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影五十年——高峰秀子自传

（日）高峰秀子 著　　盛凡夫 杞元 翻译　　五十年代，我国上映了日本故事片《二十四只眼睛》。在影片中，扮演女教师的演员，以其纯朴的形象和高超的演技，曾博得我国广大观众的好评。　　这位女演员，便是当时蜚声日本影坛的明星高峰秀子。　　对于我国电影界来说，高峰秀子更是颇有名气的外国同行。我国一些老一辈电影工作者，曾与她保持着长期的友谊和交往。　　去年我国上映的日本影片《典子》，也是高峰秀子及其丈夫松山善三共同创作的一部优秀作品。　　高峰秀子自五岁开始从影，截至撰写这部自传时为止，她的影坛生涯已将近五十个春秋。在日本电影界，她可以算作一位历经无声电影、有声电影、黑白片时代和彩色片时代的“三朝元老”。　　高峰秀子在自传中说，她原来对电影这门艺术毫无兴趣和修养，是由于生活所迫而涉足影坛的。但是，在其后的艺术实践中，她养成了吃苦耐劳、勤奋学习的良好习惯。　　早在二次大战前，高峰秀子便已被誉为日本影坛的“童星”。数年后，她并没有像其他许多童星那样被淘汰，相反她以良好的艺术道德和深厚的艺术造诣，继续活跃在银幕上，成为日本电影界和广大观众公认的著名电影演员。到了五十年代，她那朴素、自然、纯熟的演技更使其闻名遐尔。　　然而，这位日本影坛著名的演技派女演员出身非常贫寒。在她的人生道路上，充满了坎坷、荆棘、苦难和泪水。　　我们通过高峰秀子的这部自传，不仅能了解她个人身世的悲苦辛酸和艺术成长过程，而且可以获得一些日本电影发展史的轶闻旧事。　　高峰秀子的人生观和艺术观，毕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另外书中还有许多繁琐重复、无关紧要的描写和记述，故而我们对她的自传采取了节译方式。本书节译自日本朝日新闻社1976年出版的高峰秀子自传《我的生活日记》，文中小标题是原有的，根据所选内容，我们将书名定为《从影五十年》。　　一九八四年四月　　01 雪花飘飘的小镇　　我母亲今年七十四岁了。在她的一年里，唯一值得自豪的是她与裕仁天皇同庚；而她最感痛心的是我这个独生女儿业已长大成人，不听她管了。　　现在，我母亲每个星期都要去教字先生那里学习写毛笔字。而且，她经常拿着自己写的字兴冲冲地跑到我家来，对我说：　　“妈妈、妈妈，这是我写的字。”　　母亲目不斜视地盯着自己的习字，希望能得到我的赞扬。此时此刻，母亲天真得简直像个孩子。　　大约十年前，母亲因为大脑感染了疱疹病毒，连自己的名字和我的名字都忘得一干二净，根本分不清谁是谁。她把我称作“妈妈”，我丈夫则成了“爸爸”。我问她：“那么，‘妈妈’的名字叫什么？”她还生气地说：“那我当然知道。”若再问她：“您多大岁数了？”她竟说：“我七十万岁了。”　　虽然我觉得这非常好笑，但我始终笑不出来，四十年来，我一直称她为“妈妈”。对我来说，这四十年简直七十万年还要漫长。　　母亲实际上是我的养母，名叫平山志夏子，1901年生于福井县，是平山力松最小的孩子。平山力松一家以开茶馆为生。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时，平山力松应征入伍，上了前线。退役后，他突然与妻子和善子离了婚，并娶了一个十九岁的年轻姑娘为继室。　　对父亲的这种作法，孩子们非常不满。长子锦司首先找到了生母的娘家，随后三个孩子经常瞒着力松及其继室波津子，轮流去看望自己的生母。小镇上的事瞒不过众人的耳目，人们对孩子们日常同情，对力松颇为反感。力松的买卖做不下去了，终日里闷闷不乐。正在这时，他偶尔听到了一个消息：函馆发生了一场大火灾。　　1907年，力松决心要到函馆去重振家业。于是，他变卖了店铺，带领全家老小和两个女佣人，背井离乡跑到了北海道的函馆。　　力松买了一块地皮，立刻动工修建新饭馆。正当力松干得起劲儿的时候，他的钱包在工地上被人偷了，里面装着他的全部家财。当时，我的养母只有五岁，至今她还常常惋惜地说：”那是个带花道道儿的藏青色钱包。“饭馆只盖了一半，只好转卖给旁人。接着，力松辞掉了两个女佣人。一夜之间，一家五口几乎沦为乞丐，陷入了流落街头的窘境。　　力松夫妇带着三个孩子，在海边一间简陋的小房子里躲风避雨。夜里，一家人挤在一支蜡烛的周围，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力松出外去打零工，大儿子锦司当了伺候人的小徒弟，大女儿滨子被送去当佣人，我的养母志夏子也做了人家的养女。可是，年幼的志夏子终日哭哭啼啼，泣不成声，致使收养的人家也感到很厌烦，于是又把她送回了力松的身边。据说，那天正好下起了大雪，志夏子的脚上只穿着一双草鞋，生了冻疮的脚肿得通红。后来，养母对我说：“到家的时候，我的脚已经冻得觉不出疼和痒了。”说到这里，她的眼睛里浮出了泪花。　　不久，力松的继室波津子生了第一个孩子。每天傍晚，我的养母都身背婴儿，站在小屋的外面，焦急地等待着为了五角钱的日薪而弄得满身泥水的父亲。力松觉得幼小的志夏子可怜巴巴的，于是一边说：“可别告诉妈妈呀！”一边从当天的工钱中拿出一分钱硬币放在养母的小手上。养母接过钱后，赶紧藏到了自己三尺长的腰带里。那风雨吹打的海岸和那枚小小硬币，使他们父女俩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波津子一连生了十三个孩子。志夏子的背上，一年到头绑着个吃奶的婴儿，她成了家中不可缺少的小保姆。志夏子还来不及记住这些婴儿的名字，他们就一个接一个地死去，随后又一个接一个地生下来。志夏子始终没有去上学。这倒不是她不能背着孩子去学校，而是由于一个打零工的小户人家根本担负不起那份学费。尽管如此，志夏子仍情不自禁地走进小学的校园，一边哄着背上的孩子，一边向教室里窥视。这是她最大的乐趣。　　波津子一共生了十三个孩子，死掉八个。志夏子整天在家里跟异母弟妹挤在一起。她与后母和不来，对那些弟弟妹妹也很讨厌。她唯一盼望的，就是父亲早点回家。她曾被送去当养女，当然家里人对她另眼相看。就这样，志夏子一直在自泣自慰中苦熬岁月，并渐渐地成长为一个大姑娘。　　力松生来性格豪爽、喜欢热闹，所以他每到一地都很有人缘。他从当雇工开始，一步一步地站稳了脚跟，不到十五年，就在函馆闯出了天下。他开了一家咖啡馆——这在当时还是很稀罕的事——接着，他又着手经营起饭馆和戏园子来。力松在外面越忙，志夏子也就越见不到他的面。她对父亲无限的爱，渐渐地变成了怨恨。在异母弟妹中她被彻底孤立了。　　久而久之，在志夏子心中萌发了一种受害者意识和反抗地“斗志”。志夏子懂得，在她地面前只有一条路，即离开这个家庭。但如何逃出家门？逃向何方？志夏子感到茫然不知所措。突然，在她面前出现了一个救星，此人明教荻野市治，是个到处流浪地无声电影解说员。　　当时的电影都是无声片，因此在银幕的一侧有两、三名乐师和一名解说员。解说员拿着剧本坐在一张小桌面前，按照电影的情节发扎进行解说。台词非常简练，重要的场面加入乐师演奏的音乐。　　1912年，法国的无声电影《基哥马》在日本上映了。人们对这种活动的光和影感到惊叹不已，于是给它取了个名字叫：“活动照相”。　　1913年，岛村抱月和松井须磨子创建了艺术座剧团。1914年，宝冢少女歌剧团宣告成立。1917年，浅草歌剧团隆重献演。1918年，青山杉作等人组建了电影艺术协会。这一时期，日本的电影和戏剧艺术恰似刚刚破土而出的春芽，真是生机盎然。大众的文娱生活，一下子从“义太夫”和“浪花节”之类的传统节目，进入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世界。　　其中，最受欢迎的仍是无声电影。一谈到“无声电影”，人们就会联想到“解说员”，一提起“解说员”，人们就会想到“无声电影”。知名的解说员成了各个剧场争先聘请的人物。如今早已不在人世的德川梦声，就是当时深受观众欢迎的“著名解说员”。　　尽管如此，当时这个行业仍只算个艺人，也就是“戏子”，与真正的艺术还有一定的距离。在函馆，无声电影只能在曲艺场，戏园子里放映。放映时把一块四方的白布吊在天花板上，这就是银幕。在这样的地方为人们放映电影，被人们认为是一种低级工作，连那些有名的解说员也不来光顾。因而，曲艺场和戏园子的老板只能请那些江湖艺人来做解说员。这些解说员的工钱往往被压得很低。　　志夏子根本不知道当时荻野是否还是个解说员，她为了逃出函馆，也只好跟着他走了。养母常说：“我说不上喜欢他，也说不上讨厌他，连他的岁数我都不清楚。”在这些言谈话语中，流露了她不逃出函馆誓不罢休的决心。这更使人感到她极为可怜。当时，志夏子只是个十七岁的农村姑娘。　　据养母说，当时荻野对她这种弃家不顾的坚定决心，感到非常吃惊。养母的父亲力松也万万没有想到她会这样。志夏子跟力松大吵了一场，然后便甩开努不可遏的父亲，只穿着身上的一套衣服跑出家门，跟着荻野登上了火车。她和荻野私奔了。然而，这时她对荻野的岁数，身世和私奔的目的地全然不知。他们坐上了联运船，又换乘火车，最后到了新（）。　　荻野在新（）找到了一些零星的工作，但一个江湖艺人的收入总是很有限的，所以他们的处境十分艰难。面对这种窘境，志夏子依然是那样地倔强，根本不想返回函馆。志夏子生来喜欢热闹，爱好文艺；她跟着荻野，边看边学，久而久之便作为一名女解说员登上了舞台。此时，志夏子的艺名就是“高峰秀子”。　　当时，女解说员是不多见的。因而，志夏子比荻野工作还忙，收入还高。养母并不喜欢谈起这段经历，这大概是因为他们二人很不和睦。本来，他们就不是相爱而结合的。对于荻野的放荡不羁，志夏子非但不感到悲伤和忌妒，相反她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倔强，脾气变得越来越刚烈。直到后来，每当养母谈起当时男女的婚姻大事时，还总是说：“过去呀，女人一旦结了婚就只能忍耐、忍耐……”说话间，在她的眼睛里闪现出一种怨恨的目光。　　他们一直到处流浪，最后来到了东京，在莺谷区租了一间二楼的房间，自己才算有了个家。荻野似乎对解说员这个行当没有了兴趣，而看上了剧团经纪人的工作。于是，他组织了一个小剧团，重新开始了四处飘泊的生活。他每次离家，既不知去向，也不知何时回来。志夏子一个人留在家里，靠做些针线活儿之类的家庭副业来维持生计。她虽然常常感到焦躁不安，但依然规规矩矩地过日子。　　荻野和志夏子始终没有生育。但志夏子非常想要个孩子，也许她想用这个方法来拴住荻野的心，或者来排解一下生活的寂寞。　　志夏子私奔之后，她父亲力松家又遭受了一场火灾；那是1921年的事了。不过，当时力松已经成为函馆地区财力殷实的富户，因此火灾后不久，他又建起了“丸平咖啡馆”、“丸平沙滩饭馆”和“丸平剧场”。长子锦司也娶了一个名叫矶子的媳妇，经营着一家商店。　　力松是志夏子的父亲，是我的祖父。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我的祖父长得跟阪妻、花肇一样英俊，身材魁梧，仪表堂堂，言谈举止，一副官气，看上去真像个了不起的人物。　　锦司和矶子生下了三个男孩儿，但不久矶子又怀了第四个孩子。“这次一定还是个男孩儿。”祖父、锦司和矶子都这样说，而且坚信不移。　　关东大地震发生的第二年，即1924年3月27日下午两点，我——高峰秀子出世了。　　当时，函馆已进入春季，可天空又飘下了雪花。　　 02 踏上旅途　　志夏子因为一心“想要孩子”，所以当矶子第四次怀孕时，她回到了函馆，并要哥哥答应把生下来的孩子给她做养子。兄嫂二人满以为生下的一定还是个男孩儿，所以很随便地答应了她的要求。　　志夏子焦急地等待着孩子的降生。她一得知孩子降生的消息，便立刻飞到了函馆。生下的婴儿偏偏与兄嫂的猜测相反，是个女儿。志夏子欣喜万分，便给我取名为“秀子”，这是她曾经用过的艺名。　　这时，兄嫂的态度突然改变了。志夏子要带我走，可他们却左右其词，怎么也不肯把女儿交给她。就在志夏子要返回东京的那天，锦司终于背着我躲了起来。矶子声称至少要让我在她身边长到两、三岁才能带走。志夏子无可奈何，只好一个人回到东京去了。　　过了两年，志夏子又到了函馆来接我。可是，我已经成了全家的掌上明珠。在志夏子看来，连秀子的名字都是自己给起的，所以秀子就是“自己的孩子”。况且，在孩子出生之前，两家人早已有约在先，所以孩子理应由她抱走。但在孩子的亲生父母看来，虽然有约在先，可并未立字为据，明确说把孩子给志夏子。志夏子又跟他们大吵了一场，最后父亲还是背着我躲了起来。志夏子只好再次沮丧地返回东京。　　我诞生在锦司经营的“丸平沙滩”荞面馆里。在一间宽敞的土地房子里，摆着几把椅子和几张桌子，二道门的底框对面是通往二楼小房间和大厅的宽阶梯。帐房周围的屏风后面摆着一张小桌，这便是女掌柜矶子的座位。　　1958年，导演成濑巳喜男把德田秋声的作品《胡闹》拍成了电影。在一场戏里，我身穿花条纹和服，头上梳着椭圆形发髻，坐在帐房前。这时，我突然回忆起生母矶子。但是，我早已记不清坐在帐房里的母亲究竟是什么样子。　　我出生后第三年，东京的志夏子接到了函馆的矶子拍来的一份电报，电文的内容是：“关于秀子的事，前去与您面商。”　　志夏子一直在等待着矶子的到来。她满以为，这次好像她要如约把秀子给自己做养女了。然而，出现在志夏子面前的不是朝思暮想的秀子，而只是她的生母矶子一个人。矶子向志夏子郑重地表示：她们不愿意把我过继给她。　　志夏子听矶子这么一说，异常恼火，跟她大吵一顿，然后把她赶出了家门。事已至此，志夏子只好死了收我做养女的心。可是，人的命运就像踢石子游戏一样，经常是变化莫测，令人难以琢磨。矶子回到函馆后不久，肺结核的老病就恶化了，并住进了医院。当时，根本没有抗菌素之类的药物，所以这种结核病经常把人置于死地。生母的容貌，我早已忘记。然而，我却仍然清楚地记得，每次女佣人带我到医院去看望她时，我都要喝一个她床头枕边儿的生鸡蛋。　　我四岁半的时候，我生母矶子便离开了人间。别人让我“去向母亲告别”，于是，我走进了里间屋。但当我进屋之后，一副可怕的情景便映入眼帘。屋子正中间放着一个大桶，上面只露着母亲的头。当时，函馆敛葬死人都用这种坐棺；坐在棺内的死者周围塞满了白布，看上去似乎只有头部露在外面。我吓得大哭大叫，紧紧抱住前来吊丧的志夏子不松手。后来，志夏子到哪儿，我非要跟着她到哪儿，真是寸步不离。晚上，我仍然要志夏子搂着我睡觉。这样一来，我的母亲便自然而然地从矶子变为了志夏子。　　锦司死了妻子之后，便把我过继给了他的妹妹志夏子，把我的弟弟孝市郎送给了姨妹，身边只留了长子实、次子政二和老三隆三。当时，我爷爷力松和他的后妻波津子又生了文子，巴子、哲子和幸子等四个孩子；再加上佣人，平山家真可以说是个大户人家。由于波津子没有掌管家务的本领，锦司不久又遵照父亲的意思续了弦，这个女人名叫津与子。不久，津与子生了两个女孩儿。那时，日本人的生活习惯是“能生多少就生多少”，但孩子一多家里就乱成了一团，简直像幼儿园。　　平山家一年到头争吵不休，波津子每次生气都要朝锦司的续弦发泄。于是，津与子带着自己的两个孩子离开了平山家；随后锦司与只身离家出走，在函馆的一家旅馆里当了厨师。锦司与性格豪爽的力松正好相反，是个没有骨气、胆小怕事的人。　　胆小鬼锦司撇下三个孩子肚子离家出走，难道就算他对父亲和继母的最大反抗了吗？动物在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都会拼命反抗和逃之夭夭之间进行一下选择，然后再采取行动。但锦司的心思，却只有一个念头，即“一个人自由自在地干活”。　　锦司当了厨师之后，第一次按照自己地意志，和一个在一起干活儿的女人结了婚。接着，锦司把三个孩子也接到了自己身边，一边经营着茶馆，一边帮力松经管着“和平食堂”，全家人过起了平平安安的日子。可是，锦司这个男子汉似乎终生时运不佳。1934年3月，一场大火灾把他的房屋、店铺、家财烧得一干二净，一家人在那寒风刺骨得天气里被搞得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在这种情况下，锦司对函馆已毫无留恋之心，于是带着一家五口人迁到洞爷湖，在一家餐宿旅馆里当了厨师。　　因为锦司与我的养母志夏子是亲兄妹，所以后来我和锦司一直有来往。不过，我从来没有对他叫过一声“父亲”。在我的脑海里只留下这样一个印象：他是一个没有尽到责任的父亲，一个随心所欲的男人。在他身上，很少那种亲生父亲对孩子的爱。我从心里不愿意见到他。　　虽然志夏子很爱她的哥哥，也喜欢我，但不知为什么她严禁我和锦司亲近。后来，我哪怕给父亲一些少量的零用钱，也必须当着她的面；我们还心照不宣地立了一条规矩：送给锦司的东西，必须过一下她的手。　　1954年，我结婚之后，便与养母分开住了。那时，父亲曾到我家来过几次，但从来不走正门，总是偷偷摸摸地从后门进来，放下一个包着五个苹果或是十个桔子的小包袱，然后便像逃跑似地匆匆离去。到了晚年，父亲和继母松子两人租了一间小公寓，在涩谷靠经营三轩茶叶店勉强度日。俗话说，千仇万恨过上五十年也会烟消云散的。因此，每逢我高兴之时，就不通过养母，在信封里放一些钱直接寄给父亲。然而，我这样做并非出于对父亲的思念。　　我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只有一下两条，一是没有父亲就没有今天的我；二是为感谢贤惠的继母对父亲的献身精神。　　四年前，我的父亲因患癌症离开了人世。按理说，我至少应该在他弥留之际去看望一下他，叫一声“父亲”。但是，我没有那样做。这其中的缘故，当然父亲本人最清楚。我希望他能谅解我。世界上确实有一种既不让人喜欢、也不让讨厌，却总是留在人们心中的“好人”。对我来说，父亲就是这种人。　　当我还身穿葡萄图案的毛呢衣服、脖子上系着一条白围嘴、嘴里还含着一个橡胶奶头儿的时候，养母便带着我离开了函馆，来到东京的莺谷。用养母的话来说，这时她才感到如愿以偿。养母的家里只有一只大猫，根本见不到我的养父。当时，我的身体虚弱，总是呼噜呼噜地喘。养母非常疼我，我也立刻和她亲近起来。　　生母患有结核病，所以家里人根本不让我吃她的奶。我是用牛奶和鸡蛋喂大的。到了东京之后，我的主要饭食是蛋黄拌米饭。吃饭的时候，小小的饭碗里热乎乎地冒着热气，我就像一只小猫一样吧唧着小嘴。我每天下午，都要从牛奶罐里吸几口奶吃，这便是我的点心。我的绰号叫“小妞”。我很快和左邻右舍的孩子们成了好朋友。虽然她们有时候取笑我的北海道口音，但她们还是“小妞”、“小妞”地叫着我，高高兴兴地跟我一起玩。我很快便习惯了东京的生活。　　1929年，岛崎藤村发表了小说《黎明》、小林多喜二发表了小说《蟹工船》；在政界，日本成立了民政党内阁，对日本共产党进行了大逮捕……报纸上每天都有新闻可看。然而，我这个茅塞顿开的孩子，对这些事情总是马耳东风，根本不知其中的真正意思。我从不想念故乡，对东京生活的一切我都感到新鲜而愉快。每当我玩累了，回到二楼的家里时，就会看到头发向前蓬起、腰上系着一条白围裙的“妈妈”。“妈妈”皮肤很白，而且胖乎乎的，在她的怀里睡觉真是舒服极了。　　后来，养母对我说，当时她以做偶人服装为生，但我对那时的情况已经完全记不得了。我们母女二人一天到晚总是形影不离。回想起来，这几个月的生活，便是我们母女俩“短暂”的幸福日子。　　养父荻野常常是突然回来，又匆匆离去。不知为什么，我对养父一点儿也不亲。养父养母之间也不存在真正的夫妻感情。养父在家的时候，全家人都感到很无聊。我不了解他当时干什么工作，但他的心思总是放在文艺上面，他似乎老在琢磨着干一番事业。　　我们的房东住在楼下。他有个朋友名叫寺野正一，是松竹电影公司的演员。一年春天，他领着我们参观了松竹公司的蒲田制片厂。这是我第一次和养父一起出门。我们从莺谷乘车来到了蒲田。这是我第一次和养父一起出门。我们从莺谷乘车来到了蒲田。车站附近是高砂香水厂，工厂旁边有一条小河，过了河就是松竹公司蒲田制片厂。当时，我还是个孩子，所以对参观制片厂毫无兴趣。我趴在养父的背上，感到很枯燥，简直要哭了出来。　　我们来到制片厂一块空地上的小池塘边，眼前的景象使我惊呆了。那儿有六十多个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女孩子，年龄与我相仿。她们都是来竞选电影《母亲》的主角“五岁女孩儿”的。此片的原作者是鹤见（）辅。　　头戴鸭舌帽，身着灯笼裤，胖乎乎的野村芳亭，带领十几个工作人员，姗姗来迟。他们每到一个女孩跟前，就托起她们的下巴看看她们的长相，然后蹲下来和她们说上几句。女孩子们的父母衣着华丽、仪表端庄，整整齐齐地站在孩子们的身后。　　突然，养父背着我也跑到了队伍里。他把我放下来排在队尾，然后自己退到我的身后。我感到很是张慌失措，也不知道当时自己是一副什么表情。但我意识到：“将接受一场正式的考试。”最后，胖导演缓缓地走到我的跟前。他看了看我，马上又回过头去和其他工作人员讲了些什么，他们再没回到我前面的孩子们跟前，于是队伍就解散了。队伍一散，孩子们拉着父母的手三三五五地走开了，养父又背起了我。　　现在想来，这一天确实是此生此世决定命运的日子。不知是幸运，还是一种讽刺，在六十个孩子当中，我这个平凡无奇、表情呆板的孩子被选中扮演电影《母亲》的主角。收到录取通知的那天，最为惊讶的是我的养父和养母。养母被叫到制片厂，拿回了电影的脚本。自此，我便成了一个扮演“儿童角色”的“职业妇女”。　　然而，我这个“小妞”却依然是个乳臭未干的孩子。　　03 耍猴人手里的猴子　　当时，松竹公司蒲田制片厂最红的演员是栗岛寿美子、川田芳子、五月信子和英百合子，从而取代了过去男扮女角的著名演员衣笠贞之助、小栗武男。时代正在逐渐发生变革。　　蒲田制片厂的导演牛原虚彦、池田义信和岛津保次郎等人是这一时期的中坚力量，野村芳亭则是该制片厂最出色的导演。　　可以这样说：《母亲》一片奠定了松竹明星体系的基础。　　栗岛寿美子、川田芳子和五月信子这三大明星，由美男子诸口十九和岩田（佑）吉合作拍出的这部影片，被誉为日本喜爱的新派大悲剧，母爱和女性电影的成熟作品。　　《母亲》一片公映后，轰动了整个日本。据说，松竹剧场在大阪道顿堀落成的时候，前去参加典礼的《母亲》一片的演员们在梅田站被人群包围起来，真是里三层，外三层，使人动弹不得，寸步难行。　　我的影坛生涯就是在这个热闹的庆祝活动中开始的。有的人说我是幸运儿，也有的人说我吉星高照，同时还有人嘲笑我不过是时代潮流的产物，但有人赞扬我是罕见的天才。然而，这些评论都没有说准，我还是我，一个五岁的女孩子。我既没意识到自己是一名“儿童演员”，也没感到高兴和悲伤。当时，我只觉得周围突然骚乱起来，很像突如其来的一场灾难，使我茫然不知所措。我只惦记着玩跳芳子和过家家之类的游戏。　　跟现在一样，当时的制片厂是上午九点开始工作。在那天之前，我和养母二人一直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我爱什么时候睡就什么时候睡，想什么时候起就什么时候起。可是，现在不同了，天还不亮我就被叫起来，跟着养母匆忙赶到莺谷车站。因为时间太早，车上的乘客寥寥无几。我背着脸，手抓着窗框，不停地吸着小绳吊在胸前地橡胶奶头儿，看着车外飞逝而过的鳞次栉比的房屋。到了品川一带，橙黄色的太阳才冉冉升起。大约三十分钟过后，我们到达了蒲田车站。接着，我们来到一间约莫五、六十张草席大的宽敞房间，这就是儿童演员室。　　房子正中间，有个一米见方的火盆，养母取出黄色油彩，开始给我化装。那时的油彩，硬得像木炭一样，如果不在火上烤一烤使其溶解，根本不能往脸上抹。养母的手掌上满是油彩，我的脸也被扒来扯去，有时痛得我啪嗒啪嗒地直掉眼泪。养母给我换上演出服装，刚吃完带来的早饭，就到九点钟了，于是响起了上班的铃声。副导演叫我去排戏，母亲和我一起快步走出儿童演员室，来到摄影棚，等候拍片。　　这是一个完全用玻璃建成的摄影棚。普天制片厂常常以此为自豪。这间宽敞的玻璃房子，很像一座规模宏大的温室。把摄影棚盖成玻璃房子，完全是为了采用自然光线拍片。但到了晚上，仍然需要在灯光下进行拍摄。当时的照明设备，使用的是炭精棒，那发蓝而强烈的光线经常使演员的双眼充血而变得通红。拍摄休息时，演员们都戴上遮眼带或是蒙上一块湿布。　　“喂，阿秀，到这边来。”副导演一边说着，一边拉着我的手站到摄影机前。每次拍戏之前野村先生和川田芳子先生及其他一些工作人员，先要哄一哄我这个毛孩子，让我高兴起来，然后再开始“演戏”。我一边演，一边说昨天晚上母亲教给我的台词。　　我很讨厌母亲给我化装时把我的脸搞得很疼，但我更讨厌的是，一次又一次地让我反复演一场戏。然而，我无论多么讨厌，也必须遵命，否则就不让我回家。于是，我学乖了，导演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他说向右我就向右，说让我倒在地上，我就老老实实地趴在那里。　　尽管如此，我还是常常忍受不了。例如，我很会磨墨，可是剧情偏偏要我故意把墨掉在地上，然后哇地一声哭起来。“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傻事呢？”这在我那幼小的心灵里引起了很大的不满。　　拍片时，我的养母躲进了摄影棚的暗处，我必须把川田芳子和栗岛寿美子先生叫做“妈妈”。这一点我很不理解，我还不懂得戏剧和现实之间的区别。但是，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这两个“妈妈”都比我的养母漂亮得多，体面得多，一走到她们身边就有一股香气扑鼻而来，没有一点不舒服的感情。　　1929年12月1日，我的第一部影片《母亲》首次公开放映了，影院里座无虚席。高峰秀子这个“儿童演员”也随之成了电影企业洪流中的一滴水。首映的第二天，养母又拿到了《母亲续集》的剧本。接着，我又参加了《暴风雨中的蔷薇》一片的拍摄工作。　　每天，我和养母都要往返于莺谷和蒲田之间。倘能住在制片厂附近，当然会方便一些。后来，我们一家三口索性从莺谷搬到了蒲田的一间小房子里。听母亲说，当时我的月薪是“三十五日元”。现在，三十五日元连一块豆腐也买不来。可是，当时的大学生毕业生开始参加工作时的工资也只有五十日元。因此，我这个小大人儿每月薪金三十五日元已经相当不错了，甚至可以说是高薪。我这三十五日元，不仅可以租到一套有两间居室、一间厨房的公寓，还能保证一个三口之家够吃够喝。　　不知为什么，每天养父总是呆在家里。而我和养母二人一回家就一起去澡堂洗澡。晚饭后，养父、养母让我伸开腿，一边说：“长，长，长大高。”一边捋我的膝盖和小腿。当时，我心里还天真地想：“我又不是软糖，难道一拉就能变长？”　　当时的电影都是无声片，因此演员的容貌就是他们的资本。但是，从1930年起，无声电影的时代便宣告结束了。无声电影末期的最佳影片，是由川端康成的小说改编成的《伊豆舞女》，该片的导演是五所平之助。　　1931年，日本第一部有声电影《太太与妻子》问世了。该片的导演仍是五所平之助，主演是田中绢代和渡边笃，我扮演田中绢代的孩子。　　由于摄制的是有声电影，所以工作之繁杂，与过去无法相比。在川崎寂静的原野上布置了整套外景，工作人员每天早晨都要乘坐汽车前往。当时，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录音室，所以，音乐、台词必须同时录音。由宫田东峰指挥的“宫田口琴乐队”整齐地排在外景旁边，随着五所导演的一声令下，摄影机开始转动，音乐也同时开始演奏。　　今天想来，演员随着音乐进行表演，真是件稀奇的事。但是，当时我们大家表演起来都非常认真。尽管如此，影片在摄制过程中，仍然不断出现毛病或被迫重拍。有时是演员表演出了毛病，乐队重新演奏；有时是录音或乐队演奏出了差错，演员重新表演。因此，每当一场戏彻底拍好之后，人们都欣喜若狂，高呼万岁。　　对于演员来说，有声电影的出现给他们带来了一种危机。不管是多么漂亮的美男子，无论是多么知名的女明星，倘若他们操的是“地方口音”，那将成为他们的致命弱点。从前银幕上的超级明星川田芳子，就是由于新（）县的地方口音，突然不能扮演角色了。但是，地方土话有时候又能表现一个人的性格。例如，笠智众、藤田进和大河内传次郎等人，都以独特的口音吸引了广大观众，成了别人无法模仿的长处。不过，出了大河内传次郎以外，靠地方口音保持演员地位的人，大部分都只是做配角。　　1931年，我进了蒲田的普通高小学习。当时的电影公司里没有演员工会组织，也没有劳动基本法，所以，尽管我是一个幼女、一名“儿童演员”，也要不分昼夜地干活。养母常常抱着两、三部电影的脚本。在我的记忆里，我几乎没怎么上过学，而是日以继夜地工作。可能是因为我那张总是要哭似的可怜面孔正好适合演“催人泪下的电影”，所以，我不仅被分配扮演女孩子的角色，而且还让我剃光了头扮演男孩子。　　因为是很早以前的事了，手头上又没有资料可查，因此，我究竟演过多少部片子，片名是什么，连我自己也记不清了。我能记起来来的，我曾在《大东京一角》、《爱与人类共存》、《将军》等影片中扮演男孩子；在《朦胧月夜的女人》、《丽人》、《十九个春天》和《东京合唱》等影片中扮演女孩儿。当时，忙得我上午穿短裤演男孩儿，下午又换上裙子演女孩儿。有时候，副导演急忙背着我抛出厂门，直奔理发馆，转眼之间，我这个短发女孩儿被理成一个男孩儿头。　　记得有一次，我刚刚剃了头，还天天戴着帽子，一位事先定好让我演女孩子的导演非常固执，他坚决要求影片的自始至终由我扮演“女孩子”。我没有时间上学，从早到晚，副导演背着我转来转去。我站在摄影机前，连电影的片名也不知道，像鹦鹉学舌一样，说着导演告诉我的台词。老实说，我不过是耍猴人手中的猴子。　　我这个“猴子”的工作却越来越多，天天陪我拍片的养母也感到疲惫不堪，经常是气喘吁吁。凭我每月三十五日元的工资，我根本无力印制有我名字的布手帕去送人。我被抬上了“著名儿童演员”的地位。但是，他们越吵吵，我的生活越困苦。　　《大东京一角》也是五所平之助导演的作品。现在的日本作曲家联盟主席藤田正人先生，当时是普天制片厂的顾问，与五所平之助导演过从甚密，所以他常来看《大东京一角》的内景和外景的拍摄情景。虽然不能说他是一位美男子，但是，我对他那温和和开朗的人品感到很亲切，他也很喜欢我，每天晚上都带我到银座去玩儿。回来时，他一直送到我到蒲田的家里，所以他和我的养父母也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从精神上和经济上给了我们母女很大帮助。　　当时，我经常扮演男孩子，穿一条水兵裤，所以至今藤田还叫我“小家伙”。如今我已是五十多岁的老太婆了。但每当他这样称呼我的时候，都使我脑海里不禁浮现出孩提时代的回忆，我也不由得脱口叫了他一声“正人叔”。如果旁人认为我们是一对恍惚的老人，那也毫无办法。　　当时，松竹电影公司约有五十名男女儿童演员。有些男孩子的母亲话里带刺地说：“怎么偏偏让一个小女孩儿穿上西服裤！”母亲听了之后，心里好不是滋味。一直到十岁，我都是既演男孩儿又演女孩儿，所以，根本无暇到“小学”上课。即使偶尔去学校一趟，课程也早已讲过了许多；老师教的，我总是糊里糊涂的。我的家庭通知书上自然记上了一排排的乙字。我每个月只上三、四天的课，老师当然无法给我打甲还是打乙。如果是现在，家里会考虑给我请个家庭教师什么的。但是，当时经济上和时间上都不允许家里这样做。我的养母比我的文化程度还低，她只勉强能写几个平假名，所以也没把我的成绩当作一回事。　　在我的身边有一位像“菩萨”一样的人物，他就是我的班主任指田先生。他曾到我家里来过好几次，大概是为了解我的家庭情况。我和养母到松竹公司的在京都的小贺茂制片厂拍片，或去外地拍外景时，他总是赶到车站送给我两、三本儿童杂志，有《儿童之家》和《一年级小学生》等等。我把这些印刷得很漂亮得杂志抱在胸前，心里美滋滋的。多亏了指田老师，我才好容易摆脱了文盲的命运。每当我想起指田先生，心里就泛起一种奇怪的感情，这种感情仅仅用感谢和恩人之类的语言是不能确切表达的。我总觉得他是伟大的神，于是双手合十以示崇敬。　　大约五年以前，我在电视台见到了我从未忘记过的“指田老师”。当宽额头、长下巴的“先生”出现在我面前时，我不由得跑过去抱住了他。但是，那个人并不是指田老师，而是他的儿子。细想起来，事情已过了四十多年，当时指田老师就是三十多岁的人了，如今他怎么能还是四十多年前的老样子呢？　　后来，我听他儿子说：“我父亲十年前就去世了。”我凝视着指田先生的儿子，呆若木鸡地站在那里，一时说不出话来。　　四十多年前与现在的时代完全不同。如今在舞台、电视和银幕上演出的“儿童演员们”，大多数是出于自愿，而不像过去那样，完全是出于父母的虚荣和兴趣。我认为这样是好的。不过，我希望“儿童演员”的父母能让孩子好好地接受义务教育。在儿童演员的演技当中并不存在什么“艺术”和“演技”。归根结底，儿童演员不过是耍猴人手中的猴子。　　当然，如今完全可以找到比指田先生更好的家庭教师，或者雇一位知名的教育妈妈。不过，我认为，孩子们最大的愉快是在得到知识之前能“交上儿童朋友”。我平生没有小学生集体生活的经验，但我深信我的观点没有错。　　我没有一个学生时代的朋友，我没生过一个孩子。但是，我完全理解父母疼爱孩子的心情。我只是希望人们不要成为“糊涂父母”。我今年已经五十多岁了。我刻苦奋斗了一生，这主要是因为养母没有文化和养父游手好闲。直到今天，我仍然没有摆脱没有文化的自卑感。出于亲身体会，我要向“儿童演员”的父母讲几句多余的话。　　每年的除夕，我都是抱着“指田老师”送来的连环画和儿童杂志连夜奔往各地去观众见面。那时的电影院，在两部影片的放映间歇时都要加演一个节目。在这两部影片中扮演角色的演员，要走上舞台简单地讲几句话，向人们表示祝贺新年。这种新年贺词，一天要讲四次。一个地方至少逗留两天。如果影院多的地方，一个人要负责两家影院，这样一天就讲八次。从元旦到一月七日，我们总是在日本各地跑来跑去。　　在地方旅馆，元旦那天的早餐每次都是菜肉酱汤，有的是白甜酱做的，有的是纳豆汤做的，有的则是萝卜丝和真珠年糕制成的，真是多种多样。第一次祝贺新年活动是上午十点。我们慌慌张张地吃完早饭，就得赶赴现场。因而，既没吃出菜汤的味道，也没有辞旧的伤感。　　每当我的碗里换上一种新菜肉汤时，我就想：“如果在家里，养母会给我做什么菜肉汤呢？”然而，那时养母根本顾不上做菜肉汤，她必须抓紧时间用熨斗给我熨平演员服装，自己吃饭时连碗里是什么汤都不看就往下喝。有时，我们母女俩甚至连话也顾不上说，一边注意着时间，一边狼吞虎咽。刚吃完饭，她就得给我梳妆打扮，准备动身。我们母女之间，从没在家里说过一句有新年气氛的话。　　1955年3月，我和松山善三结婚时，我买了两只非常讲究的描金菜肉汤碗和明治时期制的针线匣。对此，我自己也感到很滑稽。但是，那只描金碗是有用的。那年元旦，我一大早就从床上爬起来，非常郑重地取出那只描金碗，在女佣人的指导下亲自动手做了“自己的菜肉汤”。然后，我生平第一次在自己家里和爱人一起吃菜肉汤，互相祝贺新年愉快。我做的菜肉汤也许根本不对他的口味，但他还是忍着吃了下去。我心中充满了难以形容的幸福，甚至不由得抽泣起来。不知他是否理解我的这种心情，反正他一连吃了两碗，我真高兴极了。　　“我是高峰秀子，祝各位新年好，请多多关照。”　　我微笑着低下了留着短发的头，向观众们鞠躬。剧场里座无虚席，顿时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最后一次祝贺新年活动结束时已是晚上八点钟了。我们马上跳上汽车赶回旅馆。刚一换好衣服，养母又催我赶往火车站。我们母女手拉着手登上火车，奔向另一块陌生的土地。　　那酒不知是泪水，还是叹息　　借酒浇愁愁更愁　　那时，虽然我还不理解这段歌词的真正含义，但我很喜欢这首流行歌曲。火车在摇晃，我迷迷糊糊地听着不知是谁哼出的这首催眠曲，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梦乡。　　04 茶壶盖　　有一次，我们在大矶海岸拍外景。当时，大矶海岸雨雪交加。可是，我们要拍一个夏天的场面。我扮演的仍是一个男孩子，身上穿半截袖的运动衫和短裤，冻得浑身直起鸡皮疙瘩，不住地上牙打下牙。试拍了几次之后，好容易才拍好这个镜头。戏刚一拍完，我便跑向两手插在怀里的养母那里。养母把我整个地包在了她的大衣里面。我双手伸向了养母的腋下。养母身体的温度使我清醒了过来。　　正在这时，副导演又马上叫我：“秀子。”于是，我立刻一溜烟似地跑回摄影机前。摄影机的有些零件上涂着机油，机油一冻就凝固了。机油一凝固，摄影机就无法正常工作。因此，摄影机三角架下面总是摆着一个被炭火烤得通红的油桶。然而，拍摄现场却没有供人取暖的火。　　电影是有季节性的，准备在夏天上映的影片必须冬天开拍；冬天上映的影片必须从夏天开始摄制。于是，演员们只好冬天穿着单薄的衣服，被冻得透心凉；夏天穿上厚厚的棉衣，热得人晕头转向。但是，无论天气多冷多热，演员们都必须忍受着。　　社会上的许多人以为，电影演员这个行业很令人羡慕，演员们穿着讲究，居住舒适，整天吃的是美味佳肴，出门坐的是外国汽车，工作也不过是在摄影机前站几个小时，一会儿哭，一会儿笑，逢场作戏，而且薪俸甚为丰厚。但如果你了解到其中的一些真情，就会说：“啊，也不是那么舒服呀！”那些名演员和大明星，说到底，也不过是拍摄影片的一个工具，绘制图画的一支笔。我们演员也是体力劳动者，和其他剧务工作人员一样，必须紧张地干活。　　作为演员，首先必须具备结实的身体。这一点比容貌、身材和表演能力更重要。最近，有些演员可以借“嗓子痛”或“身体不舒服”之类的理由，随便地请假或不露面，可是过去，这样做是绝对不允许的，而且作为一个演员，从常识来说也是不可想象的。　　我嘴里叼着橡胶奶头儿来到东京时，身体虚弱得像豆芽菜。但我当了两三年的儿童演员之后，身体竟明显地结实起来了。这可能是因为我适应“东京的水土”，也可能是在强度很大的劳动中自然锻炼出来的，或者可能是养母细心调养的结果。养母不知从哪儿打听来的秘方，经常煎煮三味草药喂我，并且每天让我吃一颗煮熟的大蒜。　　家里满屋是难闻的草药味，我到处躲藏不肯喝药。于是，每次吃药之前，妈妈总是往我手上放一枚一分的硬币。我就是在这种鼓励之下，才坚持了三、四年。一般人在青春时期都长粉刺，可我一个也没长过，伤破了一点儿皮也不化脓。到现在，我还没搞清楚自己身体为什么这样结实，不知是难闻的草药还是那大蒜起了作用。四十多年来，上班从未迟到过，也没缺过勤；这足以证明我是一个“身体素质非常好的人”。　　但是，我毕竟是个七岁的孩子，体力很有限，无法与大人相比。于是，我左思右想，想出了自己的一套办法。也就是说，我找到了一个窍门。制片厂下午五点钟开晚饭，一小时后便开始夜间内景的摄制工作。为了提高我的兴趣，大人们常常往我手里塞些零食。我本来就不爱吃甜食，如今一见了糖果，心里就更烦了。　　每天晚上九点到十点，都有一个卖五香菜串儿的小贩到制片厂的门外叫卖。小贩一到，副导演就跑出去，给我买来三角形的蒟蒻串儿。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总买蒟蒻，但是我想：“这个还算不错。”于是一下子吃光了。再过一些时间，副导演就要骑自行车出去，到快关门的蒲田车站的小卖店为我买吃的。这意味着，时间已经将近午夜十二点了，我们的摄制工作将要持续到凌晨。果然，副导演回来时，口袋里装着一小袋甜纳豆和巧克力片。　　想起来，副导演的工作实在非常辛苦。他的手里拿着发出拍摄信号的梆子，腰掖一块抹布，从协助导演工作到打扫摄影棚卫生，照顾儿童演员等等，什么都干。副导演只要一有空儿就来逗我玩儿。因为要是我不高兴的话，拍摄工作就无法进行。在摄制组常常有三、四个副导演。他们一看到我，简直就像遇到了一只凶恶的狗一样，带着一副十足的献媚相走到我身边，连我都感到很滑稽。　　他们总是背着或抱着我往返于儿童演员室和摄影棚之间。松竹公司的导演失仓茂雄已经去世了。他当副导演的时候，我曾在他的背上撒过尿。无论工作多么艰苦、多么紧张，他总是信心十足，意气蓬发。他懂得这是通往导演途中必须付出的努力。他工作勤勤恳恳，忙得团团转。但是，被人往身上撒尿，大概是意想不到的。　　后来，他升为导演之后，我也长成了一个大姑娘。他曾对我说：“回想起来真有意思。”但是，在我看来，那时令人感到很不好意思的回忆。　　蒲田站的小卖店关门之后，铁路沿线变得鸦雀无声。这意味着到了军粮不足而“一片混乱”的时刻。这时候，我干什么呢？只有“睡觉”。无论周围多么混乱，工作多么紧张，我根本不管。　　我开始认真表演睡觉。均匀平稳的呼吸真是极为困难，在我努力装睡的时候，有时真的睡着了，有时则在蒙胧中听到人们在嘁嘁喳喳：“秀子睡着了，明天再说吧！”总之，这样一来，我就从当天的拍摄工作中解放出来了。　　这些做法都是故意骗他们大人的。现在想来，我真是个淘气的孩子，连自己也觉得自己讨厌。不过，这也说明当时工作的紧张；连我这样一个幼儿也本能地感到：不这样，就自身难保。我这个耍猴人的“猴子”，在被逼得无可奈何的时候，也能轻易地想出骗人的主意。于是，他们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小滑头”。可我心想，管他“小滑头”不“小滑头”的，让他们随便叫吧。　　现在，每当我在电视或电影里看到被捧为“小明星”的儿童演员时，就回想起自己小时候的情景，不禁产生一种毛骨悚然之感。我既没有可怜他们的意思，更丝毫没有为他们打气的感情。说真的，我只能把大多数儿童演员叫做“小滑头”。　　我七岁的时候，就学会了骗人。但不知是何原因，我一次也没向养母吐露过自己的苦衷，我从来没有用“我累了”、“吃不消了”和“我不想干了”之类的话去磨养母。我懂得，即使我说了也只能使养母为难。在我那幼小的心灵里似乎已经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了全家的主要劳动力。而且，在我那漫长的演员生活道路上，养母从未问过我：“你苦不苦？”“你烦不烦？”“你还想干吗？”　　这可能是因为养母压根儿就深信，我是真心喜欢当演员的；或许她始终害怕我说出不想当演员的真情实话。“高峰秀子”是养母用过的艺名，也许养母就是要我来实现她那未偿的夙愿。我不使用高峰秀子这个名字，就等于扼杀了养母本人的生命。　　松竹公司的电影制片厂，本来是由戏剧界发展起来的一个多股公司，它的注意力与其说是放在电影上，不如说是放在歌舞伎或新派歌舞伎剧团方面。这年，新派歌舞伎剧团动员了所有名演员，并邀请了话剧界最优秀的女演员冈田嘉子，演出了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大型戏剧《松风村雨》。这个剧目的儿童主角由我来扮演。当时我七岁，是从蒲田电影制片厂挑选出来的。对于我来说，不管是电影还是戏剧，反正差不多。而感到格外高兴的是我的养母，本来她就酷爱舞台艺术。　　养母之所以如此高兴，主要是因为该剧团的演员阵容十分客观。我的生母由花柳章太郎扮演，花柳的父亲由井上正夫扮演，花柳的母亲由河和武雄扮演，祖父由伊井蓉风扮演。我的养母由冈田嘉子扮演，冈田的母亲由冈田英太郎扮演，父亲由大失市太郎扮演。在当时来说，明星如此荟萃，真是前所未闻。母亲整天顾不上吃、顾不上喝，脸上淌着汗水，才使我在排演之前，把需要花三个小时才能读完的剧本一字不漏地背诵下来。　　在明治座剧场里，清脆的开场铃声响了，幕布徐徐拉开，舞台布景是一个宽敞的日本式房间。远处传来了狗吠声，紧接着右侧走廊里头的门打开了，我身穿睡衣，两手揉着眼睛，走上了舞台。当时的剧情可能表示我刚上厕所回来，这便是我对这个剧仅存的一点记忆，其余的情节都忘得一干二净。　　第一天公映时，有件事使我特别吃惊：花柳章太郎、英太郎和河和武雄明明是男人，可是一到舞台上却成了美丽非凡的女人。英先生在排演时，身穿西装，戴一副赛璐珞宽边眼镜，但到了演出时竟成了一位满头银发的文雅的老太太；平时总是身穿和服，满口东京腔，说起话来铿然有声的花柳章太郎先生，到了舞台上也变成了一个梳着很大的椭圆型发髻、水灵灵的大美人。　　我不知为什么，就在“美人”花柳先生抱起我，跟我脸贴着脸对白时，我的手竟自然而然地伸向花柳先生的胸前，去摸他的“乳房”。散戏之后，养母带着我，在后台演员化妆室里向各位名演员道别。这时，花柳先生已经摘下了头上的假发，穿着浴衣盘腿坐在那里。他一看到我就哈哈大笑着说：“秀子，怎么样，太可笑了吧？我没有乳房，太对不起啰！”他说着，摸了摸我的头。　　第二天，我一登上舞台又去摆弄他的，不，是“她”的乳房了……有一天，花柳章太郎在胸前放上了两个茶壶盖出台演戏，并小声地对我说：　　“怎么样，这回能原谅我了吧！”　　在舞台上，专门设有题词员。有时演员忘了台词，或一时没反应上来，他们的助手或弟子就手拿剧本躲在后台，小声地提醒台词。有些演员耳背，没听到题词员说的台词，就大声反问：“你说什么？”这样一来，戏就演砸了。　　在演出《松风村雨》的时候，只要我在台上，一个题词员也不需要。大家都说：“由秀子来题词是最好不过了。”我把整本的台词都背得烂熟，比躲在后台暗处的题词员要可靠得多。我说话时嘴唇不动，先生们都感到很新奇，天天夸我，送我东西。　　井上先生给我的，大多是外国制的玩具。这对于我来说是特别希罕的东西。他还有一个带支架的三面镜，完全是一种西洋式的陈设。戏一演完，我就急忙卸装、洗澡，然后跑进井上先生的化妆休息室。井上先生戴着衣服玳瑁框的眼镜，身着一件时髦的花格上衣。他一看见我进屋，就一边说：“噢，秀子来了。”一边从椅子上站起来，拉着我的手走出后台。他的弟子，董事长和我的养母都来送我们，我和井上先生坐进了停在后台门口的漂亮汽车，送行的人站在汽车旁鞠躬施礼。　　我心想：“井上先生真了不起。”与此同时，我还产生了一种自鸣得意而又不好意思的感情。这时，我们一般是去西餐馆。井上先生总是叫来各种我爱吃的菜，并高兴地看着我吃。　　我从小就很喜欢吃西餐。井上先生请我吃的饭菜都是地道而高级的西餐。　　在所有的角色中，只有扮演我养母的冈田嘉子无论前台后台都是个女人。剧中有这样一场戏：我一边哭一边四处跑；她手持一把尺子，边追边责骂我。1938年1月，因为她和杉本良吉从桦太岛逃往苏联，当时轰动了日本。事隔几十年之后，她又回到了日本，从而再次轰动了日本。冈田嘉子虽然上了年纪，但依然那样美。她年轻时是一个连孩子也会看得入迷的外国式美人。　　最近，我无意中翻阅了一本《银座百点》杂志，读到了她在一次座谈会中说的如下一段话：　　“大约在四十年以前，我从话剧团被借到新派歌舞伎剧团去演出。我当时虽然名气很大，但对新派的舞台艺术并不熟悉。在戏中，当我责骂扮演孩子的高峰秀子时，假装要打她。可秀子却责问我：‘这样打法，难道还要哭吗？’她这么一说，我好像突然猛醒了。……我要向她学习。”　　这件事我当然早已记不得了。冈田的话使我大吃一惊，出了一身冷汗。舞台戏剧有很多规矩，演戏是建立在假的基础上的艺术。第一，演员们虽然是在铺着木板的舞台上迈着台步，却要表现出在雪地或泥泞道路上行走的样子。观众是为欣赏其“假”才来剧场看戏的。在戏剧中一般都用裁成四方形的白纸片来表示雪花，而在电影中则用麸子和盐来表现雪，目的都是为了接近于现实。　　我岁月步入影坛，在短短的两年之间，我这么个儿童演员，能学到多少电影演技？事实并不象冈田所说的那样，我应当向冈田先生赔礼：“冈田先生，是我错了，盛气凌人的人是我，我很对不起您！”　　《松风村雨》是我演的最初一出舞台戏剧。我还曾在独幕剧《满洲国》中出场。这是一部有关日本与“满洲国”的作品。我身穿中国式缎子服装，头戴软缎帽子，扮演幼年时代的溥仪。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中国式的舞台布景、中国宫女的华美装束以及留着长辫子身穿长袍的男演员们。虽然是在舞台上，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中国人，一切都感到稀奇。　　我的台词很少，更多时间是在舞台正中那张雕花的紫檀木椅子上，那些扮演日本陆军军人的男演员们，他们狂妄的台词和刺耳的长筒皮靴声，使我这个儿童的心灵感到了一种压力。当然，这些台词我一句也听不懂。　　我坐在“满洲国”皇帝的宝座上，心里总是惦记着：“今天晚上，井上先生会给我吃什么西餐呢？”我一边想，一边偷偷地咽着口水。　　05 切不断的咸萝卜　　1932年末，战争的阴云笼罩着日本。歌颂战争的影片应运而生，如沟口健二导演的《满蒙建国的黎明》；岛津保次郎导演的《登陆第一步》等等。但与此同时，日本还相继出现了一些反抗专制制度的作品，例如岛津保次郎导演的《风暴中的处女》和《邻居八重姑娘》；小津安二郎导演的《出生后所见》；成濑巳喜男导演的《与君离别》等影片，生动地刻画了平民生活中的悲欢离合。　　我是个儿童演员，与色情、荒诞和军国主义的电影当然毫无关系。但是，随着松竹公司影片产量的增加，我也越来越忙了。我不仅在蒲田制片厂拍现代题材的影片，而且还到专拍古装片的京都下贺茂制片厂去拍片。我曾在林长二郎和坂东好太郎主演的古装片里扮演过角色。　　林长二郎和坂东好太郎是专演历史题材影片的两大明星，就像现代棒球界的王贞治和长岛茂雄一样。坂东好太郎非常喜欢我，几乎每次拍完片都要带我到他常住的“松之家旅馆”去吃饭。他的未婚妻也住在同一家旅馆里，名叫饭冢敏子。她一到房间里来，就看到我和好太郎或是在边洗澡边开玩笑，或是在相对而坐地吃饭，因而常常表现出不悦。节假日，他曾多次带我乘小汽车去郊外或动物园游玩。　　我在写这段回忆之前，曾打电话询问他：“您为什么那样喜欢我？”他告诉我说：“不为什么，你那时十分可爱……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儿时的我果真那么可爱吗？现在有人非常讨厌我，对我敬而远之，也许原因就在于我在儿童时代是个顽皮的姑娘，不会来事。　　京都的拍摄工作告一段落之后，我摘掉了小男孩儿的假发，返回蒲田，日夜奋战，拍摄以轰动当时社会的坂田山情死为背景的《天国之恋》以及《将军的女儿》、《母爱》和《十九个春天》等，此外还有喜剧片《懒汉与海水浴》。　　《懒汉与海水浴》是由三名青年男演员主演的一组喜剧片。过去，蒲田制片厂以拍女性影片为主，这种男人主演的影片是不多见的。这三位主要演员中的三井弘次，现在仍以独特的艺术风格活跃在影坛上。大约在四十多年前，为了拍《懒汉与海水浴》的宣传剧照，我第一次和三个青年见了面。不知为什么，只有三井弘次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身材不高，目光炯炯，英姿勃勃，但更重要的是他的气质独特。在我儿童的心灵里似乎感到：“迄今为止，松竹公司的演员中没见过他这样的人。”嗣后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注意观察他，他一步一步地使自己的个性得到了发展，成了一个具有纯熟演技的演员。对于他的成功，我就像自己取得成功一样感到非常欣慰。　　后来，我与他合演过几部影片。我非常爱看他演的电影，欣赏他的演技，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享受。　　虽然我从来不擅长表演，但非常喜欢演技高超的演员。自从电视机普及之后，似乎出现了一种稀奇的倾向，一些演技低劣的演员只要会讨好观众便能红起来。可是，我依然喜欢那种“不太知名但演技高超的演员”。我这种脾气与我本人是个无名小辈并无关系，也许正因我没有陶醉于自己的表演，没有成为一个“自我欣赏的演员”，所以才养成了以第三者的眼光来观察其他演员的习惯。　　《那天晚上的女人》是岛津保次郎的杰作，他用一周的时间写完了剧本，用十天的功夫拍成了这部影片；而且博得了观众的盛誉，成了一部传奇般的影片。他导演的另一部影片，即我主演的《因为脸贴脸》拍完时，恰好美国著名儿童演员秀兰?邓波尔主演的影片《可爱的邓波尔》也在日本上映，并很受欢迎。帝国剧场同时放映这两部儿童影片，我和邓波尔平分秋色，观众们议论纷纷，对我们两个小演员品头论足。尔来已有四十余年，秀兰-邓波尔成了一位政治家，我依然在伏案疾书撰写拙文。我是个失败者。　　那些被誉为影坛大师、著名导演的人们，当然各有其门户之见。我每年都要演十部以上的影片，但是，几乎都是野村芳亭、五所平之助、岛津保次郎和小津安二郎的作品。而且，我在他四人之间跑来跑去，有时演“男孩儿”，有时演“女孩儿”。当时靠“导演中心主义”起家的松竹公司的电影制片厂，每个导演都有自己的独间居室，室内按导演的个人爱好进行布置，只有他们自己选的助手才能入他们的房间。　　每个导演摄制组的工作人员，都团结得象一家人一样。他们工作在一起，生活在一起，而且与其他摄制组争妍。他们最热闹而隆重的活动，是一部影片摄制成功后的“庆祝会”。导演慷慨解囊，举行盛宴，款待本组的五、六十名工作人员。他们常常开杯畅饮，通宵达旦。若是在物价飞涨的今天，请五、六十人开怀畅饮，导演肯定会入不敷出，而且也没这份胆量。如果说今天的电影界已是夕阳西下的话，那么，当时则正处在旭日东升、蒸蒸日上的黄金时代。　　不知为什么，他们举行庆祝宴会时，总要带我一同去。在一群明治时代出生的粗鲁汉子中间夹杂着一个大正时代出生的毛孩子，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我常常坐在一个大人的腿上，乘专车到本牧或吉原等酒馆去。那些酒馆的女招待们感到儿童演员很稀奇，总是围到我身边来，这可能正是大人的“目的”。我好象成了大人们手中的工具。　　酒一上桌，宴席便开始喧闹起来。这时，女人们轮流领着我偷偷地离席而去。我们或是到走廊里走走，或是到楼上她们的房间去。　　女人们的房间与大厅中的喧闹气氛截然不同，简直象是一个阴森森的见棱见角的小木箱子。在很小的火盆前，放着两块坐垫，还有一个镜台和小衣柜，小衣柜上摆着布娃娃。女人和我挨着火盆坐下，并给我一些点心吃；她们自己则点燃一支香烟，或是喝点儿茶。她们在我面前，和方才在大厅里娇声戏闹的女人判若二人。在这寂静无声的房间里，跟这些既没见过又不熟悉的女人坐在一起，我似乎感到有些压抑。　　女人们在这儿呆上十分钟，稍稍照照镜子，就拉起我的手返身回到那喧闹的大厅里去了。然后就像接力棒一样，又被传到另一个女人手上，穿过走廊，把我带到她的屋里去。她们被人称做“花魁”，和我这个孩子自然无话可说。　　每当我没有演出任务的时候，就背起书包走进学校学习。可是，这样的机会极少。同学们只是觉得我这个突然出现的儿童演员有意思，他们并不是我的朋友。我自己也感到很不是滋味儿。课程讲过去很多了，我什么也听不懂，我越来越不想上学校去了。　　1933年，我刚刚九岁。有一天，我无精打采地从学校里回到家，看到门口坐着一个警察，还有养母。我很纳闷，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正在这时，朝我坐着地养母突然嘀咕了几句。警察慢慢地回过头来看了看我，然后站起身来走了出去。养母像弹簧一样轻巧地起身走进屋里，把纸片塞进衣柜的抽屉里，转身到厨房去做饭了。　　我总觉得“情况有些可疑”，就登着脚搭子从衣柜里拿出纸片打开看了个究竟。在相对折叠着的纸上用秀气的字体写着：“平山志夏子的养女秀子。”　　我这才明白：“怎么，原来是来查户口的！”我把纸片放回了原处。正在这时，养母涨红了脸从厨房跑了出来，对我喊道：　　“你看了？”　　“嗯，看了。”我简单地回答。　　养母好像大吃一惊，一屁股坐在了那里。唉呀，后来就不得了了。她一边哭一边诉说：“实际上你不是我的亲生女儿。”“我一直在瞒着你。”其实，我对生母是有印象的，自己是养女的事也早就知道了。所以我心里感到有些滑稽：“为什么现在还把它当作一回事呢？”但这时我是不能笑的，我故意装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可眼泪却掉不下来。　　“咱们不是很好吗，妈妈？我一直把您当作亲生母亲。什么亲生不亲生的，什么亲娘啊，养母啊，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可能是因为想安慰一下养母，所以说出的话显得很老成。结果，情况更坏了。养母受到了更大的震动，她肯定是看到我对这么重大的事竟无动于衷而感到非常气愤。方才的那幅哭相，一下子变成了怒相，面色苍白，横眉怒目，手脚发颤，她大发歇斯底里，喊叫着：　　“你这孩子，什么都清楚……竟敢，竟敢！“　　“竟敢”是什么意思，当时我一点儿也不懂。在我的记忆中，自己从未干过受养母责备的坏事。难道还让我这么个孩子说些客套话：“我愿做您的养女，请多关照。”可我转念一想，我到东京来的时候才刚满四岁。因此，即便养母让我这样做，也不能说是过分的要求。这样一想，我心里又不那么理直气壮了。然而，事情过后，养母和我在思想和感情上便产生了裂痕，而且这种裂痕永远也不能愈合了。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养母那可怕的歇斯底里大发作，被吓得心惊胆颤，甚至感到自己有生命危险。从那以后，一有风吹草动，养母歇斯底里就要发作，而且一次比一次厉害。我真不想再见到养母那幅凶相，所以有好多应该说和必须说的话，渐渐不对她讲了。这样一来，我们母女之间感情上的“看不见的隔阂”就像落叶压落叶一样越积越深。人与人之间，再没有比父母与儿女同床异梦更令人难受的了。　　自从那件事以后，养母动辄就搬出“老的”这个词儿来。　　“你对老的怎么说话？”　　“我是你的老的！”　　这与其说是一个没有生过孩子的女人对养女说的话，不如说是为了使自己的“母亲”地位固定下来而孤注的一掷。但是，她这么一说，听的人反而觉得：“哎呀，哎呀，又来了！”她说的与我想的格格不入；她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进一步确认和讽刺我是个养女。如此这般，我和养母便越来越想不到一块去了。　　话虽如此，我和养母也并不是天天吵架。每天早晨，我们俩仍然一起去制片厂。冬天，我们仍然抱在一起取暖；夏天，我们一起相互扇着扇子一边说说笑笑。当时，我刚刚九岁，确实需要人照顾。而对养母来说，除了照顾我之外，她再没有别的“生活乐趣”了。　　这是因为，养父和养母志之间的关系依然很不好，只要养父在家，他们就不停地吵嘴，否则就互相沉默不语。我夹在中间，真是无地自容。我们一家三口，生活总是这样不和睦，从不像一般家庭那样，大家和和美美地在一起谈谈话、吃吃饭，家里的空气令人感到颇为郁闷。　　一天晚上，一家三口罕见地围着小小的折叠饭桌吃晚饭。我不记得他们在谈什么事情，突然养父和养母激烈地争吵起来，养母不高兴地起身走进厨房。我也只好放下筷子，跟了进去。养母一边潸潸地流泪一边拿出菜板，把咸萝卜切碎。看到这种情景，我觉得养母十分可怜，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养母从碗架上取下一只厚磁碗，正要将咸萝卜盛入碗内的时候，可能是菜没有切断，咸菜丝联成一串耷拉在我们母女二人中间，我们不约而同地对视了一下，尔后便咯咯地笑了。这时我感到：我和养母的心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从这天晚上起，养父又出门不回家了。我和养母去制片厂时还得带好门钥匙。晚上下班回到家里，我们筋疲力尽、饥肠辘辘。夏天的时候还好，到了冬季，每逢我和母亲手拉手走进又黑又冷的家里，心里感到又寂寞又凄凉。养母脸上没有一点儿高兴劲儿，她走进厨房，点着煤气，升起炭火。我双手叉在大衣兜里，在屋里踏脚取暖。我心想：“快点儿到明天早晨吧，晒晒太阳就好了！”06 我的义父——东海林太郎　　“有声电影时代”终于到来了。在无声电影时代受人喜爱的电影解说员一下子全都失业了。身为巡回无声电影解说员的养父也成了一名失业者。“失业者”是当时的流行词汇。　　养父克扣我的工资，然后就一去不归。他既没有职业，也不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他回家还是不回家，养母和我根本不知道，养父的确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　　当时，我还是一个孩子，但我模模糊糊地懂得：养父和养母不和的原因是养父在外面另有个女人。在这个问题上，养母似乎从来没对养父作过让步，每次吵架首先破口大骂的总是养母，而养父则一直沉默不语。养母和他吵闹当然是徒劳的，经常是自己大闹一场了事。最近，有一次，我和养母谈起往事，我对养母说：　　“妈妈，您为什么不及早和那样的父亲分手呢？”　　“因为，过去的女人一旦结了婚，就不能再想分手的事！”　　“您不喜欢他吧？”　　“是不喜欢。”　　世界上的家庭不计其数，父女关系也多种多样。但是我想，再没有像我和养父荻野市治那样短暂而又冷漠的父女关系了。现在，我即使极力搜寻关于养父的记忆，也只是非常片断零碎的，他带我去过两、三次澡堂，领我去过一次松竹蒲田制片厂，其余就是不辞而别，杳无音信。大约十多年前，养母突然对我说：“荻野好像死了。”我只回答了一声：“啊，是吗？”此外，我们再也没有谈起过他。　　俗话说，“萍水相逢前世有缘。”然而，养父的出现却好像仅仅是为了使我成为一名儿童演员。1929年的某一天，如果不是他背我去参观电影制片厂，我根本不可能成为一名儿童演员。也许是由于当上了“儿童演员“，养母一心扑在我身上，并在我身上找到了她生活的意义，从而反倒冲淡了父母之间的感情，加快了他们的分道扬镳。对往事进行各种各样的假设，也无法改变业已逝去的人生；对于我和养母来说，养父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只是现在我心里仍然感到有点对不起养母，我总觉得是我加快了养父和养母的离异。　　养母的心中充满了对养父的愤懑、嫉恨、失望和轻蔑，这些愤懑之情，养母都朝我发泄了出来。最早的一次是我拔牙的时候。　　儿童的乳牙一般从六岁开始更换，可是我到了八岁还没换牙，而且，嘴里剩着满口坏得一塌糊涂的黑牙。有一天，养母看到我上牙床上长出一颗白牙把黑牙顶到了一旁，她吓了一跳，赶紧带我跑到了牙科医院。　　医院里那股消毒水的味道、寒光闪闪的医疗器械和身穿白大褂的医生，都使我油然生畏。我硬是不肯张开嘴巴，一个劲儿地哭。他们对我毫无办法，只好放过了我。可是，那以后我们每逢从制片厂回来早一点儿，养母总要带我去牙科医院，而我总是哭闹不停，抱着养母不肯松手。　　一天晚上，我们吃完饭，养母对我说：　　“咱们到牙科医院去玩玩吧？顺便让他们给你看看牙。”　　我吃得饱饱得，心里很高兴，所以就答应下来。在医院门前，我的脚有些踌躇了。可是，门打开之后，出来的不是身穿白大褂的医生，而是一位身穿和服、笑容可掬的先生。在诊室里，没有我往常见到的白色的柜子和高背椅，而是一套会客厅的摆设。于是，我的心也就踏实多了。　　先生走到我跟前，对我说：“注意，把嘴张开。”他说完之后，迅速地往我牙床上注射了麻药。两、三分钟之后，先生的手心里便出现了一颗黑牙。虽然我见到这颗牙之后，“啊”地惊叫一声，但我知道了一个道理：拔牙并不痛。此后，我每天去医院，剩下的虫牙一颗一颗地拔掉了。不久，我的牙床上长出了洁白的牙齿，我和养母又惊又喜。至今，我还由衷地感谢我的养母。　　无论养父在与不在，这个家庭对于我和养母来说，不过是为了“去电影制片厂拍片”暂时栖身的“旅店”而已。我们每天早出晚归，连邻居住的是什么人都不知道，也没有一个孩子愿意和我交朋友。我觉得，我在儿童时代是一个性格忧郁而又孤僻的孩子。但是，不知是什么原因，制片厂的人却都很喜欢我。如果拍摄工作结束得早，总有人到儿童演员室来等着接我，带我到银座、横滨、浅草等地去玩。有时是野村芳亭摄制组小田滨太郎，有时是流行歌曲的作词家藤田正人，有时则是制片厂的医生或其他演员。　　他们一喊“秀子”，我就离开养母，拉着“伯伯”或“大哥哥”的手走出制片厂的大门。我最喜欢到繁华的银座去玩。　　去银座时，一般都在新桥桥头下车，一下车就有一家“？月堂”日本点心铺。我常常让他们给我买拨浪鼓玩。然后，或者去“天国”饭馆吃大碗鱼虾盖饭，或者到“我之友”饭馆就餐。陪我玩儿的“伯伯”和“大哥哥”们对我态度温和而又亲切。我们吃了饭还要去帝国剧场看外国电影。当时看的《给我们自由》、《巴黎的节日》和《制服处女》等法国影片，至今还在我的脑海里留着深刻的印象。　　现在想来，世界上竟有如此好奇和喜欢孩子的人，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他们并未受人之托，就带着别人的孩子去闲逛，为了别人的孩子花钱如流水。玩完之后，他们还用出租车把我送回到蒲田家中。　　我抱着拨浪鼓、蛋糕和布娃娃回来的时候，养母总是赶忙出来接我，然后就是一连串的质问：“到哪儿去啦？”“吃什么啦？”“另外还干什么啦？”“后来呢？”养母听我述说时那一喜一忧的目光，简直像她自己亲身享受到了荣华富贵一样。　　松竹制片厂共有五十多个儿童演员。从大部分儿童演员的穿着打扮来看，他们比我们母子二人要富裕得多，有的父母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演一部影片，不惜付出巨大代价。但唯独我这个穷孩子却总是兼演男女两种角色，而且，无论资方还是观众都很喜欢我。这样一来，我的养母便成了其他小演员的母亲的攻击对象。养母渐渐地对自己的孩子充满了信心，反而谦恭待人。我们母女俩常常躲在儿童演员室的角落里，避免刺激旁人。　　1934年，我已经十岁了。一天早晨，藤田正人伯伯用汽车来接我，我们来到坐落在银座数寄屋桥头的冢本大厦。这座大厦的第三层，是东宝电影公司前身“照像化学研究所”和“波利德尔唱片公司”的事务所。　　波利德尔公司为了纪念东海林太郎的《赤城摇篮曲》演出成功，准备举行一次特别演出。演出中间还要加演一个东海林太郎的历史剧，该剧目由歌词作家藤田正人编剧并导演，而剧中勘太郎这一儿童角色，藤田正人则推荐我来扮演。　　直到现在，藤田正人还笑着对我说，“试排之后才发现，东海林太郎操着一口东北腔，根本不适合演戏。没办法，我只好把剧本重新改写，由你一个人来念白。”但我本人对那次演出早已毫无印象。　　我对东海林太郎的第一个印象非常淡薄，只记得他是个“戴着眼镜的高个子”。我们在冢本大厦连续进行了两周的排演。上午大约排练两个小时，每天排演结束后，我们都要到银座去一起吃午饭。我经常坐在东海林太郎与藤田正人中间。不知什么时候，东海林妇人也来到了排演场和西餐馆。有一天，东海林夫妇向藤田正人提出一个出人意料的问题：　　“我们想收秀子做养女，你帮我们个忙好不好？”　　据说，藤田正人听了十分惊讶，而东海林夫妇的态度却非常认真。当时，我只有十岁，无法理解大人谈的事情，我只知道今天是炸牛排，明天是煎鸡蛋卷儿。　　在日比谷公会堂公演的日子一天一天地接近了，这也是决定我一生命运的日子。　　07　三个父亲，三个母亲　　帷幕拉开了。　　在月白色的灯光下，映现出黑色的群山的布景，天上挂着一牙弯月。音乐伴奏开始了。这时，扮演浅太郎的东海林太郎背着扮演勘太郎的我，右手抱着用白布包裹着的“勘助”的遗骨，腰上系着一把短刀，英姿勃勃地从舞台的右侧出场了。座无虚席的剧场里立刻掌声雷动。　　过去，流行歌曲的歌手几乎都是音乐学校毕业的，或是在登台之前进行过充分的学习。这与现在的青年男女歌手完全不同。他们的爱好者也大多是成年人。东海林太郎首次登台时，已是三十六的人了。　　我的一大段道白完了之后，浅太郎（东海林）和勘太郎（我）来到舞台中央；我们又对了两句道白。就在这时候，新桥喜代扮演的小酒馆老板的女人跑上场来，一边追着浅太郎一边喊道：“浅先生，等一等……”然后，浅太郎对她非常冷淡，喜代三无奈，流着眼泪退下场去。此时，音乐演奏得更响了，引出《赤城摇篮曲》的前奏：“不要哭，好宝宝，睡觉吧……”　　东海林太郎开始唱了起来。至此，戏就要结束了。我剩下的人物便是在浅太郎的背上睡大觉。可是我心想：“他背着我唱歌，肯定很不舒服。我再睡觉，就更不好意思了。”于是，我悄悄地背后伸出手，用力把勒在他胸前地背带向前拉，使他的呼吸容易些。从此以后，东海林太郎更加喜欢我了。后来，他和他夫人几乎每天都要到蒲田——我的家里来看我。　　在目比谷的演出获得了好评。一个月以后，我们在“有乐座”剧场再次演出。在这次演出时，他不但演唱了《赤城摇篮曲》，而且还演唱了颇受欢迎的歌曲《边境上的小镇》、《日落西山》和《探母》等歌曲。当时，只要有他登台，便场场客满。他不得不从一个舞台到另一个舞台、从一个广播电台到另一个广播电台巡回演出；紧张的演出日程使他忙得要死，累得要命。然而，就是在这种忙得不可开交的情况下，不论风天还是雨天，他仍旧抽出一点儿时间和他的夫人一起到家里来看我，度过短暂的愉快时刻。据说，有时深更半夜东海林夫妇还来敲我的家门，只为看一眼我睡着的样子，然后再高高兴兴地回自己的家。当时，东海林家住在新宿的下落合。他们就是乘坐小汽车，到蒲田往返一趟也要走好一阵子。　　如果东海林太郎休息，我也不拍片儿，他总是把我接到他家去玩。东海林的家位于一条窄胡同的深处，院子非常整洁。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在他家的院子里有一棵柿子树。　　东海林家有两个男孩儿，都是他前妻留下的，一个叫和树，一个叫玉树。老大和树十岁，与我同岁；老二玉树，当时只有八岁。我们很快成了好朋友。我因为拍电影忙得不可开交，没有正经上过小学，也没有特别要好的小朋友。即使偶尔和小演员们一起玩玩，也只能使拍片间歇时那短短的几分钟。所以，对于我来说，有这样两个男朋友，的确是难得的；去东海林家里玩儿也就成了我极大的乐趣。在我往返蒲田和下落合之间半年左右的时间里，东海林夫妇和藤田正人、藤田正人和我养母之间，围绕我的事互相商量了好多次。当养母知道东海林夫妇要“收秀子做养女”时，便一口拒绝了。因为我本来就是养母从北海道的函馆要来给她做养女的，而且现在我已成为家里的一个劳动力，成了养母的全部精神寄托。但是，东海林夫妇仍不死心，于是又提出：　　“如果不做养女，至少在女校毕业之前，希望能把她寄养在我家。”　　“我想教她弹钢琴和演唱技巧。”　　“无论如何，我希望能和她一起生活。”　　东海林夫妇一直死气白赖地请求着。由于他们的诚意，养母也开始认真琢磨起这件事该如何处理来了。但这时，她仍然不肯把费尽心思才得到的女儿放走。　　后来，还是藤田正人提出了一个方案。他对东海林一家说：“你们那样想和秀子一起生活，那么把秀子一家三口全都接过来住，怎么样？”但是，东海林太郎夫妇却主张：“如果负担她们母女二人还可以，但不准她的父亲出出进进。”经过反复的磋商，最后还是只有我们母女二人搬到他家里去住，而把无依无靠的养父留在了蒲田。　　东海林太郎的新居位于大崎。宽敞的院子里有假山和水池，房子是日本式的两层小楼，光线昏暗的走廊尽头有一间泥灰墙仓库。我住的房间有六张草席大，而且光线很充足；我学习用的桌子和衣柜等也已经布置好。　　和树和玉树两个男孩子，对于我和养母的突然到来感到非常高兴。他们并不了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非常热情地帮我搬行李，摆学习用品，忙前忙后，跑个不停。而养母的行李却搬到了其它地方，那是女佣人住的房间。　　正当我纳闷时，东海林夫妇把我叫到了里面的房间。我坐在他们的面前，他们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微笑着说：　　“秀子，从今以后你就是我们的孩子了，你要叫我们爸爸、妈妈。”　　这下可难坏我了。从前，我称养父养母为“爸、妈”，总算还能跟生我的爸爸、妈妈区别开，可是，如今我竟有了亲生父亲、养父和东海林太郎三个父亲，还有生母、养母和东海林夫人三个母亲，六位父母搅在一起，我简直被父母亲给包围起来了。　　过去，我经常和养母一起睡觉，可是，今后就不同了。我一想到“今天晚上只得一个人睡觉了”，心中就感到非常不安。然而，我的担心是没有任何必要的。因为，吃完晚饭，洗完澡，换好睡衣，就得抱着自己的枕头到里面的房间去；我的新父母东海林夫妇都争着和我一起睡。我每天晚上总要钻到父亲或母亲的被窝里去睡。非常奇怪，尽管我对大人的事向来不太关心，但我的心里仍然感到了这个家庭的矛盾正在加深。　　义父的卧室在二楼，义母的卧室在一楼，我经常抱着枕头在楼梯上转来转去，不知道应该到何处去才好。我不愿意和义父睡在一起，而喜欢和义母一起睡。这时，义母剪了一种少见的短发，她不愿把精力放在打扮上，她总是把和服衣领整得严严实实，显得很文静。她专爱搜集香水，所以她的房间总是香气扑鼻。每逢我和义父一起睡觉的时候，我们俩总要开开玩笑，或是他给我讲一些有趣的故事，于是，我不知不觉地进去了梦乡。可是，我跟义母一起睡的时候，她总是看着我微笑。这时，我总是不由地想起睡在佣人房里的养母。东海林太郎外出巡回演出的时候，我常常从东海林夫人的被窝里爬出来，偷偷地跑到佣人房间，钻到养母的被窝里。但有时东海林太郎突然回来，便马上到佣人房间来叫我：“秀子，到这边来！”我睡得迷迷糊糊，他就象从养母身上撕下来一样，快步把我抱上二楼卧室。　　我从蒲田转学到大崎小学，养母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准备好和树、玉树和我三个人的饭，接着送我们去上学。我们回来之后，她还得立刻洗饭盒，并为八个人烧饭做菜。每天我、和数、玉树和东海林夫妇围着饭桌吃饭。不知不觉，我成了东海林家的小姐，我的养母却成了东海林家的佣人。　　和树和玉树是两个顽皮的孩子，每天回来都是浑身是泥；他们身穿短裤，膝盖上满是伤痕，吃饭时又总是狼吞虎咽。东海林夫妇几乎每天都要对两个孩子进行训斥。　　“玉树，你吃饭的时候要文静点儿！”“你那是怎么拿筷子？！”“把手里的东西给我收起来！”　　每当听到这些话，我的心就揪成一团。可是，我无论做了什么没礼貌的事，他们不仅连一句提醒我的话都不说，而且，总是对我摆出一副笑脸，投以慈祥的目光。在我看来，那种目光反而有些可怕。　　养母和东海林家年轻的女佣人都在厨房里吃饭。她们吃的，一般都是我们吃剩下的酱汤和咸菜。我每天看到这种情景，心里就感到很难受。不久，不知是何原因，那位年轻的女佣人，忽然见不到了。于是，养母便成了东海林家的女佣人，收拾屋子、打扫庭院、洗衣服、熨衣服、做饭、给和树、玉树洗澡和缝缝补补等事全都由母亲一人来干。养母很胖，身穿一件白罩衣，整天在家里跑前跑后，忙得气喘吁吁。我把我得到的午点——一块洋点心或饼干省下来不吃，藏在衣袋里，到处找养母。有时养母正在擦桌子，有时养母正在洗衣服，我走到她跟前，就把那点儿点心、饼干塞到养母的嘴里。　　这是我们母女二人住在东海林家期间唯一的感情交流。现在想来，养母一个人收拾那么大的一个家实在累得够呛。东海林夫妇故意解雇女佣人，是不是想让养母忙于家务，以便冲淡我们母女关系？或者企图用这个办法留下我一个人，而让养母一个人离开这个家？再不然他们是想要养母用自己的劳动来偿还他们对我的恩情？如今，东海林夫妇早已不在人世，养母因疱疹病毒搞坏了大脑，记忆里严重减退，所以这些问题也无处去问了。　　对于我在东海林夫妇家里特别受宠，和树与玉树二人并不在意。他们真有股男孩子劲儿，整天在家里天真地跑来跑去。和树确实有点哥哥样子，比较踏实。但玉树却是个毛手毛脚的孩子，膝盖常常被擦破，到处抹的是红药水和碘酒，脚心却是黑的，真不象是个高贵人家的公子。而他们的母亲非常爱美，并有些神经质，对他们俩的顽皮劲儿简直不能容忍，就连她听到玉树蹬蹬地在走廊跑的脚步声都要紧皱双眉。　　东海林夫人经常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去百货公司。她有时抱着我的肩、拉着我的手走路，但不喜欢和两个男孩子走在一起。我心里很是不安，总回头看看和树和玉树跟上没跟上。玉树故意象个醉汉一样摇摇晃晃地走路，朝我伸伸舌头，或做个鬼脸儿。只有这时，我才放下心来，感到松了一口气。　　东海林夫人每月还要带我去看一次宝冢少女歌剧。不知她怎么想的，忽然有一天她把宝冢少女歌剧团的学员们叫到了家里来，教我跳交际舞。她坐在椅子上，很高兴地看着我随着唱片的音乐“一、二，一、二”地学跳舞。她请人教一个十岁的少女学交际舞，大概是打算象外国那样让我进入社交界。现在想来，东海林夫人比东海林太郎更疼爱我。东海林和他夫人没有生过孩子。玉树和和树是东海林前妻的孩子。大概东海林夫人是想通过对我的疼爱来消除自己没有亲生子女的寂寞——因为我不是东海前妻生的孩子，而且与东海林家的人毫无血缘关系。　　为了夜里谁和我一起睡的问题，东海林夫妇几乎每天晚上都要进行一次小小的争夺，而白天他们也常因为我发生吵架。　　“今天我带秀子去看电影。”　　“不，今天我要带秀子去三越百货商店买东西嘛！秀子，好不好？”　　在这种时候，我身穿西服、头戴帽子站在一旁，既不看义父，也不看义母，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应该朝哪儿看才好。我穿的那套西服从头到脚都是东海林太郎喜欢的草绿色。草绿色的帽子，草绿色的毛衣，草绿色的裙子，靴子是在华盛顿鞋店特意订做的，和父亲的靴子一样，用染成绿色的蛇皮制成的。　　东海林夫妇可能已经忘记了与我养母事先商量的事：“要认真教我演唱和弹钢琴”，总是把我打扮成个洋娃娃似的带出去炫耀一番。　　当时的新闻界还不象现在这样喧嚷滋事，但是，仍有一些报纸和杂志登出了“东海林太郎收高峰秀子做养女”的新闻消息，并煞有介事地使用了黑体字。这简直是无中生有、滑稽可笑！当时，我作为一名儿童演员，名声比东海林太郎要响，所以有些新闻报道恶意中伤说：“所谓收儿童演员为养女，实际上是东海林太郎一种高明的自我宣传。”东海林“要收我做养女”的真正用意，我当然不得而知。如果这种报道属实，那么，东海林太郎一开始就把我当作了一种装饰品，并无意教我演唱和弹钢琴。　　不知是何原因，在东海林家住的那两年，我的工作忽然少得可怜，我和养母几乎不再去制片厂拍片。原本我可以利用这一时期去盼望已久的小学校上学，可是，东海林太郎却经常带我出去巡回演出。一次巡回演出一般是十天左右，一个地方演两天，要走三、四个地方。同行的约十名乐队队员，此外还有管理人员和司仪，以及歌手藤山一郎、小呗胜太郎、市丸和新桥喜代三等人，再加上一些随行人员，足有三十多人。巡回演出期间东海林夫人从不同行，所以我完全被义父一个人给垄断了，他从起床到睡觉一刻也不离开我。　　司仪介绍完东海林太郎和他的曲目之后，台下便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东海林太郎笔直地站在舞台中央，双目平视前方，身体一动不动。我站在黑色天鹅绒的幕布的后面，两眼凝视着他的侧脸，可是心里却思忖着黑暗中的自己。　　“黑夜寒冷，心凄凉，　　我们的旅行，好似候鸟迁徙赶路程。”　　这支歌听得我耳朵都长了茧子。我一边听着，一边想起此时此刻正在东海林家的厨房里忙碌的养母，我是多么令人不可思议啊！我恍惚回忆起我和养母那前世有缘而又悲惨痛苦的日日夜夜。　　08 两个离别　　早晨，东海林太郎从二楼的卧室下来，和梳妆完毕正等在楼下的夫人，相互问候一声“早晨好”，就走进钢琴房。夫人弹钢琴，东海林进行发声练习，一个小时下来，他浑身是汗。这是东海林太郎每天的必修课。早晨他们的练习十分认真而严格，同一个音阶或旋律要反复练习多次。我总觉得东海林夫人要比东海林高明得多，而且只有在这时候，东海林才是他夫人的忠实学生。　　尽管如此，东海林太郎一直被称作流行歌手。但是，他作为一名声乐家的严谨态度和进取精神，跟现在我们所想象的流行歌手的形象是完全不同的。　　在“满铁”时代，东海林太郎便和上野音乐学校毕业的夫人在大连结婚了。当时，义父是“满铁图书馆”馆长，但是，不知什么时候，他立下志向，要成为一名古典歌手。音乐把东海林夫妇结合在一起，并因此使东海林更加迷上了演唱。他从不希望成为一名“流行歌手”，而是决心成为一名男高音歌剧演唱家。我可以肯定，这一理想整整在他的心中埋藏了一生，这种理想的火焰从未熄灭过。东海林太郎是一个很活泼的人，晚饭喝醉了酒，就在我和玉树、和树面前表演拿大顶，逗得我们捧腹大笑。　　东海林夫妇的确非常喜欢我。我是他们两个人的玩具。他越觉得我可爱，就越对玉树与和树没有感情。玉树一淘气，东海林夫人就惩罚他。有时，她把哭喊求饶的玉树拖到昏暗的走廊里，然后推进仓库里，咔嚓一声把门锁上。　　每当被关起来的玉树的哭闹声传来，我就胆战心惊，慌忙跑到厨房里去向养母求援。经常是我养母向玉树的母亲求情，才使玉树得以“赦免”。玉树与和树的心渐渐与自己母亲疏远了。两个孩子无论是打了架，还是摔了碰了什么东西，从来不敢进屋门，而总是围着在厨房里干活的我的养母。我养母很可怜这两个在大连时就死了生母的孩子，出去买东西时，她常常不带我而是带着两个男孩子去。　　究竟谁是谁的孩子，谁是谁的母亲呢？我看到玉树、和树总是缠着我养母，心里就忌妒；碰到什么事，我袒护我的养母，东海林夫人也忌妒。如此这般，家里的空气变得紧张起来。　　正在这时，在北海道祖父身边生活的长兄平山实，突然到东京来找我们。虽然说是我是哥哥，但自从我四岁离家之后，我们从未见过面，所谓兄妹关系也只有徒有虚名，相互之间并不感到特别亲切。　　养母也很难招待他，又不能说让他回北海道，只好硬着头皮求东海林家留他做个寄食学生。平山实每天晚上去上夜校，白天则拉着东海林家的狗去散步，打扫院子，烧洗澡水等等。他住在仓库旁一间没有电灯的房子里，房子只三张草席那么大，地上铺着一张凉席。　　平山实就象一只北海道里的熊一样，无论什么事从不插嘴，近视镜后面的眼睛总眯缝着。更有甚者，他经常仅系着一块兜裆布，露着毛茸茸的大腿和臀部，若无其事地在庭院水池里洗澡。我心想：“难道这就是我的哥哥！”这太不成样子了，我从心眼儿里讨厌他。　　养母三十岁那年真是交了厄运。　　东海林家辞掉了年轻的女佣人之后，他们家所有家务都落在了养母一人身上，再加上养母要送我去制片厂，心里时常惦记着蒲田家中的养父，偶尔还要跑去看看他……对养母来说，这真是非常辛苦的一年。　　我的养父是个终生不走运的人。我的养母也是同样，她虽然拼命干活儿，流了不知多少汗水和眼泪，但终生没有得到女人应有的幸福。因此，她养成了固执的脾气和倔强的性格。　　养母后来在蒲田家中的壁橱里发现了女人用的睡衣和枕头，这时她的心才彻底与养父决裂。刚强好胜的养母心想：与其被男人抛弃，不如选择抛弃男人这条路。于是，她和养父彻底断绝了关系。我刚才写道，养母是个固执、倔强的人，但当时的养母却也是个容易流泪，多愁善感的人。一旦她相信了一个人，她将会为其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正因为如此，如果对方辜负肋她，她会变得十分可怕。然而，她又缺乏识别背叛行为的能力，所以，她的一生净办傻事，象个广告宣传员一样，今天走东家，明天走西家，直到现在她也没有到达目的地。　　和养父离异之后，养母完全成了东海林家的佣人，她的人生希望便寄托在我一个人身上了。养母相信：“只要自己这样忍受下去，秀子就能上学，就能学弹钢琴和唱歌。”实际上，东海林夫人只教过两、三次钢琴，只练习过一次发声。后来，在一次电视节目中，我见到东海林太郎。他突然对我提起这件事，说道：“当时，你正在变声期，所以没能教你唱歌。”　　男孩子有变声期一说，但我从未听说过女孩子还有变声期。我想，如果这是真的，当时他应当把这件事对养母说清楚，因为养母就是为了让我学唱歌才每天勤勤恳恳为他家干活的。为此，养母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甚至不惜与养父一刀两段。结果，我什么也没学到，养母当时肯定不耐烦了。后来，她对我说：　　“在你从女子中学毕业之前，请他好好教你弹钢琴和唱歌。当时事先已经说好，在那段时间里由他们抚养我们。这样一来，我只好不要月钱给他们当佣人。可是，到了东海林家以后，他们总是说：‘把秀子给我们吧！把秀子给我们吧！’我想，总有一天他们会把妈妈一个人赶走的，所以心里非常害怕。虽然妈妈没有得到东海林家的月钱，但松竹还发给我工资，这些钱除了买些化装油彩和来往于蒲田的车票之外，剩下的买了我的内衣和围裙之类的东西，再有就是零花钱了。”　　我和养母住在东海林家的时候，养母每个星期都要到中间人藤田正人那里去谈一下情况。东海林夫妇对我的溺爱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我和他们夫妇不在饭厅里吃饭，而要人送到楼上来，和树和玉树却在楼下吃。　　最近，藤田正人还曾愕然地对我说：　　“听到这些情况，连我都感非常吃惊。我曾非常担心，心想：这样可不得了！”　　那是到东海林家一年半以后的一天，非常奇怪，养母把我叫到女佣人房里，对我说：“你妈妈（东海林夫人）给我买了正月穿的衣料。”她喜形于色，然后把一块成套和服的衣料摆在了我的面前。　　那天的情境，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是一块黑地儿细纹，条纹之间有细小的红道道儿的布。当时，我真说不清楚是一种什么心情，竟然拿起那块布料跑进楼上东海林夫人的房间，喊道：　　“我不喜欢这种红色！这样的衣服不适合我妈妈穿！”　　我的语气确实过于激烈和认真了，东海林夫人听了立即变了脸，她双目圆睁地对我说：“不许胡说！”养母紧跟在我后面走进屋来，见此情景，便说：“秀子，快向你母亲赔不是！去呀！”她推搡着我，让我低头。可是，我根本不听。然后，我也不知是什么原因，便流着泪大声叫着：“妈妈，咱们离开这个家吧！走吧！走吧！”　　就这样，我们把平山实留在东海林家，自己走出了他们的家门。那年我十一岁。　　回想起来，我和东海林家来往的两年多，简直象梦一样，令人感到莫名其妙。他们闯进我们在蒲田租的小房子里，象是掠夺一样抢走了别人的孩子。他们对我的爱和感情究竟是什么呢？事实上，远远超过了社会常识，甚至可以说是反常，或者说是艺术家的一种冒险行为。我至今也想象不出他们还有别的什么目的，最后，我们母女俩还是和东海林家水油不相溶地诀别了。时光如流水，日月似穿梭。这段经历作为我一生中的一枕“令人怀念的梦”和一次“宝贵的经验”，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　　09 走出东海林的家门　　我和母亲离开了东海林家之后，经常出入东海林家的出租汽车司机松野君帮助我们搬进了大森站附近的一个小公寓里。　　名为搬家，其实一点儿家具也没有。我们母女俩把包着生活用品和衣物的小包袱放到松野的汽车上，便一切就绪了。　　公寓是一座二层木结构的小楼，住户只有十二家。我们母女住进了二层的一间六张席的房间。屋里还有一间很小的厨房，在煤气炉旁有个小孔，放进去多少钱，就出多少煤气，这使我感到很稀奇。　　在东海林家里住的时候，我象个小姐一样，过着消遥自在的生活。现在，我好象又从山坡上滑落下来一样，重又回到了旧日的贫苦生活之中。　　过了两三天，我和养母的心情都平静了下来，这时我们才感到茫茫然不知所措。养母急忙打电话给藤田正人，把我们离开东海林家的消息告诉了他。他听到了我们母女与东海林夫妇分别的消息大吃一惊，立刻亲自跑到我们这里来。当他得知我们不再回东海林家的决心之后，又默默地回去了。他似乎感到了一个中间人的责任，于是，把东海林太郎找来，质问他：　　“你为了收养秀子甚至拆散了他们一家，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呢？……你许下的让她上学、学弹钢琴和唱歌的诺言如何实现呢？”　　东海林和藤田正人之间，究竟又谈了些什么话呢？我就不得而知了。藤田正人打算为我争取一笔五百或一千日元的抚养费，以便让我上完女子中学。　　可是，东海林太郎却反复地说：“你去和我妻子商量吧。”当时，对东海林来说，筹措五百或一千日元并非难事，因此，他的回答使藤田正人甚为恼火。据说，藤田正人不由得大声喝道：“你这个混蛋，难道这是一个男子汉的回答吗？你难道毫无责任感吗？”当时，藤田的手里刚刚写好一支专为东海林创作的歌词《恋妻的旅途》，但藤田说：“我简直气炸了肺，没把歌词给东海林太郎，而让一名叫上原敏的新歌手去唱了。”　　上原敏当时是专修大学的学生，在波利德尔唱片公司的棒球部搞杂务工作。他喜欢唱歌，但没有什么名气。藤田正人和作曲家阿部武雄对上原敏进行了一个月的特殊训练，然后便带他到波利德尔去灌了一张《恋妻的旅途》的唱片。不久，上原敏又唱了《上海来信》和《鸳鸯之旅》等歌曲，一下子红了起来，眼看着就赶上了东海林太郎。不幸的是，正当他名气越来越大的时候，被征去当兵了。1944年，他病死在新几内亚战场上。可以说上原敏是一个因偶然的机会而昙花一现式的人物。给了他这种机会的，正是藤田正人的愤怒。当然，上原敏不可能知道其根源还在我这里。　　我离开东海林家之后，使藤田正人和东海林太郎曾在一段时间内变得疏远了，几乎绝了交。为此，我非常痛心。假设在这个时候，东海林夫妇把一笔千元的巨款送给我们，在精神上深感不安的我们母女二人会高高兴兴地接受吗？不知为什么，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养母怒气冲冲地把钱退回去地情景……　　说实话，养母的钱包经常分文没有。但是，我们已穷惯了，对此不以为然，反倒悠闲自在。令人吃惊的是，养母的父亲平山力松寄来了一封信，要求给他汇去生活费。1934年，函馆再次惨遭火灾，殃及两万零六百多户人家，力松家又被烧得净光。大概是由于这次大火的打击，性情豪爽的力松竟信奉起五谷神来，甚至在家里建起了五谷神社里才有的红色牌楼，为此他耗尽了全部财产，彻底破产了。养母虽然是和力松吵翻后离家出走的，但他们毕竟是亲生父女。因而，养母每月仍然从我的工资中抽出很少的钱不断寄给他。后来，力松又来信要求多寄一些。养母嘴里上说：“就是再紧，也不能不寄。”可我们确实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之中。　　我们家里一点儿家具也没有，每天来访的只有邮递员。他常给我送来大大小小的包裹和一叠叠的信，都是我的影迷给寄来的各种各样的布娃娃，还有小动物玩具。我一边看着这些布娃娃，一边想：“假如这些都是钱该多好啊！”　　我每天去小学上课的时候，养母就到附近的小饭馆去干活，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去做零工，但收入是很有限的。人间总是好人多。穷极生智，养母又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她给住在同一公寓的两个青年人做饭、打扫房间和洗衣服等等，每月也能挣到十五日元。养母用这些钱，先到旧家具店买了一座挂钟、一张写字台、锅碗瓢盆和折叠饭桌等。就这样，我们经过一阵努力，勉强把屋子布置得象个家的样子。　　两个年轻人和我，还有养母一起吃过早饭后，其中一个姓森山的就去当时的军需公司——煤气电力工业公司上班，我和去早稻田大学上学的川岛一起去上学。我在品川换车，然后去大崎小学。我不想从即将毕业的小学转走，因为即便转了学，我也不能踏踏实实地念书。川岛常常代替我那不善于交往的养母去找班主任老师，说明缺课的真实原因。晚饭后，他还抓紧给我补课。　　回想起来，蒲田小学的教师指田老师，还有藤田正人和青年人川岛，他们在我处于困境的时候，给了我许多帮助。他们的好意象宝石一样纯洁美丽，抚慰了我那颗破碎了的心。现在的社会变成了金钱社会，亲不亲看钱分。但在过去，不计报酬、慷慨助人的人到处都有。　　可能由于在东海林家操劳过度，养母常常因感冒或头痛而卧床不起。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年轻人的饭菜自然要由我来准备。我从学校或制片厂一回到家，养母便让我拿着五十分的银币，跑到市场去买些蔬菜和做酱汤的菜；然后，买一些油炸丸子之类的东西糊弄一下。油炸丸子十分钱三个，素炸十分钱十个，究竟哪个好吃，哪个便宜，我也搞不清楚，常常在肉铺前徘徊往返，不知所措。　　养母做的饭菜味美可口，我爱吃极了。养母站在小小的厨房里，手脚动作非常麻利，不大工夫就把四个人的饭菜准备好了。可是，轮到我做就不那么顺当了。当时没有电锅，所以我经常嘴里一边念叨着：“先用文火煮，后用旺火烧，中途孩子闹，也不准开锅瞧。”一边学着做饭。尽管如此，我这个十一岁的孩子，做出的饭菜当然不会好吃。而两个年轻人却不加任何评论地把我做地饭菜强咽下去。我坐在一旁，看着他们那股难受劲儿，心里就象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我和川岛结伴到附近澡堂洗澡回来的路上，他常常进书店去看看。当然他是为了买书，可我从来没进过书店的门，所以进到里面，我总觉得心发慌。但是，从那以后我竟慢慢地学会了买书。那时，我不知道应该买什么书来读，常常图便宜，买了一些二十分钱一本的岩波文库的小册子。有的我读后，还觉得很有意思，如《长腿伯伯》、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施特罗姆的《湖》、海涅和石川啄木的诗歌，还有北条民雄的《生命的初夜》。这些书，我这个孩子读了以后也很受感动。养母认不得几个字，对她来说，报纸上的铅字简直毫无意义。我家能收到的文字材料，只有电影杂志和工作用的电影脚本，所以母亲见到我抱着文库爱不释手，感到很新奇和不可理解，进而产生了一种不安，害怕我把她丢在一旁。她大发雷霆，最后把我的书给没收了。虽然我读的书很杂，但书毕竟成了我唯一的朋友。几十年来，我始终以演员为职业，一年到头东跑西颠。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川岛带我去书店，我大概不会和书交上朋友。现在，每逢踏进书店的店门时，我仍然回忆起川岛，并深深感到：无知是最可怕的事了。11 一条小虫　　1937年，爆发了卢沟桥事变。从此，日本发动了一场侵略亚洲大陆的战争。　　战火从华北蔓延到上海，日军在上海登陆，接着又进军南京。战败后，我们才听说日军在南京进行了大屠杀，而当时我们却无法知道。我们日日夜夜沉醉于所谓的辉煌战果之中，报纸上印满了“南京失陷”之类的消息，我们提着灯笼上街游行，高呼万岁。　　当时，整个日本到处可以听到《露营之歌》的歌声。街头巷尾林立着“祝你出征胜利”、“武运长久”之类的横幅标语。士兵乘坐火车离去，手里拿着千人针（千人针类似西方的护身符，一千个女人在一块布上各缝一针，赠给出征者，以祝平安。）的母亲、女儿们却是愁容满面。　　平山巴是住在千驮谷的平山家的主要劳动力。这时，他扔下好容易经营起来的小店和妻子儿女入伍出征了。　　生日过后，我已经十三岁了。我终于从演男孩子当中解放出来。但是，十三岁这个年纪既不算是大人，也不算是孩子，既不算是男人，又不算是女人，正是弄不好就一事无成的年纪。作为一个演员来说，同样是正处于“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时期。绝大多数的“儿童演员”都因为没能成功地克服这个年龄弱点而被淘汰，然后不知不觉从银幕上销声匿迹了。　　我作为一个儿童演员第一次上银幕是1929年，那时我只有五岁。当我长到十三岁时，我才突然发现自己已经作为一名“女演员”在电影制片厂里工作了。不知是因为过分老成，还是由于有些低能，当时我没有任何要求和欲望，犹如一只寄身于流水之中的竹叶船一样。　　我没有温暖的家庭，却受到了制片厂人们的疼爱；也许喜欢我的人原来就喜欢孩子。我从来不记得有人庸俗地耍戏我或刺激我。比如，大人们有时正在摄影棚的犄角旮旯处随意谈一些下流话，但只要我一露面，他们就立刻改变话题，以便让我也能坐下和他们一起谈笑。我虽然是在这种不成样子的制片厂里工作，但我却是在大人们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下成长起来的，连我也认为自己是非常幸福的。不过，他们似乎对我有点过分娇惯了。　　十二岁的时候，我第一次来了月经，自己还叫着：“我的屁股破了。”这充分地证明了我的无知。当我十三岁的时候，我已产生了没有文化的自卑感。与同龄的女孩子相比，我仿佛是一个蒙昧无知的人。当时，我很天真，心里常常自己骂自己：“你呀，你呀，一个连小学都没正经上过的可怜的废物！”对同龄的女孩子非常忌妒。　　我三十岁那年和松山善三结了婚。他见我计算两位数以上的乘法也要认真琢磨琢磨，开始还以为我是在装糊涂，后来他才渐渐地明白我连“小九九”也背不流利，于是着手教我乘法和除法。有时，我碰到不认得的字就哗啦哗啦地翻报纸和杂志，寻找与这个字相似的字。他见此情景，不禁惊呆了。过后，他便带我去神田区的书店买了一本国语辞典，并教我查字典的方法。直到三十岁，我还从来没有查过字典，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像《汉和大辞典》那样的巨著。我结婚了，同时也请来了一位免费的家庭教师。　　那时，我曾想好好学习一点知识。我并不是喜欢坐在书桌前，而是觉得不学习不行。可是，我整天价往返于大森公寓和大船制片厂之间。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时间上讲，我都不可能再进什么女子中学学习了。我多么想成为一名身穿水兵服（水兵服是日本女中学生的制服。）的女学生啊！在我的心里有一条小虫。本来，我并不是因为喜欢电影才进制片厂的，我也不留恋演员工作。于是，我开始考虑，想办法离开电影界。但是，我离开电影界以后又怎么办呢？我的家庭条件不允许我去上女子中学。我的学费和饭费都只能靠自己去挣。我的脑子里一个劲儿地前思后想，却仍然不知如何是好。　　有一天，德大寺伸在制片厂跟我说：　　“阿秀，想去宝冢吗？你哪天比较闲在？”　　只要这位老大哥邀我，我从来都满口答应。我高高兴兴地跟他商定了去宝冢看戏的时间，两个人还拉了钩、发了誓。去宝冢的那天晚上，我穿上了自己最好的那一件人造丝衣服，腰上系了一条黄色的三尺带。德大寺伸给我买的是甲级票，我坐在雅座上观看着宝冢少女歌剧。当时，宝冢舞台是少女们醉心的对象。表演不凡的小夜福子、歌喉动听的苇原邦子、舞姿优美的神代锦，还有日本舞蹈跳得呱呱叫得天津乙女……　　此后不久，我开始认真考虑：“是不是加入宝冢少女歌剧院呢？”　　回忆起来，我是昭和初年成为儿童演员得。那时几乎所有女演员都是从银座或新宿一带的女招待，或是被称之为“巧克力女郎”的食品厂广告模特儿中挑选来的。长得漂亮是唯一的条件，根本不管演员有没有表演才能；当然，本人的学历也完全不需要。及川道子和冈田嘉子二人就是当时被公认的“才色兼备”的女演员。　　早年，养母经常说：“今后的女演员，即使不上大学，至少也要女子中学毕业。”养母和我一样连小学也没上过，所以她一心想让我来实现她终生未偿的夙愿，她的心里对我充满了期望。然而，当时的景况根本无法使她的理想得以实现……　　我长大以后，接二连三的工作忙得我团团转。后来，我又被捧为著名儿童演员什么的，在报纸和电影杂志上还登了许多照片。这样一来，“女子中学”之类的事，就不知不觉地从养母的言谈话语中消失了。　　宝冢少女歌剧院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在东海林太郎家当义女的时候，来教我跳交际舞的宝冢学生们曾带我到她们的后台去过好几次，我和天津乙女及神代锦也都认识。只要进了宝冢，不论选学声乐、西洋舞蹈，还是专攻日本舞，都可以到该团的学校一边接受与普通女子中学相同的教育，一边学习艺术。在那里，我既有老师，又有朋友。这简直是一举三得。但是，到底养母对我这一想法有什么反应？这仍是个问题。从四岁到十三岁，我和养母就象一双筷子一样时时刻刻未曾分离过。在我们去东海林家的时候，养母甚至赶走了父亲，来陪伴着我。假如我去了宝冢学校，当然不能把养母带到学校宿舍里去住。这样的话，当我开口说出自己的打算时，她会哭泣呢，还是会生气呢？　　我暗暗下了决定：“试试看吧。如果不答应，就还演我的电影。”于是，一个晚上我自言自语地嘟囔着对养母说：　　“妈妈，我想去宝冢，不知您……”　　“去宝冢，那就是个少女歌剧团？”　　“妈妈觉得怎么样？”　　“…………”　　“怎么样？您觉得怎么样？”　　“…………”　　一时间，养母的脸上显出了吃惊的神色，但她既没生气也没哭泣。我有些泄气了。养母为了资助爷爷，想开一个公寓，向制片厂的古田演员课长提出借钱，却遭到了拒绝。这时候，她心中十分憎恨古田课长，正在苦心积虑地琢磨报复手段，至于女儿的前途，她早已置之度外。我的养母就是这样一种人。她性格温和而又能干；她待人特别热情，有时给对方带来麻烦。但是，如果对方辜负了她的一片心意，她决不轻饶。她确实每天都在认真考虑明天的事情，但后天的事，则要等到明天才加以考虑。　　养母心不在焉地答道：　　“过些日子找个人商量商量吧！”　　我有点儿后悔，悔不该和养母谈起宝冢的事。我预感到，问题似乎正在朝与我所想的相反方向发展。　　我们母女首先去新桥演舞场的后台化妆室，找到了花柳章太郎。我挑开印着“花柳章太郎大师”的绉绸帘子，走进他的房间后，他立即喊道：“唉呀，唉呀，阿秀，你来了，太欢迎了！”　　1932年，我七岁的时候，明治座剧团演出话剧《松风村雨》，我曾扮演花柳章太郎的女儿。他对我的表演很满意。后来在大阪的松竹剧场演出《谷底》时，我们再次合作扮演母女俩。从那以后，只要有机会，我和养母就到明治剧场或演舞场的后台来看望花柳章太郎。花柳章太郎一边化装，一边通过镜子看着我。养母不住嘴地向他他讲述来由。他“噢……噢……”地回答着养母。这时，梳头师把假发送了进来，管戏装的人也来给他穿衣服。　　“好啦，我明白啦。老妈妈，大概想到宝冢歌剧团去吧！有人比我对这事知道得更详细。我给你介绍一下，去商量商量吧！”　　他向我们介绍的是水谷八重子。于是，我和养母又找到了水谷八重子。养母又唠叨了一通。我根本没注意听她的车轱辘话，早已被水谷八重子的美貌和风度吸引住了。我真不相信她是这个世界上的人。在她那带着一丝微笑的面孔上，只有眼睛里闪现出一种她在认真地一字一句地听人谈话的神情。她偶尔发出的“嗯嗯”声，显得很低而沉静。房间里是那样地静！她的弟子们进进出出时，举止动作也是轻手轻脚，没有一点声音……　　这虽然是后来的事，但我想再赘述一二。1967年2月，我们夫妻的证婚人川口松太郎曾对我说：“三月份，我们的剧本《樱山污染》要上演，你是不是给设计一下服装？”我非常高兴地答应了。从前，我也曾搞过四、五部影片地服装工作，所以我想这次也肯定能够胜任。不料想，舞台服装的远看效果、照明效果和与舞台布景的协调等因素，与电影截然不同，这下可把我急坏了。于是，我跑了许多绸缎布匹商店，到处物色衣料。我心里后悔极了：“这下我可摊上了难办的事！”然而，后悔已经晚了。《樱山污染》是一出现代剧，而水谷八重子扮演的女主角却是个性格有些奇怪的女人。如果女主角的服装确定不下来，扮演配角的波乃久里子和川口晶的服装也无法确定。我抱头冥思苦想。女主角的服装中只要有一件能充分体现其性格，其余的也就好办了。由于准备时间很仓促，来不及用白布料染制。另外，服装费也很有限，虽然有我看中的布料，但价格又很昂贵，如果女主角使用了这种衣料，其他角色的服装就没钱买了。后来，我终于找到了一件我认为还过得去的服装。这出戏是三月份公演，所以我选了块樱花图案的花布。　　这件戏装是用浓淡界线含混的绉绸缝制的，淡白色的樱花仿佛是漂浮在上面的云朵一样。　　我拎着一个包袱，里面包着樱花服装和其他两、三件备用的，便来到了明治剧场水谷八重子的化妆室。她仍然那样很有风度；不，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似乎显得更有风度了。我顿时失去了信心，心虚得要命。　　“您可能不满意吧……”　　“不。”　　她轻声细语地打断了我的话。人们常见的温柔微笑又堆满了她的面颊。　　“没关系，你办事，我信得过，随你选择。让你多费心啦。”　　她把身子从镜子前转向了我，然后低下了头表示谢意。我突然站起身，高兴得简直要跳起来舞来。在我的心目中，水谷八重子美丽得象仙女一样，能让她说出“信得过”，真使我受宠若惊。　　该剧第一天在演舞场上演时，我和川口松太郎一起坐在观众席上，等待着幕布徐徐揭开。我似乎听到自己的心在突突地跳。水谷八重子在聚光灯下，缓步走上光线昏暗的舞台。她身穿那件樱花和服，后面拖得很长，腰间系着一条半边朱红色的和服带，而且还长长地耷拉着一节儿。梳在脖颈后面的发髻好像要散落下来，正好与服装相协调，全身上下散发着一种妖艳气。　　“这不是很好吗？秀子。”川口松太郎轻声对我说。　　“太感谢您了，川口先生。太感谢您了，水谷女生。”　　我的话还没出口，又咽了下去。我目不转睛地望着水谷八重子，激动得流出了眼泪。　　回过头来再说，我和水谷八重子第一次见面之后，过了大约一周的时间，我和养母接到了花柳章太郎经理的电话，于是又跑到演舞场的后台。想不到这次我们得到的是“决定了的答复”。　　水谷八重子好像正式地和宝冢的校长小林一三先生商量了我加入宝冢歌剧团的事情。小林校长听说是我，便非常痛快地说：“希望她务必到我团来！”　　据说，双方谈妥的条件是：我可以免试进学校，在我初次登台的时候，将让我扮演一个角色。在我们乘电车回家的路上，我们母女俩的心情完全不相同。母亲非常感谢小林校长对我的特殊照顾。她说：　　“他真了不起，真是个热心人。人们都承认你了……”　　可是，我的心情却截然不同。心里一直在想：我接受不接受这种特殊照顾呢？　　火车既然跑起来，就不好刹闸了。正当我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他们已经决定让我加入宝冢剧团。这样一来，过不上几个月，我就将成为一个身穿黑色条纹的绿色和服裙的“宝冢少女”。但是命运却意外地把我引向另外一条路。导致我走上这条路地，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商业广告照片。　　12 伟人新村出　　我第一次拍商业广告照片是五岁那年。　　至今我还保留着这样一张照片，我的脸紧贴着涂有雪白粉膏的陶制圆型容器微笑着，露出了黑色的虫蚀牙。拍摄的厂家是“御园粉膏”，即现在的波拉日用化公司的前身。　　战前战后，我一共做了十七年的商业广告工作。　　拍商业广告照片，虽然得到一些收入，但是，印在报纸上，经常被上厕所的人当大便纸用；若作杂志的封面、封底则会人们践踏，或被人用来糊公共厕所的破窗户挡风。对此，你也无可厚非。但是，当我偶然见到自己放大几倍的照片被立在水田中央的时候，总是不由得感到有些难为情。　　我个人的理想是专心于一项事业。但是，这种商业性广告工作，有时候因为家庭方面的理由或人情方面的原因却无法拒绝。我的影迷们对此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来信说：“拍商业广告照片也可以，因为我们很想看到你。”有人则写着责怪我：“你不要拍那些商业性照片！”真是一个人一个看法。　　就我个人来讲，我并不喜欢这种工作。但是，我没有清高的资本，所以最后只得答应下来。　　从十一岁到十三期间，我曾为狮牌牙膏和明治糕点公司做过广告。我之所以被选中为狮牌牙膏做广告，是因为我的牙齿。我的牙齿不像狮子，而像马那样又白又大，排列得也很整齐，很适于为牙膏做广告。　　明治糕点公司的广告照片不是摄影专家拍的，而是当时在这个公司宣传部工作的藤本真澄仓促拍的。后来，这些照片登在了当时的报纸和杂志上。藤本真澄是庆应大学毕业的一位酷爱电影的青年人，他到明治糕点公司后拍了一些商品宣传的影片，还用“冢本清”的笔名为松竹电影公司写过剧本。现在，他已成为东宝电影公司的重要人物，这真是如愿以偿。　　广告照片大多数在室外拍摄，但是，如需要在室内拍摄，就借用藤本家的客厅。听说，藤本真澄的父亲原是一名海军上校军医，早已过世。他的母亲和妹妹都很喜欢我，每次我去他家拍摄，她们总留我吃晚饭，然后再住一宿。藤本的母亲和妹妹谈吐文雅，举止稳重，而他简直象一个任性的暴君。他噔噔地在家里跑来跑去，而且嘴里还叫着：“开饭，开饭，我要吃饭！”“洗澡，洗澡，我要洗澡！”两个女人被搞得手忙脚乱。但他们家里充满着和睦团圆的气氛，而我和养母之间总是心里疙疙瘩瘩的，整天在互相猜忌中过日子。我想，生活在这自然、和睦而又美满的家庭里是多么大的享受啊！　　有一天，藤本真澄突然闯到了我们母女住的大森公寓，而且没背着照像机。他这个人很怪，虽然笨嘴拙舌却非常爱说。那天，他想了又说，说了又想，语无伦次，吞吞吐吐。最后，他好容易才开口说出一件要紧事来。当时，他是东宝电影公司经理职村泰二的私人秘书，他来我家，目的是想把我从松竹电影公司拉到东宝电影公司里去。这是当时很盛行的做法。他提出的条件是：工资相当于松竹公司的两倍，每月一百日元。当时藤木的工资只有六十日元，所以这一百日元应该算是一种破格的高工资了。此外，他们还保证在照相化学研究所制片部附近，给我准备住房。　　养母听后欣喜若狂，但是，说句心里话，我对这件事毫无兴趣。　　如果从“松竹电影公司”转到“宝冢少女歌剧团”，那还情有可原。但同是电影公司，却从松竹跑到东宝，心里总觉得过意不去。我不愿让人说见利忘义，见了钱便忘记了“从五岁就管我饭吃的松竹电影公司”；况且，东宝公司有是松竹公司的竞争对手；此外，就是到了东宝，就能万事如意吗……因此，我对东宝的召唤并不感到振奋。　　“如果我走了，那些爱说爱笑的小演员们会感到寂寞的……”　　我有意开玩笑，扯开话题，迟迟不作答复。从旁人看来，这件事并没什么了不起的。但对我来说，却是一个重大问题。我不能马上回答说同意，也不能立即回答说不行。可是，养母的心早已飞到了东宝电影公司。在养母看来，我到东宝去，正是她对拒绝借钱给她的演员课长古田进行“报复”的极好机会。　　东宝电影公司许诺的高额工资和一套住房，对我并没有多大的吸引力。这就是说，我没有转到东宝公司的决心。可是，养母好像已经因为要去东宝公司而做起了黄粱美梦。我这个十三岁的孩子终究无法把她那颗早已飞走的心拉回来。　　在这种进退维谷的情况下，我提出了一项要求：如果能实现让我进女子中学学习的理想，我就去东宝。这对我来说，恐怕是最后一次机会了。现在想来，我当时为什么那样着了迷似地一心想上女子中学呢？这连我也感到很奇怪。　　这是我第三次诚恳地提出这个问题了。我已经十三岁了，如果我不想方设法早日成为女学生，我的幸福之鸟就要从我的眼前飞逝而去。我焦急地等待着东宝公司的答复。出乎我的意料，他们竟然很快答应了我的要求。　　“我们负责让她进御茶水文化学院。”　　御茶水文化学院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我和养母根本不清楚。但是只凭这一句话，我就下定了去东宝公司的决心。　　事情刚刚谈妥，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养母便立刻拿着辞职书到大船制片厂去了。我不想看到古田课长面对辞职书而大吃一惊的表情，于是，一个人留在家里等养母回来。　　“古田这小子，被我搞得张口结舌。真痛快！活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