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战场-2

后来他告诉我，这个床属于一个叫杨继的人。杨继是当时新东方非常著名的"三剑客"之一。"三剑客"是新东方学生给新东方当时比较有名的三位名师的外号。三位剑客中的钱永强和宋昊后来分别攻读耶鲁和牛津MBA，现在成了著名的风险投资人；杨继原本是北大学德语的，攻读清华法学硕士之后留学德国拿下法学博士，现在是清华大学法学院老师。　　"杨继在新东方挣了很多钱，有几套房子，所以根本没有必要来这里住。你就放心地睡他的床吧。"大哥跟我说。　　躺在床上，每天都听寝室几个穷哥们讨论新东方老师如何有钱，于是心开始不安分起来，我默默地给自己制定了一个目标：先考上清华研究生，然后课余时间在新东方挣钱。　　这就是我和新东方最早的缘分。后来在北大百年校庆时出版的《精神的家园》这本书中，我听说了一个被称为"留学教父"的人--俞敏洪。巧的是一个月以后，我在我们学校开会房发现一张异常破烂的海报，上面写着俞敏洪和徐小平要来武汉做讲座。那个时候武汉的大多数学生还都不知道俞敏洪和徐小平是何方神圣，而我因为听说过这两个名字，跑到武汉中科院水产研究所的讲堂里去听了他们的讲座。讲座时候听众不多，偌大一个大礼堂，只有前面几排坐满了，这样的冷落在今天的新东方是不可能发生的。　　但是俞敏洪和徐小平并没有因为人很少而讲得少，他们两位每人分别讲了整8个小时。上午讲完，大家吃了午餐下午接着讲。当时我感觉到他们说话的方式非常有特点，幽默、激情、有煽动力，并且信息含量很大。　　讲座大多数内容我已经不太记得了，但是有一点我记得很清楚，我觉得仿佛就是给我讲的。俞敏洪说，去美国不要盲目，需要看一看自己是否具备几个要素：相对名校出身、良好的家境、足够的资金、优秀的"寄托"成绩、比较靠前的大学本科成绩。　　俞敏洪的这段话让我在很多年里都没有考虑过去美国留学，因为这些要素我当时似乎一个都不具备。我不是名校出身，我的家庭条件非常普通，我的存款只有不到1000元，我不知道什么叫"寄托"考试，我的大学太热衷于社会活动了，学习成绩也不怎么拿得出手……　　于是决定留学之事还是先读完研再说。刚好那个时候清华给我发来了录取通知书，我就拿着通知书高兴地去读研究生了。　　可是，在读研究生的头几个月我并不开心，因为那个时候我实在太穷了。记得当时每个月学校给我们350元的补助，我经常是发钱的头几天学校餐卡就已经透支了，盼星星盼月亮地等着钱到帐。这和已经有一定积累的清华"土著"们反差很大。记得当时我在清华的一个女同学王芳，现在新华社知名记者，曾经说了一句让我非常受刺激的话，她无意中说："我的学校补助从来没有用过，存在那感觉挺好的。"　这和我的经济状态反差实在太大。我是每个月"等米下锅"，"土著"们是"粮草充沛"。　　刺激我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我当时想买一台电脑，可是去中关村逛了一圈发现我手里的钱只能买一个鼠标和键盘；比如我去参加北京大饭店的一个活动，却没有一套像样的西服；比如我发现打出租车比坐公汽方便太多，也舒服太多，但是如果我打车舒服了，就恐怕只能整月吃食堂里最便宜的菜了……　　穷则思变--我要挣钱！　　我想起杨继的故事，于是进而想起了新东方。我迫不及待地把我来清华面试时用的简历发到了新东方的招聘邮箱。也许是因为我在本科得了很多英语方面的奖，还通过了英语专业8级考试，而那个时候新东方刚好赶上大发展期，所以我上午10点投的简历，中午12点就接到了电话。　　一个甜美的声音传来，"你好，是张杨吧，我是新东方人力资源的俞洋，两天后来我们这里面试吧。"　　当我第一次走到新东方，感觉新东方简直就是为我开的，因为它离我的学校实在太近了，骑自行车从清华东门出去到新东方当时北四环保福寺桥的总部才不到10分钟。这比我到北大上法语课还省时间。　　走进熙熙攘攘的新东方三层的人力资源部一个小会议室，那里已经等了很多年轻人。　　一个女生走了过来，笑着说道："欢迎大家来到新东方，我是这里的人力资源专员俞洋"。接着她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张A4的白纸，上面写着大概20个句子。　　"大家可以任意挑选其中的三句，然后讲10分钟。自由发挥，语法、单词、句式，讲什么都行。"　　说实话，这10分钟没有特别大的发挥空间。估计她想听听我们的发音，还有看看我们上课的感觉。新东方老师讲究一个"气场"，一走上讲台，能够用自信和举止迅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是非常重要的。　　讲完了以后我们都回家等通知。第二天，我就收到了第二轮面试的通知。这次可发挥的空间比较大。我们每个人自备题材，录制一盘10分的课堂演示磁带。　　我当时准备的是一段"电影学英文"的片段，用的是《音乐之声》中的一个片段，主要是讲看电影可以帮助记单词，为了说明这个道理，我用了《音乐之声》里面的那首著名的"哆来咪之歌"。然后加上了很多自己的解释。　　我太需要这份工作了，所以我当时的录音一定无比深情感人。否则，我不会在交录音的第二天就又收到了第三次面试的通知。　　越战越勇。第三次面试，是去见部门主任。我在面试之前最想去听力口语部面试，因为我想象中的听力口语老师一定是非常酷的。可是后来估计是因为我的英语四六级考试成绩考得不错，并且反映在了简历上，人力资源部安排我去国内考试部面试。我当时那叫一个不情愿。我是来教听力口语的，怎么让我去教四六级英语考试去了？不过我还是非常认真地对待这次面试。那个时候已经是初冬了，我穿着我去北京大饭店做翻译时导师送给我的那套英式三件套西服，披上一件黑色风衣，极其正式地走进了国内考试部的办公室。　　结果到了那里以后，我开始有点"心虚"了，因为我发现新东方所有的办公室里几乎没有一个人穿得那么正式的。　　当时接待我的是时任国内考试部主任的汪海涛老师。汪老师是一个非常和蔼的人，北大毕业的他曾经做过北大英语系的教研主任。新东方早期有很多人都来自北大，按照俞老师的说法，新东方为这些洋溢着"自由精神"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既可以挣钱，又有心情写诗的工作。　　和汪老师握了握手，他挺忙的，没有和我说太多，只是给了我一本英语四级听力教材，让我回去准备，两天后过来试讲一套题。后来我第二次来新东方试讲的时候，汪老师已经升至北京新东方学校副校长了。当我几个月以后走上北京新东方讲台的时候，汪老师又升至上海新东方学校校长。汪老师提升的速度比我面试的节奏还要快--那时候的确是新东方的高速发展期。　　一般新东方老师面试的最后一关是课堂试讲。在一个不收费的课堂上讲，讲完了以后学生们评分，满分是5分。如果低于4分，就意味着很难走上真正的讲台。其实这是我最害怕的一关，我的理解是：一个不教任何钱来听课的学生一定是那种时间无比充足可是学习又不太严肃的人，否则怎么也不会以宝贵的时间为代价来做一个没有任何教学经验的老师的实验品。给这样的学生讲课，我没有底。　　还好，这一关我跳过去了。当时西安新东方刚刚建校，紧急需要一个北京的老师过去支援，那时候，资深老师在北京的课都教不过来，更没有时间到西安支援了。　　当时的汪海涛副校长还有接替他做国内部主任的周雷老师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让我去西安支援。一个星期以后到西安报道。　　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终于可以挣到钱了，第二个反应是寒假不能回家了。于是我马上收拾了行李，连夜坐着火车回湖北老家。在家里待了大概5天，又跑到武汉坐飞机赶到西安。那一年，我22岁，第一次进了飞机场，第一次坐上了飞机，那也是我迄今为止坐过的最小的飞机，整个飞机上坐满了也只坐了10个人。唯一的空姐告诉我，这是一款德国产的小飞机，叫Doniel，翻译成"多鸟"。听着这可爱的小名字，你就能想象这架飞机有多么小巧可爱了。　　小"多鸟"带着我穿过云海，到达了遥远的西安。　　由于当时西安所有的老师都是新招来的，我到达西安的时候被当成北京的专家接待。于是我这个"专家"居然成了西安新东方第一节课的开班老师。大概是我的确激情澎湃，大概我是来自北京的，大概是因为我下了很大的工夫备课，连古城的风景都无心欣赏，我在西安上了两个班，拿到了4.5分的高分。除了基本工资，每增加0.1分可以多拿一级奖金，我多拿了5级奖金。一个班教下来，扣了税，我居然挣到了将近8000元。我当时第一个感觉是，我终于脱贫致富了！　　我马上取了3000元还给了妈妈，因为她资助我买了一个电脑主机箱，我又拿了1000元买了一台新的显示器，因我我的显示器是导师借我临时用的；我还买了一部1000多元的手机，因为那时用的手机是爸爸淘汰下来的旧手机，由于信号不好，我一般当做呼机用。　　花了那么多钱，我还剩下将近3000元，我拿出了零头，存了2000元。从那以后，我有了一个新的消费习惯，用零头存整钱。比如如果发了2800，我就用300，存2500；如果发了5,7000，我就花7000，存5万。靠着这样存钱，在新东方工作的三年时间里，我赚到了去美国留学的学费、生活费还有旅游费，并且买了我的第一套房子。　　在西安旗开得胜，我开始被掌声送到云端，每天走路都是"飘"的。当时很多女学生，都给我写信，大致意思都是无限崇拜我，一定要嫁给我，还有许多男生，信里感慨我是他们的"启明星"等等。　　我也整天高兴地跟启明星似的，心情亮晶晶的。　　不过好景不长，我这颗西安冉冉升起的启明星险些在北京悲情坠落。　　回到北京以后，部门领导对我赞赏有佳，于是让我在北京上课。北京的老师都是摸爬滚打很多年的资深老师，我一个新人，和他们一起搭班上课显得非常稚嫩。我用跟在西安一样的讲法，可是学生们就是不领情，不管我多么卖力，就是不喝彩。有一对学生为了表示对我的愤怒，甚至公开在第一排谈情说爱，谈笑风生处，那个女生还没有忘记时不时抛给我一个白眼。　　后来评分出来了，我拿到了国内部有史以来的最低分--3.6分。看到那些刺眼的评语，想起同学们鄙视的眼神，我的虚荣感、我的自信心就像一个泡沫一样破灭了。我当时决定要辞职，因为我宁愿不赚那些钱，也不愿意被几百个人公然鄙视。　　在我斗争了很久正要写一封信给主任辞职的时候，非典爆发了。北京封城、新东方暂停、清华封校。我在清华怎么也出不去，但是新东方工资照常发，只是我们当时还没有银行卡，每个月工资是我们部门的一个叫梁璇的女孩给我送过来的。　　紧闭的清华南门，保安的眼皮底下，一个女孩将一个鼓鼓的信封从铁门里塞给一个男生，"好好活着，下个月我再来给你送钱！"这不是电视剧，而是非典时新东方给我送工资真实的一幕。　　接到那个信封的时候，我体会到了强大的幸福感。　　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把那封辞职邮件发出去，非典封校的三个月，我听了很多资深老师的录音，调整了讲课方法，终于获得了北京学生的肯定。于是，我在新东方教了3年的书，给20多万人讲过课或者做过讲座。英语，带给我第一笔财富　　12岁初一那年第一次考英语考试的时候，我没有想到10年后，我会走遍大半个中国，给将近20万个学生讲课或者讲座，告诉他们怎么学英语，怎么准备英语考试，怎么从学好英语的小成功中体会通往人生大成功的能力和素质。　　属猴的我从小就非常调皮。比如，我喜欢模仿人说话。这大概和我的家庭背景有关。　　我的家庭成员来自四面八方，讲着各式方言。比如我的爸爸的爸爸是东北人，而爸爸的妈妈是湖北松滋人，他们讲着不同的方言在一起生活，然后就有了我的爸爸。由于政治动乱，我的爸爸被送给了湖北枝江一户农民，爸爸在那里讲最"朴实"的枝江话。我的妈妈的爸爸是湖北枝江人，而妈妈的妈妈来自湖北谷城，谷城口音和枝江口音完全不一样。于是我的妈妈继承了两种口音。如果她心情特别好，就会用奶奶遗传给她的谷城话和我说话，教我谷城口音的儿歌，用谷城话亲切地叫我"宝娃儿"。如果她心情一般，就会用枝江话和我说话。　　后来家庭成员越来越复杂，我妈妈的妹夫是洪湖人，弟媳妹是长阳土家族人，我爸爸的主要家族成员在松滋，依然讲松滋话……　　我从小生活在至少7、8种方言中，对各种语音非常敏感。我是两个家族的第一个儿子，所以家人对我疼爱有加，每个人都喜欢逗我玩，我也适应了在不同的方言中"游刃有余"地生活。我只要一模仿他们说话，他们就会更加惊喜地喜欢我，买零食买衣服，于是我在这种"刺激"中体验到了对语言最原始的喜爱。　　模仿，是学习语言的最重要的第一步。很多学生经常问我，"老师，我该怎么样学好英文？"我就会告诉他们，"尽力去模仿，模仿正宗的英语发音、说话的感觉、腔调，模仿多了，就成自己的语言了。"　　模仿，是我学好英语的秘诀。说实话，在大学之前，我从来没有讲口语的概念，我们从小就是学的ABCD四个字母，要做对选择题，只要记住这四个字母就够了。大一走进英语角的时候，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看见一位美女，很想和她说两句话。那个时候觉得要是不和她说两句话，人生是不完整的。但是好不容易挤进几圈男生组成的包围圈，站到她身边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英语知识，除了ABCD四个字母，什么都记不得。　　那次经历非常刺激我。回到家之后我开始疯狂地背一本小书"Premier Zhu at Press Conference"(《朱镕基总理在新闻发布会上》)，这是《疯狂英语》在1999年出的一本小册子，是朱镕基总理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时的实况录音。这次新闻发布会让两个人迅速成名，一位是香港凤凰卫视的吴小莉，还有一位就是当时被誉为中国翻译界"金童玉女"之"玉女"的朱彤小姐。美女加上美语，让不不少人领教了英语的非凡感染力。带着对三个人的崇拜，开始背这本小册子。想法很简单，"不会说，我还不会背吗？"朱总理讲的题目很难，什么东南亚金融危机啊、政府工作改革啊、下岗职工啊，所以我不得不花很多时间查单词。查完以后模仿朱彤字正腔圆的发音反复地跟读，然后背熟。当时背得也很辛苦，主要是找不到地方背书。在教室里自然是不行，自习的人说："出去背。"走到走廊里，那里有很多人谈恋爱或者打电话，对我说："出去背"。心想操场上安静，去操场得了，没想到操场上的谈恋爱的人更多。最后我实在没有办法，去了一个大家都不会去谈恋爱的地方背书。　　这个地方不是有人想到的厕所，而是图书馆前的路灯底下。正常心智的情侣不会跑到路灯底下高调恋爱，除非他们希望得到辅导员的"祝福"。　　我在那里使劲地背，图书馆关灯了我回到宿舍的洗澡房里背。那里的混响效果至今让我怀念。　　这样背了一个星期，我把朱总理新闻发布会的内容背得滚瓜烂熟，再次"杀"回英语角。这次我不找那个女生了，直接找到一个当时号称"角霸"的英语系大四男生。角霸哥大学获奖无数，横霸英语角，几乎没有遇到过一个对手。我当时明显一个大一的小土鳖，角霸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　　当我走进他的时候，他只是随便给我搭了个讪，用升调说："来啦？"　　"恩，我来了"。我并不怕他。　　"来个话题咱俩聊聊？"他一如既往地升调。　　"要不咱们聊一下东南亚经济危机如何？"我提议。　　这一下把他难住了，"呦，我不会说这个"。　　"没事，我来说。"我开始噼里啪啦地一顿狂说。让角霸非常没有面子。其实，我是背的。　　"实在不好意思，要不咱们聊个简单的？"我深刻阐述完这个话题之后问他。　　"好啊，聊什么呢？"　　"要不咱们聊一下政府改革如何？"我接着提议。　　"啊？这个比较难，我又不太会说。"角霸哥比较没有底气了。　　"没事，我来说。"我又接着一顿发挥。这些都不是我原创的，背诵的朱镕基总理的话，自然常人难敌。　　讲完两段之后，再加上自己的拓展，已经大概一个半小时，我的自信心大增。最后我要酷一点。我看看手表说，"不好意思，说了这么多。你把机会都让给我说了，我得走了，还有其他几个约会，要不，我们俩聊一个最简单的话题如何？"　　"好啊"。角霸想最后绝地反击。　　"要不，我们最后聊一下下岗职工的根源问题如何？"我最后提议。角霸哥几乎晕倒。　　从此，角霸退出，我成了英语角新的霸主。华中师大英语角是武汉地区最有名的英语角，靠着模仿，我也成了当时小有名气高手。我还喜欢模仿一些精彩的电影。本科时看的英文电影不多，当时印象最深的是《狮子王》，我会唱《狮子王》里面所有的插曲，也会模仿里面最经典的台词。狮子王里面有一句台词特别经典。场景是这样的，一个月高风清的夜晚，老狮子王木法沙带着小王子辛巴来到荣耀石上，那是整个动物王国的宝座。在月亮底下，老狮子王看着星空，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辛巴，看一下星空吧，每一颗星星都是过去的君王在夜空注视着我们，所以，当你感觉到孤独无助的时候，就看一下星空吧，他们会一直指引着你，就像我一样。 （Look at the stars, the great kings of the past, look down upon us from those stars, so whenever you feel alone, just remember those kings will always be there to guide you, and so will I）"没想到这句话成了一个父王和王子最后的诀别。第二天，老狮子王被谋杀了。　　这么经典的一幕我看了无数遍，已经可以把木法沙的遗言模仿得惟妙惟肖。　　大二的时候，我参加全国大学生四六级考试口语考试。我当时是第二届考生。考试还不是很成熟，特别是时间有点乱，有的考场严重超时。　　我当时运气非常不好，抽签抽到当天的最后一场。走进考场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监考老师们被参差不齐的英语轰炸了一天，可想而知，一定很疲惫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当我走进考场的时候，考官已经非常疲惫。我能理解他的疲惫。　　他似乎连眼皮都没有力气抬起来了，只想早点终结我然后回家休息。　　在即兴提问环节，他问我的问题居然是："当你疲惫的时候，你会怎么做？"　　我似乎一下子被灵感击中了。　　我当时脱口而出的是《狮子王》里那句经典台词："我会仰望一下星空，我相信那些星星是那些曾经的英雄在指引着我。所以每当我疲惫的时候，每当我无助的时候，我会仰望星空，我相信他们会一直指引着我。"　　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自己都被感动了。考官听完以后，被震撼了。他不敢相信一个大二的学生能够说出这么有哲理的话，还是英语。我们虽然没有相拥而泣，但是他的眼神告诉我，我估计会收到一个"大礼包"。　　果然，几个月之后，我收到了成绩通知单。我得了一个A+，这是全国四六级口语考试最高的级别。　　在新东方的课堂上，我把这些故事讲给学生们听。在鼓励他们学英语的时候，我也告诉他们，英语学习不是孤立的，我们需要具备很多素质，比如坚持、耐心、勤奋等等。　　我的个人经历，我的亲和力，我独特的英语学习方法，加上新东方的独特光环，让我迅速成了一个"明星"。学生们给我疯狂的追捧，我习惯了在几千人面前演讲而没有丝毫的怯场。我走遍了东北、华北、西北很多省份和城市。　　在我新东方工作到第三年的时候，我得到了"新东方集团优秀教师"的称号。当时我不过25岁，是新东方集团最年轻的集团优秀教师之一。　　成名带给我光环，但是却没有带来太多快乐。光环之下，我想到了改变。　期权还是哈佛？　　在新东方的工作的第一年，我非常在意别人对我的评价。新东方老师实行学生评分制，每个班快结束的时候，学生就会给老师打一个分。满分是5分，底线是4分，在分数的后面，学生也会附上他们的评语。　　那个时候，我特别喜欢看学生的评语，当然，是喜欢看学生赞美的评语。母亲曾经请一个面相大师给我看相，面相大师看到我的照片之后先是眼睛一亮，然后面露忧虑。母亲非常紧张，慌忙求解，面相大师说："你的儿子五官端正，唯一不足就是耳朵太小，所以如果能够多听一些批评意见，会有更大的发展。"　　喜欢听赞美的语言，大概是我适合在新东方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新东方的课堂上，因为很多传奇的故事，很多老师都被罩在一个神秘的光环之下，赞美声几乎是受用不尽。　　新东方学生的评语往往非常感性，除了评价一下语速、字迹、发音之类的问题，年轻的学生们更关心往往的是老师帅不帅，笑话逗不逗人。在传统的教育体制下被老师重压之后，他们突然发现新东方有这样一群和他们遇到的完全不一样的老师--年轻，有的老师甚至比学生的年纪还小，但是讲起课来却非常自信；时尚帅气，每个老师一般只会讲8到12节课，所以每节课可以穿着不同感觉的衣服来上课，绝对时尚。新东方帅哥美女型的老师往往更受欢迎，特别是男老师，如果稍微帅一点，几乎不用太卖力，只用往讲台上一站就会迅速被认可；幽默，不像传统的老师那样每天和学生见面，12节课往往是老师讲了很多年的课，就像一场场反复被排练的小品一样，"包袱"、"笑料"一个接一个，足以把学生笑翻，有的老师讲到高潮处，还会亮一下歌喉，学生马上就沸腾起来；励志，就像俞敏洪老师的风格一样，新东方一半是卡耐基，一半是英语，老师们大多"经历坎坷"，甚至"苦大仇深"，学生们大多不喜欢天才，而更喜欢听悲剧人物的成长故事，这容易让他们"从绝望中看到希望"。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沉浸在学生排山倒海的掌声中。熟悉了学生的兴趣爱好，我熟练地运用"激励"、"幽默"、"时尚"各种元素，游刃有余。　　不过，当我教的学生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也会遇到麻烦。比如有一段时间，我感觉特别春风得意，讲课"飘忽忽"地，得意溢于言表。于是在新东方的网络论坛上，有几个学生开始"讨伐"我。学生爱你的时候，可以把你看成铺满光环的天使，但是当他们讨厌你的时候，你也可以被他们用非常鄙夷的语言说得一文不值。有一段时间我最怕上网，因为一上网我就情不自禁地去看网络上那些骂我的帖子去了。我努力控制自己不去看，但是却很难，因为我对外界的评价非常敏感。　当我在掌声和骂声中无所适从的时候，我想到了逃避。这个时候，我几个非常熟悉的朋友陆陆续续地离开。一位在新东方工作了很多年的女老师，心直口快，因为她的丈夫突然被提升成了新东方的高层，所以按照新东方高层家属不能同时在新东方工作的规则，她不得不离开。她教了很多年课，大概很疲惫，并且突然离开让她觉得非常沮丧，她甚至甩掉了还没有上完的最后两节课。在新东方甩课，是非常严重的教学事故。看来她真的豁出去了，不打算再回来了。　　我们后来把她找出来吃饭的时候，她非常难过地对我们说"教了这么多年书，突然不让我教了，我都不知道我还可以干什么？"　　她的这句话让我突然被惊醒。的确，这是我当时没有看到的危机。过早享受高薪工资、简单的工作方式，学生的欢呼和掌声，让我们这些年轻人不愿意再改变，去追求新的生活轨道。这也很容易理解，你到哪里能找到一份靠每天重复一样的话就可以拿很多钱，别人边给你钱，还边给你鼓掌的工作呢？　　很多新东方老师就这样再离不开新东方了。我认识的一些朋友已经无法寻找其他更真实的生活。我曾经在新浪博客上看到一篇新东方人气很旺的年轻老师写过这样一段文字，很能反映我当时的心声：　　"这一段时间我都在犹豫去美国念书的问题，觉得放下这一切似乎有点难。也许离开了这里，我就收获不了这么多的掌声。想了很久，觉得自己太肤浅。其实大多数新东方老师都蛮麻痹，活在一些虚幻的聚光灯和热爱当中，更何况有更多的老师只是活在别的人带来的名誉和掌声当中吧。学生对我们的爱其实只是对自己的爱，因为你的某句话语触动了他们的某根神经，让他们心跳加快，从而更快的飞驰。是啊，学生们都在飞驰。对我们的崇拜只是因为我们在很小的一个方面暂时比他们强。而他们在飞驰着进步，我们却麻痹于这种崇拜而原地自我陶醉着。有一天，当他们自己变得更加强大，而我们却一直是那样，甚至老化、退步时，就真的很可怜了吧。所以，再不舍我也要继续往前走。而且我从小到大都是活在掌声当中的，别再患得患失了，走出去一定能收获更大的舞台。而那些不舍，是对贪婪和心灵的试炼吧。王菲和吴仪，好像两个不相关的人，都说过，如果有一天我走了，希望大家能把我忘记，不要记得我。这样的坦然，才是真正的强大吧。"　　我意识到，在掌声和鲜花中，我慢慢蜕化了我的很多能力，有一天，我发现我再也跑不动的时候，我就永远无法离开了。　　除了对未来生存能力的担忧之外，更让我担心的还有感情。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在内，陷入一个非常奇怪的怪圈，追求和崇拜者很多，但是却很难找到一份真正的感情。当时流传这样一个说法："要么在来新东方之前结婚，要么离开以后结婚。在新东方做老师的时候，是很难结婚的。"新东方老师每天接触的学生粉丝实在太多，也许一两天还可以清醒地认识自己，但是时间长了以后，就真得以为自己非同凡响了。于是在现实的感情中，不少新东方老师也寻找着崇拜者，变得非常挑剔，很难用一颗平常心去处理感情问题，在我的身边有不少单身汉朋友。　　在这个时候，我想到了离开。新东方有不少我的前辈在走出新东方的光环之后寻找到了自己新的舞台。比如最著名的是一个就是钱永强。钱永强"其貌不扬"，但是据说聪明绝顶。在新东方工作期间，玩期货、炒股票、买债券，积累了足够的经历和资金之后到耶鲁大学攻读MBA，回国之后成长为一个著名的风险投资人，中国福布斯排行榜排名前500之列。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上文提到过的总裁秘书张晓楠老师、新东方三剑客之一杨继老师等等。　　在留在新东方还是去美国留学这个问题上，我和母亲也曾经爆发过激烈的冲突。母亲不希望我冒任何的风险。在她看来，我一个月可以挣到她一年的工资，干嘛还要折腾？还不如老老实实地待在新东方，挣点钱，买套房子，然后娶个老婆生孩子。不过母亲有母亲的矛盾，她不舍得我辛苦，又希望我能活得更有出息，但是生活得中规中矩，没有挑战，又怎么能更有出息呢？　　"你自己决定吧。"母亲在我身边矛盾地很痛苦，于是在陪着我考完了寄托考试，送上了所有的申请材料之后坐着火车回老家了。　　母亲虽然身在老家，但是心忧天下。虽然她并不支持我出国，但是当我得到了录取通知书了，她的立场慢慢松动。在我拿到哥伦比亚大学通知书的时候，我兴奋地给她打电话："妈，我要去哥伦比亚啦！"母亲正在打麻将，边摸牌边对我说："孩子，稳住。"　　一个星期之后，我又收到了斯坦福的录取，我又给她打电话："妈，我要去斯坦福啦。"　　"孩子，稳住。咱再等等。"母亲仍然沉得住气。　　每当我收到一个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我都会和她上演这样一段类似的对话。有几次学校催我，我当时差点咬咬牙"从"了。但是在母亲的坚持下。我一直在等。　　后来哈佛给我发录取通知书了，我再次给母亲打电话，说，"妈，我要去哈佛啦。"　　母亲这次非常爽快："孩子，咱别等了！"　　离开，也意味着放弃。当我在新东方工作到第四年的时候，正是新东方紧锣密鼓筹备上市的时候。2006年3月，我陆陆续续拿到了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的通知书，就在第一时间告诉了国内部的主任周雷我离开的想法，以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寻找新的老师。　　9月上旬我办理了离职手续赴美国读书，9月中旬新东方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这之间只相隔了大概10天，但是这10天意味这我放弃了我在新东方工作了四年所应该得到的期权。　　期权和哈佛之间，我选择了哈佛。"财富以后还可以获得，但是年轻的时候去看世界，以后不一定还有机会。"我边安慰自己，边收拾着三大箱子的行李，把满屋的书寄存在一个朋友家，我关闭了当时已经人气很旺的博客，登上去美国留学的航班，飞向一个未知的世界。　　在上完新东方的最后一节课，我对着新东方总部的新东方标志鞠了一躬，感谢这所学校给我带来的成长，没有这段新东方经历，我很难有能力圆自己的出国梦。哈佛，我的第一场国际战役　　中国富人的美国穷日子　　很多中国人初到美国的留学生活的经历，都是"怀揣30美元（最多也就100美元）独闯美利坚"。然后若干年后功成名就，放弃高薪诱惑，怀揣着数量不便透露的大量美元荣归故国。　　我的经历是一个不太一样的版本。我是带着大量美元来美国的。哈佛给了我"半奖"，但在奖学金还没有到位的时候，我自己先预付了学费和生活费。除此之外，我还带了一万美元的现金。中国海关对于携带多少美元出国有着严格的限制。如果是学生来美国读书，最多只能带1万美元。我跑到中国银行开了一个外币携带证明，怀揣着1万美元就上飞机了。因为这1万美元的纯零花钱，我出国特别"有底气"--美国大学生一个月的零花钱也不过500美元，我相当于一年里每个月有将近1000美元的零花钱。　　在机场给我送行的时候，父母都流下了眼泪。母亲哭得更是伤心。直到我入了海关，母亲还非常不放心地叮嘱："孩子，去了别忘了把钱早点存到银行里。"　　平安抵达波士顿，钻出了哈佛广场的地铁站，我看到了一片欧洲小城堡一样的小楼。我觉得我仿佛只穿过了一条地底隧道就到哈佛了。　　因为时差，我睡了不到3个小时就醒了过来。一大清早就开始一路狂奔--注册、银行开户、申请兼职工作、办理学生证。学校安排我们一个星期做的事情，我一天之内就全部办完了。与我同楼的一位美国女孩在这个宿舍楼里住了3年了，官至宿舍长，她看我如此高速且不知疲惫地办这些事情，看得目瞪口呆，最后终于忍不住问我："Alex，你是想明天就毕业吗？"　　忙了一天，我终于时差发作，下午6点中，当我办完最后一个手续之后，回到宿舍，我倒在床上，失去知觉地睡着了。一觉睡醒居然是深夜2点。我才意识到我已经将近两天没有吃东西了。开始是因为时差不想吃，后来是太忙没有时间吃。实在饿得难受，我不得不出去觅食。我记得在哈佛广场有一个24个小时营业，叫CVS的超市。　　因为不熟悉路，本来很近的路，我绕了很多圈才绕到那里。这是我第一次在美国购物。走进超市，我发现除了哈根达斯冰激凌，所有的东西比我想象的都贵。美国哈根达斯冰激凌一大筒5美元，跟国内几个小球就要100多人民币相比，便宜得惊人。但是非常奇怪的是，其他的东西都挺贵。比如一盒薯片要2美元。如果折合成人民币大约是16元钱（按当时的汇率）；一个橙子标价1美元，折合成人民币就将近是8元钱。最后，我实在是觉得舍不得，买了一瓶水，一盒薯片拿回了宿舍--这是我在美国的第一顿饭。　　那个时候我没有收入。以前花钱大手大脚，步行超过10分钟的路程必打车，即使每个月"月光"，还可以等下个月的工资。但是在美国，物价这么高，我却没有了任何的收入。多花一美元，银行的账户上就会少一美元。　　我开始特别省钱了。对美国的生活充满了未知，我不知道我带的1万美元可以用到哪一天。如果用完了这笔钱，我该怎么办？和不少刚到美国的中国人一样，我得了"美元换算恐惧症"。这种症状的最大表现就是，看到价签时，条件反射般地把所有物价都乘以8，然后吐吐舌头，心里咕囊："怎么这么贵。"两手空空地结束购物。　　另外，哈佛餐厅的食物也让我产生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我这个湖北人是从小就吃着母亲自己做的豆瓣辣酱长大。但是美国人似乎碰都不碰辣的食品，餐厅里面倒是摆着一些辣酱，但是那个味道完全不是我习惯的。所以我总是感觉没有吃饱，但是哈佛餐厅是强制就餐。也就是说，只要你住在哈佛的宿舍，就必须到餐厅里就餐。食宿捆绑在一起，喜欢也得在这里吃，不喜欢也得在这里吃。　　餐费已经交给了哈佛，我没有太多钱再去餐厅吃饭。在餐厅吃一顿饭至少得二三十美元，我的"美元换算恐惧症"就会让我迅速换算成两百多人民币。一顿饭吃两百多，我肯定不舍得。　　于是，我只要遇到稍微有一点接近"中国味道"的食物，比如牛排、猪排，就敞开肚皮大吃。只要遇到一个像样一些的晚宴或者招待会，我就会不停地吃--特别是吃水果，美国水果特别贵，果盘要20多美元。所以我像骆驼一样享用晚宴上的水果。学习压力很大也是我胃口很好的原因。只要我的压力一大，就容易吃过量的东西。短短的一个月，我的体重增了20多斤。在国内，我非常注重健康，注意"保持身材"，几乎每天都到健身房去锻炼，可是在美国，我却自毁形象。美国人还很忌讳用"胖（fat）"这个词，有一个美国人朋友看到我之后惊讶地问道："Alex，你为什么在横向发展上遇到了这么大的挑战？（Why are you so horizontally challenged?）"　　有一次，教授在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说，在马萨诸塞州，年收入低于3000美金的都属于绝对低保户。我当时马上联想到我自己，因为当时我在美国没有任何的收入。我去申请美国低保救济的心都有了。美国低保户也许都过得比我滋润。因为他们可以想办法创收。我曾经在哈佛广场遇到一个低保户大叔，除了领取救济金之外，他还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乞讨家。　　首先他很有头脑，讲"经营场所"选择在人来人往地哈佛广场。选址好，他已经成功了一半。其次他动用智慧乞讨。美国人是一个喜欢宠物的国家。大概一大半人喜欢狗，一小半人喜欢猫。这位老先生收养了一只狗一只猫。大冬天的，他裹着棉被往那一坐，然后左手一只猫，右手一只狗。猫和狗非常地配合，身子蜷缩在厚厚的棉被里，露出凄楚动人地大眼睛。于是来来往往的行人中，一半把钱捐给了狗，一半把钱捐给了猫。有的人不仅喜欢宠物，而且还很有人道主义精神。于是他前面的那个捐款罐里也多了很多钱。　　乞讨到如此境界，不能不被成为"乞讨家"。　　在一个凄冷初冬的夜晚，我坐在哈佛广场，看着来来往往的车，我在想：我来美国到底值不值？国内这么舒适的生活放弃，来美国受这份苦，我到底是为了什么？　　还好，这种压力也为我带来了动力。很快，我就申请上了一份勤工俭学工作--图书馆媒体助理。说是助理，根本没有什么需要我"理"，就是坐在办公室里面，如果有学生不会用电脑啦，或者需要借什么媒体设备就来我这儿。靠这份清闲的工作，每个星期我可以轻轻松松地拿到300美元左右。这个时候，每学期7000美元的奖学金也发放了下来。更幸运的是，我结识了一个非常富裕的美国家庭，他们家的儿子正在学中文，我当他的中文老师，薪水是每个星期400美元。于是，我的经济状况大大改善，每个星期大概有700美元的收入。用这些钱，我在一年的时间，利用各种各样的假期，游历了从纽约、费城、华盛顿、佛罗里达、夏威夷、拉斯维加斯、尼亚加拉瀑布、黄石公园、拱门国家公园等美国几乎所有的名胜之地。　　当我毕业的时候，这1万美元依然存在银行里，一分未动。我又把这些钱带回了中国。人民币不断升值，房价一路高歌，于是我用这些带回国的钱加上国内的存款，在中关村广场投资买了一套房子。　　看来，压力大一些也不是坏事。对于财富的追求，就是在生存的压力中磨砺出来的。　　在美国考驾照　　在美国安顿下来之后，必须迅速考驾照。在美国，没有驾照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我曾经有一次到佛罗里达旅游，不少前辈都是开着车一路飞奔在佛罗里达半岛，一直开到美国大陆最南端的Key West，但是我由于不会开车，只能挤在"灰狗巴士"里，与佛罗里达温暖的海风彻底绝缘。　　在美国学车和考驾照，是我经历的一段非常难忘、交错着失败和成功感的一段经历。本来非常自信地在国内拿到了驾照，可是在美国考驾照却连连受挫。记得当初在中国考驾照时，大部分学习都是在教室和教练场里。2006年年初，我在北京准备考驾照。先是在教室里面上了两天基础法律及交规培训课。200多人挤在一个教室，老师在讲台上大声讲，学生在底下打着瞌睡。上了半天的课，学生跑了一半。于是老师威胁：说要点名。如果有几次点名不到的话，就拿不到结业证书，也就不能上车练习。这样警告以后，逃课的学生才少了一些，但是即使到了场的学生，也没有把老师的教导太听进去。以我自己为例，除了第一节课的老师放的两段录像中见惨不忍睹的车祸现场我还记得，其他的我全然没有印象。　　在法培的大课堂结束以后，我们又被带到练车场去练车，每个人在完成了20个小时的练习之后，就可以考进库、出库。然后在教练场里面再练20个小时，就可以参加路考。当然，路考也是在教练场里面进行的。虽然路考的内容及其丰富--穿井盖、走Z字型路、平行停车、百米加速等等，但是这些都是非常格式化的。比如穿井盖的时候，每个井盖都被标上了红点，教练告诉我们当车的某一个红点和井盖的某一个红点重合的时候，就是要打方向盘的时候。于是我们突击记忆，这样的应试型培训在短期之内还有效，我们顺利地穿过了井盖，拿到驾照。可是走出了练习场呢？我们才发现原来现实生活中的车并没有标红点，原来现实的路上并没有那么复杂的井盖。有的是不停地和你抢路的汽车，有的是复杂的红绿灯。这一切，我们在教练场里面都没有经历过。--应试型的中国驾校和驾照考试培养的是没有实战经验的"新鲜司机"。　　美国的驾驶培训就和中国非常不同。美国是一个生活在车轮上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只要到了16岁，就可以上路驾车。也没有其他的选择。在美国的大多数地方，如果不会开车，几乎就没法生活。所以美国人很早就有学车的意识。16岁以前，孩子就会坐在父母的车里看着父母学开车，有点徒弟跟着师傅的意思。父母是孩子们的启蒙老师，而真实的美国公路就是孩子们的课堂。有的孩子，在拿到驾照以前，可能已经在自家的农场里非常熟练地开着车了。到了16岁的，孩子们就去汽车管理局去考笔试。一般来说，21岁以下的青少年需要在驾校里接受大概12个小时的交通规则培训。21岁以上的成年人可以从管理局拿到一本免费的交通规则手册，自己在家里复习就行了。驾照的第一关是电脑交规测试。随时报名随时考，30分钟以内考完。考过了以后车管局就会发一个"Learner's Permit（学员证）"。有了这份一年半有效的学员证，考生就可以在21岁以上成年人的陪同下上路驾驶了。一般美国的考生就会跟着父母练，然后在父母或者家人的陪同下去考试。去考试的时候，这些考生已经非常熟练了。因为父母对孩子是最负责的，并且这种训练是可以随时随地发生的，所以这些"父母师傅"们带出来的徒弟都继承了父母的真传，并且有了充分的实际驾驶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