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6

他在一首名为《街道》的诗中写道：“我的灵魂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道之中/并非那些被人群和交通/逼迫的贪婪的街道/而是那些寂静的街巷/隐形于习惯的力量/在天空和平原的深邃的广袤中/迷失自己。”当世界离你远去，街道，永远不会失去它的神奇。2012年9月附记：这篇文章是为《新周刊》专题《世界上最美的街道》而作。前卫的民国民国的空前绝后，全在于速度——所有旧的东西被快速摧毁，被新东西飞沙走石地席卷覆盖。几千年来，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最丢脸的事莫过于“不肖”，即不像自己的祖先。到了晚清末年，天朝的衰落和西方的崛起，让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羞耻和自我怀疑。他们怀疑自己那迂缓庄严的祖宗是错的，是低劣的，是自己受辱的原因。达尔文“进化论”理论的引入，更加速了恐慌——不毁灭旧的，就会被淘汰而灭亡。到了民国，在短短几十年内，所有重大的哲学问题被重新思考，个体的生活方式被神经质地更新换代，各种先进与激进齐齐冲出水面，无所畏惧。李敖曾经列举过民国的三大“文妖”：黎锦晖，他1927年写了现代中国的第一首流行歌曲《毛毛雨》，歌词里因为有“小亲亲不要你的银，奴奴呀只要你的心”而被视为黄色歌曲；刘海粟，他第一个提出在教室里公开进行人体写生；张竞生，他登报向大众征集性经验，编《性史》。除了这些姿势前倾得过头，以至于成为靶子的标志性人物，民国还有许多如今也算得前卫的气象。比如女权主义，以唐群英、沈佩贞为首的新女性为了女性参政议政，冲进南京临时参议院的会场，砸烂玻璃门窗，在受挫后还暴打宋教仁；比如艺术风格，1935年在广州成立的中华独立美术协会，大力倡导“超现实主义”和“野兽主义”，画作多似莫奈和毕加索。民国的速度多少有些歇斯底里，留洋的年轻人们看到西方的发展，深感与本国的时间差，于是急速地想弥补这个落差。虽然是前卫，却是“浮游的前卫”，还没来得及扎实地真正发展，就被40年代末天地玄黄的变局，消灭得几乎荡然无存。自此之后，中国人一个转身，回到某个起跑线重新前行，清零了民国飞速奔跑累积的那些里程数。怪恶的先知张竞生，1888年生于广东省饶平县，20世纪60年代失踪于中国文学史。很多很多年之后，当我们的思维终于铆足了一口气，勇闯一些禁区时才发现：原来几十年前，张先生就来过这儿。然而，张竞生当年行至此处时，多半是被斥为疯子、神经以及色情狂。第一个骂他“神经病”的是他的父亲。张竞生在中学结业后，渴望北上升学，父亲却让他回乡当乡绅，张竞生心生愤懑，就走了四十多里的山路，到县衙门告了父亲“夺子之志”，打了个惊世骇俗的官司，父亲才拨款让他北上。张竞生在北京追随孙中山革命，参与营救汪精卫，又担任了南北议和团秘书，直到民国建立且袁世凯被推举为大总统，决心与孙中山同进退的他才退出政坛，到法国留学。他把自己的所有青春都攒到法国发作。他后来在《十年情场》等自传详细描述过这段时光，他留学八年，他大开眼界，他猎艳无数，他直白坦荡，他回味无穷。那是与心平气和的古中国完全不同的境况——情感满天飞，满地融溢磅礴的感受。留学的几年让张竞生的重心和视野，从早年的“政治”，渐渐偏重到对“美”和“性”的研究。1920年，他学成回国，看到中国漫无节制地多生子女，就给当时的广东省长兼督军陈炯明上了一份条陈，主张节育，每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违反的就要处罚，他甚至连节育方法和节育器具都写得很清楚。陈炯明认为“此人大概有神经病”。在此之前，从未有人提过“节育”。而在三十七年之后，历史又选择了另一位先知马寅初，再次提出“只生两个”的新人口论。蔡元培把张竞生聘到北大，和胡适并称哲学系两大最年轻的教授。他教的是逻辑学，在北大的讲义出了两本书，《美的人生观》和《美的社会组织法》。前者还尚且有模有样，用了许多科学分析和艺术思想，去解释美的构成和极端体验。后者则更像张竞生个人狂野的伊甸园乌托邦：比如每年一次或几次，从国都到村的各级行政单位都进行“选后选妃”；比如成立“美的政府”和“爱美院”，代替国家机器和法院，惩罚所有违背爱与美精神的人事；再比如用情人制代替婚姻制。他的这些构想引起的也不尽是冷嘲热讽，社会带着犹豫的惊疑打量着这个留法学者，并不知深浅，也并没有贸然打压，一向大力引进西方学说的周作人甚至表示佩服，说：“在中国这病理的道学社会里高揭美的衣食住以至娱乐等的旗帜，大声叱咤，这是何等痛快的事……”而真正使张竞生身败名裂的，则是他把“美”引申至“性”，火力全开，轰开那隐蔽的语境。他要编纂《性史》。1925年秋天，他在报纸上登了一则征集性史的启事，题目叫《一个寒假的最好消遣办法》：“……算到今日曾与若干人交媾？无或和谁？你一向的性量大小，兴趣厚薄，次数多少。你喜欢那一样的交媾法？从春宫图看来，或由自己创造，请详细写出来。与你交媾的对手人性欲状况、性好、性量、性趣等请代为详细写出来。尚望作者把自己的‘性史’写得有色彩，有光芒，有诗家的滋味，有小说一样的兴趣与传奇一般的动人。”来稿非常踊跃，短短的时间就有三百多封，张竞生从中选取了七篇，附上按语，结集出版。其中第一篇《我的性经历》的作者“一舸女士”，后来成了张竞生的妻子。她诚实地描述了自己的性启蒙、初次性经历和婚后的性生活。其他投稿也生猛劲爆，大大咧咧地涉及少女同性爱和婚外恋。张竞生自称个人性史平庸无奇，却在点评里给出了非常多具体、大胆而且富有想象力的办法，来增加男女情趣。即使见怪不怪的现代人看了，恐怕也难免血脉贲张。此书出版四个月后，首先在南开中学遭到查禁，被老师从学生的枕头底下抄出来，当众烧毁；接下来天津警察局也张榜查禁，然后各个学校纷纷贴出禁令，结果反而促进了销量，这本书迅速流传。甚至连萧乾在回忆自己的初中时代，也说自己白天干农活儿，晚上如饥似渴地看书，其中就包括《性史》。这本书销量如此好，市面上出现了许多仿冒的续集，打着“张竞生”的名号编些淫秽的故事装订出书。这时，社会对张竞生再没有聆听，没有宽容，甚至谈不上热烈的讨论。对他的鞭挞是全方位的，不仅来源于道学家、学者，曾因为公开讨论“性道德”而遭批评的周建人，毫不留情地批评张竞生对“性”的科学一无所知，翻译过《性心理学》的潘光旦冷嘲热讽，而之前力挺张竞生的周作人，也表示失望，说：“先前的张竞生，还从法国带得一道隐身符来，我们所见的不是他本人，他之前关于美的思想恐怕是东凑西和的法国舶来货呢……他现在只使人感到不堪的丑恶：真是丑的话，丑的行为。”1926年，张竞生被迫离开北大，他在上海开办了一个“美的书店”，只收美女店员，只卖自己编写和翻译的书，又遭到了无数讽刺。他去讲学时，被浙江教育厅长蒋梦麟以“性宣传罪”的罪名拘禁，又被驱逐出境，他只好再次赴法游学。1928年之后，张竞生几乎退出了所有风口浪尖的话题，翻译出版了几本卢梭，为赚钱写了三本卡萨诺瓦式的情史回忆录，“文革”之后，江湖上再也没有他的传说。张竞生重新被关注，不过是近几年的事情，但始终没有重量级的斩钉截铁的评价。李敖曾说要写《张竞生传》，也不了了之。能找到的对他的评价，大多是断章取义的片段。其中被引用最多的是鲁迅的话：“张竞生的主张要实现，大约当在二十五世纪。”这被当做张竞生观念超前的证据，可仔细查证，发现这句话出现在鲁迅和许广平的通信里，缘由是鲁迅班里有五六个女学生，许广平撒娇打趣地劝他欣赏：“记得张竞生之流发过一套伟论，说是人都提高程度，则对于一切，皆如鲜花美画一般，欣赏之，愿显示于众，而自然私有之念消，你何妨体验一下？”而鲁迅回应私有之念消除“大约是在二十五世纪”，用意不在说张竞生，而是向许广平表衷心，承诺自己一定目不斜视。迟来的，奠定一生的重要判词，不过来源于一段书信轻飘的调情，说者并无心，这对张竞生来说简直和从文学史上的“被消失”一样悲哀。无论如何，张竞生终于被重新提及，以先知的名义。我们在回看历史时，为了方便总会简单地归类“好人”与“坏人”，“伟岸”与“龌龊”。为故人的正名，也像翻画片一样无常轻率。而在我心目中，张竞生真正超前、前卫、领先于我们好多年的地方，并不是他对人口的预见，对性的开明，而是他对人性提前了多年的和解与圆融。在张竞生尚未被妖魔化之前，他曾写下这样的话：“怪恶在艺术上只可视为伟大的别名，或则为其阴影，是助成而不是忤逆，是统属而不是独立。”这话即使放在几十年后，也是他最有力的辩词。不可模仿的民国“it girl”有不负责任的陈年八卦，说是20世纪20年代，宋庆龄和孙中山从广州到北平，fashion icon宋庆龄担心自己一直以来的上衣配裙装太落伍，在借住外交官顾维钧家的日子里，她偷看了当时顾太太的衣橱，因为那一定是最新的流行。后来北平的时光里，她一直穿着旗袍，有人说她的时装灵感就是借鉴了顾维钧的太太。顾维钧当时的太太是第三任，叫做黄蕙兰。宋庆龄从她身上偷窥潮流趋势并不奇怪，黄蕙兰是豪门名媛，是社交名流，是时尚东方美的代表，是某年Vogue杂志评出的“最佳着装”中国女性。黄蕙兰的父亲是爪哇糖王黄仲涵，他有十八个得到承认的姨太太，有四十二个孩子，黄蕙兰是他最受宠的女儿。她的自传里说自己在不到三岁的时候，妈妈就将一条带有一颗八十克拉钻石的金项链围在颈上，钻石和婴儿拳头一样大。当她戴着，那大宝石就不断敲打着她的胸口，而且在胸脯上留下一条难看的伤痕。这时她妈妈才意识到这钻石大了些，要保姆收起来，等她大些再戴。黄蕙兰说：“不过，当我长大时，我就不常戴它了，因为手头总是有新的，琢磨得更好，更吸引人。”黄蕙兰少女期在欧洲度过，结识了各种皇室和名流，却没有找到“正确的”丈夫，直到在巴黎结识了三十二岁雄心勃勃的顾维钧。他们的结合是冷静理性计算得出的合理搭配，旁人从此要称她为“高贵的夫人”，他则可以用她的钱开展自己的事业。当时的政府为顾维钧和黄蕙兰在北京借了房子，那是吴三桂为陈圆圆建的，位于城内，十英亩两百间房屋，黄蕙兰因为不习惯住借的房子，就让她的父亲出钱买了下来。房子里一共有四十个佣人，足够黄蕙兰频繁的派对和宴客。黄蕙兰的另一个乐趣，就是创造出新的时装样式，以看城中妇女争相模仿为乐。民国妇女对“过时”这件事，比现在妇女的恐惧更甚。她们对最新潮流患得患失，亦步亦趋。这也许表明了时势板滞，无可作为，人们就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衣服的日新月异上。黄蕙兰的时尚生涯中，最可夸耀的成就在于她对服装材质的敏感。当时雅致的中国妇女看不上中国绸缎而爱好法国衣料，而黄蕙兰就开始选用老式绣花和绸缎，做成绣花单衫和金丝软缎长裤，这是外国电影里神秘精巧的“中国风”，黄蕙兰说自己出尽了风头。香港有些人把老式古董绣花裙子遮在钢琴上做装饰，这种绣花幔子只是为了挡灰，非常便宜。黄蕙兰买了不少这样老式的裙子，常在晚上穿着，后来在巴黎引起了轰动，把这种裙子的价格哄抬了几百倍。黄蕙兰自视为时尚带领者，却毫不掩饰对她追随者的鄙夷，说她们只是盲目的冒牌货。她嘲笑着讲了这样的事，“有一年冬天我因为皮肤病不能穿袜子而光脚去了上海，我没有告诉别人为什么，然而令我感到可笑的是上海的妇女接二连三在大冷的冬天也把袜子脱掉了，后来我的皮肤病好了，重新穿上袜子，她们一定很奇怪吧。”她一生的优越感似乎从未改变过，在外人眼里，并不觉得这种对财富的炫耀是天真的，反而觉得她整个人的粗鄙。张学良口述的历史里，黄蕙兰是个极不可爱的女人，张学良说她无所事事，婚后偷人，打牌偷牌，谎报自己的年纪，脾气坏。有次为顾维钧的外遇吃醋，就在他打麻将的时候，拿着茶水从他头上哗啦啦地浇下去，结果浇完了，顾维钧还是淡定不动地打牌。他们在结婚三十六年后离婚，顾维钧娶了前民国政府驻菲律宾的总领事杨光泩的遗孀严幼韵，直至终年对自己第四任也是最后一任妻子赞不绝口。而在黄蕙兰的自传里，她既没有表示对少帅的不满，甚至也没有对丈夫的怨言，她更兴致勃勃想要叙述的，是自己早年的奢华和风头，她的生活方式，她的品味和胆量被所有时髦或不时髦妇女颤颤巍巍地仰视。国内外的名流对她惊奇溢美，法国玛丽王后、摩纳哥王妃、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妻子……到了晚年，她隐居纽约，眼前神话般的世界消失了，国内外的房子被一一接管。“职业夫人”发现自己身无长处，父亲死后就只能靠着银行利息生活，她直到成为老太太才学会到邮局买邮票，生活对她来说是一次次探险。失落感最终还是会擒住她。有一次黄蕙兰返回寓所时，一个女人认出了她，说：“我记得您当年是我见到的最漂亮的人，衣服时常变换。”她猜测自己听了这话脸色一定变得很可怕，因为那女人赶紧补了一句：“当然，您现在还是那么迷人，不过……”没说出的话何必要残忍地讲明白，黄蕙兰的自传就叫做《没有不散的筵席》。她有一段冷漠而伤感的自言自语，说：“我的孩子见过一些我以前的生活，但我觉得他们对过去有些厌烦。我的孙儿女对过去更是一无所知。因此，在记得我的世界的人都去世之前，在那个世界完全消失以前，我尽可能准确地把我的生平写下来。”黄蕙兰死于1993年，筵席散得早，她所在的那个世界完全消失了。2010年8月附记：这篇文章是为《新周刊》的专题《民国范儿》所作。“人们有时候会逐渐讨厌起他们生活的时代，不加分辨地热爱和仰慕一段往昔的岁月。如果他们能够选择，简直可以肯定，他们会想办法往自己生活里引入来自那已被理想化了的过去的某些习惯和做法，并批评今不如昔。”这是以赛亚·柏林文章《现实感》的开头，也精准地描述了如今的我们对于民国的感受。民国真的那么好？恐怕也不尽然。伍迪·艾伦的《午夜巴黎》把这个道理翻译成一个简单的寓言：来自现代社会的男主角，偶尔穿越回菲茨杰拉德、海明威所生活的“流动的盛宴”的年代，觉得万分美好；那个时代的人却抱怨着所处时代的粗鄙，说几十年前的巴黎才叫好；于是又往前穿越，那时的人又说文艺复兴才是灿烂的“从前”……黄金年代永远在身后。无人能够改变的是，时代的火车往前开——拉着那些愿意的，拖着那些不愿意的。@张爱玲张爱玲你好：那天又想到你，是和人谈起胡兰成。话头并不是因胡兰成而起，而是从一本叫做《在德黑兰读〈洛丽塔〉》的书开始。伊朗女学者阿扎西从海外归来，回到自己的祖国伊朗教授西方文学，她因为不愿意戴着面纱上课，辞掉了在德黑兰大学的教职，邀请了七名女学生，每周四到她家里贪婪地阅读英文经典。她为女孩子们选定的阅读教材有《一千零一夜》《洛丽塔》《了不起的盖茨比》等。这本书的主题，是讲在个人自由受到强烈桎梏的大环境下，如何通过启蒙自身，来改变所处的世界。而书里最让我感兴趣的细节，却是当这些秘密阅读小组的妙龄少女读到亨伯特，忍不住震颤和心动，“洛丽塔，我生命之光，我欲念之火。我的罪恶，我的灵魂”——仿佛亨伯特在舌尖所含的是她们的名字。忽然就想起了胡兰成，像所有的张爱玲迷一样，我也很讨厌胡兰成，不解你对他的深情。亨伯特和胡兰成一样，其实是非常丑恶肮脏的人，内心有永远也见不得人的一面。他们的另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有种奇异的、能操纵女人的能力。魅，祛不了的魅。比如台湾的朱天文、朱天心两姐妹，就是很明显地在胡兰成语言的操控之中。不同的是，在对女人永不停息的追求上，亨伯特有种自知的病态，胡兰成却视其为天下最正当、最美的事业。胡兰成在给人的信里写：“……乃至在路上见跛足的或乞丐的妇人，我都设想我可以娶她为妻……此是年轻人的感情，如大海水，愿意填补地上的不平。因由此感情，故山川草木以及女学生，皆映辉成鲜润的了。”我看了，觉得比旧文人“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毛病还要令人憎恶。因为除了风流，还有一种临幸天下的滥爱，自视为上帝、“文人中心主义”——我生气，也是因为对他有先入为主的意见，知道他和你的故事，所以在读这封信的时候，脑海里总有他顾盼生姿的样子。如果我事先没有这种心理防御，恐怕也很难抗拒胡兰成的魅。因为你无法把违背社会常理和道德的职责施加给他，他自己有一套标准和与之匹配的语言。比如他在《今生今世》里写：“前一晌我看了电影沛丽，沛丽是一只小栗鼠，洪荒世界里雷火焚林，山洪暴发，大雪封山，生命只是个残酷。它随时随地会遇上敌人，被貂追逐，佯死得遁，而于春花春水春枝下，雌雄相向立起，以前脚相戏击为对舞，万死余生中得此一刻思无邪的恋爱，仍四面都是危险，叫人看着真要伤心泪下。众生无明，纵有好处，越见得它是委屈。文明是先要没有委屈。”他把整个文明的概念，落在一只惊惶的老鼠上。把那些庞大的词汇，都浓缩成一个楚楚的“委屈”。虽然我们明知道文明是个庞大复杂的概念，绝不是轻巧的“不委屈”几个字，但是却不知不觉接受了胡兰成的说法。他有自己解释世界的语言，以及评价万物的体系。你永远不能指责他错了，因为标准是他定的。当你去评价胡兰成时，就不得不进入他的世界，参照他的标准，使用他的语言。胡兰成的这套标准柔情而委婉，所以让人容易沉迷不能醒。阿城也把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借给陈丹青，他在胡的文章中看出了杀气。杀气是藏在一团圆融温柔的香气中吧。连阿城也只找出了一处破绽，说他“兵家写散文，细节虽丰惟关键处语焉不详”。最喜欢的你的书，并不是你二十几岁才华横溢期写的小说，而是一本没写完的《异乡记》。这本书只有三万多字，记录了1946年你从上海到温州寻访胡兰成的见闻。看得人心惊肉跳，尤其是看你平淡地叙述出自己不那么体面的经历：“请女佣带我到解手的地方，原来就在楼梯底下一个阴暗的角落里，放着一只高脚马桶。我伸手钳起那黑腻腻的木盖，勉强使自己坐下去，正好面对着厨房，全然没有一点掩护。风飕飕的，此地就是过道，人来人往，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应当对他们点头微笑。”《围城》里也写到过知识分子逃难的狼狈，但是下笔要克制保留很多，钱锺书嘴角总有一抹嘲弄的笑，要与这乡间的生活拉开距离。不像你诚实得近乎残忍，几乎漫不经心地横刀对自己剖腹，露出惨淡与不堪来。你流产（抑或是堕胎）过，《小团圆》里写自己直视着抽水马桶里的男胎儿，肌肉上一层淡淡血水，大大的双眼突出。这一幕简直恐怖到了极点，如同排泄物一样的胎儿被冲入排水道。性、虐杀、暴力拥挤在一段让人心碎的记忆中，你却有耐心细细地回忆和描摹这画面。你对自己狠，也不饶过别人。《殷宝滟送花楼会》写的是傅雷的故事。傅雷爱上了学生的妹妹，一个美貌的女高音歌唱家。而妻子朱梅馥善良浩荡如菩萨，包容怜惜丈夫一切的暴戾乖张。傅雷和女学生相恋过，最后没能在一起。女学生把故事告诉了你，大概也期待你能写成个如泣如诉的悲歌，岂料在你眼里，他们的爱情并不是唐传奇，甚至不算是一段世说新语，而不过又是一段自欺欺人。虽然傅雷在你动笔写这篇小说几个月前，才刚写过文章，夸赞你为“文坛最美的收获”，可是你并没有领情，笔下的傅雷不是唐璜，而是个神经质的虐待狂。评论家柯灵曾经写过著名的《遥寄张爱玲》来怀念你，满怀深情怀念你的才华。在《小团圆》里，你却毫不留情地写了当初是怎样被他在公车上调戏的：“真挤。这家西点店出名的，蛋糕上奶油特别多，照这样要挤成浆糊了。荀桦（原型为柯灵）乘着拥挤，忽然用膝盖夹紧了她两只腿……就在这一刹那间，她震了一震，从他膝盖上尝到坐老虎凳的滋味。她担忧到了站他会一同下车，摆脱不了他。她自己也不大认识路，不要被他发现了那住址。幸而他只笑着点点头，没跟着下车。刚才没什么，甚至于不过是再点醒她一下：汉奸妻，人人可戏。”你总是把人想象得比真实更坏一些，或者说，你眼光毒辣，发现了甚至连他们自己都没有发现的猥琐心思，并且不惮写出来，不管那人是不是对自己有意，或是有恩。对胡适先生，你却是少有地留了情面。那时你们都在美国，离开了国内被人追捧、与人热络的环境，都非常孤独寂寞。胡适先生的处境大概比你好些，也帮了你许多。你当时住在救世军办的宿舍里，性质和待遇就和收容所差不多。胡适先生来看你，两人往黑漆空洞的客厅里去，胡适先生直赞这地方很好。坐了一会儿，一路出来四面看看，仍然满口说好，分明是没话找话。你送他到台阶外，天冷，你没穿大衣，却也和胡适先生在凉风中站了许久。那是你们最后一次见面。你刻薄的笔力并没有捅破和揭穿什么，即使内心清明，最后仍然尊称胡适先生为“偶像”。对亲人和至交，你甚至都没有那么友善。你后来和好友炎樱断交，几乎老死不相往来。在后来的通信里，炎樱问你为什么莫名其妙不再理她，你说：我不喜欢一个人和我老是聊几十年前的事，好像我是个死人一样。你的弟弟张子静，你在《童言无忌》里说他“实在秀美可爱”，听到别人说他种种不成器，你则比谁都气愤。他后来向你寻求救济，你却分文不给，以至于他也写书诉述你的冷漠。“任是无情也动人。”——不相干的人恐怕会这样说你，相干的人则只觉得无情。你却说自己“所有人都同情”。我想到有人曾经问徐梵澄先生，说鲁迅为什么这么刻薄，这么好骂？徐梵澄先生说：“因为他厚道。厚道是正，一遇到邪，未免不能容，当然骂起来了。”角度不同，冷暖自知吧。平常事物，你比别人更早看到更深一层的苦难，急急别过脸去，人说你无情，其实是同情至深。你遇到胡兰成时二十三岁，我遇到你时七岁，如今也快二十三岁了。先是看你的文章，然后研究你的人生，时而背离，时而叛逃，时而万有引力一般地靠近你的人生。你说生活像你从前的老女佣，叫她找一样东西，她总要慢条斯理从大抽屉里取出一个花格子小手巾包，去掉了别针，打开来轻轻掀着看了一遍，照旧包好，放还原处，又拿出个白竹布包，用一条元色旧鞋口滚条捆上的，打开来看过没有，又收起来；把所有的包裹都检查过一遍，她对这些东西是这样的亲切——全是她收的，她找不到就谁都不要想找得到。你被时代推着走，只能从后往前推测人生的结局怎样才能美满些：若没有爆发战争，若留在了大陆，若没有逃到美国，若晚年回到香港……全是一堆无从选择的选择题。如今，我的生活也成了这样一个慢吞吞的老女佣，求之不得的无奈多过踌躇满志，事与愿违的情况多于种瓜得瓜。无论自己抑或是时代，都看不清前路在哪儿，也不知道走哪步会满盘皆输地错。这时总想起你的话来：“我们这一代人是幸运的，到底还能读懂《红楼梦》。”这是文学仅剩的安慰，以及最后的退守。还能读懂你，我想我也是幸运的。2011年12月附记：这篇文章是为某杂志所作的命题作文。题目是挑选一个历史中的人物，给他/她写一封信。张爱玲，当然是张爱玲。小时候喜爱她的《沉香屑·第一炉香》与《倾城之恋》，向往乱世佳人、时代的车、漫天的火光；长大一点，喜爱《色，戒》，读懂了人性的可悲。再大一点，最爱的是《小团圆》和《异乡记》，前者是她对自己前半生的惨淡审视，后者是她平铺直叙地写自己逃难的经历，读到她对自己的残忍解剖，有种凛冽的痛感。前两日，又看了台湾出版的、夏志清编著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主要是张爱玲到美国之后的生活，最感慨的，是她不断重复着对帮助过自己的人近乎絮叨的感激。她讲了很多生活的无奈和窘迫，然而，最使我难过和印象深刻的是这句话：“我这些年只对看得起我的人负疚，觉得对不起人，这种痛苦在我是友谊的代价，也还是觉得值得。”将军白先勇“尹雪艳总也不老。”——白先勇的名篇《永远的尹雪艳》开头这样写。尹雪艳是昔日上海百乐门的交际花，解放后去了台湾，在自己的小公馆里造出了一个世外桃源，让遗老遗少们乐不思蜀。她在哪儿，旧日的繁华便在哪儿就地复活。白先勇也不老，七十五岁的他出现在广州方所书店讲座，穿一身白色西装西裤，绯红脸庞，大眼睛，两个笑盈盈的大酒窝，款款走上台，台下年轻人着魔一样欢呼鼓掌。他自有明星派头。白先勇上次这样密集地奔波、出镜、做宣传是为了昆曲青春版《牡丹亭》的演出，这回是为了宣传他为父亲编著的《白崇禧将军身影集》。陪伴他做宣传的出版社工作人员说，白先勇也像个将军，指挥着一场场宣传的调配，如指挥千军万马，敌人是舟车劳顿和言语的重复。那几天适逢广州暴热，白先勇在几乎无休止的摄影和采访间隙说：“如果是为了宣传自己的书，绝不肯受这样的折磨。但是这回是为了父亲，那也算尽了孝道。”为父亲著书立传，正名于天下，成了白先勇这些年除了宣传昆曲以外最主要的工作。几年前，他就写过长文《养虎遗患——父亲的憾恨》，讲述白崇禧将军与四平街之战。四平街之战，白崇禧击败林彪军队，蒋介石却反对乘胜追击，林彪军队因此有了喘息和壮大的机会，从而一举反击，成为国共胜负的转折点。这场战役，是白崇禧晚年居住在台湾小岛还念念不忘、杜鹃啼血一样反复对儿女絮叨的一场战役。耿耿于怀，是认为始终没有被历史所正名，是因为委屈。在国民党官方历史的描述里，对蒋介石的指挥失误含混敷衍；在共产党官方历史的叙述里，林彪的溃败是战略性的撤退。白先勇替父亲委屈：“历史永远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父亲在两边的历史里，全都消失了。”台湾的“中央研究院”曾经为白崇禧做过一百二十八次口述，最后一次口述是白崇禧去世前八天，可是很重要的国共内战还没有讲到，白崇禧将军就已经走了，所以白先勇决定做父亲的声音，讲完全部的故事。1911年，武昌起义，广西人士群情激昂，组军北伐。白崇禧参加了一百二十人的学生敢死队，随军北伐。白崇禧的母亲知道他参加敢死队的消息，命令他两位哥哥到桂林城北门去守候拦截，没想到白崇禧暗暗把武器装备托付给同学，自己轻装从西门溜了出去，翻山越岭和大部队会合，那一年他才满十八岁。这一次走出桂林西门，就是永远地投入了中华民国历史的滚滚洪流，命运随之被裹挟起落。方所书店里，白先勇身后的巨大投影里，是白崇禧将军骑马驰骋的潇洒照片。父子二人的影像重叠，方显出他们五官很像，都是阔脸大眼。父亲要硬朗些，儿子长得要柔圆一些，不知怎么，颦笑间气质就差之千里。讲座快要结束的时候，有观众起立发言：“白先生您说了这么多您父亲的丰功伟绩，我觉得都很好，他打仗确实很厉害。可我觉得‘战神’这个称呼夸张了，而且国民党最后还是败了，您有没有想过，战争中决定成败的，其实是民心相背呢？”这位观众又拉拉杂杂了讲了一堆国民党党内腐败、民心尽失的观点，其他观众忍不住嘘声四起——太符合官方历史的政治正确了，说话间也太不礼貌了。白先勇却仍然不恼，还是笑盈盈、软柔柔地一句一句反驳，赢得满场的掌声，因为他的风度。这就是修史者的尴尬，永远会被人质疑动机。白先勇先生虽然反复强调：“我在写我父亲的时候，一点都没有为尊者讳。”可仍然逃不过质疑和冷语。台湾作家张大春说：“白先勇在上海座谈时表示：‘我父亲白崇禧和蒋中正是瑜亮情结。’我实在憋不住，不得不说，这话说得有点儿人来疯了。”在方所书店的讲座里，白先勇谈到蒋介石时说：“我的父亲和蒋介石的关系非常复杂，分分合合四十年，一本书也讲不完。”有观众问：“蒋介石是不是忌妒？”白先勇点头，说：“他的心胸，十分……”话没有说完，可是观众已经会意微笑。电视连续剧《桂系演义》临近收尾之处，在国共内战中备受蒋介石排挤的白崇禧曾经愤懑怒吼：“没有我白崇禧，哪有他蒋中正？”这句对白虽然是虚构，可足以见出两人的不和。平心而论，仅仅用蒋介石的忌才之心来解释两人之间的暗涌和防备有失公允，白崇禧和共产党打仗，又和蒋介石打仗。白崇禧率领的桂系和蒋介石之间的战争，使双方元气大伤，北伐之后的中国失去了统一的机会而四分五裂，日本侵略，国共内战，新中国成立，历史从此改写。“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员陈存恭曾说：“大陆的沦陷蒋先生很气他（指白崇禧），叫你去指挥徐蚌会战你又不去，你又要逼我下台，你又挡不住共产党。”1949年，国共双方胜负已定，蒋介石败逃台湾。据说当时白崇禧和李宗仁曾有过一次拥抱，白崇禧在李宗仁耳边嘱咐：“千万不要去台湾。”没想到几个月之后，李宗仁去了美国，反而是白崇禧从海南岛飞台湾。此时他从广西带出一路浴血的军队，已经不剩一兵一卒了。白先勇解释父亲为什么还是要去台湾时说：“他放不下民国，他对民国有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所以除了去台湾，他没有其他选择。”到了台湾的白崇禧将军，只为了给历史一个交代，却赔上了一生的政治生涯。白崇禧在台湾任职“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这个委员会就是给何应钦等一些老将军以虚职，对他们敷衍交差。阎锡山之类的老人每逢开会，就推说生病，不去开会，只有白崇禧，每次按时正装出席，认真听会和记录。白先勇说，白崇禧在台湾的将近二十年时光里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工作，顶多就是为大学建造游泳池、绿化之类的工程选址，可他还把这些琐事当成大事，跑前跑后地去操劳。他最大的爱好一个是下围棋，另外一个就是督促自己的儿女学习，以检查他们的成绩单为乐。白先勇在整理父亲的照片时，看到一张照片让他泪如雨下。白崇禧在台湾南部的某个小学，站在木箱上向小学生训话，他当时严肃的神情，和当年指挥千军万马北伐的时候毫无二致。“这大概是他维持尊严的一种方式。”白先勇说。即使只有些闲职，白崇禧仍然一直被监视，外出永远有一辆吉普跟随。白崇禧写信质问蒋介石，陈述自己一直忠于党国，为何要被监控？“副总统”陈诚向他解释：“便衣人员是保护你的，我也有人跟随。”白崇禧说：“你是副总统，有这个必要。我没有这个必要。”可这辆吉普，却一直跟随，直至他去世。渐渐地，白崇禧一家竟也学会苦中作乐，白先勇的母亲马佩璋喜欢看戏，有一次全家去看戏，时逢大雨，那辆特务的吉普也跟在后面，车里三个人在寒风中瑟瑟发抖，马佩璋看了一眼，叹道：“真是辛苦他们！”就让白先勇去买了几张票，请他们一起看戏。白先勇买票递给他们，三个人开始是慌张不敢接，后来仍是接受，一同进戏院去看那出张正芬的《红娘》。苦中作乐也仍然是苦，白崇禧把自己在台湾的园子起名叫做退思园。丢掉大陆匹夫有责，他觉得自己责无旁贷。白先勇整理出白崇禧1965年的信，他听说李宗仁从美国回到大陆，就提笔给当年的桂系主力黄旭初写信，通篇都在分析时局和反攻大陆的可能性，结尾写道：“弟待罪台湾，十有七年矣！日夜焦思国军何时反攻大陆，解救大陆同胞。”英雄迟暮比美人迟暮还要残忍。美人老了，渐渐地，也就认命了。可英雄，既难耐寂寞和冷清，同时又沉湎于往日的辉煌当中，对于未来，野心仍然不死，何其悲凉。章诒和曾问白先勇：“战事结束，胜负分明。令尊大人既反共，也反蒋。在毛与蒋之间，最后还是选择了蒋。”白先勇说：“他没有选择毛，也没有选择蒋，他选择的是国。”“国？”“国！中华民国。”而如今“国”只是想象中的国，“隔江犹唱后庭花”和“将军空老玉门关”都只是一厢情愿和自欺欺人罢了。张大春1975年写过短篇名篇《将军碑》，讲一个国民党的将军，应该已经死了，有坟墓，有碑，却好像总是活在现在，能够随时看到死后自己的家人和儿子怎么看待他，又能看到过去自己戎马生涯的岁月。他既疯又神，像是神志不清，又像是真的能穿梭回过去，回到过去的沙场上，他恨自己无法扭转历史，回到未来的子女身边；又恨他们开始学习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这是对自己最彻底、最无情的背叛。张大春写得刻薄：“将军已经无视于时间的存在了，他通常在半夜起床，走上阳台，向满院阴暗招摇的花木挥手微笑，以示搭理。到了黄昏时刻，他就举起望远镜朝太平山一代扫视良久，推断土共或日本鬼子宿营的据点。如果清晨没有起雾和落雨的话，他总是穿戴整齐，从淡泊园南门沿小路上山，看看多年以后，他的老部下们为他塑建的大理石纪念碑。”回看过往，白先勇看到的是繁花落地的苍凉，以及那片脆弱之极的美。而张大春，作为新一代台湾作家，看到的只是环绕在这个小岛上黏稠稠、湿漉漉、挥之不去的乡愁。白先勇对父亲的了解，大部分来自于他十四岁到二十五岁之间和父亲十一年的相处。十四岁那年，他第一次到台湾。他说：“台湾好丑，什么都破破的，旧旧的，又热，但是却那么有生命力，所有的草都长得那么高。”我问：“相对于大陆，台湾这些年来的变化其实挺小的吧。”“那是你们看来，在我看来，变了好多好多……”白先勇目光变得游离，不知道飘到了什么地方。他的记忆是一部庞杂、浮游又不断变化的历史。他出生在广西桂林，逃难的时候去过北平、上海、南京，还在香港读过两年书，在台湾生活过十一年，人生剩下的时候都在美国。可他从来不认为桂林是他的家，也不认为台北是他的家，就连回到美国，也觉得没什么家的感觉了。记忆在飘忽，仿佛自己有灵魂一样在游园，偶尔惊梦。1987年，白先勇到上海复旦大学讲学，看了昆剧团的《长生殿》，结束之后，邀请大家吃饭，上海饭馆全都客满，忽然有人提议去“越友餐厅”。那家餐厅在汾阳路150号，是他们从前在上海住的老房子。时隔三十九年，请客居然请到自己家里去，比戏还像戏。还是80年代，他重游南京，南京大学宴请，选在了“美龄宫”——当年宋美龄的别墅。大家谈笑之间，白先勇越来越觉得周围环境似曾相识，想起来应是1946年12月，宋庆龄开圣诞派对，母亲带着兄弟姐妹参加，就是在这里。虽然同样是短袄长裙的打扮，但是宋美龄黑缎子绣着醉红海棠花的衣服就是比别人好看。派对的高潮是老人分礼物，每个人得了一个装着糖果的红袋子。四十年后，白先勇重新回到这个地方，仍然是觥筹交错欢声笑语，宋美龄卧室的绿绒沙发甚至都保持着原样，真让人有彻底的时光错乱感。在方所的讲座结束，主办方在广州一处水上的餐厅宴请白先勇。白先勇打量着四周的廊桥与水畔，说：“这个地方，我从前好像来过……”他眯起眼睛，目光变得湿润而游离，不知道要看回到多少年前，过了一会儿，他忽然疲惫道：“算了，想不起了，不想了。”白先勇大概是天生的小说家，他对时空有种天然的抽离感，大脑沟壑如时光隧道，空间在其间穿梭和变形，人世更迭，前世忘了今生，不辨荣辱盛衰。他小时候曾经生过传染病，一病就是四年多，被隔绝在高楼上，唯一被允许的爱好，就是拿着望远镜往窗外看去。嘉陵江发大水，他拿着望远镜看到房屋人畜被江水吞没，竹筏上男男女女手忙脚乱，却没办法，只能干着急捶床，眼看着许多生命消逝。人生就是无奈无常，无望无告，与无计可施——白先勇大概就是那个时候体会到的。白先勇成绩好，少年时抱着兴修三峡大坝的念头保送到成功大学水利系，读了一年，虽然分数第一，却始终觉得不适合自己，瞒着父母退学，考取了台湾大学外文系。在台大外文系，白先勇和陈若曦、欧阳子等同学组成了“南北社”，合办了杂志《现代文学》，白先勇任发行人，社址就在白公馆。白先勇铭记父亲所说的“做事要有始有终”，把杂志艰难维持了很久，为了筹钱，去放高利贷，还卖掉了坐落在大坪林一户属于他的房屋，自己出书也不领版税，全部拿来办杂志。《现代文学》的创刊号介绍的是当时还不为人所知的卡夫卡，发刊词叫做《致我们的子孙们》。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们，气魄已经非常大。十六岁的三毛在《现代文学》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惑》，白先勇回忆第一次见她。她穿着苹果绿的连衣裙，剪着一个赫本头，在人群中显得惊慌失措，需要保护。他不知道的是，就住在路口转角处的三毛，已经看他进进出出热闹的白家很多回，而羞于打招呼。在《现代文学》上发表《壁虎》的施叔青才十六岁，用笔已经凌厉非常。白先勇第一次见到李昂时，她推着一辆旧脚踏车，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倔强少女模样。谁知道她日后会写震撼老辣的《杀夫》。捏着一摞《鬼·北风·人》向白先勇投稿的王祯和脸上还全是羞涩，没想到这篇文章很受张爱玲喜欢，到台湾来还专门去拜访王祯和。王祯和后来回忆说：“我还记得她在我家，捧着木瓜，用小汤勺挖着吃，边看《现代文学》，那样子是那么悠闲、自在。二十五年过去了，那姿态我居然还记得那么清晰，就觉得她什么都好，什么都美。”对那时候的白先勇来说，张爱玲并不是什么文坛上的神，只觉得她很瘦，脸上的神情淡淡的，像古画上走下来的人。白先勇也在写作，大学毕业之前，已经写了《我们看菊花去》《月梦》和《玉卿嫂》等短篇小说。大学毕业服兵役期间，他写了《寂寞的十七岁》。小说结尾，苦闷迷茫的男主人公在公园里被一个男人亲吻双手，“我没有料到他会这样子。我没想到男人跟男人也可以来这一套。”白先勇曾经这样形容同性恋在少年时候的痛苦：“当青春期如狂风暴雨侵蚀你的身体和内心时，你和其他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一样，你渴望着另一个人的爱恋和抚慰，而你发觉你爱慕的对象，竟如你同一性别，你一时惊慌失措，恐怕不是短时期内能够平复的。你无法告诉你的父母，也无法告诉你的兄弟，就连你最亲近的朋友也许你都不肯让他知道。因为你从小就听过，从许多人的口中，对这份爱情的轻蔑与嘲笑……”《寂寞的十七岁》是《孽子》的前奏，是疯狂前的迷惶和挣扎，是与道德鏖战前的与欲望的鏖战。白先勇随即写了《孽子》，讲一群台湾同性恋少年的故事，以二二八公园为自己的黑暗王国。即使暂时逃避到挡风避雨的乌托邦——或是索多玛城，仍然会有接触现实的瞬间。《孽子》里写男主人公护送母亲的骨灰回家，站在阴暗潮湿的客厅，看见父亲的靠椅，“我突然感觉到窒息的压迫，而兴起一阵逃离的念头。我要避开父亲，因为我不敢正视他那张痛苦不堪灰白苍老的面容。”“《孽子》中的父亲傅崇山有白崇禧先生的影子么？小说中的角色也曾经是国民党高官。”我问。“怎么可能，怎么可能？”白先勇先生仰头笑道。白先勇在五十五岁的时候坦诚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他说在父亲生前，他们并没有谈过这个话题，但他相信父亲如果知道，也会接受，因为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能让孩子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