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辽太郎-项羽与刘邦-4

“就是说，不是马上就会被杀死嘛！”　　“马上被杀死的，就是眼前的我。”　　刘邦吐出这句话之后，宛如受到刺激一般，浑身颤抖起来。　　在这种场合，他这个人从不虚张声势，暂时闭上眼睛，任凭自己全身抖个不停。　　人们都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望着浑身发抖的刘邦。没过一会儿，刘邦又从旁边一个人手里夺过杯子，放到嘴上就喝，他的整个身体里，就像有个肉皮冻之类的东西在里面颤动着，杯子里的酒就那样静静地灌了进去。　　酒将他身体里那种好似肉皮冻的东西一点一点地溶化掉。停了一下，刘邦说：“我可是要从这地方逃走了。”　　他的表情十分平静。　　逢到这种场合，不论陈胜吴广也好，还是别的什么人也好，凡是居住在中国这片大地上的人，一般都会讲出几句可以铭刻在他人脑海里的豪言壮语，但刘邦却没有那个本事，只简简单单地说了这么几个字。　　在场的人都吃了一惊。　　“亭长大人若是自己逃走了，我等可如何是好呢？”　　“随便去哪儿都行。如果有人想跟着我，跟我也可以。”　　一伙人心里都明白了，原来亭长是想当流寇去呀！在当时，逃跑就意味着自动去当流寇，只能走这一条路，再没有别的生路。　　“能有几个人跟我来呢？”　　刘邦心里在盘算着，实际上主动报名的只有区区十几个人。总之，从这一刻起，虽然还不能说刘邦就已经是秦帝国的反叛分子，但至少已成了亡命之徒。只有发起暴动并成功地建立起一个新的国家，刘邦才能有出头之日，否则，命运为他安排的就只有永远逃亡这一条路了。　　刘邦起身离开喝酒的这个地方，在旷野中迈开双腿。　　他晃晃悠悠地往前走去，醉意开始猛烈地涌上头来。他的十几个新手下扛着粮食，背着大小锅灶，紧跟在刘邦身后。　　“大人要去哪儿？”　　不知是谁紧追着问了一句，可惜刘邦也不晓得。　　“就那边。”　　他用手指了一下，仅说出这三字，好像身不由己地朝手指的方向一步步向前挪动。只要认准那个方向，就能远离官道。离官道愈远，被追捕的危险就愈小。　　“不管那么多了。总之，脸上就是要装成认准目标的样子往前走。”　　刘邦尽管醉得不轻，唯独在这件事上还在不断地提醒自己。如果露出走投无路的样子，手下那些人就会感到心虚，马上就会一哄而散的。　　“我必须有一帮小兄弟。”　　刘邦心里很清楚，倘若手下人全部一哄而散，自己这种人是没办法活下去的。　　众人走了一天一夜，第二天白天睡觉，晚上继续赶路。　　随着脚下路的延伸，地势越来越低，沼泽也多了起来。由于排水不畅，已不见耕地，因而也没有人家。沼泽与沼泽之间的路都是泥泞的，连靴子都能陷进去。到了晚上，在月光照耀下，脚底下看得很清楚。刘邦只一心走着，边走边取出酒葫芦喝上一口。否则，漂泊在这种漫无目的的时空中，刘邦早就承受不住了。　　头上戴冠乃是士的象征，戴冠的士是不从事体力劳动的，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因此，刘邦从不走在前头探查路况，而是挑一名夜里视力好的人在前面带路。刘邦则与几个人一起跟在后头。道路很窄，很危险，稍不留神就会滑进两边的泥沼里。　　走在前边的人很快慌慌张张地跑了回来，报告说不能再往前走了。问缘故，说是从沼泽里爬上来一条大蛇，正一动不动地横躺在小路上。听到这句话，刘邦的豪气乘着酒劲立时就充满了全身。我是壮士！壮士就是要勇往直前，决不退缩！大声吼着，刘邦继续前进。　　果然不假，一条灰白色的大蛇横在眼前，宛如一根碗口粗细的圆木倒在小路上。　　“就是这家伙呀！”------------《项羽与刘邦》 举　兵(7)------------　　刘邦挥剑用尽平生之力朝大蛇的身子猛击过去，以近乎疯狂之势又砍又击，终于将蛇身断成两截。刘邦的酒劲还没有过去，仿佛忘记了自己是在走路，又往前走了几里，终于酒劲大发，一头栽在路边沉睡过去。　　正因为如此，后头的事，刘邦就不知道了。　　据说，当走在最后的人来到被砍断的大蛇跟前时，发现一位老婆婆正独自蹲在地上放声大哭。　　以下的内容才真够吓人的，不过一般都认为那是专门编出来为在民间流传用的，而编造者不是萧何，就是萧何跟前的人。　　据说，当问到老婆婆为什么哭时，老婆婆说，我儿子被杀了。走在最后的人又问，为什么老婆婆的儿子会给人杀死呢？老婆婆说，因为自己的儿子是白帝之子，变成蛇横卧在这条小路上，谁知刚好有赤帝之子从这里经过，便给一剑斩死了。如果是这样，刘邦就成了赤帝之子。　　这个故事如果真的是编造出来的，编造者肯定是一位学识颇为渊博之人。因为这是有事实依据的，秦王室从诸侯王国时起就祭祀白帝。斩掉白帝之子，就等于说刘邦要推翻秦王朝。　　刘邦跟他手下那批人都躲进了沛当地的沼泽里，但这次没有再干盗贼的勾当，再干，当地百姓就会众叛亲离。虽然不去偷就填不饱肚子，他还是渡过了没有食物的难关。这都是靠了萧何的智慧。　　萧何得知刘邦逃回来躲进沼泽，立即着手把沛当地同情刘邦的里或户一步一步地秘密组织起来。　　也可以说，一个秘密的刘邦党被组织起来，让那些加入进来的农户暗中把租税送过来，就像后来所有非官方军队都采取的办法。作为每个农户来说，被征收双重租税是很难承受的，然而做秘密串连工作的人自有劝说的办法。他们讲的意思大致是：　　你们不是盼着秦王朝垮台吗？那就必须让它尽快垮掉。现在你们不得不另外出一份粮食，虽说十分艰难，但这样才能保证将来过上好日子。　　经过说服，愿意的人逐渐多了起来。自此以后，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凡是起来革命的人都采用了这一传统做法，而这种做法的开先河者就是刘邦。　　当然，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萧何才是首创者。　　假如没有萧何，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刘邦之流只能成为出没于沛沼泽地里的一群无名草寇，最后落得个陈尸荒郊的下场。　　尽管如此，萧何表面上还仍旧是泗水郡的一名以能干而出名的官吏。只是在刚得知刘邦逃进沼泽地时，萧何确实大伤脑筋。他的反应是：　　“这下子麻烦可大了！”　　秦的始皇帝过不了多久就会死去，但萧何本事再大，也不可能预见到这一点，目前还不得不承认秦王朝是坚不可摧的，对于提前变成草寇的刘邦及其一伙追随者，萧何不可能公开将其作为民军去加以培植。他毋庸置疑地仍是郡府掌管刑狱事务的卒史，必须把他们当成逃犯及草寇来加以处置，但值得庆幸的是，刘邦逃亡一案，除刘邦自己送来消息之外，再没有一项官府正式公文送达，因此，御史与郡府官吏们全都毫不知情。　　他决定将这件事严加保密。　　他又匆匆忙忙向上司呈状请假，上面写道：“欲请赐洗沐之休假。”　　然后便立即返回沛城。　　沛城人全都认识萧何。　　因此，他等到入夜才进城，躲进自家后院，马上从县衙悄悄叫来曹参和夏侯婴。曹参本是萧何在沛任主吏时的心腹部属，其后也一直在沛任狱吏。夏侯婴则职务略有变动，当上了县令的御者。　　“出什么大事了吗？”曹参问了一句。　　“刘邦已经不能再露面了。”　　萧何以几乎听不到的声音悄悄说道，然后将刘邦这件事细说了一遍。　　“可不准泄露啊！”　　萧何叮咛了一句。按照秦的法律，刘邦该判极刑，应被列为全郡县追捕的要犯。　　“总之，首先要把他稳稳当当地封闭在沼泽地里，不能让他们再去偷摸。否则的话，我们再怎么想保护他，从职责上讲也是保不住的。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给他搞到口粮。而要搞到口粮，就要到沛县每个角落替他发展出自己的人。”　　后来，在形势大变之后，萧何也仍然为刘邦独自苦撑粮草补给的工作，可以说，他做这份差事，在刘邦此次逃亡事件中就已经开始了。　　“要让刘大哥潜伏到什么时候？”夏侯婴问道。　　“到秦王朝垮台之时。”萧何说。这句话也可以看成是他要起来造反的宣言。　　“要造反吗？”曹参问。　　“要造反。”萧何平静如水地说道。　　此时，可以说他们已结成了刘邦党这一帮派（秘密团体）。在当前最困难的时期，仅次于萧何、担负重要使命的第二位的就是曹参。他一边拖延县里为追捕刘邦而交办的刑事搜查工作，一边在背地里组织那些可能知道这一秘密的乡亲。　　夏侯婴的任务也不轻松。　　刘邦在沛城等地还有一批很有本事的小兄弟，其中包括专为人办理丧事的周勃和靠屠狗为生的樊哙等人。夏侯婴必须暗中将他们串联起来，拧成一股绳，让他们充分理解萧何曹参的意图，以刘邦党干将的身份潜入到县下面的里去，说服农民帮助刘邦，还要让他们将粮草秘密地运到刘邦的潜伏地点去。　　“而且，只靠过去那个刘邦，必将一事无成。”萧何说。　　“要尊重他。”　　“我一直就很尊重他。”夏侯婴说。　　“对，你是一直就很尊重。然而我在这点上却很淡薄。今后要将他当成盟主来尊重。而且，必须改个称呼。”　　萧何稍微考虑了一会儿，然后说：　　“就称刘公吧！”　　萧何建议用这个称呼，意思要将他当成尊贵之人来加以尊重。在向农民们传达有关刘邦的消息时，要像对待王一样毕恭毕敬地用这个称呼。不然的话，又有谁会冒着生命危险为从前那个地痞无赖的刘邦提供粮食呢？　　“刘邦脱胎换骨了。”　　萧何说。仿佛在郑重地发表宣言。　　中阳里的二十五户全都成了刘邦党，因为那里既是刘邦的故乡，又有同一个里出身的卢绾走遍家家户户拼命劝说。然而最重要的原因是，对里人来讲，他们改变了对刘邦的看法，感到放心。在长兄刘伯家下地干活的吕氏当然早就知道了刘邦的情况，因为有周勃等负责后勤供应的一干人多次偷偷前来联系过，详细地介绍了有关情况。尽管刘邦不断改变藏身之地，每次变动的情况，吕氏也都从周勃等人那里知道得一清二楚。　　每个里都有叫父老的人。　　一般情况下，五十岁以上、德高望重的人都会保护里的安宁，成为类似于维护风俗与教化的师表。每个村落都要选出一位或几位父老，接受其人格方面的教化，这似乎是自古承袭下来的传统，已成为中国古代原住民社会一种极符合自然法则的客观现象。　　人类社会早在村落出现之前就已存在。王朝则是蹑手蹑脚，或者说是借助刀光剑影随后赶来，凌驾于人类社会之上。　　虽说凌驾其上，但历代王朝对这一符合自然法则的村落秩序，却都基本上采取了尊重的态度。王权决不会越过村落的藩篱，介入其内部的父老政治。　　唯有秦的体制是个例外。把全国百姓以个人为单位而不是以里为单位，直接与国家和法联结起来，这正是法家的基本思想之一。在这一点上，与近代国家颇为相似。因此，国家便强有力地介入了里的围墙内部。虽说秦采用了这些做法，但仍在某种程度上重视自古就存在的村落自治制度，又出于严格控制的目的，将原来很难判明的父老身份加以改造，采用正式任命制，这与古代大异其趣。但在内涵方面却只是略有不同，并没有改变父老的本质和现实状况。　　在刘邦的故乡中阳里，自然也有一位老者被大家尊奉为“父老”。　　有一天，中阳里的父老来到刘邦躲藏的地方。　　带路人是妻子吕氏，再无别人同行。　　“你怎么会知道这个地方？”------------《项羽与刘邦》 举　兵(8)------------　　刘邦吃惊地朝吕氏问道。因为这是吕氏第一次到沼泽地里来看望他，刘邦不能不感到吃惊。　　“怎么知道的？”刘邦问了一遍。　　“夫君所在的地方，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吕氏笑了，说是刘邦上面常有云气。吕氏说，刘邦换地方，那团云气也跟着换地方，以它为目标就能找到。　　“云气？”　　刘邦也是第一次才听说。　　“我头顶上有那种东西吗？”　　他头顶上当然不会有什么云气之类的东西，倒很可能是萧何通过他人之口，将刘邦藏身之处告诉了吕氏，顺便也把云气这件事讲了进去。　　“您老也能看得到吗？”　　刘邦换成另一副态度向父老问道。连刘邦这号妄自尊大不懂礼仪的人，对自己所在里的父老也是必恭必敬的，奉若生父一般。　　“我看不到。”　　父老沉稳地微微一笑，说：只是半路上迷了路，吕氏站到高处寻找唯有她才能看得到的云气，然后再选一条路往前走。尽管我的眼睛看不到，但那的确是真有其事。不过本人是看不到自己头顶上的云气的，你也未免太天真啦！说完，老人又笑了起来。　　关于云气的这段故事，转眼之间就传遍了整座沛城，坚决追随刘公的年轻人一下子增加了许多。萧何的筹措真可谓既精密又周到。　　始皇帝驾崩了。　　翌年七月，阴雨连绵。沼泽地里本来就笼罩着阴云惨雾，潮湿难耐。躲在水边仅有的一小片竹林里打发日子的刘邦，实在是每时每刻都在忍受着煎熬。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有一天，从沛的后方密探那里送来了一份报告，说是在差不多同为沼泽地带的宿县，一个叫大泽乡的地方爆发了叛乱。　　天天有探报送来，天天都是语焉不详。　　其实就是陈胜吴广起义。　　这两个人夹杂在发配充军的九百名壮丁里，都是出头露面的人物，当此二人经过商量决心造反时，从当时的具体情况来讲，是不可能像萧何对刘邦那样煞费苦心的。　　在最为关键的内部工作方面，他们则采取了与萧何类似的策略，比如在一块帛上用朱笔写上“陈胜王”三个字，偷偷地放进渔夫捕上来的鱼肚子里，仔细地加以伪装，让买到那条鱼的壮丁看到后大吃一惊。那人也确实吃了一惊，认为此乃神仙在授意。当然他们还做了一些其他方面的奇妙设计，比如让当弟弟的吴广溜进小树林里的祠堂，在夜里偷着学狐狸的叫声。在当时，每个里中心的那座祠堂都称之为社，里人一般还没有去清理打扫的习惯，那里就成了老鼠和狐狸的老窝，发出狐狸的叫声不足为奇。吴广在学狐狸叫的间隙，还用又尖又亮的嗓门反复加进去一句话：　　大楚兴，　　陈胜王。　　意思就是，大楚（壮丁们都是亡楚出身）即将出现，陈胜就要成为王啦！　　无论是谁，都会对这种神秘异常的现象感到吃惊的。　　顺便说一句，陈胜吴广当初举兵时，手下只有在我们现在所说的大泽乡走投无路的九百名壮丁，但很快就在一个月之内发展成一支拥有六七百辆战车、数万名士卒、千骑骑兵的庞大队伍。可惜后来起义失败，二人丢掉了性命，此次举兵造反的事实便被当成他们自己编造的神话，大张旗鼓地传播开来。而刘邦最终当上了汉帝国的开国皇帝，所以无论是赤帝之子的传闻，还是有关云气的故事，以及其他所有稀奇古怪的东西，统统认为不是编造的，当成了天意或因天意而生的祥瑞之兆。　　总而言之，天下开始大乱了。　　再没有比秦帝国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朝代了。　　秦明明采用了彻底的法家思想，官吏和百姓都不再是自然存在的个体，人只不过是法律意义上的一种称谓而已，明明如此彻底地将地面上所有的人都纳入了法的范畴，却唯有始皇帝本人成了例外，成为超越法的存在。只有他不受法的约束，只有他是大地上唯一活生生的自然人，同时又是法的唯一制定者。正因为如此，作为唯一自然人的他一死，所有的法也就跟着化为泡影了。　　在这种状况下，秦的法就好似一张大蜘蛛网，始皇帝就是一只巨大的蜘蛛，蜘蛛一死，这张网就失去了支撑力，以往靠这张网才获得权力的官僚们也就变成一个个普通的人，而普天之下的老百姓，则又从主观意识上重新找回了按自然法则而群居的那种感觉。　　沛城也不例外。以往具有超过王的强权的县令，如今已日甚一日地失去权威，自古以来就存在的父老开始活跃起来。　　不用说，沛就是指城郭里面的城市街区。城里也划分成若干个里（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街道办事处）。不同的里都像围棋棋盘上的方格一样被彼此隔开，每个里都有好几名父老。从这些里的父老里再推选出特别德高望重的人，作为沛整座城的父老。这些人就相当于日本历史上江户时期，江户和大阪等城市里在市政方面的市民代表，江户的叫“町年寄”，大阪的叫“总町年寄”，都是主管市内公共事务的官吏。　　就有关本城的自卫问题，人们开始围着这些父老商量起来。　　当务之急是必须组织起来进行自卫。秦的法制是无法帮助城里人保卫县城的。这件事十万火急。陈胜吴广军说不定就会前来攻城，即使他们不来，其他的县都会成立流民军，这些流民军也可能打上门来。也就是说，其他县也有可能前来攻打。尽管消息还不十分准确，但已经有传闻说，在几个郡衙和县衙所在地，城里人已经动手杀死了郡守和县令。　　萧何已经从泗水郡衙逃了出来，重新回到沛城。　　形势吃紧后，县令曾叫来萧何进行商量。　　“究竟该如何是好呢？”县令问道。　　“索性我也反叛秦，我想率领县军投奔大楚将军（陈胜）的麾下。此外再无良策。由你顺便把士兵集合起来如何？”县令提出了请求。　　萧何做出很过意不去的样子，说：“大人乃是由秦朝廷派下来的官吏。”　　这句话是不得不说给对方听的。　　曹参当时也在场，连忙插了一句：“如果大人发布命令，恐怕沛县的一个小孩子都不会采取行动的。”　　接着，他又以颇符合曹参身份的稳重语调说道：“干脆，把沛本县出身、逃到无人沼泽地里去的那些人都招呼回来，让他们来守城为好。”　　县令听到这些话，露出惊恐之色，为慎重起见，又回头望着萧何征求意见。　　“我也跟曹参意见一致。”　　萧何的语调十分平静，县令愈发紧张，只得听从他二人的建议。沛城的父老们绝大多数都支持萧何，县令对此也有所察觉。如果不按萧何的意见行事，在沛的土地上将一刻也待不下去，是惊恐而不是理智让他深明这一点。　　“那好，就这么办。”------------《项羽与刘邦》 举　兵(9)------------　　县令点了点头。萧何把屠狗店的樊哙叫到县衙，派他即刻动身到刘邦那里去，并让樊哙捎口信说：是想让刘邦带领军队进入沛城，我们将打开沛的城门等候贵军。　　樊哙生性憨厚质朴，浮躁奢华几乎从不与他沾身。唯独此刻，他也许是太兴奋了，竟一下子跳了起来。他正准备飞奔而去的时候，却被萧何给叫住了，说：“有件事忘了。以上口信传达给刘将军时，就说是县令大人提出的要求。”　　不说是县令的命令，而是要求，这是萧何随意加上的解释。从法律意义上讲，县令在说出“自己也要叛秦”的那一刻起，就已经不再是县令，现在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这样一来就失去了对刘邦下达命令的权力，只能是提出要求。县令对刘邦所能作出的约定，就唯有“提前打开城门”这一项了。　　“萧何，还是该说成命令吧？”县令又正言厉色地说道。　　“还是讲大人要求更为妥当。”　　“为何？”　　“县令已经表示要对秦谋反，仅此已经背叛了秦法。现在大人已只剩下个人身份了。”萧何仿佛开导般地说道。　　县令看到萧何这般的态度，心里真不是滋味。　　“这家伙大概是刘邦一伙的吧？”　　随着时间的推移，县令的疑虑愈来愈重，于是改变了主意，叫来其他属僚命道：“关上城门！任何人都不准进来！”　　人们赶紧朝四面城门跑去。　　最早得知这项命令变更的，正是县令的驭者夏侯婴。他立即紧急通知萧何、曹参等县衙里的刘邦同党，让大家一起乘上县令的马车。继续留在县城里，大家肯定会被县令下令处死。夏侯婴挥鞭纵马，一溜烟穿城而过，经西城门朝城外飞驰而去。　　县令立即发现萧何已经逃掉，狼狈之余，他连鞋子都忘记穿上，急忙跑到县衙前院，吼着嗓子惊叫驭者。　　“夏侯婴到哪儿去了？”　　还好，厅堂里还剩下一名小吏，只见他有气无力地摇摇头，说：　　“大人的驭者也是刘邦的党羽。”　　接下来，县令所能做的就只有关闭城门，继续龟缩在城里。　　萧何等人出城不久，就碰上了刘邦的军队。　　刘邦依旧戴着竹皮高冠，还骑着一匹不知从哪里弄来的马。　　“啊，是萧何吗？辛苦了。”刘邦高声说道。　　随从者中多数都认识萧何，所有人都是一副叫花子模样。　　萧何仰起脸，向骑在马上的刘邦报告了几件事情，刘邦只面带微笑点点头，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说。对萧何而言，这样就足够了。令萧何十分满意的是，刘邦已极其自然地具有了大将风度。　　当这支队伍抵达沛城城墙下时，发现城门已经紧锁。　　“还是让那些父老把城门打开吧！”　　萧何向刘邦建言，写一封帛书用箭射到城里面去。　　刘邦在一小块帛上用当地大白话给父老写了一封信。本来，萧何若同时署上名字，会使父老们更加信任，但萧何已经成了刘邦的属下，因而回避了这一做法。同时署上自己的名字，有可能损害刘邦的威望和人格，更何况既已成为属下，就得避免引起刘邦的嫉妒。作为萧何来讲，从今以后，只能以新的面目和周到的服务来面对刘邦，但对早已习惯为他人做嫁衣裳的这位老兄来说，这样做根本感觉不到什么痛苦。　　射到城里的帛书已被人送到父老那里。父老们早已集合年轻人组成了自卫的队伍。他们在靠近自卫队伍的地方商议一番，很快作出欢迎刘邦的决定。自然地，一山容不得二虎，既已决定欢迎刘邦，就必须先把县令除掉。　　“赠县令一死。”　　父老们向年轻人下达了命令。那些年轻人手持棍棒飞跑着穿过城区，直闯县衙逮住县令，按父老的话将其处死。　　刘邦等一干人马开进城里。　　父老们到城门口迎接，将他们引入县衙大堂。在这里，父老们恳请刘邦出任沛公（沛县主政者）。这种做法乃是该社会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尽管彼此早已心知肚明，却还要采取恳求刘邦拥戴其本人的方式。但刘邦毕竟是刘邦，一口便回绝了。　　“我没有那份德。”　　父老们又进一步恳求，但又遭到刘邦再次谢绝。　　第三次，刘邦才终于答应下来。可以说，这一切也统统是在走形式。　　刘邦的队伍整齐地列队在县大堂前的院子里。　　担任相当于现代参谋长职务的，是萧何及曹参。　　担任相当于现代副官职务的，是其幼时的朋友卢绾。　　相当于队长职务的，则分别由驭者出身的夏侯婴以及下级小吏任敖、专办丧事的周勃和绢帛商灌婴等人担任，连人们眼中本事最大的樊哙也只能当上一名队长，率队乖乖地站在那里，他们都很安于其职。映着沛上方一片晴朗的天空，地面上旌旗翻滚迎风飘扬，这些长短不一、大小不等的旗帜一律呈红色，以象征刘邦乃赤帝之子，由此成为刘邦军的专用颜色。　　大院里摆放好祭坛，上面供有祭祀用的活猪活羊等牲畜。　　首先拜祭开天辟地以来传说中最古老的皇帝，即黄帝，接着祭拜象征战事大吉的军神蚩尤，最后将祭品活猪活羊等宰掉，用它们的鲜血把战鼓皮染得通红。　　------------《项羽与刘邦》 后　记(1)------------　　后记　　司马辽太郎　　人们为生存而普遍建立起来的一般体系和技术群体叫做文明，在整个世界辽阔的土地上，似乎早就有了这种文明集中兴起的地方。　　古代中国就是这些地方中的一个，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个。　　其中有一点恐怕是必须承认的，那就是从中国的情况来看，生活方式各异的民族曾不间断地从四面八方进入过中原地区。其具体表现就是，在与以畜牧业为主的民族接触过程中，只懂农业的民族学会了穿长筒靴，弄干动物的筋腱制成弦，以及制作肉干、食用乳制品等。但他们（以农业文化的观点称之为蛮族）不是以教师的身份成群结队地到来的，而是以战争的方式出现的。　　另外一个具体表现则是，擅长冶炼技术的民族曾经涌入。由于他们的涌入，使得金属制镞（箭头）技术传入中原地区，仅这一点就大大提高了中原狩猎的收获量。他们还在以往木制的犁和锄镐上镶上金属片，使农业生产有了飞跃发展，并由此扩大了统治领域，也就是说，产生了大面积的国家。为统治大片领土而产生了文字，并出现了使用这种文字的官员，文字很快就成为统治的工具。另一方面，文字作为表达思想和其他用途的工具，其使用范围不断扩大。所谓擅长冶炼技术的民族，或许指的就是殷朝人。从出土的青铜文物来看，人们有充足的理由这样想象。　　取代殷而兴起的周，原本在西部的草原地带。他们是与主宰当地草原的游牧民族——羌混住在一起的民族，冶金技术虽没有殷那么高明，却谙熟骑马民族的特长——战争。而且，他们有管理大批战士和农民的能力，可以想见，在把这些战士和农民巧妙地组织起来以达到某种目的的方面，周人的能力也高人一筹。在古代，民族都是按生活方式自然形成的，跟二十世纪的民族概念可能有很大的不同。　　正如上面谈到的那样，这里所说的文明，似乎可理解为是在具有一定条件的地域内产生的，这种条件就是：谋生手段各不相同的众多民族把形态各异的文化带到一起，并把这些文化放到同一个熔炉里，使之融合为一个整体。至少，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当然，这个巨大的熔炉势必要以农业为基础。　　只是有一点需要说明，笔者所属的社会，一直处于中国文明的外围地带。　　在古代，这些草木繁生的岛屿还是一望无际的荒野，只有极少数人住在上面。这些人都很纯朴，以采集为生，说话时拖着长长的母音。　　就在这时，传入了一种水田式的种稻技术，这种技术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尽管还是非金属制品，但犁镐等工具类的东西也整套整套地传了进来，还传入了绳子、席子和草鞋之类的稻秆制品，估计水稻耕作方法也随之传了进来。这就等于说，无论是谁，只要老老实实地按照这套办法来行事，都可以过上以种稻为生的日子，这一切就是当时那种条件下具有普遍性的文明。不过，当时并不像中国那样，这里缺乏具有多种生活方式的不同民族混合进来的条件，因而产生的是一个文化色彩极为单一的——也即是很单纯的——古代社会。　　大概是在水稻种植传入日本之后没过多久，或是稍早一点，正是刘邦和项羽争夺天下的时代。经过农业生产力大大发展的春秋战国时期，包括形而上的各种思想流派在内，中国古代文明可说已经发展到完全成熟的地步。　　假如原封不动地使用“文明成熟”这个意义含混的词汇，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古代文明里甚至已经有了许多世界近代史才有的因素。似乎还可以看到这样一种迹象，即从上一个时代继承下来的各种形而上的思想流派已经在社会上扎根，每个流派都创立了培养人才的教育团体。　　一种叫做士的个性群体也自成一体地出现了。日本所说的士，是指封建诸侯大名的家臣，而中国这个时候的士则是指具有某种思想和志向、自己决定命运的单个的人。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讲，那种如同青鱼子（卵）一般以均等性和无个性的方式，隶属于部族或家族的生存模式，仍然遍及社会各个角落。所谓士，似乎讲的就是既与这种形态相关，又与这种社会现实保持一丝距离的个性群体。　　中国历史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地方。后世的文化统一性高，但好奇心求知心却减弱了。后汉末期开始，所谓亚洲型文化开始停滞。令人惊叹的是，这种停滞，竟一直持续到近代。可是先秦时代到汉代，中国社会生机勃勃，这个时期的人跟其他朝代的人简直不像是同一个祖先的后代。　　从思想方面来说，秦朝是个进行法家思想实验的朝代，关于该朝代的建立，人们甚至有过怀疑，认为在其背后有法家的秘密团体介入宫廷，为国家提供理论根据，促使其设立一整套机构，甚至连从中央到地方的每一级官僚机制都设计好了。　　使秦朝垮台的力量，不管怎么说还是来自流民。　　当时有很多人利用和操纵这股力量，并使之保持回旋的余地。这些人身边有老庄信徒、兵家、儒家信徒，以及被那些称为纵横家的专门玩弄外交权术的人。至少在表面上没有法家，这不禁使人在心里产生一个疑问，当时各学派信徒是不是明显存在，或暗地里存在着要首先打倒法家主义的意识呢？　　笔者1975年5月中旬曾经去过洛阳。当时，这座城市自唐朝以来就以甲天下著称的牡丹花已经凋谢了。　　洛阳旧市区的民房全是用青灰色的砖瓦建成的，站在十字路口，难免会产生一种芥川龙之介笔下的杜子春似乎就要现身的感觉。铁路线一侧有一幢大屋顶的近似体育馆的建筑物，走进去一看才知道，里面保存着一处贮存粮食的巨大粮仓。1969年，因为准备在这里建工厂，事前钻孔了解地下土质状况时，从地底下发现了一块刻铭砖。砖上刻着三个字：“含嘉仓”。　　据说当时赶紧动手发掘，粮仓才得以完好地保存下来。　　仓穴的直径十一米，深七米，大得好像站在边上都要被吸下去似的。说是仓，其实并不是建筑物，而是沿黄土层深挖下去（黄土层不渗水），把深坑四周稍稍加固，放入吸湿材料和其他一些东西，从上面把粮食倒进去。粮食大多是从长江附近各地征收来的贡米，全部是用船只运来的。粮食经过运河进入黄河，再从黄河逆流而上，经陆路运到这座洛阳城，储存到这类仓穴里。据说大米能保存五年，小米九年。　　当然，这样的穴并不止一个。含嘉仓被发现之后，包括这座仓穴在内，仅洛阳一地，同类的穴就发现了二百六十一个。　　站在仓穴的边上，对中国式的从实际出发思考问题的方式不禁感慨良深。　　唐玄宗时，地处关中高原的长安闹饥荒，皇帝曾率领皇亲国戚和文武百官来到洛阳。与其命人运送谷物，还不如皇帝带头到有仓穴的地方去享用。这情景真可以说是历历在目，甚至令人想到，他们是不是就在仓穴边上忙不迭地吃进肚子里去。------------《项羽与刘邦》 后　记(2)------------　　玄宗时，安禄山掀起叛乱。曾有一个时期，安禄山攻陷洛阳后一直死赖着不走，形势恶化的时候也像粘住似的不肯离开这里，就是要让他的十几万士卒吃上粮食。　　我目不转睛地俯视着犹如埋了一个大捣米缸的含嘉仓，觉得仿佛对历史上的一个场景有了真正的理解。在与项羽进行决战的后期，刘邦始终牢牢地抓住黄河岸边的成皋、荥阳两城，至死也不肯挪动一步。特别是荥阳西北有一座敖山，秦帝国当初曾在这座山上像蜂窝似的挖了许多洞穴，里面都储藏着粮食。据说敖仓就是敖山粮仓的简称，刘邦面对项羽急如星火般的猛烈进攻也不肯离开这里。假使把刘邦获胜的原因用漫画的手法归结为一点，恐怕就只能说是在于固守这座敖仓吧！　　眼里盯着含嘉仓，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流民的场景。　　中国每隔几百年就要碰上一次极为严重的灾荒。倘若说到绿色的东西，连一根杂草都见不到，这种情况下，整个村庄的人都会成为流民，靠袭击别的村庄来吃到食物，而被袭击一方的村民就丢下村子集体当了流民，为寻找吃的东西而四处流浪。所谓英雄，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只要听说什么地方有人能让五千人吃上饭，流民们就会一拥而上，投到他的旗下。　　没过多久，当那个首领也难以保证五千人的吃饭问题时，首领就要四处去寻找，然后和流民一起投到能保证五万人吃上饭的更大一点的首领手下。到最后，能保证百万人食物的人就成了最大的势力，有这种本事的人在中国就叫做英雄。在日本，符合这一定义的英雄还从来没有出现过。日本降雨量高，山野里的水极少干涸，即使有灾荒也只限在很小的地域，诸如流民漩涡般地遍及整个大地的那种“中国现象”，还从来没有发生过。　　中国的政治总是以让人们吃上饱饭为第一要义。流民大规模出现之日，就是某个朝代灭亡之时，在那场动乱中就会出现让流民吃上饭的大首领，一面做出让人吃饱饭的架势，一面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反过来讲，对于不能让人们填饱肚皮的王朝来说，那就等于是上天要它改朝换代。上天把新的使命降到了另外一个能让大家吃饱饭的人物的头上。　　这里所说的让大家吃上饱饭，是否做到了姑且不论，至少要竭尽全力做出让人吃上饱饭的架势。由于有这种架势，中国历史上便产生了取之不尽的政治哲学和政策理论。　　在日本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大规模流民现象，所以既没有与此相应的首领，也没有因此而产生出过多的政治哲学和政策理论。在被称为日本有史以来最大乱世的室町时期（公元1392～1573年），农业生产取得了飞跃的发展，但并没有被政治牵连进去。想到这一点就会知道，日本历史上所说的英雄，似乎跟中国历史上的那种定义并不完全一样。同时，日本并没有出现过像中国皇帝那样强大的权力，关于这一点，从其根本性的差异中似乎也可以窥视到某种问题。　　项羽是个楚人。　　关于楚人的问题，小说正文里已经从不同角度涉及了很多，这里就不再重复。　　他们是自古以来就在长江沿岸进行大面积水稻耕作的民族，跟中原人的语言有所不同，正像小说正文里提到的那样，甚至还有一种学说认为楚语属于古泰语系。作为广义楚人一支的吴、越等国，到项羽时代已不复存在，但处于长江下游这片吴越文化圈里的人们，也许曾泛舟渡海，把水稻耕作带到了韩国或日本的北九州，这也是可以想到的。总之，不知是不是有稻作文化这一共同点，笔者总有一种特别的感觉，认为楚人的民俗和气质，与古代的日本好像具有某种类似血缘的关系。　　据信中国古代文明是由谋生手段各异的民族共同创造出来的，如果这种想象正确，对于中原地区来讲，楚就是最后一种异质文化了。　　只是到了这一时期以后，文字和写作都使用中原地区产生的表达方式，楚文化的一半就完全被中原文化给融合了进去。然而，与中原地区相比，楚的社会生产方式不同，王朝制度也不一样，农民的文化和气质也相去甚远。这些楚人在项羽的率领下，犹如洪水猛兽般地直朝黄河流域的中原杀将过来，这段历史恐怕还是从未出现过的吧！从这一意义来看，也可以说，楚人的稻作文化和湖沼文化就被投入到中原文明这一巨大漩涡里去了。从这一意义上，还可以说，项羽的所作所为和他那近似溶化般的灭亡——其具体表现就是楚军士兵全都归顺了刘邦的四面楚歌——乃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最后一次展示，也许还可以认为是形成整个中华民族文明的第一个起点。　　项羽死于公元前202年。　　在日本被称为弥生式文化的稻作生活方式，作为早已成熟的一整套程序传入日本，大体上也是在此前后。当然，这跟项羽及其手下那些长江沿岸种稻人的失败并没有直接关联，但作为历史年表记在脑子里，还是不无益处的。　　日本人从中国引进汉字和汉文典籍，还是那以后很久的事情。　　自引进以后，日本社会就把自己的历史以记录的形式编写下去，但在展示人间世相百态时，比起自己社会的实例，更爱借用汉文典籍中登场的中国古代典型历史人物。　　这也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日本社会到江户末期（公元710～784年）才成熟，在赖山阳（公元784～1192年）撰写《日本外史》之前，还没有本国通史方面的著作。如果说日本是中国文明周边化的文化，这样讲似乎有蔑视日本之嫌——尽管笔者认为朝鲜和越南也是如此——但像日本这样的国家是很难写出通史来的。　　纵使能写出来，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是贫乏的。《日本外史》里就有这种弊病，但那不是赖山阳的过错，恐怕还应该说是日本社会的性格造成的。中国社会的情况则不同，正像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过着自给自足田园生活的人们一下子就摆脱了束缚，奔向了广阔的天地。所以，浮沉在那种环境中的人们就要掌握好浮沉的本事和技巧，这样塑造他们的形象就必然要深刻得多。也就是说，容易产生典型形象，从战国时代到秦末战乱时期尤其如此。　　在这些典型人物的坟墓还没有破败不堪的时候，出现了一位真实记录历史的人物——司马迁。他与宋朝以后的学者不同，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时代感，能够客观公正地观察人和事，纵使他贸然来到二十世纪，也能毫不陌生地生活下去。　　估计在他二十岁时，按推算当是公元前126年，曾进行了一次长途旅行，足迹遍布天下。在这次旅行中，置身于发生过历史事件的山川草木环境之中，司马迁耳闻目睹了当地的记载、传说和风土民情。　　他肯定在那些现场大力搜集过材料，这从《史记》中屡屡出现的俗语就能想象出来。当地了解历史掌故的那些老人的用词均被原原本本地写在书里，几乎没有使用概念和抽象的用语，生动的人物形象与整个文章浑然一体。　　在这次长途旅行过程中，司马迁还走访了当年楚汉两军人马鏖战过的番县、薛县和彭城，到过被称为楚人根据地的长江下游和江南地区，接触到那里别具一格的房舍、风俗习惯和人情世故，肯定对这一切产生了好感。从他文章中的语调完全可以看出，他对亡楚和项羽情不自禁地注入了多么深厚的感情。　　下面，讲几句有关笔者自己的话。　　我始终认为，所谓文明，本是一种光源，四面八方都可以利用。反过来讲，不能为四面八方利用的东西，肯定不能称之为文明。　　从这种意义上讲，我始终有一种感觉，即日本中世纪（指十二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中叶）某个时期以前的知识文化，当是唐朝文化周边化的结果。比如说，宋朝政治论文里常常带有观念性，日本文化受其影响的事例就很少，但对那些唐朝诗人的诗情画意，却具有也许超过现代中国人的栩栩如生、身临其境般的感受能力，这一点也可以从侧面证明我的上述感觉。从奈良时代到平安时代初期，日本以压倒一切的势头大量引进唐的制度、风俗习惯和文书典籍，同时又于公元894年因废止遣唐使而使引进工作骤然停顿下来，那以后直到室町时代的某一时期，基本上就不再有正式交往。唐以后，中国文化仍有变迁，然而在日本，特别是在汉音、建筑和礼仪等方面，唐文化却被一成不变地保存了下来。　　从这种立场观察中国古代社会，内心就会愈发觉得，从精神上来说，中国已不是外国，而是我们曾经隶属的同一个文明圈里的一个文明。　　本书就是在这种轻松的心情下写成的。只是由于不可能重新调查时代久远的事实真相，因而事情的经过均以《史记》和《汉书》为依据。尽管如此，在涉及围绕人们的风俗习惯、共同的思维爱好、惯常的伦理观念等问题时，我总是试图尽可能地写出接近当时的真实情景，但还带有来自文献和主观想象的成分。　　这部小说起先是在《小说新潮》杂志上以《汉风楚雨》为题连载的（1977年1月号～1979年5月号）。在决定出版单行本时，又作了若干增补，标题也改得醒目了。　　关于原来的《汉风楚雨》这一标题，“风”字取自刘邦《大风歌》那首诗。进而又联想到作为汉地的中原黄土地带经常刮起的干燥的风沙。至于“雨”，基本的出发点是表现楚地多雨潮湿的地方风情。　　正因为当初想到了汉风楚雨，才得以不间断地写出这部长篇作品。出于自己对原来题目的感恩心理，尽管纯属画蛇添足，还是多写了以上一些话。　　1980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