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4

“说你的经营方针。”她说，“听你这么说话的确开心得很。”　　我有点脸红，实在很久没在人前脸红过了。“那不能算是经营方针。只是，岛本，我想我过去就已习惯这样的作业。从小我就一直一个人在脑袋里想这想那，发挥想象力。推出一个虚拟场所，小心翼翼地一块块添砖加瓦——这里这样好了，那个用到这儿来，好比模拟试验。上次也说了，大学毕业我一直在教科书出版社工作，那里的工作实在无聊透顶，为什么呢，因为在那里我无法发挥想象力，不如说是扼杀想象力的活计。所以做起来闷得要死，上班讨厌得要死，就差没窒息过去。一上班我就觉得自己在渐渐萎缩变小，很快就会消失不见。”　　我喝一口鸡尾酒，缓缓环视客席。雨天里反倒经常座无虚席。来玩的高音萨克斯手将萨克斯管收进箱内。我叫来男侍，让男传把一瓶威士忌拿过去，再问他要不要吃点什么。　　“可是这里不同。这里若不发挥想象力就休想活下去。我可以把脑袋里想到的即刻付诸实施。这里没有会议，没有上司，没有先例，没有文部省意向，实在美妙至极，岛本。你没在公司工作过？”　　她仍面带微笑，摇头说“没有”。　　“那就好。公司那地方不适合我，一定也不适合你。我在公司干了八年，一清二楚。在那里几乎白白耗掉了人生八年时间，而且正是二三十岁的黄金岁月。自己都佩服自己竟忍耐了八年。不过若没那八年，估计店也不能开得这么顺顺利利，我是这样想的。我喜欢眼下的工作，现在有两家店，但我不时觉得那不过是自己头脑中的虚拟场所。就是说好比空中花园，我在那里栽花、造喷水池，造得非常精致非常逼真。人们去那里喝酒、听音乐、聊天，然后回家。你认为为什么那么多人每晚每晚大把花钱特意来这里喝酒？那是因为大家都或多或少地在寻求虚拟场所。他们是为了看巧夺天工俨然空中楼阁的人造庭园，为了让自己也进入其中才来这里的。”　　岛本从小包包里掏出一支“沙龙”，我赶在她拿打火机之前擦火柴为她点燃。我喜欢给她点烟，喜欢她眯起眼睛看火苗摇曳的样子。　　“直言相告吧，我生来至今还一次也没工作过。”她说。　　“一次也没？”　　“一次也没，既没打过工，又没就过业，没有体验过冠以劳动二字的东西，所以现在你讲的这些听得我非常羡慕。那种思考事物的方式我一次也没试过，我只知道一个人看书。我所思考的，总的说来只是花钱。”说到这里，她把两腕伸到我眼前：右手戴着两只纤细的金手镯，左手戴着看上去甚为昂贵的金表。她把两只手像出示商品样本似的在我眼前放了很久。我拉起她的右手，端详一会儿手腕上的手镯，我想起十二岁时被她握手的事。至今仍真真切切记得那时的感触，那感触曾怎样使我内心震颤也没有忘记。　　“思考钱的花法说不定更为可取啊。”说罢，我松开她的手。一松开，竟产生一股错觉，好像自己就势飞去了哪里。“一思考钱的赚法，许多东西就要慢慢磨损掉——一点一滴地、不知不觉之间。”　　“可你不知道，不知道什么也不创造是多么空虚。”　　“我不那样认为。我觉得你在创造许许多多的东西。”　　“比如什么东西？”　　“比如无形的东西。”说完，我把视线落在自己膝头的手上。　　岛本手拿酒杯久久望着我。“你说的可是心情什么的？”　　“是的。”我说，“无论什么迟早都要消失。这个店能持续到什么时候也无法晓得。如果人们的嗜好多少改变、经济流势多少改变的话，现在这里的状况一转眼就无影无踪了。这种例子我见了好几个，说没就没。有形的东西迟早都要没影，但是某种情思将永远存留下去。”　　“不过初君，唯其存留才痛苦的情思也是有的。不这样认为？”　　高音萨克斯手走来感谢我送的酒，我感谢他的演奏。　　“近来的爵士乐手都变得彬彬有礼了。”我对岛本解释说，“我当学生那阵子不是这样。提起搞爵士乐的，全都吸大麻，一半左右性格有障碍。不过倒是可以时不时听到着实把人惊个倒仰的厉害演奏。我常去新宿的爵士乐俱乐部听爵士乐来着，去寻求惊个倒仰的体验。”　　“你是喜欢那些人的吧，初君？”　　“或许。”我说，“没有人会寻求相对好的并陶醉其中。虽然九个出格离谱，但有一个无与伦比——人们寻求的是这个。而推动世界前进的便是这个。我想这就是所谓艺术吧。”　　我再次盯视自己膝头上的双手，然后扬起脸看岛本。她等待着我继续下文。　　“但现在多少不同了。因为我现在是经营者，我所做的是投入资本加以回收。我不是艺术家，不是在创造什么，也不是在这里资助艺术。情愿也罢不情愿也罢，没有人在这个场所寻求那样的东西。对经营方来说，彬彬有礼穿戴整洁的人要容易对付得多。这怕也是理所当然。毕竟不是说整个世界非充满查利·帕克‘鸟儿’不可。”　　她又要了杯鸡后酒，换了支烟。长时间的沉默，岛本似乎在一个人静静思考什么，我倾听低音提琴手悠长的独奏：《可拥抱的你》。钢琴手时而轻轻击弦，鼓手时而擦一把汗喝一口酒。一位常客来我身边闲聊了几句。　　“嗳，初君，”许久，岛本开口道，“不晓得哪里有条河？一条山溪一样清亮亮的河，不很大，有河滩，不怎么停滞，很快流进大诲的河。最好是流得急的。”　　我吃了一惊，看着岛本的脸。“河？”我吃不透她要说什么。她脸上没有任何堪称表情的表情。脸是对着我，却什么都不想说，只是静静地看着我，仿佛在眺望相距遥远的风景。　　感觉上真好像自己离她很远很远。她和我之间，或许隔着无法想象的距离。如此一想，我心中不能不泛起某种悲哀。她眼睛里含有让我泛起悲哀的什么。　　“为什么突然冒出河来？”我试着问。　　“只是偶然想到问问。”岛本说，“不晓得有那样的河？”　　学生时代，我一个人扛着睡袋到处旅行，整个日本各种各样的河都看过了，但怎么也想不起她要的河。　　“日本海那边好像有这样一条河。”我想了一会儿说，“河名记不得了，大约在石川县。去了就知道。应该最接近你要的河，我想。”　　我清楚地记着那条河。去那里是大学二年级或三年级那年秋天放假的时候。红叶姹紫嫣红，四周群山简直像被血染红了一般。山下就是海，河流清亮亮的，林中时闻鹿鸣。记得在那里吃过的河鱼十分够味儿。　　“能把我领去那里？”岛本问。　　“石川县哟！”我用干涩的声音说，“不是去江之岛。先坐飞机，再坐一个多小时的车。去了就得住下——你也知道，现在的我无法做到。”　　岛本在高脚椅上缓缓转身，从正面看着我。“跟你说，初君，我也完全知道这样求你是不对的，知道这对你是很大的负担。可除了你我没有可求的人，而我无论如何都必须去那里，又不想一个人去。除你以外，对谁都不好这样相求。”　　我看着岛本的眼睛。那眼睛仿佛是什么风都吹不到的石荫下的一泓深邃的泉水，那儿一切都静止不动，一片岑寂。凝神窥视，勉强可以看出映在水面上的物像。　　“对不起。”她忽地排尽体内气力似的笑笑，“我不是为了求你做这件事才来的，只是想见你，和你说说话，没打算提起这个。”　　我在脑袋里粗略地计算了一下时间。“一大早出门乘飞机往返，估计入夜前能赶回来——当然要看在那边花多长时间。”　　“我想在那边花不了多少时间。”她说，“你真能找出那样的时间？找出和我一起飞去那里又赶回来的时间？”　　“差不多吧。”我想了想说，“现在还不好说定，不过我想问题不大。明天晚上打电话到这里来可好？届时我在这里。那之前我安排妥当。你的日程呢？”　　“我什么时候都行，没什么日程。只要你方便，我随时可以动身。”　　我点点头。　　“啰啰嗦嗦真对不起。”她说，“或许我还是不该来见你。说不定最终我只能把一切弄糟。”　　将近十一点她起身回去。我撑伞为她拦了一辆出租车。雨还在下。　　“再见。添了很多麻烦，谢谢。”岛本说。　　“再见。”　　之后我折回店内，坐回吧台原来的座位。那里仍剩有她喝的鸡尾酒，烟灰缸里留着几支她吸剩的“沙龙”。我没叫男侍撤下，只是久久地注视着酒杯和烟头上沾的淡浅的口红。　　回到家时，妻还在等我。她在睡衣外披了件对襟毛衣，用录像机看《阿拉伯的劳伦斯》。镜头是劳伦斯越过无数艰难险阻横穿沙漠，终于到达苏伊士运河。单我知道的，这部电影她就已看了三遍。她说看多少遍都看不腻。我坐在旁边，边喝葡萄酒边一起看那电影。　　“这个星期日游泳俱乐部有个活动。”我对她说。俱乐部里有个成员拥有相当大的游艇，以前我们不时坐艇去海湾游玩，在那里喝酒、钓鱼。二月份玩游艇有点儿冷，但妻对游艇差不多一无所知，因此对此没什么疑问，况且星期天我极少一个人出去。她似乎认为最好还是偶尔出去见见其他方面的人，呼吸一下外面的空气。　　“一早就出去，估计八点前能回来。晚饭在家吃。”我说。　　“行，星期天正好妹妹来玩。”她说，“要是不冷，大家就带盒饭到新宿御苑玩去，四个女人家。”　　“那也蛮不错嘛。”　　翌日下午，我去旅行社订了星期日的机票和要租的车。傍晚六点半有一班飞回东京，看来勉强可以赶回吃晚饭。之后我去店里等她的电话。电话十一点打来了。“时间总可以找得出，忙倒是够忙的。这个星期日怎么样？”我说。　　她说没问题。　　我告以飞机起飞时间和在羽田机场的碰头地点。　　“麻烦您了，谢谢。”　　放下听筒，我坐在吧台旁看了一会儿书。店里太吵，吵得我实在没办法把心思集中到书上，于是去卫生间用冷水洗脸洗手，细看镜子里自己的脸。我对有纪子说了谎。以前说过几次，和别的女人睡觉时也说了小谎，但那时我没认为是欺骗有纪子，那几次不过是无伤大雅的消闲解闷罢了。然而这次不成。我固然没有同岛本睡的念头，但还是不成。我定定地审视镜子里自己的眼睛，那眼睛没有映出自己这个人的任何图像。我双手拄在洗面台上，喟叹一声。　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10　　那条河从岩石间飞快地穿过，点点处处或挂起小小的瀑布，或积成水潭静静歇息。水潭有气无力地反射着钝钝的太阳光。往下游看去，可以看见一座旧铁桥。说是铁桥，其实又小又窄，勉强能容一辆汽车通过。黑乎乎呆楞楞的铁架重重地沉浸在二月冰冷冷的岑寂中。走这座桥的只有去温泉的游客、旅馆员工和森林管理人员。我们过桥时没碰上任何人，过了桥往后看了几次，也没发现过桥人影。进旅馆吃罢简单的午饭，两人过桥沿河步行。岛本笔直地竖起厚厚的海军呢大衣领，围巾紧贴鼻端围了好几圈。她和平时不同，一身适合穿山越岭的轻装。头发在脑后束起，鞋也换上了结结实实的野外作业靴，肩上斜挎绿色尼龙包。这副打扮活脱脱成了高中生。河滩这一堆那一块地点缀着白皑皑硬邦邦的雪。铁桥顶端蹲着两只乌鸦在俯视河面，不时发出一声生硬而尖锐的啼叫。像在谴责什么。叫声在树叶脱尽的林中发出冷冷的回响，继而穿过河面，钻入我们耳底。　　狭窄的沙土路沿河边长长地延伸开去，不知止于何处，不知通向哪里。杳无人影，阒无声息。四下里没有像人家的房舍，触目皆是光秃秃的农田。垅沟的积雪勾勒出几道清晰的白筋。乌鸦到处都有。见我们一路走来，乌鸦们就好像朝同伴们发什么信号似的短促地叫了几声，走到跟前它们也凝然不动，我得以切近地看清其凶器一般尖刺刺的嘴和颜色光鲜的爪。　　“还有时间？”岛本问，“再这么走一会儿能行？”　　我扫一眼手表，“没关系，时间还有。可以再待一个小时。”　　“好幽静的地方啊。”她缓缓环视着四周说道。她每次开口，呼出的气便整个浮在空中，硬硬的，白白的。　　“这条河可好？”　　她看着我微微笑道：“看来你是真的明白我所寻求的，从里到外。”　　“从颜色到尺寸。”我说，“过去我看河流的眼光就不同一般。”　　她笑了笑，用戴手套的手握住同样戴手套的我的手。　　“还好。已经来了，就算你说这条河不好我也没办法。”我说。　　“放心，对自己再多些信心，你是不至于有那么大失误的。”岛本说，“对了，两个人这么并肩走起来，不有点儿像过去？时常一块儿从学校走路回家来着。”　　“你腿没过去那么糟了。”　　岛本微笑着看我的脸：“听你这语气，好像是为我治好腿感到遗憾似的。”　　“或许。”我也笑了。　　“真那么想？”　　“开玩笑。治好了腿当然是好事。只是有点儿怀念，怀念你腿不好的那段时光。”　　“跟你说，初君，”她接道，“这件事我非常非常感谢你——知道的吧？”　　“没什么的，”我说，“无非乘飞机来郊游罢了。”　　岛本目视前方走了一会。“不过你是对太太说了谎出来的吧？”　　“算是吧。”　　“这对你相当不是滋味吧？不愿意对太太说谎吧？”　　我不知怎么回答合适，没有应声。附近树林里乌鸦又尖利地叫了起来。　　“我肯定扰乱你的生活了，我心里很清楚。”岛本低声道。　　“好了，别说这个了。”我说，“特意跑来一趟，说点开心的吧！”　　“比如说什么？”　　“你这身打扮，看上去像高中生。”　　“谢谢。”她说，“真是高中生该有多高兴。”　　我们朝上游慢慢走去。接下去一段时间里，两人都一言未发，只顾集中注意力走路。她还走不了很快，但慢走看不出不自然。岛本紧紧握住我的手。路冻得邦邦硬，我们的胶底鞋几乎没踩出动静。　　的确，假如像岛本说的那样，十几或二十几岁时两人能这样一块儿走路，该是何等美妙啊！星期日下午两人手拉着手，沿着河边一个人也没有的小路无休无止地走下去，该是多么幸福啊！然而我们已不是高中生了。我有妻子和女儿，有工作，而且要向妻说谎才能来这里。往下要乘车赶去机场，搭乘傍晚六点半飞往东京的航班急匆匆返回有妻等我的家。　　走了一会儿，岛本停住脚步，搓着戴手套的双手缓缓环视四周，看上游，看下游。对岸群山绵延。左边，树叶落尽的杂木林一片接着一片。哪里也不见人影。我们刚才歇息的旅馆也好铁桥也好，此刻都已隐去山后。太阳不时像想起来似的从云隙间探一下头。除了乌鸦的啼叫和河水的流声，其他一无所闻。眼望如此风景的时间里，我蓦然想道，自己迟早肯定还将在哪里目睹同样的风景。这就是所谓既视感的反向——不是觉得自己以往什么时候见过与此相同的风景，而是预感将来什么时候仍将在哪里与此风景相遇。这一预感已伸出长臂死死抓住了自己意识的根。我已能感觉出其握力。而那长臂的前方便是我自身，将来应该还在的、增加了好几岁的我自身。当然，我无法看见我自身。　　“这地方合适。”她说。　　“合适干什么？”我问。　　岛本浮起一如平日的一丝笑意看着我，“想干我想干的事。”　　随后，我们从堤坝下到河边，这里有个小小的水潭，表面结了层薄冰，潭底静静躺着几片一如扁扁的死鱼的落叶。我拾起河滩上的一粒圆石子，在手心里转动了一会儿。岛本摘下两只手套揣进大衣袋，继而拉开挎包链，取出一个用厚厚的上等布料做的小口袋样的东西，袋里有个小壶。她解开壶绳，轻轻打开壶盖，目不转睛地往里窥视良久。　　我一声不响地凝目注视。　　壶里装的是白灰。岛本慢慢往左手心倒灰，倒得十分小心，不让灰落到地上。倒到最后灰只有正好盛满她手心那么一点点。是什么灰，又是谁烧的呢？这是一个无风的宁静下午，白灰因而久久停在她手心不动。之后，岛本将空壶装回挎包，用食指尖沾一点灰，递到唇边轻轻舔了一下，继而看我的脸，想笑，但没能笑出。手指仍停在唇上。　　她蹲在河边将灰放入水中的时间里，我站在旁边盯视其一举一动。她手中那一点点灰转眼间被水冲走了。我和岛本站在河边定睛注视水的行踪。她细看了一会儿手心，然后在水面上冲去余灰，戴上手套。　　“真能流去大海？”岛本问。　　“大概。”但我无法确信那点灰一定流到大海。到海还有相当远的距离，有可能沉入某处的水潭，就势滞留那里。当然，其中的些许恐怕还是会抵达大海的。　　接下去，她开始用落在那里的一块木片挖掘发软的地面，我也帮忙。小坑挖出后，岛本将布袋里的壶埋在里面。乌鸦的叫声从哪里传来。估计它们自始至终在静静地目睹我们的作业。无所谓，想看就看好了，又不是干什么坏事，不过是把烧的什么灰放进河流而已。　　“会下雨？”岛本边用鞋尖抚平地面边问。　　我抬头看天，“得一会儿。”我说。　　“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那孩子的灰会不会流到大海，混在海水里蒸发，再变云变雨落回地面？”　　我再次望天，又朝水流看去。　　“有可能那样。”我说。　　我们驾驶租来的小汽车赶往机场。天气风云突变，头上彤云密布，刚才还点点现出的天空已经全然不见。眼看就要下雪了。　　“那是我小孩的灰，我生的惟一婴儿的骨灰。”岛本自言自语似地说。　　我看她的脸，又往前看。卡车老是溅起融雪的泥水，我不得不一次次开动雨刷。　　“生下第二天就死了。”她说，“仅仅活了一天、抱了两三回。极好看的婴儿，软乎乎的……原因不大清楚，呼吸不顺畅，死时脸色都变了。”　　我说不出什么，伸出左手放在她手上。　　“女孩儿，名字还没有呢。”　　“什么时候死的？”　　“正好去年这个时候。”岛本说，“二月。”　　“可怜。”　　“哪里也不想埋，不想放在黑乎乎的地方。想在自己手上保管一段时间，然后顺着河放流大海，乘云化雨。”　　岛本沉默下来，沉默了许久。我也什么都没说，默默地驱车赶路。想必她有难言之隐，就让她安静一会儿好了。但这时间里，我发觉岛本的情形有点反常。她开始以古怪的声音喘息，要拿什么作比较的话，那声音有些像机器的响动，以至最初我还以为引擎出了故障。然而声音毫无疑问来自旁边座位。并非呜咽。听起来就好像支气管开了个洞，每次呼吸都从洞里漏气。　　等信号灯时，我看了一眼岛本的侧脸。面如白纸。而且整张脸像涂了一层什么似的，硬橛橛的很不自然。她把头靠在椅背上，直视前方，全身一动不动，只是时而半义务性地微微眨一下眼皮。我往前开了一会儿，找合适地方把车停下。这里是已经停业的保龄球馆的停车场，俨然飞机库一般的空荡荡的顶盖下，竖着一块巨大的保龄球瓶招牌，荒凉得简直像来到世界尽头。偌大的停车场只停了我们这一辆车。　　“岛本，”我招呼道，“喂，岛本，不要紧吗？”　　她未回答。只是靠着椅背，以那古怪的声音喘息不止。我把手贴在她脸颊上。脸颊冷得就像受了这周围的凄凉光景感染似的，没有血色，额头也没有暖意。我紧张得透不过气：莫非她要这么死去不成？她眼睛里已全然没了神采。仔细窥看眸子，同样一无所见，深处僵冷黯淡，如死本身。　　“岛本！”我再次大声叫她。没有反应，极细微的反应都没有。眼睛哪儿也没看，连有无意识都看不出。我想还是领去医院为好。而若去医院，恐怕很难赶上飞机，但情况已不容我考虑这些。岛本可能就这样死去，无论会发生什么，都不能让她死去！　　但我正要发动引擎时，却发觉岛本想要说什么。我关上引擎，耳朵贴在她唇前，但还是听不清她说什么。较之话语，听起来更像是门缝里吹来的风。她拼出浑身气力似的重复说了好几遍，我全神贯注侧耳倾听——似乎说的是“药”。　　“想吃药？”　　岛本微微点头，委实微乎其微，几乎分辨不出。看来这已是她能完成的最大动作了。我摸她的大衣袋，里面有钱夹和带匙扣的几把钥匙，但没有药。接着我打开挎包。包的内格袋里有个纸药袋，里面有四粒胶囊，我拿出给她看：“是这个？”　　她眼珠不动地点了下头。　　我放倒椅背，张开她的嘴，塞进一粒胶囊。可是她口腔干得沙啦沙啦的，根本不可能将胶囊送入喉咙里。我四下打量，看有没有类似饮料自动售货机那样的东西，但没有见到。而要上哪里去找，又没有时间。附近带水气的东西惟独雪。幸好雪这里要多少有多少。我下了车，挑选檐下看上去还干净的已变硬的雪，放进岛本戴的毛线帽里端回。我先含入自己口中一点儿。含化要花时间。含着含着，舌尖便没了感觉，却又想不出别的办法。含化后分开岛本的嘴唇，嘴对嘴送进水去。送罢捏住她的鼻子，硬让她把水咽下。她有些呛，但到底咽了进去。如此反复几次，看样子总算把胶囊冲进了喉咙。　　我看那药袋，上面什么也没写，药名也好姓名也好服用须知也好一概没写。我有些纳闷，药袋上一般该注明这些以防误服才是，也好让人服用时心中有数。但不管怎样，我又把纸袋放回挎包内格袋，观察她的反应。什么药固然不知道，什么病也不晓得，但既然她这样随身携带，想必自有其效用。至少这并非突发事态，而是在某种程度上有所预知的。　　大约十分钟后，她脸颊上终于一点点泛出了红晕。我把自己的脸颊轻贴上去，尽管微乎其微，但毕竟原有的温照失而复来了。我舒了口气，身体靠在椅背上。总算幸免于死了。我抱着她的肩，不时对贴脸颊，确认她缓缓地返回此侧世界。　　“初君，”岛本用低低的干涩的声音叫我。　　“喂，不去医院可以么？若去医院才行，急诊部还是找得到的。”　　“不用去的。”岛本说，“已经没事了，吃了药就好。再过一会就恢复正常，别担心。　　对了，时间不要紧？不快点去机场要误机的。”　　“不怕，时间就放心好了。再静静待上一会儿，镇定下来再说。”　　我用手帕擦她的嘴角。岛本拿过我的手帕，盯视了一会儿，说：“你对谁都这么亲切？”　　“不是对谁都这么，”我说，“因为是你。并非对谁都亲切。我的人生实在太有限了，不可能对谁都亲切。假如不太有限，我想我会为你做很多很多。但不是那样。”　　岛本把脸转向我，凝然不动。　　“初君，我可不是为了耽误飞机才故意这么做的。”岛本小声说。　　我惊讶地看着她，“当然，不说我也知道。你情况不妙，没办法的事。”　　“抱歉。”　　“不必道歉。又不是你的错。”　　“可我拖了你的后腿。”　　我抚摸她的头发，弓身轻吻她的脸颊。可以的话。我真想把她整个人紧紧搂住，以我的肌肤确认她的体温。但我不能那样。我只吻了她的脸颊。她的脸颊暖暖的、软乎乎的、湿湿的。“用不着担心，最后一切都会顺利的。”　　到机场还汽车时，乘机时间早已过了。所幸飞机推迟起飞，飞往东京的航班还在跑道上没有上客。我们一下子放下心来。可是这回要在机场等一个多小时。服务台说是检查引擎的关系，更多的情况他们也不知晓。“不知要检查到什么时候。我们什么也不知道。降落时开始稀稀落落下起雪来，现在越下越大。瞧这光景，不起飞都大有可能。”　　“今天要是回不了东京，你可怎么办呢？”　　“不要紧，飞机肯定会起飞的。”我对她说。当然谁也没有把握保证飞机起飞。想到万一出现那种情况，我心里沉甸甸的。那样一来，我势必要巧妙地编造托辞，用来解释自己为什么跑来石川县。车到山前必有路。到时候再慢慢考虑不迟，当务之急是考虑岛本。　　“你怎么样？万一今天回不到东京的话？”我问岛本。　　她摇摇头，“我你就别牵挂了。”她说，“我怎么都成。问题是你，你怕很为难吧？”　　“多多少少。不过你不必放在心上，又不是一定飞不成。”　　“没料想会发生这样的事。”岛本用仿佛说给自己听的沉静的声音说，“只要有我，周围保准发生莫名其妙的事，总是这样。我一参与，事情就全乱套，原本顺顺当当的局面会突然走投无路。”　　我坐在候机厅的椅子上，考虑航班取消时必须打给有纪子的电话。我在脑海里排出种种辩解用词。恐怕无论怎么解释都终归无济于事，口称参加游泳俱乐部活动星期天一早离开家门，却被大雪封在石川县机场，无法自圆其说。倒是可以说“出得家门忽然想看日本海，所以直接去了羽田机场”，不过未免过于滑稽。与其那么说，倒不如索性什么也不说。或者不如干脆实话实说。如此思来想去，我愕然察觉到自己内心竟在期待飞机不起飞，在盼望被雪困在这里不动，在希求自己同岛本单独来此一事被妻子发现。而我将毫不辩解，不再说谎，就和岛本留在这里。往下只消随波逐流即可。　　最终，飞机在延误一个半小时后起飞了。在飞机上，岛本一直靠在我身上睡觉或闭目合眼。我伸出胳膊搂着她的肩。看上去她好像睡着还在不时地哭。她始终默不作声，我也缄口不语。我们开口已是在飞机进入着陆状态之后了。　　“喂，岛本，你真的没事儿了？”我问。　　她在我的臂弯中点头道：“没事儿，吃了药就没事了。别介意。”她把头轻轻搭在我肩上。“什么也别问，别问为什么成了这个样子。”　　“好好，什么也不问。”我说。　　“今天实在谢谢了。”　　“谢今天什么？”　　“谢你领我出来，谢你嘴对嘴喂水，谢你容忍了我。”　　我看她的脸。她嘴唇——刚才我喂水的嘴唇就在我眼前，看上去希望我再来一次。双唇微微张开，露出整齐莹白的牙齿。喂水时稍稍碰及的那柔软的舌头感触我仍记得。看着那嘴唇，我呼吸变得甚为困难，什么都考虑不成，浑身火烧火燎。我知道她需要我，而我也需要地。但我设法克制了自己。我必须在此止步。再往前去，很可能再也退不回来。但止步需付出相当大的努力。　　我从机场往家里打电话。时间已是八点半。　　“对不起，晚了。一时联系不上。这就回去，过一个小时到。”我对妻说。　　“一直等你来着，后来实在耐不住，就先吃了。倒是火锅。”妻说。　　我让岛本坐进我放在机场停车场的宝马，“送到哪里合适？”　　“可以的话到青山下来，从那里一个人随便回去。”岛本说。　　“一个人真能回去？”　　她微笑着点点头。　　在外苑驶下首都高速之前，我们几乎没有开口。我用低音量听亨德尔的风琴协奏曲磁带，岛本双手整齐地并放在膝头，一动不动地眼望窗外。由于是星期天夜晚，周围的车上都是去哪里游玩归来的一家老小。我比平时频繁地上上下下换挡。　　“嗳，初君，”快到青山大街时岛本开口了，“那时我这么想来着：飞机不起飞就不起飞吧。”　　我想说我也那么想来着，但终于没说出来。口腔干得沙沙响，话语无法脱口而出。我只是默默点头，轻握一下她的手。我在青山一丁目拐角处停车让她下来——她要在此下车。　　“再去见你可好？”下车时岛本小声问道，“还没讨厌我？”　　“等你。”我说，“过几天见。”　　岛本点了下头。　　我沿着青山大街驱车前行。假如再也见不到她，脑袋肯定得出故障。她一下车，世界都好像一下子变得空空荡荡了。　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11　　和岛本去石川县回来后的第四天，岳父打来电话，说有要事相商，问我明天中午能不能一起吃饭。我说可以可以。不过老实说我有点吃惊，因为岳父是个非常忙的人物，极少同工作关系以外的人吃饭。　　岳父的公司半年前刚从代代木迁到四谷一座七层新楼。那楼虽是公司财产，但公司只用上面两层，下面五层租给别的公司以及餐馆店铺。来这里我还是头一次。一切都是新的，闪闪发光。大厅是大理石地面，天花板很高，硕大的瓷瓶里插满鲜花。在六楼下得电梯，接待处坐着一个足可以出任夏普形象大使的秀发女孩，用电话将我的姓名告知岳父。电话机是深灰色的，形状像是带计算机的自由转接型。随后她灿然一笑，对我说：“请，总经理在办公室等您。”笑容非常华丽，但同岛本相比多少有些逊色。　　总经理室在最上层。通过大玻璃窗可以将市容尽收眼底。景色虽不能说令人心旷神怡，但室内采光好，面积绰绰有余。墙上挂着印象主义画，画的是灯塔和船。似乎出自修拉（译注：修拉：法国新印象主义画家（1859—1891）。）笔下，有可能是真品。　　“形势看来不错嘛。”我对岳父说。　　“不坏。”说着，岳父站在窗旁手指外面，“是不坏，并将越来越好，眼下正是发财的时候。对我们这行当来说，是二三十年才有一次的天赐良机，现在发不了财就没机会发了。　　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建筑业我是门外汉。”　　“喏，从这里看一眼东京城好了。看见到处都有空地吧——就像掉牙似的这一点那一块什么也没建的空地皮。从高处看一清二楚，走路是看不出的。那就是旧房旧楼拆出来的。近来地价飞涨，以前那样的旧楼渐渐没了收益。旧楼收不来高房租，租客数量也在减少，所以需要新的更大的空间。就拿私有房来说，城区地价一涨，固定资产税和继承税就付不起，就要卖掉，卖掉城里房子搬去郊外。买那类房子的基本上是专业不动产商，那帮小子拆除原来的旧房，建造更能有效利用的新楼。就是说，那一带的空地往下要接二连三地竖起高楼大厦，而且就在这两三年内，两三年工夫东京就要一改旧观。资金没问题，日本经济生机勃勃，股票节节上扬。银行的钱绰绰有余，有地抵押银行就借钱给你，借多少都不在话下。只要有地，钱随便你花。所以楼一座接一座拔地而起。建楼的是谁？当然是我们，当然！”　　“原来如此。”我说，“不过建那么一大堆楼，东京究竟会怎么样呢？”　　“会怎么样？会更朝气蓬勃，更美观气派，更方便快捷嘛！市容这东西，是如实反映经济形势的一面镜子。”　　“更朝气蓬勃更美观气派更方便快捷固然不坏，我也认为挺好。问题是现在东京城都车满为患了，楼再增加，那可真要寸步难行了。下水道都很麻烦，下点雨就得往外冒水。再说，所有高楼大厦夏天一齐开空调，电恐怕都不够用。而电是靠烧中东石油发出来的，再来一场石油危机怎么办？”　　“那是日本政府和东京都考虑的事，我们不是为此大把大把纳税了吗！让东大毕业的官僚们绞尽脑汁去好了。那些家伙总那么神气活现派头十足，就像在说是他们在驱动国家。所以偶尔开动一下那颗高档脑袋考虑考虑问题也是可以的嘛！与我无关，我不过是个小小的泥水工，有人求盖楼就是——这就叫做市场原理，是吧？”　　对此我没表示什么。毕竟不是来跟岳父讨论日本经济态势的。　　“算了，别再谈深奥东西了，先填肚皮去吧，肚子瘪了。”岳父说。　　我们钻进带电话的宽体黑色梅赛德斯，来到赤坂一家鳗鱼餐馆，被让进里面一个单间，两人面对面吃鲤鱼喝清酒。因是中午，我只象征性地喝一点点，岳父却喝得相当快。　　“那么，要商量什么事呢？”我切入正题。若是糟糕事，还是先听了好。　　“其实是有事相求。”他说，“啊，倒也不是大不了的事——想借你的名字一用。”　　“借名字？”　　“这次想办一家新公司，需要一个名义上的创办人。虽说如此，也并不需要什么特殊资格，只消名字出现在那里即可。不给你添任何麻烦，而相应的礼金我是一定给的。”　　“不用什么礼金。”我说。“真有必要，名字怎么借都无所谓。可那到底是什么公司呢？既然作为创办人之一连署名字，那么这一点还是想了解了解。”　　“准确说来，什么公司也不是。”岳父说，“对你我才直言不讳：那公司什么也不做，徒有其名罢了。”　　“总之就是‘幽灵公司’了？PaPe Company，tunnel公司。”　　“啊，算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