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的定义-3

野上弥生子表明的一个时代的意识，实际上就是日本一脉相承长达百年之久的现代化意识。我以为通过她的作品和她的全部生涯，才能实实在在地理解百年现代化的时代和意识，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她的作品的历史重要性是无可动摇的。实际上，读《迷路》直接感受的经验与喜悦是丰富多采的，我怀着一腔敬意读它，而且我还从小说看到它富有极其罕见的通俗性。具备堪称一种才能的通俗性，这样的作家往往与时代的权力结合开始起步的，但是野上弥生子却有比权力更大的视野，这才是百年现代化进程之中独具明察的思想家。现实告诉我们，在这百年现代化之间，和野上弥生子比赛持久竞走而未落伍的强权还不曾有过。唯一的一个象征性权力天皇制，一直保持下来——战前也统帅军部而有绝对权力的天皇既然是神，就更只有象征性的权力，我说新宪法的象征一词的多义性是有所考虑的——这一点，应该提到。唯其如此，野上弥生子的作品《迷路》上明示了野上独自明确的天皇观，就是理所当然的了。构成《迷路》中心的青年男女们，各有时代的刻痕，每个人都是时代意识多样表现的一个侧面，生与死的痛苦接连不断。政界和金融界干将里的中年男士们和他们的妻子，也不可能在时代浪潮之中有自由。但是，有一位专心致志于能乐①研究，除此之外心不旁鹜，超然于时代，而且对于未来独具透彻的现实主义眼力的老人江岛宗通。他对于在樱田门遭到暗杀的祖父深深敬爱，比对待其他所有政治权力的中枢人物，态度还是一贯的。“对，大家干的都不错。幕府的没落，明治维新这一旋转舞台上，趁着祖父这位近江太守之死②，日本出现的新动向，萨长两大藩镇③自然无须多说，不论敌人，也不论自己人，甚至支持幕府的一派，甚至德川一门④，甚至天皇家族，无不各施其技。——宗通的思维仿佛水到了冰点一样冻结了。他只想在当今的社会太平无事地生活下去，甚至把很难想象的事都考虑到了。”①日本歌舞剧之一种——译注。②近江，古国名，即现在的滋贺县。太守之死，指万延元年（１８６０）三月三日，江户幕府的最高执政长官井伊直弼于樱田门前被刺身亡一事——译注。③萨长两大藩镇，即萨摩藩镇和长门藩镇。这里指的是两个藩镇联合起来，于１８６６年结成的推翻幕府的同盟——译注。④德川一门，指德川幕府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及其以后世袭将军的一族——译注。从樱田门前暗杀幕府高官的万延元年起，不足百年的现代化迅速走向了法西斯时代。这段历史的示意图，《迷路》作了反复的展示。我自己也写了题为《万延元年的悬案》的小说，主题是描写从樱田门到百年之后的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斗争的这一年，也就是１９６０年。当时我就知道，三宅雪岭把他的《同时代史》的起点选定为万延元年。我由此想到，他的意识深处是否蕴藏着从《迷路》上得到的暗示，具体地说就是他在大学时代读杂志上连载的《迷路》，从第一期一直读到最末一期。我是在昭和３１年①杂志《世界》上读完《迷路》的。然而小说中的时间是从昭和１０年东京帝国大学②５月狂欢节开始，直到昭和１９年冬，《迷路》开始发表的年代是昭和１１年，这一点，我以为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是必须特别予以注意的。岩波文库版的“后记”上，野上弥生子说《迷路》里几乎没有特定的原型，但她紧接着却说：①昭和年数加２５即等于公元年数。昭和３１年即公元１９５６年。以此计算，以后不再加注——译注。②现改名东京大学——译注。如果说我的构想中有什么原型，那么，卷进昭和６、７年日本左翼思想指导之下的狂飚运动中的青年一代，可以说个个都是原型。当时的学生运动虽说其根据是唯物史观，但就其本质来说，它是一种精神主义的运动，这个观点，我至今不变。野上弥生子对于昭和６、７年的学生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被强制转向①而受到伤害的青年们的命运，仅仅四五年之后便断然进行追踪调查而开始写小说。而且把他们置于同一时代逐步走向法西斯的形势之中，她自己则仿佛一步一步地脚踏时代的惊涛骇浪，动笔写起了《迷路》这样的宏篇巨制。这的的确确是在巨大的勇气和使命感鼓舞之下的庄严出发。后来因为战时控制言论和野上一家的情况，写作小说的工作不得不中断。我以为，假如战争时期继续写下去，《迷路》可能就是一部每天报告当地情况的同时也描写法西斯日渐抬头，朝着败局猛进，和现在这样安定的现代史观截然不同的作品。①这里指的是被法西斯政权机关逼迫放弃共产主义思想、立场的人——译注。但是，在时代激烈动荡之中，把受到伤害的青年们重新振作的事，写成故事从昨天开始又从今天写向明天的作家这份立意，只能说确实不同凡响。如果从现在的角度来说，因为参加全国学生共同斗争运动受到伤害而沉默下去的青年们，还没有描写他们重新振作的文学作品，如果考虑到这一点，这部作品又立刻成为有现实意义的作品而为大家接受了。描写受到伤害者们所受的伤害以及为此而持沉默态度的作品应该由他们自己写，我知道一定会立刻受到这样反驳。尽管如此，但它仍然是作家们的课题，而且野上弥生子在昭和１０年左右就决心动笔写了。然而５０年之后的现在却没有任何一个人作这样的事，这不能不说日本文学的现状存在显而易见的缺陷。野上弥生子开始写《迷路》的时候，绝对必要的巨大勇气是怎样鼓起来的呢？我想，她对于许许多多的青年受到伤害之后而沉默下去，并且被迫走向法西斯战争，许多青年相继死于战争的现状，强忍着痛苦思考它、注视着它，她终于站在那些青年们母亲的立场上，从而激发起巨大勇气。我想说，母亲的力量，女性的力量，典型的表现之一在这里发挥了强大的作用。《迷路》是表现男女青年这些出场人物一个个相继死去的小说。作者在“后记”中说，她曾经想把这部长篇小说改写一遍，甚至说：“第一第二两个出场人物不死就好了，如果是现在，也许让许多的人获得新生。”但是我必须说，野上弥生子批判现实的心和时代是紧密相连的，所以她不能不从法西斯兴起直到彻底垮台，不得不一直看着那么多年轻人死去，而且还必须提到，她不得不满怀着痛恨的心情描写他们。小说《迷路》最高潮是它的结尾部分，主人公菅营野省三在中国战场上想脱离日军投奔延安，于是处于中国游击队、日军双方迎击与追击的交叉火网之中。小说是这样描写菅野在此火网中奔跑的场面的。“别朝我开枪！我是你们的朋友！”从两侧打来的子弹，从后面打来的子弹撕裂空气在头上呼啸着交错飞来飞去。田地上就像骤雨打在柏油马路上溅起的水沫一般，弹起一阵阵的白烟。来到了离村庄有２００米左右的地方。早晨的鲜灵灵的阳光映照着各家各户暖洋洋金黄色的草房顶，仿佛从那些草房顶之间钻出来的几棵秃枝无叶类似银杏一类的树，颓败的土墙前的农家大车，这一切，完全笼罩在飘浮着小羊一般的白云的蓝色而明净的天空之下，看起来和佛兰德派的风景画一样。省三清清楚楚地意识到它们的美，而且也意识到在这条命处于千钧一发的时刻仍然有如此感觉，连自己都感到奇怪。这是他最后的，准确地说就是感到左下腹部受到来自背后的什么东西狠狠地一击的瞬间之前的意识。使省三血肉模糊昏死过去倒在田地上的，是今天的敌人，这敌人直到昨天还是他的伙伴。从描写的背面使我意识到，身负重伤的菅野省三得到昨天的敌人今天成了伙伴的中国游击队的救助而去了延安，这当然是这个场面的发展吧。不过使我感到，只从文字的叙述来看就会意识到，转向以来，在沉默中活着，半是死人一般的菅野省三，能豁出一条命，下定决心走向新生的行动，是因为有一个已经死去的女性那不为人们眼睛所见的光辉陪伴着他的缘故。这女性名垂水多津枝，是一位有势力的政治家的女儿，她对于因为转向而身价大降的菅野省三来说，现在已没有同他结婚的可能了，但是，他们仍然保持着亲如兄妹的关系。比他小几岁的多津枝并没有因为受过左翼影响而被株连，也就是没有受到伤害，但是菅野省三却被当作假转向者受到严厉批判。菅野曾经受到旧藩主后裔现在家主夫人的诱惑，多津枝以警觉的目光望着他说了几句制止的话。总之，和他的关系亲逾骨肉。没过多久，多津枝和目的在于搞政治联姻的财阀御曹司自由结婚了。但是这对她来说毫无矛盾，和御曹司的夫妇生活之外，对于他却有发自内心的亲和力。此后多津枝由于对于时局的看法出言不慎，受到特高警察①的责问，和丈夫一起逃往国外时途中遭逢坠机事故。她见到闻讯赶来的省三，将死之际她说了这样的话：①专门对付左翼思想的高级特务警察——译注。如果到了上海，我想从此以后一定要开创一个新世界，呶，开始和过去完全不同的生活。那是什么样的生活，虽然我不知道，可是不管什么样的都行。反正和从前不一样就行。我算装假装够了，真够了。实在是伤透了心，总那么没依没靠的。可是，要真想改变生活，让他们毫不费事地抓起来扔进监狱，也许是一条更近的道。尽管如此，我还是弄虚作假地去上海，飞机掉下来也罢，摔死也罢，都是当然的。只是我刚要重新生活的时候立刻就死，太伤心了。为了追求新生刚刚迈出第一步就倒下去的这位女性形象，对于也是下定决心走向新生的菅野省三——也可以说对于作者和读者的感动力——来说，成了他内心的胚胎，而且发展壮大而把他本人也包括起来成为一体，因此也就理解他为什么冒着枪林弹雨狂奔了。还能够从《迷路》找出一组这样的男女，也是男的念念不忘死去的女性形象而走向新生，这一组男女和菅野与多津枝形成对照，可以这样说，作者为了使读者理解得深刻，预先作了周到的安排。这位女性的成长和垂水多津枝完全相反，她是在一个孤岛上长大，无父无母，当了护士之后参加了运动，和房屋管理人更是运动活动家的木津正雄结了婚的阿节。木津也是一个转向者，紧接着就成了一个满洲无赖①。他写给妻子阿节的信上居然说：“今天我和扼杀大杉和伊藤野枝的那个人握手了②。”阿节没有料到别后的丈夫竟然干出这种事来而十分绝望，她满怀着遗憾，为了保护秘密行动的重要人物果敢战斗，不幸以身殉职。在一场混战的现场，阿节甘于被特高警察踩在脚下而让重要人物逃出魔掌的场面，难道不是描写日本女性的最精采文章之一么？“……她被打得嘴唇出血，用权威者的口气对那位重要人物反复下命令：‘给我走开！’”结果，阿节投身山谷而死。①也称“满洲混混儿”，所谓浪人式的日本人去当时的我国东北，专干巧取豪夺、敲诈勒索、白手捞钱的各类二流子式人物——译注。②这里指的是同甘粕正彦握手。１９２３年９月，日本发生大地震，当时任宪兵大尉的甘粕正彦竟然乘大震灾之机，残杀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伊藤野枝等人。日本历史称之为“甘粕正彦事件”。后来甘粕成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宠儿，任伪满映画协会理事长，实际上却专干策划侵略中国的勾当。日本投降后自杀——译注。菅野省三对暂时回国的木津谈阿节死的意义时说：“如果让我坦率地说对那时的想象，我以为阿节根本没有在乎她放走的那人是谁。她之所以被打得浑身是血，被特高的马靴踩在脚下，并不是为了那个男的，而是为了你呀。她想即使自己被杀也得让你脱身。我相信，她即使身陷绝境遗憾万千地走向死亡的弥留之际，她脑子里的形象只有你。”被征入伍而走向中国战场的省三，出乎想象在这里和木津重逢。省三的这位旧友向他表示重新回到当初的立场上，贯彻初衷，阿节如果活着，一定承认现在的自己，和自己重新结婚，并劝省三毫不迟疑地去延安。小说写道：“……木津伸臂抓住省三的手，他那苏格兰狗一般细长而略黑的脸上，仿佛苏格兰狗保护它的主人时满怀绝对自信和爱情一般熠熠生辉。他说：‘让我们彼此都按新章程重建自己！你就坚决地去吧’。”任何人都会从小说中一系列的描写中理解到：木津正雄的新生是死去的阿节的力量导致的，菅野省三的新生则是死去的多津枝促成的。总而言之，菅野省三的“在这条命处于千钧一发的时刻仍然有此感觉，连自己都感到奇怪”，看佛兰德派的画一般美丽风景的眼睛，也可以说是和他同一化了，是从内心看外部世界的垂水多津枝的眼睛。野上弥生子的确是善于把女性式的原理一般的力量变成构造性地表现的小说，我对于这一点深表敬意。我读到把埃札克·狄奈森的作品很好地翻译出来介绍给我国读者的女性的文章，她指出，野上弥生子和狄奈森是同年出生的，我感到亲切的是，有人和我一样注意到这件事。狄奈森除了有名的《非洲的日日》之外，还有把描写当地人们广为谈论的人物和插话的几个短篇重新结成集子《草上的影子》，我很喜欢读它的英译本，而且把下面的一节同野上弥生子联系起来思考过。（VintageBooks版）巴克利·柯尔和我，用我们伙伴的话来说，把社会地位与品格高尚明确区分开来，把凡是我们知道的，不论是人还是动物，一概按此原理区分。我们把家畜定为有社会地位的，把野生动物定为品格高尚的。我以为，前者的存在和特权，由它们和共同社会之间的关系决定，后者却是和神直接接触之中定下来的。对于野上弥生子这位挂着许许多多荣誉头衔的人，我认为与其把她定为respectability（有社会地位）的人，毋宁定为decency（品格高尚）的人。她把女性之所以为女性的巨大力量综合在一起，而且使人感到看得见摸得着那么具体，于是引起人们思考她，学习她，从而得到鼓励。她仿佛是显现神灵的一种灵物，走过了日本现代化的一百年，以至今日，而且仍在继续写她的大作《森林》，我们无不以有这样的野上弥生子而自豪，而感谢上苍。我是通过布莱克①研究家的卡斯琳·雷茵，才思考女性之所以为女性的力量所具有的智慧与灵性，以及它的丰富程度与深度。在英国文坛上久负盛名美貌的女诗人雷茵，以她的自传而独具魅力。不过我倒觉得１９０８年出生，在剑桥以及其他等处受过教育的雷茵，１９４９年得到研究员职位之后，才从布莱克的研究中蒙受恩惠。大战结束，太平洋的北岸，野上弥生子重新开始了自由的创作活动，大西洋的彼岸，雷茵开始了对布莱克的认真研究。布莱克的诗的世界有一股勉励人们在萧条的时代结束之后走向“新时代”的力量。诺思罗普·弗莱的带挑战性的布莱克研究，也是战后开始动笔写起来的。①布莱克（Blake，william，１７５７—１８２７），英国诗人、画家。浪漫派的先驱，具有朴素的感情、革命的社会批判、幻想的神秘主义。诗集有《无垢之歌》、《天堂与地狱的结婚》。为但丁的《神曲》所作的插图也颇有名——译注。卡斯琳·雷茵的布莱克研究，在于发掘布莱克神话世界中和欧洲的秘教思想的传统有着渊源很粗很深的根。从事布莱克研究的当然不止她一个人，但是，雷茵把布莱克的作品和各种各样的笔记，以及在他的作品空白处写下许多话的著名文学家、哲学家的记述，从希腊的古典文献到１８、１９世纪的书全读了，而且把布莱克所受影响的脉络作了梳理。她把称之为预言诗的布莱克长诗中展现的神话世界并不和古典的教养、传统并加以结合的那恣意叙述，视为他个人的倾向，认为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特别是艾略特更具有代表地位，本来他年轻时曾否定叶芝，后来以前面引用的充满敬意的语言赞扬叶芝的一生，所以晚年对布莱克的看法也许有所转变。……雷茵发现，布莱克因为翻译同时代的普拉尼斯特、托玛斯·梯拉的作品，所以读了柏拉图①和普鲁泰纳斯②的书，而且对瑟典伯格和雅可布·伯麦也很崇敬，从而找到布莱克创造神话世界基础的经纬，并且足以佐证。特别是对以后发现的布莱克的蛋黄调和颜料的画《时间与空间之海》的新精神象征主义的解释，不愧是雷茵之作，极具综合性的丰富与深广。本来，永远世界里的不死之生命，被加进本应死于柏拉图式洞穴的肉体之中，错误的理性降在极其专横的地上。这样的人类，靠耶稣的“原罪”怎么能得救？对于只是想有力的耶稣，人类一切都仿佛成了一个整体而被吸收在《最后的审判》。雷茵是把这样大道理的布莱克神话世界同欧洲的传统结合起来解释的。必须附带提到，我自己的短篇系列作《新人啊，醒悟吧》从雷茵对布莱克的理解直接受了很多影响。（“Blake andTradition”Bollingen Series）①柏拉图（Platon，公元前４２７—３４７），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弟子。持灵肉二元论，认为灵魂不灭。著有《国家》、《法律》等等三十部之《对话录》——译注。②蒲鲁泰纳斯（Plotin，公元２０４—２７０），出生于埃及的罗马哲学家，新柏拉图学派的鼻祖——译注。卡斯琳·雷茵立足于对布莱克神话世界的洞察而强调的，是布莱克对于今天的意义。据我的理解，那无非是布莱克乃“新时代”的预言者。本来，“新时代”一词，本来在布莱克的预言诗《弥尔顿》的序文上业已出现过。我在自己的小说里以译文的形式引用了一节：Rouse up，o，Young Men of the New Age！set your foreheads against theignorantHirelings！醒悟吧，啊，新时代的青年们！对于无知的雇佣兵们，你们要待之如兄弟！因为我们的兵营、法庭、乃至大学，都有雇佣兵。如有可能，他们才是永远压制智慧之战，使肉体之战长存的人们。所谓Corporeal war、肉体之战，即新理性者式的布莱克的基本思想，也就是以必死者之精神保全肉体，以人之灵魂坠于现世之标准从事战斗。号召“新时代”的青年们脱离该标准而战胜Mental War。面对如此未来的布莱克是如何构想他的“新时代”的？雷茵曾经把围绕这一课题，并且经过诸多考察的论文编在一起成集，题为《布莱克与“新时代”》，不妨从这集子中引用几句。“十九世纪告终和我们这个世纪的前半部，并非未来的物质主义者的世界秩序某一最终胜利的时代，而是可以看作构筑这个世界基础的假说将要开始被推翻的时代。”这种假说的转换，才显现出“新时代”，雷茵就是这样让布莱克承担起现代意义的。（George Allen＆Unwin）上面的句子是从序文中引用的，序文把布莱克的先行者哲学家伯克利①的“新时代”观和布莱克的“新时代”观作了对比论述，在总结性的论文结尾部分，雷茵是这么写的：布莱克不仅认为物质主义哲学是错的（和伯克利所想的一样），而且认为它是西欧文明的，以及特别是英国的最大不幸和精神疾病的根源。但是他在他的预言诗里——瑟丁伯格的或者叶芝的预言诗也莫不如此——难道就没有根据从伯克利到布莱克共有的传统教导“惟独精神的东西才是现实的”这一观点显示“新时代”么？虽然存在物质主义露骨的称霸，但是在这个世纪里，“心的事实”的支持者们不仅希求新的“水瓶座②的时代”启示录式的民众运动，而且使人感到，更加意味深长的思想大多成为主题。”①伯克利（GeorgeBerkeley，１６８５—１７５３），英国哲学家，爱尔兰出身的圣职者。他认为“存在即感知”，外界的秩序和规律性的原因只能依赖于神。倡导主观的观念论，主要著作为《人的知识的原理》——译注。②水瓶座，也称水雍座，乃黄道上的第十二星座，在鹫座以东。古代罗马规定，太阳通过此星座时（二月下旬）相当于雨季——译注。这就是说，所谓，“新时代”，也就是构想为从物质主义的世界观的错误解放人的时代，雷茵的想法就是如此。布莱克事实上在预言诗里反复发出希望朝这个方向前进的呼声。雷茵对于同布莱克这一根本思想相结合的今天的嬉皮士“水瓶座时代”运动，投以善意的目光。如果把物质主义世界观的错误可以重新比作雷茵的现代问题意识，那就会导致科学至上主义的错误。培根①、洛克②、牛顿对于布莱克来说，是他想象力世界的最大敌对者，代表了科学哲学。布莱克的幻想、灵感，从根本来说，除了打倒科学哲学之外不能解放。对于布莱克这种态度，扎根于欧洲密教传统并且继承下去，同时对于现代科学至上主义的世界观表现的进退维谷坚持批判的眼光，仿佛是２０世纪末的布莱克代行者，这就是雷茵的真面目。①培根（RogerBacon，１２１４——１２９４），英国哲学家、自然科学家。他主张，学问的目的在于扩大人对自然的支配权。因而打开了尊重实验观察的哲学、自然科学的途径。他还发明了放大镜。主要著作有《大著作》——译注。②洛克（JohoLocke，１６３２——１７０４），英国政治思想家、哲学家。王政复古时期亡命荷兰，光荣革命后回国，任要职。主要著作有：《人的悟性论》、《市民政府二论》等等。他虽然继承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同时也提倡人民对于侵犯人民生命、自由、财产的政府有抵抗权、革命权。并鼓吹立宪制与三权分立。哲学方面，主张高级观念也是根据经验创造悟性，打下了近代认识论的基础——译注。我们今天确实生活在以科学为基础的世界秩序之中。同时也感到这个世界某些根本部分即将崩溃。雷茵的主张是：想到这些，对于布莱克彻底的激进思想，我们必须无保留地正面接受下来，这样的时代正是现在。雷茵把这个主张通过重新提示布莱克从古代承袭而来的全部东西，以响应现代的“水瓶座的时代”的青年们的希求。总之，是用长射程的媒介者的方法来进行的。我想重新听一听雷茵的声音。前不久，电视播出特辑节目：松本清张①谈空海②与密教的关系，如果把其中所谈从新闻专栏的录音引用于此，就是如下所述：“物质文明已经快要进入死胡同了。不论什么，动不动就是科学、化学，或者各种各样的数字、尖端技术，我们现在被这些技术随心所欲地耍得晕头转向。更有甚者，被核这种尖端技术威胁着。／想从这种恐惧、这种压迫之下解放出来，我以为除了依靠东方古来以瞑想、思索为主的东方思想之外别无他法。最近兴起的密教热，是不是也可以说是这种世界形势的一种反映？”①松本清张（１９０９—），日本小说家，高小毕业后到印刷厂当徒工。勤苦自学，后入朝日新闻社。战后因《某“小仓日记”传》获芥川龙之介文学奖而一举成名。１９５５年以后专写推理小说。代表作有《砂器》、《日本的黑雾》等等。一生创作长短篇作品达百余部——译注。②空海（７７４—８３５），平安时代（７９４—１１９２）初期的僧人，日本佛教真言宗的开山祖。８０４年到中国长安求学，８０６年回国，８１６年创建金刚峰寺。他长于诗文，有三笔之一美称。著有《三教指归》、《性灵集》、《文镜秘府论》、《文笔眼心抄》、《辨显密二教论》、《篆隶万象名义》、《十住心论》等等。谥号弘法大师——译注。叙述野上弥生子的写作生涯的过程中，我曾提到通俗性的问题。她描写了足以表现同时代多种多样类型的人，从每一阶层的所有侧面作综合的提炼，反映了作者立足于一个文化人多年经验的同时表现出作者思想，与时间同步地跟踪着现代社会写下去。这和以封闭于小小书斋的个人思考与感受性的写法比较起来，自然把势所难免的通俗性不够的危险也接受下来。野上弥生子把通俗性作为方向性的巨大工作仍在继续推动下去，但是我要说，这倒是使通俗性止于最小限度上了。本来，我是怀着满腔自我反省的气概说这番话的，像我们后进的，所谓纯文学的作家们，除了战后文学家们的工作之外，没有能够以上述方法描写现代社会的总体。在这种趋势之中，松本清张的大量工作成果，毫无所惧地把通俗性扩展到极大程度，刻划了多阶层的人物类型，以之再现活生生地现代社会。而且，他以叙述“现代史”的方法处理的社会，因为是指向朝着科学万能的消费生活的繁荣迅猛前进的结构，所以把松本清张看作对科学主义给予具体批判的人物，是十分妥当的。考虑到这些，我觉得前述他的谈话是和他的文学有一致性的。现在人类正面临着以核武器为顶点的科学技术的威胁，这种指责，本来我是有同感的。但是，把空海和密教拉在一起大谈特谈，就很有必要嘛。松本把科学主义的世界观仅仅和东方古来以瞑想、思索为主的东方思想放在对立的位置，对于这一点，我以为把科学主义的世界观同西欧传统的秘教思想也联系起来并使之普遍化，可能更有效。联系这些并观察实际，鉴于“密教热”已经掌握了我国年轻的一代——这只要看一看国营铁路公司广告上一位无惧通俗性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所写的联句广告词就可以看出，受到广泛而坚决支持的这位作家锐敏的信息，把现在的年轻人之间正在兴起和即将兴起的势头全都收拢过去——的情况，我对于关心密教的年轻一代想说几句话。由埃利亚德完成的比较宗教学，不言而喻，只是一种蹩脚的综合，布莱克理解了希腊以来的密教思想的时候，雷茵屡屡谈到印度古代以来的思想。也就是说，通过中国流传到日本的密教思想，雷茵也是从巨大综合的视点而考虑传统的。而且她还一再强调，布莱克站在秘教的传统立场上向他同时代的、以科学为骨干的世界秩序之构想挑战过。这实际上也是布莱克号召青年们加入和他相同的战斗行列。在布莱克的一生中，并不是逃进密教的帷幕的脚下把自己紧紧地缠裹起来。而是发出了实际完全与此相反的号召。布莱克的态度倒是应该复苏于现代并且很好地继承发展，因为，科学主义的世界秩序的危机，已经到了它的终点。以上所说就是雷茵切实的提示。这几年，文学以及与它相邻诸科学中，宇宙论的思考方法、感知方法确实占有很大位置。但是同时也表现出，因为是按宇宙论思考，也就回避考虑世界、考虑现实社会，必须说明，这是得了理性的市民权的缘故。认真地理解现实的状况，而且以自己的责任改造该状况，并为此而努力，并号召大家共同努力，这样的态度和时尚流行的理性是无缘的而予以排斥。并且曾经逃避于宇宙论式的瞑想之中。如果不认为这是从现实生活中逃避出去的行为，那么，我以为年轻一代的“密教热”是合乎实际的，而且颇具魅力，我怀疑前不久反反复复的实际上是蒙昧主义的假神秘思想倾向，可能只不过是情绪上的倾斜而已。目前核状况愈来愈加恶化，特别是以外层空间的宇宙作为核对峙的场地，并且像“预警发射系统”那样，把决定人类命运的关键交给电子计算机的作法，肯定只有增加危机，同这种现实抗衡，我们人类如果想好好生活下去，首先必须认真地集思广益商议如何对待带来如此现状、世界秩序基础的科学主义的态度。这只有靠和蒙昧主义相反的精神，才能做得到。布莱克的走向“新时代”的根本假说的转换，确如雷茵所说，是我们现在的关系生死的问题。我想对日本新一代蕴藏着传统中深厚而丰富的人类真知的灵魂，重新以布莱克的号召为媒介而发出号召。（“醒悟吧，啊，新时代的青年们”）生的定义五　作为资产的悲哀今年５月，近亲遭逢不幸，给未亡人写吊唁信的时候，想起了一件事。那是已经将近１０年之前的事了，对我自己有深厚影响的人逝世，我终日心境怆然地打发着每天每日，这时，岳母寄来劝我节哀的信。信上说，即使遭受了巨大的伤痛，但随着时间慢慢推移，它能告诉自己有用的生存的智慧。我想起曾经受过这话的勉励，就想用同样的话勉励对方，但是，就自己来说，巨大的悲痛是不是真的能够随着时间的消逝化解得一干二净呢，我茫然地俯视着眼下的白纸思考这件事。明确地意识化——这也是在扪心自问的过程中，仿佛手指碰到石头或别的什么东西那样得到确实验证一般——的结果，是在巨大的悲痛之后有两种趋势。其一是确实因为时光流逝而减轻悲哀，其二是有解消之后的悲痛，这悲痛和怀念一起成为记忆。对于这怀念，想把话扯远说一说，因为这是今年春末的经历。长子要从养护学校毕业了，初中和高中的毕业典礼同时举行，我同妻子前往参加。校长对于每个毕业生都给一张彩色纸，那上面写的是学生的身体障碍所显示的情况和特性，据观察的结果给该学生规定的努力方向等等临别赠言。有的学生离开行列，步上短短的台阶，在校长面前站好行个礼，就是这么简短的动作，行动起来却是十分不易的。这时，我们看到那孩子终于完成了那些动作，于是禁不住为他高兴，那高兴似乎是大家共有的一般。有的孩子好像是多动症，不停地手舞足蹈。因为必须顺其自然，所以典礼用的时间长了一些，但仍然按原定计划进行，典礼顺利结束。平常周末放学回家时，儿子总是花好长时间和老师道别，可是今天却对老师脆脆快快地行个礼然后转身就走，这倒使我颇感意外。可是上了公共汽车一问他，他却心平气和地说，今天是毕业典礼，这一天谁都要跟老师道别，如果自己不顾别人和老师没完没了地道别，那就不好了。但是，举行毕业典礼之前，我却看到一个小个子少年跟伙伴进行了什么小小的比赛，他却伤感地放声大哭，仿佛身负着全世界的悲哀，心都被深深地刺痛了。假如我的儿子也这样和那孩子一起纵声大哭，我自己也可能被那巨大的悲哀所打动。我一边这样想一边注视着那小个子少年。可是他本人悲痛万分地大哭特哭了一通之后，一会儿脸上却浮现比谁都心情舒畅的微笑，和他的伙伴玩得特别开心。于是纵情嬉戏，毫无顾忌。没过多久折腾得过了火，又抽抽噎噎地哭起来了。总之，对于面带舒心明朗的微笑而转眼之间又悲不自胜的这个少年，如果他能给我留下记忆，我想那一定是很值得怀恋的记忆。和这个印象相差无几，它使我想起自己内心深处业已缓解和愈合的几宗悲痛之事。这就是自以为已经想开了的事其实却没有想开，以为消逝了却残痕犹在的巨大悲痛，可以这样说，到了中年已过的自己这把年龄，到死为止也不得不生死相随的铭刻肺腑般的悲痛。然而且随之而来的是自己想到，既然如此，这些悲痛已经成了自己生涯中的资产。我在信尾说，当作资产的新的巨大悲痛，同时也鼓起积极的与此共生的勇气。本来，作为资产的悲痛这样的话，为了不使它仅仅表达感伤，那就有必要给它下个定义。也就是作为资产的悲痛的定义。它是过去的难以补偿的事——（当然）是不能忘却、也不该忘却的事——的根源，是自己作为一个以现在的人应有的资质而活着的悲痛。是自己对人的看法，对世界的看法往往以复眼对待的悲哀。如果客观地来看待自己，那就会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纯粹的人，给其一定的广度和深度，两眼生翳，产生了类似资产的悲哀。把它一般化地显示，是困难的，在个体的心里有此自觉，或者在同是个体的亲密朋友之间看起来仿佛瞬间的闪光，或者像看好长时间慢慢地渗出来的东西一般的这种资产的悲哀。把它通过文学作品加以客体化，以共通的语言重新处理，反倒令人觉得亲切。今年５月见面的作家们之中，我已经读了卡特·鲍奈伽特和威廉·斯泰龙的小说，在会议内外和他们交谈数次的过程中，我想到，这两个性格根本不同的人，作为人的资质，我看得出他们各自独特的资产的悲哀我全都具备。我终于理解，他们为了把它表现在小说里——还不能说这是唯一表现的目的——而锻炼了自己的文学方法和形象创造，才是他们的生命。关于卡特·鲍奈伽特反复描写、叙说的这个世界的悲哀的观照，已经写过几次。也曾写过对威廉·斯泰龙的《索菲的选择》印象深刻的文章。现在想再次引用的，是小说里的自画像的形式写的青年时代的斯泰龙现在把他写成的《躺在漆黑之中》的一节引用于此，同时也等于重读一遍。“我生了两个孩子，当了２３年的母亲。今天我醒悟到，我早已不是母亲，也是我知道再也不当母亲的头一天。／我说了可笑的话。／她开始读报纸了。又投下原子弹，和日本休战在即。”斯泰龙失去了处女作上所表现的女儿，悲伤的母亲为丧女而痛彻肺腑的日子，她读的报纸上标题是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如此选择，一定是有意识的。斯泰龙在《索菲的选择》将近结尾时是这样写的：“记不得什么时候我理解了奥斯威辛。这是大胆的话，然而也天真得愚昧无知。无论谁，决不可能理解奥斯威辛。如果写得更准确，我以为可能是这样：“迟早我要写索菲的死与生，写出来的东西肯定有助于明确宣示，绝对地恶没有从这个世界上断种绝根。奥斯威辛本身作为一个无法说明的东西留在世界上。曾经有过的关于奥斯威辛最深刻的解说，根本不是解说而是回答。问：‘告诉我，在奥斯威辛，神曾经在哪里？’／于是回答说：‘人曾经在哪里？’”从斯泰龙这位母亲为长女之丧而哀叹中看到长崎遭受原子弹灾难的消息，直到她对奥斯威辛难以理解的认识，说明一位不幸的女性内心世界生与死的难忘的记忆，如果把它称之为作为资产的悲哀，那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斯泰龙去年出版的评论集《沉静的尘埃》上，也有表现她心情悲伤的文章：“唱给F·斯柯特·菲茨杰拉尔德的悲歌”，菲茨杰拉尔德是斯泰龙在蔚蓝海岸①结识的旧友，因为这位老友家里两个孩子相继去世斯泰龙写信表示哀悼。菲茨杰拉尔德不仅复了信，而且表明了她对于斯泰龙的悲哀，也就是明确了把悲哀作为资产而活下去的定义（RandomHouse版）。斯泰龙的信上说：①蔚蓝海岸（Rivierd），为意大利和法国交界的地中海海岸，一向以旅游疗养胜地而闻名——译注。最亲爱的杰拉尔德和萨拉／今天收到电报。整个下午沉浸在对你们的怀念之中，沉浸在回忆我们共有的那幸福的每一天，实在令人伤感不已。把你们联结于生命的另一个环坏了，而且，如此残酷无情的两个打击之中，哪一个恶意更能逞凶都很难说。这七年之久的战斗之后，可以看出你们在其中彷徨着，沉默着。现在如果想写给你们一些相应的什么，那就是写给战争夺去了四个孩子的母亲那些话，就和林肯的信上说的一样。你们应得到的同情，已从你们彼此那里得到了，你们不会永远永远地得到安慰。／可是，尽管这样，你们一定看到更多的家庭在赫诺利亚周围成长起来，带着日暮途穷的和平，走向死亡的航海中，一定找到暂时停靠的港湾。对于类似这样的事，命运再也不会向你们射出比这还要严重地打击而有伤于你们的箭了，本来就没备下射向你们的箭的箭筒。记不清谁说过，不论多么深的悲痛，随着时间流逝，会变成一种喜悦，这是让人多么吃惊的话。黄金之盃虽然已经坏了，但它毕竟是黄金做的。不论谁，都不能从你们那里夺走这些孩子。斯柯特。把由于遭逢不幸而被强加的痛心的悲哀变成作为资产的悲哀。把这作为资产的悲哀在自己的内心里使之活性化，我以为这是属于人的行为，也是惟独人才有的行为。以此为媒介，活性化了的作为资产的悲哀，时光流逝之后可能成为一种喜悦。即使还达不到称之为喜悦的程度，我们往往唤起某一可悲的回忆，不是也可以玩味称之为灵魂净化的安慰么？我想，这和文学的作用是有联系的，文学至少要弄明白为什么要写。叙说失去孩子的悲痛的过程中，发现被净化的喜悦的母亲，超越实感，觉得是在写回忆亡友的文章，于是自己首先得到慰藉和解脱，从而达到结晶作用的水平，于是再进一步把个体悲哀的经验，表达出丰富而极具鼓舞的感动，达到普遍适于完成文学作品的水平，展示出自然相联的意义。按照从个体的不幸而经过悲哀的感情净化的救助这个方面理解，这是可能的。如果思考一下并非个体而是二十世纪人类这样巨大的规模的已成资产的悲哀，那就会更加明瞭文学的作用了。卡特·鲍奈伽特当过俘虏，他经历过德累斯顿的地毯式轰炸，他以他寻求到的方法把这段经历写成小说。这是不合理的然而却是世人制造肯定给世人以痛苦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