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军自传 时刻准备着-3

朱军　　1995年8月3日，谭梅接到了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戏剧表演大专班的录取通知书。　　我知道消息的时候正和几个朋友在北京广播学院餐厅吃饭。广院是广播电视的人才库，台里的同事一半以上都是广院毕业生。所以广院学生有着非同一般的优越感，令我这样没有受过电视科班教育，又半路出家的人，不免自惭形秽。　　正吃着饭，孟欣呼我。那时候，台里发了我一个呼机，带在身上还挺神气。　　孟欣在电话那头语气严肃地说：“朱军，今天人事处让我转告，说兰州那边出了点事儿，让你明天上午八点到人事处去一趟，还说以后不是台里的正式员工不能当主持人。不知道什么意思，你明天好好问问，具体事人家没告诉我。”　　“你千万别着急啊，大家都挺惦记你的。”随后，老孟又体己地跟上一句。老孟很少这么软绵绵地说话。　　那一刻的心情，用赵本山的话最贴切：我那心啊，顿时拔凉拔凉的……　　谭梅考上了，我不会又要回去吧?人生为什么总是这样阴差阳错？食欲没了，垂头丧气地一言不发。回去的路上，我们又经过灯火辉煌的长安街，一年多的时间，撇下兰州的事业和家，漂在这里，难道今生今世真的无法圆梦?还是命运考验，好事多磨？　　算了，听天由命吧——　　第二天一早，我收拾整齐，不到八点就站在了人事处门口。人事处这样的“重地”我是第一次来。　　不一会儿的工夫，就碰见了三个熟人：《音乐电视》的亚宁，《综艺大观》的周涛和王刚，全都是一脸的紧张，当时我们都是漂在中央台的打工族。　　八点一过，主任出来了，热情地让我们进屋，给每人沏了一杯茶。大家坐成一排，端着茶，像是等待宣判的犯人。主任笑嘻嘻地说“你们都紧张什么呀?”“是这样的”他拿着一张纸，很正式地宣读：“经中央电视台分党组研究决定，亚宁、周涛、王刚、朱军四位同志在主持工作的实践中表现突出，特将此四位同志调入我台工作，即日起办理手续，请各部门配合。1995年8月2日。”　　是真的?！　　我已经忘记了当时的感觉——　　只觉得像在做梦。　　“亚宁和周涛可以直接办手续，朱军和王刚是现役军人，你们俩的手续会比较麻烦，等等吧！”　　没关系，等一辈子都行!我激动不已，原来自己苦苦求索的东西一旦得到，是这样的不知所措!我觉得自己当时和领导说谢谢的时候一定带着颤音——　　迅速回到21楼的办公室，脸上一副木然的神情。一进门，大家都在，见到我，立刻一片哄笑，老孟笑得前仰后合。　　“朱军，昨天晚上差点被我吓死吧？”　　说着又大笑，老孟绘声绘色地模仿昨天我在电话中的“颤音”——老孟始终是个爱开玩笑的人，大家习惯遇事就追问“真的，假的？”　　我得到的祝贺永远是淡淡的，没有狂喜，没有豪言壮语，再说手续还没有“落听儿”，两厢情愿之后，生活才能重新开始。　　时至今日，我发现用各种词汇都写不清那天的心情，是狂喜之后的冷静，还是艰难之后的踏实？　　人事处谈话之后，我开始了平静的等待。这时才发现，等待其实是一种磨练。两年时间，我在不同的地方等待着各种人来决定自己的命运。那以后呢，手续办好之后我又该等待什么呢？我似乎习惯了等待，因为等待中的那种悬念感，让生活充满着许多乐趣和意义。　　我的手续经过了广电部人事司、国家转业干部领导小组，直到总政治部，转悠了大半年的时间，每遇一个关卡，都令我心惊肉跳很久。最终好事多磨，终于在1996年的3月拿到了正式调入的文件。看到上面总政的大红印章，一颗悬了两年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那个时候，我向台里请了几天假，回到兰州。当把调令交给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的瞬间，我心中忽然有了那么一种留恋。部队的领导依依不舍，但顺顺利利地为我办好手续。不是台里的正式的人不能上台主持节目！(2)朱军　　至此，我正式转业退伍，交回了领章帽徽，结束了我15年的军旅生涯。　　站在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的门口，我感慨万千，止不住的泪水，无限的依恋。　　我对着大门，深情地敬了一个军礼！　　今生今世，我最骄傲的事情就是：我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战士。我是一名侦察兵朱军　　一件东西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会感觉到它的珍贵。　　当我实现了在中央电视台工作梦想的瞬间，也意味着一个伴随我15年的身份的结束。我拿到了北京户口和身份证，从此我不再是一名军人了，只有当过兵的人才能感受退伍的心情，毕竟我在军营中穿着绿色的军装度过了一生只有一回的“青春期”。　　1980年，我高中毕业，当兵是一种“时尚”，尤其是我这种在军队大院中长大的孩子，似乎从小就在等着18岁可以当兵的那一刻，比现在的孩子对大学的渴望还要强烈。我小时候甚至幼稚地认为，我生来就是为当兵的，连名字都叫“军”。于是别无选择，顺其自然地继承和延续了父亲的军旅生涯。真实的谎言(1)朱军　　部队的生活简单而有规律。每年的三月都要例行植树。我们部队的驻地海拔1700多米，三月份基本上还冰冻三尺，但是冰冻三尺也要种树。于是我们用麦子秆烧火，烤化地表的冻土，再用铁锨将冰冻的土地挖开，挖成一个直径40公分，深50公分的树坑。今天挖好了，第二天一大早就又冻死了，然后再烧再挖。每人每天要利用业余时间挖20多个这样的树坑。在寒冷的西北风中，低着头，一个40公分的树坑就是我能见到的最直接的劳动成果，那时候心里并没有什么怨言，但是身体明显吃不消，几乎到了极限。　　初中时，我得过一次阑尾脓肿，打了两个月的吊针，算是治愈了。但是在冰天雪地中一折腾，旧病复发。我的阑尾处一阵阵揪心的剧痛，疼得我在数九寒天中竟然大汗淋漓。　　小时候的阑尾脓肿导致周围器官的粘连。但奇怪的是，化验了三次，血相都是8000，属于正常。后来了解到，可能是因为阑尾本身没发炎。而血相正常，就没有请假的理由，就意味着必须继续干。我咬着牙，在寒风中坚持挖树坑，晚上冻僵的身体蜷缩在被子里睡不着觉，老是希望明天一早醒来就不疼了。但是，每天早晨，我都是被生生疼醒。　　有一天，我实在疼痛难忍，就又到医院化验，血相依旧是8000，看到化验结果，我下意识地作出一个决定：那时侯的化验单不像现在都是电脑打印，就是一个简单的手写数字。于是我拿起笔，在8000前面加了一个“1”，血相“18000”。我知道那么高的血相意味着病情严重，一定会引起大夫的重视。　　我实在已经疼得无计可施。　　主治大夫显然觉得疑点重重，但还是马上将我推进了手术室，切开一看才知道，阑尾周围的器官粘连在了一起，医生迅速做手术，将阑尾切除。尽管找到了病因并进行了治疗，但是医生对于“18000”的血相化验还是觉得十分可疑。　　疼痛一消除，我回过神来，马上开始害怕和后悔，篡改化验结果，欺骗医生，欺骗领导，对于一个新兵来说，后果不堪设想。疼痛时的“不管不顾”变成了一种强烈的自责。躺在病床上辗转反侧了好几天，终于有一天，在指导员看望我时，忍不住说出了真相。　　指导员马上告诉了大夫，大夫几乎是暴跳如雷地质问我：“为什么这样做？”　　又说，知道你是一个优秀战士，为了研究那么高的血相用了好几天时间，生怕延误病情。没想到竟然是你纂改，胆子太大了。　　接着是一通严厉批评。　　没有什么理直气壮，我知道我错了，我老实地承认了一切错误，因为我不疼了，我愿意接受任何的惩罚。看来疼痛对人的意志力真是考验，我似乎没有经受住考验。　　玩笑归玩笑，军纪却是严明的，你有千万条的道理，只要违纪便无理可讲。病好后，我在全连大会上，当众接受了最严厉的批评。但鉴于有“自首”表现，又确实“事出有因”，并没有给我书面处分。那是1982年，我18岁，这一年我经受了人生第一次挫折。　　从那之后，我努力挽回“面子”，处处积极表现自己。或许因为有了“前科”，我们的指导员王培芳也对我严加看管，别人的小错可以原谅，我芝麻大点的事只要让他发现，一定是他职权范围内最严厉的惩罚。那一段时间，我见了他就像老鼠见了猫，无论怎样小心翼翼，他都能找出理由收拾我。有一天下午，我又不知因为什么挨了他一顿数落，心里挺不服气，晚上躺在床上老大不高兴。这时，值班哨兵走过来对我说，指导员叫你到他宿舍去一趟!大半夜的，干什么呀?!难道白天还没有数落够啊？我极不情愿地爬起来，穿戴整齐来到指导员宿舍。进门一看，通讯员明国灿、老班长陆全胜，还有指导员的爱人在屋子里说话。　　我一进门，王指导员就招呼我坐下，那口气比白天亲切很多。　　我还没坐稳，见炊事班长急匆匆跑过来：“报告指导员，您让煮的东西煮不烂！”真实的谎言(2)朱军　　“你怎么煮的？”　　“我煮了很久了，用筷子杵不动。”　　“哎呀，算了算了，赶紧都捞出来吧。”　　原来，王指导员是江苏淮安人，这次爱人探亲捎来了几只螃蟹给大家尝尝鲜。炊事班长是安徽大别山人，当兵前就没有出过山，从来没有见过螃蟹，当然更不知道怎么做，于是照炖肉的方法炖了很久。　　指导员哭笑不得，螃蟹捞出来了，一锅水成了蟹黄汤，满屋子洋溢着螃蟹的香味。指导员和嫂子招呼大家吃螃蟹。在西北能吃上螃蟹，尤其是半夜三更在严厉的指导员的房间里，竟然有这份享受，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况且我还被特别“监管”，能有这样的“殊荣”，真是受宠若惊。指导员还特批大家喝上二两，也没有借机对我进行“思想教育”。　　从那之后，我觉得王培芳并不那么可怕，在他面前我也比以前放开了很多，一心觉得自己得争气，不让指导员失望。因为那顿螃蟹是他对我额外的一次照顾，我老觉得那不是简单的一次美味，倒像是在分享一种情意。那时我特别想立功受奖，想报答一下指导员。在我们那时的“价值观”体系中，能取得优异成绩就是最大的回报。郁钧剑的“金玉良言”(1)朱军　　那天，我壮着胆子走进郁钧剑宿舍，胆怯地说：“郁老师，我也喜欢唱歌，我想唱段，您给听听行吗?”　　2003年5月，军旅歌唱家郁钧剑作客《艺术人生》。我和郁钧剑也是熟识的朋友，节目做起来得心应手。但是有一件往事我也是在节目中第一次提起，郁钧剑听到之后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在部队的艰苦训练中，唱歌拉歌是枯燥生活中最快乐的事情。那时军队的歌无非是《打靶归来》、《战友，战友》、《炮兵之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类的老军歌，还有就是战士们自己创造的“拉歌号子”，什么：“12345，我们等得好辛苦！”　　“叫你唱，你就唱，扭扭捏捏不像样！”　　“像什么？”　　“像个大姑娘——”　　别看就这么几句号子来回喊，每次大家都格外兴奋，班与班之间，排与排之间，自发展开拉歌比赛。大家坐在马扎上扯着嗓子喊，五音不全，南腔北调，一概不吝，开心极了。在这种拉歌中，像我一样嗓门大点，声音浑厚点的明显占便宜，很快“脱颖而出”，一来二去的就成了“拉歌骨干分子”，进而成了“文艺骨干分子”，每次“起哄”的前几句几乎都是我起头，很出风头。　　在我们连里要成立战士文艺演出队的时候，种种条件一综合，我就顺理成章地进入了文艺宣传队。进入宣传队之后我拿出了一直没有展示的才能——吹单簧管。　　单簧管是爸爸的“专业”，我很小的时候，见爸爸吹，觉得好玩，就跟着学。　　在父亲的严格管教下，我学了一门“特长”，还捎带认识了五线谱。没有想到当年一时兴起的业余爱好后来成了我的特长，在部队里，不认识“单簧管”为何物的战士大有人在，而我竟然可以吹出好几首歌曲，这又为我争得了在部队里当“明星”的荣耀。　　从此，带着文艺骨干分子的光环，我和一些有特长的战士一起，排练一些小节目为单调枯燥的训练生活添点乐子。当时我的拿手戏是独奏、男生小合唱和相声。独奏是因为只有我会，一枝独秀；小合唱是大家一起唱听不出跑调，可以滥竽充数；相声最简单，只要脸皮足够厚，说话连成句，就基本没问题。节目多了我也成了台柱子。文艺骨干总是可以得到大家的爱戴，战友们见我老是笑嘻嘻的。有点被“追星”的感觉后，积极性高涨，经常自己编点小节目，演出多了，不但可以少掏大粪，还能显示自己的才艺，一举两得。　　1983年的夏天，对我们连战士来说的是非同寻常的日子，因为总政慰问演出团要来兰州为驻军部队演出。这对于文化生活极其贫乏的我们来说如同过节般快乐。尤其听说著名歌唱家郁钧剑也随团来演出，更是激动地奔走相告。那次，郁钧剑唱了我们熟悉的《打靶归来》、《在那银色的沙滩上》和《草原之夜》，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天天唱的歌，怎么人家一唱就那么好听啊！　　我羡慕地盯着郁钧剑看，礼服笔挺、英俊帅气。比我大7岁的郁钧剑，看上去比我还年轻，讲话时眉宇间透着亲和。战士们回报的是热烈的掌声。我清楚地记得，我的手掌心都拍红了，带头大声喊：“再来一个……”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知道了战士对文化生活的需求是多么强烈，为什么每个军旅文艺工作者对自己下部队的经历都记忆犹新，就是因为他们可以从战士的掌声中听出那种真实的渴望——　　我当时，负责接待工作。演出结束后，就借工作之便办点“私事”。那天我壮着胆子走进郁钧剑的宿舍，胆怯地说：“郁老师，我也喜欢唱歌，我想唱一段，您给听听行吗？”　　“好啊，好啊！”郁钧剑平和而亲切。　　于是，我扯着嗓子激情澎湃地演唱了一段《嘎达梅林》：南方飞来的小鸿雁呀，不落长江不起飞。　　要说起义的嘎达梅林，是为了蒙古人民的土地。　　北方飞来的小鸿雁呀，不落长江不起飞。郁钧剑的“金玉良言”(2)朱军　　天上的大雁从北方飞来呀，是为了寻找太阳的温暖：要说造反的嘎达梅林，是为了蒙古人民的土地……　　唱完之后，我站在一边等着郁老师点评。　　郁钧剑说：“小伙子感觉不错，但是声音差点，建议你从事间接的文艺工作。”　　一晃21年，我果然如郁老师所说，从事了“间接的文艺工作”。2003年5月，当我在《艺术人生》演播室第一次和郁钧剑提起这段往事的时候，自己激动得差点哭出来。郁钧剑张大了嘴，几乎是惊叫着说：“哎呀，我记得呀，很久以前，永登有个小伙子给我唱《嘎达梅林》。怎么竟然是你呀？太不可思议了！”　　我们四目相对，半天都没回过神儿来……　　人生多么有趣呀，这完全像虚构出来的故事，但却是真真切切的现实。　　战士文艺演出队的节目渐渐多了起来，我们用几个破军鼓绑在一起弄了一个架子鼓，自己设计舞台，编排节目。记得，我和战友郭四平模仿当时红极一时的王洁实、谢莉斯演唱《笑比哭好》、《外婆的澎湖湾》，还拿了个永登县文艺汇演一等奖。　　《艺术人生》第一期节目的嘉宾就是王洁实、谢莉斯。当时我在录制现场特别希望和谢莉斯老师演唱一回《外婆的澎湖湾》，记得节目中有这样一个场景：朱军：其实我觉得20年前，当你们演唱的歌曲悄悄走进我们生活的时候，应该说对我们的生活都产生了一些影响，至少我是这样的。当时的生活非常枯燥，文化生活很贫乏，在这种情况下您们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快乐，我在部队当兵的时候唱两位老师的歌曲，拿的第一个奖就是唱《外婆的澎湖湾》王洁实：那一会儿你跟谢老师来一段《澎湖湾》吧。　　谢莉斯：那好，我有了一新搭档。　　“晚风吹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随夕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边边幻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　　王洁实：唱得不赖。你看谢老师多给面子，你第一段唱错了一句，谢老师在后面故意也唱错一句。(全场大笑)　　当年不懂得歌词中的意境，纯粹是自我陶醉，而今懂得的已不仅仅是音乐本身，自己的故事给旋律加入了新的注脚。也许就是因为唱得人多，歌声不再仅仅是音乐，而是人生故事的主题歌了。我的人生“段子”(1)朱军　　到了歌舞团，我一直没有固定事情可做，经常是在大幕没有拉开的时候，钻出来给大家说个相声小段，然后回到后台去打杂。　　我成了职业的文艺工作者，每天的固定科目不再是训练，而是随着军区的演出队排练节目，到各地驻军部队进行慰问演出。那时我演出的最主要节目是相声，“一张嘴”就是全部“行头”，简便易行。不久，我便成了部队的“笑星”，还经常和专业相声演员同台演出。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命运又让我结识了一位“贵人”。如果说前面的恩人是不经意间改变了我的命运，那么这个人却当之无愧成为我人生的设计师。　　他就是当时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曲艺队队长，现在天津市曲艺团的党委书记许秀林。　　2004年，当我们节目组策划《艺术人生·春节特别节目——父老乡亲》的时候，提到了天津相声，我全力推荐许秀林老师。在《艺术人生》策划的众多节目中，这是我唯一一次“徇私情”。许老师应该不算大笑星，但是我知道他内心对相声艺术的执着、追求，常人难以企及，他的“艺术人生”不事张扬却不同凡响。那天我们在舞台上合作了一个节目叫《歌的海洋》，本来16年前我和许老师第一次合说的就是这个相声，特逗的一个段子，但是那天望着身边早生华发的许老师，我平生第一次说相声时突然想哭。　　16年前，我在一次演出时认识了许老师。当时许老师正值中年，演出结束后，许老师忽然走过来对我说：“朱军同志，相声说的不错嘛！”　　许老师是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的艺术顾问，我赶紧站起来谢谢“首长”的夸奖。　　许老师对我说：“朱军你知道吗？相声中有一个说法，相声演员‘要不占一怪，要不占一帅’，你占一样。相声演员要想被大家认可，从形象上要不长得古怪，像马三立先生，要不长得英俊，像姜昆，长得不偏不正的很难被大家认可。”　　许老师说我长得不怪，那就是另外一条啦！我又惊又喜!“想不想到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来呀”？许老师冒出这样一句话。我吓了一大跳。　　想不想？做梦都想!但哪里敢想？　　父亲是“兰战”元老级的单簧管演奏家，在团里很受大家尊敬。但是“兰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子女一般不能在本团工作，父亲又是那么一本正经的人，永远不会想到为我走什么关系，我就更加不敢和父亲提起这类事情。　　许老师的话倒是让我茅塞顿开，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才懂得人生中有一种选择的方式叫“自我设计”，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努力，我可以争取到一些我原以为不属于自己的机会。以前在部队中只知道服从领导，从来不会也不敢为自己选择点什么。　　许老师告诉了我“兰战”进团考试的时间，他的话简单极了，但却像一个信号，点燃了我心中“蓄谋已久”的情结，让我觉得眼前出现了一个未知而美好的明天。我开始梦想着成为郁钧剑那样的人。　　1988年的春节，过了年就是“兰战”的招新工作，我打了一个电话询问许老师考试的事情，许老师淡淡地说了一句：“那你来吧。”　　于是，从春节初二到初七，我吃住在许老师家里，连门都没有出，许老师把我关在屋里，进行考前辅导，并且分文不取。那次，许老师给我辅导的节目，就是牛群的段子《歌的海洋》，而且亲自为我捧哏。　　直到今天那个段子我都倒背如流。16年过去了，我从来没有问过许老师当时为什么对一个萍水相逢的小战士给予这样的帮助，我不敢问，不愿问，我想我知道，幸运的人一生中总会有贵人相助，我庆幸自己的运气。许老师的知遇之恩我今生无法报答。我几乎忘记了当时是怎么接受老师的帮助，也几乎忘记了当时有没有向老师说感谢。每当想到这些，我就会给天津的许老师打个电话，像打给自己的亲人，没有什么事情，就是简单嘘寒问暖。　　发榜下来，我如愿以偿，终于在1988年9月，正式调入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兰战”当时是西北地区最大的文艺团体，而自己在“兰战”工作，算是“艺术人生”正式开始。我的人生“段子”(2)朱军　　我发现人生真的很有意思，每时每刻都在和自己较劲，一个困难的结束就意味着另一个困难的开始，而困难的不断升级，却意味着不断进步——这是今天的想法，然而在当年，似乎总是在希望与失望的悬崖上飘忽不定，不知道明天究竟怎样。　　到了歌舞团，我一直没有固定事情可做，因为歌舞团的核心演出是以歌舞为主，曲艺演员在台上仅仅是“垫场”的角色。我经常是在大幕没有拉开的时候，钻出来给大家说个相声小段，然后回到后台去打杂。人找不到自己位置的时候是最难以忍受的，尤其是自己踌躇满志地投入进来，却突然不知所为，那种失落感是巨大的，让人经常莫名其妙地烦躁不安。那时我已经24岁，却一事无成，甚至还没有找到前进的目标——我开始隐隐地为自己的未来担心了。　　这以后不久，我们到新疆下部队演出，我的任务是坐在舞台上方的灯光槽子中打追光。当时我们演出的剧目叫《红霞里有个我》，在乌鲁木齐演出三场，然后组织小分队下到边防哨所继续慰问。在乌鲁木齐的演出，因为是大剧院而相当正规，我工作的灯光槽子在舞台上方，背冲着观众，周围就是众多高倍数的灯光，每个灯都是上千瓦，我手里拿着巨大的手电筒一样的追光灯，追随演员的身影，烘托他们的造型效果。炎热的灯光槽儿把我烤得汗流浃背，一场演出两个多小时，我光着膀子，出的汗都可以拧出水来，一场演出下来我在上面几乎可以喝掉一桶水。最难受的不在于此，而是每个节目结束后掌声雷动的时候，那时我像一个馋嘴的孩子一样，眼巴巴地看着台上演员充满成就感的笑容，心里一阵阵不是滋味。我意识到，假如说在永登县驻军的战士业余宣传队也算是演员的话，那么几乎就是“矬子里面拔将军”，到了正规文艺团体才知道人家的歌舞演员人人都是从小训练，科班出身，我这种自己训练的能耐，很难登大雅之堂。然而，我还是始终如一地自我宽慰，“不以善小而不为”，小事也能成大气候!即便在灯光槽里打灯，也要“术业有专攻”，以此成为自己的一技之长。　　那时我手里的追光打出了五花八门的样式，为台上的演员锦上添花。也就在我手中把玩着那巨大的追光灯的时候，有一个身影始终是我手里的“光”追逐的对象。　　她是舞蹈演员，在许多节目中都有她的身影。　　她瘦小，却楚楚动人。　　我的追光总是不自觉地跟着她的身影走，追光不偏不倚地打在她的身上，而在灯光中她的身影有一种别样的光彩。当时又怎么可能想到，后来追光灯里面的身影成了我终身的伴侣。我的第一次主持经历(1)朱军　　许志师重重地摔开我，须势推了一把，我一个趔趄，正好被推到拉开了一道大缝的舞台中央演出结束之后，我狼狈地从灯光槽中下来，别人沉浸在演出的兴奋中，我却依然无所事事地闲着。许老师在处理完演出的善后事宜后，大家纷纷回房间睡觉，他又将我悄悄地叫到他的宿舍，对我说：“明天大部队回兰州，我带着小分队下部队。”　　看得出来，许老师似乎有什么话想对我说。　　沉默了很久，许老师忽然说：“朱军，在‘兰战’歌舞是主体，曲艺永远是‘第三世界’，只能填补空白，当初是我建议你来的，希望你会有大的发展，现在看来还得想更好的办法。我今天发现了一点，我忽然觉得你的形象个头说话的感觉，挺适合当主持人的，你敢不敢？你有没有什么兴趣？　　“主持人？不就是演出开始之前的报幕员，敢当然敢，但是当报幕员有什么意思吗?但是想想又觉得至少比打追光要好，我实在不甘心只当个打灯的。再说，如果我除了相声、打追光，还能当主持人，好歹也算一专多能。于是二话没说，满口答应。　　主持人当时在我心目中就是一个业余职务，只要口齿清晰，长得大方，谁都能当。只是主持人的头衔，比报幕员上档次，多少能满足些虚荣心。假如不是许老师那天特意提起，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想到我与主持人会有什么瓜葛，也许我会成为一个唱歌的演员，或者干脆离开“兰战”重新谋生。然而，这个当时看起来很简单的一项工作无意中成就了我终身的事业。　　第二天，演出的大部队回兰州了，我们团那时的主持人叫王广訇，也是个相声演员，每次节目都由他来主持，这次由于工作的安排，他跟着大部队回去了，于是小分队演出的主持人就成了我。　　下部队的头一站是位于南疆托克迅的汽车二团，虽说是小分队演出也有一定的规模，有舞台、有大幕，我将写好的串联词反复背诵，把节目单卷成一个卷拿在手里，背着手来回溜达。离开演的时间越来越近，我偷偷地从大幕里边向下望去，战士们坐了一大片，正兴高采烈地一边拉歌一边等待着演出开始。忽然间，我出了一身冷汗，心跳加速，一下傻在那里，像是产生了幻觉一样，什么都听不见了。奇怪!也上过台，也无数次面对过观众，这次为什么紧张成这个样？也许是事前低估了主持节目的难度？没有认真准备？不对呀，我自己写的串联词，背得滚瓜烂熟，再回忆一遍，糟糕！怎么几乎全忘了？　　忽然而至的紧张让我慌乱起来，一切经验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后悔事先没有和老主持人好好交流一下，后悔自己草率地决定如此重大的事情。正在我紧张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剧场里的电铃一声巨响，许老师带着人站在大幕遮掩下的舞台正中间，轻声地问我：“怎么样？准备好了就开始了。”　　我看着许老师，紧张得脸上直抽搐，忽然抓着许老师的胳膊，央求着说：“许老师，我觉得我不行！”　　许老师一把甩开我，瞪着眼睛，冲着我就嚷：“到这个时候了，你敢说你不行，不行也得上！”　　口气不容质疑，毫无商量余地。我没有任何退路，只有孤注一掷。　　说完，许老师和另外一个拉幕的战士一左一右往台边上走，我下意识地抓着许老师的衣服，皱着眉，一脸痛苦，喉咙里嘟囔着：“别，等会儿——”　　等?!等什么!铃声就是命令!下面那么多战士等着开演呢!许老师上来了一股子倔劲，重重地摔开我，抬起手顺势推了一把，我一个趔趄，正好被推到拉开了一道大缝的舞台正中央。　　一时间掌声轰鸣，充溢着我的耳鼓，我的脑袋“嗡”地一下大了，不知如何是好，冲着台下深深地弯下腰，像是真诚地给战士们鞠躬，又久久地慢慢地深情地站起来。战士们见主持人如此谦诚，又是一阵热烈掌声，于是我借机又是深深的一躬，原来是想借这“一上一下”的时间，缓冲一下紧张情绪，再抓紧想想台词，没想到等我再次慢慢抬起头的时候，原来背好的台词全飞到了九霄云外，只记得说了一句：“亲爱的战友们，大家好，我们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带着军区首长的关怀和深切的慰问，来到这里为大家献上精彩的节目，下面演出正式开始——”我的第一次主持经历(2)朱军　　这就是我主持人生涯的首次出场，被观众的掌声吓得忘了词儿，甚至还想临阵脱逃，尴尬地被许老师一把推上了舞台。但没想到这一把却将我推上了事业的“正道”，“这一把”推来我后半生的好运，让我在迷茫的人生中忽然柳暗花明。　　战士们的热情又救了我一命，我在又一阵掌声中踉踉跄跄地下台，晕晕乎乎地赶紧背词，那张节目单子在我手中早已揉皱，我紧张地看到下一个节目是我和许老师的相声，于是我连忙定了定神，心里微微松弛片刻，又在那“骇人”的掌声中走了出去。舞台在那个时候，就像是枪林弹雨中的战场，敌人是谁？其实敌人就是自己，瞬间需要打败的就是那个胆怯的、不知所措的自己。　　巡演了几个月回到兰州，正赶上“兰战”在排演一场大型“五四”青年节歌咏比赛，很像今天的青年歌手大奖赛，我依旧没有什么具体事情，跟着大部队瞎忙活。那天演出没有相声，节目的主持人依然是两个固定的人：王广訇和田美荣，他们俩是老搭档，团里的重要演出几乎全是他们合作主持。排练的时候，我悄悄地跟在他们身边，不打扰他，偷偷看他们怎么准备，怎么分配话语，怎么练习，怎么处理一些场上的精彩环节和突发事件，我把这一切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演出是在1989年5月4日晚上，一切准备就绪，下午最后一次彩排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男主持人王广訇忽然不见了。找了一圈才知道他突发肠胃炎，上吐下泻几乎脱水。上上下下的人急得团团转。没有办法，只能换人。但是团里没有备份的主持人，即便有，也只有半天时间，怎么来得及排练?　　这个时候，许秀林老师忽然语出惊人：“让朱军试试吧！”　　“朱军是谁?”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这个新来的朱军哩!朱军有这个能力吗?朱军有这方面的经验吗?一连串的疑问，让许多人担心。现在想想难怪大家疑虑，这么重大的活动，让一个完全没有经验甚至从未排练过的新手出场，有多大的风险!一旦出现问题，后果不堪设想!许老师坚定地认为：“我觉得他行，至少用他是目前唯一的办法。”　　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我成了主持人。当时只抱定一个想法，领导这么信任千万不能丢脸，至少不能演砸了给许老师丢人。至于这次机会对我将意味着什么，我无从细想，只是觉得，这个比上次还大的舞台带给了我一种莫名的兴奋，我想站在那里——　　那天我穿着白色的军礼服，精神昂扬地站在体育馆中央，一气呵成地将主持任务圆满完成。　　大型晚会的主持人最重要的就是心理素质，除了自己，没人可以打倒你。在那个硕大的体育馆里，我找到了事业上的自信，不是军人的荣誉感，不是掌声鲜花，甚至不是对艺术的热爱，而是一个24岁男人的事业定位和自信。路在脚下(1)朱军　　扭头偷偷看着亚宁，那浑身的青春气息，一脸的阳光灿烂，怎么都觉得自己有点装“嫩”。　　1996年3月8日，国际劳动妇女节。我正式带着办理好的一切手续到中央电视台报到，最后一次用证件换得了进门条，跑了一圈办理手续，终于看着自己的一寸照片和一张出入证被过塑压膜，上面铅印着：文艺中心，朱军，还发了一条链子，我忙不迭地将出入证挂在脖子上，比带上钻石还美。办好了证，我故意找个理由，出去办事，神气活现地挂着证件从东门出从东门进，每次看见武警战士爽快的放行手势，我都有一种“得逞”的快感。就这样，来来回回，当天进出东门12次。那个时候脖子上老挂着证，就像大学一年级的新生老爱戴校徽似的。　　报到的当天下午，我带着一大堆证件，来到北京市西城区月坛派出所，正式办理户籍手续。　　从那天起，我竟然成了北京市的正式市民。　　来不及感慨，来不及享受成功和胜利的甜美，新的压力接踵而至。　　1996年底，中央电视台第三套节目正式开播。文艺中心成立了戏曲音乐部，我同时担任《东西南北中》和《中国音乐电视》的主持人。时间一久，做节目的状态就有了一种惯性，我有时会忽然想起老李说的那句刺耳的话：“您差远了！”心里竟一阵阵地发慌！　　还没有调进中央台的时候，有一天，老孟要我看北京电视台一档青年节目《我们》，主持人叫亚宁，英俊年轻，他后来与《同一首歌》一起红遍大江南北。亚宁青春鲜活，有天赋的“明星”气质，符合年轻人审美选择，很快就被老孟请来实习。让我惊讶的是，这个小伙子竟然是学医的，毕业之后“不务正业”选择了做主持人，而且迅速被众多青年观众追崇，让我心生一种羡慕。亚宁很快就成了我的同事，我们同一批进台，一直都在戏曲音乐部工作。现在他离开了主持人岗位寻找自己另外的发展方向。　　亚宁的出现给了我一种无形的压力，我清楚地感到亚宁先天优势凸现了我的先天不足。　　有一回，我们要把《东西南北中》已经家喻户晓的主题歌拍成MTV。MTV当时是一个很时尚的概念。经过策划导演的周密计划，由当时《东西南北中》的全部主持人，我、许戈辉、亚宁、袁鸣一起参加拍摄。MTV的创意是，几个年轻人坐着敞篷车，行驶在一条宽阔的高速公路上，大家在车上，向周围热情招手，跳起来够树上的叶子，欢声笑语，活蹦乱跳，到了风景优美的地方更是青春四溢。　　在拍摄的过程中，我慢慢感觉到越来越别扭，越来越心虚，30多岁的人了，主持节目时总是西服革履，给人一种持重的感觉。现在穿上便装，欢蹦乱跳，跳得没人家高，笑得没人家自然，尽管还依旧是一张年轻的脸，但是扭头偷偷看看亚宁，那浑身的青春气息，一脸的阳光灿烂，怎么看都觉得自己有点“装嫩”。其实在我内心深处，早已潜藏着危机：毕竟我不是20出头的小年轻了，以前经历的沧桑清晰地挂在了眉宇之间，再浓重的粉底、再高明的化妆都掩盖不住了。拍出来的效果也如我所料，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显得“青春已去”，尽管在导演精心拍摄处理下，我还差强人意地过了关，但是自己的问题自己心知肚明。MTV播出后，观众尽管非常喜欢，但是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亚宁的青春自然，很少有人提及朱军。　　这次的刺激非同小可，让我着实实有了危机感。我想到了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一个主持人，究竟应该怎么定位，尤其是一个已经不能算年轻的主持人——　　这个MTV几乎每期节目都会插播一遍，而每插播一遍我就受一遍刺激，毕竟我的目标不是一张中央电视台的进门条。进来干什么？这里是人才济济的地方，谁又能知道等候在东门的年轻人不是虎视眈眈的青年才俊？不是台前幕后闪烁的新星？　　人生的又一道关卡悄悄横在了我的面前，我开始了新一轮的忧虑。我已经不年轻了，在自然规律面前，我可能彻底地无能为力。就像烧开一壶水，从0度到80度可以很快，但是要想再升高20度，沸腾起来，却需要更多的能量，我不知道怎样、从哪里汲取这样的能量？路在脚下(2)朱军　　敢问路在何方？　　路在脚下！　　我这样鼓励自己，我也只能这样鼓励自己！　　有时侯，我挺害怕，我怕自己就这么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地荒废这来之不易的主持人生涯。然而，在当时我主持的《东西南北中》和《中国音乐电视》两档节目中，又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劣势，每到周一，写给亚宁的信足有一筐，写给我的却寥寥无几。我不想仅仅成为屏幕上CCTV字母的背景。电视媒体的奇特之处就在于：优劣成败，一览无余。它能让一个主持人一夜之间大红大紫，也能让你一败涂地，关键在于观众的视觉判断。我必须寻找自己的准确定位，扮演适合自己的“角色”，才能最终被观众认可。坦率地讲，那个时候，成名的心、成名的梦变成了一个实在的心愿。　　面对各种竞争压力和观众的批评，我不甘心；作为30多岁的人，我不甘心；作为一个男人，我不甘心。　　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于是，在1996年，《中国音乐电视》最“火”的一年中，我毅然离开了那里。　　坚持难，但是比坚持还难的是放弃。　　我不想继续在一个不再适合自己的地方委曲求全，这会让自己和节目都感到勉为其难。我相信我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于是，我在综艺频道的改版中放弃了《东西南北中》和《中国音乐电视》两个节目，开始主持一个名叫《音乐直播厅》的栏目。每周末到一个音乐会的现场，直播音乐会实况，同时单枪匹马地负责一个叫《中国音乐电视精品廊》的周末赏析类节目，自己担任编导主持人。默默、沉静地琢磨着电视——这个本不是我的专业、或许会伴随我终身的事业。同时，我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大大小小的直播节目和大型晚会上，我喜欢大舞台，喜欢直播。我终于明白了，当找不到合适定位的时候，千万不要占着别人的位置，观众会对朱军这张脸久而久之产生“审美疲劳”，结果只能是还没有被人记住的时候，就已经被人忘记了——勿忘父母恩朱军　　1999年10月7日，我没了爸爸。　　2000年12月16日，我没了妈妈。　　那才是我真正长大的日子。　　那一刻，除了悲伤，我感到了一段彻骨的孤独，似乎一切的成就都在一种力量面前化为乌有。我是个孝子，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孝子。父母给我的不仅是骨血和容颜，更是一种深深的烙印，我是父母生命的延续。在他们刚刚去世的时候，我几乎无法按照理性解释“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当我来到父母合葬的墓前，见到自己的名字也被刻上石碑的时候，我知道父母也带走了我的一部分。　　慈祥的爹带走了我的胆怯，让我更加地坚强；善良的娘带走了我的迷茫，让我的人生更有方向。把爱全给了我，把世界给了我朱军　　我不敢轻易回忆童年，因为我的今天与我的童年生活天壤之别。童年时最清晰的记忆都是关于父亲母亲的回忆，关于贫寒的家和自卑的自己。也许当年还曾经有过委屈，今天为人父母才知道，虽然经历了一个清苦的童年，但是我得到的一切都是父母能给我的最好的生活。　　记得在很小的时候，因为生活困难，每顿饭也仅仅是能吃饱，而且没过一会儿就饿得饥肠辘辘。　　虽然贫穷，我的家教却非常严格。无论多饿，一定要等长辈坐好了才可以动筷子，而且只允许夹靠自己一边的菜，绝对不许有什么失礼行为。饭桌上很少有肉，即使有一点也要家里人一起分享。记得一次妈妈端上来一盘切得薄薄的香肠，那香味让我直咽唾沫，数数香肠的数量，也就够一人吃一片。哥哥姐姐很懂事，都像没看见似地只管吃自己碗里的饭，爸爸伸出筷子，夹了两片轻轻放在我的碗里。　　我看了看爸爸，又看看哥哥，夹起一片咬了一小口，咂摸着滋味。忽然皱了皱眉头，把另外的一片香肠又放回了盘子，小声地说：太难吃了！因为我知道一人只有一片，我吃两片就意味着没有爸爸或妈妈的份。我以为自己这么做就是懂事，没有想到的是，父亲却因此大发雷霆，一下扔了筷子，怒吼着冲我说：“这么好的东西，你说难吃，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说完，跑到一边，躺在床上一言不发地喘着粗气。我委屈地看着妈妈，一边抹眼泪一边吞咽着没有滋味的饭菜，眼泪啪啦啪啦地掉进碗里——当时我无法理解父亲生气的原因，反倒觉得自己好心好意却挨批评。爸爸怎么连我的心意都不懂呢？　　很久之后，我才知道就是因为我的“懂事”伤害了父亲的自尊心：一个大男人，连让自己小儿子吃片香肠的能力都没有，还要年幼的孩子自己去谦让。　　父亲是个活得极有尊严的人，家境再穷也不希望孩子们在忧郁中度过。当他看到9岁的儿子因为贫寒的家境开始变得“懂事”时，内心的伤感可想而知。　　母亲是一位慈祥的普通妇女。她没有文化，没有工作，像天下的很多母亲一样，一辈子围着锅台转。我理解了母亲(1)朱军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期末考试，我考了全年级第一名，一阵大张旗鼓的表扬之后，老师派班长、学习委员到我家给家长报喜。我欢天喜地地领着同学，一路上说说笑笑。本来在学校我属于不善言谈的，家境不好让我始终有自卑感。这一次拿了年级第一，立刻有了自信心，性格一下变得活泼开朗。　　高高兴兴到了家，因为比平时回来的早，大人都还没有下班，院子里面冷冷清清，我七拐八绕到了家门口，忙不迭地冲屋子里喊：“妈妈，我们同学来了，我考试第一名！”我连珠炮似地说了好几遍：“妈妈，我考试第一。这是我们同学，来告诉您的！”　　没有妈妈的应答。　　她正在我家低矮的小厨房里干活。1月份了，妈妈还只是穿着一件单薄的青布褂子，弯着腰，正费力地将烧火用的煤块码放在炉子边上，两手煤黑，裤子上也蹭上一块块黑印，一绺头发耷拉着遮住半拉脸，妈妈看了我们一下，眼睛里没有什么惊喜，只是平静地直直腰，举着两只满是煤末的手，却没有去拿同学手里的喜报。答应了一声之后，又弯下腰，继续干活。　　同学的眼睛中也透出了一种失望和不理解。其中一个同学没有忘记学校交给的任务：“阿姨，朱军考试得第一，老师叫我们给您报喜。”　　妈妈再次直起腰，回身看看我，用手背轻轻抹了一下脸颊，淡淡地说了一句：“知道了。”　　说完又出门继续搬煤。　　我傻愣愣地站在门口，同学们一脸愕然地看着我。　　我又小声嘟囔了一句：“妈，我考试得了第一。”　　妈妈继续干活，搬起了一簸箕煤，对愣在一边的我们说：“孩子们，我知道了。你们快回家吧，谢谢你们。”语气平静地像完全没有报喜这回事。　　同学将那张粉红色的喜报放在桌上，我尴尬地站在院子里，勉强送走了同学，心中的委屈从头涌到脚，觉得自己的成绩被母亲否定了，自己的面子被母亲打碎了，刚刚建立不到半天的自信心被母亲摧垮了，自尊心被母亲伤害了！　　我站在院子里一声不吭，看着母亲来回搬运煤块也不像往常那样去帮忙。母亲忽然间在我的心中变得那么渺小，那么不近人情。好几天，我都闷闷不乐，甚至故意不理睬母亲。　　在一个四年级小学生的心里，也许渴望有这样一个美好情景：漂亮的母亲站在亮堂堂的院子里，见到同学们送来的喜报，不停地夸奖自己，拿出好多糖果招待同学，甚至还请同学在家吃饭——这事关一个孩子的自尊心。可惜我什么都没有得到。那天我觉得脸被丢尽了，从此更不爱和同学说话了，开始感到家境的贫寒带给我的压力，甚至变得心事重重。　　直到有一天，我回到家里，照例和母亲没有什么话说，走到房间门口，我愣住了。　　母亲一个人坐在床边，依旧穿着那件洗得褪了色的青布褂子，她身后的墙壁上，花花绿绿地贴满了大哥得到的各种奖状，足足占了半面墙。大哥从小学开始，年年是三好生，有一年还被评选为兰州市“三好学生”。那时候，大哥是父母的骄傲。每次拿来奖状，他并不张扬，悄悄放在家里桌子上，母亲看到后，就端端正正贴在墙上。直到大哥参加工作，他上学时的奖状还贴在墙上！　　夕阳的余辉透过窗户，落在母亲瘦弱的身上。她手中拿着我那张粉红色的喜报，轻轻摩挲着，偷偷地掉眼泪——　　那一刻母亲的形象，像一副经典油画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一瞬间，我什么都明白了，对母亲的记恨顿时烟消云散。母亲对我的爱，对我的每一点进步，发自内心地高兴。只是为了让我明白，家里穷，上学是一种奢侈的付出，学好功课理所应当，不应该那样张扬。　　直到母亲去世，我都没有和她提起这件事，但是我清楚地记得当我长大之后，无论是回兰州家里，还是把母亲接到北京住，只要有我的同事朋友在场，母亲无论身体多么难受，都要特意换一件利利索索的衣服，把头发梳理整齐，端端正正，面带微笑地坐在椅子上，拿出最好的烟酒茶水招待我的同事朋友，和大家聊天。见过母亲的朋友都说：“朱军的妈妈气质真好，难怪养出了这么一个儿子。”我理解了母亲(2)朱军　　听了这话她总是特别高兴，直到她身患绝症，依然是衣着整齐地出来见我的朋友，给足了儿时我那份缺失的“面子”。每当这时，我的心里都酸酸的。父亲，我人生的导师(1)朱军　　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那个晚上，竟然成为我和父亲今生今世的诀别——　　父亲往往是男孩成长中最重要的导师。　　直到我做主持人，退伍，转业，进入中央电视台，父亲几乎从不干涉我对事业的选择，父亲信任我。尽管我没有自始自终继承父亲的军旅生涯，但是我却继承了父亲做事做人的原则。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看到电视屏幕上的我，只有淡淡的两个字：“还行。”　　在我记忆中，1999年父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监督我主持了一台节目，而让我最刻骨铭心的是，那次竟成了我和父亲的诀别……　　1999年，是兰州大学100年校庆，那时我到中央电视台被邀请为兰大百年校庆做主持人。那天上午11点我到了兰州，直奔兰大，和老师同学商量节目安排，因为事前已有准备，我觉得十拿九稳。下午对完了词，我急不可耐地打车回家去看父母，舟车劳顿加上归心似箭，一不小心，将晚会的串联稿落在出租车上。　　回到家，见了父亲自然有说不完的话，因为工作原因，我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能和父亲坐下来说话的时间也非常少。但是父亲那天却反常地不爱理我，不断地说：你是来工作的，怎么可以借机探亲呢？兰大百年校庆是多么重大的事情，你怎么不在那好好背词跑回家休息！　　尤其听说我把稿子落在出租车上了，父亲非常生气，命令我立刻返回兰大，认真准备晚上的节目!我无可奈何，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太清楚父亲做事的原则，在他看来，无论我怎样胸有成竹都要认真准备，晚会上一个磕巴都不许打，否则在父亲看来就是犯下弥天大罪！　　我无法说服父亲，于是准备好晚上的衣服，比原计划提前出了门。走的时候父亲仍旧一脸严肃，特别派我二哥“押送”我回现场，“监督”我演出，并且要求回来认真“汇报”情况，绝不只听我一面之辞。　　我无奈地摇头晃脑出了门，二哥也笑着跟我去，一边劝着我“顺者为孝”嘛！我和二哥提前到了现场，晚上的活动一如既往地顺利，父亲担心的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演出结束了，我直接回家，第二天一大早就得赶回北京。　　到了家，已经是晚上11点多，依照往日的习惯父亲早就睡觉了，但是那天他精神抖擞地坐在客厅等着我们。一看见我，急切地问二哥：“这小子今天表现怎么样？”　　二哥赶紧汇报情况。父亲听了之后，满意地点点头，淡淡地说：“这就好！下次千万不能这样了。”　　听完汇报，父亲踏实地睡了，我和几个哥哥又在一起吃饭聊天直到凌晨4点多。早上5点，父亲母亲都还没有起床，我就拎着行李回北京了。　　这种飞来飞去的生活对我而言早已习以为常，熬夜也不在话下，但是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那个晚上，竟然成为我和父亲今生今世的诀别——　　从兰州回来一个多月，有一天下午3点多，我接到电话，知道了父亲病危的消息，立即买了机票往回赶。晚上9点多钟到兰州，我直奔医院。　　我心急火燎地冲进病房，看到母亲坐在父亲的病床边，像一尊雕塑，默默地一言不发。医生见到我轻声地说：“对不起，准备后事吧。”　　听到医生的话，我的脑子“嗡”地炸开了。这样的话，我只在电视剧中听过，这样的情景我也只在电视剧中看过，虽然生老病死这样的事情天天都在发生，然而等你自己经历的时候，依旧无法承受。　　我趴在父亲的耳边说：“爸爸，我回来了……”　　爸爸没有应声，但我知道他听见了，一定听见了!……我就那么一直趴在他的耳边，一遍一遍地呼喊……　　第二天凌晨4点，父亲的呼吸渐渐微弱，心电图变成了直线，父亲走了，在我一遍遍地呼喊中。我双膝跪倒在地，双眼迷失了方向，这不是真的，这一切都是梦，醒来的时候我依旧会像小时候那样睡在爸爸的身旁。　　父亲走得很安祥，没有留下任何遗言。我知道父亲放心了，他的七个儿女都走上了人生的正道，父亲没有遗憾——父亲，我人生的导师(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