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你住在野地里？”/书/“暂时。”吴拉姆含含糊糊地说，“我们弄了个帐篷。”/屋/“你们在这儿没有亲戚吗？”“没有。他们不是死了，就是走了。对了，我爸有个舅舅在喀布尔。反正原先在那儿。谁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他是我奶奶的大哥，在那儿给有钱人家打工。可我猜，纳比和我奶奶已经有好几十年不来往了，我想怎么也有五十年了。他们实际上成了生人。我猜要是我爸真没办法了，他会去找他的。可他想先凭自己的本事，在这儿干点名堂出来。这是他的家。”他们沉默了一会儿，坐在树墩子上，看着果园里的树叶在热浪中颤抖。阿德尔想，每到夜晚，吴拉姆一家老小睡在帐篷里，四周都是野地里的蝎子和蛇。阿德尔不太明白，为什么到了最后，他跟吴拉姆讲了他和父母从喀布尔搬到这儿的原因。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无法给自己选出一个合适的理由。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想消除吴拉姆对他的成见，觉得他住在大房子里，所以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或者这是由于校园里常见的争强好胜。也许是为了求得同情。他这样做是要拉近两人之间的距离吗？他不知道。也许上述原因都有。阿德尔同样不知道，为什么让吴拉姆喜欢他好像很重要，他只是朦朦胧胧地感到，原因一定复杂得多，而不只是他常有的孤独和他对朋友的渴望。“我们搬到沙德巴格，是因为在喀布尔有人要杀我们。”他说，“有一天，一辆摩托车开到我们家，骑车的人拿枪对房子扫射。他跑了。可是感谢真主，我们没人受伤。”他不知道自己期待着怎样的反应，可是让他吃惊的是，吴拉姆什么反应也没有。他仍旧抬着头，在阳光下眯着眼睛。“对，我知道。”吴拉姆说。“你知道？”“你爸挖一下鼻孔人们都知道。”阿德尔看着他把空烟盒揉成一团，塞进牛仔裤的前兜。“他确实有很多敌人，你爸。”吴拉姆叹了口气。阿德尔知道这个。巴巴江跟他解释过，有些八十年代和他并肩战斗，抗击苏联的人已经变得既有权，又腐败。他说他们迷失了方向。他不肯加入他们的犯罪阴谋，所以他们一直在对他下黑手，散布虚假的、恶毒的谣言，来玷污他的名声。正因为如此，巴巴江总是想把阿德尔保护起来，比如说，他不允许家里有报纸，也不想让阿德尔看电视新闻或上网。吴拉姆凑近了说：“我还听说，他种东西很在行。”阿德尔耸耸肩。“你自己看吧。这才一二十亩果园。对了，在赫尔曼德还有棉花田，我猜是给工厂种的。”吴拉姆使劲盯着阿德尔的眼睛，慢慢地咧开嘴，露出那颗龋烂的虎牙，脸上浮起了笑容。“棉花。真有你的。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阿德尔有些摸不着头脑。他站起身，拍着球。“再赛一次，要不要？”“要！”“走。”“可是这一次，我打赌你一个球也进不了。”现在轮到阿德尔咧嘴笑了。“赌什么你说吧。”“很简单。这件齐达内。”“那如果我赢了……不对，等我赢了呢？”“我要是你，”吴拉姆说，“才不考虑不可能的事呢。”一场光芒四射的攻守大战。吴拉姆左接右挡，将阿德尔的射门一一扑住。脱掉球衣时，阿德尔觉得自己好蠢，被人合法地骗走了也许是他最珍爱的财产。他交出了球衣，惊恐地感到泪水烧灼着眼底，他拼命忍住了，没哭。最起码吴拉姆懂得人情世故，没当他的面就把它穿上。走之前，他回过头，龇牙一笑。“你爸，他不是真的一走三个月吧？”“明天我一定要把它赢回来。”阿德尔说，“赢回球衣。”“我可以考虑考虑。”吴拉姆转过身，朝公路的方向走去。走到半途，他停下了，从口袋里摸出揉成一团的烟盒，用力扔过了阿德尔家的院墙。大约有一个礼拜，每天上午的课结束之后，阿德尔都拿上足球，溜出大院。头两次逃跑，他掐准了卫兵换岗的时间。可第三次，卫兵把他逮住了，不让他出门。阿德尔进了屋，再回来时，拿着一个iPod，一块手表。从此以后，卫兵便暗地里让阿德尔进进出出，由着他不守规矩，只要不越界跑进果园就行。至于卡比尔和母亲，他消失一两个小时，他们几乎注意不到。住这么大的房子，这就是好处所在。阿德尔在大院后面一个人玩，守着空地上的老树墩子，天天盼着吴拉姆晃晃悠悠地出现。他总是留心看着通往公路的土道，不管是颠球的时候，还在坐在树墩上，看着一架战斗机喷出的尾流滑过天际，又或者无精打采，漫无目标地丢石子的时候。过了半晌，他只好捡起球，步履沉重地走回大院。后来有一天，吴拉姆出现了，还带着一个纸袋。“你去哪儿了？”“工作。”吴拉姆说。他告诉阿德尔，他和父亲打了几天工，做砖来着。吴拉姆的工作是拌砂浆。他说他来来回回地提水，搬运成袋的砌筑水泥和建筑用沙，那些口袋比他自己都重。他跟阿德尔讲解了他是怎样在独轮车里拌砂浆的，要给水泥加上水，拿锄头翻，一遍一遍地翻，再加水，接着放沙子，直到这一堆变得平滑，密实，看不出颗颗粒粒才行。然后，他要把独轮车推到砖匠那去，再跑回来，拌一堆新的。他伸出手，给阿德尔看他两只巴掌上的水泡。“哇。”阿德尔说——他知道这么说很愚蠢，可除此之外，他真不知该做何反应。他长这么大，跟体力劳动最近的一次接触，还是三年前的一个下午，在喀布尔的家里，他帮园丁在后院里栽了几棵苹果树苗。“吓着你了吧。”吴拉姆说。他把手伸进纸袋，拿出那件齐达内的球衣，丢给了阿德尔。“我不明白。”阿德尔说，既吃惊，又带着些谨慎的狂喜。“前两天我在镇上看见有个小孩穿着它。”吴拉姆说着，拿手指了指足球，阿德尔把球踢给他，于是吴拉姆一边颠球，一边往下讲这个故事。“你相信吗？我走上前，跟他说：‘嘿，那是我哥们儿的衣服，怎么穿在你身上了？’他瞅了我一眼。长话短说好了，我们在巷子里把这事摆平了。到最后，他求着我把衣服拿走！”他在半空中把球接住，啐了一口，朝阿德尔龇牙一笑。“好吧，也可能是几天前，我先把球衣卖给他了。”“那就不对了。如果你卖给他，这就是他的。”“什么，你现在不想要了？我费了这么大劲儿，把它给你弄回来。也不全是一边倒啦，你知道不？他有几拳也打得不错。”“可是……”阿德尔咕哝着。“再说了，起先我骗了你，我很过意不去。现在你拿回了衣服，至于我嘛……”他指了指自己的脚，阿德尔这才看见，那是一双蓝白相间的新球鞋。“他没事吧，那家伙？”阿德尔问。“死不了。行了，咱们是要讨论呢，还是开玩？”“你父亲跟你来的吗？”“今天没来。他去喀布尔上法院了。快点，开球了。”他们玩了一会儿，你一脚我一脚地踢球，追着它跑来跑去。后来他们又去散了步，阿德尔丢开了他对卫兵的保证，带着吴拉姆进了果园。他们从树上摘枇杷吃，还喝了两听冰过的芬达，这是阿德尔从厨房里偷偷拿出来的。很快，他们就开始用这种方式，差不多天天见面了。他们踢球，在果园里，在并列成行的树间互相追逐。他们谈体育，聊电影，没东西可讲的时候，他们就眺望沙德巴盖瑙，看着远处和缓的山坡，更远处朦胧而连绵的群山，就算这样，他们也觉得挺好。现在，阿德尔每天一醒过来，就急切地盼望着见到吴拉姆，看他在土路上悄悄走近，听他洪亮的嗓门，自信的谈吐。上午上课的时候，他常常走神，一想到他们待会儿要踢的比赛，要讲给对方听的故事，他的注意力就溜得一干二净。他担心自己会失去吴拉姆。他担心吴拉姆的父亲伊克巴尔在镇上找不到稳定的工作，或者找不到住的地方，那么吴拉姆就会搬走，去别的镇，去阿富汗的另一个地区，阿德尔想为这种可能性做好准备，让自己坚强起来，去面对即将来临的告别。一天，他们坐在树墩子上的时候，吴拉姆问：“你有没有和女孩子好过，阿德尔？”“你的意思是……”“对，就是那个意思。”阿德尔觉得自己的耳朵猛地烧了起来。一时之间，他动了撒谎的念头，可他知道会被吴拉姆识破。他嘟嘟哝哝地问：“你好过了？”吴拉姆点了一支香烟，给阿德尔也递了一支。这一次他接过来了，接之前瞟了一眼身后，确信卫兵没在角落里偷看，卡比尔也没决定出门。他吸了一口，马上开始了一轮漫长的咳嗽，吴拉姆一边得意地笑着，一边给他捶背。“那，你有没有嘛？”阿德尔喘着粗气，满眼是泪地问。“我在营里那会儿有个朋友，”吴拉姆用一种推心置腹的腔调说，“他比我大，他带我去了白沙瓦的妓院。”他讲了这故事。那间又小又脏的屋子，赤黄色的窗帘，有裂缝的墙，仅有的一个灯泡吊在天花板上，他看见耗子嗖地一下溜过地板。屋外传来黄包车的动静，嘎啦嘎拉地在街上来来回回，小汽车呼隆呼隆地驶过。褥子上有个小女孩，拿着一盘子印度炒肉米饭，还没吃完，一边嘴里嚼着东西，一边面无表情地打量他。虽然灯光昏暗，他还是看得出来，她有一张漂亮的脸蛋，年龄肯定不比他大。她把馕折起来，刮净了最后几颗饭粒，把盘子往边上一推，就躺倒了，再拿指头一抹，裤子便已褪落。阿德尔听得神魂颠倒，心花怒放。他可从没有交过这样的朋友。吴拉姆见过的世面，比阿德尔那些年长几岁的异母哥哥还要多。那么他在喀布尔的朋友呢？他们都是技术专家、官僚和部长的子弟，过着和阿德尔大同小异的日子。吴拉姆允许阿德尔一窥他的生活，由此表明，还有另一种生存的状态，虽然饱含着苦恼，无常，艰辛，却也充满了冒险，一个与阿德尔自己的人生远远相隔的生活世界，哪怕它展现出来的时候，实际上只有一口痰的距离。听着吴拉姆的故事，阿德尔有时真觉得，自己的生活无趣得令人绝望。“所以你干了，嗯？”阿德尔问，“你……你知道的……你把那个戳进她里面了？”“没。我们喝了杯印度奶茶，讨论了一番鲁米。你怎么认为的？”阿德尔脸红了。“那是怎么一回事嘛？”可是吴拉姆已经换了话题。他们之间的谈话常常就是这个样子，该谈什么，都由吴拉姆来选，兴趣盎然地扯出一段故事，把阿德尔圈在里面，最后他却往往没了兴致，留下那故事和阿德尔，双双吊在半空。现在，故事是吴拉姆开的头，他却不肯把它讲完，反而说道：“我奶奶说她丈夫，也就是我爷爷萨布尔，给她讲过一个故事，说的是从前这棵树。嗯，那肯定是砍倒它以前很久的事了。我爷爷讲给她听的时候，他们还都是小孩呢。故事说，如果你有一个愿望，那你就得跪在这棵树前面，把愿望小声讲出来。如果树答应了，就会让叶子落到你头上，不多不少，正好十片。”“我从来没听说过。”阿德尔说。“那是，你不可能听说的，对不对？”这个时候，阿德尔才一下子明白了吴拉姆的意思。“等等。你爷爷砍了我们的树？”吴拉姆扭头看着他。“你们的树？这不是你们的树。”阿德尔呆了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吴拉姆的目光死死地盯在阿德尔脸上。这是头一次，阿德尔一点儿也寻不到他朋友平时那种活泼的，标志性的坏笑，或是那种无忧无虑的顽皮劲儿。他脸色变了，他表情冷了，令人惊愕地换上了一副大人样儿。“这是我家的树，这是我家的地，世世代代都是我们的。你爸在我们的地上盖了他的大屋。那时候在打仗，我们还在巴基斯坦。”他指了指果园。“这些？这些原来都是人们的房子，可全让你爸给推平了。他也毁了我爸在里面出生，在里面长大的家。”阿德尔目瞪口呆。“他说我们的地是他的地，然后他盖了那个……”说到这儿，他冷笑了一声，用大拇指朝大院的方向一指，“那个玩意儿。”阿德尔觉得自己隐隐作呕，心怦怦直跳。“我以为咱们是朋友。你为什么对我撒这么可怕的谎？”他说。“还记得我骗走你球衣的事吗？”吴拉姆两颊泛红，“你当时都快哭了。别不承认，我看到了。那只是件衣服。一件衣服。想想我们全家是什么感受，大老远地从巴基斯坦回来，下了公共汽车，竟然在自己的地上看到这玩意儿。你们家那个穿紫西装的打手还命令我们，从我们自己的地上滚出去。”“我父亲不是贼！”阿德尔开始反击了，“问问沙德巴盖瑙随便哪个人，问问他们，他为这镇子都做了什么。”他想起了巴巴江怎样在镇上的清真寺里接待民众，他席地而坐，身前放着茶杯，手拿念珠，人们一本正经地排成队，从他坐的垫子那儿，一直排到了大门口，有两手沾满泥土的男人，牙齿掉光的老太太，拖儿带女的年轻寡妇，人人都有困难，人人等着轮到自己，来求他帮忙，要一份工作，借点小钱来修屋顶，通灌渠，买奶粉。父亲边听边点头，带着无穷的耐心，好像排队的每个人都像他自己的家人一样重要。“是吗？那我爸的地契是从哪儿来的？”吴拉姆说，“他已经上了法庭，把地契给了法官。”“我相信，如果你父亲找巴巴江谈……”“你巴巴不会和他谈的。他做的事他是不会承认的。他坐在车里扬长而去，好像我们都是野狗。”“你们不是狗。”阿德尔说。他拼命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静。“你们是秃鹰。跟卡比尔说的一样。我早该明白。”吴拉姆站起身，迈出一两步，又停下了。“只是想让你知道，”他说，“我一点也没记恨你。你只是个无知的小男孩。可下一次你巴巴去赫尔曼德的时候，让他带你去工厂，看看他在那儿种出了什么。我先给你个提示。那不是棉花。”后来到了晚上，吃晚饭之前，阿德尔躺在放满肥皂水的浴缸里，热乎乎的。他能听到楼下电视的声音，卡比尔正在看一部老旧的海盗片。整个下午，愤怒挥之不去，将阿德尔周身洗刷，此时他却感觉，自己对吴拉姆过于粗鲁了。巴巴江曾经告诉他，不管你帮了穷人多大的忙，有时他们还是会讲富人的坏话。他们这样做主要是因为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失望。这是避免不了的，甚至是合乎常情的。咱们千万不要责怪他们，阿德尔。他说。阿德尔没那么天真，他不会不知道，从本质上说，这世界就是个不公平的地方；他只需要从自己的卧室往窗外看几眼就够了。但是他想，对吴拉姆这样的人来说，承认这一真相并不能让他们感到满足。也许吴拉姆他们需要有人扮演罪人的角色，一个有血有肉的靶子，作为替罪羊，让他们方便地把自己的艰辛归罪于他，声讨他，责备他，迁怒于他。也许巴巴江是对的，他说了，体面的反应是去理解，而不是急于做出评判。甚至要以德报怨。看着小小的肥皂泡浮上水面，又依次碎去，阿德尔想，父亲明知道镇上有人在散布关于他的邪恶传言，可他还是建了学校，盖了医院。他正擦干身子的当口，母亲把头探进了浴室的门。“你下来吃晚饭吗？”“我不饿。”他说。“哦。”她进了屋，从架子上抓了条毛巾。“过来。坐下。我给你把头发擦干。”“我自己会擦。”阿德尔说。她站在他身后，眼睛通过镜子端详着他。“你没事吧，阿德尔？”他耸了耸肩。她把一只手放到他肩膀上，看了看他，好像在等着，等他把脸枕到她手上蹭一蹭。他没有。“妈，你见过巴巴江的工厂吗？”他注意到母亲的动作停顿了一下。“当然见过。”她说，“你也见过。”“我说的不是照片。你亲眼见过吗？你去过那儿吗？”“我怎么可能？”母亲说着，对着镜子歪了歪脑袋，“赫尔曼德不安全。你父亲绝不会让我，让你受到伤害的。”阿德尔点了点头。楼下大炮轰鸣，海盗杀声震天。三天后，吴拉姆又出现了。他快步走到阿德尔面前停下。“很高兴你来了。”阿德尔说，“我有东西给你。”他从树墩子上拿起一件外套，自从他俩吵过架，他天天都带着这件衣服。这是件棕色的皮衣，巧克力一样的颜色，有软软的羊皮衬里，带帽兜，可以用拉锁拉上，也可以把它取掉。他把外套递到吴拉姆面前。“我穿了没几次。有点儿大。你穿应该挺合适的。”吴拉姆一动不动。“昨天我们搭公共汽车，到喀布尔上法院去了。”他直截了当地说，“猜猜法官怎么跟我们说的？他说他有个坏消息。他说出了事故。一起小火灾。把我父亲的地契烧了。没有了。毁掉了。”阿德尔慢慢放下了拿着夹克的手。“他告诉我们，没有文件他就无能为力了。你知道这时候他手腕子上有什么吗？一块崭新的金表，我父亲上次见到他时，他还没戴着呢。”阿德尔目瞪口呆。吴拉姆飞快地瞥了一眼那件外套。这严厉的、刀子一样的目光，明摆着要让人羞愧难当。奏效了。阿德尔畏缩了。他感到手中这件衣服正在变化，从和平的赠礼变成行贿的脏物。吴拉姆转过身，急不可耐地走向大路，步子飞快而匆忙。巴巴江回来以后，当天晚上就在家里开了个派对。阿德尔挨着父亲坐在首席，地板上铺了一大块布，用来摆放饭菜。巴巴江有时候更喜欢席地而坐，空手抓东西吃，特别是他见到圣战时期的朋友时。让我想起钻山洞的那些日子。他打趣说。女人们坐在餐厅的桌边，拿着刀叉用餐，阿德尔的母亲坐首席。阿德尔听到她们叽叽呱呱，回荡在大理石的墙壁之间。其中有个女人屁股肥厚，长长的头发染成红色，已经订了婚，准备嫁给巴巴江的一个朋友。晚饭前，她曾拿着数码相机，给阿德尔的母亲看照片，那是他们去迪拜时在婚纱店里拍的。饭后喝茶的时候，巴巴江讲了个故事，当年他的队伍伏击过一支苏军小分队，以阻止苏联人向北进犯谷地。人人侧耳细听。“他们一进伏击圈，”巴巴江说，一只手心不在焉地摩挲着阿德尔的头发，“我们就开了火。我们击中了领头的车，接着又揍了几辆吉普。我本来以为他们会撤出战斗，要不就想法冲出包围，可这帮婊子养的不走了，下了车，朝我们射击。你能相信吗？”房间里响起了一阵低语。好多脑袋在摇晃。阿德尔知道，屋里的男人至少有一半是从前的圣战游击队员。“我们人比他们多，差不多三个打一个，可他们有重武器，所以没过多久，他们就开始向我们进攻了！进攻我们在这果园里的阵地。很快就把大伙打散了。我们开始逃命。我和这家伙，他叫穆罕默德或是别的什么玩意儿，我俩一起跑。我们前后脚跑进了一块葡萄地，不是那种搭架子、捆铁丝的葡萄，而是直接在地里爬出来的那种。到处都有子弹在飞，我们只顾着逃命，突然我俩绊了一跤，全摔倒了。我马上爬起来接着跑，可那个穆罕默德什么的没影了。我转过身，大声叫着：‘快他妈起来，你这驴屌！’”巴巴江稍作停顿，来增加戏剧性效果。他把手蜷起来，挡在嘴前，憋住笑。“然后……然后他突然蹦了出来，撒丫子就跑。你猜怎么着？这发了疯的婊子养的两只臂弯里抱着满满的葡萄！一个手里一堆！”哄堂大笑。阿德尔也笑了。父亲抚弄着他的后背，又把他拉近。有人开始讲别的故事，巴巴江伸手去够放在盘子边上的香烟，可他根本没机会把烟点着，因为突然之间，房子里有个地方的玻璃碎了。餐厅里传来女人们的尖叫。某种金属的器具，也许是叉子或黄油刀，响亮地掉在大理石上，当的一声。男人们一下子站起身。阿兹马赖和卡比尔跑进了房间，他们已经拔出了手枪。“大门方向过来的。”卡比尔说。话音未落，又一块玻璃碎了。“您别动，司令官，我们去看看。”阿兹马赖说。“扯他妈蛋。”巴巴江咆哮着，人已经在往外冲了。“我是不会在自己家里做缩头乌龟的。”他走向门厅，身后跟着阿德尔、阿兹马赖、卡比尔，以及所有的男宾。阿德尔一边走，一边看着卡比尔抓起了一根铁棍，那是到了冬天，他们生炉子拨火用的。阿德尔也看见了母亲，她跑过来赶上他们，她脸色苍白，形容慌乱。大伙刚到门厅，一块石头就飞进了窗户，玻璃砸碎了一地。那个红头发女人，那个待嫁的新娘，尖叫起来。屋子外头，有人在嚎叫。“他们怎么过的门岗？”阿德尔身后有人说。“司令官，不！”卡比尔大叫。但是阿德尔的父亲已经打开了大门。灯光昏暗，可这是夏日，天空仍然一片灰黄。阿德尔看见，在远远的地方，有一小簇、一小簇的灯光，那是沙德巴盖瑙的百姓全家围坐，吃着晚餐。铺展在天际线的群山已经暗了，很快，夜就将填满所有的虚空。但黑暗是不够的，现在还不够，没有办法包覆那个老汉。阿德尔看见他站在大门的台阶下，两手各抓着一块石头。“带他上楼。”巴巴江回过头，吩咐阿德尔的母亲。“快！”阿德尔的母亲抓着他的肩膀，带着他走上楼梯，穿过走廊，进了她和巴巴江的卧室。她把门关上，锁住，拉上窗帘，打开了电视机。她把阿德尔拉到床边，两人一起坐下。屏幕上有两个阿拉伯人，穿着长长的库尔塔衬衫，戴着针织的小帽，正在摆弄一辆大脚车。“他要对那老头做什么？”阿德尔问。他止不住地哆嗦着，“妈妈，他要对他做什么？”他仰起脸，望着母亲，只见她脸上飘过一片阴云，他突然知道了，他马上就知道了，接下来不管从她嘴里说出什么，都不能相信。“他会和他谈谈。”她用颤抖的声音说道，“他会讲道理，不管外面那个人是谁。你父亲总是这样做的。他和人讲道理。”阿德尔摇了摇头。他现在哭起来了，呜呜咽咽。“他要做什么呀，妈妈？他要对那老头做什么？”母亲不停地说着同样的话，谁也不会有事的，一切都会好的，没有人会受到伤害。可是她越这样说，他哭得就越厉害，最后，他哭尽了力气，然后就伏在母亲腿上睡去了。《刺杀未遂，前指挥官安然无恙》。阿德尔在父亲的书房里，在父亲的电脑上读了这篇报道。文章形容刺杀是“凶恶的”，刺客是从前的难民，“涉嫌通谋塔利班。”文章的中间部分引述了阿德尔父亲的话，他说他担心家人的安全。特别是我无辜的小儿子。他说。文章没有披露刺客的名字，对他的下场也只字未提。阿德尔关掉了电脑。他不该用它的，他还私闯禁地，进了父亲的书房。一个月之前，这两样他哪一样也不敢做。他拖着脚走回自己的房间，躺到床上，拿一个旧网球往墙上一下下地丢着。砰！砰！砰！没过多久，母亲就从门外探头进来，先是请他，既而吩咐他住手，可他不听。她在门口磨蹭半晌，终究还是黯然离去。砰！砰！砰！表面上看，一切都没变。若将阿德尔每天的起居做个记录，就会发现他恢复了正常的节奏。他仍然在同一时间起床，洗漱，和父母一起吃早餐，上家庭教师的课。此后，他吃午饭，然后花上整个下午躺着，和卡比尔看片子，要不就玩电子游戏。但是一切都不同了。吴拉姆为他撞开了门，把他推出去的却是巴巴江。静止在阿德尔心里的齿轮已经开始转动。阿德尔觉得，仿佛一夜之间，他便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辅助性的感知能力，可以让他感知以前完全感知不到的事情，那些经年累月、近在眼前的事情。比方说，他看到了母亲怎样把秘密深藏在心底。当他注视着母亲，那些秘密简直形同微澜，浮荡在她脸上。他看到她一次又一次拼命努力，对他隐瞒她所知道的一切，她锁闭，隔离，严密看管的一切，正像他们两人深锁在这大大的宅院里一样。他第一次把父亲的房子视为丑恶与侮辱的象征，一座为不公不义建造的纪念碑，私下里，所有人都在承受着父亲的不公与不义。从人们对他父亲的趋附逢迎里，他看到了恫吓，恐惧，这才是他们表露出尊敬与顺从的真正基础。他想，吴拉姆将为他这一次的顿悟感到骄傲。有生以来第一次，阿德尔真正意识到了一直以来支配着自己人生的强势力量。还有，还有那些在一个人内心深处剧烈冲撞的真相。不仅他父亲如此，他母亲如此，卡比尔如此。他自己的内心也一样。从某些方面来看，最后这个发现也是最让阿德尔感到意外的。现在他知道父亲做过的事——最初是以圣战的名义，后来如他所说，是“靠牺牲换来的合理回报”——这些事情暴露出的真相让阿德尔头晕目眩。至少一段时间如此。石头破窗而入的那个夜晚之后，有些天里，只要父亲一进屋，他便开始感到胃痛。每当他发现父亲对着手机吼叫，或者只是听到他在浴缸里哼着小曲，他都会觉得脊背发麻，喉咙发干，痛苦莫名。父亲睡前亲他的时候，阿德尔的本能反应是躲开。他做噩梦。他梦见自己站在果园边上，注视着树林里的棒笞，铁棍起起落落的光华，铁器击打肉与骨的声响。他从这些梦里醒来，带着锁在胸腔里的一声悲号。随时随地，哀哭发作，如肋骨受到重击。可是。可是。还有别的事情发生。新的认知没有从他脑中消逝，却慢慢找到了伙伴。另一种认知出现了，对抗着如今贯通他身心的意识疾流，它没有取代前者，它只是要求共处的空间。阿德尔意识到了它的觉醒，这是他另外的部分，也是更令他困扰的部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这一部分将逐渐地，难以察觉地接受这个新的身份，但此时此刻，它还像湿透的毛衣，让他感到刺痛。阿德尔终于看到，他或许会像母亲那样逆来顺受。起初，他一直生母亲的气，现在他有了更多的宽容。她的逆来顺受也许是出于对丈夫的恐惧，也可能是她过上奢华生活的条件。但阿德尔怀疑，最有可能的是，她之所以逆来顺受，是出于和他相同的原因：因为她不得不认命。有什么选择呢？阿德尔无法逃离自己的生活，正像吴拉姆也逃不出自己的生活一样。人们会学着忍受最难以想像的东西。他也会。这是他的生活。这是他的母亲。这是他的父亲。这就是他，哪怕他始终对此茫然不解。阿德尔知道，他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爱他父亲了，以前他会蜷缩在父亲粗大的臂弯里，幸福地睡去。如今这已变得难以置信。可他会学着再次爱上他，即便到了现在，爱已经成了一种不同的、更复杂、也更棘手的事情。阿德尔几乎可以感到，他正在一跳又一跳地越过童年。很快，他就会长大成人。而等他长大的时候，一切都将无法回头，因为成年，就像他父亲说起身为战争英雄时所讲的那样：一日为雄，至死为雄。夜里躺在床上，阿德尔想，总有一天，也许就是明天或后天，他会走出家门，走到磨坊那边的野地里去，吴拉姆告诉过他，他们全家就住在那儿。他想，他将发现那块地已经空了。他将站在路边，想像着吴拉姆和他的母亲，他的兄弟们，他的奶奶，想像着这一家老小散乱成行，拖着用绳子捆扎的家什，一步一步，走在乡间小路尘土飞扬的路肩上，寻找着可以落脚的地方。吴拉姆现在是家里的顶梁柱了。他将不得不做工。他将耗尽青春，给运河清污，挖沟，打砖，下田收割。渐渐地，吴拉姆将加入到那些腰身佝偻、满面风霜的汉子们中间，变成他们的一员。阿德尔见过很多这样的男人，见过他们扶犁而立。阿德尔想，他将在那块地里站上一会儿，看着丘陵和群山的巨影慢慢笼盖新沙德巴格。然后他想，他将把手伸进衣袋，拿出某一天他走过果园时发现的东西，一副眼镜的左半边，折断于鼻梁上的托架，镜片碎如蛛网，血在镜腿上干结成壳。他将把这破碎的眼镜丢进沟里。阿德尔遥想着，当他转过身，走回家的时候，最大的感受将是宽慰。[1]演员安东尼·奎因（Anthony Quinn）在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中饰演一位深得部族信任的首领。第八章2010年秋这天晚上，我从医院回到家，在卧室的固定电话上发现了萨丽娅的一条留言。我一边听着回放，一边脱掉鞋子，坐到桌边。她告诉我她得了感冒，肯定是妈妈传染给她的，接着她问了我的近况，问我在喀布尔的工作如何。最后，眼看要挂断了，她又说：奥蒂不停地问你怎么不来电话。当然了，她不会跟你讲这个的。所以我讲。马科斯，你发发慈悲，给你妈打个电话。你这蠢货。我笑了。萨丽娅。我桌上摆了一张她的照片，很多年以前我在蒂诺斯的海滩上拍的——萨丽娅坐在一块礁石上，背对着照相机。我给这张照片配了相框，不过，如果你凑近了看，还是能发现左下角有一片深褐色，这是个疯狂的意大利姑娘干的好事，多年以前，她想把它烧掉。我打开笔记本电脑，开始录入前一天的手术记录。我的房间在楼上，是二楼三个房间当中的一间。自从2002年来到喀布尔，我就一直住在这幢房子里。我的书桌靠着窗子，从这儿可以俯瞰楼下的花园。我可以看到枇杷树，那是我的老房东纳比几年前种下的。我还能看到纳比从前住的小屋，贴着后墙，现在重新粉刷过了。他去世以后，我把小屋给了一个荷兰小伙子，他在帮本地的高中做计算机方面的事。再往右看，是苏莱曼·瓦赫达提的雪佛兰，四十年代的款式，几十年没有挪过窝了，全身是锈，像一块长满苔藓的大石头，此时盖上了一层薄薄的雪，雪是昨天下的，早得出人意料，是今年的第一场雪。纳比死后，我曾动过念头，把这辆车拖到喀布尔的废车场去，可我没这个勇气。对我来说，它就像房子万万不可剥离的一部分，代表着这幢老宅的过去和历史。我完成了手术记录，看了看手表。已经九点半了。正是希腊的晚上七点。给你妈打个电话。你这蠢货。如果今晚要给妈妈打电话，我就不能再耽搁了。我记得萨丽娅在电子邮件里写过，妈妈睡得越来越早。我深吸了一口气，横下一条心，拿起话筒，拨了号码。我是1967年的夏天见到萨丽娅的，当时我十二岁。她和她母亲玛达丽娜来蒂诺斯看妈妈和我。妈妈名叫奥德丽娅，她说，自从她和她朋友玛达丽娜上次见面，已经过去了很多个年头，确切地说，有十五年了。玛达丽娜十七岁离岛而去，前往雅典，至少在短期之内，成了个小有名气的女演员。“听说她投身演艺，”妈妈说，“我并不觉得意外。因为她长得好看。人人都会迷上玛达丽娜。等你见到她就明白了。”我问妈妈，为什么她从没说起过她。“我没有吗？你肯定？”“肯定。”“我可以发誓。”她接着又说，“她女儿。萨丽娅。你一定得对她周到点儿，因为她出过意外。狗把她咬了。她留了疤。”妈妈没有再多说什么，但是我明白，还是别缠着她问来问去为妙。可她这么一说，反倒勾起了我的胃口，连玛达丽娜在电影和舞台上的过去也不那么关心了。我之所以好奇，是因为我猜，那个疤对一个女孩子来说，肯定既不同寻常又引人注目，所以才值得特别对待。我带着一种病态的渴望，盼着亲眼见识一下那个疤。“玛达丽娜和我是在做弥撒的时候认识的。”妈妈说，“那时我们还小。”她说她们一下子就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上课时，她们在课桌底下手拉着手，课间休息时，上教堂时，漫步走过大麦地的时候，也总是牵着手。她们曾经立下誓言，一辈子以姐妹相认。她们保证要彼此亲近，哪怕将来嫁了人。她们要比邻而居，如果一个或另一个的丈夫非要搬走，那么她们便提出离婚。我记得妈妈告诉我这些事的时候，是撇着嘴，笑着说的，一副自嘲的神情，好像要让自己远离这种少女时代的多愁善感和愚蠢的言行，与所有那些轻率的、寻死觅活的山盟海誓拉开距离。可我也从她脸上看到了少许不言而喻的痛楚，一道失望的阴影，只是妈妈的自尊心过于强烈，让她无法承认这样的失望。玛达丽娜此时嫁给了一个富有而年长她许多的男人，某个安德烈亚斯·贾纳科斯先生，他多年以前监制了她的第二部——实际上也是她的最后一部电影。此时他已投身建筑业，在雅典有一家大公司。最近他们，玛达丽娜和贾纳科斯先生，在闹别扭，吵了架。这件事妈妈一个字也没和我说过，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偷偷摸摸，匆忙又不完整地看了玛达丽娜寄给妈妈的信，信中说她有意登门拜访。这实在太让人厌倦了，我和你说，待在安德烈亚斯和他那帮右翼朋友身边，听着他们的战歌，从头到尾我都紧闭着嘴巴。我一个字都不说，由着他们吹捧这些把我们的民主当成笑料的恶棍军人。如果我开口，哪怕只有一个字表示出异议，我敢保证，他们就会给我贴上共产党无政府主义分子的标签，即使是安德烈亚斯的权势也无法把我救出地牢。他没准儿都懒得动用这个，动用他的权势。有时我相信这恰恰是他的意图，好让我自己责备自己。噢，我多么想念你啊，我亲爱的奥蒂。我多么想念你的陪伴……按照预定的日期，我们的客人将要抵达的那天，妈妈早早就起了床，收拾家里。我们住的是一幢建在山坡上的小房子。和蒂诺斯的许多房子一样，它是用刷成白色的石头盖成的，房顶是平的，铺着菱形的红瓦。小卧室在楼上，妈妈与我合住，没有门，狭窄的楼梯井直接通到屋里，可是它有个扇形气窗，一个很窄的阳台，围着齐腰高的熟铁护栏，由此外望，你可以看到别人家的屋顶，下面是橄榄树，羊群，蜿蜒的石巷和拱门，当然还有爱琴海，在夏日的早晨蔚蓝而平静，到了下午，美尔忒弥[1]风从北方吹来，海上就会泛起白浪。做完清洁，妈妈换上了她心目中的花哨行头，每年的八月十五日她都会穿上这身衣服，去帕纳伊亚[2]福音教堂，那一天是圣母升天节，朝圣者们从地中海各地蜂拥到蒂诺斯，到教堂著名的圣像前祷告。有一张照片是我母亲穿着这身衣服拍的，长长的、死气沉沉的锈金色圆领裙，皱缩的白毛衣，长袜，笨重的黑鞋子。从头到脚，妈妈都像是个令人生畏的寡妇，严肃的脸，浓密的眉毛，扁而上翘的鼻子，僵硬的站姿，一副苦闷而虔诚的模样，好像她自己也是个朝圣者。我也在照片上，直挺挺地站在我母亲屁股旁边。我穿着白衬衫，白短裤，卷起来的白色及膝短袜。你能看出我愁眉紧锁，因为她勒令我站直，不许笑，我的脸搓洗过了，头发也蘸着水梳过，我不乐意，还折腾了好一阵子。你可以感觉到我俩之间的那种不悦。你能看得出来，因为我们僵硬地站着，身体几乎没有接触。也许你看不出来。可我能，每次看到那张照片时都能，最后一次看是两年前的事了。我不由自主地看出了拘谨，费力，不耐烦。我不由自主地看出，只是因为遗传上的义务，这两个人才待在一起，他们已经注定了要让对方感到困惑与失望，不管哪一个，都要为了自己的面子，去反抗另一个人。透过楼上卧室的窗户，我看到妈妈出了门，走向蒂诺斯城的渡口。她下巴底下系着围巾，一头扎进了阳光灿烂的蓝天。她是个纤细的女人，一副小骨头架子，儿童般的身体，可你要是看到她迎面过来，那你最好给她让个道。我记得她每天早晨送我上学时的情形——我母亲现在退休了，她原来是个老师。我们走在路上，妈妈从来不牵我的手。别的母亲都和自己的孩子手拉着手，可妈妈不。她说她怎样对待别的学生，也就必须怎样对待我。她迈着大步走在前头，一只手紧攥着，贴在毛衣领子的位置上，我拼命跟在后面，手里提着午餐盒，追着她的脚步，一路踉跄。在教室里，我总是坐在后排。我记得我母亲站在黑板前的样子，记得她怎样只需刀子般的一瞥，便可牢牢钉死某个淘气的学生，那眼神就像弹弓里射出的石子，带着外科手术般的精确，一下子击中目标。她还能把你活活劈成两半，不靠别的，只要一黑脸，或是一阵突如其来的沉默。妈妈信奉忠诚甚于一切，哪怕要自我牺牲也在所不辞。尤其是在所不辞的自我牺牲。她还相信讲出真相总是胜过一切，老老实实地讲，一句客套话都不说，而且真相越令人不快，就越要早早地讲出来。她受不了软骨头。她过去是，现在也是个有着钢铁意志的女人，一个从不退缩的女人，也是一个你绝不想和她争执的女人，但我从没有真正地理解，甚至现在也没弄懂，她这种性格到底是天生的，还是出于必要而后天习得的，因为她结婚才一年，丈夫就死了，撇下她一个人把我拉扯大。妈妈走后，我在楼上又睡了一小会儿。后来一个女人响亮而悦耳的声音惊醒了我。我坐起来，是她，口红，粉底，香水，苗条的曲线，航空公司广告上的微笑，透过圆桶女帽薄薄的面纱俯看着我。她站在房间中央，穿一条荧光绿的连身迷你裙，脚边放着小皮箱，赤褐色的头发，四肢修长，对我绽开着笑容，神采飞扬，一开口，声声入耳，透着自信和欢愉。“你就是小马科斯喽！她可没告诉我你有这么帅！哎哟，你和她真像，瞧这眼睛，就是，你们俩眼睛一模一样，我看肯定老有人对你这么说。我太想见到你了。你妈和我……我们……噢，不用说奥蒂已经告诉过你了，所以你可以想像啊，你可以料得到啊，我是多么激动呀，见到你们俩，认识你，马科斯。马科斯·瓦尔瓦里斯！对了，我是玛达丽娜·贾纳科斯，请允许我告诉你，我真开心死了。”她脱掉了长及手肘的奶油色缎子手套，我只在杂志上见过这种手套，都是些淑女贵妇戴上它去晚会，在歌剧院宽阔的台阶上抽烟，要不就是被人扶着，爬出亮闪闪的黑色汽车，镁光灯噼里啪啦，照亮她们的脸。她每个指头都得揪扯半天，才把手套弄掉，然后她腰肢轻轻一弯，把手递给了我。“你真迷人。”她说。她的手好柔软，虽然一直戴着手套，却是凉凉的。“这是我女儿，萨丽娅。亲爱的，跟马科斯·瓦尔瓦里斯问个好。”她和我母亲一起站在房间的入口，茫然地看着我，一个瘦瘦的女孩，皮肤苍白，留着软塌塌的卷发，除了这些，别的东西我一件都没法告诉你。我没法告诉你她那天穿了什么颜色的裙子——如果她穿的确实是裙子——我也不知道她鞋子的款式，她有没有穿袜子，戴没戴手表、项链、戒指，或是耳环。我没法告诉你，因为如果你去饭馆，突然有人脱了衣服，跳上桌子，开始用甜品勺变戏法，那你就不只是看看而已，这会成为你眼里惟一的东西。盖住那女孩下半张脸的面罩就是这样。它摧毁了其他的、任何可能的注意力。“萨丽娅，问个好，亲爱的。不要这么没礼貌。”我猜我看见了，那个脑袋微微地点了一下。“你好。”我粗声粗气地答道。空气在波动。一股电流。我觉得自己被什么东西电到了，一半是激动，一半是恐惧，在我体内猛然迸发，升腾，盘绕。我瞪大了眼睛，我意识到了，却没办法控制，怎么也不能将目光从那块天蓝色的面罩布上剥离，它有两副系带，拴在脑后，嘴的位置上横着开了条窄窄的口子。我一下子就知道了，不管那面罩底下隐藏着什么，我都不忍去看。可我又忍不住去看。我生活中的一切都不可能再恢复正常的方向、节奏和秩序了，除非我亲眼看到究竟是什么东西如此可怕，如此惊悚，而这又是我和其他人都不允许看到的。还有另一种可能，这面罩的用途也许是为了将萨丽娅与我们隔离，让我们回避。最起码，在初次相见的时候，带着令人头晕目眩的刺痛，这个目的达成了。玛达丽娜和萨丽娅待在楼上整理行李，妈妈进了厨房准备晚餐，给鳎目鱼挂糊。她要我给玛达丽娜煮一杯埃利尼科斯咖啡[3]，我煮了，她又要我给她端上去，我也端了，还有一小盘帕斯特利[4]，放在托盘上。一想起接下来发生的事，虽然几十年过去了，羞耻仍然淘洗着我，就像某种热辣辣、黏糊糊的液体。直到今天，那个场景依然历历在目，像照片一样凝固着。玛达丽娜站在卧室的窗前，吸着烟，看着海。她戴着一副圆框眼镜，黄色的镜片，一只手扶着屁股，双脚交叠。圆桶女帽放在梳妆台上。梳妆台的上方有面镜子，镜子里是萨丽娅，坐在床边，背对着我。她弯着腰，正在做着什么，也许是在解鞋带，我看得出她已经摘下了面罩。面罩就挨着她放在床上。一丝寒意顺着我的脊梁骨一路向下，我想让这一切停下，可我的手在抖，抖得碟子上的瓷杯叮当乱响，抖得玛达丽娜朝我扭过脸，抖得萨丽娅抬起了头。我一下子在镜中看到了她的脸。托盘滑离了我的手。瓷杯子碎了，热咖啡洒了，托盘咣当当从楼梯上滚落。这是突如其来的重重一击，我匍匐着，在碎裂的瓷片上呕吐，玛达丽娜说着“哎哟哟，哎哟哟”，妈妈跑上楼，叫喊着：“出什么事了？你干了什么，马科斯？”狗把她咬了。妈妈告诉过我，警告过我。她留了疤。狗不是咬萨丽娅的脸；狗把她的脸吃掉了。也许我可以找到合适的字眼，来描述那天我在镜子里看到的，但那个字绝对不是疤。我记得妈妈双手抓住我的肩膀，拽我起来，把我转了半圈，问我：“你怎么了？你哪儿不舒服？”我也记得她抬起眼睛，目光越过我的头顶，然后就僵在那儿了。要说的话死死卡在她嘴里。她脸上一片空白，双手从我肩头滑落。接着，我目睹了最不寻常的事，我觉得这件事就像我当场看见康斯坦丁国王穿着小丑的衣服出现在我家门口一样：那是一滴泪，涌出了我母亲右眼的眼角。“她什么样子？”妈妈问。“谁？”“谁？那法国女人。你房东的外甥女，巴黎来的教授。”我把听筒换到另一边的耳朵上。我很吃惊，她还记得。我一辈子都有种感觉，我对妈妈说的话她是听不见的，统统消失在太空里了，好像我们之间有静电干扰，线路很差。有时我从喀布尔打电话给她，就像现在这次，我感觉她好像悄悄把听筒放下，人走掉了，剩下我对着另一块大陆上的空气说话，就算我能感到我母亲在电话线另一头的存在，就算我听得到她在我耳边喘息，也还是这种感觉。其他时间，我会给她讲一些我在医院的见闻——比如说，有个父亲抱来个血肉模糊的男孩，弹片深深嵌在他脸上，一只耳朵完全撕掉了，这是又一个受害者，他在错误的日子和错误的时段，在错误的街道上玩——毫无预兆地突然出现一记巨大的敲击声，然后妈妈的声音突然远了，听不清了，忽高忽低，脚步回响，有什么东西在地板上拖过来，我默不作声，一直等到她回来，她早晚会回来的，有点儿上气不接下气，解释着：我跟她说过了，我站着挺好的。我说得很清楚。我说：“萨丽娅，我愿意站在窗户前，看着下面的海，和马科斯说话。”可是她说：“你会累着自己的，奥蒂，你得坐下。”接下来的事我知道，她要拖扶手椅了——那个大大的皮家伙，去年她给我买的——她要把它拖到窗户跟前。我的天，她可真壮实。你没见过这椅子，当然没有。就是，当然没有。然后她带着佯怒，叹一口气，要我继续讲我的故事，可是到了这会儿，我已经心乱如麻，哪里还讲得下去。最终的效果是，她让我感觉自己受到了不言而喻的谴责，不仅如此，她还让我感觉自己活该受到这种谴责，让我感到内疚，因为心照不宣的过错，因为那些从未受到正式控告的罪行。即使我真的把故事讲下去，在我自己听来，它也没什么劲了。它根本比不上妈妈和萨丽娅的扶手椅大戏。“她叫什么来着？”妈妈现在问道，“帕丽什么的，对吗？”我和妈妈说过纳比的事，他是我亲密的朋友。对他的生平，她只知道大概的情况。她知道他在遗嘱中把喀布尔的房产留给了外甥女，在法国长大的帕丽。可我没和妈妈讲过妮拉·瓦赫达提，没讲过她丈夫中风后，她离家出走，去了巴黎，也没说过纳比对苏莱曼几十年的照料。那段历史。太多去而复返重合。一如在朗读你自己的起诉书。“帕丽。对。她人很好。”我说，“很热情。特别是对一个学者来说。”“她干什么的来着，化学家？”“数学家。”我说着，合上了笔记本电脑。雪又下起来了，下得不大，小小的雪花在黑暗中旋舞，轻轻撞着我的窗。我对妈妈讲起了帕丽·瓦赫达提最近的来访，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来的。她实在很可爱。文静，苗条，白头发，长脖子，脖子两边各有一条蓝色的静脉，亲切的微笑，露出大大的齿缝。她好像有点儿脆弱，比实际年龄显老。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尤其是两只手的骨性突起。功能还在，但那一天终将到来，她自己也知道。这让我想到了妈妈，她将来也会有那一天。帕丽·瓦赫达提和我在喀布尔的房子里待了一个礼拜。她从巴黎一过来，我就领着她，在屋里屋外转了一圈。她上一次看见这房子，还要回溯到1955年，可是相当意外的是，她对这地方，对它的整体布局有着鲜活的记忆，比如说，客厅和餐厅之间有两个台阶，她说她曾坐在这儿，在一束上午九十点钟的阳光下读书。她很吃惊，因为和记忆中相比，这房子实际上如此之小。我带她上楼时，她知道哪一间曾经是她的卧室，不过现在是我的一位德国同事住在里面，他为世界粮食计划署工作。我记得，她看到卧室角落那个矮矮的小衣橱时，一下子屏住了呼吸，这是她童年时代所余不多的纪念。我记得它，纳比死前留给我的便条里写过。她蹲到它旁边，手指抚过龟裂的黄色漆皮，抚过橱门上褪色的长颈鹿和长尾巴猴子。她朝我仰起脸的时候，我看到她眼里含着少许的泪，然后她问我，非常腼腆和过意不去，问她可不可以把它运回巴黎。她提出来由她出钱，再买个新衣橱。这是她想从房子里带走的惟一一件东西。我对她说，我很高兴为她效劳。最后，帕丽·瓦赫达提动身没过几天，我便运走了衣橱，除此之外，她回法国时什么也没拿，只有苏莱曼·瓦赫达提的速写本，纳比的信，还有她母亲妮拉的几首诗，这是纳比保留下来的。另外，她此行期间对我的惟一请求，就是安排她乘车，去一趟沙德巴格，好看一看她出生的村子，她也希望能找到她的异母弟弟伊克巴尔。“我估摸，她一定会把这房子卖掉。”妈妈说，“现在房子是她的了。”“她说只要我愿意，我可以一直住下去，真的。”我说，“不收房租。”我几乎能看到妈妈不相信地紧紧抿起了嘴唇。她是岛上人。她怀疑所有大陆人的动机，对他们明显的善意之举总是斜眼相看。我知道，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为什么总有一天，只要得到机会，我非离开蒂诺斯不可。这就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听到别人这样讲话，我常常会陷入失望。“鸽房弄得怎么样了？”我换了个话题问道。“我得歇歇了。这事把我累得够呛。”六个月以前在雅典，一位神经专家给妈妈做出了诊断。是我坚持要她去看医生的，因为萨丽娅告诉我，妈妈总是颤搐，抓不住东西。萨丽娅带她去的。自从看过了那位神经专家，妈妈一直手脚不停。我从萨丽娅发给我的电子邮件里得知了这些事。重新粉刷房子，修补漏水的地方，哄着萨丽娅帮她，在楼上打了个全新的壁橱，连房顶上破损的木瓦也想换掉，幸亏萨丽娅让她住了手。现在是鸽舍。我仿佛可以看见，妈妈把袖子高高挽起，手拿锤子，汗流浃背，敲着钉子，用砂纸打磨木板，和她日益退化的神经系统赛跑，趁着还有时间，让每一条神经都物尽其用。“你什么时候回家？”妈妈问。“快了。”我说。去年她问过我同样的问题，我说的也是快了。自从上一次回蒂诺斯，已经过去了两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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