去接近因错误的举动、不当的批评，或显然无意义的判断而遭别人厌弃的人。今天晚上，我和别人争论死刑，我努力解释，如果没有太多自我指涉，我们就可以了解可怕的行为——了解情绪、工作、亲人与其他事物之间可怕的相互关系。我绝不希望忧郁症变成公开的借口或政治的推托，但我认为，一旦经历过忧郁症，就更能够直接了解为何有人会一时失去判断力而犯下大错——你可能甚至会学到如何原谅这个世界的罪恶。”　　有朝一日，我们为失去忧郁感到无比欣喜，但也将失去它带来的一切。如果地球没有雨水，我们也能过活，就算我们可以征服天气，让世界永远晴空万里，我们难道不会想念阴天与夏日的暴风雨吗？在英国，经过十个月阴沉的天气，到了夏天，太阳突然罕见地出现，似乎变得比热带更明亮、更晴朗，那样的快乐会比我想象的任何事物更巨大。　　有趣的是，我爱我的忧郁症。我不喜欢经历忧郁症，但喜欢忧郁症本身。我爱我经历过忧郁症的结果。叔本华说：“人的满足来自于他的愚钝和麻木”。田纳西·威廉斯被问到快乐的定义，他回答：“麻木。”我不同意他们的说法。很奇怪，我的自信心比以前所想象的更强。这几乎可说是（但不完全是）忧郁症最有价值的地方。我想，我将来绝不会再度试图自杀，如果我身处于战争，搭飞机失事落难于沙漠，也不会放弃生存的希望，我会尽全力求生。就好像，以前我的生命与我相互敌对，憎恨彼此，想要甩开对方，如今却永远紧紧相依相偎。　　忧郁的反义词不是快乐，而是活力，在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的生命充满了活力，即使在悲伤的时候也一样。或许明年的某一天，我醒来时又失去理智，那状况也不会持续不变。但与此同时，我已经发现了我称之为灵魂的东西，直到七年前，痛苦突然降临的那天，我都不曾想象过有这部分的我存在。这是值得珍惜的大发现。几乎每天早上，我脑中都会闪过一阵绝望感，每次都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又陷落了。有时候一个念头闪过，我想让车撞死，而我咬紧牙关好好站在马路边，直到绿灯亮起；有时候，我会想象着割腕有多么简单；有时候，我会渴望拿枪对准嘴巴；有时候，我会想象自己一觉睡去，永远醒不过来。我痛恨这些感觉，但我知道，这些感觉让我更深入生命，去发现和把握存在的理由。我从来不会慨叹已走过的人生。每一天，有时候坚决，有时候犹疑，我都选择活下去。这难道不是难得的喜悦吗？　　在写这本书时，有太多的人毫无保留地对我讲述他们的经历，很高兴他们如此信任我，我也很珍惜与许多人建立的友谊。我这辈子没有其他的事业是如此令人痛苦，也没有其他任何的事让我相信人与人能很好的沟通，并让我相信这是个温馨的世界。最感谢的是他们愿意让我把他们的故事写进书里。对这些大方地叙述自己经历的人，我希望我已把他们的勇气充分地表达清楚。　　走过地狱，发现天堂(4)　　因为这是本谈忧郁症的书，我还要感谢那些让我复原到足以写出我的故事的人。谢谢治疗我忧郁症的医生，我很幸运，他们能妙手回春。除了医生，还需辅以朋友的宽容，我无法在此列举，但他们知道，我的生命因他们而开启了一条道路。我的忧郁症处方中，最重要的是人们给我的爱，他们发自内心对我好，他们温馨的忠告与设身处地为我着想，以及理智的情绪，让我可以放心地发疯。我要谢谢Juan与Amalia Fernandez，他们在我写作期间的照顾与关怀，让我找回原来的自己。　　在写这本书之前，我从来没有请过助理。非常幸运能够碰到有才干的艺术家Stephen Bitterolf，他离开画布，花了数百个小时和我一样努力地为这本书工作。要不是他的耐心，我不可能完成这项浩大的工程，而且我有许多点子是来自于他。若没有他的付出，这本书绝不会是现在的样子。另外，他也充分展现了他的个人特质、聪慧、温情与亲切，带给我源源不断的欢乐。　　在我经历第一次忧郁症时，家父时值六十七岁，我要赞美的不只是他的爱与宽容，还有他的理智与心灵的调适力，使得他能够理解和扼止我六年多来的病情。我从没见过一个人可以像他一样，同时拥有年轻人那样充满想象的活力，以及年长者缜密的智慧。他以前是，也永远是我坚实的依靠和最大的灵感来源，我全心全意将此书献给他。本书来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