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对话录-申辩篇-38

自己的无知。这就是苏格拉底使用的辩证法，也是“辩证法”一词的原始含义。柏拉图的早期对话几乎全是这种苏格拉底式的辩证法的具体运用和精采表述。原来苏格拉底所要探求的并不是某一特殊的可以称为正义或勇敢的道德行为，而是正义作为正义或勇敢作为勇敢的普遍的本质定义，它不是依某个人或某些人的爱好，也不是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它应该是普遍适用的，在同类事物中只有一个，它是纯粹的，是永恒不变的，是绝对的。这样的正义或勇敢（的本质），是只有理性才能认识，感觉无法认知的。人从感觉产生意见，它是不确定第 538 页，一般译为“理念”。的，甚至是虚幻的；只有从理性才能产生确定的真正的知识，才能认识客观真理。柏拉图发展了苏格拉底的思想，将理性提高到最崇高的位置，可以说他将“人是万物的尺度”又提到“只有人类理性才是认识和评价万物的最高准则”的高度。柏拉图将每一同类事物的本质定名为柏拉图在有些对话中是将它解释为思想中主观的“念”的，但在更多处却说它是理性认识的对象，是客观的存在，所以有人主张译为“型”或“相”，本书均译为“相”。对于苏格拉底提出的什么是正义或勇敢的问题，柏拉图认为正确的回答应该是正义有“正义的相”，勇敢有“勇敢的相”。他由此创立了被称为“相论”的理性主义的哲学体系，主要见于他的中期对话《斐多篇》和《国家篇》。这在西方哲学史上，是现在能够见到的最早提出的完整的哲学体系。两千多年来，它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影响几乎是无与伦比的，对世界哲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柏拉图的相论中出现了两个世界：一个是相的世界，另一个是现实的世界；前者是真实的，后者是变幻的。这样便发生了这两个世界的关系问题：它们是不是相互分离的？这就是说，相的世界是不是也和现实世界一样，是独立自存的？早在柏拉图的学园内部，在他的学生们中间就已经为这个问题发生争论，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便有两处批评柏拉图将“相”和具体事物分离的学说，他认为普遍只能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而不能在具体事物之外独立自存。这个问题是哲学史上著名的所谓分离问题，两千多年来许多哲学家一直围绕这个问题争辩不休。这个相和具体事物的关系，从本体论说，就是普遍和个别的关系；从认识论说，就是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的关系；从政治和伦理生活说，也就是理想和现实的关系。这些都是历代哲学家、思想家永恒讨论的话题。第 539 页柏拉图既是哲学家，又是文学家、诗人，同时又是热衷于政治的思想家。他很想将他那套应该根据理性标准建立的政治体制在现实世界中实现，为当时混乱纷争的希腊城邦树立一个样板。为此他三次远赴西西里，希望那里的叙拉古城邦的执政者能够接受他的教导，按照理性治理城邦。结果是一次次都失败了，他只能返回雅典，在他创立的学园中著书立说。他最负盛名的对话《国家篇》大概是他返回雅典之后写成的，比较完整地论述了他的理想的政治制度。他认为一个城邦是由三部分人分工组成的：一部分是统治者，他们必须具有最高的知识，表现人的理性，智慧是他们的美德，由此柏拉图提出了所谓“哲学王”的想法；第二部分是保卫城邦的武士，表现人的激情，他们的美德是勇敢；除此以外的一般公民，表现人的欲望，接受理性的指导和武士的保卫；如果这三部分人都能正确地负起各自的职责，和谐共处，便是节制的美德。一个城邦如果能够达到这样的程度，便是实现了城邦的正义。这样，柏拉图对“正义的相”作了一个具体的说明，使它不再只是一个空洞的名称了。在当时希腊诸城邦中，柏拉图比较服膺斯巴达。斯巴达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方面虽然比较落后，还保留了原始公社的不少残迹，比如没有私有制，财物由全体公民共享（农牧业劳动是由被他们征服的异族奴隶承担的），婴儿也由公社共养等；但是斯巴达崇奉尚武精神，养成精锐善战的军队，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大获全胜，战败了雅典，夺取了希腊城邦盟主的地位。柏拉图因此设想在他的理想城邦中男女间可以任意相处，生产的婴儿应该共同抚养和教育；没有私有财产，尤其是担任行政职务的统治者更不应该有私人的房屋和土地，他们只能从公民那里得到作为服务报酬的工资，大家一起消费。这就是柏拉图提出的共产、共妻、共子的主张。（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批评他，说这种主张是违背人的固有天性第 540 页）创造宇宙的学说。它在历史上起了的。）人们已经从仰望神话中的天国，转变为要开始设计地上人间的乐园了。柏拉图是这种理想主义在西方的最早创始者。拉图相论的批评是一致的。这是不是表示柏拉图的思想是有发展变化的，现在公认他的对话可以分为早期、中期和后期。早期对话主要表现苏格拉底式的辩证法，中期对话建立柏拉图自已的相论，这些是清楚的，是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但是后期对话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呢？在学者中就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有的说是他原有相论的发展和扩大，但是不少学者指出：在较前的后期对话《巴门尼德篇》的第一部分中，巴门尼德对少年苏格拉底的相论提出了严格的批评，在这些批评论证中有一些和后来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已经发现了自己相论中存在问题，因此加以批评？他是要否定原来的相论呢，还是仅仅要作一些修正？如果我们将他后期对话中的一些论点和中期对话中的论点作比较，确实可以发现它们有许多不同之点。比如：在他的相论中，从感觉得到的意见和由理性得到的知识是绝对对立的，但是在《泰阿泰德篇》中，他却认为由意见也可以产生真的知识。他原来强调只有智慧才能得到真正的善和幸福，感情和欲望只能服从理性知识，但在《斐莱布篇》中，他却论证善是智慧和快乐的结合。在他的相论中，更多注意的是伦理和政治方面的问题，有关抽象的概念和范畴的讨论不多，但在后期对话中，对于抽象的范畴或“种”，如，一般译为“存在英文”，有人主张译为“是”）“、一”“、动”和“静”、“同”和“异”等，几乎经常成为思辩讨论的重要题目。又如在他的相论中，主要讨论的几乎都是涉及人和社会方面的问题，对于早期希腊哲学集中讨论的关于万物的本原即自然哲学的问题很少提到，但在后期对话《蒂迈欧篇》中，他却提出了一个完整的宇宙论体系，由创世者（很大作用，被早期基督教哲学家奉为理论基础。在政治思想上，柏第 541 页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哲学王，主张贤人政制（ 这个字，希腊文是指由出身好的人担任统治，这个“出身好”既可以理解为出身于高贵的家族，便可以译为贵族政制，柏拉图便被说成是一个“反动的奴隶主贵族的哲学家”；但也可以理解为赋有好的品格，便可以译为贤人或好人政制；统观全文，柏拉图显然是在后一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他主张实行人治。但在实践中一再失败以后，他大概认识到这样的贤人是可想而不可得的，在后期对话《政治家篇》中表现出从人治转向法治的思想，到他最后也是最长的对话《法篇》中，他批评斯巴达只崇尚武力和战争，不知道城邦最好的状态是和平；认为不能给统治者以过分强大的权力，必须对他们进行监督和限制，因此城邦必须制定详尽的法律。《法篇》为理想城邦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规定了法律条款，成为后来罗马法的蓝本。柏拉图的政治思想已经从人治转为法治。柏拉图的后期对话不仅在内容上和他的早、中期对话有很大不同，而且在写作的文字形式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早、中期著作中，对话形式非常明显，一问一答均简明扼要，生动活泼，富有文学色彩；而在后期著作中却常常从简短的对话变成冗长的独白，如《蒂迈欧篇》便通篇由主要发言人蒂迈欧长篇大论地申述他的宇宙论学说，是一篇具有深刻思辩的、却又有点枯燥乏味的哲学论文，失去了对话的文学意味，《法篇》也有类似的情况。再有，便是苏格拉底在对话中的地位也有了明显的改变。在早、中期对话中，苏格拉底是其中的主角，领导主宰谈话的进程；但在后期著作中，他的地位改变了：在《巴门尼德篇》中，少年苏格拉底是被爱利亚学派的老哲学家巴门尼德批判的对象；在《智者篇》和《政治家篇》中，主宰对话的是一位由爱利亚来的客人，少年苏格拉底成为被追询的对象；在《蒂迈欧篇》中，苏格拉底仅在开始时作为主持人出现，指定蒂迈欧发言，接着便全部由蒂迈欧讲述；到最后的《法篇》中，第 542 页年代便已译有柏拉图对话年出版后期对话《泰阿泰德》在对话者的名单中便根本见不到苏格拉底的名字了。从这个对话名单中，我们可以设想柏拉图的哲学兴趣似乎已经从以继承和发展苏格拉底的思想为主，转向爱利亚学派的思想了。我国过去对柏拉图哲学的翻译、介绍和研究，一直集中于他的早、中期对话，尤其是被称为“理想国”的《国家篇》；对他的后期对话中的思想，很少被提及和重视。但是他的后期思想在古代希腊思想的发展史上，以至在整个西方思想的发展史上都起过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在这里多讲了一些，希望能够引起研究柏拉图的学者的兴趣和重视。虽然这些后期对话的译文在《全集》第一卷中是看不到的，要在以后几卷中才能读到。在我国，将柏拉图的对话译为中文还是开始得比较早的，的译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吴献书先生译的《理想国》（即《国家篇》）、郭斌和、景昌极先生译的《柏拉图五大对话集》、张师竹先生初译、张东荪先生改译的《柏拉图对话集六种》相继出版。他们译的都是柏拉图的早、中期对话，并且都是用文言文翻译的。其中除郭斌和先生用希腊文译校外，其余均根据英译文转译，主要是和娄卜丛书的希、英文对照的《柏拉图文集》中的英译文。我国近代翻译界先驱严复先生的后裔严群先生精通希腊文，是本书译者王晓朝的尊师。他早在，多种，解放后一再修改润色，于和《智术之师》（即《智者篇》年出版早期对话三种， 年严先生去世后，经学生整理，于年又出版对话三种，其中包括后期对话《费雷泊士》（即《斐莱布篇》）。严先生的译文也使用严复的文言文体。译文以希腊原文为基准，根据娄卜丛书的《柏拉图文第 543 页年代有很大的发展。年以后集》，参考公认的权威英译本。我国的哲学翻译工作在陆续出版的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的一套《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完全用白话文翻译，在《古希腊罗马哲学》中，将柏拉图对话中的许多重要论点分别作了摘译，译者是任华先生，主要根据的也是娄卜丛书本。年郭斌和先生和他的学生张竹明先生用白话文翻译《理想国》全文出版，他们根据的是娄卜丛书本和牛津版的希腊原文，并参考了多种英译文。年出版了朱光潜先生翻译的《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他将柏拉图前后期七篇对话中有关文学艺术的论述全文或部分地译出。年又出版了杨绛先生翻译的《斐多》。这两位文学大师虽然是根据英、法译文转译的，但他们的中译文当然是非常精美的，表现了柏拉图著作的文学风采。此外还应当指出， 年由苗力田主编，作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的《古希腊哲学》选译本中，对柏拉图的中、后期的重要对话中的重要内容，都作了选译，这部分负责编译者是余纪元，他根据的主要是娄卜丛书的希腊原文。从以上并不完备的介绍中，可以看到柏拉图对话的中文翻译虽然至今还不够完全，但是不断有所前进：译文从文言转为白话，向更有规范的现代汉语发展；翻译从英、德、法文转译趋向根据希腊原文；翻译的范围也从早、中期对话扩大到后期对话。这些变化为现在翻译《全集》开辟了途径。在以上介绍前辈学者的译著中，我没有提到年出版的陈康先生译注的《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因为我认为陈先生这部著作并不是一般的翻译作品，应该说它是用中文写出的、对柏拉图《巴门尼德篇》作出创造性阐释的研究性专著。柏拉图的这篇对第 544 页话全集》的编者话，两千多年来被学术界认为是一个最大的谜。它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老年哲学家巴门尼德批评少年苏格拉底的相论，第二部分是巴门尼德引导少年苏格拉底进行思想训练，提出八组假设的逻辑推论，得出不同的结果。从古至今学者们一直在争辩：被批评的少年苏格拉底的相论是不是柏拉图自己的相论？第二部分的八组逻辑推论是什么意思？它和第一部分又有什么联系？许多学者作出各种猜想，都没有能解开这个谜。当代哲学史家格思里在他著名的《希腊哲学史》第四、第五卷中对柏拉图的每篇对话都作了详细的论述，但他认为要理解《巴门尼德篇》的目的，实在是很困难的，因此对它的第二部分只写了短短三页，没有作认真的解释。王晓朝翻译这部《全集》主要参考用的英译本《柏拉图对汉密尔顿为《巴门尼德篇》写的提要中也说：这篇对话给读者带来极大的困难，它那些不断在字面上变动的论证实在令人难以理解，例如他说的“‘一’在时间中变得比自己年老些时，也就比它自己年轻些”等等。对于这篇几乎令所有学者感到困惑的对话，陈先生提出了他自己的解释。陈先生认为了解这篇对话的关键就是所谓分离问题，哲学史一般都认为在柏拉图的相论中，相和具体事物是相互分离的。年陈先生在德国柏林大学作的博士论文《亚里士多德论分离问题》对此作了深入的研究，他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著作中所有关于分离的论述全部集中整理、分类研究，发现分离问题的实质是自足，像两个具体事物甲和乙可以彼此分开，在空间中独立自存，才是所说的分离。而柏拉图的相乃是事物追求的目的，它和事物只在尊荣和价值上有高低程度的不同，彼此间有距离，而不是空间上的分离。陈先生以这个观点分析《巴门尼德篇》中少年苏格拉底的相论，认为少年苏格拉底是明确主张相和具体事物之间是互相分离的，他将相看成和具体事物一样，也是在空间中独立自存的，第 545 页“ 一”、整体和部分、动和静、同这就是将抽象的相也物体化了，因此无法说明相和具体事物的联系和结合，他的相论只能被巴门尼德驳倒。陈先生认为少年苏格拉底的相论并不是柏拉图自己的相论，它们是有根本区别的。他还专文考证少年苏格拉底的相论大约是当时柏拉图学园中某些人提出的主张。这样，问题便集中到分离和结合的关系上：相和具体事物是分离还是结合的？在什么情况下它们相互分离，什么情况下可以结合？《巴门尼德篇》的第二部分中的思想训练，便是以八组虚拟的逻辑推论形式研究这个问题。它是从第一部分中引申出来的，所以这两个部分有密切联系，由它们组成的这篇对话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但是在这八组推论中，柏拉图首先提出的却不是相和个别事物的结合和分离，而是抽象的相和相之间的结合和分离问题。因为在柏拉图原来的相论中，每一类事物的同名的相如“人的相”和“大的相”，也是彼此独立的，柏拉图并没有专门讨论它们之间的关系。不过在《巴门尼德篇》中，柏拉图将同一类事物的普遍的相改为最普遍的范畴，如“是（“一”和“是”作为虚拟推论的前提。第一组推和异、大和小等等，讨论它们之间的结合和分离问题。他先选择两个最普遍的范畴论的前提是：如果一和是不结合，只是孤立的一，那么它便不能和许多对立的范畴如整体和部分、动和静等等相结合，它便什么都不是，甚至也不是一自己。第二组推论的前提与之相反：如果一和是互相结合，那么它便可以和许多对立的范畴相结合，甚至它既是知识，又是感觉，又是意见。以后的推论实际上说明了：具体事物就是这些普遍范畴的集合体。这些结论都是经过复杂的逻辑推论才得出的，上述汉密尔顿提出的年龄问题，便是第二组推论中的第个推论。柏拉图以相当复杂的逻辑步骤论证：一和是相结合，便也可以和“年老些”与“年少些”这对相反的范畴相结合。第 546 页陈先生不但为这个推论中的每一逻辑判断作了详细的注释，而且还写了一篇专文《柏拉图年龄论研究》（载《陈康论希腊哲学》）。陈先生对《巴门尼德篇》所作的解释，在柏拉图其他后期对话中可以得到佐证。其一是在《智者篇》中的“通种论”。柏拉图选取了在《巴门尼德篇》中出现过的三对对立的范畴（他称为“种”）：是和不是、动和静、同和异（这些都是在其他后期对话中也经常提到，作为重要讨论对象的），用详细的逻辑论证，证明它们是彼此相通，即可以互相结合的。在《巴门尼德篇》中，这种结合还只是虚拟的可能性，到《智者篇》中， “通种论”已经变为正面的证明了。佐证之二是在《斐莱布篇》中，柏拉图将“划分”和“结合”的方法提高到“辩证法”的高度。在柏拉图的对话中，关于辩证法有三种不同的说法：在早期对话中，他说的辩证法就是这个字的最初词义，即苏格拉底的对话问答法。在中期对话《国家篇》中，他认为辩证法是高于其他一切学科的学问，它能认知“相”以至最高的“善”，相当于后来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第一哲学”，不过他不称为哲学而称为辩证法。但对于这门学问的具体内容，他没有作深入的探讨。到后期对话《智者篇》和《政治家篇》中，爱利亚的来客要少年苏格拉底为智者和政治家下定义，定义的方法叫二分法，即将事物不断划分（分析），如《智者篇》中将事物分为生物和无生物，生物又分为动物和植物，动物又分为两足的和四足的；将这些分析的结果综合起来， “两足的动物”便是“人”的定义。在《政治家篇》中对此加以纠正，说只有在合适的点（即“种”）上划分，才能得出正确的结果。如果只将动物分为两足的和四足的，并不能显示人的特征，反而将鸟和人分到同一类去了；必须将两足动物再分为有翼的和无翼的，只有“无翼的两足动物”才是人的定义。（这就是人类最初认识的科学分类法，后来亚里士多德经常举这个例子。）作为政治家，他具有第 547 页（希腊文）的一的知识应当和工人、农民、医生的实践知识不同，是理论性的；但他的理论知识又不是评论性的，而是指导性的；政治家是统治人的，但统治又可以分为“依靠暴力”和“根据自愿”两种，依靠暴力统治的是暴君，只有根据公民自愿统治的才是真正的政治家。柏拉图认为只有这样，既从相似事物中分析它们的差别，又能综合把握它们的共同性，即既能从一中看到多，又能从多中把握一，能够将一和多统一起来的，才是“真正的辩证法，它能够使人更好地通过理性发现真理”。柏拉图在后期对话中所说的这第三种辩证法，实际上就是分析与综合的辩证法，也就是寻求一和多的辩证关系的方法，是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自从柏拉图提出以后，首先为亚里士多德所接受，成为他进行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古希腊爱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首创和“一”作为最普遍的范畴，讨论它们和其他普遍范畴元论，提出“是”和“不是”是辨别命题的真和假的标准。柏拉图在早、中期对话中对此没有专门重视，直到后期对话《巴门尼德篇》开始，将辩证法。柏的分离和结合的问题；在其他后期对话中更不断深入讨论普遍范畴间的分析和综合的问题，认为这是最高的哲学的问题，提出研究最普遍最纯拉图的后期思想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很大的影响作用。亚里士多德专门研究粹的（希腊文）即是“第一哲学”的任务，从而在西方哲学史上开创了（一般译为“本体论”，现在也有人主张译为“存在论”或“是论，，）。他的主要研究方法就是对作了各种分析和综合，比如将它分析为本体（实体）及其属性年版。①参看汪子嵩：《柏拉图谈辩证法》，载纪念贺麟先生的生平与学术的《会通集》，三联书店第 548 页的发现或观点的发展，研究的结论先后会有所不同。性质、数量、关系等十个范畴，分析为形式与质料、本质与偶性、潜能与现实等等，然后又将它们综合起来，研究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不过柏拉图的分析与综合和亚里士多德的分析与综合有一点重要的区别：柏拉图对它们主要是作抽象的逻辑推理，亚里士多德却特别重视根据经验事实对它们作推理论证。柏拉图在《巴门尼德篇》第二部分所作的抽象范畴间的逻辑推理，可以说是后来黑格尔的《逻辑学》的先河；而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学说，可以说是为当时哲学和科学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当我们仔细阅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时， 可以发现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无论是形而上学、自然哲学、逻辑学以至伦理学和政治学，都深受柏拉图后期对话的思想影响，其中有些是对柏拉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有些则是批评和修正。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当代西方学者们的研究已经证明：当青年亚里士多德到雅典进柏拉图学园学习时，进入老年的柏拉图已经开始撰写他的后期对话了。因此我们必须研究柏拉图的后期对话，才能理解从柏拉图哲学向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发展过程，才能理清从巴门尼德开始的，经过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发展线索，才能说明西方哲学中本体论的开创和形成。陈康先生一贯认为：学术研究的内容是会变动的，随着新资料他认为重要的乃是研究的方法。他将他的研究方法概述为： “每一结论，无论肯定与否定，皆从论证推来。论证皆循步骤，不作跳跃式的进行。分析务必求其精详，以免混淆和遗漏。无论分析、推论或下结论，皆以其对象为依归，各有它的客观基础，不作广泛空洞的断语，更避免玄虚到使人不能捉摸其意义的冥想，来‘饰智惊愚’。研究前人思想时，一切皆以此人著作为根据，不以其与事理或有不符，加以曲解（不混逻辑与历史为一谈）。研究问题时，皆以事物的实况第 549 页一切皆取决于研究的对象，不自作聪明，随意论断。为准，不顾及任何被认为圣经贤训。总之，人我不混，物我分清。年前，陈先生将当时欧洲大陆流行的这种严格的学术研究方法介绍进中国，他用这种方法研究译注了这部柏拉图的《巴门尼德篇》。王晓朝告诉我：在翻译这部《柏拉图全集》以后，他们几位年轻的学者还将对柏拉图的对话，分篇进行研究注释。我想，这将是大大推动我国希腊哲学史研究的好事。翻译和研究本来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翻译必须先对原著的逻辑有所研究和理解，所以是以研究为基础；研究既然用中文写出，也就必须对原著有所翻译。现代西方学术界对于研究古典著作又提出了新的研究方法，如分析法、解释法等。现在中西方学术交流日益频繁，我国的年轻学者们既可直接接受西方的学术训练，又经常参加国际学术活动，当然可能以新的研究方法创造出新的研究成果，既参考借鉴前辈学者的经验，又超过前辈学者的成就。从年代我们开始编写《希腊哲学史》起，王晓朝就参加了我们的工作，并为该书第一卷编写“译名对照表”。他在原杭州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便已从严群先生修习古希腊文；后来在英国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又专攻古希腊文两年。他的希腊文根底，应该说是比较着实的，但他还谦虚地说： “译者至今仍未能达到抛开辞典和各种已有西文译本，仅依据希腊原文进行翻译的水准。”他以娄卜丛书《柏拉图文集》的希腊原文为基准，参考了学术界公认的权威英译本。这种态度是实事求是的。我只读了其中之一短篇对《陈康哲学论文集》“作者自序”，台湾联经年版。第 550 页话，对他的译文不能妄加评说。好在译者以极为诚挚的态度，欢迎读者的批评。我认为要使我国的学术研究繁荣起来，学术批评是必不可少的。不过学术评论必须建立在正确的态度上，应该是经过读书研究，采取平等的切磋讨论的方式；而不应该是盛气凌人、毫无根据地扣大帽子的“大批判”的方式。第 551 页柏拉图（公元前年一前柏拉图的思想影响很大，但记载他的生平的史料不多。人们介绍他的生平主要依据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年）是古希腊最有代表性的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大文学家、大教育家。他的思想与著作（主要是对话）对西方哲学理念与整个文化的发展发挥过重要作用，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把他在西方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比作中华文化传统中的孔子丝毫也不过分。希腊文化是西方文化的两大源头（古希伯来与古希腊）之一，是古希腊人留给全人类的一笔巨大的精神遗产，而柏拉图对话就是希腊文化宝库中最有代表性的宝藏。柏拉图对话不仅属于西方人，而且也属于全人类。翻译柏拉图对话不需要花很多篇幅去说明理由。但是，为了帮助广大读者阅读和使用这部中译《柏拉图全集》，译者有义务提供相关背景材料。学说》和柏拉图自传性的《第七封信》。《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①本文撰写时借鉴了范明生先生的《柏拉图哲学述评》和汪子嵩先生等撰写的《希腊哲学史》中的相关部分，特致谢意。第 552 页。据说，他的体育老师）家族。柏拉图属于梭说》的作者第欧根尼拉尔修是公元一世纪的传记作家。他记载了众多希腊哲学家的思想和生平，全书共十卷，其中第三卷全部用于记载柏拉图，共节。柏拉图的《第七封信》是柏拉图传世书信（共封）中最长的一封，大多数学者承认这封信是柏拉图真作，把它当作可靠的史料进行研究和引证。柏拉图（ ）于公元前年月日出生在雅典附近的伊齐那岛。他的父亲阿里斯通（ ）和母亲珀克里提俄涅（。母亲出自梭伦（）都出自名门望族。父亲的谱系可以上溯到雅典最后一位君王科德鲁斯（伦的第六代后裔。柏拉图原名阿里斯托克勒（）和见他体魄强健，前额宽阔，就把他叫做柏拉图，而在希腊文中“”的意思就是宽广。柏拉图有两个哥哥阿得曼图（格劳孔（ ，在柏拉图对话中常有出现。柏拉图还有一个姐姐名叫波托妮，她是后来柏拉图学园的继承人斯彪西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