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换到天气频道,然后挨着他坐下,抚摸着他的肩膀,直到他不再哆嗦,呼吸也慢了下来。不到五分钟,他就睡着了。我回到厨房,帕丽坐在地板上,耷拉着脑袋,背靠着洗碗机。看上去她在发抖。她用纸巾擦着眼睛。“真对不起。”她说,“我太不小心了。”“没关系的。”我说着,从洗碗池下面够出簸箕和扫把。在地板上,我发现了一些小药片,粉色和橙色相间,散落在碎玻璃当中。我把它们一粒粒捡起来,再把玻璃从油地毡上扫掉。“我是个笨蛋。我以为我可以告诉他真相……真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我把碎玻璃倒进垃圾桶,然后跪下来,拉开帕丽衬衫的领口,看看她肩膀上被巴巴戳过的地方。“会肿起来的。我跟你说肯定会肿起来的。”我挨着她坐到地板上。她张开手,我把药片放进她手里。“他经常这个样子吗?”她问。“有些日子他就是这种臭脾气。”“也许你该考虑一下,找专业人员来帮忙,对吗?”我叹口气,点点头。最近一段时间,我曾翻来覆去想过那个不可避免的早晨,我将在空荡荡的家里醒来,而与此同时,巴巴蜷缩着身体,躺在一张陌生的床上,看着陌生的人用托盘给他端来早餐。巴巴曾经在一个活动室里打起了瞌睡,跌到了桌子下。“我知道。”我说,“可是还不到时候。我想照顾他,等我实在照顾不了再说。”帕丽笑了,擤了擤鼻子。“我能理解。”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真能理解。还有另一个原因我没有告诉她。这个原因连我自己都难以承认。也就是说,尽管我常常充满渴望,却害怕得到自由,害怕我将要遇到的事,害怕巴巴一走,我自己会手足无措。从小到大,我一直都像一条水族馆里的金鱼,生活在安全的玻璃水箱里,周围的屏障固然透明,却终究不可逾越。我可以随意观察外面那个模糊的世界,如果我愿意,也可以想像自己置身其中。然而我一直都被关在里面,受到限制,那是巴巴为我修造的生存边界,坚硬而不可弯折。在我小的时候,他这样做是刻意而为,现在却是无心插柳,因为他正在一天天地老去。我感觉自己已经习惯了这层玻璃,害怕它一旦碎掉,而我又孤身一人,必将被裹挟而出,冲入未知的汪洋,扑扑打打,无助,迷失,上气不接下气。我难以承认的真相就是,我始终需要背负着巴巴的重量。还有别的理由吗?当年巴巴要我别去巴尔的摩的时候,我就那样轻易地放弃了美术学院的梦想,几乎没有做出反抗。还有别的理由吗?我离开了尼尔。几年前我和他订了婚。他拥有一家小公司,经营太阳能电池板的安装。他长了一张皱巴巴的方脸盘,我在亚伯烤肉馆一见他就喜欢上了,当时我请他点菜,他从菜单上抬起头,龇牙一笑。他很耐心,也很随和,处事稳重。我跟帕丽谈到他时,说的不是真话。尼尔不是为了某个更漂亮的人离开了我,是我蓄意毁掉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就算他保证皈依伊斯兰教,上波斯语课,我还是挑出了别的毛病,找到了别的借口。到头来是我慌了神,跑回了熟悉的角落,钻进了地洞和墙缝,回到了我在家的生活。帕丽从我身边站起身。我望着她抚平衣褶,再一次感到这是个多么大的奇迹,她在这儿,就站在我触手可及的地方。“我想给你看些东西。”我说。我起身进了自己的房间。从不离家有很多借口,其中之一是,这样就不会有人把你的闺房清理干净,把你的玩具摆在车库门前卖掉,也不会有人把你穿不下的衣服送人。作为一个年近三十的女人,我对此深有体会,我身边有太多童年时代的遗存,大部分装在我床边的一个大箱子里。现在我打开它的盖子,里面放着许多旧娃娃,一匹粉红色的小马,身上有供我梳理的鬃毛,还有图画书,所有的生日快乐和情人节快乐的贺卡,那是我上小学时给我父母做的,上面有红芸豆、亮亮的小饰物和发光的小星星。尼尔和我最后一次讲话,是我提出分手的时候,他说:我不能等你了,帕丽。我不会痴痴地等着你长大。我合上盖子,走回客厅,帕丽已经坐到了巴巴对面的沙发上。我挨着她坐下。“给。”我说,递给她一摞明信片。她拿过放在边桌上的老花镜,扯掉把明信片捆在一起的橡皮筋。她眯起眼睛,看着第一张。上面印着拉斯维加斯的照片,恺撒宫酒店的夜景,灯光璀璨。她把明信片翻过来,念出了写在上面的文字。亲爱的帕丽:你想不到这地方有多热。我们租了辆小汽车,巴巴今天把手放到引擎盖上,结果烫出个大水泡!妈妈只好往他手上抹牙膏。恺撒宫有古罗马的士兵,拿着剑,戴头盔,披着红斗篷。巴巴老想让妈妈跟他们拍张照片,她不肯。可我拍了!我到家就给你看。暂时写到这儿吧。我想你。真希望你也在这儿。帕丽又及:我一边写字,一边在吃最棒的冰激凌圣代。1992年7月21日她翻到下一张明信片。赫斯特城堡[11]。这一次她小声读了上面的字。他有自己的动物园!多酷啊!袋鼠,斑马,羚羊,双峰驼——它们长了两个驼峰!一张迪士尼乐园的,米老鼠戴着巫师帽,挥舞着魔杖。吊死鬼从天花板上落下来的时候,妈妈发出了尖叫!你都能听得见!拉霍亚湾,大苏尔,十七英里大道,穆尔森林,太浩湖。想你。你肯定喜欢。真希望你也在这儿。我真希望你在这儿。我真希望你在这儿。帕丽摘下眼镜。“你给自己写明信片?”我摇摇头。“给你的。”我大笑起来,“说起来真是丢脸。”帕丽把明信片放到茶几上,凑近我。“跟我说说。”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转动着我腕子上的手表。“我经常假装咱俩是孪生姐妹,你跟我。除了我,谁都看不见你。我什么都跟你说。我所有的秘密。对我来说你是活生生的,总是那么亲近。因为有你,我感觉就不那么孤单了。我们好像Doppelgngers[12]。你懂这个词吗?”她笑眯眯地说:“我懂。”我常把我俩想像成两片树叶,从同一棵树上飘落,被风吹散,相隔数里,却仍然找得到深深纠缠的树根。“对我来说,情况正好相反。”帕丽说,“你说你能感到我的存在,我体会到的却只是一种缺失。一种没来由的模糊的疼痛。我就像一个病人,跟医生讲不清什么地方疼,只是觉得疼。”她扣住我的手,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谁也没有说话。巴巴在躺椅上哼哼起来,翻了个身。“真遗憾。”我说。“为什么要说遗憾?”“因为你们团聚得太迟了。”“可我们已经团聚了呀,不是吗?”她说。她动了感情,声音也沙哑了。“这就是现在的他。挺好的。我觉得很幸福了。我已经找到自己失去的一部分。”她抓紧了我的手。“我也找到了你,帕丽。”她这句话唤醒了我童年的渴望。我想到自己那时多么孤单,我曾轻轻呼唤她的名字——我们的名字——然后屏住呼吸,等待着一声回唤,并且相信总有一天它会到来。现在听到她叫出我的名字,就在这客厅里,仿佛分隔我们的这些岁月正在折叠,一道又一道,时间因此聚拢了,几乎化作无形,只剩下一幅照片、一张明信片的宽度,飞一般送来我童年时代最瑰丽的纪念,坐在我身边,抓着我的手,叫我的名字。我们的名字。我感觉心里一震,好像有什么东西咔嗒一声,扣在了一起。好像有什么东西,很久以前分崩离析,现在复归了原位。我感到胸口被软软地顶着,那是另一颗心,重新跳动起来了,它紧挨着我自己的心,发出低沉的、怦怦的声响。巴巴在躺椅上用胳膊肘撑起身体,揉揉眼睛,看看我俩。“你们这俩丫头在鼓捣啥?”他咧开嘴笑了。另一首儿歌。这一首唱的是阿维尼翁的桥。帕丽为我哼着调子,接着念出了歌词:在阿维尼翁的桥上我们跳舞,我们跳舞在阿维尼翁的桥上我们围成圆圈跳着舞“我小时候妈芒教我的。”她说着把头巾扎紧,抵挡忽然吹来的一阵寒风。空气冷飕飕的,天却很蓝,阳光强烈,倾泻在铁灰色的罗纳河上,将水面击碎,幻化成无数细小的光斑。“所有法国孩子都会这首歌。”我们坐在木制的公共长椅上,面对着河水。她替我翻译着歌词,我却对河对岸的城市暗自称奇。不久以前,我才找到自己的历史,现在又发现自己置身于这样一个充满历史的地方,一切都有记录,一切都得以保存。真是个奇迹。关于这座城市的每一件东西都是如此。我惊讶于它空气的清澈,惊讶于从河上席卷而过的风,吹送着河水,拍击着石岸,也惊讶于阳光多么饱满,多么丰富,仿佛来自四面八方,照耀着整个世界。坐在长椅上,我可以看到老旧的墙垒环绕着古城的中心,狭窄、蜿蜒的街道错乱交缠,阿维尼翁大教堂的西塔之上,镀金的圣母马利亚雕像闪闪发光。帕丽讲给我听这座桥的历史。话说十二世纪,有个年轻的牧羊人宣称,天使告诉他建一座横跨两岸的桥,为了证明自己所言不虚,他举起一块巨石,把它丢进了河中。帕丽还给我讲了罗纳河上的船夫,他们爬到桥上,敬奉自己的保护神圣尼古拉。可洪水在几百年里侵蚀着桥拱,最后把它冲垮了。她讲这些话时语速很快,兴奋得有些神经兮兮,一如当天早些时候,她带我游览哥特式的教皇宫,摘下语音导览的耳机,指着壁画,轻敲我的胳膊肘,引起我的注意,让我去看有趣的浮雕,教堂的彩窗,头顶上交叉的弯梁。在教皇宫外,她不停地讲啊讲,嘴里迸出一串又一串圣徒、教皇、红衣主教的名字,和我一起漫步穿过教堂前的广场,身边是成群的鸽子,如织的游客,非洲来的小贩穿着颜色鲜艳的袍子,兜售着手镯和假表,有个年轻的乐师戴着眼镜,坐在苹果筐上,怀抱民谣吉他,弹着《波希米亚狂想曲》。我记得她去美国时可没这么健谈,现在我感觉,这就像一种拖延的策略,我们正围着她真心想做的——我们也一定会做的那件事兜圈子,这一番唠叨不过是一座桥而已。“你很快就能看到真正的桥了。”她说,“等大伙都到了,咱们一起去加尔桥。你听说过这桥吗?没有?哦啦啦。漂亮死了。那是罗马人在一世纪的时候建造的,好把水从厄尔河运到尼姆。五十公里啊!帕丽,简直是巧夺天工的杰作。”我来法国已经四天了,在阿维尼翁待了两天。巴丽和我坐上TGV[13],从阴郁、寒冷的巴黎来了这儿,一下火车,就是晴朗的天,和暖的风,每棵树上都听得到知了的合唱。在车站,我手忙脚乱地拉出行李,差一点来不及下车,结果我刚跳下火车,车门就嘶的一声,在我身后关上了。此时我暗暗告诉自己,一定把这事告诉巴巴,要是晚下车三秒钟,现在我人就在马赛了。他还好吗?帕丽在巴黎问过我。当时我们正坐在出租车上,从戴高乐机场开往她家。每况愈下。我说。巴巴现在住进了疗养院。我头一次去那儿考察设施的时候,院长彭妮——一个高个子的纤瘦女人,留着草莓色的卷发——领着我转了一圈,我想:还不算太差。然后我说:还不算太差。这地方很干净,窗户外面正对着花园,彭妮说,每个星期三的下午四点半,他们都要在花园里开个茶会。大厅里有股淡淡的肉桂和松木味儿。护工们看上去有礼貌,有耐心,也有能力,大多数人我现在已经能叫得出名字了。我本来以为这里是一群老太婆,脸上一塌糊涂,下巴长出了胡须,流着口水,自言自语,唠叨个不停,死盯着电视屏幕。可我看到的大多数住客并没那么老,很多人连轮椅都用不着。我本来以为很差劲的。我说。是吗?彭妮说着,愉快而职业地哈哈一笑。真是冒犯。对不起。没关系的。我们完全了解,大部分人对这样的地方是有成见的。肯定会有。她回过头,用一种稳重的腔调提醒我说:这是本院的辅助生活区。从你告诉我的情况判断,我担心你父亲在这儿很难保证良好的起居。我看,记忆监护区对他更合适。咱们到了。她用钥匙卡开了门,我们走进封闭的病区,这里闻不到肉桂或松木的味道了。我心里一凉,第一个反应就是转身走掉。彭妮伸手扶住我的胳膊,捏了一把。她看着我,目光中饱含温情。我挣扎着走完全程,内疚的巨浪没过了我的头顶。启程前往欧洲的前一天早晨,我去看了巴巴。我穿过辅助生活区的大厅,冲卡门招招手,她来自危地马拉,负责接电话。我走过社区音乐厅,里面坐了满满一屋子老人,正在听穿礼服的高中生表演弦乐四重奏。我也经过了多功能厅,里面有电脑、书架和多米诺骨牌;我又走过公告栏,上面有成排的小贴士和通知——你知道大豆可以降低你的有害胆固醇吗?不要忘记本周二上午11点的“猜谜与思考时间”!我走进了封闭病区。进了这道门,他们就没有下午的茶会了,也没有宾果游戏,没有人一大早就打太极拳。我去了巴巴的房间,可他不在。他的床已经收拾过了,电视没开,有半杯水放在床头柜上。我稍微松了口气。我就怕看见巴巴待在病床上,侧躺着,一只手塞在枕头下,深陷的眼睛看着我,目光空空如也。我在康乐室找到了巴巴,他蜷缩在轮椅上,靠着打开的窗户,窗外是花园。他穿着法兰绒睡衣,戴前进帽,腿上盖着彭妮所说的烦躁围裙,上面有绳子,可以让他编穗子,还有他喜欢系上再解开的纽扣。彭妮说,这围裙可以让他的手指保持灵活。我亲了他的脸,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有人给他刮过脸,还帮他打湿、梳理了头发。他的脸闻起来像肥皂。明天是个大日子。我说,我要飞到法国去看帕丽。我告诉过你的,还记得吗?巴巴干瞪着眼睛。早在中风之前,他就已经开始遁离,长久地陷入一言不发的痴呆状态,看起来郁郁寡欢。中风之后,他的脸变成了一副面具,嘴巴持久地凝固着,歪向一边,仿佛一个客客气气的浅笑,可这笑容永远爬不到他的双眼。自从中风,他再没说过一个字。有时他咧开嘴,发出一记响亮而悠长的声音——啊!——快结束时再往上提,让这个“啊”听起来颇有几分惊讶,又好像我说的话在他心里触发了一种小小的顿悟。我们要在巴黎碰头,然后搭火车去阿维尼翁。那是个小城,在法国南部。十四世纪的时候,教皇就住在那儿。所以我们要游览一下。不过最棒的是,帕丽把我要去的事告诉了她所有的孩子,他们也要过去和我们会合。巴巴笑了,笑得就像上个星期埃克托尔来看他时一样,就像我给他看我的入学申请时一样,我给旧金山州立大学的艺术与人文学院写了申请。你侄女伊莎贝尔和她丈夫阿尔贝,在普罗旺斯有个度假屋,靠近一个叫莱博的小镇。我上网查了一下,巴巴。那是个非常壮观的小镇,建在阿尔皮耶山的石灰岩山顶上。到了那儿,你可以去参观中世纪的古堡遗址,远处还有平原和果树林。我一定要拍好多照片,一回来就拿给你看。不远处,有个穿浴袍的老妇人正在美滋滋地玩着拼图。另一张桌边还有位老妇人,一头蓬松的白发,正在忙活着,往餐具匣里摆着叉子、勺子和黄油刀。角落那边的大屏幕电视上,里奇和露西[14]正在拌嘴,他俩的腕子被一副手铐铐在了一起。巴巴说:啊!阿兰——那是你侄子,和他妻子安娜也要从西班牙过来,带着他俩的五个孩子。我还不知道他们都叫什么,可我肯定会记下来的。还有——这件事最让帕丽开心了——你另一个侄子,她最小的孩子蒂埃里,也要过来。她已经好多年没见过他了。他俩一直不讲话。他在非洲工作,这次请了假飞过来。所以呢,这将是一次大家庭的团聚。后来我站起身,准备走的时候,又一次亲了他的脸。我把脸贴到他的脸上,回想起过去,他经常到幼儿园来接我,再载上我去丹尼斯餐馆,接妈妈下班。我们坐在小隔间里,等着妈妈登记下工,经理总会舀一勺冰激凌给我,我就把它吃掉,我还给巴巴看我那一天画的画。他多么有耐心啊,每一张都看得仔细,一边认真地端详,一边频频点头。巴巴笑了,典型的巴巴笑。哟。我差一点儿忘了。我弯下腰,依照旧例,开始我们的告别仪式,指尖顺着他的两颊向上,直抵他皱巴巴的脑门和太阳穴,抚过他稀疏的白发,坑坑洼洼的头皮,头皮上的结痂,直到耳后,一边摸着,一边从他脑袋里摘除所有的噩梦。我替他打开那个无形的口袋,把噩梦丢进去,再将绳子拉紧。成了。巴巴喉咙里咕噜了一声。做好梦,巴巴。过两个星期我来看你。我突然想到,以前我们从来没有分开过这么长的时间。我走开的时候,明明感觉巴巴在望着我,可我回头再看,他的脑袋却低垂着,手里玩着烦躁围裙上的一颗纽扣。此时,帕丽谈起了伊莎贝尔和阿尔贝的房子。她给我看过那房子的照片。那是一幢漂亮的普罗旺斯农舍,用石头盖的,已经翻新过了,建在吕贝龙山上,大门外有果树和凉亭,赤褐色的瓦,屋里看得见房梁。“我给你看过照片,可是从照片上你看不到,沃克吕兹山的景色美极了。”“咱们都去,住得下吗?这么多人,就一幢农房。”“Plus on est de fous, plus on rit. ”她说,“用英语怎么说?人越多,就越高兴?”“热闹。”“噢,对。就是。”“孩子们怎么办?他们去哪儿……”“帕丽?”我望着她。“嗯?”她长长地出了一大口气。“现在你可以给我了。”我点点头,把手伸进脚下的提包。我觉得几个月之前,我送巴巴去疗养院时,就该发现它。可是我给他收拾东西的时候,只拿了最上面的那个手提箱,就这一个,巴巴所有的衣服都能装下了,而箱子有三个,摞在一起,放在走廊的壁橱里。后来我终于鼓起勇气,去清理父母的卧室。我撕掉了旧墙纸,重新粉刷了墙壁。我搬走了他们的大号双人床,撤掉了我母亲的梳妆台,上面配有椭圆形的化妆镜。我清空了大衣柜,取出了父亲的西装,母亲的衬衫,还有封装在塑料袋里的裙子。我把它们堆在车库里,准备去一两趟慈善商店。我把我的书桌搬进了他们的卧室,现在这里是我的办公室了,等秋天一开学,就做我的书房。我把我床脚的那个大箱子也清空了。我所有的旧玩具,我小时候的衣服,我所有穿坏的凉鞋和网球鞋,统统丢进了一个大垃圾袋。我再也不忍心看我给父母做的那些生日快乐卡,父亲节和母亲节的贺卡。想到它们在我脚边,我夜里就睡不着。太痛苦了。就在清理走廊的壁橱时,我拉出剩下的那两个手提箱,准备把它们放到车库去,我感到其中一个箱子里咣当一响。我拉开箱子的拉锁,发现里面有一包东西,用发黄的报纸裹了好几层。包裹上用胶带捆着一个信封,信封上用英语写着如下字句:给我妹妹帕丽。我一眼就认出那是巴巴的笔迹,因为我在亚伯烤肉馆干活的时候,每当我帮客人点完菜,他都会在收银机边草草记上一笔。现在,我把包裹递给了帕丽。我没有打开过。她把包裹放到腿上,低头看着,双手抚过写在信封上的字。在河的对岸,教堂的钟声开始鸣响。突出于水边的石头上,一只鸟在撕扯着死鱼的内脏。帕丽把手伸进她的手提包,在里面的东西中间摸索着。“J'ai oublié mes lunettes。”她说,“我忘了带老花镜。”“你想让我读给你听吗?”她左拉右拽,想把信封从包裹上扯掉,可是今天天气不好,她手不灵,经历了一番揪扯,她最后还是把包裹递给了我。我取下信封,把它打开,展平里面叠放着的信纸。“他用波斯语写的。”“你认得,对吗?”帕丽皱起了眉头,有些担心地问道,“你能翻译吧。”“能。”我说,内心窃喜。尽管姗姗来迟,可我还是暗自感激那些星期二的下午,巴巴开车送我去坎贝尔上的波斯语课。现在我想起了他,破衣烂衫,魂不守舍,摇摇晃晃地走过沙漠,在他的身后,一路上散落着、闪亮着许许多多细小的碎片,那是生活从他身上撕落下来的。我紧紧抓住那页信纸,免得怒号的风把它卷跑。笔迹潦草,一共三句话,我读给帕丽听了。他们告诉我,我必然要走入水里,很快就将沉没。出发之前,我把它留在岸上,给你。我恳求你找到它,妹妹,所以你一定会知道,在我沉入水中时,心中想着什么。还有日期。2007年8月。“2007年的8月。”我说,“那是他刚确诊的时候。”三年前,我还没有得到帕丽的消息。帕丽一边点头,一边拿掌端抹着眼泪。一对年轻的男女骑着双人自行车驶过。姑娘打头,金色头发,粉嘟嘟的脸,苗条的身材。小伙子居后,梳了满头的小辫,咖啡色的皮肤。几米开外,有个十几岁的女孩,穿着黑皮短裙,坐在草地上,正用手机聊着天。她手里抓着皮带,另一端拴着一头黑不溜秋的小梗犬。帕丽把包裹递给我,我替她撕开。里面是个旧的铁皮茶叶盒,盒盖上的图案已经褪了色,那是个大胡子印度人,身穿长长的红色束腰外衣,举着一杯热气腾腾的茶,好像在献祭。茶杯里冒出的热气几乎看不见了,束腰外衣上的红颜色也已大部分褪成了粉色。我打开锁扣,掀起盖子,发现盒子里塞满了各种颜色、各种形状的羽毛。短而密实的绿羽;几支姜黄色的毛,有着长长的黑色羽干;一支桃色羽毛,也许出自野鸭,泛出少许浅紫;几支棕羽,羽瓣内缘长着黑色的斑点;还有一支绿色的孔雀翎,顶端有只大眼睛。我扭头看着帕丽。“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帕丽的下巴颤抖着,慢慢摇了摇头。她从我手里接过茶叶盒,仔细地看着。“不。”她说,“我们俩,阿卜杜拉和我失散的时候,他受到的伤害比我重得多。我比较幸运,因为我年轻小,这一点保护了我。Je pouvais oublier。[15]我还能享受遗忘。他不行。”她拿起一片羽毛,轻轻蹭着自己的手腕,盯着它,好像在希望它活起来,飞起来。“我不知道这羽毛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它的故事,可我知道它的意思是,他想着我。这么多年来一直想着我。他记得我。”她轻声哭了起来,我搂住她的肩膀。我看着沐浴在阳光下的树,河水流过我们身旁,流过这座桥——圣贝内泽桥,儿歌里的桥。它其实是座断桥,原来的桥拱只剩下了四个,走到河中央便戛然而止。仿佛它在努力渡河,让两岸聚首,却功亏一篑。当晚在酒店,我躺在床上,醒着,望着月亮大而圆满,高挂在我们的窗棂中间,由着云朵轻推慢撞。窗外月下,高跟鞋咔嗒咔嗒,敲击着鹅卵石。欢笑,絮语。小摩托车咯噔咯噔驶过。马路对面的餐馆里,杯盘叮当,钢琴叮咚,蜿蜒流转,从窗口攀援而入,轻敲着我的耳鼓。我翻过身,看着帕丽,她安静地睡在我身边。灯光之下,她的脸显得苍白。我在她脸上看见了巴巴,年轻而满怀希望的巴巴,像过去那样快乐。我知道了,不管什么时候,只要看到帕丽,我也就看得见巴巴。她是我的血与肉。很快我也将见到她的孩子,还有她孩子的孩子们,我的血也在他们周身奔流。我不孤单。一种突然的幸福,出其不意地淹没了我。我感到它在涓涓流入我的身体,也带着感恩和希望,流入了我的双眼。我看着熟睡中的帕丽,想起了巴巴和我常玩的睡前游戏。清除掉一个个噩梦,再以好梦相赠。我想起了我常常送给他的那个梦,于是小心翼翼地伸出手,生怕弄醒帕丽,轻轻盖住了她的额头。我闭上了眼睛。这是个明媚的午后。他们又一次成了孩童,哥哥和妹妹。小小的年纪,明澈的眼睛,结结实实的身子骨。他们躺在一片高草中,置身于苹果树的树荫下。一树花开,满枝吐焰。他们身下铺着暖草,脸上披着阳光,高高的光影,闪烁在怒放的新花中间。他们躺着,带着睡意,带着满足,紧紧相挨。他枕着粗大而隆起的树根,而她的脑袋下面,垫着他叠起的外衣。透过半开的眼皮,她看见一只乌鸫栖于高枝。凉风习习,吹过树叶中间,又转而下探。她扭过脸看着他,看着她的哥哥,她不离不弃的伙伴,可他的脸太近了,她看不到全貌。只有他下落的眼眉,微翘的鼻子,弯弯的睫毛。可她不在乎。待在他身边,和他,和她哥哥在一起,她足以感到幸福。当睡意慢慢把她偷走,她感觉到,一片绝对平静的波浪将她浸没。她闭上眼,漂进了睡乡,没有烦忧,一切都是清澈的,灿烂的,一切都同时来到了。[1]比斯敏俩意为“奉真主之名”,另据穆夫提穆罕默德·沙菲(Mufti Muhammad Shafi Sahib)所著《比斯敏俩的好处》(The Virtues of Bismillah,2010年,卡拉奇)一书:“如果你睡前念比斯敏俩二十一遍,你将免遭小偷之害,免受邪恶影响,免于猝死。”[2]抗焦虑药物。[3]均为美国的竞猜类电视节目。[4]原文为西班牙语。[5]花旗松也是流行的圣诞树种。[6]《她书写谋杀》的女主角。[7]《飞越情海》(Melrose Place),美国肥皂剧。[8]《日升之屋》(House of the Rising Sun),新奥尔良民歌。[9]迭戈·里维拉、弗里达·卡洛、亨利·马蒂斯和杰克逊·波洛克。[10]法语:于是。[11]美国报业大亨威廉·兰道夫·赫斯特建造的城堡,现为加州州立公园。[12]德语:分身。[13]法国的高速火车。[14]美国情景喜剧《我爱露西》的主人公。[15]法语:我可以忘掉。致谢表达谢意之前,还有几处背景方面的问题。沙德巴格村是虚构的,不过,在阿富汗某地,也许确有这样一个名字存在。即便如此,我也从未涉足。阿卜杜拉和帕丽的儿歌,特别是“伤心的小仙女”,受到了已故的杰出波斯语诗人福鲁格·法鲁赫扎德(Forough Farrokhzad)一首诗的启发。最后,本书书名的部分灵感来自威廉·布莱克的美妙诗作《保姆歌》。我要感谢鲍勃·巴尼特(Bob Barnett)和德宁·豪厄尔(Deneen Howell)对本书的出色引导和大力举荐。谢谢你们,海伦·海勒(Helen Heller)、大卫·格罗斯曼(David Grossman)、乔迪·霍奇基斯(Jody Hotchkiss)。感谢钱德勒·克劳福德(Chandler Crawford),感谢她的热忱、耐心和忠告。多谢河源出版公司的一众友人:珍妮·马丁(Jynne Martin)、凯特·斯塔克(Kate Stark)、萨拉·斯坦(Sarah Stein)、莱斯利·施瓦茨(Leslie Schwartz)、克雷格·伯克(CraigD. Burke)、海伦·延特斯(Helen Yentus),以及更多我未曾提及的人士,他们协力将本书送达读者,我对此感激不尽。感谢我出色的文字编辑托尼·戴维斯(Tony Davis)大胆地出离于使命召唤之外。尤其要感谢我的编辑、才华横溢的萨拉·麦格拉思(Sarah McGrath),感谢她的洞见和视野,以及温和的督导,并且帮助我让本书成形,其建议之多,我已无法一一历数。萨拉,我从未经历过如此愉快的编辑过程。最后,我要感谢苏珊·彼得森·肯尼迪(Susan Petersen Kennedy)和杰弗里·克洛斯克(Geoffrey Kloske),感谢他们对我,对我作品的信任与毫不动摇的信心。致谢感谢你们,Tashakor[感谢],我所有的朋友,我所有的亲人,你们一贯支持着我,耐心、坚定、友善地容忍着我。一如以往,我要感谢我美丽的妻子罗娅(Roya),你不仅阅读、编辑了本书的多份手稿,还操持着我们每天的生活,从没有一句怨言,让我得以写作。如果没有你,罗娅,这本书早就死在了第一页、第一段。我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