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边的摇篮 - 柳美里

《水边的摇篮》 作品相关内容简介柳美里，日本当红女作家，芥川奖得主。1968年6月22日出生于神奈川县。高中中途退学后加入“东京KID BROS”剧团。先后担任演员、助理导演，1986年创建“青春党五月”剧团。1993年，《鱼之祭》获第37届岸田国土戏剧奖，柳美里成为获得该奖项最年轻的作家。1994年，第一部小说《游弋在石头上的鱼》在文学刊物《新潮》上发表。1996年，《家梦已远》获第18届野间文艺新人金奖、第24届泉镜花文学奖。1997年，《家庭电影》获第116届芥川奖。1999年，《淘金热》获第3届木山捷平文学奖。2001年，《命》获第7届编辑最喜爱新闻杂志作品奖。内容简介《水边的摇篮》以第一人称的形式，描写了一个出生于在日韩国人家庭的女孩的成长历程。家族的传统、双亲的不睦、家庭内暴力、在学校遭受到的极尽残酷的欺负，以及自杀未遂……。作家的笔触紧紧追随着在和家庭、学校、社会之间连续不断的纠葛与冲突之中一步步走来的自己的身影，并将其升华为绝无仅有的“故事”，让人读后禁不住凄然泪下。《水边的摇篮》 作品相关青少年自杀的问题作品相关青少年自杀的问题● 张曦娜前阵子读日本芥川奖得奖作家柳美里的自传性长篇散文《水边的摇篮》，其中有一个篇章细细描述了她在15岁那年，几度企图自杀的前尘往事。柳美里为旅日韩裔，少年时代的她，不但有个破碎的家庭，还被同学们拒于门外。她无法忍受全班同学的刻意漠视，以及“她们只肯站得远远地朝我张望，然后彼此小声地交换着耳语”而决定自杀。吞药、割腕自杀不成，柳美里后来选择跳海，到了靠海的车站，却没有直奔海边的勇气，经过一天一夜的流转徘徊，终于走向通往海边的路。柳美里最终并没有死，她对这段从死神边缘走过来的经历有细腻的描述。读过的柳美里作品，大都围绕着作家支离破碎的家族和一路走过的坎坷，其作品叫人动容的地方，是在娓娓述说自己不堪回首的往事时，写出了“人生的真实”，就像《水边的摇篮》。读完《水边的摇篮》次日，恰好几个同事在工作会议时，提起了近日接连发生的青少年自杀事件，大家讨论的结果，决定遵守传媒工作者不渲染自杀事件，避免产生负面效应的原则，放弃报道相关课题。从会议室出来后，不知为什么，脑子立刻闪过《水边的摇篮》中迎向汹涌浪涛的柳美里。《水边的摇篮》当然是一部亦虚亦实的文学作品，但柳美里笔下历历如绘的自杀经历，难道不可视为“少年自杀个案”来借鉴。本地社会工作者林孔怀先生曾经撰文对青少年自杀提出反省，其中一点是：“社会是孩子生活的大环境。成年人有否致力於营造一个处处有温情的社会，以致孩子能感受到人间有爱、有希望？”的确，青少年自杀也许是个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然而，不论是青少年或是成年人，当一个人决定放弃生命时，其内心深处或许都是孤独无援的吧？在叹惋或责备年轻生命轻易自毁时，我们可愿意反躬自省：是否营造了一个温情社会？《联合早报》《水边的摇篮》 作品相关這是柳美里嗎？(图)　　這是柳美里嗎？　　2月20日下午，柳美里以一襲連身洋裝，及腰長髮，細緻的五官及恰如其份的淡妝出現在台北國際書展Fnac文學咖啡館的吵雜的現場。　　「我從來沒出過國，因為一來不喜歡坐飛機、二來不喜歡和陌生人見面，但是今天早上我在台北街頭跑了一個鐘頭，看到媽媽推嬰兒出來散步、老人打太極拳，很想下次還有機會再來跑一圈，」、「很感謝Fnac，才讓我有機會與擦肩而過的你們發生關連，」柳美里落落大方，面帶微笑逐一回答記者、書迷各種問題。　　柳美里的聲音低沈、舉止自然，臉上沒有堆砌的禮貌性笑容，連說話與聆聽時的「點頭」次數都比印象中的日本人少得多，說話彷彿電視街頭訪問裡不假造作的率直青少年。你知道她不只是在講客套話。　　這是柳美里嗎？是那位「不擅人際交際、不接電話、不開手機、只收留言和傳真」的柳美里嗎？因為，她的許多作品裡，都充滿了對人群強烈的疏離感。　　柳美里在多年前的作品《私語辭典》裡寫道：「我年幼時就很討厭蹺蹺板，一次也不曾玩耍過。」而17歲的她為了避開電車上男子的目光，即使已沒有下一班車，仍然在行進中途因自殺事故臨時停站時跑出車廂，與月台後方的屍體共處。　　不過，曾經如此敘述自己的柳美里，現在卻坐在咫尺前，頷首微笑，用手來回比劃著兩人間的距離說：「因為不知道以後還會不會見到你，所以會想要把所有想說的話，盡可能告訴你們。」　　柳美里的人生觀似乎改變了。　　她的作品裡充斥各種著人性的扭曲與衝突，而這些通常也跟她實際的生活經驗有關。要瞭解柳美里，不能不瞭解她的人際關係歷史。《水边的摇篮》 作品相关芥川賞得主柳美里芥川賞得主柳美里文／蘇岱崙攝影／王竹君2002年3月 CHEERS雜誌有人說，閱讀柳美里的作品，有「慘不忍睹」的感覺。柳美里寫作經驗長達16年。在早期的許多小說作品中，不乏大膽露骨取材自己的破碎家庭、被欺負、性騷擾、自殺經驗等。而她冷淡漠然又鉅細靡遺的筆調，彷彿一把銳利冰冷的解剖刀，在觀眾面前血淋淋地解剖著自己。她不平靜的一生，全都成了寫作的素材。很早就棄柳美里而去的原生家庭，留給她的最大財產竟是過去悲慘的經驗。近年來，她以私小說的形式，寫下自己未婚懷孕，並與罹癌摯友東由加多共組家庭的經過。在日本，以揭發自己隱私為小說題材的作家不在少數，柳美里的作品也有兩極化的評價。不過，旅居日本超過22年、翻譯多本柳美里作品的譯者章蓓蕾認為，柳美里得到芥川獎後卻仍創作不輟，是奠定她在日本新生代作家中不可取代地位的重要原因。「得到芥川獎後就停筆的人，比現在還在檯面上的作家多得太多。但是柳美里卻不斷努力寫作，」章蓓蕾說。《水边的摇篮》 作品相关不安定的人際關係不安定的人際關係從小，柳美里的人際關係就極不安定。「我小時候的確被欺負得很慘，包括衣服被脫光、被丟到水裡、被偷東西等，但是我又不能告訴父母親，因為會引起更大的騷動。所以從小學一、二年級起，我就以寫日記來抒發，」臉蛋纖細漂亮的柳美里平靜地說。她認為，人際關係建立的模型在於父與子間，「但我的家庭經驗中，與父親、母親都無法有很好的疏通，」父母、兄弟姊妹早就四散東西二十多年的柳美里說。對不懂韓語的柳美里而言，語言也是造成她不信任大人的原因之一。如果有不想讓孩子聽到的內容時，柳美里的父母會用韓語溝通，生氣時也會用韓語罵她。所以從小柳美里就覺得，父母親對她講的日文都是表面的。柳美里曾經多次以自己的家庭背景為素材，加上虛構的荒謬情節，調侃這些徒具血緣關係、實質上卻分崩離析的家族。沒有血緣關係的緊密家族也因此，柳美里不認為有血緣就必然成家族，相反地，沒有血緣關係也能有無償的愛。她在《命》中所描寫記錄的，就是與罹癌摯友東由加多、柳美里與柳的兒子丈陽共組家庭的經過。而《命》似乎也是柳美里目前為止的著作中，最受歡迎的一本。《命》在日本暢銷50萬冊，也是目前台灣出版的12本柳美里作品中，賣得最好的一本。為什麼這本書能感動讀者？東由加多是柳美里17歲起同居10年的男友，比柳美里年長23歲。雖然已經分手，但是東由加多對柳美里而言，亦父、亦兄、亦師、亦友，比和自己具有血緣關係的家人更要像家人。東由加多檢查出癌症之時，也正當柳美里發現懷有有婦之夫的情人孩子之時。雖然柳美里在懷孕後即遭到情人的疏遠，但在一個生命即將逝去、另一個生命正開始醞釀之際，曾有多次流產經驗的柳美里決定把孩子生下來，並且和東由加多一同居住、互相照顧。「對我來說，我的家人只有兩個，那就是東由加多和丈陽，」柳美里曾經這樣近乎殘忍地在對母親的信裡寫道。柳美里傾盡家產、預支稿費來支助東由加多治療，包括前往紐約治療、與住進一天6萬圓日幣的單人病房。去年底柳美里的存款簿裡只剩20萬圓日幣，而未來許多的收入也得拿來還債。沒有血緣關係卻能有無私奉獻的感情，似乎更讓人感佩。「在目前日本的社會裡，『家庭』這個制度正在崩潰中。越來越多人不結婚，已婚人士又不生育，即使有了孩子也要離婚，」在台灣擁有不少讀者的日本作家新井一二三分析。東由加多的死與丈陽的出生，也讓柳美里體悟，人生下一刻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所以要把握機會。「當我抱著兒子一同入睡時，是人生中最完美的時刻，」現在的柳美里滿足地說。《水边的摇篮》 作品相关寫作是與現實的接點寫作是與現實的接點「我不是在反叛，只是我不斷被排擠、推開，我一直想進去，但卻甚至被推倒在地上，」柳美里敘述自己與現實人群的關係。也因此，她不斷尋找與現實的插座，那就是寫作。柳美里認為，寫出讓讀者感動的作品，是她唯一接觸現實的方法。中學曾經罹患嚴重精神疾病的柳美里也認真地表示，她心中一直有個恐懼，萬一有一天她不能寫了，自己不知道會變成怎樣。從柳美里總是以真實與虛構擦撞出的火花來創作看來，寫作或許是她最能兼顧現實與幻想的地方。除了《命》、《魂》等屬於以作家親身經驗與自我告白為主的私小說外，之前的作品都是柳美里虛實交錯的創作。身為譯者，章蓓蕾也對柳美里以「時間書寫」為創作技巧的感受特別深。《命》寫的是8個月中發生的事，而《魂》則紀錄了東由加多死前8個禮拜。柳美里將癌症病患最痛苦煎熬的8週用一本書的長度來呈現，可說是刻意讓讀者體會「度日如年」的感覺。「讀者看1頁可能只花3分鐘，但我翻譯1頁可能要花3小時，就跟著痛苦3小時，」這是柳的作品中最令章蓓蕾印象深刻的一本。現在的柳美里，正在著手寫作馬拉松選手的故事。她的外祖父與叔公都是韓國在日據時期優秀的馬拉松選手，原本都有機會參加奧運比賽，後來因為叔公參加共產黨活動，在一次練習中被射殺身亡，也讓外祖父心生恐懼而逃亡至日本。柳美里將這次寫小說的經驗當成是追尋家族血緣的過程。她預備參加今年3月份在漢城舉辦的馬拉松比賽，也特別聘請長跑教練，連到台北訪問期間也不間斷練習。對柳美里而言，跑步和寫作很像，只能不斷一直往前去。另一方面，「跑步可以瞬間雙腳離地，那是暫時脫離現實的時刻，」總是顛躓在現實與虛構間的柳美里比喻。說這句話的同時，彷彿可以見到，低頭綑綁鞋帶，扭頭甩手的柳美里。瞬間，所有的動作凝結。柳美里的身子如銳利的眼神一齊向前衝去。起伏的腳步交踏在真實與虛構的跑道上。離終點還很遠，這可是一場馬拉松賽跑呢。《水边的摇篮》 作品相关日本现代女性与“家庭”(1)日本现代女性与“家庭”作者：川村凑一这里有一张彩色照片，是一张在神社前拍摄的照片。照片中的四个人像是一家人，正中间那位身穿和服的中年女性怀抱用棉布斗篷包裹着的婴儿，因此，这也许是“参拜神社”的纪念照片吧。左侧的年轻女性也是身着和服，或许，她就是那个婴儿的母亲？右边的男子虽说只是初入老境，却已是比较显老了。他站立在那里，戴着像是毛线织就的滑雪帽，内穿毛衣，身着外套，白色的胡须似乎因为许久没有刮剃而比较长了。这是用于柳美里的近作《魂》卷头插图的照片。照片中的人物分别为：旅日韩裔作家柳美里(Yu Miri)，她的母亲梁荣姬(YanYonhi)，婴儿是柳美里所生育的柳丈阳(Yanagi Takeharu)，那男子则是在身患晚期癌病的最后时刻，得到柳美里照看的东由多加(Higashi Yutaka)，但他并不是婴儿的父亲。也就是说，这张看似“全家福”合影照片中的四个人的姓氏各不相同。(Yanagi)、梁以及东。韩国(中国同样如此)与日本和欧美不同，女子即便结婚出嫁，也可以继续保留原有的性氏，所以虽说是自己生育的孩子，却大多因为承继了父亲的姓氏而不同于母亲的姓氏，这并没有什么不可思议。同样一个柳字，却由于“Yu”与“Yabagi”这种读音上的区别，使得我们因此而得知，柳美里孩子的父亲是日本人，因为这孩子拥有日本国籍，所以他的姓氏也就按照日本传统而被称为“Yanagi”。东由多加虽曾与柳美里共同生活，却并没有结婚，也就不可能与那婴儿存在着血缘关系。尽管看上去如同“家庭成员”一般，却是一个东拼西凑的家庭。或者说，是一个“新型家庭”的肖像，一个有别于姓氏和户籍，有别于迄今的家族和血缘，有别于民法(家庭法)和社会制度的“新型家庭”的肖像。或许，这就是那一帧照片所象征的东西吧。长期以来，柳美里一直在非常认真地创作那些探索“家庭”解体过程的小说。《家庭电影》和《客满新居》(也译为《空房子》)即归于这类作品。在小说中，作家运用宛若电影和戏剧一般可视性的语言，来表现在旅日韩国人的一个家庭中，由一对夫妇及他们的儿女们所组成的“家”中，夫妇关系以及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解体和走向解体的状态。不过，作家创作的并不是一出家族和家庭的解体剧。《家庭电影》所描述的就是这样一个已然解体的家庭，其家庭成员们全力以赴，运用“演出”技巧试图重新聚合起这个“家庭”，并将这个奇妙的“虚拟家庭”(尽管也是真正的家庭)拍成电影。而《客满新居》所展开的则是“虚拟家庭”的故事。当妻子与女儿拒绝与“家长”在他特意建起的新居中共同生活时，这位“家长”便从车站“拣来”一家无家可归的人，并让他们居住在那栋新居之中，试图以此炮制出一个“虚拟家庭”。可以认为，柳美里的近作《命》和《魂》是与时间相同步的尝试之作(问题并不在于这两部作品为虚构抑或非虚构)。柳美里年轻时曾在一个剧团工作，后又离开那里自立门户。正是这个剧团的车宰者、柳美里在戏剧和艺术领域的老师，同时也是其同居对象的东由多加在身患癌症的最后阶段，得到了柳美里的照看。恰巧也是在那个时期，柳美里与一个已婚男子恋爱、妊娠和生育。《命》和《魂》所描述的，正是在这个令人“激动”的时期里，两个平行发展，相互重合的真实故事。这一切恍若实况转播。也就是说，用自然(生物学和生理意义上)的血缘所结成的“家族”和“家庭”解体后，作者试图发现作为一种崭新的共同体而存在的“家族”，它有别于用血缘以及婚姻关系这种制度和法律维系着的“家族”与“家庭”。无论从制度上还是从生物学上来说，与一个并不是“父亲”的男人共同抚育婴儿的那份艰辛，都显出几分滑稽，也让人为之感动。那是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却为了“孩子”而想要活下去的虚拟的“父亲”，或者虚拟的夫妇、父子、家族，极为“认真”和“殊死”地组合家庭(？)的“感动”。在这之中，没有血缘的纽带以及惰性的感情，却融入了用魂灵结合起来的“家庭再生”的祈祷。这是一帧在日本非常罕见的照片，是一帧由姓氏各不相同的家庭成员试图组合为一个“家庭”的纪念照片。这帧照片被作为《魂》这部作品的卷头插图照片而发表了。《水边的摇篮》 作品相关日本现代女性与“家庭”(2)二诸如柳美里的《命》和《魂》那样的小说，作品中的叙述者，也就是“我”，与作者本人的“我”这种第一人称相重合的小说，归于被称之为日本近代文学特色之一的“私小说”体裁(这种日本近代文学传统体裁的“私小说”，被并非日本国籍的旅日韩裔作家柳美里所继承，可谓具有讽刺意义的反论)。日本重要文艺评论家小林秀雄批判这种“私小说”的形式，提倡“被社会化了的自我”。而私小说的“我”则不可能被“社会化”，也不可能作为社会中的个人而独立存在。因为，那只能是不成熟的“我”。私小说所描绘的并不是“社会中的自我”。与此同时，也不会是作为“近代的自我”而被确立了的作为个人的“我”。那是一种蕴涵于“家庭中的我”和“家族中的我”这小小共同体内的“我”的存在。由于私小说的作家曾经多为男性，所以，其中的“我”便有了一种属性——父母的儿子，兄弟姐妹的兄长或兄弟，妻子的丈夫，孩子的父亲。长期以来，诸多私小说一直承继着一个主题，那就是儿子、哥哥、弟弟、丈夫、父亲从“家”中“逃亡(脱离)”和“归来(回归)”。我不得不认为，葛西善藏、嘉村磺多、外村繁、上林晓、尾崎雄等日本私小说代表作家们，在他们的作品中所描绘的，也只是以有关“家庭”中的亲子、夫妇、兄弟姐妹为基础而构筑的世界。日本战后出生的女作家们，也就是一九四五年以后出生的文学者们，具体列举姓氏的话，则是津岛佑子、金井美惠子、增田瑞子等现在已经四十来岁和五十来岁的小说家们，在继承那些男人们的私小说世界的同时，也批判性地推进了它的解体。也就是说，在男人们出出进进的那个“家”里，其母亲、姐姐、妹妹、妻子，以及女儿们早已不再等候那些“男人”了。承继了战前私小说衣钵的，是庄野润三、岛尾敏雄、安冈章太郎、小岛信夫等作家，他们经常将男人们已然失去曾安居的“家”、家庭”和“家族”作为其作品的主题。小岛信夫的《拥抱家族》堪称为“家族解体”的象征性作品。这部作品所描述的并不是外部的形状，而是内里的夫妇间、亲子间的关系走向破裂的家庭。当然，在那类作品中飘溢着一股乡愁，一股对日本传统式“家庭”以及家族关系的乡愁。此外，也有一些作家同意庄野润三的看法，认为即便只在表面上，也要维系这种“家庭”和家族关系，因为那是作为日本成年男人的“家长”的职责之所在。在《昨夜的云》等作品中，面对如同暴风雨一般从外部袭来的敌对势力，庄野润三这位作家试图保卫自己的“家族”和“家庭”。然而，家庭和家族的危机并不仅仅来自于外部，其内部也开始在崩解、消亡。我们可以认为，战后的日本女性文学是从男性们“毁坏”了的家庭和家族的废墟中起步的。她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必须打破男女的“性爱”这个幻想。她们要运用生理性和身体性，来覆盖男性对所谓任性的“女人”的性所抱有的偏见、成见、幻想和憧憬。河野多惠子、大庭美奈子、富冈多惠子、仓桥由美子等作家登上文坛的意义，就在于从女性的角度打破这种“性爱”的幻想。当然，倘若仅将这一点视为她们的文学主题，便无法解读她们的全部文学。《水边的摇篮》 作品相关日本现代女性与“家庭”(3)三津岛佑子、增田瑞子等女作家与上一代女作家们的最大不同之处，即在于她们向“恋爱”、结婚、“生养”、“哺育”和“维持家庭”的社会制度发起了果敢的挑战。同时，这也是一种抵抗，一种针对试图将她们的性定位在“女人的性”这一男性社会具有强制性的性别观念的抵抗。津岛佑子在《光的领地》和《水府》等短篇小说集里，描绘了一个独身女人，也就是“未婚母亲”与孩子共同生活的“母子家庭”的情形。这其中既有客观描述的一面，更有女人应主动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的一面。如同《跑在山上的女人》那样，这类描述自立女性的作品得到了正在摸索这种“新人生”道路的年轻女性们的共鸣。在那之后，津岛佑子经历了失去儿子和母亲的痛苦，她的作品世界里开始出现一些死者，并因此而完成了正面看待从“家族”、死者直到生者的“血统”的长篇小说《火山——山猿记》，以及另一部长篇小说——借那些在铁道上旅行的少年和少女来追忆日本战后史的《微笑的狼》，成为日本现代文学舞台上最为多产并显示了丰饶生产力的小说家。增田瑞子则喜欢在她的小说作品中描绘那些孤单而年轻的女主人公，却也在《单身赛璐珞》这部小说里，以新鲜的感性描绘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不论男女，只以“单身”形式生活的“生活方式”。虽说植物性这种说法会给人以缺少生命力、被动和消极的“生活方式”的印象，但作者所描述的，正是蕴于这种静谧生活之中的“生命力”和“芯蕊的强度”，使得读者对于“植物性”这句话所持有的印象为之一新。在那以后，她又接连创作了《鬼树》、《火夜》和《赏月夜》等长篇小说，一如既往地让那些过着近似于单身生活的人物登场，作家试图借此探索在现代社会中，作为单身者而生活的可能性。当然，这种独自一人生活的方式，并不是因为被“家族”所抛弃，也不是在“家庭”解体之后的无奈选择，而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独自生活”，一种肯定的思路和方法。比如关于“未婚的女性”这种说法，即是以女性应该“结婚”为前提而提出的，尽管女性们还应当具有另一种选择——并非“未婚”，而是有意识地选择“非婚”和“不婚”。津岛佑子以及增田水子等人便是通过对此类女性形象的描述，终于使社会承认她们自强自立、独自生活以及勤奋工作的知识女性形象。可以肯定的是，脱离“家庭”和“家族”而自立甚或独立，即便在现代也不会那么简单和轻松，也还会存在着经济上、社会上和精神上的种种问题。更何况作为一个成年女性，早在少女时代和未曾出嫁之时，就生活在古老的日本以及亚洲的传统习惯之中，不得不承受严厉的家庭束缚和社会制约，这一切既是现实，也是现状。十多岁时便以《感受大海的时候》登上文坛的女作家中泽惠，即巧妙地描绘了这些年轻女性的身体感觉，得到了那些渴望从精神和身体这两方面的约束和束缚中获得自由的年轻女性的共鸣。但是，男性社会针对年轻女性的黯淡的“强制结婚”，在女性们的精神内部催产了“结婚愿望”以及“主妇志向”。林真理子的随笔《买上隆隆回家去》所叙述的“真心话”，抑或乘坐所谓“彩辇”的愿望，在以《不想结婚症候群》这种形式椰榆其对立面的同时，在女性之间展开了支持或反对女权主义的争论。可以认为，对因袭、传统、传说和神话的束缚以及约束力做出逆反举止，并开创出一片幻想小说空间的，当数笙野赖子这位女作家。她在《什么也不干》和《甚至失去了居所》等小说中，以充满自虐般幽默的文体描绘了单身生活者——来自于农村、并不富裕、远离家人、无法安居在“东京”这座现代都市里的单身生活者以及他的生活，象征性地再现了二十世纪末期泡沫经济奇妙崩溃后的日本社会。《二百年忌辰》以日本农村传统习俗中供养死者的祭祀仪式为主题，将家族、亲族和血族、生者和死者混合在一起，描绘出一个混沌和奇怪的世界，而《东京妖怪浮游》则叙述了定居于东京这座现代化都市的“妖怪”。与此同时，这些作品也在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表现出作者的“女性”和“作家”这双重立场。不过，那并不是实验性的反复表现，就本质来说，那是一种健康的自我批评机制在发挥作用。《水边的摇篮》 作品相关日本现代女性与“家庭”(4)四较之于津岛佑子和增田瑞子那个年龄段的女作家，更为年轻一些的女作家似乎在思考作为虚构现实的“家”和“家族”。例如，吉本香蕉的《厨房》和《TUGIMI》等初期小说，便是大多以没有任何亲戚和家人的“孤儿”类的少年和少女为主人公。《厨房》的主人公就是一位少女，一位失去最后一个骨肉至亲——祖母的少女。尽管她被男朋友的“家”所收留，但那是一个由儿子与身着女装以为“母亲”的“父亲”所组成的家庭，而孤儿——主人公则作为这个家族的一员加入了这个家庭。主人公觉得对自己来说，厨房是个最为“舒适”的场所，她并不认为“家=house(住宅)”，也不认为“家庭＝home(家)”，而是将house与home相混合的那个空间，那个不归属于任何一方的特殊空间＝厨房视为自己的立足之地。当然，不以血缘和亲属这种“血”与“肉”(或曰“骨”？)的生物学纽带为前提的“家族关系”，只是一种假想的现实，一种虚拟的存在，要想否定这一切是非常简单的，但是，对于吉本香蕉这样的年轻一代的感性而言，毋宁说，这种“家族关系”使得她们在精神上所感受到的负担最轻，同时也是她们最为舒适的共同体。在角田光代来说，这一切或许就变成了元家可归者的波纹纸箱以及对家宅的向往。在《假寐之夜的UHO》这部作品中，角田光代塑造了不受生活在远方的双亲干涉的“姐姐”和“弟弟”这两个出场人物，描绘了“弟弟”即便生活在姐姐的房间里，也要用书和家具圈出一处只属于自己的封闭空间，姐姐和弟弟两人最终加入到无家可归者集团，那个在公园里过着群体生活，用瓦楞纸箱圈成家宅的无家可归者集团，并因此而感受到从不曾有过的放心感和安定感。角田光代在另一些小说中塑造的主人公，则是参加由旅行社组织的亚洲各国廉价游的旅行者。当然，将主人公理解为这个时代全世界的无家可归者也未尝不可。十多年前，小田实曾写过一部叫作《什么都要看一看》的轻快的贫穷旅行记。现在，青年女性们也在进行着相同的旅行。这种旅行使得年轻女性们感到来自于家庭和家族的重压变轻了。这或许是因为，那些原本就富于感受性，并对环境的变化也具有耐性的女性，其本身就适应于这种旅行的缘故吧。没有“家”、“家族”和“家庭”会更好一些！男人与女人整日在一起的生活，父母与孩子黏乎乎地厮混在一起的生活，是无聊至极的生活！说起来，与别人生活在一起其本身就使得心情不愉快！让我们听到此类呼声的，是《狗女婿上门》的作者多和田叶子和《踩巧蛇》的作者川上弘美等女作家创作的小说。在她们的作品中，与主人公生活在一起的，是狗，是蛇，是一些非人的异类。不仅在小说里，我们在现实中也经常听到这样一种声音，那就是：较之于同样是人的配偶者和同居者，与心爱的宠物生活在一起更为愉快，更为轻松。虽说多和田叶子与川上弘美的作品部分反映了这种倾向，成了这种倾向的代言者，但我们并不能据此认为，她们是在谋求自己的利益。在同居生活中，再也没有比人更麻烦的生物了。选择作为“家族”而共同生活的伙伴，不会开口说话的动物，倒是较之于人，较之于骨肉至亲更能慰藉心灵，是最为适宜的同居者。更有甚者，由于那些有生命的狗和猫需要细心的照料，而这一切又很麻烦，因此，机器制造的爱犬和爱猫便成了越来越受欢迎的选择。不久以后，在川上弘美等女作家的小说里，那种机器宠物或许会神气活现地登上小说舞台吧。在现代的日本社会中，“家庭观”和“家族观”正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当然，悠长的日本历史、传统和社会所培育出的“家”这种制度，以及这种制度之下的家族、血亲、夫妇、亲戚等关联，也是不可能在一朝一夕间就完全改变得了的。不过，一如日本的现代文学作品所展现出来的那样，其根基已经在开始动摇，而在文学作品的最前方，“家族制的崩溃”和“家庭制的解体”早已是司空常见的主题。尽管在现实生活中尚未发展到这种程度，可我们却已经在不可避免地面对着极端的二元论——或暂且视而不见，得过且过，或大惊小怪地认为事态已经非常严重。不过，正如大家在文章开首部分所看到的柳美里的尝试那样，我们具有向往的能力和必要性——再生那种与传统的“家族”和“家庭”大相径庭的小小共同体。而“家”，一直作为束缚和制约之象征的国家这个共同体的未端组织的“家”，则总有一天必将走向消亡。然而，不论那时的生活如何简便，一个人独自生活多么容易，可在精神上，人与人之间一旦失去相互间的联系，“灵魂”便不可能再存续下去。日本的现代女性文学永远不能放弃“家”和“家族”这个主题，纵使“私小说”这种传统的文学体裁从日本文学的世界中消失。尽管“私”就是“个(己)”，但并不是“孤”。(许金龙译）《水边的摇篮》 第一部分榻榻米下面的海峡榻榻米下面的海峡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二日，我出生在夏至的早晨。给我起了美里这个名字的是罕贝（韩语的外祖父）。据说是因为这个名字在韩语和日语里的发音都是mili。柳的韩语发音是yu，把它念成日语的yanagi，大概是罕贝和父母为了我在日本社会的生存着想吧。在日韩国人分为三类：保持韩国国籍和名字的；保持韩国国籍，取日本名字的；入日本国籍的（当然取日本名字）。无论哪一类人都无法逃脱身世的问题。但保持韩国国籍，却取了个很像日本人名字的柳美里，的确避免了作为在日韩国人会遇到的一些麻烦。如果我的名字是金××这样一看就知道是韩国人名字的话，我的意识形态变化会和现在大不相同的。我们兄妹几个从小就被要求用韩语称呼祖父母和亲戚。只是我们总也叫不惯阿伯吉（爸爸）、阿嫫尼（妈妈），一直叫爸爸、妈妈，父母起初还纠正一下，慢慢地也不再管我们了。罕贝瞧着育婴器里的我这个早产儿说：“这孩子手指长，将来可以去弹钢琴。不过看她的长相是个让人操心的孩子。”据说罕贝曾经是个马拉松选手。我并不全信，因为是听妈妈讲的。据说罕贝和在柏林奥运会上胸前佩戴日本国徽、取得金牌的著名运动员孙基祯孙基祯，1912年生于朝鲜北道的新义州，1936年柏林第十一届奥运会马拉松冠军获得者。因为当时朝鲜已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孙基祯只能作为日本代表团的一员参加第十一届奥运会。一起，被选拔为流产了的一九四年东京奥运会参赛选手。可我总觉得罕贝不过是参加过青梅马拉松之类比赛的一般运动员而已。我出生的时候，罕贝在茨城县的土浦市开了个名叫“旭御殿”的弹子房。马拉松选手怎么会开弹子房，我觉得很奇怪，懂事后就问了父母。妈妈怎么也说不明白，我反复问过多次，每次妈妈讲的都不一样。妈妈最喜欢讲的是下面这样的罕贝。罕贝曾经是个赤色分子（共产主义者）。罕贝在韩国的家里有个暗室，他的同志经常在那里藏身。后来他感觉危险，就抛弃了家人和喜爱的马拉松，只身逃到了日本。过了两年，得不到他音讯的罕美（韩语的外祖母）便带着妈妈、妈妈的两个哥哥和妹妹偷渡到日本来找罕贝了。那时妈妈才五岁。罕美找了快一年才找到罕贝，那时罕贝已经和日本女人结了婚，还生了一个男孩。于是，罕美丢下四个孩子失踪了。罕美名叫徐贞淑，这名字和她的行为很不相符。有关罕美的事回头再介绍。罕贝和罕美的姓不同，是因为在韩国夫妻即使结了婚，也不会随姓。韩国人非常重视这个规则，即便是夫妇，也不葬在一个墓穴里。那时，罕贝在现在的芝浦附近经营着一个不三不四的酒吧，在二楼上向外国人提供卖淫的服务。妈妈就在能听见女人哼哼唧唧的淫秽声音的环境中学习日语，她的两个哥哥经常把眼睛贴在壁缝上偷看。罕贝用这样赚来的钱搬到了茨城县的土浦，在车站前开了家弹子房。妈妈没有讲罕贝为什么政治避难逃到日本却娶妻生子。妈妈喝醉了酒时讲的另一种情况就更加奇妙了。罕贝虽然对外自称是马拉松选手，其实为了生计曾卖过毒品。他被警察追捕才出逃日本的，最后还是被逮捕了。罕美决定在日本等待罕贝回来。可是罕贝在监狱里的时候，罕美有了情夫，丢下孩子离家出走了。罕贝没有办法才和日本女人结了婚，生了个男孩。《水边的摇篮》 第一部分自由改变我记得寺山修司说过“正如历史可以创造一样，个人的历史也可以自由改变”的话，也许妈妈把我家的历史改编成了像通俗小说那样的故事。而小时候的我，又把自己的幻想加了进去，才会这样离奇的吧。户籍上妈妈是出生在日本的。每当我问到有关那个时期的情况时，妈妈总是缄口不言。在日一代中的很多人都不得不把自己的出生和姓名等等，像我这样的在日二代无法想象的秘密带进坟墓里去。我一直怀疑自己这个柳姓并不是爸爸的真姓。罕贝在自己孩子的名字前面都取了个“荣”字。荣男、荣敏、荣姬、荣子。就连入了日本籍的小儿子都取了韩国式的名字荣哲。听妈妈说，继母只让荣哲一个人吃饱，把留给荣哲的橘子藏在柜子里，还给他做火锅吃。妈妈他们兄妹只好去偷附近地里的白薯充饥。罕贝对四个孩子不闻不问，不给零花钱，也不和他们说话。两个哥哥从中学开始就去送报来养活妹妹们。上大学的只有荣哲一个。妈妈偷偷报考了东京女子短大，给罕贝看录取书时，罕贝将生着火的圆炉朝妈妈扔过来，妈妈只得放弃了。妈妈和哥哥们一样，哪儿是什么罕贝的孩子，其实就是给“旭御殿”打工的。一放学回家，哥哥们管理前厅，妈妈和妹妹负责礼品交换。不拿工资的也只有罕贝自己的孩子。妈妈二十岁时，一个同班同学向她求婚，可是罕贝不同意她嫁给日本人，结果通过别人介绍，和爸爸柳原孝相了亲。用妈妈的话说，爸爸是冲着财产决定和她结婚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爸爸的期望可大大落空了。罕贝也低薪雇佣了爸爸，爸爸得到的只是学到了机械师的技术。我出生两个月后，罕贝被他信赖的人蒙骗，低价卖掉了“旭御殿”，回韩国去了。以后又来过几次日本。每次来日本，罕贝都住在只有两间六铺席房间的我家。我对那时的情形记得很清楚。罕贝每天早晨天还没亮，就穿上运动服出去跑步。他对于健康格外上心，看书上说喝黑咖啡时要加鼻涕虫，就一边念叨着：“来，让我摸摸你的小鸡鸡。”追得弟弟到处跑，真是个怪人。他从不吃妈妈做的菜，自己煮方便面吃，老说“日本最好吃的东西是面条”。到了傍晚，他必定要听爸爸离开祖国时带到日本来的唯一一个唱片。那首歌是以火车声音开始的，罕贝哼唱着轰隆隆隆隆隆隆隆，在电唱机前坐下来，不等这支歌曲唱完，就把唱针拿起来，再重头放火车声。这时候，他那一百八十公分的高个头显得十分矮小。现在回到我出生的早晨。听到我出生的消息后，一大早，爸爸敲开了理发店和水果店的门，为了见自己第一个孩子，理了发刮了胡子，又给妈妈买了一盒枇杷，赶到了医院。爸爸挺直腰板走进病房，看到妈妈躺在床上，头深陷在枕头里，脸上浮出灿烂微笑。他含着眼泪对妈妈轻轻说了句“谢谢”。爸爸对妈妈说“谢谢”，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爸爸因罕贝卖掉弹子房回国而失了业，恰好一个朋友开了个弹子房，请爸爸去帮忙，爸爸便带着妈妈和我搬到了横滨。正如罕贝预言的那样，我从吃奶的时候起就比弟弟妹妹让大人操心。据说每次妈妈一把奶头塞进我嘴里，我就大哭起来，一滴奶也不肯吃。我是喝牛奶长大的。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出生后六个月也没长出头发来。我还未满一岁就被寄养到了考嫫（韩语里的姑妈）家。考嫫比爸爸大十九岁。我不太清楚这个考嫫的身世。爸爸从不对我们讲他和考嫫是怎么来的日本，在韩国时的生活怎样等等。保险证上爸爸的出生年月日是一九三九年七月五日。以此推算，爸爸今年应该是五十七岁，可是爸爸说是六十四岁。不仅年龄对不上号，我还知道爸爸的生日是五月二十日。每次一问到这个问题，爸爸都锁紧眉头，不吭气。妈妈怀疑考嫫其实是爸爸的生身母亲，但她似乎并不打算知道真相。在我执拗的追问下，才从妈妈嘴里打听到只言片语，将它们拼接起来就是下面这样一个情况。《水边的摇篮》 第一部分生了个私生子考嫫十九岁时生了个私生子，怕人议论，就让儿子入了父母的籍，所以对外就成了年龄相差很多的姐弟。不久，祖母去世了，考嫫就把这个男孩子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养大成人。祖父是个很残暴的人，曾经是韩国农村的地主，赌博输光了家产和土地后，让考嫫当了女工，把她挣的工钱也拿去赌博了。家里有把日本刀，要是考嫫不交给他钱的话，他就用刀砍考嫫，考嫫的背上至今还留着一条刀疤呢。考嫫为了摆脱祖父而出走，带着男孩偷渡到了日本。这个男孩就是我爸爸。祖父在我上小学之前，死在了别人的屋檐下。据说那天下着雨，但都是传闻，无以考证。爸爸妈妈的过去是一条黑暗的隧道，两人若不把隧道的入口和出口用沉默封死的话，就无法在日本社会生存下去。谁也没有权利揭开它，然而我却无法彻底丢弃将来有一天能进入这个隧道去寻根溯源的念头。我在考嫫家长到了三岁。心理学书上说，三岁以前和妈妈关系淡薄的孩子患精神疾病的情况较多。也许因为在最重要的年月中，我没有和妈妈住在一起，因而对我后来的人际关系产生了重要的负面影响。“你从根本上来说，对人缺少爱情。”有个朋友曾经这样对我说。“大概是因为你想被人爱，却没有爱过别人的缘故吧。”这就是我的精神创伤，由于缺少妈妈的关爱而产生的精神障碍。考嫫家里，还有个名叫堀江的日本男人和一个上小学六年级的男孩。考嫫没有正式结婚，对外却说是堀江的妻子。叫淳一的那个男孩不是考嫫的孩子，是堀江的。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堀江的妻子刚生下孩子就失踪了，他一边养育孩子一边找妻子，找了十年，已经绝望了时，遇见了考嫫。我的断奶食物是山芋丸子。考嫫背着夜里哭闹的我，到卖杂烩的小摊上，用筷子夹起山芋丸子，吹一吹塞进我的嘴里，还没长牙的我就把它给吃下去了。刚满两岁的我和淳一一起照的照片上，我头上只长了一层猿猴似的黄毛。据说我说话和走路都比一般的孩子晚得多。考嫫靠捡破烂为生。家里到处堆满了考嫫捡来的各种各样的东西。考嫫的家就像个垃圾中转站，乱七八糟的，没有一点儿生活气息。我的记忆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我的玩具都是考嫫捡来的，生锈的婴儿车、摇不响的拨浪鼓、缺胳膊少腿的娃娃。至今我还恍惚觉得自己呆在破屋子里，也许因为那时留下的烙印太深了吧。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堀江拿被子蒙我。他经常抓住我把我塞进被子里，不管我怎么挣扎哭叫也不放我出来。不仅如此，他还把手伸进被子里胳肢我。直到现在我一回想起来就浑身打哆嗦。我三岁时，因为玩考嫫捡的肮脏的破娃娃得了破伤风。附近街道的医生治不了，又被急救车送到了虎门医院。虽然医生说存活的希望不大，但我还是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不记得住了多长时间的医院。听妈妈说，每次来探望的爸爸妈妈考嫫要回去时，我都要从床上下来，一直跟到走廊上。可我一点儿都不记得了，相册里有这样一张照片，在长长的走廊中央，穿着天蓝色的睡衣、剪成娃娃头的我一动不动地站着。这照片大概是爸爸给我照的吧。我就像面对着枪口似的，惊恐地呆立着。弟弟春树出生几个月后，妈妈有了抚养两个孩子的自信。我便离开了考嫫的家，到横滨和父母一起生活了。最初的几个月，我不习惯睡在被褥里，非得用要洗的脏衣服和废报纸把床上铺得跟鸟窝一样才能入睡。“这孩子真没规矩。”每当妈妈训斥我，考嫫就笑着说：“这孩子不属于这儿的，是我家的孩子。”每次考嫫到我家来，都要问我：“喜欢妈妈还是考嫫？”《水边的摇篮》 第一部分喜欢爸爸，讨厌妈妈，喜欢考嫫。“喜欢爸爸，讨厌妈妈，喜欢考嫫。”考嫫听了就从掖在腰里的体己钱里抽出一张五百元的钞票给我，所以我每次都是这么回答。我突然由淳一的妹妹变成了小自己一岁的春树的姐姐。妈妈不久又在临产期早产生下了妹妹爱里。爱里是在我三岁时出生的，可我完全不记得了。妹妹婴儿时的样子被彻底地从我记忆的胶片中抹去了。为什么呢——也许我不想承认妹妹的存在吧。给弟弟和妹妹取名字的也是罕贝。努力回想那时候，一切都是模模糊糊的。首先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是我家墙根开得火红的玫瑰花和拿着喷壶蹒跚学步的弟弟脚上的黄靴子。还有奇妙的餐桌——碟子里有切成块儿的奶酪或黄油，把它们放在米饭上，倒上酱油吃。饭食虽然单调，但爸爸从弹子房拿回来的巧克力、小点心等，却是想吃多少有多少。从爸爸手里噼里啪啦掉下来五颜六色的点心，就像变戏法一样，同时也使我们有种莫名的不安。我们高兴地，应该说是害怕地捡起那些点心。我不知道该玩什么好。爸爸不断给我买来丽卡娃娃和丽卡娃娃住的房子。我把娃娃的头和手脚揪下来扔到窗户外边。家里连台电视机都没有，非常无聊。只有个比爸爸还高的书架。爸爸日语读写都很差，却喜欢买书摆在书架上。在房间的旮旯里，从不摆上书架的韩文书籍都捆成了捆儿，上面落满了灰尘。我喜欢看世界文学全集中的插图。后来又想要知道书里写的什么内容，就让妈妈教我认字，上小学之前，我就已经认识了所有的平假名。主张让我上美国学校的妈妈和主张进朝鲜学校的爸爸之间产生了分歧，一来二去就耽误了我上幼儿园。我家住在横滨的山手。附近有个（后来我上学的）横滨公立学园。妈妈牵着我的手，隔着围墙看里面的女学生打网球。白色的裙裤在飘舞，白色的网球飞来飞去。在这前后，在妈妈小时候出走的罕美突然回来了，和我们住在了一起。她换了一个男人又一个男人，到了六十岁，抓不住男人了，才打听到我们的住处，找来了。还是婴儿的妹妹一哭，罕美就把刚煮好的酱汤锅端到妹妹的鼻子底下，咒骂着“吵死了，给我闭嘴”！每次外出的时候，她都要使劲地打扮，做出上流贵妇的派头。记不清是不是上幼儿园之前的事了。妈妈的异母弟荣哲结婚，爸爸、妈妈、我、春树、爱里和罕美都出席了。罕美一天前就把头发染成了淡紫色，穿着克里司汀·迪奥牌的粉红色套裙出了门。在电车上，我坐在罕美旁边，实在受不了她身上熏人的香水味，就跟她说：“开开窗户吧。”可是罕美怕头发被风吹乱了，根本不理睬我。新郎的爸爸，住在韩国的罕贝没有出席。罕贝为什么没有出席他最宠爱的荣哲的婚礼呢？在婚礼中大家都没有提及。完全不记得婚礼的情况了，只记得我和弟弟为第一次吃自助餐而狂喜，结果吃得太多，我俩在婚礼还在进行之中就跑到厕所吐了一通。《水边的摇篮》 第一部分婚礼结束后婚礼结束后，新娘和新郎并排站在门口送客。“你要是有了小孩，就是我的表兄弟了。”我觉得自己该说些什么，就小声说了别人教的话。“美里，谢谢。”荣哲眼睛里浮出了泪花。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他，也没有他的消息。妈妈背着妹妹出去买东西，弟弟和附近的孩子在公园里玩，所以我总是一个人在家。我常常想，在榻榻米下面大概有我真正的家人，过着与榻榻米上面不同的普通生活吧。在它旁边的房间里，住着罕贝、罕美、考嫫，再往下面，一定是爸爸偶尔说起的玄界滩。我把耳朵贴近榻榻米倾听着。榻榻米凉凉的，听不到全家团圆的声音，也听不到大海的波涛声。家里非常的安静。我的记忆鲜明起来是搬到了南区的大冈之后。一想起那时候，必然在耳边回响起蝉鸣声。在夏日的阳光下，蝉鸣成了我的一切。我家租住的是房东放杂物的小平房。浴室有个大洞，鼻涕虫爬进肥皂盒，蟑螂漂浮在水面。不光是浴室，天花板上墙上也到处是窟窿，每到下雨的时候，我们就不得安宁了。睡觉时，水壶、铁锅、洗脸盆都用来接雨水，雨大一点，嘀嗒嘀嗒的溅水声吵得人睡不好觉。后院的正中间种着棵柿子树，作为划分两家的分界线。通向后院的小路上开着爸爸种的凤仙花，有红的、粉红的、白的——用手指一戳，花籽就迸出来。我常常提着虫篓，沿着还没铺柏油的石子路，跑到墓地旁边的野地去玩。我喜欢虫子，尤其喜欢蝴蝶和蛾子的幼虫，我把它们放在自己胳膊上，有时被毛毛虫蜇得浑身出疹子。爸爸说：“美里是想当虫博士吧?”还给我买来昆虫图鉴。我对照图鉴，看这些毛毛虫会长成什么成虫，会长成蛾子的就扔掉，会长成蝴蝶的就放进空鱼缸里。我在鱼缸里铺上一层虫子吃的青菜。可等不到它们变成蛹、羽化，就把它们扔掉。我把在院子里和附近山上捉来的虫子不断地关进鱼缸。与其说是饲养，不如说鱼缸成了虫子们的监狱、棺材，里面关了蚂蚱、螳螂、瓢虫、锹形甲虫、铜花金龟、蜗牛——我喜欢把蚂蚱脑袋揪下来，用右手拿着，喂给左手的螳螂吃。有时叫弟弟拿着另一只螳螂，让两只螳螂一块儿吃。结果，只有螳螂特别精神，其他虫子都陆续死掉了。我把它们的尸体放到院子里的蚂蚁窝附近，观看蚂蚁将它们一点点拖到蚂蚁窝里去，就这样一直看到天黑。我还喜欢从家里找来放大镜，把蚂蚁摁瘪后烧死。看见冒起一股烟，闻着烧焦头发的糊味，然后把烧成灰的蚂蚁吹飞。好像也是在夏天——野猫在房檐下生了一窝小猫。听见稚嫩的喵喵声，爸爸抓起手电筒站了起来。爸爸用扫帚赶走了母猫，揪起还没睁开眼的小猫的脖子，放进纸箱里拿走了。弟弟蹲在地上哭，我悄悄地跟着爸爸，看见爸爸把纸箱扔在了大门外的野地里。第二天，我朝纸箱里一瞧，小猫已经死了。过了几天我又去看了一次，大概是前天下雨的缘故，从破纸箱里露出来的小猫的尸骸上爬满了蛆——不知为什么我不觉得小猫和虫子的尸体恶心、可怕。我迟一年上了幼儿园的“大班”。和小一岁的春树同年。奇怪的是我进的是杉山神社境内的幼儿园，而春树进的是教会办的成美学园的附属幼儿园。杉山幼儿园只有郁金香的标记，没有制服。而弟弟去的成美学园有黄色的罩衫，每个班还有颜色不同的贝雷帽，我羡慕极了。我所在的桃班老师是个头发染成茶色，嘴长得像猩猩那么难看的年轻女子。她是“The Folk Grusaders”The Folk Grusaders，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在日本风靡一时的音乐创作团体。的狂热崇拜者，所以我们班的游戏是“回来的醉鬼”。“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去天堂了……天堂是个好地方，一起来吧，那里有好酒，有漂亮的姑娘。”她像跳阿波舞阿波舞是日本关西地区德岛县最大的节庆活动，有400年的历史，与里约热内卢的狂欢节并列为热情奔放的世界性舞蹈。那样手舞足蹈，连小孩子看了都觉得难为情。弟弟一从幼儿园回来，就得意地给爸爸妈妈表演当天新学的游戏。“吧嗒吧嗒落下来的樱花啊，为什么吧嗒吧嗒落下来？”弟弟一边唱一边用手掌做出从胸前飘落到膝下的样子。这是将赞美歌的歌词改成了适合孩子唱的简单歌词了。无论是弟弟从幼儿园带回来的《圣经》，还是弟弟说的“我主耶稣”，都让我羡慕得不得了。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班老师和梅班的老师站在香资匣前说的话。“我过生日时他送给我的黑色蕾丝文胸和内裤太透了，外面穿什么好啊？”《水边的摇篮》 第一部分我哪有丧服啊?“丧服之类的呗……”“我哪有丧服啊?”“我有。你不想穿的话，干脆给我吧。”“你要吗？那我明天给你拿来。”自己为什么会对这种对话印象那么深呢?我回家跟妈妈一说，妈妈嘴角浮出奇怪的笑容，定睛瞧着我，也许是妈妈的视线使我记住了她们的对话吧。对于孩子来说，大人那些难以理解的对话和视线充满了迷惑和神秘，在肯定得不到任何答案的迷茫中，孩子长大成人。妈妈的视线羽化了幼儿心中的“性”和“女人”。一天晚上，淀川长治主持的电影节目中播放了《无情战火有情天》《无情战火有情天》，法国电影，Jeux Interdits (1952)，又译《禁忌的游戏》。。我看着看着伤心地哭了起来（现在我最喜欢的外国电影仍然是《无情战火有情天》）。爸爸和妈妈对视了一眼笑起来，我便跑到厕所里去哭。第二天早晨，妈妈照着《无情战火有情天》里的女主人公的发型给我梳了头，我望着镜子里自己的打扮，满足地去了幼儿园。刚一进教室,女孩子们就把针尖一样的目光集中到我的头上。“什么怪发型，丑八怪。”有人刚这么一说，大家立刻围拢到我的身边，有的女孩揪我的发带，有的女孩拧我的胳臂。“丑八怪，丑八怪！”手从四面八方伸过来揪我的头发。我紧闭着嘴不哭出来，想起爸爸说的“打架的时候，就跟他巴库七几（韩语是撞头）”，于是我冲着面前一个男孩的额头使劲一撞头。他哭了起来，其他人可逮到机会了，对我拳打脚踢起来，又是抓又是挠。“住手！”老师来了，拽开了抓着我的头发和衣服的孩子。被我巴库七几的男孩儿捂着额头号哭不止。若无其事地玩起积木来的女孩子们瞟着我说：“最先动手打人的是美里。”“大家欺负一个人可不对呀。”老师唱歌似的说。然后摸着我的头说：“把美里费好大劲编的发辫都弄得乱七八糟了。”“怪发型！”女孩子们叫嚷着。“怎么怪了？多可爱呀。是吧美里。”老师这么一说，大家都用凶恶的目光狠狠地瞪着我。“大概是因为你的发型和服装与众不同吧？”我的朋友坐在酒吧台前，左手支着下巴，右手晃动着玻璃杯说。“就是说，只有你一个人梳了个可爱的发型，所以才成了大家憎恨的对象。一般来说，可爱的孩子要么成为班上的中心，要么被人欺负。”我小时候的确要比现在可爱得多。“所以才会这样？不光是这个原因吧……”老板娘默默地又给了我一杯威士忌。“你说的没错。肯定有原因的。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因为没跟大家一起玩游戏……没和大家说话吧……”我点燃了一支香烟。“我想是因为你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吧。这个想法被别的孩子敏感地察觉了。按说像你这样的孩子应该当孩子王的。”但是，我一直被人欺负。我觉得这是由各种因素造成的，对于集体的不适应意识过强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到现在我也没变，我可以一对一地说话，却不能和三四个人坐在一张桌子跟前说话。我对集体的不自觉的厌恶感，就连幼儿园的小孩儿都意识到了。《水边的摇篮》 第一部分接着说幼儿园的事吧!接着说幼儿园的事吧。在巴黎学美容的姨嫫（韩语的姨妈）来我家好像也是夏天。姨嫫穿着鲜粉色无袖衫和瘦腿裤，一身的法国货，长发高高盘起，非常漂亮。回日本后不久，姨嫫在新宿的伊势丹美容院找到了工作。每次来我家，都要跟妈妈诉苦：“空调太凉弄得腰疼，香波把手都烧坏了。”姨嫫经常带我去她在新宿的公寓，总问我：“愿不愿意当姨嫫的孩子？”我就点点头说：“愿意。”她还说：“我不想结婚，但是想要孩子。又不想生。”还跟我拉钩约定将来成为母女。妈妈把家里腌的辣菜拿到横滨桥头去卖，来维持生活。因为爸爸把工资都花在赛马上了。从那时候开始父母之间经常吵架。我一直没有说出“要当姨嫫的孩子”这句话，是觉得妈妈很可怜，因为就连考嫫都说：“我还不如把妹妹抱走呢。”杉山幼儿园位于繁华的地段，所以家住得远的孩子都由幼儿园的汽车接送，住附近的孩子由家长接送。一天，等了好长时间妈妈都没来接，我假装镇定，用手指在沙池的沙上画起画儿来。“美里的妈妈怎么还不来呀？”老师过来问我，我猛地一惊回过头。其他孩子都被大人接走了，坐汽车的孩子都上了车。“今天妈妈让我自己回家。”我撒了个谎。“那可不行，太危险了。我去给你妈妈打电话，你在教室里等一会儿。我先去送送汽车。”我不愿意呆在没有一个人的教室里。我趁着老师跟汽车里的孩子们挥手的工夫，跑出了大门。“美里！”老师一边喊一边追了过来。我绊在石头上摔倒连鞋子都掉了。爬起来刚想跑，被老师给抓住了。刚启动的汽车停了下来，别的班的老师也从车上下来了。我知道孩子们从车窗里往下看我。一想到明天又得为这事受欺负，磕破的腿又疼，再加上对妈妈不来接自己的愤怒，我一口咬住了要拽我回教室的老师的胳臂，死死抱着铁栏杆不放。“妈妈说让我自己回去的！我要回家！回家！”我拼命叫着。“随你的便！”被胖胖的园长先生打了个嘴巴，我尿了裤子，哇哇大哭起来。“美里。”听见有人叫我，抬头一看，姨嫫骑着自行车来了。“你妈妈不舒服，姨嫫来接你。来晚了，对不起。”“你是她姐姐吗？”园长问道。姨嫫只是对他笑笑。《水边的摇篮》 第一部分和美里长得真像啊。“和美里长得真像啊。”我坐到自行车的后座上，姨嫫什么也没问，用力蹬着车，飞快地骑起来。尿湿的裙子随风飘舞。我偷偷舔着流到嘴边的眼泪和鼻涕。按照罕贝说的我手指细长，适合弹钢琴的预言，我被送到附近的钢琴教室学钢琴。最初，用拇指和小指够得到一个音节，受到了称赞，我很得意。半年后，也开始学钢琴的弟弟超过了我，我就不想再学了。老师很喜欢脸红扑扑的，坐得直直的，弹奏得像节拍器那样准确的弟弟，总是很亲昵地叫他“阿顺”。春树在韩语里读“春司”，我管他叫“阿春”，老师听成“阿顺”了。每次我一弹错，老师就掐我的腰。渐渐地我害怕去上钢琴课，开始逃课了。我家和钢琴教室离得很近，要想去野地玩，必须路过钢琴教室。一天，我正要像以前那样蹑手蹑脚地溜过去时，老师站在教室前面，挡住了我。“你这么讨厌老师吗？”我只好进了教室，从书包里取出拜厄练习曲，坐到了钢琴前面。我正在提心吊胆地弹琴，老师凑到我耳边小声说：“你是不是跟阿梢说过‘老师要是有了小孩，小孩就太可怜了’的话？”阿梢是房东的女儿，和我一起在这里学钢琴。她把我前几天在院子里跳绳时跟她说的话告诉老师了。老师死命地拧起我来。比以往都用力——虽然很疼，但我仍旧继续弹琴。回到家在厕所里一看，被掐的地方渗出了血。我觉得这两件事是使我产生对学校和老师的异乎寻常的排斥心理的原因。当然，引发这些事件的，也可能是我内心逐渐萌芽的阴暗而强烈的欲念。我从四五岁开始就一直是个逃亡者。美国的重量级拳击冠军乔·路易斯曾经说过：“在赛场上你可以逃跑，可是你无处可藏。”我根本没有躲藏。是的，只是一味地逃避。每次做晚饭，妈妈一发现黄酱、盐、砂糖、味精什么没有了，就让我到阿梢家去借。偶尔阿梢也会被她妈叫来借这些调料。我们家的“谢礼”是爸爸从店里拿回来的小礼品（烟、点心、毛绒玩具等）。她家的“谢礼”是她妈妈烤的点心或饼干、绣着小鸡小熊的手工做的饭盒套或手帕。一天，阿梢得意地说：“我爸和我妈昨天说美里的爸爸不像样。”“怎么了？”我不懂“不像样”的意思，问道。“你爸爸穿着内衣，一边走一边吃苹果呀。”其实爸爸穿的并不是内衣，是韩国亲戚送的白色韩服。我没吭声，隔着篱笆，朝正在房檐下晒太阳的阿梢的爸爸望去。听妈妈说，他在有名的制药公司工作。不上班的星期日，阿梢的爸爸无一例外地要和阿梢、阿良（阿梢的弟弟，和春树同岁），还有我和春树一起玩耍。他举我的时候比举他自己孩子的时候还要多。他举起我的方式很奇怪，总是手掌按在我的屁股上，手指一个劲地乱动。可他举别的孩子时，却是把手放在他们腋下的——我虽然觉得奇怪，却没有告诉任何人。一个星期日，我们在成美幼儿园的攀登架上玩的时候，不知谁说了句“我渴了”，要回家去喝汽水。阿梢的爸爸慢慢走近我，拉起我的手。阿梢和阿良、春树一边互相踩着影子，一边嘻嘻哈哈地笑着往家跑去，一会儿就不见了。我想去追他们，可是他抓着我的手不松开。“让阿梢他们先走吧，咱们坐下歇一会儿。”他右手拉着我，左手推开了校门，因为是星期日，没有锁门。我们走进了像湖面一样平静的校园，坐在了长椅上。他把我抱到了他的腿上。从我的胃里涌上了一股酸酸的预感，我嘴里正吃着糖，也停了下来。——他那女人般细嫩的手指——撩起我的裙子，隔着裤衩摸我的下面。然后用另一只手解开我上衣的扣子，抚摩我平平的胸脯。虽然没有一丝风，空气却在躁动。“到那边去躺一会儿好吗？”他指着地毯一样的草地说。我从草叶的青气中闻到了新墓地的气味。“待会儿咱们俩做的事，不要告诉你的爸爸妈妈，也不要告诉阿梢。这是叔叔和美里两个人的秘密。记住了吗？”我盯着之前一直不敢正视的阿梢爸爸的眼睛。从他的瞳仁中看见了自己小小的脸。妈妈生第四个孩子住院时，考嫫来照管我们。她根本不打扫卫生，也不洗衣服，没几天的工夫，我们家就脏得像个垃圾场，和我三岁以前住考嫫家时的感觉一样了，我隐约产生了某种安心感，春树却像个小大人似的叹着气，有时还抽抽搭搭地一边哭一边不停地念叨着：“妈妈怎么还不回来呀。”爱里当时是怎么样的呢——想不起来了。《水边的摇篮》 第一部分妈妈生的是个男孩妈妈生的是个男孩。爸爸在春树出生的时候，曾经狂喜地喊：“是个男孩！”可听到第二个儿子出生的消息，却磨磨蹭蹭地不去医院。后来听说，爸爸不高兴是因为妈妈忘了吃避孕药才怀孕的。爸爸在妈妈出院那天才开车带我们去了医院。妈妈已经换上了自己的衣服，收拾好东西，抱着婴儿坐在走廊的椅子上等着了。妈妈让我们看那个黑黑的、皱皱巴巴的婴儿，对我们说：“瞧他多可爱呀!”可是大家都没有什么表情。回到家后，妈妈给住在釜山的罕贝打国际电话，罕贝给婴儿取了春逢这个名字。美里、春树、爱里、春逢都是罕贝起的名字。爸爸为什么不要求自己给孩子取名字呢?我觉得爸爸对自己的血缘似乎抱有某种畏惧。“坏血”，爸爸仿佛总是在倾听自己的血液流动的声音。他不堪忍受那湍急的浊流，憎恨自己，憎恨我们。我喜欢把春逢放在婴儿车里面，推着他在街上散步。春天，树叶将蓝色的天空分割成了碎块儿，弟弟的脸蛋在阳光下粉红粉红的。出来采购的主妇们见了弟弟都会说“真可爱啊”，于是我也像个刚生完孩子的妈妈那样充满了自豪。我不时停下脚步，凝视着婴儿车里似睡非睡的弟弟的小脸儿。微风吹拂着新长出的嫩叶，在我和弟弟之间犹如光影交错般些微情感在流动。推着婴儿车走上高坡，能看到各种颜色的屋顶。澡堂的烟囱里冒出了一缕细长的烟，在没有一丝风的天空里渐渐消失不见。上坡时，没见到一个孩子，也没见到一只猫。我攥着婴儿车的手心里汗津津的——啊，婴儿车滑下了坡道。不记得我是不小心还是故意松开手的了。我拼命快跑抓住了车把。婴儿没有哭。如果我没追上车，弟弟或许连哭都来不及就会死掉的。这件事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妈妈一听说房东家的阿梢报考了横滨国大附属小学后，突然对教育热心起来，命令我好好复习，参加考试。教材是电视节目“快快开花”。第一次是笔试，第二次是体育和面试，第三次是抽签。果然我第一次不及格，一直上补习班的阿梢也不及格。结果我们都上了附近的大冈小学。开学前一天，妈妈给美容院的姨嫫打了电话，“你下班后到我家来一下。美里明天要参加开学典礼，你给她烫个头行吗？就要小公主塞拉那样的，你知道什么样吗？蓬蓬松松，卷卷的那样。”妈妈一边打电话，一边在报纸的广告背面画着什么。妈妈画的是眼睛里有好几颗星星的公主。妈妈爱看《雏菊》、《少女之友》、《发带》等漫画书，常说“妈妈只要有漫画和江米条就足够了”。我在妈妈打电话的时候，翻看着还没写一个字的雪白的作业本。书包是黑色，皮铅笔盒也是黑色，带橡皮头的三菱黄杆铅笔，细长的双色橡皮——跟大学生一样的毫无趣味的学习用具。我抗议道：“我不喜欢，跟男孩子似的，我想要带Kitty或者Kiklala的。书包要红的！”可是妈妈说：“美里去的学校是学习院。学习院的学生都背黑书包。黑色显得有教养。听妈妈的话。”对我的要求不予理睬。衣柜的把手上挂着爸爸给我买来的水兵服，妹妹刚要摸，我使劲拧了一下她的手背。晚上十点过后，姨嫫带着烫发用具来了。我把腿伸进被炉里，让姨嫫给我做头发。头发被揪得很疼，烫发液流到额头上，很难受。而且明天早上七点就得起床——早上起来一照镜子——我真不想活了。我变成了卷毛。背着红色书包来找我的阿梢笑话我说：“真像个茶之水大学的博士耶。”我恨死妈妈和姨嫫了。看见走进校门的学生们，女孩子背的红书包，男孩子背的黑书包，背黑书包的女孩子只有我一个。我的服装也和别人不一样，别人都穿着衬衫和背带裙，或学生裙、连衣裙。开学典礼结束后，父母们该走了，我们要到各自的教室去了。这时会场上乱起来，有的孩子抓着妈妈的胳膊大哭，有的还尿了裤子。妈妈等着我也哭（我感觉是这样），咧着涂得血红的嘴笑着，可是我只跟她摆了摆手，说了声“再见”，就朝一年级三班走去了。一个星期内，班上同学就分成了五个小团体，我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谁也不和我说话，我也不想主动和他们说话。因为我完全失去了和他们说话的机会。《水边的摇篮》 第一部分第一次春游是去野毛山动物园第一次春游是去野毛山动物园。“自由结合进行分组。”老师这么说了一句就戴上眼镜开始判考试卷子。教室里立刻喧闹起来，说笑声响成一片，听不清大家在说什么。我感到了恐怖，仿佛自己正站在亮起了红灯的大马路中间。“分好小组以后，把位子掉换一下，选出各组小组长和副小组长。”老师头都不抬地说。听着同学们搬动桌椅的声音，我的心脏也随之被牵动了似的，一揪一揪地疼。为了掩饰只剩下自己一个没人要的可怜相，我打开语文书遮住了脸。最开始是假装在看，但是看到还没学的《金狐狸》这篇课文时，心情渐渐平静了下来。这是我最初体验到的看书可以逃避现实世界。“分好小组了吗？”判完卷子，老师抬起头来。“哟，阿柳，你怎么了？”听见老师问我，我也没把眼睛从书上移开。“你这样哪会有朋友啊。好了，愿意让阿柳进自己小组的人举手。”我把脸贴在教科书上，眼睛却瞪得像图钉似的扫视着四周，没有一个人举手。结果哪个组都不属于的我，和老师们一起游了动物园，一起吃盒饭。我被人欺负决不是偶然的，肯定有某种原因。我很骄傲，觉得自己了不起。我确信自己是个与众不同的人。很不好解释这种自我意识，与其说感觉自己是个特别的存在，不如说从懂事的时候开始，我就觉得自己和他人之间有着一条深渊——自己决不可能跨越的深渊。我宁愿相信自己是个与众不同的人，而不是被大家抛弃的人。被班里的人欺负也没有办法。其实我很希望和大家友好相处，可是越是这样想就越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一边希望有人跟我说话，盼着别人跟我打招呼，一边还在看书。《水边的摇篮》 第二部分我继续受着欺负我继续受着欺负。爸爸给我买的四十六种颜色的水彩画笔丢了，我快要哭出来了。同学们在我打开水彩笔盒的瞬间，偷偷笑起来。盒里只剩下了黑色、土黄色和茶色等深色。我为了不让眼泪掉下来，抬头盯着天花板。毛笔和洗笔筒也陆续不见了。我把黑色和土黄色涂在手指和手心里，在绘画纸上画了拿着水桶在走廊里罚站的自画像，这张画在横滨市获了奖。后来，中学的美术老师还劝我在绘画上发展。要说我有什么特长的话，好像就是绘画了。放暑假前，老师发了成绩簿。大家都互相看成绩，我没人可看，完全不清楚自己的成绩是好还是坏。在成绩背面的通信栏里，老师的评语只写了“好像不大善于和同学相处，对于浇花委员工作很认真负责”一句。所谓“浇花委员”是专门为我一个人设置的。大家喜欢当的是保健委员和通讯委员等等，因为我不爱说话，老师就认为我不适于集体活动，特地为我想出了早晨上课前和放学后给花坛的郁金香浇水的工作。我拿到成绩簿，很高兴，连蹦带跳地回了家。我气喘吁吁地把成绩簿交给妈妈，妈妈刚看了一眼，脸色就变了。原来在“很好”“好”“一般”“较差”“差”的五级评价中，我的成绩簿上全都是“较差”和“差”。唯一得了“很好”的是图画手工课。暑假，我们去妈妈的哥哥梁荣男“八王子的桑琼（韩语的伯父）”家住了几天。桑琼原来是开长途汽车的司机，后来成了那个公司老板的女婿，入了日本籍。他家的房子很大。院子里有水池，里面游着好几条价值几十万日元的锦鲤，一拍手，它们就摇头摆尾地游到人跟前，吐着气泡。各种奇石装点的日式庭园——桑琼非常害怕暴露自己的韩国人身份，管妈妈（应该叫荣姬）叫良子。我有三个表兄弟，和夫、义夫、秀夫，都是男孩子，还都相差一岁。舅母羡慕地看着我和爱里说：“良子多好啊，一个女孩一个男孩地交叉着生……生秀夫的时候我真以为是女孩儿呢，连婴儿衣服都准备的是粉红色的。”他们吃的也和我家完全不同，桌上摆的是烧鸡和水果沙拉等。好几天后，餐桌上才出现了我家常吃的鱼。“卡鲁奇。”春树说。“要说带鱼，带鱼。”桑琼训斥道。卡鲁奇是一种在韩国常吃的像蛇一样细长的银色的鱼，在日本叫带鱼，切成一段段地卖，而在韩国是整条地卖，是和日本的秋刀鱼那样普通的鱼。桑琼一吃完饭，便严厉地命令三个表兄弟：“到楼上去！”三个表兄弟上了二楼，从上面传来桑琼的斥骂：“平时怎么教你们的，吃没个吃相!”三个表兄弟一起哭了起来。“男孩子不准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