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苍白的堕天使－II-3

【内容提要】本书以20世纪世界上最大的情报组织——共产国际情报组织在中国的活动踪迹为轴线，以恢弘凝重的纪实笔触，全景再现了国际情报战士为保卫红色苏联，支援中国抗战，同日本法西斯及中国反动势力进行了一次次惊心动魄而又鲜为人知的秘密交锋。本书所介绍的“国际特工”，并非指的是国际上那些职业间谍或神秘的冒险家，而是指20世纪上半叶，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了战略利益派遣到世界各地的情报人员。因这些情报人员大多以共产国际的情报组织成员身份为掩护，所以称做国际特工。可以说这个情报组织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当时苏联两个最大的情报机构“克格勃”和”格柏乌”的幕后操纵。“格柏乌”(GRU)是苏军总参谋部情报部的简称。与偏重于谍报活动的“克格勃” 不同，这是一个完全隶属于军方管制的情报机构，它的首脑全部是从秘密警察的高级官员中选派。“格柏乌”自诞生以来，就一直是“苏联所有情报机构中最机密的一个”。整个“二战”期间，“格柏乌”在全世界建立了几个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也被情报界视为样板的著名情报网，如欧洲的“红色乐队”情报网、亚洲日本的“拉姆扎小组”、中国的“满洲情报组”等等。在这些英雄的群体中，涌现出许多光辉的名字。前言　　本书是一部凝重的历史题材纪实文学作品。它涉及的范围广、事件多；内容新颖，史料翔实；情节曲折，扣人心弦。　　情报战，是军事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像许多事情一样，谍报史在中国也是极其久远。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有确切记载的女间谍，也是个色情间谍，就是中国的女艾。古代大政治家伊尹也可称得上是个大间谍。((孙子兵法》中专列《用间》一篇，战国时信陵君也是搞情报的高手。古代中国在情报战的理论和实践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也许是不屑于也没有多看外面的世界，古代中国在对外情报战中下的功夫远远不够。不仅害人之心不多，连防人之心也大大缺乏。在对越南、倭寇、沙俄的战争中屡吃大亏。在后来的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等等对外战争和国际交往中，清政府在情报战上更是一塌糊涂。之后，随着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情报战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到建国前，国内以国共两党为主，对外以对日为主，在秘密战线上展开了一次次激烈的交锋。这其中，有一支鲜为人知的力量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本书即以20世纪世界上最大的情报组织——共产国际情报组织在中国的活动踪迹为轴线，再现了国际情报战士为保卫红色苏联，支援中国抗战，同日本法西斯及其中国的反动势力进行的一场惊心动魄的秘密战争。　　关于共产国际中国情报组织的活动，迄今为止仍鲜为人知。本书对共产国际情报组织在中国的活动，进行了全景式的描绘，淋漓尽致地刻画了红色国际特工的光辉群像。 提到共产国际情报组织，不能不首先介绍一下格柏乌的发展历史。　　格柏乌(GRU)，是苏军总参谋部情报部的简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年，即1918年，苏联红军干6月份绢建了东方战线，下辖5个集团军。同一天，东方战线建立第一个登记部，统管情报工作；随后组成的新的战线也都组建了自己的“登记部”和情报网。然而此时苏联已经有了名为“契卡” 的情报机构，也就是后来的克格勃。契卡也有自己的情报网，于是免不了时常与军队的“登记部”发生冲突。到了1918年底，各个战线的“登记部”都开始正常运转，但是唯独红军总参谋部没有自己的情报机构，于是在10月21日，列宁签署命令，成立“共和国野战参谋登记处”。这是在俄国各红军部队已建的军事情报机构的基础上建立的一个统领全军的军事情报最高领导机关，也就是“格柏乌”的前身。“登记处”成立后，从契卡派去一个名叫阿拉诺夫的人去任部长，他在名义上仍然保留着契卡成员的头衔。从这时开始，便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军队情报部门的首脑必须从秘密警察的高级官员中选派。两年后，列宁在错误的情报指引下指挥苏军进攻波兰，战斗失利。痛定思痛，列宁决定整顿情报工作，扬·卡尔洛维奇·别尔津走马上任，成为“登记处”的新领导人。不久，别尔津对“登记处”进行了改组，组建了情报局，以代替“登记处”。后来这个机构一度被称为红军参谋本部第二局，最后定名为总参谋部情报部，即“格柏乌”。　　1937一1938年间，苏联发生了著名的大清洗运动，包括别尔津在内的大批红军情报部门人员被残酷“清洗”，整个格柏乌几乎陷于瘫痪状态。次年，苏联红军进攻芬兰，因情报跟不上被重创。幸运的是，在这场动乱中大批在国外工作的格柏乌人员得以幸存，这为即将到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打下了牢固的情报基础。　　“二战”爆发后，军事情报工作重新得到克里姆林宫的重视，1940年6 月，菲利普·戈利科夫被任命为总参情报部部长。在他的领导下，格柏乌很快又高效运转起来，大量有价值的情报从全世界各地源源不断地传送到莫斯科格柏乌总部。斯大林亲自委派菲利普·戈利科夫前往欧洲和美国，疏通各种有利于苏联的情报通道，很快，格柏乌便在全球建立了卓有成效的情报网络。其中在欧洲主要是搜集各种军事情报，以利于展开军事行动；在美国则主要是搜集军工科学方面的信息，这些情报后来对苏联的国防工业发展起到了极大的帮 助作用。　　整个“二战”期间，格柏乌利用共产国际的关系，在全世界建立了几个被情报界视为样板、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情报网，如：由波兰共产党员雷贝，多姆于1939—1942年在欧洲建立的“红色管弦乐队”秘密电台网，德国共产党员理查德·佐尔格于1933～1941年在日本东京建立的“拉姆扎”情报小组，中国共产党员杨奠坤、张逸仙等于1932年一1940年在中国建立的“满洲情报组”，日籍苏共党员武田义雄于1937一1943年在中国南京、上海建立的“梅杰姆”小组……还有设在中立国瑞士的“拉多”情报网、美国的阿姆托格公司等。 在这些英雄的群体里，涌现出许多光辉的名字：波兰共产党员雷贝·多姆，德国共产党员理查德·佐尔格，中国共产党员杨奠坤、张逸仙，日籍苏共党员武田义雄，等等。另外，还有一批超级特工在孤军奋战，如在纳粹德国保安局战斗了十个春秋、号称“千面人”的苏军情报员阿贝尔，号称“超级女谍”、在欧洲建立卓越功勋的德国共产党员乌尔苏拉-汉布尔格……这些英雄的名字将同他们创造的业绩永存史册。　　20世纪30年代，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格柏乌)为便于在世界各地开展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情报侦察活动，借助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的力量，动员了成千上万的各国优秀共产党员组成数以百计的情报小组，开始了旷日持久的秘密战。　　一个英国人写过《英国谍报史》、《日本谍报史》、《美国谍报史》、《中国谍报史))，其中《中国谍报史))写得很肤浅，也不够全面。　　本书的作者之一许文龙在1996年曾出版过《中共特工》一书，在海内外引起极大的轰动，终于弥补了没有国人写《中国谍报史》的空白。只是由于内容的限制，没有更好地叙述共产国际情报组织在中国的活动。其实中共的情报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苏联“契卡”和“格柏乌”的工作经验。许多中国著名的特工专家都曾在苏联受训。中共早期情报组织中央特科的情报工作极为出色，在世界谍报史上都堪称一流。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央特科和共产国际、苏联的情报组织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而同时，中共又应共产国际之邀，派遣了大批中共党员充实共产国际情报组织。 中央特科与共产国际情报组织建立的工作关系，直到后来与共产国际联络的电台被军统破坏才告一段落。抗战时期才又恢复了联系，苏军总参情报部以塔斯社驻延安记者站的名义在华活动(中共对外称“农村工作部”)。这样，在前后近二十年时间里，一大批中华儿女与国际友人为了共同的事业，在秘密战线上始终坚持着舍生忘死的战斗。　　本书只是撷取了共产国际中国情报组织的活动片断，展现给亲爱的读者。　　1930年至1932年，红色谍王佐尔格进入中国上海，在短短的三年里，他在中国华北、华南、华东广大地区编织起一张巨大的情报网，为共产国际中国情报组织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接着，他的继任者华尔顿在1933年至1935年间再接再厉，将中国情报组织发展到了鼎盛时期。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由于陆海防兄弟的叛变，使佐尔格、华尔顿建立起的中国情报组织遭到毁灭性打击，共产国际中国情报组织一度陷入停顿。然而，红色特工并没有停止战斗，以苏子元、张永兴为代表的国际情报战士在苏军远东军区情报部门的支持下，同日本关东军再次展开较量。共产国际情报组织密切关注中国局势的变化，他们在莫斯科设立军事情报学校，招收大批中共党员、爱国青年，加以正规培训，分批分期派回东北、建立规模庞大的“满洲情报组”，对盘踞在东北，华北的日寇展开空前猛烈的秘密战，机场被炸、货场被烧、铁路中断……日本法西斯被打得焦头烂额、陷入了极度恐慌的境地。不幸的是，共产国际中国情报组织的成员大多都遭到了敌人的疯狂捕杀，华尔顿被捕入狱，杨奠坤被捕入狱，张逸仙亡命天涯，纪守先、赵国文、黄振林、秋世 显英勇就义……可以说共产国际中国情报组织的历史，是一部极其悲壮的历史，在光荣与战功的背后，滴淌着红色国际特工的血……　　本书在翔实记述共产国际中国情报组织伟大业绩的同时，还巧妙生动地揭示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如：日本早期特务机关“井上公馆”的内部探秘；蒋介石密见德国军事顾问团；苏联谍报将军别尔津、乌里茨基、瓦林将军的音容笑貌；汪精卫对部下吐露自己的担扰；中统特务与日寇的勾结；“七七事变”前夕，二十九军与华北日军在“鸿门宴”上的较量，等等，都可以在本书中找到不同程度的答案。因此，本书不仅对一般读者，而且对国际关系史、“二战”史及世界史的研究人员，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本书的另一大特色是，参考了极其珍贵的日本关东军档案，如日本关东州厅警察部的《对日谋略放火破坏团的活动经过》、日本关东局潮海事务官的((对谋略放火的研究》等。通过敌人的档案，可以详细了解国际情报战士在狱中的表现，他们的思想动态，以及敌人的种种卑劣伎俩，使本书内容更加生动、丰富。　　本书在创作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和历史文献，数量浩大，不能全部列举。只是在附录部分列举了最主要的一部分参考资料。　　本书在创作过程中得到了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黑龙江省图书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烈士纪念馆、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哈尔滨师范大学、上海党史委、国防大学、伪满皇宫博物馆等单位和部门的大力支持，以及陈冰岩、张以谦等老同志和张黎、赵连泰、梁玉多等诸多专家学者的帮助。在此，我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现在，纪实文学《红色国际特工》一书就要和广大读者见面了，也许它还很毛糙，也许它还很不成熟。但它的确是我们呕心沥血之作。我们别无所求，只求那些国际情报战士的英灵能得到慰藉，那些国际情报战士的后人不再为先辈们被埋没的业绩而遗憾，这就是我们创作的最大满足。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建立卓越功勋的无名英雄永垂不朽！　　张晓宏 许文龙　　2005年2月15日　　中国·哈尔滨第一章 红色谍王在中国第1节 在莫斯科总部　　1929年12月，苏联，莫斯科近郊梅季希区。　　在一间宽大的办公室里，一个棕色头发的高个子中年人在看文件。此人是共产国际国际联络处（OMC）处长，约瑟夫·阿罗诺维奇·皮亚特尼茨基。皮亚特尼茨基是位犹太人，不到二十岁便开始了职业革命者的生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的主要工作是帮助革命者和一些携带革命书籍的人偷越国境。十月革命后到了俄国，从事党务工作，成绩斐然。　　一个三十四五岁的中国人走了进来，将一份文件轻轻放到他的桌上。　　此人是廖雯初，俄文名字瓦西里，历任共产国际柏林情报局中国情报员，世界反帝同盟执行委员，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秘书，兼《救国时报》编辑员、情报员。　　皮亚特尼茨基看完文件，微笑着说：“瓦西里，知道么，我们会派谁到中国？”　　廖雯初摇摇头，他明白出于保密纪律，不该他知道的事他不该打听。　　皮亚特尼茨基的兴致特别好，他从办公桌后走出来，拍拍廖雯初的肩。“瓦西里，你该记住这个人，他不仅是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也会是位出色的红色间谍。他就是——”　　“他就是理查德·佐尔格。”随着话音，一个身材粗壮，满头灰发的中年人推门走了进来。此人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国外处处长米哈伊尔·特里利瑟尔，苏联优秀的情报专家。　　皮亚特尼茨基迎上前去：“亲爱的特里利瑟尔同志，你好！你不会怪罪我将这个机密泄露给瓦西里吧？”　　特里利瑟尔看了看站在一旁的廖雯初，笑道：“为什么要怪罪你，瓦西里也是我们的同志，今后佐尔格的工作还会由他来协调。”　　皮亚特尼茨基高兴地说：“我也是这个意思。瓦西里本来就是中国同志，熟悉本国事务，佐尔格在中国的工作自然要用他来协调。”　　特里利瑟尔注视着廖雯初说：“瓦西里，说说你的看法。”　　廖雯初略作沉思，回答说：“佐尔格同志中国之行的关键，是要取得中国党组织的帮助。既然他已经到了上海，就应该和中共中央局联络。”　　特里利瑟尔点点头，转身对皮亚特尼茨基说：“给中共中央局发报，希望他们能协助佐尔格同志的工作……”第2节 佐尔格进驻大上海　　我反复研究了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历史。因为我需要了解这个非凡的国家的精神和传统。　　——理查德·佐尔格　　1930年1月10日，一艘豪华的日本客轮停泊在中国上海的外滩码头。　　在上海，最繁荣的地方当然是外滩。　　林林总总的外国银行和各级办事处的花岗石大厦耸立在浑浊的黄浦江边。游艇和帆船在江面上穿梭往来。满载货物的远洋轮徐徐地从黄浦江驶向海洋。停靠在泊位上的外国巡洋舰上飘着各种旗子，色彩缤纷。银行经理、洋行大班的轿车在滨江大道上驶过，厚厚的轿车玻璃在阳光的折射下熠熠闪光。这里是公共租界，那边是法租界……这便是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　　呜棗!汽笛长鸣，豪华的日本客轮抛下船锚，缓缓停在泊位上。十几分钟后，客轮放下舷梯，大批欧洲旅客涌出船舱。　　一位举止文雅、神态庄重、身材高大的欧洲人随人流走下舷梯。他有一双灰蓝色的眼睛，高而宽的前额，浓密而蓬松的深栗色头发和尖瘦的下巴更显果敢刚毅。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那两道微微上翘的宽眉，颇似中国传统版画里描绘的古代武士。　　在海关检查口，他出示了护照，上面写着：亚历山大·约翰逊，德国《法兰克福报》记者。　　其实，他的真名叫理查德·佐尔格，德国的社会学博士，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四局远东情报员。当然，为不给敌人以口实，佐尔格以共产国际情报局远东地区情报员的身份活动。　　上海——这里聚集着形形色色的外国人，白俄的流亡贵族、德国的军火商、美国的投机者、英国的交易所经纪人，还有法国商业冒险家和金融顾问……十里洋场，龙蛇混杂。几乎所有帝国主义情报机关的间谍头子都在这里公开收集情报。上海又是一座工业高度集中的城市，这里生活着上百万的无产者，有数不清的帮派、社团和工会组织，同时又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最高执行机关——中央局至今仍在此地。所以这里的中外各种势力都异常活跃。租界内的工部局招聘了很多前沙俄白卫军的刽子手充当间谍、特务和杀人凶手，反共反苏的暗杀活动、大屠杀和挑衅事件层出不穷。　　因此，身负重任的佐尔格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1930年1月17日，佐尔格来到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会见了总领事吕特·弗赖赫尔，并取得了总领事的好感。从此，佐尔格以《法兰克福报》记者和《德意志粮食报》通讯员的身份活跃在上海的社交圈子中。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佐尔格的简历。　　理查德·佐尔格于1895年10月4日出生于苏联巴库，1902年随父母迁居德国柏林求学。他的父亲古斯塔夫·威廉·理查德是位熟练的石油钻探专家。母亲尼娜·森约夫娜·柯贝勒夫是位俄国妇女。叔祖父弗里德里希·阿道夫·佐尔格，是德国最早的共产主义战士之一，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亲密战友。　　1914年，18岁的佐尔格应征入伍，在柏林德国皇家陆军第91团服役，不久便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结束后，佐尔格离开军队，先后进入三所大学，攻读哲学、国民经济学和社会学、法学，最后获汉堡大学博士学位。在学校期间，他先是加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后加入德国共产党，多次参加工人运动。　　1925年1月，佐尔格以德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代表大会，从此奉命参加共产国际情报组织的工作。　　1929年，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四局局长别尔津将军召见佐尔格，对他的才华大加赞赏，并要求他加入苏军反谍报系统。佐尔格欣然应允，当即接受了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战略侦察的任务。因此才有了这次中国之行。　　在租界一位朋友的帮助下，佐尔格在市中心南京路上的一家豪华旅馆住下。他所住的四楼房间的窗户正对着黄浦江畔宽阔的外滩马路。旅馆的主人沙逊过去靠走私鸦片和军火发了横财，后来鉴于局势动乱不安，便将所赚的钱财转向投资，开了这家颇具规模的旅馆。　　佐尔格初到上海的日子，是在焦急和等待中度过的。因为临行前在莫斯科，别尔津将军告诉他，不久会有一位苏军情报部门的特使和一位无线电发报员来上海配合他工作。　　两个星期过去了，特使和发报员仍杳无踪影。不甘寂寞的佐尔格再一次来到德国总领馆，拜访对他印象颇佳的总领事弗赖赫尔。　　在谈话中，总领事提出的一条建议，令佐尔格颇感兴趣。总领事说，他可以到中国的首都南京看一看，认识一下在蒋介石军队供职的德国军事顾问。他们能随意走访中国各地，到处都可以通行无阻。如果跟这些中国军队的德国顾问建立起良好关系，可以使他在中国的工作一帆风顺。　　总领事的建议正中佐尔格下怀。本来，这次到中国的目的之一，就是了解德国军国主义分子是如何和中国的蒋介石集团勾结的。　　初春，佐尔格乘火车到了南京。　　佐尔格到了南京后没有在旅馆耽搁，直接来到了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部。这个总部设在市中心的一栋二层西洋式小楼内，楼前有一个很大的花园。佐尔格一踏进庭院，就听到凉台上传来的德语交谈声。佐尔格感到心情为之一振，不等中国仆役通报，就径直来到了凉台。这里坐着几位军官，他们虽然只着衬衣，但一看搭在藤椅上的绿色军衣，便知他们是正宗的德国国防军军官。　　“先生们，柏林向你们致敬！”佐尔格停在门口，行了一个标准的德国军礼。　　半小时之后，佐尔格已经脱掉西服上衣，被围坐在这群军官中间，谈笑风生。他与顾问们一一通报了姓名，寒暄之后，似乎不经意地谈到，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如何在凡尔登英勇战斗，又怎样浑身爬满了虱子，还得匍匐前进。　　立刻，连珠炮似的问题向他袭来：“喂，你是否记得……？”“你是否……？”一位佩戴技术兵种领章的上尉挤到佐尔格身边问道：“哎，这么说我们曾是友邻部队。你还记得有一个炸毁了的磨坊吗？我们技术连就在那里。”　　“当然记得！它正对着莫尔特—欧姆高地。我到磨坊去过许多次……”　　梅林霍夫上尉拥抱亲吻了博士。他们为战斗友谊、为那处敌人未能攻克的高地频频举杯。顾问们已把佐尔格看作是战友。原来，这位脚有些跛的年轻博士也确实尝过战争的苦头，他的衣袋里还有兴登堡授予他的二级勇士铁十字勋章。他是个真正的士兵。　　佐尔格在南京住了几天。德国顾问们请他光顾了许多中国饭店，品尝了各种美味佳肴：滑溜海参、竹笋、海白菜、松花蛋；喝了味道独特的中国烧酒……他们无所不谈：谈论中国的饭菜，议论战争，评论中国军队及其装备，还说到士兵训练以及英国人和美国人的诡计等等。克吕盖尔上校把佐尔格介绍给了蒋介石的得力助手、军政部长何应钦。同团的战友梅林霍夫还建议佐尔格见见中国的统治者蒋介石。　　佐尔格在南京呆了近一个月，现在出入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部如同进出自己的家门。就在他离开南京的前一天，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他的同团战友梅林霍夫真的领他去见蒋介石。这使佐尔格感到非常意外。　　一天下午，佐尔格、梅林霍夫在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林蔚的带领下来到了蒋介石居住的中央军官学校官邸。这是一幢红砖红瓦的两层小楼，四周绿树成荫，露出洋房的红色盖顶，成为万绿丛中一点红，显得格外美丽。　　佐尔格等人随林蔚来到了蒋介石的办公室。办公室东、南两壁是镂花窗，窗前挂着绸帘；西面墙上挂着军事地图，地图上插满了红、白、蓝三色的三角小旗。室内摆设着沙发、木椅、藤靠背椅和写字台。　　蒋介石穿着土黄色的军装，右手握着一支红蓝铅笔，正坐在一张大写字台前披阅公文。听到报告声，他抬起头，微微颔首，长长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这时，佐尔格才发现蒋介石的光头完全是硬剃出来的，头皮上泛着青碴。他的一双眼睛虽然很小，但却又黑又亮，目光威严，嘴唇上蓄着的一小撮浓密的黑胡须。总之，蒋介石给佐尔格的印象是颇有普鲁士军人气质。　　“欢迎您到中国来”蒋介石很客气地招呼来访的德国客人。“早就听顾问先生提起博士，今天很高兴能与博士见面。”　　佐尔格坐下来客气了几句。　　蒋介石话锋一转，说道：“中国目前的局势并不乐观，共产主义势力在南方数省有所抬头。共产党的军队占据几个偏远的山区与国民政府的军队对抗。这还有待德国军事力量的大力支持，我相信，中国军队在富有优秀传统的德意志军事顾问的指挥下，定能消灭中共的红色军队。”他望着大家笑了笑，“当然，德国的飞机和大炮也是至关重要的。”　　通过这次简短的会面，佐尔格对这位中国的独裁者得出如下印象：缺乏政治头脑，没有远见，典型的军人作风，不善于治理国家。热衷于兼并战争，对外国人一直妥协。对日本、德国抱有好感，敌视苏联。　　就在佐尔格回到上海的时候，他所盼望的苏军情报特使已从莫斯科取道另一条路线来到了上海。这是位资深的情报专家。佐尔格风趣地称他为“老师”。“老师”帮他熟悉情况，介绍与必要的人取得联系，并负责与海参崴、伯力进行无线电联络。　　“老师”神秘莫测，从不公开露面。他身材不高，皮肤黝黑，黑头发、瘦脸庞，活泼好动，从不悲观，从不惊慌失措，但有时也会变得严肃镇静，凭着他的第七感官敏锐地预判出可能发生的危险，并巧妙地逢凶化吉。为了在最初阶段“帮带”这位年轻人，协助他开展工作，情报局专门派了这位“老师”来到中国。在短短的时间里，“老师”对这个精明强干的学生的表现非常满意。一个月后，“老师”准备返回莫斯科，临行前，在秘密联络地点握着佐尔格的手说：“我将如实向‘老头子’汇报，你完全能胜任这项工作。再见，要格外谨慎……”　　从此，理查德·佐尔格便独立开展工作。　　就在“老师”离开上海的第二天，报务员马克斯·克劳森来到了上海。佐尔格不认识此人，在莫斯科也未曾见过，但“老师”已把克劳森的情况详尽地介绍给佐尔格：克劳森是汉堡的一个海员。一次大战时当过兵，干过铁匠，当过技师……又在德国商船上当过报务员。克劳森多次参加罢工，组建海员工会。后来，年轻的克劳森向往新生的苏维埃国家，便毅然投入了帮助苏联恢复重建的工作中。不久，他参加了苏军情报组织。1927年被派往中国东北工作。由于1929年末东北军与苏联远东部队因中东铁路线的归属问题而爆发了武装冲突，克劳森奉命潜伏在东北，及时弄清事件的原委，向中央做了汇报。这便是克劳森姗姗来迟的原因。　　佐尔格虽然知道了克劳森来到上海的消息，但是等了一星期才跟这个助手接头，为的是检查克劳森是否从东北带来“尾巴”。　　为便于工作，佐尔格指示克劳森做些买卖。马克斯·克劳森便办起了一个带车库的修理所，主要修理各种电器。　　终于，在一家名叫“凯赛”的外国小酒馆中，克劳森见到了佐尔格。　　当佐尔格走过来的时候，克劳森忙从桌旁站起，向他伸出一只皮肤粗糙而强劲有力的大手。站在佐尔格面前的是一位肩膀宽大、健壮结实、面目粗犷的新朋友。他虽然年仅30岁，但已开始发胖。　　他们坐了很久，不慌不忙地品味着啤酒，玩着侍者送来的牌。玩牌之间克劳森谈论最多的还是他的哈尔滨之行。　　“就这样，我在蓄电池上睡了一个月……变压器倒是没有。”　　“在变压器上睡觉要舒服得多。”佐尔格一本正经地同克劳森谈话。　　直到夜深人静，佐尔格和克劳森才相偕走出酒馆。　　佐尔格在街上对克劳森说：“现在急需的是一部发报机。你要尽快装好，但要格外小心。要与威思巴登取得联系。有呼号吗？”　　“有……可能连慕尼黑也能联系上。”　　“慕尼黑”是指莫斯科，“威思巴登”是指海参崴。佐尔格首先关心的是无线电联络。　　“就这么定了，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佐尔格重重地拍了下克劳森的肩膀，这是汉堡港务人员的习惯动作。　　马克斯·克劳森心领神会地笑了：“怎么，你也喝过咸水？出过海吗？”　　“什么都干过……”　　他们分手了，佐尔格站了一会儿，目送离去的朋友，仿佛一切都很正常，没人跟踪马克斯。然后他横穿大街，在转弯处拐向另一条路，叫了一辆人力车，穿过了几个街区。为不留踪迹，他下车后，又步行回旅馆。　　就在佐尔格住的那个旅馆里，还住着一位美国女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她和佐尔格在同一层楼上。史沫特莱是法兰克福一家有影响的报纸驻中国的代表。有关她的许多事情，佐尔格在德国就早有所闻。读过她写的书和文章，知道她思想进步，但是并不认识此人。　　他们在楼上咖啡厅里吃早点时总能相遇。渐渐他们熟了起来。　　史沫特莱虽已年满40，但身材匀称，非常漂亮，而且和蔼可亲，一双灰色的眼睛炯炯有神。她是一名富有正义感的作家，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　　史沫特莱与佐尔格认识的时候，正是她的著作《大地的女儿》定稿之时，书中有许多自传性的内容。这位美国女作家在上海交游很广。她是作家鲁迅的朋友，萧伯纳访华时也和她见过面，同日本和中国的进步记者也常有来往，因而，她常常能了解到最新的消息。　　过了一段时间，佐尔格搬出了这个收费昂贵而又不方便的旅馆，因为在这儿他从早到晚都受到一些人的监视。德国总领事帮助他在法租界拉斐德路找到一套既便宜又方便的住宅。第3节 组织在加强　　为共产国际服务，我非常高兴，我一定把工作做好。　　——方文　　1930年5月初，佐尔格去广州和中国其他南部省份，进行六个月的采访。　　6月，佐尔格在广州再一次见到了史沫特莱。这时，他们已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佐尔格向她公布了自己的身份（佐尔格只说自己为共产国际工作），并请求她为自己物色中国助手，史沫特莱欣然答应。　　史沫特莱在中国有许多朋友，她特意将一批思想进步（甚至是中共党员）的青年安排在自己在广州的住所聚会，以便让佐尔格在一旁观察挑选。　　一天，佐尔格正和史沫特莱聊天，忽见门外走进来一位文质彬彬的中国小伙子，他似乎怕打扰他们，便要退出去。　　史沫特莱走过去，将那个中国小伙子拉了回来，向他介绍说：　　“这位是约翰逊博士，德国人，专门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　　佐尔格见史沫特莱这样主动介绍自己，估计这个中国年轻人是个进步青年，便迎上去和他握手，并用英文说：“很高兴认识一位中国朋友，我刚来广州，希望你多多帮助。”　　小伙子颇感惊奇，过了一会儿，他也用英语回答：“我叫方文，是广州东山美国教会女子中学的汉语教师，欢迎约翰逊博士到中国来。”　　佐尔格听着方文流利的英语，非常高兴，连连点头，感到这个年轻人是个合适的人选。　　史沫特莱趁机向方文提出一个要求说，她和约翰逊博士都刚到广州，打算作些农村经济情况和工厂工人生活状况的调查，要逗留一些时间。因为住旅馆不大方便，希望他能帮助他们租一小幢房子并配备家具，不知他肯否帮忙？　　方文愉快地表示没问题。很快，他在东山市区大街的拐角处租下一座小楼，屋内配有全套的家具。史沫特莱看后很高兴，不久就和佐尔格都搬了进去。史沫特莱住二楼，佐尔格住一楼。　　在这幢小楼里，史沫特莱和佐尔格接待了许多的中国朋友。方文更是这里的常客。　　佐尔格很喜欢方文，在他的面前毫不掩饰自己的信仰，坦承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方文本来就是中共党员（失去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如今见佐尔格这样向他推心置腹的谈话，无形中受到了一种感染，他仿佛有一种见到自己同志的感觉。　　事隔不久，佐尔格和史沫特莱离开了广州。临行前，佐尔格给了方文一个地址，让他到上海去找他。方文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就在佐尔格他们到上海的一个星期后，他也风尘仆仆地从广州赶到了上海。　　按约定，在一处秘密地点佐尔格和方文见面了。佐尔格的第一句话便是：“请你原谅，因为工作需要，我用的是假名字。我的真姓名是理查德·佐尔格。我奉第三国际驻莫斯科总部的命令，到上海建立情报站，专门侦察德国政府和中国政府的合作情况以及蒋介石军队镇压中国共产党红军的具体措施，以便第三国际总部帮助中国共产党采取必要的反措施。”　　方文很激动：“佐尔格同志，我能干些什么呢？”　　佐尔格继续说：“这项工作须由得力的中国同志参与，才能完成任务。”　　方文表示说：“为共产国际服务，我非常高兴，我一定把工作做好。”　　佐尔格说：“目前的任务是收集情报。收集的途径有公开的和秘密的两种。今后，你将公开发表的报刊上有关资料，翻译整理，按条目分门别类地整理好，进行情报汇总。”　　方文情不自禁地说：“这项工作我能胜任！”　　佐尔格严肃地说：“今后你的工作由我领导，你有意见吗？”　　方文回答说：“当然没有意见。”　　佐尔格又问：“你懂俄文吗？”　　方文摇摇头。　　佐尔格遗憾地说：“俄国话是列宁的语言，你怎么不懂呢？”　　方文愣住了。　　几天以后，方文将翻译的材料送到佐尔格那里，佐尔格看后没说什么。过了一会儿，他问：“你参加了社联的活动？”　　方文不假思索地说：“参加了。我跟组织失去了联系，盼了两年多终于接上了关系。我怎么能不参加活动呢？”　　佐尔格严肃地说：“我以党组织的名义，向你提出一些必须遵守的工作纪律。第一，不许暴露自己的革命身份；第二，停止参加党的各种活动和组织联系，第三，停止革命社会活动……”　　方文有些急了：“够了，够了。你要我停止参加党的活动是不可能的，我绝不能停止和党的关系。”　　佐尔格耐心地向方文解释：　　“根据革命工作的需要，党的工作有两种，一种是公开斗争，另一种是隐蔽斗争。党的情报工作是属于隐蔽斗争的范围，必须隐蔽，不然就深入不到敌人的心脏里去，就一事无成，就很容易被敌人发现。我希望你进入秘密情报的领域里去。”　　方文陷入了迷惑不解的苦闷中。党组织正在和他谈恢复组织的问题，而他却要断绝这种关系，这怎么能行呢？　　佐尔格见他不说话，有些不高兴：“你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吗？”　　方文感到佐尔格在怀疑他，便不满地说：“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是冒充的共产党员？”　　佐尔格严肃地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提醒你，要按党的纪律办事。我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叫你停止党的公开活动，是为着便于开展秘密活动，难道我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来拉你叛党么？”　　方文被震住了。过了一会儿，他说：“我服从你的安排。等同志来找我，我就告诉他以后不必再来了，因为共产国际代表不要我和党组织发生联系。”　　佐尔格摇了摇头：“你那样说不暴露了你今后工作的秘密么？你什么也不要说，只说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以后请他不要再来就行了。”　　就这样，方文脱离了中共党组织，成为佐尔格手下的第一个中国情报员。　　佐尔格小组虽然成员很少，但他们已开始了工作。　　克劳森需要为自己寻找适合通讯联络的住宅。他找了很久，终于在法租界附近一个僻静地区租下了一间二层楼的房间，每月租金40美元。他向女主人博登夫人自我介绍说是德国商人。克劳森搬进去后才发现，这间房间对进行报务工作不大方便，上面的两间顶间倒适宜进行通讯联络，但那里已经住着一位名叫安娜的女人。　　克劳森决定无论如何要租用楼上的房间。他借口自己怕热，向女主人提出希望住到凉快的楼上去，并表示愿出高价租金。女主人见有利可图，一口答应让出上楼。　　但是安娜是个很固执的人，克劳森跑了三四趟以后，她才同意换房，搬到楼下去住。克劳森一搬进顶楼，马上着手设计、组装收发报机。他认为自己装的收发报机要比买来的好。如果机器出了故障，马上就能找出毛病进行修理。　　显然，这个为图楼上凉快，如此顽固地坚持己见的德国怪人引起了安娜的兴趣。后来，克劳森同安娜的感情有了发展，最终他们结婚了。　　随着时局的不断变化，佐尔格小组的工作量也越来越大。为此，佐尔格请求总部增派可靠的国际战士来帮助他们工作。很快，中央总部派遣了波兰共产党员约翰作为小组的谍报员。　　在佐尔格小组中有一项业务，那就是将较长的调查报告用照相机一页一页地拍摄在微型胶卷上，然后通过上海——哈尔滨交通线定期传送出去。当然，一些特别重要的消息和急讯则必须使用克劳森的无线电台直接发往海参崴。约翰是个精明能干的人，一来到上海，他便在四川北路开设了一家照相馆。结果这家照相馆不仅成了翻拍文件的工作室，还成了秘密交通员的歇脚点，同时照相馆的收入也补充了小组所急需的费用。　　不久，中央总部又派来一位爱沙尼亚人。他的护照上写着：克拉斯·塞尔曼，职业：兽医。但显然他除了给牲畜治病外，还有别的工作。他在约翰的那间照相馆附近开设了一家生意兴隆的西餐馆，迎来送往，完全是一副商人的派头。实际上，他的真实姓名叫卡尔·里姆，是爱沙尼亚最早的红色近卫军战士。十月革命后，他做为一名机枪手参加国内战争，转战各条战线。战争结束后上了军事学院，并在远东红军瓦西里·布留赫尔的军队搞过军事侦查工作，是名出色的军事专家。在小组里他使用化名“保罗”，是佐尔格在华东沿海地区的得力助手。1932年，他的妻子柳芭·伊凡诺夫娜·里姆作为一名译码员也来到上海，加入了佐尔格小组。　　佐尔格小组的成员越来越多，工作也日益繁忙，迫切需要有一个新的活动地点。这一次，又是史沫特莱帮了佐尔格的忙。　　一天，她带佐尔格来到了霞飞路1464号。这是个安静舒适的地方。整个住宅区如同座落在一座小花园里。从大街上沿着长长的未经修饰的花园路一直走，然后拐弯走上另一条花园路，便能看到一幢二层楼的小院。小楼完全掩映在绿树红花之时，又幽静又安全。　　房子的主人叫罗尔夫，是个德国人，在上海市政局任建筑师，是位同情革命的人士。而他的夫人乌尔苏拉·汉布尔格是名德国共产党员，为人热情开朗，是史沫特莱的好朋友。　　佐尔格了解了汉布尔格的情况后，主动说出了自己的政治身份，并希望她参加他的情报小组。一开始汉布尔格有些迟疑，佐尔格便又抬出共产国际的牌子，终于她同意参加小组的工作。从此，佐尔格小组又有了一个秘密联络点。每周他们都在汉布尔格的小楼里聚会一个下午，这些人有欧洲人也有中国人。为了安全起见，汉布尔格从未参加过这种谈话，而是担任会议的警戒，防止会议受到不必要的干扰。　　这里，需要提到一个重要人物。尽管他在佐尔格上海小组中没发挥过什么作用，但在以后的岁月，他却成了佐尔格东京“拉姆扎小组”的核心成员，与佐尔格并肩战斗，一直到死。　　此人，便是日本《大阪朝日新闻》特派记者尾崎秀实。佐尔格也是通过史沫特莱认识他的。尾崎秀实，1901年5月1日出生于日本歧阜县的一个望族世家，父亲尾崎秀太郎是位饱学之士。1913年尾崎从初级学校毕业时，因尾崎秀太郎调任《台湾日月新闻》编辑，所以尾崎秀实来到台湾求学，进入了台北中学。1919年尾崎秀实回到东京，考取了第一高等学校，后来又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学习。在这里他选择了文学专业。大学毕业后，尾崎秀实决定继续求学深造。　　在此期间，尾崎目睹了日本社会的急剧变化，在实际的革命斗争中得到了锻炼。他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他自认为在信仰上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尽管此时他还不是一名共产党员。　　尾崎当年只有三十岁，他精力充沛，很有进取心。他关注中国，同情这里人民的疾苦，更以极大的热情支持中国革命。所以，他与佐尔格一见如故。佐尔格后来说过：　　“尾崎是我最得力的助手……我们之间无论是工作关系，还是私人交情，都是非常好的。他能获得最准确、完整、有价值的情报。他所提供给我的日方情报，占了我的情报来源的四分之一。尾崎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第4节 情报小组中的中国战士　　从今天起，你们的关系就转到共产国际，此后在佐尔格同志领导下工作。　　——周恩来　　1931年的中国，形势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巨大变化。中国工农红军日益壮大，成立了中华苏维挨共和国。英、法、德等帝国主义者使用各种手段帮助蒋介石，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他们向蒋贷款，供应军火，派遣军事顾问，千方百计地要将新生的红色政权扼杀在襁褓中。中国红军处于极其艰苦的阶段。为此，共产国际发出指示，要用各种方法支持中国革命，支持中国红军。　　一天，佐尔格找到方文，对他说道：“中共中央很需要有关国民党进攻中国红军的材料。现在建立一个情报交换小组，由共产国际的上海情报站和中共中央特科两方各派一名联络员，定期接头，交换各自所获得的情报。我们这方面由你参加，中共中央方面派潘汉年同志参加。　　方文听了非常高兴。他知道潘汉年曾是上海有名的党的文艺工作领导人，如今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肩负保卫党中央机关和搜集敌人情报的使命，是位出色的共产党员。　　方文按佐尔格所指定的地点和时间去见潘汉年。在一个外国人开的高级咖啡馆雅座里，他们见了面。潘汉年首先简单谈了一下中央特科对共产国际情报组织的要求，然后，方文将一部分材料转交给潘汉年。　　会面是短暂的，但这表明共产国际的情报工作可以直接服务于中国的革命战争了。　　不久，中共中央特科将一名姓常的同志推荐给了佐尔格小组。老常（不知真实姓名）的父亲是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的勤务员，这对佐尔格小组很有用，往往在危险的时刻，总能利用这层关系化险为夷。　　4月，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中共中央机关几乎面临一场劫难。关键时刻，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人员钱壮飞向中央机关发出警报，中央机关的主要负责人才得以安全转移。　　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军委书记周恩来在佐尔格的寓所秘密会见了这位国际情报战士。　　令佐尔格惊讶的是，这位面目英俊，浓眉大眼的中共领袖，竟能讲一口纯正的德语。　　佐尔格饶有兴趣地问道：“周，你哪里学会的德语，是在柏林吗？”　　周恩来微笑着答道：“是的，佐尔格同志。我1922年曾到过柏林求学，现在只是掌握一些简单的会话。你们有什么要求不妨直说，我们会尽量满足你们的。”　　佐尔格倒了一杯威士忌递给周恩来，“我们的情报组织中缺少女同志，您能不能推荐一名能干的女同志到我这里来工作？”　　周恩来思索了一会儿，“可以，一周以后我带她来见你。我相信她会出色地完成工作。”　　两人谈了大约一个小时。分手时，佐尔格紧紧拥抱周恩来，“周，你是我见到的最具魅力的中共领导人，我祝你们的事业取得成功。　　周恩来也用力握住他的手，“佐尔格同志，我欣赏你的为人和卓越的才华，我相信你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国际情报大师。”　　两人在依依惜别中分了手。　　一星期以后，周恩来乘坐一辆轿车再次来到佐尔格的寓所。紧随周恩来下车的是一位漂亮的中国女青年。　　一见面，周恩来便对佐尔格说：“我们接受你的要求，现在把我机关的工作人员张一萍同志调来，由你安排她今后的工作。”　　佐尔格非常高兴，用俄语和生硬的汉语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　　张一萍同他一握手，马上想起自己早已见过他。当时张一萍正在中央“苏准会”工作，由于新生的女儿思齐正寄养在董秋斯同志（董秋斯夫妇也是佐尔格小组的成员）家中，她经常去看望思齐，在董家结识了史沫特莱。　　有一回，史沫特莱约张一萍在董秋斯家里见面，在座的还有一位外国中年男子。史沫特莱和董秋斯都没有向她作具体介绍，那人只是友好并且关注地看着她，当她同史沫特莱谈话时，那人就在一边倾听着，眼睛也一直没有离开她，似乎对张一萍有特别的兴趣。　　佐尔格见张一萍也认出了自己，会心地朝她笑了，并且格外亲切地紧握住她的手。周恩来这才向张一萍介绍道：“这位佐尔格同志，理查德·佐尔格，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报负责人。从今天起，你的关系就转到了共产国际，此后在佐尔格同志的领导下工作。这是中央和共产国际共同商定的。”　　周恩来又说：“这里的工作非常重要，也极其机密。一萍同志，你已做过许多年地下工作，中央和佐尔格同志都认为，你能担负起这一新的任务，我们相信你不会辜负组织上对你的信任与期望。”　　临别时，周恩来又再三叮咛张一萍在这里好好工作，努力作出成绩，争取成为合格的国际共产主义者。　　送走了周恩来，佐尔格回身对张一萍道：“我们早就认识了，你记得吗？”　　张一萍道：“当然记得，在董秋斯同志家里，还有史沫特莱女士。”　　佐尔格笑道：“对，我就是听了他们说了你的情况，对你进行了考察后，才向中共中央指名要你来的。”　　张一萍真诚地说：“怪不得上回你那么注意观察我呢，原来早有预谋！”　　“什么，早——有——玉魔，是妖怪吗？”佐尔格没有明白张一萍的意思。　　张一萍禁不住笑了起来。　　大概佐尔格知道自己理解错了，也陪着她一起笑起来。　　总之，张一萍给佐尔格留下了极佳的印象。而佐尔格稳重的气质，迷人的风度，也深深打动着张一萍。　　一开始，佐尔格只是让张一萍收集和阅读国民党方面出版的各种报纸，将上面公开发表的消息报道，依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等方面，分门别类摘录整理编成资料，加上自己的分析判断，交给方文的翻译组译成外文和编成密码，再发回莫斯科总部。张一萍负责查阅和摘编上海、南京和北平等几个大城市的权威大报上的资料，还负责接收江、浙、赣、闽、粤等南方各省送来的同类情报资料。　　劳累枯燥的工作，并没有使张一萍气馁。张一萍原名张文秋，是革命烈士刘谦初的夫人。他们的婚史仅仅只有四年，即从1927年4月到1931年4月。在这四年中，张文秋遵照党的决定，先后与两位男同志（中共湖北省委秘书长刘先源、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林育南）扮为假夫妻，从事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刘谦初牺牲后，张文秋毅然承受住刚刚失去革命伴侣的心灵苦痛，服从组织安排，加入到共产国际的情报工作中，与“佐尔格小组”的负责人之一、德籍华人吴照高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　　吴照高首先向张文秋交待了今后的工作内容及纪律。　　张文秋一听，也和方文一样，有些不愿意。因为凡是来这里工作的中国同志，进来后要断绝与中共党组织和其他同志以及所有亲人的关系，除与自己现在的工作直接有关的人，不准与任何人单独来往和接触，除根据上级指示执行规定任务外，一律不准私自外出。吴照高每向她交待一句，就盯着她问：“听清了没有，能不能做到？”　　张文秋虽然觉得感情上有点接受不了，还是硬着头皮一一答应。　　根据佐尔格的指示，她和吴照高以夫妻的身份租下了一座三层小楼。按吴照高的指示，张文秋将一楼布置成客厅、厨房和女佣住处，将二楼布置成主人房间和几间小办公室，三楼也布置了一处卧室，里面是全套的西式家具陈设，又专门装了一部电话，并特别规定，今后除吴照高和她以外，任何人不经允许都不准去三楼。　　一切布置妥当以后，吴照高带来几位中国同志，让他们在二楼几个小房间里分别办公。张文秋看出，他们中有的专管摘抄资料，有的管翻译，有的管打字，有的管译电报，还有人专管警戒和交通。使她颇为纳闷的是，吴照高又领着一位外国妇女，径直上了三楼。上面那间西式卧室，显然是专为她准备的。但张文秋和其他中国同志一样，都坚持遵守规定，从不打听各自的身份来历，只是直接接受吴照高分配的工作。　　张文秋逐步了解到，他们摘编的这些资料，虽然都是报纸上公开发表的，但却充分反映了中国特别是国民党统治的军政情况和社会动向。这些消息汇集到佐尔格那里，他就将从各方面得到的情报，相互核对印证，然后用密码电报或缩微技术等方法，发送到莫斯科的情报中心，为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提供决策依据和参考。　　一段时间以后，吴照高才告诉张文秋，那位外国妇女就是他的俄国妻子，也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报人员，二楼每天摘编和译出的资料，都由吴照高和她一起校订，并由她翻成密码或作缩微、化学等技术处理，然后交佐尔格去处理。有重要资料和紧急情况，则由她用电话及时向佐尔格直接报告。　　这期间，张文秋违反了一次纪律。一天，是法国的什么节日，许多人到法租界结队游行。张文秋想，反正现在既没事又没别人，就悄悄下楼站在门口街边看热闹。看了一会儿，张文秋回到二楼，谁知一进门，就见吴照高怒气冲冲地坐在自己房间里，劈头就问：“你干什么去了?去到哪里?多长时间?见到什么人?碰到熟人说过什么没有?”张文秋如实报告了，吴照高却继续严厉训斥她：“你可不能隐瞒,如果在外面碰到熟人，让人发现你在这里，就会暴露我们的机关，后果将十分严重。你一定要讲实话，万一有了问题，我们好采取措施。”张文秋很不开心地说：“我已经说过，没有遇见熟人，没有就是没有!”吴照高却不依不饶：“没有也不行。你私自外出，已经违反了纪律，必须承认错误!”张文秋只得低头认错，保证决不再犯。不过，通过这次事件，吴照高对张文秋的性格与作风有了进一步了解。在与佐尔格商量后，决定发挥她的好动性与敢闯精神，任命她为驻华情报机构南方站站长，负责南方几省情报网的组织和联系。　　同年秋天，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进而吞并了东三省，引起全国极大的震动。　　这个时期，佐尔格小组的情报工作进入了一个不但更危险而且更重要的时期。共产国际指示，情报小组必须全力以赴了解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动向，不但对中国革命，对有关苏联远东地区的动态也要极为关注。　　1931年初冬，根据斗争的需要，担任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奉命进入中央苏区。临行前，周恩来来到法租界佐尔格的寓所，并给他带来一个年轻的中国人。一见到佐尔格，周恩来便指着身旁的年轻人说道：“他叫章文先，是位出色的情报人员，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从今以后他将到你这里工作。”　　周恩来走后，佐尔格便同章文先闲聊起来，两人都用俄语进行交谈，自然话题是从莫斯科开始的。　　佐尔格非常激动地说：“苏联是个伟大的国家，莫斯科更是革命者的乐园。我可以在那里理直气壮地谈论共产主义，在那里有最好的图书馆和革命文献资料为你服务。我还可以自由自在地行走在街头，再不用东张西望，提心吊胆，我完全是一个自由的人。”　　“是啊，我也有同感。当我大踏步地走在莫斯科的林荫道上，我就想尽快地看到一切，跟上大家的节奏，干一番有意义的事业。我有时甚至担心，眼前的一切会突然像梦幻般地消失。”　　“哈哈，怎么你的心情和我当时是一样的呢？”佐尔格有些兴奋，起身倒了一杯威士忌递给章文先，“亲爱的章，你是什么时候到莫斯科的？我可是1924年底就到了那里。”　　章文先接过酒杯，说：“我是1925年3月到达莫斯科的，比你晚一些。”　　“噢，那可是个难忘的日子，在1925年3月，我加入了苏联共产党，是经过联共（布）哈莫夫尼地区委员会批准的。来，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这一天，佐尔格特别高兴，同章文先谈了三个小时，喝掉了两大瓶威士忌。从此，章文先就在佐尔格的手下搞情报翻译工作，兢兢业业，默默无闻，直到佐尔格离开中国，他才转到地方党组织。　　在众多的中国情报战士中，还有一个颇为神秘的人物吴仙青。　　吴仙青是位非凡的女性，当年只有29岁。1928年到1930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就在佐尔格到达上海后的第四个月，也就是佐尔格广州之行前，到达上海。吴仙青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俄文名字叫叶琳娜。由于她在莫斯科就参加了共产国际的工作，使她接触了一大批中共领导人，如瞿秋白、博古、王明、刘少奇等。同时，她也受到了苏军总参情报部四局局长别尔津的青睐。在苏军情报机关，她接受了正规的特工训练：化装侦察、微缩拍照、秘密书写、驾驶、刺杀、格斗、射击。　　到达上海以后，佐尔格将其视为奇才，甚至当做一件秘密武器，轻易不让她外出活动，更不允许她和朋友，特别是相熟的中共朋友见面。　　终于，有一日，佐尔格向她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叶琳娜，你是不是觉得当大家都在忙碌的时候，你却无事可做，好像我很不信任你？那你就想错了。你是我最得力的中国助手，我要让你担负更重的工作。”　　吴仙青这时才明白佐尔格用意，她回答道：　　“佐尔格同志，请下命令吧，我会认真去做的。”　　佐尔格意味深长地说：“我们来到中国建立情报小组，一方面收集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势力的情报，向莫斯科提供最新消息，另一方面也要帮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这就需要有大批的中共党员加入到我们的组织，帮助我们工作。这个任务就交给你来完成。”　　不久，吴仙青走出租界内的漂亮洋房，有时打扮成女教师，有时打扮成女工，甚至扮作村姑，频繁出入市井乡村，为佐尔格的情报小组招兵买马，建立起了一条秘密的战线。　　吴仙青的身体里蕴藏着惊人的能量，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她在华东、华南建立起二十多个情报点，情报人员遍及国民党政府机关、厂矿企业、城镇乡村。同时，对于和中共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同志，她只要经过考查后，都将其安排在组织中，使其继续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这期间她就发展过沙文汉、沙文威、陈修良等同志。沙文汉解放后出任浙江第一任省长；沙文威解放后从事统战工作，曾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陈修良，沙文汉的妻子，解放前曾任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解放后任浙江省宣传部长。可以说，吴仙青为革命保存了一大批栋良之才。后来，中共党内许多老一辈都尊称她为“巾帼英雄”、“远东第一谍”。　　在佐尔格的情报小组中还有一位奇人，他叫蔡叔厚。此人早年是有名的共产党人，他20年代在上海开设“绍敦电机公司”，被党内同志亲切地称为“蔡老板”。他入党后，“绍敦公司”成为党的战斗堡垒，并为党试制出第一批无线电收报机。1928年秋，中央决定在上海设立党的第一个无线电台。周恩来把任务交给了李强，同时调蔡叔厚协助他。周恩来所以这样安排，除了蔡叔厚政治上可靠外，更主要还在于他是留日机电专科学生，技术方面堪称一流。经过大家的不断努力，1929年夏，中国共产党无线电事业的第一个电波，就从法租界的一间小屋子（蔡叔厚的寓所）里传出。周恩来闻讯后，立即指定专人将第一台无线电设备送往江西根据地，由此沟通了上海党中央和朱毛红军的无线电通讯联系。随即，蔡李两人又先后赶制数台收发报机，送往洪湖贺龙、大别山徐向前领导的红军驻地。　　蔡叔厚丰富的社会关系，卓越的无线电技术引起了佐尔格的注意。1932年，佐尔格向中共中央局点名要蔡叔厚加入情报小组，协助共产国际开始情报工作。　　蔡叔厚经周恩来批准调到了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被分配到佐尔格小组上海情报站。同时，按组织规定，他切断了与中共的一切联系，成了一名红色国际特工。　　正是有了这些出色的中国同志，佐尔格小组在中国的工作才得以顺利进行下去。　　佐尔格领导下的情报小组机构庞大，人员众多，为便于读者熟知其行动规律、人员的隶属关系，现将有关组织情况介绍如下：　　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佐尔格情报系统”负责人：理查德·佐尔格　　情报系统中国助手：吴仙青（女）、方文、章文先　　联络员：蔡叔厚、张文秋（女）、老常　　情报收集组：张文秋、吴照高　　译报组：方文、柳忆遥、肖炳实、陆海防　　华南站：董秋斯、蔡步虚（女）　　南京站：方文、鲁丝（女）　　北平站：张永兴、于毅夫、张树棣　　武汉站：刘思慕　　以上人员只是佐尔格情报系统中国组的一部分成员，因保密工作性质决定，其他成员已无法搜集到材料，在这里只能表示深深的遗憾。在佐尔格情报系统中的中国战士，断绝了与中共党组织的联系，加入到共产国际的组织中，开始了为保卫国际共产主义大家庭的战斗。同时，他们也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想尽一切可能的办法帮助中国革命，创造了一批惊人的战例。　　佐尔格情报系统在中国短短的三年期间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中国情报战士功不可没。　　★ 张文秋——最后的“家”　　1932年初春，张文秋接到了一项新任务。　　一天，吴照高将张文秋请到了三楼的一个小房间里。他严肃地说道：“现在佐尔格同志要你向香港那里的同志传达一项特别指示，再亲自把那里的情报取回来。由于这个指示需要绝对保密，不能见诸文字，只能由你一字一句地背下来，记在脑子里作口头传达。”说完吴照高将一页文件交给她，让其迅速背诵下来。　　按照佐尔格的批示和吴照高的安排，张文秋化装为一个阔太太，乘英国“皇后号”豪华客轮的头等舱赴香港。　　一百年来，五口通商以后，我国沿海、沿江、甚至连大运河的客运、货运多被英国的“怡和”（在香港称为“渣甸”）、“太古”两家公司包办了。后起直追的日本人虽然办了“日清”公司，怎么也追不上大英帝国，只在大运河里穿梭。至于本国“招商局”的船能作沿海航行的为数极少，而且乘客多为散兵游勇、落魄军官，或者吞云吐雾的瘾君子，稍有身份的所谓政治家、资本家、革命家甚至歹徒都是不愿乘坐的，其陈设恶劣，不够舒适倒在其次，首要的是一个“治外法权”问题。踏上帝国主义的船只，只要有钱，就可以无所不为。但这个特点有时也能为真正的革命者提供掩蔽所。　　张文秋身穿质地考究的旗袍，外罩披肩，拎着一只款式新颖的小皮箱，从容地登上“皇后号”客轮。白衣侍者见是位中国的阔太太，马上笑脸相迎，接过皮箱，将张文秋引至左舷的一间客房里。张文秋顺手将几张钞票塞到侍者手中，吩咐不要让任何人打扰她。侍者连连鞠躬答应，送上咖啡茶点，转身退出客房。　　轮船在海上漂泊了三天三夜，终于到了香港。　　下船后，张文秋顾不上休息，立即乘坐电车向皇后大道驶去。在那里有她分别了近一年的战友董秋斯、蔡步虚夫妇，也就是这次的接头人。　　董秋斯和蔡步虚夫妇都是上海文化界颇有造诣的翻译家。他们两位都是方文的同学，与史沫特莱有着很深的交谊。就是史沫特莱介绍他们与佐尔格相识的。经过一段时期的考查，佐尔格认为他们可以信任，便把二人吸纳进小组，派到香港建立华南情报站。因为蔡步虚的家庭在香港和广州一带很有社会地位，对她开展社会活动很有利。尽管张文秋早就和他们夫妇相熟，并且还托他们照顾过幼小的女儿思齐，但是，由于组织纪律上的要求，他们还从没在一起交流过情报活动。　　张文秋在皇后大道附近下了车，直奔董蔡二人的居住地点——皇后大道28号。当时行人很多，张文秋正在匆匆赶路，忽然人丛中冒出一个人，高声叫唤：“秋萍，秋萍！”张文秋闻听一惊：这是她刚参加革命时用过的化名，此人八成是她的熟人。　　眨眼间那人已来到她的面前。张文秋马上镇静下来，定睛一看，竟是大革命时期的一位同事。此人叫范宗义，曾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过。张文秋因和他分别近三年，不知底细，所以没有立即相认。　　张文秋冷静地问：“先生，你在叫我吗？”　　范宗义激动地说：“秋萍，可不是在叫你吗？自从武汉一别三年有余，我跟组织失去……”　　张文秋见状，知道不好脱身，急忙将他拉到一条巷子口处，说：“我们是有三年不见了，今天我还有事，改日再说好不好？”　　张文秋虽然认出他是以前的同志，但因不摸底细，再者自参加国际情报工作后，她必须中断与以前同志的来往。所以，这次被熟人认出她感到非常棘手。　　范宗义恳切地说：“秋萍，我跟组织失去了联络。过去的同志死的死，走的走，如今，我能碰到你，我死活也得让你帮我找到党组织。”　　张文秋没有答话，只是冷静地观察他。只见他穿了一件格子西服，一双黑皮鞋，梳着分头，显然生活过得很富裕的样子。　　张文秋急于摆脱他的纠缠，小声说：“这样，今天晚上你到莱达旅馆找我。我有事，先行一步。”　　范宗义欢天喜地地点头道：“好，咱们不见不散。”　　张文秋和范宗义分手后，为防他跟踪，特意绕了几个圈才到皇后大道28号。　　张文秋和董秋斯、蔡步虚夫妇见面后，几个人都异常高兴。问寒问暖之余，免不了又谈起小思齐。　　闲聊了一会儿，董秋斯说：“请把佐尔格同志的指示拿出来吧。”　　张文秋笑了。“拿出来，怎么拿出来？我一张纸一个字都没带。”见他们夫妇二人惊疑的样子，张文秋指着自己的脑袋说：“为了绝对保密，佐尔格同志让我把指示藏在这里，用口头向你们传达。现在请你们仔细听好……”　　说着，她一字一句地向董秋斯反复传达了两遍，又检查了对方的笔录，准确无误后才轻松地笑道：“好，我的任务基本完成了！”　　董秋斯高兴地说：“这个办法真绝，无论敌人用什么手段也查不出证据。”他们对张文秋的记忆力更是赞叹不已。　　由于范宗义的出现，张文秋不敢贸然住在董秋斯夫妇的家中，怕给他们带来麻烦。于是，她便在皇后大道附近选了一家小旅馆住下。旅馆主人是位上了年纪的广东老太太，人很好。　　第二天，张文秋从董秋斯家取回组织上需要的情报，向旅馆走去。　　张文秋走到旅馆门口，忽然看到广东老太太正把她的行李搬到楼下。她心里感到很奇怪，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警惕性驱使她没有吭声。广东老太太倒是个好人，很机警，看到张文秋，连忙给她使了个眼色。张文秋知道有问题了，转身就走。哪知屋里密探早就看见她了，一见张文秋扭头就走，知道肯定是他们要抓的人，便立刻冲出房间。张文秋身上没有武器，不能和他们硬拼，只好拼命地跑。香港的路她又不熟，有几次几乎被他们抓住。张文秋心想，要是这样在街上跑来跑去的，让印度巡捕看见了也是件麻烦事，不如钻进小巷里避一避。想到这里，她一闪身钻进一条巷子里，正赶上教堂的唱诗班去教堂排练。张文秋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混进了人群里，那几个密探也随即钻入人群里寻找她。张文秋见他们紧追不舍，便决心治治他们。她见不远处停着一辆装马桶的手推车，便将它推起来迎着他们冲去。那几个密探见张文秋突然推着一辆小车折身向他们冲来，不由得大吃一惊。为首的密探拔出手枪，用粤语说道：“你不要乱来，我们是警察局的，奉命抓捕暴徒。”　　张文秋也不理他，只顾将小车往前推，那家伙见势不妙，拉了一下枪栓准备开枪，就在这时，张文秋将手中的小车猛地一推，小车脱手而出，撞了密探们满身粪便，张文秋趁机逃脱了。　　夜晚，张文秋用身上仅有的几枚铜板买了碗面吃，便悄悄向董秋斯家走去。　　刚转到街上，迎面碰到一个英国警察。他打量了张文秋一番，突然发问：“你是从哪里来的？请出示护照。”　　尽管英国警察的中国话很蹩脚，但她还是听明白了，于是张文秋将护照递给他。　　英国警察看了看护照，“你是个教书的，”又抬头看了她一眼，“为什么这么慌张，是不是带了违禁品，我要搜一搜。”说着，就要动手动脚。　　张文秋看到英国警察的那副嘴脸，真想抽他一记耳光。但是她很快平静下来，后退一步，正色道：“我没犯法，凭什么搜我？”　　英国警察晃动着警棍：“这里是英国女王陛下的香港，可不是你们大陆，你放明白些。”　　张文秋心想，他一搜身那些文件肯定暴露，决不能让他靠近自己。这时，她的手下意识地碰了一下怀里，摸到一小包吃面剩下的辣椒面，于是她有了主意。　　张文秋把手伸进怀里，说：“您等一等，我把东西交出来还不行吗？”　　英国警察瞪大眼睛，想看看她能掏出些什么。突然，张文秋将手一扬，一包辣椒面全洒在了英国警察的脸上，英国警察猝不及防，被呛得哇哇大叫，张文秋趁机钻进了一条小巷。　　半夜，张文秋从董秋斯家借了些钱，便拿了一个小皮包匆匆离去。　　凌晨，张文秋登上最早的一班电车，向码头驶去。然而，令她万万想不到的是，竟又碰上了范宗义。这两天发生的一连串事情，已使张文秋格外提高了警惕。范宗义假意和张文秋打招呼，身子慢慢挤了过来。“秋萍，这几天让我好找哇？”　　此时，张文秋想躲也来不及了，这家伙挤到她身边，用揣在裤兜里的手枪悄悄顶住了她的大腿，低声说：“秋萍，你跟我去自首，说出在港的共党，香港当局不会亏待你的。”　　张文秋见一时无法脱身，便用话稳住他，“你说的倒好，凭什么让我相信你。”　　范宗义从兜里掏出了一个蓝皮“派司”晃了晃，“我现在是香港皇家警察队的华籍探员，怎么样，这回该信了吧？”　　张文秋冷冷地说：“那真是恭喜你了。”　　范宗义得意地说：“秋萍，干这共党有什么意思，你就说出来吧，保你享受荣华富贵。”　　张文秋装作犹豫的样子说：“让我想想。”　　范宗义见张文秋一副认真的样子，便放松了警惕，抬头四下张望。张文秋见有机可乘，便抬腿狠狠踢了他一脚，然后拨开人群就向电车门口跑去。范宗义掏出手枪大喊：“都闪开，老子要抓赤色分子。”车上的乘客立刻闪出了一条道。他见张文秋快走到车门口，便举枪瞄准，张文秋知道不妙，不等电车到站停靠，就赶紧跳车跑了。好在那时香港电车的车门是不关的，只要你胆大心细，跳车是没有危险的。就这样，张文秋终于甩掉了叛徒范宗义。　　由于张文秋在港暴露了身份，按正常途径离港风险很大。于是，她找到了一艘香港开往烟台的货船。这是一艘英国船只，大约4000吨，只载货物，不载旅客，途中经上海卸下货物，其他港口一律不停靠。停靠码头时，只有海关人员查货及办理上下货报税手续，不大为军警、特务分子所注意。张文秋购得一张去烟台的船票，谎称自己替父亲押运货物，从容地登上了这条货轮。　　随着汽笛的鸣叫，货轮启碇。张文秋站在空旷的甲板上，思绪万千。此刻，她不是在为自己的安危担扰，而是更加惦念远方的战友。　　接着，张文秋又连续执行了几次任务，多次受到佐尔格等人的赞扬。由于她工作出色，佐尔格打算将她送去国外学习，将她培养成一个高级情报人员。哪知此时佐尔格奉命调往日本，张文秋出国一事就被搁下了。　　不久，吴照高也调去日本。离华前，张文秋为他饯行，还应吴的要求将女儿思齐带给他看看。吴照高抱着思齐亲了又亲，并十分动情地说：“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一道工作、并肩作战的日子，特别珍视这段特殊的‘家庭’生活。以后我们不必再装成‘夫妻’了，不过我想当你的哥哥，我会为有你这样一个妹妹而高兴，如果你同意，就让孩子叫我‘舅舅’行吗?”孩子乖乖地叫了“舅舅!”张文秋也表示永远不会忘记他，为他敬酒，祝他一路平安。吴照高十分高兴地说：“今天，我要向你道歉!过去我对你关心照顾很少，那次对你的批评很过分，希望你原谅。我相信有一天，中国革命胜利了，全国人民游行庆祝，那时我一定争取再来，和你们一起欢呼胜利!”　　哪知吴照高一去就没再来，他的去向以至生死，都成了不解之谜……　　还在吴照高离开中国之前，共产国际远东局为了深入了解上海工人运动的情况，将张文秋派去上海浦东，打入英美烟厂，专事搜集有关情报。　　时任浦东区委书记的李耀晶，让张文秋以英美烟厂子弟小学教员的身份为掩护，并参与区委领导工作，以便全面掌握工运情况，又在工厂附近为她租下了住房。李说，单身女人是租不到房子的，要以“夫妻”名义才能办理手续，并要求她将女儿思齐也带来居住，这样才更像一个“家”。　　张文秋想，自己与吴照高的“夫妻戏”还没演完，又要与李耀晶建立个像样的“家庭”，真成了“戏中戏”。她同意了，于是李耀晶成了她的第四位“丈夫”。新“家”组建后，订下了共同遵守的工作和生活制度。对外李耀晶是这家的“先生”，但平时不在这里住，只在星期三、六下午来此与“太太”见面，实际上是研究工作。张文秋每周去一次共产国际机关汇报工作和递交情报资料，平日在学校授课，并在厂区和家属中活动。思齐接来后，无疑多了份拖累，便请房东照料孩子，房东见他们“夫妇”都是正派人，思齐又长得惹人喜爱，就高兴地答应了。　　一天晚上，李耀晶来了。张文秋严肃地问：“今天不是碰头日，你怎么来了?”李耀晶忙插紧门，笑道：“按规定，我晚上不能来，更不准在这过夜。可是今天我应该来。”“你可不能违反纪律啊!”“你想想，如果我一直不来，外人反而会怀疑我们，这家的先生怎么老不回家?这里是我的‘家’，我常来更安全。今天有急事找你商量。”“什么事，你快说吧!”李耀晶却卖关子似的，掏出香烟慢慢地抽，十分开心地说：“我这不是回‘家’来了吗?在‘家’里还不让人宽松些?”待思齐睡了觉，他才极其机密地说：“共产国际对你的工作非常满意，打算对你进一步培养深造，中央负责同志已商量好了，想送你到国外去学习。我先同你通个气，组织上将会正式找你谈。”张文秋喜不自禁：“谢谢你先来告诉我!……可是，我已经没有家了，我把孩子交给谁呢?”李耀晶说：“我就是为这事而来的……我想，能不能就利用我们的‘夫妻’关系，索性把思齐当作我的孩子，让我母亲负责抚养他。母亲早就催我结婚，正盼着抱孙子呢!”事情来得太突然，张文秋一时拿不定主意，便同“丈夫”商讨妥切的办法。不觉已经夜深，张文秋警觉地说：“这么晚了，你该走了!”“这么晚我更不能走!人家会说，你‘先生’很少回来，到了半夜又走了，容易使人怀疑，暴露目标。”“那你——怎么住?”李耀晶也严肃地说：“我们都是党的负责干部，都要遵守党的纪律!”说着就抱起一床闲着的被子铺到墙角地板上，倒头便睡。张文秋见了，心中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担忧，敬重，怜惜，她几乎一夜未眠。　　天亮后，李耀晶悄悄“上班”去了。不久，组织上跟张文秋谈了准备送她出国学习的事。她也同意将思齐交给李老太太照管。李耀晶马上给他母亲写信，说自己早已在上海结了婚，并且有了一个女儿，因为“夫妻”二人工作太忙，收入又有限，想把“女儿”送回老家跟奶奶过。那位盼孙心切的老奶奶喜出望外，立即给未见过面的“儿媳”和“孙女”寄来了盘缠，让她们赶紧回老家。　　岂料就在这时，李耀晶和张文秋的“家”被突然破坏了!一天，李耀晶去市区开会，被叛徒告密，当场被捕关进监狱并惨遭杀害。组织上让张文秋以“妻子”的身份出面处理了烈士的后事。　　由于国内外形势急剧变化，共产国际的机构被撤销了，张文秋奉命回到中共党内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直至1937年，组织上才决定让张文秋带着女儿回到延安党中央这个“家”。踏上西去的列车，张文秋心头异常沉重，她想起自己一个又一个“家”，一个又一个比亲人还亲的战友和同志，他们有的不幸牺牲，有的不知去向，她闭上泪眼，脑海里不断地浮现着李耀晶、吴照高、林育南、刘先源等“丈夫”的高大形象……　　★ 方文——北平秘织情报网　　呜——！汽笛鸣叫，一列火车奔驰在铁道线上。这是北上的列车，终点站是北平。　　坐在车厢中的方文，心情是平静的。此时，并无第一次出征南京时那样的紧迫感。回顾这一年多来在佐尔格领导下所做的工作，虽没有太值得称道的地方，但自己毕竟尽了最大的努力，完成了一系列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尤其让方文深感欣慰的是，自己在南京亲手建立了几处情报点，虽然后来遭到破坏，但鲁丝等人却牢牢地钉在了敌人心脏。而这次北平之行，则是新阶段工作全面开展的第一步。　　此行第一个要见的人叫张永兴。此人是方文在南开中学的同班同学，并同住一室。他是东北宽甸县人，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在中学只读了两年，就因家贫辍学，回到老家教书。“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投身抗日活动，参加东北救国会的工作。前不久，来南京汇报工作，正好碰到了方文。他向方文叙说了自己的苦闷，深感无法依靠国民党政府抗日，指望蒋介石收复东北更是没希望，必须重新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方文感到张永兴是个热血男儿，决心帮助他走上革命的道路。　　到北平后，在一个小胡同里找到了张永兴的家。见方文如约来访，张永兴格外高兴。两人彻夜长谈，张永兴顿开茅塞。最后他表示一定要跟共产党走，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抗日，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国。　　方文通过考察，觉得张永兴是个绝好的情报人员。不过，暂时还不忙发展他，应先让他在社会上经经风雨，见见世面。　　当时，北平是蒋介石在华北攻打中国红军的司令部所在地。张学良奉蒋介石之命撤离东北后，被委任为“剿总”副总司令，驻北平。他的军队开赴河南，正向我党领导的鄂豫皖三省边界大别山根据地进攻。东北军被迫把自己的家乡让给日本强盗，置三千万父老兄弟的生命财产于不顾，背井离乡，却又被迫去攻打中国工农红军，官兵们的情绪普遍不高。方文决心在东北军里找一些有识之士，争取他们不要为蒋介石卖命，为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　　通过张永兴得知，南开中学的另一个同学于毅夫在东北军司令部中做秘书工作。方文虽然和他不熟，但久闻其名。他曾在五四运动中，因无计阻止北洋军阀的卖国罪行，愤而跳海自杀，幸遇救而未死。此举曾震动全校。后来不意在北京燕京大学读书时两人又成了同学。1927年初方文秘密离开天津去武汉参加北伐军时，于毅夫还特别为他送行。大革命失败后，各地掀起清党活动，大肆捕杀共产党人。于毅夫从官方得知方文的名字已被列入特务的黑名单后，立即通知他，使方文得以逃离魔掌。　　1927年夏，于毅夫大学毕业回黑龙江老家，在省政府任秘书职务。“九一八”事变后，随东北军撤到北平，并在张学良司令部任职。基于他的经历判断，于毅夫的革命性不会比张永兴差。于是，方文拜访了于毅夫。　　在东北军的司令部里，方文见到了一身戎装的于毅夫。老友相逢，格外亲切。于毅夫把方文领到家中共进晚餐，饭后方文就留宿在于毅夫的家中，两人躺在床上，彻夜长谈。　　“毅夫，东北军已是亡国亡家的人。你在这里干得舒心吗？”方文故意用话刺激他。　　于毅夫叹了一口气：“舒心？能活下来就不错了。我们东北军在这里真好比丧家之犬。”　　“那你就甘愿这样活下去吗？”　　“我一个堂堂男子汉，当然不愿苟延残喘。”　　“你希望走上一条不同于现在生活的新生之路吗？”方文开始引入正题。　　“当然愿意，”毅夫看了他一眼，“我知道你有些背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依然为共产主义事业奔波。”　　方文点了点头：“毅夫，实不相瞒，我此次是奉共产国际上海情报组织之命，到此开展工作，希望你能给予帮助。”　　“共产国际！”于毅夫惊喜地看着老同学，“你了不起，干起了国际共产党。 好，你说吧，需要我帮什么忙，尽管开口。”　　方文正色地说：“我们组织想了解一下东北军对鄂豫皖边区红军的军事计划和行动。”　　于毅夫考虑了一会儿，说：“虽然我提供不了全部的材料。但据我掌握的材料，也能给你们提供十之七八。好，我愿做东北军司令部中的革命耳目！”　　从此，方文便秘密住在于毅夫家。于毅夫家是个四合小院，偏北的一间房留给方文居住。这间房就成了他的秘密工作室。同时，方文也将携带的微型的照像器材隐藏在屋内一个角落里，供工作之用。　　一天夜里，于毅夫拎着一个大皮箱走进了方文的居室。　　于毅夫将皮箱放在桌上，高兴地说：“老同学，看，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了。”说罢，打开了皮箱。方文凑过来一看，吓了一跳，只见皮箱装着满满的军事文件和作战地图。　　“啊呀，你这不是把东北军的机要室都搬来了嘛！”方文急忙安置好翻拍架，卡上照相机，调好焦距。于毅夫则内行地将一盏台灯移过来。　　“咔嗒、咔嗒。”室内静悄悄的，只能听到照相机摁动快门的声音。　　三个小时过后，总算将文件和地图拍完。　　方文拍着于毅夫的肩说：“毅夫，首先我代表组织谢谢你。其次，我要劝你，今后万不可大批量地偷拿司令部文件，万一被上级知道了，暴露了你的身份，岂不坏了我们的事业。”　　于毅夫诚恳地点了点头，“放心吧，老同学，今后我会格外小心的。”　　在东北军的工作进行之时，上海情报小组的成员柳忆遥从上海赶来向方文报告，他在山西省军阀阎锡山司令部发现了有用的线索，请他考虑是否录用。　　当时在华北有两个被蒋介石利用的地方军阀，一个是东北军，另一个是阎锡山的山西军。现在已在东北军里有了于毅夫，正应在山西军里寻找革命的耳目，如在那里也找到可用之人，则华北工作的组织问题基本上解决了，所以柳忆遥的消息使方文十分兴奋，连忙追问详情。原来山西省省长赵戴文的儿子赵宗复是北平燕京大学的进步学生，很想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做点工作，在他毕业回山西之前，主动找到老同学柳忆遥，说如有用得着他的地方，他一定尽力而为。赵戴文是阎锡山的老师，他的儿子如能为革命工作，就等于在阎锡山身边安置了一枚重要的棋子，这样的人，正是组织寻求的理想对象。方文初步同意接收他，并接受柳忆遥的建议，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正式和赵宗复谈了一次话。赵宗复返回山西后，将阎锡山与日本秘密勾结，对蒋介石貌合神离，待机而动的情况，及时报告给组织，为共产国际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情报材料。　　就这样，情报组织中的中国情报战士，从南京到香港，从上海到北平、太原，编织了一个卓有成就的情报网，取得了巨大的工作成绩。为此，莫斯科总部不止一次地来电表扬佐尔格领导的情报系统，称赞他们“快捷、准确”地提供了国民党军队的活动情报，及其和帝国主义相互勾结的绝密信息。第5节 在另一条战线上　　这是远东一条斗争战线，它像世界上许多无形的街垒一样，是一场暗中的较量。　　——理查德·佐尔格　　作为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系统的负责人，佐尔格不仅指挥着手下的情报人员出生入死，而且自己往往也战斗在最前沿。　　为了搜集帝国主义列强帮助国民党政府进行不义战争的军事资料，佐尔格常常在南京的“国际俱乐部”和“扶轮俱乐部”里一连呆上几个晚上，诱使他的交谈伙伴——那些军官朋友酒后吐真言，而他在这种时候却始终得保持清醒的头脑。他从德国搜集到许多关于这些军事顾问的背景情况，使他在与他们周旋应付中始终占据主动。　　1931年底，佐尔格从南京顾问团上校专家勒贝尔博士处获悉，在柏林的埃贝尔贝克不久前签署了一份合同，即将出任中国蒋介石政府的军事顾问。　　佐尔格立即设法会见了这位“一战”中的老战友。在他们的交谈中，佐尔格了解到，德国军队将秘密帮助国民党军队设计一种新型的山炮。这种大炮是在弹道学家赫尔曼·克兰茨教授，以及柏林军事工程学院的威廉·施维宁教授指导下，由工程师们总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验后，加以改进生产的。生产这种武器是德国康采恩秘密军备计划中的一项，由于凡尔赛条约禁止德国生产大口径、远射程的火炮，所以国防军通过他们的技术顾问，与瑞典波福尔斯工厂合作，准备在中国试验一下他们生产的武器性能。波福尔斯工厂计划在1932年用首批生产的48门山炮装备南京军队的两个炮团。运送时，首先要把大炮拆分成八个部分，每一部分都重达百公斤以上，用八匹骡子通过没有公路的地区运往阵地。而佐尔格的另一位战友戈特弗里德·吉尔贝特上尉负责培训中国炮手。训练学校就设在距南京蒋介石官邸以南，约18公里远的汤山，那里有一个面积很大的射击场。　　这些情况引起了佐尔格的高度重视。他立即指派他的中国助手通过关系秘密复制了该校的建筑草图、设计图和测绘资料，并迅速向中国工农红军提供了敌人的最新装备情况，使其及时做好战斗准备。　　通过情报小组与中共中央特科的秘密情报交换渠道，这个情况很快转到了江西红军总部。后来，当国民党军队得意洋洋地用大批骡子运输队运送这些新式山炮时，出乎意料地遭到了红军爆破小组和赤卫队的袭击。一路上，打打停停，使运输队损失过半。等把剩下的十几门山炮拼装好，秘密架设在赣南红军指挥部附近时，红军主力部队已敏捷地撤出了火炮攻击的范围。　　德国军事顾问苦心经营的“大炮计划”失败了，德国兵工专家期待的那种“炮轰效果”也无法核实，最后不得不暂时中断对国民党炮兵团的补给和培训。　　此外，佐尔格情报系统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即观察国民党军队武器和装备，以便从质量上和数量上进行估计。由于大部分进口武器都是经港口运进内地，并在上海的大银行里结算费用，所以这项调查工作相对容易。中国军备生产如同后勤仓库一样，也高度集中。南京的兵工厂也叫军火库，是供应陆军和空军现代武器的最大补给中心。佐尔格成功地搞到了一张南京军火库的方位蓝图，并拍摄下来送到了莫斯科。　　当时，江西中央苏区的主力红军约65000人，然而，这些部队却只有不到四万支枪。换句话说，中国工农红军的主力部队只有一半或三分之二的部队有枪枝。　　在同国民党匪军的激烈战斗中，英勇的红军战士不得不用长矛、大刀来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武器成了红军部队的头等大事。在国民党军队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之际，中央特科转来了一条情报：希望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小组能为红军盗运大批武器。　　上海的码头，成了外国向中国输送武器的集散地、中转站。据不完全统计，每天至少有上万支枪械从此运走。　　佐尔格派出了精悍的情报人员开始活动。因为他发现国民党的官僚机构自上而下到处蔓延着营私舞弊、腐化堕落之风。一切都为了钱，用钱可以达到一切目的。国民党军官们为能够住进最昂贵的外国饭店，去旅行者的夜间酒吧和欧洲人开的妓院里鬼混，经常偷偷地出售武器，换取美元。德国军事顾问小组的军械员更是不愿放过赚钱的机会。　　终于，有一天从德国开来一艘几千吨级的货船，上面装满了步枪和子弹，估计有七八千支，子弹不计其数。负责此项接收工作的是国民党后勤部门的一名上校陈少堂，和德国驻南京兵器检查员冯·霍恩哈特上尉。　　陈少堂是个极其贪婪的人，对金钱的欲求甚至达到了贪得无厌的地步。而霍恩哈特虽然规矩一些，但迫于家境也常干些铤而走险的买卖。　　佐尔格早就掌握了这两个人的底细，于是便派遣情报员米申来完成这个任务。　　康斯坦丁·米申，俄国人，曾在俄军通讯连服役。日俄战争期间被日军俘获，送到东北关押。后来，他获释来到哈尔滨，在此认识了马克斯·克劳森。从此，他改变信仰，坚定地加入了共产国际的战斗行列中。由于在中国多年，米申精通汉语，熟悉这里的风土人情。此外，他的德语讲得也不错。　　米申西服革履，装作一位很有钱的白俄富商，找到了霍恩哈特。经过一番试探性接触后，他开始行动了。　　一天，米申对霍恩哈特说：“我必须向您说实话，我不是什么商人，我是沙俄白卫军谢苗诺夫将军的特派代表，我们需要军火。”　　霍恩哈特听了并不吃惊：“谢苗诺夫的部队不是驻扎在华北，有日本人供应他武器嘛，难道军火还成问题？”　　米申认真地说：“日本人是不可靠的，他们只提供少量的武器和借款，还要求将军的部队必须打到雅库茨克，否则就断绝军火……你是知道的，苏俄红军已壮大起来，我们的部队反攻谈何容易？如果没有足够的军火就更别想打回俄国去了。”　　霍恩哈特答应考虑考虑，二人约好明天再见。　　为保证骗局的真实性，第二天，米申约霍恩哈特来到白俄流亡者常常聚集的一家小酒馆。这家小酒馆座落在霞飞路上，是沙俄炮兵上尉特卡钦柯开设的，离佐尔格的寓所只有一百米。流亡者习惯称它为“总部”。　　霍恩哈特跟随米申进入“总部”，在前屋的一个角落里置放着一个陈旧的涂金神龛，里面摆着失去光泽的尼古拉显圣的圣像，旁边的墙上挂着尼古拉二世的画像，下面是两把交叉着的军刀，军刀上面系着圣乔治缎带。这个所谓的“总部”其实是旧储藏仓库改建的。大厅中间有一个小型舞台，台上有一架钢琴，一位上了年纪的女歌手，正演唱着一支古老的抒情歌曲。听众用拳头支着下巴，悲伤忧郁地听着她的演唱，有的喝醉了，有的乱喊……　　这一切都给霍恩哈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确信米申是个白卫军分子。　　两人来到大厅坐下，米申要了一瓶伏特加和一堆酸黄瓜、香肠，便开始了谈判。　　米申大口喝着酒，说：“上尉，这是一条财路。将军手下有15000名骑兵，将来还会有更多的人加入。那么，至少得需要二万支优良的步枪。如果你能想办法弄到这些武器，钱不成问题。”　　“数量太大了，无论如何弄不到这么多武器。”听了米申的话，霍恩哈特不禁吓了一跳。以往他都是十几二十支地盗卖枪支，最多也就一百支。如今，米申一张口就二万支，确实让他吃惊不小。　　米申仍然不动声色：“如果你确实有困难，不妨给我们提供个机会，让我们自己搞。自然会有你一份佣金。”　　这番话似乎打动了霍恩哈特，他思考了一会儿，低声说：“上海码头最近要从德国驶来几艘军火船，总计有十万支步枪，看看能不能从这些船上下手。不过，和我一起接收武器的还有一个国民党的军队的上校，如果把他……”　　米申高兴地说：“这名中国军官我会解决的，只要你给我提供机会。”　　霍恩哈特突然问：“佣金有多少？”　　米申微笑道：“如果两万支枪都搞到，您的那份不会少于一万美元……”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米申将陈少堂送进了一个欧洲人开的妓院，免费为他找了两名金发碧眼的女郎。而在同一时刻，霍恩哈特以兵器检查员的名义开据了一张证明，让米申拿着它去同港口的警卫部队交涉。　　很快，米申便以德国专家要检验武器性能为名，提走了两万支步枪和上千箱的子弹，直接送上一艘德国货轮驶离上海码头。轮船行到九江时，佐尔格早已派克劳森等人化装成西门子公司的人，租用二十几辆美国道奇卡车将货卸下来装上卡车运走。很快游击队通过秘密交通线，用车拉、马驮、人扛等各种方法，将武器运到了中央苏区。　　在停靠码头等待卸货的一个星期内，就丢失了两万支步枪，相当于国民党围剿部队武器的十分之一，令国民党当局异常震惊。　　尽管国民党当局拼命追查，但也找不到线索。原因很简单，这个事件的主角是两个外国人，追查起来自然碍手碍脚。倒霉的陈少堂被糊里糊涂地送上了军事法庭，而霍恩哈特也被提前解职回国。当然，他的兜里已装满了一万美元的钞票。至于米申，他是以白俄分子面目出现的，就更无从寻找此人了。　　在佐尔格的情报系统中，堪称中枢部分的应该是克劳森和他的电台。　　克劳森在组装、调试、校准他的收发报机和试用他新买的一部频幅很宽的短波无线电收音机时，发现在上海及上海周围的上空布满了无线电信号。　　作为海军无线电收发员，对此应该习以为常。但克劳森来到上海时，每天在39—60的短波频率上所听到的事，甚至可以令每一个职业发报员感到吃惊。无线电台有公用的和民用的，有官方的和业余的，另外还有公开的和带密码进行联络的无线电通讯。发报机的频率信号仅在几毫米宽的刻度上相邻，各种强度的无线电发射相互重迭，而且常常影响对方。尽管如此，业余的与受过训练的无线电发报员、官方的发报员与其他无线电台、还有那些他熟悉的呼叫方式以及各国不同的无线电发报网还是比较容易区分的。尽管情报小组最初的任务并不包括搞无线电侦查，他们缺少这方面的技术设备，尤其是没有充足的时间。但克劳森一直没有放弃。　　1930 年春，佐尔格说：“我们应该想办法从空中截取情报。”他的意思是在不十分危险的情况下，在自己的范围内附带地窃听那些对情报小组有用的情报。克劳森马上做出热情的响应。佐尔格决定说：“我们最感兴趣的情报一定是先译成密码，然后再发出的。因此，我们首先要把密码搞到手，尤其是国民党军队情报部的密码。”　　仅仅两个月后，佐尔格就在南京打听到，随着军队的强化建设，自1929年底以来，编码也做了根本的改变。另外，德国工程师、无线电通讯军官施特尔茨纳也来到蒋介石的侍从室，并且在军统局二处活动。佐尔格打听到施特尔茨纳住在杭州，便特意去了杭州几次，结果每次都是一无所获。施特尔茨纳是一只狡猾的狐狸，他对自己那个座落在国民党通讯总部旁的住宅采取绝对的保护措施。住宅四周布满了牵着狗巡逻的国民党兵，窗户上也钉了铁条。他拒不接见任何陌生人的来访。另外，据他户外的地面无线装置判断，他自己很可能也搞了一部私人无线电报机。克劳森建议佐尔格，把这件事同机智勇敢的章文先商谈一下，或许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可以帮助情报小组。佐尔格拒绝了克劳森的建议，说：“我们绝不能去冒这个风险。这件事是很棘手的，对方只要稍微怀疑密码受损，就会很快更改整个密码，我们的工作就会前功尽弃。”　　不过，章文先到底是机智勇敢的谍报员，几天以后，他向佐尔格报告了对方的“弱点”。施特尔茨纳与一位中国富商的女儿结了婚。她既想永远地得到他，又担心会失去他，所以千方百计地设法提高自身的地位。在家里，她是唯一被允许去所有房间的人，包括施特尔茨纳那间“神圣不可侵犯”的办公室，因为施特尔茨纳信不过他雇用的所有男女佣人，然而对他的妻子，却是十分放心的。他相信，她绝对不敢过问他工作上的事情，而且她也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技术训练，她只能结结巴巴的讲几句英语和德语，整天只想着穿着打扮，洒昂贵的法国香水。每逢丈夫出差去南京时，她便同母亲一起去上海采购物品。然而，在价格飞涨的年代，就连收入不菲的军事顾问施特尔茨纳也承受不起这么大的花销。强烈的虚荣心和贪欲促使这位施太太同意了情报人员提出的建议，拍摄她丈夫办公室的文件以换取昂贵的法国香水。　　问题是，她不会使用现代化的微型照相机，可情报小组又没有充足的时间去训练她如何使用。这时，情报小组中一个叫约翰的小伙子出马了。他献出自己的一架莱卡照相机，对其进行了改装。他固定好所需的光圈和曝光时间，用根栓着铅块的线测定好相机与所拍物体的最佳距离。这样，章文先的助手用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就教会了施太太照相：把纸面放在落地灯或台灯的下面，用铅块压住，然后把线拉直，拿稳相机，慢慢地按下相机的快门，照完一张马上卷一下胶卷。换胶卷也并不复杂。这一套照相方法学会之后，施太太把照相机和十卷胶卷同她采购的物品以及情报小组预付她的报酬（几瓶名贵的法国香水）悄悄地拿回家，放在了她的衣箱里。　　情报小组都在焦急等待她的进展。终于有一天，约翰把施太太送来的胶卷冲洗了出来。大家从定影盘里一张一张地把照片取出。照片上有德文、英文和中文，有各种数字和符号，还有私人信件和复制的指令，简直就是个大杂烩。还有许多被弄破了或是照偏了的照片。当然不能要求施太太系统地、一页一页有条不紊地进行拍摄，因为她毕竟是个外行。　　克劳森、佐尔格和约翰根据语种粗略分类，而后由佐尔格看英文资料、克劳森看德文、把中文的留给常同志看。不管怎样，这个窃取国民党核心部门密码的计划初见成效。　　有意思的是，施太太是个很聪明的人，在一个月以后便会熟练地使用照相机，而且根据联络员教会她的常见德文缩写句式，竟能辨别出文件的种类来。这样，初期那种大杂烩的局面逐渐减少，代之的是越来越专业的文件。不过同时，施太太的价码也在提高，从最初的香水到后来的名贵时装，以至最后的现金，情报小组都尽量满足了她的要求。　　就这样，情报小组掌握了国民党南京总司令部及其下属各师、旅部进行无线电通话的密码。　　三个月后，施太太从浙江最后一次将材料送来时，附带也把莱卡照相机带来了。她说要随她的丈夫去武汉，这种事情不再做了。　　令人惊奇的是，施太太送来的最后一批资料中，意外地拍摄到一本附有德国军事顾问与国民党进行联络的公务电话号码和私人电话号码。根据这个材料，佐尔格向莫斯科中央总部列出了一张在中国的德国军事顾问名单和职务表，并报告了他们在中国的活动情况。佐尔格还在名单上标明了兵种的分类及所在军队的工作使命。　　1931年夏，中国政局风云变幻，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一天，佐尔格找到方文严肃地说：“过去一年多来，我们是赤手空拳深入敌人心脏里去。现在敌人逼到了我们头上来了，我们急需防御的武器，我们应即刻买十支手枪，越快越好。这一紧急任务，我以共产国际的名义交给你，必须完成。”　　方文接到这一新的紧急任务后，立即去找神通广大的蔡老板——蔡叔厚同志。　　在“绍敦电机公司”，方文见到了蔡叔厚，直截了当地把买十支手枪的任务提出来。　　蔡叔厚竟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这倒让方文有些吃惊，因为买枪毕竟不同于一般的买卖。方文忍不住追问他到哪里去买枪。蔡叔厚告诉他，电器公司经常和外国洋行打交道，外国商人大多兼营军火生意，因为这生意能赚大钱。　　方文提醒他，外国人卖军火没人敢管，但中国人做这种事是不允许的，搞不好会吃官司的。　　蔡叔厚笑着说：“没事。租界里的军阀富户都有保镖，都有枪，我只说我也做这个生意，代有钱人买几支武器防身不就行了么？放心，三天后到我这里取货。货款等买货后再交也不晚，我和几个外国佬有商业信用，这点小生意，相互信得过。”　　三天后，蔡叔厚通知方文取货。在“绍敦电机公司”一间隐秘的货仓中，蔡叔厚打开一只箱子，里面放着十支用油纸包了的驳壳枪。　　方文虽然对武器不太在行，但还是一眼认出，这种驳壳枪是德国制造的速射手枪，因这种枪有快慢机，装弹量大(20发)，简直就像一挺小机枪，中国军队的军官及土匪、保镖都爱使种武器。南方人叫它驳壳枪，北方人叫它盒子炮。　　方文将货款如数交给蔡叔厚，然后将“货物”装上佐尔格借来的德国使馆轿车，绝尘而去。　　现在，有必要介绍一下佐尔格小组的核心成员，具体人员为：　　情报小组负责人：佐尔格（苏联）　　谍报员：约翰（波兰）　　报务员：塞帕·魏腾加尔（德国）　　马克斯·克劳森（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