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８８５年７月，清军从朝鲜撤出以后，沙皇俄国乘机插足，其驻朝鲜公使韦贝（ＫａｒｌＷｅｂｅｒ）勾结闵妃集团，控制朝鲜军队，妄图变朝鲜为俄国的“保护国”。朝鲜政局更加动荡。李鸿章为了维护中朝“宗藩关系”，采取了两项具体措施：一、送大院君回国；二、起用“足智多谋”的袁世凯，接替“忠厚有余，才智不足”的陈树棠，为驻朝鲜商务委员。② 李鸿章释放大院君回朝鲜，想利用他的威望及国王生父的关系，压制闵妃集团的势力，以稳定朝鲜局势。由于闵妃集团反对大院君，李认为护送人选关系重大。他反复考虑的结果，选中袁世凯。袁世凯返回原籍后，与朝鲜官吏金允植等人仍有书信来往。③袁保龄当时在旅顺口办理海防，经常往来于天津和旅顺，仍然充当他与李鸿章之间的桥梁。李的亲信僚属如张佩纶、周馥、章晴笙等，都与袁保龄有很深的交情。因此，不断有人在李鸿章面前称赞袁世凯的“才智”，使其更为李所常识，认为是“后起之秀”。④这是袁世凯很快又被起用的重要原因。起初，袁为提高身价，托病不出。但当他得悉此事办妥，李拟保荐他为驻朝鲜商务委员时，便立即启程北上。一到天津，李就接见他说：“今如演戏，台已成，客已请，专待汝登场矣。”袁要求带兵前往。李笑着说：“韩人闻袁大将军至，欢声雷动，谁敢抗拒……汝带水师小队数十登岸作引导足矣。”⑤李对袁的器重信任，由此可见一斑。 袁保龄不愿袁世凯再去朝鲜冒险，而希望他加入新建的北洋海军。１８８５年８月他致袁世凯的信中说：“帅与我电谓：慰庭联合李、闵，送大院君必妥。亦知我不放心，极力奖汝以慰我，意自可感。……汝此行既不带兵，则往来皆取轻快，九十月间赶封冻能回沽最妙。若帅意必欲以商务相属，仔细思之，殊不甚妥。汝以少年早得重名，此后但患不稳，不患不富贵，跻府道，固意中事。古人有云：‘灼灼园中花，早发还早萎，迟迟涧底松，郁郁含晚翠。’我历宦途二十年，观世观人，益叹此语不谬。盼汝送大院君毕，他日随师船历练海洋，成就一个大人物，以为报国显亲之地，不愿汝履虎尾以求名利也。”⑥袁世凯功名心切，听不进堂叔的劝告。９月２７日，他护送大院君从天津出发，１０月５日抵汉城；谒朝鲜国王，面陈一切。大院君回国并没有达到李鸿章预期的效果，徒然引起闵妃集团的惶惑和愤懑。闵妃集团不但铲除了大院君的左右，并以国王名义传谕文武百官，严禁与之往来或私通信件。袁世凯虽然多方调解，也无法缓和矛盾，只得“授应秘计三件”之后，⑦于１５日离开朝鲜回国。 袁世凯到达天津后，李鸿章即谕令陈树棠辞职，并奏请委派袁接办，吹捧袁说：“查有分省补用同知袁世凯，胆略兼优，能知大体，前随吴长庆带兵东渡，久驻王京，壬午、甲申两次定乱，情形最为熟悉，朝鲜新旧党人咸相敬重……若令前往接办，当能措置裕如。”⑧李不希望袁接任后，蹈常袭故，单纯照料商务，而企图通过袁加强对朝鲜控制。所以他在奏折中又要求提高袁的权限，他说“袁世凯足智多谋”，“两次戡定朝乱，厥功甚伟”，“兹令出使属邦，尤须隆其位望，使之稍有威风，藉资坐镇”，委以“办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务”，在头衔上加上“交涉”两字，“略示预闻外交之意”。⑨１０月３０日，清政府正式任命袁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并以知府分发，尽先即补，俟补缺后以道员升用，加三品衔。⑩ 李鸿章的超拔，使袁世凯感激涕零，立即上书表示仰赖之心。他说“卑府才力驽下，深惧弗克胜任，惟有仰赖声威，敬谨从事，以期不负委任至意。”[1]袁保龄也感到此次“擢太骤，任太隆”，上书李鸿章表示：“两世受恩，一门戴德”。[2]同时，指示袁世凯说，此后对“内意帅意（指清廷和李鸿章）均在用心察看，但有几件事办顺手，则令闻日彰，声望渐起矣”。又告诫说：“临事要忠诚，勿任权术，接物要谦和，勿露高兴，庶几可寡尤侮。”[3] １１月１３日，袁世凯赴朝鲜上任。在汉城成立公署，其随员有西文翻译唐绍仪（１８６０—１９３８）、刘永庆等二十余人。（详见第三章第三节）。 袁世凯一向主张加强对朝鲜政府的控制，在１８８４年镇压开化派以后，就曾发出“设立监国”的狂议。现在，李鸿章赋予他巩固中朝“宗藩关系”的权力，又写了一封信给朝鲜国王荐举他说：“以后贵国的内治外交紧要事宜，望随时开诚布公与之商榷，必于大局有裨。”[4]袁认为实现他宿愿的时机已到，遂以“钦命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的名义，极力推行李鸿章制定的政策，而且，遇事断然措置，行险侥幸。李鸿章虽然看出他年少“不甚耐事，措词过为危激”，但有时也不得不被他所左右。[5]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袁既是对朝鲜政策的推行者，又是制定者。 袁世凯在朝鲜活动的主要目标，是维护和强化封建的“宗藩关系”。他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不脱离这个中心。到任之初，他故意显示其特殊地位，拒绝与各国公使同席会议，且遇事直入王宫，骄横专断，盛气凌人，处处以“上国”办事大臣自居。比较重要的事情，没有得到他的允许，朝鲜国王很难实行，俨然成了太上皇。 １８８７年８月，朝鲜国王决定派朴定阳出使美国，沈相学（后改派赵臣熙）出使英、德、法、俄、意五国。袁世凯认为派使出国有损“宗主国”体面，千方百计地阻挠破坏，先提出必须报请清政府批准再派，后又加上种种限制条件。朝鲜国王不顾袁的阻挠，断然派朴定阳出国。这对于以“宗主国”代表自居的袁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当时，派赴欧洲五国的使臣赵臣熙乃滞留香港，观望形势。袁主张严办朴定阳，则赵必“畏罪”中止。后来，朴定阳返国，袁胁迫朝鲜国王惩办，僵持一年多。最后，朝鲜国王为敷衍袁，只得将朴免职（不久又起用），派使赴欧洲的事也未实现。 此外，对闵妃集团与大院君之间的倾轧，袁世凯表面上居间调停，暗中却支持大院君。他笼络国王身边的侍臣，结交宦官，探听“宫中一切动静”，[6]甚至企图废黜国王，另立新君，以大院君摄政。他的废立计划虽未实现，但影响颇大，从此闵妃集团与他的关系更加恶化。闵妃反过来进行驱逐他的活动。国王多次要求清政府撤换他，另“选一公正明识者”。[7]当时，日本、美国以及俄国正千方百计地破坏中国的“宗主国”地位，以便趁机扩大它们的侵略权益，闵妃集团的反袁活动，得到它们的支持。但是，袁世凯有李鸿章撑腰，地位没有受到丝毫动摇。李认为他“处群疑众谤之地”，“西人勾连讪谤在所不免”。[8]在光绪十八年《奏保袁世凯片》中，又说他“先正藩属之名，以防其僭越，复筹外交之法，以杜其侵欺，凡体制所系，利害所关，或先事豫筹，或当机立应，或事后补救，无不洞中窍要”。[9]真是揄扬备至。 袁世凯的所作所为，不仅有李鸿章撑腰，还得到英国的有力支持。当时，英、俄矛盾日趋尖锐，在朝鲜问题上也反映出来。沙俄于１８８４年和１８８８年强迫朝鲜政府签订水路和陆路通商条约，大肆伸张在朝鲜的政治经济势力，又不断派军舰侵入朝鲜东北海岸，企图染指永兴湾。英国恐沙俄夺取朝鲜，危及它在远东的利益，遂极力怂恿清政府维持其“宗主”地位，借以抵制沙俄。为了表示尊重中国的“宗主权”，英国仅派总领事驻汉城，直接由驻北京公使领导。英国历任驻朝鲜总领事，贝德禄（Ｅ．Ｃ．Ｂａｂｅｒ）、禧在明（Ｗ．Ｃ．Ｈｉｌｌｉｅｎ）、倭尔特（Ｔ．Ｗａｔｔｅｒｓ）等，对袁的言行都非常欣赏，而且极尽怂恿之能事。当时，朱尔典（Ｊ．Ｎ．Ｊｏｒｄａｎ１８５２—１９２５）在英国驻朝鲜领事馆任职，与袁的关系极为密切。１９１５年袁称帝时，朱说他与袁有三十年的交谊，渊源于此。袁对于英国的“友好”态度，心领神会，因此更加得意忘形，肆无忌惮。 袁世凯对于世界大势、国际关系，一无所知，只知顽固坚持封建的“宗藩关系”，一味醉心于权谋诈术，并自信依靠他的技术，足以控制形势，完全没有估计到朝鲜局势的变化。１８９３年２月，他向李鸿章报告说：“顷晤王及世子，情甚殷洽，嘱凯遇事指教，务期中东无稍芥蒂……凯乘机联络开导，与权贵闵泳骏、泳达、郑秉夏等均善。骏等迭谏王及妃诚事华、信待凯以自保。王妃均渐感悟。倘能久定此见，东方事可望渐顺。”[10]实际上，这是国王在他的高压下假意敷衍，其驱逐袁的愿望确在日增月长。同时，袁也低估了列强对朝鲜的侵略意图，他说：“美人意仅自守，素无远略。英、法、德则意实无他。倭人方亟亟自谋，断不至遽败和局。俄人铁路未竣，专虑西陲，觊觎之念尚隐未发。”[11]到１８９４年春，当金玉均被刺案发生，[12]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乘机煽动战争，“征韩论”甚嚣尘上时，袁世凯还向李鸿章报告说：“详审在韩倭人情形及近日韩、倭往来各节，并倭国时势，应不至遽有兵端。”[13] 其实，这时资本主义列强已先后向帝国主义转化，日、俄、美、英等国都在觊觎着朝鲜的权益，斗争非常激烈。以日本来说，它为抑制沙俄侵朝，虽然也曾一度标榜中、日“合作”，但“大陆政策”毫无改变，仅是外交策略上稍有不同。而且，由于日本国内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更加刺激了垄断朝鲜市场和变朝鲜为殖民地的欲望。为此，它不仅在军事上作了充分的准备，在国际上也得到美国的支持。所以，一待东学道起义扩大，日本就决定出兵。乌云笼罩的朝鲜半岛，顿时狂风暴雨大作。 注释： ①《清季外交史料》卷１６，页１４—１７。 ②《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８，页２２；卷９，页１３。 ③金允植：《云养集》卷１１，页２８。 ④袁保龄：《阁学公集》书札，卷４，页２４、３１。张佩纶：《涧于集》书牍，卷６，页１０。 ⑤沈祖宪、吴生：《容庵弟子记》，１９１３年版，卷１，页１８。 ⑥《袁氏家书》，卷６，页１７。 ⑦同②，卷９，页５。 ⑧同②，卷９，页１３。 ⑨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１９，页５７—５９。又同⑧。 ⑩《袁世凯履历单》，光绪二十四年，故宫档案。 [1]《袁世凯致总署函》，光绪十一年十月二日。 [2]同④，卷８，页２３。 [3]同⑥，卷６，页２０。 [4]同⑨，卷１８，页５—６。 [5]《袁保龄致袁世凯书》，光绪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原件，北京图书馆藏。 [6]《李鸿章致总署函》，光绪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7]同⑨，卷１９，页５３。 [8]同[5]，光绪十二年五月十七日。 [9]同⑨，奏稿，卷７４，页４６。 [10]同②，卷１２，页１３—１４。 [11]同⑨，电稿，卷１５，页２６。 [12]１８９４年３月，金玉均从日本抵达上海公共租界。朝鲜政府派遣刺客把他刺杀。清政府把刺客及金尸一起送交朝鲜政府。 [13]同②，卷１３，页３。甲午战争中临阵脱逃 袁世凯在朝鲜的最后几年，正是朝鲜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的时候。当时流传着一首凄惨悲凉的民谣：“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盘佳肴万姓膏，烛泪落时民泪落，歌声高处怨声高。”可见政治腐败、人民怨恨的情形。为反抗外国侵略和国内封建压迫，朝鲜人民不断掀起武装斗争，到１８９４年，终于汇合为声势浩大的东学道起义。 东学道是以农民为主的秘密宗教团体，他们反对以天主教为代表的“西学”，反对封建统治者。从１９世纪８０年代起，道徒迅速增多，遍及全国各地，而以南部全罗、庆尚、忠清三道为中心。１８９３年４月，道首崔时亨举起“斥夷讨日”的旗帜，①在忠清道报恩县聚集道徒数万人，准备进攻汉城。外国侵略者“均大恐”，“日本人尤惊扰”。②朝鲜国王“仓皇失措”，③赶忙派遣朴纯斋要求袁世凯帮助镇压起义。袁世凯诬蔑东学道为“教匪”、“邪教”，④他大言不惭地说：“邪教乌合，料必自散，倘突聚乱，不及调兵，王可选付凯韩兵千名，以凯处华捕差丁分领，由凯亲率截剿，足可殄灭。”他极力怂恿朝鲜政府先派兵镇压。并献策说：“乱党人多食少，宜先绝其粮道，自然解散。”⑤朝鲜政府听从了这个意见，派鱼允中为宣抚使，领京兵南下，隔断起义军粮道，用“剿抚兼施”的办法来阻止起义。起义者以人多粮少，粮道又为官兵所断，便暂时散去。 次年春，因全罗道古阜郡郡守赵秉甲贪婪横暴，诛求无已，东学道首领全准领导道徒和农民数千人，袭击郡府，赶跑赵秉甲，打开仓库，取出所存贡米数百石，散给贫民，提出“逐倭灭洋”、“尽灭权贵”的反帝反封建口号。在这个口号的鼓动下，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响应，义军攻占泰仁、扶安、金沟等地，屡次打败官军。应朝鲜政府请求，袁世凯于５月调北洋军舰平远号和汉阳号轮船帮助官军运兵，又派其亲兵徐邦杰、丁得鹏带领十余人到全州，充当军官顾问，“并探报军情”。⑥官军再次发动反攻，结果又被打得落花流水。起义军乘胜攻占全州，一时南部三道完全卷入农民战争的风暴中。 朝鲜政府无力控制局势，要求清政府出兵“代戡”。袁世凯本来认为东学道是“乌合之众”，不足构成威胁，现在见局势严重，又想借以提高清政府的“威望”，为个人猎取权势，便积极主张派兵入朝镇压起义军。他向李鸿章建议说：“其内乱不能自了，求华代戡，自为上国体面，未便固却……如不允，他国必有乐为之者，将置华于何地。”因此，他认为出兵“代戡”，“自为必不可却之举”；并断定日本“如多事，似不过借保护使馆为名，调兵百余名来汉”而已。⑦ 其实，日本的政策根本不如袁世凯想的那样简单。当东学道起义以后，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等都认为这是吞并朝鲜的机会。他们一面鼓动浪人组织“天佑侠团”，混入东学道，企图操纵起义队伍；一面怂恿清政府出兵“助剿”，以制造战争借口。⑧日本驻朝鲜代理公使杉村原根据政府指示，６月１日派该馆书记生郑永邦访袁，刺探清政府的态度，说“匪久扰，大损商务，诸多可虑，韩人必不能了，愈久愈难办，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⑨袁世凯竟向他透露了清政府准备派兵的内情。⑩次日，杉村又亲自访袁，虚伪地表示“盼华速代戡”，并说“韩送文请告知，以慰盼念，傥久不平，殊可虑。”[1]袁轻率地信以为真，６月３日据此电告李鸿章说：“杉与凯旧好，察其语意，重在商民，似无他意。”[2]李本来对派兵帮助朝鲜政府镇压东学道完全赞同，但怕引起日本乘机入侵，犹豫不决。袁的这个错误判断，加强了李派兵的决心。 ６月４日，李鸿章接到朝鲜政府正式请求“速为代戡”的电报，[3]立即奏派直隶提督叶志超率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选带淮练军一千五百名，驰往朝鲜。另派丁汝昌调济远、扬威三舰，驶赴仁川掩护。同时遵照《天津条约》，照会日本外务省。 日本政府于５月底已秘密进行战争动员。６月初，日本参谋本部下达了向朝鲜派兵的命令。接到中国出兵的照会后，立刻命令先遣部队火速出动。６月９日，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不顾朝鲜政府的抗议，率领“护卫队”八百人，进入汉城。海军陆战队数千人也陆续在仁川登陆。朝鲜半岛的形势遂急遽恶化。[4] 李鸿章和袁世凯原意仅在帮助朝鲜政府镇压东学道，毫无对日本作战的思想准备。袁见日军来势汹汹，情况不妙，大为惊愕，急忙电告李鸿章说：“大鸟来汉，必有挟议。”[5]同时，他拜访西方列强驻汉城公使，要求从中调停；并提出中、日两国同时撤兵方案。为避免战争，他多次恳求大鸟谈判，均被拒绝。后来，大鸟忽然改变态度，愿意谈判撤兵。经多次会谈，１７日达成两国同时撤兵的协议，即各电本国请示。李鸿章接袁电后，复电完全赞同，并命令原定计划增派部队停止出发，又电令叶志超“速调所部回牙山，整饬归装，订期内渡，以便派商轮往接”。[6] 但是日本政府派大鸟与袁谈判，不过是虚与委蛇，争取时间，以便在军事上从容部署，在外交上作出安排，以避免发动战争的责任。日本政府不仅命令日兵“决不撤退”，而且“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向清政府提出所谓“朝鲜内政改革案”，[7]妄图变朝鲜为其保护国。此后，还训令大鸟在回避战争责任的情况下，“不妨利用任何借口，立即开始实际行动”。[8]意即制造借口，挑起中日战争。 袁世凯对日本提出“改革案”的居心，是有所了解的。为了向日本表示自己的“诚心”，他“苦劝诸闵告退，拔用有名望的老臣”，[9]进行所谓的“改革”。幻想用让步办法使侵略者放弃战争行动。闵妃集团不接受他的建议，他即向李鸿章请示，要求发动政变，推翻闵妃集团统治，扶植大院君上台。李没敢接受这个阴谋计划。当然，这个计划即使实行，也不可能改变朝鲜局势，只能造成更大的混乱，产生更不利于中、朝两国的后果。 当袁世凯“苦劝”闵妃集团“改革内政”的时候，日本侵略军源源开到朝鲜，达八千多人，“各处布置，待与华寻衅”。[10]面对已经出现的战争危机，袁世凯曾连发数电向李鸿章告急，说“日决无和意，我应妥密筹”，并要求调动海陆军入朝，对日“示以声威”。他认为“华若一振，日必自衰”。但李坚持外交重于军事的原则，不肯增派援军，一味依赖俄、英等国的“调停”，尤致力于“联俄制日”。当时，沙俄打着“调停”的幌子，企图从中渔利。清政府中的主战派，已经看出沙俄居心叵测，多次告诫李鸿章“沉几审察，勿致堕其术中”。[11]但李鸿章执迷不悟，坚信联俄有望。 袁世凯一向唯李鸿章马首是瞻，自然继续推行他的妥协路线。当日本逼迫朝鲜政府承认日本提出的所谓“改革案”时，曾以“监国大臣”自命的袁世凯，公然表示“不强干预”，[12]更助长了日本的侵略野心，使日本很顺利地控制了朝鲜政府。袁培植的亲清政府势力顷刻瓦解。 深感孤立无援的袁世凯，胆怯怕死，极想逃走了事。６月２９日，连发三电，请求回国，他说：“华人在此甚辱，凯在此甚难见人，应下旗回，拟留唐（绍仪）守看管探事。”又说：“闻大鸟拟照公法作梗例，兵押凯出，果尔甚辱。只可照万国使例，送文知照韩，回国禀商，请兵伐韩。”[13]李鸿章仍把希望寄托在沙俄的“调停”上，他电告袁说：“俄廷叠谕该使调停，必有收场。略忍耐，必有区处。”并诫勉袁：“要坚贞，勿怯退。”[14]但袁不顾一切，决心挣脱险境，于李令其“不得轻动”的同一天，又上一电，极力渲染个人窘境。到７月１５日，袁托辞患病，竟躺倒不干，将政务交给唐绍仪，并向李鸿章哀求道：“凯等在汉，日围月余，视华仇甚，赖有二三员勉可办公，今均逃。凯病如此，惟有死，然死何益于国事，痛绝。至能否邀恩拯救，或准赴义平待轮，乞速示。”[15] 袁世凯摇尾乞怜，以病为请，以死相挟，打动了李鸿章。１７日，袁奉令回国，易装悄然离开汉城，搭平远舰返回天津，从此结束了在朝鲜的生涯。袁世凯个人获得了“拯救”；但中国和朝鲜的危机局势，毫无改变。２５日，日本舰队在丰岛海面无故袭击中国军舰和高号运兵船。高号上一千多官兵誓不投降，用手中的轻武器英勇抵抗。最后，船被击沉，官兵大部壮烈牺牲，表现了中国人不畏侵略者的爱国主义精神。 ７月２１日，袁世凯到达天津，向李鸿章汇报了朝鲜的情况，并撰写了一篇意见书，极力附和李的主张，大肆宣扬失败主义。他说日军已占优势，中国根本不能取胜，只有退守鸭绿江边，把朝鲜丢给日本占领。[16]李鸿章决定让他仍以“总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宜”的名义，赶赴粮饷武器。袁不愿再干营务处的差使，而要调任他职。李严令即回本任。袁极感恐慌，曾托其堂弟袁世勋（袁保恒之子）找军机大臣翁同、李鸿藻设法。翁、李和袁保恒都有交情。李鸿藻遂奏请让袁世凯统率一军赴前敌。但是，李鸿章坚持己见，袁只得遵命。 ８月１日，中日甲午战争全面爆发。 ９月９日，袁世凯出山海关，当他抵达沈阳时，日本侵略军已渡鸭绿江，把战火烧到中国东北，淮军纷纷溃退。他借口在新民厅购粮，踌躇不前，企图坐观形势变化。经李鸿章一再电催，始至九连城前线转运站。１０月初，日军陷安东，他退至凤凰城，又转辽阳。九连城失守（１５日）后，他押运三千箱军火撤至新民厅。他随军东逃西跑，失败主义情绪更重，在寄给其弟袁世彤的信中叙述甚详，他说：“平壤溃后，兵无战志，续来兵太零星，徒送死，直无办法。郁人（周馥）及容（袁）跟人蹭跑，无谓之至，然亦不敢启齿请归。时在路上过日，惟有自笑而已，天也！命也！痛愤亦无可说……京堂之上国束手为小丑所困，讵非天乎？然亦由谋之不减，平时不能绸缪也。新民距关六百数十里，然亦未可常居，似将退锦州，则再退津销差矣。”[17] 袁世凯的主要任务是筹拨弹药粮饷，联络各军。因此，他与前线淮军将领聂士成、宋庆以及湘军统率刘坤一等都“时常接晤”，彼此相处甚融洽。刘坤一曾称赞他“办事有条理”，为军中“出色之员”。[18]１８９５年初，战争形势更为恶化。日本侵略军占领辽东半岛后，继续向辽河一带进犯。李鸿章为了保存淮军和北洋舰队实力，一直消极应战。在妥协思想指导下，湘、淮军七八万人，不是望风而逃，就是一触即溃。北洋舰队也全军覆没。清政府见败局已定，沙俄“干涉”也成画饼，即决意屈辱求和，派李鸿章赴日谈判。 ４月１７日，李鸿章与日本签定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割地赔款。全国舆论一致谴责李的卖国罪行。多年追随李鸿章的袁世凯，也被人们指斥为诱发战争的“罪魁祸首”。[19]这时袁已由东北回到天津销差，他眼看李鸿章因战败行将失势，立即加紧攀援其他达官显贵。他不时与李鸿藻通信，报告军情，评论战局，推卸败事的责任，钻营新差事。 注释： ①沈祖宪、吴生：《容庵弟子记》，１９１３年版，卷１，页２８。 ②同①。 ③伊藤博文编：《秘书类纂朝鲜交涉史料》，卷下，１９３６年东京版，页６７—７０。 ④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１４，页２８。 ⑤《袁世凯致李鸿章密电》，光绪十九年三月十八日，见《养寿园电稿》，页８１。文同①。 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１３，页５。 ⑦同④，卷１５，页３２—３３。 ⑧《日本外交文书》第２７卷第二册，１９５３年东京版，页１５３—１５６。 ⑨同④，卷１５，页３２—３３。 ⑩同④。 [1]同④，卷１５，页３４。 [2]同④，卷１５，页３４。 [3]同⑥，卷１３，页７—８。 [4]同⑥，卷１３，页１４。 [5]同⑥，卷１３，页１２。 [6]同④，卷１５，页３９—４０。 [7]陆奥宗光：《蹇蹇录》，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３年版，页３４、３５。 [8]同[7]，页３４。 [9]同⑥，卷１３，页２６。 [10]同⑥，卷１３，页２８。 [11]同⑥，卷１３，页２５。 [12]同④，卷１６，页１１、１３。 [13]同⑥，卷１４，页３。卷１３，页２８。 [14]同④，卷１５，页５８。 [15]同④，卷１６，页２２。 [16]张佩纶：《涧于日记》甲午下，页６—８。《容庵弟子记》卷２，页１。 [17]见《项城总统家书》，转引自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页３７７至３７８。 [18]《刘坤一遗集》，卷２４，页８７４。 [19]张佩纶：《涧于集》书牍，卷６，页１０。督办新军 甲午战争后，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刺激了中国社会的各阶层。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先后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发出强烈的救亡吼声。广大农民自发地反抗斗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酝酿着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面对国内外动荡的局势，在封建统治阶级当中，有不少人纷纷上奏疏，要求在兵制、财政和学政等方面进行某些改革，以延长清王朝的统治寿命。经过甲午之战，洋务运动在人们的心目中已威信扫地，可是封建统治阶层并没有从洋务派的失败中汲取应有的教训。他们新提出的形形色色的改革意见，从本质上说仍然是洋务派“求强求富”的老调重弹，只是花样略加翻新而已。由于甲午战争中李鸿章骄养的海军毁于一旦，淮军和刘坤一统率的湘军也一败涂地，清军的腐败无能完全暴露出来，再加上日本军队采用西方新式武器、编制和战术所表现出来的巨大优越性，与清军的窳劣形成鲜明的对比，使清军将领自愧不如。因此，要求改革军队的呼声特别高。“中外臣工条陈时务”，大抵都以“筹饷练兵为急务”。①“一时内外交章，争献练兵之策”。②清廷也连发上谕说，“参酌中外兵制”，改练新军，是自强的“关键”，“救时第一要义”。并指令“督办军务处”负责整顿京畿旧军和改练新军。军务处是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２日成立的，以恭亲王奕订为首，庆亲王奕为会办，李鸿藻、翁同、荣禄、长麟会同办理。 袁世凯也是改练新军的积极鼓吹者。甲午战争刚刚结束，即１８９５年５月，他在天津就上书李鸿藻（１８２０—１８９７），侈谈战争失败的原因，并提出了一个整顿旧军，改练新军的计划。他说： “此次兵务，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术，其尤足患者，在于军制冗杂，事权分歧，纪律废弛，无论如何激励亦不能当人节制之师……为今之计，宜力惩前非，汰冗兵，节糜费，退庸将，以肃军政。亟检名将帅数人，优以事权，厚以饷糈，予以专责，各裁汰归并为数大枝，扼要屯扎，认真整励。并延募西人，分配各营，按中西营制律令参配改革，著为成宪。必须使统帅以下均习解器械之用法、战阵之指挥、敌人之伎俩，冀渐能自保。仍一面广设学堂，精选生徒，延西人著名习武备者为之师，严加督课，明定官阶，数年成业，即检夙将中年力尚富者分带出洋游历学习，归来分殿最予以兵柄，庶将弁得力而军政可望起色……且此次赔输甚巨，开源节流，亟需整理，而养兵之费，向属繁巨。似应速派明练公正真知兵大员，除将著名骄饱疲懦诸军即须遣散外，仍将拟留各军认真点验，分别减汰，各期养一兵即得一兵之用……统计奉直一带，如有精兵六七万人，分归二三名帅扼要驻扎，计可自守。”③ 在甲午战争中，李鸿藻多次接到袁世凯报告战事的信札，认为他熟悉军中的情况。现在又看到他提出的整军方案“有可取之处”，再加上有袁世勋不断为他求情，李鸿藻便于６月奏调他到北京，并得皇帝上谕“交吏部带领引见”，④派充军务处差遣，以备顾问。 从青年时代起，袁世凯就看出王朝衰微，内忧外患频仍，掌握军事实力是取得权势的捷径。曾国藩有湘军，李鸿章有淮军，他们才位极人臣，显赫一世，被人称为“中兴名将”。他的叔祖袁甲三也是由于有一支武装在手，才建立“功勋”，得有钦差大臣之荣。因此他早就想亲自统领一支军队，作为自己建功立业的资本。在朝鲜时，他千方百计夺取庆军，没有成功。而今被军务处调用，有了直接抓军队的机会，自然不能放松。袁世凯梦寐以求地向往掌握一支军队，正是为了支持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军队是国家政权的支柱。他经历了甲午战争，清军溃败的凄惨景象和危险局面无疑给了他很大的刺激，他立志要练一支军队，使病入膏肓的清王朝重振起来。他说：“欲使中国（即清王朝）变弱为强，自以练兵为第一件事。”⑤在袁身上，个人的野心和他所属阶级的利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袁世凯善于钻营。进京以后，利用他叔祖袁甲三和堂叔们的社会关系，到处招摇，广泛结交权贵。又邀集幕友，在嵩云草堂翻译有关各国兵制的书籍，获得一些近代军事知识，逢人便鼓吹“用西法练兵”。他请求刘坤一、张之洞等封疆大吏保荐他练兵。刘、张先后上奏折，一致认为他“年力正强”，“志气英锐”，“胆识优长”，“任事果敢”，是少有的“知兵文臣”。要求皇上越级提拔他，使专心办理练兵事。他还多次到翁同家“谈练洋（枪）队事”，开始翁对他印象不佳，认为他“开展而欠诚实”，但后来终于被他欺蒙，说“此人不滑，可任也”。⑥ 同时，袁世凯还极力巴结荣禄。荣禄（１８３６—１９０３），字仲华，满洲正白旗人，姓瓜尔佳氏，是西太后（１８３５—１９０８）的亲信。咸丰死后，他暗中支持西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夺权有功，同治年间官至户部侍郎兼总管内务府大臣。光绪元年又兼任步军统领，其后升为工部尚书。后来因反对西太后自选太监忤旨，外放西安将军。１８９４年调京，再授步军统领、总署大臣兼督办军务处大臣。荣禄工策划，富权谋，深得西太后宠信，掌握军务处实权。甲午战后，李鸿章离开北洋地盘，表面上由王文韶接任，实际军权落在荣禄手中。袁世凯把翻译的兵书呈递荣禄，请求指教，自称门生，百般表示其倾慕膺服之诚。荣禄早已听到过人们揄扬袁氏“知兵”，又读了他主持编译的兵书，就更加看重，认作特等人才，大力提携，收为己用。从此，袁成为荣禄的门生私党。这是此后他官运亨通的有利条件。 不久，军务处议决“变通兵制”，“仿照西法练兵”，先以中日战争中组成的定武军为基础，扩编改革；办有成效，再逐渐推广。李鸿藻就推荐袁世凯去接办定武军，他说：袁“家世将才，娴于兵略，如令特练一军，必能矫中国绿防各营之弊”，荣禄“亦右其议”，⑦并指令袁作一个建军的规则。当时中外军人几乎一致认为德国的陆军最精税。袁也很崇拜德国的陆军。他参照曾国藩、李鸿章早期编练湘、淮军的办法和德国的军制，拟定《练兵要则十三条》和《新建陆军营制饷章》及《募订洋员合同》，⑧呈报军务处。军务处认为“甚属周妥”，即于１２月８日联名奏举袁世凯接统定武军，指令其扩编改建，更名为新建陆军。⑨同日，光绪皇帝发下上谕说：“此次所练专仿德国章程，需款浩繁，若无实际，将成虚掷。温处道袁世凯既经王大臣等奏派，即著派令督率创办，一切饷章著照拟支发。该道当思筹饷甚难，变法匪易，其严加训练，事事核实，倘仍蹈勇营积习，惟该道是问，懔之慎之！”⑩ 注释： ①赵尔巽等撰：《清史稿》，１９２７年刊本，德宗本纪二，页２。 ②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兵志二，页９５０９。 ③《袁世凯致李鸿藻函》，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三日。转引自刘凤翰：《新建陆军》，页４２。 ④《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３６９，页５。 ⑤贝思福，《保华全书》，卷３，页５。 ⑥翁同：《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九日、八月十一日。 ⑦沈祖宪、吴生：《容庵弟子记》，１９１３年版，卷２，页５—６。 ⑧袁世凯：《新建陆军兵略录存》，１８９８年刊本，卷１。 ⑨《督办军务处王大臣为变通兵制拟在天津新建陆军并简员督练折》，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见《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１。 ⑩同④，卷３７８，页９。新建陆军的编成及其与列强的关系 袁世凯肩负着皇帝给他的练兵重任，于１８９５年１２月２１日到达小站，接管定武军。小站又名新农镇，在天津东南七十里。李鸿章镇压捻军以后，指令淮军周盛波、周盛传部（称盛军）在小站驻扎屯田。盛军在此驻了二十多年，甲午战争中开赴前敌，因继任统帅卫汝贵临阵脱逃处斩，全军溃散。１８９４年底，清政府接受李鸿章的军事顾问汉纳根的建议，①决定建立一支新式陆军，派长芦盐运使胡在小站“扫募开办”，汉纳根担任总教习。但由于汉纳根“拟办各节，事多窒碍，旋即中止”。②汉纳根离去。胡把招募来的军队编为十营，名定武军。各级军官大都是淮军将领，同时还选拔了天津武备学堂毕业生何宗莲（总教习）、吴金彪、曹锟、田中玉、刘承恩等担任教习或军官。又聘请德国军官沙尔等为教习，根据德国陆军操典进行训练。③定武军十营，计步兵三千人，炮兵一千人，骑兵二百五十人，工兵五百人，共四千七百五十人。袁世凯接管以后，派吴长纯在山东、河南、安徽各州县招募步兵二千二百五十人，派魏德清在锦州、新民一带招募骑兵三百人，总计七千三百人。按照他呈报督办军务处的营制，迅速改编成新建陆军（全军编制见下页表）。 从该表可以看出，新建陆军虽然还沿用淮军的营务处、营、队、哨、棚等名称，但编制上打破了旧军的框框（旧军一般以营为单位，每营五百人，不分兵种），而基本上采用了近代德国的陆军制度：军队分步、马、炮、工、辎各兵种；一军分两翼，每翼辖二三营不等；每营官兵一千一百二十八人，等等。袁世凯在军制方面的改革，揭开了清军编制近代化的序幕，在中国近代的军制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转折。 新建陆军中有炮兵、步兵、骑兵、德文四所随营学堂，统称“行营武备学堂”。１８９６年初，袁世凯在正兵内考取“粗通文字者二百三十余人”，以八十人学炮兵，八十人学步兵，二十四人学骑兵，五十人学德文，于５月１３日一律开学。各学堂均聘请德国军官担任总教习。规定学习期间两年，毕业生除学德文者准备派赴德国留学外，其余都担任下级军官。学生每季大考一次，监考官、阅卷官和巡查官都由袁世凯亲自派定，一切规矩如同科场，优等者加薪受奖。为了收买人心，袁还从自己每月的薪金中取出三分之一（二百两）作为奖学金。④从这四所学堂中，袁培养出一批军官。后来，从这批军官中又挑选一些人送到日本留学，其中著名者有：孙传芳（１８８５—１９３５）、张士钰、张树元、刘询、陈乐山、曾子彦等。 此外，还有讲武堂和学兵营。讲武堂于１８９６年６月１６日开办，专门抽调在职的哨官和哨长学习，规定每哨长官三人，轮流到讲武堂“听讲行军攻守各法”及“经史大义”。⑤学兵营集中训练步兵操法，每期１至３个月。第一期选拔各棚正副头目。从第二期起，每期一营选送正兵六十名入学，受训后仍回本营，备充头目之选。 新建陆军的武器，全部是由国外采购进来的。炮兵装备德国克虏伯厂出的五十七厘米过山炮和七生特半陆路炮等。步兵使用奥国造的曼利夏步枪。骑兵使用曼利夏马枪和战刀。军官一律配带六响左轮手枪和佩刀。除规定装备的武器外，官兵均不准携带私人武器。领、哨各官及兵丁号衣鞋袜“一律黑色，不准参差”。官弁服装袖口处有红色官阶号。⑥ 袁世凯看出由于使用新式武器，旧的一套练兵办法不适用了，必须改用“洋法”，“练洋操”。他多次发布“训条”，“劝谕将领讲习西法”。⑦然而他认为要练洋操，“非借用西官，则办理必仍有名无实，虽练一如未练也”。甚至提出，最好“仿海关收税成例，事由西人经理，权自朝廷操纵”。他武断地说：如照此办理，“不数年间，必成劲旅数枝”。⑧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袁世凯通过中国驻德公使，延聘了十余名德国军官，充当新建陆军的教习，还专门成立了教习处（后改名洋务局）。教习处的头目巴森斯，负责全军的训练和作战演习。袁对他十分信任，言听计从，演习时和他各带一军，互相攻守。操场稽查施壁士和伯罗恩，负责操场训练，袁每至操场校阅，都依靠他两人指点。此外，礼节兼军械稽查魏贝尔，炮兵教习祁开芬，骑兵稽查兼教习曼德，⑨德文教习慕兴礼，号兵乐队总教习高士达等都各稽查一方面。由这些洋教习定出各种规章制度，又由他们监督实行。新建陆军的技术训练，主要就是在这些洋教习的指挥下进行的。由此可见，新建陆军的生存和发展，一开始就附属于侵入中国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而且，它实际上也是列强侵华政策的产物。 甲午战后，不少侵华分子向清政府建议练新军，汉纳根是第一个。此后，清政府的外交顾问福士达（ＪｏｈｎＷ．Ｆｏｓｔｅｒ）随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后回到北京，也极力鼓吹改用西法练兵。他还写了一个《整顿中国条陈》，第一条就说：“中国目前急务，须先整顿陆军”。⑩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Ｎ．Ｒ．Ｏ＇Ｃｏｎｅｒ）也劝清政府选“忠廉有才略大臣”，练“一枝劲兵”。[1]这些侵华分子鼓动清政府练新军，尽管目的不完全一样，但大致说来，除想推销军火，控制中国军队外，主要是为了镇压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反抗运动，以保护他们的侵略权益。他们告诫清政府说：中国败于日本，“启叛民玩视之心”，“华人必有心怀反侧而蔑视皇权者”，战后较日军进犯时要危险“十倍”。有的说：“陆军未成，则不能使人遵守国家纪律。”[2]有的甚至赤裸裸地供认，支持清政府练兵，就是为了“保护各国商人现在之商业”，“保全旅人之财产”。[3]袁世凯编练新建陆军正是适应了侵华分子这种政治需要，所以才能得到列强的有力支持。 但是，袁世凯很会假借“民族大义”。由于甲午战后“救亡图存”的呼声响彻全国，练兵伊始，他就打起“强兵御侮”、“明耻教战”的旗号，多次对官兵讲演，要他们“存雪耻之心”“上为国家御侮，下为生民除暴”。[4]这种由侵华分子一手装备和训练的军队，其性质十分明显，不用多加说明就可以看出，袁所说的“御侮”是言不由衷，“除暴”（即镇压革命人民）却是吐露了真情。 注释： ①汉纳根（ＶｏｎＨａｎｎｅｋｅｎ）是德国退伍军官，１８７９年来华，充当李鸿章的军事顾问，帮助淮军建筑北洋各炮台和船坞。同时他又担任德国克虏伯军火工厂驻华代表。１８９１年回德国。１８９４年重来华，曾向督办军务处建议用西法练十万新军，“军制悉照德国良法”，“大帅用一洋员为军师，各营统将亦延一洋员为之教习”。军务处即奏派胡会同他办理招募新军事。 ②袁世凯：《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１，页１９。 ③《广西按察使胡奏定武军军官调补任免片》，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八日。故宫档案。 ④同②，页２２０。 ⑤同②。 ⑥同②，卷２，页４１。 ⑦同②，卷４，页１。 ⑧贝思福：《保华全书》，卷３，页６。 ⑨曼德是挪威人，此后一直追随袁世凯。民国后，为袁的侍从武官。 ⑩福士达：《整顿中国条陈》，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三册，页２６９。 [1]翁同：《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四日。 [2]同⑩。 [3]同⑧，卷４，页４。 [4]同②。小站系军阀班底的形成 在军事装备训练方面，袁世凯极力采用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以增强新建陆军的战斗力；然而，在选拔将弁方面，他却仍然因袭湘淮军阀的旧习，固守“兵为将有”的成见，把军队紧紧控制在自己手中。他所选拔的幕僚和军官从身份上考察大致分为三类： 一、追随他多年的“家兵家将”。这类人大都被安插在天津，充当爪牙和耳目。如： 徐世昌当时已是翰林，１８９７年初经袁世凯奏调来到小站，管理参谋营务处。袁给他加“谘谋”名义，以示不同于一般参谋。①袁外出时，由他代行处理军务。 刘永庆（１８６３—１９０８），字延年，河南项城人。他与袁家有亲戚关系，从幼年就与袁世凯相识，称袁为表兄。②１８８５年随袁赴朝鲜，充当书识（即私人秘书），后被提升为驻仁川交涉通商分办委员。他担任新建陆军粮饷局总办兼转运局总办，掌管全军粮饷军械大权。后来官至江北提督。③ 吴长纯是安徽庐江人。由武举投庆军，曾任驻朝鲜庆军帮带，为袁世凯的老部下。他担任新建陆军步兵右翼第二营统带。１９０６年官至北洋军第五镇统制，同年病死。④ 吴凤岭（１８５３—１９１２），是袁世凯家用人的儿子，从小在袁家长大，１８８１年随袁投庆军，在朝鲜时充当袁的跟班护卫，后被提拔为亲兵哨长，他担任新建陆军马队第一营后队队官。⑤民国元年官至北洋军第四镇统制。 雷震春，字朝彦，安徽宿州人。１８８０年由文童投庆军。在镇压朝鲜“壬午兵变”时与袁世凯结识。１８８８年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后被袁调赴朝鲜，派为教习。１８９５年１２月，他担任新建陆军步兵右翼第三营后队领官。⑥ 江朝宗（１８６４—１９４３），字宇澄，安徽旌德人。原在淮军刘铭传部为帮带。甲午战争中随袁世凯出关，“管解前敌军械并侦探各差”。⑦１８９５年１２月，充新建陆军参谋营务处及兵官学堂监督。 另外，袁世凯在朝鲜时所豢养的差弁、亲兵，如王同玉（直隶故城人）、赵国贤（河南项城人）、王凤岗（河南淮宁人）、徐邦杰（江苏句容人）、唐天喜（河南沈邱人）等十余人，都分别担任了新建陆军的统带、领官、哨官或哨长。⑧ 二、袁世凯深知单靠“家兵家将”不可能创练一支新式军队。为此，他用官禄笼络了一批北洋武备学堂的毕业生。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武备学堂，是国内规模最大的一所陆军学堂，聘请德国军官担任教习。毕业生大都能掌握一些近代军事技能。当时，“淮军诸将领，多以行伍起家，谓功名自马上得之，于军学多谩语姗笑”，⑨十分轻视武备学生。因此，武备学生毕业后被派入淮军（练军或防营）中多长期担任教习，无指挥军队的实权，不被重视，迁升甚慢。袁世凯深知他们志在升官发财，便把他们召至新建陆军，破格提拔为各级军官，给予指挥和训练实权。选用军事学堂出身的人担任军官，本是新建陆军的重要改革之一，但这个改革一开始就带有很浓的封建依附色彩。据统计，到１８９６年４月，“武备学生充该军统领、帮带、领官、哨官、哨长、教习者计已一百三十余名”。⑩其中著名者有： 段祺瑞（１８６５—１９３６），字芝泉，安徽合肥人。以文童考入武备学堂。毕业后被李鸿章派到德国学炮兵一年。回国后，在威海卫防军中担任教习。１８９６年１月，由袁世凯调至新建陆军，即被越级提升为炮兵营统带兼炮兵学堂监督。[1] 冯国璋（１８５９—１９１９），字华符，河北河间人，在北洋武备学堂学习期间考中秀才。１８９０年毕业后，先留堂当教习，后为淮军将领聂士成的幕僚，曾随军参加甲午之战。１８９５年夏，由聂荐举充当出使日本大臣裕庚的随员。在日本和日军中将青木宣纯结识，考察日本军制，汇编成书，次年初回国，呈送聂士成，没有受到重视，乃呈递袁世凯。袁大喜，“以为鸿宝也”。并赞誉他说，“军界之学子无逾公者”。[2]遂任命为督操营务处帮办兼步兵学堂监督，以后不久即升为总办，新军兵法操典多经其一手修定。 王士珍（１８６１—１９３０），字聘卿，河北正定人。１８８８年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以后长期督办正定镇标随营炮队学堂。１８９４年率学生赴朝鲜，在平壤战役中负伤。战后随聂士成驻芦台。１８９６年初，由武备学堂总办荫昌介绍投袁，先为督操营务处帮办兼讲武堂总教习。后被提拔为工程营统带。此后，他和段祺瑞、冯国璋都发迹显赫，号称“北洋三杰”，[3]曾被人指为袁世凯的龙、虎、狗。 曹锟（１８６２—１９３８），字仲珊，天津人。武备学堂毕业后，先在宋庆军中当哨官，后至定武军当教习。转入新建陆军后，即被提拔为右翼步队第一营帮统。不久，又升为学兵营统带兼督操营务处提调。 张怀芝（１８６２—１８３４），字子志，山东东阿人。以监生考入武备学堂，毕业后又新建陆军，先为右翼步队第三营前队队官，至１９００年升为炮队第一营管带。[4] 段芝贵（１８６８—１９２５），字香严，安徽合肥人。他的父亲段日升是淮军军官，和袁世凯相识。袁把他从武备学堂调至新建陆军，任命为督操营务处提调。 此外，王英楷、陆建章（１８７９—１９１８）、李纯（１８６７—１９２０）、田中玉（１８６９—１９３５）、杨善德（１８７３—１９１９）、王占元（１８６１—１９３４）、鲍贵卿（１８６７—１９３４）、田文烈（１８５８—１９２４）、陈光远、何宗莲、李长泰、钟麟同、刘承恩、邱开浩、商德全、王汝贤、张永成、吴金彪、马龙标、梁华殿等等，都分别担任帮统、领官、哨官、哨长以及督操营务处稽查先锋官或教习。 三、袁世凯一向以淮军的后继人自视。他一面笼络武备学堂学生，一面广为招纳淮军旧将，表示自己延揽人才，新旧并重，一视同仁。他留用了定武军中的旧将龚友元、孟恩远。又“访求赋闲老将”多人，如姜桂题、任永清、张勋等，都委以重任。姜桂题（１８３８—１９２１），字翰卿，安徽亳州人，行伍出身，曾隶袁甲三部镇压捻军。甲午战争时任总兵，以失守旅顺被革职，仍留宋庆军中效力。袁把他招至新建陆军，任步队左翼翼长兼第一营统带。在徐世昌未到小站前，袁外出时，就由他代理军务。张勋（１８５４—１９２３），字绍轩，江西奉新人。原在宋庆军中不得意，投奔袁以后，即被派充工程营统带，后又为行营中军（相当于督练处的总务长）。袁曾通令全军表扬他“忠勇朴勤，谙练营务”。[5]龚友元，安徽合肥人，以军功保至记名提督，为新建陆军右翼翼长兼第一营统带。任永清，字裕庵，安徽蒙城人，从１８６３年至１８７０年在河南镇压捻军，是袁世凯先人的旧部，由军功历保至记名提督。甲午战前统带淮军胜字左军各营。战后遣撤，即投新建陆军，为马队第一营统带。此外，袁世凯还请求李鸿章、宋庆和聂士成等推荐了一些淮军“人才”，如阮忠枢（１８６７—１９１７）、王怀庆、言敦源（１８６９—１９３２）等。由于阮忠枢是李鸿章荐举而来，袁世凯非常重用。阮字斗瞻，安徽合肥人，出身于淮军将领家庭。１８８９年中举。李鸿章以其“武阀能文，极加器重”，先后派他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汉文总教习，北洋军械局总方案。１８９５年底由李鸿章推荐入袁幕。“入幕未几，大倚任之，新军军制饷章文牍机务咸出其手”。[6]袁保他的考语是所谓“才长心细，学博识优”。[7]１９０８年初，阮忠枢简放顺天府尹，抱怨说：“一岁所入五百两，仅抵幕中一月薪金。”袁极力劝慰，并照常致送幕金。阮忠枢、言敦源等都是袁的重要参谋人员。 综观上述，可见新建陆军的将弁几乎全部出身于淮军行伍或北洋武备学堂，就是袁的“家兵家将”也都与淮军血肉相联。所以人们称其为“淮军余孽”是很确切的。而且，从组织上看，新建陆军与淮军一脉相承，仍旧保留着淮军的基本特点。如将弁都由袁个人选募而来，官禄的予夺由袁的喜怒而定。这样将弁对朝廷的忠心很自然地就转移到袁的身上，一切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形成“半私人性质”的军队。他们和袁之间的关系不是一般公务上的，而是带有封建人身依附性质。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依附关系大都越来越深。此后，在袁世凯权力膨胀的过程中，他们都青云直上，取得高官厚禄。袁世凯就是以这帮小站将弁为核心，结成一个封建的军事集团。而且由于封建专制制度危机的加深，这个军事集团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以致在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里都取得特权或垄断地位，逐渐形成了典型的封建军阀政治，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历史发展已经证明，清末军队的腐败无能，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本身腐朽的一种反映。因此，若不从根本上改革社会制度，那末一支崭新的国防军队就不可能单独地建立起来。 注释： ①徐珂：《大受堂札记》，卷４，页４。 ②张瑞桢、张镇芳：《修竹斋诗文集》，卷２，页２１。又《袁世凯家书》（原件），光绪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③《刘永庆履历单》，光绪二十九年，故宫档案。 ④袁世凯：《请优恤吴长纯折》，光绪三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故宫军机处军务人事档。 ⑤《吴凤岭履历单》，宣统三年五月。 ⑥《雷震春履历单》，宣统元年。 ⑦《江朝宗履历单》，宣统三年。 ⑧见袁世凯：《新建陆军兵略录存》。 ⑨张一：《心太平室集》，卷４，页１４。 ⑩荣禄：《为尊旨查明督练新建陆军道员袁世凯被参各节据实复奏折》，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故宫军机处批奏折档。 [1]《段祺瑞呈报三代履历表》，光绪三十三年，军机处清册１６６８号。 [2]同⑨，页１５。 [3]尚秉和：《德威上将军正定王公行状》。 [4]《张怀芝履历单》，光绪二十九年。 [5]袁世凯：《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２，页４４。 [6]吴生：《北江先生集》，卷９。页３２。 [7]《阮忠枢讣文》（未刊）。控制士兵的办法 在新建陆军中，袁世凯是具有无限权力的统治者。镇压和欺骗是他维持自己统治地位的两种手段。 袁世凯“酷慕古之申商”（申不害、商鞅），喜欢使用“恩威并济”的一套权术。他定出各种“条规”、“章程”，如《兵丁驻扎营内暂行章程》、《操场暂行章程》和《行军暂行章程》等，命令士兵遵守，并经常亲自检查。对严格执行者，或记功赏银，或提升；对违章者，即加以惩办，如打军棍、插耳箭示众、罚扣薪水等等。他又以湘军的军律为蓝本，吸收了德国军律的精神，定出《简明军律二十条》，“刊发各营，使兵丁皆得持诵，并遴派执法营务处秉公纠查”。①简明军律中有十八条斩罪，都是针对士兵的。如：“有意违抗军令及凌辱本管长官者斩”；“头目战死，本棚兵丁并无伤亡者，悉斩以殉”。他最怕士兵秘密结社，特别规定：“结盟立会、造谣惑众者斩”。②对对付不堪受压迫的逃兵，他又制定了《查拿逃兵法》，规定于小站附近各道口隘派员设卡，专门捕抓逃兵，每拿到一名，赏银二十两。逃兵被抓回，都“以军法从严惩办”，非杀即打。袁还常常集合全军处决逃兵，杀一儆百。 袁世凯懂得要牢固地控制士兵，单有严刑峻法是不够的，还需要从精神上进行麻痹和毒害，使“兵丁各存一不屑犯法之心”，“临阵亦各能争先效命”。③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袁世凯提出了他所谓的“训兵”政策。 针对“兵丁多不识字”的特点，袁世凯经常颁发“训词”，要各级军官召集士兵训话，他还网罗一批封建文人，炮制种种口诀和歌谣，如《劝兵歌》、《对兵歌》、《行军歌》等等，命令士兵背诵，“熟习于口，牢记于心”。“训词”和“歌词”的每一句话，都是根据封建统治者的利益捏造出来的。例如：为使士兵效忠朝廷，袁在一篇“训词”中说：“历代抽丁征戍，而本朝无之，外国编民入伍，而中国无之，国恩厚矣。尔之祖若宗，食毛践土，沐浴深仁厚泽，垂数百年，乃尔之身，优游太平，自顶至踵，何莫非朝廷所赐……今肯应募而来，坐食厚饷矣，不知效忠，何以对尔祖父？……古人一饭之惠，终身不忘，受国厚恩，讵止一饭？且尔果有功，必有一功之赏，尔果有劳，必有一劳之酬，国不负尔，尔何负国？夫犬马之贱，尚知报主，人不如物，尔又何甘？”接着又威吓说：“苟或不忠，甘自暴弃，大义一亏，神明共鉴，宪典即可幸免，天理亦断难容。”④ 为使士兵俯首帖耳地任其驱使，袁世凯又说：“营内设官，皆所以统摄尔也，平居事之，宜如子弟之敬父兄，临事卫之，应如手足之卫头目……上下有礼，斯为有制之师”，“能儆官，斯能用命，能用命，斯能效忠”。袁还用“宿命论”鼓动士兵为他卖命。他说：“人之生死，皆由命数……尔等战阵之时，须持定见，谓命由天赋，敌何能为？弹雨枪林，视若无睹，且前进者未必即死，后退者必有严诛，与其死于法而贻笑于人，曷若死于敌而流芳于世。”⑤等等。 袁世凯所编的《劝兵歌》，全面地反映出他对士兵进行政治灌输的内容，照录如下： 谕尔兵，仔细听： 为子当尽孝，为臣当尽忠。 朝廷出利借国债，不惜重饷来养兵。 一兵吃穿百十两，六品官俸一般同。 如再不为国出力，天地鬼神必不容。 自古将相多行伍，休把当兵自看轻。 一要用心学操练，学了本事好立功； 军装是尔护身物，时常擦洗要干净。 二要打仗真奋勇，命该不死自然生； 如果退缩干军令，一刀两断落劣名。 三要好心待百姓，粮饷全靠他们耕； 只要兵民成一家，百姓相助功自成。 四莫奸淫人妇女，那个不是父母生； 尔家也有妻与女，受人羞辱怎能行。 五莫见财生歹念，强盗终久有报应； 纵得多少金银宝，拿住杀了一场空。 六要敬重朝廷官，越分违令罪不轻； 要紧不要说谎话，老实做事必然成。 七戒赌博吃大烟，官长查出当重刑； 安分守己把钱剩，养活家口多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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