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治满脸狐疑,但他开口说的话却与此无关:“我一喝酒就难受。我现在不舒服。”“小孩子可是不能喝酒的。”听到我的责怪,健治高兴地笑了:“是呀,以后我不再喝了。”我举起了日记本:“健治,谢谢。我明天再写给你。”健洽露出害羞的神情。我们像往日那样并排躺在床上,但我的心还悬在半空,我不能确定健治是否看到了我的行动。我的身体一直绷得紧紧的。健治在我睡着后,会不会到处搜查呢?如果他发现了信,今晚就会杀了我吧?我看着躺在我身旁吐着酒气的健治,感觉他像个怪物,于是我将身体挪开,尽量离他远一点。这时,健治对我喃喃道:“阿美,我喜欢你。我要快快长大。”“健治已经是大人了呀!”我小声地反驳道。健治摇了摇头:“我与阿美一样,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我们一起长大吧!”我没有回答,只要有白天的健治,那健治就是个大男人。为什么他不承认这一点呢?这时健治望着天花板叹息道:“今天帮谷田部办了离别会。那家伙和社长吵了架,辞职了。所以我跟谷田部喝酒去了。”“那,谷田部先生已经不在这里了吗?”. 健治点了点头。我想拿回我刚才塞出去的信,但为时已晚。那晚我焦虑得无法入眠。健治也像是有什么烦恼,痛苦地翻来覆去。漫长的夜晚过去了,健治顾不得在床上磨磨蹭蹭的我,迅速起身收拾准备上班。他在出房门前转身对我说:“阿美,我今天不关灯了,你赶快写日记吧,午休时我想看。”“嗯。”我裹着被子回答。健治就要出去了。他就要发现信了。然后他会回到房间来杀死我。我浑身抖个不停,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也许信被风吹走了吧,我开始乐观起来。于是竖起耳朵聆听着外面的动静:走廊上像往常那样传来微微的风声。我好不容易才从床上爬起来,打开电暖炉翻开了日记本。“健治,给我写写以前的那个阿美。我觉得那个女孩十分可怜,假如健治就像诱拐我一样诱拐了那个女孩的话,我是不会原谅你的。健治是个卑鄙的人。女孩子不是小猫小狗,也不是玩偶,不是你能任意操纵的。我好想赶快回家,想见到爸爸妈妈,想去上学;也想和朋友一起玩,想去上芭蕾课,还想读书、游玩。健治怎么能毫不在乎地把我关在这里呢?”一阵凉风扑打在我的脸上。是室外的空气!不可能的!我抬起眼睛,看见玄关的门开着,一个穿着灰色毛衣的胖乎乎的中年女人吃惊地看着我。“你是谁?为什么在这里?”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只是茫然地望着她。女人鲁莽地走进屋来,久久地看着我的脸,然后抬高了音量:“你等等,我去叫个人来!”女人说完后,慌慌张张地夺门而出。我还沉浸在昨晚的胡思乱想中,看到眼前的场景不由得叹了口气:是我脑子出了问题呢,还是我真的获救了?我走出门来,看着我从未见过的工厂二楼。房间的外面是一个狭长的走廊,另一侧是镶着磨砂玻璃的窗户,转过头去,看见旁边有一扇木门大大地敞开着,像是谷田部先生住过的房间。我赤脚来到走廊上用力一踩,脚心传来一种新鲜的触感,那是与踩在榻榻米上全然不同的感觉。趁现在没有人,我走到谷田部先生的房前朝房里望了望。被我奉为神明的谷田部先生就住在隔着一张薄板的房间里,为什么我完全感觉不到谷田部先生生活过的气息呢?如果能听到谷田部先生发出的一丁点响声,我求生的欲望也会更加强烈吧。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另外,昨晚我塞出来的信到底到哪里去了呢?我走进已搬得空荡荡的谷田部先生房间。房间结构与健治的完全相同,榻榻米也同样都已变成黄色,显得肮脏不堪。就在健治摆床的那一侧,,在这边是壁柜。壁柜门开着可以看见里面,壁上贴的是胶合板。我把上半身伸进壁柜里,抬手取下了胶合板。这时,我看见墙上赫然凿着一个小孔!我飞奔到走廊,震惊地果立着不能动弹。我的眼睛突然模糊了,眼泪涌了出来。我刚从黑暗的房屋里突然来到光明处,透过玻璃窗照射进来的冬日的阳光刺得我的视网膜难以忍受。“我获救了!”我无数次地这样想着,但是,另一方面我又感到了新的屈辱,泄气的我一下子瘫在走廊上。这个瞬间,并不像我无数次幻想过的那么富有戏剧性,而是慢慢地让我陷入了混乱之中。过了一会儿,楼梯上传来了慌慌张张上楼的脚步声。一个穿着与健治相同工作服、略显老态的男人,与刚才的那个女人冲上楼来。看见我以后,两人窃窃私语起来。楼下,由健治操控的机器还在若无其事地响着。残虐记 2我自从十一月十三日遭到诱拐后,经过一年一个月零两天后获救了。发现我的那个女人是社长夫人。听说她来整理谷田部住过的房间时,看见健治房间的电表在转动,心想:是不是漏电了?于是拿来另一把钥匙打开了房门。吝啬的社长夫妇最近正为了健治房间电量的增加而大为光火。所以我的获救可以说是因为谷田部,也可以说是因为白天浪费电力,事出意料地获救了。夫人叫来的是健治一直恶言相骂的社长。两人胆怯地望着我,满脸困惑的社长用讨好似的声音问我:“什么时候开始住在这里的?”“一年前。”我刚好经过了春夏秋冬四季,所以我猜想刚好是一年左右吧。“喂,说不定……”夫人突然脸色一变,一把抓紧了社长的衣袖。 “说不定是那个M市失踪了的孩子。”“什么!”社长突然狂叫出声。他指着远处: “你父亲是在那个寿太郎食品厂工作的吗?”他手指的地方似乎就是父亲工厂的方位,我点了点头。社长双手抱头,一副倒了大霉的模样。他头发稀疏,手指上有不少粗茧,而且指甲里满是污垢,与健治的一模一样。不同的是他长满了黑色体毛的手腕上,套着一根粗粗的金链子,在阳光下闪着光。“听说你父亲工厂的工人们甚至浚河搜寻你,完全没有想到你会在这里。”我不知道“浚河”是什么意思,但我能感受到父亲工厂的工人们曾寻找过我,这让我觉得很欣慰。我突然想起父母来,眼泪“唰”地流了下来。终于能回家了!这个想法让我安下心来。“你,被健治带来,一直都住在这里吗?”女人代替男人发问,她的语调与其说是同情,不如说含有一丝惊恐而显得有些高亢、尖锐,仿佛在说“自己家怎么出了这么一桩了不得的事”!而且,她的那句“一直都住在这里吗”,听起来就像是我自己愿意在这里待下去似的。我觉得很不高兴,便放低声音回答道:“是的。”“我去叫警察来,你就待在二楼!”两人争先恐后地踏着纷乱的脚步下楼去了,就在这时,先前还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戛然停止了。一定是社长对健治说了些什么吧。不一会儿警察就会到来,我就能回家了。这个突变让我忽然觉得大为轻松,竟开始有些恍惚起来。突然,我想起还放在桌上的交换日记,就赶忙跑了过去,胡乱撕下写有字的部分,尽量折成小小的一块放进裙子的口袋里。我不想让人知道我与健治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我在前面曾写到“那时只有十岁的我调动了自己所有的智慧、体力与意志,即所有的能力来寻求活下去,我要想尽办法记录下那时的经过”。但是,除了当事者以外,又有谁能理解十岁的我与健治之间的战争呢?正因为我是十岁的小女孩,大人们总会认为我必定成为成年男子的玩偶。我曾经驳倒过夜晚的健治,这一说法又有谁会相信呢?那时我虽年幼,但已意识到了让人理解自己的复杂性与艰巨性,一开始我就产生了无法控制周围一切的无力感。所以无论是在接受警察的询问还是接受精神科医生的治疗时,对日记一事我都缄默不语。似乎健治在供词中也不曾提及日记之事。法庭记录中没有任何关于交换日记的记录。健治与我之间的交换日记,仅仅存在过两次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不,因为我持有它,所以准确地说,是我把它销毁了。“在警察来之前,我必须把壁柜中的小孔堵上。”这个想法让我又赤脚来到走廊,回到了谷田部的房里。让它成为永远的秘密吧!我像神明一般崇敬、盼望、想得到他的帮助,而每天奉献着我的祈祷的谷田部先生,原来竟是个帮凶!这个事实几乎把我彻底击溃了。那个小孔在健治床铺的上方,我试着透过小孔去看健治的房间。眼前出现的空间就像是一个小小的舞台,被惨白的日光灯照射着。就是透过这里,谷田部每天晚上都乐滋滋地观看着我与健治的生活情景——白天除外,因为白天他是不回来的。突然,一个可怕的猜疑浮上心来,就像考试时一道难题被轻而易举地解开而让人不敢置信。我想白天自慰、夜晚与我和谐相处的健治,一定知道谷田部先生在隔壁窥视着这里。想到这里,我竟忘了堵塞洞口,飞也似的跑出了谷田部的房间。我站在冰冷的走廊上发着抖,等着警察到来。我已经无法再看健冶那肮脏的床,呼吸那室内污浊的空气了。白天的健治、夜晚的健治、熏黑了的水壶、从未洗过的床单、鸭形便壶、壁柜里的红色书包,还有谷田部房间里的窥视孔……够了!够了!一阵风吹来,谷田部房间的门“啪嗒”一声关上了。我捂住了耳朵。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令人作呕,一切的一切都在玷污着我。当我稍微清醒过来时,发现自己正猛跺着脚,高声狂叫着:“脏!脏!脏!”突然,我感到左脚心里扎进了什么东西,赶忙停止跺脚,抬起脚来一看,是一个螺旋形的小铁屑扎进了脚心,血涌了出来。但我一点也不感到疼痛,因为我内心的痛楚、内心的滴血早已超越了肉体的痛苦。警车拉响警笛朝这边驶来,在工厂门前戛然止住。楼下传来男人们的怒吼声,谩骂声以及推挤,碰撞声。 “啊啊,健治被抓了,真是活该!”我在楼上朝下张望着,看见满是油污的水泥地,以及悬挂在天花板上粗大的铁链前端的钩子。我打算自己走下楼去,于是伸手抓住楼梯扶手。就在这时,一个年轻警察正飞奔上楼来。我们四目相对,我看见警察的眼里充满了惊讶与怜悯,那个表情我至今难以忘怀。我不知道我当时的面容、身姿是什么模样,只见那个警察呆立不动地望了我一会儿后,才心痛似的低下头跑了上来。这时,我再次感到了屈辱,因为所有人都无一例外地、不负责任地散发他们的同情心,他们会随心所欲地猜想:这孩子遇到了什么遭遇呀!有人会问,孩子懂得那么复杂的感情吗?这种问题是没有意义的。没有人比孩子对屈辱更敏感了,因为孩子在受到屈辱时,不具备排遣的方法。在我被救出来之后,屈辱就长期地伴我左右了,不久竟像皮肤一般覆盖了我的全身。当警察用茶色毛毯包裹住我的身体时,当为了挡住来看热闹的人们好奇的眼光而把警服罩在我的头上时,我都感到了屈辱。警服不仅阻挡了人们好奇的眼光,也让我远离了想看我最后一眼、跟我道别的健治。听说健治在被捕时曾因大叫“我必须跟阿美说再见”,因而遭到了警察的痛殴。我再也没有见过健治,而在这次事件中我感受到的屈辱,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变厚、变硬,最后变成角质层似的,保护着我。大批爱看热闹的人来到K市警察署,而在警察署内发生的一切是如此的纷繁复杂,已远远超出了我记忆的容量。首先,人们让我待在警察署顶楼的一间和式房间里。不知道这个房间是用做来什么的,十分宽敞,神龛上装饰着很像是献给遗体的阴郁的白色菊花。我身裹毛毯坐在里面,一个年轻的女警官陪着我,她的脸因长满粉刺而变得红红的。“已与你爸爸妈妈取得联系了,他们待会儿就会来。听说你父母都高兴得哭了,你能获救真是太好了!”这位讲话直率的女警官拿出橘子水给我喝,我就像是一头饿极了的野兽一样,咕嘟咕嘟地一口气把它喝光了。久违了,橘子水的甘甜与独特的酸味!我不禁流下了眼泪。而这位女警官也陪着我在一旁哭泣。“真是可怜!你真是受罪了呀!”这时,穿着白袍的医生与护士急匆匆地进来了,那位脖子上挂着听诊器的满头白发的老医生站在我面前,从头到脚地打量着我。我的营养状况十分糟糕,体重减轻了十多公斤,并出现了贫血症状,另外,我从四年级开始出现的生理现象也停止了。医生把冰冷的听诊器放在我的胸脯上:“有没有什么地方感觉不舒服?”我摇了摇头。医生看着我的眼睛劝导我:“不用害羞,我是医生嘛。不管讲什么都行,我不会告诉别人的。”我感到医生的话里有一种压力,似乎在劝导我说一些性方面的事。还说“不会告诉别人的”,那是谎言,他一定会跟警察报告的。我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于是低下了头。我在健洽那里遭受到的一切是不会对任何人说的,何况我即便说了也没有人会理解。我是如此的绝望,他们为什么还要强迫我说出来呢?看到我为难的神色,护士与女警官对望了一下。“那,慢慢治疗吧。”“什么意思?”我不由得抬起了头。上了年纪的护士拉过我的手,放在自己的两手间轻轻抚摸着。“你被坏人诱拐了,大家都很担心他对你做了什么不好的事。”“什么是‘什么不好的事’?”大人们咽了口唾液,面面相觑。“比如说,下流的事啦,等等。”女警官终于说了出来。我紧闭双唇,低下了头。医生抚摸着我的头问:“这个肿块是怎么回事呢?”“被打的。”女警官眼睛一亮。“为什么会被打呢?”“我说我想到外面去,就被打了。”女警官的情绪变得很激动,她征得护士同意后说:“无论是谁都想逃跑呀?竟然如此粗暴地对待、殴打一个十岁的女孩子,他真是个卑鄙的家伙。对吧?”那时我不清楚“粗暴”这个词代表什么,心想那就是指暴力吧,于是我没有反驳而点了点头。女警官见我点头,以为我是答应了,便记了下来。其实我头上的肿块是我向谷田部求救时被打的,但没有人知道其中的真相。我暗下决心不告诉任何人关于谷田部的事。医生指着我的衣服要我穿上。“住院几天好好休养休养,多吃饭、多看电视,早点恢复健康就能去上学了。”我的衣服在这一年间从未洗过,有一股令人作呕的气味。为什么在健治那里我竟会毫无察觉呢?一定是我身上也有相同的异味吧。我将毛衣放在鼻子下方用力地嗅着。不知什么时候医生与护士都消失了,只剩下我与女警官。女警官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开口说道:“犯人十分可恨吧?想让他被判死刑吧?”我点点头,女警官的愤怒显而易见。“所以啊,你还是讲讲他对你做了什么吧。如果不愿意说的话,也可以,不过我们还是想听听事情的真相。那样的话,犯人就会被关很长的时间。”我叹了口气,如果说到白天的健治与夜晚的健治的转换,那谷田部偷看的事也不得不说了。我还没有余力去思考健治该判什么样的刑责,当时更加困扰我的,是我不知道如何面对我所受到的屈辱。不一会儿,又来了一位身着深蓝色毛衣的中年妇女,她叫木,是位精神科医生。木看了看我后说,我看起来很疲累,等住进医院后再来,于是就离开了。我松了一口气,心里总是在想:到底什么时候我才能回家呢?拉门“哗”的一声被拉开了,爸爸妈妈与两名便衣警察出现在我的面前,他们泪流满面地扑向我。“景子,太好了!太好了!”母亲抱着我号啕大哭, “我一直都相信你还活着!”这时,母亲似乎闻到了我身上的异味,瞬间露出惊讶的神色。“唉,真是畜生!竟然近在眼前我怎么就不知道嘛,我好后悔呀!怎么就没能早一点救出你呢?我要杀了那家伙!”父亲也在痛哭流涕,他不断地向刑警及女警官致谢。我在母亲怀里侧目望着父亲,心想:爸爸妈妈原来是这样的人吗?母亲像是瘦了一圈,眼睛、面颊的线条变得坚硬,声音也更低沉了。父亲的脸也变得细长,显得寒碜,他抽噎的样子像个小孩。即便如此,父亲也比平常显得更有气势。总之在一年后,我与父母重逢时已有了不协调的感觉。那天黄昏,我在父母的陪同下离开了K市警察署,住进了M市内的医院。健治怎么样了?没有人提及过此事,所以我无从知晓。在医院里诊断结果为:营养不良、贫血、脱水、头部轻微的殴伤以及冻疮,等等。我住进了特殊病房,接受了为期一个月的治疗。体力恢复得很快,但同样快的是,我的每一天变得更无聊了。住院期间红脸蛋的女警官与母亲竞相前来探视我,无微不至地关心我的身体状况及精神状态。另外,在警察署的和式房间里见过的那位名叫木的精神科医生,也像是估量到我的身体已经恢复,开始来医院看我。那时已到年底了。“你好!气色好很多,真不错啊!”我第一次见到木时把她看成是个朴实的中年妇女,但在明亮的病房里,我才发现木只有三十多岁,还未到中年。那天她穿着一件绿底红花毛衣,那种色彩的搭配让我很眼熟。“明天就是圣诞节了。”啊,原来如此!我第一次意识到了在我迄今为止的生命中,有些季节已经失去了。那就是在与健治生活期间,毫无知觉地度过了圣诞节、新年、女儿节。对我而言,与健治在一起的一年是没有任何节日的平淡的一年,有的仅仅是白昼与黑夜的交替以及气温的变化。“这个送给你,祝贺你康复!”木递给我一只毛绒绒的小玩具熊。唉,我是个有着小孩面容的老人了呀!我不是很高兴,但还是道了谢,随手把熊放在旁边的桌子上。木好像并不介意,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离我不近也不远。我心里不是很高兴:她对距离的掌握也太微妙了嘛。我阖上漫画书,摆弄着母亲要我穿的粉红色睡衣袖口。“晚上睡得好吗?”我点点头。她极有耐心地微笑着,等我开口,但我已下定决心什么也不说。木是一个想透过我的语言体察我内心世界的人,但是,只有经历过同样遭遇的人才能治愈我的心。十多分钟过去了,我依旧沉默不语,木站起身来,温和地说:“我下次再来。”木再次出现在病房里时,已是新年。医院餐厅没有年糕,所以我与母亲说好从家里带些年糕来。那天我正迫不及待地等着母亲的到来时,木来了。她给我看了看她大衣肩上残留着的一点点雪,说:“这里真暖和啊!外面下着大雪呢!”“我知道。”我把眼睛转向窗外,却不能保持长时间的注视,久违了的雪景就像获救那天射入眼睛的阳光一样,很快就让我的眼睛疲累了。“来,这个给你。昨天在文具店买的。”一本有小猫图案的日记本,这让我想起了与健治的交换日记,那本日记本我还偷偷地保存着。木是不是知道了日记的事?我有些不安。木的眼中瞬间闪现出好奇,但随即又消失了。我感觉她眼中的光芒是发现了猎物时的光芒。于是从这天起,我对木完全关闭了心灵之窗,只要木一来,我就不说话了。我反而与那位心直口快的女警官更亲近了。她叫泽登加代。泽登从本地的私立大学毕业后,参加了期盼已久的警官录用考试,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泽登骄傲地讲起自己的这段历史。为什么说是期盼已久呢?听说那是因为她父亲、叔叔、哥哥们全是警察。泽登除了脸蛋有点红之外,长得还算眉清目秀,但身材就上不了台面。她身材较为粗短,十分结实,还有一点o型腿,所以她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一只面目端庄的螃蟹。但泽登似乎并不在乎她的身材,我与她混熟之后,她常常在我枕边摆出职业摔跤运动员的姿势给我看,还说要是不当警察的话,就会去当一名女子摔跤运动员。把陪伴我的任务交给泽登,是县警察局采用的苦肉计,他们苦于对这起儿童长期监禁案无从下手。M市的警察对K市的搜查完全是敷衍了事,而K市的警察又摆出一副与我无关的样子。对长期监禁一事,县警察局指责说双方都有责任,于是侦察的指挥权便放到了县警察局。所以他们对我是小心翼翼的,因为他们手上可以说没有一个认真对待该案件、细致地进行搜查、严密地进行调查的人。虽然也有刑警前来询问我,但总有父母在旁边陪伴,我几乎什么也没有说,刑警也就认为我还是个小孩子,所以也没有认真问过我什么问题。唯一问过的是关于阿美的事。“听说景子被健治叫成‘阿美’, 是什么原因呢?如果你知道的话,能否告诉我们?另外,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太田美智子’的人?是小学二年级左右的学生。”我摇了摇头,反而问起健治的情况来。刑警们使了使眼色,说声“景子不用担心”,问话便结束了。我无计可施,便决定从泽登那儿了解一些关于健治的消息。从泽登那儿得来的消息全是些奇怪的事情。例如,警察们并没有发现深深刺痛我心灵的谷田部房间壁柜里的那个孔,谷田部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警察为了从谷田部那里了解情况,出动大批人员到处搜寻他。可是不只是在K市,就连附近的村镇,谷田部也都仿佛是突然蒸发了。而且谷田部这个名字竟是个假名,社长夫妇的工厂因工作条件恶劣,能雇用到的只能是像健治那样小时候就被抛弃的属于社会边缘的人,以及像谷田部那样既不知以前的经历也不知真名实姓的流浪汉。“谷田部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泽登一边啃着苹果,一边考虑如何回答我,苹果是我的级任老师和校长来探望我时送来的。那位女级任老师一边抽泣一边说: “咱们已经是五年一班了,大家会帮助景子学习的。”我想没有人知道,在这一年里我是如何“学习”的。“没有照片,不是很清楚,听说是个微胖的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耳朵听不见,左手小指缺了指尖,所以怀疑他以前曾是黑道上的人。”我开始想道:我要去把谷田部找出来。健洽被逮捕关进了监狱,谷田部长期窥视我取乐,现在他竟抛下我们消失得无踪无影。我不能原谅他!我幼小的心灵燃起了复仇的怒火。“景子为什么想见谷田部呢?”突然被泽登问及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想想,就住在隔壁房间,为什么不来救我呢,我想起来就觉得很过分。”“他耳朵听不见,所以没办法。”泽登是个一根筋到底的不拐弯的人,她从不会考虑“是否还有其他因素”。我却与她相反,我在思考事物的表象时,还会想到“除此以外”的更深层部分。所以,这也是我与她相处甚好的原因Ⅱ巴。一天,泽登带着一副因紧张而僵直的神情来到病房。恰好母亲回家了,我正感到无聊,于是问道: “发生什么事了?”“你会害怕的,木医生说不能告诉你。”“告诉我吧,我不会害怕的。”我满脸认真地说。 “我不会告诉木医生说我问过你。我保证!”我们俩变得日益亲近之后,泽登总是轻而易举地就放弃了她的警察身份。看到护士与我友好地讲话时她也会嫉妒,所以我深信她是唯一真正同情我的人。“景子的这桩案件可成了大案子了,记者全都来了,外面闹成一团。昨天在工厂的后院发现了大量的猫狗尸体,里面还有一具女孩的尸体。”“那,那就是‘太田美智子’吗?”“还不清楚。”泽登谨慎地答道。“健治是怎么说的?”“听说,他招供说那是‘太田美智子’。”“‘太田美智子’。”“看,果然是这样。”“可是,那具女尸是个十八岁左右女孩的。”我惊恐地叫出声来。更奇怪的是,全国没有一个地方报道过有一个叫“太田美智子”的女孩失踪。另外还有一桩不明之事:我塞到门外的信到底是谁拿走了呢?最有可能的人就是谷田部,一度出去又再次返回的谷田部。其次是健治。但是,假如真的是早上去工厂的健治捡到了那封信,他是不会对我保持沉默的,因为那是白天的健治。可是那天早上,他允许我开灯,可见健治发生了某种变化。如果真是那样,健治的确是在帮助我。那就是说除了白天的健治、夜晚的健治之外,还有一个善良的健治,以及一个杀害了“太田美智子”的凶残的健治。“总之,健治的头脑有些不正常,要想查明案件真相还真是棘手呢。”健治的头脑真有问题吗?我对泽登的结论很是怀疑。“你觉得健治真的不正常吗?”“那还用说!竟然诱拐小女孩……”后面的“加以施暴”被泽登咽了下去。那是因为泽登对我的了解越深,就越能察觉到我内心深处的伤痛。“景子,健治有没有对你做过下流的事?”“没有。”我脑海里却闪现出了健治让我脱光衣服,以及我紧闭双眼咬紧牙根的情景。泽登松了口气似的说道:“真幸运啊!以前曾经还有孩子因此而怀孕呢。”“健治很善良,而且一点也不笨,还会写文章呢。”我滔滔不绝地说着,有意隐瞒那段与性有关的事实,我不由自主地讲起夜晚温柔的健治来。“你怎么知道他会写文章呢?”“在新闻报道上面看到过。”“哦?”泽登理了理制服上的皱褶,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接着我们聊起了我出院的事。刚才差一点就暴露了日记的事,现在我松了口气,顺口说道: “我想早点回家。”但这句话是否真心,连我自己都不太清楚,因为我预感到自己与父母之间已产生了不和谐,回家后一定会变得很奇怪的。第二天,木突然来了,没有预约。她手里拿着黑色外套,像以往那样微笑着坐在椅子上。之前她每次来总会带一样小礼物来,但今天是空着手来的。“听说要出院啦,景子,出院之后继续到我的诊所来吧。”“嗯。”我老老实实地回答。不管怎样,我的受害程度还未明了,不管是肉体的还是精神的。唯有这一点是父母、警察、医生都不能插手的领域——只要我不说的话。我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决定对此永远保持沉默。那我们以后就看谁更有耐心了。“有一个名词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叫‘创伤后压力症候群’,通俗地说就是指受到极度打击后,人的心受伤了。假如不彻底进行治疗的话,不管经过多长时间都有可能突然出现症状,很可怕的。我想,景子如果有这样的外伤的话,我们就一起来把它治好,好吗?你一定要相信我。”木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边。“你不愿意讲也没关系,上次给了你一本日记本,试着在上面写点什么。”木转过头来: “不喜欢写吗?”“不是不喜欢……”“景子看过健治写的文章吧?”这时,我像是解开了一个谜:木与泽登是同伙!泽登与我接近而向木提供情报,大人们全都在拼命地想探寻我的秘密,不,是我与健治的秘密。我感觉我处在无助的境地。那境地在我喜欢时可以自由来往,也可以去任何地方,但是没有人能理解我。我第一次感觉到被健治诱拐而获得的体验是孤独,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和谁在一起,都只会让我更孤独。由于发现了尸体,健治又多了一连串的嫌疑:连续诱拐女童、杀人弃尸。这样一来,警察又把我的证词看得很重要了,听说由于我没有说出事件的核心部分,对健治的审讯便是极端的严酷。但是,健治也几乎什么都没有说,说“是阿美自己来我家的”。健治所说的“阿美”是指我呢还是指“太田美智子”?或者是那个十八岁的女孩?一切皆处在混沌之中,于是开始了漫长的审判。我从未出庭过,那是因为泽登与精神科医生木说如果我出庭的话会“精神打击太大”而免掉了。对此,我非常感激她们二人,但是我所相信的人,一个也没有。待我体力恢复正常后,我在父母与泽登的陪同下,终于要回到阔别一年零两个月的家了。护士们异口同声地说“一定很高兴吧”,还对着我微笑。但我却感到害怕,这是为什么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获救后感受到的小小不和谐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变得越来越强烈。与以前相比,我重新返回的这个世界像是已发生了少许的变化。被健治监禁期间,我无数次梦见自己在家里安然无恙地生活着,现在有些情节还能记起,比如自己闲适地躺在起居室的地板上,听到母亲的歌声后便起身到处去寻找,母亲藏在壁柜里,我拉开柜门大声笑着嚷道:找到啦!但是醒来后环视现实的世界:狭窄肮脏的房间;身旁躺着的陌生男子,他打着呼噜正熟睡着;透过黯淡的光线能依稀看见壁柜里放着的红色的书包。我每次醒来都会异常地沮丧,心想:希望这个现实是一场噩梦。那时我会闭上眼睛,努力让自己再次进入梦中。在梦中我要是快乐的话,那我情愿整天在梦的世界里游荡。监禁期间我逐渐变得嗜睡,大概是想逃避现实吧。但是大人们为我的平安归来而欢欣鼓舞,他们能为我提供与诱拐前完全相同的世界;他们张开双臂迎接我:来吧,这里有安全和平的世界!其实,我对眼前这个世界的变化深感不安,变得怯懦,但谁也没有察觉到这一点。我在医院里能平静地住上一阵子,完全是因为那里没有榻榻米,没有拉门,更没有糊着黑纸的窗户、钉有数层胶合板的又旧又脏的门,除了医生我也不必见到别的男人。但是我家有榻榻米,有拉门,也有壁柜;我的书包是红色的;父亲与健治一样是个男人;另外,你只要走到社区的通道上便能见到无数的男人……任何让我想起健治房间、想起健治这个人的东西,都会让我产生恐惧。一月中旬的一个晴朗的午后,我出院了。我们避开媒体,悄悄地从医院的后门离开。在院长、医生、护士、警察署署长等人的目送下,我坐上了前来接我的汽车。那是一辆车身宽大的黑色计程车。父亲喜滋滋地说,这是他们公司社长专门找来的。北风呼啸,插在车头的公司旗帜像是要被撕裂似的飘舞着。“景子,感觉如何?”母亲拉着我的手问道。虽然母亲每天都来病房探视我,但久别后重逢那天察觉的陌生感并未消失。母亲比起以前来有了一些变化,但我却看不出来她什么地方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一度憔悴的母亲的面颊渐渐丰腴起来,也能像以前那样时常放声大笑了,母亲像是已恢复到了以前的那个母亲,但是,我始终觉得她看我的眼神里透出一种冷淡,像是在看一个不相干的外人。父亲也变回了以前那样:平凡且总是挂念周围。但在提到健治时总是口口声声不离“那个变态狂”,语调里充满了狂乱。现在,我得出的结论是:并非父母发生了变化,而是经历过监禁生活的我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反而是父母面对前后判若两人的女儿感到困惑,不知该如何与我相处。或许父母在我不在的期间也发生了变化吧,但关键是,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变化。“景子,在想什么呢?”见我没有回答刚才的问题,母亲又小心翼翼地重新问了一个问题:“社长也来医院啦?”“没有来。”父亲苦笑着小声地回答,为的是不让公司的司机听见。 “社长在东京,可是听到景子获救的消息后十分高兴,特地发电报祝贺,还送来贺礼,又安排了车,我真的很感激。工厂里大伙儿都很高兴,三呼万岁呢。”父亲的声音低沉,很粗重。我想起了健治自动刮胡刀小小的响声来。我沉默不语,父亲似乎为自己欢快的样子感到难为情,马上就闭了嘴。母亲在一旁看在眼里,像在转换气氛似的说着与护士相同的话:“可以回家了,一定很高兴吧!”“嗯,很高兴。”我鹦鹉学舌似的回答着。这时父亲爽朗地说道:“还特地为你布置了一间卧室。”“咦,怎么回事?”我惊讶地反问道,前面我曾写到我家是二房一厅结构的房子,怎么能够专门为我准备一间卧室呢?母亲用她那湿润的手握住我干燥的手指。“钢琴卖了,所以房间也就大了一些。”“为什么卖了呢?那可是妈妈最珍爱的东西呀。”母亲抬高了嗓门说:“没关系,从你失踪那天起我就不再教钢琴了。再说,今后我要好好珍爱你,我要守着你,所以不需要钢琴了。我们本来想也许你再也不能回来了,但是你还活着,还平安地回到了家,我还能企求什么?自己的喜好也就变得不重要了。你平安回家,妈妈好高兴啊!真的好高兴啊!前几天听说发现了女孩子的尸体,我心里就只有一个想法,你能平安回来真是太幸运了。以前我不信神什么的,但现在我觉得就是有神的保佑,于是我每天早上都祈祷,表示感谢。”母亲激动地哭了起来,父亲也用双手擦着眼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