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2

凭什么要留余地？这一代精明的年轻人已不会再做这样的蠢事，你闲置的空地就是别人的建筑用地，你的余地就是别人的生存空间。世上哪有这么不划算的买卖？从前英国诗人史蒂文森有句诗说：“财富我不要，希望、爱情、知己的朋友，我也不要，我所要的只是上面的青天同脚下的道路。”现在的人恐怕不会尾随，只会说：“那你不要的都给我吧。”所以，我说自己不敢“留点余地”，这话恐怕也可笑，因为哪里轮得到我决定？我刚刚看到了一篇报道，讲的是北京CBD东扩，二十余处艺术园区在内的各类旧有建筑，在未来三年内，会被一座 “朝阳新城”取代。艺术家们正在艰苦地呼吁，艰苦地维权，微弱地呼唤：“留点余地！”难道是真的再悲哀不过的宿命？所有的余地都会变成跑道，参赛选手越来越多，无数个圆谷幸吉正在进入赛道。这轮赛跑的确会有名次，有奖励，但是永远不会有终点。这轮赛跑有领先的人，但是不会有获胜的人。别忘了，所有的人都是圆谷幸吉，只不过是不同赛程中的他。所谓“成功者”只是还未被超过的圆谷幸吉，“精英”和“领袖”是赛完一场尚属优秀的圆谷幸吉，失败者losers是不再有动力、也没有夺冠的希望，却必须靠着惯性和压力不断向前摆动双腿的人。我不敢给自己留点余地，我甚至不敢小声再小声地对自己说：“我累了，我不想再继续跑了。”2010年2月附记：这篇文章是为《SOHO小报》所写的命题作文，那期的主题叫做《留点余地》。当时的我仍在大学带给我的震荡当中，这种震荡来自：我觉得自己是要被社会淘汰的一类人。在学校的，无论毕业的，还是没毕业的，只有两类人：Winner和Loser。这是成功学的社会氛围下最简单粗暴的产物。“这点收入在北京怎么活啊？”Winner总是这样问Loser。如今毕业一年了，成功学也在解构。“Loser”有了一个新的称呼，叫“屌丝”，“屌丝”听起来没有那么尖锐刺耳，有点自嘲，有点精神胜利法，有点自甘落后。世界变了么？其实并没有。社会看起来是仇富的，但仇富的本质是仇穷，权利和钱仍是仅有的被认可的追逐目标。身为屌丝，向往的仍然是逆袭的故事。三十未立，二十而蹲我认识这样一个长辈，长得德高望重，和年轻人聊天的时候更是高深莫测到令人发毛，前辈总是点一根烟把面目隐在烟雾中，眼睛斜着半开半闭。可想而知，坐在对面的人是多么的惶恐啊。小年轻们前倾着身体哇啦哇啦说个不停，简直要掏尽平生所学。若是讨好成功，这长辈就会沉吟良久，过了好半天才给出终极褒奖——“我觉得你不像个80后。”这是从他那里能得到的最高评价，妙就妙在这个句子是个半开放的命题，所有人都能自行意淫出后半句——“我觉得你不像个80后，你这么有见识！”“我觉得你不像个80后，你这么理想主义浪漫情操！”“我觉得你不像个80后，你这么天下兴亡为己任，出类拔萃百兽震惶！”这个夸奖让所有被拽出80后团体的年轻人脚踩云端，得意四顾。我获此美誉，立刻骄矜又谄媚地连连点头：“确实确实，大家都这么说，80后，啧啧，哼哼……”这个万能百搭又高端的夸奖，甚至被我立刻现学现卖，转脸儿就德高望重地当做重礼转赠90后：“我觉得你简直不像个90后。”后来和这位长辈接触多了，发现他逢人就夸对方不像80后，心下有些疑惑：80后成了一个神秘的地下组织，江湖上流传着它的传说，可谁都没见过，见迎面走来疑犯就只能仔细端倪辨认半天，才像海关安检一样挥手大赦：“这个不是。”我1989年出生，年龄尴尬，代际模糊。只能写写我周围人的成长群像。我高中之前一直待在湖北的一个二线城市，鸡犬相闻，和所有的同学都有着千丝万缕的世交关系。小时候大家都差不多，这几年我再回家，就觉得大家已经不太一样了。我的小学初中同学大都没离开过这小城，也再难离开。我们大多数都是铁路系统的子弟，他们的未来大抵也都拴在铁路上，他们所有的恐惧和自尊，和区区所有也都勾勾连连地捆绑在铁路制服里，从父辈的手上接过，在适当的时候传给下一代。这就是所有终极神话的壁画：一小块地，四壁之房，悬挂的铁黑色制服。我假期回去和我小时候的同学聚会，他们中比较幸运、有背景有关系的一部分人已经工作了，谈到将来就是骂骂咧咧。我只能讪讪地劝他们知足为乐，先别考虑这么现实的问题，还是抓紧时间享受青春。我的同学给我很怪异而无言的眼神，我才觉得自己的虚伪，他们青春仅存的遗物只是戏谑冷笑的面孔，而内心已自视为泥土，早就把身体平摊成一块让人踩踏的土地。我高中上的是所谓贵族高中，按一些老人家的说法是“自私狭隘消费主义”，按另一些不太老的人家的说法是“个性飞扬张扬自我”。他们从高中起就在研究围巾的101种系法，研究韩国人，而现在则研究美国的贝弗利山庄。有时候和他们聊天，当QQ表情用完的时候就是我们词穷的时候，他们对人的形容词贫乏到只有“范儿”这么一个音节。当然，也不是都没有文化，也有的是文艺女青年——口头禅是“我还是个孩子”“瘦不到80斤去死”。有时候稍微聊到一些国事，我的同学会稍微有点埋怨：“你干嘛要聊这些不开心的事呢？”然后，又申辩自己并不是完全莫谈国事，自称一只草泥马，笑骂几句亚克西。如果说我小学和初中的同学几乎没有过青春，那我高中的同学就一路撒丫子年轻，在青春的跑道上跑了一圈一圈又一圈，跑完一轮另起一行从头再来，逃避着终将成熟这件事，拒绝进入更大的跑道。我的大学同学，他们是心智生产和恶斗程序的胜出者，是教育的脑力工厂量产的产物，是即将同“板结社会”搏杀的新参赛选手。我周围有同学从大一就开始看房价，每天一起床就像华尔街的巨头一样研究报纸，看房价走势，计算将来工作之后，日薪甚至时薪是多少，才能供得起一所房子。他四处展示算出来的骇然惨烈的数字，吓哭了许多人。更多的同学没有那么胆小，他们是蚁族里也要争当蚁王的一群人。努力，上进，参加各种竞选，永争各种名额，推七搡八，抢来各种大大小小的粮食，屯在自己目之所及的地方，看管好，当做资本——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过程原来叫“奋斗”。这就是奋斗？我们只能笑道：“好吧，这也算奋斗。”自然不能同五四相比了，从五四以来，几乎每个世代的成人礼，都是由时代完成的：天地玄黄，时代巨变，少年人或是被一把丢入，或是主动勇闯成年人的世界——一个凶残野蛮的世界，一个满是巨灵邪灵和国家机器的世界。而如今，也许是史无前例的，稳定盛世下，没有时代替年轻人完成成人礼。三十而立，立的也不过是安身立命的立；全副武装，对抗的不过是不断攀升的房价走势。古人说三十而立，说明三十岁已经是很关键决绝的岁数了。三十岁，已经决定了后半生定格的形态。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古人寿命短，所以生命周期都压缩加速，反正我周围的80后，都仍保持着“二十而蹲”的姿势，他们将立未立，下一个动作还暧昧未卜，不知道会昂然地顶天立地，还是会扑通一声跪倒在地。2010年5月附记：这篇文章是约稿。那些参选人大代表的大学生小金的名字很特别，搜遍整个中文网络，没有同名同姓的人，因此他的父母养成了一个习惯，每隔两三天就会在网上搜索他的名字。父母的心态是出于担惊受怕，生怕他又捣鼓出什么让人不放心的东西来。小金要参选人大代表的事，就是父母搜索的时候发现的。他们发现了他在网上发的一篇竞选宣言。他把竞选宣言发表在人人网上，还在读大学的他，文章成熟而不失慷慨：在今天这个社会戾气已经高度发酵，“改革已死”的绝望情绪已经开始在许多人心中蔓延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还要参选人大代表？因为我们别无选择，因为我们责无旁贷。有人说，你们参选人大代表能改变什么？我说，我们改变的是人心。今天，我们并不求当选，我们求的是表达。我们不求能成为剧院里的主角，但是至少要做一个成功的小丑。……是的，我相信我们会遇到困难和阻碍，但是我相信我们也一定会收获更多的鲜花和掌声。我们没有理由悲观，也没有资格悲观，我们只能义无反顾。文章被阅读了将近三千次，分享了一千两百多次。留言的都是同龄大学生们，一半是说：“加油！”“这个要顶！”剩下的，又有一半是泼些善意的冷水，说他做梦，说近代史上未有选票里出政权的先河。小金是这所重点大学里不大安定的学生，常上推特，熟悉党史，看书写作常常宏大叙事援引民国纪事，早早脱离了喊打喊杀的初级愤青阶段。他频繁地在人人网上发表日志，成为某些大学生群体中的意见领袖。今年年中开始，他觉得文章救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不满足于发写檄文，而到了开始行动的时候。今年5月份，江西新余女工刘萍参选人大代表的事情引起波澜，他和几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一起，组成了“公民观察团”去围观，他们被扣留了几天之后，被礼貌地送出境，像对待离家出走的小孩一样。已经尝过无功而返的小金，当然不会被同学的这些冷水打消念头。今年虽然因为微博上出现了很多自荐的独立竞选人，让人大代表选举变得异常热闹，许多媒体称为“中国公民选举元年”，连围观者都被感染，有“时间开始了”的激动，但小金非常清楚，这种开辟鸿蒙的激动只是假象。是记忆撒了谎，八年前的人大选举，人们热情同样高涨，当时，清华大三本科生就在BBS上发表竞选宣言：我们仍然在路上/历史是个不动声色的看客，它总是步履匆匆，从不为某个人驻足留恋/人类政治文明的步伐，一刻也没有休停，它谁也不等，也在不断地往前走……/我们仍然在路上/我们的选举正走向日益宽阔的光明之途/让我们的代表传递选民们的意志/我们仍然在路上……那一年，据不完全统计，北京高校已经有七名学生宣布将参加海淀区人大代表的竞选。前人擂鼓张旗，可也没走多远，小金几乎是向着已知的失败前行，但是他非常愿意尝试。他说：“中国的选举制度，决定了大学生是最适合参选的群体。”大学生参选人大代表有两个优势。第一是对网络的运用。美国甚至台湾的竞选广告总是深入人心，而广告的宣传作用在实际竞选过程中，对票数也是很有效的。但是在大陆的选举中，即使在网络上发布一些视频，在马路上贴一些海报，面对的也不一定是你选区的选民，所以宣传几乎是失效的。可是，大学生有联系同学情感的人人网，也有校内BBS，消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内传播很快，分享和讨论很快就扩散开来，竞选的大学生和他的选民之间的关系简直像直接面对面的。所以竞选的宣传很容易就能见效。第二个优势，是容易直接拉票。居民选举，可以在单位登记，也可以在户口所在地登记。为了图省事，大部分人都选择在单位登记。拉票拜票的参选人，有的想直接和选民交流，在小区挨个敲住户的门，要么被轰出去，好不容易敲开了，住户们往往也不属于一个单位，不是自己的选民。而在大学，这种“扫楼”则容易起效。竞选人或者他的团队，可以挨个去敲宿舍门，或是闯进自习的教室，普及自己的竞选纲领，赢得支持和签名，如草船借箭。这种“扫楼”拉票的方式，像学生会主席的选举，更像是社团在学期伊始的招新。大学生竞选的好处是封闭，坏处也是封闭，任何一点动静都会被迅速放大，星星之火，可以燎到教导处。小金被学校规劝，几乎同时，他的父母也被他要参选的事情吓着了，极力阻止。在宣告参选后不久，小金写下保证书：“我承诺不谋求以群众联名推荐方式成为候选人，参加海淀区人大代表选举。”小金措辞微妙，有暗藏的潜台词，不知道保证书那头的人看出没有，他狡黠地暗示：他只保证自己不去撺掇和拉票，如果有其他人推荐他参选，帮他谋划，那选举之路还是可以重新再来。广东的小叶也参选。他还是个大学生，给自己的标签是“行动主义公民”。8月初，他开始征集联合推荐表上的签名，很快就征集到了一千个签名。小叶同学在接受广州记者陈思乐采访时说：“我收集的一千个签名，问五十个人，可能会有一个人不支持；有三分之一可能会觉得这个事情意义不是很大，但可以去尝试；有三分之一就觉得这个事情意义很大，但是你根本不可能成功……同学会觉得，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学校的，那就支持一下吧。”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中也提到，从小学到大学，学生的政治倾向定量分析大概是这样：大约有十分之一的人是非常积极的，他们是“专业户”，政治运动活动家，国民党称他们为“职业学生”；大概有十分之一二的同学是积极拥护的；有一半左右的同学基本赞成，是跟着走的；有十分之一是专门念书；还有十分之一是反对的。——那是在解放前，看起来和现在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小叶能够获得如此多的选票，大概和他纲领务实、贴合同学们的实际有关。他通过前期的调查，提出的参选纲领包括：更新和及时维修图书馆的电脑，让校河更清澈，加强对自行车和宿舍物品的安保工作，改善食堂饭菜的质量，等等。这些听起来像是学校后勤职工大会的会议精神和指示，也像竞选班干部时临时攒的竞选词。尽管没有涉及什么意识形态的大是大非，学校还是非常警觉，几次约谈，最后候选人名单里也没有他。小叶最后还是走完了程序，以正式竞选人之外“另选他人”的形式继续参选，最后得了八百多票，虽然票数不够落选了，但已经是今年参选的大学生中获得最多票数的人了。小叶虽然落选，可还是一直关注着选举。他发现，在广州的选举中，不小高校学生把票投给了Laughing哥（港剧《学警狙击》 中的角色）、路飞（动画《海贼王》里的主角），广州大学甚至因为投给Laughing哥的票太多，导致重选。小叶不愿意归咎为大学生的玩世不恭和政治冷漠，而宁愿视其为无声的抗议，他说：“根本不了解候选人，叫我们怎么投票呢？与其被玩弄，不如玩弄之，或许是很多学生的想法。”湖北的小吴一直在直播着自己的参选过程。小吴是看到微博上很多独立候选人参选，热血沸腾，看到他们遭受限制和责难，又愤慨忧心。他觉得这条路走得这么艰难，是因为走的人太少，于是决定同行。决定参选的时候，小吴很坚定兴奋，可却莽莽撞撞懵懵懂懂，不知道去找校方的什么机构拿十人联名推荐的表，不知道怎么去征集联名，不知道怎么印制海报，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在海报上介绍自己。他参选的时候离正式选举已经不到一个月了，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习，从索要推荐表，到教学楼前发海报拉选票。他在终于获得微小的成功和胜利的时候，在一个下午收到同学的短信，短信说：“切！我才不要支持你，你以为你是学生就能代表我们学生么？太片面啦！对于你一时兴起好玩的行为，我是无视的，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一笑而过啦。你不能引起大家的共鸣哦。哼！”小吴回对方：“参选二十多天来的麻烦、压力和焦虑你不会懂。不支持可以，请不要说我在玩。”意料之中地，小吴没有出现在正式候选人的名单上，他也和小叶一样，以正式竞选人之外“另选他人”的形式继续参选。投票那天，他一直待在现场，他郑重写下自己的名字，在敷衍混乱的场面中庄严得有点可笑。其他同学们玩笑打闹，没什么人当回事，大多数人随意画了一下就走。投票过程匆匆结束，小吴看着票箱被抱走，只觉得这种混乱是对自己的嘲讽。一切努力和崇高在玩笑中结束了，他说自己特想大哭一场。小吴自然没有当选，他知道选举结果之后，写了一篇博客，不再说公民社会，不再说“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而是说要回归自己的生活，有能力就帮助他人，没能力就把自己的学习和生活过好，就够了。文章最后一句话写：“平静地看待生活，平常心看待这个激扬的年代。”参加人大选举的大学生们，故乡仿佛都在80年代。他们总是会说起1980年北京高校人大选举的盛况，学生们生生凭空搭出公共空间来，人人有讲台，三角地天天有演说。可小金又说，也不该怪现在的大学生们政治冷漠，比较两个年代大学生的生活就知道，现在有看不完的剧、刷不完的屏，怎么会去想那些和自己不相干的事。也许他们长大了，进入社会了，碰壁了，才会不一样一些。而参选的大学生们，是自认为先觉醒的一批吧，所以会有叫不醒其他人的无力。小金说，很多年之后也许可以写一篇许知远体的回忆文章，叫做《那些参选人大代表的忧伤的年轻人》。2011年9月附记：这篇文章中的主角都已经毕业了。小金读的是新闻系，如今他在媒体工作。小叶在报社工作，有时在微博上感慨：“近一年的社会经验，反而越是消沉。时间久了，理想的镜子起灰，需要多擦拭。”他们大概没有以自己期待的方式改变世界，但还在非常努力地让自己不被世界改变。中产阶级的孩子他不喜欢被称为“富二代”，因为他认为自己并不是。他说：“假期我回了一趟老家，看到我的一些小学同学都成了真正的公子哥，偶像剧里面那种：比名牌，开跑车，脑袋里不装其他的事情。”我想到几个月前看到的新闻：一个在北京演艺学校进修的大连富二代，飙车被交警拦住，跋扈的富二代不服交警的指挥，叫来父亲和父亲的保镖，把交警活活打死。这事如同其他骇人听闻的社会新闻一样，引起一阵激愤和讨伐之后就被迅速遗忘，并没有点燃什么东西。人心像是早就被烤成了灰烬，用手一捻，不过是多了一层灰。他说，如果肇事者是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之一，他一点也不会吃惊。然而，他却和他们不一样，从小就不一样——虽然他的父亲也同样富有。他从小成绩好、有主见、早熟，表面懂事乖巧，内心冷眼愤世，考上了全国最好的大学，成为父亲向朋友们吹嘘的对象。他叫小文。他把自己的与众不同归结为曲折的童年。这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中产阶级家庭奋斗史的故事：他的父亲90年代下海，和母亲一起从一穷二白开始奋斗，经历了各种磨难和考验，在事业有起色的时候离婚。父亲有了新的妻子，又有了两个孩子。他的童年一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学会了每天怎样在责备与怨念的夹缝中生存，学会了怎样察言观色，学会了怎样讨人喜欢。长大后，他反而和父亲的关系更近一些，他发现自己和父亲越来越像了，一些生意人特有的精明、狡黠和专断渐渐在自己身上浮现出来。对于他父亲“中国式成功”的行为方式，他也越来越认可了。这不啻为一件奇怪的事。在文学作品里也好，真实的历史中也好，中产阶级的孩子似乎一直站在他们父母的对立面。我最早是看杨沫的《青春之歌》，看“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林道静如何走上革命道路，成为无产阶级战士。看她离家出走，看她慨当以慷，看她如何把家庭内部矛盾变成大是大非的阶级矛盾。后来看了些关于“文革”的史料，印象最深的情节，也是那些如火种般热情的红小兵，如何发自内心地以自己小资的父母为耻，认定他们是腐朽的，认定他们是错的。最浪漫的反抗，当然是西方60年代年轻人的狂欢。1968年的法国，大学生们走上街头，喊口号、狂欢、静坐、游行。有史以来头一遭，革命不只是揭竿而起为了面包，还为了蔷薇与玫瑰。——甚至也不是为了蔷薇与玫瑰，只是为了让世界颠倒个儿，能重新再来。或许在八九十年代，我们还听说过纯粹因为理念不合，而与富裕家庭决裂的年轻人的故事。当然，这些中产阶级的孩子最后还是会与他们的父辈握手言和、言归于好，重新继承他们留下的遗产和人生轨迹。可在人生中的一小段时间里，他们曾经真诚地反对自己的父辈及其建立起来的规则。大多数人都会推测出：是受教育的原因吧。富裕的家庭把他们的孩子送入最好的大学，去接受最好的教育。那时候的教育——在传说中——是资本与商业的敌人，是古典主义和左派的天堂。父母把培养后代的责任，托付给了自己的敌人，当然会培养出反叛的孩子来。而现在的大学和社会早已没有区别，标准一致，规则一致，早就失去了培养弑父者的土壤。可小文不是一个顺从者，几乎从上大学的第一天起，他就发觉自己和周围同学的不一样。那还是在军训，当其他同学还沉浸在名校的荣耀里，心甘情愿地接受“服从”和“集体荣誉感”的洗脑时，他逃早操、躲唱军歌，拒绝一切集体美学的东西。小文的宿舍里住着系里成绩第一名的同学。那人每天很早起床，去图书馆占座位自习，很晚才回来，选修课程是按照老师打分的慷慨情况，自己不感兴趣的课程也上得很起劲，唯一允许自己的娱乐活动是在网上下一盘三国杀。小文不认同那样的人生，他觉得中规中矩就是失败。一步步虽然走得踏实，但那是多么无聊又庸常的人生，以后仅仅是一个安逸富足的“中国式精英”。他的宿舍里还住着一个又红又专的优秀党员，他们经常就意识形态的问题辩论。在政治谱系里，小文觉得自己和这个倡导主流的学校格格不入，他是反动的。小文觉得自己属于学校里最“反动”的那一拨，最不满的那一拨，最叛逆和愤青的那一拨。这种愤青并不因为他家庭获得的财富而终止，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正比的关系。在程巍写的《中产阶级的孩子》里，他引用了伯克利1965年大学生的抽样统计，发现大学生的家庭收入大体和其革命性呈正比例关系。如果把年收入2.5万元以上的家庭定为“上层”，0.5万元以下的家庭定为“下层”，把介于0.5万元到2.5万元之间的家庭定为“中层”，可以看出，最具革命性的是家庭年收入在2.5万元以上的上层，占示威学生总人数比例的16%。而所谓“下层”学生，在示威学生中仅占8%。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新时代的愤怒早就不是陈胜吴广式的，也不是去索要什么，而是来自更深层的东西。低层的年轻人，对造反表现出了很大程度的冷漠，因为他们对体制信任、感激。“知识改变命运”给了他们希望和许诺，还有各种助学金和奖学金的帮助与扶持，因此没有理由不信赖和服从。小文却和他们不一样，名校给他的关于光明未来、关于“中国精英”的许诺，他并不稀罕。小文的父亲给他许诺了另一个未来：出国移民。他之前还有些犹豫，把移民的身份当做最后的保障。他一直觉得中国才是自己将要一直为之苦闷奋斗的地方。上个月，小文和全家去加拿大待了半个月。他形容自己刚从加拿大回到北京的瞬间，感受到的只有污秽和胸闷。他抱怨自己在加拿大的时候狂吃猛塞也没有变胖，因为吃得干净。回北京之后短短时间就开始发胖，都是因为食品不健康、不安全。他家在加拿大北部买了一千万的别墅。那是在一个傍晚，小文在自家的院子里喝着啤酒，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想再回到中国，下定决心要在加拿大四年内待满三年，以获得加国国籍。小文并不觉得这种想法有什么值得羞耻的。《论语》里，孔子也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霍桑的《红字》里说：“倘若世世代代都在同一处不再肥沃的土地上反复扎根，人性就会像马铃薯种在这片土地般无法繁茂茁壮。我的孩子们已经诞生在他处，即便我能力所及，掌控得了他们的命运，他们也将在不适之地扎根。”今年4月的一份报告里说，2010年中国可投资资产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人口有50万，其中60%的人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个人资产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企业主中，27%已经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小文如今也是其中的一员了。他并不是没想过要改变社会，因为他比周围的同学更不满、更聪明、更有能力也更有余力和资本。他也知道，中产阶级的孩子，才是社会变革和新陈代谢的力量。然而，那也许是很多年很多年之后，当他可以不必理性而实际之后的事情了。如今，这块土地无论给小文提供多么美好、富裕、成功的未来，他都不稀罕，宁愿连根拔起地离开。小文移民加拿大的事情，周围的朋友很快就全都知道了。有羡慕的，也有鄙视的。他在宿舍里，仍然会和那个又红又专的党员就意识形态的问题吵起来，那个同学会语带轻蔑地回复：“你有什么可吵的，你已经是加拿大人了。”他想反驳，说自己是“曲线救国”，想想，还是罢休了。2011年9月附记：这篇文章的主角是我大学时代的一个朋友。他毕业后就去了加拿大，如果安心待满四年，就能够获得加拿大国籍。他出国之前，我对他说：“我每次出国，都会有种文化自卑和民族主义混杂的复杂感情，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他笑道：“那是你内心不够强大。”半年之后，他给我打电话，说自己从“愤青”变成了一个“爱国青年”，很烦那些整日说中国不好的同学，他的父亲像国外中餐馆那样用公筷都让他非常不满。一年之后，他在和父亲去夏威夷度假的飞机上说：“让我回北京吧！只要让我回北京，我干什么都可以。”现在，他住在北京郊区的一个高新技术开发区，朝九晚五，也时常抱怨空气与水、抱怨堵车、抱怨生活，但从未想过回到父亲为他安排的人生。天才的出走理科实验班高三的时候，柳智宇发现自己得了眼疾。他只要一看书做题，两眼就开始发酸，继而发疼，像是有沙子在眼中滚来滚去。柳智宇就读的高中，汇聚了全省最聪明、最刻苦、最有钱的孩子。它刚刚在一年之内迅速扩招，仅一个年级就三十个班，一千六百余人。这所急速膨胀的学校，斥资三亿，从市中心搬到了荒旷的郊外，离市区有大半小时的车程，学校实行全封闭管理，学生们吃住都在学校，出校门需请假，手机是老师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违禁物。到了高三，班里的大部分孩子都从宿舍搬出来了。学校周边新盖的商品房供不应求，家长们或租或买，搬到这不着村店的荒郊野地来陪读，为了给孩子一个清静无忧、饭来张口的高考冲刺环境。柳智宇的高三是特殊的，他早已不再为了高考而战。他是“理科实验班”的学生。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如果说一般的高中教育是源源不断地向高考咀嚼系统输送养料，那么“理科实验班”走的是一条人迹稀少的食物管道，它通向的消化系统是奥林匹克竞赛。“理科实验班”采取的是淘汰制，初中时至少拿过三科国家级竞赛奖的学生才有资格参加甄选考试，从中选出六十个左右进入“理科实验班”。高一，这六十个同学确定自己要主攻的竞赛学科，分组，贴身教练，密集训练。高二，一些同学明显天资不够，没有得奖的可能，他们被淘汰出去，作为落魄凤凰，混进普通学生的队伍当中备战高考。能留下来的，则为了参加国际赛事，为了夺金，开始参加一轮轮的筛选和淘汰比赛。数百万的高中生，经过层层选拔，比赛；进入六人省队，获得全国冬令营的入场券，比赛；再次进入由三十名选手组成的国家集训队，比赛；从集训队脱颖而出的六人参加国家队，比赛——作为国家最高智力的代表竞技。——如同运动员一样“为国争光”的标语，如此庞大，不负责任地裹挟了许多个体命运，当然能够理直气壮“一将功成万骨枯”。全军覆没的竞赛小组数不胜数，他们进入国家队无望，得奖无望，保送无望。几年甚至十几年的高强度训练，忽然成了一身屠龙技。走了许久的光荣荆棘路，终于快到头了才见着“此路不通”的标志，只能急忙跟着浩浩荡荡的人群，去挤高考独木桥。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而这些功亏一篑的孩子，大多除了自己学科的竞赛技术，对其他学科几乎一窍不通，数学竞赛组的同学连化学反应的基本原理都不知道，他们只能从头开始学，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学完高考所需的所有知识。柳智宇从小学开始一路赛到大，赢得太多，没有敌人的人最易厌战。他早已获得了北大数学系的保送资格，再战，也不是为了自己而战，而只是机械地反复投入一场场无止境的循环赛中。到后来，柳智宇发现自己身边的人越来越少了。高二下学期，数学奥赛组只剩下包括柳智宇在内的三名种子选手，其他两位在高三最后关头被挡在国家队门外，只能去复习准备高考，以六亲不认的状态学自己从前鄙视的那些学科。而这所高中从1986年开始，所有数学竞赛人为此奋斗了二十多年，都没有进入国际奥林匹克国家队。柳智宇是二十多年来唯一的希望。就在这时候，他发现自己面临失明。偌大的新自习室，往往只有柳智宇一个人，他每天看书做题，备战竞赛，直到发现数字和图形伴随着一阵阵剧痛时隐时现，他所熟悉的世界时隐时现。那一年，他为了看病，跑遍了全市的各大医院，早起去赶早班的汽车，有时堵在拥挤嘈杂的大街上，太阳暴烈地晒着时间。医生让他作各种各样的检查，做出各种各样的结论，开出各种药方，却没有一种有效。看完病，一天也过完了。夜幕低垂，柳智宇赶回学校。一轮比赛结束，他发现自己不用眼睛，做数学题也不是那么困难。他在日记里形容道：“整个图形记不注，就把它分成局部，这就好像你不能记住整张地图，但是每到一个路口你都会知道怎样走一样。”除了这样与虎谋皮一般小心翼翼地用着眼睛，柳智宇的母亲每天晚上都会从市区赶到郊区，为他念数学题。第二天，柳智宇到空无一人的自习室做题，与大脑和身体搏斗，定期去复查眼睛。命运把他吞没在日复一日的催眠机制中，只有这样，他才能承受那些让人满怀恐惧的事物。困惑时隐时现——“我这是为了什么？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他十几年来几近左右手互搏的竞赛人生让他困惑，老师不断渲染的虚无缥缈的集体荣誉让他困惑，周围同伴梦想破灭生死由命的前途让他困惑。学校在柳智宇身上荣誉的寄托，把他和周围同学割裂开。使命感不同，战友已经成为了自己的陪练，沟通变成了一件很尴尬的事情。柳智宇小心翼翼地使用着自己脆弱的视力，小心翼翼地怀疑着自己脆弱的人生，而肉身已经过五关斩六将，加入了最后的六人国家队，要去斯洛文尼亚参加第47届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