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2

回首迄今为止的人生，除去极少数例外，我几乎不曾有过被一般意义上的靓女所强烈吸引的体验。和朋友一起走路，朋友有时说“喂喂，刚才过去的女孩真够漂亮”，而我听了，却想不出那种“漂亮”女孩什么模样，很有些不可思议。阅历中几乎不曾对美貌女演员和模特一见倾心。原因不晓得，反正就是这样。甚至在十几岁时——现实与梦境的界线极其模糊且“憧憬”这一情思淋漓尽致地施展威力的时期——我也不曾仅仅因为美貌而对美貌姑娘想入非非。　　能强烈吸引我的，不是可以量化、可以一般化的外在美，而是潜在的某种绝对的什么。　　一如某一类人暗自庆幸大雨地震全面停电，我则喜好异性对我发出的来势汹涌而又不动声色的什么。这里姑且将那个什么称为“吸引力”好了——不容分说地、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吸引人吞噬人的力。　　或许可以将其比喻为香水的气味儿。在怎样的作用下才能产生具有特殊魅力的气味儿，恐怕就连调制它的调香师也无法说明，化验想必也得不出结果。然而，能说明也罢不能说明也罢，某种香料的配合就是能如交尾期动物身上的气味儿一样吸引异性。某一气味儿百人中可能吸引五十人，另一气味也许会吸引百人中的另外五十人。但此外能在百人中摧枯拉朽地吸引一两人的气味儿世间也是存在的，那便是特殊气味儿。而我具有敏锐地嗅出如此特殊气味儿的能力。我知道那是专门为我而存在的宿命式的气味儿，即使相距迢迢我也能百发百中地嗅出。届时，我就跑到她们身边告诉她们我已感受到了，“其他人或许感受不到，可我感受到了。”　　第一次见面我就想和她睡。说得更准确些，是必须和这女子睡。而且本能地感觉出对方也想同我睡。在她面前我真个浑身发颤。当着她的面就急剧地勃起了几次，走路都困难。这是我生来第一次体验到的吸引力（在岛本身上我大约感觉过其雏形，但那时的我还远未成熟，所以那很难称之为吸引力）。碰上她时我是十七岁的高三学生，她是二十岁的大二学生，而且阴差阳错，居然是泉的表姐。她大致也有男朋友，但这对我们根本不成为障碍。即使她四十二岁有三个小孩且屁股生两条尾巴，我想我也不至于介意。其吸引力便是大到了这个地步。我明确认识到不可就这样放过这女子，否则我肯定抱憾终生。　　总之我生来第一次干的对象就是我女朋友的表姐。并且不是普通的表姐，而是非常亲密的表姐，泉和她自小要好，平日往来不断。她在京都上大学，租住在御所西边一座宿舍楼里。我和泉去京都玩时叫她来同吃午饭。那是泉来我家两人赤身搂抱、但由于姨母来访而闹得天翻地覆的那个星期日之后第三个星期的事。　　泉离座时，我说可能要打听她上的那所大学的事，问出了她的电话号码。两天后我往她宿舍打电话，说如果方便下星期日要见她一下，她停一下回答说可以啊，那天正好有空儿。　　听其声音，我坚信她也想同我睡，从语调中我清楚感觉出了这一点。于是下个星期日我独自去京都找她，下午就跟她睡上了。　　其后两个月时间里，我同泉的表姐只管大干特干，干得脑浆都像要融化了。两人没去看电影，没散步。小说也罢音乐也罢人生也罢战争也罢革命也罢一概没谈。我们只是干、干。　　当然三言两语我想也还是聊过的，但聊的什么几乎无从记起。我记得的仅仅是那里具体的细小的物像——枕边的闹钟、窗口挂的窗帘、茶几上的黑色电话机、挂历上的摄影画、她脱在地板上的衣服，以及她肌体的气味儿、她的声音。我什么也没问她，她什么也没问我。不过仅有一次，一起躺在她床上的时候忽然心有所觉，问她是不是独生子。　　“是啊，”她一副诧异的神情，“我是没有兄弟姐妹，可你怎么知道的呢？”　　“怎么也不怎么，只是一种感觉。”　　她注视了一会我的脸，“你怕也是独生子？”　　“是啊。”　　留在记忆中的两人的交谈只有这么多。我蓦地感到了一种气息：这女子说不定是独生子。　　除去确有必要的场合．我们甚至吃喝都省略了。见面几乎口也不开便脱衣服，上床搂作一团，干。没有阶段，没有程序。我只是单纯地贪婪那里提示的一切，她恐怕也同样。每次见面我们都干上四五回。那可是毫不含糊地同她干到一滴精液不剩，干到龟头发肿作痛。尽管干得如此热火朝天，尽管都从对方身上感觉出汹涌澎湃的吸引力，但双方都没有成为恋人并快快乐乐长此以往的念头。对我们来说，那可谓一阵龙卷风，迟早总要一去不复返。我想我们都已察觉到如此情形是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的，所以每次见面脑袋里都有疑虑，以为这次相抱是最后一次，而这疑虑又格外鼓起了我们的干劲。　　准确地说，我并不爱她，她当然也不爱我。但爱与不爱对方对那时的我不是重要问题。　　重要的是自己此时此刻被急剧地卷入了什么之中，而那什么对于我来说应该含有关键因素。　　我想知道那是什么，迫不及待。倘若可能，我甚至想把手伸进她的肉体直接触摸那个什么。　　我喜欢泉。可是她一次也不曾让我体味如此横冲直闯的力。相比之下，对这女子我一无所知，也没感觉出爱情。然而她让我震颤，让我奋不顾身地接近。我们所以没有认真交谈，归根结蒂是因为没感到有此必要。如果有认真交谈的气力，我们就又用它来多干一次。　　我想，在我们争分夺秒如醉如痴地将这种关系持续几个月之后，大概就要不约而同地互相远离。这是因为，那时我们所进行的，是极为自然极为正常极为必要的行为，没有被任何疑问插足的余地。至于爱情、犯罪感以及未来之类一开始便被排除在外，没有介入的可能性。　　所以，假如我同她的关系不暴露（但实际上肯定很难，毕竟我同她干得太入迷了），那以后我同泉想必会将恋人关系保持一段时间，每年至少可以在大学放假的几个月时间里继续幽会。关系能保持多久我说不准，不过我觉得若干年后我们还是要自然而然——并非由于哪一方主动提出——分手的。我们之间有几个大的不同点，而且是随着成长、随着年龄增大而逐渐扩大的那类不同点。现在回头看去，我看得十分清楚。不过，就算将来一定分手，如果没有我同她表姐睡觉那种事，我们会分手得更温和些，以更为健康的姿态踏入新的人生阶段，我猜想。　　然而现实中并未那样。　　现实中我严重伤害了她，损毁了她。她受到怎样的伤害怎样的损毁，我也大体想象得出。泉没有考上以她的成绩本应手到擒来的大学，而进了一所名字都不为人知晓的女大。同她表姐的关系败露后，我同泉见面谈了一次。两人在时常幽会的小酒吧谈了很久。我设法做出解释，试图尽可能地开诚布公，小心斟酌词句向她诉说自己的心情——同她表姐之间发生的事决不是本质上的，不是既定路线上的，那只是一种物理性的吸引力导致的，自己心中甚至连背叛恋人的愧疚感都没有，那对两人的关系不具任何影响力。　　但是泉当然不理解，说我是卑劣的扯谎鬼。也的确如她所说，我瞒着她偷偷模摸同她表姐睡觉来着。况且并非一次两次，而是十次二十次。我一直在欺骗她。事情若理直气壮，自然无需欺骗。应该一开始就向她挑明：我想和你表姐睡，想大动干戈一直干到脑浆消融，想以各种体位干上一千回，但这和你毫不相干，所以希望你不要在乎。问题是作为现实不可能这么对泉直言不讳。所以我扯了谎，扯了一二百遍。我编造适当的理由拒绝同她幽会而去京都同她表姐睡觉，对此我没有辩解的余地。不用说，一切责任在我。　　泉得知我同她表姐的关系，是一月已接近尾声时候的事，我的十八岁生日刚刚过去。二月几场高考我全部轻易过关，三月末将离开这里前往东京。离开前我给泉打了好几次电话，但她再不肯同我说话。长信我也写了几封，都没接到回音。不能就这样离开，我想，不能就这样将泉一个人扔下不管。但是，我就是再这样想，现实当中也是无能为力的。因为泉已不想同我发生任何形式的往来了。　　在开往东京的新干线列车上，我一边惆怅地望着窗外风景，一边思考自己算是怎样一个人。我看放在膝头的自己的手，看映在窗玻璃上的自己的脸。位于这里的我到底算什么呢？有生以来我第一次对自己产生强烈的厌恶感。事情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不过我明白，若再次置身同样状况，我还得重蹈覆辙。恐怕仍会对泉扯谎，仍同她表姐睡的，而不管那将怎样地伤害泉。承认这一点是痛苦的，但实情如此。　　当然，在损毁泉的同时，我也损毁了自己。我深深地——比当时我所感觉的还要深得多地——伤害了自己本身。从中我理应吸取很多教训。但经过若干年后重新回头审视的时候，我从中体验到的，仅仅是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在终极本质上我这个人是可以作恶的。诚然我一次也没有动过对谁作恶的念头，然而动机和想法另当别论，总之我是可以在必要情况下变得自私变得残忍的，就连本应悉心呵护的对象我也可以找出冠冕堂皇的理由给予无可挽回的、决定性的伤害，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上大学后，我打算在新的城市获得新的自己，开始新的生活，打算通过成为新人来改正错误。最初似乎还算顺利，然而归根结蒂，我无论如何只能是我，仍将重复同样的错误，同样伤害别人，同时损毁自己。　　年过二十时我忽然心想：说不定自己再不能成为一个地道的人了。我犯过几个错误，但实际上那甚至连错误都不是。与其说是错误，或许莫如说是我自身与生俱来的倾向性东西。　　如此想着，我黔然神伤。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5.　　大学四年没有多少值得一提的事。　　上大学第一年我参加了几次示威游行，也同警察冲突过，还声援了校园里的罢课，参加了政治集会，认识了好几个蛮有兴味的人，但我无论如何都没办法对那样的政治斗争投入全副身心。每次游行同旁边一个人手拉手，我都觉得有些别扭；不得不朝警察队伍投石块时，又觉得自己好像不再是自己。我思忖，这就是自己真正追求的东西么？同他们之间，我无法怀有连带感。大街上弥漫的暴力气息、人们口中慷慨激昂的话语，渐渐在我心目中失去了光彩，我开始一点一滴地怀念同泉度过的时光。可是我已无法返回那里，我已将那个天地抛到身后去了。　　而与此同时，对大学里教的东西又几乎无法上来兴致。我选的课大半索然无味，没有任何使我为之心动的东西。整天忙于打工，校园也没正经去，四年混得毕业应该说是万幸。女朋友也有了，三年级时同居半年，但最终不欢而散。那阵子我正彷徨，搞不清自己对于人生到底寻求什么。　　回过神时，政治季节已然结束。一度仿佛足以摇撼时代的巨大浪潮也如失去风势的旗一般颓然垂下，被带有宿命意味的苍白的日常所吞没。　　大学毕业出来，经朋友介绍，我进入一家编辑出版教科书的公司工作。剪短头发，脚登皮鞋，身穿西服。公司看上去虽不甚起眼，但那年的就业形势对于文学院出身的人并不怎么温情脉脉。何况以我的成绩和门路而言，即使打更有趣的公司的主意也笃定要吃闭门羹，能进这里应该谢天谢地了。　　工作果然单调。办公室气氛本身诚然不坏，但遗憾的是我几乎没办法从编教科书这项作业中觉出半点快乐。尽管如此，一开始半年左右我还是干得很卖力，以期从中发现乐趣，以为无论什么事情只要全力以赴总会有所收获，然而最终只能徒呼奈何。我得出的最后结论是：不管怎么折腾，自己都不适于干这个活计。我有些心灰意懒，觉得自己的人生已走到尽头，以后的岁月恐怕就要在这编造枯燥无味的教科书的过程中损耗掉。若无其他情况，退休前三十三年时间我都将日复一日地伏案看校样、计算行数、订正汉字注音，同时找个差不多的女人结婚生几个孩子，将一年两次的奖金作为唯一的乐趣。我想起过去泉对我说的话：“你一定能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你身上有一种出类拔萃的东西。”每次想起心里都一阵难受。我身上哪里有什么出类拔萃的东西啊，泉！估计如今你也明白过来了。不过也是没办法的事，谁都会阴差阳错。　　在公司里，我几乎机械地完成派到自己头上的工作，剩下的时间独自看喜欢的书，听喜欢的音乐。我转而认为，工作这东西原本就是单调的、义务性的，因而只能将工作以外的时间有效地用于自己，以寻找相应的人生乐趣。我懒得和公司同事去外面喝酒，倒不是人缘不好或曲高和寡，只是不愿意在工作以外的时间、在公司以外的场所主动发展与同事的个人关系。可能的话，还是想把自己的时间用在自己身上。　　这样一晃儿过去了四五年。其间结交了几个女朋友，但持续时间都不长。和她们相处几个月后我便这样想道：“不对，不是这样子的。”我无论如何都无法从她们身上发现专门为我准备的什么。和其中几个人睡过，但已没有激情了。这是我人生的第三阶段。从上大学至迎来三十岁这十二年时间，我是在失望、孤独与沉默中度过的。这期间几乎不曾同任何人有心灵上的沟通，对于我可谓冷冻起来的岁月。　　我比过去还要深地蜷缩在自己一个人的世界里。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散步，一个人去游泳池，一个人去听音乐会和看电影。习惯以后，也不怎么觉得寂寞或不好受。我时常想到岛本，想到泉。如今她们在哪里、做什么呢？说不定两人都已结婚，小孩都可能有了。不管两人处境如何，我都想见她们，想和她们说话，哪怕三两句也好，哪怕仅仅一个小时也好。若对象是岛本或者泉，我是能够准确述说自己心情的。我考虑同泉言归于好的方法，考虑同岛本相见的途径，以此打发时间，心想若是如愿以偿该有多好啊！但我没有为此做什么努力。　　说到底，她们已是远离自己人生的存在了。时针不可能倒转。我经常自言自语，夜晚自斟自饮，开始认为自己恐怕一辈子都不会结婚也是在那个时候。　　进公司第二年，我同一个有腿疾的女孩幽会过。双重幽会，同事拉我去的。　　“腿稍有毛病，”他有点儿难以启齿地说，“不过人长得漂亮，性格也好。见面你准会中意的。而且虽说腿有毛病，但并不明显，只是略微有一点点跛。”　　“那倒没什么关系。”我说。老实说，假如他不道出腿有毛病，自己还未必前往。我讨厌所谓双重幽会和匿名幽会那类名堂。但在听说女孩腿有毛病时，我便无论如何也无法拒绝了。　　——虽说腿有毛病，但并不明显，只是略微有一点点跛。　　那女孩是我同事女朋友的同学——大概是高中时代同级。她个子不高，相貌端庄。那是一种不张扬的美，含蓄的美，使我联想到密林深处怎么都不肯出来的小动物。我们看罢星期日早场电影，四人一块儿吃午饭，这时间里她几乎不开口，逗她开口她也只是默默微笑。之后分两对散步。我和她去日比谷公园喝茶。她拖的是同岛本相反的那条腿，扭摆的方式也略有不同。岛本多少有点划圆，她脚尖略略打横地直线前拖。尽管如此，走路方式还是多少相似的。她身穿红色高领毛衣和蓝牛仔裤，脚上是普通的沙滩鞋。几乎没化妆，头发束成马尾辫。说是大学四年级，但看上去还要年轻些。好一个沉默寡言的女孩。至于是平时也这么沉默寡言，还是由于初次见面而紧张得说不好，抑或只是因为缺少话题，我自是揣度不出。反正一开始的交谈几乎不成其为交谈。我弄明白的，不外乎她在一所私立大学学药学。　　“药学有意思？”我试着问。我和她走进公园里的咖啡馆喝咖啡。　　我这么一说，她脸上隐隐泛红。　　“没关系的，”我说，“编教科书也不是那么有意思的。世上没有意思的事多得堆成山，用不着一一放在心上。”　　她思索片刻，总算开口了：“倒也不特别有意思。因我家是开药店的。”　　“嗅。关于药学可能告诉我点什么？药学我一无所知。说来你别见怪，六年来差不多一粒药也没吃过。”　　“好身体啊。”　　“这样，喝酒醉过夜也一次都没有过。”我说，“不过小时候身体弱，总闹病，药也吃了不少。我是独生子，父母肯定爱护过头了。”　　她点了下头，往咖啡杯里窥视。到第二次开口又等了好些时间。　　“药学嘛，我想确实不是太有意思的学问。”她说，“比一个个死记硬背药品成分更有意思的事，世上肯定有很多很多。同样是科学，但它既不像天文学那么浪漫，又不像医学那么有戏剧性。不过那里边有一种令人感到亲近的东西，说是如影随形也未尝不可。”　　“有道理。”我说。这女孩想说还是蛮会说的，只是找词儿比别人费时间。　　“可有兄弟？”我问。　　“两个哥哥，一个已经结婚。”　　“选学药学，就是说将来要当药剂师继承药店了？”　　她又有点儿脸红了，随后又缄默有顷。“不清楚。两个哥哥都有工作了，也可能由我继承。如果我不打算继承，父亲说那也无所谓，自己能开到什么时候就开到什么时候，往下卖掉就是。”　　我点点头，等她继续下文。　　“不过我想我继承也可以的。我腿不好，工作没那么容易找。”　　我们就这样单独聊着度过了一个下午。沉默的时候多，开口费时间，一问什么就脸红。　　但同她说话绝不枯燥，也没有困窘感，说令人愉快都可以。对于我这是很少有的事。如此在咖啡馆隔着桌子面对面说过话之后，我甚至觉得很久以前就已认识了她。那类似一种缠绻的情思。　　但是，若说自己的心已被她强烈吸引，坦率地说，我想只能说尚不至于。当然我对她怀有好感，一起度过了愉快的下午。她又长得漂亮，如同事一开始所说，性格看来也不错。但若问是否通过这些事实的罗列而从她身上发现了强有力地摇撼自己心灵的某种东西，那么很遗憾，回答是否定的。　　而岛本身上却有，我想。和那个姑娘在一起时我一直在想岛本，不能不想。一想到岛本，我的心现在都还摇颤。那里有兴奋，有仿佛轻轻推开自己心灵深处一扇门的带有低烧的兴奋。可是同那个有腿疾的漂亮姑娘在日比谷公园散步时，我却未能感觉出那种兴奋或震颤。在她身上我所感受的，仅仅是某种共鸣和平静的温情。　　她的家、也就是药店在文京区小日向。我乘公共汽车把她送到那里。两人并肩坐车时，她也几乎没开口。　　几天后同事来到我跟前，“那孩子对你好像相当满意，”他说，“这个星期天四个人再上什么地方去可好？”但我适当找了个借口谢绝了。再次见面交谈本身不存在任何问题。老实说，我也想再慢慢和她谈一次。假如我们在别的场合碰上，成为要好的朋友也未可知。问题是不管怎么说毕竟是双重约会，其行为的本来目的即是物色恋人。如果连续见面两次，势必产生相应的责任。而我不愿意——无论哪一种形式——伤害那个女孩。我只能谢绝。当然也就再未同她相见。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6.　　此外我还在有腿疾的女性方面有过一次非常奇特的经历。那时我已二十八。但由于事情过于奇特，至今我都难以弄明白那到底意味什么。　　我在年末喧闹拥挤的涩谷街头见到一位同岛本跛得一模一样的女性。她身穿偏长的红色大衣，腋下夹一个黑色漆皮手袋，左手腕戴一个手镯样的银色手表。她身上的东西看上去十分高级。我在另一侧路面行走，偶然瞧见她后，立即穿过马路。路上人头攒动，不知从哪里冒出这么多人来，不过追她倒没花多少时间，因为她腿不灵便，走不了那么快。那抬腿的方式同我记忆中的岛本实在像极了——她也像岛本那样左腿以稍稍划圆的姿势拖着。我跟在她后头，入迷地看着那被长筒袜包裹住的匀称动人的腿描绘出优美的曲线。那是唯有经过成年累月训练的复杂技术才能产生的优美。　　我稍离开一点儿跟在她后面走了一阵子。配合她的步调（即以同人群流速相反的速度）行走并非易事。我不时打量橱窗或停下来装作搜摸风衣口袋的样子来调整行速。她戴一副黑皮手套，没拿手袋的那只手提一只商店里的红纸袋。尽管是阴沉沉的冬日，但她仍戴着大大的太阳镜。从她身后我能看到的，只有梳得整整齐齐的秀发（在肩那里向外卷起，卷得非常雅致），和给人以柔软暖和之感的红大衣后背。不消说，我很想确认她是不是岛本。要确认并不难，绕到前面好好看一眼即可。问题在于倘若是岛本，那时我该说什么呢？该怎样表现呢？何况，她还记得我吗？我需要做出判断的时间。我必须调整呼吸、清理思绪、端正姿态。　　我在注意不让自己超过她的情况下紧随不舍。这时间里她一次也没回头，一次也没止步，甚至没有斜视，只是朝某个目的地径自行进不止。如果不看她左腿的移动而仅看其上身，肯定谁都看不出她腿有毛病，无非走路速度较普通人慢几拍而已。越看她走路的样子，我越是想岛本，走法真的可以说是一个葫芦分出的两个瓢。　　女子穿过拥挤的涩谷站前，一步不停地沿坡路朝青山方向走去。到了坡路，脚步就更慢了。她已走了相当远的距离，坐出租车都不算近，即使腿没毛病的人走起来也够吃力的，可是她拖着一条腿持续行走不止。我拉开适当距离跟在后面。她依然一次也没回头，一次也没止步，甚至橱窗都没扫一眼。拿手袋的手同提纸袋的手换了几次。但除此之外，她始终以同一姿势同一步调前进。　　一会儿，她躲开大街的人群，走进侧道。看来她对这一带相当熟悉。从繁华大街往里跨进一步，便是幽静的住宅地段。由于人少了，我更注意保持好距离跟上。　　总共跟她走了大约四十分钟。在行人稀少的路段走一阵子，拐过几个路口，重新走上热闹的青山大街。但这回她几乎不在人群中走，就像早已打定主意似的，毫不迟疑地径直走进一家咖啡馆。那是一家西式糕点店经营的不大的咖啡馆。出于慎重，我在附近转了十分钟后才进去。　　进去马上找到了她。里面热气扑人，但她仍身穿大衣，背对门口坐着。那件看上去相当昂贵的红大衣实在醒目。我坐在尽头处的桌旁，要了杯咖啡，然后拿起手边一份报纸，装作看报的样子若无其事地观察她的动静。她桌上放着一只咖啡杯，但依我观察，她一次也没碰那杯子。除一次从手袋里取出香烟用打火机点燃，此外再无别的动作，只是静静坐在那里打量窗外景致。看上去既像纯粹的歇息，又像在考虑什么要紧事。我喝着咖啡，翻来覆去地看报上的同一则报道。　　过了好半天，她像下定什么决心似的霍然离座，朝我这张餐桌走来。由于其动作过于突如其来，我的心脏差点儿停止跳动。但不是来我这里。她从我桌旁走过，直接去了门旁的电话那里，继而投入零币，拨动号码。　　电话离我座位不太远，但由于周围人声嘈杂，加之音响在大声放圣诞歌，没办法听清她的说话声。电话打了很久，她桌上放的咖啡一碰没碰地凉在了那里。通过我旁边时，我从正面看了她的面孔，可还是不能断定她就是岛本。妆化得相当浓，而且近半边脸给大太阳镜遮了，眉毛被眉笔描得甚是分明，涂得又红又窄的嘴唇咬得紧紧的。毕竟我最后一次见岛本时双方都才十二岁，已是十五年前的事了。脸形多少让我隐约记起岛本少女时代的面影，但说是毫不相关的别人似乎也未尝不可。我所看清的只是她是脸形端庄的二三十岁女性，身穿值钱的衣服，而且腿有毛病。　　我坐在座位上冒出汗来，汗出得贴身衬衣都湿透了。我脱去风衣，又向女侍要了一杯咖啡。我问自己“你到底在干什么？”我是因为丢了手套来涩谷买新手套的，而发现这女子后，便走火入魔似的一路跟踪而来。按正常想法，理应直接问一句“对不起，您是岛本吗？”这样最为直截了当。可是我不愿意那样，只是默默地尾随其后，现在已经到了无法返回的地步。　　打完电话，她直接折回自己的座位，然后背对着我坐下，一动不动地眼望窗外景物。女侍走到她身边，问凉了的咖啡可不可以撤去。声音我没听见，估计是那么问的。她回头点了下头，好像又要了一杯。但新端来的咖啡她依然没动。我一边不时抬眼打量一下她的动静，一边继续装作看报的样子。她几次把手腕举到面前，看一眼图形银色手表。估计她在等谁。　　我心想这恐怕是最后的机会了。等那个谁来了，我就可能永远失去向她搭话的机会。然而我又无论如何都无法从椅子上起身。不要紧，我说服自己，还不要紧的，不急。　　这样相安无事地过去了十五至二十分钟。她一直在眼望外面的街道，之后忽然静静站起，挟起手袋，另一只手提起商店的纸袋。看来她已对等人不抱希望，或者本来就不是等人。看准她在收款机前付罢款走出门去，我也急忙站起，付了款朝她追去。眼见红色大衣从人群中穿过，我拨开人流朝她的方向冲去。　　她扬手叫出租车。片刻，一辆出租车闪烁着方向指示灯靠上路旁。必须打招呼了！钻上出租车就完了。不料刚朝那边跨步，马上有人抓住我的臂肘，力气大得惊人。痛并不痛，但力气之大使我透不过气。回头一看，一个中年男子正看着我的脸。　　对方比我矮五公分左右，但体格十分壮实，年龄大概四十五六，身穿决灰色大衣，脖子上围着开司米围巾，一看就知都是高档货。头发整齐地分开，架一副玳瑁框眼镜。看来经常运动，脸晒得恰到好处，想必滑雪来着，或者打网球也有可能。我想起同样晒成这个样子的喜欢打网球的泉的父亲。估计是正规公司身处高位的人，或是高级官员，这一点看其眼睛即可了然——那是习惯向许多人下达命令的眼神。　　“不喝杯咖啡？”他声音平静地说。　　我眼睛仍在追逐红大衣女子。她一边弯腰钻进出租车，一边从太阳镜里朝这边扫了一眼。我觉得她至少瞧见了这边的场景。出租车车门随后关上，她的身姿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了。她消失后，剩下我同那奇妙男子两人。　　“不多占用时间。”男子说，语调几乎感觉不出起伏。看上去他一未生气，二未激动，简直就像为谁顶住门扇似的稳稳抓着我的臂肘，脸上毫无表情。“边喝咖啡边说吧！”　　当然我也可以直接走开，就说自己不想喝什么咖啡，也没话跟你说，首先连你是谁都不知道，对不起我有急事。然而我一声不响地盯着他的脸看，继而点下头，照他说的再次走进刚才的咖啡馆。可能是我害怕他握力中包含的什么，我从中感觉到了类似奇异的一贯性的东西。那握力既不放松，又不加强，如机器一般准确地紧抓住我不放。我无法判断如果拒绝的话此人到底会对我采取怎样的态度。　　但害怕之余，好奇心多少也是有的，想知道往下他究竟要对我说什么话，对此颇有兴致。那或许会带给我关于那个女子的某种信息。在女子消失的现在，这男子说不定将成为连接女子和我的唯一通道。何况毕竟在咖啡馆，总不至于对我动武。　　我和男子隔桌对坐。女侍来之前两人都一言未发。我们隔着桌子目不转睛地对视。随后，男子要了两杯咖啡。　　“你为什么一直跟在她后面呢？”男子用足够客气的语调问我。　　我默然不答。　　他以没有表情的眼神紧紧盯视我。“你从涩谷开始就紧跟不放，”男子说，“跟了那么长时间，任凭谁都要发觉的。”　　我什么也投说。料想是女子意识到我在跟她，进咖啡馆打电话把这男子叫来了。　　“不想说，不说也无所谓。你就是不说我也完全晓得怎么回事。”男子大约有些激动，但语调全然不失客气与平静。　　“我可以干出几种事来。”男子说，“不骗你，想干就干得出。”　　往下他便只是盯住我的脸，意思像是说不再解释也该明白吧。我依旧闷声不响。　　“不过这次不想扩大事态，不想挑起无谓的风波。明白吗？仅此一次。”说着，他把放在桌面上的右手插进大衣口袋。从中掏出一个白信封，左手则一直置于桌面。是个工作信封，没有任何特征，雪白雪白。“所以只管默默收下。想必你也不过是受人之托，作为我也想尽量息事宁人。多余的话希望你一句也别说。你今天没有看见任何特殊情形，也没遇见我，明白了吗？若是我知道你说了多余的话，上天入地我也会找出你算账。所以盯梢的事请到此为止。双方都不愿意节外生枝吧？不是吗？”　　如此说罢，对方朝我递出信封，就势站起，旋即一把抓起账单，大踏步离去。我目瞪口呆，依然坐在那里半天没动，之后拿起桌面上放的信封往里窥看：万元钞十张，一道摺也没有的崭新的万元钞。我口中沙拉沙拉发干。我把信封揣入风衣袋，走出咖啡馆。出门环视四周，确认哪里也没有那男子后，拦出租车返回涩谷。　　便是这么一件事。　　我仍保留着那个装有十万元的信封，就那样藏在抽屉里没动。遇到不眠之夜，我时常想起他的脸，就好像每当发生什么事，不吉利的预言便浮上脑际。那男子到底是谁呢？还有，那女子是不是岛本？　　事后我就此事件设想了几种答案，那类似没有谜底的谜语。设想完了又将其推翻，如此反复多次。那男子是她的情夫，把我当成了她丈夫雇用的摸底私人侦探之类——这是最具说服力的设想。而且那男子企图用钱收买我封我的口，或者以为我在跟踪前目睹了两人在一家旅馆幽会也未可知。这种可能性是充分存在的，二来也合乎逻辑。然而我还是无法打心眼里认同这个假设。其中有几点疑问：　　他说想干就干得出的几种事究竟是哪种事呢？为什么他抓我手臂的方式那么奇特呢？为什么那女子明知我跟踪却不坐出租车呢？乘出租车当场就可把我甩掉。为什么那男子在没弄清我是何人阶情况下就满不在乎地递出十万之多的日元呢？　　怎么想都是难解之谜。有时我甚至怀疑那一事件统统是自己幻觉的产物，是自己头脑中捏造出来的，或者是做了一个活龙活现的长梦、而梦披上现实的外衣紧紧贴在我的脑际。然而实有其事。因为抽屉中实实在在有白色信封，信封里又装着十张万元钞。这无疑是一切乃已然发生之事的物证——实有其事。我不时把那信封放在桌面上盯视。完全实有其事。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7.　　三十那年我结了婚。暑假一个人外出旅行时遇上了她。她比我小五岁。在乡间小道上散步时突然下起急雨，跑去避雨的地方正好有她和她的女友。三个人都成了落汤鸡，心情也因此得以放松，于是在天南海北的闲聊中要好起来。如果天不下雨或当时我带伞（那是可能的，因为离开旅馆时我犹豫了半天，不知该不该带伞），那么就不会碰上她了。而若碰不上她，恐怕我现在都将在出版教科书的公司工作，晚上一个人背靠宿舍墙壁自言自语地喝酒。　　每次想到这里，我都认识到这样一点：其实我们只能在有限的可能性中生存。　　我和有纪子（她的名字）可谓一见倾心。和她一起的那个女孩要漂亮得多，但吸引我的是有纪子，而且是不容分说的势不可挡的吸引。一种久违的吸引力。她也住在东京，旅行归来后也见了几次，越见越喜欢她。相对说来，她长相一般，至少不属于走到哪都有男人上前搭话那一类型。但我从她的长相中明确感受到了“专门为我准备的东西”。我中意她的相貌，每次见面都注视好大一会儿，强烈地爱着其中流露出的什么。　　“那么定定地看什么呢？”她问我。　　“你长得漂亮嘛！”我说。　　“说这样的话的，你是头一个。”　　“只有我才明白啊，”我说，“我是明白的。”　　起初她怎么也不相信，但不久便相信了。　　每次见面，两人都找安静去处说很多话。对她我什么都能畅所欲言。和她在一起，我得以深深感受到十多年来自己连续失却的东西的份量。我几乎白白耗掉了那许多岁月。不过为时不晚，现在还来得及。我必须抓紧时间多少挽回一点。每次抱她，我都能感到令人怀念的心颤，而分别以后，便觉得十分无助和寂寥。孤独开始伤害我，沉默让我焦躁不安。连续交往三个月后，我向她求婚了，那天距我三十岁生日只差一个星期。　　她父亲是一家中坚建筑公司的总经理，一个十分意味深长的人物。几乎没受过正规教育，但工作方面十分能干，又有一套自己的哲学。有的问题其看法过于偏执，令我实难苟同，不过又不能不佩服其某种特有的洞察力——遇上此类人物我生来还是头一遭。虽说他乘坐配有驾驶员的梅赛德斯，但不怎么有盛气凌人的地方。我找上门，说要同其千金结婚。　　“双方都已不是小孩了，既然互相喜欢，结就结吧。”他只说了这么一句。在世人眼里，我不过是个不起眼的公司的一个不起眼的职员，但对于他这似乎无关紧要。　　有纪子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哥哥准备继承父业，在公司里当副总经理。人诚然不坏，但同其父相比，总好像缺少份量。三姐弟中正在读大学的妹妹最为外向和新潮，习惯对人发号施令，以致我心想由她继承父业岂不更合适。　　婚后过了大约半年，岳父把我叫去，问我打不打算辞掉现在的工作。原来他已从妻口中得知我不大中意教科书出版社的工作。　　“辞掉是一点问题也没有，”我说，“问题是往下干什么。”　　“不想在我的公司干？工作是辛苦点儿，工资可是不错的哟！”　　“我的确不适合编教科书，不过建筑业恐怕更不适合。”我说，“受您邀请自然非常高兴，可是做自己不适合的工作，其结果是给您添麻烦的，我想。”　　“那倒也是。不适合的事不能硬干。”岳父说。看样子他早已料到我会这样回答。当时两人正喝着酒。由于长子差不多滴酒不沾，所以他经常与我同饮。“对了，公司在青山有一栋楼。眼下正在建，下个月基本能竣工。位置不错，建筑物也不错。现在看起来是靠里一些，将来会有发展。愿意的话，不妨做点买卖。因为是公司所有，房租和定金自然按行情收取。不过如果你真想干，钱多少都可以借给。”　　我就此想了一会儿。提议不坏。　　这样，我在那座楼的地下开了一家放爵士乐的够档次的酒吧。学生时代我一直在那种酒吧里打工，大致上的经营诀窍还是心中有数的。例如拿出怎样的酒食、将客人定位在哪一层次啦，播放怎样的音乐啦，什么样的装修合适啦，基本图像都已装在脑子里。装修工程全部由妻的父亲承担。他领来一流设计师和一流专业装修人员，以就行情来说相当便宜的工钱叫他们做得相当考究。效果确实不俗。　　酒吧很兴旺，兴旺得远远超出预想。两年后在青山另开了一家。这个规模大，带钢琴三重奏乐队。时间花了不少，资金投入很多，但店办得相当有生机，客人也来得频繁。这么着，我总算喘过一口气，总算抓住别人给的机会办成了一件事。这时候我有了第一个孩子，是女孩儿。开始阶段我也进吧台调制鸡尾酒，后来开到两家，便再没有那样的工夫了，转而专门负责经营管理：洽谈进货，确保人手，记账，注意凡事不出差错。我想出了种种方案，并及时付诸实施，食谱也由自己多方改进。以前我没有意识到——看来自己很适合干这个活计。我喜欢做什么东西从零开始，喜欢将做出来的东西花时间认真改良。那里是我的店，是我的天地。而在教科书公司审稿期间，我绝对不曾品尝到这种快乐。　　白天处理好各样杂务，晚间就在两家店里转。在吧台品尝鸡尾酒，观察顾客反应，检查员工的工作情况，听音乐。虽然每月要偿还岳父借款，但收入仍相当可观。我们在青山买了三室一厅，买了宝马320 。有了第二个小孩，也是女孩儿。我成了两个女儿的父亲。　　三十六岁的时候，我在箱根拥有了一座小别墅。妻子为自己购物和小孩儿出行方便，买了一辆红色的切诺基吉普。两家店效益都相当不错，满可以用那些钱来开第三家，但我无意增加店数。店增加了，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照看得那么细，光是管理恐怕都要把我搞得筋疲力尽。而且，我不愿意为工作牺牲自己更多的时间。就此同妻的父亲商量时，他劝我把剩余资金投入股市和不动产，那样不费事也不费时间。我说无论股市还是不动产自己都可谓一窍不通。“具体的交给我好了，你只要按我说的做就不会有错，这方面我有一整套操作方法的。”于是我按他说的投资，结果短时间内便获得了相当丰厚的回报。　　“如何，明白了吧？”岳父说，“事物自有其操作方法。若是当什么公司职员，一百年也别想这么顺当。成功需要幸运，脑袋必须好使，理所当然。不过光这个不够，首先要有资金。没有充足的资金，什么都无从提起。但比这更要紧的是掌握操作方法。不懂操作方法，其他的就算一应俱全，也什么地方都到达不了。”　　“是啊。”我说。我很清楚岳父的意思。他所说的操作方法，指的是迄今为止构筑的体系——把握有效的信息，编织人事关系网，投资，提高经济效益，便是这样一种复杂而牢靠的体系。由此获得的钱再巧妙地钻过五花八门的法律网和纳税网，或改换名目变更形式使其增值。他要告诉我的就是如此体系的存在。　　的确，如果不碰上岳父，恐怕我现在仍在编教科书，仍住在西荻洼那个不怎么样的公寓里，仍开着那辆引擎失灵的半旧皇冠。我想我确实在现有的条件下干得有声有色，短时间内便使两家店走上正轨，雇用了三十多名员工，取得了远远超过正常标准的效益，连税务顾问都为之赞叹。店的声誉也不错。话虽这么说，这个程度头脑的人世上任凭多少都有。这点名堂，即使不是我而是其他人也都能鼓捣出来。离开岳父的资金及其操作方法，凭我自己恐怕一事无成。这么一想，心里不能不生出一丝不快，就好像自己一个人通过邪门外道、使用不公平手段而占了便宜。毕竟我们是经历过六十年代后半期至七十年代前半期风起云涌的校园斗争的一代，情愿也罢不情愿也罢，我们都是从那一时代活过来的。极为笼统地说来，我们是生吞活剥了战后一度风行的理想主义而对更为发达、更为复杂、更为练达的资本主义逻辑唱反调的一代人。然而我现在置身的世界已经成了由更为发达的资本主义逻辑所统领的世界。说一千道一万，其实我已经在不知不觉之中被这一世界连头带尾吞了进去。在手握宝马方向盘、耳听舒伯特《冬日之旅》、停在青山大街等信号灯的时间里，我蓦然浮起疑念：这不大像是我的人生，我好像是在某人准备好的场所按某人设计好的模式生活。我这个人究竟到何处为止是真正的自己，从哪里算起不是自己呢？握方向盘的我的手究竟多大程度上是真正的我的手呢？四周景物究竟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景物呢？越是如此想，我越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但可以说我还是过着大体幸福的生活的，我想。能够称为不满的东西在我是没有的。我爱妻子。有纪子是个稳重的做事考虑周全的女性。生孩子后多少开始发胖，减肥和健身成了她心目中的重要事项。但我依然觉得她漂亮，喜欢和她在一起，喜欢同她睡。她身上有某种抚慰我安顿我的东西。无论如何我都不想重返二三十岁期间寂寞孤独的生活。这里是我的场所，在这里我能得到爱、得到保护，同时我也爱妻女保护妻女。对我来说，这是全新的体验，是始料末及的发现——原来自已是可以从这个角度干下去的。　　我每天早上开车把大女儿送去幼儿园，用车内音响装置放儿歌两人一起唱，然后回家同小女儿玩一会儿，再去就近租的小办公室上班。周末四人去箱根别墅过夜。我们看焰火，乘船游湖，在山路上散步。　　妻子怀孕期间，我有过几次轻度的婚外性关系，但都适可而止，时间也都不长。每个人我只和她睡一两次，最多三次。坦率地说，甚至明确的偷情意识我都不具有。我所寻求是“同什么人睡觉”这一行为本身，作为另一方的女人们想必也是同样。为避免过分深入，我慎重地选择对象。那时我大概是想通过和她们睡觉而尝试什么，看自己能从她们身上发现什么，她们能从我身上发现什么。　　第一个孩子出世后不久，我接到老家转来的一张明信片，内容是通知参加葬礼。上面写着一个女子的姓名，她死于三十六岁。邮戳是名古屋。名古屋我一个朋友也没有，想了半天，想起这女子原来是住在京都的泉的表姐。她的名字早已忘了，其父母家是名古屋。　　不言而喻，寄来明信片的是泉。除了她没有人会向我寄这东西。泉何苦寄这样的通知呢？一开始我感到费解。但拿着明信片看了几次，我从中读出了她僵冷的感情。泉没有忘记我做的事，也没有原谅。她想让我知道这一点，于是寄来了这张明信片。想必泉现在不很幸福，直感这样告诉我。若很幸福，她不至于往我这里寄这种明信片，即使寄也会写一句附言什么的。　　之后我想起泉的表姐，想她的房间和她的肉体，想两人大动干戈的场面。那一切曾经那般活生生地存在，如今却了无踪影，如随风吹散的烟。猜不出她是怎么死的，三十六不是一个人自然死亡的年龄。她的姓氏没有变——或未婚，或结过离了。　　把泉的情况告诉我的是一个高中同学。他从《布鲁斯》杂志的“东京酒吧指南”特集上看到我的照片，得知我在青山经营酒吧。他走到吧台我坐的地方，说道“好久不见了，还好吧”。不过他并非专门来看我的，是和同事前来喝酒。正巧我在，于是过来打招呼。　　“这里来了几次，以前。地点离公司近。不过完全不知道是你开的。世界也真是小。”他说。　　在高中时，总的说来我是班上不大合群的角色，而他则学习好体育也行，是地地道道的年级委员那一类型。人也温和，不多嘴多舌，给人的感觉可以说很不错。他属于足球部，原本人高马大，现在又长了不少多余的脂肪，下巴成了双重，藏青色西装的腰部显得有些吃紧。“都是接待造成的，”他说，“贸易公司这地方真是干不下去。加班多，左一个接待右一个接待。动不动就调动。成绩糟的给一脚踢出，成绩好的破格提升，不是正经人干的买卖。”他的公司在青山一丁目，下班路上可以走着来我酒吧。　　我们聊了起来，都是时隔十八年才重逢的高中同学所聊的内容：工作怎么样啦，结婚后有几个小孩啦，在哪里见到谁啦等等。这时他提起了泉。　　“当时有个女孩和你来往吧？常在一起的女孩子——是叫大原什么的吧？”　　“大原泉。”我说。　　“对对，”他说，“叫大原泉。最近见到她来着。”　　“在东京？”我一惊。　　“不不，不是东京，在丰桥。”　　“丰桥？”我更为吃惊，“丰桥？爱知县那个丰桥？”　　“是的，是那个丰桥。”　　“莫名其妙，怎么在什么丰桥见到泉的呢？泉为什么在那样的地方？”　　他似乎从我的声调中听出了某种硬邦邦不自然的东西。“为什么不晓得，反正是在丰桥见到了她。”他说，“啊，也没什么特别值得说的，就连到底是不是她都没搞清。”　　他又要了一杯加冰威士忌wild turkey（译注：wild turkey：英语“野味火鸡”之意。）。我喝着伏特加金利特。　　“不值得说也没关系，只管说。”　　“或者不如说不光是这个。”他以不无困窘的声音说，“之所以说不值得说，是因为时不时觉得事情好像不是实际发生的，感觉非常奇妙，简直就像做了一个活龙活现的梦。本来实有其事，却不知什么缘故，竟觉得不是真的——说不好怎么回事。”　　“是实有其事吧？”我问。　　“是实有其事。”　　“讲来听听。”　　他很无奈地点了下头，喝一口端来的威土忌。　　“我去丰桥，是因为妹妹住在那里。去名古屋出差，加上星期五事就办完了，决定在丰桥妹妹家住一晚上。这么着，在那里见到了她。一开始我心想世上真有相像的人，没想到真就是大原泉，哪里会想到在丰桥妹妹公寓的电梯里见到她呢，何况脸都变了许多。连我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会一眼看出是她，一定是直觉的作用。”　　“是泉不错吧？”　　他点点头。“碰巧她和我妹妹住一个楼层。我们在同一层下电梯，往同一方向走。她走进和我妹妹房间隔两个门的前面的房间。我心里犯嘀咕，就过去看了名牌，上面写着大原泉。”　　“对方没注意到你？”　　他摇头道：“我和那孩子同班倒是同班，但没有近近乎乎说过话。况且同那时相比，我重了二十公斤，不可能注意到。”　　“不过真是大原泉不成？大原这个姓不是怎么罕见的姓，长得相像的人也不在少数。”　　“问题就在这里。这点我也想到了，就问了妹妹，问大原那人是怎样一个人。于是妹妹把公寓住户名册拿给我看。喏，就是常有的那种。她是管收取重新粉刷墙壁的公积金啦什么的。住户名字全都写在上面，分明写着大原泉，‘泉’是用片假名写的。姓用汉字写太原、名用假名写泉的不是很多的嘛。”　　“那么说，她还独身？”　　“这个妹妹也不知道。”他说，“在那座公寓里，大原泉是个谜一样的人物，跟谁都不说话，走廊上碰见时打招呼也不应声，同事按门铃也不出来，在家也不出来。在左邻右舍中间不像很有人缘。”　　“噢，那肯定看错人了。”我笑着摇头，“泉不是那种人。见了人，她没必要都笑眯眯打招呼的。”　　“0K，大概是看错人了。”他说，“名同人不同。反正别说这个了，没什么意思。”　　“那个大原泉可是一个人住在那里？”　　“想必是。没人看到有男人出入，连靠什么维持生计都无人知晓。全是谜。”　　“那，你怎么看？”　　“怎么看？看什么？”　　“看她嘛，那个名同人不同什么的大原泉嘛。在电梯上瞧见她时你怎么想的？就是说，样子像是有精神，还是不大有精神——看这个嘛。”　　他想了想说：“不坏啊。”　　“不坏？怎么个不坏法？”　　他咣啷咣啷地摇晃威士忌杯。“当然相应地也上了年纪。也难怪，三十六了嘛。我也好你也好，全都三十六了。新陈代谢也迟钝了，肌肉开始衰老。不可能老是高中生。”　　“那自然。”我说。　　“别再说这个了，反正人对不上号。”　　我叹口气，手放在吧台上看着他。“跟你说，我是很想知道，也必须知道。实话跟你说，高中快毕业时我和泉分手分得很惨。我干了一桩糊涂事，伤害了泉，那以后就没办法知道她的情况了。不知她现在何处，不知她做什么。这件事一直堵在我胸口，所以希望你如实告诉我，什么都可以，好的也罢坏的也罢。你已知道她就是大原泉的吧？”　　他点点头，“那么我就直说好了：没错儿，是那孩子。当然，这么说有点对你不起。”　　“那，她到底怎么样了？”　　他沉默有顷。“跟你说，有一点希望你能理解——我也是同班，也觉得那孩子可爱来着。性格好，讨人喜欢，长得倒不特别漂亮，但怎么说呢，有魅力，有让人心动的地方，是吧？”　　我点点头。　　“真的实话实说可以么？”　　“请请。”我说。　　“也许你听了不太好受。”　　“没关系，就是想了解实情。”　　他又喝了一口威士忌。“看见你和她总在一起，我很羡慕。我也想有女朋友的嘛——啊，到现在才能直言相告。正因如此，我才清楚地记得她的模样，已经真真切切烙在脑袋里了。所以十八年后在电梯中相遇才能一下子记起，尽管是不期而遇。也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自己没有讲那孩子坏话的任何理由。对我都是个不小的震动，我也不愿意承认。但我还是要说：那孩子不再可爱了。”　　我咬住嘴唇：“怎么不可爱呢？”　　“公寓里好多孩子都害怕她。”　　“害怕？”我摸不着头脑，定定地看他的脸，心想这小子是用词失当。“怎么回事？害怕是怎么回事？”　　“算了，真的别再说这个了。本来就不该提起的。”　　“她对孩子们说什么了？”