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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第一章 导言西格蒙得·弗洛伊德、B.F．斯金纳和卡尔·罗杰斯的主要思想已经伴随我们几十年了。然而这些思想并没有变得陈旧。它们仍在吸引注意、引起争论、激发研究、得到批评和赞扬。它们是许多当代对人类行为进行了解和改变的思想的基础，或对这些思想有所影响。它们是当代心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这一学科有着迅猛的发展并建立了无数分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斯金纳的激进行为主义，以及罗杰斯的人文主义思想实际上形成了三种不同的心理学。他们在对一些基本问题提供的答案上表现出不同，这些问题包括：人类的本质是什么？对个性发展最重要的影响是什么？问题行为的原因是什么？怎样治疗这些行为？社会为人们能够取得最大的成就应该做些什么？研究人类行为最有效的方式是什么？这三种不同的思想目前而不只是在历史上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一事实表明，心理学家在重要的基本问题上还未达到共识。如果根据有很多人进入这一领域，大量书籍的出版和研究的论文的发表，以及公众对心理问题的兴趣来判断，心理学无疑是很健康的。然而，这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领域。心理学家们总是各持己见。缺乏一致意见的原因包括人类行为的复杂性，科学心理学较短的历史，以及作为人类的心理学家研究人类所引起的问题（一个问题是保持客观的困难）。我们可以认为心理学家中间存在的争议虽然对于寻求确定的答案来说让人烦恼，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这一领域的健康发展。它表明心理学家通常不愿过快地达成共同意见，并愿意坚持肯定会引起一些同行批评的立场。精神分析理论、行为主义和人文主义心理学是争议的前锋，很难发现其他的理论引起如此之多的不同意见。虽然许多心理学家是综合性的，他们从每一种理论中汲取有用的东西，但也有对这几种理论的坚定的支持者，他们维护并企图发展这些理论。这使情况变得有趣，同时也很恼人。对行为有不同的理论解释是富有挑战性的，持不同理论的研究者却企图证实这些解释。然而对那些（心理学内部和外部的人）寻求肯定结论的人却会不舒服。我一般会让我的学生们容忍结论的模糊，学好不同的理论以能够看到它们之间的相同和不同，认识到一个理论可能会是部分是对的、部分是错的，并懂得一个理论即使没有提供最后的答案，在实际情形中也可以是有用的。在后面几章中弗洛伊德、斯金纳和罗杰斯心理学的不同将变得很清楚。我们将看到精神分析强调无意识的个性动力。弗洛伊德将注意力集中于揭示他认为是人类个性的核心的东西：埋藏于心灵深处的隐蔽的力量和冲突。他企图通过解释梦（包括他自己的）和倾听精神病人表达出的没有认识到的，通常被社会禁止的思想和渴望来接触无意识。他强烈地认为性与侵犯的驱力是行为的根本原因，童年早期是一个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中个体的个性通过这些驱力与家庭中的社会过程发生交往而形成。弗洛伊德对个体幸福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因为他看到原始的性和侵略的冲动与社会对这些冲动给以压制的不断的矛盾。（他对未来也很悲观，他相信人类内心的破坏倾向对人类的生存构成巨大威胁。）弗洛伊德虽然把幸福看作不现实的目标，但他把自己的治疗方法（因他而著名的精神分析方法）看作减轻神经质的焦虑和痛苦的办法，帮助患者更好地了解和对付内心强大的情绪倾向。与弗洛伊德不同，B.F．斯金纳避免进入个体内部去解释行为。弗洛伊德的思想被他和病人的交往所影响，而斯金纳的基本假设来自于对实验室动物的研究然后扩展到人的水平。斯金纳建立的是一种极端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它强调外部环境是行为的原因。他虽然同意思想和感觉对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但不认为这些内部状态决定我们做什么。他认为人类行为主要控制于其后果。在生活中，我们的行为有着各种各样积极和消极的后果，这些后果对形成“个性”（即在各种情景中我们的行动和反应）起着最重要的影响。斯金纳认为我们对环境的影响忽视得太多，不断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了解和改变内部的东西（信念、情绪、动机等等）。他相信如果对积极的、希望做的活动系统地提供积极的后果，学校、工作和个人行为可以得到很大改善。他警告说因为不能建立对有益行为持续强化和保持的外部环境，我们的社会将会被各种问题所淹没。卡尔·罗杰斯的人文主义心理学与精神分析和激进行为主义有很大不同。例如，罗杰斯不同意弗洛伊德把人类动机主要归为性和侵犯驱力的观点。他认为有完备功能的人希望实现和完善他们的潜能，认为性和侵犯是最基本的动力是悲观和有局限性的。对于斯金纳的思想，罗杰斯承认外部环境是重要的，但他坚信个体的感觉和自我概念对于行为起着重要的和不可否认的作用。罗杰斯的思想是在做咨询和临床工作时发展起来的。那些他认为在对内部真正的自我取得很多了解后能够重新指导生活的人给了他重大影响。他一贯强烈倡导当个体能够自由地去做时；他们就具有自我完善的力量。他创立的治疗方法，称为来访者为中心或以人为中心的疗法，目的就是让个体探索内部感觉，根据更多的自我意识来进行生活的选择。对弗洛伊德、斯金纳和罗杰斯的这些简短评论应该能够表明他们对人类行为有着不同的看法。如果要很好地了解当前的心理学思想，必须要熟悉这些理论。后面的章节为了解和评价每种理论的基本成分，并对它们给以比较，提供了主要的信息。注释和每章之后的参考文献可以供需要得到更多信息的人选用。后记中对认知心理学给以了很简短的讨论——它对当代心理学的贡献以及与弗洛伊德、斯金纳和罗杰斯理论的联系。后记中还介绍了阿尔伯特·埃利斯的理智—情绪行为疗法（还称之为“理智—情感疗法”），这一有影响的理论对认知和认知一行为心理医生有重大影响。认知心理学和理智一情绪行为疗法(REBT)反映了一个当前重要的心理学思想：即对人类认知的研究（如推理、做决定、信念的形成）对了解情绪和行为是很重要的。第二章 西格蒙得·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 弗洛伊德传略弗洛伊德传略西格蒙得·弗洛伊德(SigmundFreud)1856年5月6日出生于拉维亚，是现在捷克共和国最东边的一个省。他的父亲是一个羊毛商人，第二次结婚。在西格蒙得以后又出生了5个女孩、2个男孩。他的父亲在前一次婚姻中还有两个已成人的儿子。弗洛伊德的母亲是一位活跃的、智慧的女人，在95岁去世时仍然保留着这些特点。弗洛伊德4岁时全家搬到了维也纳。尽管他们的生活环境很有限，弗洛伊德的教育并没有受到阻碍，他在学校学得很好。1881年他从维也纳大学得到医学学位，之后他在维也纳总医院从医，并且研究神经系统的器质性疾病。1886年他与已订婚四年的玛莎·伯内结婚。他们生了四个子女。1895年出生的最小的孩子安娜后来对精神分析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是在1886年，弗洛伊德建立了他的私人诊所，专门治疗神经疾病。他的兴趣逐渐从强调神经系统的生理方面转向对精神障碍的心理原因的探索。这一注意力的转移在后来的几年里更强烈了，导致对神经症的心理原因的全部研究。他在进行这一研究的同时又将兴趣扩展到“正常”行为和社会问题，直到1939年在伦敦去世，享年83岁。在去世的前一年有人劝他逃避纳粹的迫害离开在维也纳长期居住的家。在弗洛伊德发表的许多重要的著作中有《梦的解释》(1900)，《日常生活中的心理病理》(1901)，《超越愉快原则》(1920)，《自我和本我》(1923)，《文明和它的不满》(1930)。他的一些著名的成果发表在他60岁和70岁之间。他著作的产量一生都保持高水平，甚至让他做了33次手术的下颌上的癌症所带来的疼痛和痛苦都没有阻碍他探讨人类心灵的努力。随着岁月的流逝，弗洛伊德的一些理论假设有所改变。早期的一些写作与他以后的理论有所不同，例如，他的《新的精神分析概论》(1933)和《精神分析纲要》(1940)。本章中讨论的思想主要代表了他后期的思想。决定论的观点弗洛伊德是严格的决定论者，他坚定地相信所有的行为都有原因；行动以及思想和感觉都不会偶然发生。失言、梦、幻视幻听、遗忘、选择、愿望、争取成功、不断重复某种行为、拒绝承认错误、对他人不友好、写小说、作画等等，以及所有其他的行为都被认为是可以解释的。弗洛伊德的观点认为，如果人类仍然很神秘，那是因为对他们内心的驱动力量和影响行为的体验揭示得不够。然而，这些力量和影响确实存在，而且确实影响着一个人的功能。精神分析的作用就是把这一秘密揭开，方法是在隐蔽的驱力和冲突中寻找思想、感觉和行动的来源，以及考察个体早期体验与基本的人类本质交互作用以产生成人个性的方式。在弗洛伊德最终创造了考察人类行为起因的方法以前是对催眠术的兴趣和应用。第二章 西格蒙得·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 催眠术催眠术在弗洛伊德职业生涯的早期，他相信催眠术可以帮助发现心理问题的内在原因。1885年他离开维也纳一年，在祛国向让·沙坷特学习，让·沙坷特在治疗歇斯底里时使用催眠术。（这一障碍与现在称为转换的反应类似。个体将心理问题“转换”为生理问题，即由于情感冲突这个人会失明，失去肢体的功能，或出现其他生理缺陷。即使向病人解释说生理损伤或疾病并不存在，残疾仍会持续。残疾的原因是心理的，而不是生理的。）沙坷特发现患者在催眠状态下可以制造出歇斯底里的症状。这些症状与在非催眠状态下自然发生的一样，这一发现意味着歇斯底里的原因是心理的而不是生理的。弗洛伊德带着深深的印象回到了维巴纳，开始与一位维也纳医生约瑟夫·布鲁纳工作。布鲁纳已经在用催眠术消除歇斯底里的精神和生理症状。他的步骤包括让被催眠的病人回忆忘记的创伤体验同时自由表达伴随的情绪。布鲁纳把这称为宣泄法。弗洛伊德与布鲁纳的合作很有成绩，1895年他们发表了一本书一《歇斯底里研究》。然而，他们的合作没有继续。弗洛伊德越来越相信情感障碍的有些问题的根源与性有关。在19世纪后期，性是个敏感问题，布鲁纳显然为弗洛伊德坚持性因素是情感障碍的主要原因这种立场感到不舒服。弗洛伊德决定继续按自己的思维前进，两个人终于分手了。在这段时间，弗洛伊德又出现了另一个重大的发展。他对催眠术感到不满意。他发现有些病人不能被催眠，有时催眠的深度不够，病情产生复发。他逐渐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办法，自由联想技术，在运用这一技术时病人放松（坐在有名的分析师的躺椅上）说出意识中的任何内容。这一技术，与梦的分析一起，是弗洛伊德对精神分析治疗最大的贡献之一。后面还将对这两种方法给以更多的介绍。数据的来源在弗洛伊德继续治疗病人时，他对基本的人类本质与个性的发展和结构形成了各种思想。这些思想不但受到他与病人接触的影响，还受到他对文学的阅读、对世界上发生的事件的思考以及对自己的分析（非常重要）的影响。大约在1897年时，弗洛伊德开始对自己内心的思想和感觉及童年的经验进行考察。他分析了自己的梦，有时与同事交流有关他的和他们的梦的意义的思想。精神分析既是个性理论，又是一种治疗方法。弗洛伊德试着解释我们如何成为目前的样子（即个性是如何形成的），他还创造了治疗神经症的技术。他不是先建立了精神分析的一个方面然后又建立一个方面，解释和治疗同时进行。如前所述，在弗洛伊德职业的早期他就开始怀疑性冲突是心理问题的根源。这是精神分析理论的开始，并为弗洛伊德进一步的理论发展提供了起点，这种发展开始于他对神经症病人的继续治疗和对自己的分析中。他的理论建立和分析观察之间相互影响。现在我们来看看精神分析作为一种个性理论的一些最突出的特点（通常称为精神分析理论），然后我们将简单介绍精神分析作为治疗的一种方法。第二章 西格蒙得·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 无意识、前意识、意识：个性的“层次”弗洛伊德建立并在半个世纪中不断修改的精神分析理论，把强调个性的无意识的一面作为其基础。他当然不是历史上第一个人认识到人类常常对最基本的驱动力、冲动和内部冲突没有意识。然而，弗洛伊德的贡献是对无意识的系统研究。他以不断的、集中的努力将来自于各种地方的许多零碎的数据聚集在一起，以弄清人类个性动力中的无意识。在他对无意识的顽强的注意和追求中，弗洛伊德没有跟随世纪交替时医学实践和相对新的心理学领域的主流。医生们基本上不与疾病的心理因素打交道。他们只是从有机体的障碍或大脑的功能操作来解释症状。治疗是生理上的——药物、滋补品、水疗、电疗。如果这些方法都失败了，就会认为生理原因不清楚，没有办法了。（虽然常常认为弗洛伊德以他的思想震撼了并使医学界愤怒，也有一些矛盾的看法。例如，弗兰克.J.苏里维在他《弗洛伊德：大脑的生物学家》(NewYork:BasicBooks，1979)一书中说弗洛伊德的许多思想都是可以接受的，但他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受到攻击的孤独的人。）心理学领域在那时研究的是意识状态。例如，运用结构主义方法的心理学家们企图将意识体验（如对物体的感知）分解为基本的成分。由于他们对与环境接触的体验感兴趣，因此无意识被归类为科学分析不关心的内容。而弗洛伊德则把无意识看作个性的一部分，必须得到研究。弗洛伊德有时用冰山来比喻无意识的重要性。就像冰山的主要部分存在于水面下，人类个性的主要部分也位于意识水平之下；弗洛伊德认为人类行为的真正重要的引起因素位于个性的这个部分中。因此，要了解人类行为就必须揭示无意识。在弗洛伊德的《大脑的组成》一书中，意识被分为三个水平。无意识包括我们没有觉察到的个性的所有方面。前意识包括不在意识范围内但很容易得到的东西；许多思想和主意在我们对它们集中注意时或企图将它们带入意识水平时就会得到，但它们并不总是处于意识水平。意识包括存在于可以立即觉察到的水平的东西。实际上，这三类意识状态并非绝对的分类而是一个连续体，从清楚的表面的到完全认识不到的，深藏于个性的底层。第二章 西格蒙得·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 本我，它的本能，心理能量1923年弗洛伊德发表了《自我和本我》一书，以另一种方式来看个性：即一个包括本我、自我和超我的结构模式。本我是个性中最原始的部分，它是新生婴儿出生时具有的初始系统。自我在出生以后开始发展，发展是在婴儿与环境接触时开始的。超我是人的道德的方面，这一发展出现于父母或其他成人将社会的价值和标准传递给儿童。本我不知道“对”与“错”，对现实世界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一无所知，对自己没有抑制。它只是寻求满足，根据“愉快原则”行事，弗洛伊德的本我的概念确实描述了刚刚出生后的婴儿的特点。在生命这一阶段的人还未体验过渴望所需东西的困难，也没有道德信念；因此把婴儿看作“全是本我”不是没有道理的。过一段时期，当自我和超我出现以后个性变得更丰富，个体天生的本质和对他的教养（对社会和物理世界的体验）交互作用发展和形成了个性。本我是人类本能存在的地方。（对弗洛伊德著作中德文Trieb一词的不同译文有不同理解。有时被译为本能，有时被译为驱力。）生来具有生存本能（渴望）和死亡本能。生存本能支持和助长个体和种族的生存。饥饿、口渴和性驱力是生存本能的部分。本能具有能量，本能的心理能量驱动着人类的活动。生命本能的能量称为利比多（或利比多能量）。“利比多”这一概念常常是“性能量”的同义词，因为性是弗洛伊德最关心的生命本能的一部分。死亡本能，有时称为死亡愿望，有一个复杂的根源。进化论认为当某种化学反应将无生命的物质转变为生命状态时，早期的、最原始的生命形式出现了。弗洛伊德认为这些生命形式起初很不稳定，生命很脆弱且很容易退回到无生命状态。弗洛伊德认为人类在进化史上虽然已经远离这种早期的生命状态，内心仍然保存着死亡的倾向，即返回无生命状态的倾向。这种倾向以死亡愿望的心理形式出现，它可能以自杀的方式直接出现，也可能间接出现，如从事赛车、雇佣军或其他高危险括动的人所做的事情。然而，总的来说生命本能克服对死亡本能的直接执行。需要再次强调的重要的一点是：生命本能和死亡本能都有与之相伴的能量。弗洛伊德从来没有对死亡本能的能量命名，它只是被统称为破坏能量。促使个性活动的所有能量都来自于本能。这种心理能量在数量上是有限的，即在某一段时间中只具有一定数量。如前所述，本能存在于本我。因此，本我最初具有的能量最终被个性的其他部分——自我和超我所获得。本我是个性开始和发展的最初来源。弗洛伊德把人类个性看作一个能量系统：个性在任何时间都在本我、自我和超我之间分配着能量。由于这种分配总是在发生变化，因此对人类行为很难做出准确的预测。比如，我们有时更强地受着本能（存在于本我之中）的驱使，有时则更现实一些（自我发生作用的结果），有时我们更加受到道德的束缚（由于超我的影响）。然而，能量的分配虽然有变化，但基本的稳定性允许我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但不是完全地预测一个人的行为。第二章 西格蒙得·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 性与侵犯人类面对的两个最重要的驱力是性驱力和侵犯驱力。这些是根本；它们是人与生俱来的一部分，因为生命和死亡本能存在于本我。把性驱力与生命本能联系在一起的逻辑是容易明白的。然而，对他人和物体的侵犯性是如何与死亡本能联系在一起的则令人费解；因为死亡愿望最初是朝向自己的。简单的解释是自我伤害通常会受到生命本能能量的干预。因此，一般人不会伤害自己，尽管有着死亡本能的冲动。死亡愿望并不总是直接实现于自我伤害（由于生命本能的相反影响）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这一本能不处于活跃状态。它具有能量，这种破坏性的力量不能完全囚禁于个体身上。这就是说，破坏性的力量应该得到某种释放。事实上，弗洛伊德认为控制这种能量是不健康的；如果侵犯性不在某种方式上直接或间接地得到释放就会导致疾病。释放可以通过将能量向外转移到环境中的物或人完成。如果这种能量以原始形式释放，将导致对人和财产的直接破坏。然而，由于社会的限制，常见的释放方式是以其他办法代替直接的释放（后面将对此进行详细讨论）。死亡本能这一观点在《超越愉快原则》(1920)中提出，后来弗洛伊德更清楚地说明了侵犯和破坏是人类本质这一观点。他越来越强调这一天生的死亡本能，这一本能倾向于转为朝向外部的侵略驱力。然而，即便破坏能量转向了外部，仍有一部分留在个体内部。当然，这部分未释放的能量最终将取得胜利，于是个体死亡。弗洛伊德认为死亡的出现是由于个体的利比多（生命本能的能量）耗尽，使得死亡能量得逞。在《文明和它的不满》(1930)中，弗洛伊德强调了我们基本的寻求快乐的本质（“快乐”意味着性和侵犯能量的释放）与文明社会的极度矛盾。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我们的内部要求是互相利用以得到性和破坏的满足。为了追求这些目标，我们剥削、侮辱、欺侮和杀害他人。文明没有成功地使人类取得和平，是由于我们基本的本质使我们这些“野蛮的兽类”在社会过程中不能控制我们的行为。人类社会化的一个主要结果是对内疚的接受。内疚是代替外部权威，亦是由外部权威引起的内部权威（超我的一种功能）。用简单的话来说，我们发现如果按照基本的、冲动的愿望行动就会引来惩罚和爱的丧失。这使我们摈弃本能的渴望，开始害怕自然的倾向。超我开始监督行为的工作，“错误的”愿望和希望开始引起内疚感，于是我们就对自己的行为给以控制。当然，当大量的本能能量被“关”在个体内部不许释放时，文明就会出现麻烦。这会制造出一种爆炸的状况，因为人们的表面之下在“燃烧”；他们没有在释放利比多和破坏性能量，因而处于高度紧张状态。这不会立即出现，因为人可以建立防御机制（本章后面将详细介绍）来反对他们内心被社会不接受的冲动和驱力。他们也许会否认性与侵犯倾向的存在；承认它们的存在太使人焦虑，使人的自尊下降。如果社会（最初由父母代表，以后由个体生活中具有影响力的人代表）对个体提出强大的、压制的要求，如果这些要求不被遵守就剥夺爱和尊重，那么个体在意识水平上就会拒绝社会认为是错误和不道德的愿望。这些愿望，因为它们与弗洛伊德认为人类与生俱有的基本本能相关，不会因为压抑而消失。它们仍然存在，而且如果压制水平太高就会冲破压制导致反社会行为。当本能的能量不允许释放的第二种可能后果是防御机制会变得越来越极端。由于内部压力的积累，我们保护自己不受基本本质的伤害的需要越来越大。黑暗和罪恶的力量（社会如此认为）似乎是在意识水平以下活动——推动、要求、坚持得到满足。这些力量会使我们陷入高度焦虑状态；如果它们战胜，爱、尊重和自尊都会丧失。这些本能力量与个体的社会方面的斗争并不是公开进行的，它主要在无意识水平开展，我们忍受着这一内部冲突的影响。它的冲击打乱了头脑的平静，影响着行为；我们被怀疑和焦虑攫住，可是对内心与我们作战的敌人只有模糊的认识。如果文明可以提供社会接受的释放利比多和破坏能量的途径，问题就可以减轻，虽然得不到完全的解决。将能量转化为其他的、代替性的过程（而不是直接成为性和破坏行为）称为转移。如果本能能量的转移引出社会赞许的行为，这种转移被称为升华。文明的进步正是由于升华，本能能量被用来写书、绘画、造桥、研究、学习数学公式，等等。由此看来，一个“好的”文明应该能够让人们把能量转到各种有益的活动中，这样的活动越多，人们对他人进行的操纵和利用的基本倾向引起的不良后果就会越少。而且，如果出现足够的升华，个体受到内部压力和焦虑的折磨就越少。然而，应该明确指出弗洛伊德对这种前景并不是乐观的。他警告说，人类本能与文明的基本冲突仍然存在。应该记住的是升华只是替代的活动；作为替代物，它不能完全满足本能驱力，部分压力仍然存在。弗洛伊德相信和平社会的最大障碍是人的破坏倾向。虽然问题是由性引起的，但由于某种限制（因此一些不幸福）是必需的，可以接受的释放途径比侵犯易于得到。另外，有时被忽略的一点是弗洛伊德认为生命本能（渴望）包括与周围的人团聚的冲动——这种冲动支持着社会（在（《文明和它的不满》中，他把这一冲动称为“利他”冲动）。因此，虽然渴望并不完全与平稳的社会功能对立，死亡本能以及它的衍生物——侵犯，会给社会造成巨大的困难。第二章 西格蒙得·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 自我与它的释放和控制功能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个性最初包含本我。生命之初我们只是小小的快乐寻求者，我们不知道也不考虑现实。然而，生活的现实很快就开始有影响了。例如，每当饥饿发生时并不总是有人给我们食物，于是我们体验到不舒适和挫折。本我对这些压力的反应称为初级过程。要了解初级过程的基础，可以看一下饥饿的婴儿最终得到了食物。在喂食时，婴儿看到、闻到、触到、尝到食物。这一程序的重复以食物的形象存储在婴儿的记忆中，并记住了食物与饥饿消退的联系。当饥饿在未来发生时，本我进入初级过程，企图通过形成带来满足的物体（食物）形象取得满足（减少内部紧张）。虽然使用的是饥饿的例子，但初级过程不只限于减少这一驱力。不同的形象形成以满足不同的驱力。梦、祈愿思维、幻想、幻觉都是初级过程活动的例子。初级过程是活跃的，但不能带来由饥饿、口渴或性驱力引起的紧张的满意的释放。形象不能吃、喝，或由情欲操纵。要得到真正的满足（即明显地消除紧张），个体必须与现实世界接触。这一接触导致个性第二个重要系统的形成：自我。当儿童与物理和社会环境接触后，个性在一个新的高度上成长。主观功能受到不断增加的现实测验的补充，因为现实世界中的东西与头脑中的东西是有联系的，能够满足本能的内部要求的物、人和活动被迫求。自我通过与现实的交往发展起来。本我完全是主观的，而自我则代表着个性朝向客观的一面，它试图对渴望和实际可得的东西加以区分。现实原则指导着自我。换句话说，除了冲动、愿望、渴望和需求外，还考虑更多的东西。即个体在问“有什么东西可以满足我的要求，而且是可以得到的？”这时进行的是现实思维，或称为二级过程。自我试图消除本我的压力，尝试的方法是成功地处理环境。本我本能的部分“原始”心理能量投进了自我的功能，这种功能包括寻找释放更多的本能能量的方式（从而消除压力），以及控制本我的冲动直到找到充足的和合适的释放方式。自我可以看作个性的“控制中心”，对基本本能驱力的释放或控制取决于内部和外部环境。（然而，它本来是要为本我服务的，这一点不能忘记。）自我将心理能量投入到某一物体以满足本我需要是“依附”(Cathexis)的例子。依附的一般意义是把能量附着于物体或在某种过程中聚集能量。例如，一个爱人，是依附的爱的物体。心理能量投入到与此人有关的思维和过程。反依附则是使用能量来控制或干预。反依附的一个例子是自我对不能接受的冲动给以的压抑。（自我和超我都有依附和反依附，本我则只有依附。它只是寻求满足而没有控制或干预。）自我的功能受到父母和其他有影响的人即社会的代表对个体的要求和规定的影响。如果父母和教师过于严厉和古板，只给本能能量有限的和特定的释放渠道，儿童自我发展就会受到伤害。结果是孩子没有发展各种有效释放能量方式的灵活性，不能足够地升华。结果可能是紧张的聚集，导致焦虑和无效的功能。弗洛伊德理论清楚指出，强健的自我是健康个性的保护。弗洛伊德建议以能够爱和工作为标准来衡量良好的心理健康。如果外部环境过分压抑和限制，如果个体童年有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个体就可能在本能与日常生活的世界之间取得和谐。爱和工作提供社会接受的本能能量释放出口（升华）。如果给以某种空间和灵活性来调查这些可能性，个体应该能够较好地适应现实生活，同时至少部分满足基本人类本质的需求。如果完成这一点，个体就被认为建立了强健的自我，它的功能是本能需求的释放者和控制者。完全的幸福不是目标，因为从弗洛伊德的观点看这是无理由的期望。人们至少从某种程度上应该接受文明对本能愿望无限制的满足所给予的控制。第二章 西格蒙得·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 超我和它的价值我们讨论了本我和自我以及个性这两个方面的根源。为了得到弗洛伊德人类个性结构的完整图像，我们还必须考虑超我的发展。父母通常是社会的代表。他们有许多关于正确和错误思维、感觉和行动的价值标准。这些道德价值多少与社会中其他成员相同。在一般的家庭环境中，这些价值传给孩子，结果是在代与代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连续性。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超我代表父母的价值和标准，结合进个体自己的个性之中。超我的发展是俄狄普斯情结的结果（我们马上就要详细讨论这一概念）。超我是自我的特别代表，但它在个性中组成第三种力量，这力量自我必须要给以考虑。最重要的是，我们认识到超我的影响就像是内心的司法系统，我们把它称为良心，这一概念弗洛伊德常常使用。良心常常是思想和意图以及行动的严厉的不妥协的内心法官。它观察、命令自我，并以惩罚如内疚来威胁自我。我们虽然有时可以逃避父母和他人的强迫和审判，但超我是我们个性中不可分割的、永远存在的部分。而且，它还会比父母和其他人给以更严厉更无理的批评。除了惩罚的能力，超我还可以给以奖励。如果自我与超我行动一致（例如，拒绝做“错事”的诱惑），就会产生骄傲感和自尊我希望在不简单化的情况下弄清概念。）如图所示，本我可被看作个性中完全无意识的部分。我们最原始的、基本的、本能的冲动（一般会受到社会的批评因而不允许进入意识）在这里存在，而且，我们虽然对它们的存在完全没有感觉，但它们是行为的动机并制造内部冲突。与本能冲动同时存在于本我的还有其他被压抑的材料。当我们感觉了、想了或做了以为不能接受的或有威胁的事情，或者当我们经历了不愉快的事情时，就会将它投入无意识中（这一过程本身也是无意识进行的，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这些材料存在于本我之中，与无意识的本能冲动一起制造麻烦。当然，本我中储存的材料因人而异。由于不同的童年经历，一些人比其他人对自己的全部个性有更多的对良好的个性功能是重要的。从这一点我们可以认为，超我不应统治或占据个性。当我们成熟时，超我是一种道德指导——但这种指导的方向可以从现实来考虑，可以根据我们内心其他的感觉来接受或排斥它，而且要考虑环境提供的可能。第二章 西格蒙得·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 分布和结构：它们如何结合本我、自我和超我构成弗洛伊德个性的结构模式。它们代表着他关于整体个性概念的不同方面。然而应该记住的重要一点是它们只是：概念。它们本身是不存在的，也不应该被认为是有实体的。个性无法被实际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但为了分析的目的可以用这些概念来了解个性的不同功能。个性包括个体所有的感情、思想和行动，而且它是发展的、动态的，不是停止不动的。弗洛伊德的理论是为了刻画在童年动态发展过程中及在成年较稳定状态的个性结构的重要成分。弗洛伊德的个性分布模式（早于结构模式）包括意识的三个层次：意识、前意识、无意识。图2—1表明如何将结构模式和分布模式结合起来。（这里，还要提醒一下，画图是为了搞清概念，但图常常使抽象概念过于简单。使这些概念过于具体，使人产生它们确实存在并可以直接观察到的错误印象。这一图式也不例外。认识和更好的接受；他们更接近自己的基本冲动，更少压抑一些情感、思想、行动和体验。精神分析治疗的目标之一是“打开”无意识，使个体与自我的深层——本我一一有所接触。从图2-1可以看到自我和超我都具有无意识、前意识和意识部分。一些自我的功能（如对现实的考虑和检测）是意识过程；大孩子和成人有意识地构想行动计划，考虑达到目标的不同方式，做决定，等等。然而，不应忘记的是自我来自于本我。本我的本能需求鼓励着与现实的接触，当部分本我能量开始用于追求现实世界中的满足时，自我就开始形成。婴儿身上初现的自我还不能与本我很好地区分，在与环境认真地打过交道之后它就变得更清楚了。即使自我在取得部分地位之后（对本能冲动给以控制，对现实给以考虑），在深层上它们与无意识的本我有所联系。而且，它始终是为本我服务的。因此自我的一部分既伸展到前意识又仍留在无意识中。弗洛伊德指出自我另一个无意识的方面：它的抑制力量。对的增强。个体的行为如果与超我的期望一致，就会自我感觉良好。（弗洛伊德有时用理想自我一词来指超我有关个体理想的内部标准的那一部分。）超我极力争取完善，很少满足于低标准。与本我一样，它是不现实的。如果它太强大（获得个性中的心理能量太多），就会对本我和自我具有完全的统治，制造强烈的内疚感，防止本我的本能，禁止自我试图在现实世界取得满足。可以做和不可做的命令的数量和强度太多太大，以致使自我无处可去，只能缩在个性的角落中，对本我发出的要求满足的呼声不予理睬，对现实的要求也无效能。当然对多数人来说，学习某些价值是不可逃避的，这样的逃避也是不好的。心理冷漠的个性生动说明了个体如果不接受社会的基本价值会成为什么样子，这样的人有一个很不发展的超我。心理冷漠者不遵守社会的规则和传统，也不考虑他人的情感和需要。他们的行为是冲动的和自我满足的，不考虑后果。即使是对别人给以了严重的伤害，也几乎没有焦虑或内疚感。精神分析理论对这类个性出现的解释是缺乏父母的爱。在典型的家庭中，父母表示他们的爱，爱使子女认同父母并接受他们的价值系统（它通常反映着社会的价值）。如果没有爱，孩子就不会害怕失掉它，因此也就不太会认同父母，（其他非精神分析理论对心理冷漠人格的解释是：父母可能很极端，没有教给子女通常的价值，给子女树立了不好的榜样。另外，有些心理冷漠行为是由于遗传或后天的大脑损伤，造成不能学习或保持道德价值和标准。）在道德连续体上有许多中间状态，一端是极度压抑和限制的人，另一端是心理冷漠者。在这个连续体的某一点是平衡的个性。确切指出这一点在哪里是个困难问题。弗洛伊德认为强健的自我个体不可接受或不愉快的事可能被切断与意识的联系，即被抑制。为了降低焦虑和保护自尊，自我会消除不适的冲动、思想、感觉或记忆。它这样做是无意识的；被抑制的内容是无意识的，抑制的主体（自我）进行抑制时也是无意识的。应该对压抑和抑制给以区分。抑制是无意识产生的自我防御机制。在进行压抑时，我们有意识地决定忘记一些事情或避免去想这些事情。超我的不同内容和过程也处于意识的不同水平。我们对一些价值很清楚，对它们有意识地应用。但我们有时体验到内疚感、自卑感，以及自我怀疑，而不知其原因何在：这就是超我的无意识的工作。许多价值在年龄很小时就被接受，一直影响着我们的情感、思想和行动，尽管目前我们并未有意识地认识到这些价值。当我们按照这些价值去做时会使我们感觉良好，当我们违背它们时会感到不安、焦虑和内疚。弗洛伊德关于个性具有无意识、前意识和意识层面的概念从直觉上看是有道理的。只要稍微作一下自我观察，多数人就会认识到，我们对自己所有的行为的真实原因并不总是有很清楚的认识（这就是说，“理由”存在于无意识的水平），有时我们会无明显理由地模糊地感到不安、内疚或威胁。有时我们会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以某种方式思维、感觉或行动，但只要稍加努力就可以找到原因（它处于前意识水平）。对有些动机和环境中的诸方面我们则认识得很清楚（处于意识水平）。结构概念——本我、自我和超我——也可以很容易地运用到个性中。多数人在某一时刻会体验到做出冲动行为的激情，或具有让自己吃惊的感情或思想，因为它们是如此原始地充满敌意或性（本我的工作）。我们会想出最佳方式与物理和社会环境打交道以满足我们的需求（自我的功能），我们还受到道德思考的影响并做出各种价值判断（超我的影响）。第二章 西格蒙得·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 心理性发展阶段以及俄狄普斯情结弗洛伊德认为成人个性具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并可以进行一定的改变，精神分析治疗经过通常缓慢而痛苦的过程试图使个体的感觉、思想和行为发生转变。然而，进入成年时个性虽然并未彻底和永久地固定下来，弗洛伊德认为它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在生活的第五、六个年头已经基本确定了。他对早期岁月给以极大重视，认为我们作为成人的样子的绝大成分取决于童年早期的经历。正常的心理性发展经历这样一系列阶段：口唇阶段（大约在生命的第一年），肛门阶段（大约二岁和三岁的一部分），男性生殖器阶段（大约三至五岁），潜伏阶段（大约六岁至十二岁），女性生殖器阶段（进入青春期）。弗洛伊德提醒人们不要认为这些阶段会以清晰、确定的方式出现。例如，在女性生殖器阶段之前的各阶段可能会出现交叉（口唇／肛门／男性生殖器），于是在某一段时间两个阶段会同时出现。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儿童这些阶段的发展表现了先天与后天的复杂结合。人类生理影响着发展的基本规律。但是，许多环境因素（如父母的疏忽或严厉，与兄弟姐妹的关系）确定着各阶段的发展结果。总的来说，生理成熟过程引起快乐的重点从身体的一个部分转移到另一个部分（从口唇到肛门到生殖器官），发展阶段中的经历影响着不同个性的最终结果。在社会化过程中，不同的人的基本需要和渴望在不同程度上得到满足或受到挫折；由于所处环境的不同，每个人会体验到不同的愉快和满足，以及不同的痛苦和心理冲突。精神分析理论的重点在前三个阶段上——即被称为前女性生殖器阶段。每一阶段都以特定的身体区域命名，该区域是在那一个发展阶段性愉快的来源。因而，在口唇阶段，活动的中心在口唇，吸吮和啃咬占据儿童的大多数时间。在肛门阶段，肛门成为注意中心，对大便的保留和排泄引起愉快的推迟以及满足。在男性生殖器阶段开始时，生殖器官变得重要起来，这时儿童出现手淫及相关的幻想。为了成功地度过这些阶段（产生较少的心理矛盾或紧张），在每一阶段中都要求有最佳程度的满足——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如果在一个阶段中得到的满足太多，就会不愿继续前进；如果得到的满足太少，挫折和焦虑会伤害未来的发展。例如，在生命的第一年得到过多的口唇满足会引起对这一阶段的固结。结果是不完全的个性发展，成人之后仍会过于依赖他人，对自己的需要会得到满足过于乐观。另一方面，如果婴儿在这个阶段的生活很不满足，固结将导致在成年之后出现自我为中心、要求过多，以及敌意的态度。“固结”的意思是部分利比多能量分配给了对前一个心理性阶段的注意，没有转到后一个发展阶段。因此，个性向最成熟阶段（女性生殖器阶段）的发展受到阻碍，在某种程度上个体所关心的事情仍然是不成熟的。固结可能相对问题不大，也可能会很严重，这取决于在某一阶段的环境和个体的反应。每个人在成年时都具有一些固结。过食、强迫性地吸烟、谈话过多、饮酒过多、咬指甲——这些是口唇固结的例子。个性特点如吝啬、顽固，以及对整洁和秩序的过分注意，可能表明在肛门阶段严格的便盆训练导致的固结；孩子对大便的保留得以夸大，这一特征于是又转化到其他的行为中。在男性生殖器阶段，如果一个孩子由于手淫和性幻想而感到羞愧和内疚，就会产生不安和焦虑；成年之后，这种人可能会攻击性很强，用“表现自己”和吹牛来掩盖内心未解决的自我怀疑和焦虑。生命最初五年中最重要的事件在男性生殖器阶段发生：俄狄普斯情结。弗洛伊德认为这一情结是童年的自然部分。它在两性身上都会发生：男孩出现对母亲的性吸引并且想占有她，消灭父亲；女孩希望占有父亲消灭母亲。（女性俄狄普斯情结有时被称为伊莱莎情结，尽管弗洛伊德不喜欢使用这个词。）如前所述，在男性生殖器阶段生殖器官开始变得重要起来。玩弄产生快感，与此相伴的是幻想。儿童通过观察自己、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和其他人，开始注意到男性和女性器官的区别。由于不同性别有着不同的动力，让我们先来看看男孩的俄狄普斯情结。男孩的性幻想之一是占有母亲。伴随着这一乱伦渴望的是对父亲的怨恨和嫉妒，他希望这个敌人会让道。随着孩子幻想强度的增强，内部冲突开始聚集。他继续渴望唯一占有母亲，但他看到父亲是个强有力的威胁人物，如果知道孩子的真实情感和思想将会寻求报复。因而，阉割焦虑或阉割恐惧出现，成为男性俄狄普斯情结的主要成分。这种特别的焦虑或恐惧的出现是由于生殖器官部分是对母亲性吸引的最突出的原因。其他因素也起作用。例如，父亲可能警告过孩子不要“玩自己”。这祥的警告可能被孩子解释为指向他对母亲的情感的一种威胁，它暗示如果他表现不好就会倒霉。这就是一个小男孩经历的巨大内心冲突，它来自于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渴望、恐惧和怨恨的复杂的结合。当然，另外一个复杂的因素是他仍然爱着他的父亲，尽管他想要除掉他。这一切怎样解决呢？正常的解决办法来自于男孩对父亲的认同。即男孩将父亲的价值和标准变为自己的价值和标准，从而降低阉割焦虑。（简单地说，父亲不可能伤害作为“爸爸的小男孩”的儿子——他是父亲的复制品。）对父亲的认同还具有社会功能，文化规则一代一代传下去，儿子学到可以接受的男性角色。对于母亲的剩余的性的感情和对父亲的敌意在这时一般会被压抑。这种压抑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在将来产生严重的问题，这取决于被压抑的材料的数量以及个体生活中事件的性质。创伤性的事件或具有高度压力的事件可能促使压抑的性的或敌意的感觉重新出现。将俄狄普斯情结转化为满意的结果，以及防止压抑高度的性渴望的一个辅助方法，是将乱伦的冲动转变成可接受的对母亲的爱。然而，俄狄普斯情结是非常复杂的，很难预测它的结果以及未来的问题。认同过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是男孩的超我经历了最重要的成长。弗洛伊德说超我是“俄狄普斯情结的后裔”。由于将父亲的道德标准内化，一系列关于情感、思想和行为是否合适的规则和规范在男孩的个性中建立起来，并成为一生中都需要面对的内部力量。对俄狄普斯情结的解决并不总是彻底的，它可能会出现不同的结果。例如，对父亲的怨恨和敌意可能会持续并在以后转化到所有的权威人物身上，或者过于强烈的内部矛盾会导致极端的被动（在强大的势力面前“放弃”）。在弗洛伊德对同性恋的思想中，其中一点是它来源于强烈的对母亲的性依恋，特别是在没有强大的父亲的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对母亲的认同代替了对父亲的认同是同性恋产生的一个可能原因。影响认同的另一个因素是个体先天的男性和女性倾向。弗洛伊德认为每个人的先天组成都是两性的，即每个人的基本组成包含着自己的性别和另外性别的成分。如果男孩的家庭经历（如缺少父亲）与相对强大的先天女性倾向结合，他就更可能与母亲而不是父亲认同。弗洛伊德对女性俄狄普斯情结的解释更加复杂，而且不太彻底。然而，他试图描述关键的事件。对于男孩，阉割的威胁将俄狄普斯情结引向结束；对于女孩，对缺少阴茎的认识引起了俄狄普斯情结。当女孩开始注意到男性和女性性器官的不同时，她感到自己缺少了什么东西。随着这种感觉的增强，它发展成阴茎嫉妒。（女孩的阴茎嫉妒和男孩的阉割焦虑是全部阉割情结的成分。）同时，对母亲的敌意开始发展，母亲被看作造成她生理缺陷的原因。她排斥母亲，向父亲寻求爱。当然，让一个小女孩放弃母亲是很难的，因此她试着通过对母亲认同来基本上取代她。在尝试得到母亲在与父亲关系上的位置时，以及共享他的阴茎，女孩陷于对母亲的嫉妒。这使女孩已有的怨恨更加强烈。弗洛伊德认为女孩不像男孩那样能够彻底解决俄狄普斯情结，主要是因为她们没有惧怕阉割的动机，这种动机使男孩走向更确定和彻底的解决。他提出，对女孩来说，阉割可以被认为是已经发生了；因而它不是当前或未来的威胁，而只是生活的事实。由于女孩不像男孩那样使俄狄普斯情结得到显著的解决．她们也不会建立同样强大的超我。弗洛伊德相信由于缺乏完美的超我的发展，所以女性才会表现出情绪化、正义感的缺乏，以及不愿接受生活的要求的特点。（女权主义者以及其他一些人对弗洛伊德的这些观点竭力反对。）在女孩解决俄狄普斯情结时，也会对母亲认同并压抑冲突。（弗洛伊德认为女孩可能会无限期地停留在俄狄普斯情结中，得不到解决。）如果女性角色被接受，对阴茎的渴望会被对婴儿的渴望所代替。对婴儿的占有在某种程度上补偿了阴茎的缺失。如果女孩保留对阴茎的渴望——这从根本上说是希望成为男孩——在成人后就会具有男性特征，在极端的情况下，会成为同性恋者。不太重要的和较常见的情况是阴茎嫉妒导致由于“生殖器缺陷”引起的自卑或羞愧感。（这里又要指出弗洛伊德关于女性俄狄普斯情结的观点，特别是有关阴茎嫉妒及其影响的看法，被严厉批判为偏见的、男性沙文主义的观点。）在女性俄狄普斯情结中对同性父母的认同的主要原因与在男性俄狄普斯中不同。女孩对母亲的认同是试图（在内心）重新得到失去的爱的对象的一些部分，而男孩对父亲的认同则是为了消除阉割的恐惧。根据心理分析理论，对饿狄普斯情结的足够的、积极的解决是健康个性发展中的重要一步。心理冲突的残余，其中包括未解决的对父母的性和攻击感觉，成人后会继续制造问题。心理分析治疗的目标之一是让来访者认识和解决情感冲突，以及从俄狄普斯情结时期留下的对父母不现实的依恋。在生命的第五、六年的时间，俄狄普斯情结的乱伦和攻击冲动部分被压抑，部分被转换为可接受的感情。部分通过认同过程得到解决，儿童即进入潜伏阶段。性渴望、敌意情感、恐惧都在某种程度上安静下来。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与同性伙伴玩（这可以通过进一步认同帮助强化性别角色）和对父母有着爱和温柔的情感（虽然在无意识水平一些性渴望和侵犯的成分仍然存在）。当青春期到来时，生殖的性要求重新唤醒，但有了新的重点。前女性生殖器阶段的特点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寻求满足；对自己身体的刺激和操纵是满足的主要来源，对他人的追求主要是为了增高这种快乐。但青少年开始寻求有着相互满足的异性关系。早期的自私倾向开始让步于对性伙伴的关心和责任感。社会化过程继续，如果情况正常，个体进入女性生殖器阶段，并准备担任社会中成熟的、有生产力的成员的角色，能够以有效的方式爱和工作，接受自己和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提出的各种要求。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他们能够经受住早期生活中的风雨，在前面的发展阶段上没有固结。达到女性生殖器阶段并不是一个占有一切或一无所有的状况；这一阶段的个体功能受到对有关问题所需的利比多能量的可得性的影响，而利比多能量的可得性又取决于以前固结的程度。第二章 西格蒙得·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 焦虑和自我的防御机制成功度过心理性发展各个阶段的人，而且是以成熟、适应很好的方式生活的成人，有一个发育良好的自我。这种人的自我强大，能够满足有效地处理来自现实、本我和超我的要求。这样的人整合了个性的各个成分，在他们的环境中功能得以平稳地发挥。他们不受强烈的内部冲突的困扰，没有来自犹豫和内疚的干扰，而且不因生活中的日常压力感到巨大的威胁或挫折。然而，这些人偶尔也会遭受暂时的焦虑。这样的焦虑通常被接受为人类生存状态的一部分。但有些个体遭受强烈的焦虑，在对待自己和所处的社会和物理环境时受到严重的障碍。在爱和工作时效力明显低于他人。焦虑向自我发出即将来临的危险的警告，当自我较弱时它就更加强烈，因为强大的自我可以有效地对付各种情景。弗洛伊德认为有三种焦虑：现实焦虑、神经焦虑和道德焦虑。现实焦虑来自于现实世界的威胁。个体面临着一个被感知为危险的情景或状态。焦虑作为一种刺激可以引起消除危险的行动，这种行动又能降低焦虑。如果没有做出适当的行动，焦虑会越来越严重地使个体瘫痪。神经焦虑来源于本我冲动要释放的威胁，．它会让个体做出受惩罚的事情。个体害怕失去控制使自己陷入麻烦。当然，这种恐惧不一定是完全有意识的，个体体验到焦虑却不知它的原因。通常会感到总的恐惧感和即将来临的灾难。道德焦虑产生于超我的影响，即当个体的思维、感觉或行为违反了自己遵守的价值或道德标准。当个体做错事时（甚至认为做错事时）超我会制造出内疚、羞愧以及自卑感。道德焦虑是对来自自己良心的惩罚的恐惧。应该指出的是现实，至少在开始时，还是神经焦虑和道德焦虑的基础。最初关于什么行为会受到惩罚的知识以及对价值和道德编码的接受，在与由父母和其他有影响的人所代表的外部现实交往时出现。如前所述，有强大自我的人能够有效应付各种有威胁的环境状况，对本能冲动能够控制并能够提供有益的释放，并对所知的价值和标准进行考虑（但不让自己僵化）。对于这样的人，焦虑起一种有用的信号作用，它表示某种需求——环境的、本能的、道德的——存在而且要求注意。于是做出行动，焦虑在达到高水平之前被降低。然而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一过程并不总是这样顺利工作的。多数人至少需耍暂时的防御来抵挡焦虑以解决困难的经历。我们并不总是能够很理智地对待自己，不能以现实的方式对待生活。当我们采取不现实的方法来对待环境、冲动或良心时，就是在运用防御机制。根据精神分析理论，自我应用防御机制来保护个体不受焦虑的侵袭。对防御机制的运用表明自我的减弱——这一状态可能是轻微的、暂时的，也可能是严重的、持续的。防御机制是对实际状况的歪曲，而且是无意识进行的。如果长期运用，个体的功能会严重受到影响；当情况恶化时需要建立更极端的防御，因为逃避了真实的应对。总之，运用一些防御机制是常见的，如果它们成为对不愉快的内部或外部现实的典型反应，则可能会伤害有效的功能。许多研究者（包括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都试图历数弗洛伊德在许多著作中都提到的防御机制。常常提到的机制有压抑、反向形成、取消、投射、合理化、否认、认同、转移（包括升华）、固结、回归。压抑是最基本、最重要的防御机制。自我将它不能接受的东西排除出意识之外。不愉快或不合要求的冲动、思想、情感或记忆，被留在或投入无意识之中，因为它们可能会引起焦虑。自我必须运用能量（反依附）阻止这些材料进入意识水平。弗洛伊德在19世纪90年代早期形成有关压抑的思想。他认为这是一个独特的心理发现，认为它是进一步理论发展中最主要和根本的部分。在他的著作中，压抑被称为精神分析的“奠基石”。反向形成指在意识中将可能引起焦虑的冲动、思想或情感转变为相反的东西。恨转变为爱，怨恨转为热情，性要求转换为“纯洁的”关心，等等。但是，最初的冲动、思想、情感并未失去，它只是以相反的表达在意识中隐藏起来。反向形成可以通过相反情感的表达强度觉察出来。例如，防御的个体对他人表现出过多的爱、热情和关心，使得接受者感到不安和有“落人圈套”的感觉。取消是自我重新构建以前的行动使它产生较少焦虑的努力。如果一个行为或其后果不能被接受，软弱的自我会以幻想它消失和使情况安定来取消这一行动，因而让这一行动不会造成过多的不快。在取消过程中事实会受到严重的扭曲，当事人在意识水平上也许真的相信他从未以不可接受的方式做过什么事。投射指把自己的无法接受的特点给以别人来消除自己的这一特点的努力。好像一个人在说“这不是我的情感、思维或冲动，因为这些都是他（他们）的”！进行投射的人会认为其他无辜的人恨他、希望他受到伤害、想要“利用”他，认为别人是罪恶的、敌意的，等等，而实际上正是他有着这些情感或思想。合理化指对不合理的、不能接受的行为给以合理解释，让非理智的东西对自己或他人显得理智。如果个体做出了以后感到后悔的冲动的事情，他可能不接受自己做出了冲动的行为这一解释．于是对这一行为找出“好的理由”。合理化还用以“解释”奋斗目标的失败。例如说“我没有认真去做”，使个体免遭由于未成功和丧失自尊产生的焦虑。否认指自我不能直接处理目前环境中的威胁现实，因而不承认这一情况的真实性。环境中的某些情况（外部现实）太不愉快让人无法面对；否认这一现实的存在可以消除焦虑，至少暂时地消除。伴随否认的还可能有对现实的幻想。例如，某人会否认他爱的人死去这一事实，用保存去世的人的物品或把屋子保留成去世的人生前时的样子来使幻想存在。在另外的情形中，已婚夫妇可能会无意识地排斥婚姻不和的迹象，仍然表现出关系很好很幸福的样子。认同是对他人特点的接受。它可以达到消除对更强大的人恐惧的目的，如果是为了这个目的它可以被称为“认同侵犯者。”例如，为了消除俄狄普斯情结产生的阉割恐惧，男孩通常会认同父亲。还有“丢失物体认同”，这是企图重新得到或恢复失去的喜爱的物体（或人）。这也许就是小女孩对她所排斥的母亲认同以解决伊莱莎情结的基础。有些人还会表现出离开或死去亲人的特点，无意识地企图在自己身上使亲人重新出现。与其他防御机制一样，认同可以使个体消除威胁和不安，不用直接面对它们。转移是把本能能量放入最直接最满意的替代出口的活动中，因为最直接最满意的出口可能不存在或可能是被禁止的。通常我们都是不能直接释放最基本的性和攻击能量的。然而，如果不给以出口，会出现无法忍受的挫折感。转移可以将最直接的满足形式转换成某种替代的满足形式。个体对自己最渴望或最恨的人不能占有或攻击通常会将注意力转移到某一可以替代的人身上，或用其他方式来使用这一能量。如果转移的结果是做出了社会接受的、有益的活动，就称为升华。弗洛伊德认为文明的进展来源于升华，在升华中原始的、本能的驱力被导向建设性的、创造性的活动中。固结和回归是有关联的防御机制。在心理性发展中，个体可能会或多或少地固结在不同的阶段上。过多的挫折（也许因为过少的满足）或对发展下一步骤过多的焦虑（也许因为过于受宠）会导致儿童的自我“按兵不动”来保护自己，导致个性发展的障碍。以后，当遇到某种不愉快的体验时，个体很可能不会有效地处理；作为对不适情境的防御，个体将回归，即回到有前一发展阶段特点的行为上。由于固结，对不断增长的复杂性和挫折的足够的处理方式得不到发展；当个体面对困难的现实时，倾向于回到他所知道的唯一应对方式。一个大男孩在面对困难情景时可能会不断吮手指或“藏在妈妈裙子后面”。一位年轻的新娘当见到婚姻不和的第一个迹象时就会跑回父母家中寻求安全。一位开始一个新的、困难的工作的男人也许会“生病”，要求呆在家中受到妻子的照料。回归的一个较轻微的情况（与口唇阶段的固结有关）是处于压力下时咬指甲。多数防御机制对人类活动有消极影响。然而，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两种机制——认同和升华——则有积极的后果。认同使一个社会的价值和标准从上一代传到下一代，保证所期望的行为规范有一定的稳定性。升华的活动对社会有益，因而促进文明的发展。（有些精神分析者认为升华不应看作是一个防御机制，因为它不会导向压抑或心理病理，并与其他机制的防御意义不同。）第二章 西格蒙得·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 作为治疗法的精神分析焦虑与相关神经症状使个体寻求心理治疗者的帮助。如我们已经谈到的，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焦虑有三个主要来源：外部环境中的威胁（现实焦虑），压抑在本我中的东西有冲出的危险（神经焦虑），超我产生的内疚和其他不舒适的感觉（道德焦虑）。持续或强烈的焦虑表明自我的软弱，不能现实地对待外部的问题或处理内部冲突。由于不能直接面对和解决外部和内部产生焦虑的情景，软弱的自我调动起防御机制来工作。通过歪曲和拒绝，通过自我欺骗，防御机制可以使焦虑得到一些减轻，但不能依靠它们带来永久的心灵平静。由于防御机制妨碍对真正的情感、冲动、渴望等的认识，并阻扰对外部环境准确的评估，它们就会远离感情、理解、现实测验，以及其他改正性的、有用的行为，因此它们使个体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当产生焦虑的情景继续或变得更严重，引起各种症状如疲倦、抑郁、内疚、头疼、情感障碍、自卑和不足感，个体会决定或被介绍去见心理分析家。心理分析家并不都使用完全相同的方法，有些人比其他人的传统性少些；这就是说，在基本保留弗洛伊德理论的情况下，有些分析者对他的技术进行了创新。下面对精神分析治疗的简短介绍集中讨论弗洛伊德创立的传统方法。如本章开始所介绍的，弗洛伊德在19世纪80年代被催眠法所吸引，与约瑟夫·布鲁纳一起调查了用这种方法通过宣泄或情感释放来治疗情感障碍的可能性。宣泄是在催眠状态下由患者将问题谈出取得的。弗洛伊德对催眠法的不满，产生于他发现有些病人很难进入催眠状态、难以进入足够深度的催眠状态和取得彻底的治愈。然而，从对被催眠的病人的观察中他学到了很多东西，并得到极其重要的结论，即个体内部动态的心理能量无意识地引起各种神经症状。为了用能够更广泛地应用的方式来研究这些能量，弗洛伊德创立了自由联想的技术。为了使这一技术有效，病人必须同意遵守基本的规则，即他们必须不进行意识的和理智的思维过程，说出进入脑海的任何思想，不管它们是多么琐碎、不连贯或尴尬。自由联想中表达的自发性极其重要，基本规则的设计就是为了保证病人能够最好地进行自我发挥。分析师的沙发，心理分析者定型印象最突出的特点之一，被弗洛伊德用来强化病人深度思考的状况。而且，当病人靠在沙发上时，分析师和病人不必直接和持续地面对，这就使环境较放松，并且防止分析过程出现不必要的干扰（如病人对分析师面部表情可能作出的反应）。弗洛伊德创立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治疗技术是梦的分析或梦的解释。梦有两个层次的内容。表现内容是梦的意识部分，是病人在对梦进行描述时常常谈到的。梦的潜伏内容是精神分析中最重要的方面，这是隐藏的、无意识的意义。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梦是无意识愿望的表达。到达意识水平的东西是有所伪装的和标志性的东西。如果个体将无意识的性和攻击冲动在意识水平上直接给以表达，会使个体感到很不安，于是通过梦来加以表达。梦的工作将无意识的潜伏内容转变为更易接受的表现内容，它包括几个过程。缩减是将几种潜在因素表达为一个表现的成分。转移是将潜在内容的一个不重要的方面在梦中表现为很重要的东西；还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即潜在成分中重要的东西在梦中表现得不重要。戏剧化是无意识因素转换成视觉形象或梦中情景的形象的过程。除了这些工作外，梦的工作中的二级修正也是常见的影响。这是填补空白和连续的倾向，使梦中表现出的成分常常（但不总是）显得有持续性。弗洛伊德认为表现的梦中有着各种标志，多数与无意识的性有关。例如，阴茎在表现的梦中可能由棍子、蛇、工具或其他长形的东西代表。子宫的标志是空的物体，如盒子、烤箱、箱子或橱柜。女性可能由屋子或房间代表，门是身体的出口。性交也许会由浇灌草地或爬台阶来表示。敌意通过死亡或事故表达。这些例子相对来说比较直接、明显，在实际的梦中标志常常更加复杂并以微妙的关系交织在一起，需要分析师有很强的解释能力。（必须指出的是，即使在心理分析者中间对弗洛伊德有关梦的观点的正确性也存在着不同意见。他们提出了其他释梦的方法，但这一问题在这里讨论太复杂了。）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表现的梦是妥协形成。即无意识的愿望被允许一个程度的表达，但只能以伪装的形式。自我即使在梦中也要进行检查，防止不能被接受的无意识的材料以其实际的被禁止的形态表现出来。当自我不能充分发挥检查的作用时，结果就是噩梦（用精神分析的语言来说，就是“焦虑的梦”）。在这种情况下，自我没有完成它最重要的功能之一：以无害的方式部分消除无意识的紧张来保护睡眠。我们暂时离一下题来指出表现的梦并不是唯一的妥协形成。弗洛伊德认为神经症状也有这一特征，即它们也是无意识伪装和歪曲的表现。精神分析家查尔斯·布莱纳举过一个例子（见他的《精神分析基本教程》修改版，P.186）。一位妇女神经质的呕吐被认为与希望让父亲使她怀孕的无意识愿望有关，这是她未解决的俄狄普斯情结的残留物。因为不能接受的愿望无法在意识中实现，就出现了妥协。呕吐虽然是很让人担心的症状，却为压抑的俄狄普斯愿望提供了某种解脱——它模拟了清晨的呕吐。伴随呕吐的焦虑来自于自我对被禁止的愿望的无意识的内疚和恐惧。自由联想的技术和对梦的分析在心理分析治疗中结合使用。病人可能会被要求对一个梦中表现内容的某些方面进行自由联想，试图通过它们来对潜伏内容给以揭示。这两种技术的目的都是要发现引起病人问题的无意识的材料。心理分析治疗过程中重要的一步是让某些东西公开化，以便在当前对之加以处理。被抑制的冲动、愿望和冲突都必须带到意识的水平。在病人自由联想或回忆梦或其他经历时，分析师要担任一个理解的和中立的倾听者的角色。信任必须建立，以使病人感到他们可以表达深藏的情感，不管这种情感是什么。当无意识材料开始显现出来时，病人通常对进一步的揭示会产生抵抗，表现为意识障碍、改变话题、讨论中跑题、推迟进一步治疗，等等。这些抵抗的出现原因多种多样，多数是无意识的。一个极端不愉快、隐藏的冲动或记忆快要被带到意识的水平上，其导致的焦虑对自我冲击过大，于是建立起防卫有害材料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个体还不能接受自己的这个方面。各种类的阻力在分析过程中都常常可以见到。从根本上说，它们代表了个体1人内部反对积极改变过程的力量。除了自我不愿让使人不安的材料表现出来的企图之外，阻力还会因为以下的原因出现：1.当分析师没有满足患者不现实的期望时会出现怨恨和不满，于是患者变得不合作。2.神经症状如极度焦虑、持续头疼、长期疲劳和抑郁，对患者可能具有实用目的，尽管它们是很不舒服的。它们可以为逃避责任提供借口，也可以得到别人的注意和同情，因此放弃它们并不容易。这些好处被称为二级利益。3.弗洛伊德提出的基本人类本质的自我破坏冲动，起着保持有害的行为和思维状态的作用。4.超我的影响，有时患者由于内心深处感到因为不同的罪过应该继续受折磨。虽然以上的原因不是阻力的全部来源，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有很多种力量在阻挡患者的改善。患者在意识或无意识的水平上有意识地使阻力发生。如果要使治疗向有益的方向发展，分析师必须取消阻力，以便越来越深层的无意识得以暴露。解释是使用的一种技术：分析师向患者解释他们阻力的非理性的性质。解释的时机是很重要的。做得太早，会导致阻力的增加，也可能会做出让患者容易接受的结论（使他们认为已经痊愈了），或者只是从理智水平而不是从情感水平上接受结论。如果要获得对神经症状的原动力的领悟，必须要让患者抛弃阻力。在某种程度上，精神分析治疗是让个体重新体验过去的生活。童年的情感和冲突从无意识的深处浮现出来，实际出现了情感的回归。当患者重新体验这些情感时，出现依恋于分析师的倾向。这过程称为移情。在不同阶段中，患者会把分析师看作惩罚性的父亲，或要求不断的母亲，或勾引入的情人等。如果要使分析最终达到治愈的结果，就要对这种情感依恋给以处理。在处理移情时，患者将有机会重新体验早期的关系，并让这种关系得到更满意的结局。移情并不总是以明显和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患者的情感常常以不明显的方式向分析师表达出来。这时仍需要注意的是分析师必须对这种不明显的表示保持敏感，只能在合适的时候给以解释。他还要警惕反移情，即对患者情感上的反应。面对患者的奉承、表扬、批评、愤怒和其他情感表达，分析师必须要能够保持客观。在精神分析训练时常见的一个要求，是对未来的分析师本人给以精神分析。这一做法的目的是减少精神分析师将自己未解决的冲突带到工作中去的可能性。他们必须与患者保持足够的距离，才能对非理性的、自我伤害行为做出认真的、准确的、深入的解释。当然，分析师是人，不是超人。他们肯定会对患者产生各种情感。然而，他们应该了解这些反移情的本质，并按照弗洛伊德的教导，尽量不受它的支配。他认为从情感上对病人产生反应很可能会干扰分析过程。（在当代的分析师中对向病人表达反移情的坏处有着不同意见。有些人同意传统的弗洛伊德观点，而另一些人则指出将情感表达出来可能带来益处。例如，表达对病人的情感可以增加分析交往的深度和真诚，并帮助病人清楚地看到他是如何影响别人的。）让我们简单总结一下我们介绍过的精神分析技术和过程：自由联想和梦的分析用来探求病人的无意识。当病人对揭示不愉快的无意识材料产生抵抗时，或阻止治愈所需要的责任时，分析师必须对这些非理性行为给以解释。病人可能会出现移情，把过去的情感附着在当前情景中的分析师身上。移情要在分析师的帮助下得到解决，而分析师要避免出现反移情。显然，治愈需要的不只是来自病人的领悟。病人需要应对无意识材料中的情感成分，这些东西在抵抗和移情中都有所表现。心理分析治疗通常是漫长和艰苦的过程，常常需要在几年时间中每周治疗几次。病人经历有着强烈情感色彩的教育体验。目标是自我认识、诚实、对冲动更好的控制、更有效的人际关系、对潜力更现实的估计，以及对无法改变的事情给以接受的能力。绝对的幸福不是目标；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人类环境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必须学会接受自己和他人的弱点和局限性。有足够强大自我的人可以做到这一点，而精神分析治疗的目的正是要使自我变得更强。应该指出的是精神分析并不总是采用以上所介绍的标准的、传统的方式。例如，精神分析心理治疗一词即指使用较少时间的方法，这种方法有更直接、面对面的分析师与病人之间的交往，在进行分析解释时还同时给以劝告和建议。这种方法可以按照个体的需要实施，也许会采取每两次治疗时间的间隔越来越长的方法，也许要避免延长治疗的消极移情，规划个体环境的改变，用药物减轻症状，或将几种方法结合使用。更集中于某一具体问题、更直接和有更明确的时间规定（也许只有12次预约）的心理分析方法常被称为短期动力治疗。显然弗洛伊德自己的分析方法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正如麦克·杰克布斯在他l992年的《西格蒙得·弗洛伊德》一书中所指出的，“精神分析的名声是漫长的治疗，按小时的治疗每周进行几次，一直持续几年，但弗洛伊德自己提供了短期和长期治疗的例子”，杰克布斯举例说弗洛伊德的分析有的只有一次见面，而有的则是每周六次且持续了四年半时间，有些病例时间甚至更长。尽管有这些不同，弗洛伊德总的来说建议精神分析需要长时间的治疗，经典的分析有着这一特点。第二章 西格蒙得·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 评述在理解精神分析时仍然有着让人感兴趣的问题不断被提出来。布鲁诺·白脱海姆，（布鲁诺·白脱海姆，《弗洛伊德和人的灵魂》(NewYork:Knopf，1982。）一位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和儿童心理学家，认为弗洛伊德著作的英文翻译对某些基本的概念有所歪曲，使人们对弗洛伊德的思想产生了错误的印象。他举了很多由翻译人员所错误表现的弗洛伊德思想的例子来支持他的观点。例如，在弗洛伊德运用德语单词Ich的地方，译者们运用了相等的拉丁词汇自我(ego)而没有用更准确、简单和个性的我(I)。白脱海姆认为自我以及其他词汇的翻译，如本我、超我、依附，使精神分析显得是一种冷淡的、技术性的、无人性而且很深奥的理论。这些词汇没有引起他认为对于正确理解弗洛伊德心理学非常重要的个人和情感联系。根据白脱海姆的观点，“精神分析”一词本身也被误解了。他认为弗洛伊德本来是强调调查个体自己的灵魂（心理），即个体最深层的人类情感，以通过自我发现一个更充实和丰富的人生。在英文的翻译中，重点总是放在这一词汇的后半部分（分析），表达了一种过分科学和无人性的意义，并出现了他人的行为，而不是自己的行为需要分析的含义。根据白脱海姆的观点，弗洛伊德的理论是非常人性化的。这就是说，他希望通过鼓励个体认识到自己无意识的动机来为一个有更满意的工作和爱的生活铺平道路，他试图唤起我们共同的人性，而并不想过分理论化或成为正式的科学。很难确定白脱海姆的观点是否过分。我们这些通过英文翻译阅读弗洛伊德著作的人真的误解了他的思想吗？它是比我们通常认为的更个性、简单和人情化吗？白脱海姆不是第一位指出弗洛伊德著作翻译中可能存在问题的人，看来我们不应该过分相信我们对精神分析每个方面的了解都与弗洛伊德的本意一致。即使使用自己的语言也很难表达准确的意义，因而在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时肯定会存在一些问题。在谈到了解心理分析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时，杰弗瑞·梅森——西格蒙得·弗洛伊德档案馆的前馆长，引起了一次激烈的争论（杰弗瑞．M．梅森，《对真理的攻击：弗洛伊德对引诱理论的压制》(NewYork:Farrar，Straus&Giroux．1984)。较短的评述见梅森的论文《弗洛伊德和引诱理论》，《大西洋月刊》，1984年2月，P.33-60）。(他对弗洛伊德的描述远不如白脱海姆美好。梅森认为，弗洛伊德由于复杂的个人原因没有坚持他最初的观点，即他的病人通常是童年性虐待的受害者。代替这一观点的理论是对这类事件的记忆与婴儿期性幻想和俄狄普斯情结有关。换句话说，梅森责备弗洛伊德无道理地将神经症的原因从外部的创伤转到内部冲突上。在1896年，弗洛伊德发表了他认为他的病人（主要是女性病人）遭受了实际的童年创伤，如乱伦和强奸的影响的观点。这一观点被称为“引诱理论”。在后来几年中，弗洛伊德对这一观点产生动摇，后来的理论认为这类体验通常不是真实的而是基于幻想。梅森认为弗洛伊德没有放弃引诱理论的合理理由，看起来他是缺乏勇气来坚持“是父母或其他成人的性虐待造成儿童严重的神经症”这一不受欢迎和让人讨厌的观点。弗洛伊德为自己观点的改变所给出的理由，是他越来越怀疑会有如此之多的虐待儿童的行为。还有他认为病人不能清楚地区别来自于无意识的事实和幻想（因此无法准确地报告童年早期的事件）。然而，梅森认为引起弗洛伊德观点转变更可能的理由是个人的，包括对来自同事的决裂的反应、不愿继续探索父亲（可能还包括他自己的父亲）会对孩子施加性虐待（主要是对女儿），以及为了保护一位密切的朋友——威尔海姆·弗利斯医生。在弗洛伊德的建议下，弗利斯给弗洛伊德的一位女病人做了一次鼻部手术。手术后病人的鼻子严重出血。弗洛伊德提出出血的原因是由于病人希望被人照顾的愿望，而不是手术的原因，而减轻了对弗利斯的责备（严重出血怎样会由愿望引起没有得到解释）。梅森认为这次对外部原因的不重视（手术错误），而代之以内部原因（病人希望得到关心），是弗洛伊德在抛弃引诱理论道路上迈出的重要的一步（这一理论的重点是外部原因）。弗洛伊德抛弃引诱理论的后果是什么？梅森认为将神经症的原因从外部创伤事件转移到内部的幻想（特别是认为在俄狄普斯阶段应该出现的性和侵犯幻想）对病人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他认为儿童受到的性虐待比通常承认的频率要高得多，而这种虐待常常受到分析师的忽视，他们让病人相信对这类事件的记忆是幻想。于是整个分析过程被扭曲了。如果病人要得到“痊愈”，就要接受内心幻想、冲动和冲突是神经症的原因，必须否认童年受虐待的可能性。这很可能会引起内疚、不安、依赖和缺乏足够的自我感的继续。事实是怎样的呢？弗洛伊德是因为个人的而不是客观的原因抛弃了引诱理论吗？更严重的是，进行心理分析的病人是不是真实性虐待的受害者，却受到了不恰当的治疗？梅森的观点如他自己所指出的，是对文件解释的结果（包括以前未见过的弗洛伊德给他的密切的朋友威尔海姆·弗利斯的信），别人对这些文件的观点可能会有所不同。确定无疑地知道弗洛伊德的动机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猜测。而且，也不可能完全知道童年性虐待的实际情况是否如梅森所说那样普遍，虽然最近也有作者同意他的估计。在心理分析领域中对梅森和他的观点有着很大的敌意。可以理解那些早就接受了弗洛伊德修改过的强调童年性幻想的观点的人难以接受这一观点。但我认为，梅森的观点应该得到认真的考虑，特别是对于分析治疗师，他们很可能忽视病人受着确实性虐待影响的可能性（应该公正地指出，即使在弗洛伊德修改了引诱理论之后，他也没有否认对儿童的真实性虐待有时确实发生）。白脱海姆和梅森是注解弗洛伊德著作的众多学者中的两位。这些学者中有坚定的支持者和严厉的批评者。只要看看他的著作的广度和多样性，就不会奇怪有不同意见存在。无疑，随着更多研究的完成，争论还会继续。(生动说明对弗洛伊德和他的著作存在不同意见的一篇文章《重新考察弗洛伊德》，刊登在《今日心理学》，1989年9月，P.48—52。心理学和其他领域中的著名人物给出了他们从非常积极到非常消极的评论。)在谈完弗洛伊德的翻译者的话题之后，让我们简略介绍一下当前心理分析中的一些情况。现代心理分析师是一个混合的群体。除了正统坚持弗洛伊德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的信仰者外，还有持与他的观点很不同的各种理论观点和治疗步骤的人。有些不同观点来自于对主要问题的看法，如在考虑确定个性发展的因素时，对文化及对本能力量考虑的程度，另一些不同点来自于对相对较小问题的看法，如分析师应该面对病人而坐，还是按照弗洛伊德的样子坐在躺在靠椅上的病人后面。精神分析在美国有最多的追随者。他们主要出现于城市，如波士顿、纽约、芝加哥和洛杉矾。精神分析在这个国家的兴起是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当时有一些精神分析学家移民到了这里。对精神分析师的训练是一个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弗洛伊德本人建议（尽管他有医学学位）在做基本训练以前医学训练是不必要的，基本训练包括大量学习有关文献和分析技术，高强度的个人分析，在谨慎的指导下治疗病人。然而，在美国与美国精神分析学会相联系的著名大学中有一个坚定的传统，即医学学位是训练精神分析师的必要条件。因此，希望受到精神分析训练的心理学家只能在非医科大学中学习，得不到受医生统治的精神分析领域的完全接受和承认。这一点现在正在改变。1985年对一起反垄断诉讼案在法庭外的解决包括了一项美国心理分析协会的决定，允许更多的心理学家进入它的领域；而且，国际心理分析协会同意接收受过分析训练的心理学家为会员，并接受非医学精神分析机构。（见《精神分析障碍倒塌》一文，《美国心理学协会追踪》1989年l1月，P.16。《追踪》是美国心理学协会每月一期的报纸。）“外行分析师”（即无医学学位的分析师）因而在试图取得与受过心理分析训练的医生平等的努力中获得了进展。自从弗洛伊德去世后，出现了各种试图改变心理分析理论的努力，有些改变得到了广泛的承认。主要的改变一是一些分析师对自动自我功能越来越多的重视。这种重视可以从“自我心理学”这一词汇反映出来。这一发展的主要倡导者是海因兹·哈特曼。(他的著作之一是《自我心理学论文》(NewYork:internationalUniversitiesPress，1964)。)弗洛伊德把自我看作基本上是为本我的需求服务的（虽然自我可以得到一些控制），而哈特曼和他的同事则赋予自我更大的自主性。事实上，他们认为自我以及本我来自基本的人类遗传。根据他们的观点，自我有着自身的发展历程，并由中性能量操作，因而会对与性或侵犯驱力不一定有关的物体和活动发生兴趣（虽然弗洛伊德有时似乎认为这种兴趣是可能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不同的：物体和活动之所以能引起个体的“兴趣”，主要是因为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与性和侵犯这些基本个性成分有关）。如果弗洛伊德活得更长些，也许他会转向强调自主自我功能的方向。在1937年（在一篇题为《可结束和不可结束的分析》的文章中）他提出自我的发展和特点可能是由在它出现之前就存在的遗传因素决定的。这意味着自我比在弗洛伊德理论中普遍认为与本我的关系更具独立性。虽然弗洛伊德本人没有时间进一步探索这一想法，哈特曼和其他人推进了关于自我的自主性的假设。对自主的独立性的日益注重，部分的来源可能是心理分析师治疗的病人产生的变化。世界已经与20世纪初弗洛伊德和其他精神分析先驱从临床经验中创建理论时不一样了。在当代，病人的问题更多地来源于日益复杂的社会（模糊的焦虑、不安全感和不满意感），他们寻求从工作、家庭和社会角色中寻求意义和价值的方式。由于自我是个性中必须以某种理智做决定的方式对待外部世界的那部分，因此对它给以更多的重视也是很自然的。也许对于现代的病人注重有意识的思维过程和应对机制是重要的，他们可能较少受到无意识的内疚和压抑的性的磨难，而更多地遭受需要自我处理的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的飘浮不定这类存在的问题。给当代精神分析带来强烈社会色彩的很有影响的人，同时也是强调自我功能的人，是埃里克·埃里克森。他在维也纳受过训练，与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也是精神分析师）共同工作过，1933年来到美国，在美国担任了各种学术和研究职位，并进行了精神分析的实践工作。他最重要的著作一般被认为是《童年和社会》，1950年初次发表。埃里克森提出了八个心理社会发展阶段，从社会角度上扩展和解释了弗洛伊德的心理性阶段。弗洛伊德关心的主要是基于如何处理性需要的出现的个性发展，他的最后一个阶段（女性生殖器阶段）没有详细描述成年的阶段。埃里克森的重点是在各个发展阶段中发生的社会影响，他的后三个阶段涵盖了成人从年轻到老年的时光。他指出了在人的一生中出现的各种社会经历，以及与之相伴的期望和要求。根据埃里克森的观点，人的自我有能力创造性地处理这些经验，并产生像能力，目的感受的能力以及年老时的智慧这些积极的后果。他还相信一个阶段的失败不一定造成一生的失败；个体，有时在心理分析师的帮助下，通常是能够恢复的。埃里克森认为自我有很多潜在的力量，他更注重个性的这一部分及其有意识的功能，而不是心灵无理智、无意识的方面。坚持自我心理学、并认为一生中存在着发展阶段的分析师对后来的发展阶段所给予的注意同早期阶段一样多。例如，这些自我分析师的工作对象可能是正在体验认同危机的青少年、在密切关系上出问题的年轻人、在生活方式上感到停滞不前的中年人和面对死亡感到绝望的老年人。与经典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相比，这种治疗更注重当前的问题，而较少注意未解决的童年冲。自我分析师仍会使用传统的技术和步骤，如自由联想、解释和移情。治疗时间可能是长期的——与传统分析相同——也可能相当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