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识-2

还在经历着合校的风波与阵痛，做大做强口号背后是教师待遇开始提高。总之，涌动着的是希望，尽管它看起来是那样模糊。当时的美学正在进入低潮。这个本属于“思想”的学科被“学术”口号所吸引，热衷自身学术历史的整理和概念推演，忙于整合所谓中国传统美学资源与西方世界思想发展的最新成果：英美左翼文化批评，德国现象学以及海德格尔。学校里似乎已经少有人谈萨特、加缪了，更有吸引力的是海德格尔与中国天道暗通款曲，是《易经》可以指引世界文明走向未来。“道”的世界如此玄妙，或儒或道，或孔子或老庄，都可以作为疗世的精神良药 虽然看起来，这些仅仅治疗了学者自己及他们的生活，甚至连校园都难以改变。从海外回到国内的怀揣80年代梦幻色彩去西方寻找真理寻找组织而被现实压爆的学者们聪明地选择了一种腔调：中国可以拯救世界，靠哲学，靠美学，靠思想，靠传统文化。还有，十年之前，绿葱般茁壮的青年们近卫军般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狂热正在萌动，他们还没有成为房奴，他们还会异常优雅地“说不” 用学术语言，用学术规范，用长长的由古汉语英文德文组成的注解。在季羡林等学术大师指引的文明之路上，他们思考的，不仅仅是脚下这块土地，更是所谓“人类”的未来。我们被告知，西方遭遇危机了，现代性无处 读家TXT书籍下载十年之前(2)可去，所以，我们后现代，我们质疑启蒙，质疑民主，质疑公民观念，我们批判普世价值，我们开始确信，中国社会本来是“美好幸福”的，不过是被罪恶的西方拖进了一个已经证明没有未来的现代化过程，所以无论是社会现实生活还是我们的精神世界，中国人都要走自己的路，都要摸着石头过河。而中国美学要做和能够去做的，是充当这场美妙行程合理性的提供者，以及将这个行程导向这个文明体几千年来一以贯之的某种神秘境界：天人合一。这种神秘境界，是这个文明体的未来，抑或是整个人类的未来。插句闲话，我自认为是一直到最近才算对于“天人合一”观念的另一面有所了解，那是在与两位摄影家深度交谈之后获得的体悟。这两位摄影家，一位是颜长江，拍摄三峡。还有一位是张新民，拍摄中国农民工，拍农村包围城市。这两位都对我提及了“天人合一”的观念。对于颜长江，“天人合一”实际上是中国民间社会的生存状态与精神世界。而对于张新民，天人合一成为他记录社会，表达观念背后的价值支撑：面对一个无所不能，自我神化，比一切权力都要伟大的权力，天人合一的理念意味着这个权力的边界，意味着似乎注定看不到希望的艺术行为会有一个最终的结果。几千年前孔子所谓的“予所否者。天厌之！”其实上是天人合一更为真切的内涵。如此看来，这个观念，其实不仅仅是一个“美学”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思辨性的哲学命题，它更应该是一个时代生活着的人们更为基础的理念，看待世界的观念。回顾十年前的学术风气，凸显文艺的“审美”价值，似乎已经成为“共识”，而所谓“审美价值”，实际上是与某种具体的审美经验相关，不同的理论家对于“审美经验”各有理解却极少明言。理论只在理论的维度上进行，不少学者对于艺术的理解截止于20世纪前半叶，更糟糕的是，对于中国社会现实的认识，更是缺乏常识和第一手体认。文艺美学在20世纪90年代的“勃兴”，同样凸显出中国现实语境诡谲状况。事实上，国内文学研究者最初提出文艺美学的概念，其背后的想法是将关于文学的理论与批评从“文艺学”手里解放出来 王德胜先生指出的文艺美学观念本身就是思想解放的时代产物，这个说法应该不差。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的情况是，从苏俄传入中国的文艺学依然维系着文学发展正统督导的权力，在相对封闭，自我运作自我肯定的以各行业协会为基本单位的文艺生产体系内，“文艺学”意味着正统的真理。与似乎代表着未来的热热闹闹的“美学”相比，文艺学成为保守的领域，而胡先生的初衷，据说是要将美学引导到这个相对沉寂的领域，以期推进中国文艺与理论的发展。在今天的眼光看来，这实在是一个不得已为之的事情，甚至存在着某种致命的时代伤痕：以为将美学引入文学研究之中，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实现艺术的自由，却在种种自觉不自觉的规避中，使艺术以及对艺术的理解倾向“形式”，或者，用一种所谓抽象的人性观念，规避掉文艺对于现实的追问。这与美学在那个时代的某种局限性相关，更和知识分子在体制内推动社会向一个美好未来变化存在关联：在不触动某些基本问题的前提下，获得自由，仿佛，真有一个退缩以后可以获得的空间。与冰冷的文艺学相比，文艺美学更有一种让艺术自由的倾向 她强调艺术的审美价值。不管这种审美价值究竟由什么构筑，核心理念为何。毕竟，不再是某种异常具体的政治要求，而与当时风生水起的美学相比，文艺美学不仅仅着眼在抽象哲学体系的完成上面，更贴近于艺术实践本身。但是随着80年代过去，持这种想法的越来越走向另外一面。面对批评孱弱，文学不兴的状况，借文艺美学重建文学核心价值的想法也就应运而生，曾繁仁先生的生态和谐美学与钱中文先生的新理性事实上也是力图应对此挑战。当然，这个核心价值究竟为何 读家TXT书籍下载十年之前(3)？这恐怕就成了今天文艺美学研究者们需要直面并厘清的问题。还有一件琐事，十年之前，少年作家郭敬明和韩寒刚刚出道，当时的我对这两个家伙不屑一顾，一次与老师交谈，他对我说，几个少年作家中，韩寒不错。十年之后，韩寒用他的笔，不断刺激着我们不知道算不算浑浑噩噩的生活。 读家TXT书籍下载韩寒、庸众与这一代(1)大陆传媒界、文化界关于韩寒的争论一直存在。从韩寒出现那天起，他就是一个争议人物。今天在内地互联网上还能看到一段视频，十年前的一次电视节目。青涩的韩寒面对一群质疑者，大学教授、社科院专家、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和对这个不好好学习、几门功课挂红灯的小伙子表达质疑的观众。看这个视频，我有些惊奇地发现，十年时间，虽然他的写作可以说是从文学转向了时评，但韩寒基本上没有改变。变化的是时代。十年前那些质疑韩寒的专家学者们已经不见踪影，因为这十年是学术圈分化严重的十年。正统的更加正统，体制内，精神生存的空间越来越逼仄，但提供给匠人学者们的物质财富与声望却不断膨胀。于是我们看到当年曾经有意走出书斋的一部分人又回去了，当时那些忙着质疑韩寒的学者们，十年前在传媒上活跃的人物已经在公众视野中消失了。同样消失的还有那个品学兼优的女同学，也和不少好学生一样，用脚投票，远嫁异乡。十年后，关于韩寒，大陆又展开了一论谈论，这次讨论的背景是韩寒已经成为某种意义上的主流传媒人物，其博客浏览量达到天文数字，他的照片成为不少媒体 无论是时政类还是生活类，甚至时尚娱乐类报刊的封面。这个青年人，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某种标志性人物。但是这一切似乎都在印证一部分观察者眼中韩寒“社会宠儿”、“大众英雄”的形象。当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世界最具影响力人物，韩寒榜上有名的时候，对韩寒现象的抨击也就开始了。从韩寒是否真具有世界影响力到韩寒对于中国价值何在，讨论一步步深入，实际上已经成为对于中国当下社会整体认识把握的分歧。对韩寒，准确地说，质疑是从一份新锐报纸《时代周报》开始的，这家报纸创刊时间不长，却因其严肃深刻的政经报道和犀利到位的评论成为中国传媒中的一匹黑马。这家报纸的评论版为韩寒做了一期专题，并起了这样一个名字，“我们这个时代的话语方式”。而其中一篇文章的标题更是刺眼：《插科打诨的时代终将成为过去》，虽然作者彭晓芸声明在她眼中插科打诨不是坏事，可是自然，插科打诨也不是什么好事。在作者看来，这是一个插科打诨的时代，韩寒是用文字带领着大众插科打诨。这个说法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刘禾在更早前美国《时代周刊》说法其实有些类似，刘禾认为：“韩寒实际上是一个将年轻人的不满能量导入消费主义程序的自愿参与者。”刘禾的说法存在明显问题，因为将韩寒与消费文化等同起来实在不符合实际情况，据韩寒自述，作为中国最顶级的赛车手和写作者，他现在的财富还不足以在上海市中心买到一套大些、体面些的住房。刘禾的描述很大程度上适用郭敬明而非韩寒。但是仔细琢磨下就可以看出，无论是彭晓芸还是刘禾，文章观点其实存在共通之处，那就是由于韩寒与民众过分密切的关系而对韩寒和民众的价值产生质疑。不同之处在于，彭晓芸还将矛头指向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然后就是许知远在香港《亚洲周刊》发表的那篇《庸众的胜利》，许知远文章中所提到的观点，吹捧韩寒者其实是庸众：“韩寒说出一些聪明话，时代神经就震颤不已，这是庸众的胜利或民族的失败。”这一观点在中国传媒界与文化界掀起了激烈的论战。但是另一方面，这场论战实际上又未能彻底展开，所以，在指责完许知远是一个飞在天上的超人，总是在不经意间露出红内裤之后，在公开场合，大家实际上不可能说出太多东西，只能围绕着“大众”、“庸众”而展开讨论。还有作者如麦田等人声援许知远，声称韩寒实际上是在迎合大众，韩寒从没有触及“底线”，并且提出迎合大众，实质是迎合这个时代。这些声音自然遭到反驳，资深评论人谢文尖锐地指出：所谓庸众，其实是精神依旧处于前互联网时代的精英知识分子对于韩寒和韩寒背后已经被网络启蒙的民众的一种蔑称，其指责韩寒迎合大众也 读家TXT书籍下载韩寒、庸众与这一代(2)是想当然而论。而知名媒体人笑蜀则把话说得很透彻：“这正是公民社会的旨趣所在。它不是要对抗什么，不是要反叛什么，不是要颠覆什么。它不过是一个一个人的自我救治，不过是一个一个社会细胞的自我修复。 韩寒就在我们眼前，我们学韩寒就可以了。韩寒无非比我们高出半个头，至多一个头。我们使劲往上跳一跳，甚至只需要踮踮脚尖，也能达到跟他一样的高度。那么，我们何乐不为？”关于韩寒的讨论实际上还延伸到另一层面，那就是对待青年的看法。青年是中国的未来，这群人状况如何，也就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中国未来状况如何。说法自然是有道理，不过，问题在于，一个时代的青年究竟是怎样一种状态，其实并不是两句话能够说清楚的。这场争论在我看来终结于中国青年人的两种选择，一种是富士康事件，还有一种是南海本田汽车工厂的罢工，这两种极端积极和极端消极的态度，实际上都颠覆了许知远等人对于中国青年的想象，也预示了事情的复杂：韩寒影响的只是部分民众，部分青年人，那种一个思想影响一个时代的想象，实在是过时之论了。 读家TXT书籍下载京城再无王世襄2009年11月28日，王世襄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五岁。有关部门给王先生的头衔很长：著名文物专家、学者、文物鉴赏家、收藏家、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实际上，相对这些一本正经的语词，“京城第一玩家”可能是一个更贴切的称谓，而如果嫌这个称谓还不够全面，不妨在后面再加上“吃主儿”几个字， 对此，已在天堂的王先生也许不会有太大异议。王先生爱玩，少年时养狗、玩葫芦、养鸣虫、弄鸽子、耍大鹰、捉兔、逮獾；成年后玩书画、雕塑、金石、建筑、家具、乐器、漆器、匏器、竹刻、铜炉、金石牙角雕刻、匠作则例等等。他由“玩”而成“学”，最后成为一代大家，国宝级人物。实际上，晚清到民国，当时京城里，前朝风流新兴权贵，如王先生爱玩之人，不在少数，不过最后能够玩出王先生这般成就，如黄苗子先生所言“玩物成家”者，却并不算多。究其原因，除了王先生名宦之后、书香门第的家庭背景及其贵族身份，恐怕更要归结到他的勤奋还有他所受的现代学术训练，甚至一些更为复杂的东西。估计不少人都看到过王先生早年的那张照片，京城少年，身着猎装，手擎苍鹰，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误读，这张照片里，王先生眉宇之间实在是有股读书人不多见的“彪悍”气质，甚至还有些“顽劣”。就在王先生逝世前不久，他的朋友，著名翻译家杨宪益也离开这个世界。潘采夫在纪念杨宪益先生的文章中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不少今天的文化人对这样一位经历传奇、坎坷、悲惨到极致的文化老人，竟然不知不闻？我觉得，不妨接着潘采夫的思路问下去，对于名声显赫的王世襄先生，我们又真正了解多少？王世襄先生在传媒与大众里走红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情，而近年来的收藏热、传统文化热更是将王先生的声望推向又一个高峰。但是这些扑面而来的“盛誉”，却有意无意掩盖了王先生与大时代之间的某种真实关系：因为曾经为国民政府讨回抗战时期被劫掠的大量文物，王先生被关押十几个月，释放以后回到家中，被告知开除公职，需自谋生路；而在他下放改造之时，被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文人雅士雅集之地芳嘉园，一下子拥进了八户人家，私家小院顿时成了一座大杂院。改革开放以后，王先生用十年时间跑房管所和“落实政策”办公室，让小院里住户减少到三家人，但最后还是因为不堪其他住户敲铁皮噪音之苦，被迫搬离，而在今天，芳嘉园已经先于它的主人在这个城市中消失，成为一个历史概念，供后来者遐想。今天谈论王世襄先生，除了他的超然、洒脱，他的玩与吃，收藏与家世，不妨也记住王先生的“彪悍”，记住他是一个有坚持有强悍生命力，经历过时代波折的中国文化人，记住王先生在接受采访时描述自己的话：“我很坚强，蒸不熟、煮不烂，我就是我。我有一定之规，一不自寻短见，二不铤而走险，全力著书立说，做对祖国文化有益的工作。我按照我的道路走，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应该得到公正的认识，我能做到，这就是我的胜利。”据说，中国将在2015年成为世界奢侈品消费第一大国，而培养“贵族”也成了今天人们热议的话题之一。但这些美好的蓝图，却无法掩饰今天日益粗糙的生活，想想王先生“爱玩”背后对生活的热情，再看看今天贵族想象奢侈消费实质上的炫耀财富，也许就会发现，我们今天，实在是有些过于苍白与琐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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