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形成论：我的心理治疗观-3

在雅各布(Jacob)刚完成的一项对美国大学生价值观的研究中，他总结了他的发现：高等教育对大学生价值观主要的、总体的影响，就是要让大学生接受美国上流社会普遍接受的关于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和女性的价值标准以及态度体系……大学教育的影响是……使当事人社会化、净化、雅致化，或“塑造”青年人的价值观以便使他能够舒适地进入美国上层社会。(Jacob，1956，p．6)我发现，与这种为了服从而带来的压力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如果当事人自由地实践他所希望的生存方式，他们往往会憎恶并质疑社会组织、大学或文化要把他们塑造成型的趋向。我的一个当事人非常激动地说：“长久以来我一直努力按照肘别人来说有意义、而对我来说根本没有道理的标准活着，真的。不知为什么，在某个层面上，我的情感远远超出那些标准。”所以，他开始远离社会对他的固定期望。不再取悦他人我发现许多个人试图通过取悦他人来形成自我，但另一方面，如果他们得到了自由，他们就会远离这种取悦他人的目标。有一个职业男性，在治疗的结尾时回顾他的经历，他写道：我终于觉得我真的必须要开始做我想做的事，而不是做我认为应该做的事，不管别人认为我应该做什么。我的整个生活彻底翻了个个儿。我一直感到我必须做一些事情，那是因为别人期望我这样做；更重要的是，我那样做是为了让人家喜欢我。见鬼去吧！我想，从现在开始，我就是我——不管富有还是贫穷，好还是坏，理性还是非理性，合乎逻辑还是不合逻辑，名声好还是不好。所以，非常感谢你帮我重新领悟莎士比亚的那句话——“要做到对你自己真实”。可以说，当事人用一种有几分消极的方式，在一种自由和安全的理解关系中，通过发现一些他们不希望改变的方向，确定了他们的生活目标，他们的人生目的。他们宁愿不去掩饰自己以及那些来自他们自身的情感，或来自一些重要他人的情感。他们不希望成为他们’．应该”成为的样子，无论那些规则是由父母规定的，还是由文明规定的，无论它得到积极的阐释，还是得到消极的阐释。他们不希望把自己以及自己的行为塑造成一种可能纯粹是为了取悦他人的形式。换言之，他们不选择成为任何矫揉造作的东西，任何被强迫的东西，任何被他人从外面界定的东西。他们认识到，他们并不重视这样的目标或目的，尽管在此之前他们已经按照这样的目标度过了他们的大部分生活。向着自我导向转变但是在这些当事人的经验中确实沙及了什么呢？我要试着去描述我看到的在他们的转变中出现的若于导向。首先，当事人向着独立自主转变。我借此是说，他逐渐地能够选择他要转向的目标，他变得对自己负责任。他能够决定，什么样的行为表现和方式对自己有意义，什么样的没有意义。我相信这种自我导向的趋势在我所举的例子中已得到了详尽的证明。我不想给你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就是在这个导向中，当事人是无忧无虑或充满信心地转变着。实在不是这样。自由地成为真实的自我是一种令人恐惧的承担责任的自由，开始对，个体往往是谨慎而胆怯地、几乎是没有信心地朝着这个目标转变。我也不想让你们觉得，似乎当事人总是可以做出合理的选择。负责任的自我导向意味着个人要做出选择——然后从选择的后果中学习。所以当事人会发现这是一种令人清醒但又令人兴奋的体验。一个当事人说：“我感到害怕，感到很脆弱，失去了支撑，但我在内心也感到一种汹涌澎湃的力量或活力。”在当事人开始掌握他自己生活和行为的导向时，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反应。向着生成的过程转变第二个命题很难描述，因为我们没有很合适的现成词语。当事人似乎更开放地趋向于成为一个过程、一种流动性、一种变化。他们发现自己一天天地日新月异，对此他们没有丝毫感到不安。对于一种特定的经验或特定的一个人，他们并不总是有着相同的感受，他们并不总是始终如一的。他们处于不断的变动中，而且看起来更加满足于在这种流动的趋势中继续走下去。追求结束或终止的驱动力似乎会减少，甚至消失。有一个当事人说：“当我在这儿再也不能预测我自己的行为时，事情肯定在变化着，朋友。它是某种以前我能做的事情。现在我不知道下一步我要说什么。老兄，那是一种怎样的情感！……我甚至惊奇我自己说过这些事情……每次我都能够看到新的东西。这是一种冒险，真的是那样～—对未知的东西的冒险……我现在开始享受这个乐趣，对此我感到快乐，甚至体验那些陈旧消极的东西也让我感到兴趣。”他正在开始把自己当作一个流动的过程来欣赏，起初是在治疗时间内，但以后他会发现在他的实际生活中亦是如此。这不禁使我想起了克尔凯郭尔对个人真实存在的描述；“一个真实存在的个人不断地处于形成的过程中……并把他所有的思想转化为过程的术语。对于他来说……情形就像是对于一个作家及其写作风格一样；因为个人并没有任何完成的东西，个人只是一种风格；每次开始的时候，他都是‘在语言的潮流中兴风作浪，，这样，最习以为常的表达可以经由一次次的新生，成为他全新的存在。”(Kierkegaard，1941，p．79)我发现这段话极其优雅地捕捉到了当事人转化的倾向：他转变为一个实现潜能的生存过程，而不是成为某个固定的目标。转向生存的复杂性这里还涉及一种复杂的生成过程。有一个例子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状态。我们的一个咨询师，他本人曾经得益于心理治疗，最近来找我讨论他与一个非常难以相处的、心理失常的当事人的关系。让我感兴趣的是，他不希望过多地谈论当事人，而是主要想确定在治疗关系中他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自身情感的复杂性——他对于当事人的热情，偶尔豹挫败感和厌倦感，以及他对于当事人福祉的共情关注。在一定程度上，他害怕当事人有可能成为一个精神病患者，他担心如果咨询效果不好，别人会怎么想。我意识到，如果对于治疗关系中他自己的复杂性、不断变化甚至相互矛盾盼隋感，他总体的态度能够做到完全的开放和透明，那么，事情就会进展顺利。然而，如果他只是自己情感的一个狭小部分，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人格面具或自我防御，他就会发现治疗关系可能变得很糟糕。我发现，在每时每刻都成为自己的全部——全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对于自己毫无掩饰，在自己内心无所畏惧——这是那些在治疗中变化显著的当事人普遍的渴塑。当然我要说，这是一个难度很大而且在绝对意义上说是不太可能实现的目标。但是当事人一个最明显的变化趋势，就是在每一个意义重大的治疗瞬间，当事人能够转变成为一个综合的复杂的自我变化过程。转向对经验的开放“成为真实的自我”还包括其他因素。也许一个已经不言而喻的要素是：个体开始转向一种对自身经验开放、友好、关系密切的生活。这种情况并不是轻易出现。当事人意识到他自身～些新的经验，机会可能出现，但一开头他是拒绝这个转变的。直到他在一种接纳的氛围中体验到一种自己一直否认的经验时，他才能够尝试着把它作为自身的一部分来接受。一个当事人带着些许震惊，体验到自己身上那种依赖的、孩子气的一面时，他说：“那是一种我从来没有清晰地感受过的情感——我从来不曾体验的一种情感！”他无法忍受他的这种孩子气的体验。但是他逐渐开始把它们作为自我的一部分来接受并包容它，随时接近它们并体验它们。另一个年轻人，有严重的口吃问题，在治疗将近结束时，他公开了一些长期隐藏的情感。他说：“朋友，那是一场可怕的战斗。我过去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猜可能是因为太令人痛苦，以至于完全不能表达出来。我是说我现在刚刚开始感受到它。噢，这可怕的痛苦……谈论它太可怕了。我是说，我想谈论它，然而我又不想……我现在感到——我想我知道——它是一种常见的紧张——可怕的紧张——压力，对，就是这个词，我感到那么大的压力。在它出现的这些年之后，我现在才刚刚开始感觉到它……太可怕了。我现在几乎喘不过气来，我心里简直完全被堵住了，完全透不过气来……我觉得我要被压垮了。（他开始哭泣起来）我从来没有意识到那个东西，我从来不知道它。” ( Seeman，1957)此时他在向着对他来说显然已不再新鲜的内在情感开放，但是直到这时，他才充分体验到它们。现在他能够允许自己体验它们．他会发现它们不是那么可怕了，他能够更接近自己的经验并真实地体验它。当事人逐渐认识到经验是一种友好的资源，而不是一个可怕的敌人。因此我想起一个当事人，在治疗将近结束时，他为一个问题迷惑不解，他用手抱着头说：“现在我感受的是什么？我想接近它。我想知道它是什么。”然后他等待着，安静而耐心地等待，直到他能够辨认出现在他身上的那些情感的品味。在治疗中我常常感到当事人正在尝试着倾听自己，尝试着倾听他自己的生理反应所传达的信息和意义。他不再那么害怕他可能会有的发现。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内在的反应和体验，他的感官和五脏六腑的信息，都是十分友好的。他开始想接近他内在的信息资源，而不是避开这些资源。马斯洛在对他所说的“自我实现的人”做研究时，已经注意到与此同样的特征。在谈及这些人时，他说：“他们能够轻松地洞察现实，他们近似于动物式或孩子式的接纳性和自发性，表明他们对自身的冲动、欲望、见解以及主观反应具有非同寻常的自觉意识。”( Maslow．1954，p．210)这种对内心世界的高度的开放，往往与类似的对外在现实的开放体验相联系。“自我实现的人有一种惊人的能力，他们能够带着敬畏、愉悦、惊奇乃至心醉神迷的狂喜，神清气爽、天真烂漫地一次又一次地欣赏生活的原初的善(basic goods of life)，尽管这些体验对别的人们来说则可能是陈旧乏味的东西。”( Maslow，1954，p．214)马斯洛的这些话非常适合用来谈论我们那些已经对经验开放的当事人。转向接纳他人一般说来，与这种对内在和外在经验的开放密切相关的，是一种对他人的开放和接纳。正如当事人转向能够接受自己的经验一样，他也转向接纳他人的经验。他珍视并欣赏自己以及他人的经验，只是因为经验本身的真实性。在此，让我引用马斯洛对自我实现者的评价：“他不会因为水是湿的而抱怨水，也不会因为岩石是硬的而抱怨岩石……当孩童睁大自己的眼睛，不加批评地、天真无邪地腺望外面的世界时，他只是聚精会神地观察情形的真相，而不去争论这种情形有什么实质，也不去要求它成为另外一种情彤。自我实现者观看自己身上及他人身上的人性时，亦是抱着这样的孩童心态。”( Maslow，1954，p．207)我发现，这样一种对真实存在的接纳态度在我的当事人身上也不断发展。转向自我信任还有一种方式可以描述我在每一个当事人身上都能看到的这种模式，即他越来越信任并珍视他的作为一个过程的自我。这种观察使我开始更好地3解W些富有创造性的人们。例如，当埃尔·葛雷柯①审视他0 ELGreco (1541-1614)，希腊裔西班牙宗教画画家，作品有《除去外衣的耶稣》神，比喻一种操纵、主宰世界的力嚣。——译者注原为一系列定理。因为在这里两个互相冲突的观点如此尖锐地聚焦在一起，我们必须要做出选择，做出一个价值伦理的个人选择。我们可以不提问题、不做选择}那就是一种被动接受的选择。我们或许可以做出一个能够同时保存这两种价值的选择——但是我们必须做选择。而我现在呼吁，如果我们要放弃那些个人的、体验的、生活关系的、存在性变化的价值，放弃作为过程的个人自我、生存瞬间盼个人自我、活生生的内在主体性自我的价值，我们应该深思熟虑，谨慎从事。”两难处境我们已经见识了两种相反的看法，在当前的心理学思想中，它们有时是清楚表达的，更多的时候是隐含不显的。各位读者所看到的争论是在我内心发生的争论。我们要到何处去？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途径？问题是否已经得到了正确的描述，或者说我们所提出的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我们有什么样的知觉扭曲？如果从根本上它就像我描述的那样，那我们必须要二者选一吗？如果是那样的话，选哪一个？是否还有某种更广阔更包容的提案能够综合这两种观点，从而使双方都皆大欢喜呢？改变后的科学观在写完上述内容之后的几年中，我时常与学生、同事以及朋友们讨论起这个问题。对于现已植根于我内心的某些思想的形成，其中一些人特别有悫于我。①我已经逐渐地认识到原来的阐述中对科学的描述有根本性tf，这个构想既包括那些意识到的事件，又包括那些不在个体意识中的内在事件，那么在目前，还不可能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方法给这个构想得出一个操作性定义。但是通过将自我概念限定于意识的事件，那么，经由Q分类技术、对晤谈记录的分析等方式，就可以赋予这个构想以越来越精确的操作性定义，这样，就开辟了一个实证研究的全新领域。这样做下去，将来的研究有可能对那些不在意识中的事件群，找出操作性的定义方法。使用可操作定义的构想，还导致另外一种效应。它使得在心理治疗的实证研究中，完全没有必要再使用“成功”和“失败”这两个根本没有科学用处的术语作为研究心理治疗的标准。研究工作者们不需要用这些空洞的、定义不当的术语去思考，丽是能够根据那些在操作上可定义的构想作出具体的预测，而且这些预测能够被确诞或者被推翻。这样，我们就可以不必争论价值的判断，比如说当事人的某种变化倾向是代表了“成功”还是“失败”。由此，在治疗领域内科学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就被排除了。这个体系在激发研究方面的有效性，还因为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它的构想具有普遍性。心理治疗是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微观世界，包括人际关系、意义丰富的学习以及知觉和人格的重大变化，因而用于规范心理治疗领域的那些构想，在其他领域也具有高度的渗透力。像自我观念、积极关注的需要或人格改变的条件之类的构想，全都适用于广泛多样的人类活动。因此这样的构想可以用来研究诸如工业或军队的管理、精神病患者的人格变化、家庭或课堂的心理氛围、心理或心理变化的内在关系等这些广泛不同的领域。最后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个幸运的情况。与精神分析等不同，当事人中心治疗一直处在大学的环境中。这意味着，研究者具有基本的个人生活保障，因而研究工作具备长期精雕细琢、去伪存真的连续性。它意昧着，就像化学、生物学或遗传学中的新观点一样，它会受到同事们友好的批判性审查。尤其重要的是，它的理论和技术可以对年轻人新的见解、新的研究方法开放。研究生们提出质疑和探究；他们重新表述理论；他们进行实证研究，以证实或证伪各种各样的理论假设。这些对于保持当事人中心取向的开放性、自我批判住（而不会变成教条）作用重大。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当事人中心治疗从一开始就设定了通过研究将变化过程纳入它自身的目标。它已经从最初的一个缺乏实证检验、主要集中于技术的有限视点，发展成为一个关于人格、人际关系以及治疗的具有刨生性的理论，而且它还聚集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可重复实证的知识体系。研究的早期阶段对心理治疗的客观调查研究，历史并不长。直到1940年，才有一些对治疗晤谈进行录音的尝试，但却没有什么研究来使用这样的材料。也没有什么人认真尝试运用科学的方法测量被认为是发生在治疗中的变化。所以我们正在谈论的是一个相对说来仍然处在襁褓中的研究领域。但是这项工作已经有了一个开端。1940年的某个时候，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我们一群人成功地记录了一次完整的治疗晤谈。我们当时非常满意，但是很快这种满意感就消逝得无影无踪。当我们听取这次晤谈录音时，它们是那样杂乱无章，那样令人费解，我们几乎感到绝望了。在我们看来，几乎根本不可能把它化简成为能够客观地处理的元素。然而毕竟取得了进展。研究生们的工作热情和技术，化瓣了资金不足以及缺乏合适的设备之类的困难。通过富有独创性和创造力的思想，治疗的原始材料被转换成对治疗师技巧的粗略分类以及对当事人反应的粗略分类。鲍特尔(Porter)用富有意义的方法分析了治疗师的行为。施耐德(Snyder)分析了几个案例中当事人的反应，发现了其中的一些基本倾向。其他几个人也同样富有怠0造性。就这样，在这个领域中研究的可能性一点一点地慢慢变成了现实。这些早期的研究在研究设计上常常是简单的，不完善的，往往是以不够充分的案例作为基础；但作为开辟研究道路的楔子，它们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一些研究的例证为了说明上述稳步发展的研究进展情况，我将详尽具体地描述当时的一些研究，以便使大家了解它们的方法论以及具体的研究发现。我挑选的研究并非因为它们特别出色，而是因为它们代表了当时研究中的不同趋势。我将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讨论它们。评价源1949年，拉斯金(Raskin，1952)完成了一项与认知的评价源或评价场有关的研究。这项研究开始予一个简单的理论概括，即咨询师的任务不是为当事人考虑，或者对当事人进行揣度，而是与当事人一同思考。前两个视角中，评价观的源头，或者说评价场，显然是属于咨询师一方；在第三个视角中，咨询师尊重当事人自身的评价过程，致力于与当事人一起，在当事人的框架内思考、共情。拉斯金提出的问题是，当事人的认知评价源在治疗期间是否发生了变化。更明确地说，当事人是否降低了在价值和标准方面对他人判断和期待的依赖程度？他是否提高了基于自身体验进行价值评判的程度？为r客观地研究这个问题，拉斯金采取了下面几个步骤：第一步，要求三个评判者分别在几个记录下来的晤谈中，选择出那些与！j事人的价值和评价源头有关的陈述。结果发现三位评判者对这些陈述的选择有80%以上的一致性，显示这项研究所处理的是一个可辨认的构想。第二步，从这些陈述的条目中选择出22个条目，每个条目处于评价源维度上不同的点。拉斯金把这些条目给了20位评判者，请他们根据研究中使用的连续谱把这些陈述分成四组，使每一组之间的间隔距离看上去相等。最后，选出评价最为一致的12个条目，用来组成一个评价源量表，分值从1．o到4．O。分值l代表完全依赖他人的评价，分值2表示主要关注他人的想法，但对这种依赖状态又觉得不满的态度。分值3表示，当事人表现出对自我评价与他人侨值和期待差不多同样尊重的态度，而且自觉地意识到对自我独立的评价与对他人评价的依赖之间的差异。分值4则是指，明显依赖自己的体验和判断作为基本的评价源。用一个分值为3的例子可以使我们对这个量表产生生动的理解。下面是一个得到3分的当事人的一段陈述：于是我就做出了决定，现在我也不清楚这个决定是不是正确。如果你的哥哥已经上了大学，而家里每个人都对你期望很高，我不知道可否认为自己是什么样子不关别人的事，我无法做到符合大家的期望。我一直在努力迎合别人的想法，可是现在我怀疑是不是应该实事求是地看自己。( Rogers，1954，p．151)第三步，拉斯金用这个量表来评估十个案例的59次晤谈，这十个案例虽然简短但却记录完备，已被用作其他研究的材料。在做完这些评估之后、做出分析之前，他希望测定他的判断的信度。因而，他从59次晤谈中随机选择一个与评价源有关的条目，不管它们来自晤谈初期还是后期，让对条目来源一无所知的另一位评判者对这些条目独立地作出评价。两套评价之间的相关是0. 91，这是一个非常让人满意的信度。第四步，创立了一个组距相等(equal-appearing)的量表，并且在证明它是一个可靠的工具之后，拉斯金准备确定治疗期间评价源是否有任何改变。十个案例中第一次晤谈的平均得分是2. 27，在0.01的水平上差异显著。因此，在这一点上当事人中心治疗的理论得到了支持。这还可以得到进一步的确认。这十个案例已用其他客观的方法进行了研究，所以哪个案例更成功一些，哪个案例不够成功，对此在其他的研究中也有客观的标准。如果我们选择其中五个被认为更成功的案侧，那么，在这些案例中评价源的改变更为明显。第一次晤谈的平均分是2. 12，最后一次晤谈的平均分是3.34。从很多方面来看，这项研究代表了当时一大批研究的特征。以当事人中心理论的一个假设作力出发点，构想在量的方面的各种变化。然后，然后设计一个测量工具来检验这个检验这个测量工具本身以确定它事实上是否能够测量据称它能测量的东西（效度），以及是否能够用它来得到同样的或类似的结果（信度）。然后这个工具就可以以一种能被证明是无偏见的方式应用于治疗的资料。（在拉斯金的案例中，由另一个评判者对59个随机挑选出来的条目所作的检查显示，他的评价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有意还是无意的偏见。）分析用这个工具所得到的数据，就目B够确定它是否支持最初的假设。在这个案例中，假设得到了支持，也就是说验证了那个理论陈述，即：在当事人中心治疗中，当事人依赖他人评价和期待的程度逐渐降低，丽基于自身经验的自我评价的程度提高。尽管被用来研究的案例数量较少，雨且治疗时间也很短暂（这是那个早期阶段的特征），这项研究并没有其他的重大缺陷。很可能，如果用大量的、时间较长的案例重复研究，仍然会得到相同的结果。这项研究的水平，可以说是介于粗糙的原始研究和近来精心设计的研究之间。自主机能与治疗赛特福德从事了一项非常独特的研究，也是完成于1949年(Thet-ford，1952)。他的假设超出了当事人中心治疗的理论范围，预测与这个理论相一致但却从来没有得到过阐述的生理方面的结果。简单说，赛特福德的主要假设是，如果治疗能够使个体对他的生活模式重新定向，并能减少他所感到的有关他个人问题的紧张和焦虑（例如在应激或压力情形下），那么他的自主神经系统的反应应该也能发生改变。本质上他是在假设：如果治疗中当事人在生活模式以及内在张力L发生了变化，这种效应会在没有个人意识控制的身体自主机能的变化上显露出来。实质上他是在问，当事人中心治疗带来的变化究竟有多深刻？这些变化是否深刻到足以影响个体整个的机体功能？赛特福德的研究程序十分复杂，我们可以简单地描述一下它的基本情况。他招收了一个由19名成员组成的治疗小组，他fn都是前来芝加哥大学咨询中心寻求帮助的当事人。他们被邀请作为志愿者参与一项关于人格的研究。除了少数人因为时间冲突没能接受有关的测验外，其余所有被邀谙的人都参加了实验，所以这是一个治疗中心有代表性的、学生当事人样本。有10个人进入了当事人治疗，3个人既参加当事人治疗也参加团体治疗，6个人进入团体治疗。另外招收-f -个不做治疗的17名成员作为控制组，年龄和教育状况同治疗小组大致相似。每个人，不管是治疗小组还是控制小组，都要完成相同的实验程序。最重要的操作程序是：用电极把个体和一个示波器连接起来，以记录他手掌的皮肤电反应(GSR)、心率以及呼吸。首先休息一段时间以确立基线，告诉个体通过数字记忆可以很好地测量智力，实验者希望对他进行记忆测验。逐渐增加数字的长度，直到个体明显记不住为止。休息两分钟后，再用另一串数字测验，直到数字长度增加，导致记忆失败。再次休息后，再来一次令人沮丧的失败。这些人全都是学生，测验失败显然会导致切实的自我怀疑和挫折感，因为实验似乎在向他们的智力水平提出了疑问。再有一段时间的休息之后，这些人可以离开了，但告诉他们以后还可能再叫他们回来做实验。当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个实验与心理治疗有关系，而且测验与治疗不在同一座大楼里面进行。在心理治疗结束后，当事人再回来完成同样的实验程序…一三次数字记忆的挫败和随后的休息，然后对他们做出连续的自丰机能的测量。按照配对式时间间隔，控制组也回来通过同样的程序。对治疗小组和控制小组的各种生理指标的统计显示，组间仅有的显著差异是，在前测与后测的比较中，从挫折感恢复常态的速度有差异。大体上说，治疗组后测比前测的恢复快，而控制组的结果正好相反，在经受了第二次一连串的挫折后，他们恢复得较慢。让我再说得更具体一些。治疗组的皮肤电反应“恢复系数”显示了一种变化，其显著性水平为0. 02，倾向从挫折中更加迅速地恢复。控制组在“恢复系数”上的前后变化在0. 10的水平上差异显著，但是倾向于变得恢复较慢。换句话说，在后测期间，比起在前测期间，他们更不善于对付挫折。另一个皮肤电反应测量数值，“恢复的百分比”，也显示治疗组在后测中恢复得更快，在百分之五的水平上宥显著变化，而控l组贝J没有显示变化。心血管的活动，按平均数计算，治疗组在后测的挫折中，显示出较低的心率变化程度，在百分2五的水平上有显著性变化。控制组没有显示变化。其他的指标说明变化方向与上面提到的相一致，但是没有达到显著水平。大体上可以说，经历了治疗的个体，在他们一连串的治疗接触中形成了较高的挫折耐受力，能够在挫折之后较快地恢复动态的平衡。与之相比，控制维对于第二次挫折表现出轻微的耐受力下降的趋向，而且动态平衡的恢复变慢了。简单地说，这项研究的意义似乎是，在治疗之后，个体能够用更多的耐受力来对付情感压力和挫折情境，遇到的障碍较少；即使特定的挫折和压力在治疗中没有给予考虑，这个陈述仍然成立；挫折应付能力的提高不是一个表面现象，而体现在不能被个体有意识控制、甚至个体完全觉察不到豹自主反应之中。在已有的大量研究中，赛特福德的这项研究具有开拓性和挑战性的特征。它的概括超出了当事人中心治疗的理论，而得到了与这个理论的预测相一致的结论，而且它的蕴含意义甚至超越了当事人中心理论的局限。它预测，如果心理治疗使个体在心理的层面上能够更好地处理压力，那么这种效应在他的自主机能中也应该是显著的。实际的研究是对这个预测的正确性进行检验。毫无疑问，间接的预测的正确性得到了检验，对当事人中心治疗理论的支持效果会更大。当事人对不同技巧的反应由伯格曼( Bergman，1959)在1950年完成的一项小型研究，是关于将晤谈记录参与到对治疗过程进行微观研究中的一个例子。他希望研究的问题是，咨询师的方法或技巧与当事人的反应之间的关系具有什么性质？伯格曼在十个案例记录中（由拉斯金及其他人研究过的相同的案例），选择性地研究当事人请求从咨询师那里得到评价的所有条目。在这十个案例中，有246个这样的条目，来访者要求为他的问题提供解决办法，或者对他的自我调节或进步作出评价，或者对他自己的观点做出某种确认，或者对他应该怎样继续生活提出某种建议。这些条目中的每一个都作为一个反应单元被包括到研究乏中。构成当事人全部陈述的反应单元，包括请球、由咨询师作出的直接的即时反应、继咨询师的陈述之后当事人的整体表现。伯格曼发现，咨询师对这些请求的反应可以用下面的方式进行分类。(1)～种基于评价的反应。这有可能是一种xt当事人的材料的解释，发表意见表示同意或不同意当事人的看法，或者提供建议或信息。(2) -种“结构性”反应。咨询师可能鹪释他自己在治疗中的作用，或者治疗运作的方式。(3)请求澄清。咨询师可能指出，他不清楚当事人的请求的意义。（4j一种对请求的背景的映照。咨询师可能通过试图理解当事人包含着请求的材料来作出反应，但并没有认可请求本身。(5) -种对请求的映照。咨询师可能试图理解当事人的请求，或者试图换一种感受情景来理解当事人的请求。对当事人继咨询师反应之后的表达，伯格曼提出了下面的分类：(1)当事人再次请求评价。这可能是对同一个请求的重复，对它的一些扩展或修正，或者是另外一个请求。(2)当事人停止自我探索。无论是接受或者拒绝了咨询师的反应，他常常脱离探究自己的态度和问题，而开始谈起另外不太重要的材料。(3)当事人继续探索他的态度和问题。(4)当事人叙述对自己的情感之间的关系的理解——表现出某种领悟。伯格曼考查了对当事人和咨询师的表现进行分类的这个概念性工具的信度，并发现它是令人满意的，然后开始进行资料分析。他试图确定，在机遇水平之上，哪一种类型或者类型联合的出现更为频繁？重要的研究结果是：从根本上说，当事人最初的请求和随后当事人的反应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只有一种机遇关系。当事人最初的请求和咨询师的反应之间也同样没有发现超过机遇水平的联系。也就是说，咨询师的反应和当事人随唇的表达都不是由最初的请求“引起”的。另一穷面，在咨询师的反应和当事人随后的表达之间，发现有显著的交互作用效应。(1)远远超出了机遇水平，咨询师对当事人感受的映照会引起当事人持续的自我探索或领悟（在1%的水平上是显著的）。(2)咨询师反应类型1和类型2（基于评价的解释性反应以及“结构性”反应）会引起当事人对自我探索的放弃（在1%的水平上是显著的）。(3)咨询师要求当事人澄清自己的表达，这种反应往往导致当事人重复请求，或者是减少自我探索和领悟的出现频率（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上是显著的）。因此，伯格曼的结论是；“情感映照”式反应可以促进积极的自我探索和领悟，而评价性、解释性以及“结构性”反应往往助长了当事人对治疗过程的消极反应。这项研究清楚地说明了相当数量的研究中采用的程序，它用精巧细致的方式对治疗过程的逐字逐句的记录进行了检验，以便验证当事人中心的治疗理论。在这些研究中，治疗的内在事件得到了客观的考察，以便能够揭示人格变化的过程。对自我概念的一项研究自我概念在当事人中心治疗和人格理论中是一个核心构想。对当事人自我概念的变化已经做了许多研究。此处简短地报告一下由布特勒和哈尔(Butler&Haigh，1954)所做的一项研究。对此问题经常运用的一个方法是由斯蒂芬森( Stephenson，1953)首先提出、后来为了对自我进行研究而有所改进的Q分类技术。在讨论布特勒和哈尔的研究结果之前，让我先对Q分类做一个简要的描述。从一定数量的咨询案例记录中，将大量的涉及自我评价的陈述全部收集起来。从中筛选出100条陈述，并对这些陈述进行编辑，使其含义尽量清楚明白。这样做的目的是在最宽泛的可能性范围内挑选出个体对自己的各种认知方式。例如，这个清单中包括这样的条目：。我常常感到愤怒”；“我很有性的魅力”；“我真的情绪不正常”；“与别人交谈我觉得不舒服”；“我感觉穰放松，没有什么烦心的事”。在布特勒和哈尔的研究中，每个人要对100个条目的卡片进行分类。首先要求“给这些卡片分类，以描述今天你所看到的自己”（即现实自我），要求他在那些卡片描述中，按照从最不像自己到最像自己这个标准把卡片分成九堆。其中每一堆卡片的数目分别是1，4，11，21，26，21，11，4，l，这是一个硬性的规定，以便接近常态分布。当他完成分类后，要求他再次对这些卡片分类，以“描述你自己内心最想成为的那个人”（即理想自我）。这样，我们可以得到当事人关于每一个陈述条目的自我认知，以及他赋予这个当事人特征的价值评定。显然，在各种分类之间可以做相关统计。我们可以计算治疗前的自我与治疗后的自我之间的相关，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之间的相关，一个当事人的理想自我与另一当事人的理想自我之间的相关。较高的相关展示较小的反差或变化，较低的相关则正相反。例如，研究在治疗过程中所处位置发生改变的特定条目，可以对人格变化的性质做出一种质的描绘。由于条目数量很大，所以在统计学意义上临床资料就较少发生缺失。一般说来，这种程序使研究者能够把微妙的现象学的认知变成客观而可操作的资料。让我们讨论一下布特勒和哈尔的研究使用的对自我条目的Q分类方法。研究假设是：(1)当事人中心治疗将会导致当事人所知觉到的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之间的差异减少；(2)在那些被以独立标准断定为在治疗中进展较大的当事人身上，这种差异的减少将会更明显。作为一个更为全面的整体研究的一部分(Rogers＆Dymond，1954)，对25名当事人做了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的Q分类，共测量三次，分别在治疗开始前、治疗结束时以及在治疗结束之后6～12令月的随访阶段。一个年龄、性别和社会经济地位相匹配的不接受治疗的控制组，也遵循着同样的测验程序。研究结果十分有趣。治疗前，当事人组（实验组）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的相关范围从-0. 47（在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之间有非常大的反差）到0. 59（表明目前的现实自我得到相当高的评价）。治疗前的平均相关是一0．Ol，在治疗结束时平均相关是0.31，而在追踪随访期间平均相关是0. 31。这个结果表现出一个意义重大的变化，对研究假设提供了有力支持。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随访期间相关数值只有微不足道的降低。根据治疗师的专家评价和主题统觉测验两个指标所显示的变化程度，在被试中选出17名治疗进展特别突出的当事人。对这些人的统计显示，Q分类的分值变化更加明显：在治疗前平均相关是0. 02，在随访期间是0. 44。另有15名成员组成了一个“自我比较”组。当他们初次请求帮助的时候，对他们进行了第一次测验，然后要求他们等待60天才开始治疗。在60天的时间结束时对他们进行第二次前测，又在治疗后和追踪时间里进行了第三次和第四次测验。这15个人的第一次测验中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之间的相关是-0. 01，在60天时间结束时也是-0.01。因此可以推论，发生在治疗期间的变化显然与治疗有关，并不仅仅源于时间的流逝，或者源于要获得帮助的决心。控制组显示了与治疗组非常不同的情形。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最初的相关是0. 58，在追踪阶段为0.59，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显然这个小组没有感到治疗组所感到的心理压力，对自己评价甚高，而且前后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我们可以合乎情理地从这项研究中得出如下结论：伴随当事人中心治疗出现的一个变化是自我知觉的变化倾向于更高的自我评价。这个变化不是一个暂时的、转瞬即逝的变化，而是在治疗之后能够持续下去。心理压力的减少非常明显。但是我们也看到即使在治疗结束时，治疗组的自我评价还是稍低于控制组。（换句话说，治疗并没有带来“完美的适应”，或者压力的完全消除。）还有一点也很明显，即我们时论的这种人格变化不会仅仅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出现，也不会由于主动寻求帮助而出现。这种变化肯定与治疗有关系。与众多研究一样，这项研究揭示了心理治疗与自我知觉的关系。从其他研究中，例如罗杰斯和戴芒德(Rogers& Dyrnond．1954)，我们知道在治疗中发生变化的主要是现实的自我概念，而不是理想的自我。后者往往有变化，但变化是轻微的，而且它的变化往往倾向于降低自我需求、变得更为现实一些。我们知道，在治疗结束时出现的自我形象，会被治疗师相当客观地评价为适应程度提高；在更大程度上具有内在舒适感、自我理解和自我接纳以及自我责任感。我们知道，治疗后的自我在与他人关系中能得到更大的满足和愉悦。这样，我们能够一点一点地增加关于治疗所带来的当事人自我知觉的变化的客观知识。心理治疗是否能够带来日常行为的变化？本章中所描述的研究，以及其他的可以被引用的研究，提供了当事人中心治疗能够带来变化的证据。个体作出了选择并确立了不同的价值观；他能自如地应付挫折，减少了持续的生理的紧张；他的自我知觉和自我评价方式发生了改变。但是所有这些还不够；对于普通大众和社会实际所关切的问题，这些似乎都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人们会闯：“当事人的日常行为改变了吗？这种变化可以被观察到吗？这种变化的性质是积极向上的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在同事们的帮助下，曾就治疗与当事人行为的成长变化进行了一项研究，研究成果于1954年发表( Rogers，1954)。当事人中心治疗的理论假定，发生在治疗中的内在变化将会引起个体在治疗之后减少防御，具有更多的亲社会性，更多的接纳自己的内在现实和社会环境的现实；而这些行为方式显然体现了一套更加具有社会性的价值。简而言之，当事人将会以更加成熟的方式去行动，而幼稚的行为方式将会减少。我们着手解决的难题在于把它付诸实证的检验，在于是否能够给这样的假设找到一种可操作性定义。到目前为止，我们找不到多少至少声称能够测量当事人日常行为的性质的研究工具。最适合我们酌目的的工具，是几年前由威勒比(Wil-loughby)开发的情绪成熟度量表(Emotional Maturity Scale)。他构想了许多描述行为的条目，并让100位临床工作者——包括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一一就这些条目所代表的成熟程度进行评价。在专家判断的基础上，他挑选出60条来组成量表。评分范围从1（最不成熟）到9（最成熟）。下面列举几个条目以及它们的评分值，以便给读者简要介绍这个量表的特色。评分和条目举饲：（1分）在解决问题时，被试经常恳求别人的帮助(条目9)。(3分)驾驶汽车时，在平常的情景下被试泰然自若，但是如果别的司机于扰了饱，他就变得非常愤怒（条目12）。（5分）被试对自己某些方面的缺陷心知胜明，但是他会通过从事自己占有优势的活动来慰藉自己(条目45)。（7分）在追求他的目标时，被试精心组织和安排，显出其方法和手段有条不紊（条目】7）。（9分）被试接受正当的性爱表达机会，他对这个主题不感到羞愧、害怕或者过分关注(条目53)。选定了研究工具以后，我们就能够以可操作的形式来陈述我们的假设：当事人中心的治疗完成之后，由当事人自己和其他非常了解他的人对他的行为进行评价，如果得到情绪成熟度量表的一个较高分僮，即显示其行为更加成熟。由于对日常行为进行准确和可靠的测量十分困难，因此这个研究的方法必然会很复杂。作为一个大型的研究计划的一部分，本研究包括近30名当事人和一个同等数量的匹配控制组( Rogers＆Dymond，1954)。下面是研究的步骤。(1)在治疗之前，要求当事人按照情绪成熟度量表对自己的行为作出自我评定。(2)向当事人要两个非常了解他并愿意对他作出评价的朋友的名字。与他的这些朋友通过邮件进行联系。他们用情绪成熟度量表作出的评价将直接寄到大学的咨询中心。(3)请求每个朋友在他评价当事人的同时．对另一个他非常了解的人作出评价。这样做的目的是确定这位朋友评定的信度。(4)治疗组的半数被试被指定为自我对照组，当（他们）初次请求咨询帮助时用情绪成熟度量表进行自我评定，60天后，再次作出评定。当事人的两个朋友对他的评定也是在这两个时间作出。(5)治疗结束时，当事人和他的两个朋友再次作出评定。(6)在治疗结束后6～l2个月内，再次从当事人和他的朋友那里得到对他的行为的评定。(7)配X控制-的成员也根据情绪成熟度量表评定自己的行为，评定的时间与治疗组相同。这个设计收集了一系列丰富的资料，可以从各个不同角度进行分析。在这里我只报告主要的研究结果。不管是作为当事人还是作为观察者（朋友）进行评定，情绪成熟度量表都具有满意的信度。但在不同的评价者之间不是特别一致。在研究涉及的任何一段时期内，配对控制组的被试的行为都没有显示任何显著的变化。不管是根据他们自己的判断，还是根据他们的朋友作出的评定，自我对照组的成员在60天等待期间，没有显著的行为变化。在治疗期间以及治疗与追踪相加的期间，旁观者（朋友）对当事人行为的评定值没有显著的变化。这当然与我们的假设是相反的。我们需要弄清楚，不管当事人在治疗中取得明显的进展与否，朋友们是否都会持有这种消极的看法？所以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根据咨询师的评定，将当事人分成了在治疗中进展最大、进展中等、进展最少这样三类人。结果发现，那些在治疗中显示最大限度进展的人，在行为成熟方面，得到的朋友评分提高了(显著性水平达到5%)；显示中等进展的被试，只有很少的变化；而进展最少的一组，行为变化指向不够成熟的滑极方向。治疗师对治疗的进展的评分，与朋友们对当事人日常行为的观察之间有明确而显著的相关。这个相关特别右意思，因为治疗师的判断只是以当事人在治疗晤谈时间内的反应为基础的，很少或根本不了解当事人在治疗室外面的行为。而朋友的评分是独立地根据外在的观察作出的，他并不了解在治疗中发生了什么事。大致说来，这些结果与当事人对自身行为的评分相一致。只有一个有趣的例外。咨询师认为在治疗中显示出进展的当事人也会认为自己行为的成熟性有所提高，这种评价与那些观察者的评价相似。但是有些咨询师认为，不很成功的当事人以及那些观察者认为在行为的成熟性上显示出退步的当事人，也都会给自己打较高的分数，即认为自己在治疗后以及在追踪阶段成熟性明显提高。这似乎是治疗进展不顾利的时候，当事人的一种防御性的自我评价。于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当事人中心治疗被认定为显示进步或发展时，当事人的日常行为就有明显可观察到的趋向成熟的变化。在治疗师感觉治疗很少或者没有进展的时候，就可以观察到不成熟的退步行为。这个结论似乎是合乎情理的。这后一个的发现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它第一次证明了，在与当事人中心取向的治疗师的关系中，恳求帮助的努力没有结果与自我整合的失败可能相伴出现。虽然这些消极的结果不是特别重要，但是仍然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这项研究是研究心理治疗的行为结果的各种各样的努力之一。它也反映了在构思严谨的研究设计时面临的许多困难。我们需要确定：(1)的确发生了行为的实际变化；(2)这种变化是治疗的结果，而不是一些别的因素造成的结果。以上关于日常行为变化的研究作了宏观的介绍。我们可以说，似乎有可能在实验室中对这个主题进行进一步的擦究。问题解决的行为，适应性行为，对威胁或者挫折的反应行为等等，这些方面的变化都可以在更好的控制条件下进行研究。然而，我上面介绍的研究是一种探索性的开拓，它似乎表明：成功的治疗导致积极的行为改变，不成功的治疗有可能导致行为的消极变化。与治疗进展有关的治疗美系的性质我希望讨论的最后一项研究，是由巴雷特一列纳德( Barrett-Len-nard，1959)最近完成的。他从我有关治疗中变化之必要条件的理论出发，提出如下假定：在关系中只要存在五个态度性的条件，当事人身上就会出现人格的变化。为了探究这个问题，他开发了一个治疗关系量表(Relationship Inventory)，其中包括当事人量表和治疗师量表两种形式，设计的概念依据是治疗关系的五个维度。到目前为止，他只分析了当事人对治疗关系的认知资料，下面我将讨论有关的研究结果。为了客观地测量治疗中人格变化的程度，巴雷特一列纳德研究的被试是正在进行治疗的一系列新案例。在第五次晤谈结束后，让每一个当事人完成关系量表的测查。为了清楚描述这个研究的某些细节，我将举例说明关于每个变量的几个条目。例如，巴雷特一列纳德想要测量当事人对自己得到共情理解的感受程度。他列举了关于治疗师行为的条目，由当事人用六级量表（从非常符合副非常不符合）作出评定。显然这些条目可以表示共情理解的程度。他能体会我对自己经验的具体感受。他试图通过我的眼光看世界。有时他用自己的感受方式来推测我的感受方式。他从一个超然的、客观的观点理解我所说的话。他听懂了我的话，但不理解我的感受方式。巴雷特一列纳德要测量的第二个因素是治疗师对当事人积极关注（关爱）的程度。有关的测量条目有：他很关心我。他对我感兴趣。他对“我的动机是什么”感到好奇，但对我个人并不真正感兴趣。他对我漠不关心。他对我有反感。为了测量关注的无条件性，即治疗师表现的关注是否“无任何附带条件”，下面这类条目可以测量其程度的差别：不管我表达“好”的感觉还是“坏”的感觉，他对我的关注态度没有什么改变。他有时（并不总是）会以正面和友好的态度对待我。他对我的兴趣有赖于我正在对他谈论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