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尔登 中国好人-2

尚Γ荒芊耍醋约湎涟Ｇ迦骞搜孜渎勰媳毖跞醯悖当狈绞潜ナ持杖眨匏眯模戏绞侨壕又杖眨圆患耙濉Ｑ钤鞯乃荡牵肿志渚涞故茄圆患耙濉；八档迷斤巷希较缘糜兴荒茏杂鳎蝗晃裁凑饷捶吲亢罄闯虑熘×耍钤骰古艿饺思壹依铮盗诵└烟幕埃懦浦涔恚翟蚵钊恕Ｈ顺Ｒ怨セ餍缘男形谑尾话玻思匆焕?　　争斗总是为利益所驱动的。但人们争来争去，往往忘了当初的目的，或那目的早已不复存在，则只剩下无聊了。杨元慎的论辩术，至今仍在流行，一是人们历两千年也学不会个逻辑，二是人总是无聊的时候居多，一无聊便会纵容自己的不良情绪，而不管其高下了。 　　"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连孔圣人也对这类话题有兴趣，何况庸常。偶尔读点历史的一种用处，就是认识自己心中各路角色的面目。谁心里没有个焦芳，谁心里没有个杨元慎呢？只是有时我们不能自见，有时见而不知其名罢了。放纵的权利：夏姬历史爱好者喜欢的一个题目，是"你最愿意生活在哪个时代"。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自己在想像中的身份。要是想当皇帝，清朝最适合你；要是做农民，哪个朝代都差不多。文人喜欢宋朝，士兵怀念晚唐或五代。如果想当宦官呢？这不太像个好志愿，不过，万一真有人心怀这样的抱负，我建议他回到明朝。 　　对女性来说呢？不知道。 　　也许春秋时代是个选择。我喜欢春秋，那时天下未定，不仅是在政治上，是在一切方面，包括种种观念和风俗，所以机会显得很多，像只又圆又光滑的蛋，包孕得如此之好，你不会想到以后会孵化出什么。春秋的另一个好处，是那时的人讲究体面。哪怕是在最残酷的事务--战争中，都客客气气的。很少有偷袭的事，宣战一方总会辞令优美地说，对不起，我要打您了；另一方也同样优美地说，我不得不还手，实在是没办法，抱歉得很。 　　对一些出格的事情，也不如后来那样暴跳如雷般地过敏。 　　夏姬的事是很好的例子。这位中国的海伦出身郑国的公室，她的第一个丈夫，年轻时就死了，第二任丈夫，陈国的御叔，在生下一个儿子后也去世了。若干年后，放肆的夏姬和陈灵公私通，大臣孔宁和仪行父也是她公开的情夫。这三个人四处宣扬，欣欣得意。有一次在夏家饮酒，陈灵公对仪行父说，你看徵舒，长得多么像你呀。仪行父说，也像您呀。这个下流的玩笑使夏姬的儿子徵舒再也不堪其辱。徵舒埋伏下箭士，在陈灵公离开时把他射死了。 　　这只是故事的开头。徵舒自立为陈侯。一直想扩张的楚国借机主持正义，攻破陈国，杀死徵舒，顺便把夏姬掳到楚国。楚庄王想自己娶夏姬为妻，屈巫进谏说：您不能这么做。您召集诸侯伐陈，名义是声讨罪恶。如果娶了夏姬，人们就会以为您发动战争的真实目的是想得到夏姬…… 　　后面还有一篇大道理。楚庄王只好做罢。楚国的上卿子反也想娶夏姬，屈巫又劝阻说： 　　"这是个不祥的女人。她先克死了两任丈夫，后又害死了陈灵公和她自己的儿子。人活一辈子不容易，何苦要自陷于那样的危险？天下美妇人多得多，为什么非得娶她呢？" 　　子反也被吓退了。最后，不怕死的襄老娶到了夏姬。第二年，晋楚间发生了著名的邲之战，襄老战死。 　　屈巫一直是正言正行的人。没有证据能说明他此前的议论，是竞争的策略，好让自己能娶到夏姬。肯定是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多半是他见到了夏姬，便被征服，大大地改变了心意。襄老死后，襄老的儿子居然还想把夏姬娶过来，屈巫坐不住了，把自己那一番大道理抛诸脑后，派人给夏姬送信说：你先返回郑国，我一定会娶你为妻。屈巫使了种种巧妙手段，哄过了楚王，终于娶到了夏姬。 　　这位从前的"祸水论"者，从前的直臣拂士，便这样向爱情投降。屈巫在楚国心不自安，索性携夏姬逃到晋国，在那里给楚国捣了许多乱。夏姬的故事到此总算结束，她和屈巫留下一个女儿，后来嫁给了晋国的名臣叔向。 　　史籍不曾描述夏姬颠倒众生的容色，人们只好去想像。后世的正人君子，想像之后吁一口气，着手攻击夏姬。刘向《列女传》说她"殆误楚庄，败乱巫臣"，不过是祸水论的老调。而在春秋时期，夏姬的名声虽然不好，也绝不曾坏到人人攻之，要她替世道人心负责的地步。在春秋人眼里，她是一个多情而放纵的美丽女人，如此而已。 　　春秋人对许多后世视为比天还大的事情，都持松弛的态度。战国时还有这样的遗风。楚攻韩，韩求救于秦。秦宣太后向韩国的使者解释秦国无力救援，是这样说的："妾事先王也，先王以髀加妾之身，妾困不支也；尽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夫救韩之危，日费千金，独不可使妾少有利焉?" 　　脸皮薄的也有。孔子见南子便是有名的故事。其实，逾礼的事孔子是不会做的，南子虽然名声不好，但求见孔子，也只是致敬之意，当时，君夫人会见外臣，是常见的事。但子路竟然生疑，而孔子也指天划日地发誓。--所以说春秋时代包含着各种观念的苗头。到了后儒那里，对此事看得比孔子还重，腾口辩说不甘人后，本来挺干净的一件事，让他们越描越黑。 　　私通不是好事情。但它确实也标志着女性的社会处境。《诗经》中的下层妇女可以自由恋爱，《左传》中公卿大夫相当多地私通，说明那时的女性，尚有社交的机会。到了后世，私通几乎只发生于社会的两端，平民与皇族，前者迫于生计，没办法把女人关在屋子里，后者拥有特别的权势，可越轨而不受追究。在地主和士大夫阶层，私通的事情极为罕见，因为这些家庭的女性，与外界隔离。女性的放纵终于被镇压下去了，男性的放纵则越发地没有检束，当然，他们的放纵，不外乎通过买卖与抢夺这两种形式来实现。古来哪有望妻石：荀粲 荀粲字奉倩，魏晋时的名士。他的父亲是荀彧，岳父是曹洪，都是《三国演义》的读者所熟悉的人物。荀粲以玄学名家，但最出风头的，是他对女性的议论。他说，妇人的才、德都不重要，要紧的只是容貌。如此想和做的人当有许多（不然孔子就不会抱怨"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了），如此说的，他可是头一个。后来他践行自己的主张，听说曹洪的女儿生得好看，设法娶了过来。 　　在今天，对这样的见解，不要说女性主义者和道学先生，便是普通人，也要反对，至少在口头上。在荀奉倩的时代，那也是离经叛道。妇女四行，德言容工，德行居首。至于容貌，按班昭《女诫》的规定，不必颜色美丽，讲卫生，常沐浴，便是容了。在正统的见解中，女性的美丽是危险之物。甚至，美人本身便是祸乱之萌，万一遇到姜太公，是要被"掩面而斩"的；除非她另有某种奇特的性格，善于制止男性的亲近之心。 　　按教科书，荀奉倩重色轻德的结合，一定不会牢靠，总要弄出些乱子，不是亡国，就是破家。令人失望的是，荀奉倩婚后，夫妻情好至笃。好到什么程度呢？曹夫人生了重病，虽在冬天，身体燥热。荀奉倩便到院子里，以身取冷，再回来用身子为太太降温。 　　曹夫人最终还是不起。荀奉倩痛悼神伤，不能自已。朋友傅嘏劝慰说：才色并茂固然难遇，至于你，只讲容貌，得人并不为难，又何必如此伤心？荀奉倩说：佳人难再得，逝者虽然算不上倾城之貌，毕竟是难得的颜色啊。他天天伤心，天天伤心，过了一年，自己也死了，死时不到三十岁。 　　可怜荀奉倩，死得不明白。在《诗经》之后，唐宋之前，中国士大夫的心中没有"爱情"这一范畴。这不是说他们不会恋爱，是说他们不知道自己感情的性质。司马迁曾很正确地说："妃匹之爱"，连威君严父也没办法制止。但对这种情感，诸子百家都无所议论。上古到中古前期，"情"、"爱"这些词都意义宽泛，我们现在所说的"爱情"，那时并没有一种词语来专门形容之。比较相近的，是"宠"、"嬖"、"惑"之类，又都不是什么好话，不知其名而强字之。虞姬的故事流传广，在《史记》中，对她和项羽的关系，用三个字来概括："常幸从。"汉武帝爱李夫人，叫做"有宠"；韩寿偷香，出于"心动"。 　　如果抛开民间文学，在主流的诗文或史乘中，男性的爱情，找不到描述（如前所说，这里讲的仍然是唐宋以前的情况）。能称得上是描述的，或出自女性笔下，或以女性为主角。难道如《女诫》所说：三代昏主，乃有嬖妾，而达人正士压根儿就不会发生那种软弱的感情？--不会的。爱情每天都在发生，只是不得其人以载记之。甄皇后《塘上行》中有这么几句："想见君颜色，感结伤心脾。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而对男性一方的类似描述，在士大夫笔下，一行也没有。 　　再看另一件事。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咸，与姑母家的一个使女偷情。阮咸服母丧期间，这位姑母到别处去，带走使女。阮咸正会客，听到消息，跳上客人的驴子，飞奔赶上，和这个使女共驴而归。这时他还穿着丧服呢。人们自然有许多议论。阮咸的解释是："人种不可失！"--瞧，阮咸也不谈感情。他的以嗣继为词，正如荀奉倩的以容色为词。 　　当代人与荀奉倩在天堂相见，彼此说起往事，当代人告诉他："您老兄这是恋上爱了。"荀奉倩问："什么叫恋爱？"当代人便解释给他，或者拿本正版的爱情指南给他看。大概要到这时，荀奉倩才知道自己的死因。 　　用汉人的话说："既见嬖近，惑心乃生。"爱情是人之常情，故号称永恒的文学主题。但在唐宋之前，这至多算个潜伏的主题（连《关雎》都给说成是后妃之德呢），与之相干的，倒有妹喜、妲己、褒姒等一连串罪人的名字。对女性一方的相思病，歌咏很多，而在男性一方，不可说，无以说，不知其怎么来无法光明正大地享受爱情。从南到北，有成百上千的望夫石，可曾见过一块望妻石？ 果然名教罪人：钱名世 钱名世是康熙四十二年的探花，他的诗文，在"出事"之前，很有声名。他和年羹尧是同年，但并无特别的私交。年大将军凯旋，朝臣能攀得上交情的，都有颂诗，这是官场风俗，人都如此的。后来年羹尧奉旨自杀，雍正担心落下兔死狗烹之讥，乃大兴株连。雍正的脾气，是如果一件事自觉心虚，反要大叫大嚷，大操大办，以示理直气壮。钱名世倒霉，也给扯了进去。 　　倒霉的原因，今天已不可尽知。通常，是以为他的某几句颂诗，不小心犯了雍正的忌。但在群臣和年羹尧的唱酬中，比那不小心的还有的是；况且只有千日做贼，没有千日防贼，再谨慎的诗作，也禁不起鸡蛋里挑骨头。还有一种说法，以为是钱名世的人缘不好，所以成了软柿子；但他的名声大坏，是在诗案之后，而非以前。 　　不管怎么说，雍正选中了钱名世，来做反面榜样。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雍正把钱名世骂得龙血喷头，还别出新裁，御笔题写了一块大匾，曰"名教罪人"，挂在钱名世自家屋门。为了防止钱家遮蔽，命令常州知府、武进知县，隔三岔五去钱家检视。 　　雍正有些政治手段的发明，颇为后人继承。如清廷摧残士气，一开始只会用暴力，以后渐渐深入灵魂。雍、乾两位皇帝，自己就是半个文人，知道何者为耻，何者为士人所不能忍。皇帝不杀钱名世，显得仁心宽大，而对对方的挫辱，用雍正自己的话说，为"虽腆颜而生，更甚于正法而死"。试想钱家老少，出入于这样一块匾额之下，几辈子都抬不起头来。这就叫心刑。 　　雍正很会用裹胁之术。钱名世革职出京前，雍正命在京的文官，各为诗文，"记其劣迹，以警顽邪"。既然小说可以谋反，诗歌当然也可批判。奉诏作诗的，一共三百八十五人，"廉耻俱沦丧，甘心媚贼臣"、"怪尔颜何厚，偏偏谄媚词"等等，痛骂钱名世无耻，颂扬皇帝宽大。雍正把这些诗，让钱名世自己掏钱刻印成集，发给各省学校，让天下人都知道有一个无耻的钱名世。 　　这三百八十五人，各依才学，奉上官样文章。据说最工的两句为陈万策写的，"名世竟同名世罪，亮工不减亮工奸"，但今传本《名教罪人》诗，陈万策的诗中并没有这两句，可知只是传言。--碰到这种事，谁也不想一不小心作出首名篇。没见到有哪人格外地雕词炼句，也没见哪人把这次写的声讨诗收到自己的诗集中，因为这些人还知道，这不是什么光彩照人之事。 　　在这三百八十五人之外，也有作诗不用心，或不忍心的，各被惩处。有一家姓陈的，父子三人在京为官；两个儿子作诗不称旨，被撤了职，父亲的诗有句云"负涂一豕玷儒绅"，骂钱名世是猪，便合了格，进入《名教罪人》合集。原来此事是一次政治考试，要人人过关。 　　只要一写，就如同交了一次投名状。无耻之事，无论多小，尽管是被迫，一旦做下，便将自己的名誉，与强迫自己的人，绑在一起，渐渐荣辱与共。单单是为了减轻罪恶感，这样一个最小的动机，就足够让大家纷而诋毁钱名世，说他种种不好，好像如果钱名世本非端士，奉旨声讨便有了某种正当。 　　万斯同编明史，曾以钱名世为助手。万斯同死去，在京中的遗书流散，多为轻薄所窃。忽然之间，人都说是钱名世拿了去。并无证据的事，传来传去成了铁案。又剽窃一事，在有清一代，如戴震之窃赵一清，毕沅之窃邵晋涵，人多缄口不提，或者曲为之辩，而万斯同的《明史稿》本为王鸿绪攘去，世人却相信无端的传说，把钱名世也编派在里面，指为剽窃了万斯同的"三王纪"。这就叫人居下流，众恶归焉。 　　人落到钱名世这种地步，所有的恶行都会被揭发，所有的嫌疑都会被当成事实，换上等闲的人，早已是体无完肤。钱名世被传说的恶行，翻来覆去，不过二三件，可知此人，多半竟是格外端谨之士。 　　有些事，早晚是要轮到自己的。大诗人方苞，因《南山集》案下过狱的，这次在骂钱名世"名教贻羞世共嗤，此生空负圣明时"。查嗣庭，五个月后就将被拿问，第二年就死于狱中的，此刻还在讽刺钱名世"从今负罪归乡里，掩口人惭道姓名"。翰林院检讨谢济世，此次诗称"自古奸谀纵败露"，几年后因为注《大学》得罪，在刑场被赦，吓得半死。 　　《名教罪人》这部奇特的诗集，没过多少年就很难得见了。按作者及其后人的心意，原是恨不得它早早失传的，但毕竟还是存下来一种本子，让我们今天能够见到某种文体的祖宗。如不知后来事，会觉得那时的人很无耻；但从后来看，一部《名教罪人》，也没什么出奇之处。 　　至于钱名世，诗集已经不传。如今能见到他的诗不多，大半存于《江左十五才子诗》中。有一首《题〈放鹇图〉》，里边有两句云"予食呼名就掌驯，此生长傍谪仙人"，好像那被驯的鸟还挺高兴。 卿本贼人：宋江 水浒故事的流传，有两个系统。咱们熟悉的《水浒传》，属于文人改造过的、适合出版、于世道人心暂无大碍的那个系统。不过，便是这本《水浒传》的读者，对那批好汉或逃犯，有自己心目中的座次，而和书中的座次大不一样。鲁智深名列中品，读者倒喜欢。卢俊义是坐主席台的人，而读者不买账。 　　自古已如此。明代有一种马吊牌（麻将的前身），大牌上印着二十名水浒好汉的像，头牌自然是宋江，值万万贯；其次武松，千万贯；其下又有三阮、鲁智深等，各值百万至数十万贯；而大刀关胜，靠关公的老面子，忝居其列，只标三万贯。--卢俊义贼气不足，图像上不得马吊。那么宋江呢？在流行的《水浒传》版本中，宋江并无什么英雄之举，难得出手，只杀了个女人。他为什么仍值万万贯？一个原因是，在民间的系统里，宋江也是个狠角色，不像在书中那样首施两端。 　　鲁迅曾说中国社会有"水浒"气。这种气可做两种理解。第一是爱幻想，受累或受气之余，花几文钱，听说书先生口若悬河，什么武松打虎，李逵杀人，神飞意驰半个时辰，施施然而归，晚饭也合口些。需要说明的是，对多数人而言，并不是幻想有什么好汉来解救自己，而是幻想自己做好汉，如阿Q的自己革命，先杀小Q，后杀王胡，抢元宝和宁式床，和吴妈困觉，"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小人物的最高幻想，大致如此。至于"解民倒悬"云，是历代逐鹿者编造出来的，而农民从自己的经验中知道，便是宋三郎来，恐怕作风更像李逵，排头价砍将过来，你还来不及叫一声"我是阶级兄弟"，头已落地。在历史上，宋江便是这么个强梁，他若是真的心怀仁义，早已下场如王伦，而来不及做故事的主角，呼保义而天罡星了。 　　"水浒气"的第二种，是随时可以为贼，在道德观上，并无障碍。匪首上法场，万人同观，快意之余，兼复嫉妒，哪怕自己也遭过他抢。远的事情，细节不能尽知，民国间有几年，豫皖数省，宋江多如牛毛。有的农民，农忙时下田，农闲时上山，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算不能发大利市，至少给家里省些花用，而其所抢劫的物色，从脚下布鞋到头上毡帽，不走空就行，有失贼体，实介于山大王与破烂王之间。 　　这种价值观，与官方的自然冲突，所以历代禁刊《水浒传》，禁演水浒戏。晚明左懋第上书请禁水浒，说《水浒传》"以破城劫狱为能事，以杀人放火为豪举"。他说的并没错，《水浒传》就是这么一本书，去掉忠义的表面，不过是杀人放火，自己痛快。左懋第又指《水浒传》为"贼书"，"此书盛行，遂为世害……始为游手之人，终为穿窬劫掠之盗，世之多盗，弊全坐此，皆水浒一书为之祟也。" 　　这就夸大了。先有梁山泊，后有《水浒传》。书中阮小五说"如今那官司，一处处动掸便害百姓"，金圣叹评论道："千古同悼之言，水浒之所以作也。"金圣叹之意，便是人们常说的"官逼民反"。但事有未尽于此。中国的罗宾汉如此之多，罗宾汉的叫好者如此之多，简单一句"官逼民反"，已不能解释。 　　老话叫"少不读水浒"，意思是少年血气方刚，戒之在斗。所斗为何？真宋江的事迹流传不多，大致和别的盗匪无异，剽掠而已。小的盗匪，攻村掠寨，大的盗匪，冲州撞府，都是在打粮草，最大的要夺天下，化为官府。这种以暴力为优先手段的"水浒气"，为官民所共享，所以禁水浒也罢，禁《打渔杀家》也罢，实在是抽丝之举。论其高明，还不如文人之改造水浒故事，使宋江心向朝阙，最后大家欢喜，共做同志。文人以天下为狗任，往往多事；历代改写或续写的《水浒传》，不下数十种，都是应时之作。比如民国时的几种续作，多写宋江抗金，官匪同赴国难的故事。公法退而私刑进，礼失而求诸野；但国难当头，诉于盗匪，也是够有想像力的。 　　宋江再怎么说，也是个贼。只是贼与英雄，在老价值观里，不过是一线之别。在官方而言，只差着合法性，在民间，只需要有一点点理由。有了这点理由，便可大大方方地杀人放火，而以"凶猛为好汉，悖逆为奇能"了。至于以为这种力量，对官府有什么牵制，令其有所忌惮，实在只是帝制下的幻想。 　　写剧盗或妙贼的好莱坞电影，一向好看，可见人往往而有贼心。女性找丈夫，不妨先问问是否爱看《水浒传》，若是酷爱，婚后一定要严加看管。顺便说一句，宋江杀惜的情节，不是没来由的。《水浒传》里类似的故事最多，除阎婆惜，还有潘金莲、王婆、潘巧云、李瑞兰，以及别的好几个，最后都被好汉"嗝嚓"一声杀掉。《水浒传》的价值观大抵如是，而这并不是文人加工后的结果，在民间一系，有凶狠过于此者。所以《水浒传》鲜有女性读者，一来没资本做英雄，二来兔死狐悲。畸人丰坊 丰坊字存礼，是浙江鄞县人，后来改名道生，字人翁，一字人叔，别号是南禺外史。他是嘉靖二年的进士，做过几种不大的官儿。关于他的事情，最为人道的有三种。第一，是他以书画名世，特别是书名，生前身后都很大；第二件是他在嘉靖十七年上疏"请加尊皇考献皇帝庙号，称宗，以配上帝"，为世所讥；第三件是他伪造多种古书。 　　这第三件上，我以前讲过他伪造石经本《大学》的事。除此以外，世传的《子贡诗传》，一般认为，也是他伪造的；还有几种经书，他也分别撰造"古本"。有趣的是，他把自己改编的"古书"称为"世学"，如《古书世学》、《鲁诗世学》之类，或者说是传自远祖丰稷，或者说是他曾祖丰庆从朝鲜、日本使臣那里见来的（黄宗羲《丰南禺别传》说丰庆是丰坊爷爷，错了一辈儿）。这有一点贻先人羞，不过我们知道他的为人后，便会觉得这对他实在算不得什么。 　　第一件不必多说，他的字今天还可以见到，写的一本《书诀》也传了下来，在里面可以看到他对书法的见解。需要解释的是第二件。说来话长，正德皇帝没有子嗣，杨廷和主持立储，选的是兴献王（宪宗次子）的世子朱厚，便是嘉靖帝了。嘉靖登基不久，便为了皇统和家系继承问题，在朝中发生了"大议礼"之争，简单说来，就是群臣要依古礼行事，要嘉靖以孝宗为皇考，把自己的爸爸兴献王作"皇叔"。嘉靖不肯，君臣吵得不可开交，后来暂听了群臣的意见，只是把兴献王改称为本生父母，没有叫"叔叔"。但此事不过搁了起来，并未解决，更总有人顺着皇帝的意思，重提此事，以为进身之阶。嘉靖得了支持，便改了前议，遂至大起风波，二百多大臣跪在左顺门前呼天抢地，大哭孝宗皇帝，算是一种示威行动。最后的解决，一百三十四名五品以下的官员被廷杖，十六人被打死。在被廷杖的名单里，头一位便是翰林学士丰熙，他幸免于死，给谪到福建镇海卫，死在那里（漳州云洞岩有他当时写的《鹤峰云洞记》石刻，很有名）。丰坊是丰熙的儿子，自己也因为议礼被贬，却又违背父志，上这样的疏，所以人们要看不起他。他大概是揣附帝意以干进的意思，嘉靖看了他的上疏，确实也很高兴，由严嵩主持讨论，采纳了他的一些建议，却没有让他做官，估计丰坊一定很失望。 　　丰坊是个怪人。有许多故事，听来像是笑话，却可能是真的。有一个叫方仕的人，从他学过写字，后来常冒他的名，丰坊气得不得了，恨恨地说要挖出他的眼睛来。便有人拿了一对什么动物的眼睛来骗丰坊，说是方仕的，丰坊居然信之不疑，大大地报酬了一番。第二天便见到双睛完好的方仕，丰坊吓了一跳，方仕说被抉去眼睛，有鬼可怜他，取死人眼放在他眼眶里。丰坊也信了，置酒为他庆贺。 　　丰坊曾设醮三坛，祈请一灭倭寇，二灭伪禅伪学，三灭跳蚤虱子。他把蚤虱恨得无以复加，尤在倭寇之上，每年都要请道士来驱虱，他们便串通仆人来骗他钱。又一事，丰坊要下乡收账，仆人和债户串通，拿来农人簸谷用的大扇子，说乡下各家造了这东西，要等他下乡时来偷偷扇他，要他中寒。丰坊说，这些乡下人真鬼，那我就六月间再下乡，他们就拿我没办法了。仆人又骗他梅雨期应该把钱拿出来晒晒，他便晒，仆人趁机偷去一件，丰坊一数不对，仆人便再偷一件，要他重数，这回却对了，因为他只会数单双。--这样的人，果然败了家，没有保住先人留下的万卷楼。他是个信口开河的人。曾和别人闲聊，说起几十年前曾在正阳门上见着凤凰，别人不信，他就指着十三四岁的书童说："他也见着了。"小书童说："是。"又对一个和尚说他曾在通州见到屋子那么大的西瓜，钻到里面去喝浆，也请那书童来作证。所以他其实是个滑稽玩世的人，对世俗的一套很烦。有人要他留宿，他先是说非自己的床睡不着，那人居然把床从他家里搬了来，他见计不成，又说肚子疼，还是溜走了。--因为他讨厌那人求他写字。 　　他这类的故事还很多，不一一讲了。明代理学很盛，丰坊的性格，便是压抑下的怪胎。他的先人以理学名家，他自幼也浸在里面，后来造作伪经也罢，写注疏论文也罢，都摆不脱那些道道。但他心里可能是厌恶的，我们看他骂朱熹的话，十分难听，又骂杨荣只因为老婆姓朱，便采用朱子的学说等等，虽然都是信口开河，也可见出他的性情。避地何心遇晋人：张缙彦 清初流放罪人到荒徼之地，最有名一处是黑龙江的宁古塔。传说中舜流共工于幽州，不过是如今的河北辽宁一带；须到得宁古塔，才知祖国之地大物博。从北京出发，要走上几个月，沿途人烟绝灭，白骨暴野。活着走完这长路的人，见到目的地，本该油然而生幸存之感，但面前的景色又会让他心中一凉：几个零落的村屯散布在海浪河边的平野，而那个被一种像是栅栏的东西围着的大村子，就是声名响亮的宁古塔城，黑松流域第一要镇，满洲发祥地，宁古塔昂邦章京和两位副都统的驻所，流放者中的大多数从此将要度过余生的地方。 　　清政残暴，流人极多。曾有那么两句诗，"南国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辽阳"，说的是塞外流人之众，成千累万。另一种说法是"居民共道天气暖，迁客来多天意转"--流人一多，气候也跟着转暖了。在宁古塔，十三省无省无人，倒像个代表会议；名卿硕彦至者接踵，相嘘相濡，翻将边外绝域，化成避世桃源。 　　宁古塔的第一位士人领袖，便是今天要说的张缙彦。 　　此人颇有些不倒翁的气味，走到哪里，也是兴致勃勃。--其实，他一生中，在宁古塔这最后几年，或是最兴致勃勃的一段时光。当初来宁古塔时，便浩浩荡荡地带着大批图书，十来名歌姬，一副要扎根边疆，从此乐不思蜀的架势。到了宁古塔，便呼朋引类，送往迎来，主持起事务来。 　　谪戍到宁古塔的诗人很多。这些人大抵敏感而脆弱，从妩媚的江南，落到这举目无非荒山古碛、白草黄云的地方，心情可想而知。这时张缙彦便要出场，请他们聚会，帮他们安排生活，或许还将随遇而安的享乐哲学传输给他们。比如有一位祁班孙，初到时极其苦闷，慢慢就高兴起来，学着张缙彦的样，置办女乐，还娶了一妾，给自己煮蘑菇吃。不过此人最终未能安心于边疆建设，日夜谋归，后来以贿得脱，逃回浙江，做了和尚，不到四十岁就死了。 　　名诗人吴兆骞说张缙彦虽是"河朔英灵（张是河南新乡人），而有江左风味"。张缙彦在宁古塔发起七子之社，约了一班吴兆骞这样的人，重新玩起过去的一套，载酒征歌，竟无虚日，看来是要将这烟瘴之地，认作山阳竹林了。他性喜山水，遍访当地风景--名山大川自然是没有的，但小山小水还是颇可登临，其中多数连名字也没有，他便一一给取上名字，记载下来。 　　他（以及流人杨越）的另一件功德之事是教授当地土人以中原的耕种之术。 　　在这些活动中，意外地展现出一种享受生活的独立姿态。--之所以说意外，因为这些性格，在从前的张缙彦身上，简直是找不到。 　　在到宁古塔之前，他的大半生可以用"游移"二字概括。在正史中，他是入"贰臣传"的。先是，李自成兵临城下时，他从兵科给事中给超擢为兵部尚书。此时此职，乃是俗话所谓的"别人偷驴你拔橛"。转眼间大顺军进城，他便投降，后来又逃走，到家乡治兵，和南京的福王搭上关系，仍得授原官。顺治三年，走投无路的张缙彦又向洪承畴投降，从此改做大清的官。最后因党争和文字狱的缘故，流徙宁古塔。 　　这样的人，气节二字是绝谈不上的。但明末士人的遭遇，实在凄苦。不唯政局早已崩溃（在汉人建立的百年以上政权中，明朝肯定是最坏的一个），信仰也发生危机。贰臣如此之多，而坚守大义的那一班人的抗争又如此激烈，都说明着一些情况。生死事大，不能以责人。只好说儒家建立的两大评价体系，一曰忠信，一曰仁义，内在便是冲突的。至于低贱的戍卒或土人，自己还有自己的一套标准；不然张缙彦死后，宁古塔不会满城皆哭。 　　张缙彦给自己做过不少辩解，今日读来无趣。他晚年在宁古塔时，不知心里如何评价自己的一生。但我们看到的是，徙宁的士人，有各种立场，各种身份，有顺民，有遗民，有曾当政的大员，有民间的反对派，都相处得极好。在宁古塔，政治消失了，生活并没随之破碎，反倒恢复了些自治，甚至--虽然身为罪人--比关内的人更自由。 百年持此欲何成：陶潜 人人都爱陶渊明，因为他确实是个浑然的人，借用苏轼的评论，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不像后代许多人，先要喧之再三，"我要隐居了"，等大家都听到，才找个地方隐起来。--如藏猫猫游戏，虽说藏，还是希望被人找到的。曾经假装隐遁的李白有名句云："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李白笑什么呢？他以处为出，曲线求仕，佩服自己的精明，所以要偷笑。 　　严格说来，只有在"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时代，才有隐士。另外，只有"士"，才能成隐士，普通人不做事，顶多算下岗工人或失地农民。身为士，不去治人或候补治人，也不愿被人治，不事天子，不友王侯，便成化外之民。皇帝必然痛恨隐士的废君臣之义，但隐忍不发，因为要给儒士面子。--自称孔孟之徒的儒士与皇帝合作，心里多少有一点不好意思，需要高抬隐士之德，作为幻想中的价值平衡，良心的后路。 　　陶渊明归隐后做什么呢？种种地，看看山，喝喝酒，写写诗。这样的生活，听上去高妙，认真过起来，是有些单调的。散淡如陶渊明者，也未必满足。我们看他的诗文，时有郁气和寂气流露。平日闲居寡欢，慷慨独歌，一听到有访客，就很高兴。他的心情比做官时要好很多，但还是有些闷。《易》里说，遁世无闷。但事情哪里有那么容易。 　　在有所不为这一方面，陶渊明做到了，做得非常好；但在有所为的另一方面，则未知何所止泊。宋儒真德秀说，"渊明之学正自经术中来"，就真德秀的原意而言，本是再可笑不过的痴人妄语，但细想起来，居然说到了悲剧的主题。不是陶渊明的个人悲剧，他归隐后虽然穷一点，寂寞一点，大多时候还是快活的，比真德秀辈所能想像的快活得多；但几千年中的所有隐士呢？ 　　在陶渊明，无可指责。就算任何事也不做，也无可指责，何况他还写下了不起的诗呢。就个人而言，任何一位隐士都无可指责。奇怪的只是，一代一代的隐士，挣脱一个网罗，却挣不脱另一个网罗，人身独立了，精神依旧徘徊在旧局中。隐士是批"说不"的人，但仅仅说不，还是在回答人家的问题，不意味着有自己的新问题。纵然背道而驰，还是在同一条道路上呀。我们看各朝各代的隐士，从《后汉书》的《逸民传》翻到《明史》的《隐逸传》，两千年间，一点儿进化也没发生。做的事还是那么几样，想的问题还是那么几个。一种历经千年的传统，竟谈不上有什么发展史，原因谁也说不清，但事情确实如此。 　　举一个最表面的例子。隐士都喜欢渔弋山水，喜欢写山水诗，画山水画。陶渊明是这样，后来的人也是这样。没钱的，要找一处风景美好的地方，山居岩栖起来；有钱的，会盖园子，装点山林，虽只是片山数石，也以为野趣盎然。人都欣赏自然之美，为什么隐士为甚呢？也许是简单的象征，也许是面对山峦，更觉得自己体玄识远，萧然远寄吧。 　　但是，如此爱山，如此爱水，止于观赏，对满目的松师石友，竟从不曾发生知识的兴趣，是件奇怪的事。没有一个人想到事实的考索，没有一个人去建立新知的体系。天天混迹在自然界中，对自然的运行，毫无体察，一点儿也不觉得有什么惭愧。人人如此，代代如此，一直到两千年后，才出了一位徐霞客。 　　在人皆入彀的时代，隐士是最当被寄予希望的一批人，难得的独立群体。可惜一直没有独立地发展，像镜中人，虽然相反，却仍是主流的影像。没有新的价值观，所以屈原会自杀；没有新的思想，所以陆羽要大哭。从道不从君，但道又在哪里呢？隐居求其志，但何为其志呢？这不是他们的遗憾，这是我们的遗憾。 　　在陶渊明，已经觉到精神的孤云无依。天道幽远，鬼神昧然，他就像没有信仰的苦行僧，虽可屡空晏如，终究顾影自怜。他的喝酒，大概也是想摆脱灰暗念头的纠缠。鲁迅说陶渊明"对于人生，既惮扰攘，又怕离去，懒于求生，又不乐死，实有太板，寂绝又太空，疲倦得要休息，而休息又太凄凉，所以又必须有一种抚慰"，这抚慰就是酒了。"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其实天运并非仅此，只是他不知道。此式非天下式：卜式想当年汉武外事四夷，内兴功利，烦费巨亿，天下虚耗。弄钱的办法，也都想遍了，直到连打鱼也要收归官营。只是国用未见丰足，贫者反而益贫。那时毕竟是古代，富人还没什么觉悟，不要说不肯捐输以佐公家之急，有一回山东发水，向他们借，都借不出钱来。 　　忽有河南养羊大户卜式上书，愿意捐出家财的半数，以助军兴。天下怎么会有这样的好人，怎么会呢？汉武帝又喜又疑，派使者去问他有什么要求。卜式说：没什么个人要求，只是觉得县官和匈奴打仗，有官爵的应该出命，有财产的应该出钱。话说得如此朴实，在武帝耳中，不啻时代的最强音。汉武把这话和丞相公孙弘商量，公孙弘却说：此非人情，不可以为"化"以乱法。此事便搁下。几年后，招赏降人花费太多，迁徙贫民的钱告缺，卜式再次提出捐输二十万钱。当时富人争相匿财，一捐就是这么多的，普天下不多不少，只有卜式一位。这一回武帝感动得再也受不了，立拜卜式为中郎，另有赏赐，布告天下，尊显以"风"百姓。 　　这里提到风和化。风就是教，如风行草上，化则是从风而服，随风而化。古代以德治天下，风化是主要手段，后来流行的旌表烈女孝子，都属此列。在林立于古代的种种榜样中，卜式算是最早最有名的一位。有意思的是，对道德榜样的褒扬，是许以名利，想让人知道做好人可能得"好报"--即有利可图，一方面宣扬反功利即为道德，一方面又以功利劝善，只能令道德的涵义本身发生堕落，执行长久，后果不问可知。 　　数年后吕嘉造反，已经官为齐相的卜式又上书"愿死之"，即报名从军。他养羊的本领了得（曾传有《卜式养羊法》，虽是伪托，可见他在古代畜牧业的声望），打仗是不行的，年纪又老，确实和送死一样。武帝不让他去，下诏表彰说：今天下有事，各方官员贵显没一个挺身而出的，只有卜式一个好人，"虽未战，可谓义形于内矣"。赐爵关内侯，金六十斤，田十顷，布告天下，让百姓学习，"天下莫应"。 　　武帝一手颁告缗令，一手褒扬卜式，一手大棒，一手胡萝卜，而百姓仍然不肯分财给天子。于是大棒上场，告缗遍天下，中等以上的商贾，大抵破家。结果怎么着？"民甘食好衣，不事蓄藏之业"--挣点钱都花了，也不肯留给官家。每回读《汉书》至此，我都要叹气：怎么汉朝人的觉悟这么低呀？ 　　从卜式前后的作为看，这个人确实是老实的好人，没理由怀疑他的真诚。问题出在武帝身上。古代政治理论，一大核心是要与人类趋利的本性作斗争。斗争的结果可想而知，不是率天下为善，倒是率天下为伪。 　　至于如何富国，既充实中央财政，又不使民间经济失去活力，说老实话，在抑商扼巧、天下以贫的古代，是条死胡同，不可能有什么好办法。通常的情况是，对富人，无事任其胡为，有事力加搜刮。明末崇祯年间，财政崩溃，亡国在即，这时有一位李琎想出主意，请搜刮江南富户，以实军饷（郭沫若曾夸赞此议为"相当合理的办法"）。大学士钱学升疏论曰： 　　"郡邑有富家，固贫民衣食之源也。地方水旱，有司令出钱粟，均粜济饥，一遇寇警，令助城堡守御，富家未尝无益于国。今以兵荒归罪于富家朘削，议括其财而籍没之，此秦皇不行于巴清、汉武不行于卜式者，而欲行圣明之世乎？今秦、晋、楚、豫已无宁宇，独江南数郡稍安。此议一倡，无赖亡命相率而与富家为难，不驱天下之民胥为流寇不止。" 　　这自然是典型的富人立场；历代也多批评此论代表着富贵阶层的自私、不与国家共患难。是的，确实如此。但自私毕竟根于人性，是通过制度来利用亦即限制，或通过制度来抵制亦即纵容，那也是古今之分野了。 　　"秦皇不行于巴清"，说的是巴寡妇清（据说近年已被封为"中国的首位女企业家"），采矿致富，用财自卫，不受强秦的侵犯。至于"汉武不行于卜式"，自是指汉武大力树立卜式，终于无补于事。当然，所有这些都怪不到卜式头上，他的本色是牧羊，爱国，做好人，哪里能够对后面的事负责？ 百姓不仁，亦以圣人为刍狗：王莽王莽篡汉，几乎开创"恶劣的先例"。本来，士人也罢，儒生也罢，在权力中的角色，至多为辅弼，为师保，大如孔子，也不过人称素王；庖人便不治庖，自有草莽英雄取而代之，士人或强仕而死，或另投贤君，或退守其身，哪有图穷匕现，自己要做皇帝的，岂不破坏了合作关系？从这一方面说，后儒之喜欢骂王莽，也不无撇清自己之意。 　　王莽年轻时，时人有个评价，说此人"敢为激发之行"。什么是激发之行？拿今天的事打比方，公务活动中人家宴请，虽然不甚妥，但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所以大家都循旧例，鱼贯而往；偏偏有一个人不肯去，弄得别人不舒服，他也不管，这便是敢为激发之行了。这类人，按古代的说法，或是至情至性之人，或是大诈大伪之徒。王莽呢？哪样也不是。他的孝悌和廉俭，和家族的风气太不一致，似乎巧伪，但在他而言，既非发乎性情，也不是从小立志骗人，只是读经走火入魔，真想以身为天下率。 　　虽然出身权势之家，但在政治活动之外，此人仍是儒生本色。他当皇帝，一半是迷醉权力，一半还是因为攒了一肚子稀奇古怪的抱负，施展不开，看着刘家的政治不耐烦，忍不住赤膊上阵，先是想当周公，后来就要当尧舜了。不只他自己想干，当时的儒生，把理想放在他身上，推着他往火坑里走，算得上众望所归。 　　汉武帝与儒生立约，共享天下，但儒生不是铁板一块，有得意的，有失意的，有持此论的，有持彼论的。汉昭帝的时候，有一个叫睦弘的儒生，是董仲舒的再传弟子，上书称汉运将终，劝皇帝求索贤人，禅以帝位，以顺天命。又有一个名儒盖宽饶，在给汉宣帝的封事中议及"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被定为意指禅代，和睦弘一样，下吏而死。 　　官天下就是把帝位传给贤人，家天下就是传给儿子。五帝在三王之前，按越古越好的理论，自然优越于夏商周，而为儒家的理想社会。这种禅代理论，后世是不大有人提的，而在西汉，还是儒学中的普遍观念。王莽当皇帝，在西汉儒生看来，也算不上怎么大逆不道。 　　王莽初掌大权，给儒生大做好事，广修学校，增加儒生做官的机会，还在长安"为学者筑舍万区"。很快天下的儒生骚动起来，以为于私则高官立至，于公则大同可期。几次征召之下，各地的学者成千成千地奔赴长安，还有更多自费前来的，共襄盛举，唯恐人后。尤其弹冠相庆的，是古文学派的儒生。西汉后期今文学派得势，古文学派在野；王莽兼学今古，但后来遵奉古文经学。古文学者果然给他贡献了许多方略，大者如按《周礼》对社会大动干戈，小者如修明堂，也按《考工记》的说法，修成四室五向。 　　王莽筑明堂、辟雍，本是工匠役夫的事，偏有太学生参加义务劳动。他平毁傅丁二后的陵墓，又有许多读书人亲执畚锸。两件大工程，都是二十天便成。王莽拒受新野县封田，全国有四五十万人上书请愿，要加封王莽，宫门前连着好几天都有众人聚集，有点像静坐示威，直到王莽得到九锡之赏。这些事情，固然有出于王莽的布置，但与后世如魏忠贤事等大不一样，舆论确实站在王莽一边，而舆论从来是由士人控制的。 　　当时的名儒，多和王莽交好，著名的有刘歆、扬雄、桓潭，还有平晏、马宫、唐林、薛方等辈。他能当上皇帝，内靠家族势力，外靠的便是儒士。当皇帝后，他一板一眼，按照儒家思想，托古改制。他的改革，在今天看来，大多荒唐，但没一样是他的发明，而都来自经书。有些举措（如改官名，地名，人名，甚至匈奴名），只是让人笑话，有些如公田口井（土地国有），五均六管（工商国营），望似不那么可笑，恰弄得天下沸腾。而做这一切，本来是要直奔大同的，那是儒家社会理想的旨归。 　　新莽末，起来造反的，是农民、商人、吏员和刘氏宗族，儒生只是在大势已去后才投奔新主。东汉以下，王莽的名声可就一天不如一天了。王莽篡汉和改制，对儒家是尴尬事。大家痛骂新莽，而对理想的破产，缄口不提。此后的儒学，转为以价值观为核心、以个人理想为补充的看守主义，不再有什么社会理想，故得以从这次破产中存活下来，当然，从此也脱却了激进的色彩，不再有什么高调可唱。王莽没有背叛儒学，不知可不可以说儒学背叛了王莽？把他一个人扔在道上，独领千年骂名，自是丢卒保车之意。 　　王莽确实不是个好领袖，他固然很有政治手腕，但在别的方面，又顽固又迷信，能愚蠢时绝不做一点聪明事。此人唯一的好处是敢于任事，又很有探索精神，比如他试验人力飞行，又主持解剖人体。尽管是解剖别人，让别人去摔死，仍不失为有些好奇之心。至于胡适说他是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者"，自是有所误解，以童子言为智者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