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脑可以改变-大脑可以改变-2

他们的总部办公室位于加利福尼亚奥克兰市中心的中部，在圆形大厅里。圆形大厅有一个椭圆形的玻璃穹顶，四周挂满了画家波的杰作，这个大厅有120英尺高，它的各个角上都喷有24K金的金液。当你走进圆形大厅，你就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科学学习公司的员工包括：儿童心理学家、塑性研究人员、人类动机专家、言语病理学家、工程师、动画设计师以及程序设计人员。从这些沐浴在天然阳光下的研究人员的办公桌望上去，能够看到巨大的玻璃穹顶。第一部分第三章重塑大脑（4）全脑通（FastForword）是他们为语言技能障碍和学习障碍的孩子们开发的一种训练程序的名字。这个程序训练从声音解码到语言理解的语言中所涉及的每一项基本的大脑功能——是一种大脑的交叉训练。这种程序提供了七种大脑练习。一种教孩子提高分辨长音、短音的能力。有一头牛在计算机屏幕上飞过，发出连续的哞哞声，孩子必须用计算机光标赶上那头牛，然后按下鼠标按键来抓住它。随后，牛叫声音的长度会突然有细微的变化。在这个时刻孩子就必须放开那头牛让它飞走。刚好在声音变化之后，放开牛的孩子就能得分。在另一个游戏中，儿童学习区分一些容易混淆的辅音-元音组合，比如说，“ba”和“da”，一开始以比正常语言中出现的更慢的速度，然后再逐步地加快。另外一个游戏教孩子听频率越来越快的滑音（像刮风时的“呜——呜——”的那种声音）。再一个就是教孩子记忆和匹配声音。这些练习从头至尾都在使用“言语的快速部分”，但是在计算机的帮助下，将它们的速度放慢了，所以这些言语机能有障碍的孩子能够听清他们，并且为他们发展出清楚的脑图；随后在练习的过程中，对他们进行了加速。每当一个目标达到时，就有一些很好玩的事情发生：动画的图标会吃掉答案，肚子撑得太饱，脸上出现古怪的神色，或者出现一些出人意料的小闹剧来保持孩子的注意力。这些“奖赏”是这个程序的关键特色，因为每一次孩子受到奖励，他的大脑都会分泌出像多巴胺和乙酰胆碱这样一些神经递质，会帮助巩固它刚刚出现的大脑变化。（多巴胺加强了奖励机制，乙酰胆碱帮助大脑“调整”并且促进记忆。）障碍较轻的孩子通常花在全脑通上的时间是一天使用1小时40分钟，一周五天，总共花几周时间，而那些有重度障碍的孩子一般要花8到12周的时间。韦利·阿波尔是一个七岁的男孩，来自美国西弗吉尼亚州。他有红色的头发，脸上有雀斑，是个幼童军，喜欢逛街，而且尽管只有4英尺高，却容易摔跤。他刚刚完成了全脑通的训练，而且已经有了改观。“韦利的主要问题就是听不清别人说话，”他妈妈解释说，“我可能说单词‘拷贝’，而他想到的是‘咖啡’。如果还有背景噪音的话，对他来说就特别难听清了。幼儿园对他来说很不好玩。大家能看出他有不安全感。他逐渐养成了一些紧张的习惯，比如说嚼衣服，或者嚼袖子，因为别人都能做对答案，但他做不到。老师还真的跟我们谈过要让他留级。”韦利阅读有困难，不管朗读还是默读都一样有麻烦。“韦利，”他妈妈继续说道，“听不清语调的变化。所以他闹不清一个人究竟是在大声嚷嚷还是在正常地说话，他掌握不了说话的抑扬顿挫，这就让他很难弄懂别人的表情。因为不能分清高低语调，他就听不懂人们激动时的嚷嚷声。对他来说好像一切都是相同的。”韦利被带到一个听觉专家那，这个专家诊断他得了一种源于大脑的，因为听力处理混乱而造成的“听觉毛病”。因为他听觉系统如此容易过载，他很难记住长串的话。“如果给他三句话的指示，比如说‘请上楼去把鞋脱了——把鞋搁在柜子里——然后下来吃饭。’他都可能记不住。他会把鞋脱了然后上楼去，接着问‘妈妈，你要我做什么呀？’老师也不得不给他不断地重复指示。”尽管他似乎是一个有天赋的孩子——他擅长数学——但他的病症也在这个方面拉了他的后腿。第一部分第三章重塑大脑（5）他妈妈反对让韦利再读一年级，于是在那个暑假就送他去参加8周的全脑通训练。“在他做全脑通训练之前，”他妈妈回忆到，“我得把他拉到电脑前，他还十分不情愿。但是这个程序他却能每天在电脑前坐100分钟，而且踏踏实实地坐了8个礼拜。他喜欢，也喜欢这个程序的计分系统，因为它能看到他的成绩老是在往上升、升、升，”他妈妈说。随着他的进步，他开始能够听出语音里头的抑扬顿挫了，能够更好地理解别人的表情了，而且也不像以前那么焦虑了。“他改变了这么多。当他把期中考试成绩带回家的时候，他说，‘妈妈，比去年好多啦。’他开始往家里带的大多数成绩都是优和良了——一个显著的区别呀……现在他总是说‘我能做，这个我能做。这是我的成绩，我能做得更好。’我觉得我的祈祷灵验了，参加这个程序给他带来这么多。真是令人惊奇。”一年之后，韦利在继续好转。墨桑尼治的团队开始听到全脑通有许多附带的效应。孩子们的书写进步了。父母报告说许多学生开始表现出持续的注意力并且能全神贯注了。墨桑尼治觉得这些意想不到的好处之所以能够出现，是因为全脑通导致了心智处理中各个方面的提高。一项我们经常想不到的——但却最重要的大脑活动是对事情持续多长时间的预测，或者说时间处理功能。如果你不能预测事件要持续多长时间，你就无法正确地运动，正确地观察，或者正确地预测。墨桑尼治发现，当训练人们辨认在他们皮肤上的非常快的振荡时，这种振荡仅仅持续75毫秒，那么同样的，这些人们也能够听出只持续75毫秒的声音。由此看来，全脑通提高了大脑在时间上跟上节奏的综合能力。有时这些提高也溢到了视觉处理中。在做全脑通练习之前，当别人要韦利做一个看看有什么东西放得不是地方的游戏的时候——比如说，树上的一只靴子，屋顶上的一个罐头听——他的目光老会在书页上跳来跳去。他想看见整个页面，而不是一次只看一小部分。在学校时，他读书总是跳行。经过全脑通训练以后，他的眼睛不再在书页上上下跳动了，他能够集中他的视觉注意力了。许多孩子在完成全脑通训练以后立刻参加标准化测试，结果表明，不仅仅是在文字、听说、阅读而且在数学、科学和社会学等方面都有所提高。也许是这些孩子能更好地听清课堂的教学内容，或者是能更好地阅读了——但是墨桑尼治想这个原因也许更为复杂。“你知道，”他说，“智商提高了。我们使用的是矩阵测试，这是一种基于视觉的智商测试法——智商确实提高了。”智商的视觉组成部分的提高，这个事实意味着智商的提高不仅仅是因为全脑通只提高了孩子们阅读文字试题的能力。他们的心智处理能力也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得以提高了，或许是因为他们的时间处理功能在不断改善。并且还有一些其他意想不到的效果。一些有孤独症状的孩子开始取得一些综合的改善。孤独症的奥秘——一个人的心灵不能想到其他人的心灵——这是精神病学里头一种最难理解也最让人痛苦的症状，也是一种儿童的最为严重的发育功能紊乱。被称为“扩散性发育障碍”，因为发育中的这么多方面都受到了影响：智力、观察力、社交技能、语言以及表情。第一部分第三章重塑大脑（6）大部分孤独症孩子的智商都低于70。他们最主要的一些问题是没有办法跟别人沟通，并且在一些严重的病例中，会把人当成没有生命的物体，既不跟人家打招呼，也不承认人家也是一个人。没有“别人的心灵”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感觉。他们同样有感觉处理障碍，因此经常对声音和触觉过度敏感，容易因为刺激而造成过载。（这也许是孤独症儿童经常避免眼触的原因：人们给的刺激，特别是一下子来自许多感官的刺激，对他们来说太强烈了。）他们的神经网络似乎过于活跃，而且许多孩子都有癫痫症。因为这么多的孤独症孩子都有语言机能障碍，临床医生们开始建议他们去做全脑通程序的训练。不过医生们从来也没有想过会发生些什么。做过全脑通练习的孩子们的家长告诉墨桑尼治，他们的孩子开始更愿意进行社会交往了。他一开始想问，是不是仅仅因为受过这个训练的孩子变得更加听讲了呢？通过全脑通的训练，不仅语言障碍而且孤独症状似乎都减轻了的事实，让他激动不已。这个事实是不是能表明语言和孤独症问题是一个共同问题的不同表现呢？对孤独症孩子的两项研究确认了墨桑尼治所听到的一切。其中一项是语言试验，表明全脑通迅速地让孤独症孩子从严重的语言机能障碍中改善到了正常的水平之内。但是另一项对100个孤独症孩子的预备试验却表明，全脑通对于他们的孤独症状也有显著的影响。他们的注意广度提高了。他们的幽默感也改善了。他们与别人交往变得更为频繁了。他们形成了更好的眼触，开始跟人打招呼了，也开始用名字称呼人家了，跟人家说话了，在碰面以后也会跟人家说再见了。看来孩子们开始接触一个充满着其他人心的世界了。劳拉莉，一位八岁的孤独症女孩，她三岁时就被诊断出患有中度的孤独症。尽管她已经是个八岁的孩子，但她还是很少使用语言。别人叫她的名字，她不回应，父母叫她，她也不回应，似乎她压根就没有听到似的。有时她想要表达，但这个时候她通常只做手势，“她有自己的语言，”她妈妈说，“但常常是让人莫名其妙的。”比如说，她想要喝果汁，她不会张口喊要。她只做些手势，把她父母拉到食品柜前给她拿下来。她还有其他一些孤独症症状，在这些症状里头有一些重复性动作，通常孤独症孩子用它们来缓解他们被压抑的感觉。据她妈妈说，劳拉莉具备“这些全部的表现——拍手掌、用脚趾尖走路，好动及咬东西等等。而且她不能告诉我她的感受。”她对树木非常地着迷。她父母晚上带她去散步，来让多动的她消耗掉一些精力，这个时候，她常常停下来，摸着一棵树，拥抱它，并且跟它说话。劳拉莉对声音也异常地敏感。“她有一对超凡的耳朵，”她妈妈说，“当她很小很小的时候，她就常常捂着耳朵。她无法忍受收音机里头的某些音乐，比如说古典音乐和慢速的音乐。”在儿科医生的办公室里头，她能听到楼上发出来的，别人都听不见的声音。在家的时候，她喜欢跑到池子里，灌上水，然后用水管子把自己裹起来，抱住水管，听着水在里头流动。劳拉莉的父亲在海军服役，曾经参加了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当她全家搬到加利福尼亚的时候，劳拉莉到一所公立学校上学，这个公立学校有一个特殊教育班，他们使用了全脑通，这个程序让她每天花两个小时，总共要8周的时间完成。第一部分第三章重塑大脑（7）当她完成这个训练以后，“她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话了，”她妈妈说，“并且开始说得越来越多，而且使用完整的句子了。她可以告诉我每天在学校里的情况了。以前我只会说，‘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呀？’现在她能够告诉我她做了些什么，而且她还能记住细节了。如果她有什么困难，她能够告诉我了，我也不必要提醒她自己要怎么去克服了。她也发现自己能够很容易的记住东西了。”劳拉莉一直喜欢阅读，但现在她能够阅读篇幅更长的书籍了，比如纪实性作品和百科全书。“现在她能够听更加安静的声音，而且能忍受收音机里头的不同声音，”她妈妈说，“这对她来说简直是一次觉醒。随着更为良好的交流的开始，这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一次觉醒。这真是一个大福音。”墨桑尼治决定进一步深化他对于孤独症以及由孤独症带来的许多发育迟滞现象的理解，他必须重新回到试验室里去。他认为要绕过它的最好的方式是，首先制造出一个“孤独症动物”——一个有多种发育迟滞现象，像孤独症孩子一样的动物。然而他就能够研究它并且设法对它进行治疗。当墨桑尼治开始思考被他称为“婴儿灾难”的孤独症时，他有一个预感，当关键期出现，塑性达到最高点，并且大规模的发育应该出现的时候，这时在婴儿期内有些什么东西出了问题。但是孤独症却主要是一种遗传的病症。如果一对同卵双胞胎中的一个患有孤独症，那么就有80％-90％的概率，双胞胎中的另外一个也会是孤独症患者。而在异卵双胞胎的个案中，当其中一个患有孤独症，那么不患孤独症的那个通常也会有一些语言上和社会交往上的问题。但是孤独症的发病率却以令人惊愕的速度向上攀升，这就无法仅仅用遗传来解释了。当这种病症50年前第一次被发现时，大概每5000人中就有1个患者。而现在是每5000人中就有15个患者。这个数字的上升，部分是因为孤独症很容易就能诊断出来，也因为患有中度以上孤独症的孩子就能够得到一笔治疗的经费。“但是，”墨桑尼治说，“即便是由最坚持原则的传染病学家来做所有的诊断，看来在最近15年中，孤独症的发病率也大概增长了3倍。孤独症风险系数攀升已经出现全球性预警。”他开始认为，很可能是一个环境因素，在大脑图谱完全分化之前，影响了这些孩子的神经回路，造成关键期过早的结束了。当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图谱常常是一张“草图”，或者是一张速写，缺乏细节，未被分化。在关键时期里头，当我们的大脑图谱结构因为我们起初的世界经验所塑造以后，这张草图正常情况下就会变为明确而具体起来。墨桑尼治和他的团队使用微定位技术，来表明初生的老鼠的大脑图谱在关键期里头是怎样形成的。刚刚出生，即在关键期开始的时候，听觉图谱是未分化的，在皮质里头只有两个宽阔的区域。一半的图谱只会对任意高频信号起反应，另一半的图谱只会对低频信号起反应。当动物在关键期内接触一个特定的频率，那么这个简单的构造就会改变，如果动物反复地接触高音C，过一会儿，只有几个神经元被打开，对高音C产生选择性。当动物接触D、E、F等音符时，那么发生的情况也是一样的。现在这个图谱，不再仅仅是两个宽阔的区域，而是有了许多不同的区域，每一个区域都对不同的音符起反应。现在它已经分化了。关键期中皮质最引人注目的是，皮质如此具有塑性，以至于仅仅一接触新的刺激它的结构就能够被改变。这种灵敏性使得在语言发展关键期的婴儿和幼童，仅仅依靠听父母说话，就能够毫不费力地听辨新的声音和语句；仅仅简单的接触就能导致他们的大脑图谱在改变中进行连接。关键期以后，大一些的儿童和成人当然也能够学习语言，但是他们实际上必须为之付出更大的努力。对墨桑尼治来说，关键期塑性和成年人塑性之间的区别在于，在关键期里头大脑图谱仅仅靠接触外部世界就能改变，因为“学习的机器是持续开着的”。因为婴儿不可能知道生活中哪些是重要的，所以他们就对一切东西都加以注意，所以这个总是开着的机器就在生物学上有一定的意义。只有一个多多少少已经组织起来的大脑，才能够挑选出值得注意的东西。第二部分第四章获得性品味和爱（1）——神经塑性疗法对性变态障碍的治疗A，是一位单身的、英俊的男子，因为心情抑郁他来我的心理诊所寻求帮助。他近来和一个已有男友的漂亮女子搅在了一起，并且她开始鼓励他对她*。她试图拉A来表演她的性幻想，幻想着她打扮得像一个*，而他要来“占有”她，以某种粗暴的方式来“占有”她。当A开始感觉到一种要强迫她的欲望时，他变得十分的不安，就中断了和那个女子的交往并且来寻求治疗。他曾经跟许多已经跟其他男人有关系，情感上出轨的女子有过不良行为的经历。他的女友们要么刻薄、占有欲极强，要么就像被阉割了一样的残酷无情。可是这些女子却让他心动不已，而那些“好”女孩，温存周到的女子却让他心烦，并且他觉得任何以温柔、单纯的方式爱上他的女子都是有缺陷的。他自己的母亲就是个酒鬼，酒瘾很重。在他整个童年时代，他妈妈常常处于贫困之中，喜欢勾引人，而且习惯于喜怒无常。A回忆说，她母亲曾经把她妹妹的头撞到暖气片上，并且因为玩火柴，把他的同母异父的弟弟的手指给烫坏了。她常常心情抑郁，并且经常威胁要自杀，他为此要时时提心吊胆，安慰她、防备她。他和他母亲的关系也是高度两性化的。她似乎把他当作自己的情人，穿着透明的睡衣和他说话。他还记得当他还小的时候，有一次她妈妈让他跟她一起睡，他还记得这样的一个情景，当她*的时候，她把他的脚放入她的*内，他对那个情景心情激动，但是有一种偷偷摸摸的感觉。他父亲抛弃了他们母子，当他少有地回到家中的时候，A回忆自己几乎像“一口气再也接不上来了”一样，他要去把争吵当中的父母劝开，他的父母最终还是离异了。A在压抑着自己对父母双方的怨恨中度过了大半个童年，并且常常像一座要爆发的火山。亲密关系对他来说是种种形式的暴力，在这些关系中别人威胁要把他活活地吃了，并且在他走出童年之后，只有那些承诺那样对待他的女子，也只有她们，才能让他形成*的口味。比起其他动物来，人类表现出一种极度的性塑性。在性行为上，我们可能和我们的伴侣所做的一切会多种多样。我们身体体验性刺激和性满足的部位也各不相同。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对吸引我们的是谁，或者吸引我们的是什么，会因人而异，各不相同。人们通常会说他们找到了一种能吸引他们的特殊的类型，或者一种让他们触电的类型，而且这些类型也在人与人之间，大大的有所不同。对有些人来说，在他们经历不同的时期或者具有不同的经验时，这些类型都会发生改变。一个同性恋的男子也许能对来自一个种族或者一个民族的男子有关系，然后接着可能会跟来自另外一个种族、另外一个民族的男子有关系，在每个阶段中他只会为当时让他心动不已的那个民族的男子所吸引。这个阶段一完，他可能就再也不会对来自于过去这个民族的男子产生兴趣了。他很快地就获得了对那些“类型”的人的性体验，并且似乎主要是因为某个人的人种类型（比如说，“亚洲人”或者“美裔非洲人”），而不是因为其个人的原因而让他着迷。这个男子的性体验的塑性夸大了这样一个普通的事实：人类的利比多（libido）不是一种固定的、不变的生物欲望，而是一种能令人感觉奇怪的、变化无常的，容易被我们的心理和性经历所改变状态的生物欲望。而且我们的利比多也是十分挑剔的。许多科学著作却暗示，或者把性冲动描写成一种生物的强制性行为，或者像一头饥渴的牲畜，经常需要无休无止地得到满足——是一个贪食者，而不是一个美食家。但是人类却更像美食家，会被特定的类型所吸引，并且具有很强的偏好；具有特定的类型使得我们在找到我们希望的类型之前会延迟我们的满足，因为对一种类型的吸引是限定性的：一个“真正倾心于金发美女”的人就会一律排斥黑头发或者红发的女子。第二部分第四章获得性品味和爱（2）甚至性偏好也常常会改变。尽管一些科学家不断地强调性偏好的先天基础，而且事实上有些人生活经历中有一段时间有异性吸引的现象——他们并没有对男女两性都有兴趣的经历——接着他会表现出一种同性的吸引，反之亦然。在那些有许多伴侣，知道如何去适应每一个新情人的人身上，性塑性可能达到了它的最高点；但是也请考虑一下那些上了年纪的，却有着很和谐的性生活的已婚夫妇们的塑性吧。他们显然在六十岁的时候会跟他们二十岁鹊桥相会的时候显然不同，但是他们的利比多却能作出调整，所以他们能够保持相互吸引。但是性塑性却仍然走得更远。恋物癖者对一些没有生命的物体有极强的欲望。一个男性的恋物癖者会因为一双翻毛的高跟鞋，或者是一件女人的贴身内衣感兴趣，而且这些要比一个真正的女人更让他感到兴奋。自从遥远的时代起，一些偏僻的农村，就有*情况出现。也有些人似乎会对一些复杂的性描写极感兴趣，这些性描写比真人对他们更有吸引力。在这些性描写中，性伴侣们扮演着各种角色，包括各种各样的变态，将虐待狂、受虐狂、窥阴癖和裸露癖结合在一起的各种各样的变态方式。当他们在个人主页上贴广告的时候，他们对所要求寻找的情人的描写，通常更像是对一份工作的描述，而不像是他们想去了解的一个人的描述。当今的*泛滥给我们的性口味是能够学得的这一点做了形象的说明。由高速互联网接点所传送的*描写，满足了神经塑性变化的任何一个前提要求。*描写，乍看起来，是纯粹本能性的问题：性暴露的图片触发了本能性的反应，这是几百万年来人类进化的产物。但如果这是事实的话，*描写就会恒久不变。能引起人们冲动的身体的各个部位和它们相互之间的比例，曾经吸引过我们的祖先，也必定让我们同样激动不已。这就是*作品作者要让我们相信的，因为他们宣称他们在和性抑制、性禁忌以及性恐惧作不懈地斗争，并且他们的目标就是将他们天然的、但被幽闭的性本能解放出来。但事实上*描写的内容却是一个动态的现象，很好地说明了一种嗜好的形成过程。30年前“*裸的”*描写通常表现为在*过程中唤起伴侣的直接描写。而稍微婉转地描写就意味着是女人的图片，主要是在床上，或者梳妆台上，或者其他一些具浪漫色彩的背景中，坦胸*，衣着具有不同程度的暴露。而现在这种*裸的描写已经改变，并且逐渐地被强迫性性关系的*受虐狂的主题所笼罩，往女子脸部*，狂暴地*，这一切都涉及到仇恨和羞辱相交织的性描写。*裸的*描写现在在变态世界中进行探索，而稍微委婉一些的现在却是几十年前的*裸的描写，成年人之间*的镜头，今天在有线电视中都能看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后期之间，当互联网快速增长，*描写泛滥开来的时候，我所治疗的或者诊断过的很多男子都基本上有同样的经历。他们当中的每一位都获得了某一种*描写的口味，程度或多或少，这种让他们困扰或者甚至让他们心生厌恶的*描写对他们的性兴奋的形式具有干扰效应，最终影响了他们的两性关系和性能力。第二部分第四章获得性品味和爱（3）他们当中没有哪一位是根本上未成熟的，或者是社交上表现迟钝的，或者是那种从真实世界中脱身出来，去大量收集*作品，以此来代替与一位现实生活中的女子的关系的那种人。这些都是一些俊朗的，通常周到体贴的男子，而且婚姻或两性关系都很顺利。通常，当我在为这些男子中的一位治疗一些别的毛病的时候，他会告诉我，几乎是以一种旁白的语气告诉我他的不便之处。他发现自己在互联网上花的时间越来越多，花在看*描写和*上。他可能会试着去确认每个人都在这样做，来减轻他的不适。在一些个案中，有人可能是通过浏览《花花公子》类型的网站开始的，或者从看别人因好玩送给他的*或者碟片而开始的。其他一些事例中，有的人可能先是上了一些无害的网站，但是一些诱惑人的广告直接让他转向了那些*网站，不久他就被迷住了。这些男子也述说了别的一些事情，通常是发生在过去的事情，这次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们述说道，对于他们真正的性伴侣、配偶或者女友，*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尽管他们认为客观上他们的性伴侣对他们还是具有吸引力的。当我问起是否这种现象跟看*描写具有任何关系时，他们回答，起初这些*描写帮助他们在性过程中变得更加兴奋，但是天长日久却具有了相反的效果。现在他们不再用自己的感官来享受床第之欢，现在和他们的伴侣*越来越需要他们把自己幻想成*描写中的人物了。有些人温柔地要求他们的情人像*明星一样表演，而且他们变得越来越反对“*”而对“*”越来越感兴趣。他们的性幻想越来越多地被他们，好比说，下载到大脑中的情景所控制，这些新的描写通常比他们以前的性幻想更加原始、更加粗暴。我有这样的印象，任何这些男子的性活力都衰竭了，并且他们已经迷恋上了互联网上的*描写。我观察到的这些情况，不仅仅局限于接受治疗的少数人当中。一个社会转型正在出现。尽管要得到私人的性生活的情况通常非常困难，但对于今天的*描写来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因为*的使用变得越来越公众化了。这种转型，和将之称为“*描写”到更为随意的术语“*”的转变是相一致的。由英国《观察家》首次出版的锡恩·托马斯的故事，就是一名男子逐渐滑入并沉迷于*上瘾中的典型个案。这个故事说明了*是如何改变了大脑图谱，改变了性口味，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改变了关键期塑性的作用的。托马斯写道，“我以前从来不喜欢*，真的不喜欢。”“是的，20世纪70年代我十几岁的时候，我习惯了在枕头底下放上那么一册《花花公子》。但是，基本上我还是不喜欢这些刊物或者黄色电影。我觉得它们单调、重复、荒谬，而且买这些东西的时候非常的尴尬。”他讨厌那种*景象的*和房间布置的俗气。但是在2001年，他第一次上网后不久，他惊奇地发现人人所说的*，现在却充斥了整个互联网。许多的网站上都有所谓免费优惠广告，或者就是那种“门户网站”带给人们*裸的东西。这里有各种普通类型的性幻想和性吸引的裸女图库设计程序按动网上冲浪者大脑中的按钮，尽管他并不知道自己有这样一个钮。也有在按摩浴缸里头的同性恋女子、*卡通、在卫生间吸烟的女人、大学女生、*以及朝柔顺的亚洲女子*的男子的图片，大多数图片都讲述着个故事来吸引你。第二部分第四章获得性品味和爱（4）托马斯发现有一些图片和描写吸引了他，“并且这些东西让我在第二天费了大量时间。接着第三天，然后第四天。”不久他就发现只要他一有空闲，就会“如饥似渴地去查看那些网络*描写。”后来有一天，他无意中发现了一个有大量的打屁股图像的网站。让他惊讶是，他高度兴奋起来。托马斯很快就发现了所有相关的这些网站，比如说，“伯尼的打屁股主页”和“打屁股学院”等等。直到他碰巧遇到这些打屁股的图片，这些图片大概接近于一些他童年被惩罚的经验或者幻想，他看到的这些图片让他感兴趣，但并不会对他造成压迫。其他人的性幻想让我们厌烦。托马斯的经验和我的病人们的经验基本相似：他们在还没有完全意识到他们所要寻找的东西的情况下，他们浏览了成百上千的图片及场景，直到他们被一个图像或者一个性描写所击中，被一个触发他们潜藏的、他们真正感兴趣的一些主题的图像和性描写所吸引为止。一旦托马斯发现那些图片，他就改变了。这些打屁股的景象让他高度集中注意力，这是塑性变化所要求的条件。而且跟真正的女人不一样，这些*图像每天都能在电脑上得到。现在托马斯完全陷进去了。他想控制住自己，但是每天至少在他的笔记本上花掉五个小时。他秘密地上网，晚上只睡三个小时。他的女友意识到他的疲倦，怀疑他是否和别的女人有染。他睡眠如此之少，以至于健康受到极大的影响。他得了一系列的感染，最终把他送到了医院的急救室里头，最终使得他不得不对自己进行一番盘点。他开始询问他的男性朋友，结果发现许多人也一样沉迷其中。弗利曼的观念提醒我们爱情有许许多多种情况：一个不负责任的男子在和一位女子夜间*之后就迅速地离开，因为他害怕如果他一直呆到早晨，他会被她过度的影响；女子通常会爱上跟她发生了关系的人。或者很少关注孩子的男子一刹那间就变成了一位慈爱的父亲；我们说“他成熟了”并且说“子*先”，但他可能还是从催产素中得到了一些帮助，催产素使得他超越了他根深蒂固的、自私的关注模式。可以将他和那些从来没有恋爱过的老处男相比较，这种单身汉随着岁月流逝变得越来越古怪，越来越刻板，而且在不断重复中，塑性地强化了他的生活习惯。恋爱中的忘却允许我们改变自我的形象——如果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自己仰慕的伴侣，就会向更好的方向改变。但是它也同样可以解释当我们陷入爱河时的脆弱，并且能解释为什么这么多镇静沉着的少男少女却会爱上一个操控他的、令其备受摧残的人，通常还会迷失所有的自我感觉，变得因为自我怀疑而备受折磨，这种自我怀疑的折磨要许多年才能恢复。理解忘却，以及大脑塑性中的一些优点，在对我的病人A的治疗过程中显得非常重要。在A上大学之前，他发现自己重演了他的关键期经历。他被跟他母亲一样有着情感上困扰的，已经有了男人的女子所吸引，而且感觉去爱上她们并且拯救她们是他的责任。A陷入了两个塑性的陷阱之中。第一个陷阱是和一个体贴的、稳定的女子的关系，她可以帮助他忘却他对问题女性的爱，并且教会他一种新的爱恋方式。这个女子仅仅不能使他兴奋起来，尽管他希望他能做到。第二部分第四章获得性品味和爱（5）所以他就被这种在他的关键期中所形成的毁灭性的性吸引所缠住，无法脱身。他的第二个相关的陷阱也能够用塑性来解释。最最折磨他的一个症状是，在他心灵中性和攻击几乎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了。他觉得爱上别人就是消灭她，活活地吃了她，并且被爱就是被活活地吃了。而且他所认为的，*是一个暴力行为的感觉只会让他深深地感到不安，而不能刺激他。*的念头立刻就导致暴力的念头，并且暴力的念头又带来*的念头。当他在性方面表现不错的时候，他却觉得自己非常危险。这就似乎是他对性的感觉和暴力的感觉缺乏单独的分开的大脑图谱。墨桑尼治已经描写了当两个本应该分开的大脑图谱合并在一起的时候所出现的一系列的大脑陷阱。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他发现如果猴子的手指被缝合在一起，然后又迫使它们不时移动，那么它们的图谱就会融合，因为它们的神经元一起兴奋，这样就连接在一起了。但他同样也发现日常生活中图谱也会发生融合。当一位音乐家在演奏乐器的时候，频繁地同时使用两个手指，那么这两个手指的图谱有时也会融合。当这位音乐家单独只活动一个手指的时候，另外一个手指也会跟着动起来。两个不同手指的图谱现在已经“去分化”了。这位音乐家越是想产生一个单独的运动，那么他就越会同时移动两个手指，这样就强化了融合的图谱。你要是越想挣扎出这个大脑陷阱，那么就会陷得越深，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病情，称为“局灶性张力障碍症”。相似的大脑陷阱也可以出现在日本人之中，当他们说英语的时候不能听辨出r和l的区别，因为这两个语音在他们的大脑图谱中没有分化。每次他们想正确说出这两个语音的时候，他们都说得不对，这样就强化了这个发音的问题。这就是我认为A所经历的一切。每次他想到性，他也就想到暴力，每次他想到暴力时又想到性。这样就加强了融合在一起的图谱的联系。墨桑尼治的同事南希·拜尔专攻物理医学，他要教会不能控制自己手指的人们对自己的手指图谱进行去分化。这种技巧不是试图让手指单独地移动，而是重新学习在婴儿时使用双手的方式。当治疗患有局灶性张力障碍且不能控制手指的吉他手的时候，举例说，她首先指导他们停一段时间不要弹吉他，来弱化这个融合的图谱。接着他们只握一把没有琴弦的吉他，这样坚持几天。然后再装上一根弦，用不同的指法来触摸这单独的一根弦，然后他们只用一个手指去仔细地体会。接着他们在一根单独的弦上使用另外一个指头，最终他们手指的融合的大脑图谱就会分离成两张单独的图谱，慢慢地他们能够重新演奏了。我开始给A做心理分析，一开始我们通过对他大脑陷阱的溯源，清理出了为什么他的爱情和攻击性会融合在一起，这种陷阱是因为他和他的经常同时出现性和暴力的感情的酒鬼母亲在一起的经历所导致的。但是当他仍然不能改变吸引他东西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些跟墨桑尼治和拜尔去重新分化图谱相似的一些事情。在长期的治疗过程中，一旦A表现出任何类型的，没有被攻击性所沾染的生理柔性，我就给他指出来，并且要他仔细地观察。提醒他，他是能够培养起积极的情感，也能够培养这种亲密的能力的。一旦暴力的念头出现，我就让他在他的经历中找寻出来哪怕是一个事例都好。在这个事例中，进攻和暴力没有被性所沾染，甚至没有被赞许，只是属于正当地自我防卫。一旦这些区域出现，纯粹的身体柔性，或者不具破坏性的进攻——我都让他引起注意。随着时间不断过去，他能够形成两个不同的大脑图谱，一个表示身体的柔性，这跟他与母亲相处的时候，那种引诱没有任何关系，另外一个表示攻击——包括健康的自信——这完全不同于当他母亲醉酒的时候他所经历的毫无意义的暴力。在他大脑图谱中性和暴力的分离使得他能够对两性关系感觉更好，于是在紧跟的各个阶段中就出现了好转。尽管他还不能一下子就能够爱上一个健康的女子，或者因为一个健康的女子而兴奋起来，他也能够爱上比他以前的女友健康一些的女子，他就能够从恋爱所提供的这种学习和忘却的过程中受益。这种经历让他能够进入越来越健康的两性关系，每一次都忘却得更多一些。在治疗结束时，他已经有了一个健康的、满意的、幸福的婚姻；他的性格以及他的性型都被迅速地改变了。第二部分第五章午夜复活（1）——神经塑性疗法对脑中风后遗症的治疗医学博士迈克尔·伯恩斯坦，是一位眼科医生，也是一位每周要打六次网球的网球迷，在他得了致残性中风的时候，那时他四十四岁，正当盛年，而且有四个孩子。但他完成了一种新的神经塑性疗法的治疗，完全恢复了。当我在阿拉巴马州伯明翰他的办公室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又开始工作了。因为他办公室里有许多的房间，我原本以为有很多医生跟他一起工作。没有，他解释道，他那有很多房间是因为他有许多上了年纪的病人，他不让他们走动，而是自己过去看他们。“这些上了年纪的病人当中，有些腿脚不太灵便，他们中风了”。他笑道。他自己中风的那天上午，伯恩斯坦博士给七个病人做了手术，都是常见的白内障、青光眼和屈光手术等——是一些眼内的十分精细的手术。后来，伯恩斯坦博士就奖励自己打了一场网球，打球过程中他的对手告诉他，他有点失去平衡而且打得不像平时那么好。打完网球，他就开车去银行办事，当他试着抬腿从他的底盘很低的跑车中出来，他发现自己抬不起腿来了。回到办公室后，他的秘书也说他看上去脸色不对。他的保健医生，刘易斯博士，在同一栋办公楼上班。他知道伯恩斯坦博士有轻度的糖尿病，而且有胆固醇的问题，并且他的母亲得了数次中风，所以他也有早期中风的可能性。刘易斯博士给伯恩斯坦博士注射了一剂肝磷脂来防止他的血液凝固，然后让伯恩斯坦的妻子开车把他送到了医院。在接下来的12到14个小时当中，中风加剧了，并且他的整个左侧身体完全瘫痪，这是他的运动皮质的主要部分被损坏的标志。核磁共振成像（MRI）脑部扫描确认了诊断——医生们在控制左侧身体运动的大脑右半球中发现了坏损。医院给他做了一周的重病特别护理，在这期间显示了一些恢复的迹象。在医院做了一周的理疗、职业治疗以及言语矫正治疗，他又被转往一个康复机构，在那里呆了两周，就被送回家里。他作为门诊病人接受了三周多的康复治疗，然后就通知他整个治疗结束了。他接受的这种中风后护理是非常典型、非常普遍的。但是他并没有完全的恢复，仍然需要拄着拐杖走路。他的左手几乎还没有任何功能，不能同时用拇指和食指形成握拳的动作。尽管天生惯用右手，实际上他左右手都很灵巧，在中风之前，他还能够用左手来做白内障手术，现在他却根本用不了左手了。他无法握住餐叉，不能把汤匙送到嘴边，也无法扣上衬衫的扣子。在他康复期间，有一次他被用轮椅推到网球场上，有人把网球拍递给他，看他还能不能握得住。他无法握住，所以他觉得自己再也打不了网球了。虽然大家告诉他不能再开他的保时捷了，他等到没人在家的时候，“我钻进这辆价值50000美金的车中，将它从车库中倒了出来。然后我小心翼翼地开到车道尽头，看着路两边，似乎就像一个偷车的十几岁的小毛孩那样。我开到了街道的尽头，然后车熄火了。钥匙在保时捷的操纵杆的左侧，我没法用左手转动钥匙。我要伸右手过去转动钥匙才能启动汽车，我没办法从车里头走出来，所以我只好打了个电话到家里头，告诉他们过来把我弄出来。当然，因为我左脚不灵活，所以踩离合器也不是那么容易。”第二部分第五章午夜复活（2）伯恩斯坦博士是第一批到陶伯诊所接受爱德华·陶伯的强制-引导（CI）运动疗法的患者之一，当时这个项目还处在研发阶段当中。他觉得他没什么输不起的。他使用CI疗法以后，好转得非常快。他是这样说的：“治疗是严格残酷的。他们每天上午8点钟就开始，一刻也不停地到四点半结束。甚至吃午饭的时候还在继续。因为还处于这个疗法的起步阶段，患者就只有我们两个人。另外一位患者是位护士，比我年轻，大概四十岁左右。她是生了孩子以后中风了。因为某些原因，她还跟我比赛，”——他笑道——“但是我们相处得非常好，而且我们也相互帮衬着进行治疗。他们让你干许多佣人才做的活儿，比如说将罐头从一个架子抬到另外一个架子。因为她矮，所以我不得不把罐头尽可能举得高一些。”他们通过洗桌面和擦实验室的玻璃窗来让他们的手臂作循环运动。为了强化他们手部的大脑网络，并且形成控制能力，他们用自己那只瘫手的手指来拉开厚厚的橡皮筋，并张开手指撑住，来抵抗橡皮筋的拉力。“接着我就坐下来开始神经塑性疗法对脑中风后遗症的治疗写字母表，并用我的左手写字。”两周之后，他就学会了写印刷体，接着就开始用他的那只备受折磨的左手写字。到训练结束的时候，他已经能够玩拼字游戏了，用左手拾起小瓷片，把它放在板上合适的位置上。他的精细运动技能恢复了。回到家以后，他坚持练习，也就继续得以好转。他又接受了另一个治疗，在他手臂上进行电刺激来使神经元兴奋起来。他现在又重新开始经营他繁忙的诊所了。他一周仍然打三天网球，跑起步来他仍然有一些麻烦，也正在逐步地强化他在陶伯诊所没有治好的左腿——从那以后开始有了一些专门治疗腿部瘫痪的项目。他留下了一些后遗症。他发现他的左手臂还是有点不太正常，这是经过CI疗法之后出现的典型情况。恢复了功能，但是不能恢复到恰如从前的水平。但是我请他用左手写一下字母表的时候，他写得挺好看的，好得我根本猜不到他曾经中风过或者他不是左撇子。尽管他通过大脑重接好转了，而且觉得自己可以重新做手术了，他还是决定不做了。但只是因为，如果有人要起诉他治疗不当的话，律师说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曾经中风过，不应该做手术了。谁会相信伯恩斯坦博士能恢复得这么彻底呢？中风是一种突如其来的、灾难性的打击。大脑从里边受到了重重一击。大脑动脉的血凝或者出血切断了大脑组织的供氧，致使它们坏死。最严重的中风受害者最终结果就是不太可能还能像中风以前那样生活了。他们常常是被关在冰冷的福利院里头，身体受到限制，像婴儿一样要人家喂东西，生活无法自理，也不能走动、说话。中风是导致成年人残疾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中风虽然大多数情况下是影响老年人的，但是在四十岁或者四十岁之前的人当中也可能出现。急救室的医生们通过清除凝块或者止住出血可以预防中风恶化。但一旦伤害已经造成，现代医学——至少是在爱德华·陶伯发明他的塑性疗法之前，差不多也就无能为力了。直到CI疗法之前，对于手臂瘫痪的慢性中风病人，人们都认为现有的疗法都是无效的。很少再见到像保罗·巴赫-伊-里塔的父亲那样，完全从中风中得以康复的轶事式的报告。有些人们依靠他们自己取得了自发性的恢复，但是一旦他们停止好转，传统的疗法也就难以提供更多的帮助。通过帮助中风患者重接他们的大脑，陶伯的疗法改变了这一切。瘫痪多年并且得知再也不能好转的患者也开始重新好转了。有些人恢复了说话的能力、患有脑瘫的儿童恢复了控制行动的能力。这个疗法也同样给那些脊髓受伤、帕金森氏症、多发性硬化甚至关节炎患者以治愈的希望。第二部分第五章午夜复活（3）但是所取得的好转却能够像伯恩斯坦博士一样显著——或者像尼科尔·冯·鲁登，一位不是遭受中风而是其他类型脑损伤的折磨的妇女一样显著。有人告诉我，尼科尔·冯·鲁登是一进屋子就满室生辉的那种人。她生于1967年，曾经做过小学老师，美国有线新闻网（CNN）和电视节目《今晚娱乐》的制片人。她还在一所盲人学校做过志愿工作，还帮助过那些患有癌症或者因为被奸污或者因为母婴传播而感染艾滋病的孩子。她是勇敢活跃的。她喜欢冲浪和骑山地车，跑过马拉松，还到秘鲁探访过印加人的行踪。她在三十三岁那年，已经订婚准备结婚的时候，住在加利福尼亚的雪儿海滩，有一天她去找眼科大夫治疗已经困扰她好几个月的复视，医生高度警觉，同一天就让她去做了核磁共振成像（MRI）扫描。扫描结果出来以后，她就被收治入院了。第二天，2000年1月19日的早上，她被告知患有一种罕见的不宜手术的脑瘤，叫做神经胶质瘤，在脑干上，这是控制呼吸的一个狭小的区域，这样她只能活3—9个月。尼科尔的父母立即将她转往旧金山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医院。那天晚上，神经外科的主任告诉她，她唯一生存的希望就是做大剂量的放射治疗。在那个小小的区域要动手术刀会让她丧命。1月21日的早上，她进行了第一次放射治疗，之后在接下来的六个礼拜内接受了人类所能忍受的最大剂量的放射，多得使她不能再接受放射治疗了。她还服用了高剂量的类固醇来减少脑干的膨胀，这也一样是致命的。放射治疗救了她的命，但却是一个新的悲剧的开始。“大约两到三周的治疗以后，”尼科尔说，“我的右脚就开始发麻。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发麻的感觉逐渐爬到了我的右侧身体，从膝盖、臀部、躯干、一直到了手臂，最后到了我的脸上。”她不久就瘫痪了，整个右侧身子都失去了知觉。她习惯用右手，所以，失去那只手对她来说可谓事关重大。“情况变得这么糟糕，”她说，“我没办法站起来。甚至翻不了身。我的脚似乎像睡着了一样，已经不能靠它站起来,它完全不中用了。”医生不久就确诊不是中风，而是一种罕见的严重的放射副作用损坏了她的大脑。“是生活跟我开的小小玩笑之一，”她说。从医院出来她被带回了父母家中。“我不得不在轮椅上被人推来推去，从床上被拉起来，背到轮椅上或者又从轮椅上背起来。”她能用左手吃东西，但只能在她父母用被单把她绑在椅子上的时候——这特别危险，因为她手臂无法伸出来以防止摔跤。因为长时间的不动和大剂量的类固醇影响，她从一百二十五磅增到了一百九十磅，脸胖得像个大南瓜。放射同样让她大片大片的头发都脱落了。她精神上遭受了极大的打击，而且特别害怕现在的症状会导致其他的疾病。六个月来，尼科尔变得如此沮丧，她不肯说话了，甚至不肯起床了。“我记得那段时间，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我只得看着钟等着时间过去，或是起来吃饭，因为我的父母是如此的不依不饶，他们坚持让我每天都要起来吃三餐饭。”她父母曾经在和平工作队工作过，有一种诚挚、热忱的生活态度。她父亲是一位普通的医生，不顾女儿的反对辞去工作呆在家里照顾她。他们带她去电影院，或者推着轮椅带她到海边走一走，保持她生命的延续。“他们告诉我，我能好起来的。”她说：“慢慢走下去，会过去的。”同时她的家人和朋友到处打听，为她寻医问药。其中一位告诉尼科尔关于陶伯诊所的情况，于是她决定接受CI治疗。第二部分第五章午夜复活（4）在那里她被要求戴上手套，这样她就不能使用她的左手了，她发现陶伯诊所的职员在这点上是不依不饶的。她笑着说，“第一天晚上他们就做了件好笑的事儿。”当她和母亲住的旅馆的电话铃响第一声的时候，尼科尔立刻扔掉手套拿起了电话。“我立刻就遭到了我的治疗师的责骂。她正在给我做检查，知道如果我在第一声铃响的时候就立刻接电话，那我肯定就不可能再用我那瘫痪的手臂。我一下子就被她慑服了。”她不仅仅要戴上手套，“因为我喜欢比划着手势交谈，而且我又喜欢讲故事，他们不得不用‘维可牢’尼龙布搭扣把我戴手套的手绑在腿上，我觉得非常好玩。那种情形下你肯定打不起什么兴致来的。”“我们每个人都被指派了一名治疗师。派给我的是克利斯廷。这是一种一对一的服务。”因为好手被套住了，尼科尔不久就试着用她那只瘫痪的手在木板上写字或者敲键盘。另外一项练习是要将麦片倒入一个很大的麦片罐里面。一周后她就能够把碎麦片从一个小缝倒入一个网球筒里了。她不断地将小孩子玩的七彩串珠串在一根小木棍上，将衣服夹子夹在一把尺子上，或者试着用叉子叉起一块橡皮泥并且把它放到嘴边。刚开始工作人员帮助她。后来她做这些练习时，克利斯廷就用跑表给她计时。每次尼科尔完成一项练习时都会说：“这是我做的最好的一次了。”克利斯廷却总说：“不，不是的”。尼科尔说：“简直不敢相信，五分钟就出现了大幅度的好转!接着两个星期后更是惊天动地了。他们不让你说‘不能’那个词，克利斯廷把它称为四个字母的忌讳词。对于我来说扣纽扣是最难受的了。仅仅一粒纽扣看起来都是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两星期后，当我能快速扣上和解开在实验室里穿的制服的纽扣的时候,我意识到我能做到的这些，可以说对我整个的精神世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治疗期间第二周的一个晚上，所有的病人都到旅馆去吃饭。我们真的在桌子上弄成一团糟。餐馆的侍者曾经见过陶伯诊所的患者，他们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形。菜在四处飞，因为我们大家都试着用受伤的手臂来吃饭。我们一共有16个人,真是好玩极了。在第二周结束时，我已经真的能用那只瘫痪的手来做咖啡了。如果我想喝咖啡，他们说，“什么呀？咖啡？你自己动手做吧。”我就用手挖出咖啡，倒在机器上，再加上水。这所有的事情都是用我的瘫手做的。我不知道它能不能喝。我问她离开的时候有什么感受。“完全恢复了，心理上生理上都恢复了，甚至心理上的恢复还要多于身体的恢复。它给了我好转的希望，让我的生活恢复了常态。”三年来她从来没有用她那瘫痪的手拥抱过别人，但现在她能够这样做了。“我知道我现在握手还没力气，但我坚持和别人握手。我不能用那只手臂投标枪，但是我可以用它打开冰箱门，关灯或者关水龙头，往头上抹香波。”这些小小的改变让她能单独生活，用两只手握着方向盘开车去工作。她开始游泳，而且她和我交谈的前一个礼拜，她已经去了犹他州参加不用撑杆的滑雪活动。在她患病期间，她在CNN和《今晚娱乐》的老板和同事一直都在关注她的病情，在经济上资助她。娱乐节目《CNN纽约》提供了一份自由撰稿人的工作，她就接受了下来。到九月份她就开始全职工作了。2001年9月11日，她正在办公室望着窗外，她看见第二架飞机撞上世贸中心。在这场灾难中她被指派到新闻编辑室去撰稿，在别的地方，也许人们会考虑到她的特殊情况，而不让她参加，但他们没有。他们的看法是"你脑子好得很，用它吧。“这个，她说"对于我来说是最好不过的事了。”第二部分第五章午夜复活（5）当这项工作结束时尼科尔回到了加利福尼亚，在一个小学教书。孩子们立刻就围在了她身边。他们甚至有一个“尼科尔·冯·鲁登小姐日”孩子们从校车上走下来，戴着做饭的手套，就像在陶伯诊所整天戴的那样。他们拿她写的字和她那脆弱的右手开玩笑，这样她就让他们用那只很少用的手来写字。“并且”，尼科尔说他们也不允许使用“不能”这个词。“我确实有一些小小治疗师。我的一年级的学生让我把手举过头顶，然后给我计时。每天我都要举得更高一些。他们是很严厉的。”尼科尔现在做全职的《今晚娱乐》的制片人。她的工作包括底本写作、事实核对，拍摄协调等等。她负责了迈克尔·杰克逊审判的整个过程（一位不能在床上翻身的女子现在能够每天五点起来工作，一周工作五十个小时以上）她回到了原来的126磅重。她仍然有一些残留的麻木感，她身体的右侧还很虚弱，但是她能够用右手拿东西，举东西，穿衣服和照顾好自己的日常生活了。她还又去帮助那些患有艾滋病的人。强制引导疗法的原理，被德国福利尔德曼·普尔佛尔穆提勒博士所领导的一个研究团队所利用，他和陶伯一起帮助布洛卡区受损，失去了言语能力的中风患者。大约40%左右脑中风的病人都患有失语症。有一些患者像布洛卡著名的失语症病人“覃”那样只能使用一个字；其他病人好一些，能使用多一些的词，但通常极其有限。有一些能自动好转，或者重新恢复一些语言能力。但是通常认为如果一年之内不能好转的话就永远不能好转了。什么东西等同于在嘴巴上蒙手套，或者往语言上拴吊带呢？患有失语症的病神经塑性疗法对脑中风后遗症的治疗人，像其他手臂瘫痪的病人一样，也往往使用和他们手臂一样类似的东西，他们使用打手势或画画来表达。如果他们能说话也往往一遍遍地重复那些简单的话语。对于失语症患者的“制约”不是物质的但却是真实的：制定一系列的语言规则。因为行为必须被塑造，这些规则就慢慢地引进来。病人玩一种进行治疗的纸牌游戏。四个人玩三十二张由十六种不同画面组成的图片，每个画面都有同样的两张。一个病人拿到有像一块岩石一样的图片必须问其他病人要同样的图片。起先唯一的条件是他们不能指向那张卡片，以免他们养成放弃的习惯。允许他们使用任何迂回的表达，只要是言语的表达即可。如果他们要找一张有太阳的图片，而找不到的话，允许他们说“在白天让你感到热的东西”，而得到那张卡片。一旦他们得到同一种类的两张纸牌他们就可以甩掉它，谁最先甩掉那两张牌谁就是赢家。下一阶段就是正确地说出物体的名称。现在他们必须准确的问一个问题，比如说“我可以要那张有狗的牌吗？”接下来他们必须加上人名和一个礼貌用语：“施密特先生，我可以要一张有太阳的纸牌吗？”随着训练的进行使用越来越复杂的纸牌。颜色和数字也被引进来——比如说三只蓝色袜子和两座山的纸牌。一开始病人完成简单的任务就会得到表扬；随着他们的进步就要完成更难的任务才会得到表扬。德国团队找了一批平均都在8年以前患有中风的病人，他们大多放弃了治疗，很具有挑战性。德国团队研究了17位病人。在对比组中有7个人接受常规治疗，简单地重复单词；另外十个人接受CI治疗必须遵守语言游戏规则，每天三小时，为期10天。两组花了一样的时间，然后给他们进行语言测试。在十天的治疗期间，仅仅三十二小时以后CI组在语言交流上提高了30%，而常规组却毫无进展。第二部分第五章午夜复活（6）将他的研究工作建立在塑性基础之上，陶伯发现许多训练原则：如果训练技能跟日常生活越接近，训练就更有效；训练必须循序渐进。而且训练工作必须在短时间内集中，这种训练技巧陶伯称为“强化训练”，他发现这种方式要远比长时间但是低频率的训练要更为有效得多。许多这样的规则也同样用在外语学习的“沉浸”法里头。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多年来一直学习语言课程，却没有到一个国家短时间里将自己“沉浸”在语言里有效？我们和不说我们母语的人呆在一块儿的时候，强迫我们说他们的语言，这就是“制约”。日常“沉浸”使得我们受到“强化训练”。我们的口音引起别人注意，他们就会使用更简单的语言跟我们交谈；这样我们就能循序渐进地接受到挑战，或者得到塑造。习得性放弃就被限制了，因为我们的生存需要交际。陶伯还将CI原则用在一系列其他障碍的治疗上。他开始研究患有脑瘫的儿童——一种更为复杂的，更为悲剧性的残疾，可能因为中风、感染、出生时缺氧以及其他的问题所带来的对于发育中大脑的伤害。这些孩子通常不能行走，被终身禁锢在轮椅上，不能清楚说话或者控制自己的行动，通常手臂瘫痪或者不够灵便。在CI疗法之前，在这些孩子中进行的瘫痪手臂的治疗通常被认为是无效的。陶伯做了一项试验研究，在这个研究中一半的儿童进行常规的脑康复，一半进行CI疗法，将他们健康的手固定在一个轻的玻璃纤维套中。CI疗法包括用他们瘫痪的手指来弹肥皂泡，把球推入一个洞中，捡起棋子等等。每次孩子们成功的时候，他们都会得到表扬，接着，在下一个游戏中，即便在他们非常累的时候，都鼓励他们继续提高准确性、速度和运动的流畅性。在三周的训练期内，这些孩子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好转。有些孩子人生第一次开始爬了。一位18个月大的孩子能够爬上楼梯了，还能第一次用他的手指把食物放到嘴里头去。一位四岁半的男孩，从来没有用过手臂或手掌，开始能玩皮球了。接下来就是弗雷德里克·林肯的故事。弗雷德里克，当他还在母胎里的时候就患上了大面积严重中风。当他四个半月大的时候，他妈妈就很清楚有些什么不对。“我注意到他在托儿所里跟其他的孩子行为不一样。他们能够坐起来，也可以拿起一些其他孩子都拿得起的东西。他们也能够站起来握住奶瓶，但是我的孩子做不到这些。我注意到有些什么不对劲儿，但是不知道从何做起。”他整个左侧身体都受了影响：他的手臂和腿不能很好的活动。他的眼睛低垂，因为舌头部分瘫痪不能形成语音和话语。弗雷德里克也不能像别的孩子一样爬或者走。他到了三岁才会说话。当弗雷德里克七个月大的时候，他的病发作过一次，他的左手臂被拉到胸前。然后就拉不开了。给他做了一次MRI脑部扫描后，医生告诉他的母亲，扫描表明“四分之一的大脑都坏死了，并且他可能再也不能爬，不能走，也不能说话了”。医生认为中风是在怀上弗雷德里克十二周之后出现的。他被诊断患有脑瘫，左侧身体瘫痪。他那在联邦地方法院工作的母亲辞去工作，全力照料弗雷德里克，造成了家里头严重经济紧张。弗雷德里克的残疾同样也影响了他八岁半大的姐姐。第二部分第五章午夜复活（7）“我必须跟他姐姐解释，”他的母亲说，“他的小弟弟不能自己照料自己，妈妈就不得不去照料他，而且我们不知道他的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我们甚至不知道弗雷德里克是否从此以后能否自己照顾自己。”当弗雷德里克十八个月大的时候，他的母亲听说了陶伯诊所治疗成年人的情况，就询问是否也能给弗雷德里克进行治疗。但那还是在诊所形成儿童治疗项目之前数年的事情。弗雷德里克四岁的时候去了陶伯诊所。他使用常规的方法曾经取得一些好转。他能够用脚架走路，并且能够颇为费力地说话，但是他的好转却出现了平台化。他能用左手手臂但却不能用左手手掌。因为他不能形成卧的姿势，并且不能用大拇指接触到他的其他手指，所以他无法捡起皮球，用手掌握住它。他必须用右手掌和他的手臂来夹住皮球。一开始弗雷德里克不愿意配合陶伯的治疗并且反抗，不想用他的瘫手而只想用那只被套上一个罩子的好手来吃土豆泥。为了保证弗雷德里克能接受二十一天不间断的治疗，对他的CI治疗不在陶伯诊所里头进行。“为了给我们方便，”他妈妈说，“这个治疗在托儿所、家中、教堂、他奶奶家以及其他我们可能在的地方进行。治疗师骑车跟我们去教堂，她甚至在车上还对他的手进行了治疗。还要跟他一起去上周日学校。她围绕着我们的计划进行工作。尽管从周一到周五，大量的时间都是呆在弗雷德里克的托儿所里头。他知道我们想让他的‘左撇子’好一些，因为我们这样称他的左手。”进行治疗仅仅19天，“左撇子”就形成了握的姿势。“现在，”他妈妈说，“他能用左手做任何事情了，但是还是比右手弱一些。他能打开装有拉链的袋子，也能握住棒球棍了。他每天还在继续好转。他的运动技能大大地改善了。这些好转在陶伯的项目期间就开始了，并且还在继续进行。除了协助他继续好转外，我也想不到什么能比别的父母更高明的招儿了。”因为弗雷德里克变得更加自立了，他妈妈就能够回去上班。弗雷德里克现在八岁了，他从来不认为他有残疾。他能跑。他也能进行许多体育运动，包括排球，但他始终深爱的是棒球。所以他就戴着手套玩棒球，他妈妈在里头缝了尼龙搭扣带，这就使得他手臂上戴的一个小小的支架跟搭扣扣紧了。弗雷德里克的好转是显著的。他试着参加正规的棒球队——而不是残疾儿童的棒球队——还被选上了。“他在棒球队里头打得很好，”他妈妈说，“他被教练选入优秀选手队。当他们告诉我这个的时候，我哭了两个小时。”弗雷德里克是“右利者”，能够正常握住棒球拍。偶尔他会失去左手的握力，但他的右手现在足够有力，他能够单手挥拍。“2002年，”她说，“他参加了五到六岁组的棒球比赛，打了五场优秀选手的比赛。在五场比赛中赢了三场——因为他的打点他得了冠军。太棒了。我在电视中看到了。”第二部分第六章打开大脑的锁（1）——神经塑性疗法对强迫症的治疗我们每个人都有种种忧虑。我们会担忧是因为我们都是智能生物。智能具有预测性，这是它的本质；同样的，智能可以让我们计划、希望、想象和做出假设，也会使得我们担心、害怕负面的结果。但有些人真是“忧天的杞人”，对他们来说，他们的忧虑无以复加了。他们的痛苦，虽然都在他们的脑子里面，确切地说，要远远超过大多数人所经受的痛苦，因为这些痛苦全在脑子里面时刻折磨着他们，使得他们无法逃避。这些人被自己的大脑不断地折磨着，迫使他们常常想要自杀。有一次，一个近乎绝望的大学生，深陷在痛苦忧郁之中不能自拔，于是他把手枪塞入口中，扣动了扳机。这颗子弹射进了他的额叶，医生抢救时，为了取出弹头，便给他做了脑白质切除术，而这个手术在当时是用来治疗强迫性官能症的。他醒来后发现自己还活着，而且还治好了官能症，并且重返校园继续学习。烦恼者各种各样，焦虑也形形色色：恐惧症、创伤后精神紧张性障碍以及惊恐发作等等。但最为痛苦的人们是那些患有强迫性官能症（或者叫OCD）的患者，他们惧怕即将来临的或已经发生的伤害，会危及他们自己及所爱的人。尽管他们可能在孩提时代时就已经非常地忧虑了，但是稍后一些，常常是他们刚成年时，他们可能有一次“发作”，使得他们将这种焦虑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一旦他们成年，事事都要自理的时候，他们觉得就像痛苦万状、恐惧万分的小孩子。因为羞于向别人提及自己的失控，他们常常将自己的忧虑深藏起来，有的在他们寻求帮助之前已达数年之久。最为严重的情况下，他们好几个月甚至数年，都无法从噩梦中摆脱出来。药物治疗也许能抑制住他们的焦虑，但通常无法根治病症。强迫性官能症常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恶化，从而逐渐地改变大脑结构。患有强迫性官能症的病人也许会通过全神贯注于他所担忧的事情，来获得缓解——确信他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而没有错过任何的可能——然而，他越是想到他的忧虑，他就会越发忧心忡忡，因为患了这种病的人往往会忧上加忧。这种病症的首次爆发往往是因为一个情感事件的触发。有人可能会记起他母亲的祭日，听到一个对手出了车祸的消息，感觉他身上疼痛或者是长了肿块，看到食品供应中含有化学物质的报道或者从电影里看到了灼伤的手的画面。然后他开始担心起自己在慢慢接近母亲去世时的年龄，虽然他一般不会迷信，但感觉自己在那天注定要死去；或者担心自己也会像对手一样短命早死；或者害怕发现了自己身上有不治之症的症状；或是担心自己已经中毒了，因为他对饮食并不是很小心。我们都曾有过这样一些一闪即逝的念头，但是强迫性官能症患者却锁定了这些忧虑，并且难以自拔。他们的头脑、他们的内心中穿梭着各种恐惧的场景，虽然他们设法阻止自己不去想，但又做不到。这些险象感觉是那样的逼真，使得他们不得不时刻提防着。典型的压迫症表现为：害怕得了绝症，害怕受到细菌的感染，害怕药品中毒，害怕电磁辐射，甚至害怕被自己的基因所出卖。有时强迫症患者满脑子想的都是整齐、匀称，他们对于相片挂歪了、自己的牙齿长得不够整齐、或是东西摆得七零八落感到很心烦，并且他们可以花上好几个小时整理。或者他们变得迷信某些数字，并且调闹钟或者调音量大小时，都要调在偶数位置上。性的或者是攻击性的念头——一种认为伤害了亲人的恐惧——可能会闯入他们的脑海，这些念头是从哪来的，他们自己也不清楚。一种典型强迫症念头可能是，“开车时，当我听到砰的一声，意味着我撞倒了某个人。”如果他们是教徒，可能会产生渎神的念头，让他们老觉得有罪而忧心忡忡。许多强迫性官能症患者都有强迫性的疑惑并且他们总是疑神疑鬼：关了炉子吗？锁了门么？或者是否因为自己的疏忽而伤害了别人的感情？第二部分第六章打开大脑的锁（2）这些担忧可以是稀奇古怪的——都没有任何可以想得到的意义——但是却都无法减轻他们的任何痛苦。一位贤妻良母会担心，“我将要伤害我的宝宝”，或者“在我睡着时会起来，拿一把屠刀刺向熟睡的丈夫胸口？”一位患有强迫症的丈夫认为自己全身布满刀片，所以他不敢碰小孩，或跟妻子*，也没有办法抚摸他的狗。他眼睛虽然看不到刀片，但他心里头坚持认为有。并且他总是问他的妻子来确保他未曾伤到她。强迫症患者常常由于过去犯了一些错误而害怕未来。但是并非仅仅是这些错误萦绕在他们心头。他们想象可能犯的错误，他们对此的戒备本可当作片刻的放松——作为人来说，最终总是要放松的——同样也造成了一种挥之不去的恐惧感。强迫性焦虑者的痛苦在于，无论倒霉事儿多么的子虚乌有，他们都认为无法避免。我收治的几个病人，他们强烈地担心他们的健康，以至于他们老觉得自己是在死囚区，每天都在等待死期的降临。但是他们的幻想还没有就此打住。尽管别人告诉他们，他们的健康状况良好，他们也只能感受到一瞬间的轻松，然后他们又苦苦地寻思自己的完全康复，是不“踏实的”——可是通常这种“见识”是在新的伪装下，又一种强迫性的疑神疑鬼。强迫性的担忧开始后不久，强迫性官能症病人通常的反应是不由自主地做些事情来减轻这种忧虑。如果他们觉得自己已经感染了细菌，他们便会从头到脚地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如果这样做还不足于消除这些担忧的话，他们就会把他们所有的衣物、地板、然后是墙壁都统统洗上一遍。如果一个妇女担心自己会把宝宝杀死，她就会把斩骨刀裹起来，装在盒子里，藏入地下室，完了再把地下室的门牢牢地锁上。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精神分析学家，莱弗雷·M.施瓦兹，曾经说过这样一个人，他害怕被车祸中溢出来的电池电解液所沾染。每天夜里躺在床上的时候，他都会注意倾听周围是否有发生事故时的警报声。一旦他听到这种声音，不管是深夜几点钟他都会从床上爬起来，穿上特制的运动鞋，然后匆匆开车前往，直到他找到事故现场。只要警察一离开，他就会一干好几个小时地用刷子擦洗干净柏油路面，完了他才偷偷地溜回家，并且扔掉那双穿出来的鞋子。强迫性怀疑者常常形成“检查强迫症”。如果他们怀疑自己是否关了炉子或者锁了门时，他们就会回去查了又查，往往查上一百多遍。因为心头的疑虑总是挥之不去，使得出门一趟就得浪费好几个钟头。强迫性官能症一直以来非常难治。药物治疗和行为疗法对许多这样的患者来说只部分地起作用。莱弗雷·M.施瓦兹已经发明了一种有效的，基于塑性的疗法，不仅仅可以帮助那些强迫性官能症患者，在我们开始情不自禁地担忧即使是自己明知道没有意义的事情时，也可以帮助那些都有很多寻常烦恼的人们。当我们内心对忧虑有所“依附”并牢牢抓住它的时候，或者当我们被这些不由自主的咬指甲、拉头发、购物、赌博以及吃东西等等“令人讨厌的坏习惯”所强迫、所驱使的时候，它都可以帮助我们。甚至某些形式的强迫性猜忌、吸毒、强迫性性行为以及对别人如何看待自己形象、身体、自我评价等过分的关注，都可以有所帮助。第二部分第六章打开大脑的锁（3）施瓦兹通过对患有强迫性官能症和没患这种病的人的脑部扫描进行比较，形成了一种新的诊断方法，利用这种诊断方法研究出一种新形式的疗法——据我所知，运用这种脑部扫描作为表现鉴定试验（PET）来帮助医生既了解一种精神病又为其开发一种精神疗法，这在医学史上还是首次。然后他通过对他的病人实施心理治疗的前后做脑部扫描，检验了这种新的疗法，并且表明通过治疗以后，他们的大脑已经趋于正常。这又是一个首次——首次表明谈话疗法可以改变大脑。正常情况下，当我们犯下一个错误的时候，有三桩事情发生。首先，我们会有一种“犯错感”，就是对某件事情做错后的那种挑剔感。其次，我们会变得焦急起来，而这种焦急又会驱使我们去纠正这个错误。最后，当我们已经纠正了这个错误后，我们脑子里的一种自动挡会让我们转移到下一个想法或者下一个活动上。然后错误感和焦虑都消失了。但是强迫性神经症患者的大脑不会自动转移或者是“向下翻页”。即使他已经纠正了拼写错误，清洗了手上的细菌，为忘记朋友的生日而道过歉了，他依然被困扰着。他的自动挡失灵了，并且错误感以及随之而来的焦虑变得异常强烈。通过大脑扫描，我们现在都知道，强迫症涉及到大脑的三个部位。我们用眼眶额叶皮质来发现错误，它是额叶的一部分，位于大脑的下方，正好在我们眼睛的后侧。通过扫描表明，强迫性症状越明显，眼眶额叶皮质表现得就越活跃。一旦眼眶额叶皮质激发了“错误感”，它就会向位于皮质最深部位的扣带回发出信号。扣带回触发了可怕的焦虑，认为除非我们纠正错误，否则就有不祥的事情发生，它并且向五脏六腑都发出信号，使得我们全身上下都感觉到恐怖。这种“自动挡”，即位于大脑中心底层的尾状核，会让我们的念头一个接着一个往下转换。除非，这种尾状核变得非常地“粘滞”时，像强迫性官能症出现的情况那样。强迫性官能症患者的脑部扫描表明，大脑的三个区域都处于亢奋状态。眼眶额叶皮质和扣带回都变得兴奋起来，但又停滞不前，似乎一起锁定在“接通位置”上——这就是施瓦兹称之为强迫性官能症“大脑锁”的原因之一。因为尾状核不自动“换挡”，所以眼眶额叶皮质和扣带回继续发出信号，不断地强化错误感和焦虑。因为这个患者已经纠正了错误，所以这些信号显然是些错误的警报。失灵的尾状核胶滞住了，仍然充满从眼眶额叶皮质发来的信号，所以它很可能过度活跃。造成严重强迫性官能症大脑锁的原因多种多样。多数情况下，这种病症是家族史或者可能是遗传造成的，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感染后，尾状核肿大而引起的。并且，正如我们会明白的那样，学习在其发展中也同样起了作用。施瓦兹通过解开眼眶额叶皮质和扣带回之间的连锁以及让尾状核恢复正常功能的途径，他着手开发一种能够改变强迫性官能症回路的疗法。施瓦兹想知道病人是否可以通过持续的、努力的关注以及主动锁定某些忧虑之外的事物，比如说，一项未曾参加过且令人愉快的活动，以此来“手动”将尾状核换挡。这个方法具有塑性意义，因为它促使了一个新的大脑回路的形成，这种回路带来愉悦并且触发多巴胺的释放，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多巴胺释放对这种新的活动进行了奖励，并且巩固、增加了新的神经连接。这种新的回路最终可以跟之前那个进行竞争，并且根据不用则废的原则，病态的回路网络将会削弱。运用这种疗法后，我们不需要太多的去“破除”坏习惯，比如用更好的行为去取代不好的行为。第二部分第六章打开大脑的锁（4）施瓦兹把这种疗法分成了好几个步骤，其中有两个很重要。第一步是要让强迫性官能症发作的患者对在他们身上所发生的一切改变认识，以便认识到他们所遭遇的并非细菌的侵入、艾滋病的感染或者是电池电解液的沾染，而是强迫性官能症的一个表现。他应该记住大脑锁发生在大脑的三个部位。作为一位临床医学家，我鼓励强迫性官能症患者来为他们自己做以下的归纳：“是的，我现在真的有问题了。但它不是细菌，而是由于强迫性官能症的发作所引起的。”这种重新认识让他们和压迫内容保持一定距离，并且多少以佛家感悟人生苦厄的方式来看待它：眼看着身心受其煎熬，但却依然能如此超然地置身事外。强迫性官能症患者也应该提醒他们自己，这种病发作后不会即刻消失的原因在于错误的回路。有些病人可能会发现这样做是有益的：在一次病情发作中，去看看施瓦兹《大脑锁》一书中强迫性官能症患者异常脑部扫描照片，再跟施瓦兹经过治疗好转病人的正常脑部扫描照片进行比照，从而提醒自己改变大脑回路是有可能的。施瓦兹正在指导病人对强迫性官能症的普遍形式（侵入到意识当中的焦虑的想法）和强迫的内容（例如危险的细菌）进行区分。病人越是锁定在内容上，那么他们的病情就会变得愈加恶化。长期以来，临床医学家们也同样锁定在了内容上。强迫性官能症最普遍的疗法称为“暴露和反应阻断疗法”，一种行为治疗形式，尽管这种疗法没有使大部分患者完全好转，但它帮助了大约半数强迫性官能症患者有所好转。如果一个人害怕细菌，就使他逐渐地暴露在更多的细菌当中，力图使他变得麻木起来。临床治疗可能意味着让病人花更多的时间呆在卫生间里。（当我第一次听说这种疗法的时候，精神病医生正在叫一个男人将脏的内衣裤套在脸上。)不难理解，30％的病人会拒绝使用这种疗法。暴露在细菌之中，目的并非将挡“换”至下一个念头；它导致更多的病人全神贯注于此——至少一会儿。标准行为疗法的第二部分是“反应阻断”，防止病人对这种强迫起反应。另外一种医疗形式是认知疗法，其前提是基于问题情绪和焦虑状态都是由认知扭曲——不准确或夸大的想法引起的。认知临床医学家们让他们的强迫性官能症患者写下他们所害怕的事物，然后列出那些他们也不解何义的理由。但在这个医疗过程当中，也让病人沉湎于强迫性官能症的内容里。正如施瓦兹所说的那样，“教一个病人说，‘我的手不脏’，只不过是在重复那些他已经知道的事情……，认知扭曲恰恰不是疾病的内在部分；一个病人基本上知道，今天没有对食品柜中罐头的数量进行统计，将不会真的导致她的母亲今晚死于非命。问题是，她不会那样想。”精神分析师也已经集中于症状的内容上，许多症状涉及性的和攻击性的念头。他们已经发现一种强迫性的想法，例如，“我将伤害我的孩子”，也许对小孩表达的是一种压抑的怨气，并且这种内省方法，在轻度的病例中，足以消除这些困扰。但这种方法对中度和重度强迫性官能症通常不起作用。尽管施瓦兹相信许多强迫症的起源与弗洛伊德强调过的那些有关各种性的冲突、攻击行为以及负罪感有关，但这些冲突解释的仅仅是内容，而不是扭曲的形式。第二部分第六章打开大脑的锁（5）当一个病人已经承认忧虑是强迫性官能症的一个症状时，下一个关键步骤是，一旦他开始意识到强迫性官能症正在发作的这一刻，就要让他重新专注于一项积极的、健康的、理想的并且带来快乐的活动。这个活动可以是栽花种草、演奏乐器、听音乐、计算是投篮或者帮助别人、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等。有他人参与的活动更能让病人保持专注。如果病人开车时强迫性官能症可能发作，他应该事先做好准备，如一盒有声读物和一个音乐CD什么的。这样做也许看起来像一个很清楚的动作过程，并且可能听起来很是简单，但对强迫性官能症患者来说却很难做到。施瓦兹使他的病人确信，尽管他们的“手动变速器”是胶着的，但通过努力它是可以改变的，一次以一个努力的念头或者动作来使用大脑皮质进行改变。当然，“换挡”是一个机器的比喻，并且大脑并不是一台机器，而是塑性的、鲜活的。每次病人试图“换挡”时，他们通过发展新的回路以及改变尾状核来开始安装他们的“变速器”。通过重新聚焦，病人要学习的并非去锁定在强迫症的内容上，而恰恰是要去绕过它。我建议我的那些病人们想想不用则废的原则。他们花在考虑这些症状的每时每刻——认为细菌在威胁着他们的每时每刻——他们都在深化这种强迫性的回路。只要超越它，病人就能走到远离病症的正道上来。患有强迫性官能症的病人，越是多做，越想多做；越是少做，越不想做。我在参加一位朋友的晚宴，这位朋友我将称她为艾玛；一同赴宴的还有她的作家丈夫西奥多以及其他几位作家。艾玛现在四十岁上下。她二十三岁时，一次自发的基因突变给她带来一场称为色素性视网膜炎的疾病，这种病导致她的视网膜细胞的死亡。5年前她完全失明了，于是就开始养了一条拉布拉多犬马蒂来导盲。就在那个晚上，艾玛问了我是否清楚这种老不放心家中物品的毛病。她告诉我她常常出门时有一大堆的麻烦，因为她老要反复的检查炉子和门锁。她上班路上可能又返回，也就是她离开家去上班，走到半路上时，然后又不得不回来看看门锁好没有。等她回到家时，她又要去检查炉子、电器、自来水关好没有。她得走的时候，她又必定要把刚才的整个过程重复好几次，做这些事的时候，她始终都在克制这种老不放心的念头。她告诉我在她成长过程中，她父亲的严厉、专制使得她变得十分焦虑。当她离开家以后，她不再焦虑，但却发现似乎又患上了老不放心的毛病，而且这种毛病变得越来越糟糕。我将大脑锁的理论解释给她听。我告诉她通常我们一遍又一遍地检查电器，但却没有对它真正的集中注意力。所以我建议她检查一次，仔仔细细地，只检查一次。后来我见到她时，她高兴极了。“我好了”，她说，“现在，我检查一次就动身出门。我仍然有想反复检查的念头，但是我克制它，然后它就消失。随着我练得越来越多，它消失得更快了。”第三部分第七章疼痛（1）——神经塑性疗法对“幻觉痛”的治疗当我们希望完善我们的官能时，神经塑性是上天的一种赐福；而当其为疼痛服务，为其推波助澜时，塑性无疑是一种咒语。拉玛张德兰是一位带领我们研究疼痛的最引人注目的神经塑性学家之一。维拉雅努尔·苏伯拉曼尼安·拉玛张德兰生于印度马德拉斯。他是一位医学博士，一位有印教背景的神经学专家，有着剑桥三一学院心理学博士的学位。而这位19世纪科学传承的代表人物同时也在解决21世纪的难题。我们是在圣地亚哥见面的，他在负责加利福尼亚大学大脑和认知中心。“拉玛”留有黑色的卷发，穿着一件黑皮夹克。他的嗓音比较大。带有英国人的口音，但当兴奋的时候，他说话就像一长串的鼓声，快速而急促。然而，当许多的神经塑性学家为了帮助人们形成或者恢复技能——阅读、行走或者克服学习障碍而进行研究的时候，拉玛张德兰却在用塑性来重组我们头脑的内容。他表明我们可以使用想象力和理解力通过相对无痛的疗法来重组我们的大脑。拉玛张德兰取出了一个大的方盒子，内置一面镜子，看起来像一个孩子玩的魔术。通过使用这个盒子以及他对塑性的了解，他对几个世纪以来神秘的幻肢以及它们所造成的慢性疼痛做出了阐释。为了寻找受试者来测试他的镜像盒，拉玛张德兰在当地的报纸上登了一个古怪的广告，写道“诚征截肢者”，于是“菲力普·马丁尼兹”就来应征了。大约10年前，菲力普从以时速四十五英里疾驰的摩托车上甩了出来。这次事故导致从他的左手掌到胳膊一直到他的脊髓的所有神经都被撕掉了。他的胳膊仍然附在身体上，但没有功能神经从脊柱向胳膊发送信号，也没有神经进入到他的脊髓向大脑发送信号了。菲力普的胳膊除了毫无用处之外，更糟糕的是，他还不得不用吊带吊着这样一个无法活动的“包袱”，他最终还是选择截除了这只手臂。但是在他的幻肘上却留下了可怕的幻觉痛。在幻臂上同时也感觉到了瘫痪，并且他有种感觉，只有他多少能设法活动它一下，他才可能减轻这种疼痛。这种困境让他如此的沮丧，使得他想要自杀。当菲力普把他好的胳膊伸入了镜像盒里头时，他不仅仅开始“看到”他的“幻影”在活动，而且这是他首次感觉到它在活动。这使得菲力普大为吃惊，而且非常地高兴，他说他感觉他的幻臂好像“重新接通电源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