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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什么有前途 翟东升 着

作者:翟东升 字数:19176 更新:2023-10-08 21:48:04

中国为什么有前途 / 翟东升 著书籍介绍:  中国的经济奇迹到底是如何实现的?外资、外贸和外汇政策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人为此付出了多大代价?中国获得的经济资源如何通过和平手段转变为国际影响力?就上述问题,借助对鼓励外贸、吸引外资、控制外汇“三外路线”的归纳与阐述,翟东升博士的专著从跨学科和整体性视角解读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各个方面,并为读者勾勒出未来的政策演进趋势。------章节内容开始-------正文 目录(1)2010-6-13 12:32:17 本章字数:730推荐序一(邢国均)推荐序二(时殷弘)前言:从北冥神功到六脉神剑第1章世界市场体系的中央与外围1当代世界市场体系的构造/1世界市场体系的基本特点/5作为中央国家的收益、代价与条件/12外围国家发展道路上的常见陷阱/17注释/20第2章中国在体系中的足迹27中国的辉煌、危机与涅/27当代中国在体系中的地位变迁/29三外路线的利弊/32对“三外路线”的修正/36“三外路线”在中国何以实现/38三外路线的兴衰对中国外交的影响/44注释/45第3章“三外路线”下的对外贸易50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轨迹/49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动能/57外贸发展与外交挑战/66贸易、产业与地缘政治经济/72注释/76第4章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的经济安全80“三外路线”下的外资政策及其效果/80关于外资的争论:“恐外症”、“崇外症”及其本质/87中国外资政策的未来趋势及其政治和战略潜力/96注释/100第5章人民币汇率与外汇储备106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106人民币汇率的政治经济学/109人民币的国际化/117注释/124正文 目录(2)2010-6-13 12:32:19 本章字数:920第6章外汇管理政策与外汇储备127外汇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储备的形成/127外汇储备的经济含义/133外汇储备与中国—美国/136外储投向:变债权为股权/139注释/145第7章中国对外资本输出147从对外资本输出看中国在世界市场体系中的地位/147中国政府的“走出去”政策/152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动机与挑战/154自主品牌的国际推广过程为中国的国际公关提供政策杠杆/158中国对外资本输出的战略潜能/160注释/166第8章国际投资规则的制定权争夺169主权财富基金的发展及其投资规则之争/169国际投资法与中国的选择/180注释/184第9章超越“能源安全”188能源问题的若干基本常识/188中国的能源安全/191高油价有利于中国崛起/195注释/201第10章原材料市场中国的定价权203原材料市场的三个关键问题/203开放经济环境下的中国粮食安全/205疯狂的石头:铁矿石进口及其谈判/212稀土/219注释/224第11章中国的对外援助228中国援外的历史与现实/228构建“中国特色援外理论”/232改进中国的援外政策/237注释/243第12章结论: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潜能与风险246关于两组关系的探讨/246“三外路线”是否可以向外围国家推广/250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战略潜能/254未来10年对外经济的几个可能风险/256注释/259参考文献261正文 推荐序一(1)2010-6-13 12:32:20 本章字数:1146推荐序一在新世纪的第十个年头,后金融危机时代渐渐地走入了人们的现实生活。世界经济形势就像金融危机发生的那样,在意想不到的时机爆发,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比如现在大家都看到的,在日常经济生活方面的中美汇率战、贸易战、通货膨胀预期和贫困化问题;在人类生存环境方面的碳排放和更广泛的环境污染问题;在影响世界和平方面的恐怖主义和新一轮军备竞赛问题,等等。如果人们对这些困扰人类发展的重大问题熟视无睹,没有足够重视,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和预警措施,也没有变革意识和应对策略的话,也许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我们将会面临更大的危机。对我们共同经历过的金融危机进行反思和批判是为了警醒世人,使人们不在相同的危机前摔倒第二次,并且用从容的心态和智慧,有效地处理新的危机或更大的难题。在《中国为什么有前途》一书中,翟东升博士应用自己对复杂外交政策和经济问题的非凡的解读能力,解释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这个变化对于国家、公司、社会和个人而言意味着什么。在金融危机过后,美国不仅损失了相当的财富,而且美国在世界市场体系中的信用也引起了人们的怀疑,美国的金融霸主地位也开始动摇了。具体的例子,就是各国已经制定了方案,并先后有所行动,将本国的外汇储备中的美元资产多元化。因此,美国急了。到处挥舞着大棒,要求各国为美国金融危机的损失买单,最大的矛头直指中国。因为中国的崛起和强大,是对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最大威胁。随着中国的崛起与美国的衰落,美国与所有的帝国一样,在日薄西山的同时,总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不甘心让出霸主宝座,因此总要孤注一掷地到处用武,然而越是这样,各类资源消耗得就越快,衰落的也会更快。从汇率方面看,目前的焦点是美国直接威逼人民币升值,美国人也知道这样做是不可能得逞的,中国最多允许人民币恢复缓慢升值的趋势,突然大幅度升值是不可能的。而美国为了弥补金融危机造成的巨大损失,又必须通过剥夺他国财富来填充自己国家的消费陷阱。美元的缓慢贬值本来是最佳的选择,可是如今美国人等不及了,但又不敢开动印刷机大印美钞,那样会造成美元信用的加速崩溃,进而导致美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崩溃。因此美国希望能够单方面针对人民币施压,迫使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从而掠夺中国的财富。不过美国心里也明白这样的伎俩是不可能骗过中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法定货币的美元,在世界贸易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一方面巨大的贸易逆差完全可以用发行货币的方式来解决,用新发行的货币在世界市场上购买自己所需的任何商品;另一方面,美国可以大量地,甚至是无限制地举借外债,而后再通过发行新的货币和发行新债来偿还债务。正文 推荐序一(2)2010-6-13 12:32:22 本章字数:795接下来的问题就很容易理解了,既然“不差钱”,那么也就是如何花钱的问题了,花钱的过程等于消费过程。简单地说,对于美国也就只剩下了消费过程。反过来推理,进行这样的消费,既不需要储蓄,也不需要进行生产,只要进行借贷或发行货币就能达到目的。但是,繁荣不能总是属于你。当前的美国既没有高储蓄,也不参与大规模生产,产业越来越空心化,资产越来越虚拟化;而另一方面,在时刻也不能停止并日益增长的消费推动下,要不断地借贷,并且,时刻依赖于国外的供应商和借贷机构,因而使美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衰退和恶性的通货膨胀预期之中。当前,在通货膨胀预期不断加剧、外债负担越来越重的情况下,美国当局毫无疑问地选择了弱势美元的政策,正在利用通货膨胀来减轻美国自身的债务负担。这对于美国来说是饮鸩止渴,但同时也正在损害着其他国家的利益。按照翟东升博士的理解,中国是依靠勤劳谋生的、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家,其中生存着世界上最大量的人口。他们也生产工业品,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他们的工业生产在技术上远为简单,产业组织和管理效率上明显落后,其产品与服务的精致复杂程度相对低下,其单个产品的零部件数量远不如前者之庞大,更缺少对核心技术的掌握。因此,他们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较差,经济崛起的困难也更大。的确,这些客观因素是不能被忽视的,但依靠勤劳谋生的发展方式是可持续的,其财富的积累方式也是能持久的。对此,中国政府采取了稳定的货币政策,调整结构,拒绝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全部开放,保持汇率稳定或小幅升值;同时配合较开放性的财政政策,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等一系列措施,保持了国内经济稳定、健康地快速发展,也部分地消除了来自于国外的输入型危机和输入型通胀的影响,在逐步地积累自己的实力,并且当之无愧地成为最有发展前途的国家。正文 推荐序二(1)2010-6-13 12:32:23 本章字数:1164推荐序二不管人们对中国在当今时期的对外经济关系是否具备专业或准专业意义上的详密了解,也不管他们就当今和未来中国国家战略方向和政策体系存在怎样的意见分歧和争辩,他们中间的大多数无疑会同意如下断言: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从中国历史进入现代以来,中国面对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从未比现在更有利于中国地位的腾升;与此同时,无论是中国面对的内部难题,还是与之密切相关的中国对外关系难题,其巨大、多样和复杂程度却达到了从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最甚的地步。正因为如此,作为应对和探索这真正重大的历史性局势的一项智识努力(在浏览该书之后可以判定是一项全面、细致、深入、统一和大致均衡的智识努力),本书值得阅读,值得审视,也值得作为一项可贵的思想资材,以在不同的人那里必然有所不同的方式,与其他思想资材一起,辅佐那总合起来可以说国运所系的伟大思考和伟大实践。这本内在丰富的著作,或曰理论驾驭与实际透视、战略审视与政策设想、成就论析与弊端揭示彼此结合的著作,出自我熟知的翟东升博士—我2001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担任国际关系教授以后不久在那里指导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他在攻读博士研究生的几年里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天资聪慧过人,专业言谈犀利,思辨能力强健,智识兴趣异常广泛,而且真正地热爱和擅长学术以外的丰富多面的人生。他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克劳塞维茨战争哲学研究》完全可以说是就一个难度很大的学术论题成就的一项杰作,在我多年来指导的众多学位论文中间,跻身于很少数质量最佳者之列;不仅如此,2003年他作为第一作者与我合作发表一篇论文《对孙子的克劳塞维茨式批判》,那在我看来,至今依然是国内外就这两位最伟大的战争论说者和战略思想家所做的尤为独特的讨论之一,除了反映了他的上述素质,还体现了历史主义理解、哲理性洞察和关于具体情势和具体人物的广义的“文学透视”。也许是由于智识兴趣异常广泛,他获得博士学位并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教之后,并未像我一度大致默然希望的那样继续驻足于经典的政治/战略理论思想研究,而是较迅速地转向了社会科学领域内与经济研究密切相连的若干方面,直至集中于他近年来热爱并有所建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此过程中,他为学院承担的大量公益工作,连同在一个新的专业天地内形成较明确的定位或焦点大多所需的较长久摸索,有着某种“牵制性”或“发散性”影响,那是我自己从1977年恢复高考而步入大学之门以来可谓从未经历过的。然而,我们现在面前的这本书可以表明,他早已成就了“发散”之后的至关紧要的“集中”,并且在上述种种可贵的素质的助益下,成为了我本人很赞赏的理论和思想水平优秀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家,而且—这特别重要—对中国自身有深切领悟和衷心关爱的“我们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家。正文 推荐序二(2)2010-6-13 12:32:28 本章字数:1072我不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家,严格地说不通晓翟东升博士在本书内深入评说的大量经济“细节”,同时也不准备在此表述我对该书提出或讨论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看法,它们必定与该书的观点有同有异。然而,我作为一名多年密切观察和感受中国总体事态,特别是其中的对外政策和战略的国际政治学者和战略研究家,很赞赏他在该书末尾着重指出的“未来十年中国对外经济的几个可能风险”,尤其是其中的“全球化退潮”风险。用我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来说,如同我在国内外的几次演讲中强调的,世界自2008年9月往后面对的金融大危机和经济衰退有其深刻的心理性和思想性冲击,世界的政治文化和价值信仰体系由此受到强烈的影响。与现在近乎已成为世界常识的这一情势相比,中国可谓早得多地在颇大程度上自觉减损了“盎格鲁—撒克逊经济模式”(或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华盛顿共识”)的价值和信誉。因为,自2003年夏末—中国的某些有关研究者认定的最早时刻往后,中国的最高领导就以愈益增进的确信强调,在中国的急剧经济腾飞中那些以社会正义、均衡发展和环境保护为代价的显著昭彰的一切,包括“自由放任”式的市场经济、仅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狭窄执迷以及对经济全球化的不加分辨的融入,等等,是不可持续和愈益危险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很大部分中国公众对经济社会负面现状的不满。美国、欧洲大部和其他地方因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发生的状况只是进一步强化了中国一种至关紧要的确信,即必须走一条与西方自由主义模式及其“中国版本”大为不同的中国特色道路,与此同时保持运用中国本土的和外国的、关于市场经济及其健康的社会涵义的积极经验。当前的“体系中央”美国和正在“迈向体系中央”的中国,在其各自的国民经济中都有着重大的弊端,它们在一定意义上都出自“西方自由主义模式”。它们在国际舞台上的最突出征象是中国的经年巨额贸易出超和美国的经年巨额国际债务。在中美关系中,这巨额出超有它的经年对应物—中国对美国财政部债券和其他美元资产的巨额购买。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当前世界经济的一大病态或病理:中国(还有日本)出借巨款给美国,以此在颇大程度上维持美国财政和消费的很不健康的结构,其特征大致为少有制约地狂乱花钱;与此同时美国能够由此给中国提供一大不可或缺的市场,让中国能向美国出售多半为劳动密集型的商品,其生产大致处于一个也不健康的,多年来以“GDP执迷”为特征的待转换的发展模式框架内。这一经济互动逻辑可以并非玩世不恭地描述为“中美彼此宠坏”,并在相应的程度上“宠坏”世界。正文 推荐序二(3)2010-6-13 12:32:29 本章字数:1306就此,我要重复我在2009年初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的话:“在某种意义上说,世界各强的根本瓶颈问题说到底属于一类,那就是为各自的社会提供各自的有真正持续活力的生活方式,同时它们可以蕴涵世界主要难题的解决方向。它们之中究竟哪个能做到或先做到这一点现在尚无答案,但这必然将在更长远的意义上决定未来世界的国际基本格局。”这就是世界的根本竞赛,赢则久盛,输则必衰。我确信,在此谈论的翟东升博士的著作有助于我们争取赢得这场根本竞争。在这场竞争中,我们已有尽管远非充足,但实属不可或缺的一大法宝,中国只是到20世纪30年代才拥有的一大法宝,那可以说是那时以来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的最大独特处,或曰他们的根本思想方式和他们对中国思想的最大贡献。它并不显见于他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而是显见于他们既与华盛顿和莫斯科的洋人,也与传统的持儒家“普遍主义”世界观的中国人不同甚至相反的独特“中国化”。最广泛地说,就是各国人民的未来主要取决于各国人民根据本国具体情势的自主实践,谁也不能代替或主导各国人民自己确定本国的主要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道路,谁也不能声称对自己好的就必定对别国人民和全世界一样好。中国走自己的路,各国人民也要走自己的路:这可以说是中国思想的一个伟大革命。也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最简洁的自我概括,以党的用语代表了中国现代革命和当代改革的根本经验,即中国的事情要中国人自己决定,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自己在其中的认真实践和独立思考去决定,而就此所需的首要战略性素质是基于精神独立和身心勤勉的勇于探索、勇于实验、敏于审视、敏于调整。这就是我们的最根本的战略指南,而在遵循这指南的当代中国实践之中,需要记住翟东升博士或许仍然钟爱的克劳塞维茨就战争说的一句至理名言:“一旦从政治状况出发,一场战争要实现什么和它能够实现什么得以确定,规划路径就并非难事。然而,为了坚定地实行到底,为了贯彻计划,为了不被数以千计的牵制和干扰甩出轨道,就需要性格的伟力,连同头脑的清澈和精神的坚毅。”在这“性格的伟力”和“精神的坚毅”之中,最重要的大概是当今一部关于大战略领导素质的优秀著作《最高统帅》(2002年问世)强调和例解的两项:节制(moderation)和勇气。节制包括政治节制和情感节制,亦即政治上、战略上和个人情感上富有分寸,不走极端,灵活机动,善于应变,严于自律,懂得胜利时分要适可而止,艰难时分须保持信心,曙光初照时却预感忧患。勇气则是使大战略领导能够首尾一贯坚持到底的根本素质,它“不是鲁莽冲动的赌徒之勇,或绝望之人的孤注一掷,而是一个国务家的勇气,无论祸福有能力正视现实而非一厢情愿,不顾失望而坚持不已,知道众多失去了的机会和仍在前面等着的危险,尽管明了下属和同僚不足胜任甚或心怀敌意却照样领导他们”;这是“一种比甘愿冒枪击炮轰之险更罕见的勇气。没有它,其余一切全无用处。”如果非要询问翟东升博士的佳作《中国为什么有前途》有什么尚欠如意之处,那么有一处便是太少涉及这个至关紧要和当今尤其适切的方面,尽管它属于政治/战略论说而非国际政治经济学。正文 前言(1)2010-6-13 12:32:31 本章字数:1092前言从北冥神功到六脉神剑中国到底有没有前途?在不同层面上回答这个问题,答案大不相同。从宏观来看,三十年来,中国的国家实力和国民财富都有了惊人的增长,国际地位也大有提升,相对于其他所有大国而言,中国国势的上升是最快最猛的。这样一个客观事实意味着中国这些年肯定做对了某些至关重要的事情。但是,在微观层面上,作为普通中国人,生活中的各种困境把我们压得几乎喘不过气来,房价太高,工作难找,环境恶化,竞争太激烈……各种不尽如人意的事情在身边时有发生。这样的中国难道也有前途?于是,我们身处这样一种悖论之中:看整体国势,中国好像很有前途;看自己身边,中国却又好像问题很大。我这本书,就是要为读者解答上述悖论。办法就是打通宏观和微观,打通政治和经济,把中国人的生存环境放在全球市场体系的背景中去解释。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告诉我的读者,为什么做一个21世纪的中国人,是艰辛却又令人骄傲的。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向世人揭示中国道路背后的辛酸曲折、惊人智慧与光明前途。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让中国的中上阶层家庭意识到,把你们的儿女用一纸绿卡变成外国人,将是一种不明智的、自我淘汰的做法。说清楚中国为什么有前途,我只需要向读者指出一些基本事实和历史轨迹。这些事实包括:世界历史演进的趋势,当代中国体制的特质,以及中国已经具备的巨大潜能。首先,500年来全人类的命运的主题,就是全球市场体系一步步吞没并整合体系外围的人口和地域,这一主题需要借助某几个霸权国家的商业或者武力扩张来实现。500年来的国际权势变迁,显示出一个清晰的演进逻辑:创新和扩散之间的辩证法。一个小国通过创新,包括生产方式、社会组织模式和战争手段等各类创新,可以获得击败大帝国的神奇力量,迅速崛起为主导全球市场体系的新贵。但是当他们的新知识、新观念、新模式扩散到邻国或者友邦时,模仿者和原创者在同一个技术层次上竞争,于是规模重新变得重要。正因为这种创新和扩散之间的辩证关系,我们看到最初是葡萄牙、荷兰等百万人口级别的商业帝国突然崛起,然后天命转移到了他们的邻居:千万人口级的英、法、德身上,再然后又转移到后者的亲戚身上:亿人口级的美国和苏联。创新与扩散导致的权势转移轨迹仍在继续,并且由于信息时代知识扩散的加速,十亿人口级的国家将更快地登上历史舞台。21世纪、22世纪谁将主导全球市场体系?中国虽然不是这个天命的唯一候选人,却是最有潜力的竞争者。正文 前言(2)2010-6-13 12:32:32 本章字数:1087其次,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是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物种,在性质上大不同于此前的所有类型。进入大众政治时代以来,人类社会发展出两大类现代体制模式,一类是英、法、美等国的自由民主体制,另一类是德、意等国的全能主义体制。两类体制各擅胜场,前者利于动员国民从事财富创造,后者擅长动员国民力量。1949年以来的中国,前30年学苏联,后30年学美国;未来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将是上述两大类体制的杂交品种,是一个把全能主义的动员功能与自由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整合在一起的新物种。新物种的诞生过程是痛苦的,因为两类基因之间需要磨合。我们今天讨论得很多的治理问题,比如腐败现象,就是两类基因在体内共存却又暂未充分共融的产物。我们作为普通中国人,在享受两种体制的优势的同时,又要忍受两种体制的弊端,也是源于中国体制基因中的双重性。但是必须牢记:这是新生命降世所伴随的阵痛。其三,中国的经济成就,已经具备了巨大的战略潜能,引而未发,意在高远。通过30年的高速增长和坚忍持久的积累,中国已经具备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实力。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暂时还不太擅长利用这种实力来追求其国际抱负。如果要用故事人物来形容今天的中国,窃以为非金庸小说中的那位段誉莫属:由于北冥神功的作用他获得了惊人内力,却因为六脉神剑缺乏临敌发力的技巧而险象环生;其峥嵘虽然只是偶然一露,就已经让对手胆战心惊。按照我的估算,中国的两万多亿外汇储备和巨额出口盈余,基本上是通过“北冥神功”式的招商引资政策与强制结汇制度实现的,而反过来这些金融资源又可以成为重要的对外政策杠杆。但是目前阶段,由于国内体制仍未完全理顺,所以经脉不通,发力不畅。我的这本书,核心内容就是讨论中国该如何打通经脉,发力制敌。如果读者只对国家经济手段的战略运用感兴趣,可以直接阅读本书各章的后半部分,因为那里探讨了各类“招数”;如果愿意了解这些“招数”背后的理论依据,不妨重点阅读第1章、第2章和第12章;如果想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对外经济关系,那么通读全书也无妨;如果想对本书内容做出反馈,欢迎访问个人博客:http://blog.sina.com.cn/didongsheng,或者发送电子邮件至:didongsheng@163.com。虽然是以大众读得懂的方式写作,本书毕竟还是一本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学术出版物。质疑、探讨、学术批判皆欢迎,至于扣帽子和贴标签就免了。正文 第1章 世界市场体系的中央与外围(1)2010-6-13 12:32:34 本章字数:1013第1章世界市场体系的中央与外围全球经济体系存在一个层次分明的等级秩序,一国的命运取决于它在这个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体系中央国家比起外围国家享有很大的好处:它们不但比外围富有得多,也稳定得多。因此几乎每个外围国家的政府都试图让自己的民族挤入到中央去。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65年来,仅有极少数成功者,其原因在于发展道路上存在各种“陷阱”,能躲过的幸运者极少。当代世界市场体系的构造四类国家当前的世界市场体系中,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它的套叠型中央—外围结构。所谓套叠型,是指这个世界体系分为多个层次,如同多个同心圆套叠在一起,不同的国家分布在不同层次的圈子中,财富则在这些同心圆之间生产、流动、消费与储存1。通过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博弈,各国在这个体系中各占其位,各逞其能,形成相对稳定的分工,从而确定了各自在这个体系中的位置。分析某国在这个体系中到底处在什么位置,最主要的是看这个国家向整个体系出口何种东西以交换它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从这个角度来考察所有的经济体,世界体系内的国家和地区大体可以分为四类,分别为中央国家、准中央国家、外围工业国家以及原料提供国家(见图1-1)。图1-1商品、货币在体系中的流动图1.依靠信心生活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处于全球市场体系中央地位的国家显然是美国。到21世纪初,它出口最多的东西不是商品或服务,而是美元。其次是各种无形资产,包括商标和品牌的使用权与特许权、以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文化产品,以及一些商业模式。至于粮食和军火等物质性商品则都是排在后边,在金额上远不能与此前两大项相比。世界市场之所以如此积极地追捧美元和美国无形资产,是因为体系外围的绝大多数国家都认同美国的实力优势、政治经济体制的优越性以及作为帝国的信用。我们之所以相信美元,并非如同美元纸币上所印制的那样因为“我们信仰上帝”,而是基于美国无与伦比的经济技术实力以及压倒性的军事和政治优势。美国的财富和力量又反过来导致了全世界对美国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承载或者象征了这些文化的商品与品牌的追捧2。由此,我们可以将美国这个中央国家称为依靠信心生活的国家:依靠别人对它们巨大的实力优势和制度优越性的信任和信心,以及它们对这种信任与信心的坚定维护与巧妙使用3。正文 第1章 世界市场体系的中央与外围(2)2010-6-13 12:32:35 本章字数:10772.依靠理性生存的国家紧邻美国外围的是西欧和日本等准中央国家,它们用来与世界交换的商品也包括它们的货币4,但是最主要还是精致的高附加值工业品与服务。就我们中国人工作和生活中的体会来看,大多数知名品牌的进口货都是来自西欧和日本的,包括汽车、摄像机、化妆品、奢侈品等各类商品。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美国商品,作为消费者我们一时间恐怕很难想起几个地道的“美国制造、中国销售”的品牌来。西欧和日本既有中央国家的货币出口与虚拟经济特征,又保留着类似于外围国家的工业制造能力,所以我们将它们称为准中央国家。它们依靠的是百年工业发展所获得的资本积累5,加上在先进的研发能力以及管理组织能力基础上获得的技术和专利优势,所以我们可以称之为依靠理性而生存的国家。3.依靠勤劳谋生的国家在欧洲与日本的外围,是第三个层次的国家,即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家,其中生存着世界上最大量的人口。它们也生产工业品,但是与准中央国家相比,它们的工业生产在技术上远为简单,组织效率和管理技巧上明显落后,其产品与服务的精致复杂程度相对低下,其单个产品的零部件数量远不如前者之庞大,更缺少对核心技术的掌握。中国及其大多数东亚邻国,以及印度、南非、墨西哥、巴西、土耳其、部分中东欧国家即属于其中。由于它们提供了全世界最大量的劳动力供给,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基本上属于劳动密集型,所以不妨称之为依靠勤劳而谋生的国家。4.依靠运气生存的国家在体系同心圆的最外围,则分布着许多依赖能源和原料出口而生存的国家,这些国家覆盖着地表最大面积,中东、拉美、非洲、东欧、中亚等地的大量经济体都处于这第四圈中。它们基本不创造或者制造东西来与世界交换6,而是拿祖先传下来的地下埋藏的资源来交换别人的劳动产品,所以,我们不妨称之为依靠运气生活的国家—它们生存的质量取决于脚底下的土地可以提供何种自然资源7。各类国家的比较见表1-1。差异、分工与财富循环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状况相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体系出现了进一步的分层,在中央地区出现了美国同欧日等国之间的进一步分工,美国经济进一步虚拟化,制造业进一步相对衰落8,美国国内除了少数最具垄断性的制造业比如军火和航空航天外,其他工业都在不断转移至欧日或新兴工业国家。在制造业整体工艺水准和技术专利积累上,日本和欧洲在很多方面已经反超美国9。美国同欧日之间分工发展的结果是,美国越来越巩固了其“世界银行”的地位10。正文 第1章 世界市场体系的中央与外围(3)2010-6-13 12:32:37 本章字数:701表1-1各类国家的比较项目体系位置中央国家准中央工业国家外围工业国家原料提供国家代表性的国家美国西欧、日本中国、印度、俄罗斯、中东、东南亚、墨西哥、非洲、拉美巴西、土耳其、东欧、南非向世界提供产货币、知识产技术、知识产组装产品、劳能源和原材料品权、商业模式权、核心部件、动密集型产品与资本密集型产品服务成功所依赖的国际信用与形理性勤劳与节俭运气或祖先遗产主要特质象要素禀赋国际威望技术能力和资劳动力规模和丰富的人均可出本存量素质口原材料在体系中的比军事最强大工程师最密集劳动力最多领土幅员最广较优势市场角色世界的银行研发中心和实加工车间矿场与林场验室生物链中的角大型食肉动物小型食肉动物食草动物植物与微生物色GDP(2008)规14兆美元19兆美元22兆美元25兆美元模11人均GDP(2008)47000美元34000美元6700美元9250美元上述分工的基础是它们各自的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差异,借此而形成的体系内贸易关系是:原材料从第四圈国家流向内圈国家;第三圈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加上来自第二圈的精细部件和研发、营销服务,变为各种层次的产品与服务流向中央和外围;而中央则用其信用资源来向外围各个层次支付其所购之物。正文 第1章 世界市场体系的中央与外围(4)2010-6-13 12:32:38 本章字数:919与贸易关系相对应的是中央同外围之间的融资关系,这种融资关系的另一种称呼便是所谓美元霸权12。外围国家通过向中央国家提供他们的劳动成果或者祖产,账面上获得大量贸易盈余。此时,如何储存这些贸易盈余就成为一个问题:它们的量太过巨大,以至采用人类史上千百年来的老方法不再可行:转换为贵金属(比如黄金)13来保存其价值。在此背景下,由最富裕最强大的中央国家提供的支付保证,无论是其政府发行的债券还是其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便都构成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替代品。于是中央—外围之间的全球市场体系形成了一个喷泉池一样的循环,在这个池中流动着的就是财富之水。中央国家作为商品与服务的最终消费者和体系主流货币的发行者,掌握了这个喷泉池的根本动力。资金出于储值需要由外围向中央流动,中央将资金用消费或者投资的方式投射到世界各地,拉动整个体系的经济增长。世界市场体系的基本特点本节内容是对这个世界市场体系特点的归纳。无远弗届世界市场体系无远弗届,覆盖着几乎全世界各个角落。这主要是全球化的功劳。其实,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这个世界市场体系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吞噬和改造原本孤立的、分散的、自在的地域和人口,将尽可能多的要素的价格在尽可能广的范围内均衡化。冷战时期,两大阵营的对立导致世界市场的长期分裂,但是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先后有将近30亿人口和全球一半土地(中国、前苏东地区、印度)加入到这个世界市场中来,从而大大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如今,世界上很少再有国家能像30年前那样孤立于世界市场之外,即便是朝鲜,也已经以某种形式参与到其中。非常不公平的体系中央国家比起外围国家不仅远为富有而且远为稳定。以21世纪初期人均能源消费为例,假如中国人均石油消费量14是一个单位的话,那么欧洲(包括东欧)国家的人均消费量就是6个单位,日本人均9个单位,而美国约为15个单位。图1-2显示的是中央富国(或地区)同外围穷国(或地区)相比,不但享有人均财富量上的优势,而且其经济、金融环境更加稳定15。正文 第1章 世界市场体系的中央与外围(5)2010-6-13 12:32:40 本章字数:892相对于体系中的其他所有国家,中央国家的政府可以更为从容地应对和利用全球市场力量的波动循环。索罗斯在其各种论著中曾反复强调16:这主要是由于中央国家掌握自己的货币政策,而外围国家无法掌握自己的货币政策,受限于来自IMF和世界银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压力,外围国家甚至丧失了财政政策的自主性。图1-2体系中央不但远为富有,而且远为稳定①数据取自中国上海,作为代表性数据。当外围国家面对经济和金融危机时,中央国家往往出面施加压力,要求外围国家采取“顺周期”政策,也就是说要求它们放开对市场的管制,让市场做自由落体运动,“自己寻找到均衡”,比如1997~1998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和1999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时期,美国都要求申请救援的国家放开管制,增加税收减少政府预算以便减少赤字,紧缩银根,这些要求显然加剧金融与货币市场的波动性。而当中央国家自己面对危机时,它们则给自己开出“逆周期”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药方,也就是说在经济面临衰退的时候实施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而在经济过热的时候采取从紧政策,其目的是要熨平经济波动。这种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自主性和自利性,源于中央国家对核心货币的垄断。17这个体系的不公平之处还体现在中央国家利用自己的货币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机会,向全世界征收铸币税。狭义的铸币税是指中央国家向外围投放的基础货币换取了大量的真实价值,而印制或发行这些基础货币的成本近乎零,而且理论上这些货币永远不必收回来。广义的铸币税是指,外围国家将巨量资金储存到美国,每年只拿很少的利息,考虑到美元相对于基本商品的持续贬值,这些资金事实上获得的利息为负;而与此同时,中央国家对外进行投资,获得很高的收益率。两者相减,所余差额便是广义铸币税。以中国同美欧之间的资金循环为例,中国存在美欧等国两万多亿美元用于购买债券或者银行存款,考虑到货币贬值因素后利息接近于零,而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每年获取利润率通常是两位数。两者相减,可知每年中国向体系中央国家“纳贡”近2000亿美元18。正文 第1章 世界市场体系的中央与外围(6)2010-6-13 12:32:41 本章字数:1009要素流动的选择性当前的全球化其实并非资源与要素的全球充分流动。不同的要素流动程度大不相同。最容易流动的是信息和观念,“透明”(transparency)、“知情权”、“媒体自由”等观念在中央国家的推动下成为一种普世价值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次是资本的流动,在中央国家的倡导下,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开放其金融与货币市场,允许国际资本跨境自由流动。再其次是商品和服务的流动,在WTO等国际经济组织和国际多边协定的推动下,国际贸易长期维持了较高速度的增长,其占全球GDP的比例也越来越大;但是与资本流动的自由度相比,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周期性地兴起,降低了商品和服务跨境流动的自由度19。与前三项相比,技术的流动相对困难,一方面是由于专利的国际性保护,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央国家对某些外围国家的特别制裁。比如美国和欧洲一直维持着对中国的军事技术禁运,军民两用技术也在其列,但问题在于绝大多数技术都可以多少找到某种军事或者安全意义20,因此绝大多数先进技术都在禁运和限制之列。最难以自由流动的恐怕要数人力资本,各国都欢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但是坚决拒绝普通移民。反移民问题是美国和欧洲最头痛的跨国治理问题之一。近年来国内建设有成的中国也开始发现自己面临类似的麻烦。上述要素流动的差异说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那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全球市场体系是非中性的,它有利于中央国家而不利于外围国家,其中的基本规范与道义都是按照中央国家的偏好和利益来确定的(包括“反非法移民”、“反扩散”、“绿色环保”)。这一非中性特征源于这样一对矛盾:全球经济体系是高度一体化且呈等级制(hierarchical)分布的,而与之相应的全球政治体系却仍以主权平等的国家构成,无政府(anarchical)状态是其基本特征。正是由于全球经济和政治结构的根本差异,才导致了作为整体的人类至今仍然挣扎在严重的不公、不和与无序之中。不同要素在体系内跨境流动能力的差异见图1-3。图1-3不同要素在体系内跨境流动能力的差异体系的自我强化功能所谓自我强化功能,是指由于这个体系的作用,中央和外围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导致强者恒强,弱者恒弱。正文 第1章 世界市场体系的中央与外围(7)2010-6-13 12:32:43 本章字数:1006外围国家的政府和企业认为中央实力强大因而可信,所以将资本和财富投入到中央,而中央则由于获得外围的资本与财富而显得更为强大、富有而优越,从而使得外围更加乐于将财富寄存到中央去,可以期望的利息也因此而更低。外围的巨量财富流向中央,使得中央的资本密集度大大高于外围,富余者价格低,所以中央的资金价格(利率)大大低于外围。从中央到外围,基本上是资本密集度由高到低的排列。日常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现象,人越是穷越借不到钱,越是富越是有人抢着借给他钱。所以我们常常戏说银行家们的行为特点是“天晴的时候他们哭着喊着要把伞借给你,一旦下雨他们又哭着喊着要把伞拿回去”。这个道理在国家间也是如此。这其中体现出资本流动的一个基本特征,那就是“损不足而补有余”。越是缺少资本的地方越是留不住资本,而越是资本富余的地方就反过来越能吸引资本,原因在于财富量构成信用,而信用构成人们对风险和流动性的评估21。财务资本的跨国流动如此,人力资本的跨国流动也是如此。通过留学或者投资移民,大量人才从外围国家流向中央国家。他们宁愿在发达国家从事非常边缘性的工作,也不愿意回到祖国去,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但是最基本的因素是中央和外围之间的资本密集度差异带来人均收入水平、生活水平和发展机遇方面的巨大差异。对于中国和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而言,这种人力资源流失还并非伤筋动骨;但是对于一些百万人口级的发展中小国而言,聪明能干的人才流失殆尽,大大降低它们的内部治理能力和经济竞争力,从而进一步恶化其整体发展条件。在非洲的某些国家中,政治和社会精英们分为两大类,一类早早地流向欧洲和美国,另一类留在母国占据着某种政治和经济资源,但是他们留下的基本动机是为了尽快积攒足够的财富以便离开非洲22。值得注意的是,货币资本与人力资本向中央积聚而带来的“劫贫济富”效应是一种中短期的效应,但它的长期效果是弱化中央国家的实力基础而有助于某些外围大国的发展和崛起。无论是中央国家对外围国家的资本投资,还是中央国家对外围商品的消费,乃至两者间人力资本的流动,都加速了技术和能力从中央向外围的扩散,当然由于其各自的国情差异,不同的外围国家在此过程中受益或者受损的程度各不相同。周期性的自我更新如果放在数百年的长时段来看,这个世界市场体系存在周期性的自我更新特点。正文 第1章 世界市场体系的中央与外围(8)2010-6-13 12:32:44 本章字数:1100让我们简要地回顾一下过去500年23的体系自我更新过程。500年间,一个日益扩大、深化的世界市场就为近现代世界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根本动力。如果这500年的世界史是一个整体,那么它的主题就是全球市场的扩大与深化,而500年的沧海桑田就是这个主题在时间与空间上的渐次展开,中央地位的霸权大国的兴衰更替无非就是围绕同一主题的不同乐章:初看起来它们的故事似乎可以独立成篇,但如果把它们放在那个整体和主题中来理解时,一个远为恢宏、更为本质性的面貌就会显露在探求者面前:创新让一国崛起为中央国家,扩散则导致它将中央地位拱手让人。500年间,先后有多个信奉并充分适应市场制度的国家与地区兴起,占据世界市场的中心,按时间顺序分别是:伊比利亚半岛国家(葡萄牙和西班牙)、荷兰、英国、美国,它们分别各领风骚近百年24。不变之处在于这些国家对市场的控制和利用,变化之处在于中央国家的规模一个比一个大。从最初葡萄牙、荷兰这种百万人口级的袖珍强国,到18、19世纪千万人口级的英国,再到今天数亿人口的美国以及即将登场的印度与中国这样的十亿人口级的大国。这是一个全球范围内创新—扩散的过程,在一波波的扩散中,卷入的角色越来越多,而主角的规模则越来越庞大。这绝非偶然:技术与人类组织方式的变革带来财富创造能力或者财富掠夺能力的突飞猛进,掌握了先进能力的一小群人可以凭借这种优势轻易战胜规模巨大却落后的对手;在成功典范的感召或压力下,周边某些有条件(比如血缘上、文化上、地缘上与原中央国家联系紧密)的国家开始进行模仿甚至再创新。而一旦大家都掌握了这些新的财富与权势要素,那么规模(人口与幅员)就重新变得重要。除了“创新vs扩散”这对矛盾之外,体系中央地位对霸权国家力量基础的腐蚀作用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没有国家能“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西班牙的权势在很大程度上恰恰受损于它自己的财富。西班牙美洲帝国盛产的黄金白银源源不断地运往西班牙本土,这些作为货币的贵金属引起了持续的通货膨胀,并使西班牙本土手工工业的发展受到严重而持续的抑制,帝国衰落的根源就在于此。英国是全球工业化的领头羊,作为全球市场体系的中心,伦敦金融城是全球资本循环的心脏。但是由这个心脏推动的持续的资本输出加速了英国相对实力的衰落,并最终在20世纪早期的战争中失去其中央地位。美国享有中央地位的60多年来,已经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变为世界上最大债务国,经历了持久的产业外移,经济高度虚拟化、泡沫化。甚至在与国防相关的高科技产品供给上,它对外国(欧洲与日本)的依赖都相当严重。正文 第1章 世界市场体系的中央与外围(9)2010-6-13 12:32:46 本章字数:1032这反复出现的一幕,提醒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全球市场体系尽管在短期内有上文所说的“劫贫济富”的特点,从长期来看却又有“损有余而补不足”的特点25。结构的鲁棒性500年间人类的能力、观念、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令人惊异的是这个全球市场体系的中央—外围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这种结构的稳定性首先是由于国家间力量分布的不均衡是历史的常态,而均衡(比如冷战时期)是非常态。当一国占据明显实力优势的时候,它的力量和财富规模又被前文所述的体系自我强化机制所放大。而体系长周期的自我更新机制让整体结构更具有鲁棒性,也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变则通,通则久”。值得指出的是,近年中国的经济学、金融学界广泛讨论美元霸权的脆弱性和不合理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探讨中国是否能够以及如何改造当前全球市场体系的问题,此事事关重大,有必要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予以审视。深入的探讨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展开,在此仅简要指出这些讨论中常见的逻辑问题。许多研究者都对美国占据并享受中央地位的好处却拒绝充分承担责任的行为大加指责,并强调这样的国际货币—金融制度安排不公平,因而不可持续。但是假如我们考察历史和现实的话,会发现事实上不公平的事情未必就不可持续。以我们自己的历史来看,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家天下”帝国体制,存在非常严重的不公和残酷的一面,对民众的物质剥削和精神奴役都非常严重,也的确周期性地陷入混乱和动荡,但是这种权力结构本身经历了2000多年的世事变迁和王朝更替而非常稳定。从当代世界经济的历史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60多年来,尽管经历了去殖民化、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重大变故,中央国家和准中央国家的二十几国构成的小圈子几乎没有吸纳新成员。假如不考虑中东石油富国(依靠卖石油而获得财富不具有可持续性与可复制性,故不在讨论之列),除了亚洲的四小龙终于成为“准会员”之外,其他150来个大大小小的经济体中,在俱乐部门口转悠的多,能登堂入室的少。进入新世纪,十来个中东欧国家依靠同西欧的“一体化”而好不容易打开了发达国家俱乐部的一个后门,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却令多个中东欧国家功败垂成,恰如10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让一批东亚国家“一夜打回原形”一般。外围国家迈向体系中央的艰难,充分地反映出试图改造这个体系的基本结构恐怕远非想象的那么容易。正文 第1章 世界市场体系的中央与外围(10)2010-6-13 12:32:47 本章字数:954这里有两个稳定概念需要区分:一是市场的稳定,它指的是各种商品和要素的价格的平稳运行,也就是说不发生恶性的金融与经济危机;二是市场结构的稳定,也就是本书所讨论的中央外围关系基本构造和特征不发生重大变化。两个稳定概念指的是两回事,混淆两者将犯逻辑错误。看到市场的动荡便断言市场结构将会改变,就好比仅仅因为目睹大海汹涌波涛而断言海底正在发生地壳构造突变一般。换一种说法,当前的全球市场体系在利益的分布上非常不平衡(unbalance),不对称(assymmetrical),但是完全可能处于博弈论意义上的均衡(equilibrium)状态。身处局中的很多行为者都对现状不满,但是谁都没法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而让自己过得更好一些,这种整体状态就是均衡。一个民族由于身处世界市场体系的外围而受到剥削和压迫,但是逃离这个体系后(比如当年流行过的进口替代导向的发展政策)也许发现自己的处境更加恶化,那么尽管它心有不满,选择安心地忍受体系的剥削,并努力往中央方向挤入一些,也许是比较现实可行的方案。作为中央国家的收益、代价与条件中央国家获得的收益分析今天美国的金融与货币霸权往往让中国学者们感慨万千:中央地位的好处首先在于显著提高了其居民的人均财富拥有量。因为有了一个巨大、稳定的财源—全球铸币权—中央国家可以用几乎为零的成本获得世界上巨量的商品和服务26。通过货币或者市场的机制将这些平白得来的财富分配到其居民中去,使得其居民实际所享受到的财富远远超过他们自己所创造的。前文已经提到过,体系在短期内可以让富者愈富,便是这个道理。中央地位提供的第二好处在于为中央国家提供了对全球经济波动节奏的掌握和调控能力。有了这种主导权,即便仍然必须常常面对市场力量的桀骜不驯和不确定性,但是相对于体系中的其他所有国家,中央国家的政府可以远为从容地应对和利用全球市场力量的波动循环,甚至从中获益。中央地位提供的第三大好处在于具有强大的融资能力和负担转嫁能力27。体系外围的其他国家与中央国家进行政治或者安全对抗时,它们往往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是在以自身一国的人力物力对抗整体全球体系的人力物力。正文 第1章 世界市场体系的中央与外围(11)2010-6-13 12:32:52 本章字数:977苏联之所以在冷战的长期消耗中最终失败,除了其国内治理中的诸多问题外,以苏联东欧地区的人力物力来对抗美国操纵下的全球市场力量,从一开始就处于下风。甚至苏联自己的国际财富储存都是以欧洲美元为手段,这意味着苏联一方面同美国进行竞争和对抗,另一方面却在实质性地资助对手,这样的僵持局面进行下去,只要不诉诸核摊牌,苏联注定了没有获胜的希望。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中国的十多亿人口加入到这个全球市场体系中,进一步增强了这个体系的力量和资源,十多年后苏联体系崩溃。在美国霸权之前,英帝国也掌握了全球市场的中央地位。虽然当时的货币体制不像今天的浮动汇率制那么允许赤裸裸地通过中央国家货币贬值征收铸币税,但是“腐蚀其货币的边缘”自中世纪以来便是欧洲君主们的一贯把戏。拿破仑法国与德意志霍亨佐仑王朝都曾试图挑战英帝国的全球地位,它们失败的根源,也同中央帝国的独特地位有关:通过货币关系和贸易关系,英国可以动员全球市场体系内的合力压到欧洲大陆的挑战者身上,而挑战者往往自己都在不自觉地给对手输血28。中央地位给中央国家带来的好处,其实远远不能用资金流动和财富分配的差异来概括。财富优势,以及由此而衍生的文化优势、生活质量优越、吸引力,都带给中央国家大量的好处,包括语言29、人才、政治自信和号召力30等各个方面。获取和保有中央地位的条件当代世界市场体系的中央地位,其最大特征是它的货币霸权,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中央同外围之间的资金—商品循环31。有鉴于此,我们要分析中央地位条件就必须从中央国家的货币霸权入手。前文我们已经提到过,中央国家在体系中的角色是银行,大家把富余的资金输送到它那里,它把资金投射到体系外围需要资本的地方。所以,要想理解美国金融霸权的基础,就需要分析一下如何成功地开办和经营一家商业银行。一家商业银行在成立之初,首先需要有足够的资本金,由此才能建立最初的信用;确保别的银行不能抢夺其市场份额,因此有必要确保大多数重要商业交易都通过它自己的结算平台来进行;一旦开始运转,它必须避免客户的挤兑,这就需要有几个大客户提供坚定支持;为储户提供便利优质的金融产品,满足各种风险偏好客户的金融需求;而长期财务状况的健康取决于存贷差额和流量。正文 第1章 世界市场体系的中央与外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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