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的弹子球-2

“哪边?”　　“南边和北边呀。”209说。　　“这——怎么说呢，说不清。”　　“为什么7”208问。　　“我又没住在越南。”　　两人都对我的解释感到费解。我也费解。　　“想法不同才打仗的吧?”208紧迫不舍。　　“也可以这么说。”　　“就是说有两种相对立的想法哎?”208问。　　“是的。不过，世上两相对立的想法不下一百二十万。不，说不定更多。”　　“就是说差不多跟谁都成不了朋友?”209道。　　“可能。”我说，“差不多跟谁都成不了朋友。”　　这就是我七十年代的生活方式。陀思妥耶夫斯基预言，我付诸实施。2　　1973年秋天总好像暗藏一种居心不良的什么。鼠清清楚楚地觉察到了，就像觉察鞋里的石子。　　那年短暂的夏天如被9月初不稳定的气流吞噬一般消失之后，鼠的心仍留在夏日若有若无的余韵中。旧T恤、乞丐牛仔裤、沙滩拖鞋——便是以这副一如往日的打扮出入“爵土酒吧”，坐在吧台前和调酒师杰没完没了地喝有些凉过头的啤酒。又开始吸烟——五年没吸了——每隔十五分看一次表。　　对鼠来说，时间就好像在哪里被一下子切断了。何以至此，鼠也弄不明白，甚至哪里断的都找不到。他手拉救不了生的救生缆，在秋日幽幽的昏暗中往来彷徨。他穿过草地，跨过河流，推开若干扇门。但救不了生的救生缆不可能将他带往任何地方。他像被扯掉翅膀的冬蝇，又如面临大海的河流，有气无力，孤孤单单，感觉上似乎哪里有恶风吹来，而将原来包笼鼠的温情脉脉的空气一古脑儿吹去地球背后。　　一个季节开门离去，另一季节从另一门口进来。人们有时慌慌张张地打开门，叫道喂等等有句话忘说了。然而那里一个人也没有。关门。房间里另一季节已在椅子坐下，擦火柴点燃香烟。如果有话忘说了，他开口道，我来听好了，碰巧也可能把话捎过去。不不可以了，人们说，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惟独风声涌满四周。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一个季节死去而已。　　从大学退学的这个富有青年同孤独的中国调酒师，俨然一对老年夫妇肩靠肩度过秋冬这个冷飕飕的季节，年年如此。　　 秋季总不讨人喜欢。夏日回乡休假的他的为数不多的朋友，不等9月来临便留下三两句告别话返回遥远的属于他们自身的场所。当夏天的阳光宛如越过肉眼看不见的分水岭而微微改变色调的时候，如天使玉环般极其短暂地包笼鼠的某种闪耀也消失了。温馨梦境的残片恰似一缕河水渗入秋天的沙地，完全无迹可寻了。　　另一方面，对杰来说，秋天也绝非令人欢欣鼓舞的季节。9月一过半，店里的顾客便明显减少了。其实那年秋天的萧索也不无堪可欣赏之处——一如往年——但杰也好鼠也好都不明所以。到了关门时间，都还有用来炸薯片的半桶剥皮马铃薯剩下来。　　“马上要忙了。”鼠安慰杰，“这回又该发牢骚说忙得晕头转向了哟!”　　“会不会呢…。．”　　杰一屁股坐在吧台里的小凳上，一边疑惑地说着，一边用破冰锥弄掉面包烤箱上沾的黄油。　　往后如何谁都无从知晓。　　鼠悄悄翻动书页，杰一面擦酒瓶子，一面用粗糙的手指夹起不带过滤嘴的香烟吸着。　　对鼠来说，时间的流逝渐渐失去均衡是大约三年前的事，从大学退学那年春天。　　鼠离开大学自然有若干理由。其若干理由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当达到一定温度时，砰一声保险丝断了。有的剩下，有的弹飞，有的死了。　　他没向任何人解释不再上大学的理由。一五一十解释起来怕要五个钟头。如向一个人解释，说不定其他人都要听，而不久就要落到向全世界解释的地步。于是他打心眼厌烦起来。　　“不中意正院草坪的修剪方式。”横竖要解释一两句时，他便这样说道。　　事实上还真有女孩跑去看学校正院的草坪，并说也不那么糟啊，倒是多少扔着点儿纸屑……鼠回答说属于口味问题。　　“互相喜欢不来，我也好学校也好。”心情多少开朗时鼠这样说道。但也仅此一句，往下再不开口。　　已是三年前的事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都已过去，以快得几乎难以置信的速度。一段时间在他心里剧烈喘息的几种感情也很快偃旗息鼓，蜕化为无谓的古梦。　　鼠上大学那年离开家，住进父亲一度当书房使用的公寓套间。父母也没反对。一来买的时候就是为将来给儿子，一来认为眼下叫他体验单身生活的辛劳亦非坏事。　　不过，无论谁怎么看那都算不上什么辛劳。如同香瓜看上去不是蔬菜。两个房间带厨房兼餐室，设计得宽宽敞敞，有空调有电话，有17英寸彩电，有带淋浴的浴室，有趴着Triumph①[ ① Triumph：英产小轿车商标名，原义为“胜利”]的地下车库。还有正适合做日光浴的别具一格的阳台。从东南角最上层窗口可以眺望市容和海。敞开两侧窗扇，树木浓郁的清香和野鸟的鸣啭便随风而来。　　风和日丽的午后，鼠每每在藤椅上度过。迷迷糊糊闭起眼睛，时间恍若缓缓流动的河水穿过自己的身体。鼠便是这样打发时光——好几小时，好几天，好几星期。　　时而，几道不大的感情浪头突如其来地拍打他的胸际。这时鼠便合起眼睛，紧紧关闭心扉，静等浪头退去。往往是在薄暮时分若明若暗的一刻。浪头退去后，寻常的静谧与安稳重新降临，仿佛什么都没发生。3　　除了报纸推销员，基本没什么人敲我房间的门。所以用不着开门，甚至应声都不曾有过。　　不料那个周日早上的来访者连续敲了三十五次。无奈，我半闭眼睛从床上爬起，靠在门上似的打开门。只见一个身穿灰工作服的四十光景的男子，俨然怀抱小狗崽似的手拿安全帽伫立在走廊。　　“电信局的。”男子说，“更换配电盘。”　　我点头。来人肤色极黑，胡须怕是怎么刮都刮不干净，甚至眼窝都长了胡须。自知有点儿过意不去，可我就是因得不行。昨晚同双胞胎玩西式双六棋来着，玩到凌晨4点。　　“下午不可以吗?”　　“非现在不可。”　　“为什么?”　　来人从大腿外袋宏寇串宰模出一本手册，给我看：“一日的工作量已经定下了，这地段完了马上去别的地段，喏！”　　 我从对面细瞧那手册。果不其然，这地段剩下的只这座宿舍楼了。　　“怎么一种操办?”　　“简单。取下配电盘，割线，接上新的，就行了。十分钟完事。”　　我略一沉吟，仍摇头道：　　“现有的没什么不妥。”　　“现有的是老式的。”　　“老式的无所谓。”　　“喂，我跟你说，”来人思索片刻，“不是那类问题。大家非常麻烦的。”　　“如何麻烦？”　　“配电盘全都同本公司庞大的电子计算机相连。单单你家的发出不同信号，这是非常麻烦的事。懂么?”　　“懂。硬件和软件统一的问题嘛。”　　“懂就让我进去，好吗?”　　我不再坚持，开门让他进来。　　“不过配电盘在我房间么?”我试着问，“不在管理员房间或别的什么地方?”　　“一般情况下。”来人边说边仔细查看厨房墙壁，搜寻配电盘，“不过么，大家都十分讨厌配电盘。平时不用，又占地方。”　　我点头。来人只穿袜子登上厨房餐椅查看天花板，还是找不见。　　“简直像找宝。大家都把配电盘塞到想象不到的地方去了，可怜的配电盘。可是又在房间里放傻大傻大的钢琴，放偶人玻璃箱，不可思议。”　　我无异议。他不再搜寻厨房，摇着头打开里面房间门。　　“就说上次去的那座公寓吧，配电盘真够可怜的了。你猜到底塞到什么地方去了?就连我都……”　　说到这里，来人屏住呼吸：房间一角放着一张特大的床，双胞胎依然在中间空出我的位置从毛巾被并排探出脑袋。电工目瞪口呆，15秒没说出话来。双胞胎也一声不响。只好由我打破沉默。　　“喂，这位是电信局的。”　　“请关照。”右侧说。　　“辛苦了。”左侧说。　　“啊——哪里。”电工开口了。　　“换配电盘来了。”我说。　　“配电盘?”　　“什么，那是?”　　“就是司掌电话线路的器具。”　　“不明白。”两人说。于是电工接过我的下文：　　“唔……就是，电话线有许多条集中在这里，怎么说呢，就像一只狗妈妈，下面有好几只小狗。喏，明白了吧?”　　“?”　　“不明白啊。”　　“呃——这么着，狗妈妈要养小狗们…。·狗妈妈死了，小狗就活不成。所以，假如妈妈快死了，就得换上新妈妈。”　　“妙。”　　“棒。”　　我也心悦诚服。　　“这样，今天我就来了。正睡觉的时候，实在不好意思。”　　“不碍事儿。”　　“可得好好看看。”　　来人放松下来，拿毛巾擦汗，环视房间：“好了，得找配电盘了。”　　“找什么找。”右侧说。　　“就在壁橱里嘛。面板已经掉了。”　　我大吃一惊：“喂喂，你们怎么知道?我都不知道1”　　“不就是配电盘么?”　　“名品嘛。”　　“得得。”电工道。　　配电盘十来分钟就换完了。这时间是双胞胎额头对着额头边嘀咕什么边吃吃笑，笑得电工配线配错了好几次。配完，双胞胎在床上鼓鼓捣捣穿上运动衫和蓝牛仔裤，去厨房给大家冲咖啡。　　我劝电工吃我们剩下的馅饼等糕点。他乐不可支地接过，和咖啡一起送进肚里。　　“对不起呃。早上到现在还什么都没吃。”　　“没有太太?”208问。　　“有，有的。问题是，星期天早上不给你起来。”　　“可怜。”209道。　　“我也不乐意星期天还出工的。”　　“不吃煮鸡蛋?”我也有些不忍，遂问道。　　“啊可以了。再白吃下去就更对不住了。”　　“不坏的哟。”我说，“反正都要煮的。”　　“那就不客气了。中等软硬度的……”　　来人边剥鸡蛋皮边继续说道：　　“二十一年里我转过的人家各种各样，可这样的还是头一道。”　　“什么头一道?”我问。　　 “就是，这……跟孪生姐妹睡觉的啊。我说，当丈夫的不容易是吧?”　　“倒也不是。”我吸着咖啡说。　　“真的?”　　“真的。”　　“他嘛，厉害着哩!”208说。　　“一头兽。”209道。　　“得得。”电工说。　　真够得上“得得”了——这不，他把旧配电盘忘下了。或是早餐回报也未可知。总之，双胞胎同这配电盘整整耍了一天。一个当狗妈妈，另一个当狗女儿，互相说一些没头没脑的话。　　我不理睬二人，下午一直闷头翻译带回来的资料。翻译初稿的打工学生正值考试阶段，致使我的工作堆积如山。进展本来不坏，不料过了3点竟如电池缺电似的减慢速度。及至4点彻底死火，一行也译不下去了。　　我不再勉强，双臂拄在桌面玻璃板上，对着天花板喷云吐雾。烟在静静的午后光照中宛如ECToPLASM①[① ECl0PLASM：心灵科学术语，设想由灵媒体释放的一种物质。外层灵质。]缓缓游移。玻璃板下压着银行派送的小月历卡。1973年9月……恍若梦境。1973年，我从未认为真正存在那样的年头。这么想着，不由觉得滑稽透顶。　　“怎么了？”208问。　　“像是累了。不喝咖啡什么的?”　　两人点头去厨房，一个咔哧咔哧碾豆，一个烧水烫杯。我们在窗前地板坐成一排，喝着热咖啡。　　 “不顺手?”209问。　　“像是。”我说。　　“伤脑筋。”208说。　　 “什么?”　　“配电盘阿。”　　“狗妈妈。”　　我从胸底叹了口气：“真那么想?”　　两人点头。　　“快死了。”　　“是啊。”　　“你们看怎么办?”　　两人摇头：　　“不晓得。”　　我默默吸烟：“不去高尔夫球场散散步?今天星期天，丢失球可能多些。”　　我们玩了一个小时西式双六棋，之后翻过球场铁丝网，在傍晚空无一人的高尔夫球场走动。我用口哨吹了两遍弥尔德列德的《乡间每一个人都那么平静》。好曲子，两人夸奖说。可丢失球一个也没拾到。这样的日子也是有的。想必整个东京城让十分的选手全都集中起来了吧?或者球场开始养专找丢失球的英国猎兔犬亦未可知。我们灰心丧气地折回宿舍。4　　无人灯塔孤零零矗立在七拐八弯的长长的防波堤的端头。高约3米，不很大。在海水开始污染鱼从岸边彻底消失之前，渔船利用这灯塔来着。倒也算不上有港口。海滩铺有钢轨样的简单木框，渔夫用绞盘缆绳把渔船拖上海滩。海滩附近有三户渔民。防波堤内侧有木箱，箱里装满早上捕来的小鱼，晾在那里。　　鱼已无影无踪，加之居民没完没了地申诉说住宅城市不宜有渔村存在，以及他们在海滩盖的小房属非法侵占市有地——渔民们由于这三个原因离开了这里。这是1962年的事。至于他们去了哪里，则无由知晓。三座小房两三下就拆除了，朽了的渔船既无用途又无处可扔，弃在海边树林里成了儿童们做游戏的地方。　　渔船消失后，利用灯塔的船只，不外乎沿岸窜来窜去的游艇，或为躲避浓雾台风停在港外的货轮。其作用也降到有胜于无那个程度。　　灯塔敦实实黑乎乎的。形状恰似整个倒扣的钟，又像沉思男人的背影。当夕阳西下迷离的夕辉中有藏蓝色融进时，钟抓手那里便放出橙色的光，开始缓缓旋转。灯塔总是捕捉暮色变化那一恰到好处的临界点——光与暗开始交错而暗却将超过光的那一瞬之间。　　少年时代，鼠不知多少次在暮色中来海滩看那一瞬间。浪头不高的下午。他边走边数点防波堤上的石板，一直走到灯塔。甚至可以从意外清澈的海面窥见初秋成群的小鱼。它们像寻找什么似的在堤旁画出几个圈，然后朝海湾那边游去。　　终于走到灯塔后，他在防波堤端头坐下，慢慢打量四周。天空飘移着如毛刷勾勒的几缕纤细的云絮，目力所及，无不是不折不扣的湛蓝，那湛蓝不知深有几许，竟深得使少年不由双腿发颤，一种类似惧怵引起的颤抖。无论海潮的清香还是风的色调，大凡一切都鲜明得触目惊心。他花时间让自己的心一点点适应周遭景致，而后缓慢回过头去。这回他望的是彻底被深海隔绝开来的他自身的世界。白沙滩，防波堤，绿松林。绿松林被压瘪一般低低地横亘着，苍翠的山峦在它身后清晰地列成一排，指向天空。　　远处，左边有庞大的海港。可以望见好几架起重机、游船坞、盒状仓库、货轮、高层建筑，等等等等。右边，沿着朝内例弯曲的海岸线，静静的住宅街、游艇专用码头、酿酒厂的旧仓库接连排开。其空缺处，闪出一列工业地带的球形油罐和高耸的烟囱，白烟依稀遮掩天空。对10岁的鼠来说，这也是他的世界尽头。　　整个少年时代的春季和初秋，鼠都一次次往灯塔跑。浪高的日子浪花冲洗他的脚，风在头顶呼啸，生苔的石板不止一次滑倒他细小的腿。尽管如此，那条通往灯塔的路对于他仍比什么都可亲。他坐在堤头侧耳倾听涛声，眼望空中的云和一群群小竹英鱼，把装满衣袋的石子掷往海湾。　　暮色四合时分，他顺着同一条路返回他自身的世界。归途中，无可名状的伤感时常罩住他的心。他觉得前头等待他的世界那般辽阔，那般雄浑，完全没有他潜入的余地。　　女子的家位于防波堤附近。鼠每次路过那里都能记起少年时代那朦胧的情思和黄昏的气息。他在海滨大道停下车，穿过沙滩上疏疏落落的防沙松林，沙在脚下发出干涩的声响。　　宿舍建在以前渔民小屋所在的地方。下挖几米，就有红褐色海水上来。宿舍的前院栽的美人蕉像被人践踏过似的无精打采。女子房间在二楼，风强之日有细沙啪啦啪啦打在窗玻璃上。宿舍朝南，够得上漂亮。但总好像荡漾着忧郁的氛围。海的关系，她说，离海太近了，潮水味儿、风、涛声、鱼味儿……一切一切。　　鱼可没有味的，鼠说。　　有的，她说。说罢啪一声拉绳合上百叶窗。一住你就知道的。　　细沙击窗。1973年的弹子球5　　学生时代我住的宿舍谁也没有电话。就连有没有一块橡皮都可怀疑。管理员室前面有一张附近小学处理的矮桌，桌面放一部粉红色电话，是整栋宿舍拥有的唯一电话。所以，没一个人留意什么配电盘之类。和平年月的和平世界。　　管理员室里从未有过管理员。因此每次电话铃响，便由宿舍里的某个人拿起听筒，跑去叫人。当然情绪上不来时(尤其半夜两点)谁也不去接电话。电话便如预感死之将至的象一样，狂嚎乱叫若干次(我数的最多一回为32次)，之后死掉。“死掉”——这一字眼一如其本身所示，死掉就是死掉。电话铃的最后一声穿过宿舍长长的走廊被夜幕吞噬后，突然的沉寂压向四周。沉寂得委实令人心休。人人都在被窝中屏息敛气，回想彻底死掉的电话。　　深更半夜的电话总是内容灰暗的电话。有人拿起听筒，开始低声讲话。　　“那事别再说了……不对，不是那样……可已没有办法了，是吧?…”·不骗你。干嘛骗你?…。·啊，只是累了…．．·当然我心里也过意不去。……所以嘛……明白了，我都说明白了，让我考虑一下好么?”…·电话里说不清的……”　　看来任何人都有一大堆烦恼。烦恼事如雨从空中降下，我们忘我地将其拾在一起揣进衣袋。何苦如此，我至今也不明白。想必错当成别的什么了。　　也有电报来。凌晨4时摩托开到宿舍楼门停下，肆元忌惮的脚步声响彻走廊。谁的房间被拳头砸开。那声音总使我联想死神的到来。略、略。好几个人奄奄一息，神经错乱，把自己的心埋进时间的淤泥，为不着边际的念头痛苦不堪，相互嫁祸于人。1970年，如此这般的一年。倘若人果真生来即是辩证地自我升华的生物，则那一年同样是充满教训的一年。　　我住管理员室的隔壁，那个长发少女住二楼阶梯旁边。以打来电话次数而论，她堪称全宿舍的冠军，我因之遭遇了几千次上下光溜溜的15阶楼梯的惨境。找她的电话实在五花八门。语声有郑重的，有事务性的，有悲戚的，有傲慢的，每种声音都向我告以她的名字。那名字早已忘了，只记得是个平庸得令人沉痛的名字。　　她总是对着听筒用低沉而疲惫至极的声音述说什么。说什么听不清，唧唧咕咕的。脸形也还漂亮。但总的说来，给人以压抑感。偶尔在路上撩肩而过，可从未打过招呼。她走路的神情，俨然骑一头白象在深山老林的小径上行进。　　她在宿舍大致住了半年，初秋到冬末。‘我抄起听筒，跑上楼梯，敲她房间门，叫道“电话！”少顷，她应一声“谢谢”。除了“谢谢”没听她说过别的。当然，作为我也除“电话”别无他话。　　对于我也是个孤独的季节。回到宿舍每次脱衣服，都觉得浑身的骨头像要捅破皮肤蹦出来似的。大概我体内存在一种来路不明的活力，而那力正朝错误方向推进不止，要把我带去别的什么世界。　　电话响了，我这样想道，有谁要对谁诉说什么。找我本身的电话几乎没有。想向我诉说什么的人一个也没有，至少我希望别人诉说的无人向我诉说。　　或多或少，任何人都已开始按自己的模式活着。别人的若与自己的差别太大，未免气恼；而若一模一样，又不由悲哀。如此而已。　　最后一次为她接电话，已是冬末了。3月初，一个晴空万里的周六早上。说是早上，其实已快10点了。小房间每个角落都塞满冬日透明的阳光。我一边在脑袋里半听不听地听着铃声，一边从床头窗口俯视甘蓝田。黑乎乎的田地上，残存的积雪如水洼一般到处闪着白亮亮的光；最后的寒流留下的最后的雪。　　铃响十多遍也没人接，便不再响了。五分钟后再次响起。我以很无奈的心情在睡衣外披上对襟毛衣，开门拿起听筒。　　“请问……在吗?”男人的语声。语声平板板、飘忽忽的。　　我含糊应了一声，慢慢上楼，敲她的门。　　“电话!”　　。　　“--谢谢!”　　我折回房间，在床上摊开四肢望天花板。响起她下楼的声音，随即传来一如往常的唧唧咕咕。就她来说，电话非常之短，也就十五六秒吧。放听筒声响过后，沉默笼罩四周。脚步声也没听到。　　间隔一会儿，迟缓的脚步声朝我房间临近，并响起敲门声。响两次，之间隔有一次深呼吸所需要的时间。　　打开门，身穿白色厚毛衣和蓝牛仔裤的她站在那里。一瞬间我还以为传错了电话。她一言不发，只管把双臂牢牢抱在胸前，瑟瑟发抖地看着我，眼神就像从救生艇上注视下沉的轮船。不，或者相反亦末可知。　　“可以进去么?冷得要死。”　　我不明所以地放她进来，关上门。她坐在煤气炉前，边烤手边环顾房间。　　“房间一无所有啊2”　　我点头。的确一无所有。只窗前一张床。作为单人床偏大，作为小双人床又过小。其实床也不是我买的。朋友送的。我和他不怎么亲密，想象不出为何送我张床。两人几乎没说过话。他是地方上一个有钱人的儿子，在学校中院给另一伙人打了，脸被施工靴踢得够呛，眼睛都踢坏了，遂退学离校。我带他去校医室的时间里，他抽抽搭搭哭个不停，弄得我甚是心烦。几天后，他说回老家去，床送给了我。　　“没什么热乎东西可喝?”她问。　　我摇下头，什么也没有，我说。没有咖啡没有粗茶，壶都没有。仅有一个小锅，每天早晨用来烧水刮须。她叹息一声站起，说声等等，走出房间。五分钟后两手抱着一个纸壳箱折回。箱里有半斤分量的袋红茶和绿茶，两袋饼干、细砂糖、水壶和一套餐具，还有两个印有史努比漫画的大号玻璃杯。她把纸壳箱重重地放在床上，用壶烧水。　　“你到底怎么过的日子?岂不成了鲁宾逊漂流记了?”　　“是不怎么有滋味。”　　“想必。”　　我们默默喝红茶。　　“全给你。”　　我惊得呛了口茶：　　“为什么给?”　　．　　“劳你传了好多好多电话，算是谢意吧。”　　“你也是需要的嘛。”　　她摇了几下头：　　“明天搬走，什么都不再需要了。”　　 我默默思索事情的演变，但想象不出她身上发生了什么。　　“好事?还是坏事?”　　“不怎么好啊，退学回老家。”　　洒满房间的冬日阳光阴暗下来，很快又变亮了。　　“不过你不想听的吧?换上我也不听，不愿意用留下不快记忆人的东西。”　　第二天一早就下冷雨。细雨，可还是透过雨衣弄湿了我的毛衣。我拿的大号手提箱也好，她拿的旅行衣箱和挎包也好，全淋得黑乎乎的。出租车司机没好气地说别把行李放在车座上。车内空气给空调和烟味弄得令人窒息，收音机正大声吼着一支老情歌，老得跟跳跃式方向指示器差不多。树叶脱尽的杂木林宛如海底珊瑚在路两侧展开湿漉漉的枝条。　　“第一眼就没喜欢上东京的景致。”　　“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