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可是有客人来看你了。”我已经告诉过他,帕丽·瓦赫达提要来,昨天说的,今天早晨又说了一次。可我这会儿没问他还记不记得。我早就明白,不能让他下不来台,因为他会觉得难堪,会自卫,有时还会出口伤人。我从躺椅的扶手上拿起遥控器,关掉了声音,同时防着他勃然而怒。他头一次大发脾气时,我相信那只是佯怒,是他演的一出戏。现在我松了一口气,巴巴没有抗议,只是从鼻孔里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帕丽在门口和客厅之间的走廊上徘徊,我朝她做了个手势。她慢慢走进来,我给她拉了把椅子,放在巴巴的躺椅旁边。我看得出来,她颇为激动不安。她坐得笔直,脸色煞白,两腿并在一起,双手交叠,从椅子边儿向前探出身体,笑得那么僵硬,连嘴唇都白了。她的目光死死盯着巴巴,好像只有片刻的工夫能和他在一起,因此要使劲记住他这张脸。“巴巴,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位朋友。”他看着眼前这位白发苍苍的妇人。这段日子他看人的眼神总是让人揪心,就算他直视着他们,目光中也是空空如也。看上去,他是游离的,隔绝的,似乎他本来打算瞧一瞧别的地方,却一不小心,目光才落到了他们身上。帕丽清了清嗓子,可是清也白清,她一张嘴,声音就在哆嗦。“你好,阿卜杜拉。我叫帕丽。真高兴见到你。”他慢吞吞地点点头。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他脸上泛起了茫然和困惑,仿佛面部肌肉的痉挛。他看看我的脸,再看看帕丽。他张开了嘴巴,露出干涩的笑容,他认为人家捉弄他的时候,就是这副皮笑肉不笑的表情。“你有口音。”他终于说话了。“她住在法国。”我说,“对了,巴巴,你必须讲英语。她听不懂波斯语。”巴巴点点头。“这么说你住在伦敦?”他对帕丽说。“巴巴!”“怎么了?”他狠狠问了我一句,接着才明白过来,不好意思地呵呵一笑,然后改说英语。“你住在伦敦?”“实际上,是巴黎。”帕丽说。“我住在巴黎的一套小公寓。”她没有把目光从他脸上挪开。“我一直有个计划,带我妻子去巴黎。苏丹娜,她叫苏丹娜。愿真主让她灵魂安息。她过去老是说:阿卜杜拉呀,带我去趟巴黎吧。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巴黎?”其实,我母亲不太喜欢旅游。她从来也弄不明白,为什么要抛下自己家里的舒适和随意,跑去吃坐飞机的苦,受搬行李的罪。她对天下美食兴趣索然,最心仪的外国菜只是陈皮鸡,泰勒街一家中餐馆就能送外卖。有点让人称奇的是,有时巴巴会以不可思议的精确,让我母亲在他心里还魂。比如说,他能记起她加盐的时候,会把盐粒放到手上,再抖落到自己的菜里;再比如说,她有个习惯,别人打电话时,她喜欢插嘴,可是又不拿过电话来自己说。可是其他时间,他又会变得什么也记不清。我猜想,妈妈正在他脑海中不断暗落,她的脸退入了阴影,每过去一天,对她的记忆就会有所衰退,有所流失,如同握在手中的沙子不断漏掉。她正在变成一个没有血肉的鬼影,一个空壳,他不得不逼着自己,用臆想的细节和捏造的个性,去加以填补,哪怕这记忆是伪造的,似乎也总要好过忘得一干二净。“嗯,这是座漂亮的城市。”帕丽说。“也许我还是要带她去的。可她现在得了癌症。女人得的那种——叫什么来着?卵……”“卵巢癌。”我说。帕丽点点头,她飞快地看了我一眼,又把目光挪回到巴巴身上。“她最想去爬埃菲尔铁塔。你见过吗?”巴巴问。“埃菲尔铁塔?”帕丽·瓦赫达提笑出了声。“哦,是的。天天见。说实话,我想躲都躲不开。”“你爬过吗?有没有一直爬到顶?”“我爬过,是的。上面很美。可我害怕登高,所以有的时候会觉得不太舒服。可是到了塔顶,如果赶上大晴天,你就能看到六十公里以外的地方。当然了,巴黎的很多日子没那么好,天也没那么晴。”巴巴咕噜了两声。帕丽受到鼓舞,继续大讲铁塔,讲它花了多少年才建成,讲它本来没打算保留到1889年的世界博览会之后,可她没法像我那样读懂巴巴的眼神。他拉长了脸。她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抓不住他了,他的思绪已经像风中的落叶一样变换了方向。帕丽在座位上挪了挪,又凑近了一点儿。“你知道吗,阿卜杜拉?”她说,“每隔七年,他们就要刷一遍铁塔。”“你说你叫什么来着?”巴巴问。“帕丽。”“那是我女儿的名字。”“对,我知道。”“你们名字一样。”巴巴说。“你们俩,你们俩名字一样。知道了吧。”他咳嗽了两声,心不在焉地揪着躺椅扶手上的一小块破皮子。“阿卜杜拉,我能问你个问题吗?”巴巴耸了耸肩。帕丽仰起脸,看着我,好像在请求允许。我朝她点了下头,意思是行。她在椅子上探身向前。“你是怎么决定的,给你女儿取这个名字?”巴巴扭过头,看着窗子,手指甲还在抠着躺椅扶手上的破洞。“你记得吗,阿卜杜拉?为什么是这个名字?”他摇摇头,一只手攥起来,使劲一拉羊毛衫,一直拉到下巴底下。他开始小声哼哼,嘴唇几乎不动,嘴里发出一种有节奏的咕哝声。他总是这个样子,只要他陷入焦虑而找不出答案,只要一切变得模糊不清,而支离破碎的思绪突然涌入脑海,冲得他不知所措,两眼一抹黑,只好绝望地等着云开雾散。“阿卜杜拉?你说什么?”帕丽问。“什么也没说。”他咕哝道。“不对,你在唱歌——你在唱什么?”他扭头看我,一脸的无助。他不知道。“好像是首儿歌。”我说,“还记得吗,巴巴?你说你小时候学会的。你说你妈妈教你的。”“好吧。”“你能唱给我听吗?”帕丽急切地说着,声音哽塞了一下。“拜托了,阿卜杜拉,唱出来好吗?”他低下头,慢吞吞地摇晃着脑袋。“唱吧,巴巴。”我轻声说着,伸出一只手,放到他瘦骨嶙峋的肩膀上。“没事的。”巴巴踌躇再三,头也不抬,尖着嗓子,声音抖颤,反反复复,唱出了相同的两句词:我瞅见伤心的小仙女,待在纸树影子下。“他老说还有另一段。”我告诉帕丽,“可他忘了。”帕丽·瓦赫达提突然大笑了一声,听起来像是发自喉咙深处的呼喊,她捂住了自己的嘴。“我的上帝呀。”她低声叫着,放下手,用波斯语唱道:我知道伤心的小仙女,晚风把她吹走了。巴巴脑门上出现了几道褶皱。我觉得短短的一瞬间,我在他眼里看到了一丝微光。可它随即熄灭了,他的脸也恢复了平静。他摇了摇头。“不,不,根本就不是这么唱的。”“噢,阿卜杜拉……”帕丽说。她微笑着,泪水盈眶,一把抓过巴巴的双手,握在自己手中。她亲吻他两个手背,把他的手掌紧贴在自己脸上。巴巴咧开嘴笑了,眼睛里湿乎乎的,也积成了泪滴。帕丽抬头看着我,强忍住幸福的泪,我知道,她认为已经取得了突破,已经用这首神奇的歌,像童话里的精灵一样,唤回了失去的兄长。她以为哥哥已经认出了她。她马上就会明白,这只是他的正常反应,是在对她热情的抚触和外露的情感作出响应。这不过是动物的本能,仅此而已。对这一点,我痛在心里,却看得清清楚楚。临终关怀医院的电话号码是巴希里大夫给我的,此前几个月,母亲和我出去玩了一趟,我们去了圣克鲁斯山,在酒店里过了周末。母亲不喜欢长途旅行,在病倒以前,她和我偶尔也做一些短途游。巴巴看着饭馆,我开车载上母亲,去博迪加湾、索萨利托或旧金山。去旧金山的时候,我们总是待在靠近联合广场的一家酒店。我们窝在房间里,叫送餐服务,看点播电影。后来我们去渔人码头——母亲对各种骗游客的地方都很上瘾——买意式冰激凌,看海狮在码头周围的水面上沉浮。我们把硬币放进街头吉他手敞开的琴盒,放进哑剧艺人和周身喷漆的假机器人的背包。每次我们都要去现代艺术博物馆,我挽着她的胳膊,带她看里维拉、卡洛、马蒂斯和波洛克[9]的作品。要不我们就去看日场电影,母亲喜欢这个,连看两三部,出来时天已经黑了,我们眼酸耳鸣,满手爆米花的味道。和母亲在一起要轻松得多——历来如此——不那么复杂,也没那么多心眼儿。我用不着太戒备,也用不着时刻留心,惟恐说出什么伤人的话。和她单独在一起,一次又一次的周末逃离,就像遁入高空,化作柔云,这两天的时间,困扰我的一切都变得微不足道,统统抛到了九霄之外。在圣克鲁斯山,我们庆祝另一轮化疗的结束。后来才知道,这是她最后一个疗程。酒店很漂亮,偏居一隅,有温泉浴场,健身中心,带大屏幕电视的游戏房,还有台球桌。我们的房间是个小屋子,带木头门廊,从门廊上可以看到游泳池和餐厅,红杉高耸入云,郁郁成林,一览无余。有些树离得很近,松鼠顺着树干往上蹿的时候,皮毛上深浅不一的微妙色调都能看得清。我们在那儿度过的第一个早晨,母亲就把我叫醒,对我说:快点,帕丽,你得看看这个。窗外有一头鹿在啃着矮树。我推着她的轮椅走过花园。我真是一景儿。母亲说。我把轮椅停在喷泉旁边,坐在离她不远的长椅上。阳光温暖着我们的脸,我们看着蜂鸟在花丛中奔突。等她睡过去,我便把她推回小屋。星期天下午,我们在餐厅外的露台上喝茶,吃羊角面包,餐厅的屋子很大,天花板像大教堂一样,还有书架,墙上挂着捕梦网,壁炉前是货真价实的石头炉台。露台下方的平台上,有一男一女,男的长了张苦行僧的脸,女孩则留着软塌塌的金发。他们在打乒乓球,无精打采。我这眉毛得拾掇拾掇了。母亲说。她穿着冬装外套,里面是毛衣,戴着栗色的毛线便帽,那是一年半以前她给自己织的,用她的话说,好事连连,就此开始。我给你画新的。我说。那就画得夸张点儿。像《埃及艳后》里的伊丽莎白·泰勒那样夸张?她咧开嘴,无力地笑了笑。为什么不呢?她喝了一小口茶。一笑起来,她脸上新添的道道皱纹便暴露无遗。认识阿卜杜拉的时候,我正在白沙瓦的马路边卖衣服。他说我眉毛长得漂亮。那对乒乓男女丢开了球拍,此时正靠着木头栏杆,合吸一支香烟。他们仰头望着天,朗朗晴空,飘着少许残云。女孩的胳膊又细又长。我在报纸上看到的,今天在卡皮托拉有个美术工艺品展览会。我说,你要能去,那我开上车,咱们去看看。你要愿意的话,晚餐咱们就在那儿吃。帕丽?嗯?有件事我想告诉你。说吧。阿卜杜拉有个弟弟,在巴基斯坦。母亲说,同父异母的弟弟。我一下子扭过头,看着她。他叫伊克巴尔,有几个儿子。他住在白沙瓦附近的一座难民营。我放下杯子,刚要张嘴,她就打断了我。我这就告诉你,不是吗?最重要的就是这些。你父亲有他的理由。我相信你会想明白的,过些日子就好了。重要的是他有个异母兄弟,他一直在给他寄钱,接济他。她告诉我,多年以来,巴巴一直在寄钱,给这位伊克巴尔——我的叔叔。一想到这个,我心里忽然有些五味杂陈——每三个月寄一千美元,去西联公司,把钱电汇到白沙瓦的一家银行。为什么现在告诉我?我问。因为我觉得你应该知道,可他不这么想。再说了,很快就该由你来管账了,到那个时候,不管怎样你都会发现的。我扭过脸,看到一只猫竖着尾巴,悄悄走近那对乒乓男女。女孩伸出手摸它。一开始,猫还有些紧张,后来就在栏杆上蜷缩起来,让女孩的手从它耳朵一直摸到后背。我思前想后。我竟然还有亲戚在海外。妈,管账你还要管很长时间呢。我说。我尽力掩饰着自己声音里的颤抖。一阵令人心悸的停顿。等她再开口时,声音变得又低又慢,就像我小时候,我们去清真寺参加葬礼,她提前在我身边蹲下,耐心地告诉我,我必须在门口把鞋脱掉,礼拜时必须保持安静,不能坐立不安,不能口出怨言,而且要提前上厕所,免得过一会儿再去。我管不了了。她说。你也别以为我还能管下去。我的时间到了,你得做好准备。我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感觉嗓子堵得慌。不知道什么地方传来电锯的声音,吱吱作响,渐渐加强,粗暴地破坏着树林的静谧。你爸就像个小孩,生怕被人遗弃。如果没有你,帕丽,他会失去方向,而且再也找不回原来的路。我注视着树林,阳光如洗,洒落在羽毛般的树叶和粗糙的树皮上。我把舌尖移到两排门牙之间,狠咬了一下。我流出了眼泪,血腥的味道灌满了嘴巴。他有个弟弟。我说。对。我有很多问题。晚上再问我吧。等我不太累的时候。我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我点点头,一口气喝掉了剩下的茶,水已经凉了。近处的桌边,一对中年夫妇交换了手中的报纸。那女人红头发,神情坦然,从报纸上方默默注视着我们,她看看我,再看看我面带倦容的母亲,看着她的无檐便帽,青肿的双手,深陷的眼窝和形销骨立的笑容。我们目光相遇时,那女人微微一笑,仿佛和我心有灵犀,我知道她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妈,你觉得怎么样?展览会你想去吗?母亲看了我好几眼。她的眼睛相对于脑袋显得太大了,而她的脑袋相对于肩膀,同样显得过大。那我就能戴新帽子了。她说。我把纸巾丢到桌上,拉开椅子,走到桌对面。我松开轮椅的闸,推上母亲,离开了桌边。帕丽?母亲说。嗯?她把头整个仰起来,看着我。阳光穿过树叶,细碎地落在她脸上。你知道真主让你多么坚强吗?她说,你知道真主让你多么坚强,多么善良吗?心理活动常常无法解释。此时此刻就是这样。这么多年以来,母亲和我共同度过了千千万万的时光,惟有这一刻最为明亮,它在我心底震颤着,发出最响亮的回声:我母亲仰起脸望着我,下巴朝上,斑驳而灿烂的阳光在她皮肤上闪烁,她在问我,问我是否知道,真主让我多么善良与坚强。巴巴在躺椅上睡着了,帕丽轻手轻脚地给他拉好羊毛衫的拉链,拿起披巾,盖好他的身体,又替他把一缕松垂的头发拢到脑后。她在他身边站了一会儿,看着他睡觉。我也喜欢看他入睡,因为你看不出他哪儿有毛病。他闭着眼,呆滞消失了,郁闷结束了,心不在焉的眼神也不见了,巴巴因此看上去更亲近。睡着的时候,他反而显得更机灵,更有存在感,仿佛旧有的自我慢慢回注于体内。我不知道帕丽看着他靠在枕头上的这张脸,能不能想像出他原来的举止,原有的欢笑。我们从客厅走到厨房。我从柜子上拿起水壶,接着洗碗池,灌满了水。“有些东西我想给你看看。”帕丽说,声音里充满了兴奋。她从手提箱里取出一本相册,坐到桌边,刷刷地翻着。“我怕咖啡比不上巴黎的好喝。”我一边提着水壶,往咖啡机里倒水,一边扭过头对她说道。“我向你保证,我不是品咖啡的行家。”她已经摘掉了黄围巾,戴上了老花镜,透过镜片端详着照片。咖啡机咕嘟咕嘟响起来了,我挨着帕丽坐到了厨房的桌边。“噢对了。就是这个。在这儿呢。”她说。她把相册转过来,推到我面前。她点了点一张照片。“就是这儿。你父亲和我出生的地方。我们的弟弟伊克巴尔也生在这儿。”她第一次从巴黎给我打电话时,曾经提起过伊克巴尔的名字——作为证据,好让我相信她没有撒谎,她就是自己所说的那个人。可我已经知道她讲的都是实话。我一拿起电话听筒,听到她讲出我父亲的名字,问我这是不是他家的电话,我就知道她是谁了。当时我说:是的,您是谁?她说:我是他妹妹。我的心好一通乱撞。我摸到把椅子,一屁股坐下去,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无声无息,连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震惊,真的,就像一出三幕剧,演到了最后一幕,出现了现实生活中人们难得一遇的情节。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个公然蔑视合理性的角度,一个脆弱的平台,仿佛我一出声,它的基础便会折断,碎裂——我对她的电话并不觉得吃惊,好像我已经预料到它的到来,甚至可以说,我用一生在等待,通过某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安排,或缘分,或机遇,或命运,或者随便你给它扣上什么帽子,我们俩,她和我,都终将找到对方的存在。我拿上电话听筒,走到后院,在菜园边的椅子上坐下,母亲在这儿种了灯笼椒和南瓜,现在我接着种。阳光暖暖地照着我的脖子,我用颤抖的手点燃了一支香烟。我知道你是谁。我说,从小到大,我一直都知道。电话另一端陷入了沉默,可我感觉她在无声地哭泣,而且哭的时候,她背过了脸,嘴巴离开了电话。我们谈了差不多一个钟头。我告诉她,我知道她过去的经历,过去我在睡觉之前,常常让我父亲多讲一遍讲她的故事。帕丽说,她对自己的过去一无所知,而且很可能到死都不会知道,多亏她舅舅纳比在喀布尔去世之前,留下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详细地回忆了她童年时的种种遭遇,还有其他的事情。这封信留给了某个叫马科斯·瓦尔瓦里斯的人,让他转交,他是个外科医生,在喀布尔工作,他四下打听,最后在法国找到了帕丽。这一年的夏天,帕丽飞到了喀布尔,和马科斯·瓦尔瓦里斯见了面,他安排她去了沙德巴格。谈话临近结束,我感到她鼓足勇气,才终于开口发问:我现在能和他讲话吗?到了那个时候,我不得不实言相告。现在,我把相册拉近,细看帕丽指给我的照片。我看到一座豪宅,深居于高墙之内,墙体煞白,墙头围着铁丝网。或者不如说,有人可悲地误断了豪宅的定义。它三层高,有粉,有绿,有黄,有白,也有胸墙,〖TXT小说下载:www.txthui.com〗有角楼,有突出的房檐,有马赛克,还有反光的玻璃幕墙。一座媚俗的纪念碑,惨不忍睹。“我的天!”我倒吸了一口凉气。“真丑,不是吗?”帕丽说,“真难看。阿富汗人管它叫‘毒宫’。房主是个有名的战争罪犯。”“沙德巴格只剩下了这些东西?”“对老村子来说,是的。看这儿,有好多亩果树的……你们怎么说?……des vergers。”“果园。”“对。”她的手指在豪宅照片的周围比画着。“我真想弄清楚我们的老房子具体在哪儿,我知道它就在毒宫这一片。要是能弄清楚准确的地点,那就太好了。”她跟我讲起了新沙德巴格。它是座有模有样的小城镇,建在离老村旧址三公里远的地方,有学校、医院、商业区,甚至还有一家小旅馆。她带着翻译,到镇上找过她的异母弟弟。第一次和帕丽在电话里长谈时,她已经告诉过我了,镇上好像没有一个人认得伊克巴尔,帕丽最后碰到一个老头,他是伊克巴尔童年时代的朋友,曾经见过他和全家老小,住在老磨坊附近的一块荒地上。伊克巴尔告诉过这位老友,他在巴基斯坦的时候,一直都能收到他哥哥寄来的钱,他哥哥住在加州北部。我问,帕丽说,我问,伊克巴尔有没有告诉你他哥哥叫什么?那老头说,告诉过,叫阿卜杜拉。那么,alors[10],这以后的事就不是那么困难了。我是说,找到你和你父亲就不难了。我问伊克巴尔的朋友,伊克巴尔现在在什么地方?帕丽说,我问,他出了什么事?那老头说他不知道。可他好像非常紧张,说话的时候都没有看我。所以我想,帕丽,我担心,伊克巴尔遇到了什么不好的事。她往后翻,给我看她孩子们的照片,阿兰、伊莎贝尔和蒂埃里,还有她孙子孙女们的生活小照,有的是在生日晚会上拍的,有的穿着游泳裤,在泳池边上摆着姿势。还有她在巴黎的公寓,浅蓝色的墙,白色的百叶窗向下拉到窗台上,成排的书架。她在大学里乱糟糟的办公室,在风湿病逼得她退休之前,她一直在大学里教数学。现在我来给相册翻页,她告诉我照片上的人都是谁。她的闺中密友科莱特,伊莎贝尔的丈夫阿尔贝,还有帕丽的丈夫埃里克。埃里克是个剧作家,1977年死于心脏病。我在他俩的一张照片上停下来,他们年轻得不可思议,肩并肩,坐在餐厅橘黄色的坐垫上,她穿白衬衫,埃里克穿圆领衫,他的头发又长又软,扎成了马尾辫。“我们就是那天晚上认识的。”帕丽说,“别人介绍的。”“他看上去人很好。”帕丽点点头。“是啊。我们结婚时,我想,噢,我们要在一起过很长时间。我心里想,最少也得三十年,也许四十年,如果我们有福气的话。为什么不呢?”她盯着这张照片,有点出神,过了一会儿才微微一笑。“可是时间啊,它就像美貌,你拥有的总是不如想的那么多。”她推开相册,喝了口咖啡。“你呢?你一直没结婚吗?”我耸耸肩,翻到了下一页。“有一次,千钧一发。”“对不起,‘千钧一发’?”“意思是差一点儿就结了。可我们没到戴戒指的阶段。”这不是实话。那件事既痛苦又让人心乱如麻。即使到了现在,一想起来,胸口还是会隐隐作痛。她把脑袋一低。“真对不起,我太冒昧了。”“不,没关系的。他找了别人,更漂亮,也……也没那么多的拖累,我猜的。说到漂亮,这是谁?”我指着一个引人注目的女人,长长的黑发,大大的眼睛。在照片上,她手里夹着一支香烟,似乎颇为厌倦,胳膊肘紧贴着身体一侧,头漫不经心地向后仰着,可她的目光非常犀利,充满了挑衅的味道。“这是妈芒。我的母亲,妮拉·瓦赫达提。也可以说我原以为她是我母亲。你知道的。”“她漂亮极了。”我说。“是很漂亮。她自杀了。1974年。”“对不起。”“不,不。不要紧。”她心不在焉地用大拇指的指肚蹭了蹭照片。“妈芒很优雅,也很有才华。她读了很多书,有很多非常大胆的观念,而且从来都是对别人直言相告。可她心里也深藏着悲伤。我这一辈子都觉得,她给了我一把铁锹,对我说:把我心里这些窟窿填上,帕丽。”我点点头,感觉自己听懂了什么。“可我做不到。后来呢,我也不想做。我干了些不负责任的事。不顾后果的事。”她靠到椅子背上,肩膀塌下来,把两只又白又细的手放到腿上。她思考了一分钟,才开口说道:“J'aurais d être plus gentille——我真该对她好点。人永远都不会后悔这样做。等你老了,你永远都不会对自己说:噢,真希望我过去对某某人不好。你永远不会那样想的。”有一阵儿,她露出了一副深受打击的表情,看上去就像个无助的小女生。“那样做本来也没那么困难。”她疲倦地说,“我真该对她好点。我真该向你学习。”她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合上了相册。稍停片刻,她又高高兴兴地说:“噢,好了。现在我想问你点事情。”“当然可以。”“能给我看看你的画吗?”我们俩相视一笑。帕丽跟巴巴和我待了一个月。早晨我俩一起下厨,弄早餐。黑咖啡和吐司是帕丽的,我喝酸奶,煎蛋和面包给巴巴,从去年开始,他就喜欢上了这一口。吃这么多的鸡蛋,我担心会让他的胆固醇增高,所以有一次巴巴去看病的时候,我问了巴希里大夫。他还是老样子,冲我抿嘴一笑,说:哦,我可不担心。这句话打消了我的疑虑,至少暂时如此,可是过了一会儿,在帮巴巴扣好安全带的时候,我才想到,也许巴希里大夫的本意是:我们已经过了那个阶段。吃完早餐,我就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其实就是我的卧室。我工作时,帕丽陪着巴巴。应她的要求,我给她写了巴巴喜欢看的电视节目表:什么时候让他吃上午的药,他喜欢哪种零食,一般什么时间吃。是她让我把这些都写下来的。你进来问就行了。我说。我不想打扰你。她说,我也想了解。我想了解他。我没告诉她,她永远也没办法按自己希望的方式了解他了。不过,我还是跟她讲了一些小窍门。比如说,如果巴巴开始焦虑不安,要想让他平静下来,我通常——不是次次如此——会马上递给他一本免费送来的家庭购物目录,或是一份卖家具的广告折页。这两样东西我总是有充足的备货。如果你想让他小睡一会儿,就换到天气频道,任何跟高尔夫有关的节目也成。千万别让他看烹饪节目。为什么不能?不知道怎么搞的,他一看就激动。吃完午饭,我们便出门散步,时间不长,因为他俩都撑不下来——巴巴很快就累了,而帕丽有关节炎。巴巴的目光中带着警惕,心神不宁地沿着人行道,一步三晃地走在我和帕丽中间。他戴着一顶旧前进帽,身穿开襟羊毛衫,脚上是一双翻毛软皮鞋。街区周围有一座中学,校内有块足球场,草皮修剪得很烂,对面就是我常带巴巴去的小运动场。我们总能看见一两个年轻的母亲,婴儿车停在她们身边,小宝宝在沙坑里东倒西歪,偶尔有一对十几岁大的孩子,旷了课,抽着烟,吊儿郎当地晃来晃去。这些半大孩子啊,他们从来不拿正眼瞧巴巴,就算看一眼,也是无动于衷,甚至带着隐隐的蔑视,好像我父亲的年老力衰纯属活该。有一天,我放下手头正在听写的录音,去厨房添咖啡。我发现他们俩正在看一部电影。巴巴靠在躺椅上,从披巾底下伸出两只便鞋,脑袋前倾,嘴巴微张,眉毛皱在一起,不知道是专心还是困惑。帕丽坐在他身边,两只手夹在膝盖中间,双脚交叠。“这是谁呀?”巴巴问。“这是拉蒂卡。”☆`文`☆;☆`人`☆;☆`书`☆;☆`屋`☆;☆`小`☆;☆`说`☆;☆`下`☆;☆`载`☆;☆`网`☆;“谁?”“拉蒂卡,贫民窟那个小姑娘。没爬上火车的那个。”“她不像小姑娘。”“是不像,可是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帕丽说,“你瞧,她现在长大了。”此前的那个星期,有一天在运动场,我们仨坐在街头长凳上,帕丽问:阿卜杜拉,你还记得吗?你小时候有个妹妹。她话音还未落,巴巴就哭起来了。帕丽把他的脑袋搂进怀里,连声说:对不起,真对不起。她一遍又一遍地说着,惊慌失措,拿手给他抹着脸上的泪水,可是巴巴哭得没完没了,昏天黑地,都喘不上气来了。“那你知道这个是谁吗,阿卜杜拉?”巴巴嘟哝了一声。“这是贾马尔。竞猜节目里那个小伙子。”“不是。”巴巴断然否认。“你觉得不是?”“他是送茶水的!”“没错,可这是……你们怎么说?说过去,说从前。这叫……”闪回。我悄悄对着自己的咖啡杯说。“竞猜节目是现在的事,阿卜杜拉。可他送茶水的时候,那是从前。”巴巴瞪大了眼睛,一脸茫然。电视屏幕上,贾马尔和萨利姆坐在孟买一座高楼的顶上,脚悬在楼外。帕丽望着他的眼睛,好像等着他茅塞顿开的一刻。“我问你个事情,阿卜杜拉。”她说,“如果有一天,你赢了一百万美元,你想做什么?”巴巴龇牙咧嘴,换了个姿势,四仰八叉地歪在躺椅上。“我知道我想做什么。”帕丽说。巴巴面无表情地看着她。“如果我赢了一百万美元。我就在这条街上买幢房子。这样咱们就能做邻居了,你和我,然后我每天都过来,咱们一起看电视。”巴巴咧开嘴巴笑了。可是只过了几分钟,我刚回到自己房间,戴上耳机,正打着字呢,就听见很响的一声,有东西碎了,巴巴在用波斯语大叫着什么。我一把扯下耳机,冲进厨房,只见帕丽背靠着微波炉那面墙,两只手抱在一起,挡在下巴底下,巴巴怒目圆睁,正在拿拐棍戳她的肩膀。水杯的碎片在他们脚下闪闪发光。“让她滚出去!”巴巴一看见我就吼,“让这女人从我家里滚出去!”“巴巴!”帕丽脸色煞白,泪如泉涌。“放下拐棍,巴巴,看在真主分上!别往前走,你会把脚割伤的。”我花了好大的力气,才从他手里夺下拐棍。“我要这女人滚!她是小偷!”“他在说什么?”帕丽可怜巴巴地问。“她偷了我的药!”“那是她的药,巴巴。”我说。我用一只手搂住他肩膀,领着他走出厨房。他在我胳膊底下哆嗦着。我们经过帕丽身过的时候,他差一点儿又朝她扑过去,我不得不死死把他拉住。“行了,巴巴,够了。那是她的药,不是你的。她吃这药,是治她手的。”我领着他走向躺椅,顺手从茶几上抓了一本购物目录。“我信不过那女人。”巴巴说着,一屁股坐到躺椅上。“你不知道,可我知道。我一眼就能看出谁是小偷!”他气喘吁吁说着,从我手里抓过那本目录,哗啦哗啦地翻了一通,然后把目录放腿上一放,抬头看着我,眉毛竖得老高。“她还是个骗子。你知道这女人跟我说什么吗?你知道她说了什么吗?她说她是我妹妹!我妹妹!让苏丹娜也来听听。”“好的,巴巴。到时候咱们一起告诉她。”“疯婆子。”“一定讲给我妈听,到时候咱们一起笑,赶那疯婆子出门。现在你得想开点儿,巴巴。瞧,现在都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