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错的死角》折原一

第一部 发病以前　　01　　依稀似有悲鸣传来。他闭着眼睛，侧耳倾听，但除了鸟叫声，再无其他声息。　　是梦吗？他缓缓睁开双眼。　　他整个人伏在桌上，看来刚才是不知不觉睡着了。窗子大开着，吹进来的凉气席卷全身，令他觉得冷飕飕的。前些日子的酷热难当恍如幻觉一般，不觉已是凉爽的秋日了。他看了看表，刚过早上五点半，东方的天空已经透出了鱼肚白。　　他打了个寒战，把罩在短袖衬衫外面的毛料外套裹紧。工作桌上，稿纸堆得乱七八糟，最上面的一张被他压在脸下睡了一觉，流到纸上的口水已经干了，变得硬邦邦的。他咂了咂嘴，把纸揉成团，丢向房间一角的藤编垃圾桶里，不料没有瞄准，纸团砸在垃圾桶边缘，落到了外面。　　“见鬼！”　　为了驱走睡意，他伸手揉了揉眼睛，又靠到椅背上用力伸了个懒腰，头脑总算清醒过来了。他从壶里倒了杯咖啡喝，咖啡不冷不热的，味道像泥汤一样。　　再过一周就到截稿期了，这两天他都在彻夜赶稿。昨晚是最后的冲刺阶段，为了提神，他一边工作一边喝黑咖啡，结果还是没能战胜睡魔。他关上桌上的台灯，将窗子完全敞开，这样就能看到对面的公寓了。　　他有些惊讶。借着日出前微弱的光线，他看到二楼那户人家的窗子竟然大开着。　　那是二〇一号室。现在这个时间，整个城市都还在酣睡之中，她的房间却窗户全开，这本身就很奇怪。此刻离她出门上班的时间应该还有两个多小时。　　她家里灯火通明，却看不到人影。这勾起了他的好奇心。窗户两边，拉开的窗帘正随风微微飘动。　　这番景象让他极为在意。近似强迫症的偷窥欲望又一次从他的内心深处涌出来，他无论如何都想偷看那个房间，饥渴得简直无法控制，工作时勉强压抑住的欲望此刻一口气爆发出来。他离开自己所在的二楼工作间，登上陡峭的楼梯，来到阁楼。　　阁楼比二楼更冷，寒气从木地板直渗入脚心。他拿起随意搁在窗边的八倍双筒望远镜，举到眼前。　　对准焦点的刹那，他大吃了一惊，眼眶重重地撞到双筒望远镜上。但他浑不觉痛，仍死死地盯着对面的公寓。从那个房间的床上伸出一双女人的脚，雪白纤细，很好看。　　顺着脚往上看，只见女人穿着衣服躺在那里。她穿的是日常便服，裙子掀起到大腿处，衬衫的下摆稍稍掀起，肚脐隐约可见。　　若在平常，这可真是一幕令人血脉贲张的情景，但此刻他却兴奋不起来。因为女人全身苍白，毫无生气，一眼就可以看出，她已经死了。他觉得用望远镜去看她的脸实在太恐怖了，但手却违背了他的意志，擅自转动了望远镜。　　女人颈上缠着肉色的长筒袜，嘴巴微微张开，露出粉色的舌头，一双翻白的眼睛透过望远镜瞪着他。　　他手上的望远镜霎时跌落在地。　　从他喉咙深处传出的，不是惊叫，而是宛若野兽吼叫般的声音——　　02　　妈妈，您最近可好？那天匆匆忙忙的，没能单独和您说说话，让我觉得很遗憾。真没想到竟有那么多朋友来为我送行，我本来自信绝对不会哭的，结果还是掉泪了。　　当我隔着车窗，看到朋友们的身影从视野中消失，家乡的山峰也不可复见，才渐渐清楚地意识到，从今往后，我要一个人在东京生活了，能够依靠的只有我自己。我会积极努力的，妈妈您就放心吧。　　接下来，简单说说我到东京后的情况。　　我的住所已经找好了，跟您说啊，是在东京北区的东十条一带。公寓在一个很安静的住宅区内，从京滨东北线的东十条站步行约十分钟可到。　　公寓的名字叫“日升雅苑”，听起来很别致．其实只是幢再普通不过的公寓罢了。我租的是一室一厅，附带浴室和卫生间，租金六万元。怎样，很便宜吧？据房屋中介说，如今这么便宜的房子打着灯笼也难找。听说这间房子因为某种原因，已经空了半年，一直无人问津，不得已才降低了租金。但当我问中介是什么原因时，他却含糊其辞，我想一定有什么隐情。　　不过您不必担心。房间现在已经打扫得很干净了，榻榻米也换了新的，就算之前有房客上吊自杀也没关系，我是很看得开的。反正又不会有幽灵出没，要是连这点小事都斤斤计较，哪还能在东京待下去？我的房间在二楼，是二〇一号室。　　我从四月一日起去公司上班，按照安排，最初两周是接受培训。等我安顿下来，您也来我这儿玩几天吧，您平时都忙着工作，也该适当放松一下了。　　三月二十八日真弓　　清水美佐子女士谨启　　＊　　清水美佐子迫不及待地打开女儿真弓寄来的信。信封上的邮戳是东京王子邮局的。女儿从本地的大学毕业后，被一家大型旅游公司录用，前几天接到东京总公司的通知，要将她分配到神保町分公司，于是她去了东京。　　其实公司在当地也有分店，做母亲的原本希望女儿能被分到那里，但女儿却瞒着她向公司申请到东京工作。对此她自然难掩失望之情，但既然是女儿的意愿，她也只能遵重。　　真弓五岁时，美佐子的丈夫就因交通事故过世了，之后全靠她独力工作维持家计，一手将女儿抚养成人，因此别离时格外神伤。她很想在女儿就职之初陪她一起去东京，亲眼看看女儿住的公寓，但她的工作十分忙碌，实在抽不出身。美佐子在长冈站旁边的一家小百货公司工作，现在已是楼层主任，很受分店长信赖。真弓去东京时，百货公司的春季大促销正进行得如火如荼，身为负责人，美佐子根本不可能开口请假。　　看到真弓的来信后，美佐子总算放了心。透过信笺，她仿佛看到了满怀憧憬的女儿那灿烂的笑容。真弓今年二十二岁，正值青春年华，她应该可以在东京过得很好吧。　　美佐子心想，等过一阵工作告一段落了，一定要请假去一趟东京。　　她给女儿写了一封勉励的回信。　　出院（三月）　　01　　三月二十八日（大泽芳男）　　结束为期三个月的住院生活，我回到了东十条的家里，是在三月二十八日。虽说已是春天，空气却依然带着几分寒意，樱花也毫无开放的迹象。　　从东十条的商店街拐进狭窄的巷弄，一看到那幢熟悉的木造二层小楼时，两小时前走出医院大门时的兴奋心情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正要伸手去推临巷的玻璃门，我迟疑起来。就这样不声不响地走进去合适吗？万一迎头碰到伯母，该跟她说什么好？不，应该说，我会被她怎样地冷嘲热讽？种种念头在心里纠结，我缩回手，插在口袋里。　　我抽出一支七星牌香烟衔在嘴里，随即想起在医院的六人病房里熬过的那些日子，与之相比，毕竟还是这个家要好得多。我扔掉香烟，迅速伸脚将它碾灭。除了这里，我还有什么地方可去呢？我自嘲地笑了笑，再次伸手去推玻璃门。　　门没上锁。我迈进玄关，心里暗自嘀咕，老人家一个人住竟然不锁门，这也太不安全了。冰冷的空气里飘着淡淡的线香的味道，周围一片寂静，悄无声息，但我感觉得到，伯母就在窄廊尽头那个六叠※大的房间里。现在是下午两点，这个时候她应该正在午睡。要是把她吵醒，她一定会老大地不高兴，于是我脱了鞋子，准备轻手轻脚地溜上二楼。（※日本常用的面积计量单位，一叠约合一点六二平方米。）　　楼梯就在玄关旁边，黑黝黝的，中间部分已经磨损了，刚一踩上去，脚下就嘎吱嘎吱地乱响。　　惨了，我不禁咂舌。　　这栋楼房是战前盖的，如今早已破旧不堪，到处都有毛病。还没走出三步，不知哪里发出一声怪响，声音大得就算是耳背的伯母也肯定能马上察觉。　　“谁啊？”　　果不其然，从里间传来伯母粗哑的声音。真是倒霉。我只得打消上二楼的念头，就像被伯母的声音拖拽着一般，乖乖走向窄廊尽头的房间。我觉得自己简直跟傀儡没什么两样。为什么一到伯母跟前，整个人就矮了半截？从少年时代起，伯母和我就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直到现在，我已经三十六七岁，这种情形依然丝毫没有改变。我长年累月地生活在伯母的高压统治之下，屈指算来，已经有二十多年了！　　“是我，芳男。”　　说着，我拉开伯母屋子的纸拉门。“我回来了。”　　“既然要回来，怎么不先捎个信儿？”　　伯母坐在暖桌※边，用责难的口气问我。暧桌的被子旁摆着一个枕头，看来伯母刚才一直躺在暖桌底下睡觉。（※日本的取暖用具，通常是在一张正方形矮桌上铺上棉被，桌下有电发热器，可将腿脚甚至整个身体伸进暖桌下取暖。）　　伯母今年七十九岁，体力已经逐渐衰弱，爱唠叨的毛病却没有半点儿改变，反而变本加厉，嘴巴愈发刻薄。常有人说，人上了年纪就会变得像小孩子一样，依我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伯母满脸皱纹，戴一副圆框老花眼镜，锐利的眼神活像中世纪女巫。我老是想，如果她遭受中世纪的女巫审判，八成当场就会被宣判死刑。　　“我原想打个电话来着，不过怕打扰了您的午休……”　　“你是在讽刺我吗？”　　伯母眼中寒光一闪。她动不动就这样。　　“我没有那个意思。”　　“提前写封信来不就行了。你还是跟以前一个德行，死脑筋。”　　伯母很讨厌电话，就算听到电话铃响也绝不会去接。我心知一触到这个忌讳她就会怫然不悦，只得老老实实地赔罪。　　“我比预定的时间提前一周出院，所以没来得及写信，对不起。”　　“是吗？”　　指望伯母说句“提前出院就好”之类的贴心话，根本就是做梦。　　这间六叠大的屋子里没有开灯，临着院子的拉门又关得紧紧的，即使现在是大白天，光线也不太好。伯母一向怕冷，从不打开门窗通风换气，屋子里飘着一股老年人特有的腐臭气息，让我有点儿作呕。暖桌的被子旁蜷伏着一只名叫小黑的黑猫，它昂起头瞪着我，仿佛我形迹可疑似的。这只猫总摆着这么一副冷淡嘴脸，都说宠物随主人，简直再对不过了。　　“这么说，你的病全治好了？”　　所谓“病”，是伯母特有的挖苦说法。　　“已经没事了，让您为我操心了。”　　“你可真像你母亲，果然是有其母必有其子。”　　“这跟我母亲没关系。”　　我的口气不自觉地强硬起来。话一出口，我就暗叫不妙。　　“哦？”　　伯母隔着暖桌饶有兴致地看着我，说：“一提到你母亲，你立刻就急了呢。”　　我无话可说。我总是这样轻而易举地就落入伯母的圈套。　　不经意间，我望向了伯母头顶上方的佛龛。立式镜框中，过世的伯父正带着柔和的表情冲我微笑。　　唉，如果伯父还在世就好了。　　我被这个家庭收养，是在中学一年级的秋天。那年春天，我父亲因为交通事故不幸身亡，悲伤的母亲日夜沉湎于酒精不能自拔，最后沦为彻头彻尾的酒精中毒症患者。我听伯母说，邻居见母亲天天打骂我，实在看不过眼，便和伯父联系，由他来把我接回家里抚养。至于母亲，从此就再没见过面，只听人说，几年后她因感冒久治不愈，没多久就死了。后事是伯父帮她操办的，我连葬礼都没能参加。　　伯父是父亲唯一的兄弟，比父亲大十多岁。他收养我之后，对我视如己出，尽心呵护。他和伯母没有子女，我就是他最亲的人了，因此他对我很是疼爱，一直供我读到大学。伯父的恩情，我无论怎样也感激不尽。　　可与伯父正相反，伯母不仅性格乖僻，毫无幽默感，还对我的品行、交友、学业乃至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横加干涉。伯父是保险公司的调查员，出差频繁，经常不在家，我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伯母的巨大影响。　　在人格形成的最重要时期，我却一直身处伯母的严厉监督之下，日子过得很郁闷。我性格天生就有消极内向的倾向，再加上这种环境，自然而然地就愈发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现在我已经三十七岁了，却依然无法轻松自如地和异性交谈，这全都是伯母造成的。我至今还是单身，但这绝非因为我讨厌女人或者性无能。　　大学即将毕业时，伯父因脑溢血而撒手人寰，年仅六十八岁。当时我正一心憧憬着毕业后悠闲自在的生活，却偏偏发生了这种事。自那之后的十五年，我一直和伯母这样奇妙地相依为命着。虽然她和我并没有血缘关系，但我还是没办法抛下她离家而去。　　离开她其实很容易。那么，是因为我笃于亲情、不忍割合吗？非也。是因为伯母拥有房产和土地。虽然是在东京的偏僻地段，但最近地价高涨，不动产的价格已经飙升到以亿为单位，而我又是伯母唯一的亲人。倘若我冷落了她，她铁定不会把财产留给我，十有八九会悉数捐给某个地方的慈善机构。她就是这么薄情的人。　　“你有义务照顾我。好好想想，你是托谁的福才能念到大学的？”　　伯母总把这句话挂在嘴上，我早就听得够够的了，但想到总有熬出头的一天，也就一直忍耐着。　　总之，因为种种原因，我的交友范围十分狭窄，几乎没有什么知心好友。但我丝毫也不在意，与人交往只会令我心烦，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是多么愉悦自在啊，还能有效地利用时间。　　二楼伯父的书房里有很多藏书，我看得十分投入。伯父在现实生活中简直可以说是百无一用，但他很有品位，尤其喜爱文学，曾向多家杂志投稿小说、汉诗和俳句，不过从没听说被采用过。尽管如此，伯父照样整天笑眯眯的，显得很满足。　　伯父的藏书里有不少推理小说，我很喜欢看。我看书时伯母倒是从不唠叨，因为她只上过小学，没什么文化，只要是书，不管什么内容她都会另眼相看。我猜伯父也是为了逃避伯母的碎碎念，才会躲到书本的世界里。我敢打包票，一定是这样。　　至于我，大学读的英文系，毕业后没找到稳定的工作，而是靠翻译养活自己。这其中固然有我不善于和人打交道的原因，但很大一部分是为了逃避伯母。我窝在二楼做棘手的翻译工作时，伯母是不会来多嘴多舌的。　　“手上积压了不少工作，我先去忙了。”　　向伯母说完这句话，我便走上久违的二楼，回到自己的房间。伯父过世后，我获准将他的书房当做工作间使用。自从五年前伯母患了风湿，腿脚就变得很不灵便，去附近的商店街购物还能对付，上下楼梯就不行了。因此只要我待在二楼，就可以不受伯母的干涉。　　房间门扉紧闭，里面又黑又冷，潮乎乎的，但当我打开电灯，眺望书架时，心情就马上沉静了下来。我不禁感叹，纵使目击过骇人的惨案，这个家依然是我唯一的安居之地。　　要不要把房里的窗子打开，这让我颇为踌躇。我心里明白，一旦推开，就会看到二〇一号室，我害怕那时的噩梦重现。但如果克服不了这种恐惧，就得再去医院治疗，而是否能彻底治好也无从判断。　　我闭上眼睛，推开窗户，再缓缓睁开眼。什么也没有发生。对面的二〇一号室窗子紧闭，一如我住院之前看到的景象，但此刻再见，我并没有觉得恐怖，甚至没有任何不安的感觉。　　看来病是治好了，眼前的一切也就没有什么大不了了。再次看到二〇一号室，我也没有产生幻觉或幻听，那些如地狱般的日子已经永远离我而去了。　　半年前的那个早晨，我发现了二〇一号室的尸体。那个女人颈上勒着肉色的长筒袜，翻着白眼，仿佛有一腔怨恨似的看着我。　　身为第一发现者，照理说我应该马上报警，但我却没有那样做，因为那会暴露我的偷窥癖。我可能会因为这项小罪遭到警方的调查，但最可怕的莫过于这个见不得人的爱好被伯母知道。“恬不知耻的家伙，我可不记得我教过你这种事！”——我简直都能想象出伯母怎样的劈头痛骂。　　我沾染上偷窥的习惯，是从高中一年级开始的。那年夏天，我和伯父一起去后乐园球场观看巨人队与阪神队的比赛，伯父给我买了一个八倍双筒望远镜。最初我只是拿它来遥观星星和鸟儿，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开始用它偷窥别人的生活。　　在二楼偷窥的话，我担心会被伯父发现，所以总是等到天黑后偷偷上到阁楼。在漆黑一片的屋子里，我把双筒望远镜贴到眼前，透过格子窗窥看外面的世界。因为角度的关系，刚好能清楚看到对面公寓二楼的房间，里面全家团聚、夫妇拌嘴、乃至慵懒做爱的光景都能尽收眼底。而伯母即便在身子硬朗的时候，除了除夕大扫除，平时也难得上来阁楼一趟，我尽可安心享受这份乐趣。　　时光飞逝，几年前对面的公寓重新翻建，名字从“日出庄”改成现在的“日升雅苑”，住户也变得年轻化，不是新婚夫妇就是OL※和学生，偷窥起来愈发刺激。翻译疲乏时，用偷窥来调剂一下心情，真是最合适不过了。从外面看不出阁楼的存在，谁也不会想到这里有人在偷窥。（※“officelady”的简称，即公司女职员或“粉领族”之意。）　　对我来说，阁楼是一个秘密的隐居之地，只要待在那里，就能沉浸在安逸的世界中。　　然而那天早晨，阁楼却变成了噩梦般的源头。我想这是上天对我的严厉惩罚，我享受了二十年偷窥的乐趣，如今终于要全盘大清算了。自那天起，无论是睡是醒，颈勒长筒袜的女人总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女人的尸体当天就被亲属发现，随即报了警。警察在附近展开了一连几天的搜查，当然也来过我家了解情况，但伯母说自己什么也没发觉，我也回答说当时正在埋头工作，没看到可疑的人影。后来警方锁定了女人公司的同事，但因为对方有不在场证明，警方手头的证据也不充分，最终未能逮捕凶手。　　案子变成了无头案。此后二〇一号室重新刷了墙，面貌焕然一新，然而有关命案的记忆却无法就此抹去，那里迟迟没有人人住。由于这间房里有人遇害，凶手还逍遥法外的消息不胫而走，因此谁都没有勇气住进来，即使降低了租金也毫无效果。　　房间无人居住，窗子总是关着，也没有灯光，黑洞洞的屋子静寂得可怕。我关上二楼的窗户，试图集中精力工作，可是却办不到。看着稿纸，眼前却不时浮现出女人那了无生气的脸，工作上半分进展都没有。之前米尔德里德·戴维斯的《楼上的房间》已翻到尾声，我强打精神把剩下的翻完，交给出版社，然后就再也没碰其他工作了。　　每当我想睡觉的时候，那个女人的影子就会浮上心头，弄得我怎么也睡不着。自然而然地，我染上了借酒助眠的恶习，而且酒量越来越大。我原本就是不能沾酒的体质，对酒的接受力很弱，等我惊觉时，早已深陷在酒精中毒的泥沼里了。　　去年十二月前后，我终日酒不离手，过的真是地狱般的日子。就算靠酒精的帮助睡着了，也必定会梦见那个女人。我看到凶手背对着我用长筒袜勒住她的脖颈，看到她满脸痛苦地向我呼救，仿佛是在责怪我，她死不瞑目都是我的错。　　出事那天，我也是没命地喝酒，好不容易进入了梦乡，那个女人却又出现在我的梦里，瞪大眼睛伸出手向我求救。我感觉勒死她的凶手正在窥探我的动静，抬头一看，那竟是我自己的脸。我的脸扭曲变形，看起来有说不出的狰狞。　　“呜哇！”　　我在梦中大叫，而现实世界里似乎也有人在大叫。　　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芳男、芳男”的叫声，让我恢复了意识。我顶着昏沉沉的脑袋凝神细听，叫声又一次响起：“芳男！”那是伯母的声音。我爬起来，踉踉跄跄地走到楼下。当时是凌晨一点多，伯母穿着睡衣，靠在里间的纸拉门上，像幽灵般站在那里。借着小电灯泡的光，我模模糊糊地辨认出了她的身影。小黑趴在伯母脚边，咕噜咕噜地哼哼着，眼里闪着诡异的光。　　“怎么了？你是不是做噩梦了？”　　伯母个子矮小，身高还不到一米五，但那时看起来却出奇地高大，我想一定是因为我已经醉得云里雾里了。　　“刚才做了个有点儿可怕的梦。不好意思，把您吵醒了。”　　我装出滴酒未沾的清醒模样，但却瞒不过伯母的眼睛。　　“你身上有酒味啊。你背着我在喝酒？”　　“只是一点儿睡前酒……”　　刚说到这里，我的脚一下子没了力气，很丢脸地当场跌坐在地。　　“怎么回事儿，都这么大的人了，还这么不像样？”　　这是我失去意识前，听到伯母说的最后一句话。　　醒过来时，我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床上，四周都是白墙，墙上绽着裂痕，感觉凄凉得很。周围一个人也没有。窗子是不能开合的框格窗，镶着厚实的磨砂玻璃，看不到外面的景色。倒是窗框上部有一小片玻璃是透明的，抬头可以望见蔚蓝的天空。　　一开始我想不出这是什么地方，在闻到淡淡的药味后，我便猜到应该是医院。就在这时，一位中年护士像算好了时间似的走了进来。　　“你醒了？”　　“这里是……”　　才说了这一句，我的头就痛得几乎要裂开，忍不住从喉咙深处发出呻吟。这是重度宿醉的症状。除此之外，我还隐隐感到有些恶心。　　“来，我帮你打点滴吧。”　　护士抓住我的右腕，不由分说地将粗大的注射针扎了进去。疼痛让我的脑子瞬间清醒，我想起来了，昨天我好像倒在了伯母面前……　　护士告诉我，我当时喝得酩酊大醉，整个人瘫软如泥。在我倒下的隔天早晨，束手无策的伯母叫来了救护车。我以为是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实际上已经过去两天了。我是确确实实的酒精中毒了。当晚，我被好几家医院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最后总算被板桥区的这家精神专科医院收治，住进这里的戒酒中心。　　万幸的是，虽然看似很厉害，但其实我的症状还算是轻的。住院三天后，我就被转到了六人间病房，这里住的都是症状相对轻微的患者。我的脑子依旧嗡嗡作响，像是有个火警报警器在敲个不停，双手也止不住地颤抖。体内的酒精消解后，我就开始馋酒，医院里当然一滴酒也没有。在医院唯一允许做的事就是吸烟，因此我只能昏昏然地待在休息室里狠命地抽烟。　　之后的一周，死去的女人仍不时出现在我的梦中，睡着睡着就会做噩梦。但随着体内酒精的逐渐消除，看到幻觉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　　住院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上午打点滴，午后在院内略作散步，然后接受医生的诊查。我被迫过着这种无趣又没酒喝的日子，身处的环境也和之前的截然不同，不过或许这样反而对精神颇有裨益吧。大约两周后，我对那个女人的恐惧感消失了，此前一直折磨着我的幻觉和幻听也销声匿迹，宛如从未发生过。　　一天，我向主治医生表达出院的意愿，原因是我怕住院太久会耽误手头的工作。　　“因为家里还有老人。”　　对医生说的则是冠冕堂皇的理由。　　“如果你是挂念你伯母的话，不必担心。我们已经把你的病情详细告知她了。”　　“可是我已经恢复得很好了啊。”　　医生看起来和我年纪差不多，他露出温和的笑容，说现在还不能准许我出院。　　“你需要住院三个月，这是常规。”　　医生说得斩钉截铁，不容辩驳。　　“如果现在回家，你有信心不再喝酒吗？”　　他这么一说，我顿时感到气馁。我不知道当我回到家，从工作间看到二〇一号室时，会是什么样的感觉。难保过去的那些幻觉和幻听，不会再鲜明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当然不可能告诉医生发现尸体的经过，明知道那就是病根所在，却死也不能说出口。　　“你经常做噩梦吧？是有什么烦恼吗？”　　不愧是医生，眼睛雪亮，一眼就看出我有心事。　　“方便的话，不妨和我谈谈。酒精依赖症是一种精神疾病，如果不能在精神层面完全治愈，将来还会复发。既然来我们这里治疗，希望你能充分信任我们……”　　“我很记挂工作。”我说道。　　“忘掉工作吧。就算暂时不工作，生活也不会成问题，对不对？请你尽量保持愉快的心情。”　　最后我被医生说服，决定继续住院。万一匆忙出院导致病情反复，那就亏大了。我索性想开，干脆把这次住院当成一个漫长的假期。　　改变心态后，我便开始悠闲地观察其他患者了。我住在一号病房，同房的病友症状都比较轻微，如果说大家有什么共同点，那就是：没有一个是天生海量。我们都是为了逃避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不安，才喝起并不怎么喜欢的酒，不知不觉深陷酒精中毒的泥沼，到后来离开酒就简直活不下去。令我震惊的是，患者中甚至还有教师、僧侣和工会职员。　　病患是按症状轻重分到不同病房的，重症患者所在的病房情形就要悲惨得多。被父母子女抛弃、靠政府救济度日的男人；和老公离了婚每晚哭叫的女人；受酒精毒害，小脑不正常的男人；形同废人的年轻小伙儿……其中还有几个人不思悔改，利用自由活动的时间偷偷把罐装酒带进病房。医院方面对违禁喝酒者的态度很严厉，一旦发现就会将其关进被称为独居房的单人间。犯这种事儿的大多是出院后又喝酒，然后再度入院的患者。他们走入了这样的恶性循环，终于越陷越深不可自拔。　　“要是落到那个地步就完蛋啦。”同病房的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叹着气说。他在信州经营一家欧式度假旅馆，提供的法国菜要搭配葡萄酒，多年来他不断尝试葡萄酒的口味，结果患上了酒精依赖症。别看他现在看起来很有精神，当初入院时可是喝得酩酊大醉，被家人强行送来医院的。日常生活中潜藏着许多可怕的陷阱，专门张大了嘴巴等待猎物，稍有不慎就会被它们诱骗得酒精中毒。听他的口气，应该是说如果二进宫的话就完了，以后会不断进出医院，一辈子都将断送掉。　　“我看你最好趁现在把病彻底根治了，免得落得那个下场。”　　我听得不寒而栗，连话也说不出来了。　　就这样，在戒酒中心经历了三个月宝贵——不对，可以说是反常的体验后，我终于回到了家。　　现在即使看到那间受诅咒的二〇一号室，心里也没有任何不安了，这证明我的病已经彻底治愈。书桌上放着住院前一天还在奋战的原版书和稿纸，看起来就像是昨天才放在那里的，房间里也依然是一派杂乱无章的景象。　　依我现在的状态，马上开始工作也没问题，但想到今天刚回到家，还是先缓一缓再说。眼下最忌讳的就是急躁。过了一段悠闲的住院生活，之前那种十万火急赶着交稿的日子恍如久远的往事。我打算遵照医生的嘱咐，按照自己的步调平心静气地工作，一点一点地适应现实生活。　　不经意间，我发现二〇一号室的窗子打开了。　　我顿时心脏狂跳，就像被猛地攫住了一般。尽管不想看，视线却还是情不自禁地被那个房间吸引。　　房间里面，有重新粉刷过的雪白墙壁，看起来很干净的榻榻米……还有，一双白净的脚。　　“怎、怎么可能……”　　那是个年轻的女人。她躺在浅绿色的床垫上，一动不动，夕阳映在她的脸际，将她的脸染得鲜红如血。那个噩梦又出现了。怎么会这样！　　不对，这只是幻觉。另一个自己在耳边低语。看来我的病还没完全治好，明天再去住院吧。我心情惨淡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香烟，想用打火机点燃，手却抖个不停，怎么也点不着。　　好不容易点着了，我一边狠命地吸着香烟，一边抬头仰望天花板，等待心情恢复平静。我告诉自己，刚才是我的错觉，然后再次望向二〇一号室。　　女人依然躺在那里。但仔细打量，她那淡粉色衬衫下的胸部似乎有轻微的起伏。　　她是活的！这根本不是我的幻觉，她是新搬进来的房客。我大松一口气，紧绷的肩膀一下子放松了。　　这时，女人似乎察觉到了我的视线，她的身子颤动了一下，起身下了床。她揉着眼睛走到窗边，伸了个懒腰，很自然地望向我这个方向。我们俩目光相接的刹那，她的身体明显僵住了，我也有种时间凝固了的感觉。　　好一会儿，我就那么杵着不动。女人微微一笑，向我点头致意。这意外的发展让我不知所措，不等我反应过来，对面的窗子已经关上，女人的身影也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了。　　02　　三月二十八日（清水真弓的日记）　　我打开刚买的崭新日记本，躺在榻榻米上沉吟着该写点儿什么。既然是随心所欲的日记，从哪天写起都无所谓，但老是空在那里，总觉得有种莫名的压力。原本想说一定要写得有条有理，结果写了好几行都是漫无边际的闲扯。　　接下来，要打起精神好好写才是。　　不管怎么说，这么顺利就租到房子真是太好了。（这种事写来做什么？）　　日升雅苑二〇一号室。“日升雅苑”这个名字很洋气，但实际上还是叫“日出庄”更合适。这是幢二层建筑，每层有三个房间，如果用“东京随处可见的杂乱公寓”来形容，或许比较容易想象。二〇一号室是上到二楼后，最里面的一个房间。　　租金是六万元，附带浴室和卫生间，可以说是相当便宜。在房屋租赁杂志上看到这间房时，我觉得就算地处郊区，这个价格也是捞到大便宜了。抱着碰碰运气的心态，我联系了一下中介，没想到答复说房间还空着。我立刻赶去，当天就把租约敲定。从四月一日起我就要走上社会工作了，办事决不能磨磨蹭蹭。　　以上是昨天的事了。今天早上我离开池袋的商务旅馆，提了个旅行包便住了进来。至于衣服，妈妈会从老家用快递寄给我。　　我先买来卧具和窗帘之类的必需品，然后开始着手整理房间。房间是一室一厅，进门就是厨房，右边是流理台和煤气灶，左边是一体式的浴室和卫生间。往前走，里面是一间六叠大的和室※，榻榻米刚换了新的，感觉很不错。（※指铺着榻榻米的传统日式房间。）　　整个房间整洁干净，令人难以相信已经半年没人住了。我从一楼的管理员那里拿钥匙时，向他打听过这个问题，但他一听就移开了视线，显得有些不安。这让我多少有些在意，不过还是算了。　　打开朝西的窗子，阳光立刻洒进屋里。现在还蛮惬意的，不过到了夏天就会很热吧。窗外是幢老旧的木造两层小楼，楼前有个约三十坪的院子，看起来像是个家庭菜园。一个老婆婆头上缠着白毛巾，正在院子里用小铲子不停地挖土，撒下种子。院子一角有个脏脏的库房。　　老婆婆站起身，伸了个懒腰。就算是站直了身子，她的腰也还是弯得很厉害，应该是有些岁数了。她摘下头上的毛巾，露出满头白发，头发整齐地束在脑后，挽了个发髻。接着她用毛巾掸掉膝上的泥土，拖着右腿顺着窄廊走进家里，砰的一声关上拉门，声音大得连我这里都听得到。　　看着老婆婆的样子，心情渐渐变得像在老家时那般恬静。一直以来的紧张感倏地消失了，我铺上刚刚买回来的绿色床垫，躺了下来。太阳照得我暖洋洋的，好舒服。　　从今天起，这里就是只属于我的空间，是我一个人的世界，不会被任何人打扰。望着满天春霞，意识渐渐恍惚了起来。我躺在床上，看着窗外那幢木造小楼的瓦砌屋顶，不知何时，迷迷糊糊地沉入了梦乡。　　醒过来时，天色已暗。慢慢下沉的夕阳，把西边的天空染得红彤彤的，漂亮极了！　　我站在窗前正看得出神，突然感受到一股几乎要刺破皮肤的强烈视线。我吃了一惊，定睛望去，视线来自对面那幢给人以阴森之感的木造小楼，一个男人正站在二楼的房间里，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我们相距约二十米，气氛瞬间僵了起来。　　想到我刚刚搬来这里，觉得还是跟邻居打个招呼比较好。于是我努力挤出礼貌的笑容，向他点头致意。　　男人却仿佛吓了一跳，毫不客气直盯着我的视线也没有移开的意思。他长着一张长脸，脸色苍白，看起来有点儿神经质，蓄着短短的、邋遢的胡子。留着长发，乍看年纪很轻，但应该超过三十五岁了。不知道是不是我想太多，总觉得他的眼里闪着病态的光芒。　　关上窗后，我的背上一阵发冷，很难说这只是因为傍晚的寒意。要是每天都跟那个男人打照面，恐怕连我也会变得忧郁起来。　　这个房间一直没人租住的原因，我似乎有些明白了。或许房子选得有些太轻率了，我有点儿后悔。　　03　　三月二十八日续（大泽芳男）　　晚上十一点多，我偷偷溜出了主屋。伯母通常九点就寝，现在已经过了两个多小时，应该不用担心会被她起床撞见。但从二楼下来时，我还是谨慎地挑不会咯吱作响的楼梯边缘落脚，慢慢地走了下来。　　我卸下后门锁的插销，轻轻推开玻璃门。这门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刺耳声响，必须小心地徐徐打开。明天给合叶上点儿油吧。　　就在这时，我的脚碰到了什么东西，一个小小的黑影一掠而过，冲到院外。我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开门上，这一突发的意外把我吓得半死。黑暗中，有两只眼睛在闪闪发光。　　“什么嘛，原来是小黑。”　　小黑蹲在院子里看着我，喵喵地叫着。　　“可恶，简直是存心吓我……”　　我有些生气，不假思索地伸脚便踹，却踹了个空，连根毛都没碰着。小黑钻进树丛，就此消失了踪影。　　等呼吸恢复正常后，我迈向伯母辟出的菜园。院子约三十坪大，与对面的公寓仅隔着一道水泥墙，临巷那边则是用木栅栏隔开。　　我带了手电筒，但担心被对面公寓的住户盘问，因此一直没有打开。虽然没有月亮，但借着小巷路灯的微弱光线，依然可以看清院子的轮廓。伯母好像已经播下了种子，菜园里到处可见微微隆起的浮土。要是我乱踩一通，伯母定会吵闹个没完，因此我迈步时格外小心。　　对面公寓的二〇一号室还没有熄灯。我不禁有些好奇，那个女人此刻正在做什么呢？从她房间里透出的灯光，将库房的房顶映得发白。　　我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插进库房门口锈蚀的锁孔里。这间屋子已经老旧不堪，摇摇欲坠，里面也没有什么必须严防被偷的东西，这样居然还上锁，未免有些夸张。　　随着令人愉悦的咔嚓一响，锁开了。　　要推开库房入口的门，很需要点儿技巧。因为整个房子都已倾斜，过分大力反而不易推开，需要把手伸进门下方勉强可容纳指头的缝隙里，像按压般缓缓推动，门才可以顺利打开。　　库房约有四叠半大，从冰冷的户外迈进里面，身体顿时被温暖的空气所包围。虽然天花板中央悬着一个四十瓦的电灯泡，我却不能打开，因为灯光会从门缝透出去。　　我关上门，揿亮手电筒，光圈照射在积满尘埃的一堆破烂上。透过光线，能看到细微的灰尘如微生物般飞舞。少条腿的椅子、老式脚踏缝纫机、东京奥运会时买的黑白电视机、木柄从中间折断的铁锹、刀口残破的割草镰刀、用细绳绑扎的旧报纸、旧茶叶箱和网眼裂开的箱笼，这些一看就是老古董的玩意儿把库房占得满满当当。我很想把它们当做大件垃圾处理掉，但仿如旧时代化身的伯母却不答应。　　“浪费东西会遭报应的，说不定哪天就派上用场了呢。”　　我心想，开什么玩笑，那一天永远都不会来。明知道没半点儿用处，伯母却硬是对这些破烂留恋得很。　　地板上几乎找不到下脚的地方，走路时想不被绊倒真是非常困难。不过凭我多年的经验，要对付这些还是游刃有余。库房最里边有个很大的瓦楞纸箱，上面的“冰箱”两个字早已退色，箱子里塞满丁破布和杂七杂八的零碎。　　我弯下腰，搬开满是灰尘的瓦楞纸箱，下面现出一块木板。乍一看只是块被白蚁啃烂了的脏板子，但实际上，我称它为“通往异次元的门扉”。恐怕任谁也想不到，这破败的库房里还会有地下室，而这里就是地下室的入口。　　移开木板，下方是一片幽深的黑暗。我伸手到黑暗之中，摸索着打开了灯。小电灯泡的昏暗光线，将地下空间影影绰绰地映照出来，看到在淡淡光线中浮现出的梦幻空间，我的心情不可思议地变得宁静起来。　　我脚踩在不甚牢靠的梯子踏板上，合上头顶的木板，缓缓下到地下室。　　无人知晓的秘密之地——虽然与阁楼的意义不同，但这里同样是我的“圣域”。　　读高中时，有一次奉伯母之命整理库房，无意中发现了这个地下室。当时我正在拖一个很重的东西，不知怎的触动了木板，一脚踩进敞开的洞口，差点儿摔了下去。幸好我双手及时抓住木板，脚也找到了梯子，才算逃过一劫。不过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决定到这个奇特的空间探险一番。那时不比现在，没拉电线，也没安电灯，我从家里拿来手电筒，再次踩着梯子下去。　　下去一看，我很是吃惊。这里比库房窄上少许，看样子是个地下室。高度可容我直立，应该有一米八左右。四周都是泥巴墙，地面也是用土夯实的，除了铺了张破破烂烂的席子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了。　　这个地下室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起初我以为是储藏葡萄酒的仓库，但伯父一向不喝酒，从来没有这种爱好；也不可能是存放酱菜的地方。　　我在地下室的一角找到了一个看起来像是人偶的东西。人偶全身裹着已经变色的茶色粗布，内里填着稻草，由扁平的头部、身体和两条腿组成。奇妙的是，人偶的心脏附近有几个洞，像是被刀刺穿的，从洞里支棱出好几根稻草。莫非这是诅咒用的稻草人，伯母用它来祈祷，想要咒杀某人？　　疑问很快就解开了。人偶旁边有一条粘着泥巴的毛巾，上面用墨水写着“爱国妇女队”五个字。虽然毛巾已经变成茶褐色，但仍可辨认出印染的国旗图样。我登时恍然大悟，这是太平洋战争时代的物件。在人偶旁还找到一根削尖的竹棒，我进而推测，伯母是把人偶当做敌兵，用竹枪来进行攻击训练。依伯母的性情，不难想象出她站在爱国妇女队最前列，尖叫着猛刺人偶的模样。　　如此看来，这间地下室原来应该是个防空洞。　　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伯父已年逾四十，征兵检查的结果是丙等，不算是合格的当兵料子。到他被征召入伍时，已是败象毕现的战争末期，多半还没等上战场，就在国内某地迎来了终战。因此B-29轰炸机飞来东京的时候※，伯父正安居家中，并在库房下面挖了个防空洞。说来这也没什么稀奇。（※指一九四五年美国使用B-29轰炸机对东京实施的大规模战略性轰炸事件。整天压抑得透不过气来。）　　这也只有巧手的伯父才做得到。那个年代很难弄到水泥，他就用泥浆刷墙，造出了一个相当够格的防空洞。而建在库房下面，想必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虽然这只是我的推测，并没有向他本人求证过，但我当时真的是钦佩莫名，觉得不愧是伯父。我们这一带在东京大轰炸时并不曾遭受严重损失，战后一片混乱，伯父也就再也没有想起这个防空洞，不知不觉间忘得一干二净。只有人偶和爱国妇女队的毛巾还留在这间幽暗的地下室里，如同活生生的历史见证者，让我得以知晓其来龙去脉。　　二十年前发现这间地下室时，我正住在二楼伯父书房旁的一个房间里。那时伯母的腿脚还很利索，我的一举一动都在她的监视之下，　　就在这个时候，我找到了这间地下室，很自然地，它成了我心灵的绿洲。我带了些蜡烛进去，拼命回想从伯父的藏书里学来的一鳞半爪的黑魔法知识，依葫芦画瓢造了座祭坛，然后点上蜡烛，煞有介事地举行祭祀。　　我还把爱国妇女队的毛巾缠到人偶头上，把它当成伯母，用竹枪狠狠击刺，聊以发泄心中的积愤。　　背着严厉的伯母进出库房，本身就够刺激的，在这里进行的种种仪式更是充满神秘而不可告人的味道。我通常选在深夜或清晨，伯父、伯母睡得正酣之际偷偷溜进地下室。那人偶没过多久就全身都是洞，被我连同竹枪一起丢掉了。它要真是诅咒用的稻草人，伯母早就该一命呜呼了。　　伯父死后，我一点一点地给地下室的墙壁和地面刷上水泥加固。我继承了伯父的心灵手巧，虽然只是随便刷刷，难免会有些不平整，但比起以前还是光鲜多了。　　我在屋子当中、齐眉的高度挖了个小洞，安了一扇天窗。点上蜡烛后，神秘的氛围便油然而生。我又从上面的库房拉来电线，装上了灯泡。大学毕业刚开始以翻译为生的时候，我曾一度对摄影颇有兴趣，便把这里当做暗室使用。　　伯母因中风导致腿脚不便后，地下室和主屋的阁楼就都成了我的“圣域”。我依心情的不同，选择喜欢的地点作为休憩之地。　　而今天，在久别半年之后，我再次来到了地下室。　　从梯子的最后一级下来，我带着怀念的心情环顾着这个狭窄的空间。不流通的空气里泛着霉味，和入院前相比毫无变化。天窗边的水泥墙面斜斜地裂了道缝儿，水汽从裂缝里渗出，周围一大片都因受潮而发黑了。　　身处这样一个局促而阴暗的空间，换了别人定会皱起眉头，但却带给我一种不可思议的恬适心境。烛台上的蜡烛早已烧完，只留下一摊熔化的蜡油。　　地下室的一角靠墙放着一张收起的铁制折叠床，我把它打开放好，躺到上面，重又打量起地下室。对面的角落里，杂乱地堆着冲洗照片的工具。一张圆凳扔在地上，凳面的塑料覆膜已经裂开，露出里面的海绵。　　在这里，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一切都仿佛停滞了。　　我闭上眼睛，全身充盈着愉悦的疲倦感。这里是如此地静寂，听不到丝毫声息，简直难以相信正身处东京杂乱的住宅区之中。　　不觉间，我已酣然入梦。　　不知过去了多久，醒来时已是凌晨四点。我慌忙爬起身。伯母通常五点起床，不赶快回到主屋就麻烦了。　　我的肩膀睡得发僵，为了活动开，我不停地转动脖子。就在这时，我看到床底下有张折了好几折的报纸，上面用红色马克笔圈着一则不起眼的新闻——　　二十八日凌晨一点二十分左右，在北区滝野川一丁目的路上，一名恰巧巡逻到那里的警察听到了女子的惨叫声，冲到现场时，女子已不见踪影，只留下一个敞开的手提包。从手提包里的驾照获悉，该女子名叫米泽由香（二十二岁），是一位公司职员，住在滝野川一丁目的平和庄公寓。米泽小姐当天没有回家，滝野川警署认为，米泽小姐很可能已卷入某起案件。目前警方正在现场附近进行调查……　　04　　想不到你这么有干劲儿，妈妈也放心了。本来应该陪你一起找房子的，可是实在请不了假，真的很抱歉。　　虽然有点儿遗憾，不过得知你顺利找到了合意的房子，我也替你高兴。　　旅游公司的工作看起来很时髦，但我听说其实很劳神，还蛮辛苦的。不过你别气馁，好好加油吧。妈妈相信，以你的能力，绝对可以胜任。等工作上抽得出身了，我一定会去一趟东京，请你静等那一天的到来。　　不多说了，你多保重。　　三月三十一日母字　　清水真弓小姐亲启　　常温（四月）　　01　　四月十二日（大泽芳男）　　从戒酒中心出院后，我仍需每月一次前往医院接受复查，直到医生判断已无必要为止。　　此外，虽然不是强制要求，但医生建议我每月参加两次戒酒会。这种戒酒会是由出院的病友聚在一起，介绍各自的亲身经历，以此认清喝酒的危害，并深刻反省，彼此勉励绝不再陷入酒精依赖症的泥潭。　　但我无论如何都无法习惯戒酒会的氛围。我原本就讨厌集体活动，总觉得就像青年旅合的茶会※一样，有种强加于人的味道，令人提不起兴致。那些畅谈酒精危害的人，个个看起来都像是正人君子，滔滔不绝地大谈自己是如何意志坚强地战胜了疾病，但这反而让我感到不解，既然是意志如此坚强的人，当初又为什么会患上酒精依赖症呢？想到这里，登时就意兴索然。当然也确实有人被成功治愈，因此我还不至于会说这种戒酒会毫无存在价值，只是我与会场的气氛格格不入，内心感到孤独。（※茶会是日本青年旅合（YouthHotel）所独有的特色活动，一般在晚餐后举行，原则上所有住宿者均要参加。内容以交流旅游资讯、表演节目、做游戏等为主，现在有减少的趋势。）　　今天也是这样，虽然去参加了傍晚在赤羽召开的戒酒会，心里却一直暗暗后悔不来就好了。会上的招待茶点是已经回潮的饼干，我一边啃，一边心不在焉地听其他人发言，就这样挨了足足一个小时。再有三个人就轮到我时，我再也忍耐不住，起身离席了。　　虽然中途溜号，却并没有人对我表示不满，甚至根本就没人发现，每个人满脑子想的都是自己的事。　　我抄近道从花柳街走去赤羽站，并不是刻意要从那里经过，只是因为这样走比较近而已。狭窄的小路上，充斥着弹珠店※里放的演歌声和小钢珠的声音。天已经黑了，沿路的小酒馆开始陆续挂出招牌，但这些在我眼里全无意义，就如浮云般从视网膜前一掠而过。（※日本流行的赌博游戏店，玩家购买小钢珠发射到弹珠机中，胜者可开出更多的小钢珠，并可以此在店内兑换奖品，再到店外隐蔽场所兑换成相应的现金。）　　小巷的入口处有一家站着吃的烤鸡肉串店，店老板扎着头巾，把刷了调味汁的鸡肉串放到炭火上，再拿团扇使劲扇。烟飘到路上，强烈地刺激着我的鼻腔。说到吃烤鸡肉串，当然少不了廉价的罐装酒，那种甜得过头的日本酒的味道，重又在我的舌尖苏醒。我觉得一阵恶心，胃里酸液翻涌，直冲喉头。喝这种酒就跟喝糖水无异，光是想象都叫人寒毛直竖。　　我现在对酒一概敬谢不敏，和戒酒会也要永远地说再见了！　　正要快步穿过小巷时，我偶然看到店里有四五个工人模样的酒客，其中一人刚好与我对上视线。那是我住院时隔壁病房的病友，一个小个子的中年男人。满脸斑白的邋遢胡子，喝酒喝得醉眼蒙眬。视线相接的刹那，他似乎也认出了我，很不自然地朝我笑了笑，立刻转过身去。他穿着一条沾满油污的浅黄色长裤，脚蹬运动鞋，上身是一件与长裤同色系的夹克。　　此人名叫曾根新吉，在医院里是出了名的手脚不干净。他有盗窃前科，坐过好几次牢，但还好不算是暴力犯，只是个专爱偷鸡摸狗的宵小之徒。受酒精中毒的影响，他的手已不如从前利落了，但要偷戒酒中心里的个把患者，依然是手到擒来。　　在我住院期间，病房里就频繁发生失窃事件。除了每周两次的洗澡时间，平常也经常有人被偷。大家都觉得曾根很可疑，但他做得滴水不漏，从不留下任何把柄，我们一直苦于没有证据。失窃事件不断发生，终于有几个病友群起向曾根发难，当时还搜了他的身，但哪里都找不到赃物的影子。面对我们的指责，曾根从头到尾都只是嘿嘿冷笑，充满嘲讽之意。　　我自己也在洗脸时丢过一张万元钞票。当时曾根就在我旁边闲晃，怎么想都是他捣的鬼。从别人钱包里抽走薄薄的一张钞票，再神不知鬼不觉地藏起来，没有职业级的手法显然是办不到的。　　以曾根的本事，趁人不备偷走健康保险证或驾照，再拿去附近的高利贷公司借钱，这简直易如反掌。为防不测，我从不带任何可以证明身份的证件，晚上睡觉时也穿着牛仔裤，身上只带些必要的零钱。　　听说曾根早已被家人抛弃，作为酒精中毒症患者接受政府的最低生活保障援助。每次一领到钱，他不是去打小钢珠，就是去赌赛艇，赢了就兴高采烈地喝酒庆祝，输了则更要借酒浇愁，几年来一直在戒酒中心和赤羽的廉价公寓间来来回回。他的身体已经被酒精耗得极其虚弱，干不了体力活儿，而脑力劳动也一样不行，纯粹是个社会渣滓。　　但就因为他属于生活贫困者，不仅住院时的治疗费用全部由国家承担，出院后还可以靠生活保障金过活。这让我不禁感到气愤：天底下居然还有这种荒谬绝伦的事！而他不仅不知感恩，反而经常闯空门行窃，依我看，“社会害虫”这个词就是专为他这种人准备的。　　我出院那天，凑巧曾根也出院。在医务室里，我亲眼看到医生告诫他：“别再回来这里了。”他也一脸正经地点头说：“谢谢您这些日子的照应。”然而一转眼，却又是这副德行。出院时说的话还在耳边，他就跑来这种地方喝酒了。　　“这个人渣！”我骂了一声，狠狠地往地上吐了口唾沫。不知是不是声音太大被听到了，曾根的肩膀倏地一动。这家伙，一向警觉得跟老鼠似的。　　从戒酒中心出院后，有人仍积极参加戒酒会、努力戒酒；却也有像曾根这样，利用酒精中毒症敲诈老百姓税金的人渣。　　哪怕是为了不再见到戒酒中心里这些恶心家伙，我也得专心从事翻译工作。过去这些不愉快的记忆，很快就会成为过眼云烟的。　　我快步迈向赤羽站。　　02　　四月十二日。曾根新吉憎恨地盯着大泽芳男的背影。这人是他在戒酒中心住院时的病友，一个爱管闲事的家伙。有一次曾根偷偷躲在厕所喝罐装酒，大泽撞见后，当即便向医院举报，害他被关进独居房整整三天，真是岂有此理。明明其他患者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泽却硬要出头主持正义，平时也老是摆出一副高傲的神色，仿佛在说“我跟你这种废物才不是一类人”。　　“切，人模狗样的混账！”曾根咬牙切齿地骂道。　　“您说什么？”老板不解地望着曾根。　　“哦，给我来两串烤鸡杂，还有，再添杯酒。”　　曾根把空酒杯重重地往吧台上一蹾，要求老板续杯。　　对曾根来说，酒就是他的生命之水、活力之源。没酒喝的时候，他全身都酸软无力，脑子里也嗡嗡地响个不停，着实难熬。　　而只要一滴酒入口，耳鸣瞬间就会止息，身体深处力气陡生。但这仅限于没有喝过头时的情况。实际上，他只要一口下肚，就决不肯就此罢手，总要一杯一杯又一杯，一直喝到酩酊大醉为止。　　曾根原是寿司店的厨师。从玉县北部的中学毕业后，他来到东京的寿司店勤奋学艺，技术不断精进，不到三十岁便在板桥区拥有了一家自己的小店。成了店主后，碰到客人敬酒，就少不了要应酬一番。他本是不善喝酒的体质，却日复一日，喝的酒远远超过身体所能承受的量。　　就这样，酒精慢慢侵蚀了他的身心，最终工作之余也酒不离手。他的性格变得暴躁易怒，经常为一点小事儿大发雷霆，对店员非打即骂，以至于很少有人能在店里待得久。在家对妻子女儿他也是拳脚相加，妻子恐惧之下，曾一度跑回娘家。　　只要一喝上酒，他连顾客也爱答不理，结果好不容易揽来的熟客也都不再光顾了。店里一冷清，他便一个人自斟自饮，于是更加没人上门，整个陷入了恶性循环。　　决定曾根命运的事件，发生在十五年前，也就是他三十四岁那年。　　那天他和往常一样，开门营业后便开始喝酒，喝到晚上七点左右，很难得地来了个看似上班族的中年主顾。他不了解曾根这家店的风评，是个生客。　　久违地有顾客光临，曾根很是高兴，一边热情招呼，一边忙着给他做寿司。起初那人还老老实实地埋头喝酒，没想到酒劲上来后，就开始大表不满，又是抱怨刀工差劲，又是指责材料不新鲜，故意处处找碴儿。曾根当时也喝了些酒，自然不肯示弱，两人针锋相对，剑拔弩张。　　曾根咕咚灌下一大杯酒，怒吼一声：“给我滚！”同时把加倍要价的账单扔了过去。　　顾客勃然大怒，把账单揉成一团，丢回给曾根。　　“拿这种狗都不吃的寿司糊弄我，还有脸跟我要钱？简直是打劫！”说完，他站起身就要走人。　　“站住！想吃霸王餐？你以为你跑得掉？”　　曾根抄起切生鱼片的菜刀，拔腿追了上去。他在店门口揪住顾客，两人为给不给钱的问题争吵起来。曾根原本并没打算用菜刀捅人，但在激烈的推搡之中，他手上的菜刀不知怎的就刺进了对方的小腹。　　看到那人满身是血地在地上打滚，曾根终于回过神来，发觉了事态的严重性。他不知所措地呆站在一边，最后被接获路人报警赶来的警察逮捕。顾客虽然侥幸保住了性命，但身负重伤，三个月才能治愈，曾根因此身陷囹圄。　　服完两年的刑期后，曾根出狱一看，自己的店已经没了影子。他打听到妻子现住在赤羽的廉价公寓，就不请自到地硬住进去了。　　起初打算痛改前非，在赤羽站前的寿司店找了份差事。但一日喝了酒，立刻故态复萌，和客人闹起纠纷，当下就被炒了鱿鱼。　　就在这时，他遇到了一个服刑时的狱友，两人成了朋友。对方是个惯偷，将判断空宅的要点、开锁的手法和潜入的技巧，全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曾根。曾根本就有一双巧手，记性又好得连这位朋友都大感佩服，因此很快就成了够格的小偷。　　在密集的住宅区中，一人独居的公寓是绝佳的下手对象，轻轻松松就有大笔进账，收入甚至比经营寿司店时还要丰厚。只要有钱拿回家里，妻子也不再抱怨了，轻易就相信了他已在别家寿司店就职的鬼话。　　让他落网的是指纹。曾根虽然技术一流，犯罪时的警惕性却不够，总觉得指纹没什么要紧，结果轻而易举就被逮捕了。已年过四十，他却又开始了监狱生涯。这时妻子也对他丧失了信心，开始操起皮肉生意维持生计。但当他从监狱出来时，她又不发一语地收容了他。曾根不知道她是彻底对自己死了心，还是害怕自己暴力相向。出于赎罪的心理，他继续不时做些小偷小摸之事以贴补家用。　　他还跟过去一样喝酒，但监狱生活多少起到了戒酒的效果，使他不至于整天沉浸在酒精中不可自拔。换句话说，当他泡在酒乡时，行窃的手法就会毛病百出，在现场留下证据；而被关到监狱后，由于没酒可喝，身体反而恢复正常，人也回归到现实社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蹲监狱对他的身体比较好。　　第四次出狱的时候，他已经超过四十五岁了。如同大多数人一样，他也感受到了身体的变化。他的体力开始走下坡路，衰老的症状接踵而至。老花眼都还罢了，最要命的是耳鸣，耳朵老是嗡嗡地响个不停，活像脑子里养了一窝蜜蜂。　　最糟的是喝过酒的隔天早晨，不光耳鸣，还阵阵眩晕，站都站不稳。这个样子连出去弄点儿零用钱都有心无力，等于断绝了收入来源。不过他马上就找到了解决的办法。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他又喝了点儿酒，想以此来解宿醉，不知怎么居然发生了效果，耳鸣停止了。他还发现当罐装酒喝个一杯上下时，头脑最为清醒。　　于是他就利用每天下午两点到四点这段头脑清醒的时间，物色行窃的对象，顺利得手后再到车站前的小店喝酒庆祝，并且慢慢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在妻子面前扯的谎早就被拆穿，不过他也不在乎了。　　这样着实能赚不少钱，但酒量也一气猛增，没过多久，他就沦为一名彻头彻尾的酒精中毒症患者了。　　一天早晨，曾根醒来时发觉自己躺在陌生的床上。这就是他与戒酒中心缘分的开始。他的妻子终于忍无可忍，趁他烂醉如泥时把他送到了医院。　　过去一直依靠的家人也写来了断绝关系的书信，至此便再没有人能阻止曾根的堕落了。之后他一路潦倒下去，不出意外地成了生活贫困者，乍一看就与废人无异，最终被政府认定为无生活能力者，每月领取最低生活保障。　　曾根前后进出戒酒中心三次。自从彻底酒精中毒后，他的手上功夫也大为退步，成功盗窃的次数连全盛时期的三分之一都不到。但加上政府给的生活保障金，租个廉价公寓独自生活还是没问题的。　　在戒酒中心住院期间，曾根表面上老老实实不再喝酒，实际上不时利用自由活动的时间，从附近酒店买来“OneCup”牌罐装酒，夜里躲在厕所偷偷享受。对他来说，住院是个很好的休养机会，既不必为生活费操心，也不妨碍秘密的“晚间小酌”。　　可就连这点小小的乐趣，也被那些人给毁了。　　“亏他们干得出来！”　　曾根一想起来就忍不住感到窝火。他与同病房的患者虽然谈不上同病相怜，却也有种奇妙的抱团感，对彼此私下喝酒的行为都会视而不见。他恼恨的那些人，是一号病房里的患者。住在一号病房的患者症状都比较轻微，他们组织了自治会，打着增进病友感情的旗号到处多管闲事。这些人里有学校教师，也有工会职员，很多都是道貌岸然的知识分子。　　“我自己的身体，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像这种理由跟他们是说不通的。他们和医生狼狈为奸，一旦抓到有人喝酒，马上毫不留情地举报，将其关进独居房。所谓独居房就是关押违纪者的上锁单间，违纪次数越多，处罚时被关的时间就越长。曾根算是个精明人，一向都能瞒过自治会那帮人的耳目，但有天晚上还是被抓了个现行，遭到关独居房三天的处罚。　　“妈的，想想都生气！”　　更令曾根不能原谅的是，他常趁患者不备偷点儿零钱的事也被他们看穿了。他的手上功夫虽已生疏，但要偷那些反应迟钝的患者依然不在话下，在医院赚了不少外快。可是自从遭受了屈辱的搜身检查之后，再要下手就困难重重了。连同病房的重症患者都用怀疑的眼光看他，让他心里很不舒服却又无可奈何。　　后来有一天，医院单方面通知他的病已治愈，把他赶出了医院。　　“别再回来这里了。”　　出院时，医生冷冷地告诫他。刚好那天大泽芳男也出院，目击到了这一幕。　　总之，曾根在樱花将开的春寒时节被丢回到了社会，在赤羽站附近找了个小客栈栖身。最低生活保障援助也已终止，为了支付一晚一千五百元的住宿费，他又重操旧业，过上了偷鸡摸狗的日子。　　这一天他打小钢珠赢了五千元，当下便跑到常去的一家烤鸡肉串店喝酒。也难怪，这已经是他唯一的乐趣了。喝到微醺时，他只觉整个人飘飘然如在云端，心情煞是美妙。　　就在这时，他发现外面有个男人正看着店里。　　虽然已有醉意，但他还是立刻想起那人是谁。是大泽芳男，自治会的成员，医院的耳目。他是在监视自己，曾根恍然大悟。　　“想起来实在很可疑，他竟然和我同一天出院，一定是为了跟踪我。”　　曾根在心里暗叫不妙，不自觉地转过身，背对着大泽。　　“这个人渣！”　　曾根隐约听到了大泽的声音。人渣、人渣……这个词不断在他的脑中回响。　　“很明显，他就是在监视你。医院一定是想通过他搜集证据，下次好把你关进隔离病区。”　　有个声音这样告诉曾根。明明正喝着酒，耳朵却又开始嗡嗡低鸣。为了压住耳鸣，他再度一气灌下满满一大杯酒。　　这些人对自己穷追不合，要想逃离他们的掌控，就必须尽快离开赤羽。曾根如此想着。　　03　　四月十二日（大泽芳男）　　我从戒酒会回到家中，是下午五点多。　　还没走到玄关，我就在小巷里闻到了烤鱼的味道。唉，又是干竹荚鱼啊，我光想就觉得腻味。干鱼是伯母的最爱。　　我老早就和伯母分开吃饭了。生活作息不同是最重要的理由，我上午十一点起床，凌晨三点就寝；伯母却是早上五点就起，晚上九点入睡。但实际上，不和她一起吃饭的真实原因，是她的伙食太单调清淡了。早上是米饭配酱汤，中午是就着咸菜吃茶泡饭，晚上则是凉拌豆腐或干竹荚鱼，一日三餐，天天如此。对于正值壮年的我来说，这样的饭菜实在难以下咽。我想伯父之所以过世那么早，或许这也是原因之一。　　自打我从事翻译工作以来，一直是早上吃面包喝咖啡，中午和晚上则随便在外面将就。不是我危言耸听，要是我和伯母一道吃饭，肯定会落得跟伯父同样的下场。　　伯母拿着伯父的人寿保险和养老金，本来尽可以吃香喝辣，但她就是不肯那样做。尽管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她却仍对战争时期的穷困生活念念不忘。　　“天晓得什么时候要用钱呢。”　　她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在邻里间也以一毛不拔的“小气老太”出名。　　“明明就没多少日子好活了。”　　我曾无意间听到邻居在背地里这样暗骂道。不仅如此，伯母还每月按时从我这里收取四万元生活费。　　“现今这世道，四万元上哪儿找房子住去？二楼的两间房，还带冼澡设备，十万元都算便宜的。你能住在这里，得好好感谢你伯父才行。”　　说着，伯母把生活费供奉到伯父的遗照前，合掌拜了拜，然后才收进衣柜。　　“伯母，放那里不安全，还是好好存进银行吧。”　　“银行哪里信得过？”　　伯母唯一打交道的机构就是邮局，但也只是在领取养老金的时候跑一趟。我住院时一直挂念伯母，完全是因为担心她的“衣柜存款”被盗。我不清楚那笔存款的准确数字，不过攒到现在，少说也有一千万了。　　走进家门，向伯母打了声招呼，我便登上二楼，迫不及待地打开窗户。一看对面的公寓，二〇一号室还没有亮灯。那位OL应该七点多才回家。只要想到那间房里正住着人，我就心潮澎湃。有人居住在那里的事实，或许会抹去过去那段不快的记忆。　　“听说那个房间终于有人住了？”　　我很在意那个女人，于是在一周前这样问伯母。伯母耳朵虽背，消息却莫名地灵通，对邻里间的家长里短一清二楚。　　据伯母说，这次人住的房客是位来自新泻的OL，从四月一日起开始上班。　　“不知道在什么公司工作，不过那女人可真精明得很。”　　“怎么说？”　　我很感兴趣，但装得漫不经心。　　“也不知她是从哪里打听来的，居然以去年那桩命案为理由，要求房东降低租金。”　　“是吗，年纪轻轻的，没想到这么能干．真是人不可貌相。”　　“听说房东也不想让房间一直空着，最后便宜了一万元，约定一年后再改合同。”　　“竟然便宜了一万元啊！”　　我心想，房东还真是狠心大降价。那栋公寓的房东是个七十五岁的老太太，住处与我家只有一户之隔。她似乎和伯母很合得来，不时就会过来坐坐，两人聊得十分投机。　　“最近的年轻人呀，太理性了。”　　从伯母嘴里冒出“理性”这个词，有种不搭调的滑稽感。　　“就算死过人也毫不在乎，只要价钱便宜就行。都像这个样子，社会就没救了。那女人不久就会被幽灵所害，你看着好了。”　　伯母曾一度热衷于邪教，因此有事没事就爱念叨报应、作祟什么的，只要附近有人遭遇不幸，她就会露出一副“看，我说得没错吧”的嘴脸。　　这次伯母也是老样子，断定那女人必将遭受报应后，张开缺了门牙的嘴幸灾乐祸地笑了。　　然而伯母的直觉一向准得不可思议，我只希望这次别被她不幸言中。　　日升雅苑就在我家对面，中间隔着个小院子，相距约二十米。从巷口那边数起，一楼依次是一〇三、一〇二、一〇一，二楼则是二〇三、二〇二、二〇一，管理员住在一〇三号室。　　与二〇一号室相邻的二〇二号室，住的是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他好像在很努力地打工，白天难得在家，晚上也迟迟才归。回来洗完澡后，他必定会只穿一条裤衩躺在床上听音乐。窗子开着的时候，那震耳欲聋的声音连我这里都听得到，虽然嫌吵，可也拿他没办法。那么大的音量，想必给隔壁邻居带来了不小的困扰，而且就算隔壁有人被杀，只怕他也浑然不觉。那桩命案发生之后，他照旧过着与先前毫无二致的生活，可能是神经相当大条，感觉迟钝吧。　　他房间的墙上贴着一张斋藤由贵※的大幅海报。屋里看不到一本学校的教材，只有登载明星写真的杂志、与车辆相关的书籍和交通地图。公寓楼下停着一辆750cc的摩托车，看来等他攒下钱后，就会骑车出门旅行一阵子。除了音响、电视和简易衣柜，房里再无其他家具，冷清得不能再冷清了。（※斋藤由贵（1966-），日本八十年代着名女演员、歌手。）　　“真是的，现在的年轻人啊，根本没心思念书，一心就想着玩。”　　要说我念书那会儿……　　想到这里，我不禁苦笑。会这样想，或许本身就证明我已经上了年纪。　　那年轻人隔三差五就会带女孩回家。女孩有的是学生打扮，也有的像是风尘女郎，走马灯似的换个不停。如此一来，他究竟打的是什么工，我心里也大抵有数了。虽然忍不住皱眉，可我依旧透过双筒望远镜，从阁楼窥视他的一举一动。　　身处阁楼，便能从最佳角度偷窥对面公寓二楼的各个房间。虽然每个房间框格窗的下半部分都是磨砂玻璃，但上半部分是透明的，因此房里的情形依然清晰可见。不仅如此，若从那栋公寓望向阁楼这里，则只能看到窗外镶嵌的木格，很难想象这里竟会有个房间。可以说，阁楼正位于死角。因为谁也想不到自己会被偷窥，就都放心大胆地将本性暴露无遗，这反倒让我这个偷窥者自觉羞耻，战战兢兢。　　更妙的是，只要我打开二楼工作间的电灯，人人就都会以为我正待在那里。因此为了伪装，我每次都任由工作间的灯亮着，然后登上黑漆漆的阁楼，陶醉在无比刺激的“游戏”中。　　二〇二号室隔壁，也就是靠近巷口的二〇三号室，住着一对老夫妇。两人看起来都已年逾七十，丈夫腿脚不便，无法外出走动，由妻子看护。两人总是围着暖桌，以喝茶闲谈自娱，与左邻右舍均不相往来。我猜搞不好就连二〇一号室发生了命案，他们也一无所知。无论外界如何变化，都与这两个人毫不相干。　　我对他们缺乏兴趣，因此很少偷窥二〇三号室。老人家有伯母一个就够多了，光是想象那个狭小房间里充斥的老人气味，我就恶心得想吐。　　二楼下方的一楼同样有三个房间，但被我家与公寓之间的水泥墙挡住，几乎看不到什么。　　一〇三号室住着六十岁左右的男管理员，据说他是房东的远亲，房东便宜租房给他，他则替房东管理公寓。他是个鳏夫，光看模样就很乖僻，平常除了收租金难得出门。　　一〇二号室住的是一对四十来岁、形容疲惫的中年夫妇，他们和楼上的老夫妻一样，几乎不跟周围的人打交道。夫妇俩没有小孩，平常怎样过日子，我完全不知道，而且一年到头总不在家。　　至于一〇一号室，就在二〇一室的正下方，原本住着位年轻的单身女性，命案发生后，她被吓得心惊胆战，不知搬去了哪里，如今房间空置着。听说那间房也降低了租金，但还没有房客上门，　　不过，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我已经无心再偷窥他人的生活了。　　我倚在二楼工作间的窗前，回想着半年前的往事。明明还没过去多久，感觉上却已像是陈年旧事了。　　已到傍晚，小巷里的路灯一齐亮起，将我从沉思中唤了回来。我觉得肚子饿了，正盘算着去哪儿吃饭，忽然看到一个身穿米色连衣裙的女人从底下的小巷走过。是她啊，我一眼就认了出来。她就是二〇一号室的女人。她右手提着旅行包，应该是刚从外面旅行回来，难怪好些日子没见过她了。　　这是我第二次见到她，那纤细玲珑的腰部曲线，散发出成熟女性的魅力，令人心跳加速。听伯母说，她刚进入公司工作，应该是刚从短大※或一般大学毕业，可脸上的妆却显得略微浓艳了些。我觉得二十岁上下的少女，素面朝天更能凸显青春。（※即短期大学，学制为两年到三年。）　　她快步踏上公寓楼梯，皮鞋噔噔作响。绕过楼梯转角后，她的身影便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了。过了一会儿，二〇一号室的灯光亮起，透过玻璃窗，我可以看到她肩膀以上的部分。她反手解开连衣裙背后的挂钩，利落地脱下了衣服。　　她突然回头看了一眼。那一刹那，我眼疾手快地关了电灯，她应该没发现我在偷窥吧。真是千钧一发。漆黑的屋子里，我听得到自己的心脏正怦怦直跳。　　只要登上阁楼，二〇一号室里的情景就能看得清清楚楚了，但我硬是按捺住了欲望。我知道，一旦爬上阁楼，我就会旧病复发。　　偷窥癖和酒精依赖症……　　下半身不受控制地坚挺了起来，裤子被绷得紧紧的。为了压抑住体内奔流的热血，我倚靠着柱子，闭上了眼睛。　　“心脏在平稳地跳动，额头很凉……很凉……”　　我不断向身体施加着暗示，不久，背上逐渐感受到了柱子的寒意。　　04　　四月十二日（清水真弓的日记）　　我本来计划要每天坚持写日记的，却因为外出培训而无暇顾及。我不是那种做事一丝不苟的人，一旦搁下些时日，要再提笔真是难啊！为此我好好反省了一阵。　　开场白先放一边，概括写写这十二天来的情况吧。　　入社典礼在四月一日举行。两百名新员工在位于丸之内的总公司集合，聆听完社长的训话后，我们被分成四组，将轮流接受培训。我被分到第一组，当天就住进了培训中心，翌日起便开始为期十天的培训。　　从基础业务知识、接待客户的态度、英语会话到在宾馆用餐时的礼仪、地理常识和实际操作，培训的内容满满当当，完全没有放松的时间。但因为进的是自己心仪的公司，我学得兴味盎然。我们只有周日可以自由活动，我没回公寓，而是和新认识的朋友们在东京观光、购物、吃饭，玩得不亦乐乎。　　昨晚培训结束，举行了聚餐会。会后续摊时，我和六个投缘的同伴一道杀去了夜晚的六本木。我们先是喝酒，接着意气风发地跑到迪厅几乎跳了个通宵。那灵动变幻的灯光，形如宇宙飞船、上下旋转的照明设备，真是个令人激动的世界。　　我特意化了浓妆，打扮得与平时判若两人，自如地和素不相识的男人一起嬉闹。有好几个比我小很多的男孩子和我搭讪：“嗨，姐姐，一块儿来玩嘛！”老实说，这种感觉并不坏。　　和陌生人一起跳贴面舞这种事，在老家时我连想都没想过。但这里是东京。如果不尽情享受，未免太可惜了，毕竟青春短暂又无常啊（我说什么呢）。　　总之，因为玩得太疯，今天早上回宿含时已经打破了晚归记录，不过宿舍管理员最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宽大处理了。（像你们这么生猛的豪杰我还是第一次见！）听完上午的课程总结后，我和朋友们喝了会儿茶便各自散了。　　回到公寓时，已是黄昏时分，天色渐暗。我去培训那会儿，房东家（公寓背面）的樱花还没绽放，想不到现在竟已全部盛开，真是让我吃了一惊。听说这棵樱花树在这一带还颇有名气。　　我走进房间，放下旅行包，脱掉米色连衣裙。昨天跑去迪厅跳舞，到现在还没洗过澡，身上汗津津的很不舒服。我赶紧去冲了个澡，拿条浴巾把身子裹着，躺在床上写日记。　　我从后天开始去神保町分公司上班。说不忐忑不安那是骗人，不过凡事总会有办法解决的。我天生就是个乐天派。　　四月十三日　　突如其来的巨大声响，将我从睡梦中惊醒。　　我以为发生了地震，慌忙坐起身来。侧耳细听，地面又开始震动了，好像是从隔壁屋子传来的。我看了眼时钟，才刚过十点。　　我感觉肩膀酸酸的，还没睡够。原本定的是十一点的闹钟，没想到……　　我揉了揉眼睛，这回又换成有节奏的打鼓声，好似地震前的隆隆声。原来是邻居在放音乐。搞什么嘛，我急急忙忙穿好衣服，走出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