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东方精神-4

于是我又开始想，这只是一个开端。在我们的周围，仍然可以看到许多与“以人为本”观念相违背的管理规则，而同时我们也不断看到许多人在明知故犯地违反这些规则。为了解决这类问题，除了我们公民的素质还有待提高之外，那些规则的合理性是否也应受到审查？John Ulreich教授的一堂课作者： 黄培辰（新东方实用英语学院教师）在我看来， John Ulreich教授是绝对的专家，至少在亚利桑那大学的英语系，他是不可缺少的。为保持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健康、稳定、持续的发展，新东方教师培训走向了国际化。去年夏天，我作为新东方选派教师之一前往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短期培训。这期间，许多的人、许多的事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犹豫再三，还是准备写写这个John Ulreich教授上的这堂课，说说这个教了40年文学的老人。可是，又该从哪里说起呢？也是，和他只相处了短短的3个小时，又该写些什么呢？听这里的留学生说，老人是个犹太人，做研究和教学的时间加起来有40年，研究方向是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和弥尔顿诗歌。英国文学史上，有号称“诗人中的诗人”的斯潘塞，有倡导“归纳法”、喊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培根，还有大文豪莎士比亚，但是我觉得最难懂的还是《失乐园》、《复乐园》、《力士参孙》的作者弥尔顿，文学史上有“弥尔顿之后无史诗”的说法，可见弥尔顿在西方文学史上的地位。由此看出老人的研究方向不一般，他选的是英国文学史上最难的那个部分。论“武”功级别，绝对是属于听风辨器、碎叶摘花级的。课堂上，老人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文学是什么”，这问题有什么难的？轮到我回答问题，我有点炫耀地说：“文学是历史，如果读过狄更斯，就知道什么是维多利亚时代；如果读过马克·吐温，就知道什么是镀金时代。文学也是哲学，因为达尔文的理论和哈代的自然主义在创作思想上就有一些相似的地方。”猜猜老人说什么？他说：“看得出来啊，孩子，你读过不少书。”接着问其他同学，每有一个同学回答问题，老人就对这个同学的知识结构进行一个简单的评价。等全问完了，我才反应过来，老人是在进行一次随机的课上调查，在探我们的底，一两句话就能知道你的深浅，这么做课堂调查太奇特了，太有效率了。说是回答问题，那闻一知十的高手风范却是一目了然了，这个老人，不简单。点化的方式也与众不同，他先给我们讲了一首文艺复兴时期大诗人Gorge Herbert的诗，讲解之后问我们：“这首诗的主题是什么？”我叽里呱啦地说了一大堆，觉得自己把作者的观点阐述得够全面的了，结果老人微笑着看了我一眼，说了句：“Whatever you say is right, Alex（Alex是我的英文名）.”什么叫“你说什么都是对的呀？”怎么听着像讽刺我多嘴，充先知啊？我这么想着，John开始自己分析了，听到最后才明白，是在点化我呢。按他的意思，做文学分析的时候，只要能弄懂主题的所在就可以，但是表现这个主题的方法不止一个，用文言还是大白话，全看对象是什么人，难怪他会说“WHATEVER you say is right.”，主题想清楚了，还愁没有语言表达吗？白话、文言都无所谓啊，能说清楚就可以。这就是“想法优先，表达跟进，要勇于思考，不用太多搬弄文字技巧。”别小看这句话，如果我弄懂了一篇文章的主题，难道我就不能用幽默风趣的语言讲一些艰深难懂的主题吗？这个老人，太与众不同了，给你一句话，够你想半天，可是一想通了，好像有一种受用一生的感觉。我不想说什么“美国教育注重能力培养”之类的话，我想说的是：美国大学教育更注重的是想法，而不是什么求证、数据、做题什么的。“你到底是什么想法”才是美国大学老师最重视的。体现在John Ulreich教授的身上就是，原则给你了，怎么完善说法是你自己的事情，虽然只有一句话，但是好读好记，马上能用。看来很多东西一定要自己悟，领悟得越多，表达越灵活。真是应了中国的老话，叫“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老人展示出的教学研究方法，看得懂、听得见，一般人很难做到。学过英语的人都知道，学习过程中最难的不是认字，而是为什么用这个字，这个字的内涵是什么，为什么别的字就不行。英语学习“听说读写译”五步走，还有一种情况是“不译”。记得自己在开始讲文学的时候，总想把文章翻译成中文，试图以此让学生们体会作者的主题，可是翻译之后，大家还是听得一头雾水。后来我把原著用简单英语复述了一遍，学生的反应就好多了，但这算不算是篡改名著啊？听了老人的课，心里才踏实了。他很明确地告诉我：“Do not translate them. Paraphrase them.”原来我用的这方法人家用了好几十年了。 老人说，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锻炼学生的写作能力，如果是诗歌的复述，还能锻炼学生写散文的能力。又学了一招，看来自己的体会和以前的作法是对的，还应大力推广，做深做细。老人更让人叫绝的是：讲解的每句话不但用简单英文进行了复写，使原文变得通俗易懂，还能找到这些句子在圣经中的对应（哪句话是和圣经故事的主题有关的，哪句话直接就是圣经语言的复述），每个地方都用特殊的标记标出，一清二楚，这需要怎样的耐心、勤奋和语言功力啊。这就叫做治学严谨！GRE里有一道写作题，问这个世界上需要的是专家还是通才，在我看来， John Ulreich教授是绝对的专家，至少在亚利桑那大学的英语系，他是不可缺少的。这里的美国朋友告诉我，想当他的学生不是那么容易的，首先是收徒极严，其次是课业负担重，可一旦出师，又能得到他的推荐信，找个好的工作不在话下。在美国这个天天嚷嚷“提高就业率”的国家，工作意味着什么不用我说了吧。一千零一夜不连贯的思索作者： 王强当文化的“童心”视角如深秋的花朵日渐凋零的时候，文化的真实还能剩下多少？人的真实还能剩下多少？生命的真实还能剩下多少？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遥远的地方，有个孩子靠猎鸟生活。那时候，世上的人们还不会讲故事。有一天，孩子猎鸟猎了很久。天色暗下来。他在一块巨石边找了个栖身之地准备休息。正当他坐下要把一块儿砾石磨来做箭头的时候，一个低沉的声音突然说道：“让我来给你讲一个故事。”孩子一惊，四下张望，却不见任何人影。“你是谁？” “我是Hahskwahot。”孩子这才意识到，原来是身边站立的巨石在发出声音。“好呵，那就讲给我听吧！”孩子说。“不过，首先，你得把你打的鸟送一只给我作礼物。”巨石的声音在说。“好！给你！”孩子说着便把一只鸟放在岩石上。接下来，低沉的巨石的声音给他讲述了一个神奇的故事，一个前世里万事万物如何如何的故事。听完了故事，孩子回到了家。可那天晚上，好奇的孩子又回来了。他又带来了一只鸟，又把它放在巨石上，然后坐下来倾听。“哦，我给你讲个传说。讲完这个再给你讲另外一个。你要是听得困了可要告诉我，这样你可以回去休息明天再来。”一个夜晚过去了。又一个夜晚过去了。孩子开始把别的人带到这儿和他一起倾听巨石的故事。听到故事的人越来越多。而孩子呢？他早已长大成人了。终于有一天，巨石低沉的声音对他说：“你也会苍老。但在苍老的暮年你定会得到这些传说的相助，因为你现在是洞悉前世故事的传人了。不管你走向何方，你都会得到人的盛情和款待。”如果说阿拉伯人的《一千零一夜》从讲述一开始就通过谢赫拉查德（Scheherazade）揭示给我们：“讲述”是拯救生命的前提或延续生命的必要条件的话，那么，这个易洛魁印第安人的故事则揭示给我们：“讲述”把意义带进人的生活世界，而人通过“讲述”企及生活世界的回报。同时，它更进一步揭示给我们：世界的大隐秘只展示给充满诚信与惊奇的“童稚”的眼睛。这样，刘再复“漂泊的哲学”的意义也就必然存活在他童稚般的信念与不断叩问的眼睛里。难怪，他会写道：“哲人问：小溪流向江河，江河流向大海，大海又流向何方？我回答：大海流向漂泊者的眼里。”这是谢赫拉查德式的生存宣言。他“漂泊”，于是他“讲述”； 他“讲述”，故他必“漂泊”。在作者的精神视野里，渐渐清晰的五卷文字（《漂流手记》、《远游岁月》、《西寻故乡》、《漫步高原》及《独语天涯》〔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板块在精神宇宙的无限中漂流开去的时候，一个意义的大陆正在形成。当我们说刘再复的“漂泊的哲学”的时候，我们指的正是这即将成形的文字的大陆，这一大陆的基本构造是真的人的精神尊严和力量，以及由这两种充满高贵的生命元素所构造的文字的熔岩中喷突出的智性的美丽和奇异。《独语天涯》以及它的副标题“一千零一夜不连贯的思索”恰如其分地揭示了他“漂泊哲学”的内涵。正像对死亡的体验一样，“漂泊”的体验必然是完全个人性的。这就注定使得刘再复“漂泊的哲学”完全刘再复化。而刘再复化也就意味着从“群体性”的生存状态中挣脱，在辽阔的宇宙大背景前孤独而悲壮地展示微弱却是鲜活的声音、思想以及信念。这是一种以力的“个体”警醒向冰冷的可怖“群体”进行挑战的堂吉诃德式悲剧意识的个人化展现。从他“漂泊的哲学”里我们看到了：他失去了“群体”喧嚣的恢宏，却获得了“个体”的清晰声音；他失去了“群体”的虚妄，却获得了“个体”的真实；他失去了“群体”猪猡般舒适的媚俗，却获得了“个体”的苏格拉底式的智慧的欣悦。他的“漂泊的哲学”的价值在于它告诉世界：真正的漂泊者其实什么都不会失去。真正的漂泊者其实只有获得。漂泊的本质在于叩问。而“真正能够叩问的是眼睛”（雅贝《边缘之书》〔E. Jabés，The Book of Margins〕）。由于眼睛的“叩问”，刘再复的“漂泊的哲学”便成为一种动态的、持续的、引人入胜的“行动”。哲学不再是纯书斋式的静观的沉思。哲学变成了“观念的历险”（怀特海语）中思想者“悲剧式”的，从而也就是“英雄式”的行动。眼的叩问的终极在于“看见”，而“看见”意味着顽强地“打开一扇一扇的门户”（雅贝《问题之书》〔The Book of Questions〕）。“看见”的欲望乃是真正独立思想者生命的全部，既燃烧在它的起点也燃烧在它的终点。“看见”来自于肉体却又超越了肉体。当视觉的肉体性黑暗吞噬了博尔赫斯时，“看见”的欲望却让他在常人的悲剧中找到了救赎。“失明不该从悲悯的角度看。它应被视为一种生活方式——众多生存风格中的一种……当一个关闭的世界被转化成一种力量的工具去打开另一个世界的时候，不幸之人也就得到了幸福的救赎。”（博尔赫斯《七夜》〔Seven Nights〕）命运常常是公平的。非自我性的“关闭”往往意味着更多的开启，正像自觉的放弃往往意味着更多的获得。不妨说，生存是穿越时间的“看见”，那么永无终结的“看见”，即作者笔下“眼”（无论是肉体性的还是精神性的）漂泊式的不停叩问，则是真正思想者穿越生命与思想空间的生存。古希腊寻找金羊毛的亚尔古英雄（Argonauts）有句名言：“要紧的不是活着，要紧的是去航行。”（The essential thing is not to live；the essential thing is to navigate.）（马迪·依巴涅兹《水晶箭簇》〔The Crystal Arrow〕）其实，思想叩问的过程本身就是航行。它从浩淼时空纵横交错的坐标上延展着思想者的生命。我叩问，故我在。眼睛是灵魂的窗口。那么，当“大海流向漂泊者的眼里”的时候，我们必然期待着“看见”思想者漂泊灵魂的本质。我们发现我们走进了一个被作者界定为“童心”的世界。“童心并不只属于童年。形而上意义的童心属于一切年龄。”（三四二段）作者以“孩子”这一意象为他的“童心”进行了多层次、 多角度的界定： “孩子的眼睛无遮拦。”（三二九段）“孩子的眼睛布满大问号。”（三三二段）“孩子无需包装，孩子无需面具。”（三四三段）“孩子心中没有猜疑和碉堡。”（三四九段）“孩子往往能回答成人理性无法回答的问题。”（三五二段）“童心视角，不是无知，不是幼稚，而是透过聪明人所设置的种种帐幕，直逼简单的事实与真理。”（三六○段）。就像安徒生《国王的新衣》中的孩子，他的逼视有着可怕的穿透力，他看到了真实的赤裸并且还要将这一真实毫不留情地刺破。德里达（J. Derrida）所说的“……眼睛令人致命地睁开了”（the lethal opening of the eye），正是“童心”视角强大文化穿透力的另一哲学佐证。没有穿透力的叩问无论如何不能被称之为思想者的真叩问。当文化的“童心”视角如深秋的花朵日渐凋零的时候，文化的真实还能剩下多少？人的真实还能剩下多少？生命的真实还能剩下多少？思想者，你得思想。你得真实地思想。你得摘下面具如孩子一样地思想。一个低沉的声音在天涯独语着。是呵，“救救孩子！”敬畏经典是个无条件的前提作者： 陆扬世事变迁，沧海桑田，我们的认知模式不断更新，经典可能会显得不合时宜。但即便它们四处碰壁、落落寡合，也永远像宝石一样，用自身的光辉照亮我们。《论语·子路》说，“名不正则言不顺”。现在用孔老夫子这句话来形容他老人家经典文本的最新一次“丧家狗”读解，倒是适得其所。说起“丧家狗”，也还是夫子怀才不遇、流落他乡之际，狼狈自嘲的话。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在郑国同弟子走失，孤零零伫立在外城东门。有郑国人告诉子贡，东门有个人，额头像唐尧，脖颈似皋陶，肩膀活像子产，可是腰部以下比禹还短三寸，那狼狈不堪的样子，真像一条丧家之狗。子贡寻到孔子后如实相告，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未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给孔子贴标签——丧家狗：比较林语堂和李零对孔子的解读当初林语堂在他天花乱坠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化的一大批小品文中，不止一次谈到这个典故，称孔子认可丧家狗的称谓，让我们领略了充满谐趣的孔子的智慧。林语堂还写过后来引起孔氏后裔打官司的《子见南子》。虽然孔子在南子的美貌面前显得言不由衷，可是读完剧本，到底可以感觉到老夫子那种痛下决心割舍世间一切诱惑，义无反顾、为所不能为的慷慨之气。可见即便是丧家狗这个称谓，本身还不是致命的要害，孔子可以一笑了之。林语堂可以从中读出高远的幽默精神，我们自不妨效法林语堂，把它读作孔子的大智慧。问题是李零引起轩然大波的《丧家狗：我读孔子》这本大著，不但堂而皇之给孔子贴上丧家狗的标签，而且有心要从字面义来圆满解释这个标题。这在今日国学启蒙已经在向幼儿教育普及，荧屏上名流与新星齐飞、一并倡导读经的新时代，就显得非常出人意外了。由此引来一片排山倒海的声讨，也是在意料之中。之所以在意料之中，是因为它也许可以显示在今天宏大叙事几已解构殆尽、神圣和经典一律走下神坛的大众文化时代，信仰到底还是依依不舍地潜伏在我们大家的无意识里，没有陷入山穷水尽的绝境。这本书因为书名缘故，读者凭空多出数倍，网络上道听途说、多少得获一知半解的“闻者”，更是多不胜数。假如所有这些读者和捕风捉影的闻者，一致举双手赞成李零，认可丧家狗是落泊孔子最形象的写真，那才是真正值得悲哀的事情。何以言之？因为那意味着中国文化中最崇高的形象就是丧家狗的形象，中国文化得以为本的根基也就是丧家狗的根基。李零说，孔子出身卑贱，却一心以君子即古代贵族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又说，孔子梦寐以求恢复周公之治，却又彷徨无奈、颠沛流离，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这可视为很典型的加诸孔子的解构主义读解。诚如解构主义的创始人多次强调解构不是他的发明，而是古已有之的东西，李零的上述话语，我们读起来肯定也是似曾相识。但是孔子孜孜矻矻的执著追求，其实很难以丧家狗一语一笔勾销，所以李零把丧家狗定义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隔阂上面，称所有怀抱理想却又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比较林语堂和李零的丧家狗读解，我们发现，林语堂的超越当中自有一种悲剧色彩，李零则更像是在同丧家狗这三个字较真。可是有些东西其实是没有办法较真的。你说丧家狗就是怀抱理想，而在现实中又找不到精神家园。可是谁没有理想呢？谁又能说他的理想在现实里是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呢？理想假如同现实没有隔阂，就不成其为理想。若之，是不是我们人人都是丧家狗？这里可以见出名称的名和实的问题。莎士比亚的《罗密欧和朱莉叶》里说，名称又算什么？我们叫做玫瑰的东西，随便给它换个名字，还不是照样芬芳？所以丧家狗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假如我们大家都认同自己有理想，感觉我们的理想没有在现实生活中实施无遗，由此自嘲也好，较真也好，把丧家狗的称谓认领下来，那么丧家狗肯定也就是一个人心安理得并受之不愧的好名称。就像唐吉诃德这个名称那样，它的讽嘲贬义渐渐褪去，那种疯疯癫癫的骑士精神却益发叫人欲罢不能。李零声明，他读《论语》不往高捧，也不往低踩，他觉得认真推想起来，孔子很像唐吉诃德。可见唐吉诃德至少不是可以等闲视之的人物。唐吉诃德也是丧家狗，他是执迷不悟、有家不归的丧家狗。可是唐吉诃德曾经叫多少人黯然泪下。我觉得林语堂对孔子的阐释，就是把孔子读成了唐吉诃德。反过来看，谁又愿意给自己贴上丧家狗的标签？语言的性质是约定俗成的，语词含义的转换有一个历史过程。不说别的，就说期望丧家狗这个词的褒贬含量可和唐吉诃德一语等而视之吧，即便大家一起努力，起码也得再等100年。不愿意做丧家狗的网民们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地声讨丧家狗模式的《论语》解读，寻思下来，起因应是在这里。其实李零的《论语》解读中规中矩，同先前出版的许多类似著作并无二致，虽然没有顶礼膜拜，可也没有亵渎神圣。就此而言，《丧家狗》这本书与眼下畅销的于丹、易中天的那一大批经典普及读物，都是应时而生，是高雅文化或者说传统经典的大众文化版式。既然是大众文化的模式，市场的逻辑便一马当先，是以我们看到四方高手各显神通：于丹是以身说法，把《论语》和《庄子》世俗化；易中天则得意他有条不紊、设置悬念的说书好本领。比较来看，李零的办法最省事：一个书名，加上一篇序言，照样制造出了轰动效应。网上不乏有人留言说，喜欢看李教授这本书的序言，翻到其后的正文，不过平平。可见锋芒毕露、惹是生非的，其实还是虎头蛇尾，没有贯彻到底。但有此虎头，已经够了。所以“丧家狗”的命名，毋庸置疑是非常好的营销策略，无论是出版社还是作者本人出此良策，以经济效益计，都是令人钦佩的。解构经典是“扬弃”，而不是“去魅”可是，谁来计较孔子的委屈呢？司马迁写“丧家狗”典出的《孔子世家》，最后叹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司马迁对孔子的这样一种敬意，于今安在呢？于丹把《论语》比作心灵鸡汤，这是出于她的好意，以为鸡汤是最好的营养。可是假如有人不喜欢吃鸡，那么是不是也可以把《论语》命名为心灵肉汤、心灵老鸭汤，甚或青年人最是钟爱的心灵冰激凌？诚然，圣人在世的时候大体就是俗人，他们的道德修养，不说与你我是在伯仲之间，大体也还可以心摹手追。同理，经典问世之初，不说是好是坏，至少原本并不具有后代添加上去的那一层光辉。但是，圣哲既然已经成为圣哲，经典既然成为经典，作为一个既定文化立足的基石，假如我们不是抱定决心同这个文化过不去，那么就有充分的理由对它们抱有一份敬畏之心。这种敬畏是对文化根本的无条件敬畏，就像康德所说的，它如天上的星空，是映照在我们心中的必然道德律令。思想起来，康德本人的生平较孔老夫子更少传奇色彩，它对现代人肯定没有吸引力。康德生在哥尼斯堡，死在哥尼斯堡，在哥尼斯堡读书也在哥尼斯堡教书，一生没有离开过哥尼斯堡。而且，康德终身未婚，虽有过两次恋爱，却都是在举棋不定之间被人捷足先登。无怪海涅说他既没有生活，也没有历史。照这样看来，康德似孤家寡人的生平，与他划时代的批判哲学之间，又可以见出怎样一种反讽？或者，是不是也可以给康德加上一个什么狗的称谓？因此，我以为，对于经典的阅读，保持一份敬畏之心，应是一个无条件的前提。经典可以解构，但是解构的要义是“扬弃”，而不是随心所欲、百般“去魅”。唯其如此，章子怡胜过万本孔子是否纯属捏造之类的纷争，也许压根就不会发生。经典是文化的积淀，它是流淌在我们血脉里面的常道，故无论是它最初的神圣，抑或后来的世俗所指，都似行云流水、灿若天成般地书写着我们悠远的神思和更为亲近的悲欢离合故事。的确，世事变迁，沧海桑田，我们的认知模式不断更新，经典可能会显得不合时宜。但即便它们四处碰壁、落落寡合，也永远像宝石一样，用自身的光辉照亮我们。借此而言，在我们热衷比较中西文化，比较下来又每每得出不中不西结论的今天，孔子的修身齐家及至经国济世理想，是不是和柏拉图几成众矢之的的理性主义一样，理当格外得到一份敬意？过去的大学，过去的教授作者： 谢泳一个时代有—个时代的文化精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风采。中国传统士大夫发展到现代知识分子的道路是很曲折的，而且现在也不能说是彻底完成了这个转型，但近代以来，经过几代知识分子的努力，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应该说也植下了一点根基。自由胸怀的陶养张东荪当年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书的时候，在校务会议开会时，每次主席都要恭读总理遗嘱，有一次他即夺门而去，声言：“下次如再读遗嘱，我就不来了。”一个时代有—个时代的文化精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风采。中国传统士大夫发展到现代知识分子的道路是很曲折的，而且现在也不能说是彻底完成了这个转型，但近代以来，经过几代知识分子的努力，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应该说也植下了一点根基。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张东荪说过这样的话：“中国接受西方文化虽只短短将近五十年，然而却居然在思想界文化界养成一种所谓Liberal Mind。此字可译为‘自由胸怀的陶养’，乃是一种态度、或风格，即治学、观物，与对人的态度或性情，亦可说一种精神。”张东荪认为这种精神不是随便可以得到的。他觉得当时中国文化界已有这样的风度。怀疑的精神和批评的态度，在当时接受西方文化的人们当中已经萌芽。他说：“为时虽然不太长，幸而对于这个精神却已植了一些根基。虽然有待于将来的发扬光大，却不能不说已经有了萌芽。为了将来发展科学，为了中国在世界文化有所贡献，这一些萌芽是必须保全下去，千万摧残不得的。”（《观察》5卷第11期）不必“刻板文章，勒令从同”老大学里教授的权力之大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对于来自上边的命令，如果感觉不合理，要么据理力争，要么就公开抗议，这一方面说明大学的民主空气很浓，也说明了广大师生有很强的教育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1939年3月，陈立夫任教育部长后，为了加强对大学的控制，通过行政手段，对大学教育的很多方面强行统一管理，其中有些规定是合理的，比如统一招生，但也有一些部令是不合理的，如颁布大学课程科目表，统一课程教材，大专以上学校毕业考试实行总考制等等，严重窒息校园的自由空气，限制师生的思想自由，因而引起西南联大师生的反感和抵制。1940年6月10日，西南联大教务会议对教育部的统一大学课程教材和学生成绩考核办法等，据理抗驳，要求教育当局给予学校更多的教学自由，不必“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明确表示“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熟，行之多年，纵不敢谓极有成绩，亦可谓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 （《南开大学校史》，第260页）。好在那时教育部管事的多知道大学教授的厉害，所以在许多时候，并不愿意得罪他们。老大学里教授们反对行政当局的事是常有的，因为那时大学教授可以自由流动，在校内他们不必害怕校长，更不必害怕教育当局，不合适就走人，此处不留自有留处，整个心态从容而平静。由于过去的教授社会地位较高，经济上相对也有保障，这使自由流动成为教授生活的一种常态。也就是说，过去的教授一般不会在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大学里混下去，因为有自由流动的机制，也就给教授提供了较为宽阔的生存空间，过去的教授很少终身在一所大学里工作的，特别是年轻教授，他们的流动性是很大的，流动本身是一种双向选择的机制，教授在选大学，大学也在选教授，教授最终稳定下来的大学，通常就是他们比较满意的大学。这种自由流动的机制，对于展示一个人的才华是有促进作用的，也能保持教授学术上的创造活力。教授的境界王浩是世界有名的数理逻辑学家，他在西南联大的时候是金岳霖的学生。王浩后来把他在昆明西南联大度过的那段时光称为“谁也不怕谁的日子”。他说：“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论年资和地位，可以说谁也不怕谁。当然因为每个人品格和常识不等，相互间会有些不快，但大体上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是好的。例如在课堂上，有些学生直言指出教师的错误，而教师因此对这些学生更欣赏。有两次教师发现讲授有严重错误，遂当堂宣布：近几个星期以来讲得都不对，以后重讲。教师与学生相处，亲如朋友，有时师生一起学习新材料。同学之间的竞争一般也光明正大，不伤感情，而且往往彼此讨论，以增进对所学知识的了解。离开昆明后，我也交过一些朋友，但总感到大多不及联大的一些老师和同学亲近。这大概和交识时的年龄有关，但我觉得当时联大有相当的人在为人、处事上兼备了中西文化的优点，彼此有一种暗合的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 （王浩《谁也不怕谁的日子》，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第66页）西南联大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之于教授和学生对中西文化优长的完美结合，这种结合是在自觉状态下完成的。一位联大的学生曾回忆说，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先生曾说，杨振声先生讲小说必称沈从文，讲戏剧必称丁西林。这话在国文课上只证实了一半，为什么联大国文课本中没有选沈从文的小说呢?据说，当年讨论篇目时，规定过一个原则，凡是本校同仁的作品，一律不予入选，这么一来就连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名篇《背影》也没有机会在国文课本中露面了（张源潜《大一生活杂忆》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63页）。这看似小事，但它所体现的文化精神，却是很博大的，这样的小事，我们今天的许多教授就不一定做得到。兼任行政工作拒领“特别办公费”老大学里的教授，特别是负责的教授，比如各院院长、系主任等，对自己的要求都很严格，一是因为老大学里有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二是教授本身对自己的要求，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自律。想在老大学里有地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在学术上要绝对有公认的成就以外，在做人做事上面也得让大家看得过去，而且不能有太说不过去的缺点。在老大学里负责，真有点像西方做官，进入公众视野，一般是不能胡来的，大学又不同于别处，大家是敢说话的。所以老大学里每做一件事，都要先考虑教授们的反应，看看能不能过了他们这一关，要是他们不同意，事情是做不成的，特别是大事。抗战期间，国家财政很困难，大学教授的生活质量比战前下降了许多，当时大家都很穷。1941年，教育部曾规定大学里凡兼任行政工作的教授每人发给一笔“特别办公费”，但在西南联大，各院系负责人就不愿拿这笔钱，因为这样会引起其他教授的不满，为此联大各院负责人上书校方指出：“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号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表示拒绝领受这项特别补助。最后只有每个常委每月领了一份 （《清华大学校史稿》，第314页）。这样的事，看起来虽小，但它反映出的却是教授在大学里的重要性，因为是国立大学，从教育部一面说，为了维持战时的教育，给那些院长和系主任一点补助也不为过，但对那些负责教授来说，他们懂得教授在大学里的主导作用，所以从不愿意去伤害他们。尊重教授，是办好大学的第一要事。教授的傲骨张奚若先生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专业是政治学，早年是很敢说话的人，后来虽然不大能说话了，但张先生的敢言还是很出名的。1949年后，张先生还劝过执政者不要好大喜功。西南联大时期，有一次张先生去参加国民参政会，他发言抨击国民党的腐败和蒋介石的独裁，蒋介石打断他的发言，插话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张先生一怒之下拂袖而去，离开会场回到昆明。下次参政会再开会时，他接到寄来的通知函和路费，当即回一电报：“无政可议，路费退回”，从此再不出席国民参政会了 （《张奚若文集》，第15页）。张先生过去和胡适的关系非常好，青年时代遇事总愿和胡适商量，但中年以后在大事上和胡适多有分歧。就个人气质说，张先生比胡先生要激进一点，或者说，更具理想主义，太相信别人的承诺，比如关于联合政府的号召之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张先生是那一群知识分子中的一个代表，他们痛恨国民党的腐败，但又较为迷信新生力量。但不管怎么说，张先生都不失书生本色。大学校长对学生的帮助胡适晚年和胡颂平谈话时，常常流露一个看法，就是坏学校也出好学生。他特别提到过当时中国大学一个名叫黄晖的学生，常来北大听他讲课，这个学生后来写过一本很有学术价值的书，胡适晚年还记得这个学生。学校总有好坏之分，一般说来，学校不论好坏，凡在学校中就有名的学生一般都有出息，特别是赶上学运时候，凡学生领袖总是有才能的人。我虽然没有上过好大学，但我观察，坏学校里出名的学生，总是比好学校里平庸的学生有出息，不论学校好坏，凡在学校中没有显示才华的学生，以后大概也是平庸之辈。现在大公司找人，选人的成本比较高，其实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不论学校好坏，你以他在学校的出名程度来选择，大概不错。我前些年写过一则短文，说中国早期学生运动的领袖，后来以做大学校长的人为多。因为政治活动最能见出一个人的激情、人格和才华。西方制度下领袖人物的来源，基本是校园中最活跃的学生。据中国著名工业经济研究专家方显廷在《方显廷回忆录》 （商务印书馆出版，2006年）记载：“国立北京大学有五位学生运动领袖，他们参加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抗议中国在凡尔赛和会上受到的不平等待遇。……时任国立北京大学的执行校长蒋梦麟先生，请求穆先生（厚生纱厂老板穆藕初，编者注）资助这五位学运领袖出国留学。穆先生立即慨然应允，以五万银元作为资助。不过，作为一位传统的中国多神论者，他在应允此事之前，相邀蒋梦麟校长，一起到北京一座著名的庙宇去求了一次签。签语告诉他说，他的捐助行为将会得到极大的成功。后来，这些被资助的学子们，分别成为政府的内阁部长、外交使节、大学校长、知名学者和诗人。”方显廷回忆说，蒋梦麟校长请求穆先生资助的这五位学生是：罗家伦，后来做过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的校长；段锡朋，一位资深的国民党员和内阁大臣；康白清，著名的诗人；汪敬熙，中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做过中研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孟寿春，四川大学校长。方显廷的回忆大体不错，只是孟寿春，我查了一下四川大学的校史，没有记载。可能是方显廷记忆不准确。但不管怎么说，只要五人里有一个上面提到的人，这笔资助都可说得到了巨大的回报。1933年，蒋梦麟在北大当校长时还做过这样一件事：那年一开学，蒋梦麟以“不交学费”为理由开除了一批左倾学生，共计九位。这些北大学生被开除后不久，每位学生收到一封匿名信，内附支票三百元。信中说：他对同学被开除非常同情，谨送致大洋三百元为川资云云。这是我看千家驹《七十年的经历》时记住的一个细节。千家驹在回忆录中说：“我至今不明白这钱是谁送的。三九二十七，这二千七百元大洋（尚未实行法币）不是一个小数目。当时地下党很穷，绝不可能、也无必要送此巨款。社会上也不会有此急功好义的人士，况且他们也不可能知道每一被开除同学的姓名住址，这真是一个谜。经我们多方分析研究，我判断这是蒋梦麟校长耍的两面派手法。蒋一面开除学生，一面又怕他们留在北京，铤而走险，对他发生不利行动，干脆花一笔钱叫他们早早离开。果然，九位同学得了钱后，有的东渡日本，有的去了德国，各奔前程去了。”千家驹对蒋梦麟的这个看法，其实不准确。因为在蒋梦麟一生中，这样的作法绝对应当受到后人的尊敬。教出底气、品位和尊严来作者： 郭世佑编者按：美国历史学家杜兰特说，教育是一个逐步发现自己无知的过程，所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郭世佑说，要想做好教师的职业，就先要做好学生，而且要准备做好一辈子的学生。要当一个把知识当做幸福来传播的教师，要教出一点底气、教出一点品位、教出一点属于你的价值与尊严。本文是郭世佑教授在2007年7月中国政法大学新教师上岗培训班上的演讲。一、评为“优秀教师”不难，难的是如何在多数学生心里“合格”给新教师作讲座，谈如何做一个合格的教师，对我来说既是一种信任，也是一种压力。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中，我做教师做得怎样，将置于在座各位的监督之下。一个大学教师或者教授如果也像某些行政官员一样，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即使不是人品有问题，那也是有点无聊的。严格地说，作为政法大学的教员，我也只是一名新教师。我是2003年8月受法大的感召，离开浙江大学而来的，只比你们早来4年。我对法大的了解只比你们多一点点。在我们国家的大学教师岗位上，我已呆了25年。我的教学经历既简单，又有点复杂。我从1982年大学毕业，25年来，一直守候在教学岗位，没有离开过超出一个月的时间。后来攻读博士学位，也是在职而已，坚持上本科生的课，还带研究生，既当学生，又当教员。但我换了4所高校，从最基层的高校教起，比较辛苦。我之所以离开浙大，不是浙大对我不好，不欢迎我，其中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徐显明校长在动员我加盟法大时，有一句话把我打动了。他说：“我们政法大学的本科生源是非常优秀的，高考分数很高，但师资相对不够。”他希望能从多学科的角度来培养这些非常优秀的学生。我很喜欢非常优秀的学生，也愿意给自己设置挑战，所以来了。法大的学生特别重感情，让我感到很亲切，这至少与许多浙大的学生没有什么差别，有的还担心我来法大后感到失落，就经常用邮件来安慰我，鼓励我。每次上课结束后，他们都要用掌声来感谢师长的劳动，讲座完了还一定要送我回家。我也常想：到了法大，能走近这样一批学生，即使苦一点、累一点，甚至受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各位新教师，这是我首先想通报给各位的一个重要信息：法大的学生在整体上是很优秀的，不仅智商高，而且情商也不错，他们不会亏待你们的。各位刚刚毕业，刚刚为完成毕业论文、为找工作经过了一番折腾，还没喘过气来，又将面临新的折腾，要发表论文，完成教学工作量，要好好备课，还有学术研究的压力，还要准备经常填写各种量化的表格，还要在新单位搞好人际关系，先搞清楚有哪些复杂的派系，还要赚钱买房子、成家、养孩子，的确不容易，也许面临人生的一个转型时期，很辛苦。这些都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学校给我的题目是讨论如何做一名合格的教师。我围绕这个问题，谈几点个人体会。我觉得，做一个在评比表上能合格的教师不难，在同行的经常性评比中，评出一个“优秀教师”也不难，难的是能不能做一个让多数学生在心里觉得“合格”，并能留在某些优秀学生的记忆深处、影响他们良性成长的教师。要让学生觉得合格的标准才是真标准，而且要让他们毕业后也觉得你依然合格，依然值得牵挂，让他们为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拥有你这样的教师感到欣慰。在这方面，我自己做得并不怎么出色。我总觉得，学生给我的远远多于我给他们的，如果他们过于客气，我反而觉得不安。二、当一个把知识当做幸福来传播的教师坦率地说，我的专业（历史学）与职业（教师）都不是我自己爱好和选择的结果。当时很不甘心，现在却并不后悔。学历史也罢，做教师也罢，我都属于“先结婚，后恋爱”。不过我有一个朴实的理念，就是无论学什么，做什么，学一门就要像一门，做一行就要像一行，别让别人为你操心，说你的闲话。虽然如今走上大学教学岗位的都是博士，但在目前的大学制度之下，我们有一部分博士生的学术训练是很不够的，我国博士论文的整体质量令人担忧，我们还需要努力。教师无疑属于知识分子群体。关于知识分子，有很多种定义。艾森豪威尔最欣赏的定义是：用比必要的词语更多的词语讲述比自己知道的事物更多的事物的人，就叫知识分子。我们千万不要当这种知识分子。其实，艾森豪威尔就不喜欢这样的人，乃至对知识分子群体还有偏见。王小波说，他特别喜欢把知识当做幸福来传播的数学教师。我们要尽量做这样的知识分子。如果按照美国《时代》周刊有篇文章对知识分子下的一个定义，是所在社会的主流价值的善意的批评者，那就更好。至于怎样把教师的职业做好，除了必须具备作为教师的基本功与学术研究的基本功之外，还要准备好两个心理素质。第一要有爱心，要爱护学生，把他们当朋友，用爱心影响他们的心智发展。爱因斯坦说过，学校要培养和谐的人，而非专家，即那种既富于个性又有益于社会的人，这就离不开爱心。凡是与人打交道的职业，爱心都很重要，特别是教师、医生、司法三个行业。作为教师，如果没有爱心，你的才华再出色，你不可亲。当然，如果没有一定的才华，你不可敬。第二要保持做学生的心态，经常换位思考。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要想做好教师的职业，先要做好学生，而且要准备做好一辈子的学生。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我看来，只有先做好学生，你才知道什么样的教师才是真正受学生欢迎的，才知道自己的优势与不足是什么，你会经常自觉地进行换位思考，在这样的思考中不断地提高自己。只有准备做好一辈子的学生，你才会始终带着一份谦卑与敬业的心态，对待自己的学生和一个多少有些难度的职业。面对不同面孔的学生，要向学生学习，学习他们的淳朴善良，尽量保持年轻的心态，适当天真一点、幼稚一点，好好地创造生活、享受生活，不要太成熟，不要成熟得很世故，不要世故地对待不同家庭背景与不同学习程度的学生，不要世故地对待你的教师职业。美国历史学家杜兰特说，教育是一个逐步发现自己无知的过程。我自己就有一种先做好学生，还要做好一辈子学生的信念，坚定不移。顺便报告各位，当我做学生的时候，无论是中小学时期，还是大学阶段，研究生阶段，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都算一个比较像样的学生，许多教学出色的教师都挺喜欢我。我的许多师长都还健在，他们可以作证。我除了在初中时的数学课堂上，把一个不懂装懂的实习女教师气哭过之外，好像还没有哪个任课老师不欢迎我。而且我还不是一个特别在意分数的学生，还有独立思考的习惯，也有换位思考的习惯。当学生时，我就想，如果我是教师，这门课该怎样教更好；后来当了教师，我也常想，如果我是学生，我会喜欢什么样的教师来教这门课，怎样教才会让学生收获更大一些。三、作为教师，应该坚持的原则作为教师，我们不妨抓住某些原则：一是责任。如今这年头，往往是凭良心做事，要有职业责任感，在质量上尽量把关，宁愿自己累点，自讨苦吃，包括参加论文评审与答辩，都应当切实负责，不要走过场。对于学生的答辩，我主张投票时固然可以适当松一点，但一定要把某些要害问题指出来，尽量提出一些有价值的修改意见。我们还有责任指导旁听的学生。考试阅卷时，尽量不要找别人代理，要了解动态，改进教学。二是做人。应该把做人放在第一位，因为做人不是能力问题，完全是态度问题。如果只教学生做人，那可能会是一种无效劳动，关键是你自己怎么做，或者做得怎样。我们要求学生要有人文素质，那么我们自己的一言一行就要有所体现，而不是临时装出来，不是见了不同的人，就摆出不同的模样。我们不喜欢学生说假话，就应该保证自己不说假话。三是偏爱。偏爱也许是难免的，但不能让它泛滥，更要注意理性的偏爱。我评判学生的标准不太看重考分，而是看重学生的做人，还有提问题的习惯与质量。我们没有理由不喜欢提问题的学生和调皮的学生，千万不要打击他们，要尽量引导他们。教师虽然没有糟蹋学生、伤害学生的权力，却最容易糟蹋人和伤害人，特别是对那些有潜力、有个性的学生。我们的教育好像就是培养听话的学生，这是很糟糕的。我们要关注那些容易被冷落的学生。对于旁听的同学，更要一视同仁，欢迎他们融入到我们的课堂，尽量不让他们感到有什么不舒服。要知道，他们恰恰是对你的课有兴趣才来旁听的。去年在北大的校园里，天在下雨，北大法学院一个研究生走过来，非常热情地向我打招呼，自我介绍说：“郭老师，我在浙大旁听过您的课。”听了这话，当时我就觉得有一种成就感，因为未名湖畔的法学专业研究生的成长也多少有我一份贡献。我们不要疏远家境贫寒的学生。他们很不容易，贫寒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结果，贫寒将成为他们成才的动力之一。招收硕士生与博士生时，在同等的情况下，我就尽量招这样的学生，包括转专业来考的，我们应该多给他们一点同情与支持。因为在我看来，他们取得同样的成绩，要比同类学生的付出更多。我们也要尽量兼顾多数在平均线的学生与少数智力超群的学生，不要担心他们会故意刁难你，挑战你的自尊。如果谁想通过教师的职业谋取私利，谁想通过课堂发泄私愤，那都是糟糕的。在我当学生时，我就不喜欢有些教师把大学课堂作为回忆个人遭遇和发泄个人情绪的场所，占用学生的求知时间。大学的课堂应该是散而不乱，不要随便把个人经历与个人的喜恶带进课堂，不要把课堂当做卫生间，想发泄就发泄，当做卡拉OK包间，“想唱就唱”。我主张既不苛求学生，也不讨好学生，特别是对学生干部，我对他们的要求更高，我不欣赏某些学生干部的傲气，也从来不把学生的所谓职务当一回事。四、教给学生向权力说真话的勇气和智慧对我来说，人生最大的快乐与苦恼都与职业有关。我对许多学生都有一份感恩的情结，他们对师长很客气，而我没有为他们多做点什么，至少没有提供过特殊的帮助。我最大的快乐一是来自阅读，二是来自与学生的交往，能经常看到他们在进步，我的心血与劳动能让绝大多数学生理解和认同。我心目中的最高荣誉不是别的，而是来自多数学生的认可，包括少数优秀学生的认同，这就够了。我最大的苦恼是，我们这一代基础知识薄弱，现在一不小心有了一点所谓“名气”，应酬很多，看书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一直想着要补课，却没时间补，真的很苦恼，有时心里还发慌。25年来，我就从来没有认真补过什么课。还有一个苦恼是，与本科生接触要受到时间与精力的限制，与以前很不一样。以前，我和本科学生的联系非常密切，彼此感情很深，现在却有些陌生。我想奉劝各位，趁着自己还没有当上真、假“名人”之前，抓紧读书，如果等别人把你当“名人”之后，那就为时过晚了。德国的社会学家贝克说：人类已经进入一个风险社会。但相对来说，大学校园的风险要小得多。具体到法大，尽管这里的条件还不太好，办公条件、图书资料、管理水平都比许多综合性大学差多了，比对面的石油大学也差，甚至比北京四中、一0一中学都差，但我们是来创业的，而且法大的许多方面都在逐步改善，据说这几年的变化很大。法大有法大的资源，我们的生源就很好，我们在直接为国家步入法治轨道培养人才。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法大多培养几个好法官、好检察官、好律师，少出几个吃了被告吃原告的家伙，少培养几个既能吃通又能通吃的家伙。我们还要尽可能培养他们对学术的敬畏之心，要教给他们向权力说真话的勇气和智慧。各位新同行，无论是教员，还是教辅人员，还是教学管理人员，我想送大家三句话：教出一点底气，教出一点品位，教出一点属于你的价值与尊严。Chinglish：尴尬还是娱乐？作者： 田志凌中国式英语应该分为两种来看待。一种是Chinese English，一种是China English。其中Chinese English就是Chinglish，是用中式的语法和英式的词汇组合成的，属于语言的不规范使用。2007年8月，美国“全球语言监督”的机构报告指出，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中国式英语正在对国际英语形成最强烈的冲击，这当中包括大量中国政治经济的新词汇涌入，也包括由中国式思维造成的“洋泾浜英语”，其中有创造性的一部分可能进入标准英语。另一方面，随着中国2008年奥运的临近，至少在北京，政府针对之前大量存在的蹩脚英语标识开始了一场“纠错”运动。从长城标识、街道标牌到菜谱，统统都在改正之列。但在一些外国人看来，洋泾浜英语是一个非常有意思值得保存的东西，一些人开了Chinglish（中式英语）的网站，试图在它完全消失之前收集起来，作为一种历史的纪念。谁知道什么是“watch sister”？You don''t bird me，I don''t bird you（你不鸟我，我也不鸟你），We two who and who？（咱俩谁跟谁），Give you some color see see （给你点颜色瞧瞧），watch sister（表妹）……在网上搜索“中国式英语”，出现频率最高的就是这一组根据汉语逐字翻译，外国人可能永远看不懂的英文。“中文语法加上英文词汇，这就是典型的Chinglish（中式英语）”，教育部大学英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山大学外语学院夏纪梅教授说。如果你以为这些词仅仅是网络搞笑的东东，那就错了。8月，美国“全球语言监督”机构发布的报告称，上世纪30年代逐字翻译的中式英语Long time no see（很久不见）已经进入英语的标准词组。而今天中国2.5亿的英语学习者，正在让国际英语经历前所未有的中国式英语的强烈冲击。有网友于是说，“说不定有一天，美国人也会说Good good study，day day up（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呢”。然而在很多外国人眼里，中国式英语带给他们的首先是“搞笑”的乐趣。四年前，英国小伙路克第一次来到中国，在长城看到一块提示“不要抽烟”的牌子写成了No Smork （smoke之误），哑然失笑。之后他成了狂热的中国式英语（Chinglish）的爱好者，在游走中国各地的时候拍下大量搞笑的中式英语图标。在东北某城市的一个机场，路克发现一家著名航空公司的一块标语牌用英文写着“动物和酒鬼请办理托运”，中文本意是说动物和酒类物品要托运，因为误用单词alcoholics，意思就变成了醉酒者。在广州一家餐厅，写着beaf（牛肉）的三明治吃到嘴里常发现是猪肉。路克说，这可真不是件好事。和路克一样对寻找和拍摄中式英语标牌乐此不疲的外国人大有人在。创建了中式英语博客www.chinglish.de，上传大量中式英语图标的德国人纪韶融就是一个。他有一个著名的关于“小弟弟”的故事。说的是他第一次来到中国，在上海的出租车上发现一句提示“请带好随身物品”，下面一行的英文“Don''t forget your thing”却一下子把他逗乐了，因为这句话在英语语言文化中表达的意思是，提醒男性乘客“别忘带走你的‘小弟弟’”。在中国人看来无足轻重的thing后面少了一个s，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根据美国“全球语言监督”的机构报告，自1994年以来国际英语增加的词汇中，中式英语贡献了5％到20％，超过任何其他来源。在变成英语新词的中式英语当中很多是中国独有的词汇和概念，比如：儒家思想（Confucianism），四书（Four Books），五经（Five Classics），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和平崛起（peaceful rising）等等。因为海外对中国关注的持续升温，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不断出现在海外各种媒体上，成为固定表达。“全球语言监督”主席帕亚克说：“由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它现在对国际英语的冲击比英语国家还大。”教育部大学英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山大学教授夏纪梅告诉记者，中国式英语应该分为两种来看待。一种是Chinese English，一种是China English。其中Chinese English就是Chinglish，是用中式的语法和英式的词汇组合成的，属于语言的不规范使用。China English指的则是中国特有的东西，是允许存在的。除了知识经济等新词汇，还有比如饺子、功夫、气功、阴阳，这些都用音译进入了英文词典。甚至早期北美移民以广东人为主，像粤语的白菜、锅、垃圾（勒色）等词都以粤语的发音进入了英文词典。事实上，进入英文词典并不等于被母语为英语的人广泛使用。英国小伙路克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示，他在国内从来没有听过Long time no see这样的表达方式，就像他来中国之前从来不知道WC是什么意思一样。迎接奥运，清洗蹩脚英语在广州工作生活了四年多，路克对中式英语已经没有当初那样敏感了。“看得太多，已经习惯了。不过看到刚来中国的朋友对中式英语还是很兴奋，到处拍照片，跟我当年一样。”蹩脚的中式英语会出现在机场、车站、餐厅、商场，各种公众场合。很多外国人都提到长城，一个著名的笑话就是慕田峪长城上一块硕大的英文标牌，写着“请注意阴部卫生”(Please take care of pubic sanitation)，因为漏写一个字母“l”，这个本意要说“请注意公共卫生”的提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国际玩笑。给残疾人的洗手间标志为“deformed man”（畸形人），也是一个让外国游客尴尬的著名例子。路克说，在旅游的路上遇到这些蹩脚英语，是一件好玩的事情。他认识的很多外国人都喜欢在这样的标牌前拍照留影，表示自己来过中国。不过这样的场面可能很难再见到了。至少在北京，因为迎接奥运的需要，一场清洗蹩脚英语的运动正在展开，长城就是首当其冲的地方。纪韶融是最积极记录这些他称之为“中国式幽默”英语的外国人之一，他的博客吸引了很多网友为他搜集各地的中式英语。“我并不是笑话中国人。这些就像是老照片，记录历史，记录一个时代。这是一种娱乐、一种消遣。”2005年底，北京市政府成立了 “北京市规范公共场所英语标识工作领导小组”，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编写了道路交通、旅游景区等六部分《北京市地方标准》，要求在2007年底前，也就是奥运年之前完成规范双语标识标牌。北京的目标是：到2007年底，使北京成为没有错误英文标识的大都市；让完全不懂中文的外国游客在北京可以方便地找到路。“四个快乐的肉球”要改名同样借助奥运的东风，8月底，北京市旅游局对外公布了一份《中文菜名英文译法》的讨论稿，通过语言专家审定，初步确定了2753条菜单及酒水的英文译法。根据这个讨论稿，童子鸡将不再是让外国食客大倒胃口的“没有性生活的鸡”（Chicken without Sexual Life），而成了“春鸡”（Spring Chicken）。纪韶融和自己本国的朋友到中国餐馆吃饭时，最喜欢的餐前开胃活动就是几个人围在一起研究菜单，猜测“Rolling Donkey”（打滚的驴）和“4 Glad Meatballs”（四个快乐的肉球）究竟是什么东西。在四川饭馆，菜单上的“夫妻肺片”被翻译成“Man and Wife Lung Slice”（夫妻的肺片），让人大惊失色，以为是来到了食人族部落。“那些种类丰富、名称独特的中国菜是根本没办法找到恰当的英文对应的”，纪韶融说。中国菜的做法丰富，干锅、水煮、爆炒，看到水煮鱼（Boil Fish）以为是清水煮鱼，结果上来一看满盆辣椒，被辣得够呛。“不要说外国人，中国人看中文菜谱都看不懂嘛。”夏纪梅说，中国人喜欢用一些好听的吉利的名字来作为菜名。“特别是过节的时候，我们都要反复问服务员，这个‘发财大吉’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怎么做的。菜谱应该清清楚楚，在菜名上面告诉人家你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千万不要一对一直译，四喜丸子就说是猪肉丸子还是牛肉丸子就好了。”英语蹩脚也无罪纪韶融对中国的蹩脚英语有他自己的发现。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请他帮忙翻译办公室的标识，像“办公区禁止吸烟”、“请勿喧哗”、“小心滑倒”之类的，是老板安排的任务。这个大学生对纪韶融说，不用太认真，办公室没有人会仔细看标牌上的英文的，老板也不懂英语。“我想这可能就是造成那么多英语错误的原因”。另外，中国一些企业和政府机关经常使用从互联网上下载的翻译程序，但却没有人检查翻译结果，错误百出。Engrish.com是美国人开的一家专门收集全球各地蹩脚英语图片和资料的站。它收集来自全球的各个国家，尤其是日本。这个网站上写着，“Engrish可以定义为出现在日本的广告和产品设计上的大量的英语使用错误。但它不仅出现在日本，全球各地都有。”然而现在，中式英语Chinglish已经成为这个网站上最大的一个频道，包括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等地，牙膏、洗面奶、公告标识等等上的蹩脚英语在这里频繁亮相，每天都有网友上传新的发现。Engrish的管理员说，蹩脚英语并不只属于日本人或中国人。在澳大利亚、印度或者非洲，英语的错误随处可见。他这样理解这些错误发生的原因：“大部分使用错误的英语并不是用于交流的，而是作为一种设计元素，使产品看起来更具现代感或者看起来更酷。而且大量的消费者也不打算读懂上面的英文究竟是什么意思。因此没有人真正重视拼写正确或语法规范的问题。”今天，在英语教学中是否要教给学生完全规范的英式英语已经成为有争议的问题。夏纪梅说，国外的语言研究者已经充分注意到了问题并给出对策。现在英国派的考试，比如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组织商务英语考试、雅思考试等。他们在考试里面会故意加进一些不规范的用法，或者语音是印巴口音、阿拉伯口音的英语。路克也对中国式英语持一种宽容的态度：“每个国家讲英语都有自己的口音，香港人说people会拉长尾音上升，澳大利亚人、非洲人说的都不同。能听懂就没问题。我有时都会用Chinglish跟人讲话，就是因为用纯正的英国英文语法他们可能听不懂。”反过来，英式汉语、德式汉语也是常态。记者收到纪韶融发来的邮件，里面就用英文式的表述说：“给你附件几篇文章”，想了想才明白是通过附件发了几篇文章的意思。2005年末，“全球语言监督”公布了年度十大热门词汇。“中国式英语”（Chinglish）位居第四，甚至超过了“禽流感病毒”、“卡特里娜飓风”和“维基百科”。此榜单认为，中国式英语已经成为了“由中文加英文形成的中国新第二语言”。在语言学界，“中国式英语”也已经不再是一种错误的、必须被改正的英语。它和“印度英语”、“巴基斯坦英语”、“美国英语”、“澳大利亚英语”等等，都一样是复数的“世界英语”（World Englishes）的一个组成部分。夏纪梅说，中国式英语中有创造性的好的部分被纳入标准英语的可能也是存在的。几条可以接受的Chinglish的原则：一是表达清楚，不产生歧义；二是对方在意义、心理上都能接受。此外说得怎么搞笑怎么奇怪都问题不大。“比如：好好学习天天向上（good good study，day day up），这个搞笑是搞笑，大意也基本过得去，还增加了一点语言的丰富性。但是一些比如说给你点颜色看看，这个恐怕就差得远了。外国人不知道为什么要给color，see什么？这个就有文化上的差异。”一句话，沟通交流最重要。从英汉谚语对比看中英文化差异作者： 孟秀坤谚语是语言的精华，其内容精辟，寓意深邃，具有广泛的感染力，正如培根所说：“谚语是一个民族天才、机智和精神的体现。”语言与文化是分不开的，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另一方面，语言又受文化的影响，反映文化。谚语是语言的精华，其内容精辟，寓意深邃，具有广泛的感染力，正如培根所说：“谚语是一个民族天才、机智和精神的体现。”谚语也是一个国家人民日常经验的概括与总结，从中折射出一个国家及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作为一种语言，谚语的独特魅力在于它是民族文化的精髓，既反映了一个民族文化的共性，又反映了其个性：受该民族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习俗、价值观念、审美习惯、宗教信仰、社会制度等因素的影响，谚语所涉及的内容差别很大。生存环境的差异谚语的产生与人们的劳动和生活密切相关。英国是一个岛国，航海业在历史上很发达；而中国地处亚洲大陆，土地是人们的生活所依。所以在比喻花钱浪费大手大脚时，英语的表达是spend money like water，而汉语则是“挥金如土”。英语中有许多关于船和水的习语，在汉语中没有完全相同的对应习语，如to rest on one's oars（暂时歇一歇），to keep one's head above water（奋力图存），all at sea（不知所措）等等。在汉语的文化氛围中，“东风”即是“春天的风”，夏天常与酷暑炎热联系在一起，所以“赤日炎炎似火烧”、“骄阳似火”是常被用来描述夏天的词语。而英国地处西半球，北温带，海洋性气候，报告春天消息的却是西风，英国著名诗人雪莱的《西风颂》正是对春的讴歌。英国的夏季正是温馨宜人的季节，常与“可爱”、“温和”、“美好”相连。莎士比亚在他的一首十四行诗中就把爱人比作夏天：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Thou are more lovely and more temperate．历史文化的差异英汉谚语中，有些词汇或说法与其历史文化背景息息相关。因此，了解其历史背景，对于正确把握谚语的意义显得十分重要。英语谚语“Talk of the devil, and he is sure to appear”或“Speak of angels, and you will hear their wings”意思接近于汉语谚语“说曹操，曹操到”，然而前者带有浓厚的西方宗教色彩，而后者则与历史有关。英语谚语“Love is blind”源于西方神话中古罗马爱神Cupid或古希腊爱神Eros（别称 the blind god），其对应的汉语谚语为“情人眼里出西施”，带有明显的汉族历史文化的痕迹。英语谚语“The bread never falls but on its buttered side”类似于汉语谚语“人要是倒霉，喝凉水都塞牙”，但二者却反映出不同的生活习惯。英语谚语“Don't carry coals to Newcastle”类似于汉语谚语“倒贩槟榔到广东”，二者虽然都表示“勿多此一举”之义，但各自的背景不同：Newcastle是英国靠近产煤地的一个煤港，而广东则为中国南方亚热带省份，盛产槟榔。英语和汉语之间虽有近似的谚语，但两者之间一方是来源于生活，另一方来源于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可直接对号入座。例如，“Men leap over where the hedge is lowest”近似汉语谚语“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前者来源于生活，后者却来源于神话。又如，“Don't be a dog in the manger”类似于汉语谚语“别占着茅坑不拉屎”，前者来源于《伊索寓言》故事，后者却是来源于实际生活；再如，英语谚语“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类似于汉语谚语“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但是前者是从实际生活出发，而后者却是来源于历史传说。价值观念的差异价值是人们对什么是可取，什么是不可取的指向性考虑和评价。英美价值观念的主线是个人主义，崇尚个人相对社会的独立自主性。谚语“Don't put your finger in the pie（不要多管闲事）”体现的就是英美社会奉行的个人主义处世哲学，告诫人们不要多管别人的闲事，专心做好自己的事才是上策。英美价值观还体现在时间观念上的守时，追求效率和乐观态度。谚语“Time is money（时间就是金钱）”虽形似汉语谚语“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但它侧重于告诉人们应该充分利用有限的时间不断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含有浓厚的经济色彩，体现了进步观中的财富无限论。谚语“Punctuality is the politeness of kings（守时乃帝王之理）”以及“Punctuality is the soul of business（恪守时刻，为立业之本）”反映了人们对守时的重视，成为西方国家所崇尚的观念，虽然汉语谚语也有“浪费时间等于谋财害命”之说，但总体上讲，中国人的守时观念相对较弱。受个人本位价值观念的影响，英美人士十分重视个人的隐私，故年龄、收入、宗教信仰以及私人住宅等均列入个人隐私范围。英语谚语“An Englishman's home is his castle”（英国人的家是独立王国）即为一例。从传统上讲，中国人的隐私观念不强，生活中没有英美人那么多的“秘密禁地”。与个体主义相对而言，中国人崇尚集体主义价值观，它是中国文化的主线。受其影响，汉语谚语中有着极其浓厚的集体主义色彩，它体现为倡导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友爱和团结合作关系，是两千多年来中国封建社会结构所形成的产物。汉语谚语“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众人拾柴火焰高”、“独木不成林，单丝难成缕”体现的就是一种典型的集体力量。集体主义还体现在亲情和友情上的密切关系，人们比较注重对浓浓亲情和友情的回报，强调彼此之间的情义和义务。谚语“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是中国传统的师生关系的体现；“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体现了报答母亲养育之恩的拳拳之心；“士为知己者死”，体现了朋友之间的肝胆义气和自然形成的责任意识。集体主义也体现在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主张“个人服从集体，小家服从国家”，因此有了诸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典型特征。对英汉谚语差异性的探讨与研究，有利于人们跨越不同的文化背景，准确理解和把握文化所赋予英汉谚语丰富独特的内涵。跨文化交际中，正确把握这两种谚语所反映的文化背景，才能准确理解其蕴涵的哲理以及幽默所在。这些研究是在前人的研究结果之上进行的，对于英汉谚语与文化的差异后人还会继续研究下去，把英美国家人们街谈巷议的活生生的语言搬到纸上，有助于英语学习者了解英语在其母语国家的真实风貌。大学生求职漫谈作者： 叶迅晖（武汉新东方学校人力资源部主任）对于大学生来说，职场是人生旅途中的另一个考场，是更为漫长、更多艰险、更富刺激的生活竞赛场。有大学生问过我：如果我要开始求职，需要多长时间准备？我说，如果你问的是求职技巧，可以速成；如果真正想成功地开始职业生涯，那么从进入大学的那一天就要开始做准备了。确立自己的职业目标，作好充分的职业规划，并为之学好专业知识，挖掘一切机会锻炼自己的相关技能和综合能力。求职，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一、简历和求职信简历和求职信是敲开求职面试的大门的钥匙。大学生的简历，应重点突出那些能通过自己的学习成绩、课外活动、生活实践展现自我优良性格、能力和品质的精彩部分。简历中任何能显示你的能力、创造性、积极性、毅力等的证据都是十分有用的。求职信应注意针对性，一定要简明、扼要地阐述自己希望获得面试机会或工作的理由和决心。求职信里所阐述的理由应回避这样几个话题：个人需要或家庭原因；需要积累经验；对前任雇主不满；迎合自己的短期需求。求职的最佳理由是因为你有能力做好这份工作，其次这份工作是你实现自己职业目标和职业规划的关键一步。关于在求职信里阐述应聘决心，下面的故事应能给大家一个深刻的启示。美国一位商学院毕业生给著名财富专家拿破仑·希尔写了一封求职信，并在信里夹了一张崭新的10元美金。信的内容大致如下：“亲爱的希尔先生，我是一名商学院毕业生，希望能进入你的办公室工作。对于一个刚开始职业生涯的年轻人来说，能够有幸在像你这样的人的指挥下工作，真的非常有价值。随信寄去10美元，希望能偿付你给我第一个星期指示所花的时间。我非常乐意免费给您工作一个月，然后，根据表现决定我的薪水。我非常渴望得到这份工作，为了获得它，我情愿付出任何合理的牺牲。”由于这封信，这个年轻人如愿以偿。二、专业经常听到大学生反映自己专业没有选好。理工科学生说自己专业角度太单一了，视野不开阔；文科生说自己专业知识太泛了，深度不够，可替代性太强；更多的人则抱怨，自己的专业已经不热门了，同类人才市场上满把抓。其实，就职业成功的角度来讲，专业选择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重要。大学教育越来越趋向于通识教育，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为主。由于数理知识和相关技能的积累是以自然科学知识背景为基础的工作职位的必然要求，因此理工科学生具有明显优势。文科学生在择业中对专业的选择应不拘泥于自身专业的限制，应重视自身综合知识积累和性格对相关工作的匹配度。大学的专业学习只是培养了学习能力，提供了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方法，因此在求职时不应受限于所学专业，而应关注自身职业规划和定位的发展方向，选择适合自己的行业、岗位和工作形式。要知道行业经验的积累对职业的发展才是最有价值的，而且专业能力也只有在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才能开花结果。三、技能大学生应注重通用技能和专业技能的培养。对于理工科学生，应在学习期间着力培养自己在相关专业领域动手实践的能力，哪怕是类似安装、清理或擦拭专业器具这样非常基础的工作技能。这些在你初入职场的时候，既能体现自己对专业技能的全面掌握，也能展现自己勤劳坚韧的优良品质。通用技能的培养和提高是所有人在职场发展中都关注的话题。对求职有着至关重要作用的通用技能包括：表达能力（口头和书面表达）、电脑应用能力（熟练使用办公软件）、沟通能力（通过各种形式的沟通，了解对方意图并求得互相理解的能力）。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技能是外语应用能力（主要指听说表达和应用写作），这是正飞速和全球经济实现大融合的中国经济社会对求职者外语水平需求的关键。四、经验和经历大多数企业需要有经验的人，但对于学生来说，没什么经验，那么，企业就只能从你所参加的各种课内外活动经历中充分发掘你的能力——从经历中积累经验的能力，这也是一种学习能力。参加过各种比赛吗？参加过文艺汇演吗？当过家教吗？当过业余编辑或记者吗？曾是学生干部吗？荣获过奖励吗？参加过各类培训吗？做过兼职吗？有人说，以上经历我都没有，说明你根本不具备或者暂时没有展现出自己的组织能力、领导能力和应变能力，但你或许是一个拥有最佳执行能力的应聘者，你可以展示自己如何悉心听取老师的教诲或配合学生干部的工作。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当过学生会干部或参与学生会组织的经历就一定能被招聘者关注，于是他们拼命地罗列、拼凑和虚构各种组织学生活动的经历，甚至杜撰一个学生干部的岗位给自己。但大家都忽视了，企业招聘的大多数岗位不是领导者的，而是协作者和执行者的，发现身边优秀的领导者并积极给与支持和合作，这也是难能可贵的优秀品质。所以，企业需要有经验的人，不仅仅是因为需要你会做这个工作，更重要的是需要你具备职业的心态和优秀的学习能力；企业不喜欢应届生，不仅仅是因为应届生没有工作过，更重要的是因为多数应届生好高骛远，志大才疏，大事做不了，小事做不来，企业不敢要。其实一个对工作充满进取心和热情，踏实肯干，成熟理性，具备很强的学习能力和发展潜力并且能承受压力的应届生，企业是非常欢迎的。五、职业规划和定位很多人进入职场不到五年，跳槽却达四五次，既没有某一行业的丰富经验，也没有某一职位的岗位经验。表面上看很能干，可职位层次都不高，以后的职业应该怎么发展呢？应该从事什么工作，什么适合自己，完全不清楚。我们有必要在求职时认真明确自己的职业规划和定位，充分权衡和考虑自己的个人素质特点是否与应征岗位的素质要求相匹配。一般来说，职业类型分成以下几种：技术型：往往不愿从事管理工作，而是愿意在专业技术领域发展；管理型：有强烈愿望做管理人员，同时经验也证明他们有能力达到高层领导岗位；创造型：认为只有实实在在的事物才能体现自己的才干；自由独立型：喜欢独来独往，不愿彼此依赖；安全型：最关心职业长期稳定性和安全性。以上各种不同的职业类型都意味着在职场中寻找不同的位置。企业并不欢迎自称“我什么都能做”和“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的人，只有那些有头脑和具备长远发展眼光的年轻人，能找准自己的职位定位并有计划地融入企业，稳定地在企业发展，才是职场的宠儿。六、薪酬把薪酬放在最后写，是想告诉读者：在你把以上的几点都准备好了之后，薪酬就是最不重要的了，它会按照市场规律办事的。但是，对于薪酬的心态同样很重要，多数的大学生求职，初始薪酬的期望不可太高，应避免几个误区：攀比心理，认为班上同学找的工作薪水高，低了没面子；底线心理，设置一个心理底线，低于其下的工作概不接受。对于初入职场的求职者，应轻视薪酬的绝对数额，重视薪酬的发展性和持续成长性。以往企业对大学生薪酬考量的主要因素不外乎学历和综合能力。随着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学历因素对大学生薪酬的影响日趋降低，大学生起始薪酬的关键因素只剩下了综合能力。大学生最好能从大一开始做职业规划，熟悉职业的工作、生活方式和企业岗位要求，进入企业之后，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转换为职业人的角色。例如，目前IT企业给出的薪水正逐渐向两极发展，增加中层或有几年工作经验的技术人才的薪水，下调应届毕业生的薪水。大学生如果仅盯着薪水待遇，过多考虑索取而不是付出，在等价交换的市场经济时代，是一种缺乏理性的行为。何况，一些虽无高学历但受过职业培训、拥有过硬技能的人才正在抢食原本属于大学生的蛋糕。对于大学生来说，职场是人生旅途中的另一个考场，是更为漫长、更多艰险、更富刺激性的生活竞赛场，既要懂得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而今迈步从头越的人生哲理，也要明白龟兔赛跑、不进则退的竞赛法则。除了简历，还有什么？作者： 高嵩（新东方国际高中项目部主任）求职过程中需要简历，这毋庸置疑。简历就像敲门砖，但仅有简历显然是不够的，能否从众多应聘者当中胜出，要看简历之外的东西。入门求职篇回想当年我之所以能够顺利加入新东方，在于拥有应聘者所必备的几个条件：1、专业技能对口。我刚刚结束在美国10年的生活，并且所从事的职业是完全美语环境。虽然没有教学经验，也没有师范专业背景，但是我非常明智地选择了讲电影课，发挥我了解美国文化这个强项，回避我在语法规则等方面的弱势。调整并设定自己独特的讲课方式，使自己完全胜任这份工作。2、对行业初步了解。由于我太太比我早半年加盟新东方，结交了一些朋友，我曾经旁听过几乎所有这些朋友的课。尽管没有听过完整的一节课，但这已经足够让我知道了什么是新东方的讲课标准，了解了新东方学员的普遍水平。3、成熟的职业心态。我不会打着“美籍华人”、“海归”这样的旗号去唬人，也不会拼命把自己包装为行业专家，更不会就专业学术问题与同行产生争执。我接受并且完成任何教学任务，哪怕是让我去少儿部应急代课两个月。认清自己行业新人的地位，尊重行业专家的意见以及建议，在学习中完善自己的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