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羊冒险记-5

旋转木马鏖战记序言序·旋转木马鏖战记将这里收录的文章称为小说，对此我多少有点抵触感。再说得明了些，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小说。我要写小说时，先将各种各样的现实性material（注：素材、原料、材料）——我是说假如有这类东西的话——一古脑儿扔进大锅里煮，一直煮到面目全非，而后再切分成适当形式加以使用。所谓小说或多或少便是这么一种东西，现实性也是这么一种东西。面包店的现实性存在于面包之中，而不存在于面粉里。但是，这里收录的文章原则上是与事实相符的。我从很多人口中听了各种各样的故事，将其写成文章。为了不给当事人带来麻烦，细节上我当然做了种种加工，因此不能说完全属实，但主要内容是有根有据的，既没有夸张以求有趣之处，又不曾添枝加叶。我的想法是实话实录，尽可能不损坏其氛围。这些文章——姑且称之为随笔吧——起初我是为了给长篇创作进行warning up（注：(运动、跳舞之前的)准备活动，(机器、发动机等)预热。）而写的。我蓦然觉得，尽量将事实作为事实记录下来这一作法日后很可能有用。所以，一开始我没打算把这些随笔变成铅字，而预想这些兴之所至写完就扔进书房桌子里的东西难免遭到和其他无数断片式文章同样的命运。不料写了三四篇之后，我发觉这一个个故事似乎有个共通点，那便是它们“希望道出”。这对我是个奇特的体验。例如，我写小说时是依据自己的笔调和小说情节的推进来选取不知不觉之间成为素材的断片的。但由于自己的小说同自己的现实生活并不彻头彻尾地正相吻合（如此说来，我自身也并不同我的现实生活完全吻合），所以无论如何都有小说用不完的类似沉渣的东西在我体内剩留下来。我用来写随笔的，便是这类似沉渣的东西。而沉渣也在我意识底部静静等待着被以某种形式叙述出来的时机。之所以有种类繁多的沉渣积攒下来，其中一个原因，我想就是我喜欢听别人讲述什么。说老实话，较之自己讲什么，我更喜欢听别人讲。而且我觉得自己似乎有一种才能，善于从别人的话中找出妙趣。事实上大部分人的话也都比我自己的话有趣得多，并且，普通人的普通故事远比特殊人的特殊故事妙趣横生得多。这样的能力——能从别人的话中听出妙趣的能力——也并非有什么具体用场。我写了几年小说，甚至作为小说家我都一次也没有体验到这种能力有过什么用场。或许有几次，但至少我想不起来。别人讲，我听，别人讲的在我记忆中储存下来，如此而已。倘若这种能力对我作为小说家的特质多少有所裨益，我想也无非是在我身上培养出某种毅力罢了。我认为，妙趣这东西只有通过毅力这层过滤网才能显现，而小说文字的大部分便是建立在这一相位之上的。所谓妙趣，并非拧开水龙头往杯里注水随即说一声“请”而递出去的那类东西，有时候甚至需要跳乞雨舞。不过那同本文主题没有关系，还是言归正传。人们所讲的大部分故事就那样一无所用地存于我的记忆中。它们哪里也不去，只是如夜雪一般静静存积着。这也是大多数喜欢听他人讲话之人的共同苦恼。基督教的神父可以将人们的告白转递给上天这一庞大组织，我们却没有如此方便的对象，而只能自行怀抱着继续人生旅程。卡森·麦卡勒斯（注：Carson McCullers，美国女作家 （1917-1967）。作品有《心灵是孤独的猎人》、《没有针的钟》等。）小说中有一位文质彬彬的失语青年出场，无论谁说什么他都耐心地侧耳倾听，有时表示同情，有时一同欢喜。人们如蜂逐花一般在他周围聚拢，纷纷向他一吐为快。然而最后青年自杀身亡了。他明白过来：人们只是将各自大凡所有的东西推给他，而体察他心情的人却一个也没有。当然我不是要把自己的形象同那位失语青年重合在一起。毕竟我也把自己的事讲给别人听，也写文章。尽管如此，沉渣还是在自己体内越积越多。我想说的只是这个。所以，当我暂时放弃小说这一形式时，这一系列material势必极其自然地浮出我意识的水面。对我来说，这些随笔的material就好像是无倚无靠的孤儿们，它们未被纳入任何小说任何文章，而只是在我体内一动不动地久睡不醒。想到这里，我不由得有些坐立不安。那么，将这些material弄成文章我就能多少变得坦然了不成？也不至于。这点即使为我自身的一点点名誉也必须交待清楚：我并非为求取自身的坦然才写这些随笔并向世人发表的，而是他们想被道出——如我开始所说，我已感觉出了这点。至于我自己的精神能否得到解脱，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至少没有任何征兆说明我眼下通过写这样的文章使自己的精神获得了解脱。认为自我表现有助于精神解脱的想法是一种迷信，即便从好意说来也不外乎神话，至少用文章来表现自己是不会解脱任何人的精神的。假如有人要为此目的而去表现自我，那么最好作罢。自我表现只能将精神细加工，任何地方都到达不了。如果觉得似乎达到了什么地方，那无非错觉而已。人是禁不住要写才写的。写本身没有效用，也没有附属于它的希望。由于这个缘故，沉渣依然作为沉渣剩在我的记忆里。或许迟早总有一天我会将其变成截然不同的形式编排在新小说之中，也可能编排不进去。若编排不进去，这些沉渣势必永远封存在我的记忆里，消失在黑暗中。现在，我只能将这种沉渣归纳成如此形式的随笔，别无他法。至于这项作业是否正确，我也无由得知。假如有人说本来就不该写真正的小说，我只能耸肩以对，只能引用一个杀人犯的主张——“所有行为都是善举”。对我来说，只能以这种体裁归纳这种material，没有别的选择。我所以将收在这里的文章称为“随笔”，是因为它们既不是小说又不是实录。material毕竟是事实，vehicle （容器）终究是小说。如果每篇东西都有奇妙或不自然之处，那是事实所使然。而若读起来并不需要太多的忍耐力，则因为其乃是小说。越是倾听别人的讲述，越是通过其讲述来窥看每个人的生态，我们越是为某种无奈所俘获。沉渣即是这无奈之感，其本质便是我们哪里也到达不了。我们固然拥有可以将我们自身嵌入其中的我们的人生这一运行系统，但这一系统同时也规定了我们自身。这同旋转木马极其相似，无非以同一速度在同一地方兜圈子而已。哪里也到达不了，既下不来又换不成。谁也超不过谁，谁也不被谁超过。然而我们又在这旋转木马上针对假设的敌手进行着你死我活的鏖战。事实这种东西之所以有时候看上去有欠自然，原因大约就在这里。我们称为意志的某种内在力量的绝大部分，在其发生之时即已失却，而我们却不承认这点。于是其空白给我们人生的种种相位带来了奇妙的、不自然的扭曲。至少我这样认为。旋转木马鏖战记背带短裤背带短裤几年前一个夏天，我打算写本类似随笔系列的作品。那以前我从未动过写这类文章的念头。假如她不提起那件事——问我这样的事可否成为小说素材——我或许不会写这本书。在这个意义上，是她擦燃了火柴。但，从她擦燃火柴到火烧到我身上，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我身上的导火线中有一种距离十分之长，有时长得甚至超过我本身的行动规范和感情的平均寿命。这样，即使火勉强烧到我身上，也可能早已寻不出任何意味了。不过，这次起火总算控制在所限的时间内，结果我写了这篇文章。向我说起那件事的是妻过去的同学。学生时代她同我妻子并不怎么要好，只是三十岁过后在一个意外场合突然碰在一起，才开始交往密切的。我每每觉得对丈夫来说，再没有比妻的朋友更为奇妙的存在了。尽管如此，第一次见面之后，我就对她有了某种好感。作为女性，她长得相当高大，无论个头还是块头都可同我分庭抗礼。职业是电子琴教师，但工作以外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游泳、打网球和滑雪，所以肌肉结实，总晒得那么漂亮。她对各种体育运动的热情几乎可以用发疯一词来形容。每个休息日，她跑完步便去附近的温水游泳池游一阵子，下午打两三个钟头网球，甚至还做有氧运动。我也算是相当喜欢运动的，但跟她比起来，无论质还是量都望尘莫及。不过，在这方面发疯决不意味她对各种各样的事物都表现出病态的、狭隘的、以至攻击性的态度。相反，她基本上性格温和，感情上也不强加于人，只不过她的肉体（大概是附于肉体的精神）如彗星般不间断地希求剧烈运动。不知是否由于这个缘故，她至今仍然独身。当然——因为她虽说躯体多少大些，但长相也还算好看——谈过几次恋爱，也给人求过婚，她本身也动过心思。然而一到真要结婚的阶段，其中必定出现意想不到的障碍，致使婚事告吹。“运气不好。”妻说。“是啊。”我也同意。但我又不完全同意妻的意见。诚然，人生的某一部分或许受制于命运，或许命运会如斑斑驳驳的阴影染暗我们的人生地表。可是纵使如此，如果其中仍有意志存在——仍有足以跑二十公里和游三十公里的顽强意志存在的话，我想大多数的风波都可以用临时爬梯来解决。依我的猜想，她所以不结婚，恐怕是由于她并不诚心希望结婚。一句话，结婚那东西没包括在她的能量彗星的范围内，至少未全部包括。这样，她继续当电子琴教师，有时间便致力于体育运动，定期谈多舛的恋爱。大学二年级时父母离异，那以后她一直一个人租房生活。“是母亲把父亲甩了的。”一天她告诉我，“因为短裤的事。”“短裤？”我吃惊地反问。“事情很怪，”她说，“由于太怪太离谱了，几乎没跟人提起。不过你写小说，说不定有点用处。想听？”非常想听，我说。那个下雨的周日午后她来我家时，妻出门买东西去了。她比预定时间早来两个小时。“对不起，”她道歉说，“定好的网球下雨泡汤了，时间就多了出来。一个人在家又无聊，就想早点过来。不妨碍你？”有什么好妨碍的，我说。我也正无心做事，把猫抱在膝头一个人呆呆地看录像机里的电影。我把她让进来，在厨房做了咖啡端上。两人边喝咖啡边看《大白鲨》（注：以食人鲨为主人公的美国电影名。）的最后二十分钟。当然，两人以前就都已看过几遍，看得并不特别认真，不过因暂且需看点什么才看罢了。但电影的“结束”字样打出后妻也没回来，我便和她闲谈了一会。我们谈鲨鱼，谈海，谈游泳。谈完妻仍未返回。前面也说过，我对她的印象绝对不坏，但两个人单独面对面交谈一个小时，我们之间的共同话题显然不够充足。她终究是妻的朋友，不是我的朋友。正当我为此感到困窘并考虑是不是再看一部电影的时候，她突然讲起她父母离婚的事。我不大明白她为何突如其来地（至少我看不出游泳同其父母离婚之间有明显关联）搬出这样的话题，也许个中有什么缘由。“准确称呼不叫短裤，”她接着道，“准确说来叫背带短裤。知道背带短裤吗？”“就是德国人常穿的那种半大短裤吧？上边有背带的。”我说。“对。父亲希望得到这么一件礼物，得到背带短裤。作为那个年代的人，我父亲个子算是相当高大的，体型正好适合穿那种短裤，所以才希望得到。我倒觉得背带短裤不大适合日本人穿，不过人各有好。”为弄清来龙去脉，我问她父亲是在什么情况下托谁作为礼物给买背带短裤的。“抱歉，我说话总是颠三倒四。哪里不明白，只管问好了。”她说。不客气的，我说。“母亲的妹妹那时住在德国，请母亲去玩。母亲德语一窍不通，又没出国旅行过，但因长期当英语老师，她很想去外国看上一次，加上已好久好久没见过我那个姨母了，便向父亲提议请十天假两人一起去德国。可是父亲由于工作关系怎么也请不下来假，结果母亲一人去了德国。”“当时你父亲托你母亲买背带短裤来着？”“嗯，是的。”她说，“母亲问他要什么礼物，他说要背带短裤。”是这样，我说。据她介绍，那时她父母关系比较融洽，至少已不再半夜里高声争吵或父亲几天生气不回家了，而父亲有外遇的时候那种情况是有过几次的。“他那人性格不错，工作也能干，只是男女关系上不很检点。”她语气平淡，像在说别人父母似的，以致一瞬间我还以为她父亲已经去世，其实是还活得挺精神的。“但当时父亲年纪已相当不小了，那类争吵也已停下了，看上去满可以和睦地过下去。”然而实际上事情并不那么一帆风顺。母亲把原定在德国逗留十天的日程几乎没打一声招呼就延长到一个半月，好歹回国也再没回家，一直寄住在大阪另—个妹妹家里。事情何以至此，无论作为女儿的她还是身为丈夫的父亲都无从理解。因为，这以前夫妻间尽管闹过几次别扭，但她母亲表现出很强的忍耐力——有时忍耐得甚至令人怀疑她未免缺乏想象力——基本上以家庭为重，且很溺爱女儿。所以，对于她不回家连个招呼也不打，父女俩全然摸不着头脑，甚至闹不清到底正在发生什么。她和父亲往大阪的母亲妹妹家里打了几次电话，但母亲几乎不接，连探听其真意都不可能。弄清母亲的真意已是她回国两个月后的九月中旬的事了。一天她突然往家打来电话，对丈夫说“这就把离婚手续所需文件寄过去，你签字盖章后再寄回来”。父亲问到底因为什么，母亲当即回答“因为对你已不怀有任何形式的爱情”。父亲问有无双方靠拢的余地，母亲断然地说根本没有余地。此后两三个月时间父母用电话反复问答、交涉、试探。最终母亲寸步不让，父亲最后也只好同意离婚。一来父亲由于过去的诸多事情而心虚理亏，无法采取强硬态度，二来他性格上原本就无论对什么都倾向于适可而止。“我觉得自己像因此受到了很大打击。”她说，“但打击并不单单来自离婚这一行为本身。那以前我就几次猜想两人可能离婚，精神上有所准备，所以如果两人以极为正常的形式离婚，我恐怕不至于怎么困惑，也不会深受创伤。明白？”我点点头。“那之前我始终站在母亲一边，母亲也是信赖我的，我想。不料母亲却连个像样的解释也没有便像同父亲联手似的把我抛弃了。我觉得这点对我的打击异常沉重，那以后很长时间里我都不能原谅母亲。我给母亲写了很多封信，要求她就一大堆事情明确做出解释，可母亲对此什么也不肯说，连想见我都没提过。”她见到母亲已经是三年以后的事了。有个亲戚的葬礼，在那里两人总算见了面。她大学毕业靠教电子琴维持生计，母亲在一所英语补习学校当老师。葬礼结束后母亲向她挑明：“以前之所以什么也没对你说，是因为不知到底怎么说好。连我自己都把握不好事情的进展。不过归根结蒂起因在于那条短裤。”“短裤？”她和我同样愕然反问。她原本想定再不和母亲说话，结果好奇心压过了愠怒。她同母亲仍然一身丧服就一起走进附近一家咖啡馆，边喝冷茶边听母亲讲短裤。卖背带短裤的店位于距汉堡乘电车需一个小时的小镇上，是母亲的妹妹给查到的。“德国人都说买背带短裤那家店最好，做工非常考究，价格也不很高。”妹妹道。母亲一个人乘上电车，为给丈夫买背带短裤来到那座小镇。她在列车单间同一对中年德国夫妇坐在一起，用英语闲聊。她说自己准备去买背带短裤送礼，那对夫妇问打算去哪里的店。她告以店名，两人异口同声说那家店最好，万无一失，这使得她越发下定了决心。那是初夏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下午。穿过小镇的河流奏出潺潺的水声，岸边的野草随风摇着绿叶。铺着鹅卵石的古老街道画着徐缓的曲线无休止地伸展开去，到处都可见到猫的姿影。她走进第一眼看到的小咖啡馆，午餐吃乳酪饼，喝咖啡。街景优美，一派幽静。喝罢咖啡，正在逗猫玩，咖啡馆主人过来问她往下去什么地方。她说是来买背带短裤的。主人拿来便笺，把那家店的位置画给她。“谢谢。”她说。一个人旅行是何等美妙啊，她走在鹅卵石路上感叹道。想来，这是她五十五年人生中最初的单独旅行。一个人来德国旅游，这期间她一次也没感到寂寞、惶怵和无聊。所有的风景都那么新鲜，所有的人都那么亲切，并且这一个个体验都在唤醒她体内蛰伏而从未启用的种种感情。这以前她生活中一向视为珍宝的许许多多——丈夫、女儿、家庭——现已远在地球的另一侧，她完全没有必要为之操心和烦恼。背带短裤店很快找到了。一家古旧的小店，没有橱窗，没有时髦招牌，但从玻璃窗往里窥看，只见背带短裤齐整整地排列着。她推门进到里边。店内有两位老人在劳作，两人一边小声交谈，一边量面料尺寸或往本子上记什么。用布帘隔开的里间看样子是个满大的作业间，从中传出单调的缝纫机声。“有什么事吗？太太？”高个子老人起身用德语打招呼。“想买条背带短裤。”她用英语回答。“太太穿么？”老人用有点怪味的英语问。“不，不是的，买回去送给在日本的丈夫。”“唔，”老人略一沉吟，“那么说，您先生现在不在这里啰？”“是的，当然是的，在日本嘛。”她回答。“既是这样，这里边就产生一个问题。”老人字斟句酌地说，“就是说，我们不卖东西给不存在的客人。”“丈夫存在。”她说。“那是那是，您先生是存在，当然存在。”老人慌张起来，“英语说不好，别见怪。我要表达的是：您先生如果不在这里，就不能出售您丈夫穿的背带短裤。”“为什么？”她脑袋一阵混乱。“这是店里的方针，方针。我们是请亲自光临的客人穿上与体型相符的背带短裤，略微加以调整，这才能卖出去。一百多年时间里，我们一直这样做生意。我们的信誉便是靠这样的方针建立起来的。”“为了在贵店买短裤，我是特意花半天时间从汉堡赶来的。”“实在抱歉，太太，”老人果真充满歉意似的说，“但是不能破例。在这个多变的世界上，再没有比信誉更难得也更容易崩溃的了。”她叹口气，半天站在门口不动，同时开动脑筋寻找突破口。这时间里，高个子老人用德语向矮个子老人说明情况。矮个子老人边听边频频点头称是。两位老人个头固然相差不小，但脸形可以说长得一模一样。“嗳，这样做好不好呢？”她提议道，“我去找一个和我丈夫体型完全相同的人领来这里，让这个人穿短裤，你们加以调整，卖给我。”高个子老人目瞪口呆地盯视她的脸：“问题是，太太，问题是违反常规。穿短裤的人不是那个人，是您先生，而我们又知道这点。这可不成。”“你们权当不知道就可以了嘛。你们把背带短裤卖给那个人，我从那个人手里买过来。这样你们的方针就不至于沾上污点。是这样的吧？请好好考虑一下。我想以后我不会第二次来德国，所以如果现在失去买背带短裤的机会，我就永远不可能如愿以偿了。”“唔，”老人沉思片刻，再次用德语向矮个子老人说明情况。高个子老人说毕，这回矮个子老人用德语讲了一通。然后，高个子老人朝她这边转过脸，“明白了，太太，”他说，“我们破例——只能是破例——权当我们根本不知道事情的原委。特意从日本来买我们的背带短裤的人毕竟为数不多，况且我们德国人也并非就那么死板。请尽可能找与您先生体型相似的人来。哥哥也是这样说的。”“谢谢，”她说，随后对那位身为兄长的老人用德语说了“非常感谢”。她——向我讲这件事的女儿——讲到这里，手交叉在桌面上吁了口气。我喝掉已凉透的咖啡。雨仍在下个不止，妻还未回来。我全然无法预测事情往下如何展开。“那么，”我想快些听到结局，便插嘴道，“你母亲最后可找到体型酷似你父亲的人了？”“嗯，”她面无表情，“找到了。母亲坐在长椅上打量来往行人，从中挑出一个体型一模一样、人看上去又尽可能好的人来，不容分说——因那个人完全不懂英语——领到店里。”“看来她相当敢做敢为。”我说。“我也闹不明白，她在日本总的说来是个循规蹈矩的老实人。”她叹息说着，“总之那个人听店里的人讲完事情的原委，满口应承下来，说如果合适就当一次模特好了，接着穿上背带短裤，被店里的人到处拉来按去。这时间里，那个人和两位老人用德语开玩笑，相互笑个不停。大约三十分钟鼓捣完毕，这时，母亲已下定决心同父亲离婚了。”“叫人摸不着头脑，”我说，“就是说，那三十分钟里莫非发生了什么？”“不，什么也没发生。仅仅三个德国人谈笑风生罢了。”“那你母亲为什么能在三十分钟时间里下决心离婚呢？”“这点母亲自己也糊里糊涂。母亲因此非常非常困惑。母亲所知道的，只是在盯视穿背带短裤的那个人的时间里，从心眼里冒水泡一般地涌起一股对父亲的忍无可忍的厌恶。对此她束手无策。那个人——给穿背带短裤的那个人——除去肤色白一点，真的同我父亲体型一模一样，腿形也罢腹形也罢头发的稀疏程度也罢。并且那个人穿着新短裤，晃着身子笑得甚是开心。母亲看着看着，觉得自己心中一种以前模模糊糊的情感正逐渐变得明晰、变得稳固起来——母亲这才明白自己是怎样无可遏止地憎恶父亲。”妻买东西回来，开始单独同她聊天，我仍一个人在反复琢磨那条背带短裤。三个人吃了饭，随后又喝了点酒，这时我还在继续琢磨。“那么，你已不再怨恨你母亲喽？”我趁妻离席之机，这样问道。“是啊，已不怨恨了。亲密绝对谈不上，但起码不怨恨了，我想。”她说。“自从听了短裤的事以后？”“嗯，是吧，我想是的。听后我无法继续怨恨母亲了。什么原因我解释不好，肯定是因为我俩同是女人。”我点点头：“假如——假设从刚才的话里把短裤去掉，而仅仅说是一名女性在旅途中获得了自立，你能原谅你母亲抛弃你吗？”“不成！”她当即回答，“事情的关键在于短裤。”“我也那样认为。”我说。旋转木马鏖战记出租车上的男人出租车上的男人几年前的事了，当时我用笔名为一家不大的美术刊物写一种类似“画廊探访”的文章。虽说是“画廊探访”，但由于绘画方面我是百分之百的门外汉，也写不出专业性报道，所以我的活计只不过是以轻松的笔调概括一下画廊的气氛及其主人的印象罢了。作为我也并非干得怎么起劲，开头纯粹出于偶然的机会，但结果上却成了一件非常有趣的活计。那时我自己刚开始写小说不久，觉得将各色人等的谈话整理成文对于创作也是大有好处的。我尽可能仔细体察世人在想什么并如何将其诉诸语言，而后适当剪裁，再用来拼凑属于自己的文章。这系列报道持续了一年。杂志是双月刊，共写了六篇。我让编辑部（其实只有一个编辑）介绍几家大约有些意思的画廊，然后开动双腿前去勘察，选出一家写成报道。篇幅也就是四百字稿纸写十五页左右，但我这个人总的说来怕见生人又反应迟钝，所以起初颇不顺利，根本不知道该向对方如何发问如何归纳整理。尽管这样，在反复摸索反复出些小错的过程中，我还是从中发现了一个诀窍（大约是诀窍），那就是采访时应该努力去捕捉采访对象身上非常人可比的某种崇高、某种敏锐、某种温情。世上每一个人身上都必然有其人格上的光点——哪怕再小——若能成功捕捉到那个光点，发问自然水到渠成，报道也就栩栩如生了。关键需要理解和爱心，即使对方的话再陈词滥调不过。自那以来我进行了很多很多次采访，直到最后也没使我产生半点爱心的只有一次。那是为给一家周刊写“大学探访记”而去一所名牌私立大学采访的时候。在那大学转了差不多一个星期，所嗅到的气味只有权威、腐败和虚伪。包括校长和系主任在内采访了十来名教员，只有一名说话还算地道，而这名副教授两天前刚打了退职报告。但这已经过去了，还是回到平和的画廊上来吧。我所采访的画廊几乎全是同权威不沾边的小街上的画廊。我同一个比我大三四岁的高个子摄影师搭伴前往，我听画廊主人说话，他在房间里拍照。采访快结束时，我总要向主人提一个相同的问题：这以前您所看到的画作中最有冲击力的是什么。作为采访提问算不得够档次，如同问小说家过去读过的小说中最中意的是哪本，提问要点实在过于笼统。答话可想而知，不是说看得太多了记不清楚，就是不知讲了多少遍的陈旧套话。然而每次我还是重复这一问话。一方面是因为对以美术为职业的人如此提问自有其合情合理之处，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我觉得可能碰巧听到什么奇闻逸事。给我讲标题为“出租车上的男人”那幅画的故事的是一位四十光景的女主人。她绝对称不上美人，但长相娴静高雅，能使人心里顿时充满温馨。她穿一件有长飘带的白衬衫，下面是灰色粗花呢裙，脚上一双流线型黑高跟鞋。她的脚天生有毛病，每次穿过木地板，空旷的室内都会打楔子般地响起不协调的足音。她在青山（注：东京的地名。）一座商厦的一楼经营一间以版画为主的画廊。当时墙上挂的版画即使在我这样的外行人看来都很难认为是精品，但我觉得她人格中蕴含着一种类似磁性的元素，其奇妙的作用力使得环绕她的种种事物生发出超过实际情况的耀眼光彩。采访大致结束时，她收起咖啡杯，从餐橱里拿出红葡萄酒瓶和玻璃杯，给我和摄影师斟上，自己也倒了一杯。她手指十分纤细，水灵灵的。里面房间的衣架上，大概是她自己用的防水布双带风衣和开司米围巾挂在一起。工作台上搁着鸭形玻璃镇纸和金黄色小剪刀。时值十二月初，天花板上的小音箱用低音放着圣诞节颂歌。她起身穿过房间，从哪里拿了一盒香烟来，抽出一支用细长的金色打火机点燃，唇间吐出细细的烟缕。只要足音不响，根本看不出她身上有什么地方不自然。“最后还有一点想问，如果可以的话。”我说。“当然可以，请——”她说，随即莞尔一笑，“不过这种说法不有点像电视剧里的刑警么？”我笑了，摄影师也笑了。“您以前接触到的作品中最有冲击力的是什么呢？”我问。她默然陷入沉思。良久，她在烟灰缸里熄掉烟，看着我的脸道：“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冲击力’一词的含义，也就是说要看‘冲击力’指的什么，是指艺术感染力呢，还是指质朴的震撼力、爆发力？”“我想没有必要是艺术感染力，”我说，“我指的是皮肤性、生理性的冲击。”“没有皮肤性冲击，我们的职业就无以成立。”她边笑边说，“那种东西横躺竖卧，任凭多少都有。所缺乏的莫如说是艺术感染力。”她拿起杯，用葡萄酒沾湿嘴唇，“问题是，”她继续道，“任何人都不诚心寻求感染力。不这样认为？你也摘创作，不这样觉得？”“或许。”我说。“艺术感染力的一个不便之处，就在于无法用语言把它恰当表达出来，”她接着说，“即使表达出来，也彻底成了刻板文章，千篇一律，老生常谈……像谈恐龙似的。所以大家都寻求更为单纯、简便的东西，寻求自己能介入其中的和像电视遥控器那样能咔嚓咔嚓变换频道的东西。皮肤性冲击、感性……怎么称呼都无所谓。”她往两个空杯里倒了葡萄酒，又点上一支烟。“话说得够绕弯子的了。”“非常有趣。”我说。空调器微弱的震颤、加湿机的排气声和圣诞节颂歌的旋律低低地重合在一起，构成了奇妙而单调的节奏。“如果是既谈不上艺术感染力也不属于皮肤性冲击那样的东西也无妨的话，我想我是可以讲一下留在我心中的一幅画的，或者更应该说是关于一幅画的故事——讲这个也可以吗？”“当然可以。”我说。“一九六八年的事了。”她说，“本来我是为当画家去美国东部一所美术大学留学的，但为了毕业后能留在纽约养活自己——或者说对自己的才华已不抱希望也未尝不可——我做起了类似画品收购商那样的生意。就是在纽约年轻画家和无名画家的画室转来转去，看到大约素质不错的作品就买下来寄给东京的画商。起初我寄的是彩照底片，东京画商从中挑出合意的，我在当地买下。后来有了信用，就由我自行决定买什么，直接买下。加上我已同格林威治村的画家群体有了关系，或者说有了可靠的信息网，所以，例如某某搞什么特殊名堂啦某某手头拮据啦之类的消息全都能传入我耳中。一九六八年的格林威治村可小瞧不得。那时的事可知道？”“是大学生了。”我说。“那么是知道的。”她一个人点点头，“那里无所不有，真的无所不有，从最高档的到最低档的，从顶呱呱的真品到百分之百的冒牌……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那一时期的格林威治村简直是座宝山。只要眼力够用，绝对可以碰上别的时期别的地方很难见到的一流画家和崭新的力作。事实上当时我寄给东京的好多作品现在都已价值不菲，假如为自己留下其中几幅的话，如今我也该是有几个钱的人了。可当时真的没钱……遗憾呐！”她手心朝上地展开放在膝部的双手，很好看地笑笑。“不过只有一幅，的确只有一幅画我破例为自己买了下来。画的名字叫‘出租车上的男人’。遗憾的是这幅画艺术上并不出色，手法也一般，而又找不到粗糙中蕴含着才华的萌芽。作者是捷克斯洛伐克一个无名的流亡画家，早已经在无名中销声匿迹了，当然谈不上卖高价……嗯，您不觉得奇怪？为别人选的都是值钱画，为自己选的却分文不值，而且只一幅。肯定这样想吧？”我适当地应答一下，等待下文。“去那个画家的宿舍是在一九六八年九月的一个下午。雨刚停，纽约简直整个成了一座烤炉。画家姓名已忘了。您也知道，东欧人的名字很难记，除非改成美国式的。把他介绍给我的是一个学画的德国学生，他和我住同一栋公寓。一天他敲我房门时这样跟我说：‘喂，敏子，我朋友中有一个非常缺钱的画家，可以的话，明天顺路去看看画好么？’‘OK。’我说，‘不过他可有才华？’‘不怎么有，’他说，‘可他是个好人。’这么着，我们就去了捷克人的宿舍。当时的格林威治村有那么一种气氛，怎么说好呢，就像大家一点点往一起凑似的。”她在捷克人脏乱至极的房间里大约看了二十幅画。捷克人二十七岁，三年前偷越国境逃出来的。他在维也纳住了一年，之后来到纽约。妻子和年幼的女儿留在布拉格。白天他在宿舍作画，晚间在附近一家土耳其饭店打工。“捷克没有言论自由。”他说。但他所需要的是比言论自由更现实的东西。如德国学画生所说，他缺乏才华。她在心中嘀咕：他原本是该留在布拉格的啊！捷克人在技法上局部是有可取之处的，尤其是着色，有时令人一震。笔触也相当娴熟。但仅此而已。在内行人眼里，他的画已在此完全停止了，找不到思维的延展。同样是停止，但他连艺术上的“死胡同”也没进入，只是“夭折”罢了。她瞥了一眼德国学画生，他的表情在无言中所流露出来的结论也和她一样。如此而已。唯独捷克人以惶惶然的眼神盯视着她的一举一动。道了谢准备离开捷克人房间时，她的目光忽然盯在门旁放着的一幅画上——一幅二十英寸电视荧屏大小的横置油画。与别的画不同，这幅画里有什么在喘息。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实在微弱得很，盯视之间很怕它萎缩消失。但它的确是在画中喘息，尽管那般微乎其微。她请捷克人把其他画撤去一边，空出雪白的墙壁把这幅画立起来细看。“这是我来纽约后最先画的。”捷克人局促地快速说道，“来纽约第一个夜晚，我站在时代广场一个路口看街看了好几个钟头，然后回房间用一个晚上画出来的。”画的就是坐在出租车后座的年轻男子。以照相机来说，就是在镜头正中稍偏一点点的位置把男子摄了下来。男子脸侧向一边，目视窗外。长相漂亮，燕尾服，白衬衣，黑蝴蝶结，白饰巾。有点像舞男，但不是。作为舞男他缺少什么——一句话说来，就是缺少类似被浓缩了的饥渴感的东西。当然他并非没有饥渴感。哪里去找没有饥渴感的年轻男人呢？只是他身上的饥渴感表现得实在过于抽象，在周围人眼里——即使在他自己眼里——仿佛是有点特别的、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某种见解（point of view ）。就好像蓝色的雾霭，知道它存在，但捕捉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