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东方精神-新东方精神

生活原来可以更美作者：徐小平这看上去是一个陈旧的故事。不过，当我要为本期《新东方精神》杂志写一篇纪念留学三十年的编者寄语时，我还是忍不住要和大家分享它。也许，这个故事确实能够说明留学的意义。那是1987年的最后一天，我初抵美国开始了我的留学生涯。第二天，已在美国留学的北大朋友刘江（俞敏洪、王强、包凡一的同班同学），带我上街逛超市。站在超市的奶制品和水果货架前，看到那些对于1987年的中国人民而言像天堂里的美好丰盛的食品，我再也迈不开我的脚步。这一瞬间，我脑子里飞速旋转了150年，从马克思到邓小平，从英国曼彻斯特的纺织工厂到中国北京的“副食品”柜台，我知道，中国改革开放的答案，甚至中华民族的命运和未来，此时此刻，就摆在我眼前触手可及的食品上。赴美第一天，留学第一课，美国就用这么多过量卡路里和蛋白质告诉了我一个真理：“原来，生活是可以更美的！”我的留学经历说起来很奇怪。我大学毕业时，心灵深处是不想留学的，因为我想留在祖国，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满腔热血去“振兴中华”。1980年代的知识分子，那种被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所引发的精神亢奋，以及对于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参与意识，是今天的青年很难想象的。然而，在经历了将近十年狂飚突进的读书和工作之后，慢慢地我对自己的事业、理想、生活，包括财务状况都产生了怀疑。1985年，中国社会给一个有才华、有个性的知识青年的出路非常有限。如果你不能当官，又不能搞学术，你的最佳职业可能就是当汽车司机——当时的司机，是中国社会收入最高的人群，以至于引发了北大教授们的集体嫉妒。我记得，当时在北大，人们曾经愤怒地议论一件事：人们把朱光潜教授的去世，与北大校车司机出车抢救太慢挂钩，以达到妖魔化司机的作用。思想解放了，路却没铺好。我对自己的人生出路失去了信心。中国往何处去？我真的不知道……那时的中国，肯定是有一些问题的，因为，一个思想活跃、性格可爱、才华横溢如我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都看不到人生出路的话，其他人——比如刚刚从北大毕业留校任教的俞敏洪——那就更加看不到任何希望了。我决定出国留学。从此我把人生的所有激情和梦想都投入到了这个努力中，甚至做梦都曾梦见我在国外某个灯光明媚的室内游泳池里，像鱼儿一样自由而欢乐地游泳。我没有梦见过国外的超市，因为那里的超市比1985年任何中国人的梦都美。但是，我确实梦到了游泳池，梦见自己像一条鱼儿，在美国自由而欢乐地游泳……许多年过去了。我这条向往自由的鱼儿在北美的超市和游泳池游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我的祖国。当我，以及成千上万和我一样有着留学经历的人，用北美的超市、游泳池、图书馆、市政厅、高速公路的标准来设计和建设自己的国家时，中国的崛起——其实也就是向世界发达国家的迈进，也就变成了过去三十年辉煌的现实。今日中国的超市，比我当年在美国见到的还要繁华。然而，当时在超市前我感受到的那种发现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种生活的巨大震惊，已经植入我的记忆深处，成为驱动我追求人生梦想的永恒动力——生活原来可以更美！博客上的新东方作者：一直都想知道为什么别人牛。后来慢慢体会，不是与生俱来的天赋，不是口口相传的神奇，而是自己坚持到底的信念、艰苦卓绝的努力，以及倾尽全力的专注。——任何成功都不是偶然的仔细观察，你会发现美国或者所有的西方社会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则，判断一个男人是否可以担任某一重要职位，就可以看看他是否有一个稳定的家庭。所以，你很少看到孑然一身竞选美国总统的男人。——美国人对待家庭和婚姻的态度见到这些由美丽的汉字写成的广告，我如同见到了熟人，使从事外语培训和留学咨询的我老人家感到非常高兴。我甚至脑子开始发热，想把新东方汉语教学第一站，就办到银座来！——徐小平在东京银座见到汉字写成的英语培训广告后的激动心情“我需要许多许多的爱与尊严，如果没有，就请给我许多许多的钱。”在她看来，没有尊严的爱是廉价的，还不如许多许多的钱。我确信现在上课比过去更有激情，确信课堂内容决不迂腐，确信……看来新东方确实把岁月刻在了我的黝黑的微微发胖的脸上。——唐悦宁如此“缅怀”年轻的自己我建议：出国之同学，除了雅思、托福、GRE诸考试以外，还要考一个中餐厨师证……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还是不一定有路，只有考虑怎么走和怎么用力，才会有适合自己的好路。——陈国辉建议出国留学的学生在找兼职时可以不走寻常路廉价的劳动力是一把双刃剑。它给予父母工作机会，却剥夺父母引导、管教孩子品行的时间，以及工资里下一代的教育投入，日后只能出产更廉价、更卑琐的劳动力。——李杜为大量农村留守孩子的未来担忧大学的精神是逃离当下，追求永恒作者：郭英剑一所大学的精神所在，是它要特别对历史和未来负责——而不完全或哪怕是主要对现在负责。大学的确是要承担责任的。但我们从事高等教育的人需要首先搞清楚，我们为了什么去承担责任。人们要求我们报告毕业率、研究生院的入学统计数字、标准考试的分数，目的是为了在大学评价中提高“附加值”，人们要看研究经费有多少，教师出版和发表论著的数量是多少。但这些硬性指标本身并不能说明所取得的成就，更不要提大学所渴望达到的目标了。虽然了解上述指标很重要，它们也可以说明我们事业中的一些特别的内容，但我们的目的要远比这些宏大得多。因此，要解释我们的责任感，也更加困难。那么，让我斗胆提出一个定义来吧。一所大学的精神所在，是它要特别对历史和未来负责——而不完全或哪怕是主要对现在负责。大学关乎学问，影响终身的学问，将传统传承千年的学问，创造未来的学问。一所大学，既要回头看，也要向前看，其看的方法必须——也应该——与大众当下所关心的或是所要求的相对立。大学是要对永恒做出承诺。——引自哈佛大学校长德鲁·福斯特就职演讲（作者译）校长这把交椅2007年10月12日，美国哈佛大学举行典礼，刚刚度过自己60岁生日的女历史学家德鲁·福斯特（Drew Faust）正式就任校长。来自美国国内和世界各地大学的220位代表参加了就职典礼，其中也包括中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和香港大学等校的代表。历史学教授西德尼·维尔巴（Sidney Verba）在代表哈佛教师发言时说：“我从未见到过教师们如此团结一致，他们是来欢迎新校长的。”前来祝贺的还有宾夕法尼亚大学女校长艾美·古特曼（Amy Gutmann），福斯特在到哈佛之前，曾长期在宾大工作。古特曼的开篇就引来一片笑声，她说：“我们现在都是历史变革的见证者。371年来，哈佛第一次选择了一位南方人和一位女人。”92岁的非裔美国历史学家约翰·弗兰克林（John Hope Franklin）在讲话中说，他深信福斯特的领导能力，但他又补充道，他期望着她回到历史学家中的那一天。就职典礼最吸引人的地方，是演绎了哈佛最初的礼仪：哈佛所搜集的古代银器、钥匙和印章，早期的学校记录，当然还有那把庄严的“校长椅”。当詹姆斯·豪顿（James R.Houghton）陪同福斯特走向这把象征性的座椅时，他说：“有传言说，这可是现世中最不舒服的一把椅子。”此言不虚，因为有前车之鉴。福斯特的前任就是从这把最不舒服的椅子上摔下来的。2005年1月14日，上任才3年半的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发言称，男女天生有别，是导致女性在科学与工程领域难以像男性那样做出突出成就的原因之一。此言一出，在美国学术界激起强烈反响，谴责之声不绝于耳。再经过全美各大媒体的渲染，萨默斯无力招架。这位心直口快、口无遮拦同时态度强硬、坚持己见的铁腕校长，不得不数次公开道歉，不断与哈佛的教工、学生座谈，当面诚恳致歉表示认错。但众人依旧不依不饶。人们检视了他执政以来针对女性与少数族裔的方针政策后，要求他下台的呼声更是一浪高过一浪。2006年2月21日，萨默斯在四面楚歌之中，黯然宣布辞职，从而成为哈佛历史上任期最短的一位校长。哈佛大学开始寻找一位新校长。直到2007年2月，校方宣布，将任命德鲁·福斯特为第28任校长。7月1日，福斯特走马上任，成为哈佛大学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校长。不仅如此，她还是第一个非哈佛毕业生担任哈佛校长的人。福斯特1968年毕业于Bryn Mawr学院，1971年和1975年分别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之后，她在宾大工作了25年，1984年成为教授。她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南北战争和美国西部历史。2001年1月起，她到哈佛大学创办 Radcliffe 研究院（Radcliff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任首任院长。早在1994年，她就当选了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校长招聘委员会委员、伯克利加州大学教授Susan L.Graham这样评价福斯特：她是一位“眼望未来的历史学家”。老校长的信和新校长的话福斯特在就职演讲中给人们讲述了一个故事。她说，就在不久前，她收到一个深黄褐色的信封，是1951年由哈佛大学的第23任校长詹姆斯·柯南特（James B.Conant）委托哈佛档案馆保存下来的。老校长留言说，要请下一世纪开始时的哈佛校长打开它。里面是一封不同寻常的信。柯南特在信中说，时局使他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这将“很有可能使我们所居住的城市包括剑桥在内遭到破坏”。但是，当他想象哈佛的未来时，还是抱有坚定的信念。他写道，如果“厄运的预言”证明了是错的，如果有一位哈佛校长能活着读到这封信，他相信，收到这封信的校长，一定会“带领一个比我荣幸地执掌时更加繁荣、更有影响的大学……（哈佛）将坚持学术自由、容忍异端的传统，我确信是如此”。福斯特从这封信中接过了历史。作为校长，她还要面对未来，面对这所世界顶尖大学的未来。就职典礼，是一位校长声明和阐述个人思想及治校理念、方针、政策的绝佳机会。但福斯特却说，她并不想在此罗列一些具体的规划或是计划，而是想在更大的层面上去谈高等教育的未来。她说：“现在是哈佛以及像哈佛这类大学去思考的时候了，在这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我们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福斯特说，美国人对高等教育有一种焦虑感，可谓爱恨交集，但这其中最深层的问题却是，大家对大学缺乏了解，对大学是什么和大学应该做什么并未达成共识。公众要求大学担负起责任来，但是，要大学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却又模糊不清。她认为，大学是要承担责任，但从事高等教育的人需要首先搞清楚为了什么去承担责任。“想要说服一个国家或是世界去尊重——不要说去支持了——那些致力于挑战社会最根本思维设定的努力，这很不容易。但这，恰恰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既要去解释我们的目的，也要很好地去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就是我们这些大学在这个新的世纪生存和繁荣的价值所在。”“我们需要更好地去理解和推进大学的目的。不单单是向总持批评立场的公众加以解释，更要为了我们自身的价值而坚持自我。我们必须要付诸行动，不仅是作为学生和教工、历史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律师和医生、语言学家和社会学家，更是作为大学中的成员，我们对这个思想共同体负有责任。”福斯特说。在谈到大学精神的时候，她说：“一所大学的精神所在，是它要特别对历史和未来负责——而不完全或哪怕是主要对现在负责。一所大学，既要回头看，也要向前看，其看的方法必须——也应该——与大众当下所关心的或是所要求的相对立。”那么，在明确了大学精神之后，就应该知道大学是干什么的了。福斯特说，作为人类，我们需要寻找意义。“我们努力去理解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原因何在。对许多人来说，四年的大学生活不过是允许自己去自由自在地探索这类根本问题的一个插曲。但对意义的寻找，是没有尽头的探索，它在不断地阐释，不断地干扰和重新阐释现状，不断地在看，从不会满足于已有的发现。事实上，这就是所有学问的真谛，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概莫能外。因此，它也就成为‘大学是干什么的’之核心所在了。”哈佛的启示看福斯特的演讲，我想到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像哈佛大学这样已经办了371年的大学，还在思考大学是什么、大学应该做什么，那么，我们中国的大学应该怎么办？首先，中国的大学更应该思考一下大学是个什么地方，大学应该做什么。当代中国，一个难以回避的现象是，教育的功利性太强，太浮躁。有人说，中国教育功利的背后是整个制度的功利，而教育浮躁的背后是整个社会的浮躁。这话不假，但是否也应该反问一句：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大学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用福斯特的话来说就是，大学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我总觉得，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在一所大学的一定时期内，时任校长的水平高低，基本上就决定了这所大学的水平高低。当今社会，特别是在知识界，有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大家喜欢谈西南联大，喜欢谈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梅贻琦时代的清华大学，谈起来是津津乐道、乐此不疲。这方面的书籍和文章很多，且还在源源不断地出。那个时代的大学校长以其博大胸怀和对中国教育的卓越贡献为后人所怀念，这我能理解，但我在想的一个问题是：现如今的中国高等教育、中国大学所处的大环境，比民国时期要好，但为什么我们就出不了当代的蔡元培和梅贻琦呢？看看近几年举办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只要谈到中国大学的问题与弊端，大家都能说出个一二三来，但基本上见不到深刻自省的，更难见到愿意去尝试着做些什么以改变现状的。未来的中国大学应该是个什么样或者说应该做什么？福斯特的话对我们会有启发：需要更好地去理解和推进大学的目的，因为，我们对这个思想共同体负有责任。接下来我们要问的就是，大学的精神是什么？福斯特说，一所大学，要与“大众当下所关心的或是所要求的相对立”。这话对当今的中国高等教育，应该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虽然我对当今中国的大学会不会去思考人类生存的意义、学问的真谛这类问题持相对悲观的态度，但我还是希望当代中国的大学能够保持其最基本的尊严，维护其最起码的底线。近20年来，中国的高校“升本”、“改大学”成风，但毫不客气地讲，大学越来越成了职业技术学院。不仅经、法、商、工、农、医等学科在强调实用性，就连人文学科都在强调其实用性，“有用”与“无用”似乎成了衡量学科的标准。如此一来，我们的高校就自然而然地变成了学习知识与技能的地方，办学的目的无非就是使学生将来成为有用的专才，服务于社会的某一职业，谋求自己的生存。在这样的大学，鲜见大学精神之存在，也就不奇怪了。应该牢记的是：大学是思想交集的场所，是培养人的地方。大学若是随波逐流，大学精神将会荡然无存，大学也将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进一步追问，大学乃至高等教育的使命是什么？哈佛大学虽为世界顶尖大学，也有其苦恼。福斯特在演讲中说：“人们要求我们报告毕业率、研究生院的入学统计数字、标准考试的分数，目的是为了在大学评价中提高‘附加值’，人们要看研究经费有多少，教师出版和发表论著的数量是多少。”目前，《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的“美国大学排名”，对美国大学形成的冲击波越来越大，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所有大学都受其影响，无法回避。根据此项“大学排名”，普林斯顿大学已取代哈佛，连续7年在全美大学排名中名列第一。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新上任的哈佛校长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她说：“这些硬性指标本身并不能说明所取得的成就，更不要提大学所渴望达到的目标了。虽然了解上述指标很重要，它们也可以说明我们事业中的一些特别的内容，但我们的目的要远比这些宏大得多。”看当今中国的情况，虽然大学排名的冲击还没有那么大，但其他问题带给高等教育的冲击，比起美国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国高等教育所遇到的问题我们都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而且，我们所遇到的很多问题，甚至要比美国更严重。面对困难，如何去思考大学的功能乃至高等教育的功能，是至关重要的。让我们再来听听福斯特的说法吧。“就其本质而言，大学培育的是一种变化的文化甚至是无法控制的文化。这是大学为未来承担责任的核心。教育、研究、教学常常都是有关变化的——当人们学习时，它改变了个人；当我们的疑问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时，它改变了世界；当我们的知识运用到了政策之中时，它改变了社会。”就是这样，是大学改变社会，而不是社会改变大学。这就是大学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无危机意识则无强国作者：刘苏里危机意识的强弱，是检验一个国家包括国民成熟与否的试金石。危机中不仅诞生强国富国，也是强国富国得以持续其位势的法宝。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危机意识也最深重。日本危机意识也很深重，但与美国不同。日本是岛国，国土四面环水，面积狭窄，且自然资源极其匮乏，又多发地震，比起美国，人口数量与国土面积之比，差之千里。所以日本人的危机意识，与其立国所处的自然条件关系甚大。以色列危机意识也很深重，它除了丰厚的历史、人文资源，自然资源几乎一无所有，甚至缺少生存必需品——水。更不用说复国后的以色列，“强邻”环伺，民众睡安稳觉的条件都没有。以色列的危机意识，真可说其来有自，人们理解起来并不难。比起日本、以色列，美国的内外部条件，不知好上多少倍。美国国土面积、自然资源等，均列世界前三；人口不多不少，三亿；它又远离传统的冲突中心，国家安全度远高于同等体量的印度和中国，甚至俄罗斯；论财富、军事力量等人为硬条件，均世界排名第一；论文化软实力，美国也不弱于任何大小国家。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综合国力世界第一的国家，危机意识不仅比所有大国深重得多，甚至日本和以色列这样的国家，也无法比拟。有机会看美国电视新闻节目的观众，印象最深的，恐怕是难得看到一条“正面”消息。许多媒体像是跟好人好事过不去，专事报道负面新闻。就是地方媒体，应该以社区和谐为要务了吧，可主要新闻，不是某人惹上官司，就是谁家丢了小孩，要不就是连环凶杀案。如果没机会看美国电视新闻，或许能看到比如HBO这样以播影视剧为主的电视台，里面播放的电影，不是危机四伏，就是遍地坏人——结局另当别论，千篇一律，正义战胜邪恶。再看美国人写的严肃书籍，只要讲历史、时政，负面描写的多，正面的少。亨廷顿、布热津斯基、卡特的书，读者都很熟悉了。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愤怒的葡萄》、《大进军》，也都是负面居多。像写《历史的终结及其最后的人》这样的学者，比较少，但福山后来的作品，也还是回到正统悲观论调上来。上述各类作品充满危机意识，使用包括警觉、呼吁、告诫、预言，甚至诅咒等方法，无所不用其极。像是为了同一个目的，大家要将好日子当坏日子过，要有忧患意识。危机意识的强弱，是检验一个国家包括国民成熟与否的试金石。危机中不仅诞生强国富国，也是强国富国得以持续其位势的法宝。温柔富贵乡，是强国富国的地狱，成吉思汗的元帝国，败在中原硕大无比的床上；小有成就便沾沾自喜，是实现民富国强的黑暗陷阱，历史上许多帝国崩溃的轰鸣声，声犹在耳。从立国那天起，美国统治精英们便如履薄冰。华盛顿总统八年任职下来，奠定了年轻国家成长为世界一流大国的基础，可他的告别演说，仍语重心长地提醒继任者和国民，美国困难重重，要处处小心。两百多年后，布什总统向退伍军人发表演说时，历数的不是二战来美国种种“值得荣耀的胜利”，而是面临数不清的危险和考验。美国精英集团懂得全体国民的危机意识与国家强盛的关系，他们知道好日子的奥妙，政治的真谛。说穿了，外人所能看到的美国外在之种种，都不过缘于民众和政府的危机意识。不理解这一点，便很难说看透了美国。历史上的俄国，彼得大帝危机意识最强，他将俄国带出中世纪，短时间国力超过大多数列强。彼得短寿，好景不长。此后三百年，历代君主从无彼得大帝的危机意识，俄罗斯偶尔强盛，也是外强中干，始终不具持续强盛的能力。近代中国，尽管国家屡遭分裂、瓜分危险，但几代君主，谁真着过急？上世纪2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崛起，与共产党上下充满危机感密不可分；改革开放打开局面，首先应归于全民危机意识的空前提高。整个中国，今天发展水平距离现代化目标还有很大距离，全体国民怎可不时时保持紧迫感、危机意识，怎能稍有成就便沾沾自喜起来？中国一百余年来“底子薄、基础差”的局面还没彻底改观，国民言谈举止中便有一股子气吞山河、“老子也可做天下第一”的劲头，从何而起呢。不要讳言，在国民危机意识方面，日本、以色列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美国人更是中国人的好老师——好日子是从危机感中过出来的。“海待”现象解析及对策作者：王辉耀随着海归潮的到来，海归变“海待”已经不再是新闻。“海待”现象是困扰海归的一个很大因素，究其原因，可以分为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海归就业的障碍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海归自己本身，也就是内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具体包括以下几点：1、相当一部分海归成为“海待”的主因是对待遇和工作期望值太高。海归需要找准自己的定位，提高自身的实力。2007年初，中华英才网就海归的最新就业形势进行了调查分析。从调查结果来看，海归回国就业的机会不少，薪资增幅也令人满意。而就业路上最大的障碍正是来源于他们自己——对月薪的高期望值和对就业城市、企业的挑剔。根据调查，有四成以上的海归表示，他们在国内找工作，期望月薪至少要10000元，而超过20%的海归期望在国内的月薪不低于6000至8000元。只有2%的海归表示，如果实在没有退路，他们勉强可以接受月薪4000元以下的职位。有87.7%的出国留学人员表示希望毕业后能回国工作。但是，回国最理想的就业城市只有北京和上海。从就业公司的性质来看，34%的海归选择到外企就业，其次是民营企业和高校及科研机构。从海归就业职位来看，41%的海归希望做执行层的职位，38%的海归希望做中层管理者，15%的人期望做到决策层。从上面的各项调查中可以看出，很多海归回来后，对各方面的期望值要求非常高，而自己本身除了学位以外，个人的素质，对国内情况的熟悉，海内外的工作经验，学校的知名度等也有很大的差异。法国巴黎百富勤证券中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陈兴动对于海归求职给出的建议是：首先做好人，做人很重要，其次要勤奋，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不要把金钱作为目标。金钱是水，渠挖好了就水到渠成。海归刚回来，期望值较高，在待遇方面可能常常会和国外进行比较，这就容易产生一些错位。也有一些人以海归自居，这都不太好。所以，要找准自己的定位，“骑驴找马”非常重要。2、没有工作经验成为海待的致命伤，海归求职经验与学历并重。近年来不少人留学新、澳，很多人要么高中一毕业甚至还没有毕业就出去，没有工作经验；要么是在国有企业、国家机关或事业单位待过。这些人在海归群体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这些没有经验的海归从国外回来，其实面临的是与国内大学生大学毕业时一样的境遇。留学不应该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跨入国外大学仅仅是获得了一种良好的学习环境，让你具备了成才的可能性，在这个过程中，各种经历更重要。国际化人才应当具有全球视野、全球胸怀，具有跟国际对接、交流、沟通的能力，具有适应在国外生存和发展，即跨文化的生存能力。海外留过学，会讲外语的人并不一定就是国际化人才。而这些能力的掌握，都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在一项海归回国成功要素研究中发现，样本中所收入的300位回国创业与发展成功人士平均都有5至6年的海外工作经验，好的工作经验的价值甚至有时大于学位的价值。因为学位的保鲜期很短，只是一个进入职场的敲门砖，最终决定海归是否成功还要看你以往的工作有什么样的业绩。3、“重返本文化休克”现象，海归需要融入本土。当一个人在异国不同文化环境里生活了一段时间，经历了文化休克，适应了异国文化后，当其回到祖国后，往往出现对自己本国文化有不适应的症状，这叫“重返本文化休克（Reverse Culture Shock）”。重返本文化休克表现在行为上常常是不容易沟通、自大、没耐心、眼高手低等，也就是 “水土不服”现象。目前，许多跨国集团在选聘人才时强调本土化，包括专业技能和外语之类的辅助技能，所有的选择都牵扯到文化，因为对中国文化了解少的人很难在工作中与对方沟通。根据一些猎头公司的调查，有不少公司拒绝聘请刚从国外回来的海归，有些公司明确表示海归回国两年、有两年工作经验以上的才要。空中网创始人之一、总裁杨宁说，“我认为光有外来的东西不行，光有本土的东西也不行，它们要融会贯通、各展所长，形成一个有效的结合体。如果你有海归背景，那你应该多了解中国文化、多学中国哲学，如果你是本土的人才，应该多了解西方文化，开阔眼界。不能说哪个好，哪个不好，西方有西方的可取之处，东方有东方的可取之处。”海外留学生归国之后，要先扎下来熟悉环境，起点要低，目标要远大。你的简历中不能有一段空白，不能说我就要一次到位，要找“马”，就要先有个事情做，找到一个立脚点，从小做起。4、部分海归抗打击能力较差，需要调整心态。海归回国后将面临本土人才强有力的挑战，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提升，评判人才的标准也将从是否懂外语、是否具备与西方人士打交道的能力过渡到是否在国内有人脉、是否了解中国国情。这使得海归人才面对本土人才所表现出来的传统优势变得不再明显。面对新形势，海归的心态变得十分重要。根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海归给中国带来什么”的调查显示，关于海归对自我未来发展的期待中，48％海归希望与本土人才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也有相当一部分海归认为随着国家发展，世界一体化加强，海归与本土人才差别缩小，趋于相同。但是，仍有33％的海归期待自己成为特殊群体，得到更多的机会以及特殊待遇。尽管目前各地政府部门的确高度重视改善海归回国后的创业环境，出台了各种相关的政策并完善相关硬件设施来鼓励海归的积极性，形成聚合效应，但从长远角度来看，海归摆脱依赖心理，和本土人才在同样的市场条件下形成良性的竞争关系才是大势所趋。阿尔卡特（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裁刘江南表示：“想在中国发展就不要抱怨”。与其抱怨社会，不如行动起来。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王春岩也认为，海归求职不能盲目地学别人，要自己努力去尝试，不尝试就没有机会。摩根斯坦利执行董事季卫东认为，海归求职要脑筋动得快，心态平和，乐观，要有足够的耐心。均瑶集团CEO黄辉说：“上帝给你智慧，成功靠自己努力。”当然，除了海归的自身原因，我们也不能忽略当前国内大环境给海归求职带来的影响，也就是外因的作用。我们分以下几点具体讨论：1、国内就业形势竞争激烈，学会找到自己的蓝海。好职业和高报酬，取决于真才实学，而不取决于是否海归，这就是市场的魅力。国内一些企业对海归的认识日趋理性，洋文凭与高薪、高职之间已经没有必然的联系。同时，“国产”MBA、EMBA的“产量”也在逐年增加，其实践经验、综合素质以及国际化视野，并不比海归逊色，他们的加盟，对于很多想“落脚”外企的海归造成了直接的威胁。对于海归求职，在我们的系列访谈研究中，很多海归人士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新东方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徐小平说：“现在中国的就业机会非常多，关键是你怎么能在这个市场上把自己卖出去。从简历到面试，从发现职业的线索的能力到和人打交道的沟通技巧。海归就应该在中国找到机会。你回到中国来，就应该针对这个市场、针对这个环境，把自己推到企业面前去、推到社会面前去。”摩根斯坦利执行董事季卫东认为，海归要找到自己的蓝海。红海是竞争非常激烈的领域，找到蓝海就是说要找到一个领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没有太多的竞争对手。中国的教育都有羊群效应，从众效应，大家都喜欢往热闹的地方去，造成很多产业的竞争都是红海竞争，但是有很多时候抬头一看，原来不远的地方有一块蓝海。2、国内海归用人单位的结构性失调中国海归目前的就业状况主要是集中在中国的三资和外资企业中，在我们所做的调查中也发现，超过50%以上的海归希望进入到三资企业。实际上，国内大批新兴的民营企业，如联想、海尔、华为、中兴、TCL等，以及一大批国有企业，如中海油、中远、中建、中国银行等，加上一系列在海外上市的民营和国有企业，还有大量出口型中小企业等，都大量需要有海外学历和经历的国际化人才。可以预见，中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迅速崛起和国际化将会加快海归同这些企业的结合。海归在外资企业里扎堆成群的现象将会出现改变，中国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迅猛发展应该可以为海归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出现海待现象，关键是人才使用结构性的问题，包括中介不发达，或者是供需中间有一些环节还需要改进。政府需要在这方面加强宏观调控。3、海归过多地集中在了北京、上海、广州等沿海城市据统计，目前有一大半的海归集中在京沪穗地区，但是我相信中国还有更多的机会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东三省和内地大中城市中间，海归这种区域流动的变化将会随着这些区域外向型的经济发展和与国际接轨的需求加大而进一步加强。海归“需要上山下海”。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进行，随着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计划的落实，海归在这些地区的成功创业机会也会越来越多。据悉，这两年回来的海归不少去了哈尔滨、南京、武汉、西安、成都等内陆城市，今后，这一趋势将会更加明显。如果政府的正确政策指导和鼓励能出台，再加上媒体的宣传，这一趋势会进一步加快。海归在这些地区的成功创业机会也会越来越多。海归由集中于个别发达的大城市向全国化大面积的发展，这也是中国推行全面发展所需要的。4、留学有盲目性是海归变海待的重要因素，留学需要规划。在一次留英归国校友职业发展规划讲座上，英国总领事馆文化教育处展示了一项他们所做的调查结果：中国企业雇主比较看重海归的沟通技能、外语技能等等，最不被看重的是学校的知名度。专家指出，留学是一个牵涉到很多主客观因素的复杂问题。对留学生来说，首先要对自己有一个客观、准确的定位，对今后的发展也要有一个全面的权衡。只有经过精心设计的人生才是幸福的人生，这是新东方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徐小平深信不疑的一点。他说：“我们鼓励学生为了中国机会而出国留学；为了中国机会而回国发展；为了中国机会而暂时放弃出国；为了中国机会，也可以多在国外积累一些工作与生活经验……这些基于中国机会论之上的人生规划和留学安排，构成了新东方对于中国留学事业的另外一个重大贡献，这就是‘人生设计’的理论与实践。这个理论与实践，就是以在中国土地上寻求个人价值的最大实现为基本前提，根据个人具体情况，通过工作实践与包括留学在内的教育机会来规划自己的未来，设计人生的前途。使得人生奋斗与发展，成为一个可以掌控、可以预见、可以设计的程序。”古语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对于希望留学海外的莘莘学子而言，则是人未动，规划先行。因此，留学前的理性思考显得更为重要。如何合理规划留学之路成为所有即将踏上留学之路的人们必须思考的问题。相信未来吧让现在的行动拥有未来的意义作者：俞敏洪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或多或少地设计未来时，有一个事实让我们已经无法逃避：谁能够把自己的未来设计得更好，谁就能够取得生命的最佳位置。动物的一生通常只停留在追求生存这个目的上，为活而活着，而人类现已进化得超越这个境界了。人类的眼光越伸越远，从空间上越过地平线看向太空，从时间上越过现在伸向未来，从生命上越过自己走向后代。人类拥有了穿越时空，眺望未来的眼光，也正是因为这一眼光，使人类真正区别于其他动物。尽管我们的行动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现在而活着，但随着人类精神生活的丰富和对更美好生活的执著追求，让现在的行动拥有未来的意义已经变得十分重要。之所以要让现在的行动拥有未来的意义，是因为人的未来是需要设计的。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像动物一样自生自灭，我们也已经没有办法像动物一样靠肉搏来获得生存的机会。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或多或少地设计未来时，有一个事实让我们已经无法逃避：谁能够把自己的未来设计得更好，谁就能够取得生命的最佳位置。让现在的行动拥有未来的意义，需要几个前提条件，一是你现在能够相对较好地生存下去，如果我们每天工作二十个小时还养不活自己，就很难为了未来而行动；二是我们必须具备面向未来的眼光，很多人生活得很好，但面对未来却一脸茫然，于是把时间浪费在了喝酒、打牌、聊天、看电视上面，结果只会使生命随波逐流。三是需要有放弃的勇气，有时候为了未来活得更好，我们需要放弃眼前的一些享乐，甚至需要在一段时间内过着孤独的、像苦行僧一样的生活。让现在的行动拥有未来的意义，并不意味着要大家放弃现有生活中的乐趣；也不是要求大家为了未来，让现在的行动变得苦不堪言。人类的智慧就体现在如何把今天和明天结合起来，如何把今生和来世结合起来。要做到这些，如下两点十分重要：一是你现在做的事情是你喜欢做的事情，或者通过努力变得喜欢做的事情。比如说你喜欢读书，读书本身就是一种享受，同时“开卷有益”，读书能增长我们的智慧，提升我们的眼界，帮助我们更好地规划未来，所以要多读书。但是，如果你喜欢的事情不具备未来的意义，就要尽量少做，比如你喜欢打麻将，就必须严格控制，否则生命会随着麻将的噼啪声而烟消云散。二是现在做的事情能够和未来你生命中某一个更有意义的时刻挂钩。比如说学生努力学习，尽管很辛苦，但最大的动力就是能够进入名牌大学。如果未来某一个有意义的时刻必须以现在的痛苦为代价，而你认为付出这种代价是值得的，那痛苦就会变成一种可以忍受的东西，甚至可以从中培养出坚忍不拔、永不放弃的精神来。就如马拉松比赛一样，很少有人会认为马拉松比赛本身是一场让人身心愉快的运动，每个参加者跑到最后都筋疲力尽、痛苦不堪，但很多人坚持跑到最后就是为了得到成就感和精神升华。让现在的行动拥有未来的意义，也意味着我们不仅仅要考虑活着的意义，还要将生命不断延伸，将生命的意义延续到我们的肉体生命之后。寻找生命的崇高变成了每一个人的宿命，任何人都无可逃避。没有人愿意像行尸走肉般活着，没有人愿意被别人当作动物一般看待。追求生命的尊严，是人类历史不断发展和进步的最根本动力。我们崇敬那些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历史遗产和物质遗产的先辈们，我们同时也希望自己能够为未来的人类和历史留下些什么。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每一个人都希望活出一份崇高来。让现在的行动拥有未来的意义！在今天尽可能活得开心的前提下，心中永存明天会更好的信念。“相信未来吧，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热爱生命”，这样的诗歌每一个人都应该牢记在心，变成我们灵魂的支柱。放弃未来就等于放弃生命，没有了未来，即使你肉体上还活着，生命也将变成难以忍受的一片虚空。信念与激情作者：俞敏洪2007年12月21日至22日，“第三届企业家精神论坛”在北京召开。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兼总裁俞敏洪受邀发表了题为《信念与激情》的演讲。演讲中，俞敏洪探讨了信念与激情对于个人和企业的重要性。激情是源于对自己内心的一种认可信念和激情这两个词是连在一起的，激情是信念的一种外在表现，如果内心没有信念的话，外在的言行不可能产生激情，所以激情是源于对自己内心的一种认可，放到企业身上是对企业的价值体系和对社会所做贡献的一种认可。也就是说你只有内心认为你的企业做的事情对社会是有用的、是崇高的，或者说至少不是伤天害理的，你才能够对你自己、对你的员工和对社会来展示你做这件事情的激情。我们发现一个企业家对自己的企业充满激情一般来说是不太容易装得出来的，装出来的肯定是假的，不能持久的。只有源自内心的，因为自己做的事情而激动，才是信念和激情的良好结合。做事情不仅仅是说能够赚多少钱、能够带来多少名声，而是实实在在的就是觉得自己做的是好事。每次我听冯军演讲的时候，听到他那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言论时，我都非常感动。因为他的每一句话，都是希望自己强大起来、希望自己的祖国强大起来、希望他的爱国者能够变成世界品牌。所以源于激情讲出来的话，一定是让人感动的。如果对自己做的事情都没信心的话，是不可能有激情的。在座的企业家不管是为企业还是为自己做事，首先要问你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吗？你相信你做的事情是对社会有好处吗？你相信你做的事情没有对未来带来灾难吗？从内心深处和外界回馈中寻找信念每个人做事情，都在寻找内心的支撑，寻找一种内心的信念。但是一个信念是否真实，不是你自己说了算的，还要整个社会人士，比如在座的三四百位先生、女士们一起说了算。如果我们讲出了一种信念，在座的大部分人都认为是正确的，那这个信念可能就是真实的。贩毒的人也有他们自己的道理，他们说人间种种现象总是让人绝望，绝望的时候找不到出路，所以如果把毒品给那些已经对生活充满绝望的人，至少可以给他们带来一瞬间的快感和希望，能说贩毒错了吗？从他本人的言论来说，你觉得好像有道理啊，每个人都有绝望的时候。但是毒品在给人一时逃避的同时，是在把人类社会带向灾难和灭亡。1840年鸦片战争对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大家都知道。这种前提之下，鸦片和毒品对人们生活有没有用处，是由不得贩毒者说了算的，是由人民说了算的，是由我们整个社会说了算的。所以很多企业家觉得自己是为了信念做事情的时候，实际上可能坚持的信念是假的，是伪信念。很多人做事情，只看到了事情好的方面，但是没有想到背后可能出现的问题。比如说造纸厂，如果只看到造出的纸张对于人类的好处，而没有看到因为造纸带来的环境污染和森林破坏，那就必然害大于利。只有把一件事情前因后果全部想清楚以后，你才能够把信念坚持住，你才能够把企业做好，你才能够把人做好。我曾经常常问自己，我做这么一个新东方对社会到底有没有好处，比如现在大家认为是好事的事情，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到底还是不是好事。新东方现在每年送成千上万的学生出国留学，鼓励学生回国创业，几百万的学生因为新东方的培训英语水平得到了提高，新东方也把自己带到了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成功融资数亿美元，回来进一步促进中国的教育事业。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是好事，我觉得新东方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进步，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但是坦率地说，我内心也在问，五十年以后还是好事吗？就是说五十年以后，新东方现在对数以百万的高中生、大学生施加的影响力，你能保证是好事吗？你能保证来到新东方的学生他们的幸福指数都增加了吗？真的不敢保证。所以有的时候我对自己的信念也会产生怀疑，我做的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但是至少从社会的评价体系，学生父母的反馈、学生本人的反馈，让我有勇气把这件事情做下去，为什么呢？因为所有这些人群的反馈，百分之八九十的信息都是正面的，觉得我是在做一件好事。信念有时候光靠自己内心支撑是不行，也要从外界寻找这种支撑点，从别人的评价和眼神中寻找支撑点。忠于信念就不会摔倒有的时候，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坚持信念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因为企业必须在获利的同时坚持社会价值。但对于个人来说会容易得多，因为个人的信念比较单纯，也就比较容易坚定一些。比如说我个人的信念就比较好坚持。首先，我始终相信生活不会有绝境。不管有多少困难、挫折、失败，我都鼓励我的学生、我的员工和我自己，继续奋勇向前。我始终相信中国诗人食指所说的一句话：“相信未来，热爱生命”，永远相信你的未来，相信你的未来会比现在更好，相信你的生命不管处于多么灰暗的状态，只要你还活着，未来就能闪现出光辉。“当蜘蛛网查封了你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在美丽的雪花上写下：相信未来。”这就是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状态，相信你自己。同时我还有一个信念，我相信人类的本质是善的，所以只要你做好事，你就能打动人的善心，你就能得到善的回报。对于我本人来说，我必须抱着不怀疑人的心态，去欣赏我周围的好人、好事，必须力争把自己也变成一个好人、去做好事，这就是我自己的信仰。所以对个人来说，坚持信念要比一个企业坚持信念来得简单。我发现有这样一个矛盾状态，有很多企业家或者说做事情的人，在自身信仰相对比较完整的情况下，他做的企业却是跟他的信念不符合的，很多情况下是因为做企业所带来的利益、名声、地位的诱惑超过了他的信念、压倒了他的信念，利益战胜了良知。当一个人为了名利再也不按照自己内心的信念和良知去做事情的时候，信念就变得一文不值了。有的时候我也常常问自己，我坚持的信念和我做的事情一致吗？还好，我觉得还比较一致。新东方上市的时候，我一夜之间成了亿万富翁，我没有为这些钱过于激动，新东方发展越来越大，我也没有为自己的名声激动过。不管是有钱还是有名，都不影响我对生命的看法。我认为我过去生命中的两件事给我带来了好处：第一，我从小出生在农村，18岁以前受尽苦难，从此终生知道生活之不易；第二，我在大学得过肺结核，从此知道了生命的脆弱和生存的意义。所以现在得到这些名利的东西，我一直把它们当作临时现象，今天来也许明天就去了，别太在乎。在大学我有一帮非常好的朋友，我们在一起互相争论的时候从来不把对方当人看，这帮朋友现在还在我的身边，还在天天糟蹋我、侮辱我、讽刺我，这些朋友的好处使我深刻认识到自己，不管你本身怎么样，其实你就是两足动物在地球上行走而已。把这些东西弄清楚了，回过头来用你拥有的财富和名声，根据你自己的信念做更好的事情，也许就能为财富名声找到一个好的归宿。财富和名声取之于社会，也用之于社会，你就永远不会犯太大的错误。我想对在座各位的一个建议就是，如果各位真的内心找不到信念，为自己所做的企业和从事的事情也找不到信念的话，那你就去寻找信仰。我对信仰和信念有一个解释，信仰是什么呢？当你内心不够坚强的时候，就像你坐公共汽车的时候没有一个扶持，汽车摇晃你就会摔倒，社会就像一辆公共汽车，一直处于摇晃状态，你为了使自己不摔倒，必须抓住扶手，这就是信仰。不管你信仰佛教还是基督教，都是为了使自己能够立足于社会，坚定自己。信念是来自于一种内心的力量，当你内心有足够的信念时，你就不一定需要外在的信仰。我是没有信仰的，但我喜欢宗教，不管是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书，我都读。我也相信所有宗教追求的都是一种至善状态。我认为一个人达到至善的状态并不只有通过宗教这一种途径，我认为通过对自我完善的追求也能够达到至善的状态，这一状态需要你内心坚定的信念来实现。信念让你在摇晃的公共汽车里不会被摔倒，或者摔倒了能够爬起来。如果一个人有了信念，就像是两只手和两只脚都撑在地上一样，这样你就不太容易摔倒了。孩子，请你慢慢来急事慢做作者：俞敏洪如果我们想成就有价值的人生，我们拥有一辈子的时间，何苦那么着急呢？请记住：急事要慢做啊！急事慢做，是指再急的事也要慢慢做才能做好。先澄清一下概念，这里的“急事”不是指那些紧急突发事件，比如有一棵树突然倒了，压在路人身上，你若不迅速把树挪开，那路人可能就没命了。这里所说的“急事”是指那些我们主观上想要尽快完成，但实际上却需要巨大的耐心和长期的努力才能完成的事情。记得小时候在农村的一件事。为了取得更好的收成，大人们在一块地里过量施肥，水稻开始长得很茂盛，最后结出的谷子却又小又瘪。佛经里也有类似的故事：有一只毛毛虫，梦想自己有一天能够成为最大、最漂亮的蝴蝶，所以它拼命吃东西。但化蛹成蝶时，翅膀无法承载它超重的身体，最后掉落在地上摔死。现在的中国父母们大都望子成龙，把自己的希望和荣耀寄托在孩子身上，加上中国填鸭式的教育和考试制度的推波助澜，孩子们往往小小年纪就背上沉重的书包。实际上这样的教育方式并没有培养出多少有思想、有创造性的人才。相比之下，西方的教育则显得更加符合孩子们的成长规律。我的孩子曾经在国外上小学，他们每天上课的时间要比中国孩子少一半，放学后很少有家庭作业，即使有，大部分也是旨在培养创造力的作业。我女儿有一学期的家庭作业就是研究北美的大角羚羊（bighorn sheep），到学期结束时，她不仅学会了如何通过各种渠道查找资料，还能够用充满童趣的文笔写出长达十几页的研究报告，并配上自己画的精美图画。西方的老师经常带孩子们进行野外活动（field trip），很多课都是在大自然中进行，让孩子们小小的心灵伴着彩云快乐飞翔。后来女儿回到中国，每每和我谈及在国外的学习生活，看着她向往怀念的模样，直让我心疼。也许是由于从小在急功近利的氛围中长大，现在的许多年轻人缺乏成大事所需要的努力、忍耐和毅力。大学生们很少能静下心来读几本可能让自己终生受益的书籍，很多人读的是武侠小说或浅薄的商业书籍，只有极少数人读过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或其他有深刻人文思想和精神的书籍。毕业以后，有的人一年就换两三次工作，能踏踏实实坚持做一项工作直到取得成就或成为某个领域专家的人就更少了。很多人脑子里充满了不切实际的想法：不是想去哈佛，就是想去牛津；不是想成为百万富翁，就是想嫁给百万富翁。当然，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但前提是必须先当好一个士兵才行啊。成功是长期努力、积累和进步的结果，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决不是心急就能做到的。生长速度越快的树木，其密度就越低，生命往往也越短暂；而松树、柏树、胡杨等树种，要上百年才能成材，用起来却可千年不朽。如果我们想成就有价值的人生，我们拥有一辈子的时间，何苦那么着急呢？请记住：急事要慢做啊！王强：永恒的追求是快乐作者：本刊记者姚阿珊在不同的生命周期有不同的人生规划，但王强对生活始终有一个观点：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要快乐，人生每走一步都应该能给自己带来快乐。王强用简单、直率、顽固三个词作为对自己性格的概括，这三个特点在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中得到很好的印证。他简单，因为他的眼神依然清澈，甚至会在谈到兴奋处发光；他直率，因为当笔者对他的话理解有误时他没有一带而过，而是摊开来讲得再深入些；无论是谈到他个人的成功，还是对成功的定义，顽固和执着作为同义词在谈话中屡屡出现。如果用这三个词形容涉世未深的年轻人或许很贴切，而对于集合了北大求学任教、获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计算机硕士学位、美国贝尔传讯研究所软件工程师、新东方“三架马车”之一等等经历和头衔的王强来说，保有这样的品性是多么难能可贵啊。对王强的介绍不能免俗：他以北大文学学士的身份申请攻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计算机专业的硕士学位，用了两年半的时间拿到学位；他凭借出众的口才，过人的智慧进入著名的美国贝尔传讯研究所；然而，两年后，他又放弃了年薪6万美金的工作，回国与北大同窗共同缔造“新东方”神话；2002年，他的英语工作室应运而生……然而这实在难以勾勒出他的轮廓，循着王强走过的道路回头看看，或许能对他有个更立体的印象。北大生活：激情燃烧的岁月80级大学生是文革结束后大学恢复招生的第三届，也是第一批没有经历上山下乡运动，学习生活自始没有中断过的大学生，王强即是其中一员。与那些生活阅历丰富的老三届相比，彼时的王强单纯而稚嫩。看着这些北大的学兄学姐激情澎湃地为学生会竞选筹划、发表竞选演说等，民主的意识让他大开眼界。北大平等民主的思想自此烙在王强的头脑中，并一直影响着他，而在新东方，与北大一脉相承的还是这种平等、自由的精神。80年代的中国正是思想界、学术界、文化界空前活跃的时代，各种文化和思想不断撞击出火花，置身北大的王强调动自身的每一份才情和热情参与其中：做80级西语系英语专业的班长，当了北大广播站的主播，又成为北大艺术团的团长，和英达、英壮这些人一起演戏。那是燃烧激情、燃烧青春的日子，这些日子给予王强的不仅有美好的回忆，还有北大那种胸怀天下、指点江山、激昂文字的气度。转变：从学者到维修好手北大毕业后，王强留校任教6年，1990年带着对美国文化的困惑和深入研究的愿望，他决心自费赴美留学。而选择学习计算机专业，王强丝毫不讳言是出自生存的需求。“要在美国长久地待下去，首先要解决生存的问题，这个最基本的问题逼着我做出了一个选择，从人文研究转向实用的学科，因为这样容易就业，解决温饱问题，然后回过头来再思考我的人文问题，这样也不晚。于是我做出了一个非常痛苦的决定，但是这个决心一下，我就比较坚决，要改学计算机。因为人不能光有梦想，那会变成恶梦。梦想的意义就在于哪怕最微小的部分是不断能够实现的。说一个人有伟大的梦，临终的时候如果发现最微小的部分都没有实现，那这种梦想在我看来是一钱不值的，对个人没有意义，对社会更没有意义，总体说来对人类也没意义，到头来只是一场空梦而已，什么都没有改变，什么都没有移动。回到生存来，这是我做出选择的本意。”王强拿着北大四年文科成绩找到纽约州立大学计算机系系主任，通过一番“计算机最重要的是什么？——程序——程序是由什么写成的？——计算机语言——计算机语言是什么？——是一种专业英语”论述，系主任被打动，同意王强直接攻读计算机硕士学位，“这段经历直接体现出‘语言就是力量’”。两年半后，王强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成为贝尔传讯研究所的一名软件工程师。在美国生活的最大收获，王强说是学会了真正的自立。“自由是一个双行道。当一个文化把自由交给你的时候，你也要把自由交给别人，而这种自由包括维护你生存、尊严的自由，不能依靠任何人。在美国我学会了修理家中的水管、桌椅、甚至是换轮胎，这是以前在北京不能想象的，在北京的时候，觉得自己是学者嘛，可能不屑于做这样的事情。”讲到这，王强老师笑了，笑得很坦率。“所以美国的工作生活让我变得更加坚强，对于情感方面、精神方面、对于挫折、失败这种东西逐渐少了很多恐惧。”师者的回归1995年，北京新东方学校声名鹊起之时，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漂洋过海邀请北大同学王强回国一同干一番大事。王强想了很久，掺杂着对友人的信任、对讲台的眷恋、对中国经济腾飞的信心等等感情，一年后辞掉贝尔传讯研究室年薪6万美金的工作，回到北京成为拉动新东方车轮的“三架马车”之一。王强充满磁性的男中音和地道的美式发音，一开口就让能人沉醉其中，在北大6年的执教经验和美国7年的生活学习的基础上，王强于1996年开创了“美语思维法”口语培训。近十年的时间，王强执着地坚守着口语这个领域深入研究，“要么不出拳，要么就一拳击中目标。”“美语思维法”成为一种全新的、极为有效的口语表达突破法，王强也因此被学员称为“美式口语教父”。80后留学：新一代海归将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合力留学的本质在于了解一种与从小所接受的完全不同的一种文化，这种文化的价值在于获得一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将来面对问题的时候就会多一种角度、多一种解决办法或者多一份自信。眼界的开阔是留学所能做到的最重要的方面。“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只有到最发达的国家去才完成了留学，实质上去比我们不发达的国家也是获得了一种思维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去哈佛或者去非洲从我的角度看没有差异，重要的是你走进了当地人的生活、走进了当地人的文化。我们那个年代留学咨询不发达，选择非常有限。现在80后留学一个可喜的现象是选择空前丰富，留学的目的地从美国、英国、加拿大这些传统留学国家，到乌克兰、荷兰、瑞典、泰国，只要有学校的地方，就有中国人的足迹。这种选择的多样化让我能够大概想象出他们将来的生活状态。由于多元化，他们可能学习艺术、到米兰学时装、到瑞士学酒店管理，学音乐，他们受到的束缚比我们少，这样一种人才的丰富性，等新的一代海归归来的时候，将带来更加丰富的思维、经验，产生对经济发展的合力，这是非常令人叹为观止的。”王强老师对80后，90后留学的观点十分新颖：80后、90后的孩子更追求本真的生活，他们喜欢什么就学什么，虽然留学注重实用性无可非议，但趋势是越来越多的孩子会听从内心的召唤，选择自己的兴趣所在。由兴趣引发的学习必将投入最大的激情，最热烈的专注，收获也会是丰硕而多彩的。新东方与“三架马车”作为参与、见证新东方成长的一分子，王强对新东方充满了热爱，因为他和新东方已经连在一起，自己最好的时光也是在新东方度过。“我生命已经走到一半，现在回顾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经过十几年努力和大家一起把新东方推到现在的位置上，自己非常欣慰也非常自豪的。”提起“三架马车”之间的情谊，王强说：“俞敏洪现在有烦恼、想喝酒的时候首先还会想到我、想到徐小平，我们三个人的友谊已经有28年了，经过在新东方十几年的风风雨雨，这段友谊并没有瓦解，这是最令我们欣慰的。我相信我们会珍惜这种友谊，这段友谊也会持续到60岁、70岁、80岁，如果长寿，会持续到90岁……”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需要不同的人生规划，但王强对生活始终有一个观点：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要快乐。人生每走一步都要认为能给自己带来快乐：出国时，王强认为出去看世界能带来快乐；回国时，与朋友一起做一件事的刺激能带来快乐；现在最快乐的是又回到北大读书时的状态，那种书斋的生活不仅让王强回归最爱的学术，也带给他无尽的快乐和宁静。阎振江：黑格尔故乡归来的德语实践者作者：本刊记者王文静“我从学习德语到研究德语及相关语言现象已经有20多年了，我希望能与更多的人分享学习心得和经验。”踏进上海新东方学校多语种培训部主任办公室，只一眼便知道阎振江是个喜欢读书的人。桌子上、凳子上、书架上，凡是能放书的地方几乎都堆满了书，一台电脑被埋在书里。书桌上放着Clemens的《世界的主人》、Eric Frey的《美国》、Peter Scholl-Latour的《陷入流沙的世界大国》，还有亨廷顿的著述。其中不少是国际政治学和语言学方面的书籍，当然更多的是多语教学的各种图书。他有点遗憾地说：“可惜现在太忙，要是平时的话，除了偶尔登山旅游、以棋会友之外，大部分的时间就是用来读书了。”阎振江不仅博览群书，而且著作也颇丰。在南京大学和留德期间，在包括《法兰克福汇报》在内的报刊杂志上发表过多篇原创和翻译文章。2000年在德国出版了学术专著《文字体系与识字过程》，德国留学期间，他的学术论文《潜在的音素中心主义》被收录在《文字的物质性与媒介性》一书中，书中收录的全部都是德国著名教授的学术文章，阎振江的这篇《潜在的音素中心主义》成为其中惟一一篇作者不是教授而是中国博士的文章。如今他翻译的大部头著作《帝国》也将由中央编译出版社付梓出版。深入骨髓的异域情怀1990年，阎振江结束了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的教学生涯，来到德国慕尼黑大学攻读近现代德语文学、德语对外语言文化传播学、日尔曼语言学和政治学。第一次乘飞机到德国的一件小事让他至今仍然记忆犹新。他乘坐东德航空公司的飞机从北京飞到柏林，然后乘大巴穿过当时还没有拆除的查里检查站到西柏林。当他坐火车前往慕尼黑的途中，因心中没底，就问了一声列车员“什么时候到慕尼黑？”他听到的是一个非常肯定的回答：“ 15点59分到”。15点59分！多么准确的回答。而习惯了中国火车列车员那些“快了！马上就到了！”的模糊回答的阎振江，顿时对德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仅如此，即便是公交车，每一班车在几点几分到站也都有明确的时间安排。德国人喜欢有计划地做事，比如度假这样的事，中国人一般会在节前一个月甚至一周再确定，而德国人则是提前一年考虑和安排度假计划。” 14年的德国生活，也让德国人的这种严谨规则的生活作风同样深入到阎振江的骨髓。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为什么他上课从来没有一次迟到的情况发生过。留学的日子对于阎振江来说并不是每天都将自己关进图书馆或泡在课堂中，他曾经拿着自己打工挣的第一笔钱到欧洲各地去游览，毕竟既要读书，也要行路。他曾经漫游阿尔卑斯山的诸多山川，他觉得在酒馆里与当地人淋漓酣畅地争论各种问题是提高外语、增强思辩能力的途径。语言是相通的应该说世界上的语言是相通的，当你掌握了语言的内在规律之后，学会多种语言便不是一件很难的事。阎振江除了精通汉语、德语、英语以外，他还尝试着去学习一点意大利语、法语、日语和俄语等。“每种语言自有一套严谨的体系，不同语言折射出的民族文化有其特有的思维方式。不同语言间的转换，实际上就是不同思维方式的转换。学习外语一方面可以提高跨文化交流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拓展自己的视野，增强自己的审美能力。”说到学习外语，阎振江自然就会说到已经形成了文字的语言。中国的汉字体系是以词素为基本单位，而欧美语言的书写体系基本上以音素为单位，只有将字母一个个线性地拼成单词才构成语义单位。知道有差异，就要尽量去了解差异，进而超越差异，寻找差异之上的相同之处，这就是学习外语之道。阎振江在工作中实践这样的理念，与同事和同学分享着这种精神。他的家人也同样实践着多元文化，太太会说意大利语、德语、英语和汉语，6岁的女儿也已经能够熟练地说德语、意大利语和汉语了。开启上海新东方学校德语培训之先河一般来说，博士以学术研究为主，尤其是语言学博士。阎振江却将自己大部分精力花在了德语培训的实践上。2003年从德国回来后，他放弃了一些高校的邀请毅然加盟新东方。“我从学习德语到研究德语及相关语言现象已经有20多年，我希望能与更多的人分享学习心得和经验。”他对很多人认为新东方仅仅是应试教育很不以为然，他认为如果没有新东方人对教育的热衷、对外语的执着和对知识的积累，就不可能成就现在的新东方，他觉得在新东方有着好学向上的同事，而且大家越来越把教学研究看成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基础，他希望新东方有一天也同样会在高等教育方面大有建树。2003年，上海新东方学校多语种部成立。万事开头难。一开始，阎振江就碰到了选择教材的困难。国内十几种德语教材中，没有一种让他从各个方面都觉得非常满意的。最终，阎振江从德国培训教材中看中了德国最权威、最流行的一套教材Eurolingua Deutsch。但是，全德文版本对很多零基础的中国学子来说学习起来有很大困难，这就逼着他将这本教材翻译成中文。最终，阎振江将这套教材翻译成目前最受学生欢迎的《标准德语教程》。这本教材内增加了可以作为语音教程使用的语音附录和双语词汇附录，弥补了原版教材只重视对话交流的缺陷，成为新东方的首选德语教材。教材的问题解决了，面临的第二个关键问题是引进优秀师资。实际情况是，要在国内找到以德法日为第一外语的人并不是很多，很多年轻的教师接触英语的时间比学习德法日第二外语的时间还要长。如何解决这个严峻的问题呢？“越是缺乏优秀师资，越应该严格把关。”阎振江秉承了新东方在招聘师资上一向苛刻的习惯。应聘教师必须具备几个条件：综合素质要高，发音要标准，口语要流利，必须有留学经验，对中外文化认识深透并能够做出充分比较。筛选的比例应该不超过20：1。在创建多语种部的同时，阎振江博士充分展示了他的管理和领导才能。随着德、法、日语培训的增加，上海新东方学校多语种部越来越壮大。“我们没有采用完全的市场化运作模式，而是把主要精力用在自身的团队建设、文化建设和教学质量建设上。我们的大部分时间花在打造了一批有组织有纪律的、业务素质过硬、经验丰富的教学团队，同时秉承新东方的传统，我们每一节课的课堂都非常活跃和轻松，教师授课的内容不单单局限于语言知识点，而更重视语言背后的文化内涵，学生在课堂上，不仅得到知识，更重要的是受到启发和鼓舞。”魔鬼藏在细节中不知是来自德国多年的熏陶还是他本人固有的做事风格，阎振江在细节上非常认真和严谨。“他已经部分德国化了”，这是他留给别人的最特别的印象。一个德语老师走进他的办公室，递给他一摞讲义。只见他们一起讨论切磋，甚至连标点符号方面的疏忽都不放过。一位教法语的老师这样评价他：“他是一个做事极为认真严谨的人，甚至是我们认为无关紧要的，他也都认真指出来，常常让我们感到自己怎么这么大意。时间长了，事实上这种极为认真的工作态度会让我们受益匪浅。”听得出来，她对阎振江老师由衷地敬佩。的确，越是简单而平凡的事情越是容易被疏忽，多少失败的教训都是因为对细节的不以为然而付出惨重的代价。阎振江近乎苛刻的认真态度正好验证了欧洲那句谚语：“魔鬼藏在细节中”。做宏大的计划固然重要，没有细节上的落实也无法达到目标。姚莹：在鲜花与荣誉中成长作者：李鑫（南昌新东方学校员工）她是新东方讲台上的精灵，一个简单的单词都能讲出别样的趣味，任何一个发音都能给人别样的感受。“成长的过程充满鲜花与荣誉”，周围的人总是拿这句话来形容南昌新东方学校教师姚莹。她在CCTV全国英语演讲大赛、21世纪澳门杯，及各种辩论大赛中所获得的大大小小的证书足足有一麻袋。同事们见到她不是呼其名，而是风趣地叫她“姚大牌”。她曾留学芬兰，对中西方文化有独到深刻的认识，并将这种对文化的理解融入到了课堂中，融入到了英语学习的点滴中。她是新东方讲台上的精灵，上课风格清新活跃，互动性强，一个简单的单词都能讲出别样的趣味，任何一个发音都能给人别样的感受。按照电话约定，下午三点，刚上完雅思口语课的姚莹：匆匆赶到采访地点，喘着气，啃着半块面包，一见到我，就说“没迟到吧？楼层太高了！”传说中的“姚大牌”完全没有大牌的架子。看到我吃惊的样子，就指着半块面包说：“今天课太多了，这是我的午饭哦。”“父亲对我的影响很大”“父亲对我的影响很大”，姚莹用这句话做了开场白。小的时候，在市政府工作的父亲就经常教姚莹一些英语儿语，有时候甚至会教她唱一些绕口的英语儿歌。姚莹也乐于学习这些东西，每次父亲骑车接送她上学的时候，她总会在自行车后座上大声说着儿语，大声唱着儿歌，用这些来为爸爸打气。正是由于父亲的这种熏陶，让姚莹在很小的时候就爱上了英语。小学的时候由于课程的设置，姚莹并没有进行多少英语学习，真正开始学习英语是从初中开始的。刚进中学的姚莹对自己的英语学习并没有多大信心。每当上课前同学们喊“Good morning”的时候，姚莹总是感到很恐慌。后来就慢慢地跟着喊，觉得其实是很简单的。不久还被老师选为英语课代表，经常站在讲台上带着同学们大声读课文。这对以后参加各种英语比赛有很大的帮助。热心的姚莹还经常指导同学进行英语学习。“就是希望别人也都能学会”姚莹这么说。姚莹的父亲是一个爱书的人，她经常也会翻阅父亲收藏的英文名著。在父亲的影响下，姚莹在中学期间就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双城记》、《雾都孤儿》、《鲁宾逊漂流记》……“每一本书都是仔细地读了又读，看到不同的单词，一定要查字典。大量的阅读对我英语水平的提高有极大帮助。现在我仍然保持着每天读书的习惯。”高中时候，姚莹就开始定期购买一些英语杂志，仔细地听磁带，认真地读文章。“我看这些东西完全是因为兴趣所在。我喜欢这些杂志里面的文章，它们涉及的知识非常广，让我了解了很多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晚上我还习惯在睡觉前听英语，录音机都听坏了几个。”“比起记忆力，思想更重要”让姚莹感到收获最大的并不是英语演讲比赛，而是英语辩论赛。“在辩论比赛中，比起记忆力，思想更重要。” 2006年姚莹作为中国官方代表参加国际英语辩论赛(All Asian Debate Championship)，比赛是严格按照议会制模式来进行的。所以更多的不是在辩论一个概念或者一种哲学思想，而是就某一政治、军事、经济问题提案的可行性进行讨论。在辩论期间必须鲜明展示自己的立场，提案的可行性、解决措施并迅速找出对方立论或辨驳中的错误。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比赛的思想性和逻辑性要比传统意义上的中文辩论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