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山回唱 -7

“很酷。”“不知道你练得够不够。”娜希尔说，语气中带着小心翼翼的责备。勒马尔把手里卷来卷去的纸巾往下一放。“妈妈！什么呀？你看见我每天忙什么了吗？多少事要做呀！”饭至中途，阿卜杜拉走过来，一边向他们问好，一边用腰里的围裙擦着手。他问饭菜好不好吃，是否再要点什么。伊德里斯告诉阿卜杜拉，他和铁木尔刚从喀布尔回来。“铁木尔江去哪儿了？”阿卜杜拉问。“跟往常一样，不是什么好地方。”阿卜杜拉咧开嘴笑了。伊德里斯知道他多么喜欢铁木尔。“烤肉买卖怎么样？”阿卜杜拉叹了口气。“巴希里大夫，如果真要让我诅咒谁，我会对他说：‘但愿真主赐你一个饭馆。’”大伙哈哈一笑，阿卜杜拉也笑了。饭后，他们离开饭馆，爬上SUV的时候，勒马尔问：“爸爸，所有人来这儿吃饭他都不收钱吗？”“当然不是。”伊德里斯说。“那他为什么不肯收你的钱。”“因为我们是阿富汗人，还因为我是他的医生。”伊德里斯说。这话只有一部分是真的。更重要的原因，他猜，是因为他是铁木尔的叔伯哥哥，因为几年前，是铁木尔借钱给阿卜杜拉，让他开了这家饭馆。回到家，让伊德里斯没想到的是，头一眼就看见家庭娱乐室和门厅的地毯撤掉了，露出了楼梯上的钉子和木板。然后他才想起来，他们在装修，把地毯换成硬木地板——宽宽的樱桃木板条，颜色是地板行所说的“紫铜壶色”。橱柜门上的漆已经用砂纸打掉了，原先放微波炉的地方现在留了个大豁口。娜希尔说，星期一她就上半天班，上午去见铺地板的，还有杰森。“杰森？”他一下子想起来了，杰森·斯皮尔，搞家庭影院的伙计。“他要过来量尺寸。他已经给咱们的低音炮和放映机打了折。星期三他就派三个伙计过来施工了。”伊德里斯点了点头。家庭影院是他的主意，他一直都想装一套。现在他却为此难堪。他感觉自己和这一切脱节了，什么杰森·斯皮尔啊，新橱柜啊，紫铜壶地板啊，还有孩子们一百六十美元一双的高帮鞋，他房间里的绳绒床罩，以及他和娜希尔一直以来对这些东西孜孜以求的热情。满腔的宏愿结出了果实，如今却让他感到浅薄无聊，只是让他回想起，在他的生活与在喀布尔看到的那一切之间，有着残忍的天壤之别。“怎么了，亲爱的？”“时差。”伊德里斯说，“我得睡一会儿。”星期六，他听完了整场吉他演奏会，星期天是扎比的足球比赛，他坚持了多半场。下半场溜了出来，到停车场睡了半个小时。让他安心的是，扎比没注意到。星期天晚上，几个邻居过来吃饭。他们传看了伊德里斯此行的照片，又客客气气地坐着，看了一个小时喀布尔的录像，伊德里斯本来不想放这个，可娜希尔坚持要放给人家看。吃晚餐的时候，他们问起伊德里斯的旅行，他对阿富汗局势的看法。他喝着莫希托鸡尾酒，长话短说，一一作答。“我真没法想像那里是什么样子。”辛西娅说。她是个普拉提瑜伽老师，在娜希尔常去的健身房上班。·文｝“喀布尔嘛……”伊德里斯寻找着合适的措辞，“每平方英里都有一千个悲剧。”·人｝“肯定是相当大的文化冲击，到了那儿。”·书｝“没错。”伊德里斯没说，真正的文化冲击是回来以后发生的。·屋｝最终，话题转移到了本区近来频繁出现的邮件失窃案上。夜里躺在床上，伊德里斯问：“你觉得这一切咱们非要不可吗？”“一切？”娜希尔说。他能从镜子里看到她。她在洗手池前刷牙。“这一切。这些东西。”“不，咱们不需要，如果你是这个意思的话。”她说。她吐在洗手池里，接着漱口。“你不觉得这太多了吗，这一切？”“我们拼过命，伊德里斯。还记得吗，你的入学考试，我的入学考试，你的医学院，我的法学院，实习的那些年？这些东西哪一件也不是白来的。我们用不着为这个道歉。”“用那套家庭影院的钱，咱们能在阿富汗盖一座学校。”她走进卧室，坐到床头，往外取隐形眼镜。她有着最美的侧影。他喜欢她额头的样子，额头与鼻梁之间几乎没有凹陷。他喜欢她高耸的颧骨，细细的脖子。“那就两样都做。”她说着，朝他转过身，挤着眼睛，不让眼药水流出来。“我看不出为什么你不能。”几年以前，伊德里斯才发现，娜希尔在资助一个名叫米格尔的哥伦比亚小孩。这事她从来没跟他说过，因为是她在管钱，负责收信取信，所以多年来伊德里斯一无所知，直到有一天，他看见娜希尔在读一封米格尔的来信。信已经由一个修女从西班牙文翻译过来了，还有一张照片，是个高高的，结结实实的男孩子，站在一间草屋外，手捧足球，背景里什么人也没有，只有一些枯瘦的奶牛和连绵的青山。自从在法学院上学的时候，娜希尔就开始资助米格尔，这种悄悄的你来我往，已有十一年的时间，娜希尔寄去支票，收到米格尔的照片和修女翻译的感谢信。她摘下戒指。“怎么回事？你在那边染上了幸存者的负罪感？”“我只是现在看事情有点不一样了。”“好啊，那就用这眼神干点什么吧。别老傻看着不动手。”时差反应盗走了他的睡眠。他读了一会儿书，下楼看了半集《白宫风云》，最后坐到了客房的电脑前，娜希尔已经把这儿变成了书房。他发现了阿姆拉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她希望他平安到家，全家健康。她写道，喀布尔一直在下着“怒雨”。马路上堆满了深达脚踝的泥浆。大雨引发了洪涝，在喀布尔以北的绍马利，出动了直升机，大约两百个家庭不得不疏散。由于喀布尔政府支持布什在伊拉克的战争，安全形势越来越紧张，预料基地组织将发动报复行动。她最后一句话写的是：你与你老板谈了？在阿姆拉的信文下面，另附了一小段罗诗的话，由阿姆拉用拉丁字母抄录。内容如下：伊德里斯卡卡：赛俩目。托靠安拉，您已平安到达美国。我相信您的家人见到您一定非常开心。每天我都在想您。每天我都在看您买给我的电影。每一部我都喜欢。让我悲伤的是您没在这里和我一起看。我感觉很好，阿姆拉江在细心地照顾我。请代我向您的家人说一声赛俩目。托靠安拉，我们很快就能在加利福尼亚见面。顺致敬意罗莎娜他给阿姆拉复信，向她致谢，说他为洪水的事难过，希望雨情能够缓解。他告诉她，本周之内他就找上司讨论罗诗的事。然后他又写道：罗诗江：赛俩目。谢谢你体贴的话语。非常高兴收到你的来信。我也经常想起你。我已经向我家人讲了关于你的一切，他们非常渴望见到你，特别是我的儿子扎比江和勒马尔江，他们问了很多关于你的问题。我们都期待着你的到来。附上我对你的爱。伊德里斯卡卡他关了电脑，上床睡觉。星期一，他一进办公室，就有一大堆电话留言迎接他。文件筐里，续开处方的申请已经装不下了，等着他一一核准。有一百六十多封电子邮件需要细读，语音邮箱也满了。他在电脑上查看日程表，吃惊地发现本周他所有的空当都挂满了加班号，医生们管这叫“加塞儿”。更糟的是，当天下午他要面见令人生畏的拉斯穆森太太，一个特别讨厌，对抗性极强的女人，多年来带有模糊的病征，治疗却总是难以见效。一想到要面对她的胡搅蛮缠，他便冷汗直冒。最后还有一封语音邮件，是他上司琼·谢弗发来的。她告诉他，在他前往喀布尔之前诊断为肺炎的一个病人，实际上患的是充血性心脏衰竭。下星期的同行评议会上将使用这个病例，这样的视频会议每月召开一次，各科室都要观看，医生们犯的各种错误将在会上加以演示，用以说明可供检讨的要点。虽然不会对犯错的医生指名道姓，但伊德里斯知道，这种匿名没有太大的用处。谁是元凶，会场里至少一半的人都能知道。他感到头疼开始发作。很不幸，当天上午他就没有完成进度。有个哮喘病人没预约就来了，得给他做呼吸治疗，还要密切观察他的峰流速值和血氧饱和度。还有一位他三年前看过的中年经理，现在得了进展性前壁心肌梗死，进了医院。直到午休时间过了一半，伊德里斯才吃上午饭。在医生们用餐的会议室里，他一边匆匆地咬着干火鸡三明治，一边抓紧记笔记。他回答着同事们相同的问题：喀布尔安全吗？阿富汗人对美国驻军怎么看？他的答复比较简略，掐头去尾，心里总在想着拉斯穆森太太，需要回复的语音邮件，尚未核准的续开处方，下午日程表上的三个加塞儿，即将到来的同行评议，还有家里，装修工们锯啊，钻啊，敲着钉子。他极为惊讶地发现，变化发生得如此之快，如此难以察觉，谈起阿富汗，突然感觉就像在讨论最近看过的一部悲情大片，其效果已经开始消退了。这是工作以来，他过得最艰难的一个星期。虽然本意上很想，他却找不到时间和琼·谢弗谈罗诗的事。整整一周，他的情绪都很差。在家里，他对孩子们发脾气，被那些吵吵嚷嚷，进进出出的工人们，被各种各样的噪音烦得要死，但睡觉的时间恢复了正常。他又收到了阿姆拉的两封电子邮件，得知了喀布尔更多的动态。拉比娅·巴尔希妇女医院重新开门，卡尔扎伊的内阁不顾伊斯兰强硬派的反对，将批准有线电视网播放节目。在第二封邮件临结束的附言里，她说罗诗自他走后已变得沉默寡言，并再次问他是否和上司谈过。他丢下电脑走开了，过了一会儿才回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刚才他被阿姆拉那句话惹恼，竟然一时头脑发热，用大大的黑体字给她回了信：我一定。再等等。“希望你没事。”琼·谢弗坐在办公桌后，双手交叠，放在腿上。她是个活力充沛的女人，圆脸，头发斑白，鼻梁上架着窄窄的老花镜，她从眼镜上方盯着他，“你明白这么做不是为了责备你吧。”“当然当然。”伊德里斯说，“我明白。”“别不好受。这种事我们谁都可能摊上。在X光片上，充血性心衰和肺炎有时候很难分得清。”“谢谢，琼。”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停下。“噢，有件事我一直想和你商量。”“好啊好啊。坐。”他重新坐下，向他讲了罗诗的事，描述了伤情，以及瓦齐尔·阿克巴尔汗医院的资源匮乏。他口吐真言，说他已经对阿姆拉和罗诗做了承诺。大声讲出此事的时候，他感到自己已不堪这诺言的重负，而身在喀布尔，和阿姆拉一起站在走廊里，她亲他脸的时候，却不曾有过这种体会。他心烦意乱地发现，这像极了买完东西就后悔的感觉。“我的天啊，伊德里斯。”琼摇着头说，“我很赞赏你。可这太可怕了。可怜的孩子。真没法儿想像。”“我知道。”他说。他问集团是否能负担罗诗的治疗。“也许是一系列的治疗。我感觉她一次肯定不够。”琼叹了口气。“我希望能。可老实讲，伊德里斯，我拿不准董事会能不能批准。完全拿不准。你知道这五年咱们一直入不敷出。而且还会有法律问题，非常复杂。”她等着他，也许已经做好了准备，等他对这些理由提出反驳。可他没有。“我懂了。”他说。“你应该能找到管这种事的人道组织，对不对？可能要下点工夫，不过……”“我再打听打听。谢谢，琼。”他又一次起身，惊讶地发现自己感觉轻松多了，琼的回答让他如释重负。家庭影院又花了一个月才装好，但效果美妙至极。投影机装在天花板上，放出的画面鲜艳锐利，102英寸的银幕上，运动场面极为流畅。7.1声道的环绕音效、图形均衡器，加上放在四个角落里的低频陷阱，打造出了奇迹般的音响效果。他们一起看《加勒比海盗》，两个儿子也被高科技弄得心花怒放，一边一个，坐在他身旁，吃着放在他腿上的一大桶爆米花。最后那场漫长的战斗开始之前，他们就睡着了。“我把他们搁床上去。”伊德里斯对娜希尔说。他先抱起一个，然后再抱另一个。儿子们正在长个儿，瘦巴巴的身体以让人害怕的速度不断长高。他把他俩放到床上，挨个盖好，忽然意识到，儿子眼瞅着就要给他带来悲伤。再过一年，至多两年，他就要被取代。儿子们将倾心于别的事情，别的人，会因为他和娜希尔而感到难堪。伊德里斯不禁想起那个时候，他们又小又无助，完完全全地依赖着他。他记得扎比还是小不点那会儿，最怕的就是下水井盖，他走起路来东倒西歪，笨手笨脚地围着他们绕圈。还有一次，看一部老电影的时候，勒马尔问伊德里斯，他以前是不是一直活在黑白的世界里。回忆让他露出了微笑。他亲了亲儿子们的脸蛋。他坐在黑暗里，看着睡梦中的勒马尔。此时，他发现自己对儿子的评价未免过于匆忙，有失公平。他对自己的评价也太严厉了。他不是罪犯。他拥有的一切都是自己挣来的。在九十年代，他认识的人当中，有一半整天出去泡吧，泡妞，而他一直埋头苦学，凌晨两点还强撑着穿过医院的走廊，把悠闲、舒适与睡眠统统忘在了脑后。他把二十岁到三十岁这段年华交给了医学。他已经付出过了，为什么还应该感到难受？这是他的家庭。这是他的生活。此前的一个月里，对他而言，罗诗已经变成了某种抽象的事物，仿佛戏里的一个角色。把他们联结在一起的东西已经磨蚀了。那种意想不到的亲密关系，纯属他在医院里偶然所得，发作起来是那么急迫，又那么强烈，现在却已蜕变成了慢性的溃疡。这段经历已经失去了活力。他意识到，他曾经深陷其中的那种强烈的决心，其实只是一个幻象，一种妄想。他一度仿佛落入了迷药的操控。如今他和那女孩之间，感觉已相隔极远，几乎是无限的、不可逾越的距离。而他对她做出的保证，显然是被误导了，俨然一个鲁莽的错误，一个对他本人的力量、意志和性格的可怕误判。有些事情最好忘掉。他对此无能为力。就是这么简单。此前的两个星期，他又收到了阿姆拉的三封电子邮件。他读了第一封，没有回复。他删除了余下的两封，根本没读。书店里排队的人大概有十二三个，从临时舞台拉长到了杂志区。一个高个子，宽脸膛的女人分发着黄色的小即时贴，让排队的人在上面写下自己的名字，还有他们想签在书上的其他文字。队列最前面有个女店员，帮人把书翻到书名页。伊德里斯排在前列，手里拿着一本书。他前面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留着金色短发，此时转过身问他：“你读过了吗？”“还没有。”他说。“我们要在下个月的书友会上读这本书。这次轮到我来选书。”“哦。”她皱了皱眉，一只手按到胸前。“我希望大家都来读这本书。真是个令人感动的故事。太鼓舞人心了。我敢打赌，它一定会拍成电影。”他告诉她，她说得对。他还没读过这本书，八成以后也不会读。他可没有心情在书里看见自己。但别人会读的。而别人一读，他也就暴露了。娜希尔，两个儿子，同事们。一想到这儿，他就觉得恶心。他又一次打开书，翻过致谢部分和实际执笔的合著者小传，再次看着后勒口上的那张照片。没有受过伤的痕迹。如果她留了疤——她肯定留了疤——那长长的、波浪形的黑发也把它盖住了。罗诗穿着宽松的短衫，上面缀有金色的小玻璃珠，戴一条安拉项链[9]，青金石的耳钉。她倚着一棵树，直视着照相机，面露微笑。他想起了她画过的简笔小人。别走，卡卡。不要离开。在这个年轻姑娘身上，他完全认不出六年前帘子后面那个怯懦的小女孩了。伊德里斯扫了一眼题献。献给我生命中的两位天使：我的妈妈阿姆拉，我的卡卡铁木尔。你们是救主。你们给了我一切。队列向前移动。留金色短发的女人签完了。她挪到了旁边，伊德里斯揪着心，迈步上前。罗诗抬起头。她围着一条阿富汗披巾，下面是南瓜色的长袖衫，戴一对小小的、椭圆形的银耳钉，眼睛比他记忆中的还要黑。她身形丰满，显出女性的曲线。她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没有什么明显的迹象，表明她已经认出了他，虽然她在礼貌地微笑，可她的表情里却带着几分愉悦——调皮，狡黠，不慌不忙。他一下子土崩瓦解，他想好的那些语言，甚至曾经写下来，在来这儿的路上反复默念过的那些话，突然之间被蒸发掉了。他一个字也说不出口，只能站在那儿，一副傻呆呆的模样。女店员清了清嗓子。“先生，请把书递给我，我来翻到书名页，好让罗诗给你签名。”书？伊德里斯低头一看，发现它就紧紧地抓在自己手中。他来这儿当然不是要签名的。在那一切发生之后，这样做会很难堪，难堪到不可理喻。不过，他还是看到自己把书递了过去，女店员熟练地翻到要签的那一页，罗诗抬手，在书名下方飞快地写了些什么。现在他还有几秒钟的时间，能在离开之前说点什么，这样做，并不是要给无法辩解的事找个台阶，而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对她有所亏欠。然而店员把书递还给他的时候，那些话仍然无法说出口。他现在希望，哪怕自己有铁木尔的一丁点儿勇气也好。他又瞅了一眼罗诗。她的目光已经越过了他，看着队列里的下一个人。“我……”他张了嘴。“请给后面的人让一下，先生。”女店员说。他垂下头，走出了队列。他的车放在书店后面的停车场。走到车边的这一段，感觉就像他人生中最漫长的路。他打开车门，没有立刻上车。他用颤抖不停的手，再一次把书翻开。那些字迹不是签名。她用英语给他写了两句话。他合上书，也合上了眼睛。他以为自己应该放心了，可他还有一部分心思期盼着别的事情。也许她该一脸不屑，带着满腹的厌与恨，说些幼稚的话。也许应该是喷涌而出的怨恨。也许那样会更好。正相反，她利落，老练地把他打发掉了。还有那句留言。别担心。里面没你。好心之举。也许更确切地说，这是施舍。他理当如释重负。可它伤了他。他感到了它的重击，如一把斧子劈头而落。附近有棵榆树，树下有条长椅。他走过去，把书放到长椅上。他回到车上，坐到驾驶座上。过了一会儿，他才对自己放了心，于是他发动汽车，扬长而去。[1]亚伯大叔（Uncle Abe）曾为亚伯拉罕·林肯的别号。[2]“江”出自波斯语的“生命”，转义为“亲爱的”，成为敬称或人名的一部分，男女通用。[3]奥马尔毛拉是塔利班的精神领袖。[4]穆斯林之间的问候语。[5]马兹杜尔（Mazdoor），乌尔都语，工人，日工，苦力，搬运工。[6]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7]威他命威（Vitamin V），美语里对西地那非（威尔刚）的俗称。[8]《把它涂黑》（Paint It Black），滚石乐队1966年的歌。[9]项链的吊坠为阿拉伯文的“安拉”。第六章1974年2月编者按语《视差》第84期（1974年冬季号），第5页亲爱的读者：五年前，本季刊开始发表专访，介绍一批鲜为人知的诗人，当时未曾料到他们会大受欢迎。许多读者要求我们再接再厉，诚然，是诸位热情的来信铺就了道路，让专访成为了《视差》年年都有的传统。如今对本刊的特约记者而言，这些人物特写同样深得他们本人的喜爱。特写引起了对某些重要诗人的发现或重新发现，促成了对其作品迟来的评价。然而令人悲哀的是，这一期杂志笼罩在一片阴云之下。本季力推的艺术家乃阿富汗诗人妮拉·瓦赫达提，去年冬天在巴黎附近的小城库尔贝瓦，她接受了艾蒂安·布斯图勒的采访。瓦赫达提夫人给予布斯图勒先生的回答，实乃我们历年所刊采访中最为坦率的一篇，其诚实足以令人屏息，相信读者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就在采访后不久，我们怀着巨大的悲痛，得知了她过早死亡的噩耗。她必将受到诗歌界的怀念。她身后遗下一个女儿。很神秘，时间赶得真巧。电梯门叮当一声，恰好此时，一秒都不差，电话铃也响起来了。帕丽能听到铃声，因为电话就在于连的公寓里，走廊很窄，灯光黯淡，他的公寓把着头，紧挨着电梯。凭直觉，她知道是谁打来的。再看于连的表情，他也知道。于连已经迈进了电梯。“让它响着吧。”他说。在他身后，是楼上那个冷淡的红脸膛女人，正不耐烦地瞪着帕丽。于连管她叫“母山羊”，因为她下巴上有一撮毛，跟山羊一样。他说：“走吧，帕丽。咱们已经晚了。”他订了七点钟的位，地点是十六区的一家新餐馆，因为红烧鸡肉、红衣主教鱼排[1]、小牛肝配雪梨酒醋，已经小有口碑。他们要去见克里斯蒂安和奥雷莉，于连在大学里——学生时代，不是任教以后——的两个老友。他们应该在六点半碰面，喝开胃酒，可现在已经六点一刻了，还得步行到地铁站，坐到米埃特，然后再走六个路口，才能到餐馆。电话铃一直在响。山羊女咳嗽了一声。于连说：“帕丽？”这一次他的语气更坚决了。“可能是妈芒。”帕丽说。“是，我知道。”虽然不合情理，可帕丽还是觉得，妈芒专门挑了这个时间打来电话，以其无穷无尽的戏剧天赋，把她拖进这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跟于连进电梯，要么接她的电话。“可能有重要的事。”她说。于连叹了口气。电梯门在他身后关上了。他靠到走廊墙上，双手深深插进军装式风衣的口袋，一时之间，他恍如梅尔维尔警匪片中的角色。“我一分钟就好。”帕丽说。于连投以怀疑的一瞥。于连的公寓很小。只需六步，她便急急穿过了门厅和厨房，坐到床边，伸手拿起床头柜上的电话。他们只放得下孤零零的一个床头柜。但这儿的视野堪称壮观。现在下着雨。如果是晴天，她从朝东的窗户望出去，就能看到十九区和二十区的大部分景致。“喂，你好？”她对着话筒说。电话里传出男人的声音。“晚上好。是帕丽·瓦赫达提小姐吗？”“您是哪位？”“您是妮拉·瓦赫达提夫人的女儿？”“是的。”“我是德劳内大夫，我要讲的是您母亲的事。”帕丽闭上眼睛。内疚的感觉短暂地一闪，然后便被习惯性的恐惧压服。她以前接到过这种电话，次数太多了，现在数也数不清，从她的少女时代开始——其实在那之前便已有过，那次是小学五年级，地理考试进行到中途，便被老师打断，她领她出了门，到走廊里，悄悄跟她解释发生了什么事。这些电话对帕丽来说太熟悉了，可是不断地重复并未让她变得满不在乎。每接到一个电话，她都会想，这一次，就这一次了。可每一次挂断之后，她都会急匆匆地赶到妈芒身旁。于连总是用经济学术语对帕丽说，如果她切断注意力的供给，那么对它的需求或许会随之消失。“她出了事故。”德劳内大夫说。帕丽站在窗边，等医生向她说明情况。她用手指绕着电话绳，再把它松开。医生详细讲了她母亲的就医情况，她前额破了，缝了针，打了破伤风作为预防，用双氧水清洗过，抹了外用抗生素，做了包扎。帕丽的心绪忽然回到了十岁那年，有一天她放学回家，在厨房桌子上发现了二十五法郎和一张手写的便条。我和马克去阿尔萨斯了。你认得他。过两天就回。乖。不要熬夜！我爱你。妈芒。帕丽当时站在厨房里浑身发抖，两眼含泪，对自己说，两天不算太长，也不算太坏。大夫问了她一个问题。“对不起？”“小姐，我问的是您能不能过来接她回家？伤势不重，您知道的，可她最好别一个人回去。要不然我们替她叫辆出租车也行。”“不，不用了。我半小时后就到。”她坐到床上。于连一定会生气，也许还会在克里斯蒂安和奥雷莉面前觉得难堪，他好像非常在乎他俩的看法。帕丽不想去走廊里面对于连，也不想去库尔贝瓦面对母亲。她宁愿躺下，听狂风吹着子弹一样的雨滴，狠狠敲打着玻璃，然后睡去。她点了支香烟。于连走进了房间，在她身后说：“你不去了，是吗？”她没有回答。《阿富汗夜莺》节选——妮拉·瓦赫达提访谈录作者：艾蒂安·布斯图勒《视差》第84期（1974年冬季号），第33页艾蒂安·布斯图勒：这样说来，我想您实际上一半是阿富汗人，一半是法国人？妮拉·瓦赫达提：我母亲是法国人，是的，她是巴黎人。艾蒂安·布斯图勒：可她在喀布尔遇见了您父亲。您出生在那儿。妮拉·瓦赫达提：对。他们1927年在喀布尔认识的。在王宫举办的一次正式晚宴上。我母亲陪着她父亲，也就是我外公，他奉派前往喀布尔，为阿马努拉国王的改革做顾问。文人小说下载您了解阿马努拉国王吗？我们坐在妮拉·瓦赫达提家的客厅里。这是一间小公寓，位于一座住宅大楼的第三十层。小城名叫库尔贝瓦，就在巴黎西北郊。房间很小，灯光昏暗，没有太多的装饰，仅有一张沙发，铺着番红花颜色的软垫，一张咖啡桌，两个大书架。她背对窗户坐着，窗子敞开着，好让烟散出去。她一根接一根地吸烟。依妮拉·瓦赫达提所述，她今年四十四岁。她是个极具魅力的女人，即便美貌的巅峰已过，却只是稍有减损。高高的，也是高贵的颧骨，好皮肤，细腰。她有一双聪颖而饱含风情的眼睛，目光犀利，从中可以同时感觉到评判，试探，吸引和挑逗。我认为，这双眼睛仍然可以称得上一副令人敬畏的诱惑工具。她没化妆，只涂了口红，不过蹭跑了一点，零落在唇线之外。她头上包了一块印花的方巾，穿一件褪色的紫衬衫，工装裤，没穿袜子，也没穿鞋。虽然刚到上午十一点，她却开了一瓶霞多丽，根本没有冰过。她友好地问我要不要喝一杯，我谢绝了。妮拉·瓦赫达提：他们有过很多国王，他是最好的。我发现，她这句话在代词的选择上很有意思。艾蒂安·布斯图勒：“他们？”您不认为自己是阿富汗人吗？妮拉·瓦赫达提：可以这么说，我和我自己离了婚，和我更令人烦恼的那一半。艾蒂安·布斯图勒：我很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妮拉·瓦赫达提：如果他成功了，我说的是阿马努拉国王，我可能会给您一个完全不同的答案。我请她做些解释。妮拉·瓦赫达提：是这样的，国王有天早晨一醒过来，就宣布计划，要重塑国家，如果有必要，扒房牵牛，哭爸喊娘也在所不惜，一定要建成一个新的、更文明的国度。藉着真主！他说。其中一项就是不许再戴面纱。您想想，布斯图勒先生，在阿富汗，妇女竟然会因为穿布卡而遭到逮捕！等他妻子索拉雅王后脸上没有遮盖，就出现在公共场合的时候，人们又是什么反应呢？哦啦啦[2]。毛拉们肚子里的气啊，完全可以把一千艘兴登堡飞艇吹上天。一夫多妻也不行了，他说的。这可是在这样一个国家，您知道，历代国王的后宫粉黛足以组成一个个军团，国王们马不停蹄地做父亲，大部分孩子都没正眼瞧过。他宣布，从此以后，男人不能强行娶你们为妻，新娘父亲也不准收聘礼，勇敢的阿富汗妇女啊，童婚也被禁止了。还有一项：你们全都得上学。艾蒂安·布斯图勒：这么看他是个空想家。妮拉·瓦赫达提：或者是个傻瓜。我一向认为这种路线危机四伏，难以维系。艾蒂安·布斯图勒：他后来怎么样了？妮拉·瓦赫达提：不出所料，下场很惨，布斯图勒先生。圣战来了，毫无疑问。他们宣布对他发动圣战，那些毛拉们，部落的头人们。想像一下一千只拳头高高举起的样子吧。您瞧，国王挪动了大山，可他陷入了狂热分子们的汪洋大海，您也很清楚海床一旦摇晃起来会发生什么，布斯图勒先生。大胡子们的叛乱就像海啸一样，猛烈地扑向可怜的国王，把他卷起来，让他在波峰浪谷间无助地颠簸，然后把他甩出去，抛到印度的海岸上，再然后是意大利，最后是瑞士，到了那儿，他才从污泥中爬出来，慢慢成了个流亡的老头子，在破灭的幻想中死去。艾蒂安·布斯图勒：那个新生的国家呢？我猜它并不符合您的要求。妮拉·瓦赫达提：反过来说同样成立。艾蒂安·布斯图勒：所以您在1955年来了法国。妮拉·瓦赫达提：我来法国是因为我希望把女儿救出来，让她免于一种不可挽救的人生。艾蒂安·布斯图勒：您指的是什么样的人生？妮拉·瓦赫达提：我不想让她违背自己的意愿和天性，变成一个勤劳而悲伤的女人，一辈子俯首为奴，忍气吞声，永远处于恐惧的状态，不敢抛头露面，不敢说话，总是害怕做错事情。这样的女人在西方，比如说在这儿，在法国，却深受某些人的推崇，她们变成了女英雄，只是因为她们过着艰辛的生活，而那些在远方推崇她们的人，自己却连穿着鞋走一天都无法忍受。这样的女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欲火被熄灭，梦想被抛弃，可是最糟糕的，布斯图勒先生，如果您遇见这样的女人，她们还会露出微笑，假装自己根本不曾有过疑虑。仿佛她们过着人人艳羡的生活。可是您靠近一些看，就会看到她们无助的样子，看到绝望，看到它如何证明她们的好心情都是表演，都是虚伪的谎言。真可悲啊，布斯图勒先生。我不想在女儿身上看到这些。艾蒂安·布斯图勒：我在想，她能理解这些吗？她又点了一支烟。妮拉·瓦赫达提：唉，孩子们永远都不会事事如你所愿，布斯图勒先生。到了急诊室，一个脾气暴躁的女护士指示帕丽在挂号台等着。旁边有个带脚轮的文件架，堆满了剪贴簿和记录纸。帕丽感到吃惊，竟然有人自愿耗去青春岁月接受培训，到头来只是为了一份把他们放到这种地方的职业。她真是不能理解。她憎恶医院。她讨厌看到状况糟糕的人，讨厌病恹恹的气味，吱吱嘎嘎的轮床，挂着单调画片的走廊，天花板上接连不断的广播寻呼。德劳内大夫比帕丽预想的要年轻。他鼻子细长，薄嘴唇，密密实实的金色卷发。他带她走出急诊室，穿过两扇弹簧门，进了大走廊。“您母亲来的时候，”他用一种神秘兮兮的口气说，“醉得相当厉害……您好像并不意外。”“对。”“有些护理人员也不吃惊。她们说她是这儿的常客。我是新来的，所以当然了，以前从来没见过令堂。”“她严重吗？”“她脾气非常不好。”他说，“还有，我觉得她非常戏剧化。”两个人同时咧嘴笑了一下。“她会没事的吧？”“从目前来看是的。”德劳内大夫说，“可是我必须提出建议，非常严肃的建议，她得把酒减下来。这一次她很幸运，可下一次就难说了。”帕丽点点头。“她人在哪儿？”他带她回到急诊室，转过拐角。“三床。我很快就把出院手续拿过来。”帕丽谢了他，走到母亲床边。“嗨，妈芒。”妈芒疲倦地笑了笑。她头发乱糟糟的，袜子一样一只，额头用绷带包扎过了，左腕上连着静脉注射管，无色的液体滴落。她身上的病号服穿得不对，没有系好，前襟敞着口，帕丽能看到一小段母亲剖腹产后留下的疤，一条纵向的粗线，颜色很深。几年前她问过母亲，为什么她这道疤与惯例不同，不是横切出来的，妈芒解释说，大夫当时说是某种技术上的原因，可她想不起来了。重要的是，她说，他们把你掏出来了。“我毁掉了你的夜晚。”妈芒低声说。“因为你出事了。我来接你回家。”“我可以睡上一个星期。”她慢慢合上了眼，不过仍然在用一种倦怠、困顿的声音说着话。“我坐着看电视来着。我饿了。我进了厨房，想找点面包，橘子酱。我滑倒了。我不清楚怎么回事，也不知道踩到什么了，可我摔倒的时候，头打到了烤箱的门把手。我想我昏迷了一分钟，也许两分钟吧。坐下，帕丽。你像个鬼影。”帕丽坐下了。“医生说你喝了酒。”妈芒把眼睛睁开一条缝。虽然频繁光顾医院，可她对医生的反感有增无减。“那个小屁孩？小流氓。他懂什么？嘴里还留着他母亲的奶头味儿。”“你老开玩笑。只要我一提这事。”“我累了，帕丽。换个时间再骂我吧。老虎凳想跑也跑不掉。”她很快就睡着了。打着呼噜，毫无魅力可言，她只有烂醉之后才这样。帕丽坐在床边的凳子上，等着德劳内大夫，想像着于连坐在灯光昏暗的桌边，菜单拿在手里，向波尔多高脚杯对面的克里斯蒂安和奥雷莉解释着这场危机。他刚才提出要陪她来医院，可这话说得更像是敷衍，只不过是出于礼节。不管怎么说，让他来这儿都不是个好主意。如果德劳内大夫觉得在此之前，他已经见识了戏剧化……尽管如此，就算他不能陪她过来，帕丽也希望他不要自顾自地去吃晚饭。可他去了。她现在仍然觉得有点惊讶。他满可以跟克里斯蒂安和奥雷莉解释一下。大家可以另挑一个晚上，换一下订座的时间。可于连去了。这不只是粗心的问题。不。这样做是怀着恶意的，是存心的，是拿刀子伤人。他有这能力。帕丽可不是才明白过来。最近她很想知道，他是不是还有这方面的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